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传艺术家“坚果兄弟”、策展人郑宏彬近期走访陕西小壕兔乡，并公开反映当地环保问题后，疑遭警方带走“失联”。

据悉，异地传唤坚果兄弟、郑宏彬的是陕西榆林警方。目前，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区分局以涉两起寻衅滋事案为由，对二人采取了行政拘留措施，拘留期限合并执行20日。

案发前一周，坚果兄弟等人曾走访陕西小壕兔乡。该乡镇位于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地处陕蒙边界、毛乌素沙漠南缘。2018年，此地因水污染问题备受舆论关注，当地环保部门曾介入调查，生态环境部亦表态，“将持续关注小壕兔乡水污染问题”。

对于污染问题，村民当年曾多次反映未果，转折点正是坚果兄弟等人的污染调查及行为艺术。据北青深一度报道，2018年，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将来自小壕兔乡的一万瓶生活用水，拿到北京和西安展览，引发广泛关注。在榆林环保部门对小壕兔乡多个村庄进行的水质检测中，多份水样铁、锰等指标不合格。“事后，内蒙古的多家煤矿企业，因矿井水存放、外渗等问题，遭到了罚款查处。”

近年来，坚果兄弟对小壕兔乡环境污染问题保持着持续关注。2025年6月22日，其发帖称，将重访小壕兔乡，搜集当地环境污染相关线索，“自2018年始，在媒体、环保工作者、律师、网友、村民、艺术工作者和地方政府的戏剧性的联合行动下，小壕兔啃了不少硬骨头，有一些环境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还有一些环境问题还在暗流涌动。”

7月1日，网上曝出坚果兄弟及其合作伙伴郑宏彬失联的消息。网传消息称，6月30日，坚果兄弟在昆明与亲友失联，不知下落。同晚，与坚果兄弟共同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也在西安被警方带走，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网传消息显示，二人被迫失联，疑与近期陆续曝光小壕兔乡环境污染问题有关。

此前，笔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坚果兄弟与郑宏彬此次前往小壕兔乡，停留了一周左右，“主要是走访‘癌症村’情况，挂白旗（行为艺术），在小壕兔的时候都正常。”

二人此次被拘，或与2024年8月的“吴彦荣寻衅滋事案”有关联。

公开信息显示，吴彦荣为小壕兔乡掌高兔村一村民，多年前即开始调查、曝光当地企业违规排污等问题，于2018年因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与坚果兄弟相识；2024年8月23日，吴彦荣因陕蒙交界煤矸石路污染事件而遭行拘15日。

据坚果兄弟此前发帖，吴彦荣2024年夏天在当地煤矸石污染路段用红漆刷“拆”字的行为，后被警方定性为寻衅滋事。

据悉，坚果兄弟、郑宏彬亲属已委托刑辩律师介入此案，当事人已向办案机关申请暂缓执行，律师已递交行政复议申请。

此前，笔者曾多次致电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区公安分局及榆阳区政府办公室，询问涉事二人情况，均未果。

7月1日传出“失联”的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已确认被陕西榆林市公安分局榆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20日处罚，目前正关押在榆阳区拘留所。水瓶纪元从双方家属处获悉，他们被执行行拘的事由是“寻衅滋事”，涉及他们在小壕兔乡发起的两次社会性艺术项目，分别给予行拘10日处罚，合并执行20日，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顶格处罚”。

其中一次是去年8月在全乡大量煤矸石路段上涂巨型“拆”字，反映多家风电巨头企业涉嫌违法使用未处理的纯煤矸石铺路，表达村民治理污染、修水泥路的诉求；另一次是今年6月在小壕兔村6组，给一群羊绑白旗，反映住户紧邻四处天然气井，近五年来癌症、脑梗、心梗等重症疾病患者呈多发趋势，27户常住居民中已有7人死亡，15人患病。

据二人家属透露，他们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被定义为寻衅滋事，并不认可，目前均已委托律师提交了行政复议材料并被接收。郑宏彬坚持认为，两次行动是独立的艺术表达，是对环境污染的披露，只会让大众更关注环境问题和因污染而受难的村民，这也是他和坚果兄弟七年来不断回访小壕兔的初衷，相信不会给当地带来不良影响。

此前，坚果兄弟也曾公开表示，“我们不是跟政府对立，我们真正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解决污染问题，调查谁污染的，谁来治理，重新恢复小壕兔生态系统。”

小壕兔乡位于陕西、内蒙交接地带，蕴藏着丰富的煤、天然气资源，乡委西北方向3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中石化大牛地气田和巴彦高勒煤矿、母杜柴登煤矿、门克庆煤矿三座煤矿。随着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小壕兔乡村民饱受多种污染源影响，包括：气田钻井就地掩埋毒泥浆、压裂液，偷排气体，煤矿违法排放废水等，大批树木、羊群死亡，村民也相继发病。

此次事件中的小壕兔村6组，因气井建设最早、与住户距离最近不到200米、患病人数明显高于其他村组，表达了更强烈的诉求，希望政府对村中水、土、空气质量进行检测，为村民提供包括癌症筛查在内的免费身体检查，如确实存在问题与村民协商搬迁安置。

“我们听说榆林公安把给羊绑白旗理解为‘披麻戴孝’，在当地民俗中不吉利，而他们的创意表达其实是‘投降’。幽默、好玩，一直是他们的艺术行动能够吸引人、促进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要素。”熟悉坚果兄弟的友人介绍，’举白旗投降的羊’，象征着多年来小壕兔村6组村民受天然气井污染影响申诉无门的处境，“村民们的病痛和高额医药负担、对污染可能引发疾病的恐慌都是真实的，应当获得政府部门的回应。这里面也隐含着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自身对于近年来艺术行动空间越发收窄的无奈。”

水瓶纪元了解到，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带走前，也有与两人多年保持联络的小壕兔村6组村民遭警方搜查手机和问话。该村民称，办案人员谈及两人行动“损害政府形象”，询问他的看法，他直言道，“他们是为我们发声的，从内心来说特别感谢人家”，反问乡和区政府互相推诿不作为。

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对小壕兔污染问题的关注，缘起于2018年5月，郑宏彬作为策展人发起了艺术行动项目“九个发布会”，邀请艺术家以“艺术即媒体”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坚果兄弟应邀参与，启动了针对小壕兔乡水污染的“带盐计划”：用1万瓶村民受污水置换“农夫山泉”纯净水，并于北京798与西安展出“农夫山泉超市”展览，引发极大公众关注，推动榆林市环保局介入调查，涉事矿企停产整治，深水井与净水设施启动，基本解决小壕兔乡饮用水安全问题。此后，他们还发起了“重金属音乐专场”“环保英雄评选”“羊羊山泉新闻发布会”等行动，持续为小壕兔乡争取关注与环境污染治理改善。

郑宏彬曾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艺术即媒体”的含义：“不是说艺术可以代替媒体，而是从十几年前的‘公民记者’与‘公民调查’等个人行动的意义上，说艺术家要面对人的具体处境，并可以像媒体人那样去工作，调查、信源互证、挖掘真相、权力监督等。”坚果兄弟在小壕兔乡挨家挨户走访，收集受损害村民讲述，列成一张长长的表格。郑宏彬评价坚果兄弟：“此次的艺术行动经验了与独立媒体人近乎一样的工作。”而在集中的媒体关注消散后，他们也继续承担着独立媒体人的工作——多次回访小壕兔乡。

2024年8月，他们因煤矸石污染事件重返小壕兔。据了解，2019年开始，中广核、陕投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为运输巨型风力发电机组，使用内蒙煤矿固体废物煤矸石在小壕兔铺设道路。村民反映因煤矸石污染，耕地严重退化，农田无法种植；羊群死亡率提高；鸟类死亡增多，土壤植被大面积死亡，潜在重金属通过地下水或尘埃进入农业和牧业系统。2023年，内蒙警方抓捕铺设煤矸石路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及多名司机，分别关押1-3个月，罚没金额超6100万，却并未用于清理受污染道路。坚果兄弟发起大地艺术，在全乡各路段写满大大的红色“拆”字，呼吁相关责任方清理污染物。而至今，村民们“要水泥路，不要煤矸石路”的诉求仍未得到落实。

上海发往湘西怀化的K1373次普速列车，于7月2日夜间8点多，在浙江境内被上行货运列车剐蹭，前者机车前车脱线，瞬时停电停空调。在K1373成为闷罐火车的2小时左右，一名穿黑T恤的乘客小伙砸破3号车厢车窗。广铁公安后来对他批评教育，予以放行。

在众多电影中，从《东方快车谋杀案》到《雪国列车》，密闭飞驰的列车都承载着巨大隐喻。K1373列车青年的砸窗举动，让本次事件超越一般事故，具备了极大的象征寓意。破窗之举是对低效的铁路救援的不服从，而这一“不服从”成为所有人的退路。

这里说的“所有人”包括砸窗透气的小伙本人，也包括其他数百名乘客，同样包括那些与车站领导通联却不得其法的乘警乘务员，甚至还包括那些不在列车上，可假如发生次生灾害必定会波及的其他人员。小伙破的不只是窗户，还是一个僵局与危局。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数百号人无所作为，只能忍受酷热。夜里八九点钟，车外可能漆黑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门通风万一乘客跳车，列车员及其领导无法承担。所以，在拿到更高层级的担保前，忍受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象征意味首度显现，被事故耽搁的乘客与乘务班组虽然同在一列破损列车上，可他们不在同个权力层面上，同舟却无法共济。列车员在情绪逐渐失控的乘客前，一切安抚都没有效果。在信息壁垒之下，车厢里的升温让矛盾尖锐起来。

一个很明显的办法是，打破窗户通风，可对乘务员来说，在列车危情下，这是比打开车门通风更严重的问题，他们担不起，也或者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应急预案——也许根本就缺乏这样的预案。破窗就成了列车里所有人都能想到，却踌躇的决定。

在小伙甩开乘务员劝阻前，K1373次列车弥漫着服从，是乘务员前后胸被汗水湿透的服从，是老年人与幼童出现中暑征兆的服从，是一种让所有人陷入进一步险情的服从心态。如果在这个情势下，有谁享受这种服从，那他一定是变态了。

在小伙奔到车窗的过程中，他身前身后有数名乘务员在，这都让人怀疑，他作势阻拦小伙没有用上全力。在那种必须接受车外指令才能行动的受制状态，让作为乘客的小伙破窗或许可以甩掉一切有形与隐性的责任，所以小伙成功站在了车窗那。

小伙用安全锤击打车窗，猛击数下即成功破窗，小伙随即闪开，乘务员易位，站在破损的车窗前挡住，防止有人跳车，另有乘务员迅速打扫碎玻璃——肉眼可见地，小伙的不服从让乘务员有了恪守职责的新机遇，不服从犹如春风，让车厢里活了起来。

得益于小伙的不服从，其他乘客获得了新鲜的空气，孤勇者给更多人换来了喘息之机，也或者说是生机。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时刻，小伙砸碎车窗的不服从，升级了整个列车事故，同时却让事故的危险性下降了，不服从不是挑衅，而是解放。

小伙在金华站被带去铁路派出所问话，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及至微博上此时发酵，人们都认为他会受到不公正待遇。紧急避险——一种看起来不会挑衅警方的定性，在公众的谈论中彼此传递，这是一个修饰“不服从”的安全词。

摆在铁路警方面前的，随着舆情变强烈，也明朗起来。如果对小伙处以任何处罚，都将为广铁集团招致更猛烈的非难。轻拿轻放，似乎是明智的选择。“批评教育”，既保证了官方在处置列车遇险时的权威，也顾全了舆论的风向。

这就是从不服从视角看到的整个事件，它昭示了两个处境：一是紧急状况下的不服从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但不服从的公众意识显然处于自我松绑的限制级别；二是“不服从”被“紧急避险权”所取代，是一种话语上的虚与委蛇，却呼应并强化了上一条的现实。

这阵子广州都是桑拿天，在没有空调的地方待上五分钟就会满身大汗，就算坐着不动也会心跳加快头晕脑胀。

想象一下，118个人，闷在K字头绿皮火车的一节车厢里，在气温33度的浙江金华，没有空调，没有风扇，门窗紧闭，停留3个小时……

请问乘客会被蒸到几成熟？

关键在于，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昨天一火车上千名旅客真实的遭遇。

7月2日晚，K1373次旅客列车在浙江金华与一辆货运列车发生侧面碰撞事故，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列车因此停在铁轨上3个多小时，期间空调关闭，门窗紧闭。

设身处地想一下，刚刚经历了撞车惊魂的一车乘客待在这闷罐车里会有多热，多闷，多烦躁，多害怕……

据媒体报道，车上旅客多次和列车乘务人员沟通，希望开门或者破窗（列车固定车窗无法打开）来透气，均被乘务人员坚决拒绝。

不开门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列车因故停在半路上，黑咕隆咚的铁道上，把乘客放出去也太危险了。

但不允许破窗就完全不可理解了。说得轻一点，这是工作方法僵硬死板，说得重一点，这是拿一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在开玩笑！

30多度的气温，这么多人挤在狭窄封闭的车厢里呼吸，体感温度很快会超过40度，再加上缺氧的环境，极有可能导致乘客中暑或热射病，代谢旺盛的儿童更是首当其冲的高风险。

毫不夸张地说，这真的是能热死人的场景。

可是，列车员就是不给开门，不让砸窗，那怎么办呢？一整车上千名乘客，居然真就老老实实在那儿憋着、闷着、等着……

直到3号车厢一名黑衣乘客挺身而出，用硬物砸开一扇车窗，为车上乘客争取到了氧气，争取到了一丝晚风，争取到了呼吸的自由。

这是什么行为？这特么就是活生生的英雄主义救苦救难行为啊！

铁路公司完全应该给这名乘客送上嘉奖与感谢费，嘉奖他在危急时刻打破教条解决问题，感谢他及时破窗避免了更多乘客的生命危险。要是由我来办这事，高低也要给他奖励一张五年免费乘坐火车的至尊VIP金卡。

然而现实中，这位黑衣乘客破窗后居然是被乘警带走了……

管辖这趟列车的怀化铁路公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并没有对砸窗的男乘客进行拘留，仅对其批评教育后放行。

仅对其批评教育……意思是破例开恩放他一马没有拘留罚款是吧？

能要点儿脸吗？！

真正应该拘留和批评教育的，是操作不当致列车相撞的货运列车司机，是不近人情拿乘客生命冒险的列车乘务人员，是置乘客危难于不顾等着平民百姓来冒砸窗风险的列车乘警。

勇敢砸窗让一车人得以透气保命的英雄被你们带走，还被你们批评教育，是不是该道歉补偿？

我实在忍不住还要再表扬一下那位勇敢砸窗的黑衣大哥，实在是一位漂亮的中国人！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砸窗之前他经历过的内心挣扎：

这一锤下去，会不会被抓走？要赔多少钱？会不会留下案底将来影响孩子考公考编？

这些在中国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后果，也是整趟列车上千人只有他一个人敢于砸窗的直接原因。

中国人，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太温驯了……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是我在那趟列车上，我肯定会想到要去砸车窗透气，会动那个心思。但我真的不能肯定，换作是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挥动那柄小小的破窗锤。

由此，我对这位黑衣大哥的崇敬之情又多了三分。

向您致敬！

没有带着乘客走，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真把飞机带下去，那就是另一个东航MU5735事件了，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事哪怕只发生在地面，也已经够震撼。

一个飞了多年、能开A321的机长，拿着刀子砍人，最后从15楼跳下去，这不是情绪崩溃那么简单，是制度一路把人逼到墙角。

这事发生在2025年7月1日上午，长春南航吉林分公司。

李某某，31岁，是一名A321机长。

根据通报，当时他正接受一个叫“资质能力排查”的内部考核，结果被定为“不合格”。

谈话中情绪激动，动手伤了人，最后跑到15楼一跃而下。

排查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对飞行员的规章掌握、程序熟练度、飞行状态进行评估。

报告上写着李某某“通讯失效程序掌握不准确”、“驾驶舱门电子锁密码不熟”，怎么看都是基础性失误。

但一个飞了几千小时、能升A321机长的人，会不记得密码？

不会应急程序？

大家心里清楚，飞行员圈子里也都心知肚明，这份报告的背后，是另一套逻辑。

这套逻辑，不是看你会不会飞，而是看你是不是“自己人”。

这事要说透，得从中国民航这几十年的发展说起。

早些年，中国民航是个严肃行业，属于国家战略部门。

培养一个飞行员周期长、成本高，一个飞行员至少得练个三四年。

那时候飞行员叫“空中铁饭碗”，入行不易，淘汰率也高。

所有飞行员统一由中飞院等几所航校培养，选拔严格、流程规范。

但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变了。

民航放开，民营航司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比如春秋、吉祥、奥凯等。

市场大了，但飞行员供应不上。

于是出现一个潮流：高薪挖角。

从三大航里掏人，直接开高价，结果三大航飞行员跳槽成风。

这时三大航坐不住了，他们就联合起来，搞出了一个“飞行员有序流动协议”。

这个协议说白了，就是限制飞行员自由跳槽。

你想走？

可以，交几百万违约金，原单位还得点头。

最狠的是，档案和执照验证资料都在原单位手里，不点头你什么也干不了。

就这样，飞行员开始被“锁死”在原单位，变成了“航空农奴”。

那时候大家还安慰自己：至少飞得多，收入也高，忍一忍还可以过下去。

但真正把整个系统搞坏的，是“自费飞行员”这件事。

2007年以后，三大航开始搞自费招飞，名义上是缓解飞行员紧缺，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关系户快车道”。

不用走中飞院那种选拔流程，航司内部自己面试自己选。

那考什么？考你爸是谁。

于是各路“飞二代”“烟二代”“电二代”纷纷涌入。

你看电力系统、烟草系统、铁路系统，哪个不是被关系户塞满？

本来一个技术岗位，最后变成圈子里的“传承职位”。

有的岗位上一个家族能连着干三代。

现在好了，这套东西也传进了民航。

他们进来以后呢？

飞得少、挣得多。

宽体机、大航线、好班次，一排就是几年。

有人飞完一个月只做几次起落，年终奖金却是满打满算。

甚至不少人还搭配了“固定教员”，你放心飞，真出事有老飞兜底。

而真正靠自己熬上来的普通飞行员，飞737、飞320，飞红眼、飞偏远线，一天飞四段，风里雨里，挣的还不如人家坐着喝茶的“二机长”。

李某某就属于那种靠自己一点点熬上来的。

他不是“圈里人”，更不是“谁谁谁的儿子”。

他熬到机长已经算幸运，可就在最关键的节点，一个资质排查把他从空中打回地面。

资质排查这几年成了航司手里的“万能钥匙”。

你想处理谁，搞一个排查就够了。

哪怕你飞得好，也能在“态度问题”“程序不熟练”“沟通不足”里找到理由。

一旦你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后面的程序就是降级、停飞、重新培训、带飞50小时、再复飞……

但你要知道，这个“50小时”从哪儿来？

靠排班。

排班权在谁手里？

在领导、在机队。

那谁先排上？

当然是圈子里的。

你不是圈子里的，你就慢慢等。

等个半年一年，飞行资质早就废了。

你想走人？

不好意思，合同还在，违约金四五百万，还欠公司培训费。

想去国外？

民航局不给你出具飞行记录验证，你连资料都带不走。

出不去、留不下，还被贴着“情绪问题”的标签，你说人会不会疯？

这时候公司还会搞一套心理“疏导”，让你签文件、谈感受，一旦你表达不满，说“最近压力很大”，就会被定义成“心理状态不稳定，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直接停飞。

这套流程，表面是管理，其实是清洗。

李某某的故事，其实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典型。

他一步一步走到机长，却在制度里被一步一步逼回底层。

他最后没有带着飞机走，已经是克制。

他如果真的情绪完全崩溃了，把整架航班带走，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没这么干，他只对这个系统里压在他头上的几个节点“爆发”了，然后自己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用命把问题摆到台面上。

但这系统回应了吗？

没有。

民航局没有回应，南航没有说明，连个公开的追责都没有。

更没有人站出来说：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

是不是排查流程太随意？

是不是对普通飞行员的保护机制太弱？

没有。

只有一句“刑事案件正在侦办”。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这是一个被体制架死的人，在最后时刻做出的极端回应。

而这套体制已经不仅仅是民航的问题。

你去看看电力系统，有多少岗位是“儿子接父亲班”的；

你看看烟草系统，有多少领导的子女进了“非卖品”办公室；

你再看铁路、电信、甚至银行、石油、广电……

只要是体制内，只要是资源型岗位，关系户早就排满了。

现在，这个风终于吹到了民航。

而不同的是，民航不是地面单位，它是一架一架的飞机，是几百条乘客的命，是每天几千次的起飞降落。

你可以用关系进别的系统混日子，但你不能在天上混。

可现在的系统，连“飞得稳”都开始向“站队稳”倾斜，那离出事也就不远了。

李某某的事情，只是一个开端。

如果这个系统再不动手术，再不清理掉那些混进来的、靠背景吃饭的人，再不恢复飞行员自由流动的职业权利，那么，这样的事不会是最后一起。

这不是个体的崩溃，这是整个行业的警告。

你可以堵消息、删评论、开会维稳，但现实不会跟着你演戏。

飞行员不是机器，不是随时替换的零件，他们是真正掌握几百人生命的人。

他们的崩溃，不是情绪的问题，是制度早就裂开口子，只是没人敢看。

李某某已经没了，希望大家别再把问题推回他身上，说“他不适合飞行”。

真正不适合飞行的，是这个制度。

2025年6月30日晚，我们的朋友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分别失联了，因为他们近期对7年来持续关注的陕北榆林小壕兔持续污染地回访、发声。

具体事件已有一些文章，微博上也可搜索——

回访小壕兔 / 2025

寻人启事｜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失联

关注艺术家坚果兄弟失联：他曾帮助深圳城中村儿童、北京雾霾、LGBTQ+群体、冤案受害者、陕西小壕兔乡水污染受害者…

李宇琛｜我的朋友坚果兄弟失联了，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

情况又有点复杂

（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这些年做了什么，随便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大量的内容。）

榆林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故乡。小时候的印象里，那里是贫穷的蓝天白云黄沙的一个世界。除了沙尘，没有别的什么污染。陕北虽然缺水，水却是很好的，甘甜养人。我母亲从小在榆林沙漠中种树，年年种年年活不了。她曾说每年都在同一个树坑种树。我二姨是林场的工人，一辈子固沙种树。90年代左右，因为种树和绿化技术与政策的发展，树可以种活了。现在榆林周边一片绿色，小时候出门满眼无垠的沙漠的景象已经不存在了。

但也是在90年代，因为油气发现，陕北变成了能源开发的热地。像早一些时候的山西，数千年的半耕半牧半行商的贫穷之地，变成了有资源就有钱的地方，诞生了无数富豪。90年，陕西各种人和机构，凡是能插上手的，都纷涌到陕北去挖油井挣钱。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也动员所有员工集资去买了口井，还准备发行股票。但是吃皇粮的人干了一阵儿看没有什么收获就撤了，转手后的油井很快出了油，我们单位一无所获。90年，我舅舅在正在开发的神木大柳塔找到了一个会计工作。那个夏天，我坐长途车去大柳塔看望他。和舅舅在大柳塔漫步的时候，已经看到，那里的地表和水都已经被污染了。黑污污油腻的排泄物肆意在大地上蔓延。当时年少的我感到触目惊心，这种急迫的开发和发财，是完全不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

我去过的大柳塔离小壕兔是两小时车程。

对于10岁就离开榆林的我来说，陕北是我生命中最深的、最亲的、魂牵梦萦的所在。我为家乡很多人摆脱贫穷而感到幸福。很多年，我母亲攒下每一分钱，攒每一件衣物，寄回给榆林的弟妹。就像我院子里的植物用尽所有生命的力量开花一样，我的两个姨姨，为了给我和妹妹做一件衬衣作为礼物，也要想尽所有的办法。不曾指望，但是因为整体经济的改变，终于他们摆脱了作为普通工人的贫穷，过上不缺衣少食的生活。然而，我的故乡发生的许多事情，仍然让我心痛。贫瘠没有污染，到污染和不负责任的唯利是图，转变太快。受罪的受活的，拼命挣扎或抗争，但是大多数人视而不见，也不关心。所以，知道坚果、宏彬和许多他们的同伴在小壕兔所做的事情，我对他们有无以言表的感激。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家乡的恩人。

坚果和我讲过，他投身到环保行动中，是因为他儿时生活世界和现在世界的巨大反差。他在湖北一个青山绿水的乡村度过童年。他的父母恬淡而温柔。他儿时的世界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成年后到大城市，在中国各地飘荡，到处看到的是污染、暴力、不公。他义无反顾投入环保行动和其他社会正义的行动，毋宁说是拒绝他的童年世界的彻底消失，在人世间争取哪怕一点点可能的生活和生存的健康世界。坚果从小梦想过做诗人和小说家，他开过十多个奇特的书店。他学的是文学。但他没有进入文学界，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因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醉生梦死没劲的地方。看看文学界，除了前几年王敖为#MeToo行动，有谁放下身段舍身上场行动过？坚果和艺术圈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个圈子里还有人和他一样，有心、有志气、有奇思妙想，能够到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一起行动。

宏彬和许多艺术圈的人有过相似的经历。从小学画上美术班，考学进入学院或美院。然而他的艺术和个人觉醒，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当时的艺术史老师李公明将课堂变成一节事件新闻报道和艺术行动课那个时刻。之后他做过雅昌的艺术报道，做过策展人，混迹于浮华喧嚣的艺术现场，也活跃于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组织实践中。15年因为在西安的“副馆长计划”转而投入社会实践。与刘伟伟的接触，之后的西三艺术群体、“居民”计划、“清水河”社区等等，和许多同伴形成了艺术即是媒体，是社会参与、行动和发生的现场这条路径。

坚果、宏彬和许多他们的同伴选择的道路，让他们享受不到艺术圈闭圈取暖自high的温暖和红利，也日渐危路难行。去年策划儿童艺术节的时候，我曾邀请坚果他们为我们构想一个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的方案。坚果想出了一个让家长和孩子互换位置游戏的方案，非常巧妙。但是没有采用这个方案，甚至都没有提到他们。因为我收到各方面的提醒，不要让他们影响“祸害”了整个艺术节，最好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要提。他们完全理解并接受，我也完全理解并接受。但是就像在许多、持续发生、都不再会惊讶的事情之后，只有羞耻和惭愧硌硬在心里。

从巴西到印尼、加拿大，世界上各地的环境污染，都和不负责任的、权、利、暴力勾结有关。发声和抗争从来都是螳臂当车的拼命。天下之事，天下人受之，天下人为之。

也许这次他们也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也许他们会很快得到自由。也许我们稍微勇敢一点为他们发声传播，知道的人越多，他们会越安全。

下面这些图片，来自宏彬和坚果分享的一个演示文档。

十年荒唐事，一首《鲁冰花》

那天我正在给家人办理住院手续，刷到一个博主的帖子，心里立即一沉。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辗转在福建和上海的多家医院里，因为是几种疾病的相互干扰，始终无法找到愿意手术的医生，千辛万苦，才终于可以入院。其中的烦扰与愤怒，无以言表。

但是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是绞缠着医疗艰辛的另外一种故事。

我在朋友圈里刷了一遍，没有一篇转发的帖子。那天也只有寥寥几个帖子。发酵几天之后，她上过微博热搜，网上各种蹭流量的帖子甚嚣尘上。

但是迄今为止，在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之中，都没有她的真实姓名，她的故事模糊难辨，只能在她的小红书账号中依稀重构。人们的关注点，是她有一套房子，200万存款，以及她每一步都走错了的人生。

在她漫长、痛楚而孤独的死亡之后，她幻化成了一个教训：不重视自己的身体，抠门不舍得花钱，怯懦怕事。连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

她的小红书账号，至今只有1.3万粉丝，6.9万获赞与收藏。虽然在最后的几个帖子里甚至有几万的评论，但是可以说，她只是悄悄走掉的另外一个生命，给人们留下的不过是警醒而已。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断言：一个普通人，潦草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可是一切，为何会如此发生？

01

在有限的资料中，尤其是来自于她和网友之间的互动，重构一下她在舆论中极其匮乏信息的一生。

1982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知在哪里上的大学，在武汉的体制内工作，父母尚在，母亲70多岁，至少有一个妹妹。

十多年前，单位体检中发现卵巢有一个囊肿，此后每年体检中都有发现。医生说一个腹腔镜手术就能解决，但是怕花钱，怕麻烦家人，没有做。十多年没有任何行动。

2023年7月B超发现增大。依然没有重视，当天回去上班。

2023年11月，脚骨折，怕扣工资，继续上班。腹部已经肿胀，但以为只是长胖了。

2024年3月，再次检查，发现了16cm的包块，怀疑卵巢癌。开始搜寻资料，发现最好的医生在上海和北京。但是怕去外地医院麻烦，医药费单位不报销，于是选择武汉的三甲医院。

这时候，还不是最晚期，只要手术切干净，预后就会挺好的。

她积极配合治疗，也很乐观。接受了手术，接受了4次化疗，没有做放疗，认为用处不大。

结束化疗后三天，她回去上班。一个半月后，腹痛一周去看急诊，转移复发了。因为没切干净，医生没有做评估，直接加了化疗，所以无法做二次手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为了省钱，她参加了免费的用药小组，并且进了两次，每次都要重新检查，长时间耽误治疗，病灶不断生长转移。

今年2月份开始，用药已经无效，只是不断进展。她的帖子里，都是疼，肚子疼死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6月20日，她留下了最后一个帖子，“我今晚就要走了”。全文是：昨晚灌肠之后，去大厕时肠穿孔了，我今晚就要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许多人在询问她的情况。6月23日，有病友贴出微信对话：我是XX兰的妹妹，我姐凌晨三点左右走了，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爱与支持，在此告知一下。

病友说，最后三天，生不如死。

对了，她的微信名字叫：阳光米兰。

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如此漫长而痛楚，但是她的生命却结束得如此潦草而简单。在这些天里，再没有任何信息更新了：她的家人，医院，或者同事。

而自媒体和机构媒体在意难平的是：一个43岁的独身女子，以一己之力，给自己买了房子，还有200万存款，从旧帖上还可以判断她大约还有一辆车。为什么她要如此刻薄对待自己？

在她的帖子里，反反复复地出现，怕麻烦，省钱。

在一次做心电图的检查中，她记录了一个细节。她受到一个态度恶劣的护士“像驱赶一群奴隶”的对待。她出来后拍了照，护士抢过她的手机，删了照片，说“你去投诉我啊，我叫李xiaoqing”。

她说，当然我不敢投诉，我怕她是关系户，怕我再去医院看病给我使绊子，可能连命都没了。这已经是2025年4月9日了。

一直到今年1月16日，她才发出了一声感叹：治疗不能省钱。

她说，工作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本打算退休可以享受下生活，可能也用不到了。几年来心心念念要去看的演唱会，今年开了好几场，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去看了。

她其实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家人淡漠的恐惧，单位扣钱的恐惧，投诉无门的恐惧，退休之后的恐惧，靶向药太贵但是没有作用的恐惧，医疗费报销不了的恐惧。

从十多年前发现卵巢囊肿之后的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恐惧来概括。没人陪，花钱太多，单位惩罚，没有未来。

她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不重视。她一开始就很紧张，在从囊肿发展到癌症再到治疗，每一步她都掌握、了解并且采取措施。

但是她每一步都采取了最谨小慎微，最省钱，最便捷的方式，并且完全遵照医生和医院的指示。她没有任何一步进行质疑，冒险或反抗，因为每一步她都因为恐惧而退缩。

连在死亡的门口，她都客客气气，谨小慎微。

为什么一直到今年1月她才感叹不能省钱，因为只有到了这一步，她才能够确认，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再也没有更大的恐惧了，钱在未来已经没用了。

她并不是死于对自己的疏忽、认知的愚昧，或者省钱到抠门。她是死于恐惧：在恐惧未来的压迫之下，她不敢越雷池半步。

02

可是，我们都有来自于金钱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为什么她会谨慎到如此的极端？

“小米悠悠”的账号一共只有34个帖子。她迟至2024年1月12日才开始总结忏悔自己的治疗过程，而在此前，她在小红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透明。

5月1日她的帖子说肚子疼得厉害，离她的生命终结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她的父亲远在山东老家没有过来，妹妹去参加老公哥哥的婚礼，“就剩我和妈妈在医院里煎熬，人类的悲喜果然真是不相通的。妈妈70多岁了，好多事情也不懂，每天都会哭。”

她比我们多数人都不幸得多。原生家庭冷漠而悠远，在已经必死的道路之上，只有年迈的老母亲在她的身边哭泣，家里的亲人也并没有多么在意。

她已经43岁了，在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男友或丈夫的痕迹。在一个（未经证实）已经被删掉的贴图中，她说，可能跟小时候的阴影有点关系。她一直被村里的一个大叔猥亵。感觉父母多多少少应该知道的，但是也没啥用。甚至在上了初中之后，父亲还责怪他对这位大叔不礼貌，来家里不打招呼。

她说出这件事，只是一个阴影，没有愤怒，委屈，呐喊，就如同在描述旁人的事情一样。她说隔壁姐姐也是如此。

她所生长的环境如此恶劣，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是犯罪的行为，她只是默然承受，甚至认同了它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她因此而断绝了通往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但她却并没有把这当成是一件自己家乡或者整个社会的病态和罪恶，而只是一件应该自己咽下的苦果。

她2024年9月发的帖子说，被当地医院坑惨了。手术有残留，没有进行评估，做二次减瘤术，导致痛失二次手术的机会。

但她也只是抱怨。就像不敢反抗那个抢夺她的手机的护士一样，她不敢反抗医生。她没有发起任何针对医院手术的诉讼，要求赔偿，或者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她只是抱怨接下来的治疗昂贵而无用。

她大概也会认为，如果得罪人，接下来人家不给她治疗怎么办？或者她一个父亲不疼，妹妹不爱的单身女子，反抗有什么用呢？

她默默地咽下了所有医疗失败的苦果。

03

她参加了免费用药的实验小组，没有人告诉她这会耽误她的治疗，没有人给她更好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手术方案。

她只是默默地在粉丝寥寥的小红书上自怨自艾，接受一些病友的安慰和建议。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她怎么能不谨慎，把自己的钱计算到极其精细的地步呢？她的家庭帮不了她，似乎她的单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她的医生也并没有给她最佳的选择。她自生自灭。

即便到了6月20日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生不如死。谁在她的身边？谁疼惜她的痛楚？谁会告诉她，不用承受这些，可以选择体面的告别？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自生自灭。

网友“小米悠悠”的行动逻辑，暗合我们所有人所接受的社会规训，或PUA的标准：节俭，勤勉，老实，不麻烦别人，逆来顺受，吃亏是福，不能反抗。

即便《哪吒2》的票房超过了150亿，但是你命仍然由不得你，也由不得天，而是由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规训准则。

她的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社会给她设定的条件去做的。不麻烦别人，不干扰家人，精打细算，服从权威，承受后果。

她不是自己没想法，而是她的想法大不过她从小所生长的环境，和接受的规训。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同情地斥责她：不重视，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为自己着想，太省钱，太把工作当回事。

有没有人曾经站在过她的身边，帮她规划，为她经营，替她争取？她只是这个庞大的，十几亿人中的一粒漂浮的沙子。

如果，我们真的要承认这是她个体选择的步步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可能要更大更麻烦：加在她身上的那些枷锁和规训，是不是要换上一些更加个体化，更加个人主义的标准，比如反叛自己的家庭，比如反抗医院和医生的颟顸，比如对抗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权威？

但是她从来没有质疑过所有的这些标准，一直到临终，她都是痛楚，然而平静的。她所抱怨的，和千千万万评论和惋惜的网友的态度一样：她做了太多错误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连死，都那么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规训标准。

04

我们并不知道“小米悠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但是她在帖子里写道，又看了一遍《哈尔的移动城堡》，心情都好了很多。

她的小红书帖子封面，虽然都是配色和文字，但多数工整和用心，显示出她良好的审美能力。

她病中去动物园看熊猫，一直去公园里拍下了许多她喜欢的花花，并且，她有自己很想看的演唱会。

其实，她对于生命有着丰富而炙热的热爱。

但是她个体的普通，和生存环境的恶劣，让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潦草地处理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的整个生命环境，她所出生的家庭，她所居住的城市，以及，她所身在的整个社会，支撑不了她所应得到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生活的追求。

她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她所接受的规训，以及她所经历的，十分恐怖的摧残、冷漠和渎职，使她漫长而痛楚的死亡，又变成了一场对她的误解、诋毁和社会规训大校场。

而不幸地，她对自己整个生病与治疗过程的忏悔，使她自己也成为了这场恐怖秀里的一个演员。

并不是普通的她想要潦草地过一生，而是整个社会的机制和规训，规定了她只能这么潦草地过一生。

“小米悠悠”的死，是一个原子化了的个人，被一步步地牵引着，走向孤独而惨烈的死亡。

辱华的言行经常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慨，但辱美的言行却很少成为美国的公共议题，难道美国人不爱国吗？

体育比赛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美国人也会敬礼，自豪感也非常强烈。但当公共议题引发争议时，美国人一言不合又会骂美国，正所谓美国反对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历史叙事。

1840年以来，百年近代史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集体创伤，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等等异常的敏感，又因为家国同构、三位一体，集体荣誉高于个体尊严，所以任何轻慢或贬低的言行，自然会触发我们集体性的伤痛记忆。

而美国的历史叙事，建立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上。从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铭刻的自治传统，到1776年《独立宣言》高扬的“人生而平等”，再到1787年《美国宪法》谈出来的制衡体制。美国人把自己的繁荣归功于自治传统、自由观念，以及法治体系，而非历史的偶然。所以，面对他国的批评或者讽刺，美国人更具有心理韧性，甚至还会帮着他国批评美国。这样的心态之下，“辱美”自然很难引发公共热议。

所以，长期的屈辱感，自然容易产生受害者叙事，而长期的自豪感，则会强化开拓者信心。

其次是公民意识。

国家这个词，在英语中对应着三个词汇，也蕴含着三种意义。第一种是地理意义。指的是国家的大好河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里的爱国，是对故乡母土的本能热爱，这是最朴素的爱国。

第二种是民族意义。美国由多元族群组成，缺乏单一的民族根基。所以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同一民族，他们更关注和化解种族之间的矛盾，而非整个美利坚民族的集体荣誉。

第三种是政府意义。启蒙运动以来，对政府存在的意义，西方老百姓的共识就是一种社会契约。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这是美国立国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这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人民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爱政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政府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怪物。因为他太过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民众难于驾驭。所以美国人骂美国，甚至会不惜代价揭露本国的黑暗面，目的就是防止国家走向歧途。

正如美国总统小布什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最后就是法治保护。

美国的核心精神在于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坚定信仰。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社会在任何状态下都是福祉，而政府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必要的恶。所以美国先贤制定权利法案，保护甚至鼓励公民对政府、国家乃至主流价值观进行批评。

比如著名的约翰逊焚烧美国国旗案。1984年，一个叫约翰逊的美国青年，为了表达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当众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关键他还是苏联的信徒。这个案子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约翰逊无罪。很多人被这个判决结果震撼，只因判词中的那一句：美国国旗保护那些蔑视她的人。美国国旗所保护的权利之一，正是允许民众公开谴责国旗本身的权利。

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意味着批评国家不是道德污点，而是公民的基本责任、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世界上批评美国的段子，基本都来自美国本身，自己对自己下手比外国还要狠，自然就消解了他人“辱美”的空间。

总而言之，美国的繁荣历史，唤不起辱美的历史记忆；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尊严，又淡化了集体荣誉感；美国的公民意识，区分了国家和政府，将批评政府转化为了公民责任；美国的权利法案，保护了民众批评的权利，甚至是过激的言行，消解了辱美的概念。

简而言之，美国人之所以辱美，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只是因为他们在警惕他们的政府。

三级片制作人、美食达人及文旅作家蔡澜本月25日去世，27日火化，享寿83。近亲属在其社交媒体公布了简短讣闻，并遵遗嘱丧事从简。至此，香江四大才子（黄霑2004、金庸2018、倪匡2022）全部驾鹤西去，伴随他们凋敝的还有萎缩至极的港文化。

蔡澜辞世在陆港台三地都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不过两岸三地在其身后的表达并不一致。港台的纪念大同小异，突出蔡澜的文化名人身份，紧扣其四大才子的文化贡献，两地苟延残喘的报界均出版大篇幅纪念专题，追忆、怀念，挥手作别。

大陆的机构媒体心灰意懒，因为早就不做名人逝世的纪念社论，所以将蔡澜的解释权交了出去。短时间内，流媒体空间中解读模式轮替，迅速完成对蔡澜其人其事的纪念与解构：一个有魏晋风范、不怕死的豁达文人，一个逼良为娼的老逼登。

对蔡澜的积极评价（不等于正确评价），主要是说他这个人酒气财色样样精通，其“洒脱活过”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也大受称赞。他那些看起来肆意的纵乐，比如有过几十个女友、一年交一个女友等行径，也因为被艳羡而一并被谅解了。

对蔡澜这个人、以及他那些危险的愉悦报以远距离的欣赏，根本还是出于对他及其同辈文人的尊重。当大陆与台湾处于特殊历史阶段时，这帮人在弹丸之地发展出蓬勃、强劲的港文化盛况，并以流行乐、港片、武侠书等形式在改开年代广为流行。

他们所处的黄金时代的Hong Kong，与同种同文的周边区域在诸方面都有强烈反差。皇后大道中的殖民地也好，纸醉金迷的东方之珠也罢，繁荣与罪恶交织、混乱与活力并存的香港，不仅造就了蔡澜等才子文人，也成为倒灌并影响大陆的文化高地。

黄金倪蔡生逢其时，前三位离世的时间点也刚好。作为“四才子”中最后离开的蔡澜，即使在香港大陆化日益加深的这些年，仍荫庇于港文化的余韵，在生意与名声两方面获得收益。但他死的时间相当尴尬，恰好处在香港去魅、中港文化强弱倒转的关口。

前三个同辈中人死后享有荣光，黄霑坐稳了词人重镇的地位，金大侠自不必说，倪匡身后无扰，可晚年多行走大陆的蔡澜死后，被放在了一个剧烈飘摇的位置，受着大陆民意重估香港文化、乃至以新眼光重新看待香港的思潮冲击。

考虑到这个背景，以无中生有的陈宝莲自杀联系蔡澜的恶行，用逼良为娼拍摄三级片的历史污点重构蔡澜平生功业，就容易理解了。“恶霸蔡澜”叙事迎合了大陆舆论中对反转的病态需求，并与腐朽的老登叙事相呼应，积毁销骨，众口铄金。

在“恶霸蔡澜”“香港老逼登”“逼死艳星陈宝莲”等叙事中，大陆爽文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移花接木的造谣本领，比如“陈宝莲15岁拍《草灯和尚》”“被好赌妈妈卖给蔡澜”“被又老又丑的黄任中追求”等。蔡澜活过，可惜被泼污时没有活着，只能听任流言中伤。

这些抹黑蔡澜的小作文或许为迎合反转、追求流量，可它们的广泛传播也能佐证蔑视香港文化史、看轻香港文化的心态，在大陆已然不是个别人的心态，而是普遍的社会民意。蔡澜只是死不逢时罢了，换一个其他香港文人，只怕同样如此。

而且，在“恶霸蔡澜”的口径之外，出现了一种批斗蔡澜的舆论倾向，使用了一种类似于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恶意与构陷手法。这些在舆论场中有所复活的批斗倾向，将蔡澜们的身后名“围堵”在他们曾出逃或熟悉的历史场景中，这让人顿生寒意。

至此，在评价蔡澜的主要叙事类型中，尽管带着拙劣、粗糙的模仿痕迹，可批斗的艺术已成。这是否也意味着，香港的大陆化在大陆主流民意中已经完成心理建设，大陆人对东方之珠拥有全面的心理强势？很想问问黄金倪蔡，遗憾的是全然不能。

蔡澜之死在大陆评价中的两极分化，不只是起到分化和矮化效果，竞夺蔡澜的盖棺定论，也在威胁“香港四大才子”这一组合美誉。既然陈宝莲都能被挖出来作为控诉蔡澜的罪证，难保黄、金、倪就能死后安宁。死者无辩，但将死者涂污，更令他者心惊。

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断过代的文明？”时说。

在罗帅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官方昨天迅速公布了调查结果。

对调查结果里的死因判断和分析这些我不作讨论，就他举报刘翔峰而遭迫害的事，我相信这个调查结果。

原因在于，罗和刘翔峰交集应该比较小，一个研究生去举报实习医院里其它医生，而且和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老师，概率极低。

至于刘翔峰作恶那么多年，有没有举报，我相信大概率有的。手术是需要团队一起完成的，刘翔峰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作恶，不可能没人知道，但举报他的更可能的是那些受害患者，其次是同科室里看不下去，或者有利益冲突的同事，而不太可能没什么交集的实习医生。

至于那些对刘翔峰的举报是不是有人掩盖，我也相信大概率有，不然他不至于能作恶那么多年，那些收到举报故意掩盖的，我觉得应该继续调查而不应该放过，但也没必要把没什么关系的事混在一起讨论。

刘翔峰所做的事，包括对无需手术的患者做手术，故意夸大病情欺骗患者接受高风险手术等，确实超出了很多患者，甚至很多医生同行的想象，所以也有人问我，医疗行业是不是全国最黑的行业。

我曾在公立医院工作过很多年，也自己创业多年，和不同行业的人也算接触的比较多的，以我的认知和经验，医疗行业肯定不是最黑的。

我也不认为哪个行业会就比哪个行业更黑或更白，毕竟每个行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性是相通的。

医疗行业不太可能专门挑选那些道德低下的人进来，相反医学教育里还是会做一些职业道德的培训，再加上文化上对这样行业的道德要求也更高，也有很多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所以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道德水平不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只不过医疗行业和其他行业比起来基本是一个行政管制的行业，市场淘汰机制效应比较小，另外就是这是一个于生死相关的行业，所以恶产生的影响很直接，也很容易被放大。

一个行业如果坏人扎堆，要么是专门挑选坏人进去，或者好人进去也变成坏人，那也是制度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就当下医疗行业的结构性问题，这几年到处都在降本增效，医疗行业也不例外。

这几年很多公立医院也在大幅降薪，降薪的背后也就意味着增效的需求很强烈，对大的医院来说，手术科室占医院收入比重很大，所以必然手术指征会放得更宽。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人口下降了，2023年，我国人口减少了208万，执业医生数量增加了34.7万，相比2022年增加了7.8%，在僧多粥少逐渐加剧的背景下，过度医疗也难免加剧。

所以如果不从医疗体制层面做大的调整，过度医疗、过度手术的问题只会越演越烈，也越容易催生出刘翔峰这样的医生。

不得不说，罗S宇事件的通报写得真烂。

尽管与以往的惜字如金相比，这次的篇幅竟长到需要下滑好几次屏幕才能读完，且看起来内容详实、面面俱到——走访做了、调查做了、鉴定也做了。但结果还是一样，没人信。

这不仅仅是因为网上流传的诸多疑点没能得到解答，更大的原因在于，这种蓝底白字的通报形式，在置信度上天生存在劣势，哪怕它能与事件本身前后呼应、且逻辑自洽。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看过不少置信度高的案情通报，这样的通报我们一般称它为调查报告。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在2020年，美国发生过一起轰动全球的悲剧事件：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因被怀疑使用假钞，遭到白人警察膝压超过9分钟，当场失去意识，最终身亡。

该事件引发的舆情风暴席卷了整个美国，最终经过三年的调查，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长达89页的调查报告。

之所以查了这么久、报告这么长，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份关于“警察误杀事件”的通报，而是要回应美国社会对于根本性问题的关切。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调查方的证据非常扎实，有海量的视频证据、文件证据、数据统计证据以及口头证词，还有相关专家建立模型对这些证据进行科学评估。另外，许多媒体和学术组织也对这些证据进行了独立验证。

不仅如此，具体的调查方法亦会说明，比如在视频鉴定中，调查者是谁、鉴定方是谁、公证方是谁、采用什么鉴定手段等。再比如在走访调查中，采访者身份、被访者身份、采访形式、是否记录、如何记录、是否备份等都会一一写明。

有这样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是“弗洛伊德违法，警察执法过度，责令赔偿整改”这么简单了，而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存在系统性的过度使用武力、种族歧视性执法、侵犯第一修正案、对心理或行为障碍者的歧视性执法、问责机制失效等。

说完了弗洛伊德事件的调查报告，我们回过头看罗S宇事件的通报，我认为有9点证明其置信度低的理由。

1. 调查组是由胡楠卫健委、中楠大学、长沙龚安菊组成，而被调查对象湘雅二医院恰好隶属中楠大学，主管部门就是胡楠卫健委，这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光这一点就足以对其可信度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2. 整篇通报下来，未见援引任何法律条文或赋权机制，究竟是依据的哪部法律成立的调查组？为何由卫生部门牵头？依据什么法条核查举报和认定死因？文件授权、上级批准等信息统统没说，只有“高度重视”“全面核查”“依法”。

3. 全是结论性语句，缺乏调查细节。比如罗S宇的尸体落地为什么会发生反弹，原理与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专家参与论证？再比如在高坠点开展侦查实验，实验方法、过程是怎样的？再比如调查访问相关人员，调查启动时间、被访者时间段安排是怎样的？是否同步记录、是否保留材料副本、是否允许律师或家属参与、是否设有监督机制？这类没有任何细节说明的例子在通报中比比皆是，以至于没有可供外部检视的时序性和取证路径，大众只能接受结论，无法检验过程。

4. 通报中多次提到声纹鉴定、音频核对以及电脑数据备份，用的都是“经鉴定、经核对、经检索”，却只字未提鉴定由哪家司法鉴定机构完成、是否有声纹数据库佐证，也未说明举报材料的提取方式、技术软件、时间点以及笔记本镜像有没有经公证人或外部律师验证。这导致报告中的关键证据看起来几乎是完全封闭的，既不公开也没有第三方审查，存在重大可验证性漏洞。搞半天，调查者是你，证据处理者是你，结论发布者还是你。

5. 表面上看这则通报内容详实、面面俱到，从尸体落点到房间勘察，再从走访询问到音频鉴定，然而证据虽多，却十分杂乱，与其说它是通报，不如说是堆积式的披露，因为它光有证据堆叠却无事实分析。信息过载的同时却没有清晰的动因—行为—路径—结果的逻辑链，这进一步降低了通报的可信度。

6. 这份通报最大的槽点就是刻意回避了公众最关切的问题，即医院的制度性腐败与结构性风险。通报只说管理不规范、责令整改，但未说明是否存在隐瞒工资、逃避监督、洗钱、财务空转等问题，也未审查管理不规范是否由系统性漏洞引起，以及罗S宇的死与腐败的医疗环境有没有关系。在公众对医疗系统逐渐失去信任的当下，这样的问题一笔带过，怎能让人信服？

7. 有位网友说：“虽然我不擅长文本分析，一时间看不出什么漏洞，但这份通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舒服。”为什么他会觉得不舒服？

第一是因为这篇通报在提到罗S宇时，强调说他成绩不好、情绪消极，给人一种“他就是因此自杀的，跟我们无关”的印象，却对自身责任闭口不提。

第二是在提到罗S宇的父母时，强调说他们提出了不合理的巨额赔偿、拒绝沟通、反复申请刑事复议，给人一种家属不懂事、无理取闹的印象，忽视了家属对调查失去信任的可能性。

第三，整篇通报经常出现“合理”“合法”“正常”等正向词汇，还有“不存在违法违规”“转换文字材料存在错误”“签名捺印真实有效”等肯定语气，看似专业，却暗藏着强化“自身无责”的逻辑，有种洗白文的既视感。

一份可信的通报，是为了回应民众关切的，理应传达“我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愿意反思并推动改变”的情绪态度，而不是“我们很专业，一切都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误会、你们夸大”。

这种冷漠、充满技术性与防御性，缺乏对悲剧的同理与反思、毫无责任语言与换位思考的通报，与其说是通报，不如说是法院驳回起诉裁定书。连最基本的态度诚恳都做不到，怎能让人信服其内容呢？

8.通报虽说“科室在绩效分配中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已责令医院整改，并对涉事科室主任、护士长等4人进行了严肃问责”，但却未公开说明如何整改、怎样问责。而且既已发现绩效流转经由研究生账户一事，通告是否应该说明有没有建立防止机制？有没有审计建议？后续的监督由谁落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个案结案”式的整改与问责方式，不被信任是应该的。

9.目前所有的证据处理都由调查组独立完成，通报没有说明这些证据日后是否会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媒体、组织与个人是否可以申请查看，能否参与数据比对。就目前这种“调查组—公众”的单向发布结构而言，缺乏“证据共享—公众复查—媒体校验”的完整循环，因此可信度大打折扣。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为什么这篇通报无法让人信服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当作是如何写一篇让人信服的通报的简要指南。

老实说，在国内为这种事件写调查报告确实挺难的，若要实事求是，就不得不直面某些敏感话题。说瞎话吧，又容易漏洞百出，毕竟越是细节，越易于验证。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放弃调查报告，转为通告形式，前者是解释，容许反驳质疑，而后者则是告知，好好听着就行了。

中国医学界素有北协和，南湘雅的说法，今年却成了5月全国热议协和，6月热议湘雅。前几天，似乎所有人都在转发原湘雅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的故事，从一开始转发罗的家属的举报内容起，很多人都坚信罗的自杀背后有巨大阴谋，不，不少人应该是坚信罗是“自杀”，不是自杀。

即使如今官方通告已经详细回应了此前网上热议的各个疑点，但似乎没说服多少人——从很多人这两天又转发罗父对通告的质疑，可窥一二。

可罗身前真的撞破了巨大的阴谋，以至于要被“自杀”吗？我个人持怀疑态度。

罗的遭遇为什么引发如此强烈的热议，显然是因为和之前的刘翔峰案扯上了关系。罗轻生发生在2024年5月8日，刘案宣判在2024年10月31日，于是就有了刘案调查期间，罗“被害”的联想。而罗是2021年考上湘雅的研究生，时间上也和刘有交集，更加让人容易相信这种联想。

但是这种联想即便没有如今的通告，也有很多逻辑漏洞，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可疑之处。从时间上看，刘案宣判虽在罗轻生之后，但刘的吓人事迹早在2022年8月中旬就曝光于网络，也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2022年8月下旬，刘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除了10月31日这个宣判日期外，我没找到刘案的其它诉讼时间点。只是从22年开始调查，24年10月是宣判，合理的推测，罗出事时，刘案调查应该早就完成或者至少大部分已经完成。若如此，即便有所谓幕后黑手、大阴谋，又何必在此时去逼迫罗呢？

更何况从科室、资历看，刘案发前是创伤急救医学中心副主任，罗是肾脏移植方向的研究生，理论上二者工作交集并不会多。就算刘案背后有更大阴谋，罗又有多大概率能知晓？

调查通告也提供了更多细节，比如罗仅在2022年4月到刘所在科室轮转，且二人不同组，从入学起，罗与刘没有同台手术的记录。罗没有举报过刘，刘案调查期间，有关部门也未向罗了解过情况。

这些符合罗、刘二人当时的岗位背景特征。网民或许希望罗这个过早去世的年轻人是一位英雄，曾经揭发过刘的恶行。可是罗的人品不需要也不应通过虚构来论证——其实通告里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端倪：在出事前，罗最后的短信是提醒与自己私下换班的同学去上班。

抛开和刘案的“瓜葛”，罗的家属提出的举报内容，基本可以分类三条线，从冲击医学伦理底线的程度，个人认为可以如此排序：买卖器官，特别是指控买卖儿童器官（肾脏）（录音）；钱没给到位，切除好的肠道（录音）；给罗转账40多万，被认为是洗钱或封口费。

这三条里的第一条，买卖儿童肾脏，从现实角度就非常可疑。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社会噶腰子的传说泛滥成灾，从泰国偷肾，到缅甸摘器官，好像拿人的器官做移植和摘桃子是一个难度。可真相是肾脏移植这类手术并不简单，需要庞大的团队。哪能像录音里那样，随便和一个实习医生说，你去找几个。别说罗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去哪里找，就算他能找到，后续呢？给谁配型？什么时候做手术，谁来做？这又不是菜场买个猪腰子，回家先放冰箱，得空再炒个腰花。

更不现实的是该录音被认为是在买卖儿童肾脏。录音里一口就是几岁男孩女孩各要几个。儿童肾脏移植很少，根据文献，美国每年大约1000例，欧洲约300例。

2014年一篇国内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显示从2001-10年，国内儿童肾脏移植最多的一年也仅为114例（2008年）：

另一篇更接近当下的2020年论文，提到中国儿童肾脏移植最多的在上海、广州、郑州的三个医学中心——注意没有湘雅。而上述三地三个中心合在一起，2015-18年也只有286例：

湘雅怎么可能让一个实习医生去买卖12个儿童肾脏？通告里提到该录音实际为收集科研样本，反倒更加现实，也更为可信。

至于另一段说是“肠道是好的，钱不到位就切掉”，对话都是方言，关键的前半段我是一点都没听懂。懂湖南方言的可以自行判断通告给出的解读是否准确。需要注意，通告不仅说了实际录音内容是什么，还提到了明确的录音发生场景与对话医生身份，应该是挺有底气。

从通告来看，家属举报的材料里，唯一能证实湘雅有问题的是给罗的转账。但是3年给罗转账的30多万，绝大部分又由罗转给了原科室护士长，再分发给其他人，罗自己获得的只有3万多。

这些转账应该都有银行流水，想必罗的家人也能看到，不会有作假。从数额看，通告里说是绩效奖金，比较合理。只是通告并未详细解释为什么科室的绩效奖金要先发给罗，再转回到其他人。个人猜测可能是为了躲避税务，毕竟作为研究生，罗身前收入在整个科室里肯定是较低的一族，绩效奖金先发给他，缴税可能就少了。

通告同样未触及的是这种绩效奖金发放不规范的普遍性。我个太相信这种小聪明只有罗所在的科室想到了，完全有可能是某个医院甚至更多医院提升员工实际收入的普遍做法。

这虽然不如买卖器官洗钱那般劲爆，但或许更符合真相：某医院未必是从头到尾的恶，而是管理上的平庸混乱。

很多人看到刘翔峰的恶，会怀疑这样的恶背后必然是系统性的恶，必然有更大的阴谋才会包庇刘那么多年。可或许，刘的背后不是更大的阴谋，更大的恶，只是一个平庸混乱的土壤，允许他可以持续作恶。刘被“纵容”，未必是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或是分得了多少好处，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回到罗案。其实当下的通告里给出了不少案发现场勘验、案件调查信息——包括罗的个人情况，判定罗是轻生，从这些信息看，却是基于证据而非阴谋。

罗的去世本身已是悲剧，只是如今这个悲剧还在进一步扩散。从网传的其父反驳通告看，罗的父母似乎处于创伤后应激的状态。罗死于阴谋，或许比罗自己选择离开人世，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罗的家人们的处境固然令人同情，但网上众人，作为外人，同情不应以虚构现实为方式。否则，那是把一个悲剧变成闹剧。

参考资料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2953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451958/

谁享了呢？

崔丽丽是一位在汽车行业打拼17年的职业女性，她的职场路径原本走得顺遂，换过三家公司，从一名普通销售一路往上，临近40岁换到新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过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场酒局，被劝酒后醉到「不省人事」，之后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

崔丽丽说，最开始也感受到害怕、绝望、羞耻等等情绪，最难受的是，因为醉得太厉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张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证据。直到事发三天后，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亵的画面，告诉丈夫梁靖宽，「自己可能被欺负了」。梁靖宽保持了冷静，提示她可以查监控，崔丽丽慢慢恢复理智，咨询律师如何取证，也很快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

接下来，在丈夫梁靖宽的鼓励下，崔丽丽报警立案成功，且办案检察官侦查到另一份关键证据，弥补了她记忆模糊的部分，最终以「强奸罪」对王某提起诉讼。2024年4月2日，事发过去七个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

但崔丽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和许多遭受职场性侵害的人一样，她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而公司不仅不认，还停发她的工资，停用OA系统和邮箱，移出工作群，最终以严重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她曾经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崔丽丽说，但她相信，个体是有主动性的，不会轻易被体系吞噬。她继续查找法规，发现《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对自己适用。被开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报了工伤，尽管要把伤口重复撕开，但她坚持战斗，最终历时8个月，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成功认定了工伤。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职场性侵害之后，能用新的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

战斗的另一面，是精神难以弥合的创伤。今年1月元旦过后，崔丽丽一早去车站接我，她个子小小的，围了一条厚围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发后，她被噩梦折磨，不敢独自出门，更做不到回归职场。

梁靖宽一直陪着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他还和丽丽一起看专业的书籍、电影，理解病情，也试着理解女性的心理和处境。「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

第一次接受采访，崔丽丽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她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希望在采访中不断接受和正视自己，也希望给亲友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留在家里没有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梁靖宽也通过报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接着准备打劳动仲裁，这一次她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收集证据上了战场。她说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输了不丢人，「但要赢，就想赢得漂亮一点。」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发来消息，「仲裁结果出来了」，后面跟着奋斗的表情符号。她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以下，是崔丽丽和梁靖宽的讲述——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拼凑的真相

崔丽丽

事情的真相，我刚开始其实不记得了，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最清楚的记忆，是2023年9月24日，凌晨4点多，我不知道怎么就醒来了，带着一点醉意，看到房间里还开着灯。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睡觉从来不开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布局和我的房间不一样，标准间的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我很吃惊地坐起来，结果发现身上一件衣服也没穿，衣服都杂乱地扔在地板上。

我当时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为羞耻还是害怕，一边下意识穿衣服，一边就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过来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就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刷了几次房卡都打不开，我只好去一楼找前台，但走到电梯间才发现，自己慌张到连鞋子都忘了穿。

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较熟了，感到那个样子太丢人，只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间的门，想把鞋穿上。当时还是很迷糊的状态，我回到自己房间趴着就睡着了，直到8点多钟才彻底清醒，想不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王某房间没有穿衣服醒来，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对质，想找他问个明白。

那是王某第一次对我撒谎。他说我喝多了，打车送我回来，发现我的房门打不开才去了他的房间，后来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脱了我的衣服。那次对话，我对王某还使用「您」这个字眼，始终没直接问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当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继续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整个人变得特别恍惚，有一次和客户见面，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还有一次过红绿灯，也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一种「解离」反应，是人在面对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大脑把身体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自我保护。

那时候，我感到最难受和最困惑的，是对发生了什么根本想不起来。我逼着自己从头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约客户谈合作，想着要跟别人聊正事，最好别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长喝酒，就订了一家日料餐厅，点了一瓶清酒稍微助兴。客户来之前，王某说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对方拿下，王某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开场一个多小时，就发微信跟我说，「你陪着多喝点，我快不行了」，过后又补充，「这酒后劲挺大的」。

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惯清酒，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陪了几杯。到11点左右，我开始感到晕乎，赶快去结了账，提醒他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没想到回来后，桌上又多了两瓶酒，王某一直劝我敬客户一杯，把我弄得下不来台，我就又陪了几杯，之后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个人就断片了。

之后更多的记忆，我都没有了。直到三天后，再次在重要的商务应酬上见到王某，一些被猥亵的画面就想了起来。我冲到卫生间，哆嗦得不行，但因为职业素养还是强撑到了应酬结束，回到酒店后，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坐了一整晚，精神彻底崩溃了。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发第四天，我才打电话跟先生讲，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先生让我赶快买票回天津，见面后他也很生气，说我为什么不赶快查监控？为什么不赶快报警？我才第一次回过神来可以看监控。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我和先生按计划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但我实在等不到假期结束，就先咨询了律师怎么取证，之后一个人去了杭州调取监控。

酒店经理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女性，监控一般不能给客人看，但她帮我支招，说可以先报一个丢东西的警，看看监控到底录下了什么。后来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视频里比较完整地拼凑出当天的情况：

回到酒店我已经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说是背我回来，但其实是抱着我，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之后经过我房间也根本没有停留，直接进了他房间。到了凌晨4点多，我从王某房间出来的状态原本也忘了，那时候才看到，我光着脚，走得摇摇晃晃，衬衫也穿得乱七八糟，刷不开房门之后，瘫坐在地上就哭了。

我一边看，一边哆嗦得全身发抖。因为提前咨询过律师，我知道生物证据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监控，一个月后会被新的视频覆盖，我就请酒店经理一定要把这些监控全部复制保存下来。她让我放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我。

10月3日那天，我还向酒店保安、打扫阿姨录音取了证。原来，事发的晚上，前台小妹担心我被抱回来，就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监控里王某把我弄进房间，让保安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应。最后，她再次给王某房间打电话，问是否需要帮助，王某说「不用」挂了电话，她没办法再坚持，只好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那个房间。

问完这些，我错过了当天回天津最后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选了一个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地方住下。当时天已经发黑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变得很恐怖，周边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秃顶男性迎面走来，一下子想到王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过，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厅里坐着发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给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电话，接通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哭。

那位朋友什么都没多问，立马来找我，和电影里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知道原委后，她不是和我抱头痛哭，而是特别冷静地说，「丽丽，咱们把你监控看到的，能想起来的，再好好盘一盘。」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静和理智镇住了，就在酒店里找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我一边说，她一边写，写完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断定，不管有没有被性侵，强制猥亵肯定是有了。

接着，我们又把职场的工作方法拿出来，策划用什么话术再找王某对质，如果对方承认性侵，话要怎么说，如果不承认，又要怎么说，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写出来，尽量多问出一些话，多收集一些证据。

我们对着草稿演练了两遍，一直搞到凌晨3点多。但那时候，我对于是否报警还是有一些挣扎，我会思考报警的代价是什么，我先生能承受吗？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吗？我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要怎么办？还有我的职业，汽车行业的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朋友听了这些顾虑，她的回应非常打动我。她说，「你要是能报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

梁靖宽

9月27号早上，听到丽丽打来那个电话，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记得丽丽当时是例假最后一两天，所以她说「被欺负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反复跟她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丽丽在电话里一直哭，整个人就傻掉了，其实我也挺懵的，当然还有愤怒，那时候脾气就上来了，怪罪她怎么不及时报警，要赶快报警。

但问题是，丽丽对许多事情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也感到奇怪，丽丽虽然酒量不好，但她对事业很负责，不可能让自己在客户面前失态，而且喝了那么几杯就醉成那样，我是有过其他怀疑的，但当时用过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没办法再追查什么，只好让她买最快的一班高铁回家，我们再一块儿商量商量。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监控。后面一两天，丽丽也恢复理智了，找了做律师的高中同学咨询，后来一个人去杭州看监控，期间我们是一直联系的，丽丽说东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体查到什么，她没说，也没发给我看。我听出了她的犹豫，就想当天赶紧过去处理这件事，但丽丽坚持先回家再说，还说有人陪着她，让我不用担心。

后来，我才知道丽丽的很多顾虑，家人、朋友、事业，生活里还上有老下有小，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她承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但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对报警也没有过动摇，因为这是犯罪，坏人犯罪难道还要逍遥法外吗？丽丽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声音，但我从来不会被这些观点绑架，也告诉丽丽说，对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态的，我们干嘛要去理会那些人？

关键证据

崔丽丽

10月6日开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录音笔，带着犹豫和纠结去了公司。在王某办公室，我像之前演练过的那样，开始一个个提问，想着他哪怕撒谎露出破绽，破绽或许也是一种证据。但没想到，王某不仅不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没嫌弃我就不错了。我被彻底击碎了，瞪着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马就去杭州报警。

我先生特别支持我，这次报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别理智，让我把关键点提前写下来，以防报案时太过激动疏漏了什么。

去事发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壮志的，但剩下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腿一软，走不了路了，就开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实特别美，但那天的蓝天和白云在眼里都是灰色的。我拽着先生的手说，我太怂了，连走进那个酒店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先生拉着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说没事儿，别着急，不想去咱们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懦弱，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把眼泪擦掉说，「老公，咱们走。」

到了酒店，110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先生就接过电话，说我媳妇在哪个酒店被强奸了，要求你们马上出警。

警方的行动很快，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跟一辆中巴车，把酒店戒严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接着又去医院采集身上是否还有王某的DNA。整个过程都很顺畅，录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别好的男性，不会强迫我作答，也没有提问让我感到不舒适的问题，在我哭的时候还会安慰我；采DNA的医生也说，没事儿不疼的，然后说，「咱们没有错」。

警方告诉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让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语气特别严肃地告诉我立案了，我整个人就激动地从沙发上溜到了地板上。

在醉酒类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证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么程度，这点在我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质疑，监控和相关证言都很明确，我已经严重到「不省人事」的状态。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不够。但办案检察官特别负责，一帧一帧地细致看监控，看到我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隔壁房客突然打开了门，在王某房门口徘徊了几分钟，还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检察官凭直觉感觉到，那名房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拿手机是不是录了音？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没想到那位客人还在酒店里住着。

那名房客告诉检察官，因为酒店隔音比较差，他先在房间里听到很大的动静，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之后在门口听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这段录音成了指控「强奸罪」的关键证据。我记得特别清楚，2023年11月11日，检察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别兴奋地说，崔丽丽你知道吗？我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王某已经实实在在被抓起来，不怕给他定不了罪了。

去战斗

崔丽丽

报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做噩梦。

可能是事发之后，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间找鞋，就做了各种找鞋子的梦：要么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么在大雨中跑着找鞋，而且梦里的鞋子特别具体，有时候是运动鞋，有时候是拖鞋……我总是害怕得从梦里惊醒，醒了以后就觉得很不真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我做销售17年了，发生这件事，真的是把我过往十几年的职场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对于人的认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讲什么喝酒拉客户。记得27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谈业务，后面又带团队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个箱子就走了，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岁的男性，出去见客户都直接说，丽丽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们照顾一点。所以在以前的环境里，销售虽然要应对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别保护我。

但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别重，王某经常向我灌输，我的领导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业务都是她喝酒喝来的。公司聚餐的时候，王某也会劝下属喝酒，下属就下意识地服从老板的指令。包括这一次，其实最开始我对自己是有怨恨的，为什么不强硬拒绝王某，但我根本没想到会喝到那么醉。我想过提防客户，但从没想过提防自己的老板。

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医院里检查出抑郁，变得不敢出门，就喜欢在家里楼上一间小书房里待着。先生担心我自我封闭，经常招呼我出来看电视，或者陪女儿下一盘围棋，但我甚至不愿意亲近他和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小房间才安全。

因为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我先生转为半工作状态，每天守着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负面情绪。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分开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又从噩梦里惊醒，怎么也睡不着，外套都没穿就跑下楼，那天晚上下了点雪，薄薄一层铺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里发呆。

可能是听到开门的响动，我先生追着我下了楼，以为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他的情绪第一次变得激动，说我难道为了一个畜生要把自己毁了吗？这么活不下去，有想过他吗？有想过孩子吗？他一直抚摸我的背，帮我平复下来。

我确实被先生的关心，还有那晚的一段话激励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颓废，案件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我想起码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战斗，慢慢开始恢复运动，在房间里一个人也是查资料，看别人的求助帖和经验帖，有的会抄写下来，有的截图保存在电脑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案子开庭前，王某还可以走一个「求谅解」的环节，检察官说可以见一见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纳，拒绝了和我会面，公司二股东和我的直属领导就作为代表，但一见面也不是道歉，而是为王某哭穷，然后提出一笔赔偿。我一听就不想谈了，对方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干脆不要我的谅解，翻供打无罪辩护，不承认强奸，甚至说我主动倒贴。

得知王某拒不认罪，我的精神又崩溃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楼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时案件马上开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绷带吊着胳膊也要去参加庭审，但先生怕我情绪激动，最后就全权交给律师和检察官处理。

庭上的争辩很激烈，王某坚持陈述，我到公司一年没有业绩，担心被开除才主动勾引。检察官辩护说，这个逻辑不通，既然是想讨要好处，为什么一个女性连工作、职业生涯都不管不顾，最后也要讨一个说法？一般强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检察官提出判6年，最后法院判决了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庭审前，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击，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性侵案的法律规定，除了未成年人，没办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赔偿诉求。他最后鼓励我说，案件结束之后，可以打劳动仲裁继续维权。

梁靖宽

这一年多我也学会换位思考，照顾丽丽的心情。我们去医院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给她推荐一些电影和书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电影讲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极端和自闭。我了解了疾病，但说实话，学习了一段时间，丽丽的状态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丽丽自己睡觉，每天噩梦缠身，刚惊醒时不认识我了，哭着往外推我，我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别怕，要等个一两分钟，她才能清醒过来，我就守在她旁边，等她睡着了，给她盖好被再走开。她还总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开，睡眠变得很浅，留意着她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幻听，也会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

白天状态更不行了，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拼命想把她往外拉，说要不咱们听相声去，看电影去，唱歌去，还有我们之前没事就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胳膊又伤了，那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带她去看病，还有工作的事儿，还要跟律师沟通一块儿复盘，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我特别想扩大她的世界，让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面，有时候去单位，会把有意思的事儿发给她，有时候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个照片发给她，想要逗她开心，逗她笑。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义没得到伸张，根本就笑不起来。

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战斗。后来案件开庭，丽丽受了伤还特别想去现场，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触越多，越是会勾起不好的回忆。但我仔细问过检察官，两次庭审，王某状态特别不一样，第一次非常嚣张，拒不认罪，第二次临近宣判，他终于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伤口就此弥合。在我眼中，丽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友善的人，无论谁和她接触，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微不至和热情。但我和她都预料不到，那些她曾经真诚对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会从背后狠狠敲打她一棒。

敌人

崔丽丽

从事发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决，我逐渐感知到，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

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直属领导。同为女性，她最开始特别共情我，但是很快态度就变了。最开始我去杭州报警，在OA系统上请假，理由是「出差期间遭受重大侵害」，直属领导为了不扩大影响，让我改成「处理私事」，我不认同「私事」这个说法，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

王某还没有被批捕时，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属领导请病假，她原本是一个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说会拿出比开发业务更大的决心把王某绳之以法。没一会儿，话就传到了王某那里，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邮箱。接着，直属领导又把我踢出股东群、部门群等等群聊。在录口供环节，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证词都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

王某被批捕后，公司的投资人也开始行动。当时公司正在面临上市，他担心王某被判刑会影响上市，一天晚上11点多给我发来信息，说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我要以大局为重。我没回复这条信息，凌晨1点多，他就又发来一条，说资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会介入进来，让我拭目以待。

期间，公司怕被指控打击报复，没有直接开除我，但也没再给我发过工资。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资源部长约我见面，从包里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我只是在微信上请假，后面还中断过一段时间，属于严重旷工，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将我直接开除。我最开始没明白，案子4月2号就判了，为什么拖延到18号才开除我，也是最近才回过神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满4年刑期提出上诉，而18号刚好过了上诉的最后期限。

这些事不断冲击着我。其实最早加入这家公司时，我已经三十八九岁了，大家都说，女性的职业生涯比较短暂，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也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了。那时候，我对这个选择做了很多考量，觉得公司有一定技术积累，想要拓展业务板块，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资深的市场经验，可施展的空间很大，值得为之再努力打拼几年。我那么认真地考虑和对待公司，但公司那么容易地把员工抛弃，那种反差感是很大的。

在公司里，我也是一个小股东，如果被扣上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股权就会被公司0元回购，相当于所有损失都是我自己承担。我感到极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职场霸凌。我先生劝慰我说，别人只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们谈道德，因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层的要求，但经历这种背刺，我依然会感到很恐怖、很受伤。

我不想那么轻易被打倒，个体不能就这么轻易被一个体系吞噬。和人力资源部长见完面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报工伤。我知道那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把我的遭遇再给别人叙述很多遍，但我必须去战斗，我觉得那是一场维护过往17年职业生涯的战斗，也是一场对过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负责的战斗。

在这之前，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我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但麻烦的是，人社中心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安定医院经过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我的工伤。

那时候，我才开始去安定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做检查，不光是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还有一段波折，是三位专家第一次对我会诊时，发现我是事发第七个月才来到安定医院，要求我把前面三甲医院的治疗证明补给人社中心，再去预约二次鉴定。我当时就崩溃了，感到太折磨人了。专家说流程必须要走，不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会尽快安排二次鉴定，不让我再等待那么长时间。

就这样，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我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人社局先是电话通知了我结果，又将认定书邮寄到了家附近的邮局。

那天，我先生开车带我去取，刚开始我心里还很平静，但打开邮件之后，先生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他听，读到结论那一段，我就有点哽咽住了，再到「崔丽丽同志」这几个字，我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再次被认可。

「崔丽丽」不是一个化名，一个马赛克

崔丽丽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伊藤诗织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讲她被知名记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后再去事发酒店，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崩溃了。她还写过一本书《裸泳》，讲去拜访韩国慰安妇，见到老婆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骑着动感单车，会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场景，还会把自己带入当时无助、绝望的感受，就会出现喉咙被卡住、喘不上来气的躯体反应。我也变得不敢一个人坐高铁，不敢一个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样见同行跑业务，医生说这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2024年6月，办案检察官把我的经历写成报道，发表在检察院内部期刊杂志上，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发表出来可以展现一些力量，让更多女性反对职场性骚扰。检察官的话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点醒，那时候就想要接受媒体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断正视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会链接的自信。

第一次接受报道，我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既然要发声，我想「崔丽丽」就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做这件事的家庭支撑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访，其中一次访谈还给他很大的冲击。其实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赶快报警，但没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感受。看过访谈之后，他才说我是多么有勇气，在应激状态下还能坚持工作好几天，把任务完成，再思考这件事一步一步怎么处理，之前他从来没体会到这一层不容易。

我的母亲虽然是上一辈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后，没有一句责怪，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说，「只要你认为做得对的，妈妈都会支持你。」母亲非常坚韧，她早年经历过丈夫去世，带着一个男孩改嫁；中年又经历丧子，那个男孩在10岁时溺水没有了；前两年，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在她身上也收获了很多力量。

最后是我11岁的女儿，不久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让她过早接触社会的恶，期末开家长会时，就想回避让她爸爸去。但女儿坚持要我去，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她解释了性侵害，也简单给她看了我的访谈报道，说去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家长用有色眼镜看她。没想到女儿说，妈妈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老师才不会那么幼稚。

后来我就去了家长会，明显感觉有家长认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动打招呼，有人还挎着我的胳膊说，之前很少见我开家长会，应该歇一歇，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羞耻，反而感觉之前的很多担心是多余了。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才不敢探头往前走。我担心过邻居知道了该怎么办，也想过之后出门是不是要戴着口罩了？我先生说，你是病毒吗，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我的事情会像过眼云烟一样过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会记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丽丽」这个人的存在，这么坦然地想，我现在也能和老公出门去买买菜了。

梁靖宽

丽丽说的《黑箱：日本之耻》，我也看了，也确实看到了女性职场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没想过这些，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现阶段的许多职场人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出来的，这种粗俗、低级的犯罪不应该有人犯，所以确实也挺毁我三观的。

丽丽说不可能忘记，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说伤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极强，这是耻辱，一个人怎么会忘掉耻辱？丽丽又是一个特别要强、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其实在我们结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一个月有10天在家就不错了，作为家属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职场走得多高，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们家里请了保姆，就把家务、接送孩子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间。

但现在，丽丽在家里出不去，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我还看了伊藤诗织的纪录片，她已经能够和闺蜜出去喝个小酒了，丽丽以前喜欢喝点红酒，现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见面，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能够像伊藤诗织一样，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

我知道这急不来，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每次去医院做完治疗，丽丽都是很崩溃地出来，我刚开始很担心，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明白这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回家路上，她的状态很累了，我就把车座椅放平让她躺下，把车开稳当，慢慢带她回家。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书里不会教我做这些，我是凭着对丽丽的了解和观察学会了怎么陪伴她。

看完伊藤诗织的书，也看了检察官的报道，丽丽的想法是要站出来，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我一开始觉得她想得有点大，但是她的一些报道发出去以后，已经有超过20位女性给她发过私信，有的说看了她的访谈，才获得了去报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么有效收集证据的办法；还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没有报警，也没跟家人讲述过，但那根刺就一直扎在了心里。我确实觉得，丽丽很坚毅，也感觉到，不要低估一个人说话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海河边的歌曲

崔丽丽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说，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而性侵害是对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伤害才会这么大。为了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和力量感，我恢复了每周3～4次的锻炼，最喜欢打拳击，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会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躯体症状，练完拳击就会感觉浑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

我也在努力恢复独立，有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做访谈，坚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还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进了高铁站和预想不一样，车站很清静，我心里也很平静。但转到北京地铁看见密集的人群，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个犟种，想起来上次来北京，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风衣跑业务，那个时候可以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逼着自己进了车厢，最后也到了目的地。

开启新工作还不那么容易。其实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说身边正好缺少一位有资深市场经验的伙伴，但我考虑到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客户，就拒绝了那份工作邀请。心理咨询师非常想帮我从人际背叛和伤害中走出来，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疗」，比如让我不断想象和客户约见的工作场景，在想象层面一步步克服恐惧，但我每次到了客户楼下，还是会打车逃走和退缩，所以还需要时间去突破自己。

12月23日，我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告诉我，科长会亲自办理这个案子，就等着1月21日开庭。

知道消息时，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来我考虑过请律师，但后来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来打这场官司，自己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万一输了不丢人，但要是赢了，就想赢得漂亮一点。

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结果，许多诉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在职期间周六工作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小的赔偿项目，共计111多万元。

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劳动仲裁委，取完判决书回来就傍晚了，我们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欢的一家新疆餐厅，吃了椒麻鸡火锅，还点了最喜欢的鲜奶茶。新疆妹妹在面前表演舞蹈，那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跳得非常开心。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流泪了。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真的感觉太好了。」

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消磨，充满了对恶意的认识，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还在努力往前走。

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特意来天津看我，到家里陪了我一个下午。她真的是一个「大女主」，在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我鼓励她，说你好好在这个行业发展，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远回不去那个职场了。

晚上，她邀请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和朋友出门了。我们去了海河边，坐了游轮和「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到码头边上有驻唱，又聊起彼此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喜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她说，不如现在就唱，打开手机K歌软件，我们在海河边完整唱了一曲。结束之后，我们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记录那个特别美好的晚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梁靖宽采用了化名。）

新晋哈佛女孩蒋雨融的口碑犹如过山车，印证了那句老话——“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公众人物的光环虽好，也得把握得住。

01 因缘际会的幸运儿

看蒋雨融的哈佛演讲，脑海中蹦出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五道杠少年”。无论是满满的正能量、字正腔圆的政治正确，还是自我感动的优秀演技，都如出一辙。这“大不敬”的反应让我感到有点惶恐，检讨自己唐突天才。直到朋友群里有“太空洞了”、“都是陈词滥调”的嘀咕声，才有了吾道不孤的安心。

蒋雨融的表现到底是啥档次，是可以“同款”对比的。美国高校毕业季，这类演讲是很多的，网上不难查到。还有哈佛历届优秀生的演讲，也有留影，有兴趣的尽可以去找来看看。

喜欢拯救全人类之类宏大叙事的布道风，蒋雨融的表演可能会很对胃口，而我更喜欢更有人味儿、讲人话的。比如哥大华裔优秀生安德鲁·杨，他搞怪风的演讲可以全程笑着看完，不用正襟危坐、捏着鼻子。

口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许个人观感不足为定论。但语言表达的硬伤总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蒋同学高二出国一路名校的履历，也算是在英语环境中浸淫多年，依然有很明显的“Chinglish”味儿。她是怎么做到“乡音不改”的，着实让人好奇。

总之，平心而论，蒋雨融的表现算不上出彩。如果不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和哈佛之间的龃龉的大背景，蒋雨融的演讲不过是哈佛漫长校史中很不起眼的一幕。甚至可以说，没有时代大背景的加持，哈佛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讲席未必轮得到她。

蒋同学是幸运的，时代给了她在中美两国舆论场“人前显圣”的机会。遗憾的是，她没有把握好。其中有她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风向转换的不可抗力。

02 成也哈佛，败也哈佛

来自美国的争议，多半是因为后者。哈佛作为“白左”重镇，在意识形态高度撕裂的今日美国，自然是舆论的焦点。美国大众没有领略过“五道杠少年”的风采，但是对蒋同学的调调也早就耳朵生茧。

要是搁在十多年前，这套大爱无疆、拯救全人类的说辞还算新鲜热乎，土拉八几、没见过啥世面的美国大众还能抱着“不明觉厉”的敬畏之心。经历了十余年的沧海桑田，这些曾经时髦的议题设置不香了。现实不一定是“真理”的最好导师，但一定是谎言的强力粉碎机。

哈佛精英们高谈阔论“可持续发展”的宏大未来，美国大众却在面对难以为继的卑微现实。哈佛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动物福利，美国大众却在惦记明天早餐的鸡蛋。在超市货架上昂贵的有机绿色标签，在大众眼中与几百年前贵族老爷们的宝石冠冕一样晃眼。

当哈佛精英们为坦桑尼亚、蒙古的民生凋敝潸然落泪，美国大众感受到的却是被忽视、被践踏的傲慢。当哈佛精英们不断拔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调门，美国大众却发现就业岗位在不断消失。

一再失望的美国大众终于幡然醒悟。他们发现困扰自己生活的，不是玄而又玄的气候变化，更不是世界地图上某个陌生地名的饥荒，而是战争、瘟疫、经济衰退的“老三篇”。大众面对的现实和哈佛精英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足以把曾经的膜拜化为了当下的愤怒情绪。

对此，哈佛精英们束手无策。设置新议题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了，那些困扰人类千百年的“老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面对大众的愤怒情绪，他们只剩下“民粹主义泛滥”的高声呵斥，全然意识不到这是辜负大众期待的反噬。

于是，他们困守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正如蒋雨融依然沉浸在四万师生起立鼓掌、“美版抖音”的“大受欢迎”。

蒋雨融的倾情表演，是一代哈佛精英丧失现实感的独白，是哈佛成功地把她和她的同学培养成了年轻的遗老遗少。蒋雨融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天降舞台是她的幸运，拿错了剧本是她的不幸，却不是她的错。

把中文互联网上的“天胡”弄成“天糊”，蒋同学是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作为哈佛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的硕士，蒋同学的“头铁”让人惊讶。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还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自信？

03 “董小姐风波”的干扰

蒋同学最初在中文互联网的亮相还是挺正面的。虽说这些年“逢美必反”蔚然成风，但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离岸自豪”也是深有群众基础。

此前很多哈佛中国留学生都曾是国内教育圈的励志典型。蒋同学的登场时机也很好，这边也在声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留学生政策，和哈佛同仇敌忾。

因此，蒋同学的演讲视频刚出炉时，国内舆论场还是沿着“为国争光”的既定方向走。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董小姐风波”未平，算是意料之外的干扰。

其实，这点意外本来也不算事。毕竟两件事的性质大为不同。董小姐是“出口转内销”，走的是国内公立学府的后门，占了国内精英职业资源的坑。每一步都扎在特权掠夺国内公共资源的痛点上，惹众怒是当然的。

而蒋同学读的哈佛是美国私立大学，招谁不招谁、用什么标准招，和中国普罗大众真没半毛钱关系。即便蒋同学是用了其父任职的“绿发会”的人脉资源入学的，又如何呢？这点女凭父贵的“社会资本”，还是可以容忍的。

至于说哈佛昂贵学费、国际志愿者镀金之类的经济账，谁也不能逼着蒋同学晒账单。

当然，这账要是按照“地球村”、“全人类”的高标准来算，就是另一回事了。“地球村”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蒋同学抄近路进哈佛，说不定就是断了某个坦桑尼亚少年俊杰的上升道路，岂不是罪在“全人类”？

咱是厚道人，且收了“全人类”降维打击的神通，还是就事论事。本来这事的槽点无非是蒋同学进哈佛的敲门砖，不至于闹得那么大，折腾几天也就过去了。奈何蒋同学极不明智的连番回应越描越黑，连“路人缘”也败光了。

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

如果说美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身后的哈佛，那么中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蒋同学为了自己的完美人设，用力过猛了。

为了撇清“绿发会”的资源加持，她不仅自曝父母离异，还要强调和其父“恩断义绝”。可是，她的推荐信、她的国际志愿者身份、绿发会官网恭喜她入学哈佛的官宣都摆在那儿。这哪里是“恩断义绝”？分明是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还有，蒋同学对“颠沛流离”的理解，也刷新了国人的认知。从北京搬到青岛，竟成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记忆了？让那些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的留守儿童情何以堪。国内顶流、国际知名的宜居城市青岛，竟然配不上我们的骄女？蒋同学哈佛成名后，青岛媒体几乎是第一时间正面报道的，被“颠沛流离”暴击，很冤。

最倒霉的，当属她的初中母校。这所当地排名前十的一流学校，竟成了她笔下的“民工子弟学校”，是和菜场小贩家孩子为伍的人生低谷，还给她留下了校园霸凌的人生阴影。且不说霸凌事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爱满全球的国际支援者，话里话外却是对底层同学的鄙夷。蒋同学爱满全球的人设碎了一地。

立人设没问题，既然立了，那就贯彻始终。须知“装”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要有技巧。对初中时代“落难公主”的自我认知，完全可以用温情脉脉、充满同情和爱心的叙事方式书写出来嘛。那些身在曼哈顿豪宅、心系加沙废墟的哈佛前辈提供了很多范文，蒋同学竟没学会，属实是对不起哈佛的悉心培育。

总之，面对网上的质疑，蒋同学很头铁地一一回复，字里行间透露了“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自信。这的确是中国“新天龙人”的普遍特点——他们是很真诚地认为，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生赛道是理所应当的。

哈佛教会了蒋同学平等、自由、爱心的大词，却教不会他们“二代”应有的自觉。哈佛著名校友、三代培养出个土包子的小布什，开口闭口都是先谢上帝再谢爹，坦坦荡荡，美国人民也没多大反感。小布什跑到前线劳军，和大头兵一起排队打饭憨头憨脑的样子，还挺讨喜的。

其实，大众对这种“爹是英雄儿好汉”的先发优势是有很高的忍耐度的，这是一种经济理性。3亿多美国人，4到8年出个总统，没有子承父业的小布什，极大概率也轮不到我，没啥看不开的。更不用说在各方面的耐受度都远超美国糙汉的中国大众了。咱们连县城“婆罗门”都忍了，跑到大洋彼岸的“哈二代”能算事吗？

可是，蒋同学非得了便宜还卖乖，竭力撇清却越描越黑，还不忘居高临下地教化众生大谈理想，着实让人大倒胃口。于是乎小事化大，“蒋小姐”享受到了“董小姐”的同等待遇。窟窿也越捅越大了，竟不知如何收场。

哎，这倒让我有点同情蒋主任了。有女如此，真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辈子欠她的。说蒋同学是智商欠费吧，人家是有哈佛、杜克背书的，智商应该是在线的。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来得太轻易，导致了认知能力的退化。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或许，这才是蒋同学最大的不幸，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这也是一种“精英病”，是蒋同学唯一的真诚，却和左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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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娱明星三件套

高考语文作文的话题应该不是诗人月下吟诗时产生的奇妙联想或学者微醺后神侃的内容。高考作文出题应该符合冷静、严格的大纲要求。考虑到作文是所有参加高考高中生学生必须写的课题，因此题目的表述必须是绝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能看懂，并都可能写的题目。简言之，高考的作文题目应该是高中生能写作的题目，话题域应该是高中生的话题世界。

今年的上海作文题目严重违背了高考作文出题的基本原则，甚至常识，毫不掩饰地说：题目出偏了，出偏了也许还是客气了一点。不负责任地搞砸了，应该是更确切的描述。

上海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有学者用“专”“转”“传”概括当下三类文章：“专”指专业文章；“转”指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传”指获得广泛传播的佳作，甚至是传世文章。他提出，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

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请联系社会生活，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按题目的提示，这题目是有出处的。先不说出题人对来源文章的小结是否准确，出题人对题目核心词语之间关系的描述就有问题。

首先何谓“专”，出题人说是“专业文章”。什么是“专业文章”，出题人没有说。顾名思义，专业文章就是基于某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专业文章所针对的是相关的专业团体。专业文章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读懂。通俗文章通常指不完全依据某个专业知识、技术性较弱的文章。它们面对的是大众，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知识的读者都可能读懂的文章。据此，专业文章和通俗文章不仅语体不同，它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体裁类的、不同质的话语活动。

出题人在题目里说的“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且不说这是否是原文作者的原意），这完全违背了话语活动基本常识。专业文章即便是转发上亿次，它还是专业文章。阅读它还是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它不可能变成“通俗”文章。很想知道出题人能否举出一个专业文章由于转发而成了通俗文章的例子。由此，出题人所谓文章由“转”而改变“专”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出题人对“转发”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转发”的语义结构里并没有量化的义项。几个人转发也是转发，成千上万的人转发也是转发，有转发并不一定就有规模效应或出题人所说的转“通俗”可能。专业文章的转发通常在相关专业团体里展开。虽然专业读者的人数自然不能和一般非专业读者相比，但人多人少的转发与文章变通俗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传世”文章的本义应该指的是“流传到后世”的文章。就传世的语义而言，纵向传递是必要义项，时间跨度是必要义项，但横向传递和共时传播范围并不是其语义的必要义项。即便专业文章不通俗、阅读面很窄，但如有高度的专业价值，只要有后世学者阅读它，甚至引用它，它必然会成为传世文章。学术概念的延续都是通过传世文章完成的。

“传世”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核心要素就是跨世“转”，没有“转”，再好的文章也就没法跨世“传”，据此，出题人的提问：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传”的基本词义。不‘转’哪来的“传”？

题目里“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的表述也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网络“转”文，尽管稂莠不齐，但它们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的一部分，传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出题人的“传世”应该指的是“上乘”之作。网络之所以有转文，就是因为有读者认为某些文章写得好，他们通过转发实际上参与了文章传世的话语运作过程。所谓“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很难成立，如果对所转的没有认可，没有“期待”，那怎么会发生大量的转发呢？更重要的是，网络资源极其丰富，读者自然能分辨、也知道去哪里寻觅“传世之作”的。

出题人并没有道明题目的原始出处，用了“有学者”一词。不过网民太厉害了，立马查出了这是胡晓明教授2019年在《文汇笔会》里写的文章，题目叫“古人说‘文章九命’，太悲观了，我归为三个字：专、转、传”。

文章是随笔，大凡随笔都有跟着某个想法或感觉，边想边写的随意性。随笔的感悟性质决定了写随笔时考虑的是一个念想的阐发，而不严格的逻辑或缜密的论证。

想想出题人应该通篇读过胡晓明教授的文章。就随笔而言，这篇文章还是蛮精彩的，但这篇文章好像并不是重点讨论“专”、“转”、“传”的关系。文章好像意在通过“专”与“转”的讨论在传递某种现实批判：

“然而专家们的文章看多了，我又有一个意见，没有花样，没有文采，没有个人的心性情意。我们需要专家，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只有专家之文，只有学报论文一种，所有的读书人，除了八卦，就是八股，尽入‘中国知网数据库’之彀中，那也绝不是中国文章学的真谛。”

“事情都有两面，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大旗下，必然有人将文章视为达到各种目的的敲门砖。专家之文，会恶变而为‘砖’文。即‘敲门砖’之文，现在也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了。”

作者在讨论“转”的时候好像没有涉及“专”与“转”的问题：

“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我猜想，出题人是根据这几句话臆推出题目的：

“我这里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这是随笔，自然不必过度讨论这话与前面的逻辑关系。不过细想想，作者这里也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作者这里应该讨论的不是专家文章转为通俗文章的问题，即不是同一篇文章经过“转”而改变了专业文章的性质。作者很机敏地用了“变换”，而后“转”字有上了引号，而且是“转家之文"。既然是“之文”，这说明所转之文已经不是专家的文章了。

这似乎在说，专家的道理由专家说自然枯燥，不能传播开来，但由“转”家改写的的文章自然也成不了传世之文。做学问的，自然不应该投机取巧地在如何盗用前人概念上下功夫。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解读。

不过这意思，好像在作者最后引用的故事里表达的很清楚：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个‘不负如来’的故事，道人支愍度准备渡江而下，到南方去讲佛学。同行有伧道人，二人搞出了一套‘心无义’的理论，准备用这一套来迎合南方人心理。多年之后，伧道人悔了，觉得这样顺俗阿世的‘转’文，太对不起如来了。就拜托往南方的僧人：‘烦请转告老支，心无义那套东东全是乱讲，当初不过是为了混口热饭而已，现在就别再讲了，不然太对不起佛祖了！’”

显然，伧道人之所以悔了不是因为他在转文，而是自己在盗用别人的想法胡乱编文混饭吃。这哪里是在表述今年作文题目的文章“专”、“转”、“传”的关系？

虽然不认识胡晓明教授，但我相信这题目绝对不可能是胡晓明出的。能参加高考出题的人，应该有一定的语文阅读能力了吧？如果这样的文章都会误读，且概念混乱，自嗨故弄玄虚，难免又要引发现实总是比我们的想象瘦太多的感觉。

写到此不由想到昨天有朋友微信我的话：“孩子们12年苦读最后遇到这样的命题我感觉无语了”。真为这位母亲和参加上海高考的孩子叫屈。

看到有学者竟然为这样的题目辩护，我不由愤怒了。高考作文不是作文比赛，不需要玄妙和“有深度的思辨空间”。这玄妙是无厘头的高雅掩饰语，对你们是玄妙了，对考生呢？这无厘头“专”“转”“传”又是拓展的哪种深度？没有逻辑关系的题目，哪里可能开展“深度思辨”？“深度”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高考不是专门为“精英”孩子举办的，它是普普通通学生的基本权利。高考的题目必须对考生的所学有基本的尊重，必须严格遵守语文教学大纲。

其实这把年纪的我已经不该再吃惊。这好像不是第一次高考题目出现无厘头的题目，好像从来没有相关部门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我还是愚痴地想问：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出题难道没有审核？没有责任制？题目出砸了，难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真的没有追究责任的体制，那这次上海市考试院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上海考试院不负责，那上海市教委必须负责。如果上海市教委不负责，上海市政府必须负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最后，一个建议，鉴于这次题目出砸了，作为赔偿，这次语文作文在改卷时应该将基本分数送给每一位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