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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声明：本文所写的内容是基本常识公众号基于公开资料查证所做的推理，不是凭空想象，但也不是采访调查，不能担保与真相完全吻合。我提供的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完整故事，请读者谨慎参考。

以下是我基于推理所还原的幼儿园铅中毒事件来龙去脉：

在麦积区教育系统颇有关系与能量的李慧芳投资兴办了4家幼儿园，并委托亲友分别管理。其中褐石培心幼儿园是2022年新开的一家，由亲戚朱敬琳担任园长，并一定程度上管理该园的财务，分享一小部分经营收益。这决定了这几家幼儿园并不属于连锁品牌，而是在经营管理层面相对独立的四家幼儿园（手动划重点）。

近几年，全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2018年1523万，到2022年就只有956万了。而2019年至2022年出生的孩子，正是如今在褐石培心幼儿园就读的孩子。这段时间，幼儿园的招生压力逐年上升，很多民办园倒闭，而李慧芳还敢在2022年新开一家幼儿园，而且都在麦积区，正是因为她的能量可以影响，但也只能影响到麦积区的教育系统。

然而，教育系统的关系能保证幼儿园顺利开办与“平安无事”，但招生却是市场化行为，是需要自己努力的。而作为新开的褐石培心幼儿园，招生压力会格外大一些。

基于对幼儿园招生市场的理解，李慧芳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来扩大招生：

一是向家长强调幼儿园的餐食花样多，营养好，孩子爱吃。褐石培心幼儿园门楣上的LED每天滚动播放的就是幼儿园当日菜谱。

二是通过自媒体账号宣传幼儿园活动丰富，发动家长分享传播。每日餐食也是这些幼儿园自媒体账号的重要内容。

李慧芳应该是从经营角度给四家幼儿园都提出过要求，要把餐食做得漂亮些，尽量五颜六色，拍照拍视频发出去都好看，更能吸引家长报名。至于怎么把餐食做得漂亮，怎么实现五颜六色，几家幼儿园就各自想办法了，李慧芳应该是授意过可以网购色素。

以李慧芳投资的另一家蒙迪爱幼儿园为例，他们的每周食谱里多次出现过三色蜜豆吐司馒头，还有一种彩虹卷，颜色都还比较自然。

褐石培心幼儿园也接收了李慧芳的指令要求，并安排厨师网购色素来做一些漂亮的糕点，以便拍摄餐食照片视频来拉动招生。

为什么买点色素几十块钱的事情会需要园长同意，会需要大老板的指示呢？这是之前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想不通的地方。

原来，这里面涉及到双重违法违规的操作，所以才需要请示老板。

2024年12月1日以前，《甘肃省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

学校食品提供者必须严格食品添加剂管理，不得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餐饮单位所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按规定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并严格执行“五专”（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管理。

这一规定，实质上等于禁止了学校使用包括食用色素在内的食品添加剂。购买色素来做菜，在食谱中没有标注（想想也知道不可能标注），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才需要上报园长和投资人同意。

另外，作为食用色素的柠檬黄有国标限定的使用范围，而发面食品是不可以使用合成色素的，可食用的色素也不行，不可食用的颜料更加不行。

按照常理，老板李慧芳和园长朱敬琳是不可能指示厨房购买彩绘颜料来做糕点的，她们有胆子违法使用色素添加剂，但不会有胆子，也没有动力去使用彩绘颜料来做菜。

问题应该是出在采购这个环节。

由于幼儿园是独立核算，且园长会有利润分成，朱敬琳有充分的动机在每个环节尽量压缩成本，厨房采购人员应该是习惯了每种东西都买同类最便宜的那一款。

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都需要用到黄色，食品加工中最常用的黄色色素是柠檬黄，这是一种合成的有机可食用色素，价格四五十元一斤，足够做几百斤糕点。

问题在于，电商平台上叫柠檬黄这个名字的，除了食用色素柠檬黄，还有一种成分为铬酸铅（化学名）的彩绘颜料，被网店命名为柠檬黄（俗称）、柠檬铬黄（通用名）。

以柠檬黄为关键词在拼多多平台搜索时，食用色素柠檬黄与彩绘颜料柠檬黄同时显示在搜索结果中，如果选择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前排就只剩下9.9元甚至更低的颜料柠檬黄了。

厨房采购人员可能缺乏相关知识，或者在同时采购多种物资时没有仔细核对，价格更低排序更靠前的颜料柠檬黄就被采购到了幼儿园的厨房仓库里。此处也不能排除厨房采购时虚报价格赚取差价的可能性，厨房采购吃差价在餐饮界是很常见的现象。

实际上，从厨房采购到园长再到老板，应该都不知道给孩子和老师吃的是铬酸铅柠檬黄，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的是“违规使用色素添加剂”，而这种“小事”即便暴露，凭老板的关系可以轻松搞定。

这就是为什么褐石培心幼儿园敢于把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放进食谱里公开发布出来，也敢于把这些染色糕点留样待查。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给孩子投毒。

这也是为什么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会比三色发糕更高，因为玉米肠卷是纯黄色，三色发糕只有一部分是黄色，铬酸铅含量不同。

最开始有多名孩子出现异常症状时，少数家长就是带孩子在天水当地医院测出来血铅超标并在7月1日报警的。这时候，教育局和公安机关肯定直接找了幼儿园老板李慧芳来询问情况，而李慧芳因为不清楚厨房用了铬酸铅柠檬黄的情况，肯定是矢口否认与幼儿园有关，所以坦然接受了对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全面检测。

这时候，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环境出了问题，主管领导开始担心自己要担责，也担心家长出现集体维权影响社会稳定，于是，一条瞒报维稳计划经过领导班子讨论后被迅速实施。

当地医院接到指示，于7月2日对涉事幼儿园的孩子集体采样检测血铅，同时不得擅自将真实检测结果告知家长，逼急了就口头报一个合格的假数据，总之先把事情压下来再说。

这也是之前大家想不通的点，一个幼儿园的老板有什么能量让当地动用市里的力量去命令医院检测数据造假，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认为是幼儿园的问题。

然而，大量家长基于对本地政府做事风格的了解，不相信、不接受集体检测血铅的合格结论，选择把孩子带到西安的大医院复查就诊。而当地政府尚未争取到省里的维稳支持，暂时无法干预到西安医院的检测结果，这才出现了两地血铅检测数据相差几十倍的明显做假的情况。

7月2日晚间或7月3日白天，对褐石培心幼儿园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严重超标，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幼儿园的食品，于是紧急前往幼儿园仓库检查，并控制幼儿园相关人员展开讯问调查。

这也是为什么事发之后，幼儿园方面并没有删除厨房监控记录，也没有销毁用剩的彩绘颜料，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7月3日，当地发布第一份通报，定性为幼儿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幼儿血铅超标的案件。

到这时，事情就变成了当地发生一起重大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对当地政府来说，家长安抚控制和舆情管理就进入了“常规操作”的轨道。

“大政府”的特点正在于此，因为平时什么都要管起来，所以发生什么破事都要担心问责，哪怕事情只是一家幼儿园胡乱操作搞出来的恶果，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介入去维稳和弹压舆论。

到这时，铅中毒事件肯定已经上到了省委讨论，省里决定介入并接管“负面舆情”的管控。但省里出于控制负面舆情伤害范围的考虑，决定只出力不具名。

于是，7月8日，以当地市级联合调查组名义发布了第二份情况通报，意图让幼儿园把全部责任背下来，定性为偶发的、孤立的刑事案件，尽可能撇清省市两级政府的监管责任，也尽可能避免舆情聚焦在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存着上面的这份心思，市级联合调查组在撰写通报时着力突出了园长和老板同意后厨人员购买彩绘原料用于食品制作，意在强调主观犯罪恶意，希望把案子做成铁案。

殊不知，园长指示购买彩绘原料给孩子投毒这种完全违背常理的说法激发了公众更强烈而广泛的质疑，令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与黑幕。

你说当地政府冤吗？也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冤，毕竟这一次铅中毒至少主因不是环境污染，幼儿园的愚蠢操作也很难预防。

但归根究底，当地政府是不冤的。

惯性的维稳思路让他们选择第一时间指使医院造假数据掩盖真相，急于甩脱责任的想法使得他们在第二份通报中刻意误导，再加上2016年铅中毒事件有检测结果造假的前科，第二份通报引发公众和媒体普遍质疑，那是一点都不冤的。

最后是关于铬酸铅的一些特性：

1.铬酸铅柠檬黄能够做出颜色鲜艳、均匀且没有异味的糕点，这个已经有博主通过实验还原了。人们之前质疑的彩绘颜料有异味，指的是丙烯等常见颜料，铬酸铅柠檬黄在浓度不高时是没有明显异味的。另外，铬酸铅虽然不溶于水，但作为粉末经揉面分散后能够均匀染色。

2.铬酸铅纯品的铅含量高达64%，即便是便宜的不纯的涂料，铅含量也会在50%以上，足以引起幼儿铅中毒。

3.铬酸铅中含有的六价铬也是有毒有害物质，更是一类致癌物，但六价铬的消化道吸收率低于10%，相比铅要小很多，所以幼儿出现铅中毒的同时并没有因为铬中毒而致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不至于急性致死，但铬对幼儿健康的伤害和铅一样不容忽视，而当前受害幼儿的血液检查项目并不包含铬，只覆盖了铅与镉。

当务之急，应该对孩子们的铬中毒情况进行针对性筛查，及时介入救治！

这也是联合调查组报告非常混蛋的一点，明明已经查获了彩绘原料，知道是什么成分，但就是不公开出来，以至于电商平台没能及时处置，7月10日我在拼多多搜索柠檬黄时，食用色素仍然与彩绘颜料混同出现，同时家长和医院也无法及时针对性确定治疗方案。

批准发布这份调查通报的人，有罪！

郑重声明：

本文所写内容是基于已知公开信息的推理还原，不代表官方发布，不承诺与事实完全相符，请谨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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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饭店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就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个介绍菜品的视频，就要罚我45万元，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儿戏了？”

山东临沂饭店老板黄兰（化名）随手拍摄发布的一段菜品视频，竟被认定为“违法广告”，接到临沂市兰山区市监局电话不到3天，便收到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通过拨打公益普法热线，黄兰联系到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并获得律师免费的公益代理。7月10日，兰山区法院对黄兰起诉兰山区市监局的案件立案审核通过。

据“指尖新闻”报道，黄兰称，今年2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随手拍摄的自家菜馆的菜品。3月22日，她突然接到兰山区市监局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她发布的那段菜品视频涉嫌为违法广告，让她配合调查。当时，黄兰在几十公里外的娘家，就在电话里表示会在一周内去兰山区市监局接受调查，并第一时间删除了那段视频。

然而，还没等黄兰去接受调查，3月24日，一纸《行政处罚告知书》通过门缝被塞进了饭店。《告知书》称，饭店涉嫌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且当事人拒绝配合调查，可以依法重罚，拟对饭店罚款45万元。

黄兰提供的视频显示，视频最开始是一盆汤菜，手写标注为“蛤蟆汤”，后面则是多种昆虫食材，最后是饭店的外观。视频中并无人声介绍，也没有标注菜价、附带购买链接等信息。

黄兰称，最开始执法人员与她联系时，曾提到有人因这段视频举报她的饭店非法售卖野生动物，但是她称自己经营的食材都是市场上公开购买的，根本没有野生动物。而且自己发布的也不是广告，只是记录日常的随手拍视频。

拿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黄兰在规定的5天内提交了《陈述申辩书》和《听证申请书》，在《陈述申辩书》中，她写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己发布的视频并不是广告，而且也不存在违法行为。

但是此后3个多月的时间，兰山区市监局既不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也不做出最终的处罚决定。无奈之下，她提起诉讼，要求兰山区市监局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

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通过公益普法热线接到咨询后，决定为黄兰免费代理。龚华律师向“法度law”表示，兰山区市监局欲罚款45万的行为于法无据、于理不容，“我们决定公益代理此案，拿起法律武器，帮助当事人维护正当权利。”

张天增律师认为，当事人从未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当事人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个人账号展示菜品照片信息，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的情形限于“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服务，附加购买链接”的商业推广行为。当事人发布的视频旨在展示日常生活场景和餐馆的经营场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如实披露商品信息的合法范畴，不应被扩大认定为广告。同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商业营销宣传的指导意见》，经营者通过自有媒介客观展示商品信息，不构成广告。

因此，他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适用法律错误。

张天增律师还表示，在对案情的了解过程中，他发现当地政府拆迁部门的相关人员有介入该案的行为，因此兰山区市监局做出此《行政处罚告知书》也存在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

《行政起诉状》显示，原告方称自己之所以被处罚，是因为一名亲戚员工涉拆迁补偿纠纷。

原告方还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虽然不是最终行政行为，但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90天的行政处罚期限，且该处罚告知书已对原告产生了实际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备可诉性。

“指尖新闻”报道显示，《行政处罚告知书》上兰山区市监局的联系人王某并未正面回应黄兰的投诉内容，而是让联系该局新闻科，但媒体联系新闻科亦暂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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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

关于此事，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杨轶群律师向“法度law”表示，黄兰发菜品视频的行为显然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更不可以被处以巨额的罚款，兰山区市监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兰山区市监局大概率也知道处罚的依据不足，所以只作出告知书，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都不作出最终的决定书。只做告知，可进可退；作出处罚，就是木已成舟，要承担责任了。”杨轶群律师说。

杨轶群律师表示，以往大多数案件的源头一般都是市监局的“主动作为”，而本案中据原告所述，当地市监局竟甘愿充当征收部门的“打手”。“公权力不可成为行政部门敲打民众的‘棍棒’。不得不说，兰山区市监局只做‘告知’而不处罚是一步妙棋，既配合了征收工作，又保护了自己。但营商环境并不需要这种‘妙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也向“法度law”分析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只是行政处罚过程性文件，并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作为对当事人进行罚款的文书依据。

“从告知书内容来看，即使兰山区市监局将涉案视频认定为违法广告，拟予罚款，其所举示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够充分。”邓千秋律师说，《广告法》第九条确实规定广告不得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但究竟有何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当事人上传相关视频？告知书语焉不详，法律依据欠缺。

“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应当予以罚款，按照《行政处罚法》，罚款数额的确定也需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应当根据视频的违法程度、视频的点击量、传播范围和给当事人带来的违法利益等综合确定，不能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即为确当。”邓千秋律师表示。

作者｜赵果

版权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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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Law

最近，看到李昌平写了一篇《金刻羽们和余永定们的困境》，痛批这两个学者。在他眼里，金刻羽就是个刺激消费的败家娘们，余永定就是个乱搞基建的包工头。

我认为，批得好。

李昌平自己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是把农村的几百万亿沉默的财富用起来。

我也认为中国农村有巨量财富在沉睡。李昌平说有800万亿，我按低了算，算200万亿吧。

这笔200-800万亿的财富就是农村土地。

农村土地现在处在极度低效的状态。

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现在种粮成本也高。DeepSeek告诉我，每斤粮食利润在0.1-0.5元。就按0.5元算吧。1.4万亿斤利润大概是7000亿元。假如市盈率给到20，则土地资产市值不过才14万亿元，这离200万亿元的潜力太远了。

目前土地低效的地方太多了。我就说两个大的方面吧。

一方面，有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本来可以通过建设，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从而容纳更多的农民进城，拥有城市的房子，但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这被阻止。另外，如果没有土地用途管制，很多地方都能够冒出新的城市。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用途管制阻碍了农民变成市民，流行的舆论说，要为农民保留土地，这导致土地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很多地方的土地甚至是抛荒的。土地利用率低，农村就业机会自然就很少。

所以，一来一去，两头堵，堵得农民搞钱之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农民不理解这一点，还以为自己命该如此。但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民就理解了。周其仁教授说，他去农村调查时，浙江的村长就对他说：“钱就在门外，地就在脚下，为什么不准我们农民去赚？”

假如通过产权改革，把农村土地盘活，一是中国的城市布局将更加合理，这激发的工业、服务业潜力，就有几百万亿。二是资本下乡，农业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使中国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李昌平说：“中国农村至少有800万亿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如果能效仿城市房改和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办法金融化农村沉默资源资产，可使农民增加可支配现金流数百万亿元，这才是中国经济扩内需和强内循环的源头活水，这还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李昌平的建议是：“国家成立‘中国农村土地银行’，财政逐年注资10万亿资本金，创建‘农村土地银行+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支持农户的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对应的资源资产权金融化，可使农民数百万亿元的可支配现金流增长，将比房改及房地产金融创新增加的可支配现金流大数倍，为中国内循环经济增长注入源头活水，可再创30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李昌平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够明晰。其实最应该做的是产权改革。做了产权改革，根本就不需要财政投入资金，市场自己就会积极主动利用农村土地。当然，现在能按李昌平说的，做一点使用权的边际改进，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必须取消土地用途管制。因为取消土地用途管制，才可推进城市化，优化城市布局，这是财富潜力的大头。

李昌平说：“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不想把这几百万亿元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变成农民的可支配现金流，他们想先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等集中完成了，再将极少数人手上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金融化——变成极少数人的可支配现金流。且不说此办法不道德，问题是此路不通！”

不知道金刻羽和余永定是不是这样想的，但肯定有不少人是这样想的。

不过李昌平有一点是看得很准的：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多数人是不关心盘活“沉默的财富”的。他们出的主意，总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所谓的“宏观调控”上打圈圈。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参馆ChinaFile 是亚洲协会旗下的在线杂志。其使命是促进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并进行细致入微的公众讨论。该出版物刊载原创报道、分析、摄影和视频，内容涵盖政治、文化、环境和技术等广泛主题。中参馆ChinaFile经常关注那些未被广泛报道的话题，并与记者、学者和其他专家合作。

一、中参馆：中国网络审查制度远非“防火墙”般简单

6月30日，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网络杂志《中参馆》 (ChinaFile) 发布了一份深度调查报告，详细剖析了中国网络审查机制的演变、现状及其对全球互联网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密、动态且适应性极强的多层次管控体系，将中国的网络审查仅仅理解为一道“防火墙”已远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该报告由中参馆资深调查编辑杰西卡·巴特克 (Jessica Batke) 和美国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劳拉·埃德尔森 (Laura Edelson) 共同完成。

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网络审查制度称为“锁网” (The Locknet)，并表示其影响力正日益超越国界，向全球互联网渗透。报告将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比作一个复杂的水利工程，因为它不仅仅像“水坝”一样简单地拦截信息，而是像水闸、运河和灌溉系统一样精密地引导和调控信息。报告形容这是一个“贯穿线上与线下世界”的庞大机器。

报告指出，传统上我们认为防火墙是“一堵墙”，会完全封禁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网站，但这只是“水坝”的功能。作者在文中举例，中国的“信息水利工程”常见手段还有“节流” (Throttling) 等功能。对于一些未被完全封锁但不受欢迎的外国网站，比如某些学术数据库、技术论坛或小众新闻网站，审查系统并不会直接切断访问，而是会大幅度降低用户访问这些网站时的网络速度。这种体验就像一个水闸被拧得很小，水流变得断断续续、极其缓慢。用户会感觉网页加载极慢、图片无法显示、视频频繁缓冲。这种持续的糟糕体验会极大地消磨用户的耐心，使其最终主动放弃访问，转而寻求国内的替代信源。

当国内发生某个突发的负面公共事件或丑闻，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时，审查系统除了使用传统删帖、封号的“堵水”手段外，更会启动“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和“漫灌”机制。

“泄洪”指的是，审查系统会有意地将大量无关的、娱乐性的内容（如明星八卦、搞笑视频）推上热搜榜，瞬间占据公众的注意力。这就像打开泄洪闸，用巨大的、无害的水流（信息流）来冲击整个河道。同时，官方媒体和大量“爱国”博主会协同行动，进行“正能量”的“漫灌”，发布大量关于国家成就、民族自豪感的内容，主动设置议程。在这一系列操作下，原有的负面舆情就像一股小小的“污水”，很快就被海量的、官方引导的“清水”所稀释、冲散，并被推到信息流的下游，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堵”，而是主动地、大规模地重塑整个舆论场的“水文环境”。

报告表示：“审查机制的隐蔽性，让用户难以判断他们所接触的信息是否完整，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参馆发现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悄然潜入全球互联网”。这意味着，即使是身处中国境外的国际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中国审查指令的影响。比如，报告将输出“自带审查”的技术产品比喻成“出口内置过滤器的净水器”。

报告举例称，一些国际公司可能会在他们的产品中，整合已经过中国审查标准“过滤”的大型语言模型，从而将审查效应扩散至全球。报告中引述专家观点表示：“国际互联网用户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中国审查法令的约束，即使他们在中国境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司会复制这种审查制度，例如，将经过审查的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到其产品中，然后这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此外，中参馆还对中国当局和科技公司影响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行为提出警告，报告将其比作“重塑全球河流的河道规则”。报告称：“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渗透。”中国政府和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正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旨在推动他们所倡导的“新IP”等网络底层架构标准。报告警告，这些新标准提案往往在“提升效率”和“加强网络安全”的名义下，嵌入了有利于国家进行集中化控制和监控的设计。比如，某些新架构可能更容易追踪到每一个数据包的源头，从而削弱用户的匿名性。

该机构警告称，如果这些由中国主导的标准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纳，那就相当于重塑了全球互联网这条“大河”的“河道规则”。未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就会变得更“亲审查”、更“不亲隐私”。这种渗透方式不针对具体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互联网的“水文地质”，使其更容易被任何希望进行大规模监控和审查的政府所利用，从而对全球所有用户的自由构成潜在威胁。

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中国数字时代》不能一一报道报告中的惊人发现，但这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中国审查制度比作一个“水利工程”，其复杂性颠覆了我们对“防火墙”的传统认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它不仅揭示了“锁网”系统内部的运作逻辑，也对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二、人权观察：港版国安法五周年，港府打压人权、洗脑民众

今年6月30日是中国当局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五周年。国际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当天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当局不但系统性地瓦解了香港的半民主制度，还对香港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以及公平选举和司法独立进行打压。

中国和香港当局严厉惩罚批评政府人士，建立高度压制性的国家安全体制，并对香港居民实施思想控制。日益明显地，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效忠者——即所谓“爱国者”——才能在社会上充任重要职位。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在报告中指出：“仅仅五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彻底扼杀了香港的政治和公民活力，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她进一步表示：“这种高压统治可能对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许多香港人仍在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努力抵制暴政。”

报告详细阐述了自《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近百个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工会、政党和媒体机构被迫关闭。同时，许多批评人士因国家安全相关指控而遭到起诉，并常常面临漫长的监禁。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批评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采取的具体行动有限，并敦促拥有人权制裁机制的国家，对那些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报告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使得香港的法律框架被大幅修改，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压制异见。例如，报告提到：“警方现在可以根据国安法进行未经授权的搜查和监听，并冻结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行的人的资产。”这种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了香港曾经活跃的公民社会迅速萎缩。

报告还着重提及了教育领域的剧变。人权观察表示：“香港的学校课程被修改，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并审查被认为不符合北京叙事的历史和政治内容。”这种做法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一代的思想，确保他们对中央政府的绝对忠诚。

此外，香港的司法独立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报告引述案例表明：“许多国安法案件的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被告的法律权利受到限制，保释条件极为苛刻，且定罪率极高。”这使得香港曾经备受推崇的法治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公正审判的原则面临巨大挑战。

王松莲在报告中补充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认同，正因这种持续的政治压制而面临严峻考验。国际社会不应坐视不理，任由中国政府公然压制香港人民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并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在香港的压制政策。

三、书评《中华银河帝国》：探寻现代中华帝国的隐秘形态

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 (John Keane) 和政治学家何包钢合著的新书《中华银河帝国：中国新世纪的财富、权力、战争与和平》在2024年发表。之后，该书因为用“帝国视角”看待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而引发学界关注。

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约翰·德勒里 (John Delury) 在网络杂志《China Books Review》上也发表了自己的书评。文章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支持了该书的观点。作者表示：“‘中国即帝国’的观念将长期存在。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将选择以何种方式行使帝国权力，以及太平洋彼岸的帝国将如何回应。”

德鲁里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帝国”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研究中被长期回避的历史。他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官方的“反帝国主义”叙事以及国家相对贫弱的状况，外界很少将现代中国视为一个帝国。然而，随着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力的扩张，这一观念正在迅速改变。

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一书恰逢其时，它不仅大胆地将当代中国定义为一个帝国，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银河帝国”，以描述其独特的、非传统的帝国形态。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德鲁里引用了该书的精彩论述，以阐明这一复杂而新颖的观点：

该书作者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称为帝国，他们写道：“如果‘帝国’一词指的是一个政体，其变革性力量在银行和信贷系统、资本投资、文化符号、治理安排和军事实力等方面远远超出其边界，那么无论其外交官、学者和官员怎么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帝国。”作者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何种”帝国？他们的答案是：一个银河帝国。

这篇书评进一步解释道：“银河帝国”的比喻并非仅仅指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雄心，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描述一种“后领土”时代的新型霸权。这种权力不依赖于传统的领土征服，而是通过构建庞大的跨国网络来实现。

书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是用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不断变化的霸权是如何运作的。例如，作者描绘了航运巨头中远集团 (COSCO) 如何通过租赁比雷埃夫斯、瓦伦西亚和鹿特丹等地的交通枢纽，将其庞大的船队与全球商业服务整合起来。当华盛顿用高墙和关税收紧美国边境时，北京却在倡导跨境互联互通和国际贸易。作者观察到：“流动的机动性正是中华银河帝国的通货。”

如果说中远集团代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银河帝国，那么科技巨头腾讯则讲述了中国“全球网络化数字通信媒体星系”的故事。书评作者引用书中一个绝妙的比喻，将微信（WeChat）形容为“一个掌握在掌心的帝国入口，它集银河帝国的蒸汽船、铁路、信号灯、电报、邮政、广播、电话和电视于一身”。

在文章的最后，德鲁里也提及了书中所指出的这种新型帝国的脆弱性，例如其在获取国内外民众信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帝国未能赢得人心”。

总而言之，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挑衅之作”，它成功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讨论。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察结尾：当今世界由两个都自认为是“大卫”的“歌利亚”（指体量巨大但都怀有受害者心态的中美两国）主导，这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局面。

党卫军踢正步

近日，一则消息在引发广泛关注：

接连揭露陕西榆林小壕兔乡污染问题的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已被陕西榆林方面处以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目前正关押在榆阳区拘留所。

而他们被行拘的事由是“寻衅滋事”。

这一事件犹如一颗石子投入舆论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使得公众对环保发声与法律边界的讨论持续升温。

知名自媒体 “水瓶纪元”确认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此外二人的家属还向“水瓶纪元”表示，他们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被定义为寻衅滋事，并不认可，目前均已委托律师提交了行政复议材料并被接收。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此事，截至当前（2025年7月5日），权威官方或机构媒体都没回应或公开报道。

两人到底为何被拘，希望或有待官方进行权威确认。

据公开资料显示，坚果兄弟，原名李巨川，是一位在当代艺术领域以独特视角和大胆行动而闻名的艺术家。

他虽然并非科班出身，却凭借对现实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思考，在艺术界闯出一片天地。

2015年，北京雾霾严重超标，甚嚣尘上的报道深深震动了他。于是，坚果兄弟发起了备受瞩目的“尘埃计划”。

在接下来的100天里，他手提一台一千瓦功率的工业吸尘器，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每天花费4小时收集空气中的尘土和雾霾。

据统计，坚果兄弟每天能收集1000立方米的空气，100天下来，收集的空气量相当于6200人呼吸的空气量。

随后，他将收集的雾霾尘灰与红色粘土混合，在造砖厂烧制成一块标准的砖头。这块“雾霾砖”没有被放置在美术馆的聚光灯下供人观赏，而是被砌进一面正在整修的墙壁里。

彼时坚果兄弟表示，这样做虽然看似没有实际作用，但可以让更多的人思考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警醒 。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人想出高价买下这块“雾霾砖”，结果坚果兄弟直接要价一个亿，他笑言，如果真能以一个亿成交，就拿这笔钱去做空气治理。

彼时有评论认为，而这看似荒诞的回应，实则是对商业利益驱动下空气污染问题的有力讽刺。

与坚果兄弟并肩作战的郑宏彬，毕业于广州美院艺术史专业，曾是体制内美术馆的策展人。

相关的信息显示，郑宏彬是一个对艺术圈的封闭与腐朽深感不满的人，并最终成为社会介入艺术领域的重要推动者。多年来，郑宏彬积极参与各类社会议题相关的艺术项目，力求通过艺术的力量推动某些事情的改变。 

而此次事件的核心地点——小壕兔乡，位于榆林最北端、毛乌素沙漠南缘，地下煤、气矿藏丰富。

然而多年来，多家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气井和煤矿在此开发。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

据报道，气井放气时刺鼻的白色气体肆意排放，煤矿排出的黑水横流，导致当地井水发黄、泛油花，烧开后锅底残留浓稠刺鼻的黄泥汤；羊群大规模死亡，症状为发高烧、拉稀、尿结石；树木成片干枯 。

村民们对此苦不堪言，从2014年起就自发寻找污染源头，并向相关部门反映，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关注到这一情况后，自2018年起便深入小壕兔乡，并发起了一系列社会性艺术项目。

2018年5月，郑宏彬作为策展人发起“九个发布会”艺术行动项目，邀请艺术家以“艺术即媒体”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坚果兄弟应邀参与，启动针对小壕兔乡水污染的“带盐计划”。

据北青深一度曾报道，2018年，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将来自小壕兔乡的一万瓶生活用水，拿到北京和西安展览，引发广泛关注。

他们先是购买一万瓶矿泉水，在小壕兔乡把村民的日常饮用水换下，再把这些水运到北京798与西安展出“农夫山泉超市”展览。

据公开信息显示，整个买水、物流以及展览等环节，坚果兄弟自掏腰包花费了4万多块钱。一开始，村民们并不信任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行为可笑，但随着项目推进，看到他们做事认真、踏实，还自己掏钱投入，村民们的态度逐渐转变 。

该展览引发极大公众关注，并最终推动了当地环保部门介入调查，涉事矿企停产整治，深水井与净水设施启动，基本解决小壕兔乡饮用水安全问题 。

值得一提的是，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早在之前的2016年冬天，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称：

“小壕兔乡耳林村和史不扣村内的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大牛地气田，打气井后的化学原料污染水源，导致村民饮用水变质为红色且带有油性。”

随后在陕西省在转办该问题通报中称：大牛地气田打气井后，化学原料污染水源情况不属实，但承认大牛地气田大平探8#压裂液罐和返排液罐下方无围堰，压裂液罐和返排液罐下方防渗漏措施不完善，存在污染隐患。

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推动下，据澎湃新闻报道，陕蒙交界地的三家煤矿：巴彦高勒煤矿、母杜柴登煤矿和门克庆煤矿，因环境污染问题频繁受罚。

据《南方周末》报道，内蒙古环保厅《关于小壕兔乡与乌审旗接壤处水淹信访问题调查情况的报告》（［2018］266号）中，2017年5月，母杜柴登与门克庆两家煤矿，存在向周边低洼地外排的行为，分别被乌审旗环保局处以10万元罚款。6月8日，因未整改到位，又被分别处以按日连续计罚290万元、190万元。

7月31日，乌审旗政府发布声明：对巴彦高勒、母杜柴登和门克庆煤矿矿井水存放、外渗等问题进行彻查，并各罚款50万元，对四名煤矿管理人员采取行政拘留。

相关报道显示，在环保部门对小壕兔乡多个村庄进行的水质检测中，多份水样铁、锰等指标不合格，才有了后来的多家企业遭到了罚款查处。

此后，他们还发起了一系列行动。如2018年7月7日，他们邀请乐队在小壕兔乡举行重金属音乐节，原本预计邀请100只羊作为现场观众，因为羊也是水污染的受害者，但最终在空旷的沙土地上做了一场无声的演出。

据公开的资料，当时没有观众、没有歌曲，只有表演形式以及乐器的声音，以此隐喻当时小壕兔乡的污染困境 。

当天，榆林市榆阳区疾控中心通报称，对小壕兔乡6个村11份生活饮用水进行水质检测，其中10份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铁、锰等指标 。

一直到今年7月1日，网上曝出坚果兄弟及其合作伙伴郑宏彬失联的消息。

据知名自媒体“鸡蛋bot”引述网传消息称，6月30日，坚果兄弟在昆明与亲友失联，不知下落。

同晚，与坚果兄弟共同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也在西安被带走，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据“鸡蛋bot”的文章提到，此前，笔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坚果兄弟与郑宏彬此次前往小壕兔乡，停留了一周左右，“主要是走访‘癌症村’情况，挂白旗（行为艺术），在小壕兔的时候都正常。”

文章认为二人此次被拘或与2024年8月的“吴彦荣寻衅滋事案”有关联。

公开信息显示，吴彦荣为小壕兔乡掌高兔村一村民，多年前即开始调查、曝光当地企业违规排污等问题。

他在2018年因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与坚果兄弟相识——2024年8月23日，吴彦荣因陕蒙交界煤矸石路污染事件而遭行拘15日。

坊间也传二人被执行行拘的事由是“寻衅滋事”，涉及他们在小壕兔乡发起的两次社会性艺术项目：

一次是去年8月在全乡大量煤矸石路段上涂巨型“拆”字，反映多家风电巨头企业涉嫌违法使用未处理的纯煤矸石铺路，表达村民治理污染、修水泥路的诉求；

另一次是今年6月在小壕兔村6组，给一群羊绑白旗，反映住户紧邻四处天然气井，近五年来癌症、脑梗、心梗等重症疾病患者呈多发趋势，27户常住居民中已有7人死亡，15人患病 。

据二人家属透露，他们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被定义为寻衅滋事并不认可，目前均已委托律师提交了行政复议材料并被接收 。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带走前，与两人多年保持联络的小壕兔村6组村民遭搜查手机和问话。该村民称，办案人员谈及两人行动“损害政府形象”，询问他的看法，他直言道，“他们是为我们发声的，从内心来说特别感谢人家”，并反问乡和区政府互相推诿不作为 。

对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拘事件，有律师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 。但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行为，是基于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推动解决的目的，通过艺术项目来引发社会关注，并非无端生事。

律师还表示，他们的行为没有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助于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公众对环保问题的重视 。如果仅仅因为曝光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行为就被认定为违法，这无疑会让公众对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边界产生困惑，也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进步 。

此次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在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监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

有评论认为，艺术家以独特的方式发声，将环境污染问题以更直观、更具影响力的形式展现给大众，其初衷是积极的。但在法律层面，如何界定这种环保发声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在保障公众监督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 。

声明：本文资料参考了澎湃新闻，北青报，南方周末、水瓶纪元、鸡蛋bot以等公开资料

政声人去后

民意闲谈中 ——杜甫

上面这句杜甫的诗，也是一本重要书籍中一篇文章的标题。

如果他还在，今日是70大寿。

按规定，官媒于第六版刊登了一篇纪念文章，与地方报道和部门报道放在一起。

是规定，也是态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响应官方，回顾一下他的「历史进程」。

响应官方，回顾一下他的「历史进程」。

1968年，他送朋友下乡时合影留念，前排右一。

1974年合肥八中高二学生合影。据说，他很少坐C位。在这张照片上，他是后排右二。

那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

这是他北大求学时在南门合影，左起王绍光、陈兴良、他、陶景洲，仍然是后排右一的位置。上任老总那年，陶景洲还写过一篇他记忆中的他。

1981年师生合影，他仍在二排右一。

高中毕业后，他也知青下乡，地点是老家安徽定远县九梓村，这张照片是家传的朋友路过时拍摄的，他在这里住过一个月。

下面这张更清晰些。

1976年，他（中）与儿时玩伴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合影，貌似还夹着烟。

2003年8月8日，已经担任书记的他在河南新乡调研，与原阳县桥北乡马庄村村民交谈。

2009年8月，路过黑龙江棚户区居民杨甫家的院子时，与当地居民隔墙聊天。

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4日一早，他在赶赴灾区的路上，因山路湿滑，道路泥泞，不慎摔倒，随后他弯下腰用泥水洗手（新闻截图画面）

在会场上孤独思考的。

与洋酋挥洒自如用英文交谈的。

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一生。

面对如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感谢他他那句预言般的两条大河「不会倒流」。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

讲述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CDT编者按：该通知流传于中国的律师圈中。律师不属于公职人员但仍遭到“纠治违规吃喝”，因此引发律师的愤怒。目前多个法律账号抨击该通知的文章已经遭到404，不过仍有部分律师评论可以查看。

各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作风建设，严肃执业纪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形象，根据上级部门关于纠治违规吃喝问题的相关要求，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守纪律底线

请各律师事务所组织全体律师及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及行业相关纪律要求，充分认识违规吃喝问题的危害性，坚决杜绝接受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业的宴请、娱乐活动等行为，自觉维护律师职业形象。

二、加强内部管理，开展自查自纠

1.各律师事务所应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加强对本所律师及工作人员的日常监督，严禁以“业务交流”“案件研讨”等名义组织或参与违规宴请。
2.对本所律师是否存在违规吃喝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将相关情况报市律师协会备案。

三、强化监督问责，营造清风正气

1.市律师协会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顶风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业惩戒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2.鼓励各律师事务所监督举报违规行为(举报电话:0857-8686418，邮箱:bjlvxie\@163.com )。请各律师事务所高度重视，迅速传达落实，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执业环境。毕节市律师协会2025年7月2日温馨提示：请各律师事务所将此提示传达到全体律师及工作人员，并做好相关学习记录。

我一直觉得啊，要想社会运行变得越来越透明化，更加具有公信力，那么各方面的信息公开就很有必要，特别是公共数据的公开，更是重中之重。

然而最近几年却流行这样一种趋势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数据不再公开了，日益变得讳莫如深，随着今天财新杂志不再公布制造业数据，这样的诲莫如深正在变得更为广泛了。

这是财新上个月公布的制造业数据。

接下来是六月的数据，一片向好的气象。

然而就在今天上午，财新杂志发布了这样一个公告。

有网友认为，这是因为财新杂志没钱了，所以才作出这样的决定。

由此带来这样的影响。

这样一来，我们至少看不到九个方面的数据了，除了财新的制造业数据外，这八个数据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数据都不再公布了，我只知道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成为黑洞时，那相关的研究机构就更难以做出合理的预测了，普通人们也更难依据数据来进行判断了。

我只能想到，大概是因为这些数据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当下的经济大势擂在这里，这些数据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公布出来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显然已经是明眼可见的事情。

为了保持公众的信心，于是越来越多的负面数据不再公布，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理由，最具代表的就是这九大数据，除此之外，还有火化数据、卡介疫苗接种等数据。

但这样真的能不会损害公信力，以及不会增加网友们的疑虑吗？

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认真对待，除非是真的不在乎公众的想法了，那又另当别论。

PS：另外为昨晚的文章郑重向朋友们道个歉，由于我没有尽到审核责任，轻率的将其他网友创作的AI文章轻率发表出来，以至于误导了大家，这是我的错处，我在此向大家郑重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会更严谨，保证不让大家失望。

坚果兄弟是谁

坚果兄弟遭遇了什么

为了了解长江流域河流保护情况，中国绿发会志愿者"坚果兄弟”一路从上游到下游对濒危物种川陕哲罗鲑展开调查。在青海果洛州班玛县走访完川陕哲罗鲑的繁育基地后，准备进入四川境内。其中，途经班玛县灯塔乡格日则村的防疫关卡。

在这个过程中坚果兄弟出示了行程卡等防疫证明。但此前途经的地方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偏僻，没有信号，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行程卡没有显示地址。于是，青海班玛县灯塔乡格日则村的防疫关卡民井执意将坚果兄弟带去井茶局深入调查了解。此时的时间是2022年6月7日下午8点左右，坚果兄弟被班玛县灯塔乡井茶局带走。

而直到第二天，已超过13小时，6月8日上午9点，坚果兄弟仍处于失联状态。让关心长江保护的志愿者们疑惑的是，各地均逐步放开了防疫政策，多地已取消关卡而青海果洛班玛县却对志愿者已盘查了整整一夜，到目前仍还没有任何消息。青海果洛班玛县龚氨局电话 0975—8384413，环保投诉热线 0975-12345。

以上消息来自微博@环保志愿者关爱中心

坚果兄弟至今仍然失联，希望青海有关方尽快对该信息作出核实，并给出合法合理的解释。

坚果兄弟做过什么

坚果兄弟使用工业吸尘器为北京吸雾霾100天，他将用这100天内收集到的灰尘做一块板砖。

在陕西榆林，有一个叫小壕兔的地方，这里曾经水草肥美，有刀兔海子，锁得浪海子、淘壕兔海子……一些让人听听就醉了的天然小湖泊，现如今，这里的水变了味儿，变了色

项目发起人“坚果兄弟”如是说：“我老家是湖北的，从小水垢就很重，就一直关注水的问题，后来听说小壕兔那边水污染比较严重，我就策划了这次叫做‘带盐计划’的行为艺术，带了一万瓶农夫山泉到小壕兔去，把原装的清洁饮用水留给当地村民，然后装上当地受污染的水，带到北京和西安展览，并邀请网友参与到讨论中来，为每一瓶污水‘代言’。”

展览的第二天，陕西环保部门立即宣布将对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进行调查。

出于什么原因要注册这样一家公司？

主要是针对关于“同性恋扭转治疗”这个现象，你看到微信文章里罗列的所有相关机构都是正式注册的。如果我们以艺术项目的方式反对这个议题或事情，那也应该从这个层面和形式去针对，所以我们这家心理资询公司也是经过国家审批并获得经营资质的合法公司。

今年6月，在白石洲这个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租户们被告知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搬离白石洲。许多人都在挣扎着寻找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新住处，可深圳是世界上房租最高的城市之一。

然而，即便他们想方设法地能够成功在深圳外围找到新房子，孩子的教育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孩子目前都在白石洲附近的学校上学，所属的南山区是深圳的中心区。如果要短期内再转学到其他学校，对于学位紧张的深圳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8月，坚果兄弟开始关注白石洲儿童的就学问题。4日，在他的“深圳娃娃”项目中，他和志愿者们一共从白石洲的租户家庭里收集了大约400个娃娃，并用一台巨大的抓机将这些娃娃扔出深圳界外。

这个艺术项目的名字叫做 “饥饿艺术家”（微博 @饥饿艺术家计划），执行组由四人组成：坚果兄弟、武老白、小明和郑宏彬，他们原定招募十一位在铁笼中绝食抗议的人（他们称这些人为饥饿艺术家），为另外十一个人的遭遇进行抗议。饥饿艺术家们将轮流被关进铁笼一天，按照被分配到的抗议内容和抗议方式行动，每人有 2777 元的报酬。从本质上说，“饥饿艺术家是被雇佣的”。

饥饿艺术家发起人的名字叫唐洁，家住安徽省阜阳，她的丈夫葛林林曾与阜阳房地产商人褚安江有过私人矛盾。褚安江在阜阳认识很多关键人物，出于报复，他诬告葛林林涉黑，2018 年 8 月 25 日，葛林林入狱，被判 22 年监禁。四天后，唐洁的一位朋友借着举报葛林林的名义，与褚安江等人约在阜阳山水间茶坊聊天，并偷偷录下交谈的内容，录音中，褚安江说：“我花2000万买葛林林坐牢20年。”换算下来，一天大约要花 2777 元。褚安江以这个价格买了葛林林 20 年的牢狱，唐洁则用同样的价格雇佣了十一人，一人为发生过的一种不公抗议。

山东淄博城区孝妇河段深黄色的河道里，突然漂起了几十个“鱼”和“辣椒”，两个扮成渔夫的男人用七八米长的细竹竿拨弄漂在河面的“鱼”，并用普通话高声喊着：“淄博～火锅鱼；淄博～火锅鱼～”

路过的民众停下脚步，有人拍照，有人发问：“这火锅鱼多少钱呢？”

“自由定价，你们说了算！”其中一个“渔夫”答道。

艺术家坚果兄弟就是两个“渔夫”之一，这是一场由他发起的行为艺术活动。坚果兄弟告诉全现在，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吸引更多人关注淄博的水污染状况。

4月1日，恰逢愚人节，“淄博火锅鱼”的视频在网络上吸引了大量转发和关注。

坚果说，他在2020年看到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现全国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全国各个流域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之中，重金属排放高达一百五十多吨。他也在全国首次土壤污染调查报告中发现，全国约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抽样检测结果超过土壤环保标准。然而，各项占比如此之高的重金属污染，却几乎没有消息进入到公共视野中。他继续搜寻更具体的重金属污染案例，发现极少有被媒体曝光。这背后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些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是怎样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于是乎产生了全国重金属巡演的想法。

_在2021年初，坚果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重金属污染的线索，并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的志愿者花费了四个月到各地实地调研。_重金属污染调查历时四个月，调研志愿者团队与编辑小组撰写完成八份污染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查干淖尔湖被迫接纳着来自企业的生产矿井废水，多达九次的行政处罚也没能终止携带污染源的工业废水排放；陕西商洛的沙河子镇，固废被随意堆放，工业废水将河道染黑，而这些被污染的河道所在流域却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丹江流域；广东阳春的工业废料铜泥甚至填充鱼塘、堆弃在水源地附近以及被用作烧砖原料；青海的众多乡镇持续多年的垃圾处理方式基本采取露天焚烧方式，街头的垃圾箱总在傍晚时燃烧着垃圾，渐起火光，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弥漫着街区；柴达木一些枸杞农场的土壤铅镉汞超标，种出的枸杞经过检测有多项指标未达到健康标准，但是仍大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调研结束后，到8月下旬，招募了两支重金属乐队前往七个省的八个污染乡村演出。

坚果兄弟至今仍然失联，

希望青海有关方尽快对该信息作出核实，

并给出合法合理的解释。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cgg四处散布什么“母系社会三万年食不果腹，父系社会五千年载人航天”等可笑言论，上蹿下跳，丑态百出。

然而，很多姐妹对此的反驳其实并未足够有力。例如回应什么“吃了五个馒头饱了，说功劳都是第五个馒头的，前面四个没用”。这种回复实际上并没有切中肯絮，也很失气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回应错误地预设了载人航天等科技进步的确是拳社会取得的成就，只不过觉得也不能把母系社会说得一无是处而已。甚至，这种观点里还隐含了“母系在给父系铺路打基础”“父系的确更为先进”等潜台词，反而在褒扬和肯定了拳社会。

不，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五千年的拳社会，从未取得过任何跨越式和革命性的成就。载人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进步并非发生在父系社会，更不属于拳的功劳，而是发生在女性解放的几十年里。

母系社会三万年食不果腹，父系社会五千年载人航天？大错特错，荒谬至极❌

而正确的说法是：父系社会五千年生灵涂炭，女性解放几十年问天揽月。

实际上，持续了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其生产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多少发展。漆侠（1986）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大致可概括为“两个马鞍形”。即秦汉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发展，魏晋时期低落了下来。隋唐时期有所回升，宋代更高，而元代又跌落下去。明朝中叶才恢复至宋代的水平。而明朝中叶之后，社会生产力一直趋于停滞，直到封建时代终结。总趋势是反反复复，停滞不前。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父系发展了五千年，但一直都处于生产力低微的小农社会，无论是垦田亩数，还是亩产量，都没有任何革命性与根本性增长：

至于民生方面，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在封建时代，什么叫盛世？没出现全国性的饥荒就算盛世。下图为封建时代发展的顶峰——清朝康乾盛世时的记载：

五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自始至终都是愚昧无知、落后封闭的，其战乱与饥荒之频繁（明清均有超过1000次饥荒，明朝崇祯年间的饥荒甚至使全国一半人死亡），百姓生活之苦难，令人发指。

而人类社会在近一百年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过去所有世代生产力的总和。例如，仅中国一国近四十年的生产力，已经相当于1500—1800年全球生产力总和的12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科技与生产力又为何会发生突飞猛进的革命性发展？人并没有突然变聪明。根本原因是制度结构变了，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整体发生了本质变化，也是女性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

人类社会的任何重大变革，都离不开女性的参与。而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决定了人类命运的走向。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同样也是女性争取解放的历程。只是后世只愿大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却对莫小姐与费小姐闭口不谈。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从根本上讲也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导致封建生产关系、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趋于瓦解的过程。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制度经济学领域。其基本观点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好的制度造就了经济繁荣，恶的制度造成了经济贫困。而制度的本质就是“人类互相交往的规则”。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一半人口、甚至是创造出全部人类的一半人口处于奴役地位，而另一半人口整日醉心于君臣父子的等级制中，只思索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对任何普惠性、革命性变革无比排斥与恐惧，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氛围，会对生命有任何敬畏与关怀，会产生任何活力、创新和进步吗？

再说一遍，很多人理解女性解放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只是“多了一半劳动力”。不，这远不止增加一倍那么简单，当女性从灶台与家庭走向星辰大海，不仅仅是空间的移位，更是文明形态的彻底改变。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有非常多的文献和数据支撑，例如Kun et al.（2024）通过对全球55个国家的35366家公司进行董事会性别比例分析后发现，董事会中女性数量较多的公司，其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都显著更高；Colleen（2022）的研究指出女性高管数量的增加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Stainback（2016）的研究表明当CEO为女性时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会缩小。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地区的女权主义者更多，女性权益也更好，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发达推动了女权，女权造就了发达，世界上没有女性权益好却封闭落后的国家。因为创新以及其衍生的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拓宽边界，探索可能性。因此，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创新的，能够促进繁荣与和谐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以停滞、压抑与暴戾为特点的，显而易见。

事实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起源于女革命家Flora Tristan;WiFi的发明者 是女性发明家Hedy Lamarr；计算机程序的发明者是女性数学家Augusta Ada King,并且第 一台计算机的程序员是六名女性。但她们没有在history中留下姓名。

所谓“父系社会的成就”，大多不过是女性贡献被遮蔽与女冠男戴而已。

而父系制度与对女性的性别歧视阻碍了全社会发展倒是真真正正的。例如达尔文坚信“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她们不要向往家庭以外的生活”，并试图证明男性进化得比女性更完善。这些观点影响了那时的几代生物学家，毒害了数十年的科学研究，造成生物学极大的停滞与损失。尽管当时很多女性先驱如沃尔夫、肯纳德、甘布尔等人对这些偏见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但她们的观点并未得到重视。而这仅仅是沧海一粟，类似的案例还有2005年秘鲁出土了一具穿着盔甲的强壮女性骸骨于是男考古学家“公认”这是男性尸体、玛丽居里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却因性别被法国拒绝接纳为院士，此举带来了极差的示范效应，扼杀了大量本该在科学领域大放异彩的女性的潜力……

因此，很多cgg现在还在到处叫嚣什么“老祖宗的智慧”，我只觉得可笑：

而真正的老祖宗的智慧是什么？田力一多，准没好事。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历史周期律”的本质：

在女性地位极低的封建时代，女人不能参与公共领域只能嫁人生孩子，只被当做权系统“传宗接代”的工具和机器。而既然不是田力自己生，他们自然会无所顾忌毫无节制，一定要让她们生育到生理极限为止，并且会sha了♀婴只留下田力。而田力一多了，性别比例极度失调后，社会自然就乱了。正如Edlund（2007）指出，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上升3%。所以，困扰无数男学者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即王朝为什么总会兴衰，无非就是这么简单：田力太多了于是滋生战争开始消消乐，消消乐之后田力少了又回归正常，然后田力又生多了……不过他们限于自身的性别局限性，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罢了。

真正的姥祖宗智慧：

最后再次强调，对于“母系社会三万年食不果腹，父系社会五千年载人航天”的批驳，我们不能仅仅止步于在承认拳具有进步性的基础上说母系社会也有贡献。因为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反驳”未免太给他们贴金，也太过于贬低自己了。我们的观点是否定“父系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并认为在当前，其恰恰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跨越式、革命性进步，都是女性解放与制度性变革的复杂交织。而这些四处叫嚣的跳梁小恰恰代表着落后、愚昧与陈旧，是历史的反动，是拦路的垃圾。他们在女性解放一社会繁荣与维持拳一生灵涂炭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比起未来的收益与福祉，更想拼死攥住自己那一丁点压迫她人的特权。但此时女性的解放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阶段，任何逆流而行者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唯有如此，人类才会迎接真正的星辰大海。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人权评量倡议组织（HRMI）：是人权从业者、研究人员、学术界人士和其他人权支持者之间的独特合作项目，旨在制定第一套全面的衡量标准，以追踪国家的人权表现。

一、西藏行动中心：中国“殖民寄宿学校”抹杀藏族文化和民族认同

非政府组织西藏行动中心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西藏寄宿学校”的报告，名为《当他们来带走我们的孩子：中国在西藏的殖民寄宿学校与西藏的未来》。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西藏的“寄宿学校政策”正在剥夺藏族儿童的母语并抹杀他们的民族认同，对许多幼小儿童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在乡村地区，许多藏族儿童从4岁开始就被强迫进入寄宿幼儿园。

这份报告基于大量来自西藏境内的第一手信息，以及对新近流亡的藏人的采访。该报告也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和引用。

报告称，藏区的寄宿学校有约80万至90万名6至18岁藏族儿童，以及约10万名4至6岁儿童就读的寄宿幼儿园。报告通过调查指出，这些学校往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强调中国历史、文化及政治教育，禁止学生在课余时间学习藏语或参与宗教活动。报告表示，这一体系不仅剥夺了藏族儿童接触母语和文化的权利，还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和情感创伤，包括依附创伤和身份疏离。

报告引用一位近期逃离藏区的藏人证言：“父母不想让孩子成为文盲，因此怀着希望将他们送到学校，但当这些孩子回家时，他们无法用藏语与家人交流，只能用汉语沟通，这在家里造成困难。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消除藏族身份，将这些藏族儿童变成中国人。”

此外，报告还记录了寄宿学校中存在的忽视和虐待行为。例如，2021年11月，“一段寄宿制学校教师在操场公然殴打藏人学生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平台疯传。此事件发生在西藏刚察县泉吉乡民族寄宿制完全小学，视频中的打人者是该校校长党青福，也是泉吉乡乡党委书记”。

然而，报告提到，由于学校整合政策和藏人独立学校的关闭，父母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孩子送入政府运营的寄宿学校。

西藏行动中心批评中国当局的政策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的条款，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该机构指出，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等多个机构都在敦促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这一强制性寄宿学校体系。

最后，西藏行动中心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强迫藏族儿童入读寄宿学校、公开调查学校中的虐待和忽视行为，并允许藏人独立学校重新开放。另一方面，报告也呼吁国际社会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压力以及支持藏语教育项目等方式，保护藏族儿童权利。

二、人权评量倡议组织：中国“人身完整性权利”倒数第三，低于孟加拉国

6月19日，位于新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 (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 HRMI) 发布了最新的人权指数报告。其中，中国的“人身完整性权利”排名倒数第三，低于孟加拉国；“赋权”排名倒数第二，与孟加拉国持平。相比之下，台湾则在这两项指标上排名第1位和第2位，远超中国。

该指数以量化的方式披露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项人权指标（编者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某些指标存在缺失），这些指标分为生活质量权 (Quality of Life)、人身完整性权利 (Safety from the State) 和赋权 (Empowerment) 三个种类。

报告指出：“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在确保人们享有基本生活收入方面的得分从2002年的42.5%上升到2021年的100%，有效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不过，报告也指出，相对贫困仍是重大挑战。2022年，中国的收入公平得分仅为37.6%，意味着仍有2.1亿人无法享有至少达到中位数收入一半的体面生活。

然而，在人身完整性权利方面，中国评分仅为2.3分。报告指出：“很多人面临着任意或政治逮捕或案件的问题，中国得分最低。”具体而言，任意逮捕、酷刑、失踪和法外处决等问题普遍存在，高风险人群包括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和政治异议人士。报告还提到，中国警察经常对被拘留者刑讯逼供且不受惩罚，凸显了人权保障机制的缺失。

在“赋权”类别中，中国得分为1.9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严重限制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集会和结社权（2.1分）、主张和发表意见权（2.4分）、参政权（2.2分）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权（2.5分）等四项指标中，中国均被评定为“很差”。报告引用人权专家的话指出，“有不少人无法享有他们的权利，其中包括人权倡导者、抗议者、批判或反对政府的人，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报告还指出，中国公民网络表达受到严格限制，民主支持者和记者等群体尤其容易受到权利侵犯。

最后，人权报告还提到中国跨国镇压严重。根据90名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专家的反馈：“2024年中国政府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跨国镇压”，包括美国、泰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跨国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来自中国大陆或香港的流亡人士”和“正在其他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等。

三、维权网：六月中国新增36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6月30日发布《六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40人已刑满释放，8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2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2人，以及被判刑的34人，共计36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0人名单：

曹生祥、崔荣、代群英、官忠基、韩建海、贺学智、胡爱敏、黄俊娟、纪金睦、雷云波、李本才、李德生、刘长富、刘华荣、秦丽杰、王德振、王鹏义、王尚杰、王志山、汪宝玉、危文元、吴秀琴、熊成霞、徐衍贞、闫丽君、张海红、张堂江、赵杰、张素华、耿迎凤、孙万良、张德国、于海霞、刘玉玲、孙超、杨佐林、杨将威、杨进香、吴玲娥、王强。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2人名单：

黄益梓、孙洪琴。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4人名单：

25年：艾合麦提·麦提尼亚孜，
9年：陈艳秋，
8年：孙桂香，
6年：高连厚、陆丽芳，
5年6个月：吴炎哆、伊向阳，
4年6个月：刘翠仙、武际强、徐以忠、孔现臻、刘玉荣，
4年：刘荣品、黄佑、张金籽、王威、刘聪，
3年6个月：韩孝莲、王凤英、杨兰英，
3年：管学恒、刘晓萍、郑翠兰、马玲、李焕珍、杨惠芳、杨秀华、毛艳萍、王菊英，
2年：许运炎、王玉兰、朱永珍，
1年5个月：张秀珍，
1年3个月：毕晟。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1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40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23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6月30日）第117期（共1691人）》。

1

2008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在广州一家餐馆的包间里，亲友会最早的七八位志愿者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我们的使命和组织名字。那晚的具体细节已有些模糊，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当轮到大家发言时，几乎每个人都提到，千万不要在名字里带上“同性恋”三个字。

“叫彩虹亲友会怎么样？”有人提议。

“哎，到处都是叫彩虹的，太没特色了！”有人反驳。

“同志亲友会呢？”另一位志愿者试探着说。

“不行不行，政府部门里都互称‘同志’，我们叫‘同志’总得打引号，太别扭了。”吴阿姨说。

“千万别用‘同性恋’这三个字，太污名化了，没人敢来！”一位男生认真地说。

“但不叫同性恋，叫什么呢？我们不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同性之间的爱吗？”吴阿姨语气坚定。

“我也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不好，越是不敢说，越要大声说出来，打破禁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

菜上桌了，大家边吃边聊，话题稍有转移，但讨论的热情未减。最后，我和吴阿姨坚持用“同性恋亲友会”作为组织名称。那年奥运会刚在中国举办完，中国生机勃勃，处处散发着自信和希望。而当年西方世界因为次贷危机，经济一片哀嚎。

2

那时的我刚过三十岁，刚刚经历了一场感情的挫折，与多年的初恋分手。三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纪，却无处释放。我在沙发上颓废了三个月后，终于拉开窗帘，发现外面的阳光如此灿烂。我告诉自己：与其沉浸在悲伤中，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

奥运会的礼花仿佛炸开了我的小世界，听到外界对中国的赞美，我对同性恋人群的未来充满信心。“要大大方方地谈同性恋！做自己。”我心想，那些偷偷摸摸的压抑日子，早该结束了。

有了机构名字，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广州的东湖公园成了我们的大本营，聚餐一律AA制，就在旁边的湛江鸡饭店。三年后，2011年，我们有了全职团队，机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事会要求每月公开财务报告，每一笔费用都要开票。

每次活动后开票，总会有些有趣的场面。有一次培训结束，我去宾馆开住宿发票。

“麻烦开个发票。”我说。

“好的，抬头写什么？”服务员问。

“同性恋亲友会。”

服务员愣了一下，抬头看我，过了几秒又确认：“就这几个字？没别的了？”

“对，就这几个字。”我笑着回答。

还有一次，我刚报出抬头，服务员忍不住笑了，扭头对旁边的同事说：“还有这样的组织啊？”她笑完后，赶紧补了一句，缓解尴尬。

更有趣的是，每次活动我们拿着小旗子，总有陌生人跑过来，兴奋地说：“我也是同志！”“同性恋亲友会”这个名字，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出柜”。无论是普通志愿者，还是开发票的日常小事，都是一次向陌生人坦诚的机会。

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们的每张名片，都像是一份“出柜信”。有一次在深圳的活动，我遇到王石，赶紧坐到他旁边，递上名片。他看了看说：“这在国外很正常，不少国家都可以结婚了。”

3

2011到2013年，广东对社会组织很开放，走在全国前列。我跑遍了民政系统，从科长到局长再到厅长，一路交流，请求为“同性恋亲友会”注册。这一次，名字又成了障碍。

一位局长耐心听了我二十分钟的介绍后，问我：“名字能改一下吗？”

我婉拒了：“改了名字，别人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为了注册，广东民间组织管理局两次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待请示民政部后再定”。广东的务实作风让我感动，民政系统还专门写了一份上万字的长长的报告上报，最后的答复是“暂缓”。

答案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执着的行动。我告诉局长：“名字能不能用，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段互动温暖而真诚，双方都听到了彼此的心声。我对当时接待我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心怀感恩。

接下来的几年，外部环境有所变化，但有一段时间我们仍有足够的空间去发展，2017和2019年，我们组织了邮轮活动，让参与者有机会和高质量的时间陪伴亲人。那时的我们或许未曾想到，2008年不敢用的名字，到2021年却变成了想用也不能用。

时间悄然流逝，十七年前那个夜晚一起讨论名字的伙伴们，大多已不知去向。人生来来往往，很多人为了生活奔忙，而理想，只有在最理想的时刻才能绽放。

那个曾分不清“Vision”和“Mission”的年轻人，他叫阿强。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十七年，他依然在这里。

4

这几年，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线下举办性少数相关活动越来越难，甚至相关文章也常常被删除。我们迷茫过，因为过去的路走不通了，放弃的念头在心里闪过很多次。但总有一些人，提醒我不要轻言放弃。

74岁的徐妈妈，是给我最大激励的人。她是广州的一位妈妈，也是位活跃的志愿者。徐妈妈生病时，她的儿子阿正建了一个小群，随时更新她的情况，让我们能在需要时提供支持。阿正长期在国外，广州的家早已变迁，亲友疏于往来。在他心中，社群的支持格外珍贵，哪怕只是陪伴，也是一份心安。

2021年春节，徐妈妈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她特别交代阿正，让我在她的告别会上发言。我有些犹豫：追悼会上该说些什么？提她参与同志公益的经历合适吗？大多数人会避开这段经历，我担心会让他的亲友感到突兀。

阿正告诉我，徐妈妈曾特意叮嘱：“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参与同志公益，帮助别的家庭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所以才让我去讲的。”

告别会那天早上，阿正发现我和同事送去的花圈上都没有“同性恋”三个字，只剩下“亲友会”，殡仪馆擅自删掉了。他要求重新制作，必须加上这三个字。追悼会上，阿正作为家属第一个发言，特别提到母亲晚年积极参与性少数社群公益，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也分享了与徐妈妈共事的点滴：“她是一个先锋，作为公益伙伴，我由衷地为她骄傲。”

离开时，阿正的父亲含泪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做的事很伟大，帮助了很多家庭，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常常怀疑我们的工作是否配得上这样的肯定，但他激励了我。

5

这些年，我们仍在努力，多做事，少说话。这篇文章，我也犹豫了很久才动笔，想给一起同行的朋友和关注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2021年，我们改名为“出色伙伴”，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自己——做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我们的工作更聚焦于家庭和谐、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服务的社群从未改变。我们不谈宏大的叙事，让我们回到生活里，希望更多人因为我们的服务，让生活能容易一点。

“每一个不被理解的坚持，都会在未来的某天，被叫做勇气。”

这些年同行的伙伴，很多已经离开了，一起努力的机构，也大多停止了运营。此刻，我的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我决定在此匆匆搁笔。我因为忙于处理各种各样的耗心的事情，事业的成就感也大打折扣，这两年疏于联系老朋友！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就算10年没联系，但心会在一起。

十七年了，让我们互道一声珍重。为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为那些勇敢追求爱的朋友们。

请让我把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献给每一位同行者：

也许我们的世界，

终究有一点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感谢你与我患难与共，

感谢天，

我的心有你能懂。

感谢在泪光中，

我们还能拥有笑容……

识别下图二维码，为17年来一起努力的人加油！

网上说，浙江禁酒令最人性化。

浙江禁酒令主要是区分了公和私：工作时间全面禁酒：包括工作日、值班期间及公务接待场合，严禁饮用任何酒精饮品。非工作时间适度放宽：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允许公职人员适量饮酒，但需确保不影响次日工作及个人安全。

浙江禁酒令比起其他省份的禁酒令来说，应该是相对宽松一点的，所以它被称为最人性化的饮酒令。

但我却感到悲哀。

私人部分，浙江禁酒令没有问题。但公款部分，浙江禁酒令其实也有问题。

谢作诗老师在评论禁吃禁喝时说：“如果是花公款，那么，禁止私对的。”

我不同意谢老师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否应该禁止公款吃喝，应该交给下面的单位自己定。

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指出，这些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转变，是从结果考核转向了过程考核，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聂辉华的眼光还是很犀利的。

现在下面的官员，第一重视的就是过程要合规，至于过程合规能不能发展经济，那他们也无法去管啦。反正，现在上面也不看结果了。经济不发展，也不会丢官帽子，但如果不合规，就会丢官帽子。

而禁止公款吃喝，实际上也是过程考核的思维。

其实完全可以不搞过程考核，只搞结果考核。

你这个地方如果经济发展得好，财政有钱，你公款吃吃喝喝，无所谓啊。我只看你的结果就行了。其实更进一步说，你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把经济发展起来了，你就是分奖金，也可以，何况吃吃喝喝。

实际上，很多基层官员都需要在公款吃喝中促进工作。有研究过县城官场喝酒文化的学者说，比如县委书记，平时对本县官员的奖惩升迁，很难做到完全公平、滴水不漏，下面有的受了委屈的官员就会心存怨气。那么，县委书记时不时参加一下各单位的聚餐，向他们敬敬酒，一切尽在酒中，就能消解很大一部分怨气。酒，某些场合下确实是理顺上下关系、推进工作的润滑剂，对这一现实，应该承认。

有人可能会说：“你没看到不少官员喝酒喝死，严重影响了官员的形象吗？这个大账你怎么算？”

确实，这几年有好几例官员聚众饮酒醉死的情况，让老百姓很不满。

但这依然只看结果就可以了。

聚众喝酒出了事，就严惩。只管你喝酒的结果，不管你喝酒的过程。

要相信，官员也是惜命的，甚至比普通人更惜命。聚众喝酒喝死人的事，官员有，老百姓更多。官员喝死的比例，是很低的。看到极少数官员喝酒喝死了，就想着去把过程管起来，在过程中就不允许喝酒，这种思维就是以为管好过程就万事大吉了。没有想过，为此牺牲底下官员工作的灵活性，会有其他后果。

其实对于国资改革，也存在同样的思维。比如，国资委对央企、国企，是管人，管事，还是管资本？

当让是管资本最好。

我只管你资本是否增值了，这是管结果。管人、管事，则是管过程。

大家想想，如果把一切过程都管起来，官员们只注重过程合规，但经济发展不起来，这是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呢？所以，过程还是让下面自己去搞吧，上面只管结果就好了。

就像《亮剑》中李云龙说的，你领导给不了我枪炮，那我怎么去搞到枪炮，你就不要管。你管我过程，我就搞不到枪炮。

管过程，下面的人对结果根本没有办法负责，自然就导致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俗话说得好，形式主义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利器。

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宣布解散：“明年将是社民连成立20周年。然而，我们撑不到那一天，因此将宣布解散。”

此前我发布过《对中国女权的回顾与反思（上）》，但为方便阅读，不单独发布下篇。因为那样的话没读过上篇的姐妹还要跳转链接先去看上篇，略显麻烦。

本篇即为《对中国女权的回顾与反思》全文。

前言

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尽管在封建时代，也存在着不少具有女性意识的超前者，但她们的思想往往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不成系统，更没有对男权社会与制度产生深刻的变革。因此，女性开始有意识、有规模地争取自身的解放，实际上只有这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也正是这短短的一百余年，中国女性的地位、权利与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太姥姥裹小脚，我的姥姥不识字，我的母亲还存在着许多封建观念，而我正在更宽阔的路上走向更远的地方”。这往往是当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写照。

女权运动出现之前，女性在各种意义上都不被视为真正的“人”。如宋朝规定丈夫殴打妻子如未造成重伤则不追究，而一旦追究，甚至会将妻子一并治罪，因为“事夫如事天”；号称以孝治国的汉朝，妻子打丈夫的罪却远远重于男人殴打父母。

从“女子竟同牛马偶”，再到今天，靠的不是什么“时代进步”——这不是一个自发过程，更不靠一群男性形象的“仁人志士”的恩赐施舍，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凿出的一条血路。

那么，她们是如何在荆棘密布的荒原上种出一个春天的？为什么有人说，“历史好像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百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出发点上”？回顾这一百余年女性走来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结论和启示？本文试图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民国篇

女权主义的相关思想在中国，最初是由男性传入的，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被男性主导的。这是一个非常冷的知识，或许很多人初听会震惊，但这并非字面意思。

我们知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清朝禁闭的大门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而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地步，中国人已经从曾经自诩“天朝上国”的心态完全转变，有志者刻苦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试图找到变革之道，以此救亡图存；而芸芸众生面对西方时，或自卑，或拜服，或仇恨，但毫无疑问，都完全承认此时西方列强在任何方面都远胜于中国。

所以，此时中国的男性先进知识分子——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男的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纷纷全盘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他们除了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道德科学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等，还从西方那里首次接触到了“女权主义”。

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与系统性的女权主义著作始于欧洲，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伴相生，共同让人类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启了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也是当时的西方远发达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因此，女权主义作为需要争相学习的西方先进思想之一，于清末流入中国，甚至一度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何殷震所言，这些先进的“女权男”，如梁启超等人，装模作样地提倡女权，是因为他们崇拜强权，希望得到欧美认可，想被欧美人称赞“文明人”，而非真切考虑女性的权益。

并且，由于他们自身的性别局限性，即便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依然无法真正理解，或者是理解了但选择刻意曲解地传播“女权主义”。

首先，女权主义变成了他们将女人视为“亡国祸水”的依据。他们声称中国之所以被列强入侵，全因为中国女性的堕落羸弱。例如，梁启超声称，因为中国女人没有知识，也没有工作，无法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中国才被拖累得无法富强。

我们中国绝不是亡在武人政客的手内，一定亡在妇女的手内；因为她们不能和西妇一样，造出如欧战内勇敢的好国民，恰恰天天伤害他（指儿子），戕贼他，使他成了痴子痴人，使他成为不健全的国民，一点没有力量去干事，恰还算她是能够教育的。唉！唉！这岂是国民之母，实是国民之敌了。

——《国民之敌》

女权主义是首先指出女性受压迫的现象，例如被禁止读书和工作，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并分析这些现象的源头——男权制，进而探讨如何改变和推翻男权。而这些清末民国的男知识分子却将女性受压迫的现象变成攻击和歧视女性的理由，将女性无知识无工作怪罪于女性具有“劣根性”，却闭口不谈女性到底是被谁禁止了读书和工作，甚至倒打一耙，恬不知耻地将自己视为女性的“教师爷”和“救世主”。女权主义在他们那里，只是用来论证：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全因中国女子不能自立自强，远逊西方女子”。多么可笑，盛世女人点缀，乱世女人顶罪。即便是当时最“先进”的男知识分子，即便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进来的主义思想，通通在本土男权的性别逻辑面前败下阵来，一如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

当时的男知识分子与男性掌权者除了积极学习和传播“女权主义”外，还进行了“实践”：1907年，清廷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允许女性读书。而清廷允许女性读什么样的书呢？答案是能让“今日之女学生”，成为“他日之贤妻良母”的书。这一时期的男性尽管哇哇乱叫大谈特谈“女子教育”，但你若问他为何要提倡女子教育，他会回答：“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有贤妻良母之教”。

1918年的一篇男性作者发表文章从反面论证了此时期由男性主导的“女子教育”的本质：女子教育虽好，然“财政问题、诉讼问题、赋税问题以及公益问题，万勿越俎代庖”。

而这样的“性别差异”教育，直到今日还未绝迹：

在清廷等保守派急于培养“贤妻良母”之时，左男也急于让女性成为他们的“革命伙伴”。例如，蔡元培在他主办的女校中教女子如何制造炸弹，如何暗杀，如何自杀式袭击，教育她们要为革命献出生命，然而蔡元培在别的场合却又大谈“反对暴力革命”。在南方的一些女校中，也在把女性培养成杀手或死士，为了他们的革命大计。

右男提倡“女权”，实为让女性成为贤妻良母来使“国家富强”；左男提倡“女权”，实为将女性动员成为他们的革命资源。而一旦稍有质疑，他们便会声称“国民革命就是女权主义”，革命胜利了女性问题就解决了——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国民革命”将被替换为“社会主义”——可既然在他们口中，革命与女权主义是等同的，那为何一旦倒过来说进行女权运动就是国民革命，他们便会勃然大怒？

事实上，以所谓的宏大目标、共同利益覆盖或遮蔽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他们的惯用手段。正如美国废奴运动在慷慨激昂地为（男）黑奴争取人权时，却禁止女废奴主义者进入会场，他们声称必须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取得奴隶的解放，以后再谈妇女问题。于是，黑人男性在1866年拥有了选举权，而白人女性在1920年拥有了选举权。

在辛亥革命中，女性立下了汗马功劳。浙江英雌尹锐志组建了浙江女子军；辛素珍组建了女子国民军、女子敢死队和女子暗杀团，与敌人血战到底；唐群英更是在南京一役中率女子北伐队攻破玄武门，势如破竹，光复南京，名震天下，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然而，1912年2月，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只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删去了原稿中的“男女平等”。可此前，同盟会为吸纳女性参与，打出男女平等旗号，吸引了很多进步女性，她们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也承诺：立法保证男女平等，女性也能享有选举权。

唐群英得知后，异常震惊，当即在南京发动女界，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女权运动，并席卷全国。同年3月，愤怒的唐群英带着一批女兵配枪持剑，直闯参议院，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使会议中止。7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召开，时任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再次将“男女平权”等内容删去。8月，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率领众上台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沉默不语，唐群英愤怒掌掴宋教仁，时任参议院男议长林森前来劝阻，也被唐群英掌掴。

会后，唐群英起草传单，呼吁女同胞“同心一志，充分实力，不患不有夺回我女权之日”。同盟会女会员则质问：“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女子参加革命，“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

唐群英随后向孙中山致信痛诉不公。孙中山则回信：“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所能挽回……”

他们总是说，“阶级大于性别”、“女权运动要包含在‘社会’运动之中才行得通”、“革命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可事实与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并非如此。

为什么女性解放或者女性问题总是被斥责为格局小、狭隘、没有从全社会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因为他们所谓的社会角度，其实是男性角度。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争取一群男人取代另一群男人的革命。

尽管从表面来看，女权主义最初是由男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但背后的目的却全然与女性自身的权益无关。保守派男性希望以此来佐证国家羸弱是因为女人堕落，并试图以培养“贤妻良母”的方式重振大清。革新派男性希望动员女性成为他们的革命资源，并打着各种“进步”的旗号和幌子吸引女性加入，告诉她们一旦跟着他们革命成功，女性就得到了解放——却只是一张张从未兑现过的空头支票。

所以，现在有很多营销号把民国时期的男革命者的文章拿出来，文章中慷慨激昂地说什么女性权益，底下评论纷纷感动：“伟人不愧是伟人，太超前了😭”。这是根本不了解这些文章诞生的社会与时代背景：首先，女权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在当时是无比的、第一等的时髦与显学，这些男知识分子所谓的“超前思想”不过是对西方女性先驱的鹦鹉学舌。而当时真正超前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如何殷震等，她开宗明义地指出：“男子为女子之大敌，非惟古代为然，即今代亦然；非惟中国为然，即外邦亦然”，而她在营销号中根本查无此人。并且，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吸引女性加入、成为他们的革命“伙伴”，不过是他们完成自己目的的常用策略与手段。在革命胜利后，女性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女权主义反而遭到了更严厉的禁止。

女性问题常常被所谓的“宏大目标”所遮蔽，女权运动始终被视为“社会”运动的附庸与局部，被视为狭隘与例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真正女性作为主体、女性作为主导的女权运动。总是女权的旗号刚打出不久，就被告知你们要去参加、去投身到更加伟大和宏大的运动中去，只关注女性的利益和问题是狭隘的。然而，一旦运动的目标达成，此前“xx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的承诺往往也立即随之作废。

这一男权话术陷阱，在民国之后的时期一直延续了下去，直到今天。

社会主义篇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女性的整体地位与权利相较于之前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在主流叙事中，这一进步似乎是由一个抽象而又模糊的“国家”家长所施舍的。但“国家”本身并非一个能够自行行动的主体，更不是铁板一块。历史进程的背后，永远都是无数的活生生的人在推动。在以往的理解或大众的认知里，这一时期的历史仅仅由几名男政治家全然操纵，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群体的强大能动性，也抹杀了她们在历史中的身影与贡献。

并且，这种观点更加荒谬地无视了在“国家”的内部，基于性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及其衍生出的激烈斗争。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每一项支持女性的政策或法律，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幕后运作的成果，而非抽象的“时代进步”、“国家发展”所能概括的。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流砥柱，大多是民国及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她们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一个个女子团体的建立，女学、女报的兴起，以及缠足、束胸等无数封建糟粕的破除。而从中走出的后来最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就是邓颖超。她在15岁时就与友人发起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被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崇高理想吸引，加入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这些早年投身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女权主义者，也进入了中央任职，如蔡畅、邓颖超、宋庆龄等。

在她们的努力下，我国出台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一点。

婚姻法是邓颖超主持制订的。她提出，只要有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必附加条件。但她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她回忆称：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她和组织部的一位女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人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当时有部分男干部装模作样地说，给离婚附加条件对女性是有利的，不然丈夫就可以随意抛弃妻子了。

邓颖超则以长达一年半的全国性调研对这种说法做出了有力批驳：提出离婚的大部分是女性，部分地区甚至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方提出离婚。离婚原因包括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等。

上面的材料，证明离婚自由的规定，是对妇女有利的。我们知道，在旧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从来都保证着男子的片面的离婚自由，如封建君主时代的“七出”之条，国民党时代的伪“六法全书”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承认的自然合法等，都是如此。但是女子却得不到离婚自由。目前在新解放的城乡以及某些老解放区，由于旧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尚未彻底铲除，仍受着旧传统、旧思想的深厚的影响……很多农村妇女常常因为离婚不自由而发生自杀与被杀等惨事。所以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即准离婚，是完全有利于广大妇女群众的，也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

——邓颖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

在她的坚决主张下，最终，“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被写入婚姻法。这从法律上为我国女性的离婚自由提供了坚实保障——然而，历史未必总是上升，却常常螺旋。

民国时期的无数女性先驱者，如前文所提到的秋瑾、何殷震与唐群英等人，她们或许伟业未竟，但她们的事迹与思想却深刻影响并改变了数代女性，并奠定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让后世的男权无论如何嚣张，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去挑战“男女平等”的共识。而在她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也接过她们的火把，继续开创更辽阔的天地。

“不论我干什么工作，我是妇女，又是一名女共产党员，就得始终不渝地为妇女服务！”

——邓颖超

女性的路，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在“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着基于性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一点极其重要，但也往往极其隐秘，在后世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隐瞒。

例如，在1957年，“争取男女平等”、“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等表述遭到了严厉批判。原因是某top leader（s）指出：

“判断妇女是否解放、是否平等，主要看社会制度。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男女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平等。妇女已经参与国家政治，而且人数还不少。既然妇女已经平等了，为什么还要求平等呢？”

无独有偶，1964年，时任某top leader在最高刊物上点名批判一本当时脍炙人口的女性杂志，措辞极为严厉。而后，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

“妇女问题必须服从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背离这一原则，只从性别角度看待妇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妇女观。”

“妇女问题很容易被蒙上一层柔情似水的纱帘，因而很容易偏离阶级分析，便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

“某杂志提出了‘女人应该为谁而活’，却没有讨论阶级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只能以阶级区分，绝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没有什么所谓的‘女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事实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不把性别问题放在第一位的革命学说，都不可能“天然”具有什么女男平等的基因；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和主导，都不可能“自动”实现女性的权益。

他们的话术从未改变过，说什么“阶级大于性别”、“女性运动最终要融入‘社会’运动之中”、“性别利益要服从阶级利益”，自始至终、古往今来都是他们的“话术舒适区”。最终图穷匕见，不过是企图将女性彻底噤声的幌子。

其实，早在1942年，丁玲就发表了一篇《三八节有感》，描绘了女革命者的困境。她一方面肯定了“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另一方面则温和地指出这一方消灭阶级剥削的民主天地却并没有消除无处不在的性别等级制，例如女性若结婚则不幸，不婚则被男干部视为“罪恶”。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些手掌（谐音）的批评，称这篇文章“扰乱军心”。后来，这篇短文被打成“大毒草”，丁玲受到批判和处分，并勒令作出检讨。

与此同时，那个时代广大劳动女性在“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承担了非常多脏、累、险、重的工作，从下列这些访谈中可见一斑：

“突击队要专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春天要下秧、催水、踏水车……收割的时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出工。两个男的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着不肯起了，我们比他们强，有个比我大点的姑娘腿上全长了‘核子’，都化脓了还是不歇。”——原双闸镇铁姑娘队队长

“我们干的比男人还要强，男的干不过我们。他们都是整件的活儿，时间没有我们长。我们要赶轮班，我们有耐力，拖得长，让他们来干我们的活，他们还受不了呢。”——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指导员

“有时还很危险，井喷的时候，人要赶快跑……就是干体力活，我们女子作业队也比男的完成得出色，在局里我们年年都是先进，两次被省里评为又红又专女子先进作业队。”——原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

在这一时期，原有的性别分工结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女性进入了很多原来不被允许进入的行业和领域。然而，更深层次的职业性别分布却从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当时待遇最好、社会地位最高的工业领域，女性主要从事后勤和辅助性工作。1958年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建筑业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都是粗重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更受人敬佩的技术工种仍然为男性所牢牢占据。一项研究（高小贤，2005）指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陕西女性进入了原来只有男人才能做的棉花采摘领域并且在比例上占了大多数，而这曾是当地男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是不是说明原来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及歧视消除了呢？不是。是因为男人们都去做报酬更高、更有地位的水利修建了。女人只是作为“替补”和劳动力的蓄水池登场。甚至某油田负责人在访谈时直接声称，油田也总得招点女的进来吧，不然男同志结婚问题怎么解决。

在男权社会，这往往是一个普遍规律。正如进行了几千年科举的男人突然声称自己不擅长文科了，当男人主动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塞给女人时，就说明他们必然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原有的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负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女男同工不同酬。我们再来看一组访谈：

“实际上，大寨的妇女做的不比男人少。妇女们劳动后还得看孩子、洗衣服、做饭。可是工分上男的最高分是十分，女的最高分就是八分。在一开始劳动的时候，这个不平等一开始就开始了，男的刚参加劳动，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给五分，而女的也是这个年龄参加劳动的，只给二分或者三分。其实我们不比男人受得少。不过我们也不在乎这个，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多点少点无所谓。”——大寨某“铁姑娘”

“妇女和男人一样兴修水利，男的记10分，妇女只有7、8分。”——常熟某妇女队长

“我们创造了比男的多得多的成果却不能和男劳力评同样的工分。我们闹了，但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工分和男的一样。”——束鹿县某妇女

甚至河北某地的生产队长，带领一百多个男劳力脱贫致富，但最后她手下的男劳力一年拿500多元，她只能拿“女人工分”：420元。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因为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女人再能能不过男。

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其细节却如此令人震惊。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让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本就不是为了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而是男性最高层出于经济形势的考量：此时正是全国上下大兴建设和发展的时期，男人们都在工厂，那农业自然就需要女人去填补，而工厂的人手若是不够，那就再让妇女也来搞后勤和辅助。女性得到的只有“义务”，但却没有原来许诺的“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就能得到的权利和平等。正如在政治领域，所谓的“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随着六十年代经济收缩期的来临，先前被鼓励和动员起来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们大多被“挥之即去”。1961年全国女工数量下降352.1万，减幅达到33.3%。同时，她们往往不像男工那样拥有正式的身份和工龄，仅仅被视为“家属工”，得到的只有“拟工龄”。在八十年代后，她们的身份由于没有相关制度的承认，所谓的拟工龄一夜之间化为零，在晚年甚至得不到任何退休金和福利保障。

此外，当时的女性往往是“一根蜡烛两头烧”。在承担繁重的生产任务后，回家还要继续洗衣做饭带小孩，在这样的双重重压之下，那一代女性的健康状况往往非常糟糕：

“妇女白天干地里活，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推磨、喂面、做鞋、管娃。黑了还要纺花搭布。一家人穿的、用的都靠织呢。经常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分不下粮时，你要生活嘛。妇女可怜得太。”

“1959年那年种棉花6亩8分棉花地。（阴历）六月二十七正热，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我娃就叫“花花”。过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蹲在那，结果弄的脱肛。我说这咋办呀？把那（指肛门）可推上去。在地里硬捂、硬挣。”

某省卫生厅干部回忆说：

“五八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走路吧，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拉个带子吊起来，挂在背上、脖子上，或腰带上。最严重的，我们发现，因为子宫脱出来，经常是臭乎乎的，有的被猫咬了，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当时省卫生厅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治子宫脱垂，主要是用子宫托，那时我记得我在上海订了一万多个子宫托，发下去。……子宫脱垂是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产后又不能很好地休息，比如务棉花，是蹲到那里，这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我们查到全省有子宫脱垂的妇女5万多。”

难怪曾经的一名妇女队长在访谈时说，“妇女解放，扁担上身”。（扁担指增加的负担）和她一起接受访谈的老妇女队员听到这话先是惊愕，而后低头不语。还有一位曾经的女子作业队指导员说，那段红红火火的日子她永生难忘，但如果现在再组织女子作业队，她第一个反对。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那个时期的女性到底是得到了解放，还是增加了更多的负担？后世对此众说纷纭。

例如，北京大学男教授郑也夫声称：

“政府强行推动的妇女解放造成了家庭关系的失调，干预和破坏了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让弱者误以为自己不是弱者，让强者失去信心。最终，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男人，政府强行推动的妇女解放也让中国失去了女性。”

在当时，这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由于“天生的”生理差异，女性势必不能和男性平等。如果强行搞“妇女解放”，反而会让女性受到严重伤害。所以，男女都应该“各司其职”，女人就该去干女人“应该做的事”，这才是对女性真正的尊重。

于是，从八十年代后，各项工作岗位陆续对女性关闭，理由是“关爱和尊重女性”。除此之外，号召女性回家，强调女性的“家庭责任”的论调再次甚嚣尘上。与此同时，社会主流思潮开始强调“男女不一样”，对女性身体大肆进行景观化与性化，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女性杂志”和“女性话题”也只剩下了婚育主题。

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

实际上，这两个时期只是男权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们在给女性制造“伪两难”的困境。

首先，前一个时代的所谓“男女都一样”，不过是将男的视为“第一性”与“天然标准”，并号召女同志去学习去模仿男同志。这实际上在举行一个和男的比谁更像男人的比赛，女性怎么可能胜利呢？既然“男女都一样”，那为什么不是男的来模仿和追赶女性？假设现在女男互换，说女同志能办到的男同志也能办到，然后让男的都去做手术改造身体进行腹腔生子，边怀边劳动，每个月割几刀让他们流和女性一样的血，再让他们戴着金属制成的沉重喉结罩进行劳动，晚上还得回家把所有家务都做了……那我们自然也会站在旁边感叹，果然男人就是天生的弱者，干啥啥不行啊。

第二，生理差异、劳动贡献，与社会地位之间毫无关系。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如果依靠生理强壮或者多多劳动就能取得财富和权力，那么世界首富岂不是一头牛？他们为什么不去工地对农民工说你没当上市长是因为你搬的砖没有市长多？男权说什么女性因为生理差异、劳动过少等等所以地位较低，无非是企图偷换概念，想要以此蒙骗女性继续为他们拉磨罢了。

结语

纵观这长达一百余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女权运动史，我们有太多感动，也同样有太多感悟。

第一，与其余各国不同，我国由于近代复杂特殊的国情，从未产生过一次纯粹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总是和各种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思潮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成为这些思潮或运动的附庸。究其原因，既因为当时的一些女性先驱起初真的相信那些男革命者拥有“崇高理想”，以及“阶级革命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更因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使得女权主义的基础太过弱小，于是最初只能依附于一些男性的革命话语之后。但事实证明，如果女性在社会运动中失去话语权与主导权，最终就只能沦为左男的革命资源与工具。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让女权主义成为独立的思潮、让女权运动成为独立的运动的能力。

第二，我国近代的女性权益来源于自上而下，导致广大群众严重缺乏女性意识。我们已经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每一项支持女性的政策或法律，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幕后运作的成果。然而，由于“国家”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她们实际上是被男当权者严重排斥的，因此只能隐姓埋名地工作和贡献，以“国家”的名义发布利于女性的政策。然而，在后世，由于她们的贡献遭到遮蔽和隐瞒，大众往往以为近代女性地位的提高要归功于那几名男政治家，甚至再次强化了“革命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的认知，却从未看到幕后的女革命者们由于为女性工作而遭到的无数来自男权的批判与危机。

第三，如果把男人视作天然的强者和理所应当的标准，而没有看到背后支撑他们成为“强者”的制度和规则，那女性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放。例如一个汉语大作家，如果命令她使用阿布哈西亚语进行写作，那她还没有当地的小学生写得好。再例如，一个数学家和拳击手谁更强？这要看规则是什么，是比做数学题，还是打拳击？同样的，在女性同时要完成家务劳动、生育活动的前提下，还要与男性在社会劳动领域竞争。这种“一根蜡烛两头烧”的男权规则，而非什么“生理因素”，才是女男不平等的根源。而我们可以不玩他们的游戏，制定女本位和女性为第一性的真正的规则。

曾经的女性先驱在奋力争取“女人是人”的权利，但却被男权偷换概念，以“男”为“人”，造成上个世纪“女人是男人”的虚假的“妇女解放”。而在八十年代后，他们又利用女性对虚假妇女解放的厌烦心理，开始鼓吹“女人是女人”，强调所谓“女性特质”。这实际上只是男权塑造出的“第二性特质”，而非真正的女性特质。但今天的我们已经有能力穿越这些迷雾和陷阱，找到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真正目标：“人即女人”。

再次回望这百年女权史：看到火种，也看到未褪的寒夜；看到荒原，更看到即将升起的黎明。责任在我们肩上，希望在我们肩上。以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接力，于今日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herstory）。

最近，很多人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中，有的人看到以色列平民的房屋被炸成废墟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然而，也正是前两天，6月18日，广东怀集几乎全城泡水。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居然过了几天才刷到视频。这平台真是不给这类视频推流啊，尽给大家推以色列多惨啊的新闻。

看到怀集全城泡水，才发现我们的后知后觉，集中全部注意力看中东，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同胞也处在需要关注的灾难中。

随着降雨带北移，湖南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暴雨灾害。

有人在地下车库被淹死，水涨得这么猛，不知道是不是水库在放水？

有的房屋已经被淹没了屋顶。

张家界也发生了大洪水，不知道前段时间曝光的张家界溶洞里的垃圾，有没有被洪水冲走？

湖南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暴雨倾盆。

总之，湖南的情况非常紧急。严重的洪涝灾害，会影响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同胞的灾难，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关注。

也就是微信朋友圈有人分享（微信朋友圈可能是跳出信息茧房的唯一途径，所以让大家加我）。因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算法投喂下很难刷到这样的视频。有人发，但无关的人很难刷到。

当我打开今天的热搜榜时，也看不到一条关于洪水的直接报道。

大部分还是伊朗和以色列的热搜。

我们看这些热搜的词条，都是些什么新闻？

伊朗玩抽象，这个词条看得莫名其妙，高居第二。原来是伊朗驻华大使馆发了一条圣火令的微博。

这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波斯圣火令的梗，打不过，就玩抽象，就这也能上热搜。

后面的几个以色列的热搜更是奇怪：以色列拉防空警报，以色列要求民众进避难所，以色列网红家被炸，以色列开始哭哭啼啼。

这些都是些什么热搜词条，混淆是非。本来伊朗更惨，却选择性报道，可能是伊朗已经断网了，什么情况不知道了。

我不关心以色列网红家被炸，我关注湖南广东人民的家被泡；

我不关心以色列民众进避难所，我关心南方灾区的民众有没有妥善安置；

我不关心以色列开始哭哭啼啼，我关心我们的同胞有没有哭哭啼啼。

因为我知道以色列虽然被炸，但也没有那么惨，暴雨洪水中的人，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在热搜榜上唯一跟洪水有关的热搜是第十条，洪水过后赵一鸣零食店遭哄抢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发生这么大的灾难，灾民开始抢零食店了，都失序成这样了吗？很难想象当地都是什么情况。

有人说：关注有什么用，反正我再也不捐款了。

其实捐款倒是次要，主要是有了舆论的关注，救灾或许会更加给力，这就像黑夜里的手电筒，照着泡在水里的人，虽然不能把他拉起来，但也能让他被看到被救援。

所以呼吁媒体多报道一下国内的灾难，平台也多给灾难一些流量。

中东的事已经大差不差了，等结果就行了。湖南的雨，却还在继续下，不能只看结果。

希望灾难早日离去，世界早日和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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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器，兔死狐悲

深圳一家交友软件公司被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警方“跨省”一锅端，公司高管与涉案的375名女主播分别被起诉。6月17日，公司高管案召开庭前会议，涉案资金达9000余万元。

据悉，共有375名女主播被另案处理，200多名女主播分别被鸡西市9家法院判刑。按照规定，被查封的涉案资金应悉数返还受害者。根据当地多个办案机关发布的公告，受害者可以到办案机关申请资金返还，公告还强调，一年期满后若无人认领将依法上缴国库。

但公告既没有公示涉案的76款社交软件名称，也没有公示受害人名单。目前，上述通知的“资金返还期限”已不足一月。这也意味着如果无人认领，上述资金将被当地充进“国库”。

公司高管的律师向鸡东县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检察院公布追缴的女主播的财物，以及返还受害人的财物数量。此外，一些被害人近日了解到财产返还信息，将委托律师前往鸡西领取钱款。

事实上，对于“诈骗”的指控，涉案公司与律师均不认可，经律师核实，单独公司高管诈骗案中，受害人就有160余人，涉案金额数千万元，而检察机关没有提出任何一名受害人被返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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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抓捕的“诈骗”案

对于此案，当地办案机关曾主动向社会公布，2022年底，陆续有媒体报道。

报道显示，鸡西市办案机关在2022年8月发现此案，并掌握了公司负责人尹某宽等人的情况以及公司资金流动情况；2022年12月12日，当地办案机关开始立案。案件被称为12·12专案。

据了解，鸡西市办案机关之所以管辖该案，是因为鸡西市恒山区居民宗某的报案。

材料显示，2022年8月1日，58岁的宗某注册了“陌情”APP，多次主动与三十岁左右的女用户聊天。其中与部分女用户打招呼后，就直接询问女用户“你能和我开房吗？”

材料显示，期间宗某多次主动向5名女用户赠送礼物，折合人民币2万余元。

值得一提的是，宗某仅于8月1日至8月10日期间使用该平台，却在时隔三个月后的2022年12月9日到办案机关报案，称其遭遇诈骗。

2023年2月11日，陌情APP所属的深圳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宽、运营部主管应某以及提供软件原代码的深圳某科技集团（以下简称“某集团”）法定代表人徐某发被鸡东县办案机关拘留，同时被抓的还包括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张某萍。

同年3月16日，尹某宽、应某、徐某发以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5月11日，张某萍也因涉嫌诈骗被捕。被抓到鸡西市的，除了尹某宽等人外，还包括数百名在公司平台上注册的女主播。

起诉书指控，尹某宽与徐某发二人共谋，通过推广、运营徐某发提供原代码的“同城约会系”社交软件骗取男用户钱财。尹某宽利用多家空头公司上架包含“同城约会”APP、“吱呀”APP、“蜜多多”APP等共76款社交软件。

尹某宽等公司高管的起诉内容与女主播判决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将女主播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为375名，并对被害人进行了统计，为160余人。

“陌情”APP包含在76款社交软件内。

公诉机关认为，为推广“同城约会”“蜜多多”等APP，该公司作为平台公司，通过两种方式招募女主播，一是通过与女主播公会合作，由公会招募女主播，公会对女主播指导、管理；二是通过公司在各大网站上架推广的APP，吸引女性用户注册账号，通过推送赚钱公告，对女主播进行指导、管理，推送男性用户利于诈骗男用户。

对于上述指控，公司高管以及律师并不认可。尹某宽律师提出，公司作为平台，一直在严格打击涉黄涉骗行为，在公司平台上注册的女主播有200多万名，即使个别女主播有涉骗行为，也与平台无关。

起诉书显示，何某等共计 337名女主播与平台共诈骗男性被害人人民币 87750564.05元；徐某发非法获利人民币464400元。

另外，张某萍非法获利人民币 1374301.6元；应某非法获利人民币 465658.79元。案发后办案机关扣押徐某发464400元、扣押张某萍 550000元、扣押尹某宽3800000元、查封尹某宽三处位于深圳市的房产。

2025年3月31日，检察机关出具的变更起诉决定书显示，原认定337名女主播变更为375名女主播，诈骗金额由87750564.05元变为91116774.46元，原认定被害人143人变更为162人。

被抓的多名高管不断喊冤，律师则认为，不仅被抓的几名高管不构成犯罪，100多份聊天记录中也仅有几名女主播涉嫌诈骗。

2

“蹊跷”的返还公告

2024年下半年开始，鸡东办案机关、虎林办案机关、滴道办案机关、密山市办案机关以及恒山办案机关等陆续发布内容几乎一致的“资金返还公告”。

公告称，办案机关成功侦破“2022•12•12”电信网络诈骗案，现被害人资金返还工作予以公告，请案件相关被害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到办案机关提交资金返还申请，审核通过后按照该案件资金返还比例依法返还。经公告通知期满，无人认领的，将依法上缴国库。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知中，具体受骗金额和受骗人名单并未公布。

截至目前，该资金返还公告时限已不满一月。根据法律规定，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由办案单位（扣押机关）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应当公告通知；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应当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应当返还价款。

律师发现了这份公告的反常：公告既没有公示涉案的76款社交软件，也没有公示受害人名单。据卷宗显示，本案有一百多名被害人做了笔录，尽管办案机关掌握着这些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却并没有与被害人联系。

“根据法律规定，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退赔是尹某宽量刑的重要条件，法院不公开本案被害人名单及其被骗的具体金额，会导致尹某宽无从退赔，量刑也将无据可依。”律师曾向个别被害人询问资金返还情况，均表示没有收到任何资金返还通知。

今年6月，尹某宽诈骗案的庭前会议在鸡东县人民法院召开。尹某宽的律师向鸡东县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公布追缴了女主播多少财产，有没有被害人领取钱款。

3

管辖权争议

除了资金返还程序争议，律师还曾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将该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在多份辩护意见与相关材料中，公司遭遇“趋利性执法”一词多次出现。相关材料显示，辩护人认为本案立案的基础“宗某被骗案”无犯罪事实。宗某使用软件期间多次主动与女性用户聊天，一旦认为女用户存在与其开房的可能性，就会在短时间内主动赠送大量礼物，发送联系方式、急切要求女用户与其线下见面，发生性关系，根本不存在女用户引诱宗某充值并诈骗宗某的情形。

根据国家有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第一条，犯罪地涉及多个省份的涉企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办案机关管辖，并层报省级办案机关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主要犯罪地是指企业犯罪活动组织、策划地或者主要犯罪活动实施地。犯罪地分散、主要犯罪地不明确，特别是受害人为不特定人员或者参与人数众多的网络犯罪，由企业所在地办案机关管辖。因此，律师认为该案应移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随着赛程推进，苏超越来越痴迷的，并非群众体育本身，亦非足球，而是为“散装江苏”强加一种表达形式，一种矫饰的“和而不同”，用炫耀与喧哗取代创意，冲淡苏省内部的歧视文化。苏超无关球事，它情绪波动极大，陶醉于消除“地域黑”的虚假成功。

苏超的雄心与凌乱理想，不是什么严密计划中，那些最具官僚气质的足球官员对怯懦的自媒体搞笑博主，采取了拿来主义，勒令复制了他们插科打诨的手法。苏超的舆论传播尤其说是官民合作，不如说是流量征缴，官方将骑劫的战利品打造成苏超的宣传制式。

因为用力太猛，在一种规定好的宣传口径上，哪怕堆砌了多达13种苏超口号的泡沫，也没能拆掉“散装江苏”的歧视文化，只是在表面上按下了歧视的暂停键。而在竞逐谁是“我们不要地域黑”的献媚竞赛中，在歇斯底里中，苏超集合所有病症的总和。

苏超是虚伪的，它不承认省内存在的歧视文化，它在淡化一种广为流传的文化污点。苏超看似捉对厮杀，却不在乎体育精神，体制内外的宣传工具所制造、扩散的每一句slogan，对标的都是歧视及其心态，所有的梗都扎根在歧视的营养液里。

苏省内部的歧视氛围或地域互黑，是历史产物与政经衍生物，尤其代表了行政区划变动中无法冰融的穷富心态。苏北作为黄泛区文化的一部分，与苏南地区格格不入，积淀了城际最大的歧视板块。城际歧视是江苏的省情之一，苏超视其为禁忌与敌人。

苏超所调动起来的传播阵仗，指挥权属于市级文旅，它们的边界被严格限定，不出意外地受到周密审查。迄今为止，苏超制造的最大假象就是所谓的“草根赛事”，这种虚假叙事在流媒体世界肆意扩散，与苏省内外的刻奇心态相结合，蔚为大观。

组织者垄断了苏超的阐释权，他们要严防死守的，是避免它成为重燃“散装江苏”说的载体。在这一指导方针下，苏超的传播现象看似溢出苏省，实际上每一个传播都带着苏省特色，排斥省外媒体。苏超无新闻，就如同江苏无新闻一样，钉死在苏超乐观向上的氛围中。

某些最初的异议很快被有意无意的水贴冲散，比如拿苏超之成功丈量国家足球队之失败，苏省将这种并列比较视为洪水猛兽。苏超组织者一直在投机心态上首鼠两端，既要舆论将其误会为民间赛事，又要它不能成为臧否中国足球的契机。

某些被选中的自媒体博主，成为苏超传播中可悲的傀儡与工具，但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内心充满了自我审查而非无我的悲哀。他们以做大苏超的传播泡沫为荣，这些人以“社会人”的虚假身份、背叛了“社会”，苏超不仅无新闻，也无社会。

那些被组织起来的啦啦队，亢奋在主客场的高铁与大巴上，以“苏省一家亲”的名义相互窜访，扮演“社会”角色。他们不关心苏超的竞技性，他们只在乎按剧本表演。他们是8500万苏省人口中最油腻的人群，说着墙头草一样的含混话，是观众席上最心不在焉的观众。

苏超的观众席不在一个个尘封的体育场里，而在饱受数字化转型败绩的官媒递上的话筒前，在被自带摄像头扫射的高铁车厢里，在伪装成民间发言的网红直播间，在只欢迎上级喉舌与本地喉舌的特供舆论场，以及未来撰写成绩报告的执笔人那里。

苏超的文宣看似幽默，实则恶俗，主要还是吵闹。在铺天盖地的户外广告牌上，写满了整齐划一的插科打诨。这样的瞬间，从北方的淮剧到南方的昆曲，咿咿呀呀的，都使用了同一个底本。这是苏省有史以来最油滑的篇章，苏超是过了被13遍重油的老油条。

苏超杜绝比较，取消差异，恐惧不同，敌视质疑。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正因为苏超周边的病态是如此奇葩、如此密集又如此广泛，以致于场上的22人成了苏超中最干净的人，也是苏超事件中最无辜的人，尽管他们同样被病态辐射。

苏超的搞笑在于，它严防死守的歧视文化，经过数轮比赛的蒸腾，繁殖出最新的歧视样式。“吊州”与“酒蒙子”宿迁何异？“I”州又与“一比吊糟”的南京孰优孰劣？苏超口头上要消除地域黑，实际上呢，官方鼓励了地域黑的新品种，苏超反对苏超。

苏超的所有病态中，我最关注的，还是苏省新闻界的颓丧，在精心组织的假笑妄语中如丧家犬一样大势已去。苏省的媒体业者没有出产一篇体现专业能力、保有专业价值的苏超新闻作品，在流媒体的浮夸中随波逐流，在碎片化、猎奇与耸动的文宣歧路上彷徨。

把苏超视作中国足球的希望，这种论调令人尴尬叫人不适，可让很多人甘之若饴，却让苏超的话事人胆寒，唯恐避之不及。可苏超不是药，它本身就是各种病症的总和。它是娱乐至死的苏式谵妄，未来它必是某些人言之凿凿的成果，可终将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带不来。

【题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又：

检验苏省读者人品的时候到了，取关时别吱声。

文｜李宇琛

2025年6月17日晚，一个自称白彬的账号，发布了一封陈情书。

他说，自己不是卷走三亿的贪官，而是一枚被用完即弃的棋子，一个故事里负责背锅的演员。

在他的剧本里，一切始于一笔约7000万的神秘资金。

这笔钱，按他的说法，是“某贪腐案被告家属主动缴纳的‘退赔金’”，本应依法上缴国库。

但“相关领导”决定换个玩法：借用另一个“集资诈骗案”的案号，将这笔罚没款伪装成给诈骗案受害者的执行款，以此来“掩盖本源”，完成一次高度不透明的资金调拨。

白彬说，他只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执行助理，一个没有级别的“非法官”。

当他对这不合常规的操作提出疑问，得到的回答是：

别问太多，上面有人，你只负责流程，不需要承担责任。

当他犹豫，更有人点拨他：

这件事对你是机会，好好配合，组织不会亏待你。

操作完成后，风声突变。

他被约谈，被暗示要写“保证书”“主动承担”。

最惊悚的一幕发生在领导办公室，一份文件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上面加粗打印着六个大字：

白彬即将叛逃！

而当天下午，他那本早已按规定上交的护照，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自己的包里。

白彬说：

明白台前幕后之人已给了我诸多暗示，此时我再不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仓皇出境，并坚称自己身无分文，以至于到了日本，连办手机卡都要靠朋友接济。

但就在半个多月前，我们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剧本。

在以严谨著称的财新网报道里，白彬是天之骄子。

2014年，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特意点名表扬了他：“白彬去新成立的第三中院。有这样的培养成绩，我作为院长真的很高兴。”

在这个版本里，是天之骄子利欲熏心。

故事称他利用了法院执行系统的漏洞，比如财新引述信源所说的，“单人执行”即可办理业务，以及“执行通知单都是彩色打印件，哪里都能打”：

將高达3个亿的执行款，一笔笔转入了私设的账户。

故事败露的情节也颇具戏剧性：并非内部审查，而是他的：

女友向闺蜜炫耀，隐私外泄，被人举报。

财新的信源还称，白彬早有准备，“不仅钱款卷数转移国外，已获希腊国籍”

收到风声后，他果断带看全家出逃日本。

一个是被迫背锅的棋子，一个是精心布局的巨贷。一个是被暗示逼走的仓皇出奔，一个是因女友炫富败露后的全家潜逃。

两个故事，一个主角，每一个细节都如同镜像般对立，让真相陷入了迷雾。

最核心的矛盾，是钱。

到底是7000万不能见光的“罚没金”，还是3个亿受害者的“执行款”？

白彬的反问也因此显得格外尖锐：

如果我能将三亿资金转出国外，我相信以我的能力不至于11年安心待在法院工作而职务从未有过晋升。

当一个体制内的“优等生”，最终要靠逃亡海外、隔空喊话的方式来寻求他口中的“真相时，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公众不需要在两个剧本里玩“猜猜看”，我们需要一份能回应所有矛盾的官方调查。

这份调查必须回答：

钱去哪了？是7000万还是3个亿？是“罚没金还是“执行款？谁是导演？白彬是贪梦的导演，还是被安排的演员？如果他是演员，谁在幕后写剧本、递道具（比如那本护照）？谁在喂料？是谁，将国家数据库的钥匙递给了媒体？这种精准的“奥论定罪”，权力由谁授予，又由谁来监督？谁在负责？张美欣的落马与白彬案有何关联？前后脚的人事变动，是要揭升盖子，还是要把盖子搭得更紧？

如果一个司法系统的内部问题，最终要靠一个叛逃者”在海外揭盖子来引发关注，那问题本身，可能比任何一部剧本都更加惊心动魂。

这扇门，必须被推开。否则，我们等来的，可能不是真相，而是下一个白彬的故事。

写于2025年6月17日

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我老家县里一个落马县委书记周XX的。

没想到，评论区除了骂他的，也有很多人为这个贪官摆好。

“有一说一，周XX犯错误了该批！但他对我县的发展有目共睹，城镇建设、企业发展、民生福祉等，哪一件他都用心在做！作为老百姓，怀念他！”

“周书记工作能力强，为我县的发展做出来巨大的贡献！放眼看看XX、XX等周边城市，哪个建设的有我县好？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生机。”

“作为在外工作的XX人，这几年回到家乡，每每听到乡邻谈论家乡政事，周XX在我县人民的心中留下的是肯干敢干实干的形象，当然自身贪腐也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不像现在，守着老摊子无所作为。”

难道本县的建设当真要靠周XX这样的贪官吗？

当然不是的。

评论区有人说得好：“那只是赶上了时代，那个时候大家都有钱，和气生财而已。”

大概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贪官：倒不是他们能力有多强，只是他们恰好赶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间段，老百姓在那个时间段的切身感受是很好的，所以当这些贪官落马后，老百姓还记得他们的“好”。

或者说，老百姓真正怀念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那个搞钱容易的岁月。只是，那些贪官是那个岁月的具象化，所以他们“怀念”那些贪官。

抓贪官是没错的，但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贪官较多的岁月，经济是反倒是快速发展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贪官们具有超强的能力，而是因为那个时期，地方在发展权限上较大，努力招商，相互之间开展营商环境的竞争，是这种竞争，推动了地方经济高速增长。

大部分官员的素质也就那样。比如蓬安县委书记袁菱，贪起来简单粗暴，还玩弄男同事，你说她能有多高的素质？重点还是因为他们赶上了机制。

地方竞争这方面，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知道的，张五常、钱颖一、陶然、周业安、张维迎等学者，都是。

还有毛寿龙教授。那时候全国舆论都在批“唯GDP论”，说老百姓的满意比GDP更重要。有次我采访毛寿龙教授，他说，地方的GDP竞争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没有比GDP竞争更好的竞争。老百姓满意怎么评？其实就体现在GDP上。老百姓满意，才会来你这儿投资、就业，你这儿GDP增长自然就好。你说其他指标，没用。

这里说一下陶然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其实很多年前，舆论上都在说GDP决定升迁，但我结合经济学、历史知识以及新闻观察，认为“GDP决定升迁”只是大众的错觉。我认为大部分官员搞好GDP，主要还是为了当官有味、财政有钱花。即便是外地来的官员，也要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如果和当地人的利益对着干，那官当得没意思的。

晚清的“疆臣权重”，其实就是如此。比如曾国藩当两江总督，同时还挂大学士衔，大学士衔其实就是宰相衔，所以大家称曾国藩为“曾相”，这已经位极人臣没法再升官了，但曾国藩还是努力发展两江GDP，为啥？他得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即便喜欢捞钱的官员，也会照顾当地人的利益的，否则捞钱也不方便。什么情况下，封疆大臣才会不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呢？当朝廷推出不切实际的计划，要求疆臣必须执行时。

但我仅仅是根据理论和历史做出推断，毕竟没有进行过数据的研究。后来陶然教授做了这个数据研究，他的结论基本印证了我的推断。陶然教授的数据研究说，在县以上，GDP和升迁之间的关系要紧一点，在县以及县以下，GDP和升迁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个层级以下的官员搞GDP，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其实，我的观察，到省这一级，GDP也不决定升迁。

但是无奈的是，大众舆论基于“GDP决定升迁”的错觉，而对地方竞争大肆批判，最终演变成对地方竞争的压抑。

今天老百姓对那个时期的贪官的“怀念”，或许可以提示人们，贪官固然要抓，但发展经济更加重要。现在老百姓变聪明了。如果老百姓搞钱不容易，你这个官再不贪，老百姓也不会怀念你的。能否在抓贪官的同时，恢复一下宽松的发展氛围，再次给地方努力招商搞钱的动力和空间？

那尔那茜事件还没有一点点音讯，热搜榜上又出现了#那尔那茜哥哥 数学10分#的词条。打开一看，说的是其兄科尔沁夫高考数学仅考了10分，专业课钢琴也只学了一年，就考进了双一流中央民族大学。

看到这个消息，一点也不吃惊。妹妹高考179分，哥哥是学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得不考虑“家族遗传”。与此同时，妹妹能够以如此低的分数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哥哥又怎么可能“白衣出身”，这叫路径依赖，也可以叫作“家族传承靠吾辈”。

而这种“路径依赖”，甚至都应该反过来，因为先有其兄的操作，然后才会有其妹黏贴复制——只是我们知道的太晚了而已。

要说知道太晚了，仅指那尔那茜家的个体事件而已。而这种“路径依赖”，早已有之，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也是为什么关于此事，一直不感到吃惊的原因。反过来想，为何那尔那茜事件直到现如今都没有任何一方出来说调查，更别说“情况通报”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合规的呢？

高考179分，甭管这个分数有多低，也是在试卷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考出来的，没有假吧；上海戏剧学院以这个分数录取，甭管你如何诧异，也是规定所允许的。

那尔那茜作为委培生，毕业之后不返回委培单位，的确有错。可是委培生只要缴了“违约金”并协议分手，是可以换回“自由”的，这也是规定所允许的。

同样的道理，那尔那茜的老兄，只要一切在规矩内行事，数学10分进双一流大学，又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无论网上再怎么闹翻天，热搜榜上一个又一个词条，有关方面也是无法出面的，因为“师出无名”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尔那茜与其兄之事，合理合规但是不合情。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情”字看起来代表着民意，是舟下的水。可这仅仅是书面及历史上的定义，现实生活中，最不值钱的，或者说最不让“他们”在乎的，恰恰也就是“情”字。

更何况，那尔那茜与其兄之事，也不是孤例。就比方说前段时间协和4+4，除了董小姐弄虚作假之外，剩下的小姐公子哥们，再查出谁不是按规定来的吗？再比方说众所周知的周公子，他进大国企，难道不是按照规定流程走得吗？如果再举例的话，还有很多，什么三代服务于一个行业的“榜样”们，哪个不是“一本正经”走得正规流程。

你要挑流程的毛病，是一点都挑不出来的。而普通人与流程之间，实际上差距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仅缺了一个“好爸爸”或者“好干爹”而已。

很多人都知道冯军旗的《中县干部》，一个县城161个家族，里边的哪一个人，不是按照流程一步步来的。也就是为何这份博士论文发表了15年之后，中县还是那个中县，一切都没有变化之原因。

你要说没有变化，也有失偏颇。毕竟想要进入某些门径，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公开透明。但是，在严格与公开之下，阻挡的仅是根基不深和门路不广者。真正的手眼通天，或者根基深厚者，照样有捷径可走。这点，看看安远县长李秋平的履历就知道了；或者看看万年县的“佩奇”组合。

那尔那茜与其兄，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小卡拉米而已。所以，那尔那茜之事，自然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外卖员深夜里痛哭流涕地诉说：后悔没有听父母的话，没有好好学习……也许很多人会感到不屑，好好学习又能够怎么样，在大学生泛滥的今天，弄不好日后大概率依旧是送外卖。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纵观社会当中的各种考试，有哪个比高考更加公平？而高考，真是寻常子弟逆天改命的最好之机会。最起码，“他们”还是得划定分数，不能考个0蛋就进来。

以上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思想深度。可是往往是大白话，才是最残酷的——梦想，很难照进普通人的现实。所以，当别人再对你谈“梦”的时候，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你与他之间，是不是有同样的“父亲”。如果没有的话，趁早转身离去。

总之，我们无法阻挡他们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最起码，我们还有拒绝再看再听那尔那茜与其兄所有作品的自由。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技术透明计划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TTP)：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记者、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信息与研究，探讨主要科技平台对政治、政策及生活的巨大影响”，目标是促使大型科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该项目始于2016年，最初名为“谷歌透明度计划” (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 GTP)，是最早关注大型科技公司社会负面影响的NGO之一。

一、App Store和Google Play部分VPN向中国政府提供客户浏览记录

对于希望了解“墙外”信息的中国用户来说，VPN是重要工具。然而，非政府组织技术透明计划TTP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于6月12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许多人使用的VPN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报告指出，即便在苹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Google Play上架的许多VPN应用，也存在未披露的中国公司背景。证据表明，这些VPN可能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浏览记录等隐私数据，带来潜在的隐私和国家安全风险。TTP还指出，尽管此前已有报告揭示这一问题，但这两家应用商店未下架这些存在问题的VPN，苹果和谷歌甚至可能从中获利。

TTP表示，截至2025年5月，苹果App Store中有13款VPN、谷歌Google Play中有11款VPN应用与中国的公司存在关联，其中部分应用甚至与已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有关。报告强调，这些VPN应用承诺保护用户在线隐私，但中国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必须与政府共享用户数据，这使得用户的安全受到威胁。

“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继续提供由中国公司隐秘拥有的VPN应用，尽管这些应用在TTP报告中被识别已有超过六周。苹果和谷歌可能从中获利，而这些应用对用户的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TTP的调查还发现，这些VPN应用通常通过在新加坡或香港注册的壳公司掩盖其中国所有权。例如，奇虎360曾收购新加坡公司Autumn Breeze Pte. Ltd.，尽管奇虎360声称已出售该公司，但公开记录显示其董事仍与奇虎360高管有关联。此外，TTP在2024年4月1日的报告中发现，美国苹果App Store前100款免费VPN应用中有超过20款可能来自中国，其中部分与奇虎360有关。

据悉，奇虎360因涉嫌与军方关系于2020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免费”VPN应用通常通过应用内购买或广告获利。TTP在5月的抽查中发现，部分应用提供订阅计划，苹果和谷歌可能从中抽取高达30%的分成。例如，X-VPN在美国市场的收入估计超过1000万美元，Turbo VPN和VPN Proxy Master各超过500万美元。报告还指出，Google Play中的部分中国VPN应用含有广告，谷歌可能通过广告分成获利。

对此，苹果公司回应称，其应用商店对VPN应用有严格规定，禁止向第三方出售或披露用户数据，并要求开发者明确披露数据收集和使用情况。然而，TTP指出，中国法律的强制性数据共享要求可能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谷歌则要求应用在数据共享方面保持透明，但未明确说明是否有针对VPN的具体政策。

TTP执行主任米歇尔·库珀史密斯（Michelle Kuppersmith）表示：“苹果和谷歌明知这些VPN应用存在安全隐患却继续提供，令人质疑其是否因巨额利润而忽视用户隐私。”因此，她呼吁两大科技巨头加强对应用开发者背景的审查，并向用户明确披露潜在风险。

最后，TTP建议用户选择经过独立审计的知名VPN服务以降低风险，并在报告中推荐了一些安全可靠的VPN应用。读者可访问技术透明项目网站获取详细信息。

二、全球权利合规：沃尔玛等多家国际品牌涉嫌卷入新疆矿产行业强迫劳动

6月10日，国际人权法律组织全球权利合规 (Global Rights Compliance, GRC)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新疆地区作为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其采矿和加工行业涉嫌广泛使用国家强迫劳动。报告警告，许多知名国际品牌可能无意中购买了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例如沃尔玛、雀巢、可口可cola和涂料供应商宣伟等公司。

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现代技术需求的激增，钛、锂、铍和镁等关键矿产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根据2024年美国政府统计，中国是44种关键矿产中30种的主要生产国。其中，新疆是中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截至2024年7月，该地区已探明153种矿产，占中国已知矿种的88%，其中77种储量位居中国前十。

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不顾国际社会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批评，大幅投资于新疆的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制造。“新疆的矿业和加工业部分依赖国家强迫劳动项目，这些项目针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族群。”报告引用该机构法律顾问卡罗琳·戴尔（Caroline Dale）的话称，“这些强迫劳动不仅是降低运营成本的手段，更是政府通过家庭分离、土地征用和强制再教育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工具。”

报告深入分析了新疆在钛、锂、铍和镁四种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角色，揭示其与全球市场的广泛联系。例如，新疆占全球钛海绵（钛金属生产的关键原料）产量的11.6%，占中国产量的17%，主要由湖南五江轻化集团子公司新疆翔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控制。钛产品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和涂料行业，进入全球主要家居和商业涂料公司的供应链。

通过分析企业年报、中国国有媒体和运输记录，报告发现，77家在新疆运营的关键矿产企业和下游制造商存在参与国家劳动转移项目的行为，这些项目被学者和法律专家认定为强迫劳动。其中，15家公司在过去两年有直接从新疆采购的记录，68家下游客户可能使用了新疆来源的原料。此外，18家新疆实体母公司可能从其新疆子公司采购原料。

报告强调，新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缺乏环境监管使其成为矿业和加工业的中心，而不透明的矿产分销渠道使全球供应链难以追踪来源。这导致“世界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接触到受强迫劳动和碳足迹影响的产品”。

对此，全球权利合规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通过立法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实施强制性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法，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合作的国际协议包含可执行的劳工和人权标准等。最后，报告呼吁全球商界、政府和民间社会关注新疆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人权风险，强调供应链透明度对消除强迫劳动的重要性。

三、2025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排名第103位，落后韩国强于日本

世界经济论坛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于6月12日发布《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涵盖148个经济体，中国排名第103位。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自2006年起每年发布，评估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以及政治赋权四个维度的性别平等进展。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为68.8%，较2024年的68.4%略有提升，显示出缓慢但持续的进步。该指数的计算方法复杂，分数从0（完全不平等）到1（完全平等），分数越高表示性别越平等。报告指出，若以当前速度，全球实现完全性别平等需123年，相较2024年预测的132年有所缩短，但挑战依然严峻。

在四个维度中，教育程度（99.6%）和健康与生存（95.8%）的性别差距最小，而经济参与和机会（65.6%）与政治赋权（35.4%）的差距依然显著。报告特别指出，女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不足，全球议会发言人中女性占比不到三分之一，经济、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关键部长职位中女性比例更低，这对国家优先事项和公共投资的制定有深远影响。

2025年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冰岛（92.6%）、芬兰、挪威、英国和新西兰。其中，冰岛连续16年位居榜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74.5%的得分成为进步最快的区域，预计将在57年内实现性别平等。然而，在亚太地区，新西兰（第5）、澳大利亚（第13）和菲律宾（第20）排名靠前，而中国的邻国韩国排名第101，日本排名第118，整体靠后。

对于中国，经济参与和机会表现最佳，排名第37位，反映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较高参与度。然而，教育程度和政治赋权排名较低，健康与生存方面的表现继续垫底，仅优于少数经济体。报告强调，全球范围内存在“实施差距”——即性别平等法律与实际执行之间的脱节。即使拥有先进法律框架的经济体，也因缺乏执行机制而难以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中国在政治赋权领域尤为突出，女性在高级领导职位和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

报告指出，加速性别平等不仅关乎公平，更对经济增长和韧性至关重要。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女性人才可显著提升生产力和创新力。世界经济论坛估计，推进性别平等可为全球GDP带来数万亿美元的增长潜力，尤其是在女性领导力不足的经济体中。

性别平等既是一项原则，也是一项战略。多样化的思想、知识和经验往往是解决问题、开启创意和释放团队、组织及国家创新的核心。充分利用全部人才和人力资本的经济体，最有能力应对转型时代并加速生产力和繁荣。

最后，世界经济论坛呼吁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通过政策创新和公私合作加速性别平等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