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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要“完蛋”了吗?也许该换掉你的iPhon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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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要“完蛋”了吗?也许该换掉你的iPhone了

PATRICK McGEE
Lucia Buric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的下一部iPhone会不会要2000美元?还是更贵?这个问题的答案,连同美国最富有的公司和我们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的未来,都取决于一个人,他肩负着非常棘手的任务。
将触屏手机变为现实的梦想家或许是乔布斯,但让苹果的营收和股价突破天际的,却是他那位低调的继任者蒂姆·库克的运营天赋和老练的政治手腕。库克在抵御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威胁时所取得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一边百般讨好特朗普,一边对苹果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未做任何改变,把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
如今特朗普重返白宫,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之高已严重威胁到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的绝对优势。很显然,库克若想故技重施,难度会比上次更大。若他失败——大多数人都不看好他——将对苹果公司、股市乃至更为广泛的经济造成重创。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自2011年以来,苹果基本上一直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之前,其市值约占标普500指数的8%。如果你的退休金投资于指数基金,那么苹果公司就是你最大的单笔投资。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像该公司在2019年初所做的那样,光是发布季度盈利预警,就足以让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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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个事实:将生产转移到美国——这是特朗普极端关税政策所宣称的目标——对苹果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苹果约90%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而且也是苹果在过去25年里持续重金投入人力、设备和工艺创新的唯一国家。
Wedbush的分析师估算,美国本土组装iPhone的成本将是目前价格的三倍多,约3500美元。更糟的是,美国根本缺乏大规模制造苹果产品所需的制造技术、产业集群,甚至没有大规模生产苹果产品所需的人口密度。
许多苹果供应商极度依赖中国进城务工的低薪劳动力,据估计这类工人的数量在3亿到5亿成年人之间,即便取下限,这个数字也几乎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男女老少统统包括在内。在繁忙的假日季,这些工人对于苹果实现日产百万部iPhone(每部含约1000个零部件)至关重要。将全部产能移出中国,很可能要耗资数千亿美元。
因此,在2016年,当特朗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抵制苹果产品,并威胁要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时,难怪库克这位低调的民主党人、LGBTQ权益和多元化倡议的坚定支持者,展开了魅力攻势。他特意给特朗普打电话,还经常拜访他。第二年,特朗普说,库克发誓要在美国建造“三座大工厂,漂亮的工厂”。
这种奉承奏效了,苹果公司获得了特朗普关税的广泛豁免。但苹果在美国没有建造任何工厂。它的首席执行官只是成功耗完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从那以后,苹果与中国的关系愈发紧密。我的报道显示,苹果公司通过帮助中国企业模仿然后取代那些在过去十年里助力中国建立起科技制造业优势的跨国竞争对手,赢得了中国官员的好感。苹果公司的年报显示,从2012年到2023年,其顶级供应商名单中的中国供应商数量增加了两倍多,达到52家,挤掉了美国和台湾的竞争对手。
Nic Coury/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库克向特朗普2025年的总统就职典礼捐款100万美元,并出席了典礼。几周后,苹果公司承诺在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支出并投资”5000亿美元,以扩大“对美国制造业的支持”。特朗普吹嘘说,这项投资体现了他的“美国优先”议程。
仅凭这个承诺还不足以拯救苹果。特朗普的一些顾问肯定意识到,苹果的承诺可能是无稽之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该公司将投入近5000亿美元;公告中只提到了四项新举措,其投资总额可能连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除非计算结果为了误导,故意包含了与美国制造业毫无关系的回购和分红,或者另有未公开的进一步计划,否则这一承诺就像库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所作的一样,只是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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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次,特朗普的关税要严厉得多。关税于周三生效,这是自乔布斯1997年回归拯救濒临破产的苹果公司以来,苹果业务面临的最大威胁。罗森布拉特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估计,这些关税可能使苹果公司的年利润减少400亿美元。特朗普不仅在上周表示将对中国征收54%的高额关税(包括之前加征的关税),而且还将至少其他90个国家包括在内,从而有效地切断了苹果公司通过越南(税率46%)或印度(税率27%)改变产品路线的努力。中国以自己的关税措施进行回应,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迹象。特朗普也没有退缩,正在推动进一步加征的计划。
苹果公司陷入了困境,而且没有明显的出路。即使能立即将苹果的生产迁出中国,库克也有可能激怒北京,并危及苹果公司在那里价值约700亿美元的业务。他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将更多苹果产品的最终组装工作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同时把大部分复杂的制造环节留在中国——这是一条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危险的道路。自去年12月底达到峰值以来,苹果公司的股价已经蒸发逾1万亿美元。
如果特朗普这次不能识破苹果的政治手段,那他可就太愚蠢了。话又说回来,他往往更看重表象而非原则。任何押注苹果未来的人都应该希望库克手里还有一张外交王牌。但这一次,他的胜算实在不大。

Patrick McGee) 是即将出版的《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一书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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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让美国陷入了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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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让美国陷入了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
Getty Images
特朗普总统在其荒唐的全球征收关税计划上基本让步了,对此我有诸多感想,但总体而言,有一种想法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既然请了小丑来,就等着看马戏吧。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请来了一群小丑啊。
想想特朗普、他的首席蠢材——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助理首席蠢材——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以及副助理首席蠢材——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过去几周里,他们反复告诉我们:特朗普绝不会在关税问题上让步——理由任君挑选:需要阻止芬太尼杀死我们的孩子、需要增加税收为未来的减税埋单、需要迫使世界各国多买美国货。他根本不在乎华尔街的富人朋友对股市大跌的抱怨。
基于这些坚定不移的“原则”,特朗普给市场造成了巨大混乱——无疑导致无数美国人在恐慌中“割肉”抛售——之后,特朗普在周三突然大反转,宣布对大多数国家暂缓征收部分关税,为期90天,中国除外。
此举向世界和中国人传达的信息是:“我顶不住压力了。”若出书的话,书名可以叫《认怂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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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以为损失的只是金钱。一大堆宝贵的信任也化为乌有。过去几周里,我们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那些在9·11事件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国家——它们与中国或俄罗斯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将按照同样的公式被征收关税,没有任何亲友折扣。
你觉得这些美国曾经的亲密盟友还会再次与本届政府并肩作战吗?
拜登政府搞砸了阿富汗撤离行动,而且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我们眼前的这一幕就相当于它的贸易版。但至少拜登让我们摆脱了一场代价高昂且毫无胜算的战争,如今在我看来,这对美国的利远大于弊。
特朗普却让我们陷入了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与中国之间确实存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确实需要解决。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是对的。中国现在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假以时日,如果任其发展,有一天它几乎可以为全世界所有人生产一切产品。这对我们、欧洲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这甚至对中国来说也不是好事,因为它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到出口行业,忽视了本就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令公共卫生体系更加捉襟见肘。
但当面对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有14亿人口,具备丰富的人才库以及优良的基础设施和高储蓄率,那么谈判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我们这边的筹码。而获得筹码的最佳途径本应是特朗普联合我们在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越南、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组成统一战线。让这场谈判变成全世界与中国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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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对北京说:我们所有人都将在未来两年内逐步提高对你们出口的关税,以迫使你们从外向型经济转向以国内为导向的经济。但我们也会邀请你在我们的国家建立工厂和供应链——成立各占50%股份的合资企业——就像你曾经迫使我们做的那样,把你的专业技术传授给我们。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不会太繁荣,也不会太稳定。
但特朗普没有让整个工业世界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而是让美国与整个工业世界以及中国为敌。
现在,北京知道特朗普不仅退缩了,他还彻底得罪了盟友,而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话根本不可信,我们的许多盟友可能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与我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了。相反,他们可能会将中国视为比我们更可靠、更稳定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是多么可悲、可耻的表现。解放日快乐!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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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正中中国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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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正中中国下怀

托马斯·弗里德曼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过去四个月两次访问中国后,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变着法儿地跟人说一句话:伙计们,你们根本不明白。
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和死亡率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但也对我们了解中国的能力产生了可怕的影响。疫情暴发之初,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高管纷纷离开中国。之后,他们很少有人再回去,而是把在华业务委托给当地经理人管理。在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北京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实现了被世界忽视的巨大飞跃。它创造了一个历史上可能从未见过的制造引擎。
中国已经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制造业(2000年仅为6%),无论是汽车、机器人还是手机,如今中国的生产不只是更便宜、更快速了。是更便宜、更快速、更优质、更智能——随着中国一股脑地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它制造的一切产品中去,这一切还将得到大幅提升。
这个引擎是几十年来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方面大量投资的产物——而且是在一个人们随时准备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周工作六天的社会里。在中国建设这一切的同时,美国最大的新产业是政治两极分化,以及让孩子们沉迷于TikTok和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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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新闻编辑部同事柏凯斯(Keith Bradsher)周一发自中国的文章
中国央行最近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中,国有银行向工业借款人额外放贷1.9万亿美元。在中国各地的城市边缘,新工厂正在日以继夜地建设,已有工厂也在进行机器人和自动化升级改造。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和进步正在掀起一波出口浪潮,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可能导致工厂关闭和裁员。“海啸正向每个人袭来,”前总统拜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说。
这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战略如此愚蠢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对全世界征收关税,而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工业盟友团结起来,对中国说:你不可能为所有人制造一切。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它只占全球消费的13%。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不仅让美国和欧洲感到恐慌,也让巴西、印尼、印度和其他国家感到恐慌;就连俄罗斯也突然减少了从中国的汽车进口。
特朗普不应该制定以关税对抗全世界的战略,而应该让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工业民主国家对抗中国。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效地协商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既能迫使中国将其精力转向国内——投资其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和医疗体系,刺激其国内需求——又能邀请中国在密歇根州哈姆特拉克而不是河内建造新工厂,并将其技术和供应链以双方各占50%的合资方式转让给我们。
不幸的是,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正忙着在格陵兰岛秀肌肉;因为我们的高级将领对亲爱的领袖不够唯唯诺诺而解雇他们;因我们的欧洲盟友太过“觉醒”而侮辱他们,就这样,总统和副总统浪费了有效对付强大的中国引擎所需要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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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商界领袖真正不明白的是:特朗普和JD·万斯的乖张举动已经吓坏了中国和欧盟。当他们看到一位美国总统无视他亲自谈判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时,他们会问自己:我们怎么能相信我们与他达成的任何协议?这可能会让中国和欧盟走得更近。
我听到我的美国同胞们说:只要等到中期选举,让民主党人重新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我们就会没事的。抱歉,各位,我们等不了那么久。这种不稳定的领导再持续20个月左右,我们的国家将无可挽回地分崩离析。我们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能有几个共和党人站出来,走到对面去——现在就行动,制止这场毁灭性的人为经济灾难。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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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看到了世界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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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看到了世界未来的样子

托马斯·弗里德曼
Ben Hickey
前几天在上海,我面临一个选择:去看哪个明日世界?是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看那个美国设计的假明日世界呢,还是去真正的明日世界?后者是由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打造的巨型研发中心,面积大致相当于225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我选择了华为的研发中心。
这个中心引人入胜、令人赞叹,但最终却令人深感不安:它生动地印证了一名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美国商人在北京对我说的话。“以前,人们是去美国看未来是什么样的,”他说。“现在他们来这里看。”
我从未看到过像华为园区这样的地方。它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建成了,由104栋设计独特的建筑组成,修剪整齐的草坪覆盖着整个园区,还有迪士尼式的小火车将园区连接起来,园区最多可容纳3.5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实验室,100家咖啡馆,还有健身中心,以及其他旨在吸引最优秀的中外科技人才的额外待遇。
练秋湖研发中心基本上可以说是华为对美国试图将其扼杀的回应,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从2019年开始限制向华为出口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美国技术。禁令曾给华为造成巨大损失,但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公司已寻求通过创新来突破封锁。正如韩国《每日经济新闻》去年报道的那样,那一直是华为在做的事情:“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华为去年仍推出了使用先进半导体的‘Mate 60’智能手机系列,令世界震惊。”华为后来还推出了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智能手机,并发布了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鸿蒙,与苹果和谷歌的操作系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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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还涉足人工智能领域,为从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到能替代人类矿工的自动采矿设备等创造所需的技术。华为高管说,仅2024年一年,公司就在中国各地为电动汽车安装了10万个快速充电桩;相比之下,美国国会已在2021年为建设充电桩网络划拨75亿美元,但截至去年11月,该网络只在12个州建成了214个可使用的充电桩。
把这点用特写镜头展现出来,简直令人恐惧。特朗普总统把注意力放在美国的跨性别运动员能参加哪些比赛上,中国则把注意力放在用人工智能改造本国的工厂上,以便超越我们所有的工厂。特朗普的“解放日”战略是加倍征收关税,同时摧毁推动美国创新的国立科研机构和工作人员。中国的解放战略是,为让本国从特朗普的关税中彻底解放出来而开设更多的研发园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
中国政府向美国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怕你。你们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我们。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例证一:《华尔街日报》2024年的报道称,华为“去年的净利润增长了一倍多,标志着这家公司惊人的复苏”,“在国产芯片上运行的”新硬件刺激了这种复苏。例证二:《华尔街日报》最近引用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到中国时的说法,他说,“我不认为他们能独立地做出太多的创新,但如果我们继续与他们分享所有这些技术的话,他们就能做出来。”
我们的一些参议员需要多出去看看。作为一名美国的议员,如果你要抨击中国,那请便——我甚至可能陪你来一轮——但至少你要先做好功课。如今,两党中这样做功课的人太少了,却有太多的共识,认为政治上安全的做法是抨击中国政府,高呼几声“美国,美国,美国”,说几句民主国家永远比独裁国家更具创新力的陈词滥调,然后就算了事。
我更喜欢用极其坦率的方式来讨论我们的弱点和优势、中国的弱点和优势,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在人工智能革命的前夕,将给我们两国带来最美好未来的战略叫作“美国工人与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合作、美国制造”,藉此来表达我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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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解释一下。
特朗普的异想天开
我认同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做法。那时,中国正在阻止某些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我们需要以对等的方式回应中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例如,中国政府一直在拖延美国信用卡在中国的使用,直到本土的支付平台完全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使中国成了一个无现金社会,几乎所有人都用手机上的移动支付应用来支付所有费用。上周,在北京的一个火车站,当我在一家商店里使用Visa卡付款时被告知,需要先将我的信用卡与一个移动支付应用(例如中国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绑定,这两款应用合计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90%以上。
我甚至同意特朗普加征有针对性新关税的做法,这对堵住中国把墨西哥和越南作为美国关税的后门可能有用,但需要把它作为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我不能同意的是特朗普的异想天开,那就是,只要在一个行业(或整个经济)周围筑起保护墙,然后——瞧!很快,美国的工厂就会蓬勃发展,它们能在美国用相同的成本生产那些产品,而且不会让美国消费者承受任何负担。
首先,这个想法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今几乎每种复杂产品——从汽车到iPhone、再到mRNA疫苗——都是由庞大且复杂的全球制造生态系统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产品不断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当然,如果要保护的是钢铁行业,我们的关税也许很快会对保护这种大宗商品起作用。但如果想保护的是汽车行业,认为只要筑起关税高墙就能做到的话,那你根本不了解汽车的制造过程。让美国汽车公司取代它们依赖的全球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所有的零部件,这需要多年时间。就连特斯拉也需要进口某些零部件。
但如果认为中国占据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靠的只是欺骗的话,那也错了。欺骗、抄袭,强制性技术转让,中国确实都做过。但中国制造业像今天这样如此强大的原因不仅是它能更便宜地生产东西,也因为它能更便宜、更快、更好、更智能地生产东西,而且正在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融入到产品中来。
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中国的健身俱乐部模式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曾长期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örg Wuttke)将其称为“中国的健身俱乐部”,其运作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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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教育开始。中国STEM专业的毕业生每年达350万人,大约相当于美国所有学科的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生总数。
有这么多STEM毕业生的国家能在解决任何技术问题上投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人才。正如《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Keith Bradsher)去年报道的那样:“中国有39所大学开设了培训稀土行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课程。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大都只偶尔开设相关课程。”
虽然许多中国工程学科的毕业生可能达不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水平,但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是世界级的,而且数量众多。中国有14亿人口。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中国是百万分之一的人才,仍有1400个和你一样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职业学校每年培养出成百上千万名电工、焊工、木匠、机械师以及水管工,因此如果有人想出了一种新产品,想建一个工厂来生产它,工厂很快就能建成。需要一个能把中国国歌倒过来唱的粉色圆按钮吗?中国明天就有人把它生产出来,而且能快速送货上门。中国的高铁已把550多座城市连接起来,这让我们的美铁Acela列车看起来像是旧时的驿马快递(Pony Express)。
中国正在不懈地追求将一切数字化,并用网络连接起来,快速进出酒店房间只需要刷脸。善用技术的乞丐们能把收款二维码打印出来,让路人用手机扫描一下后快速捐款。整个体系都是为速度设计的,包括如果你挑战中共统治的话,因为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你会很快被逮捕、很快消失。
如果我们不在关税壁垒后面建立类似的健身俱乐部模式的话,我们将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不可能靠关税来实现繁荣,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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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个月前也来过中国。在那次和这次访问之间,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者展示了他们研发自己的开源人工智能引擎DeepSeek的能力,而且使用了少得多的美国专业芯片。我能感觉到中国科技界的魔力。这种活力是实实在在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中国政府“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
一名曾在特斯拉工作过的中国年轻汽车工程师对我说:“所有的人现在都在插入了多少人工智能上竞争。人们现在吹嘘自己插入了多少人工智能。所有的人都很坚定。‘我将使用人工智能,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大家都在为那个东西做准备,就连只是在一条简单生产线上制造冰箱的人也说,‘我必须使用人工智能,因为我老板叫我那样做。’”
凯马特的购物者们请注意:有一个已经拥有像中国那样强大且数字化连接的制造业引擎,然后给这个机器的每个层面注入人工智能后,那就像给生产注入一种兴奋剂,能够优化和加速制造的各个环节,从设计到测试,再到生产。
对于美国议员来说,现在可不是因为害怕被称为“熊猫”拥护者而避免访问中国的时候。
正如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美国人林汉昇在上海和平饭店与我吃早饭时说的那样,“DeepSeek本不该让人感到惊讶。”但他继续说,由于美国所有那些新的“限制海外投资和抑制合作的做法,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毫无觉察。中国正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定义未来的技术标准。这将让我们在未来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
中国政府不想打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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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有很多优势,但它并不想与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许多中产阶级现在不开心。十多年来,许多中国人把钱用在买房子上,而不是存入银行,因为银行利息几乎为零。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许​​多人曾在泡沫膨胀期受益,后来政府在2020年收紧了银行提供给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后,他们又受到了冲击。
所以他们现在不想消费,因为房产收益没有了,而且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医保也很微薄。所有人都在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正如我的同事柏凯斯前不久报道的那样,经济放缓已让中国政府失去了刺激经济和提供补贴所需的税收收入。“中国政府手上用于帮助出口行业的备用资金减少了,该行业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可能受到关税的冲击”。
简言之,中国的健身俱乐部模式很厉害,但政府仍需要与特朗普达成一项保护本国出口引擎的贸易协议。
我们也需要这种协议。但特朗普已变成一个如此不可预测的行为者,随时都在改变政策,以至于中国官员严重怀疑是否能与之达成他会遵守的协议。
斯坦福大学的谈判专家米歇尔·盖尔凡德说:“为特朗普辩护的人认为,他的不可预测性让对手不知所措。但非常好的谈判者都知道,信任而非制造混乱,才是得到持久结果的关键。特朗普用“你输我赢”的方式做交易是一场危险的博弈。”她补充道,“如果他继续不计后果地把盟友当作对手,把谈判桌当作战场,美国不仅可能达成糟糕的协议,还可能发现世界上没有人再会与我们做交易了。”
在我看来,唯一的双赢交易是我所说的:美国工人与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专家合作,在美国制造。也就是说,我们只是需要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致富战略搬到美国来。中国那时的做法是:中国工人与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的技术、资本和伙伴合作,在中国制造。
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麦健陆(Jim McGregor)向我解释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前会来中国,成立与中国公司合资的企业。现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跨国公司说:如果你们想进入欧洲市场的话,可以带上你们的技术来跟我成立合资企业。
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是,一边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一边欢迎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通过要求它们把最好的制造创新授权给美国公司,或与美国公司合作成立股权平分的先进制造业合资工厂的方式。但必须要求中国在美国的合资企业稳步增加它们在当地采购的零部件数量,而不是无限期地进口零部件。
当然,这需要用巨大的努力来重建信任,信任在目前的两国关系中几乎完全缺失。这是实现合理双赢贸易的唯一途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走向双输的局面。例如,今年3月19日,得州参议院初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禁止以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为主要居住地的人,以及设在这些国家的组织在得州拥有财产。把中国列入这个名单简直是愚蠢:嘿,让我们禁止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吧,而不是为他们来得州投资创造激励措施和条件。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又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此视而不见的呢?你可以尽全力谴责全球化,但这不会改变我们和我们的命运已被电信、贸易、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我喜欢《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方式意味着一切》(How: Why How We Do Anything Means Everything)一书的作者多夫·塞德曼对这种情况的描述。他对我说,当涉及美国和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时,“相互依存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或是建立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共同发展,或是维持不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一起衰落。”
但无论我们选择那种做法,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两国的领导人过去都曾知道这点。最终,他们将重新认识到这点。我心中唯一的问题是:等到他们重新认识到这点时,曾经为两国创造了如此多财富的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还会剩下些什么?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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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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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龙应台
Ann Wang/Reuters
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是出了名的健谈,不久前,我在台湾南部坐上一辆计程车的后排座位后,司机转过身来,兴高采烈地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说道:“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
他说出了如今台湾各界普遍存在的担忧。特朗普总统撤回美国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并且于2月底落井下石在白宫羞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让台湾民众不禁思考:如果美国为了讨好俄罗斯而对乌克兰做那样的事情,那它会不会为了讨好中国对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呢?
几十年来,基于如果中国入侵美国会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期待,台湾领导人一直把我们与中国的对峙——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誓言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取台湾——说成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捍卫。这造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使得台湾的政客和民众未能及时就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最佳之道做出举国反思,以确保台湾民主制度的长期存续。
随着特朗普将民主价值观和美国的朋友抛在一边,台湾必须立即开始一场严肃的全国性对话,讨论如何以我们可接受的条件确保实现与中国的和平,而不是让大国决定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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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日常对话中,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协防承诺表示出越来越多的怀疑,并且会问:如果美国似乎不再愿意支持像乌克兰这样的友邦捍卫自由,那么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乌克兰年轻人是否白白浪费了生命?3月初,一个深受台湾大学生欢迎的网络平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民调,询问鉴于乌克兰的最新事态发展,受访者是否仍愿意保卫台湾抵御中国的进攻还是更倾向于投降。多数人选择了投降。
台湾总统赖清德似乎对这些情绪视而不见。他非但没有与台湾各界接触,就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发起一场紧迫的全国性讨论,反而选择制造恐惧、引发对抗,并且重拾冷战时期的那种黑暗言论。
3月13日,以中国的间谍活动、颠覆活动和军事威胁为由,赖清德正式将中国列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放话加强对与中国的商业、文化和其他联系的审查。他还宣布计划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以起诉涉嫌国家安全犯罪的台湾现役军人,该制度因人权原因于2013年废除。台湾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指责赖清德将台湾推向战争,中国则警告说他在“玩火”。
赖清德做法的问题在于,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支持。这并非我们现在才意识到的,因为特朗普不只是背叛乌克兰,他对捍卫台湾的承诺也已经让人起疑,他甚至指责我们从美国偷走了半导体业务。
我们早就痛苦地意识到,与任何国家一样,美国也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台湾,不管老幼,都知道1978年12月16日那天发生了什么,当时我们的蒋经国总统在凌晨两点被叫醒,被告知美国将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们这个冷战盟友抛弃,使我们陷入日益加深的外交孤立。特朗普的粗暴做法只是风格不同,而非实质上的差异。
在中国日益强大、美国背弃世界的情况下,台湾加强军事建设以遏制攻击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要以和平的方式保障自身自由,唯一途径是要以某种方式与中国达成和解。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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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两岸不相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但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关系逐渐解冻。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也就是2008年至2016年,两岸关系处于最佳状态。国民党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确保台湾稳定繁荣的途径。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在学术、文化和商业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甚至在2015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敌对之后,两岸和解似乎成为了可能。
但是窗口很快就关上了。在台湾,公众对与中国关系升温的怀疑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以严厉的镇压回应了始于2014年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之后,这种镇压至今仍在继续。民进党不信任中国并强调捍卫台湾主权,这有其正当理由,该党于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此后一直执政。与中国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对抗和恐惧之中。
但恐惧或许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恐惧滋生仇恨和不信任,以至于在台湾的政治话语中,即使建议与中国和平相处也会被视为天真、不爱国,或者更糟糕的:被斥为投降和背叛。
恐惧还滋生了加强控制的冲动,而赖清德正在追求的正是这种控制。我在1950年代的台湾长大,当时我们生活在戒严令下,一直担心中国的入侵。如今日益紧张的气氛——台湾购买美国武器、赖清德挑衅性地将中国称为敌人,以及针对两岸交流而重新出现的冷战式的猜疑——都让人觉得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威胁着和平以及台湾在建立开放的民主社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对台湾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不久将举行会晤。在和乌克兰发生那样的事情后,特朗普很有可能为了与习近平达成贸易或地缘政治协议,将台湾抛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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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台湾人都希望保护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我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和解,还是与中国的对抗。但有一点现在是清楚的:完全依赖美国、同时拒绝和对抗中国不再是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不首先确保和平,就不可能有民主。

龙应台是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她的作品包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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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的“赢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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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的“赢家”是中国

JASON FURMAN
Erik Carter
多年来,本地书店一直在占我的便宜。我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我给它钱,却只换回了书。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占我雇主的便宜,与雇主保持着贸易顺差,因为雇主给我工资,却只换回了教育服务。
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所做的各种交换显然是荒谬的。但这正是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于本周宣布的“对等关税”的依据。虽然细节尚未公布,但如果他真的贯彻执行,很明显,该计划将使本已达到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的关税进一步增加。其后果将是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财富缩水以及美国家庭的税收增加。它将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规则造成打击,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实力。
特朗普反复提出了许多征收关税的理由:它们将增加收入,由外国人买单。它们有助于美国的制造商和国家安全。它们将为对抗墨西哥芬太尼和加拿大主权提供筹码。所有这些理由都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以及大量虚假的成分。
但特朗普一再重申的一个论点是,其他国家正在占美国的便宜。他通过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来衡量这些国家占美国便宜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花在另一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上的钱比我们卖给它的商品和服务的钱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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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计算,产生这些赤字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设立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解决方案是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关税来回击,这要么保护了美国,要么能让其他国家降低壁垒,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减少或消除贸易逆差。
这个推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首先,进口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们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墨西哥牛油果)、更低的价格(韩国汽车),或者更高的质量(法国香槟)。美国公司得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并具有全球竞争力,因为它们使用进口钢材、汽车零部件和精密机械。此外,进口这些产品使我们能够将更多的生产和就业投入到更高生产率和更高工资的工作中,包括航空航天和软件设计等出口行业。
双边贸易逆差通常并不表明存在问题或不当行为。近年来,美国对巴西的出口大于进口,这一事实更多地是与巴西对美国石油和飞机的需求有关,而不是任何贸易壁垒。事实上,巴西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6%的平均关税,远高于美国对从巴西进口的商品征收的1%的关税。美国和法国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对他们的商品征收的关税比他们对我们的商品征收的关税高,但我们的进口多于出口。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关税水平与其总体贸易平衡之间通常没有相关性。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欧盟的27个国家,它们有相同的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但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各不相同。
那么,如果关税不会造成贸易逆差,那什么会呢?答案与一个国家是把钱存起来还是投资在工厂、基础设施和研究等方面有关。美国的投资大于储蓄,这有助于推动我们令人羡慕的生产力和增长。为了填补缺口,我们从海外吸引资金。外国投资者将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在美国投资。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欧元、日元和人民币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购买更多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卖给他们。这就是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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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对等关税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它们会减少贸易总量。美国将减少进口,因为外国商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昂贵。美国的出口也会减少,因为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的关税将使我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更加昂贵。
即使其他国家不对我们的关税采取报复措施,情况仍然很糟糕。以墨西哥的汽车关税为例。它们会导致美国人减少从那个国家购买汽车,因此我们需要的比索(购买汽车的货币)也会减少。随着对墨西哥货币需求的下降,其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也在下降。但是,强势美元使外国购买我们的出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无论哪种情况,贸易都会减少,这对消费者和工人都不利。(顺便说一句,如果关税真的能有效地降低贸易逆差,那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引发了经济衰退,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量或企业的投资。)
如果说所有的对等关税在理论上都是不好的,那么特朗普的关税在实践中可能会更糟。这是因为他不只是希望通过将美国关税提高一两个百分点(这是目前美国与许多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税率差异)来实现双方税率的均等。他是刻意挑选其他国家的关税高于美国的商品作为例子,而忽略了许多相反的情况。
总统甚至声称外国的增值税是对美国出口的歧视。的确,这些增值税适用于从橙子到汽车再到化妆品的美国商品。但它们同样适用于欧洲的橙子、汽车和化妆品。它们并不歧视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要求欧洲国家改变这些税收,就意味着要求他们改变税收制度的核心方面。他们怎么会同意呢?
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将平均关税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在他今年已经实施的所有贸易措施中,关税又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对等关税可能会增加更多。总而言之,在他最新一次贸易战的前四个月里,关税增幅可能是他第一个任期四年的五到10倍。
有很多人在谈论这是否会使整个经济崩溃。关税造成的商业不确定性大幅增加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高盛估计,考虑到新一轮的关税,经济增长将下降约0.5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进口商品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虽然可以换算成每个家庭约1000美元,但它会推高通货膨胀率。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已经宣布的所有关税造成的伤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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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将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关税,但这些税收很可能用于向高收入家庭倾斜的减税。自特朗普今年2月首次发出关税威胁以来,股市已经损失了超过3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越来越远离进口、出口和全球供应链的好处,这种损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由此将助推的地缘政治重新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让这些国家在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做出选择,它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经济关系走到哪里,政治关系就会走到哪里。本周的关税是伤害美国经济和创建一个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的又一步。

Jason Furman是观点文章撰稿人,他是哈佛大学经济政策实践教授,曾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图片来源:ZargonDesign 和 Arthur Morris/Getty Images。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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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断绝关系,我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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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断绝关系,我没有后悔

EAMON DOLAN
Shuhua Xiong
十二年前,我和母亲断绝了关系。我们小时候,她数以百计次殴打我和她的其他儿女,还对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可被认定为情感虐待的行为,从辱骂、没完没了的数落到羞辱,再到精神操控。她的虐待一直持续到我40多岁。在历经多年徒劳地试图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后,我最终和她彻底断绝了往来。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料到自己会感到愧疚和悲伤,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没想到自己还会感到喜悦。与母亲断绝关系是我人生中最具变革性、最让我感到解脱的时刻之一。它让我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振奋情绪——平静、自豪、欢欣,甚至还有愤怒(没错,愤怒有时也能让人振奋)。
但在随后几年里,我基本上将这种喜悦深藏心底。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日子里,我的喜悦之情都被羞耻感所掩盖。
疏远亲人——切断或限制与亲人的联系——是一个文化禁忌,这使得即使是最善良的人也不会去向那些在这方面最急需也最应当得到帮助的人提供支持。当我告诉别人我写了一本书,主张和给我们造成身心伤害的亲人保持距离时,最常见的回应是表示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一定是为我们这些选择疏远亲人的人而发。许多人担心的是那些被断绝关系的家庭成员。他们会问:“这对你的亲人来说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吗?” 或者“完全不联系是不是有点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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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一味地执着于和解,甚至认为建议断绝关系是不道德的。有些人公然质疑我的道德观念,提醒我说,在我母亲那一代人中,打孩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或者向我保证说她已经尽力了,又或者指责我拒绝原谅和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样的评判,我都无法给出恰当的回应:施虐者的无知、所处的时代或自身的状况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借口,就如同她对我们的伤害也不能成为我们去虐待他人的理由一样。
我自己遭受虐待和疏远亲人的经历以及我与其他数十位幸存者交流的情况让我坚信,在很多时候,与施虐亲人疏远是最合乎道德的选择。鼓励人们继续维持那些伤害他们的关系才是不道德的。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一直迫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家庭的完整,而当我们未能做到时,又会对我们横加指责。“血浓于水”这样的陈词滥调最近又被一些专家和心怀不满的亲属们拿来反复提及,他们抱怨社交媒体上诸如“有毒家庭”和“断绝联系”等话题标签的泛滥。批评者们的不满五花八门,有人将其斥为爱抱怨、被宠坏的千禧一代在TikTok上制造的一时风潮,这些千禧一代在寻常家庭生活的起伏中都能看到创伤,还有人攻击那些提倡与家人疏远的心理治疗师,指责他们无视了行业中“不可伤人”的准则。这种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与亲人疏远时,最常提及的一些原因包括虐待、忽视、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以及成瘾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家庭成员造成了伤害。
从宗教到心理学再到流行文化,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的这种反对与亲人疏远的态度源于一种深刻且往往是故意的无知。这种无知关系到虐待儿童现象的普遍性、它在童年及之后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以及与施虐亲人疏远后所能带来的深度治愈。许多人——甚至包括虐待幸存者——都未能认识到最常见的虐待形式,也没有理解这些虐待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
很少有人会否认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属于虐待,很多人也会认同身体伤害是虐待,尽管美国50个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打孩子。但情感虐待这种更常见也最有可能持续到幸存者成年后的虐待形式却常常被无视。而“忽视”这个最常见的虐待形式本身就是我们文化中最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危害最大的问题之一。
直到我开始为写书做研究时,我才发现,对这一问题的普遍沉默掩盖了虐待与疏远相互交织的现象。这种沉默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往往始于家庭内部。孩子们天生就会认为,他们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并且会把照顾他们的人奉若神明,无论这些人如何对待他们。施虐者通过让孩子们相信他们活该被虐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学校和教堂等机构可能会加剧这种污名化,要么传递一些潜在有害的信息,比如“孝敬父母”和“要以德报怨”,要么根本就对此不做任何教导。此外,还有那些可能目睹了虐待行为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的亲戚、邻居和朋友们,他们这种不作为也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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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也使家庭功能失调变得常态化,默认鼓励我们忍受难缠的亲人,而不是与他们疏远。从《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到《继承之战》(Succession)等热门电视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家族,其中的行为如果不是亲人在实施,估计就会被认为有虐待之嫌了,但是,一季又一季,这些家族维系在一起。我们还被大量的自助书籍、播客和视频所包围,这些内容都敦促我们抛开悲伤,选择原谅和忘却,对我们所拥有的心怀感激,接受一切发生皆有其因的观点,只有往好处想才会有好事发生。这种有害的积极态度让我们忽视自己的情感,压抑自己的痛苦,从而让施虐者以及助长这种行为的文化得以逃脱应有的指责。
所有这些因素乃至更多其他因素都掩盖了虐待行为的范围和影响。研究表明,虐待儿童可能会增加一个人在成年后患上一系列疾病的风险,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肺部疾病癌症中风抑郁症焦虑症成瘾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自杀念头等等。很少有幸存者意识到这些状况是虐待行为的后果,相反,我们往往认为这些是正常的,或者是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或身体缺陷,并因此而自责。在羞耻感的驱使下,我们中太多人选择保持沉默,放弃了通过与其他幸存者分享经历而可能获得的支持。
但终于,一些人开始发声,并选择断绝联系。在我开始动笔写我的书时,恰逢对这一现象有大量研究的心理学家约书亚·科尔曼和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首席执行官威尔·约翰逊开始声称,与亲人疏远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现象。仅在过去一年里,《纽约时报》《纽约客》《卫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奥普拉每日杂志》《Vogue》等媒体都探讨了这种明显增加的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去年11月,哈里斯民调与科尔曼合作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印证了我上面所分享的那些轶事证据,调查显示,美国有一半的人曾与亲人疏远(而此前的基准数据是27%,来自四年前康奈尔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这些数据推翻了关于与亲人疏远的一个最持久的错误观念,即认为这种情况很罕见。事实上,它或许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与亲人疏远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揭示了社会态度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它让一些家庭的成员被迫长时间共处,痛苦不堪,而对另一些家庭来说,它提供了一个休息的机会,有些成员甚至开始享受这种状态。与前几代人相比,现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年轻人更多了,他们对创伤、自恋以及与虐待相关的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概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还有一个因素是,社交媒体为那些遭亲人施虐的人提供了相互支持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摆脱社会、家庭甚至是出于好心的朋友所施加的那些让人倍感孤立的污名。
无论原因是什么,我看到幸存者选择与施虐亲人疏远可能带来的羞耻感和污名化在减少,这让我深感鼓舞,长期以来,正是这些羞耻和污名促使人们不愿意做出一个可能拯救生命的决定。对我来说,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健康的选择,对于其他遭受父母虐待的幸存者来说也是如此。其中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他与父亲断绝关系“是为了自救”。另一位则宣称:“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我想在身上纹上断绝关系的日期。”
我不记得我与母亲断绝关系的确切日期了,不然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我认为那个日期和我的生日一样重要,也许更重要,因为那一天,我终于走出了母亲的阴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

Eamon Dolan是即将出版的《The Power of Parting: Finding Peace and Freedom Through Family Estrangement》一书的作者。

翻译: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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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为外国间谍创造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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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为外国间谍创造黄金时代

NOAH SHACHTMAN
Andy Sacks/Getty Images
如果你是敌对国家的安全机构负责人,好好享受这一刻吧。从美国政府偷取机密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这么简单的事,你还能管它叫偷吗?特朗普政府打开了金库大门,解雇了一半的保安,让剩下的人去数硬币。直接走进去。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这是个黄金时代。
在最初两个月里,特朗普政府做出了一个又一个举动,使政府暴露于外国情报机构的渗透。《大西洋》周一披露的在群聊中讨论即将到来的军事打击只是其一,尽管要明确的是,这是几十年来最鲁莽、最荒谬的安全漏洞。政府缩短了对高级官员进行背景调查的程序、将数万名可以接触政府机密的人变成心怀不满的前雇员,并宣布降低对外国秘密影响行动的警惕。它在白宫屋顶上安装了埃隆·马斯克的卫星互联网终端,似乎绕过了安全管理措施,还让一名有协助网络犯罪团伙前科的少年(绰号“Big Balls”)访问政府的一些格外敏感的系统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向俄罗斯大使透露了一些通常对美国的盟友都保密的情报,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次又有所不同:美国保守任何秘密的能力正在削弱。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将安全问题视为又一套华盛顿陈规,非常烦人,阻碍了它快速行动,打破官僚体制,用一个无往不利的行政机构取而代之。科技和金融领域的兄弟们不需要处理这些陈旧、繁琐的限制。白宫为什么要处理这些?
我们的主要敌人盼望的就是这种程度的混乱、混淆和机会。一个秘密的中国网络正试图招募被解雇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表示,“高度确信”外国对手正试图“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裁员。但是,特朗普政府无视哪怕最低限度的行动安全,从中获利的不仅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情报收集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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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零点击”间谍软件现在被卖给世界各地的政权和公司。苹果通知150个国家的用户,他们已成为了攻击目标。一个由以色列间谍软件制造商NSO集团开发的程序已经被部署在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匈牙利、印度、墨西哥和卢旺达。“如今随便什么国家都可以进来,并且取得成功,”前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助理局长弗兰克·菲格里齐告诉我。“根本用不着什么水平。”
现在本应该是严阵以待的时候。但特朗普政府还有其他优先事项。大约1000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被调离日常工作,去处理杰弗里·爱泼斯坦案的卷宗。(即便是在外国情报活动的温床纽约市,联邦调查局外勤办公室也在“全员投入”处理爱泼斯坦的案卷审查。)与此同时,司法部停止了对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可能被外国政府利用的调查。七部门联合对抗俄罗斯破坏和网络攻击的努力已被搁置。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的人员最近被要求追查那些恶意破坏特斯拉的人,而新成立的“10月7日联合专案组”将负责调查“在我们的校园里非法支持哈马斯”的情况。
至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一名记者被邀请参加一场据称是超级机密的、军方和情报部门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糕:是不知道有谁在群聊里,还是这些人在用手机聊天。参与的人——至少是那些他们知道的参与者——可能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因为他们的消息是由Signal应用加密的,这个应用受到全世界有保密意识的人的青睐。然而,聊天的安全性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就在几天前,五角大楼发布警告称,俄罗斯黑客正在欺骗人们加入他们的Signal群聊,但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还是接受了群聊邀请——而且是在莫斯科。维特科夫后来表示,他使用的是政府发放的安全设备。但是没有办法让手机完全不被黑客攻击。华盛顿官员进行最敏感谈话的安全房间——敏感情报隔绝设施(SCIF)——甚至不允许带入手机。
“群聊门”的核心人物——比方说,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瓦尔兹;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都知道这些。他们都曾在军队服役。毫无疑问,他们听过反情报专家无数次介绍对手窃取敏感数据的各种不同方式。但这是一个积极、骄傲地拒绝专业素养的政府。它把那些拥有专业素养的人描绘成腐败的老古董、真正的敌人、“深层势力”,并宣称自己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是一种正当和正直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安全机构必须屈从于白宫的意愿,如果高层人士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任职资格,那就更好了。这届政府让福克斯新闻的周末主持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军队的领导人,让一个充满阴谋论思想的播客主播负责联邦调查局,最厉害的是,让一个真人秀明星成为总统。像这样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WhatsApp群和Signal群,”人脉广泛的网络安全顾问、曾在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担任分析师的马特·泰特告诉我。“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真正信任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也不认为传统上人们会遵循的任何约束都适用于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政府的辩护者可能会正确地指出,联邦政府贴上机密标签的许多事情几乎不能算作敏感,而且20多年来,政府一直在用他们的个人设备谈论战争与和平。但这并不能为最近的丢人现眼开脱,这就是为什么相关人士试图用滑稽可笑的说法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瓦尔兹暗示,被邀请参加战争计划讨论的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可能是靠黑客手段进入群组,似乎这样做会减轻而不是加重安全担忧。加巴德声称,该小组聊的内容——详细说明了美国正在进行的袭击的目标、时间和武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是机密,因此没有真正的秘密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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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在管理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放轻松。你还有时间。这次出丑本可以给特朗普团队敲响警钟,给他们提供一个彻底改革安全程序的机会,或许可以停止在这么多方面制造灾难。然而本届政府决定朝着另一个方向努力。“没人用聊天软件发战争计划,”海格赛斯在被曝光使用聊天软件发战争计划后对记者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Noah Shachtman曾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俄罗斯为《连线》杂志进行报道。他之前曾担任《滚石》杂志和《每日野兽》杂志主编。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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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应该尽快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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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应该尽快会面

托马斯·弗里德曼
VCG/ Getty Images
本周在北京,一个热议话题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何时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一些中国专家表示,两位领导人需要等上几个月,直到特朗普确切决定他将对中国征收哪些关税——然后再看看中国会做何反应。
我能否冒昧插句话说:“不好意思,两位领导人,你们二位可得尽快会面,比如就明天。但会面的目的不是讨论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关税、贸易和台湾。
“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将来临——通用人工智能的诞生。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接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将和最聪明的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并且能够自主学习和行动。无论你们认为历史将以什么来评判你们,我向你们保证,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能否合作创建一个针对这些新兴的超级智能计算机的全球信任与管理架构,以便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从中受益,并缓解它带来的最坏影响。”
我知道,鉴于华盛顿的新政府引发的种种动荡,许多人会认为我这是白费口舌,但这不会阻止我尽可能大声地阐明这一观点。因为美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核武器控制对世界稳定至关重要,同理,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以确保我们能有效控制这些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对未来世界的稳定也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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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和人形机器人能为人类带来诸多潜在的益处,但如果不赋予它们正确的价值观并加以控制,它们可能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此外,这个新时代的主题必须是大量规划当机器在很多事情上做得比人好时,人类将从事什么工作,以及如何维护人类从工作中获得的尊严。成百上千万人可能同时失去工作和尊严,这将会引发社会混乱。
一位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向我明确表示,中国非常清楚这些风险:“如今,很多中国人找不到工作。有了人工智能,他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了。”如果因为“70%的公务员都是机器人,导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会发生什么?这非常危险”。
有关如何适应的思考刻不容缓,然而,当面对种种迹象和警告时,我们却往往如此短视。十年之后,记者们会认为,从长期影响来看,2024年秋季最重要、本应受到更多关注的新闻事件是什么呢?
他们会说是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第二次当选总统吗?还是会说是Uber在2024年9月做出的决定,对其凤凰城试点项目做出扩展,开始在奥斯汀和亚特兰大的叫车应用程序上提供纯电Waymo无人驾驶汽车,从而取代优步的人类司机呢?
在这一点上,我会投优步实现无人驾驶一票。
他们会说是特朗普在11月当选总统?还是会说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2024年12月发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一片积雪森林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乌克兰军队使用四轮机器人(有些装备了机枪,有些装满了炸药),在上方的无人机支援下,对一个俄军掩体发动了攻击。这是一场“协同无人”陆空联合攻击,“其规模前所未有,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在这个篇章中,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场前线,至少在战争初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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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认为乌克兰完全由机器人发动的无人陆空攻击更重要。
要不再来一个——这是我一直在想的,因为我是来中国参加一个论坛:他们会说,最重要的新闻是特朗普2024年11月的大选胜利,还是去年在中国超过十亿人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有“16个人形机器人”登上舞台的事实?《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称:“这些机器人穿着艳丽的花坎肩,与人类舞者一起挥舞着红色手帕,表演了一场标志性的……舞蹈。”这些机器人的本职工作是组装电动汽车,跳舞只是他们的爱好。
我能理解机器人跳舞更重要的理由
这三个例子反映了当前日益增长的共识,正如《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凯文·鲁斯最近所观察到的那样:完整的通用人工智能正以比大多数人的预想更快的速度到来——“用不了多久——可能在2026年或2027年,但也可能就在今年。”
通用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一种能够掌握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材料科学、莎士比亚、诗歌和文学等等领域的单一系统,它的智慧能够与最聪明的人类媲美,并且能够跨越所有领域进行推理,看到人类通才从未能够看到的联系。
正如微软前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对我所说的: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前,我们不仅将创造一种新的计算工具;“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物种——超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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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碳基的,而这个新物种是硅基的,”蒙迪解释道。“因此,我们需要立即开始规划与这个超智能新物种共存的道路,并最终与它共同进化。”
我们人类与许多其他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共存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总是比它们聪明,”他还说。“很快会有一个新的物种,它将比我们更聪明,并且不断变得更聪明。我们正在扩展地球上最高级别的智慧——从人类能想象并编程到计算机的东西,到计算机开始能够自己学习的东西,而这几乎是无限的。”
中国过去一年里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两大人工智能超级大国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中国总理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自豪地指出,中国最近推出的DeepSeek人工智能系统“横空出世”,并强调了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巨大力量”。这个论坛正是我来到北京的原因。
此外,他还表示:“2025年有望成为中国机器人量产的元年。”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中国在机器人行业中对西方的绝对优势,该行业的顶级企业多数由中国控制。这些是融合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它们的动作和语言与人类非常相似。
在这些通用人工智能系统普及和规模化之前,我们需要这两个超级大国认真制定一个监管和技术框架,确保达成协议,使这些系统具备某种道德的推理能力和嵌入的使用控制,防止它们被不受控行为者用于全球性破坏活动,或者自己成为不受控行为者。我们需要一个管理体系,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始终以符合人类和机器福祉的方式运作并自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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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这样的项目只能由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完成——然后再呈现给世界。抱歉,太晚了。中国大大缩小了与我们的差距,并超过了其他民主国家。没有北京,这件事无法完成。所以,猜猜谁会来赴宴?现在只有一张两人桌。特朗普先生,习先生,这边请。历史正注视着您二位。
不过,唉,要想创造条件,让北京和华盛顿合作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信任和治理体系,对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并非易事。
然而,听了中国专家和官员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我感觉中国人和美国人很相像:他们仍在努力思考这些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将提供什么新功能。一方面,他们想要竭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公司在与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这样他们就可以主导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想确保这些技术不会破坏自己国家的稳定。
我不是不知道当前美中两国之间的互信是什么状况——上周我在两个国家的首都都有逗留——我可以证明,这种不信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我深知,要求两国相互信任,合作建立一个道德的推理系统,确保我们得到人工智能最好的一面,缓和最坏的一面,这听起来非常荒谬。
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应该从软件技术公司如何使用“合作竞争”(指竞争者之间的合作)中学到东西。苹果、微软、谷歌和Meta都想在商业上摧毁彼此,但它们最终意识到,如果它们在一些基本标准上进行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就可以为它们原本独立的产品和服务大规模扩展市场。
一旦人工智能到来,如果我们不能确保这些系统可以嵌入共同的信任标准,美国和中国将无法共同做任何事情。任何一方都不会信任它向另一方出口或进口的任何东西,因为人工智能将出现在所有数字化和联网的东西当中。也就是说,你的车、你的手表、你的多士炉、你最喜欢的椅子、你的医学植入物、你的笔记本。因此,如果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信任,而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这将是加强版的TikTok问题。许多贸易将会陷入停顿。我们只能用大豆换酱油。这将是一个高科技的封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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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说法所吸引,在此次论坛的人工智能研讨会上,他向座无虚席的听众(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发表了演讲。
“在开发出真正的超级智能人工智能代理之前,我们应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多的信任,”赫拉利说。“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在世界各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在崩溃。太多的国家认为,要想强大,就必须不相信任何人,完全与他人隔绝。如果我们忘记了人类共同的遗产,失去了对我们以外的所有人的信任,我们就很容易成为失控的人工智能的猎物。”
人类携手就可以控制人工智能,他还说,“但如果我们互相争斗,人工智能就会控制我们。”
在创造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这一具体工作方面,我毫不犹豫地说,祝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早日成功。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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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失去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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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失去了声音

SERGE SCHMEMANN
Paitoonpati/Getty Images
特朗普总统让美国之音以及其他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广播机构噤声的举措或许没有像他在其它领域的出击那么受关注,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媒体机构并不在美国国内进行广播,因而知名度不高。但在全球范围内压制美国的声音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会让美国失去其最古老且最有效的软实力工具之一。
那项“在最大程度上遵照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撤销美国全球媒体署的命令被夹杂在一项同时关闭其他几个小型政府机构的措施之中。和总统的许多政令一样,许多问题的答案仍不明确,包括特朗普是否拥有切断这些媒体机构的经费的法律权力,以及这些机构是会被整改还是彻底解散。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一个总括性机构,负责监管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几家被统称为全球媒体“电台”的机构,其中包括古巴广播办公室、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以及中东广播网。同样隶属于该机构的还有开放技术基金,该基金于2019年正式成立,致力于为超过20亿人口提供不受审查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这些媒体机构加起来在全球拥有超过4.25亿的听众或观众。美国之音使用近50种语言广播,受众人数约为3.6亿,该机构已在第一时间停止了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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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世界的快速变化,这些大多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电台需要进行更新,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但这些机构绝不是在浪费金钱和精力。对于全球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尤其是信息获取受威权政权严密控制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民众而言,美国的这些电台是他们获取关于世界,以及更为重要的,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可信新闻和信息的来源。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自由电台是他们获取有关乌克兰战争可靠信息的主要来源。
这些电台也是一扇了解美国以及西方开放文化、民主、新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窗口,这种对外传播正是“软实力”的体现,即无需诉诸武力、威胁、侮辱或惩罚性关税就能影响世界并传播美国价值观的能力。
我曾在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担任过多年驻外记者,可以证明西方广播——尤其是来自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德国之声的俄语广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在苏联时期,这些广播都一直受到“干扰”,被附近发射塔发出的噪音淹没,这些发射塔很容易辨认,它们的天线像破损的雨伞一样。但人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收听,他们要么在没有干扰的农村地区收听,要么把收音机指针调整到频段的边缘。有些人还会录制广播内容,这些磁带和文字记录通过地下网络迅速传播开来。
在苏联的那些年里,我对自由电台的广播尤为熟悉,因为我的父亲亚历山大·施梅曼是一名东正教牧师和神学家,曾在该电台有一档每周一次的俄语宗教和文化节目。这个节目很受欢迎。我遇到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会定期收听,例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曾向朋友们描述过他是如何“带着精神上的愉悦”收听这个节目的。
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举办了首批爵士乐音乐会,在其中一场演出上,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传来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说道:“威利斯·康诺弗来了!”我此前从未听说过他,但苏联的爵士乐爱好者都是听着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节目长大的,康诺弗从1955年开始主持这个节目,一直到1996年去世。节目在鼎盛时期有多达3000万人收听。这就是软实力的强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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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闻,这也是所有西方电台的核心使命。上大学时,我曾有一个夏天在自由电台的新闻编辑室实习,当时客观性是严格的指导原则。有人告诉我,铁幕背后那些冒险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对政治宣传内容极为反感,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可不是来获取更多宣传的。
苏联解体后,这些电台被允许在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地方开办分社,尽管它们现在的使命已经不同,但听众们仍然会收听这些电台,以获取他们已经信任的新闻。随着普京总统加强了威权控制,这些电台最终被迫离开俄罗斯,它们再次成为外部信息的来源,尤其是关于乌克兰的信息。
毫不奇怪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对来自华盛顿的这一消息感到高兴。俄罗斯庞大的国有国际宣传网络今日俄罗斯的主编玛格丽塔·西蒙尼扬宣称:“这是特朗普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很遗憾我们没能关闭它们,但美国自己做到了。”长期以来一直对美国之音的报道感到恼火的中国《环球时报》幸灾乐祸地表示,美国之音现在“被本国政府嫌弃得像块脏抹布”。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依赖自由电台的俄罗斯人则感到悲痛。《新报欧洲版》的前身是一份在俄罗斯被禁的报纸,他们的编辑在网站上写道,他们的工作“一旦没有了自由电台,将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俄罗斯人将无法获取关于他们国家正在发生的重要信息”。
“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是生活在暴政之下的人们的生命线,它的使命在今天同样重要,”美国之音的负责人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要对抗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所宣扬的关于美国的虚假说法,我们这个机构是重要的工具。这些国家在信息战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关闭美国之音将是单方面解除美国的武装。”
但这一切对特朗普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他任命前新闻主播、以共和党人身份竞选州长和参议员未果的卡莉·莱克担任美国全球媒体署的特别顾问,最近白宫的一份声明将美国之音称为“激进美国之音”。然而,似乎先一步对这些电台“下手”的是埃隆·马斯克,他曾宣称美国之音是“激进左翼疯子的巢穴”,在莱克能够开展工作之前就开始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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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怎样呢?和特朗普的其他行政命令一样,这项命令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美国之音是国会特许的独立机构,相关诉讼已经开始。许多共和党人曾是国际广播的支持者,但这似乎又是一场他们不想参与的战斗。他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担任驻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和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年至2013年,他担任巴黎《国际先驱论坛报》社论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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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华关税的隐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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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华关税的隐性代价

BRANDON P. YODER
Go Nakamura/Reuters
本月对中国征收新关税时,特朗普总统再次强调了他向北京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控制那些助长芬太尼非法生产和向美国贩运的化学公司。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是过去十年中导致40多万美国人死亡的药物过量的重要原因,他是对的。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为世界各地的贩毒集团提供绝大多数致命化学品,用于生产充斥美国街头的芬太尼。
但是,发动贸易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单靠关税并不能促使中国政府帮助减少美国的吸毒过量死亡。事实上,由于北京已经在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宣称“准备战斗到底”,特朗普的生硬策略可能会让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减少而不是增加合作。由于事关重大,美国社会承受不起任何误判。
从2016年开始,全美因合成阿片类药物(主要是芬太尼)过量死亡的人数开始飙升。当拜登于2021年初上任时,这类死亡比前一年增加了30%,数万名美国人因此丧生。2024年2月,我的一位亲人因芬太尼过量而死亡,我也因此加入了数十万因这一灾难而失去亲人的美国家庭行列。这起个人悲剧就发生在我加入国务院、试图帮助领导拜登政府解决全球芬太尼贩运问题的两周之后。
过去一年里,我参与发起了美国的一轮外交攻势,以遏制中国公司作为用于制造非法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全球供应商的角色,我对芬太尼的破坏性影响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从执法到制裁再到外交,我们动用了美国力量的每一个杠杆,与中国政府一起寻求在遏制芬太尼前体方面取得进展。虽然并不完美,但它正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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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从事非法阿片类药物贸易的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他的财政部对30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了制裁,将芬太尼供应商和贩运者的整个网络冻结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在2023年和2024年,拜登因中国在合成阿片类药物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称其为一个主要的非法毒品生产国,这对中国化学工业的声誉造成了打击。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推动美国执法机构对向美国贩运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数十个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进行积极调查和起诉。司法部与外国政府密切合作,从斐济摩洛哥,逮捕中国毒贩,并将他们引渡到美国接受起诉。上个月刚刚宣布了第一批定罪
拜登政府以外交行动配合这些问责措施。2023年7月,国务卿布林肯发起了全球应对合成麻醉品威胁联盟,召集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160多个国家,加大打击合成毒品贸易的力度,有效地使世界与华盛顿而非北京的议程保持一致。
这一倡议为拜登总统确保习近平主席亲自承诺在2023年11月重启禁毒合作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等级森严的专制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体制中,如何以及何时与美国合作的决定掌握在最高层手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化工行业发布公告,详细规定了对销售可用于生产非法芬太尼和其他麻醉品的前体化学品的刑事处罚。
整个2024年,在多次内阁级别会议多轮技术会谈之间,拜登政府继续推动中国对致命化学品的销售实施新的限制,并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贩运。在此期间,北京对50多种麻醉品和致命化学品的销售颁布了新的禁令,并与美国一道,在联合国投票赞成针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制定新的国际法规
美国迫使中国采取几年来首次的打击贩毒联合执法行动,包括逮捕一名重要的中国毒贩。同时,中国当局开始了急需的的努力,打击向国际贩毒集团出售致命化学品的网上市场,尽管更多是零敲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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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还能做更多吗?绝对可以。它可以认真打击为前体化学品销售提供便利的地下银行和金融犯罪。但是,拜登政府将外交与具体行动相结合,为两国如何打击非法芬太尼生产制定了议程。
我们取得了进展。国际芬太尼供应链显示出中断的迹象,迫使贩毒者改变来源策略。加上其他外交举措和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美国过量使用芬太尼致死的人数已经下降。在截至2024年9月的12个月里,服药过量死亡估计比前一年下降了24%。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阿片类药物过量大流行远未结束。特朗普总统现在有机会尝试完成这项工作。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得到习近平的承诺,继续开展已经开始的工作。特朗普可以推动中国更积极地执行对其化工行业的现有限制。他可以坚持要求中国全面取缔向跨国犯罪组织出售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网上市场。他还可以呼吁中国对其航运业实施新的限制,使致命化学品永远不会离开中国海岸。
单靠关税是无法实现这一切的。向中国政府施压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关税可以在北京试图管理其陷入困境的经济时提供杠杆作用。但在没有明确外交或法律路线图的情况下加大压力,可能会逆转最近取得的进展。中国官员已经表示,美国的新关税“将严重影响双方在禁毒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为了取得进一步进展,特朗普必须指示他的内阁行动起来,进行艰苦的外交努力,这将是挽救更多美国人生命所必需的。无论政治派别如何,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希望他成功。

Brandon P. Yoder曾任拜登政府负责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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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为乌克兰带来和平?一个字也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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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为乌克兰带来和平?一个字也别信

托马斯·弗里德曼
Juan Mabroma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特朗普曾经吹嘘凭着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他可以在几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自从他再次上任,并且开始试图兑现这个承诺以来,我就一直担心,弗拉德和唐之间的兄弟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一些闪失。
当翻译告诉特朗普,普京说他愿意为乌克兰的“和平”(peace)做任何事情时,我敢肯定,普京其实说的是他准备为乌克兰的“一块”(piece)土地做任何事情。
你知道那些同音词——如果不仔细听,它们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或者如果你只听自己想听的。
《纽约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称,在周二与特朗普两个半小时的通话中,普京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也明确表示不会同意美国和乌克兰商定并向俄罗斯提议的的30天全面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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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还表示,普京结束冲突的“关键条件”是“完全停止”外国对基辅的军事和情报援助——换句话说,就是要剥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占领的能力。更多证据(如果有人还嫌证据不够)表明,普京并不是像特朗普愚蠢地认为的那样,寻求与乌克兰的和平;他想要占领乌克兰。
说了这么多,不好意思,关于特朗普和普京说起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私人对话内容,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如作家玛丽·麦卡锡谈到她的死对头莉莲·赫尔曼的诚信时的那句名言——连词和冠词不信。因为特朗普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太对劲。
我有太多问题没有答案。让我细数一下。
首先,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花了一个多月进行紧张的穿梭外交,才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脱离接触协议,结束了1973年战争——这还是在所有当事方都希望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你是在告诉我,只凭着特朗普的朋友史蒂夫·维特科夫和普京在莫斯科的两次会面,以及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几次电话,就足以在对基辅合理的条件下,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吗?
特朗普卖一家酒店都不可能这么快——除非是把它送人。
等一下,等一下——除非是把它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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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爷啊,我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这里是给特朗普总统和副总统万斯的信息:如果你们把乌克兰卖给普京,你们的额头上将永远留下该隐的印记,你们背叛了250年来一直激励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观——捍卫自由,反对暴政。
我们的国家从未如此厚颜无耻地出卖一个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国家,而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三年来一直在支持这个国家。如果特朗普和万斯这么做,他们讲永远无法洗去该隐的印记。他们将以叛徒“内维尔·特朗普”和“本尼迪克特·万斯”之名被载入史册(此处的内维尔指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本尼迪克特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变节投靠英国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译注)。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瓦尔兹也是如此。
我为什么还有疑虑呢?因为特朗普一直说,他想做的就是结束乌克兰的“杀戮”。我同意。但是,结束杀戮的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是让发动杀戮的一方——也就是以完全捏造的理由入侵乌克兰的一方——撤出乌克兰。这样,杀戮就结束了。
只有当普京想要的不仅仅是结束杀戮时,他才需要特朗普的帮助。我知道乌克兰将不得不向普京做出一些让步。问题是让步多少。我也明白,普京要想在不发动更多战争的情况下获得他渴望获得的超大份额,以及战后对乌克兰施加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特朗普来为他实现这些目标。
我为什么还有疑虑呢?因为特朗普在与普京谈判时,把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友都抛在了一边。不好意思,但我们的欧洲盟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经济援助和难民援助——加起来比特朗普谎称的美国援助数额还要多——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准备做更多事情,阻止普京占领乌克兰,然后再把目标对准他们。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在与普京谈判的时候不带上我们最好的筹码——我们的盟友呢?在可耻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独裁者”之后,他为什么要如此明目张胆地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然后又重新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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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基辛格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之所以成为谈判高手,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盟友来放大美国的力量。特朗普愚蠢地拒绝盟友,却向普京示好。这就等于放弃筹码。
长期担任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的丹尼斯·罗斯告诉我,利用盟友——这是我们拥有而普京没有的最大资产——“就是聪明的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懂得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手段——如何将手段与目标结合起来。讽刺的是,特朗普相信筹码的力量,但并没有在乌克兰问题上使用他所拥有的全部筹码,”著有《治国之道2.0——美国怎样才能在多极世界中发挥领导作用》(Statecraft 2.0: What America Needs to Lead in a Multipolar World)一书的罗斯说。
同样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特朗普似乎不知道普京为什么对他这么好。正如莫斯科的一位俄罗斯外交政策分析家最近对我说的那样: “特朗普不明白,普京不过是在操纵他来实现普京的主要目标: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破坏美国的安全联盟网络——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网络——并且破坏美国内部的稳定,从而使世界对普京和习近平来说变得更安全。”
这位分析人士补充说,特朗普拒绝理解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希望看到美国被困在西半球,而不是在欧洲或亚太地区与中俄任何一方纠缠——他们将特朗普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棋子。
最后,综上所述,我认为特朗普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会要求俄罗斯做出什么样的让步、牺牲和保证,从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和平协议。谁会在没有非常明确、坚定不移的美国核心利益底线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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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结束战争并维系停战状态,有可持续的方式,也有不可持续的方式。这一切都取决于底线——如果我们的底线从根本上偏离了乌克兰和我们盟友的底线,我不认为他们会屈服于特朗普和普京的兄弟情。
普京希望乌克兰政府与他的邻国白俄罗斯基本相同,成为附庸;而不是像邻国波兰那样独立,成为一个立足欧盟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
特朗普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更像白俄罗斯还是更像波兰?
哪一种情况符合乌克兰的利益,哪一种情况符合美国的利益,哪一种情况符合我们欧洲盟国的利益,我绝对不存在怀疑。让我痛苦的是,我不知道特朗普认为哪一种情况符合他的个人利益——而这正是特朗普领导下的华盛顿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除非明确特朗普的底线就是美国的底线——不正式向普京交出乌克兰领土,只是停火;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但加入欧盟;在美国的情报和物质支持下,在当地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我还是会非常非常怀疑特朗普和普京就乌克兰问题所说的每一个字——就算他说的连词和冠词都不信。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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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声誉已丧尽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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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声誉已丧尽丢绝

DAVID BROOKS
Haiyun Ji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年前,我问过一名曾被聘为外交政策高级官员的朋友,为政府工作让他学到了什么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答道:“我以前认为政策制定的75%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我现在认识到,95%与关系有关。”
单干难做大事。所以,有能力的领导人和国家都依赖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共同历史和共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他们建立联盟,以应对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包括最大挑战: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是又一个美国世纪。
虽然中国人在这场竞争中有很多优势,但直到最近,美国曾拥有决定性的优势——我们在世界各地有更多的朋友。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美国把许多这样的关系砸得粉碎。
特朗普总统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在乎,如果你背弃别人或者随意摆布他们,他们就会由衷地讨厌你。在过去几周里,欧洲人已从震惊变为困惑,继而厌恶。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有与9·11事件对我们来说一样的意义——幻想被彻底剥除,生存威胁暴露无遗。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原以为是朋友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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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客们现在把美国视为敌人就能赢得支持。我预测在未来几年,特朗普将与中国达成协议,对台湾做一些类似于他对乌克兰所做的事情——背弃小哥们,讨好大哥们。亚洲各国也会得出与欧洲人相同的结论:美国出卖朋友。
这不只是特朗普的问题;美国的所有声誉都已丧尽丢绝。我才不管亚伯拉罕·林肯本人是不是会在2029年入主白宫呢,因为任何外国领导人都无法放心地信任一个每隔四年就有可能选出另外一个专制虚无主义者的国家。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北约结束。拜登花了四年时间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秩序。这个秩序产生于一段特定的历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导致了“二战”的可怕经历;“二战”后的国际主义带来了80年的超级大国和平。你把这段历史讲给年轻一代听,他们中有许多人会用奇怪的眼光看你,好像你讲的是14世纪。虽然“二战”后的秩序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让迪安·艾奇逊的幽灵复活没有好处;我们需要设想一个新的全球架构。
西方(暂时)结束。我们所说的“西方”是一场始于西元前的对话——苏格拉底追寻真理,伦勃朗体现慈悲,洛克发展启蒙自由主义,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科学方法。这是我们的遗产。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美国曾把自己理解为伟大西方事业的顶点。西方的概念在欧洲与北美的所有联盟和交流中被具体化。
但特朗普的脑子里似乎没有“西方”这个概念。特朗普正在切断美国与它的精神和知识根源的联系。他完成了杰西·杰克逊1987年开启的事业,那年,杰克逊曾和斯坦福大学的一群进步活动人士高呼“嘿,嘿,嗬,嗬,西方文明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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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明斗争是硬与软的斗争。不要过度思考。特朗普不是在下四维象棋,试图将俄罗斯从它与中国的联盟中分离出来。美国外交政策现在是以能让特朗普的荷尔蒙激增的事情为导向的。他一生都热衷于雄劲的男子气概。在MAGA(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大脑里,普京代表硬,西欧代表软。埃隆·马斯克代表硬,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软。世界摔跤娱乐代表硬,大学代表软。争取支配地位的斗争代表硬,联盟代表软。
欧洲或将复兴,或将沦为博物馆。欧洲有可能成为低生育率、低创新、慢增长的世界旅游地。但欧洲人知道,现在是他们切断与美国的安全脐带、重振自身威力的时刻。德国正在为制造武器增加借贷能力。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关于市场分裂正在扼杀科技创新的言论震惊了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保守派人士深信欧洲太过世俗和腐朽,无法恢复元气。也许吧。但德国是个认真严肃的国家。法国有无与伦比的公务员体系。历史已表明,英国人民在艰难时刻是值得信赖的。
核扩散的新时代。随着美国撤走安全保护伞,世界各国——从波兰到甚至日本,都将得出结论,它们需要核武器。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中国将填补空白。随着美国背弃朋友,中国将努力交朋友。中国驻欧盟的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最近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欧洲的做法让他“感到有点心寒”。他接下来说:“我希望欧洲朋友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能够有所思考,并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比较。通过这样做,他们会发现中国的外交方式强调和平、友好、善意和合作共赢。”
虽然这种呼吁将受到怀疑,但现实是,当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流氓超级大国时,欧洲、亚洲、非洲的国家都将不得不两面下注,左右逢源。
一场全球文化战。多年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一直显示,西欧和美国偏民主党地区正朝着一种超个人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发展,这种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更传统的集体文化越来越远。这最终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分歧。MAGA保守派钦佩普京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将普京视为对抗他们终极敌人——哥伦比亚大学民族研究项目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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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国家的伟大光荣。历史尚未结束。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孤立主义时期与干涉主义时期之间摆动。我们也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犬儒主义与理想主义、世俗主义与笃信宗教、非理性悲观主义与非理性乐观主义之间摆动。我们现在正处于每一种对立体的前一种的最极端状态。
特朗普的无能将激起一个逆向反应,那将被证明是一个机会和重生。这个反应发生时,人民将准备好接受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理解的事实——当你把美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敲诈机器后,你会得到一些短期的胜利,因为弱国会在你的强盗行径下屈服,但你也将毁掉国内外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实际上才是美国长远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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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灾难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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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灾难正在发生

托马斯·弗里德曼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问题、关税、芯片或其他诸多问题上反复无常的策略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你所看到的这位总统,竞选第二任期是为了逃避刑事诉讼而,并报复那些他无端指责在2020年大选中“窃取”了选票的人。他从未有条理地论述过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以及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一趋势,从而在21世纪蓬勃发展。他参选的初衷可不是这个。
赢得大选后,特朗普立刻重拾他旧有的执念和怨恨——包括对关税、普京、泽连斯基以及加拿大等等。他组建的政府充斥着数量惊人的极端意识形态分子,这些人符合一个首要且唯一的标准:始终把对特朗普及其突发奇想的忠诚置于对宪法、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价值观或基本经济法则的忠诚之上。
结果就是你如今所看到的:时而实施时而取消的关税、时而支持时而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时而削减时而恢复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项目开支,各种相互矛盾的指令层出不穷。而内阁部长和幕僚们之所以会执行这些指令,是因为他们都心怀恐惧,担心一旦偏离了我们这位“敬爱的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刚刚发布的任何政策路线,就会遭到埃隆·马斯克或特朗普发推指责。
各位,这样的状况持续四年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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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陷入崩溃,我们的企业家会精神崩溃,我们的制造商也会精神崩溃,我们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精神崩溃,我们的盟友会精神崩溃,而且我们还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也陷入精神崩溃。
当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先是威胁乌克兰接着威胁俄罗斯,然后又撤回对俄罗斯的威胁,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又再次推迟征收,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还威胁要对欧洲和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时,你就无法管理好一个国家,无法成为美国的盟友,无法经营好一家企业,也无法成为美国的长期贸易伙伴。
我们最亲密盟友的高层官员私下表示,他们担心我们不仅变得不稳定,甚至实际上正在成为他们的敌人。唯一受到温柔对待的人是普京,而美国的传统盟友们都感到震惊不已。
但在特朗普所有的弥天大谎中,这是最大的一个:他声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所以才不得不采取这些举措。简直是无稽之谈。乔·拜登确实犯了不少错误,但在明智的美联储的帮助下,美国经济在他的任期结束时实际上状况相当不错,并且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绝对不需要全球关税休克疗法。
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油价处于低位,失业率仅在4%左右,消费者支出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2%。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一直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是唯一紧迫的议程。而且我们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提高关税,并协调我们的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才是促使中国做出改变的正确方式。
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心,特朗普给经济注入的这种巨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误的原因而导致利率下降——因为太多的投资者因不确定性而降低了国内外的经济增长预期。或者我们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由众多关税引发)并存,也就是所谓的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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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引发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爷爷奶奶辈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性,来自你眼睁睁看着一个80年来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被世上最强大的人物——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身边围绕着一群唯唯诺诺之辈的人——所瓦解。
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并且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动荡不安的年份,还有一些国家发展滞后。但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80年对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和平与繁荣的。
而世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地位。
1961年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美国:“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我们将付出一切代价,背负一切重担,应对一切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抗一切敌人。”
还有:“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特朗普和他那空洞无物的副总统JD·万斯,完全颠倒了肯尼迪的号召。特朗普-万斯版本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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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如今的美国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不会背负任何重担,不会应对任何艰难,而且为了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存续,它会抛弃任何朋友,向任何敌人献媚——哪怕这意味着只要对我们有利或方便,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放弃自由。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特朗普总统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准备好为让美国保护你们免受俄罗斯或中国的威胁而付出多少代价。
像美国这样至关重要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通过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发挥着关键的稳定作用,并且确实比其他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做大蛋糕,而我们因为份额最大从中受益最多——当这样一个国家突然背离其角色,成为这个体系的掠夺者时,大家可要当心了。
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可以辨识且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理念的话,那也是他从未在竞选时宣扬过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的理念。
以色列《新消息报》的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内亚近日对我说:“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者。”他想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所有好处,包括他国的领土和矿产资源,却不想派遣任何美国军队,也不想支付任何补偿。
我不会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称为“遏制”或“接触”,而会称之为“打砸抢”。特朗普一心想成为地缘政治上的小偷。他想把格陵兰岛、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地带都据为己有——就像把它们从货架上取下来一样,不付出任何代价——然后跑回他在美国的“安全庇护所”。我们“二战”后的盟友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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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想让美国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就应该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理论制定出一套连贯的计划,并且组建一个由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组成的团队,而不是那些最会谄媚且极端右翼的人。他还应该向我们解释清楚,将那些让国家在不同政府更迭期间都能正常运转的关键机构(无论是司法部还是国税局)的专业人员清除出去,然后任命一些极端意识形态分子担任关键职位,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而不仅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每一个美国人,无论其所属党派,看到最基本的为人的体面。任何一位总统想要在这样的激进转变中取得哪怕是一点成功,或者即使是较小幅度的转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他的反对者伸出橄榄枝,至少要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支持。我理解,他们很愤怒。但特朗普是总统,他应该比他们更大度。
唉,可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利昂·维泽尔蒂尔曾评价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话在特朗普身上更是加倍适用:他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却身处如此重大的时代。
如果说与肯尼迪就职演说的对比是如今最让我沮丧的事情,那么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男子学园的演讲则最让我难以忘怀——尤其是他的警告:唯一能够摧毁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制度,以及相互伤害。
“那么,危险何时会降临呢?”林肯问道,“我的答案是,如果危险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它一定是从我们内部产生的。它不可能来自国外。如果我们注定要灭亡,那我们自己必然是罪魁祸首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要么永远生存下去,要么自取灭亡。”
但凡稍有知觉的人,都会时时念起这番话。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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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死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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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死于愚蠢

BRET STEPHENS
Will Matsu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关税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这曾是一个常识——不只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明白,就连懂点历史的高中生都知道。普通百姓也听过“以邻为壑”这个词,以及里德·斯穆特参议员和威利斯·霍利众议员的大名。美国人普遍认识到,当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又一场世界大战,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1930年实施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措施。接下来的13位总统都发誓绝不重蹈覆辙。
直到唐纳德·特朗普出现。在他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对历史教训如此无知。在他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在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方面如此无能。
这似乎是股市得出的结论,在特朗普的三重打击之下,股市大幅下跌:首先,对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发出关税威胁,意味着成本大幅提高;其次,对其中部分关税进行了两次长达一个月的暂停,这意味着商业环境的可预测性为零;第三,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玛丽亚·巴蒂罗莫的采访时,默认美国今年可能会陷入衰退,而且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去做其所谓的“大事”。
简而言之,一个任性、反复无常且行事鲁莽的总统准备拿美国和全球经济冒险,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这不会有好结果,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约束机制,由一群溜须拍马、极尽谄媚之能事的人组成的政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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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还有什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让我们来罗列一下。
政府效率部不会有好结局。它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部门,也谈不上效率——而且按照开国元勋麦迪逊的设计,“政府效率”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员遭到裁减的国税局并不会降低你的税负,它只会延迟你的退税。大规模解雇成千上万的联邦雇员并不会提高工作效率。这将意味着长达十年的诉讼和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费用。高调削减一些浪费性支出(有些确属浪费,有些则不然)对联邦支出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它们将掩盖我们36万亿美元债务中那些无法触碰的因素: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
对盟友的威胁也不会有好结果。奚落贾斯汀·特鲁多是“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或许还可以视作幼稚的搞笑(仅此一次的话)。但编造虚假借口、对我们最友好的邻国发动一场无情的贸易战则是怪诞、可怕和愚蠢的,尤其是这让特鲁多的继任者马克·卡尼政治运势突然大增,而让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利益受损。
试图将中国公司赶出巴拿马运河是合理的。但威胁要推翻参议院批准的条约并以武力收回运河势必会埋下对美国永久不信任的种子。考虑合法且自愿性地购买格陵兰岛或许还有些意思,但向国会发表讲话时威胁“无论如何”都要拿下格陵兰岛,从而威胁到作为格陵兰岛主权国的北约盟友,这种做法就很普京了。
与欧洲极右翼势力接触不会有好结局。德国的选择党或法国的国民联盟这类政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痛恨美国的一切:我们低俗的文化、令人反胃的快餐、贪婪的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狂妄。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许就是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摧毁了德国军国主义及其对众多邻国构成的威胁。
但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助长那些反美政党的势力,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它将导致德国再次由法西斯主义者领导,并且愿意用核武器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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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不会有好结果。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让战争得以永久结束,就应该竭尽全力公开支持基辅,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友好会晤,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就美国的长期安全保证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进行谈判。还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反对莫斯科,包括没收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资助乌克兰购买武器。然后利用这种影响力让泽连斯基接受涉及乌克兰领土损失的解决方案。
而特朗普团队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俄罗斯认为更没有理由达成和解了,欧洲觉得更有理由走自己的路了,中国认为美国最终会屈服,而再次遭到背叛的乌克兰会觉得更没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保障了。
可以列举的还有很多:周日,哥伦比亚大学的绿卡持有者、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马哈茂德·哈利勒被捕并面临驱逐威胁,这甚至可能会让亲以色列的公民自由倡导者为他的权利辩护,同时还会让他在极左翼阵营中成为烈士。但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特朗普政府忽视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在政治领域的推论——即每一个行动都会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现在,它将收获本应避免的后果。
特朗普的批评者总是很快就能看到他的行为和言论中险恶的一面。更大的危险或许在于他制定政策时的混乱本质。民主可能死于黑暗。可能在专制统治下消亡。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民主同样可能死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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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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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

KAREN KARNIOL-TAMBOUR
María Jesús Contreras
几十年来,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生产的产品远远超出消费需求,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售商品,换取越来越多的美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了自身的生产,以持续的贸易逆差的形式来填补两者的差异,并通过举债为这些逆差融资,而中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乐于购买这些债务。
特朗普总统不愿接受这种状况。他的政府加快了向我和我在投资管理公司桥水的同事所称的现代重商主义的转变:认为贸易逆差对国家财富和实力构成了威胁。
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持续的贸易赤字使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危险的依赖,这不仅危及国家安全,还破坏了中产阶级稳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他征收关税、采取其他引人关注的政策的主要原因。
尽管现代重商主义政策旨在对抗美国所有的竞争对手,但它们对欧洲的经济引擎构成了尤为严峻的威胁。如果美国不愿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那就意味着可供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多于消费的“蛋糕”正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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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挑战最终可能会促使欧洲走向迫切需要的变革和经济振兴。在特朗普最近就乌克兰问题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之后,欧洲突然意识到,它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障安全;它也需要认识到,同样不能把经济稳定寄托在美国身上。
美国在这场贸易冲突中有优势,恰恰是因为它目前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它需要征收关税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而且如果美国企业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并将供应链带回国内,美国将获得更多收益。
这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贸易战中的处境截然相反,那场贸易战始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美国是贸易顺差国,所以更容易受到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
随着关税不断提高,每个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都会发现,向美国出口变得越来越难,但欧洲国家受到的损失最大,因为它们最重要的产业恰恰是中国已建立最大优势的产业。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现代重商主义,多年来一直利用政府工具来补贴它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并在此过程中承受巨大损失。有时,它支持的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水平。
经过几十年政府支持的技术进步,中国在众多领域都成为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汽车、先进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和电器等;更不用说人工智能等中国政策制定者极为重视的领域了。因此,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争夺现存的贸易顺差“蛋糕”最大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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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欧洲将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挤压,因为美国不愿意吸收它生产的产品,而中国在欧洲以及任何仍然对出口开放的较小国家与欧洲展开竞争。
欧洲的汽车行业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挤压。外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颠覆了这个市场,尤其是特斯拉以及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在实现盈利之前,这两家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然而,欧洲各国政府却始终在犹豫是否走同样的路,向私营企业注入公共资金;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车企的竞争,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中国以保护主义措施进行回应,欧洲将失去中国市场。
欧洲汽车工业面临着生存威胁;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看法非常悲观,甚至认为它们可能会输掉生存之战。如果股价继续下行,那么淘汰如此重要的产业所带来的经济痛苦将扩大到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加大对欧洲领导人采取保护主义和竞争性产业政策的压力。
虽然保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压力会很大,但如果在同一时间,欧洲不能首先解决使其经济如此脆弱的原因(生产力增长缓慢和创新能力不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通过(部分得到政府支持的)技术颠覆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强国,而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则远超欧洲。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诞生了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兴企业),而经济规模与之大致相当的德国只有2%。
欧洲之所以落后于美国,是因为其监管体系(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混乱、重复监管,而且劳动力市场僵化,企业很难雇用和解雇员工。
这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2024年,由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牵头,欧盟发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有力的变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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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一些建议,例如在技术和国防等领域进行近9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会带来变革,解决欧洲生产力和创新方面面临的一些最严重障碍。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决策者在落实德拉吉报告的建议方面进展缓慢,尽管人们普遍呼吁要尽快采取行动。
欧洲大陆的安全危机或许最终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德国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放弃了对财政政策的自我限制,以便在国防领域进行有意义的投资。问题在于,欧洲是否会借此机会更广泛地进行经济转型,以及欧洲的领导人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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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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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

黄严忠
Jay Wright
2022年12月,中国政府突然放弃了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在此之前,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这些措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痛苦。这完全出乎我和许多中国观察者的意料:尽管我们一直从远处密切跟踪中国的情况,但都没有预料到政府政策会突然出现这种重大改变,这些政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程度。
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政府将曾经可以轻易得到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对中国政府的行动进行预测已变得更加困难。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把对华政策的重大决定建立在对中国内部动态越来越少的了解之上,这增加了误判的风险。
现在是信息不足的危险时候。对中国技术能力的误解会危害美国的竞争优势。对中国国内社会压力的误读让我们在应对重大的政策变化(如突然结束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上缺乏准备,对中国政府台湾意图的误判可能会无意中引发一场重大的全球冲突。
对于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新冠疫情之前的时代现在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尽管中国对信息的控制一直很严,政府决策一直缺乏透明,但学者们以前仍能去中国访问,查阅档案,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与他们一起做研究。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曾对美国有好处: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机构一直定期(现在依然如此)邀请学者去做情况介绍,在听证会上作证,从他们的研究中挖掘对美国的政策决策至关重要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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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暴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将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对外国学者去中国进行学术实地研究、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关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关闭了国门。虽然政府已解除了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但学者们面临的研究环境已发生了变化: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减少,政府对查阅档案、与受访者交谈进行了新的限制,研究新冠疫情和中国经济放缓等敏感问题的难度加大,中国的总体环境已变得更封闭。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对敏感数据的小心防范和系统性操纵有增无减,加剧了这一挑战。自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发布其国防战略白皮书(过去每两三年发布一次),中国限制了一系列关键数据,包括可能提供线索了解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的信息,中国还于2023年开始限制国际访问一个中国学术论文、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的关键数据库。
冷战期间,美国仍与莫斯科保持学术交流,与当时不同,由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如今与中国的学术和其他接触已不再受青睐。几十年来,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在中美两国之间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学生,直到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暂停了该项目。该项目目前仍处于非活动状态。美国大学正在缩减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今只有大约1100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留学,然而十年前有1.5万人。由此产生的信息迷雾迫使西方的中国学者依赖远程分析和公开资源,如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这些方法在预测2022年底新冠政策变化时已被证明是不够的。
在这种氛围下,研究人员被迫大量引用彼此的研究成果,这几乎没有增加新的见解。有些人退回到档案材料仍然可用的历史课题。令人沮丧的信息短缺可能会导致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比如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尚未准备好发动战争,它引发了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严厉批评。一些研究人员回避敏感话题,只是因为可获得的数据有限,或者担心如果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利于中国政府,将来与中国的接触可能会被拒绝。去年,我提交了一份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拨款申请时,项目审查人之一以安全问题为由,建议我将研究地点改到香港——这就像是回到冷战时期,当时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不得不在相对安全的香港拼凑出对中国的不充分了解。
华盛顿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对中国的深入学术了解对美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需要,其重要性甚至可以同军事准备或情报收集相媲美。然而,我们观察中国的窗口正在变得阴云密布。误判是不可避免的:就在卸任前,拜登总统大张旗鼓地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永远不会超过我们”。两周后,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打破了人们对美国科技优势的假设,并引发了全球科技股的暴跌。然而,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模糊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它暂停对外援助的做法威胁到非营利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追踪中国的各种发展,包括商业趋势、人权和社会动荡,以及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和其他潜在的海外恶意活动。
美国可以采取一些重要的步骤。除了保留现有的信息来源外,它还应该发起新的、以中国为重点的重大研究计划。苏联访谈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目是美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一项合作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苏联移民进行了访谈,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苏联生活的了解。类似的信息也可以从近年来进入美国的创纪录中国移民中收集,并提供给所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人员还需要开发新的方法,来处理他们掌握的往往零散的信息,比如通过人工智能工具,这一努力需要研究基金会的一致支持,最好获得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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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建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以及其所依赖的机构桥梁。至少,这必须包括在中国恢复富布赖特项目和类似的计划,同时确保中国政府作出强有力的承诺,保护得到授权的学术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
但华盛顿应该更进一步,寻求在文化、教育和技术交流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类似于美苏之间存在过的那种协议这些协议被广泛认为有助于建立互信,从而加速了冷战的结束。中国已经表示有兴趣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习近平于2023年底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接待5万名美国学生,但到目前为止,安全顾虑和紧张的气氛限制了美国的回应。
在《孙子兵法》中,中国军事家孙子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这一古老智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黄严忠 (@YanzhongHuang) 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和西顿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著有《Toxic Politics: China’s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sis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State》。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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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交易之道:霸凌英雄,谄媚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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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交易之道:霸凌英雄,谄媚暴君

MAUREEN DOWD
Pool photo by Jim Lo Scalzo
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景象:一个试图颠覆民主的人,霸凌一个为民主而战的人。
在椭圆形办公室,两位电视明星出身的政治人物并排坐在优雅的黄色扶手椅上,上演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电视转播争吵,空气似乎都变得火烫。
“这会是一场精彩的电视秀,”特朗普说。乌克兰大使奥克萨娜·马尔卡洛娃双手抱头。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做好的局。扮黑脸的副总统JD·万斯曾说自己对乌克兰一点也不关心,他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也就是对特朗普——缺乏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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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场会面到现在,你说过一次‘谢谢’吗?”万斯追问着曾一次又一次感谢美国的泽连斯基。
特朗普气冲冲地对泽连斯基说,“你是在拿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赌注”,并对泽连斯基摇了摇手指:“你应该更感恩,因为,让我告诉你,你手里没有牌。有了我们,你们才有牌,但是没有我们,你们就没有牌了。”
一个曾经逃避兵役的人,教训一个已经成为英勇应战的代名词的人,这真是太荒唐了。(特朗普曾说,避免性传播疾病是他个人的“越战”。)
当一名记者问到,如果俄罗斯再次破坏停火协议将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厉声说道:“如果什么?如果现在有一颗炸弹掉在你头上怎么办?”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特朗普非常喜爱的丘吉尔半身像正注视着他们。你能想象罗斯福耍性子地命令丘吉尔多感恩吗?对于特朗普索要乌克兰矿产的黑帮保护费式需求,你能想象换了丘吉尔会报以什么样的冰冷蔑视吗?
似乎这样的羞辱还不够,总统精心挑选的新记者之一、右翼媒体“真实美国之声”的布莱恩·格伦问泽连斯基:“你为什么不穿正装?”然后又问,“你有正装吗?”
(他是在附和特朗普的话,特朗普在泽伦斯基到达时嘲笑他说:“哦,你穿得这么隆重。”——乌克兰总统穿着黑色裤子、黑色上衣和靴子,和埃隆·马斯克在白宫穿的衣服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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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了,但是看到特朗普鹦鹉学舌地转述普京的观点,仍然令人震惊。普京是一个凶残的暴君,出于对苏联的怀念,他想吞并乌克兰。而特朗普坚称他俩都是受害者。
“让我告诉你,普京和我一起经历了很多,”特朗普说,就好像他们是军队里的老伙计一样。“他经历了一场虚假的政治迫害,他们利用了他,不停地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站在有利于特朗普的角度干预了2016年的大选。
“你们看到了他对普京的仇恨,”特朗普在谈到泽连斯基时说。“面对这种仇恨,我很难达成协议。”
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个小国,将其百般蹂躏,屠杀了一代年轻的乌克兰士兵,破坏停火并犯下战争罪行,总统不明白泽连斯基为什么对此感到不满。
泽连斯基值得我们的感谢。他承受了这么多,让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梦想得以延续,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弱点,实际上是替全欧洲挨了一拳,以阻止普京吞噬更多的领土。
但特朗普非但没有以礼相待,反而把泽连斯基赶出了白宫,把这位英雄的午餐留在大厅里的托盘上,彻底破坏了他为拯救自己饱受摧残的国家和乌克兰人的生命而进行的生存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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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格雷厄姆和吉姆·班克斯等共和党马屁虫赞扬特朗普,抨击泽连斯基,而俄罗斯领导人则欢欣鼓舞。俄罗斯前总统、普京的走狗梅德韦杰夫表示:“这头傲慢的猪终于在椭圆形办公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目瞪口呆的西方领导人们在网上热情支持泽连斯基。“今天,很明显,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欧盟最高外交官卡贾·卡拉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帖称,“Il y a un agresseur: la Russie”(侵略者只有一个:俄罗斯。)
在泽连斯基抵达前几天,欧洲领导人试图引导特朗普,但特朗普却执着于他的强人三驾马车——他本人、普京和习近平——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癫狂梦想。
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来到华盛顿,对特朗普示好。斯塔默隆重地递上了一个奶油色信封,里面是国王查尔斯三世“前所未有”的邀请函,邀请他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地点可能是巴尔莫勒尔。
一个真正的国王在安抚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流氓的自尊心。
所有的奉承都没能让特朗普软化,还让他得意起来。特朗普身边的每个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以至于他现在只要受到一点反击都很生气。他可以提出任何主张,无论多么离谱——是乌克兰挑起了与俄罗斯的战争,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但如果有人指出他错了,他就会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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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飞往马阿拉歌后,泽伦斯基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布雷特·拜尔的采访。拜尔问他是否应该道歉时,他没有道歉。“你知道,我不能改变我们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态度,”他说,并补充说,普京想要“杀死我们”。
他说,这次会晤失败了,是因为他诚实地谈到了安全保障的必要性。“我们只是想认清现实,认清真实的情况。”他补充说,每个人都“担心普京明天会回来”。
特朗普不善于面对现实;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们其他人。
泽连斯基说,特朗普告诉他,他想在谈判中站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但乌克兰总统表示反对:“我真的希望他更多站在我们这边,”因为“这场战争是从俄罗斯把战火带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开始的”。关于乌克兰人,他说:“他们只想听到美国在我们这一边,美国将和我们站在一起,而不是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这似乎很简单。除非特朗普交易的艺术就是对普京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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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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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

托马斯·弗里德曼
Evan Vucci/Associated Press
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闹出的这些事,不禁让我对我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疑问:我们是在被一个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傀儡领导着吗?在谁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必须如何结束这些问题上,这个人会全盘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扭曲观点。又或者,我们是被一个黑手党教父式的人物领导着吗?他像黑帮家族头目那样,盘算着与俄罗斯瓜分领土。“格陵兰归我,克里米亚归你。巴拿马归我,北极的石油归你。然后我们瓜分乌克兰的稀土。这才公平嘛。”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美国同胞们,还有我们在海外的朋友们,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了。美国一直以来赖以捍卫的那些基石价值观、盟友关系以及真理,如今都已岌岌可危——或者说可以用来买卖。特朗普不只是跳出常规思维,他根本就是毫无章法地思考,对过去激励着美国的真理或规范毫无忠诚可言。
我能理解我们的传统盟友所感到困惑。读一读英勇的苏联异见者、自由斗士纳坦·夏兰斯基在上周所写的那篇悲痛的文章吧:
“当我第一次听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停机坪上的言论时——当他指责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挑起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时——我大为惊诧,”夏兰斯基为网络媒体The Free Press撰文称。“特朗普似乎采纳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论调。他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的一种说法,听起来就像苏联式的宣传:泽连斯基不是一位合法的领导人。这样的话出自普京之口——一个看起来永远不会下台的俄罗斯领导人——会显得可笑。但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就令人担忧、悲哀,且不符合常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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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特朗普比较温和的一种解读——认为他只是对普京这位俄罗斯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反“觉醒”运动的斗士着迷,而没有运用他所承诺的常理来判断。但还有另一种解释:特朗普并不认为美国的力量是用来拯救那些渴望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的弱者的;他认为美国是来敲诈弱者的。他是个收保护费的。
《华尔街日报》关于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近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震惊的内容。贝森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提议——让泽连斯基签署文件,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权益转让给美国,以此作为对美国援助的补偿。
这简直就是《教父》里的场景:“贝森特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要求泽连斯基签字……泽连斯基匆匆看了一眼,说他会和他的团队讨论一下。然后贝森特又把文件往泽连斯基面前推了推。‘你真的得签了这个。’财政部长说道。泽连斯基说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不签,‘华盛顿那边的人’会非常生气。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他收下了文件,但没有承诺会签字。”
 整个事件再次向你表明,当特朗普身边不再有缓冲的力量而只有附和他的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贝森特是个精明的投资者,他肯定知道,乌克兰总统不可能在不咨询他的律师、议会或民众的情况下,就随便签一份转让数千亿美元矿产权益的文件。但这位财政部长觉得他必须执行特朗普的命令,不管这命令多么恶劣或荒谬。如果总统想清空加沙地带,把它变成一个赌场,那你就得去推销这个想法。在战争期间敲诈乌克兰?那你就得这么干。
 一个正经的美国总统会认识到,普京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利,我们应该加以利用。正如《经济学人》上周所指出的,俄罗斯“大部分的‘战果’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取得的。2022年4月从乌克兰北部撤军后,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19.6%的领土;其伤亡人数(死亡和受伤)可能达到了2万人。据英国方面估计,如今俄罗斯控制着19.2%的领土,而其伤亡人数已达80万。……俄罗斯库存的7300辆坦克已经损失过半。剩下的那些坦克里,只有500辆能迅速修复。到4月,俄罗斯的T-80坦克可能就会消耗殆尽。去年,它损失的火炮系统数量是此前两年的两倍…… 将资源从生产部门重新调配到军工综合体,已经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了21%。”
如果这是在玩扑克牌,普京手里握着一对2,却虚张声势地要押上全部赌注。而特朗普没有拆穿普京,反而说:“我还是弃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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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没有团结我们所有的欧洲盟友,没有加大对普京的军事压力,让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接受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提议”。他完全走在相反的方向。在联合国,他拒绝与盟友们一起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与朝鲜这样的国家投了相同的票,从而使我们与盟友产生分歧,并且还发起了一场充满谎言的运动,试图诋毁泽连斯基而不是普京的合法性。
 除了谎称是乌克兰挑起了战争,特朗普还宣称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实际上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57%,比特朗普的支持率高出13个百分点),还说泽连斯基是个“独裁者”,应该举行选举。与此同时,他对普京却是毫不追究——普京判处总统之位的头号竞争对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总共28年监禁,让他在北极的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服刑,最终在那里离奇死亡。
 显然,泽连斯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某种荒唐的矿产协议,尽管特朗普要求的金额是美国给乌克兰的约1200亿美元军事、人道主义及其他财政援助的三到四倍——而乌克兰人正是用这些援助来抵御俄罗斯侵略者,保护西方的。
整件事都太可耻了。实际上,特朗普是想通过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从乌克兰人身上获取好处,同时不要求普京赔偿,也不承诺美国未来会保护基辅。正如白宫明确表示的那样,“与乌克兰达成的这项经济协议不会成为未来为战争提供援助的保证,也不会包括美国向该地区派驻任何人员的承诺。”
我不反对美国在战后要求我们的公司优先获得对乌克兰自然资源的投资,作为对我们援助的感谢。但是现在就这么做,而且没有安全保障作为回报?唐·柯里昂都不好意思提这样的要求。但唐·特朗普好意思。
特朗普完全看错了普京。他认为普京只需要一点积极的关注,一点理解,一点对他安全需求的关心——一个拥抱!——他就会签署特朗普非常渴望的和平协议。无稽之谈。俄罗斯问题专家、广受好评的《骑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及其战争用途》(Riding the Tiger: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Uses of War)一书的作者莱昂·阿隆告诉我说:普京并不是在寻求“乌克兰的和平”。他寻求的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胜利,“他在国内就非常脆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会为和平做任何事,普京的独裁政权则会为胜利做任何事。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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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还说,改变的方法是向普京发出信号:面对普京的下注,西方盟国不但会跟,而且还会再加上一注——“不要中伤一个英勇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在为维护欧洲的完整和自由而战。
我们应该支持乌克兰人争取最好的协议。它很可能必须包括:停火,这样才能承认普京对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暂停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前提是俄罗斯将其进攻性军队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作为回报,普京必须接受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并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让乌克兰拥有自由和主权,由美国提供支持,以保证普京的军队不会返回乌克兰,此外,俄罗斯不得干涉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坚持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基辅目前正处于这一谈判进程之中。我希望俄罗斯人每天看着乌克兰,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斯拉夫的、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自己生活在普京的斯拉夫盗窃独裁统治下。在我看来,整场战争从来都不是普京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普京真正害怕的是乌克兰加入欧盟。
一位只能私下谈论,无法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学者在莫斯科对我说,普京的团队把特朗普的团队视为一辆小丑车,里面全是业余选手——他们很容易成为精明而冷漠自私的普京的最终目标:“MRGA——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并让美国再次不那么伟大)。”他还说,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局面,使美国成为“同等大国之一”,专注于西半球,从欧洲和亚洲撤出军事力量。普京认为特朗普是他手中的一件钝器,让他可以“管理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落”。
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点头娃娃会意识到这一点吗?也许吧,也许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会醒过来。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杜然、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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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把拉丁美洲拱手让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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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把拉丁美洲拱手让给中国

ERIC JACOBSTEIN
圣萨尔瓦多由中国出资新建的国家图书馆。
圣萨尔瓦多由中国出资新建的国家图书馆。 Fred Ram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总统上任的头几天里就以新的关税和签证限制威胁哥伦比亚,与此同时,北京没有错过这个机会。随着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危机展开,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在X上发表了一条别有用意的信息:“中哥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两国建交已有45年。”
本月在访问拉美五国期间,国务卿鲁比奥试图将特朗普对西半球正在形成的方针形容为“美洲优先”的外交政策。但特朗普的一系列不断增加的短视行动已经破坏了早期的外交接触,并在该地区为美国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创造了机会。
这些短视行动包括对钢铝征收关税,威胁对我们的北美邻国征收关税,冻结对外援助,以驱逐出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议程,以及荒谬的领土主张。随着特朗普通过威胁和最后通牒疏远我们的邻国,北京已准备好填补空白。
在过去25年里,中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00年,中国仅是该地区第七大出口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南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从2013年的1120亿美元激增至2023年的20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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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事实证明,中国以不附加条件的方式在拉丁美洲资助基础设施和政治上有用的建筑项目,这样的做法极具吸引力:中国在萨尔瓦多建造了一座耗资5400万美元的先进图书馆,在整个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建造了板球场和足球场等许多项目。遗憾的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建设项目也经常无视当地的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这与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如出一辙。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特朗普不仅惹恼了我们一些最亲密的历史盟友,还为北京进一步推开了大门。他提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这一提议现已被推迟),这不仅会损害北美各地的消费者,而且还会为中国创造机会,让中国成为该地区更可靠的经济伙伴。本届政府大幅裁减对外援助——2023年,仅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就超过20亿美元——不仅会向我们的邻国发出美国不可信任的信号,也将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中美洲,美国的援助资金一直在帮助遏制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非正常移民,并打击MS-13等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指挥犯罪活动的跨国团伙。
特朗普政府“美洲优先”方针的唯一核心就是将移民驱逐出境。到目前为止,将移民送回拉美国家的问题盖过了美国在该地区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问题,特朗普威胁对哥伦比亚征收关税和禁止签证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威胁已经取得了一些人认为的公关胜利,例如使用美国军用飞机将移民送回他们的祖国。这些图片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吸引眼球,但拜登总统的驱逐航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使用的是专门为此类任务设计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飞机。
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将取得一些胜利,因为该地区的许多政府可能会像哥伦比亚一样,为避免遭到报复而满足特朗普在移民方面不断增加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政府的霸凌行为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会让长期盟友寻求加强与其他政府的关系。
美国的对外援助——即使是在过去源源不断的时候——在数量和速度上也始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向拉美提供的累计融资落后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企业。该组织是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由国会成立的,投资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项目。尽管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增加对开发金融公司的资助,这可能是积极的,但这种资金决不能以牺牲美国国际开发署促进我们在美洲利益的关键资金为代价。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不应该冻结援助和征收更多关税,而应该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和援助。两者最终都将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和随后的声明中要求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美国控制,这让人想起了门罗主义的扩张理想。门罗主义是詹姆斯·门罗总统于1823年提出的,目的是阻止外国势力影响拉丁美洲。相反,特朗普的高压策略将疏远我们的邻国,达到与门罗的愿景完全相反的效果。特朗普政府需要迅速扭转方向,否则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可能会出现永久性的下降,而虎视眈眈的北京会填补它留下的真空。

Eric Jacobstein曾在拜登政府任职,最近曾任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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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向普京屈服,世界将变得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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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向普京屈服,世界将变得更危险

纪思道
Maxim Shipenkov/EPA, via Shutterstock
我不确定大多数美国人是否意识到特朗普总统对“二战”后秩序造成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秩序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财富的源泉。
他把它打碎了。他让世界变得更危险。他站在被指控为战争罪犯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边,毒化与美国长期盟友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正在瓦解。
“特朗普和他那群无知的擦鞋匠寡头正在破坏组织、协议和价值观的网络——主要是自“二战”以来由美国建立的——这个网络总体上给了我们大多数国家非同寻常的和平与繁荣,包括美国在内,”前英国保守党前主席、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彭定康(Chris Patten)对我说。
彭定康的强硬措辞反映了欧洲的苦恼,因为他一生都是美国的忠实拥趸,而且现在,作为巴恩斯的彭定康男爵,他是英国尊严与克制的典范。他还说:“我爱美国,我曾经乐于把美国总统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现在不再是了。我曾经崇拜的美国价值观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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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知道能对他说些什么。但对美国人来说,这是耻辱的一个月。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我们把波兰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称为苏联的卫星国;现在特朗普正在听命于普京,似乎决心要让美国进入俄罗斯的轨道。
特朗普政府官员本周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讨好俄罗斯官员,用其中一名俄罗斯人的话说,“开了很多玩笑”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进而讨论了欧洲的未来,同时把乌克兰人和欧洲人都排除在外。双方讨论了采纳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放弃对莫斯科的制裁
这太荒唐了。我报道过乌克兰的战争,参观过俄罗斯的刑讯室,采访过被侵略者拐卖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有我2022年采访的乌克兰女子阿拉·库兹涅佐娃的一丁点骨气就好了。尽管遭受电击、电缆抽打,被俄罗斯审讯人员多次强奸,库兹涅佐娃还是拒绝向他们屈服。
“我们感谢美国人,但我们只是请求,请不要半途丢下我们,”她当时对我说。“别丢下我们独自面对。”然而,现在特朗普已经崩溃,似乎准备抛弃像她这样的英雄。在过去10天里,我们从美国官员那里看到的是最懦弱的绥靖政策。
在内维尔·张伯伦的幽灵注视之下,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怒斥欧洲人,然后会见了极端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许多德国人认为,该党是纳粹主义的后裔。一些成员对纳粹大屠杀轻描淡写,使用纳粹口号,据称还阴谋推翻政府。
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欧洲也在努力破坏民主。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对欧洲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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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预计特朗普将从欧洲撤军。北约看起来越来越徒有其表;真的有人认为,如果俄罗斯派出“小绿人”部队占领了拉脱维亚的村庄,特朗普会根据北约第五条派遣军队吗?更有可能的是他会问普京能不能在那里建一座特朗普酒店。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菲利普斯·奥布莱恩写道,“欧洲领导人正在意识到,美国不仅在抛弃乌克兰,而且对欧洲民主和自由的未来构成了威胁。”
英国总理基尔·斯塔默是这样说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代人的挑战。”
公平地说,特朗普在一个基本观点上是正确的:欧洲应该为自己的防务做出更多贡献,而不是免费搭美国纳税人的便车。欧洲有足够的人口和足够的财富,它可以自己管理俄罗斯,但特朗普不是管理这个过渡期,而是接近于换到另一边去。
特朗普谈到乌克兰战争时,乌克兰“不应该发动战争”——可乌克兰当然没有发动任何战争。特朗普可能会说,一个遭抢劫的人不应该用自己的鼻子去打袭击者的拳头。
最近,特朗普政府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站在莫斯科一边:乌克兰必须割让领土,不能加入北约,应该像俄罗斯坚持的那样举行新选举。(与此同时,没有人呼吁俄罗斯举行选举。)特朗普甚至建议俄罗斯应该重新加入七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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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谎言的咆哮,令他的言论更进一步。他谴责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是一个挥霍钱财的“独裁者”,要他“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的国家将不复存在”。特朗普的帖子和克里姆林宫声明的语气如出一辙。
特朗普接受了普京的这些立场,但显然没有寻求多少回报。外交通常是给予和接受,但就像特朗普与普京互动时经常发生的那样,特朗普一直都在给予。
特朗普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在其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了支持。他对巴拿马、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领土主张强化了俄罗斯的立场,即超级大国可以攫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要求强行驱逐加沙人,标志着他放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曾经扩大了美国的软实力。特朗普正在让普京成为赢家。
前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利厄斯·兰茨贝吉斯警告说,如果特朗普继续支持俄罗斯,而欧洲不加强行动,那么“对欧洲安全的威胁将大大增加。普京将变得更加大胆,这意味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地将爆发更多战争”。
危险不止于欧洲。未来几年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噩梦或许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从台湾附近或南海开始。拜登总统与亚洲盟友密切合作,并明确表示俄罗斯正在为入侵乌克兰付出高昂代价,从而威慑了中国的侵犯。如果特朗普让俄罗斯赢了,还破坏了我们与盟友的关系,那么中国就更有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
“多么可怕的时代,”彭定康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0年是一个繁荣进步的非凡历史时期。但现在,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在1914年8月所说的那样,“整个欧洲的灯都熄灭了,”我们必须为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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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让全世界为中国的错误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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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让全世界为中国的错误买单

BRAD SETSER
Kaya & Blan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总统随时准备使用胁迫性关税,这对战后经济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深远的威胁,使全球商业充满不可预测性,令贸易伙伴难以应对,企业更是几乎无法制定计划。
但他不是世界经济面临的唯一威胁,甚至可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更具战略性、更为精心策划的产业和经济政策正在从根本上扭曲和损害全球贸易。
贸易通常是指进口和出口的结合。但习近平已颠覆了这个理念,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互动,至少在制成品方面是这样。在过去六年里,中国的制成品进口平均每年只增长了150亿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来,这等于基本上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增长率是进口增长率的10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长逾1500亿美元。就制成品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几乎是单向的。
中国现在主导着全球制造业,中国的贸易顺差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出口鼎盛时期的最高贸易顺差。世界各国都从中国购买廉价产品,但它们无法向中国出售同样多的产品。这些国家的出口行业正在受到伤害——比如德国——而且不再雇用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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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想弥补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管理不善。
问题的根源可追溯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场危机导致中国的出口下降。政府本可以实施支持家庭收入的政策,增强中国消费者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来抵消出口下降的影响,它还可以削减为维持国家财政而对低薪工人和国内消费征收的高额税收。那本会帮助中国过渡到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让经济在工业、贸易、投资、消费方面保持平衡。
然而,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做法是用该国规模庞大的家庭储蓄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投资热潮。新建了桥梁、公路,尤其是修建了大量新公寓,虽然所有这些建设和相关的经济活动使中国在增长方面对出口的依赖有所减少,但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习近平做出的反应是从2020年开始遏制房地产行业,他的做法引发了房地产行持续至今的深度萧条。
习近平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也起了一定作用。为了缓解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政府都为支持消费者花钱敞开了腰包。唯一一个没有拿出刺激经济、支持家庭消费的重大措施的主要经济体就是疫情最早暴发的中国。习近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对政府给老百姓发钱或采取任何带有福利主义色彩的措施,他认为消费刺激与投资不同,不会产生持久的价值。因此,当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重新开始消费,包括购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时,中国得以借助其他国家的刺激方案恢复了经济,同时将所有资源投入到扩大制造业上,以弥补房地产行业提供不了的经济增长。
换句话说,由于政府把赌注错误地押在房地产、长期以来未能加强中国家庭的支出,习近平正在让中国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确实进口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和铁矿石,以及自己尚未掌握制造技术的先进半导体。但中国在制造业和出口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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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汽车为例,该行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是许多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支柱。大约20年前,中国在汽车制造方面的地位还无足轻重。到2018年时,中国已具备年产4000万辆汽油动力车的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所需的2500万辆。那之后,由于政府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巨额补贴,中国又增加了年产2000万辆电动汽车的产能,这一数字可能很快会上升到3000万辆。全球的汽车年需求量为9000万辆,中国有能力满足全球三分之二的需求。
这种模式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复制。中国在正常情况下生产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一半以上的铝,以及一半以上的船舶。在太阳能电池和电池等清洁技术领域,中国能生产数倍于全球需求的产品,并且有担忧认为,中国可能会在内存和汽车芯片领域复制这种成功。此外,中国通过补贴新工厂的建设和装备,部分弥补了(由房地产崩盘引起的)国内钢铁需求的下降,这些新工厂使用国内生产的钢铁,它们正在大量生产更多的制成品,向海外市场出口。
总的来看,中国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是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三倍。这意味着中国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为直接代价的,这些制造商越来越无法竞争,它们面临着退出被中国瞄准的行业的压力。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低迷,这种模式没有改变的迹象。它指向一种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出没有需求,而其他国家却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从而易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影响。
特朗普的关税加剧了这一问题。关税本身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即使美国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开始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就像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那样,也可能不会从根本上打乱全球贸易,只要他就此打住。美国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美国出口商将面临其他国家的报复。但美国将继续进口大量产品,世界各地的制造商能填补美国出口商丢掉的一些市场,贸易伙伴们能为这一切制定计划。
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让制定这种计划变得极其困难。如果他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的话,没有其他国家能切实地吸收中国的所有出口。欧洲经济已陷入停滞,印度和巴西等大的新兴经济体担心从中国进口产品会削弱本国的制造业。如果没有全球市场为中国产品提供出路的话,中国经济将陷入困境。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习近平对中国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他似乎坚决反对那种改革。
习近平对贸易的看法是单向的。特朗普经常听上去好像他根本不相信贸易。夹在这两人之间的全球经济将经历一段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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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将如何摧毁美国的经济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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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将如何摧毁美国的经济安全体系

HENRY J.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Robert Hanson
过去20年里,美国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工具库,这些工具支撑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携手发展出了一种关于世界以及如何最好地追求美国利益的共同理解。经济安全官员在各届政府工作,逐渐形成了建立在金融制裁、出口管制和关键技术开发基础上的全球秩序的宏伟目标。每一届新政府都从上一届政府那里继承经济武器,并鼓励其继任者继续建设美国的经济实力结构。
我们即将发现,当这些结构被一个破坏性的政府控制时会发生什么,以及这个政府继承了这些武器而没有相应的责任感时会发生什么。
新的特朗普政府中仍然有传统的经济安全技术官僚,但他们只是其中一个派系,要与加密货币爱好者、华尔街支持者和美国优先主义者等其他派系竞争。伴随着这种争斗,以及特朗普总统同其他国家在社交媒体上的争吵,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世界的开始:各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与此同时,我们的权力机器开始从内部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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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白宫之前,拜登的人马显然希望塑造特朗普政府的议程。就在特朗普上任的六天前,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美国掌控全球人工智能的计划。这份文件是美国20多年来利用技术和经济限制手段来建立美国持久实力的努力的成果,它为巩固美国对尖端人工智能的控制制定了一项复杂的计划。
但随后,特朗普展示了自己处理政策和全球事务的方式。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美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当该国拒绝接受用两架军用飞机运回的被驱逐者时,特朗普宣布,他将在一周内对哥伦比亚实施全面的“财政、银行和金融”制裁,并对所有哥伦比亚产品征收50%的关税。哥伦比亚总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长文作为回应。一个保全面子的妥协结束了这场争吵。过去几十年制定的政策理解已经出局;现在有用的,是Truth Social上190字的帖子。
其他国家肯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从短期来看,他们可能更愿意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从长远来看,他们将有充分的理由远离一个似乎愿意凭着一时兴起摧毁盟友经济的美国。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更像是19世纪的炮舰外交,而不是战略考量。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像轮盘赌里的球一样反复无常。问题在于,他的政府将成为一个赌场,加密货币赌徒、科技寡头和华尔街机会主义者将与安全问题鹰派争夺影响力。
接下来,美国的政策将取决于特朗普让球落在轮盘的哪个格子里。这些不同的派系对美国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家是否应该依赖旨在抵抗政府控制的加密技术?是放松还是加强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它是否应该与富有的专制政权达成权宜的交易?
至少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将与过去的安全共识大相径庭。过去,虽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激烈争论,但双方都认为,国家利益取决于在全球金融和技术领域增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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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后,两党都意识到一个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机构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在这个由美元支撑的体系中,恐怖分子和朝鲜等流氓国家可以轻松地跨境汇款和收款。
财政部开始把美元变成一种全球权力体系,部署制裁措施,对个人、银行乃至整个国家实施封锁。虽然对技术的关注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政府,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在创建出口管制和相关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孤立包括伊朗在内的国家,还可以用来打击中国中兴通讯等依赖美国技术、同时又藐视美国规则的海外公司。
外人很少会注意到这个似乎充满枯燥技术的神秘领域。只有专家才明白,美国正在围绕自己的安全利益慢慢重塑全球经济,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行动,构建一个庞大的威压机制。
当特朗普于2017年首次上台时,这一制度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太大变化。过去,他威胁对盟友实施制裁,令美国的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但也更具争议性。然而特朗普经常对自己的高级官员感到无可奈何,这些官员时不时地阻挠他们担心有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
中层官员在特朗普的推特风暴中执行政策,他们的随机应变甚至导致一种新的经济武器被发现。特朗普希望迫使中国做出贸易让步,因而扩大了出口管制,以便用来对付那些与美国经济只存在间接联系的外国企业。
拜登上台后,他的官员对俄罗斯和中国都采取了这些措施。拜登的人工智能计划依靠的是特朗普的商务部所创造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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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年的连续性现在即将结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受到的限制将会减少。2020年,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TikTok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实际上等于发出一纸禁令。现在,他似乎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从而让TikTok存活下来(他是在会见TikTok母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杰夫·亚斯前后改变主意的,但他否认在会谈中讨论过TikTok)。
特朗普对加密货币的热爱与他对美国权力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他承诺将加密货币作为国家政策重点,甚至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他指定加密货币投资者戴维·萨克斯为“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沙皇”,并提名霍华德·卢特尼克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公司Cantor Fitzgerald一直是加密稳定币Tether的主要支持者
但是,加密货币的利益与美国的金融和技术实力是存在冲突的。加密货币使流氓国家更容易跨境转移资金,并承诺技术去中心化可以提供政府权力的替代方案。传统银行担心加密服务在洗钱和执行金融制裁方面的不作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也会有类似的战斗。新政府中的国家安全问题鹰派希望让人工智能掌握在美国手中,并限制外国人获得功能强大的半导体。但人工智能公司和半导体生产商正在对影响力进行早期投资——他们希望在数据中心和制造设施上的巨额资金赌注能够得到回报。
人工智能公司通常对出口管制持乐观态度(这样的管制会损害它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并希望减少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和限制。相比之下,半导体公司则更担心出口管制,因为出口管制极大地限制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长期以来维持经济安全机器运转的中层官员将不得不应付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有一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要求他们为他提供打击敌人的武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维护和加强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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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时候,总统可能会希望这些官员不要妨碍加密货币、人工智能或任何其他有影响力的经济利益集团规避国家安全限制。
有时,总统的目标和国家安全利益可能是一致的。虽然特朗普本人在乌克兰是否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他的一些顾问显然希望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压力,迫使它接受一项对乌克兰做出更多让步的和平协议。
然而,总的来说,这届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经济安全。制裁和其他措施有时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用于让总统不满的国家、组织和个人。那些害怕特朗普的善变和愤怒的人,完全有理由脱离与美国的联系,以便减少损失。
国家和企业可能会向特朗普献上好处,或者假装这样做,以避免关税、制裁和出口管制。但他们也会知道,美国不再是完全可靠的。他们很可能不仅会受到特朗普蓄意行动的伤害,还会受到美国外交政策错误的伤害,这种错误会随着美国的行政权威的内部萎缩而猛增。在这个多边世界中,随着单边的讨好取代双边关系,我们可能会看到支撑美国实力的市场受到侵蚀。全球企业将使其供应链多样化,对美国构成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它们与那些窃盗统治的小国打交道时没什么不同。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手发现很难说服美国的盟友脱离美国的经济网络。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改变了他们的盘算——现在,就连欧洲盟友也在悄悄谈论向中国靠拢。他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与美国的关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却越来越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带来的代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Henry J. Farrell 和乔治城大学的Abraham L. Newman是国际事务教授,也是《地下帝国:美国如何武器化世界经济》一书的作者。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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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访问中国,美国能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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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访问中国,美国能得到什么

BONNIE S. GLASER
Pool photo by Ng Han Guan
据报道,特朗普总统希望在上任头100天内访问中国。虽然白宫尚未宣布任何细节,但此行的筹备工作可能已经在进行中。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通常只有在确定此行会有正面成果后,才会就此行的安排达成共识,而目前关税战的升级,可能会彻底破坏此次会面。
对于特朗普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话,美国人应该持欢迎态度。我们不应期待、美国谈判代表也不应该指望达成一项宏大协议,试图解决诸多互不相关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应该做的是尝试在一系列局部议题上实现有利于美国的进展。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不是可与尼克松访华相提并论的时刻。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与20世纪70年代初大不相同。美国人应该透过喧嚣看到特朗普能够真正实现的目标。
进行这种重点突出的谈判,眼下可谓恰逢其时。虽然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它并非处于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它面临着诸多重大经济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疲软的消费支出、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增长放缓。这应该会给特朗普带来筹码,但不会像一些专家所期望的那样多。习近平认为国内问题是短期的麻烦,还认为美国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处于不可避免的衰落状态。
不过,他还是会设法从谈判桌上有所斩获。习近平很可能希望避免对中国产品征收更多关税,阻止美国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说服特朗普放宽对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限制。中国政府的战略似乎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争取时间,抵御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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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可能包括愿意增加对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的进口,在美国进行大量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带回在美国非法居留的中国公民,加强阻止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的行动,以及至少提出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和平。
特朗普可以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他应该坚持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那是乌克兰战争的动力来源,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如果习近平拒绝,特朗普应该对帮助莫斯科获取无人机、卫星和其他重要技术的中国公司和银行实施严厉制裁。他必须让欧洲也这样做。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失去了平衡,在这个方面,特朗普是对的。他应该说服习近平支持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在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美国政府应完成对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审查。特朗普还应向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履行其大部分未兑现的承诺,包括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的承诺。
他还可以明确自己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兴趣。在大选期间,他打破了他所在党派的立场,表示欢迎中国在汽车领域的投资,例如电池和电动车工厂,这些投资将雇用美国工人。美国可以从这类投资中受益,但特朗普应坚持要求中国也分享一些技术,使美国企业能够赶上中国的竞争对手。这将复制北京长期以来的做法,即通过施压,有时甚至是直接提出要求,让外国企业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作为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条件,通常是通过合资企业。
在核武器问题上也有取得进展的空间,尽管不是特朗普所希望的那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习近平致力于增加中国的核武库,使其更接近与美国的核力量平衡——预计中国将在2035年达到该目标。特朗普应利用此次会晤敦促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加大透明度,并敦促北京方面定期讨论核、网络和太空防御问题,以降低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
美中之间若要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的让步是少不了的。除了放弃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还可以同意取消近年来对国家安全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的领域加征的关税。我们应该期待中国也会这样做。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可以保持不变。美国可以承认双方的相互核毁灭的可能性已成事实。特朗普还可以主动提出在华盛顿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并以足够的隆重来表达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习近平所渴望的尊重。(习近平上一次访美是在2015年;他在2017年接待了到访中国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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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有些领域是不可讨价还价的,例如限制向中国转让可能增强其军事能力的美国技术。此外,特朗普不应同意限制对台军售,或支持北京方面统一台湾的目标。
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数十年。美中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为推动外交政策重要领域的进展和管理风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内的首次会晤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确保与中国建立更加公平的关系,以及帮助美国变得更安全、强大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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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世界丛林中的“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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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世界丛林中的“战狼”

DAVID WALLACE-WELLS
Illustration by Ibrahim Rayintakath
很可能已经有孩子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开战而死。如果冻结外国援助和大规模强制休假令继续下去,可以肯定会有很多孩子死去。
这个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分发了价值400亿美元的援助,支持施食处、减铅和疫苗接种项目,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它不仅仅是人道主义资金的一个水龙头。它也一直是美利坚帝国的门面。该机构成立于冷战期间,目的是对抗苏联的影响,它为卫生和发展提供资金,但也支持有利于商业的政治,以及通常被称为民主改革的举措,吸引世界上更多的贫穷国家进入美国的影响范围。
因此,以浪费和意识形态偏见为理由“删除”开发署的突击行动也是在发出一种更大的讯息:如果正确理解软实力,就会认识到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实力,只是一种枷锁,在限制对更强硬、更传统的实力的施展。
特朗普在上次执政期间有一张照片,是他拿着一张显示飓风的地图,上面用黑色记号笔标记了飓风的可能路径,与他自己的无知推断相吻合。这一次,他是在标注一些美利坚帝国的假想地图,他说他希望看到这个帝国向北延伸,覆盖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向南穿过“美国湾”,到达巴拿马运河,最终远及被夷为平地的加沙地带,他称那里为“中东的里维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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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是否会发生(甚至是否可能发生)——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宣告“新美帝国主义”和19世纪世界回归的文章中称加沙计划“毫无希望”。但每一次对帝国欲望的宣示,都是那种反复无常的特朗普式演讲行为,其中的某一句话既可能毫无意义,又可能充满预兆;既自我否定,又展示总统塑造世界的力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丹麦外交部长拉尔斯·拉斯穆森等外国领导人警告称,特朗普的占有欲是非常认真的。无论特朗普关于美国昭昭天命的倒退梦想会带来什么结果,它所隐含着的对传统地缘政治秩序的挑战同样引人注目:如果我们想要这些东西和这些地方,谁能阻止我们?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的行政命令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这让一些人把新总统正在成形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一种战略撤退,甚至像瑞安·格里姆所说的那样,是在“放松”或“重新定位”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但新总统第一天的另一项命令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而新任国防部长在就职时表示,当涉及到对墨西哥的军事行动时,“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国家安全顾问表示,美国必须通过掠夺乌克兰的自然资源来收回它向该国输送的资金,总统还威胁要就格陵兰岛问题对丹麦征收高额关税。除了中国,特朗普的第一轮关税还针对盟友,美国和这些盟友之间有着存在多年的贸易协议,不久前还由特朗普本人进行过重新谈判——尽管这些关税因回应微不足道的让步而迅速撤销了,但你不禁会觉得,不能假设任何现有安排都会持续很长时间,特朗普可能会对世界秩序的许多方面进行压力测试,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来。
新任国务卿在开始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任期时,实际上就已经在否定外交——至少是几十年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外交。“战后的全球秩序不仅仅是过时了,”鲁比奥1月份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宣称。“它现在是一种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上周,鲁比奥宣布,美国不会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解释说,“我的工作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纵容反美主义。”
在特朗普的世界里,鲁比奥算得上是一位异常明确的发言人,他的两句话合在一起,清晰表达了一种意图:几十年来,一个主要由美国力量建立、为美国力量而建立的体系,现在正在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它抑制甚至反对美国力量。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恶霸,但它至少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即使它对全球的全面控制最近似乎有所缩小。“霸权迟早会结束,而现在美国基本上是在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结束霸权,”法国观察家阿尔诺·贝特朗写道。“这就是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秩序——由美国亲手呈现给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新范式出现时很少是完全成型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过去四年里看到了拜登徒劳地试图恢复某种摇摇欲摇的战后道德秩序,那么已经极为明确的是,特朗普想抛弃这种伪装,代之以一个原则:全球混乱可以为长期被惯例和敬畏所束缚的大国提供机遇。你可能听说过“狂人外交”;现在这就是“疯狂世界外交”。
在过去十年里,随着中国不再表现出地缘政治上的顺从,开始上演类似的争权游戏——例如,告诉东盟地区联盟的10个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你们是小国,这是事实——由此激发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术语:战狼外交。这让包括拜登在内的西方外交政策建制派感到震惊,拜登不仅要应付中国,还要应付俄罗斯和以色列,在他总统任期的后半段,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一个怀旧的外交修复工程上。“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运动的反驳是,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不要做傻瓜:在世界舞台上,我们都是狼,当我们露出牙齿,游戏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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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同意停火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特朗普的一个荣誉,在一个非凡的安息日,他的特使显然胁迫内塔尼亚胡接受了一项已经存在了好几个月的协议——也许这表明,那些投票给这位曾经和未来的总统、以为他是追求和平的候选人的人,并非完全被蒙蔽。但是,仅仅几周后,很明显,数百万人的家园被毁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在他眼里就是个单纯的土地征用问题。他上周表示,加沙的最终收购将是一项简单的“房地产交易”,甚至不会由以色列来主持,而是由美国主持。“我们要拿下它,我们要持有它,我们要珍惜它,”周二,他说——已经有人管那个地方叫“马阿加沙”。
这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一直被批评为美国行使权力的幌子,尤其是左翼更是如此看待;而右翼的批评者更有可能将这种秩序视为一个反民族主义阴谋,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政府。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的核心力量,但我们现在已经远非那个曾经被称为单极世界的时代,或许也不再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或奥巴马称世界“离不开”美国的时代。(“霸权衰落已成定局,”历史学家亚当·图泽最近说。“没戏唱了。”)
然而,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标志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象征性终结”,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上月写道,这个终结比他的第一个任期更加彻底——米兰诺维奇后来补充道,部分原因是在此期间,许多曾经看似古怪的冲动(关于中国、贸易和产业政策)已经悄悄地固化为精英们的普遍认知。
这种差异在国外也很明显,全球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想要联合反对特朗普——有些领导人似乎还很喜欢和他本人打交道——他们承认基本的交往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外交部长办公室公开赞扬了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袭击,匈牙利领袖欧尔班·维克托也表示了赞赏。中国似乎乐于看到美国引爆其全球实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在欧洲,欧盟委员会的何塞普·博雷尔几年前将欧洲大陆描述为一个有序而和平的“花园”,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丛林”所包围,他因这番言论陷入了麻烦。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也开始了类似的论调,她说这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世界”,是一个“极具竞争性和交易性的地缘政治时代”。
换言之:外面是一片丛林。

David Wallace-Wells (@dwallacewells) 是时报观点作者,也是《纽约时报杂志》的专栏作者,著有《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一书。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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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抗只会令世界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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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抗只会令世界更加混乱

托马斯·弗里德曼
Carl De Keyzer/Magnum Photos
候任总统特朗普曾在本月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盛顿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引起了许多人挑起眉毛,暗自发笑。当然,外国领导人是不会来美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但我觉得特朗普这个想法其实不错。我不久前刚从中国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叫我用一张图来描绘这两个国家如今的关系,那将是两头大象透过一根吸管互相对视。
那可不是好事。因为突然之间,美国和中国有了更多要讨论的东西,不仅是贸易和台湾议题,还有谁在21世纪的世界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等问题。
世界此时此刻面临着三个划时代的挑战: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从崩溃国家蔓延出来的混乱。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是世界两大碳排放国。两国的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都有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已变得超级融合的时代,它们的合作能在管理超级智能、超级风暴,对付失败国家里拥有超级权力的一小群愤怒男人——更不用说对付超级病毒上,给世界带来希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新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因。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与毛泽东见面后签署的这份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制定了的规范。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让两国关系走向非正常化。两国正在各个层面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我30年来多次访问北京和上海,以前从未有过我在最近这次旅行中的感觉——似乎我是在中国唯一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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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是,但以前通常会在上海主要的火车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里听到的美国口音明显缺失。中国的父母们说,许多家庭不再想让孩子去美国留学,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正在变得危险——联邦调查局特工可能会在孩子留美期间跟踪他们,学成回国后,自己的政府可能会怀疑他们。对目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来说也如此。一名与外国留学生打交道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一些美国人选择在海外学习一个学期时不再想来中国,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喜欢与优秀的中国本科生竞争,部分原因是,如今,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可能会引起未来的美国潜在雇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怀疑。
没错,尽管有许多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但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现在仍有逾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但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只有约1100人,低于十年前的约1.5万人,但高于2022年的几百人,那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达到顶峰后不久。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会说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将从哪里来,同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又将从哪里来?
“我们需要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是我们在全球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复杂的现实是,我们也需要在气候变化、芬太尼和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北京对我说。所以,“我们需要一批会说普通话、与中国年轻人交朋友的年轻美国人。我们需要为两国人民创造交流的空间。人民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之间以前曾有500万游客来往,现在只是这个数字的零头。”
伯恩斯的看法至关重要。随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中关系更多倾向于直接对抗,而不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商业团体、游客和留学生是在这种时候缓和中美之间日益尖锐对抗的群体。随着这些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两国关系现已越来越多地由赤裸裸的对抗定义,合作空间所剩无几。
特朗普提名戴维·珀杜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他曾在2015至2021年间担任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珀杜是有能力的人,进入参议院之前曾在东亚做生意。但他于2024年9月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通过我在中国和该地区的所有活动,一件事情已变得清晰无比:中国共产党坚信自己的正确使命是回归其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
嗯。我对霸主的说法没有异议,但“让世界信奉马克思主义”?在珀杜上任前,我希望有人能向他介绍一下情况,让他了解如今的中国有更多马斯克主义者——那些想成为埃隆·马斯克的年轻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正试图在我们的游戏——搞资本主义上打败我们,而不是让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
是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对中国的控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任何时候一样严密。但它的共产主义只是名义上的。中共推崇的意识形态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放荡牛仔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让数十家民营和国有企业在各种高技术行业进行适者生存的竞争,以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
Damir Sagolj/Reuters
尽管特朗普在中国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抨击中国的人和“关税人”,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采访的许多中国经济专家都暗示,中国更愿意与他,而不是与民主党人打交道。正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世界观》一书的作者李稻葵向我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觉得他们懂特朗普。他们把他看作邓小平。中国人懂特朗普是因为他认为经济是一切。”
邓小平是以务实、做买卖、做交易闻名的中国领导人,他强迫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经济,为了让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改为使用任何方法创造经济增长,他提出了非常不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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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不排除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从网络黑客到监视对方的飞机和海军舰艇。我希望我们正在这些方面用中国对付我们的方式对付他们。但像美中这样的大国也有做其他事情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国家之间每年仍有近60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的产品,出口近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让我回到为什么特朗普试图打破常规,邀请习近平来华盛顿是正确的上来。
本月在上海时,我的同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建议我们去锦江饭店看看,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72年2月27日晚在那里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为美中恢复关系提供了方向。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了一个中国的观点——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做出的让步——但美国坚持未来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和平的,双方还制定了经济关系,以及民间关系方面的目标。举行签署仪式的大厅里挂着尼克松和周恩来热情举杯庆祝新关系的褪色照片。今天看到这些照片,我不禁想问:“那真的发生过吗?”
一份新的《上海公报》可以帮助管理中美两国及全球面临的新现实。第一个新现实: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竞相发展通用人工智能。中国更专注于加强工业生产和监控,而美国则将其应用于从编写电影剧本到设计新药等更广泛的领域。即便通用人工智能——一种具有感知能力的机器——还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实现,北京和华盛顿也需要合作制定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将由双方共同使用并为全球所遵守。
这些规则应嵌入所有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中,以确保系统不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于破坏性目的,也不会自行行动,摧毁构建它的开发者。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秘鲁峰会上迈出了建立这种机制的第一步,而这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在宣言中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权方面,双方领导人确认需要对其保持人类控制权”。这意味着发射核武器不能由人工智能单独作出决定,必须有人类的参与。
美国官员告诉我,这17个英文单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谈妥。围绕人工智能的使用建立护栏,这一定不会是是最后一次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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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管理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需要就一系列策略达成一致,以确保到205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从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健康、经济和极端天气问题,这些挑战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混乱。
在此次中国行中,我试图向我的中国对话者解释:你们认为我们是彼此的敌人。或许我们是敌人,但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共同的重大敌人,就像1972年一样。这次它不是俄罗斯,而是混乱。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陷入无序,并且由于移民争相涌向有序地区,这些国家也在大量流失人口。
不仅是利比亚、也门、苏丹、黎巴嫩、叙利亚和索马里这些深陷无序的中东国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友,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缅甸,也面临类似困境。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个参与国,包括斯里兰卡、阿根廷、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黑山和坦桑尼亚也在挣扎。中国现在开始要求这些国家偿还贷款,并减少新的贷款发放,但这只会加剧这些国家的危机。
只有中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才有资源、实力和影响力来遏制这些无序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多次向我的中国对话者提出质询:你们为什么要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失败者为伍?你们怎么能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保持中立
中国从一个贫困、孤立的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巨头,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是在“二战”后主要由美国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稳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现的。
认为中国能在凶残的小偷普京这样的“混乱代理人”,或原教旨主义伊朗这样的“混乱推动者”(下一个很可能会分崩离析的国家)的价值观塑造的世界中发展,或者依靠全球南方,甚至仅靠自身独立生存,都是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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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考虑采取类似“尼克松访华”的举措——推动中美之间的和解,完全孤立俄罗斯和伊朗。单这一招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削弱伊朗在中东影响力并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特朗普难以预测,也许他会尝试这么做。
无论如何,如果希望21世纪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共同合作。如果竞争与合作完全让位于对抗,那么中美双方都将面临一个混乱的21世纪。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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