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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答题卡上的遗书，为何撕不碎教育的铁幕？

4月26日凌晨5点，安徽蚌埠某名校高三女学霸桐桐从高楼跃下，年仅18岁。

她留在答题卡上的遗书，成了对这个教育时代最刺眼的控诉——

考前呕吐、深夜崩溃、与知识分子父母围绕排名的争吵，最终化为一句“我很累了”的诀别。

这个牵挂着流浪猫和奥运会国乒夺冠的女孩，在高考前十天将生命定格。

当一张写满牵挂的答题卡变成绝命书，我们不得不质问，压垮她的真的是分数吗？

在遗书中，桐桐描绘了一个撕裂的青春图景：

常年稳居年级前列的她，因一次滑落至第五六名遭父母斥责，随后拼命夺回第一名宝座。

这种“阳光型抑郁”的悲剧并非孤例——

湖北十堰公交车里，校服少年蜷缩在座椅上痛哭：

“每天拼命学习，为什么成绩还在下滑？”

车厢内沉默的乘客与车窗外的霓虹，共同拼凑出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困境全景图。

01 血色青春，二十年未愈的伤疤

桐桐的悲剧在历史镜像中映照出诡异的重合。

2005年冬，安徽桐城14岁少年小含因课堂罚站投塘自尽。

在他浸透池水的作文本上，墨迹凝成泣血之问：

“成绩、分数、重点，这些虚伪的代名词，真的那么重要吗？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更令人心碎的是，他在涂改的草稿上，曾写下“世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黑暗”的绝句。

二十年时光流转，教育生态的病灶却始终溃烂。

安徽省政协委员姚淮芳在2024年“两会”疾呼：

教育内卷已让中小学生普遍出现睡眠不足、视力下降、焦虑抑郁等健康问题。

当某地教育系统谈判代表轻车熟路地用“类似事件赔偿不超过5万元”的经验处理纠纷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制度的麻木，更是价值的异化。

从“拼娃”到“拼命”，从罚站羞辱到排名压迫，教育功利主义的绞索始终悬在青少年脆弱的脖颈上。

02 政策空转，减负沦为数字游戏

为破解困局，国家接连打出政策组合拳。

“双减”政策实施三年，张掖市交出了漂亮答卷：

课后服务参与率99.33%，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率92.44%。

南召县罗汉小学的“三清练习”模式更被奉为典范——

堂清、日清、周清的阶梯管理，看似构筑了轻负高效的理想国。

光环之下，裂缝触目惊心。某区人大常委会2023年调研报告揭露真相：

部分学校作业量明减暗增，校外培训机构转入地下游击战，家长焦虑催生“酒店补课”“家政家教”等新型变异。

当政策要求与升学率考核在校园狭路相逢，某校长坦言：“升学率仍是考核最重要的方面”。

当“减负”变成数字报表上的压减率，当“素质教育”沦为综合素质评价表上的勾选项，政策善意已被层层消解。

家长反对双休的声浪与学校阳奉阴违的对策，合谋将教育变革逼进死胡同。

03 高考迷思，新瓶装旧酒的轮回

2025年高考改革浪潮席卷八省，“3+1+2”模式打破文理分科，赋予12种选科自由。

山西、河南等地考生将亲历这场变革：物理历史必选其一，化学生物等四科择二，等级赋分制破解原始分差异。

新赛道却暗藏旧荆棘。

农村学生在科技创新、艺术特长等综合素质评价中天然失语；物理选科率虽从40%升至62%，顶尖高校仍将物化捆绑作为理工科入场券。

当985高校强基计划明确高考成绩占85%权重，“分数王道”的逻辑依然根深蒂固。

高考指挥棒挥舞之下，安徽政协委员姚淮芳的呐喊显得尤为迫切：

取消中考分流，实行小学到高中一体化义务教育。但教育资源不均的现实，让延缓内卷的构想近乎乌托邦——

当城乡教育差距尚未弥平，任何形式的分流都可能演变为阶级分筛。

04 教育真谛：破茧时刻已至

桐桐事件后，父母在公告中呼唤“心理健康教育”。

讽刺的是，二十年前小含投塘的池塘边，校长就曾痛悟：

“农村学校缺乏心理教育师资，全市乡镇中学几乎都没有”。

两个时代，同一套忏悔模板。

当张掖市推行“作业辅导+多元社团”的课后服务时，当罗汉小学用“思维缜密，逻辑清晰”的个性化评语取代冰冷分数时，希望的微光已然显现。

但桐桐答题卡上未干的泪痕警示我们：教育改革的计量单位不该是压减率与赋分公式，而应是孩子眼里的光。

遗书PS部分那句“单词机调成小学生模式留给妹妹”，像一道灼热的社会质询：

我们还要让多少答题卡变成遗书，才肯砸碎这架制造精神伤亡的教育机器？

桐桐把单词机调成小学生模式留给妹妹时，可曾想过那台机器里装载的，是同样沉重的轮回？

那篇写孩子拉不出屎的文章被删了。虽然我早有预感，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就这样被删了，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那篇文章讲的是，在被精密切割的作息表里，一个中学生连上厕所的自由都失去了；讲的是在被严格管理的制度中，一个孩子必须克制身体最基本的信号，才能不被扣分、不被批评；讲的是，孩子不再被当作人看，而是一张张答卷、一个个分数、一个个升学数据。

文章没有脏字，没有煽情，也没有影射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人不舒服，真实到系统本能地想把它藏起来。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11万人在那天点开它，几十个素不相识的读者打赏、留言、说“谢谢你说出来”。它写的是孩子们想上厕所而不得，是他们弯着腰、憋着肚子、无声隐忍的日常。

但它消失了。（被删的那篇文章在我的知识星球上还有留存）

也许是被机器删的，也许是被人删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被删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个社会本该拥有的反思能力。

当一个孩子，每天从早学到晚，却连一节能放心去厕所的课间都没有；当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在监控下不敢抬头、不敢走动，更不敢站起来去上厕所；当家长、老师、制度、考试，把一切压在他们肩上，唯独忘了，他们也是人，能饿、能渴、会累，也需要排泄。

是的，那篇文章讲的是拉屎，但更讲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还愿意承认孩子有身体有尊严，一个社会是否为了所谓宏大的愿景而牺牲一个个微小个体的真实需求。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个写字的人。但我知道，一个系统如果连孩子的屎都管不好，它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它的问题从来不是厕位不够、作息不合理这些表面操作，而是根子上的价值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当“人”来看？一个孩子的基本生理需求，能不能被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这个系统无论教出多少状元、拿到多少奖牌，都是失败的。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失败。不是没考上清北，不是数学没学好英语没背完，而是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教成了不敢说话、不敢示弱、不敢表达身体感受的大人。他们习惯了隐忍，把不舒服藏起来，把尊严让出去，把情绪压下去。他们未来走上社会，或许也会对下一个孩子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一忍，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痛，传了下去。而那最初的一点疼痛，明明可以被好好看见，好好对待的。

如果我们连一个孩子要不要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靠忍耐和压抑去解决，那我们到底在教什么？

我们说教育要培养健全人格，要发展全面素质，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全面？不是把人训练成标准答案的机器，也不是把每一分钟塞得满满的行军表，而是让他在身体上舒展、情绪上安定、心智上自由。

可我们教孩子的是另一套东西。我们教他们讲纪律，却不教他们怎么识别身体的信号；我们教他们守规矩，却默认上厕所是一种破坏；我们教他们“追求卓越”，却从来不告诉他们：你饿了可以吃，你累了可以休息，你想上厕所，不需要请示任何人。我们甚至羞辱了这些最正常的需求，把一个孩子想上厕所的自然反应，硬生生训练成一种隐秘的羞耻。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在无声中制造创伤。一点点，一天天，从不被允许的厕所、不被承认的情绪、不被理解的痛苦开始，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吞下去”这三个字。他们变得沉默，变得怕麻烦，变得太懂事了。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这么懂事、这么“听话”的下一代吗？

有人说，这一代的孩子太娇气了。我不认同。真正娇气的是那些自诩成熟的人，对权力俯首帖耳，对现实视而不见。你说孩子们娇气，可他们一天到晚不喝水、不吃饭、不能上厕所，不敢喊痛，不敢哭，你让我看看，到底是谁更脆弱？

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因为我不想假装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写，是希望还能有人记得，教育从来不只是“成绩”这两个字，它应该是把一个孩子，平安地、完整地、尊重地，带进世界的方法。

而当我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时，我们到底在把孩子送去哪里？

你可以删掉它，但你删不掉孩子们的痛苦，而我，也删不掉心里那股怒。

所以我还会写，还会说，还会提醒那些早已习惯这一切的人——

教育如果忘了孩子是一个人，那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如果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还记得那篇文章，也有过一瞬间的共鸣，我只求你帮我把这篇文章留下来。

写下这些，是希望那个孩子不要再学会你曾经学会的那一套；是希望他知道，他可以说“不舒服”，可以说“我要去厕所”，可以说“我受不了了”，这些不是软弱，是一个人该有的本能和权利。也是希望你自己，哪怕已经长大成人，也别再忘记那个曾经被迫忍耐的小小自己。他不该被忘记，你也不该一直沉默。

这不是关于排便的文章。这是关于我们还愿不愿意把教育，重新放回“人”的尺度上。

谢谢你读到这里。如果你愿意，就像上次那样，留个言，转个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让这个社会里，那些最小、最真的事，别再被轻易忽略。

谢谢你还愿意听这些微小的声音。我们一起，把它留在这个时代。

南方周末关于大量中学生便秘的报道，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料。

它意味着某种伤痛已经触发大部分人的神经：一个社会的弊端，最终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孩子们不但精神上受到煎熬，身体上也已经出现症状。

想想真的悲哀：很多年前南方周末呼吁的还是其他自由，如今开始呼吁孩子们的排便自由——我们在不断的退步，但是还有退的余地吗？已经到孩子们的肠胃了，还会到到哪里？

我想起前几天范美忠老师来书店做分享，他带来了四个学生。

有读者朋友看到这些孩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们的状态太好了，走路有风，眼神明亮。

当然啦，他们四个可都是参加了不久前的800公里徒步。

分享会当天，一位朋友带儿子来。她说，给儿子讲小朋友们的徒步经历时，儿子睁大了眼睛：徒步800公里，那是“正常人”能做的事吗？

到底什么是正常？被禁锢在教室中普遍出现便秘，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常。

我想起范美忠对我的诘问。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怪杰”，他说：我“杰”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怪；不正常的、奇怪的是社会，不是我。

他说得太对了。

我们要模仿鲁迅说什么“救救孩子”，其实我们连什么是健康的孩子都不知道了。

那天和范老师以及孩子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他们走路飞快，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范老师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晚上分享会结束，范老师要和读者去夜宵，我问他：这些同学怎么办？要不要送他们回崇州的学校？

范老师回答：不用管他们。他们今晚上自己住酒店，明天继续在城里参加活动。

这不但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还是强壮的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他们不会便秘。

中学生普遍便秘不是新现象，几个月以前我就看到相关的资料，如今不过是由好的媒体把它讲述出来而已。

它反映出某种现实：为了考试成绩，中学生不但精神普遍出现问题（青岛有老师的论文指出超过50%的学生有抑郁症状），肠胃也普遍出现了问题。

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病得相当严重，最终由未成年人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承担了社会的病症：无休止的内卷和规训，不但塑造人的灵魂，也在重塑人的身体。

南方周末提出了“如厕自由”的呼声，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对此感到羞愧。正是作为整体的成年人——家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合谋，让孩子们出现了普遍的便秘。

现在作为家长你必须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由——有身体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然后才是好的教育。

我小时候在乡下，父亲和他的教师同事们都会说一句话：管天管地，管不住别人拉屎放屁——你对学生的管理和规训，是由一个限度的；要留一个空间给孩子，没有空间，人又如何成长呢？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中学生举报上交平板电脑

正文之前先表个态：

发动学生之间相互举报，还对举报者作出奖励，是最卑劣最下作的教育方式。

看到一个大快人心的判决，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享给身边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这是由湖南高院通报的一起真实案例：

事情发生在湖南一所中学，这所学校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一经发现，马上收缴。当然，大家都知道，学生总会有各种办法偷偷带，偷偷玩，不可能完全禁绝的。

于是，学校和老师们就想了个损招，鼓励学生互相举报，查实后除了收缴电子产品，还给举报者以表扬和奖励。

也不知道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为了那点奖励，就还真的有学生举报了：

A同学上课时发现B同学偷偷玩手机，等B同学下课出去后，A同学向老师举报了这一情况。不仅如此，A同学还直接打开B同学的书包，把“缴获的赃物”上交给了老师。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老师不但没有批评A同学擅自翻别人书包的行为，还给了其一盒牛奶作为奖励。

B同学回到教室后发现书包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不见了，被大家告知是老师收缴了，A同学承认是他向老师举报的。得知真相的B同学勃然大怒，将A同学打破了头，打伤了手，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这要是成年人，轻伤二级就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了，此案中B同学不满16周岁，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大概率是逃不脱了。A同学的家长把B同学一家和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治疗费等损失。

这就来到本案的高光时刻了：

法院审理认为，B同学把人打伤肯定是不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A同学擅自开包“上缴”别人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行为也有不妥之处，自己也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还有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法院认为，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是引发学生矛盾的源头，在A同学擅自开包拿走他人财物的时候，老师没有及时教育引导，在收缴电子设备后也没有及时与B同学沟通，客观上造成了A和B直接对峙冲突的局面。因此，学校也应对A同学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打人的B同学承担50%的赔偿责任，纵容举报的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打的A同学自己承担20%的责任。

没有和稀泥，没有息事宁人，没有偏袒同为体制内的学校，并且在判决书中斥责了学校发动学生相互举报的错误做法，法院的这一判决可谓大快人心！

湖南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唐艳说，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鼓励民众互相检举告密，这本来应该是基本常识的观念，但此刻经由法官亲口说出来，还能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之中，却莫名地让人泪湿眼眶。

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举报上告，中学生们纠集起来闯进别人家里“收缴财物”……这样的人伦悲剧，中国人是扎扎实实吃过苦受过罪的，这是最不该被遗忘的惨痛历史教训。

回到这个案子来，假如是我来判的话，我会让学校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鼓励举报的卑劣做法承担首要责任，打人的同学承担20%责任，为自己的冲动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举报后被打的同学自己承担10%的责任，记下一个“不能打着正义的旗号动别人东西”的教训。

在这个案子里，虽然举报是因A同学而起，但他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学校的制度氛围和老师的物质奖励荼毒了这位少年的是非观念，为一盒牛奶的奖励又付出了被打到轻伤二级的健康代价，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摧残。

一次和稀泥的判决会引发社会道德滑坡，一次重申常识坚守底线的判决也会让我们看到文明之光。再次恳请大家将本文分享给你认识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希望大家通过湖南高院通报的这起典型案例明白一个简单但极为重要的道理：

发动学生互相举报是错误的，学生因此而出了事学校是要承担责任的！

“死在了20191219”，23岁的年轻人胡乐在微信签名上这样形容自己。

5年前的这天，胡乐17岁，在北京市房山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幼教专业读高二，他在学校礼堂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上，讲述了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相关话题。两天后，胡乐被学校劝退，他的母亲曾下跪向学校求情，仍于事无补。

在网络上，有人用“玫瑰少年”形容胡乐。这是为纪念叶永志，一位因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遭遇校园暴力后不幸离世的台湾少年。而胡乐自小白皙清秀，说话温柔，喜欢和女生一起玩，他在初中时被男同学嘲讽、孤立。因有过类似经历，他才在主题发言活动上，懵懂表达了自己的性别意识。

被迫退学后的5年间，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胡乐艰难求职，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工作屡屡受挫，抑郁反复发作。只因一个懵懂的表达，少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突如其来的劝退

2025年春，胡乐频繁穿梭于房山区的家和朝阳区、丰台区等多家公司。4月至5月，他每天都要反复刷新招聘软件，先后参加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5年前，因为一次发言被学校劝退后，他内心时刻充满戒备。当hr问及学历，他只模糊回答，2018-2020年，在一所技校就读。

所幸，尚未有人进一步追问他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不过，当他提及自己在餐饮、医美、物流等行业工作过，但最长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后，有些面试便不了了之。在面试官看来，这样的员工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23岁的胡乐对每份求职报以厚望。3月，又一次面试失败后，他察觉自己有轻生念头，想要自救，他喊朋友出来吃饭。朋友刘明珂记得，胡乐心情低落时约她吃饭，会止不住手抖，四处张望，说话言语断裂。

缠绕胡乐5年的噩梦，发生在2019年12月18日，一个寻常的周三，下午1点多，在学校容纳7、800人的礼堂中，进行着一场“真人图书馆”的主题分享活动，现场坐满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学生家长、系领导也在。

当就读于高二年级幼儿教育专业的胡乐被抽中，走上舞台时，他心情紧张、兴奋，他并未多想，即兴发言：

“我就想借这个话题，改变现在一些大家的认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 、“我敢到大家面谈公开这件事情，就说明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我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寸头，穿蓝黑校服，衣服左下角贴一张红色号码牌的17岁少年，语气热烈。

当胡乐说这番话时，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表情不太对劲，但他没有停止。前排同学讨论，有人问“1802班（胡乐所在班级）是哪个班”，有男生倒喝彩说“下来吧”。

两三分钟的发言结束，胡乐弯腰鞠躬，离场。离开礼堂时，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这一话题，因为太紧张根本没讲。

但如今，胡乐觉得“幸好没讲”。那天发言结束后，他被一位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又过了一天，周五，胡乐被学校劝退。此后，他和父母联系过3家职校，都以不接受转校生为名拒绝了他，胡乐也迟迟等不来学校曾允诺的帮助转学。

2021年1月24日，胡乐将此事在微博曝光，此时他已失学2年，患上抑郁。始终未等来学校的道歉和赔偿，他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

“玫瑰少年”

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发言前，胡乐并未想过在学校公开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

胡乐自小长相清秀，说话温柔，他对男生热衷的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只喜欢和女生玩。这让他初中时，被班上的男生排挤孤立，嘲笑是“娘娘腔”。当他向老师反映，只得到“为什么欺负的是你”的回应。胡乐入校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慢慢掉队。

中考后，胡乐的分数只够进入中专。父母先是将他送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向父母提出要转学，后来父母考虑到幼教将来是个吃香的职业，将胡乐送入房山区另一所职校学幼教专业。

在学校，为不像以前那样被欺负，他不太展露头角，特地加入一些小团体以保护自己。学校虽施行军事化管理，早五晚九，但手机自由，氛围还算轻松。此前，胡乐做过最“出格”的事，无非是在学校偷偷点外卖。他小心过着一种不会出差错的日子。

幼教专业女生居多，胡乐所在的班级只有2名男生，他没有再遭遇霸凌，可以放心和女生相处，还交到了“可以一辈子联系的好朋友”。青春期后，他少有地在学校感到被接纳，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别气质。

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在网络上看到性少数群体的遭遇，让胡乐不安。2019年10月，胡乐看到一条新闻：南航某空少被恶意描述为“骚扰醉酒男同事”，引发热议后被停飞。而网络上充斥着对此人“恶心”的评论。

胡乐记得，学校老师提前两个月通知 “真人图书馆”主题发言活动。他曾上网查阅，了解到活动发源于丹麦，初衷是通过交流，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偏见和误解，现场会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若有机会上台，他打算反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朋友，朋友也表示支持。

他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选上，发言结束时，“全场都亮了”，他听到台下欢呼声、喝倒彩声夹杂，胡乐认为同学并无恶意，没有在意。

走下演讲台后班主任的问话，他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直到2019年12月20日，母亲被请来学校，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胡乐才隐约意识到，事情可能与自己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的发言有关。

他站在门口紧张等待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被叫进办公室，看见班主任、一男一女两位系主任。据胡乐回忆，老师们称他在演讲上的有关发言，有损学校名誉。且因为胡乐的发言，学校将来也不便为其分配幼教工作。系主任希望胡乐能够主动退学，否则一个月后，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并承诺，如果自行退学，可以帮忙解决转学问题。

听闻消息后，胡乐的母亲崩溃，跪下，给系主任“磕了好几个头”，求学校不要劝退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胡乐心疼母亲，他想拉母亲起身，但怎么都拽不起来。尽管自认没做错什么，他开始随母亲一同向老师致歉。

当天回家后，胡乐“被吓到”躺在床上浑身疼痛，之后连发了一个礼拜的40度高烧。那时，他差2个月才满18岁。12月份的冬天，“更多的是心凉”。

2020年1月2日，胡乐再次去到学校沟通，交涉无果。6天后，1月8日，胡乐的母亲替胡乐在自愿退学单上签了名。

被劝退后的第一年里，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书读，他也期待能够重返校园。学校曾允诺为其转校，但没有下文。2020年9月秋季开学，仍未找到学校后，胡乐再次拨打校方电话。他保留的一条2020年9月与校方的通话记录显示，该老师回应：当时已过新学期的招生阶段，询问转学结果时，对方表示，可能是“忘了”。这个回复，让仍抱有期望的他愤怒，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同年10月，胡乐收到了校方退还的教材费和职业装费。

又等待了2个多月，胡乐决定“鱼死网破”。2021年1月24日，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阅读量很快破了七百万，海报新闻等媒体对胡乐被劝退的经历进行报道，并帮助他拨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询问与校方的协商结果。

胡乐第一次等来校方的正式回应。据12345客服反馈，校方承认对胡乐进行了劝退，给出的理由是：该生身为幼教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幼儿园就业，会对幼儿身心健康发育造成一定影响……鉴于胡乐的言论已影响到学生本人，且在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经系部学生处及校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决定，对胡乐进行劝退处理。

对于胡乐来说，这次曝光就像是一场情绪宣泄。

他没想到的是，除了理解，新一波的恶意也随之而来。有人将“宣扬”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说他“活该”、“恶心”、“不正常”。甚至他所认为的“大家族”，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这些声音，加之自己的经历，愈发让他感到孤立无援。最初，胡乐会一一针对攻击他的留言回怼，解释自己只是想反歧视。在2021年1月25日回应网友的微博中，他仍坚持，“我就是想让这个学校给我道歉，给予精神赔偿。”

陷入困窘的家庭

201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劝退，让原本平静的胡乐一家掀起波澜。周五当天，胡乐和母亲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胡乐母亲认为学校有问题，但儿子也同样不对。

胡乐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小时候，他随姥姥姥爷生活在北京房山区农村，他的父母在镇上打工，两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姥姥姥爷的宠爱，难以抹去父母无法长伴身边的失落感。直到小学毕业后，他搬到镇上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经定型。

疫情期间，胡乐长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处，一言不合会吵架，而那前后，这个农村家庭面临新的挑战，父母替家里一位借贷的朋友做担保人，亲戚负债后，父母还需替人还债，加上儿子转校后又被被学校退学，父亲与胡乐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

等待复学无望，家庭关系矛盾，胡乐发现自己“长期情绪低落、总是想不开、集中不了注意力”，2020年9月，胡乐独自去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重度抑郁、轻度焦虑和双向情感倾向。此后，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令他变得嗜睡，即便很早休息，他也会睡到中午才起。

除嗜睡外，胡乐开始接连几个小时地玩游戏，刷视频软件……他曾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抑郁症，母亲给钱让胡乐去看病，但母亲觉得“你装的吧”的说法，仍会刺痛他。几个月后，胡乐选择停药。

停药后，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仍然操纵着他的大脑。他想过要了断自己，控制不住地想去买农药，“喝洁厕灵”，他在朋友圈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几小时后，警察上门。胡乐猜测应该是朋友看到后担心他自杀报的警，“不止一两次”， “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抑郁也影响着他的工作。一次上班时，胡乐突然情绪崩溃，拿头用力地撞桌子。领导看到后，说影响不好，给了胡乐钱，辞退了他。他曾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控制不住地用头撞向墙面，“长了大包，也没有特意去管它，过几天就自然消肿了”。2024年3月，还有一次“冲动用头撞铁柱”的行为。胡乐说起这件事来轻描淡写。

包括疫情期间常赋闲在家的4年里，胡乐断断续续换了10多份工作。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则几月，短则几天。2024年一年，他只上了4个月的班。攒到钱后，他就离开北京这个事发地，去武汉、青岛、杭州、苏州等地。江南水乡和青岛大海让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借此“不让自己死掉”。

2025年年初，胡乐母亲给了胡乐一笔钱，希望他能用这笔钱支撑他生活、工作。胡乐的父亲是工人，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做一份私人会计工作，月入3千元。她年过50，又有高血压，一家三口和胡乐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区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如今，他们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工作坚持下去。

5年过去，身边人希望他 “不要活在这个阴影里”、 “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尽量将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话虽如此，未等来道歉和精神赔偿，这件事就永远无法尘封。胡乐尝试告诉自己，“我生活中可以有它，但不能全是它”，但夜深人静，他又忍不住回想起，“我是只听结果的一个人”。拾起、放下，胡乐在其中沉沉浮浮。

现在，胡乐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当时“比较单纯吧”，“后悔了”。他最近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一切的前提是，他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前段时间，他在微信签名后又加了三个字——“等复活”。

据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每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都会公布农民工“随迁儿童入园率和在校率”的数据，几乎都接近百分之百。例如，2024年，“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为94.5%、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8%”。

但是，如果你对中国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现状有基本了解，就知道，这些漂亮数字，毫无意义，甚至有点“掩耳盗铃”。

为什么这么说？所谓“随迁儿童”，意思就是跟着父母在外地生活的孩子。他们跟着父母，前提一定是能在那里上学。只要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家长当然会确保孩子有学上。如果打听到新城市入学要求高、入园难、择校贵、证件麻烦，在现实中很多家庭干脆不会带孩子一起出来打工，而是留在农村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所以，现实是，好多还在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孩子，因为没有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机会，被迫留守。失去了成为“随迁儿童”的机会，他们自然就不会进入这项“入学率接近100%”的统计。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本质上筛掉了最难、最弱势的“留守儿童”，最后只统计那些本来就有条件入学的幸运孩子，再怎么高也没有实际参考意义。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全国还有超过6600万的留守儿童（详见上图）。

多数城市公办学位有限、入学门槛高，如果没有本地户口，就只能走积分入学和积分入户。但这些积分往往对学历高，购买社保的群体更有利。以苏州为例，父母如果是高中学历，可以加20分，而研究生以上学历可以加200分。东莞的积分入学可能是最宽松的，对学历没有要求，但是积分是基于社保缴纳时间的，很多灵活就业的群体，没有买社保，当然也就积分入学的条件。而且很多地方，即使拿到积分入学的条件，具体的学校是随机分配的，导致很多孩子要在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如果通勤距离太远，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导致目前我国还有6千万左右的留守儿童，其中4千多万都在农村。他们因为没有条件在“流入地”入学、最终只能留在农村老家。只有那些能“顺利办下入学的”，才统计进了官方口径里的“随迁儿童”。而那些最需要帮扶、最值得关注的，本该被看见的数据，却被巧妙地排除在外。

所以这样的“在校率”“入学率”，表面光鲜，实则并未反映政策下的障碍，也没有反映农民工子女的实际受教育状况和社会分层。比如，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老家公立学校免费入学门槛较低，但大城市即便“义务教育”，外来工子女要列队办各种材料，往往还只能进去民办、“过渡班”或者三无小学校园；大部分公办幼儿园只收本地户籍，有的还收取高额赞助费。这才是现实。

而那些为了教育不得不分居两地的家庭，孩子在农村上学，父母一年见一两次面，感情淡漠，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也频频发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都显示，2020年，中国有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27.1%的小孩是完全由祖辈照看，还有12.9%的儿童是单独或与其他儿童一起生活。这些被“统计在外”的问题孩子，他们的教育、健康、安全、情感全部被长期忽视。

总之，看似完美的“随迁子女入学率”，更像是一份自己给自己评分的成绩单，通过显而易见的筛选偏差，掩盖了残酷的现实。剩下当然都是“几乎100%”。但真正困在入学门槛外、需要教育公平的孩子，依然在无声地被忽视着。

我们还年轻，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处在毫无自由、隐私的边缘。

chatgpt 最近推出会主动思考推理的「 o1-preview 」，以及更即时、自然的「高级语音对话模式」后，今天又再次推出新功能：「ChatGPT Canvas」，这是基于 GPT-4o 架构开发的全新 ai 写作、源码编辑界面。让 ChatGPT 不再只能对话，而可以进行更深入、准确的内容创作工作。

第一波更新中，ChatGPT Plus 和 Team 用户会先获得 Canvas 功能，而全球的企业和教育版用户将会在下周获得使用权限。并且 openai 还计划在 Canvas 正式发布后，向所有 ChatGPT 免费用户开放这项新的人机协作界面。

实际测试后，我觉得可以把「ChatGPT Canvas」想象成一种 AI 文本、源码软件，在这个工具中，人和 AI 可以更有效率的协作，共同编辑更好的内容成果。

以前的 ChatGPT 是即时通，一切内容要在对话中生成，也只能用对话引导 AI 去生成、修改，这很多时候会有点麻烦，常常在问答的过程偏离主题，难以指定要修改的部分，容易愈改愈乱，再也回不去之前更好的版本。

但是「ChatGPT Canvas」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它让人与 AI 在一个类似文本编辑的界面中讨论，就像多人一起编辑一份在线文件那样，可以一起处理文字、源码内容，可以针对任何指定段落修改，能够整合人与 AI 各自编写的内容，最后一起合作完成一份文本。

于是， ChatGPT 不再只是「对话软件」，而可以当作真正的「AI 文本内容、源码内容编辑器」，你可以利用来处理下面的工作流程：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一个完整的写作实测案例，带大家了解 Canvas 的操作流程、快捷功能以及它如何帮助创作者解决具体问题。

在 ChatGPT 的 AI 模型中切换到「GPT-4o with canvas」模式，下面我测试看看利用这个新界面编写一篇文章。

首先，我先利用原本常用的 AI 指令结构，结合我的想法草稿，请 ChatGPT 改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内容。

当 AI 开始编写文章草稿，或是源码时，「GPT-4o with canvas」就会像是下图这样，进入独立的文件编辑界面。

进入独立的 Canvas 编辑界面后，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改 AI 生成的文章内容。

于是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更流畅的「人与 AI 的协同写作流程」。

以前 AI 生成的内容，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无法人为的介入修改，只能让 AI 自己去改，而常常愈改愈乱。

现在， AI 生成的草稿，我可以直接在编辑界面介入，修改成我觉得更好的版本，然后再请 AI 接续调整，实现真正的人与 AI 协同合作。

「GPT-4o with canvas」不只可以修改内容，也可以调整粗体、标题样式，就像是一个结合 AI 功能的简易 Word 编辑器，还支持 markdown 编辑格式。

以文章写作的 ChatGPT Canvas 界面为例，编辑界面右下方会出现一排「快捷功能菜单」，文章写作、源码编辑会有不同的对应菜单。

「快捷菜单」中有很多默认功能，可以快速修改整篇文章、源码的内容。

例如其中有一个「阅读等级」的调整按钮，可以把文章的内容改成从小孩子到博士等级的不同风格与深度。

下面是一篇我让 AI 改写的、文章，我让 ChatGPT 把原本相对专业的文章内容，改成适合小朋友阅读的版本。

而下面是同一篇第二大脑的教程文章，我让 ChatGPT 把原本相对口语的草稿，改成更精炼、专业的文章风格。〔可以跟上面的小朋友版本进行比较，都是同一篇草稿的不同阅读等级修改。〕

通过快捷功能，一个按钮就可以快速转换我们需要的文字深度与风格。

以文章编辑界面为例，具备下面几种快捷功能：

下图是按下「建议编辑」后，ChatGPT 针对不同段落提供的编辑建议，我只要按下允许，就可以让 AI 直接进行修改。

这是不是跟以前的对话生成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现在 ChatGPT 可以针对一篇长篇文章，提供各种分段的调整、建议与修改。

除了整篇文章的快捷修改、建议外，在「ChatGPT Canvas」的编辑界面中，我可以任意圈选一段觉得有问题的段落，这时候会浮现「Ask ChatGPT」的按钮，点击后，我可以输入这一段的修改建议，让 ChatGPT 去进行指定段落的调整。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在 Google 文件上提供伙伴文章修改建议？只是这一次，AI 成为我的伙伴，听从我的指令去修改。

更棒的事，在「ChatGPT Canvas」中不用再怕 AI 修改内容后，回不去之前可能更好的版本。

因为在编辑器中，自带了可以还原之前版本的功能，而且不只可以还原到前一个版本，也可以回到上上版、上上上版，或是跳回最新版本。

经过简单的文章写作实测，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Canvas 的可能性，它突破了传统 AI 对话生成文本的限制，将人机协同的创作流程无缝结合，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程序设计的应用场景中，Canvas 以更灵活的编辑能力和快捷的功能，帮助用户实现了更精准、有效的工作流程。

对于我相对熟悉的文章创作者而言，ChatGPT Canvas 不仅提供了文稿即时的优化、编辑建议，还能调整文本的阅读等级和风格，帮助你快速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调整。而对于程序员，Canvas 的源码审查、注解添加与错误修正功能，让程序开发过程变得易于维护。

这样的功能让人与 AI 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具深度，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 AI 的生成内容，而是能主动参与其中，实现真正的协同创作。

无论你是需要改进写作的创作者、需要帮助调试的程序员，还是想要在教育中使用 AI 辅助的教师或学生，ChatGPT Canvas 都是一个值得一试的工具。

最近关于 AIGC 的关注度太高了，自己也时不时会抽空去了解一些情况，或者尝试去用一些工具。很多关于 AI 要替代人的观点大行其道，也一直有不少 AI 要让设计师失业的看法在坊间流传。但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是：

在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ChatGPT 这些 AI 工具出现后，「手头功夫」并没有因此丧失意义，它们只是不再具备作为门槛的价值，但依旧是重要的前提。因为「手头功夫」是培养我们发掘问题、判断优劣和快速取舍的重要训练，缺少这部分锻炼，会让人在这一系列 AI 工具面前感到无力。准确地识别问题并提出诉求，这是未来教育的重中之重，也会反过来强调人的价值。

正好，前段时间后浪送了我一本书，是前微软包容性设计的首席总监 Kat Holmes 写的《误配》。一边看这本书，我就一边在结合自己的工作和最近关于 AIGC 的思考，我觉得这本书里提倡的理念，正好回应了当下的舆论思潮。

大部分谈论设计的书，都在试图通过图形和案例来构建一类理论和范式。但在这个 AIGC 日进八万步的新时代里，设计师要以什么身份来参与？我认为所有的既定范式，都会在三到五年之内被全部击碎。串联、融汇、杂交才是新世界的主流，创作者的身份将愈加模糊，甲乙方的界限也会逐渐消失或扭转。怎么回应这样的快速变化？我觉得《误配》这本首版于五年前的「旧书」，提出了很适合当下思考的母题：

设计行为、设计师、设计对象以及新技术之间，如何在智能化浪潮里，互相包容和一起进化？

这本书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对于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设计师而言，带着经验、问题和困难去阅读，会有启发和收获。「物」的旧体系正在溃散，「系统」和「生态」将是历史的新主角。旧时代的残党，可以下船了。

昨天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下自己的读书感受，因为被后浪的微博官号转发了，于是被这本书的译者何盈女士注意到。正巧我的朋友宋喆在刷朋友圈时看到她的这条寻人启事，就这么阴差阳错地跟她直接联系上了。

这种「地球村」的感觉很妙！

这更坚定了我今年一定要 重新启动设计纪录片 的决心了！

以下文字來自網路，是博主小姐姐本人從去年至今收集整理的
值得人們深思

當大多數人覺得能休息一會的時候 手裡的贖罪券就立刻貶值

老一輩標榜苦難，不意味著他們能吃苦甚至愛吃苦，而是因為他們除了吃苦之外，沒有其他人生選擇。但凡有選擇，正常人根本不會自討苦吃。

有的人想不通，吃苦很多情況下不是必須，而惡劣環境下長大的人容易把吃苦當做生活的必須。
https://x.com/435hz/status/1683314811625672704
評論：沒怎麼吃苦的人，性格更溫和

說到吃苦，很多人覺得一個家境貧苦的人更能吃苦，而有錢人吃不了苦。
其實是把「苦」的定義理解的狹窄了，家境貧寒的人吃的「苦」是忍受惡劣環境的「苦」，比如持續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在惡劣物質條件下的忍受能力。

苦一定會留給能吃苦的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你越是能吃苦，未來你吃的苦就會越多。

「知足常樂」固然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人生信條。但這裡隱含一個前提——「美好生活是否可能」。
若這個前提不存在，一味強調知足常樂，無異於教人忍氣吞聲，無論大環境如何，挨著、受著就好。如果美好生活本身是一種可能，那麼知足常樂，才顯示一個人的境界。

有人說苦難會讓人變得高風亮節，其實不然，有時幸福的生活才會讓人的情操變得高尚，苦難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會讓人變得心胸狹窄，苦大仇深。 ——毛姆《月亮與六便士》

苦難能讓人格高貴，這話不準確。幸福有時候倒有這種作用。但是苦難，多數情況下，衹能讓人變得偏狹，起報復心。——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苦難不會製造偉大。 相反，正如狄馬所寫，苦難「毀壞了人的尊嚴，傷害了人的心靈，扼殺了天才的創造力」。國人講吃苦，常將辛苦與苦難混淆。 一個人若要在一個領域有所成就，必須要付出巨大努力，比如音樂領域的「一萬小時定律」，但這樣的辛苦跟社會對個人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兩回事。

幸福的生活更容易培養高尚情操，相較之下，苦難往往更易使人心胸狹窄，積深仇厚。

世界上最無恥、最陰險、最歹毒的讚美,就是用底層人的艱辛和苦難,當作勵志故事去愚弄底層人。——王朔

人是一種會自己欺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使他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
很不幸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據此以為，人必須吃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有病。——《沉默的大多數》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学校要我提供学生对我这个班主任的采访，我只好向我所带两个班级的部分学生求救：

麻烦你一件事，学校让我提供这么一个东西：“我眼里的这个班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随便说一段话给我吧（语音也行，文字我来组织，有我们的照片更好），顺便我也想知道老师这几年当你们班主任哪里做的不好……真实的就好~恭维老师没有必要啦。

我以为很难收到回复，因为他们在校外实习，也马上要毕业，不必理会我这个班主任了。没想到很快收到几个同学的回复，摘录如下。

在大学里，谭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不仅是我们专业学习上的指导者，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在我看来，我的大学班主任就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存在，在找实习单位的时候会用他的工作经验指引我们就业的方向。

首先，我的班主任具有非常高的专业素养。他不仅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有丰富的经验，还能够将这些知识与经验应用到实际教学中，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专业领域的知识。他经常会在班级会议上引用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案例，让我们了解到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实践应用。

其次，我的班主任还非常注重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他经常会在课后找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指导。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业成绩，还关心我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总是能够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让我们重新找回信心和勇气。

我觉得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总是对我们很关心，无论我们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耐心地帮助我们解决。他也很注重我们的心理健康，经常找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需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与我们的关系不止是师生，更像是朋友。这几年没有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成了最大的遗憾。

班主任确实是那种深深关心学生，又学识渊博的师长。他不仅在日常中细心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有一次舍友牙痛的事件，他能够迅速行动，直接载去医院检查，这种行动上的关心和支持，无疑给了学生很大的帮助和安慰。而在学术方面，班主任的博学多才和耐心讲解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实习期间，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够耐心解答，让我受益良多。这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教育者的专业素养，也彰显了他对学生的负责和关心。总的来说，班主任是一位既关心学生生活，又注重学术指导的优秀教育工作者。他的存在无疑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是学生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

我刚开始以为这位同学是用AI编写的，后来一问才想起确实有送学生去医院这回事，那是疫情期间，只好自己开车送学生去医院。后来这位同学实习期间，问我水泥方面的知识，我耐心解释，学生当然没想到我对水泥方面这么懂行。

我眼里的班主任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的存在。他不仅学识渊博，耐心解答我学业上的疑惑，更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我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让我倍感温暖。他的教诲和指导，让我在大学期间收获满满，不断成长。

“亦师亦友”这个形容，我很喜欢，我和学生之间，我始终持着平等尊重的态度，职业角色上我是老师，但人格上我和学生是平等的。

谭老师是我们的良师，更像是益友。与他相处的时候如朋友般放松。他很愿意走近我们，主动为大家的成长想办法，设身处地的为我们进步解难题。他总能妥善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焦虑迷茫时，他会像朋友一样倾听后，以其见闻给我们分享好的经验做法。

难忘的是在寒冬里的一次徒步经历，谭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徒步北峡，历时将近五个半小时，这期间因为环境因素曾试过放弃，在谭老师的鼓励下，我们重新振作精神，继续前行。最后顺利完成了这次徒步活动，也让我们有了这次难忘的经历。这次徒步活动也成为了我们宝贵的回忆，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这位同学一样有良师益友的感觉，并且和学生一起徒步的经历，学生的印象这么深刻。

原来和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自己都快忘记了，但他们都记得很清楚，仔细回忆，我传递给他们的理念和想法，虽然当时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表示，让我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但现在来看，含蓄的他们都能感受并体会到，看来功不唐捐。这大概也符合我当年投身教育“教书育人”的初心。

唯一不足的是带了两个班，有点忙不过来，也因为各种原因，学校没能安排我这个班主任所带班级的课程，对他们只有“育人”，没有“教书”。也因此，管学生工作的年级负责人前几天亲自找到我，希望我再承担班主任工作，我满口答应，只有一个要求：一次只带一个班。

我始终认为，教书育人的事情不能和赚钱的事情相关，否则以我场外搞钱的能力，这就亏大发了。对我来讲，付出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像看到了当年一样迷茫、焦虑的自己，自我感觉意义重大，正如上面收到学生们对我的反馈，很是欣慰。

近一年来，我非常低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成功的经历。

小时候大家受到的教育都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这是错误的，或者说，这句话的成立是需要一些前置条件和约束范围的。成功之前可以有很多次失败的体验，但这个失败的体验必须是完整的。你得经历完整的周期，这样你失败的时候才有机会好好复盘，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每次周期结束后，都能获得一些经验。这样才能谈得上进步。

但如果你的失败是浅尝辄止，是一次次的试探，那么不会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没有触及到失败的原因。

失败不会是成功之母，原因在于，一次次的失败不仅仅会击溃你的信心，也会一次次重创你的认知体系。最近《繁花》热映，大家都说「王家卫受害者联盟」壮大了。从所有控诉王家卫工作过程的演员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一次次的尝试和自我怀疑，是导演方法对演员自我信念的挤压。在我看来，王家卫就是拿着大量斯坦尼派的优秀演员，却用布莱希特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目标的创作者。你给我五十种表演状态，我来剪辑成我想要的表达。这对创作者而言是开心的，因为手里拿着大量优秀素材，我想怎么搞都可以，我可以历遍无数种可能成功的体验；但对于经历其中的演员，就是既不知道什么可以，也不知道什么不可以，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失败和成功，他甚至不知道导演最终会剪出什么东西来，他是迷茫和无助的。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我很清楚知道我可以，但在此刻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回到失败这件事上来说，我这几年来的工作距离设计是越来越远，但我依旧可以从一些产品和项目的工作上获得少许的成就感；可是最近一年来，对接了那么多的人和事，都是非常飘渺的互相试探和观望。一次次的无疾而终和信息不对称性，让我一次次地触达不了失败的核心。我在这些事情上的体验，是不完整的，是稀碎的。

这让我感到非常心累。

我一直对前沿的技术趋势、市场、人性保持着观察，不断培养自己的洞察力，但这些东西在我目前的工作内容中都使不上力。或者说，这个体系和架构中，无力于实现那些尝试。

破碎感因此愈加清脆。

这些事情拖着我，以至于我连完整的视频都几乎没有产出过。此前，我还能通过做视频来给自己制造完整的创作流程和体验，从话题、逐字稿、拍摄、剪辑到封面设计和发布，整个过程既满足了我表达欲的抒发，也提供了「成功」的体验。这个「成功」指的不是视频成为爆款那种，而是在这件事情上的完整经历和反馈。这曾经是我的一个出口。然而，今年以来我因为各种事情而停滞了，视频创作所带了的成功体验也停滞了。

持续缺少正向的反馈，让我感到很疲惫。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贝克汉姆传》，正看到他当年因被罚红牌出场，导致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后，举国上下对他持续的精神暴力。在那无数的负面反馈中，支持他走出来的，是父母和维多利亚，是曼联的兄弟们，是曼彻斯特的民众，对他的保护和鼓励。我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此时此刻的自己，除了筱烨和小柒，我感到孤立无援。这一年来，我能获得正反馈的渠道非常狭小。哪怕就是三月份去了一趟上海，跟熊小默、苏兆阳、小泽、akira 他们待在一起的两三天，都足以安抚我一整年。

失败是失败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人一定需要从一些事情中获得「成功体验」的正反馈，才能脱身。因此，我正在制作的年度回顾视频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人要直面自己的困境，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它的可怕就消解了一半，直面它、盯着它、分析它，会再消解一半，开始动手，无论是多小的一步，一旦真正动起来，会再消解一半。此时，当你想要打破它，只需要做八分之一的功，这叫做「一八定律」。

我观照到了自己的问题，就得去解决它。

恢复体能训练、多做一些短的视频表达、多完成一些品牌合作、多做一些 AI 创作和表达的尝试，从一件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上获得「成功体验」，把自己从中拉出来。这是我接下来半年，对自己的责任。Flag 就不立了，立了不吉利；但从这篇日志开始，从目标在二月前一定要发布的年度回顾视频开始，我得拉自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