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view

There are new articles available, click to refresh the page.

派评 | 近期值得关注的 App

欢迎收看本期《派评》。你可以通过文章目录快速跳转到你感兴趣的内容。如果发现了其它感兴趣的App或者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值得关注的新App虽然少数派一直在为大家发现和介绍各平台上的优质 ...查看全文

理与尘|河南一公安局领导要求我撤稿?问我“需要提供哪些手续”

img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CDT 档案卡
标题:河南一公安局领导要求我撤稿?问我“需要提供哪些手续”
作者:李宇琛
发表日期:2025.9.1
来源:微信公众号“理与尘”
主题归类:公权力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image

image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习近平: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尽快建成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01/09/2025 - 11:43

自天津方面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呼吁,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并宣布中方计划在有需要的成员国实施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今年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未来3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创始成员国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2023年,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增加至10个。

周一,习近平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了题为《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说:“24年前,上合组织刚一成立,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4年来,成员国秉持这一初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推动上合组织建设和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称,“我们率先建立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机制,把绵延万里的边界打造成友好、互信、合作的纽带。最早采取打击‘三股势力’多边行动,扎实推进执法安全合作,妥善管控处理矛盾分歧,旗帜鲜明反对外部干涉,维护了地区和平安”。

习近平提到,“我们率先启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产业投资合作积极推进,地区发展繁荣动力更加充足。我提出的中方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累计贸易额突破2.3万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更加完善,成员国之间开通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近1.4万公里,开行中欧班列累计超过11万列”。

习近平亦称:“我们率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深化合作,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始终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倡导文明包容互鉴,反对霸权强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提及:“当前,上合组织已经成长为26国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30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习近平指,“展望未来,世界动荡变革,我们仍须遵循‘上海精神’,脚踏实地砥砺奋进,更好发挥组织功能”,并提出5项坚持要点,包括:一是坚持求同存异,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是朋友和伙伴,要尊重彼此差异,保持战略沟通,凝聚集体共识,加强团结协作,把合作盘子做大,把各国禀赋用好,把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责任共同扛在肩上。

习近平补充道,“二是坚持互利共赢。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增强地区发展动能、增进人民福祉。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各成员国经济互补优势,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在彼此成就、共创未来中共同迈向现代化”。

习近平续称,“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亚欧大陆孕育了古老文明,引领过东西交融,推动着人类进步。各国人民自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上合组织成员国要在人文交流中相知相亲,在经济合作中鼎力支持,携手打造立己达人、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文明百花园”。

习近平称:“四是坚持公平正义。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霸凌行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习近平续指,“五是坚持务实高效。持续推进上合组织改革,加强资源投入和能力建设,让组织机制更完善、决策更科学、行动更高效。尽快启用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和禁毒中心,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安全和经济合作提供更有力支撑”。

习近平介绍称,“截至目前,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存量超过840亿美元,同其他成员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他谈到,“推动上合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中方计划在有需要的成员国实施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

习近平随后宣布:“今年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未来3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从明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将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名额翻一番,实施上合组织博士生创新培养计划,共育学术科研卓越人才;未来5年,在成员国建设10所‘鲁班工坊’,提供1万个人力资源研修培训名额”。

讲话最后,习近平向与会的成员国领导人呼吁道,“让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坚定前行!”

据悉,会上,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主任沙尔舍耶夫先后发言。

官媒新华社报导指,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批准《上合组织未来10年(2026-2035年)发展战略》,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4份成果文件。

此外,成员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信息安全中心、禁毒中心揭牌。会议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决定由吉尔吉斯斯坦接任2025至2026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

普京:危机并非俄对乌的攻击所致、已向习详细通报俄美峰会所取得成果

01/09/2025 - 12:37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时声称,“上合组织还为加强整个欧亚大陆的合作与互信氛围作出了切实贡献,从而为在欧亚地区建立新的稳定、安全与和平发展体系奠定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前提。这一体系将取代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大西洋模式”。

稍后亦将前往北京参加中方组织的九三阅兵的普京在讲话中宣称,“今年对我们所有国家来说都是特殊的一年。5月9日,莫斯科庆祝了卫国战争胜利和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日;后天,北京将举办大型活动,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二战结束80周年。正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才得以被击败。基于二战的成果,联合国应运而生,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

普京续称,“其宪章包含以下关键原则:国际法至上、民族自决权、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独立和国家利益。这些原则至今依然真实可靠,不可动摇。上合组织凝聚了志同道合的人们,致力于构建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其各项活动也正是建立在这些理念之上”。

普京谈到:“上合组织内部合作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例如,去年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超过5%,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4.6%。对等贸易也在稳步增长。所有这些都高于世界指标。在相互结算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货币。我们主张发行成员国联合债券,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自己的支付、结算和托管基础设施,并成立联合投资项目银行。所有这些都将提高我们经济交往的有效性,并使其免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讲话中还表示:“本组织在解决当前国际问题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是全球发展进程和建立真正多边主义的有力推动者。当然,上合组织还为加强整个欧亚大陆的合作与互信氛围作出了切实贡献,从而为在欧亚地区建立新的稳定、安全与和平发展体系奠定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前提。这一体系将取代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大西洋模式,并兼顾最广泛国家的利益,真正实现平衡,从而不允许一些国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自身安全”。

普京随后就其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宣称,“借此机会,我想指出,俄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也秉持着同样的立场。在此,我要提醒大家,这场危机并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所致,而是西方支持和煽动的乌克兰政变,并试图借助武装力量镇压那些不接受、不支持这场政变的乌克兰地区和民众的反抗”。

普京接着重复其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的说辞谈到,“而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不断试图将乌克兰拉入北约,正如我们多年来反复强调的那样,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普京续称:“顺便说一句,2014年乌克兰发生政变,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政治领导层被淘汰。在此方面,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印度以及我们的其他战略伙伴为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建议”。

普京称,“我想指出的是,我希望最近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峰会上达成的谅解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为乌克兰的和平开辟道路。在今天和明天安排的双边会谈中,我一定会更加详细地向我的同事们通报阿拉斯加谈判的结果和更多的细节”。

普京接着透露说:“顺便说一句,昨天在东道主为我们上合组织会议与会者举行的晚宴上,我们已经与习近平主席谈到了这一点,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我向他详细通报了我们与美国总统会谈所取得的成果”。

普京提出,“当然,为了使乌克兰问题能够持久、可持续地得到解决,就必须消除我刚才提到的以及之前多次提到的危机根源,并恢复安全领域的公平平衡”。

此外,普京说道,“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朋友们,感谢他们为此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会晤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我相信,落实在天津达成的各项协议的各项议题,将在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上得到详细讨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各国代表团的到来”。



中俄印领导人亮相上合峰会 北京彰显地区核心地位

德正
2025-09-01T10:41:43.244Z
多位与会领导人将于周三在北京观看阅兵仪式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9月1日)在天津上合峰会发言时,抨击国际秩序中的“霸凌行径”,并借此次峰会强调北京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

习近平表示,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变得“更加混乱和纠结”。他同时批评“某些国家”的霸凌行径——这被视为暗示美国。他说:“展望未来,世界动荡变革,我们仍须遵循上海精神,脚踏实地砥砺奋进,更好发挥组织功能。”

包括普京、卢卡申科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十国领导人提前抵达天津,在红地毯上亮相并合影留念。有视频画面显示,习近平、普京和莫迪三人正在交谈,身旁配有各自的随行翻译。

上合组织成员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白俄罗斯。该组织倡导‘非西方模式’的合作,旨在为传统国际联盟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

8月31日开启的天津上合组织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峰会。与会国包括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阿富汗、蒙古两个观察员国以及14个对话伙伴,总共26个国家。9月3日,北京将举行大型阅兵活动,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

相关图集:上海合作组织组织的前世今生

在上海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2001年6月15日,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2002年6月7日,上合组织第二次首脑会晤在圣彼得堡举行。图为2002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参加上合组织部长理事会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
中俄主导:上合组织是首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据该组织的官方信息,其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是该组织的主导力量。图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8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上合组织峰会上。
反恐演习: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成立的上合组织,其关注的重点议题是区域安全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境内举行多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和平使命”的联合军演。2018年8月,演习在俄罗斯举行(图)。
首度扩容:2017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完成了该组织的首度扩容,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成员国数量增加到8个。图为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
上海-塔什干: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上合组织秘书处”,以及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图)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
向中东扩展:2021年7月,上合组织峰会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图)。当年稍后,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的程序,并吸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除这三国外,上合组织已有6个“对话伙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以及3个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和蒙古)。
普京不可多得的舞台:2022年二月,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上合组织成员中国和印度始终拒绝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并且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的购买量,帮助莫斯科缓解西方制裁的影响。出席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为普京在国际舞台亮相不可多得的机会,并显示其并不孤立。图为普京与习近平、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峰会上。
印度做东 线上峰会: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国是印度,会议于7月4日以线上方式举行。印度外交部官员透露,伊朗和白俄罗斯预计将在新德里峰会上加入上合组织。这是该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二次线上峰会。第一次是2020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原定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峰会改为线上举行。

习近平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等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莫迪表示,印度愿在“相互信任、互利互惠且相互体谅”的基础上推进双边关系。法新社指出,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施加贸易关税压力下,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

此次中国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随行团队包括高级政要及商界代表。印度总理与普京周一在峰会间隙会晤,此次会面凸显两国关系的加深。美联社指出,两人讨论重点包括地区稳定、双边贸易以及能源合作。据普京外交顾问乌沙科夫称,普京计划于12月赴印度,出席第23届印俄年度峰会。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会谈正式开始前,普京与莫迪在一辆俄罗斯高端国产豪华车中单独交谈近一小时。此次会晤引起外界关注,因为不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度进口商品加征25%额外关税,使总关税达到50%,以回应印度继续购买廉价俄罗斯石油。

本次峰会也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首次上合峰会。天津街头悬挂的宣传海报用中俄文书写“互利共赢”“平等”等字样。 多位与会领导人将于周三在北京观看阅兵仪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亦将出席。

 

DW中文有Instagram!欢迎搜寻dw.chinese,看更多深入浅出的图文与影音报道。

© 2025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

The Pacific War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ed victory over Japan, ChinaTalk interviewed Ian Toll about his Pacific War trilogy, which masterfully brings America’s bloodiest war — and the world’s only nuclear war — to life. Ian’s detailed scholarship creates a multisens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metallic tang of radiation after the bombs were dropped to the stench of Pacific battlefields.

Ian’s forthcoming book, The Freshwater War, will explore the naval campaign the US fought against Britain on the Great Lakes between 1812 and 1815.

Today our conversation covers….

  • How Ian innovates when wri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 Whether Allied victory was predetermined after the US entered the war,

  • Why the Kamikaze were born out of resource scarcity, and whether Japanese military tactics were suicidal as well,

  • How foreign wars temporarily stabilized Japan’s revolutionary domestic politics,

  • How American military leadership played the media and politics to become national heroes,

  • Lessons from 1945 for a potential Taiwan invasion.

Cohosting is Chris Miller, author of Chip War. Thanks to the US-Japan Foundation for sponsoring this podcast.

Listen now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The Pacific War — A Writer’s Guide

Jordan Schneider: I want to start with your closest scholarly forebearer, Samuel Eliot Morison. He was FDR’s buddy who ended up getting presidential approval to be embedded in the fight in the Pacific. Over the next 20 years, he published a 15-volume, 6,000-pag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For this show, aside from reading your 2,000 pages, I also read a few hundred pages of Morison, which — while there are echoes — feels like it was of a different time, era, and audience. When reflecting back on where you chose to spend your time in research and pages, compared to what he thought was most interesting and vital, what were the things that you both agreed needed the full treatment? What were things that you felt comfortable wri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you could spend less time on?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emes that you wanted to emphasiz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he did in his book?

Ian Toll: Well, Morison will always be the first, if not the greatest, historian of the Pacific War. It’s an unusual case because Morison pitch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who was himself a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 — this idea. FDR ran the Navy day-to-day during the Woodrow Wilson administration and was fascinated with naval history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e was a collector and an antiquarian.

FDR was unique as a president in anticipa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and writing to document the history of this war, even before it began to unfold.

Samuel Eliot Morison, a historian at Harvard who was well-established in the field, said, “Why don’t you just put me in charge of this whole project and let the Navy know that I get an all-access pass to the Pacific War as it’s happening? I will produce a multi-volume official history — but really a history written by me, Samuel Eliot Morison, with all of my strongly opinionated views, having witnessed many of these events, in some cases from actually being aboard a ship in a task force as it went into battle.”

Morison’s concern was to writ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history, and he did a remarkable job. He had access in a way that no outsider could possibly have had. He became personal friends with many of the admirals who fought that war and was a direct witness to many events. That was true in Okinawa, where he was aboard a ship in the task force and could work his personal impressions into the narrative.

All of that is very unique. Morison was seeing the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He was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e debates that the admirals had as they were rolling across the Pacific. He was probably less interested than I am in the way that the war was experienced by the ordinary sailor, soldier, and airmen, and more interested in grand strategy.

I like to pull those together — the way the war unfolded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fought it, but then also returning to the conference rooms where the planning unfolded. I want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politics of inter-service rivalries in the US military affected decisions — that was an important story unique to the Pacific because of the divided command structure.

Map of the Pacific Theater. Source.

This Solomon-like choice to say the South Pacific will be MacArthur’s domain — the US Army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South Pacific, the Central and North Pacific will be Nimitz’s domain — meant we were really going to divide this enormous ocean into two theaters. We were going to let the Navy have one, let the Army have one. That was to establish peace within this large and fractious military.

In some ways, that was a suboptimal decision. In other ways, it seemed to work out fin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ability to mobilize such an enormous war machine, such that we could fight two wars in the Pacific.

We fought two parallel counteroffensives — one south of the equator, one north of the equator. Because we had the ability to do that, the Japanese really were unable to concentrate their diminishing forces to meet either prong of this two-headed offensive.

Jordan Schneider: As you’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devote your research time and the pages that you allocate to these stories, can you reflect a little about your process of having all these simultaneous strains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individual soldiers, as well as these grand debates between MacArthur and Nimitz and the president about how to put all the pieces on the chessboard? What was both the research as well as synthesis process for you in this comprehensive history?

Ian Toll: My process, from when I first began doing this about 25 years ago, is to read everything. Now, with the Pacific War, you can’t literally read everything. The first book I wrote, Six Frigates, about the founding of the US Navy, I felt at times I was touching almost everything that had been written. That will never be the case with a war this big.

But to read very, very widely — histories, the original documents, the planning documents, the action reports, the memoirs, the letters, the letters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the lowest ranking soldier and sailor who experienced these events. Casting a wide net and spending years. before sitting down to write, going out and gathering up an enormous amount of material, and looking at the subject from every different angle.

Then there’s a middle step, which is important and often neglected by a lot of historians, which is to take all of that material and file it in a way that when you come back to the part of the narratives that you’re writing, you can immediately put your hands on that source to work it in. It is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sue, which requires a lot of thinking about how to do the research initially and how to organize it so you can then use it in the writing.

Eventually, it just becomes many thousands of documents organized in a certain way, a narrative that is going to unfold. The narrative is iterative in the sense that I may go down a blind alley and decide I need to throw that out. I throw hundreds of pages out. I’m doing it again with the book I’m writing now. To try to give the reader a sense that you’re shifting betwe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onstantly — the perspective of Nimitz and his staff at Pearl Harbor planning an operation, then shifting immediately to the perspective of Marines in the Fifth Regiment who are landing on a beach and then carrying out the operation that you were just seeing how this was planned, then shifting to 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and shifting back to the US home front.

It’s a constantly shifting narrative, in which you’re looking at the same subjects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but then integrated into a narrative that unspools a little bit the way a novel would.

Chris Miller: How did you learn to do that, shifting perspective so smoothly? Because it’s easy to say, “Oh, shift from Nimitz’s room where he’s looking at the map, then shift to Iwo Jima.” But you do that in a way that few narrative histories do. Jordan and I both agreed that we’ve never read a 2,000-page history and wanted another page until we read yours. How do you learn that scene shifting? What were you looking at as examples? What were you reading that gave you a model for this type of vast, sweeping narrative history?

Jordan Schneider: To give a sense of what Ian does — one of my favorite scenes was Hirohito’s surrender speech, which covers 30 pages. First, there was a debate over whether or not to surrend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10 pages of incredible palace drama — is there going to be a coup? Then, there was a coup, and it failed. Then the scene moves to NHK, and the phonograph is being placed, and the guy bows at the emperor’s photograph. Then you have these scenes all across Imperial Japan of different people responding to hearing the emperor’s voice in different ways.

The speech was in archaic Japanese, so people didn’t even know what it was saying. Some people decided, “Okay, if we’re going to surrender, then that means I need to do my final Kamikaze run.” Other people were saying, “Oh my God, thank God.”

It sounds overwhelming and kaleidoscopic, but it is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pieces of literature that I have consumed. Where does that all come from? How do you develop this skill?

Ian Toll: Well,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praise. It’s praise that keeps me going because this is hard work. I’ve been doing this full-time since 2002. That’s when I signed my first book contract. That’s 23 years, and I have four books to show for it. Part of the answer is that I take a lot of time. I throw a lot of work out. Probably a lot of that work is good, but it doesn’t work within the narrative pacing that I was going for. It’s a lot of following instinct.

I said in an author’s note that there’s room for innovation in this gen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It’s been a genre that has been trapped within certain ideas about narrative conventions — the idea that if you use the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of a novel or even a film, you might be compromising the scholarly purpose of the work. I don’t believe that’s true.

You can borrow from the techniques of novels or even films, in a way that may illuminate certain issues that you’re writing about, that may bring the reader closer to the way it felt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be there. I use research that I’ve accumulated over many years and have cast a very wide net to try to find material that hasn’t received as much attention as it should have in previous works.

Jordan Schneider: Let’s talk about that filmic quality.. There are these moments of terrific awe-inspiring beauty that you point to — these ships blowing up and these massive artillery barrages, the sunrise over Mount Fuji that the admirals see as they’re pulling into the harbor, about to accept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way that they see that as this flag that they’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and finding on people’s corpses for the past six years.

Your book made me watch some more World War II Pacific movies, and I was disappointed, honestly, with what I saw relative to the incredible Technicolor visions that you and your narrative painted in my head. How did you develop that sensibility and when did it become clear to you that you needed to make sure that your readers have some of the images that were in these soldiers’ heads in ours as well?

Ian Toll: As I’m coming through these sources, I often zero in on these images, descriptions of images. One of the things you’ll find if you start reading Pacific War narratives again and again is that you will have an American from Illinois who had never traveled beyond a few miles where he was born, seeing these extraordinary things in the Pacific, this exotic, remote part of the world.

Often they’d describe the sunsets, and you’d get a sense that they are having a sublime, ineffable experience seeing these things. That grabs my attention when I see it. Then I want the reader to see that image, but then also get a sense of how that felt for people who had not traveled widely before being thrown into this extraordinary war.

Watercolor by Private Charles J. Miller. Source.

On that subject, there’s a whole genre of wartime art. You have talented watercolorists working on a destroyer who took a sketchbook along and brought back image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you weren’t permitted to take a camera with you in the Pacific War. You had to have special authorization to have a camera. The art sometimes is useful to see the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people who were there.

Those aspects of the Pacific War narratives always jumped off the page for me. Then I tried to in turn weave them into the narratives.

Jordan Schneider: There’s beauty and there’s also horror.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describing deaths. Even when people aren’t literally dying, the smell of some of these battlefields and the smell of the corpses is another thing that’s going to live with me for a while. That contrast struck me — these incredible sunsets and these spectacular displays of mechanical might and fleets that are extending farther than the eye can see. Then every once in a while, they blow up and people die horrific deaths because of what all these machines can do. How did you try to do justice to that as well?

Ian Toll: In the case of the Pacific War or any other war, really any other aspect of World War II, there’s plenty of carnage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ese things happened. The challenge becomes describing those in a way that gives the reader a sense of what it was like to be there. You’re right about the smell —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 just jumps off the page. If someone describes a smell, whether it’s the awful smells that you get on a battlefield or even the smell of flowers on a beach, those tend to leap out at me, and then I try to find a way to work those in.

We have five senses. If you can get three out of four of the physical senses into a description of a battle scene, you’re able to reach the reader through more than one route. Those images, those impressions, tend to build on themselves. If you can get many of them into a narrative — not doing what a novelist does where you make it up, you need to pull these details from first-hand accounts that are reliable — but if you get many of them, that tends to build to where the reader gets a sense of what it was like to be there.

Jordan Schneider: This is my big note for the Chip Wars revised edition. Chris, we need more smell in it.

Chris Miller: You know, the place t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me in the book was on Iwo Jima, which everyone knows is this absolute bloodbath. But the discussion of the sulfuric volcanic ash all around in these subterranean caves — you got smells and also tastes, talking about the water being sulfuric in its taste. It felt like I was walking into Mordor, but it wasn’t made up in Tolkien’s mind. It was a hellhole on Earth.

Jordan Schneider: The smell and the taste that’s going to live with me forever is the Enola Gay dropping the bomb and the pilots tasting metal because of the radiation. They hadn’t looked back, but they knew that the bomb had gone off because they felt it in their molars. What more can you ask for from a historian?

Ian Toll: That detail really grabbed my attention too. That’s in one of the pilot accounts, I believe. You had this electric taste in your mouth from the explosion, from the bomb. They noticed that at the Trinity test, the first atomic bomb test in New Mexico, as well.

Chris Miller: You have these juxtapositions of extraordinary heroism and extraordinary barbarism on both sides. A lot of military histories tend in one direction or the other and don’t balance out both. You show them both being constantly present in different ways, competing impulses. Can you walk us through the ethics of what you’re recounting and how you, as a historian, try to properly balance these two competing impulses?

Ian Toll: You mean the impulses to acknowledge the humanity and suffering of the enemy — it’s part of what makes good war histories memorable, is that you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it’s impossible for people on the battlefield not to feel a sense of hatred toward the enemy. This is murder on a mass organized scale. Then you have a war like the Pacific War, where, in some ways, that hatred reached a pitch that we haven’t seen, at least in any other American war — this dehumanization and hatred that was felt. Much of it was justified, honestly.

To evoke that for the reader, that sense of hatred, that sense that many Americans had that the Japanese were somehow less than fully human and that this justified wiping out their cities — to feel that in a visceral way for the reader because of the way you’ve shown how the war was experienced by the Americans who experienced it, by the POWs, by the civilians who were caught in the war zone in the way of rampaging Japanese armies. But then at the same time to acknowledg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umanity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Japanese.

It comes down to weaving the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gether into one integrated narrative. Many others have done it well — such as John Toland’s book, The Rising Sun, which I recommend.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at war from 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in a way that was broadly sympathetic to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ir suffering,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had tyrannized and abused that country and eventually brought on the immense suffering of 1944 and 1945.

The Kamikaze — A Problem of Scale

Jordan Schneider: The kamikaze dynamics that we get into in 1944 and 1945 are some of the most artful sections. The training system for Japanese airmen was incredibly selective, where a thousand people joined and only a hundred made it out the other side.

That led to this very elite core of fighter pilots, but ultimately, they were short of decent pilots such that pilots were so useless by 1942 and 1943 that the most efficient tactical maneuver to spend the least steel to deal the most damage on American ships was to use pilots as the 1940s version of guided homing missiles. It’s much easier to teach someone to fly into a plane than it is to dogfight with a Zero.

On one hand, it makes sense. On the other hand, you’re sending people to their deaths. On a lot of these missions, which aren’t literally suicide missions, you have Americans who are at some level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flights that go off carriers where 12 planes go out and one or two make it back.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particularly resonant and horrific about Kamikaze flights. My guess is, 500 years from now, i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nyth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Pacific War, the Kamikaze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one of the three lines that people still remember.

How did you approach that? What ar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tory that you wanted to hit as you were describing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Kamikaze story?

Ian Toll: The Japanese had trained what may have been pound for pound the best cadre of carrier pilots in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They were superb. There had been a national selection process, extremely difficult — tougher than getting into Stanford today — for getting accepted to naval pilot training in 1939-1940. Then they went through this extremely rigorous pilot training process that built these superb pilots. But they never thought seriously in Japan about the problem of expanding that training pipeline to produce many more pilots in order to fight a war on the scale of the Pacific War.

Ishikawa Toraji, Transoceanic Bombing, 1941. Source.

When their first team of pilots was killed off in 1942-43, with few left by 1944, they did not have a next generation of pilots to come in and carry on the fight. The decision to deploy Kamikazes on a mass scale was tactically correct in a sense. If you have pilots who you cannot afford to train — you don’t have the time, the fuel, the resources to train pilots to effectively attack ships using conventional dive bombing attacks, conventional aerial torpedo attacks, the kinds of attacks that the Japanese had used effectively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 then maybe what you do is train the pilot to fly a plane with a bomb attached to it into a ship like a guided missile. Maybe that’s simply the best tactical use of the resource that you have.

That is ultimately what persuaded the Japanese to go ahead and deploy Kamikazes on basically their entire air war — their entire air war was a Kamikaze war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Then you have, on top of that, this question of the morality of sending 20-, 21-, 22-year-old men to their certain deaths in this situation.

The part of the story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and forgotten in the West is that this was immensely controversial, even in Japan. The Kamikazes came to be revered. But at the outset, even within the military, within the Navy — the Navy was mainly the Kamikaze service that launched the Kamikazes — there was immense opposition to this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Japanese Navy. It took time for this to be accepted, but this was the way they were going to fight this war.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it was like to be a Kamikaze pilot, to draw upon these letters and diarie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many of them in English, but then also what it did to the crew of a US ship to know that they were under this kind of attack. The unique sense of horror that they felt operating off of Okinawa in particular — the height of the Kamikaze campaign — where 34 ships were sunk, and many more were badly damaged with US Navy casualties running well into the thousands. Certainly, more Navy personnel were killed than Army or Marines at the Battle of Okinawa, as bad as the ground fighting was. That unique sense of horror and loathing that they felt as these planes came in making beelines, flying suicide runs, and doing terrible damage.

Chris Miller: I was struck by the other facet of how the Kamikazes emerged. There’s the logic of how you most efficiently use your limited number of airplanes and pilots to sink ships. But it also seemed like the Japanese army and all of its island defenses were pursuing a Kamikaze strategy. In all these island campaigns, 90% plus of the Japanese garrisons were killed. They would start the battle knowing they would lose, but trying to exact as much punishment as they could, which at a strategic level is rational, but tactically a brutal way to fight a campaign.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did the Japanese army have its own version of the Kamikaze mentality? Was the entire war effort on Japan’s side suicidal after 1942? It was obvious to everyone that the production differences were large enough that Japan would definitely lose. Is there something to that analysis?

Ian Toll: Absolutely. You could say that Kamikazes are a metaphor for the entire project of Imperial Japan, particularly after Midway and Guadalcanal when we reache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acific War, when it was clear that Japan was going to lose the war. Whatever that meant — losing could be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losing the war. But historians have traced a cultural change that occurred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in which the Japanese Army leadership convinced itself, “We have go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problem of our soldiers surrendering. That’s not acceptable.”

They actually altered the military manuals and the standing orders to say, “You shall not surrender in any circumstance. There will never be any surrender in the Japanese Army.” That was a very fateful decision because once you’ve put your soldiers in that situation, which they know they’re not going to survive, that they’re going to fight to the last man, that alters the psycholog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leads inevitably to a much more brutal environment.

On one island after another, starting most famously on the Aleutian island of Attu in the spring of 1943, you had entire Japanese garrisons fighting and dying to the last man. This being celebrated in Japan by a press that was being very closely guided and censored by the regime, building in Japan a sense that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act of bravery, of commitment, of fanaticism that the allies, the Americans, would never be able to match.

This was going to be the secret weapon for the Japanese, showing t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make much greater sacrifices than their enemies were.

As the war went on and US forces drew closer to Japan, the story changed to, “This is how we’re going to protect the homeland. We’re going to show the Americans that the cost of invading our homeland, of trying to occupy our homeland, is so great that they won't want to pay it.” It became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 could force the Americans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o resolve this conflict in a way in which Japan would have to acknowledge its defeat. That would mean giving up some portion of its overseas empire, but preserving its emperor system and keeping American and allied troops out of Japanese territory. That became a driving obsession of the Japanese leadership in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f the war.

These fanatical demonstrations, fighting to the last man on one island after another, the Kamikazes, all became a kind of theater. A way of showing the Americans, “This is what you’re dealing with.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We’re willing to die — the whole country will die to the last man, woman, and child if necessary.” Wouldn’t it be better to sit down and negotiate some solution to this war, which leaves us with some vestige of the Imperial project intact?

Inside Japan’s Imperial Project

Jordan Schneider: There’s of course the irony that by the time the Americans land, MacArthur says, “Actually, when we got here, we were taking a big bet that they wouldn’t want to fight anymore.” Somehow, someone snapped a finger and the rebellion turned off, or we would be in trouble. We didn’t have enough troops to do this. But the fact was, once the war was done, the war was done. The only people still fighting were five guys in the hills of the Philippines who just didn’t get the message or something.

Another contrast is why Nazi Germany took it to the end and why the Japanese took it to the end. With Nazi Germany, it was one guy and all the generals. Definitely by late 1944, you had a whole plot. Everyone saw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and there was a wide consensus — enough to have a whole conspiracy. You had these back-channel feelers to the English. Bu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focal point and because you had a consensus, even though you had dissenting voices, they weren’t able to mobilize even as much as the Operation Valkyrie folks were.

You have this thesis in Japan of, “If we just show them how crazy we are, then they’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they never really tried to do the negotiating in the first place, aside from this conversation with the Soviets, which anyone really could have seen wasn’t actually going anywhere.

Let’s talk about elite Japanese politics as well, start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war. Even though everyone was doing these suicide missions, even though everyone knew they were on this national suicide mission by 1943, a few million more people had to die before we got to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Why is that?

Ian Toll: To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n Japan’s ruling circle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it’s necessary to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930s and understand how Japan descended into militarist tyranny. The story is one of extraordinary turmoil, chaos, revolutionary energy, assassinations, uprisings, and almost a complete breakdown of discipline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army, but also the Navy.

Again and again, hot-headed extremist officers and factions of younger mid-ranking officers threatened the Japanese leadership at gunpoint, forcing a much more right-wing, fanatical, imperialist, and aggressive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Increasingly, the generals and admirals were running every aspect of military, foreign, and domestic affairs. The army took over th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1930s.

“Always Struggling for the Nation”, Japanese WWII Propaganda. Source.

What happened with the China incident —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 and then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nd the war with Great Britain and the US beginning in 1941, was that these large foreign wars tended to heal, or at least stabilize, this domestic turmoil within Japan.

The leadership saw war as a way to maintain a fragile peace and stability within a society that was in many ways very revolutionary.

As you approach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the problem isn’t whether to surrender or not. The problem is that whatever Japan did as a country — if they surrendered, if they initiated negotiations, if they tried to use diplomacy to get out of this war — there was the threat of a resumption of these assassinations, a civil war. You could have a civil war between different elements within the Army. You could have fighting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Navy. This was seen in Japan as a real danger.

To complicate the picture even more, in the US we had a window — imperfect, but we had a window — into what was happening within the ruling circle in Japan because we were reading their diplomatic mail. We had broken their cod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Tokyo and Japanese embass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were intercepting those messages, decoding them, and reading them.

We were aware that the Japanese, by the spring of 1945, had seen their last hope as bringing Stalin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to mediate between the US and Great Britain. The Japanese had a historical precedent for this. The end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ended with a negotiated peace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which had been mediated by the US. Theodore Roosevelt won a Nobel Prize for Peace for that mediation.

They were trying to replicate what they had seen as the acceptable end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which allowed them to maintain and build their empire. Here, they would like to try to negotiate a truce. They were deeply divided within the ruling circle over what such a negotiated arrangement might look like. But the point often forgotten in the West is that it wasn’t just a division — it was a fear of a descent into complete chaos and civil war,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do anything in an organized way.

Our leaders understood enough of that dynamic that we saw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peace faction within the ruling circle, and neutralizing the Army in particular, which wanted to fight on. The atomic bomb became a means to that end.

Chris Miller: But the violence of Japanese politics in the ’20s and ’30s ends up seeming like a really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violence of Japan’s war effort and even the suicide dynamics that we just discussed. You get some of that in Japanese army politics in the ’20s and ’30s as well. It’s almost as if the Japanese army took over the entire country not just in terms of running the schools, but in terms of running the culture to a substantial degree.

Jordan Schneider: Yamamoto famously was doing his best to talk everyone out of bombing Pearl Harbor. But then at a certain point, he says, “All right, you guys are dumb enough to do it. Might as well do the dumb thing the smart way.”

The thing that strikes me about the tension of this narrative history is that once you get to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reaction to it, that is your turning point — America’s decision to fight this war in the first pla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Midway had gone this or that way, if the Marines had gotten kicked off of Guadalcanal, you have such an enormous materi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If, because of Japanese politics, you’re taking off the table Japan ever wanting to cash in their chips and negotiate, then it seems like a US victory was inevitabl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nevitability question? If it’s all inevitable, aside from the human drama of the smells and the visuals, what is the point of spending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studying the Pacific War?

Ian Toll: It’s an issue that will never be resolved. It’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e want to take a determinis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WWII. I probably lean a bit more toward the determinist way of thinking about it.

Winston Churchill, in his post-war memoir of WWII, had a famous passage in which, as soon as he had heard the news of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he said, “So we had won after all.” Meaning that this entire conflict, including the conflict with Nazi Germany, was now going to be settled. It was just a question of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military power. Now, that was written many years later. I think it was deliberately provocative in that mischievous, Churchillian way. But I do think it is true that before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you had a deeply divide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Washington in which the isolationist movement was perhaps gaining strength in the fall of 1941.

This is a movement that had strength in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It had strength in every region. It was a formidable force in our politics, a sense of real moral fervor around the idea that we were not going to be dragged into a global war.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that movement collapsed overnight. When I say overnight, I mean literally overnight. FDR asked for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Japan the day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t passed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I think there was one dissenting vote in the house. There was a unanimous vote in the Senate.

It does not go too far to say that this one decision the Japanese made to attack and launch a surprise attack at Pearl Harbor completely altered the domestic politics around going to war against Japan. Three days later, Hitler made the curious decision to declare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we hadn’t declared war on him.

Then it was a global war, and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 the economy with the greatest latent military power — was a combatant.

Not only were we combatant, but we had the broad public political consensus that we needed to quickly mobilize our economies for war, which we did. I think t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It was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nd the reaction — the political reaction within the US — that really made it inevitable that not just Japan, but Nazi Germany would be finished within three to four years.

The one other major contingency is that the Soviets were able to stop the German attack on the Eastern Front and stabilize that war and survive long enough so that Allied supplies could get in, allowing them to turn the tide. If there had been some surrender on the Eastern Front, that could have taken the entire war, including the Pacific War,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What Becomes of a General?”

Jordan Schneider: Let's talk about the generals and admirals, starting with Chester Nimitz…

Paid subscribers get early access to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where we discuss…

  • The various command styles that shaped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 How General MacArthur and Admiral Halsey became media darlings —controlling public opinion and war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 The evolution of submarine warfare and Japanese defensive strategy,

  • Counterfactuals, including a world where the Allies invaded Taiwan,

  • Broader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warfare, especially in the Taiwan Strait.

Read more

习近平:继续坚持拆墙不筑墙、融合不脱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继续坚持拆墙不筑墙、融合不脱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星期一(9月1日)主持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说,上合组织要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他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习近平形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因此,他提出五项全球治理倡议,愿同各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五项倡议分别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

习近平呼吁:“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合作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

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展现“上合担当”,习近平宣布,中国将成立中国—上合组织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以及科技创新、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大合作中心,并在未来五年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一起实施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

他指出,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建设好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他也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邀请有条件的国家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

习近平也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为上合组织其他国家治疗50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实施5000例白内障手术、开展1万例癌症筛查。

中国规定网络平台AI生成内容须添加标识

中国政府规定星期一(9月1日)起,所有人工智能(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都必须添加标识。

中国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今年3月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标识办法》)星期一起正式施行。

《标识办法》规定,有关内容标识包括显式和隐式标识。显式标识是指在生成合成内容或者交互场景界面中添加的,以文字、声音、图形等方式呈现,并可以被用户明显感知到;隐式标识是指采取技术措施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数据中添加的,不易被用户明显感知到。

标识适用于利用AI技术生成、合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

据央视网报道,平台在服务提供者的内容上架或上线时,须审核核验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对未标识或疑似生成内容要添加风险提示,在传播端阻断虚假信息扩散。

中国目前生成式AI产品的用户规模达2.3亿人。随着AI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共中央网信办今年重点整治AI技术滥用乱象,打击借AI技术生成虚假信息等问题。

He Burned a Flag and Won a Right. With Trump’s Order, He Worries That’s at Risk.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in 1989 that burning an American flag is speech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President Trump says it should be punished.

© Jenna Schoenefel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regory Johnson displayed a flag he has used in protests, in Venice, Calif., in 2021. Mr. Johnson won a landmark Supreme Court case in 1989 protecting political expression that is now being challenged by President Trump.

Where You Can Stumble Upon a U.S. Open Match

A small part of the New York City tennis tournament is staged, miles away from the main action, at the gleaming Cary Leeds Center for Tennis & Learning in the Bronx.

© José A. Alvarado J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For two days each year, dozens of talented young players compete in the U.S. Open junior qualifying event in Crotona Park.

Dan Rather Is Still Chasing the News

He’s 93, and 20 years removed from signing off as a CBS anchor. But he’s still tapping out stories. “As Popeye used to say, I am what I am.”

© Jordan Vonderhaa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Dan Rather publishes a newsletter three times a week, and it has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subscribers.

Putin says he reached 'understandings' with Trump over end of Ukraine war

AFP via Getty Images Vladimir Putin,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black and white tie, sits at a desk at a summit speaking into a microphone. A sign in front of him at the desk states the word "Russia" in Chinese, Russian and English.AFP via Getty Images
Vladimir Putin was speaking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ummit held in Tianjin, China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ys he reached "understandings"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ver the end of the Ukraine war, at their meeting in Alaska last month.

But he did not say whether he would agree to peace talks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brokered by Trump, who had apparently given Monday as a deadline for Putin's response.

Speaking during a summit in China, Putin continued to defend his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once again blaming the war on the West.

Following the Alaska meeting, US special envoy Steve Witkoff said Putin had agreed to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Ukraine as part of a potential future peace deal, though Moscow has yet to confirm this.

Putin was speaking in Tianjin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ummit, where he met Xi Jinping and Narendra Modi.

He thanked the Chinese and Indian leade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their efforts to "facilitate the resolution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China and Russia are the biggest buyers of Russian crude oil, attracting criticism from the West that they are propping up the Russian economy which has been battered by the war effort.

In his speech, Putin also said that the "understandings reached" at his meeting with Trump in Alaska are "I hope,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opening the way to peace in Ukraine".

At the same time, he reiterated his view that "this crisis wasn't triggered by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but was a result of a coup in Ukraine, which was supported and provoked by the West".

He also attributed the war to "the West's constant attempts to drag Ukraine into Nato".

The Russian president has consistently opposed the idea of Ukraine joining the Western military alliance.

It was in 2014 that Putin seized Crimea and Russian proxies grabbed part of eastern Ukraine. Years later, in February 2022, Putin then ordered Russia's full-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

Putin's comments come days after Russia launched its second biggest aerial attack on Ukraine in the war.

On Friday,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said that Putin faced a Monday deadline set by Trump to agree to peace talks with Zelensky.

If the Russian leader does not agree, "it will show again President Putin has played President Trump", said Macron.

But in an interview with CNN, on 22 August, Trump himself again gave Putin "a couple of weeks" to give a response before the US takes action, in the latest of a series of ultimatums and deadlines he has issued to the Russian leader.

Trump had previously said he could solve the Ukraine war in one day.

Following his meeting with Putin last month, Trump dropped a demand for a ceasefire and called instead for a permanent peace deal.

He also met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along with top European leaders who paid an urgen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Trump insisted there would be "no going into Nato by Ukraine" as part of a peace deal.

But he also hinted there would be security guarantees, saying Europe was 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 and that the US would be involved.

"We'll give them good protection," he said, though he clarified it would not mean sending US troops to Ukraine.

The president's special envoy Steve Witkoff also told CNN that Putin had agreed to security guarantees.

He said this would see the US and Europe "effectively offer Article 5-like language to cover a security guarantee", referring to the Nato clause which states that member states should defend another member that has come under attack.

Zelensky said he expected a framework for security guarantees to be set out on paper as soon as this week.

But last Friday Russia criticised Western proposals as "one-sided and clearly designed to contain Russia", adding that it turned Kyiv into a "strategic provocateur".

Russian attacks have also continued. Last Thursday Moscow fired 629 drones and missiles at Kyiv, killing 23 people in one of the biggest aerial assaults of the war so far that prompted outrage from European leaders.

Germany and France have since pledged to put pressure on Russia to agree to a deal.

Meanwhile, Zelensky has rejected proposals for a buffer zone with Russia as part of a peace deal.

He has accused Russia of not being ready for diplomacy and seeking ways to postpone the end of the war.

哈梅内伊:伊中两国具备重塑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变革性力量

01/09/2025 - 11:01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周日在社媒平台X上用波斯语和中文,就伊中两国关系发文。哈梅内伊在贴文中写道:“伊朗与中国作为亚洲东西两翼的文明古国,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具备重塑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变革性力量。全面落实两国战略合作协议的各项内容,必将为这一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周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乘机抵达天津,出席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这是他在去年7月当选伊朗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2023年7月,伊朗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2016年,中伊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新消息报》新闻网上月中旬报导称,在以伊十二日战争后,伊朗正在重建其防御能力,并可能将重点放在新的防空系统上。

报导称,西方情报机构,主要是欧洲的情报机构,已观察到伊朗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2024年10月伊以相互空袭后,中国向伊朗提供了一些设备,但现在要恢复伊朗的实际地对地导弹能力。

报导指,以色列高级官员们就此向该报表示:“中方的意图目前尚不完全明确。以色列已向北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而中国尚未确认将为伊朗重新装备导弹能力。但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担忧,并且可能产生重大战略影响”。

特朗普不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令日本首相骑虎难下

01/09/2025 - 10:54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8月29日至30日对日本进行工作访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多次会谈与多场外交活动,莫迪总理邀请石破茂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参加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目前日本正在探讨石破茂首相下半年访印的行程,然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不会访问印度参加“四方安全对话”。《纽约时报》3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总统没有计划在今年秋季访问印度参加四国峰会。如果消息属实,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美印关系的裂痕,并对日本的安全战略产生很大影响,也会对石破茂访问印度的计划造成重大影响,使他对是否访印骑虎难下。

在这次莫迪时,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到了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国合作框架“四方安全对话”(Quad),两国领导人重申了通过多边框架促进志同道合国家合作,例如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边合作,来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为此,两国领导人欢迎日美澳印四边合作发展成为一个重要且持久的区域组织,并对下届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举行充满期待。

而特朗普与莫迪的关系日渐险恶,特朗普反复声称他已于5月解决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冲突,这导致他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开始恶化。

据报道,特朗普在6月份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向莫迪总理建议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据说莫迪总理坚称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是当事国两国的意志,美国的介入无关紧要,而特朗普还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在8月27日对印度加征25%的关税,据说使印度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承担了全球最高的关税。

当初日本和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而8月31日,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在中国天津开幕,峰会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有报道称,由于美印交恶,特朗普可能不会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预计这将形成一种“反激励”,促使印度投向中国和俄罗斯的怀抱,使中国和俄罗斯在印太地区势力做大,直接压迫日本的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