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数学神人”韦东奕最近建了视频自媒体账号，选在高考前建号，他的家人看起来也是颇有用心。

果不其然，粉丝量一下子暴增，已超过两千万，瞬间成了网红顶流。

但我想说的是，韦东奕就是韦东奕，请不要将他捧成神，更不要用流量造神的方式，毁掉学术的严肃性。

中国人喜欢造神，尤其喜欢将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人捧成神。韦东奕当年被捧，多半跟他的外形有关，因为很符合一些中国人的想象——搞学术的就应该是书呆子，或者生活粗糙不拘小节。

人们只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觉得这个人看着就像是那种“科学怪人”，于是将他炒作成了自己想象中的真正“科学怪人”。

这种心态，和动物园赏猴有什么区别？骨子里其实还是对韦东奕的不尊重。

前几年上海有人追捧一个流浪汉“大师”，也跟这件事类似。那位流浪汉只不过曾经有学历，而且能说一些显得有文化的话语，就被捧为“大师”，引发巨大的流量和无数网红蹭热度。

社会的浮躁与粗鄙，可见一斑。

中国人不仅爱造神，同时也爱利用神。他们也并不会真正爱这个神，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追捧神，但往往用完即弃。

中国民间信仰就是这样，无论是财神还是什么神，中国人的神都有着现实而具体的目的——拜神，都是在有需要时候才拜。

这不，韦神的作用就来了，在高考期间膜拜一下韦神，似乎能给考生增加那么一点“神气”，这恐怕才是韦东奕能以如此迅速的态势吸粉的重要原因。

只是，除了这些浮于表面的炒作之外，人们真的尊重数学和科学吗？真的愿意去理解学术意味着什么吗？并不是要普通人也能看懂学术专业的东西，但最起码要有基本的认知。

美国和欧洲的科普极其发达，因为科学家们很乐意和擅长写普通人能看懂的科普书。马斯克就是看著名科普作家萨根的书长大，这对他有着重要的人生启蒙。

真正关注科学，关注的一定是科学本身，而不是什么长得奇奇怪怪的“神人”。那些追逐“韦神”的人，他们真的会花时间了解一下什么是数学的意义么？

当我看到无数人在网红书店门口打卡，或者去追捧那些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但假装自己是文化人的网红，我就知道，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尊重文明。

他们蹭“文化人”或者“天才”的热点，只是爱跟风而已。

在一些网红博物馆，我也看到年轻人们成群结队拍照打卡，但是对博物馆厚重的历史脉络毫无兴趣或者走马观花。

在一些网红动物园，人们都疯狂地围着动物打卡拍照，我却没有看到谁驻足看一下旁边的牌子上，那个动物的前世今生、生物属性。

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文化是最没用、最不受尊重的东西，是用来装点自己的一件衣服罢了。

但反讽的是，人们却最爱附庸文化、炒作文化。在他们看来，有钱了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假文化来装点一下自己，显得自己不那么“土豪”。

动不动就是“国学大师”，动不动就是“神童天才”，但为什么文学奖、科学奖获得者却寥寥？

全民浮躁的背后，是文化根基已经断裂和被破坏。

韦东奕另外一个受争议的情况，是他的健康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牙齿脱落了至少半行，这在这个年龄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家人解释说是牙周炎，但北大背靠着最好的医院，为何北大的天才却连个牙周炎都看不好？

另外，韦东奕的消瘦情况、讲话情况，都是不正常的，都需要关注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数学家。

作为一位顶流数学家网红，已经是公众人物，韦东奕的整体健康状况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并不是针对韦东奕，而是他背靠的体制。

既然咱们有体制，就应该对体制的员工加以关心，尤其是这样的特殊人才。不能在有功劳的时候突出他的“体制身份”，但在这时候又显得他好像遗世独立，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现在很多人编了网络段子，比如什么“学海无牙”，这种无聊的段子除了将真正的问题掩饰和消解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当整个社会都高度娱乐化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面对任何严肃的命题，但科学恰恰是最需要严肃的一个行业，所以，不能任由韦东奕成为一个纯网红，那可能意味着本来就缺失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变得更加浮躁。

在这时候，体制应当起到的作用，是保护这些属于体制的科学家们，除了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名誉。

他们出名只应当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或者做出的科普贡献。

爱造神的人们，抛弃一个“神”也相当快。

他不叫韦神，他叫韦东奕。希望韦东奕最终不要被流量伤害到、反噬到，祝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维护科学本身的尊严。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民族最能吃苦、最能加班、最早起、最少假期、最习惯“卷”，那非中国人莫属。

外国人一般都很震惊：中国人怎么能做到一天到晚工作赚钱，却对享受和休闲毫无兴趣呢？

凌晨五点菜市场忙碌的身影、流水线上从早到晚重复的工人、灯火通明的写字楼……这一幕幕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勤劳”。但一个刺眼的现实也摆在那里：这么努力，却没有相匹配的财富。

“勤劳致富”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父母那一代靠多劳多得、熬夜加班、节衣缩食，确实过上了比过去好得多的生活。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条公式开始失效了。

为什么？因为财富的游戏规则变了。

在过去的“增量时代”，只要你比别人多干一点、多忍一点，生活就会肉眼可见地变好。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存量社会”，蛋糕的大小没怎么变，但竞争的人却越来越多。

你多干一点，可能只是拿到本该属于别人的那一口，而不是创造出新的机会。“竭尽全力却只能活着”成了一个现实。

努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让很多人感觉越努力，越无力。

被“低效勤劳”困住的亿万人，是结构性问题的核心。

中国人是勤劳的，但很多人的“勤劳”，是一种被动的、高耗能的劳作。比如外卖小哥，一天送好几十单，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月挣七八千。但这个勤劳，是拼体力换时间，是一种低效率、高消耗的循环。

换句话说，中国人普遍勤劳，但我们太多人被困在了“低附加值”的岗位上。你越努力，只是证明自己能在这种体系下更久地撑下去，而不是跳出去。

当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多的倾向于让人们“出卖时间”而不是“出卖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

这个根源，与之前的房地产过热这种结构性畸形也有关。当时，财富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已经越来越远，只不过被房产热掩盖了。

80后、90后们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却无法买下一线城市的一间厕所；而有人只是靠家庭固有的房产，资产已经翻了好几番。

房子已经是中国人财富最大的分水岭，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结构。早几年买了房的人，即使不用太努力，也能享受到房价上涨的“红利”；而没赶上的年轻人，即使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房价的脚步。

现在房价跌了又怎样？买得起吗？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并非房价跌了年轻人就能有好的出路。

因为房价下跌的同时，伴随的是失业和高附加值工作的进一步减少，甚至名校生都开始抢一些本来很普通的工作。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化层面。

中国人的财富观，曾经过于强调“靠劳动改变命运”，而忽视了财富管理和价值提升。

也正是这种文化，造成了从整个社会到企业的无效内卷，但大家都把这种不正常内卷当作正常，价值观已经彻底失衡。

勤劳是一种“美德”，但不等于“红利”，更不能当作一种依赖。通行全球的致富密码根本就不是勤劳，而是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真正走向富裕发达的道路。

互联网行业风口正盛的时候，一个工程师可以年薪百万；而同一时期，一个教师、一名工地搬砖工，工资可能十年不涨。他们或许更努力，但他们不在“风口”。

“风口”是什么？是时代的红利，是资本流向的焦点，是政策支持的领域。谁站在风口上，谁的勤劳才有乘法效应；而其他人的勤劳，只是被时间慢慢消磨掉。

但只靠“风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更均衡地产生更多高价值的行业、更规范地执行劳动法，才能形成不依赖于短暂“风口”的高价值工作。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社会结构也让“努力”变得更沉重。

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某些层面强化了“穷人更努力，富人更轻松”的悖论。

比如体制内外的养老双轨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烟草等“金饭碗“的存在，造成一些“注定要卷”的先天因素。

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要靠补习班、靠死磕成绩来“改变命运”；而富裕家庭的孩子早早接触素质教育、海外资源，赢在起跑线之外。

社会的上升通道随之变得越来越窄，学历贬值不断加剧。十年前你可能靠高考翻身，但现在，即便考上985，毕业后也未必找得到满意的工作。

努力仍然重要，但“努力导致成功”的概率大不如前。而当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努力越来越难带来改变的时候，“勤劳”的光环，也逐渐被现实磨暗了。

必须要让社会更公正，才能保证创造价值的机会更均等；只有努力的人得到回报，才会给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驱动力。

那中国人该怎么办？继续“卷”吗？当然不是。

现在为了打破经济的结构性困局，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人们更努力，而是更聪明。

或者说——更聪明地努力。努力是基础，但你得站对位置、踩对节奏、用对方法。

要学会跳出“勤劳陷阱”。不再只想着多干活，而是思考：这个努力有没有积累性？能不能构建价值链？有没有可能复制、放大、变成系统？能不能依靠规则和制度让它更持续？

勤劳是美德，但不该是唯一的出路——这才是应当注重的价值观重塑。

中国人从来不缺努力精神，但不能再用“苦干”来替代“巧干”，也不能再用“勤劳”去麻醉对不公平结构的忍耐。

有时候，“勤劳”只是一种让底层麻醉的借口。

当中国人真正理解财富的本质来自于高价值的社会、讲规则的社会、公正平等的社会，才能走出“越努力越贫穷”的怪圈，迎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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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学阀”二字，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些披着知识外衣的掌权人士，坐拥资源、卡脖认证、批钱批项目，活得那叫一个滋润，似乎有学历就能封侯拜相。

但可别以为这只是学界独有的生态，放眼四周，一种更庞大、更隐秘的“阀族联盟”早已悄然成型：科阀、画阀，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者。

在过去，“科学家”是多么神圣的称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谁不是倾尽一生，甘为祖国燃尽灵魂的楷模？

但今时不同往日，院士评选早就成了“隐形选秀”，比选秀还精彩——不过不是比能力，而是比关系、圈子、门路。

现在的院士评选资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统筹能力，而远非只看科研本身的能力。

“科阀”，早已不是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掉头发的科研工作者，而是穿西装、打领带、满嘴“战略新兴产业”“卡脖子技术”的“圈内精英”。

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手握的是“国家战略”，心想的却是“我徒弟评上了”或者“我儿子也快毕业了”。

据说有一些院士，手下带着几十个博士后，项目多得写PPT都要外包。论文？早就有枪手。技术？不懂没关系，会开发布会就行。

什么是先进技术，得他们说了算；什么是创新成果，他们评估；项目资金怎么分配，他们签字盖章。想搞科研你就得进他们的小圈子，否则，别说评奖，连实验室的灯泡都可能批不下来。

当一个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被少数人垄断，当技术成果变成“人情往来”的副产品，所谓“创新能力”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幌子，论文能飞上天，技术却落不了地。

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

再来说说“画阀”。现在绘画圈子有种潜规则：会画不如会混，画院不是画室是会所。

想办展？混圈子的能力因素远大于你画画的水平本身。

“画阀”这个词，你大概第一次听。但你一旦进入当下的艺术圈，那叫一个醍醐灌顶——什么叫“以画养权、以权养画”？看他们就知道了。

所谓“画阀”，就是掌握了书画评判标准、展览入口和艺术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往往头衔惊人：某协会或者某分会主席、理事，还有什么XX界杰出贡献人物……听着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敬他们三分。

但你真让他提笔画一幅，可能连手都会抖。

一些画阀的真本事，不在笔下，在酒桌上。画坛评奖，讲究的不是笔墨功底，而是“拜过哪位师父”“是不是谁的学生”“是哪年入的哪个画院”。

搞艺术？不如先搞定人脉。拜错师门，十年功力白练；站错队伍，一幅作品进不了展厅。

当然，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爹是大画家，那你也一定是大画家，即便你根本就不怎么会画画。

因此， “画展”也成了权力展示场。有些“艺术展”里一幅画标价800万，画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配几个墨点，然后旁边一堆人点头说“极具东方哲思”。

你以为他们真看懂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赌那张纸背后的关系网。

在画阀世界，这些展根本就不是给大众看的，也不是用来培养新的艺术家，而是用来给权力站台的。

美不是目的，名与利才是主旋律。

于是你会看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家”，带着一帮“高徒”，占尽展览资源、讲座席位、政府采购的通道，而真正能画、愿画的年轻人，只能在地摊、网络、或者永远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默默挣扎。

文学界也一样，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连出版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但“写阀”们凭着文字垃圾一年能出好几本书，还可以大张旗鼓搞“作品研讨会”。

其实从“学阀”“科阀”到“画阀”，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知识的世袭化、资源的圈层化、权力的隐性垄断。

就像古代的门阀望族，今天的“阀族联盟”们也拥有几大共性：

论资排辈，尊卑有序：你再有本事，不如人家“某某的学生”；

裙带成风，近亲繁殖：父子皆教授，师徒皆院士，开会像家宴，评奖像族谱；

掌握资源，决定标准：不是你努力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有没有打入他们的酒局。

时间久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下一代默默吸收。当每个人都笃信“拼实力不如拼关系，靠努力不如抱大腿”，那社会也将慢慢变质。

很多人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嘛。”

但如果连科研、艺术、教育这些应当是社会最清澈的地方都变成了利益的泥潭，那我们要用什么塑造民族的未来？

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些“阀”，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是在损害中国科技、学术、艺术的发展根基，是透支一代人的信念与热情。那么多年轻人躺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阀”们已经让人失望透顶了。

哲学上有个概念叫“消极自由”。面对这些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年轻人至少可以坚持不拜、不捧、不跪、不盲从。

让我们共同记住一句话：

真正的知识，是燃烧的自由思想之火，而不是权力世袭的香火。

饥荒，是天灾；贪污，是人祸。

但在古代却有一种特别的人才，他们能把这两者合而为一，演化出一种名为“借赈发财”的独门手艺。

每当某地有了天灾，当地官员心里就乐开了花，他们奏本上写着“天灾求救”，心里想着却是“难遇良机”。“大灾大贪、小灾小贪”，成了明清时期的官场潜规则。

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河南、陕西连年灾荒，蝗虫飞起，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水灾也多。比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省遭遇了世所罕见的特大洪水，下辖的八府十二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开封、南阳、鹿邑、汝州等地皆成泽国，汝州“滂沱淋漓，万顷清波，鱼鳖其民”，上蔡“春夏淫雨，入秋……田陇庐舍崩坏殆尽，溺死者无算”。

朝廷一看，这不行，不能让百姓饿死得太多，不然来年就没人交税了——由一件事情可见，即朝廷当时仍以“每石五钱”的价格，对河南灾区的受灾水田进行折征。

某次灾后，朝廷很快下诏赈济：拨款百万，粮十万石，官员限期赈灾。京城百官纷纷感动，抹泪发誓：“一定不负皇恩浩荡，做好赈灾之事。”

然而接下来，就是他们发财的开始。

贪污的第一步是：路远水长，耗在运费里。

一位姓李的知府，接到赈粮命令后，立刻上奏：“道路崎岖，河道干涸，运输困难，需雇人夫三千，驴马五百，运粮费需追加两千两。”

朝廷批准，李知府长舒一口气。然而，人夫只招了一百，驴马凑了五十，其余皆虚报。至于粮食嘛，运到一半，什么“路上遗失”、“河里沉船”、“仓鼠偷吃”、“村民哄抢”，编出一点理由来还不简单？

总之最后到灾民手里的，只剩一半。

当然，这一半中还有部分是霉粮、虫粮、陈粮。他会非常“体恤百姓”地宣布：“虽粮有虫，然煮熟仍可食之，节俭为德也。”

百姓感激涕零，李知府数银子数到手软。

大清还有过这样的“赈灾银私分”潜规则：总督得三成，布政使两成，州县官分余下五成。

分赈之前，还要先摆龙门阵。

到了发放阶段，理论上应该是“登记灾民——依户分粮——按月续发”。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另一套：比如会搞“乡绅优先”，理由是他们“能安抚百姓情绪”。

于是百姓发现，赈灾第一波领到粮的，往往是本地地主、富户、族长、保甲长、文书、差役，他们一家能领几石、几十、上百石粮，还能转手高价售卖给真正的灾民。

尽管明清都有“粥厂”制度，给灾民施粥，但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赈灾作用。

百姓很多时候得靠买回来的赈粮活命，但听说粮原本是要直接发给他们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谢恩。

还有一种创新叫“赈而不发”。

有些官员聪明，他们将救灾粮直接“封仓”，理由是“怕哄抢、怕火患、怕霉坏”，总之“为粮负责”。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做文章。

比如，在账面上，这些粮食已经“发放完毕”，每一石都有“领粮人签字画押”。但这些人，有的在外逃荒，有的已经饿死，有的根本不是灾民，只是衙门里某位差役的亲戚。

有人质疑他们造假，他们便说：“我们是照章办事的，签字白纸黑字，你怀疑，难道是怀疑朝廷赈灾的善意？”

从此，人们不再多问。

可能有人会说，朝廷难道不知道也不管？

其实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不便知道。

明清时期，地方官面对灾荒都有一种常见的“潜规则”，即“欺上瞒下”。地方官每遇到灾荒，先是瞒报，瞒报不住则开始虚报，有百姓求赈灾则放任不管，任其流散——待饥民逃散后地方官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把拨下来的赈灾银子直接归入“地方小库”了。

地方官最终给朝廷汇报的往往就几个字：“圣主早已明鉴”、“小民感戴祝颂”，等等。

每逢灾年，地方会呈报“饿死人数”，但报得太少显得造假太明显，报得太多又显政绩不佳，于是常常“一半真实，一半艺术加工”。

某年河南旱灾，一位官员上奏：“饿殍六万，尚余存口十万，请加赈粮三万石。”

后来百姓口口相传：“其实饿死十万，只说六万。”

监察御史到了之后，写道：“贪官借赈敛财，百姓无粮可食。”

于是那位赈灾官员上奏辩解：“御史无知，毁臣清白，臣实捧心办事，冤哉枉也。”

皇帝一看，两边都有理，便下旨：“皆当谨慎，再议再议。”

然后……再也没有然后了。为何？如果这次赈灾款项严查，那是不是意味着每次都得严查？查了一个官，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官都得查？

你查得过来吗？或者：你查了州官，难道还要查遍所有的县吏？

说到当时的“智慧”，其实还有一招：以赈之名，圈地为私。

其中最妙的操作，要数“赈灾圈地”。

官员上书说：“灾后百姓无田可耕，宜开垦荒地，以工代赈。”

朝廷最喜欢如此——帮助国家开荒拓土，还不用开仓救灾，于是这下可高兴坏了，立刻拨款拨人拨粮支持。

地方官也喜欢——借着搞代赈工程，克扣粮钱、虚报预算，都乃发财良机。

以工代赈新开的那些地，悄悄成了本地豪强和官员亲族的“新田”，所谓“以工代赈”，其实是“百姓免费种地，粮归我卖钱”。

百姓种完一季，得一碗粥，官员得十石粮，还可转售给国库，骗取回购银两。

这些事情，百姓可有怨言？看见每次大灾后地方官家中都添了新房，出门排场又更浩大了些，百姓也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史书写道：明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

但有个老者在村口烤着野草根说：“我们不是饿死的，是被救灾救死的。”

史官对此沉默，反而只提笔写下殚精竭虑、任劳任怨的“循吏良臣”的救荒官员形象。

后来有人考中进士，亦写文章歌颂大明官员“仁政爱民、赈济有方”。

更有士子称：“大明盛世，民不聊生乃天命，非官吏之过。”

我们今人读到这里，也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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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的江湖里，常有神仙操作。

这两天，一位名叫“普联TL-R473G”的小小路由器，却意外走红，原因很简单——它身价暴涨到了75万元，妥妥完成了电子产品界的“逆天改命”。

白字黑字写着：中标金额85万，产品单价75万，史上最贵路由器就这么诞生了。

这台设备本尊如何？走进某东电商平台一看，标价299元包邮，有时甚至促销到269元。别说加急发货，哪怕就是哪吒踩着风火轮送来，也不至于涨到75万吧？

但重庆三峡学院却在正式公告中明码标价：我们就要这款299块的路由器，75万元成交，不讲价。

究竟是科技巫术，还是财政魔法？其实都不是，而是“财政春秋笔法”：这个采购项目美其名曰“防火墙及DNS设备采购”，听起来高端大气、信息安全感满满，可惜中标的，只是一台根本不具备防火墙功能的普通路由器。

随着媒体和网友们的深扒，更魔幻的是中标公司“丰都县洪正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500万，但近三年无参保记录，记者打公司电话，回应只有一句“打错了”。

更巧的是，另两家竞标者的报价一个88.7万，一个89.989万，整整齐齐地把75万包了进来，一不小心就散发出了围标的芳香。

于是网友坐不住了：你是真把我们当傻子糊弄，还是真把我们当傻子糊弄？

事情一出，热度飞升。不过，官方在这种情况下竟然火速“补锅”：我们也是受害者！

重庆三峡学院连夜组建了“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就叫停了采购，已经“终止并重新开展”。

言下之意：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现在也很懵。

公告写得滴水不漏，仿佛这问题根源只是“供应商投错了型号”。可要知道，中标设备写得明明白白：普联TL-R473G。你说你是“后来才发现”？那你招标的时候在忙啥？打王者荣耀还是清空购物车？

更讽刺的是，有记者致电学校该项目经办人，手机号始终无人接听。给宣传部联系方式，对方得知是采访，秒挂电话。连“您好，打扰了”都不肯多说一句，体现出一种奇妙的“组织纪律性”。

这到底是采购事故，还是一次心照不宣的操作？路由器贵3000倍的背后，是不是高校腐败的灰色涟漪？还需要看事件后续。

在过去这些年，高校早已不是清水衙门。从基建项目、科研经费，到招生指标、职称评定，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藏着一条“利益链”。

这不由让人想起去年的医院、今年的高校。两个体制边缘的行业，站在市场与权力的缝隙中，最容易诞生灰色空间。有人动脑子赚钱，有人睁只眼闭只眼，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沉默以对。

而这些被哄抬的设备、被围标的项目、被做局的价格，最终买单的都是纳税人、家长、学生，还有社会信任。

最近几年，这些被曝光的单位也学精了，春秋笔法玩得比谁都流，一旦出事，“装不懂”、“找不着人”成了他们糊弄学的招牌。

现在项目叫停了，路由器“平价归位”了，舆情火热但处理迅速，官方态度端正——看似我们又能回归岁月静好了。

可更深层的问题是谁来查、谁来问责、谁来追责？招标过程是谁审核？标书里谁盖的章？中标价为何没人觉得离谱？围标的迹象谁来调查？假如没有网友“火眼金睛”，是不是这台75万元的路由器早就静静运转在某栋楼的墙角了？

而在另一个角落，那些诚实、透明的厂商，那些照章办事的校方员工，也许只能望着这场“财政幻术”无言以对。

考虑到网上频传一些地方的教师，已经迟迟没有发工资。但75万元的路由器，在这种财政吃紧的时代还继续大行其道——这笔钱能给多少教师发工资？

“砸锅卖铁”、“财政紧张”……这些话到底是谁说的，又是说给谁听的？每个人都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