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荒唐事，一首《鲁冰花》

那天我正在给家人办理住院手续，刷到一个博主的帖子，心里立即一沉。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辗转在福建和上海的多家医院里，因为是几种疾病的相互干扰，始终无法找到愿意手术的医生，千辛万苦，才终于可以入院。其中的烦扰与愤怒，无以言表。

但是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是绞缠着医疗艰辛的另外一种故事。

我在朋友圈里刷了一遍，没有一篇转发的帖子。那天也只有寥寥几个帖子。发酵几天之后，她上过微博热搜，网上各种蹭流量的帖子甚嚣尘上。

但是迄今为止，在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之中，都没有她的真实姓名，她的故事模糊难辨，只能在她的小红书账号中依稀重构。人们的关注点，是她有一套房子，200万存款，以及她每一步都走错了的人生。

在她漫长、痛楚而孤独的死亡之后，她幻化成了一个教训：不重视自己的身体，抠门不舍得花钱，怯懦怕事。连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

她的小红书账号，至今只有1.3万粉丝，6.9万获赞与收藏。虽然在最后的几个帖子里甚至有几万的评论，但是可以说，她只是悄悄走掉的另外一个生命，给人们留下的不过是警醒而已。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断言：一个普通人，潦草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可是一切，为何会如此发生？

01

在有限的资料中，尤其是来自于她和网友之间的互动，重构一下她在舆论中极其匮乏信息的一生。

1982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知在哪里上的大学，在武汉的体制内工作，父母尚在，母亲70多岁，至少有一个妹妹。

十多年前，单位体检中发现卵巢有一个囊肿，此后每年体检中都有发现。医生说一个腹腔镜手术就能解决，但是怕花钱，怕麻烦家人，没有做。十多年没有任何行动。

2023年7月B超发现增大。依然没有重视，当天回去上班。

2023年11月，脚骨折，怕扣工资，继续上班。腹部已经肿胀，但以为只是长胖了。

2024年3月，再次检查，发现了16cm的包块，怀疑卵巢癌。开始搜寻资料，发现最好的医生在上海和北京。但是怕去外地医院麻烦，医药费单位不报销，于是选择武汉的三甲医院。

这时候，还不是最晚期，只要手术切干净，预后就会挺好的。

她积极配合治疗，也很乐观。接受了手术，接受了4次化疗，没有做放疗，认为用处不大。

结束化疗后三天，她回去上班。一个半月后，腹痛一周去看急诊，转移复发了。因为没切干净，医生没有做评估，直接加了化疗，所以无法做二次手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为了省钱，她参加了免费的用药小组，并且进了两次，每次都要重新检查，长时间耽误治疗，病灶不断生长转移。

今年2月份开始，用药已经无效，只是不断进展。她的帖子里，都是疼，肚子疼死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6月20日，她留下了最后一个帖子，“我今晚就要走了”。全文是：昨晚灌肠之后，去大厕时肠穿孔了，我今晚就要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许多人在询问她的情况。6月23日，有病友贴出微信对话：我是XX兰的妹妹，我姐凌晨三点左右走了，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爱与支持，在此告知一下。

病友说，最后三天，生不如死。

对了，她的微信名字叫：阳光米兰。

网友“小米悠悠”的死亡如此漫长而痛楚，但是她的生命却结束得如此潦草而简单。在这些天里，再没有任何信息更新了：她的家人，医院，或者同事。

而自媒体和机构媒体在意难平的是：一个43岁的独身女子，以一己之力，给自己买了房子，还有200万存款，从旧帖上还可以判断她大约还有一辆车。为什么她要如此刻薄对待自己？

在她的帖子里，反反复复地出现，怕麻烦，省钱。

在一次做心电图的检查中，她记录了一个细节。她受到一个态度恶劣的护士“像驱赶一群奴隶”的对待。她出来后拍了照，护士抢过她的手机，删了照片，说“你去投诉我啊，我叫李xiaoqing”。

她说，当然我不敢投诉，我怕她是关系户，怕我再去医院看病给我使绊子，可能连命都没了。这已经是2025年4月9日了。

一直到今年1月16日，她才发出了一声感叹：治疗不能省钱。

她说，工作这么多年，省吃俭用，本打算退休可以享受下生活，可能也用不到了。几年来心心念念要去看的演唱会，今年开了好几场，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去看了。

她其实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家人淡漠的恐惧，单位扣钱的恐惧，投诉无门的恐惧，退休之后的恐惧，靶向药太贵但是没有作用的恐惧，医疗费报销不了的恐惧。

从十多年前发现卵巢囊肿之后的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用恐惧来概括。没人陪，花钱太多，单位惩罚，没有未来。

她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不重视。她一开始就很紧张，在从囊肿发展到癌症再到治疗，每一步她都掌握、了解并且采取措施。

但是她每一步都采取了最谨小慎微，最省钱，最便捷的方式，并且完全遵照医生和医院的指示。她没有任何一步进行质疑，冒险或反抗，因为每一步她都因为恐惧而退缩。

连在死亡的门口，她都客客气气，谨小慎微。

为什么一直到今年1月她才感叹不能省钱，因为只有到了这一步，她才能够确认，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再也没有更大的恐惧了，钱在未来已经没用了。

她并不是死于对自己的疏忽、认知的愚昧，或者省钱到抠门。她是死于恐惧：在恐惧未来的压迫之下，她不敢越雷池半步。

02

可是，我们都有来自于金钱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为什么她会谨慎到如此的极端？

“小米悠悠”的账号一共只有34个帖子。她迟至2024年1月12日才开始总结忏悔自己的治疗过程，而在此前，她在小红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透明。

5月1日她的帖子说肚子疼得厉害，离她的生命终结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她的父亲远在山东老家没有过来，妹妹去参加老公哥哥的婚礼，“就剩我和妈妈在医院里煎熬，人类的悲喜果然真是不相通的。妈妈70多岁了，好多事情也不懂，每天都会哭。”

她比我们多数人都不幸得多。原生家庭冷漠而悠远，在已经必死的道路之上，只有年迈的老母亲在她的身边哭泣，家里的亲人也并没有多么在意。

她已经43岁了，在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男友或丈夫的痕迹。在一个（未经证实）已经被删掉的贴图中，她说，可能跟小时候的阴影有点关系。她一直被村里的一个大叔猥亵。感觉父母多多少少应该知道的，但是也没啥用。甚至在上了初中之后，父亲还责怪他对这位大叔不礼貌，来家里不打招呼。

她说出这件事，只是一个阴影，没有愤怒，委屈，呐喊，就如同在描述旁人的事情一样。她说隔壁姐姐也是如此。

她所生长的环境如此恶劣，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是犯罪的行为，她只是默然承受，甚至认同了它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她因此而断绝了通往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但她却并没有把这当成是一件自己家乡或者整个社会的病态和罪恶，而只是一件应该自己咽下的苦果。

她2024年9月发的帖子说，被当地医院坑惨了。手术有残留，没有进行评估，做二次减瘤术，导致痛失二次手术的机会。

但她也只是抱怨。就像不敢反抗那个抢夺她的手机的护士一样，她不敢反抗医生。她没有发起任何针对医院手术的诉讼，要求赔偿，或者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她只是抱怨接下来的治疗昂贵而无用。

她大概也会认为，如果得罪人，接下来人家不给她治疗怎么办？或者她一个父亲不疼，妹妹不爱的单身女子，反抗有什么用呢？

她默默地咽下了所有医疗失败的苦果。

03

她参加了免费用药的实验小组，没有人告诉她这会耽误她的治疗，没有人给她更好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手术方案。

她只是默默地在粉丝寥寥的小红书上自怨自艾，接受一些病友的安慰和建议。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她怎么能不谨慎，把自己的钱计算到极其精细的地步呢？她的家庭帮不了她，似乎她的单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她的医生也并没有给她最佳的选择。她自生自灭。

即便到了6月20日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生不如死。谁在她的身边？谁疼惜她的痛楚？谁会告诉她，不用承受这些，可以选择体面的告别？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自生自灭。

网友“小米悠悠”的行动逻辑，暗合我们所有人所接受的社会规训，或PUA的标准：节俭，勤勉，老实，不麻烦别人，逆来顺受，吃亏是福，不能反抗。

即便《哪吒2》的票房超过了150亿，但是你命仍然由不得你，也由不得天，而是由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规训准则。

她的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社会给她设定的条件去做的。不麻烦别人，不干扰家人，精打细算，服从权威，承受后果。

她不是自己没想法，而是她的想法大不过她从小所生长的环境，和接受的规训。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同情地斥责她：不重视，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为自己着想，太省钱，太把工作当回事。

有没有人曾经站在过她的身边，帮她规划，为她经营，替她争取？她只是这个庞大的，十几亿人中的一粒漂浮的沙子。

如果，我们真的要承认这是她个体选择的步步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可能要更大更麻烦：加在她身上的那些枷锁和规训，是不是要换上一些更加个体化，更加个人主义的标准，比如反叛自己的家庭，比如反抗医院和医生的颟顸，比如对抗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权威？

但是她从来没有质疑过所有的这些标准，一直到临终，她都是痛楚，然而平静的。她所抱怨的，和千千万万评论和惋惜的网友的态度一样：她做了太多错误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连死，都那么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规训标准。

04

我们并不知道“小米悠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但是她在帖子里写道，又看了一遍《哈尔的移动城堡》，心情都好了很多。

她的小红书帖子封面，虽然都是配色和文字，但多数工整和用心，显示出她良好的审美能力。

她病中去动物园看熊猫，一直去公园里拍下了许多她喜欢的花花，并且，她有自己很想看的演唱会。

其实，她对于生命有着丰富而炙热的热爱。

但是她个体的普通，和生存环境的恶劣，让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潦草地处理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的整个生命环境，她所出生的家庭，她所居住的城市，以及，她所身在的整个社会，支撑不了她所应得到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生活的追求。

她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她所接受的规训，以及她所经历的，十分恐怖的摧残、冷漠和渎职，使她漫长而痛楚的死亡，又变成了一场对她的误解、诋毁和社会规训大校场。

而不幸地，她对自己整个生病与治疗过程的忏悔，使她自己也成为了这场恐怖秀里的一个演员。

并不是普通的她想要潦草地过一生，而是整个社会的机制和规训，规定了她只能这么潦草地过一生。

“小米悠悠”的死，是一个原子化了的个人，被一步步地牵引着，走向孤独而惨烈的死亡。

辱华的言行经常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慨，但辱美的言行却很少成为美国的公共议题，难道美国人不爱国吗？

体育比赛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美国人也会敬礼，自豪感也非常强烈。但当公共议题引发争议时，美国人一言不合又会骂美国，正所谓美国反对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历史叙事。

1840年以来，百年近代史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集体创伤，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等等异常的敏感，又因为家国同构、三位一体，集体荣誉高于个体尊严，所以任何轻慢或贬低的言行，自然会触发我们集体性的伤痛记忆。

而美国的历史叙事，建立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上。从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铭刻的自治传统，到1776年《独立宣言》高扬的“人生而平等”，再到1787年《美国宪法》谈出来的制衡体制。美国人把自己的繁荣归功于自治传统、自由观念，以及法治体系，而非历史的偶然。所以，面对他国的批评或者讽刺，美国人更具有心理韧性，甚至还会帮着他国批评美国。这样的心态之下，“辱美”自然很难引发公共热议。

所以，长期的屈辱感，自然容易产生受害者叙事，而长期的自豪感，则会强化开拓者信心。

其次是公民意识。

国家这个词，在英语中对应着三个词汇，也蕴含着三种意义。第一种是地理意义。指的是国家的大好河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里的爱国，是对故乡母土的本能热爱，这是最朴素的爱国。

第二种是民族意义。美国由多元族群组成，缺乏单一的民族根基。所以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同一民族，他们更关注和化解种族之间的矛盾，而非整个美利坚民族的集体荣誉。

第三种是政府意义。启蒙运动以来，对政府存在的意义，西方老百姓的共识就是一种社会契约。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这是美国立国的根本原则，美国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这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人民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爱政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政府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怪物。因为他太过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民众难于驾驭。所以美国人骂美国，甚至会不惜代价揭露本国的黑暗面，目的就是防止国家走向歧途。

正如美国总统小布什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最后就是法治保护。

美国的核心精神在于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坚定信仰。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社会在任何状态下都是福祉，而政府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必要的恶。所以美国先贤制定权利法案，保护甚至鼓励公民对政府、国家乃至主流价值观进行批评。

比如著名的约翰逊焚烧美国国旗案。1984年，一个叫约翰逊的美国青年，为了表达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当众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关键他还是苏联的信徒。这个案子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约翰逊无罪。很多人被这个判决结果震撼，只因判词中的那一句：美国国旗保护那些蔑视她的人。美国国旗所保护的权利之一，正是允许民众公开谴责国旗本身的权利。

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意味着批评国家不是道德污点，而是公民的基本责任、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世界上批评美国的段子，基本都来自美国本身，自己对自己下手比外国还要狠，自然就消解了他人“辱美”的空间。

总而言之，美国的繁荣历史，唤不起辱美的历史记忆；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尊严，又淡化了集体荣誉感；美国的公民意识，区分了国家和政府，将批评政府转化为了公民责任；美国的权利法案，保护了民众批评的权利，甚至是过激的言行，消解了辱美的概念。

简而言之，美国人之所以辱美，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只是因为他们在警惕他们的政府。

三级片制作人、美食达人及文旅作家蔡澜本月25日去世，27日火化，享寿83。近亲属在其社交媒体公布了简短讣闻，并遵遗嘱丧事从简。至此，香江四大才子（黄霑2004、金庸2018、倪匡2022）全部驾鹤西去，伴随他们凋敝的还有萎缩至极的港文化。

蔡澜辞世在陆港台三地都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不过两岸三地在其身后的表达并不一致。港台的纪念大同小异，突出蔡澜的文化名人身份，紧扣其四大才子的文化贡献，两地苟延残喘的报界均出版大篇幅纪念专题，追忆、怀念，挥手作别。

大陆的机构媒体心灰意懒，因为早就不做名人逝世的纪念社论，所以将蔡澜的解释权交了出去。短时间内，流媒体空间中解读模式轮替，迅速完成对蔡澜其人其事的纪念与解构：一个有魏晋风范、不怕死的豁达文人，一个逼良为娼的老逼登。

对蔡澜的积极评价（不等于正确评价），主要是说他这个人酒气财色样样精通，其“洒脱活过”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也大受称赞。他那些看起来肆意的纵乐，比如有过几十个女友、一年交一个女友等行径，也因为被艳羡而一并被谅解了。

对蔡澜这个人、以及他那些危险的愉悦报以远距离的欣赏，根本还是出于对他及其同辈文人的尊重。当大陆与台湾处于特殊历史阶段时，这帮人在弹丸之地发展出蓬勃、强劲的港文化盛况，并以流行乐、港片、武侠书等形式在改开年代广为流行。

他们所处的黄金时代的Hong Kong，与同种同文的周边区域在诸方面都有强烈反差。皇后大道中的殖民地也好，纸醉金迷的东方之珠也罢，繁荣与罪恶交织、混乱与活力并存的香港，不仅造就了蔡澜等才子文人，也成为倒灌并影响大陆的文化高地。

黄金倪蔡生逢其时，前三位离世的时间点也刚好。作为“四才子”中最后离开的蔡澜，即使在香港大陆化日益加深的这些年，仍荫庇于港文化的余韵，在生意与名声两方面获得收益。但他死的时间相当尴尬，恰好处在香港去魅、中港文化强弱倒转的关口。

前三个同辈中人死后享有荣光，黄霑坐稳了词人重镇的地位，金大侠自不必说，倪匡身后无扰，可晚年多行走大陆的蔡澜死后，被放在了一个剧烈飘摇的位置，受着大陆民意重估香港文化、乃至以新眼光重新看待香港的思潮冲击。

考虑到这个背景，以无中生有的陈宝莲自杀联系蔡澜的恶行，用逼良为娼拍摄三级片的历史污点重构蔡澜平生功业，就容易理解了。“恶霸蔡澜”叙事迎合了大陆舆论中对反转的病态需求，并与腐朽的老登叙事相呼应，积毁销骨，众口铄金。

在“恶霸蔡澜”“香港老逼登”“逼死艳星陈宝莲”等叙事中，大陆爽文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移花接木的造谣本领，比如“陈宝莲15岁拍《草灯和尚》”“被好赌妈妈卖给蔡澜”“被又老又丑的黄任中追求”等。蔡澜活过，可惜被泼污时没有活着，只能听任流言中伤。

这些抹黑蔡澜的小作文或许为迎合反转、追求流量，可它们的广泛传播也能佐证蔑视香港文化史、看轻香港文化的心态，在大陆已然不是个别人的心态，而是普遍的社会民意。蔡澜只是死不逢时罢了，换一个其他香港文人，只怕同样如此。

而且，在“恶霸蔡澜”的口径之外，出现了一种批斗蔡澜的舆论倾向，使用了一种类似于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恶意与构陷手法。这些在舆论场中有所复活的批斗倾向，将蔡澜们的身后名“围堵”在他们曾出逃或熟悉的历史场景中，这让人顿生寒意。

至此，在评价蔡澜的主要叙事类型中，尽管带着拙劣、粗糙的模仿痕迹，可批斗的艺术已成。这是否也意味着，香港的大陆化在大陆主流民意中已经完成心理建设，大陆人对东方之珠拥有全面的心理强势？很想问问黄金倪蔡，遗憾的是全然不能。

蔡澜之死在大陆评价中的两极分化，不只是起到分化和矮化效果，竞夺蔡澜的盖棺定论，也在威胁“香港四大才子”这一组合美誉。既然陈宝莲都能被挖出来作为控诉蔡澜的罪证，难保黄、金、倪就能死后安宁。死者无辩，但将死者涂污，更令他者心惊。

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断过代的文明？”时说。

在罗帅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官方昨天迅速公布了调查结果。

对调查结果里的死因判断和分析这些我不作讨论，就他举报刘翔峰而遭迫害的事，我相信这个调查结果。

原因在于，罗和刘翔峰交集应该比较小，一个研究生去举报实习医院里其它医生，而且和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老师，概率极低。

至于刘翔峰作恶那么多年，有没有举报，我相信大概率有的。手术是需要团队一起完成的，刘翔峰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作恶，不可能没人知道，但举报他的更可能的是那些受害患者，其次是同科室里看不下去，或者有利益冲突的同事，而不太可能没什么交集的实习医生。

至于那些对刘翔峰的举报是不是有人掩盖，我也相信大概率有，不然他不至于能作恶那么多年，那些收到举报故意掩盖的，我觉得应该继续调查而不应该放过，但也没必要把没什么关系的事混在一起讨论。

刘翔峰所做的事，包括对无需手术的患者做手术，故意夸大病情欺骗患者接受高风险手术等，确实超出了很多患者，甚至很多医生同行的想象，所以也有人问我，医疗行业是不是全国最黑的行业。

我曾在公立医院工作过很多年，也自己创业多年，和不同行业的人也算接触的比较多的，以我的认知和经验，医疗行业肯定不是最黑的。

我也不认为哪个行业会就比哪个行业更黑或更白，毕竟每个行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性是相通的。

医疗行业不太可能专门挑选那些道德低下的人进来，相反医学教育里还是会做一些职业道德的培训，再加上文化上对这样行业的道德要求也更高，也有很多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所以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道德水平不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只不过医疗行业和其他行业比起来基本是一个行政管制的行业，市场淘汰机制效应比较小，另外就是这是一个于生死相关的行业，所以恶产生的影响很直接，也很容易被放大。

一个行业如果坏人扎堆，要么是专门挑选坏人进去，或者好人进去也变成坏人，那也是制度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就当下医疗行业的结构性问题，这几年到处都在降本增效，医疗行业也不例外。

这几年很多公立医院也在大幅降薪，降薪的背后也就意味着增效的需求很强烈，对大的医院来说，手术科室占医院收入比重很大，所以必然手术指征会放得更宽。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人口下降了，2023年，我国人口减少了208万，执业医生数量增加了34.7万，相比2022年增加了7.8%，在僧多粥少逐渐加剧的背景下，过度医疗也难免加剧。

所以如果不从医疗体制层面做大的调整，过度医疗、过度手术的问题只会越演越烈，也越容易催生出刘翔峰这样的医生。

不得不说，罗S宇事件的通报写得真烂。

尽管与以往的惜字如金相比，这次的篇幅竟长到需要下滑好几次屏幕才能读完，且看起来内容详实、面面俱到——走访做了、调查做了、鉴定也做了。但结果还是一样，没人信。

这不仅仅是因为网上流传的诸多疑点没能得到解答，更大的原因在于，这种蓝底白字的通报形式，在置信度上天生存在劣势，哪怕它能与事件本身前后呼应、且逻辑自洽。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看过不少置信度高的案情通报，这样的通报我们一般称它为调查报告。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在2020年，美国发生过一起轰动全球的悲剧事件：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因被怀疑使用假钞，遭到白人警察膝压超过9分钟，当场失去意识，最终身亡。

该事件引发的舆情风暴席卷了整个美国，最终经过三年的调查，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长达89页的调查报告。

之所以查了这么久、报告这么长，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份关于“警察误杀事件”的通报，而是要回应美国社会对于根本性问题的关切。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调查方的证据非常扎实，有海量的视频证据、文件证据、数据统计证据以及口头证词，还有相关专家建立模型对这些证据进行科学评估。另外，许多媒体和学术组织也对这些证据进行了独立验证。

不仅如此，具体的调查方法亦会说明，比如在视频鉴定中，调查者是谁、鉴定方是谁、公证方是谁、采用什么鉴定手段等。再比如在走访调查中，采访者身份、被访者身份、采访形式、是否记录、如何记录、是否备份等都会一一写明。

有这样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是“弗洛伊德违法，警察执法过度，责令赔偿整改”这么简单了，而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存在系统性的过度使用武力、种族歧视性执法、侵犯第一修正案、对心理或行为障碍者的歧视性执法、问责机制失效等。

说完了弗洛伊德事件的调查报告，我们回过头看罗S宇事件的通报，我认为有9点证明其置信度低的理由。

1. 调查组是由胡楠卫健委、中楠大学、长沙龚安菊组成，而被调查对象湘雅二医院恰好隶属中楠大学，主管部门就是胡楠卫健委，这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光这一点就足以对其可信度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2. 整篇通报下来，未见援引任何法律条文或赋权机制，究竟是依据的哪部法律成立的调查组？为何由卫生部门牵头？依据什么法条核查举报和认定死因？文件授权、上级批准等信息统统没说，只有“高度重视”“全面核查”“依法”。

3. 全是结论性语句，缺乏调查细节。比如罗S宇的尸体落地为什么会发生反弹，原理与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专家参与论证？再比如在高坠点开展侦查实验，实验方法、过程是怎样的？再比如调查访问相关人员，调查启动时间、被访者时间段安排是怎样的？是否同步记录、是否保留材料副本、是否允许律师或家属参与、是否设有监督机制？这类没有任何细节说明的例子在通报中比比皆是，以至于没有可供外部检视的时序性和取证路径，大众只能接受结论，无法检验过程。

4. 通报中多次提到声纹鉴定、音频核对以及电脑数据备份，用的都是“经鉴定、经核对、经检索”，却只字未提鉴定由哪家司法鉴定机构完成、是否有声纹数据库佐证，也未说明举报材料的提取方式、技术软件、时间点以及笔记本镜像有没有经公证人或外部律师验证。这导致报告中的关键证据看起来几乎是完全封闭的，既不公开也没有第三方审查，存在重大可验证性漏洞。搞半天，调查者是你，证据处理者是你，结论发布者还是你。

5. 表面上看这则通报内容详实、面面俱到，从尸体落点到房间勘察，再从走访询问到音频鉴定，然而证据虽多，却十分杂乱，与其说它是通报，不如说是堆积式的披露，因为它光有证据堆叠却无事实分析。信息过载的同时却没有清晰的动因—行为—路径—结果的逻辑链，这进一步降低了通报的可信度。

6. 这份通报最大的槽点就是刻意回避了公众最关切的问题，即医院的制度性腐败与结构性风险。通报只说管理不规范、责令整改，但未说明是否存在隐瞒工资、逃避监督、洗钱、财务空转等问题，也未审查管理不规范是否由系统性漏洞引起，以及罗S宇的死与腐败的医疗环境有没有关系。在公众对医疗系统逐渐失去信任的当下，这样的问题一笔带过，怎能让人信服？

7. 有位网友说：“虽然我不擅长文本分析，一时间看不出什么漏洞，但这份通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舒服。”为什么他会觉得不舒服？

第一是因为这篇通报在提到罗S宇时，强调说他成绩不好、情绪消极，给人一种“他就是因此自杀的，跟我们无关”的印象，却对自身责任闭口不提。

第二是在提到罗S宇的父母时，强调说他们提出了不合理的巨额赔偿、拒绝沟通、反复申请刑事复议，给人一种家属不懂事、无理取闹的印象，忽视了家属对调查失去信任的可能性。

第三，整篇通报经常出现“合理”“合法”“正常”等正向词汇，还有“不存在违法违规”“转换文字材料存在错误”“签名捺印真实有效”等肯定语气，看似专业，却暗藏着强化“自身无责”的逻辑，有种洗白文的既视感。

一份可信的通报，是为了回应民众关切的，理应传达“我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愿意反思并推动改变”的情绪态度，而不是“我们很专业，一切都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误会、你们夸大”。

这种冷漠、充满技术性与防御性，缺乏对悲剧的同理与反思、毫无责任语言与换位思考的通报，与其说是通报，不如说是法院驳回起诉裁定书。连最基本的态度诚恳都做不到，怎能让人信服其内容呢？

8.通报虽说“科室在绩效分配中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已责令医院整改，并对涉事科室主任、护士长等4人进行了严肃问责”，但却未公开说明如何整改、怎样问责。而且既已发现绩效流转经由研究生账户一事，通告是否应该说明有没有建立防止机制？有没有审计建议？后续的监督由谁落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个案结案”式的整改与问责方式，不被信任是应该的。

9.目前所有的证据处理都由调查组独立完成，通报没有说明这些证据日后是否会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媒体、组织与个人是否可以申请查看，能否参与数据比对。就目前这种“调查组—公众”的单向发布结构而言，缺乏“证据共享—公众复查—媒体校验”的完整循环，因此可信度大打折扣。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为什么这篇通报无法让人信服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当作是如何写一篇让人信服的通报的简要指南。

老实说，在国内为这种事件写调查报告确实挺难的，若要实事求是，就不得不直面某些敏感话题。说瞎话吧，又容易漏洞百出，毕竟越是细节，越易于验证。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放弃调查报告，转为通告形式，前者是解释，容许反驳质疑，而后者则是告知，好好听着就行了。

中国医学界素有北协和，南湘雅的说法，今年却成了5月全国热议协和，6月热议湘雅。前几天，似乎所有人都在转发原湘雅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的故事，从一开始转发罗的家属的举报内容起，很多人都坚信罗的自杀背后有巨大阴谋，不，不少人应该是坚信罗是“自杀”，不是自杀。

即使如今官方通告已经详细回应了此前网上热议的各个疑点，但似乎没说服多少人——从很多人这两天又转发罗父对通告的质疑，可窥一二。

可罗身前真的撞破了巨大的阴谋，以至于要被“自杀”吗？我个人持怀疑态度。

罗的遭遇为什么引发如此强烈的热议，显然是因为和之前的刘翔峰案扯上了关系。罗轻生发生在2024年5月8日，刘案宣判在2024年10月31日，于是就有了刘案调查期间，罗“被害”的联想。而罗是2021年考上湘雅的研究生，时间上也和刘有交集，更加让人容易相信这种联想。

但是这种联想即便没有如今的通告，也有很多逻辑漏洞，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可疑之处。从时间上看，刘案宣判虽在罗轻生之后，但刘的吓人事迹早在2022年8月中旬就曝光于网络，也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2022年8月下旬，刘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除了10月31日这个宣判日期外，我没找到刘案的其它诉讼时间点。只是从22年开始调查，24年10月是宣判，合理的推测，罗出事时，刘案调查应该早就完成或者至少大部分已经完成。若如此，即便有所谓幕后黑手、大阴谋，又何必在此时去逼迫罗呢？

更何况从科室、资历看，刘案发前是创伤急救医学中心副主任，罗是肾脏移植方向的研究生，理论上二者工作交集并不会多。就算刘案背后有更大阴谋，罗又有多大概率能知晓？

调查通告也提供了更多细节，比如罗仅在2022年4月到刘所在科室轮转，且二人不同组，从入学起，罗与刘没有同台手术的记录。罗没有举报过刘，刘案调查期间，有关部门也未向罗了解过情况。

这些符合罗、刘二人当时的岗位背景特征。网民或许希望罗这个过早去世的年轻人是一位英雄，曾经揭发过刘的恶行。可是罗的人品不需要也不应通过虚构来论证——其实通告里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端倪：在出事前，罗最后的短信是提醒与自己私下换班的同学去上班。

抛开和刘案的“瓜葛”，罗的家属提出的举报内容，基本可以分类三条线，从冲击医学伦理底线的程度，个人认为可以如此排序：买卖器官，特别是指控买卖儿童器官（肾脏）（录音）；钱没给到位，切除好的肠道（录音）；给罗转账40多万，被认为是洗钱或封口费。

这三条里的第一条，买卖儿童肾脏，从现实角度就非常可疑。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社会噶腰子的传说泛滥成灾，从泰国偷肾，到缅甸摘器官，好像拿人的器官做移植和摘桃子是一个难度。可真相是肾脏移植这类手术并不简单，需要庞大的团队。哪能像录音里那样，随便和一个实习医生说，你去找几个。别说罗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去哪里找，就算他能找到，后续呢？给谁配型？什么时候做手术，谁来做？这又不是菜场买个猪腰子，回家先放冰箱，得空再炒个腰花。

更不现实的是该录音被认为是在买卖儿童肾脏。录音里一口就是几岁男孩女孩各要几个。儿童肾脏移植很少，根据文献，美国每年大约1000例，欧洲约300例。

2014年一篇国内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显示从2001-10年，国内儿童肾脏移植最多的一年也仅为114例（2008年）：

另一篇更接近当下的2020年论文，提到中国儿童肾脏移植最多的在上海、广州、郑州的三个医学中心——注意没有湘雅。而上述三地三个中心合在一起，2015-18年也只有286例：

湘雅怎么可能让一个实习医生去买卖12个儿童肾脏？通告里提到该录音实际为收集科研样本，反倒更加现实，也更为可信。

至于另一段说是“肠道是好的，钱不到位就切掉”，对话都是方言，关键的前半段我是一点都没听懂。懂湖南方言的可以自行判断通告给出的解读是否准确。需要注意，通告不仅说了实际录音内容是什么，还提到了明确的录音发生场景与对话医生身份，应该是挺有底气。

从通告来看，家属举报的材料里，唯一能证实湘雅有问题的是给罗的转账。但是3年给罗转账的30多万，绝大部分又由罗转给了原科室护士长，再分发给其他人，罗自己获得的只有3万多。

这些转账应该都有银行流水，想必罗的家人也能看到，不会有作假。从数额看，通告里说是绩效奖金，比较合理。只是通告并未详细解释为什么科室的绩效奖金要先发给罗，再转回到其他人。个人猜测可能是为了躲避税务，毕竟作为研究生，罗身前收入在整个科室里肯定是较低的一族，绩效奖金先发给他，缴税可能就少了。

通告同样未触及的是这种绩效奖金发放不规范的普遍性。我个太相信这种小聪明只有罗所在的科室想到了，完全有可能是某个医院甚至更多医院提升员工实际收入的普遍做法。

这虽然不如买卖器官洗钱那般劲爆，但或许更符合真相：某医院未必是从头到尾的恶，而是管理上的平庸混乱。

很多人看到刘翔峰的恶，会怀疑这样的恶背后必然是系统性的恶，必然有更大的阴谋才会包庇刘那么多年。可或许，刘的背后不是更大的阴谋，更大的恶，只是一个平庸混乱的土壤，允许他可以持续作恶。刘被“纵容”，未必是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或是分得了多少好处，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回到罗案。其实当下的通告里给出了不少案发现场勘验、案件调查信息——包括罗的个人情况，判定罗是轻生，从这些信息看，却是基于证据而非阴谋。

罗的去世本身已是悲剧，只是如今这个悲剧还在进一步扩散。从网传的其父反驳通告看，罗的父母似乎处于创伤后应激的状态。罗死于阴谋，或许比罗自己选择离开人世，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罗的家人们的处境固然令人同情，但网上众人，作为外人，同情不应以虚构现实为方式。否则，那是把一个悲剧变成闹剧。

参考资料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2953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451958/

谁享了呢？

崔丽丽是一位在汽车行业打拼17年的职业女性，她的职场路径原本走得顺遂，换过三家公司，从一名普通销售一路往上，临近40岁换到新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过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场酒局，被劝酒后醉到「不省人事」，之后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

崔丽丽说，最开始也感受到害怕、绝望、羞耻等等情绪，最难受的是，因为醉得太厉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张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证据。直到事发三天后，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亵的画面，告诉丈夫梁靖宽，「自己可能被欺负了」。梁靖宽保持了冷静，提示她可以查监控，崔丽丽慢慢恢复理智，咨询律师如何取证，也很快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

接下来，在丈夫梁靖宽的鼓励下，崔丽丽报警立案成功，且办案检察官侦查到另一份关键证据，弥补了她记忆模糊的部分，最终以「强奸罪」对王某提起诉讼。2024年4月2日，事发过去七个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

但崔丽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和许多遭受职场性侵害的人一样，她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而公司不仅不认，还停发她的工资，停用OA系统和邮箱，移出工作群，最终以严重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她曾经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崔丽丽说，但她相信，个体是有主动性的，不会轻易被体系吞噬。她继续查找法规，发现《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对自己适用。被开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报了工伤，尽管要把伤口重复撕开，但她坚持战斗，最终历时8个月，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成功认定了工伤。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职场性侵害之后，能用新的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

战斗的另一面，是精神难以弥合的创伤。今年1月元旦过后，崔丽丽一早去车站接我，她个子小小的，围了一条厚围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发后，她被噩梦折磨，不敢独自出门，更做不到回归职场。

梁靖宽一直陪着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他还和丽丽一起看专业的书籍、电影，理解病情，也试着理解女性的心理和处境。「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

第一次接受采访，崔丽丽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她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希望在采访中不断接受和正视自己，也希望给亲友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留在家里没有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梁靖宽也通过报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接着准备打劳动仲裁，这一次她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收集证据上了战场。她说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输了不丢人，「但要赢，就想赢得漂亮一点。」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发来消息，「仲裁结果出来了」，后面跟着奋斗的表情符号。她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以下，是崔丽丽和梁靖宽的讲述——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拼凑的真相

崔丽丽

事情的真相，我刚开始其实不记得了，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最清楚的记忆，是2023年9月24日，凌晨4点多，我不知道怎么就醒来了，带着一点醉意，看到房间里还开着灯。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睡觉从来不开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布局和我的房间不一样，标准间的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我很吃惊地坐起来，结果发现身上一件衣服也没穿，衣服都杂乱地扔在地板上。

我当时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为羞耻还是害怕，一边下意识穿衣服，一边就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过来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就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刷了几次房卡都打不开，我只好去一楼找前台，但走到电梯间才发现，自己慌张到连鞋子都忘了穿。

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较熟了，感到那个样子太丢人，只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间的门，想把鞋穿上。当时还是很迷糊的状态，我回到自己房间趴着就睡着了，直到8点多钟才彻底清醒，想不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王某房间没有穿衣服醒来，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对质，想找他问个明白。

那是王某第一次对我撒谎。他说我喝多了，打车送我回来，发现我的房门打不开才去了他的房间，后来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脱了我的衣服。那次对话，我对王某还使用「您」这个字眼，始终没直接问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当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继续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整个人变得特别恍惚，有一次和客户见面，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还有一次过红绿灯，也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一种「解离」反应，是人在面对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大脑把身体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自我保护。

那时候，我感到最难受和最困惑的，是对发生了什么根本想不起来。我逼着自己从头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约客户谈合作，想着要跟别人聊正事，最好别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长喝酒，就订了一家日料餐厅，点了一瓶清酒稍微助兴。客户来之前，王某说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对方拿下，王某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开场一个多小时，就发微信跟我说，「你陪着多喝点，我快不行了」，过后又补充，「这酒后劲挺大的」。

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惯清酒，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陪了几杯。到11点左右，我开始感到晕乎，赶快去结了账，提醒他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没想到回来后，桌上又多了两瓶酒，王某一直劝我敬客户一杯，把我弄得下不来台，我就又陪了几杯，之后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个人就断片了。

之后更多的记忆，我都没有了。直到三天后，再次在重要的商务应酬上见到王某，一些被猥亵的画面就想了起来。我冲到卫生间，哆嗦得不行，但因为职业素养还是强撑到了应酬结束，回到酒店后，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坐了一整晚，精神彻底崩溃了。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发第四天，我才打电话跟先生讲，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先生让我赶快买票回天津，见面后他也很生气，说我为什么不赶快查监控？为什么不赶快报警？我才第一次回过神来可以看监控。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我和先生按计划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但我实在等不到假期结束，就先咨询了律师怎么取证，之后一个人去了杭州调取监控。

酒店经理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女性，监控一般不能给客人看，但她帮我支招，说可以先报一个丢东西的警，看看监控到底录下了什么。后来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视频里比较完整地拼凑出当天的情况：

回到酒店我已经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说是背我回来，但其实是抱着我，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之后经过我房间也根本没有停留，直接进了他房间。到了凌晨4点多，我从王某房间出来的状态原本也忘了，那时候才看到，我光着脚，走得摇摇晃晃，衬衫也穿得乱七八糟，刷不开房门之后，瘫坐在地上就哭了。

我一边看，一边哆嗦得全身发抖。因为提前咨询过律师，我知道生物证据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监控，一个月后会被新的视频覆盖，我就请酒店经理一定要把这些监控全部复制保存下来。她让我放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我。

10月3日那天，我还向酒店保安、打扫阿姨录音取了证。原来，事发的晚上，前台小妹担心我被抱回来，就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监控里王某把我弄进房间，让保安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应。最后，她再次给王某房间打电话，问是否需要帮助，王某说「不用」挂了电话，她没办法再坚持，只好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那个房间。

问完这些，我错过了当天回天津最后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选了一个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地方住下。当时天已经发黑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变得很恐怖，周边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秃顶男性迎面走来，一下子想到王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过，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厅里坐着发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给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电话，接通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哭。

那位朋友什么都没多问，立马来找我，和电影里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知道原委后，她不是和我抱头痛哭，而是特别冷静地说，「丽丽，咱们把你监控看到的，能想起来的，再好好盘一盘。」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静和理智镇住了，就在酒店里找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我一边说，她一边写，写完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断定，不管有没有被性侵，强制猥亵肯定是有了。

接着，我们又把职场的工作方法拿出来，策划用什么话术再找王某对质，如果对方承认性侵，话要怎么说，如果不承认，又要怎么说，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写出来，尽量多问出一些话，多收集一些证据。

我们对着草稿演练了两遍，一直搞到凌晨3点多。但那时候，我对于是否报警还是有一些挣扎，我会思考报警的代价是什么，我先生能承受吗？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吗？我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要怎么办？还有我的职业，汽车行业的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朋友听了这些顾虑，她的回应非常打动我。她说，「你要是能报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

梁靖宽

9月27号早上，听到丽丽打来那个电话，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记得丽丽当时是例假最后一两天，所以她说「被欺负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反复跟她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丽丽在电话里一直哭，整个人就傻掉了，其实我也挺懵的，当然还有愤怒，那时候脾气就上来了，怪罪她怎么不及时报警，要赶快报警。

但问题是，丽丽对许多事情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也感到奇怪，丽丽虽然酒量不好，但她对事业很负责，不可能让自己在客户面前失态，而且喝了那么几杯就醉成那样，我是有过其他怀疑的，但当时用过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没办法再追查什么，只好让她买最快的一班高铁回家，我们再一块儿商量商量。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监控。后面一两天，丽丽也恢复理智了，找了做律师的高中同学咨询，后来一个人去杭州看监控，期间我们是一直联系的，丽丽说东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体查到什么，她没说，也没发给我看。我听出了她的犹豫，就想当天赶紧过去处理这件事，但丽丽坚持先回家再说，还说有人陪着她，让我不用担心。

后来，我才知道丽丽的很多顾虑，家人、朋友、事业，生活里还上有老下有小，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她承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但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对报警也没有过动摇，因为这是犯罪，坏人犯罪难道还要逍遥法外吗？丽丽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声音，但我从来不会被这些观点绑架，也告诉丽丽说，对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态的，我们干嘛要去理会那些人？

关键证据

崔丽丽

10月6日开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录音笔，带着犹豫和纠结去了公司。在王某办公室，我像之前演练过的那样，开始一个个提问，想着他哪怕撒谎露出破绽，破绽或许也是一种证据。但没想到，王某不仅不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没嫌弃我就不错了。我被彻底击碎了，瞪着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马就去杭州报警。

我先生特别支持我，这次报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别理智，让我把关键点提前写下来，以防报案时太过激动疏漏了什么。

去事发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壮志的，但剩下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腿一软，走不了路了，就开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实特别美，但那天的蓝天和白云在眼里都是灰色的。我拽着先生的手说，我太怂了，连走进那个酒店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先生拉着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说没事儿，别着急，不想去咱们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懦弱，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把眼泪擦掉说，「老公，咱们走。」

到了酒店，110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先生就接过电话，说我媳妇在哪个酒店被强奸了，要求你们马上出警。

警方的行动很快，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跟一辆中巴车，把酒店戒严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接着又去医院采集身上是否还有王某的DNA。整个过程都很顺畅，录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别好的男性，不会强迫我作答，也没有提问让我感到不舒适的问题，在我哭的时候还会安慰我；采DNA的医生也说，没事儿不疼的，然后说，「咱们没有错」。

警方告诉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让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语气特别严肃地告诉我立案了，我整个人就激动地从沙发上溜到了地板上。

在醉酒类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证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么程度，这点在我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质疑，监控和相关证言都很明确，我已经严重到「不省人事」的状态。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不够。但办案检察官特别负责，一帧一帧地细致看监控，看到我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隔壁房客突然打开了门，在王某房门口徘徊了几分钟，还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检察官凭直觉感觉到，那名房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拿手机是不是录了音？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没想到那位客人还在酒店里住着。

那名房客告诉检察官，因为酒店隔音比较差，他先在房间里听到很大的动静，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之后在门口听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这段录音成了指控「强奸罪」的关键证据。我记得特别清楚，2023年11月11日，检察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别兴奋地说，崔丽丽你知道吗？我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王某已经实实在在被抓起来，不怕给他定不了罪了。

去战斗

崔丽丽

报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做噩梦。

可能是事发之后，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间找鞋，就做了各种找鞋子的梦：要么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么在大雨中跑着找鞋，而且梦里的鞋子特别具体，有时候是运动鞋，有时候是拖鞋……我总是害怕得从梦里惊醒，醒了以后就觉得很不真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我做销售17年了，发生这件事，真的是把我过往十几年的职场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对于人的认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讲什么喝酒拉客户。记得27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谈业务，后面又带团队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个箱子就走了，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岁的男性，出去见客户都直接说，丽丽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们照顾一点。所以在以前的环境里，销售虽然要应对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别保护我。

但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别重，王某经常向我灌输，我的领导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业务都是她喝酒喝来的。公司聚餐的时候，王某也会劝下属喝酒，下属就下意识地服从老板的指令。包括这一次，其实最开始我对自己是有怨恨的，为什么不强硬拒绝王某，但我根本没想到会喝到那么醉。我想过提防客户，但从没想过提防自己的老板。

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医院里检查出抑郁，变得不敢出门，就喜欢在家里楼上一间小书房里待着。先生担心我自我封闭，经常招呼我出来看电视，或者陪女儿下一盘围棋，但我甚至不愿意亲近他和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小房间才安全。

因为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我先生转为半工作状态，每天守着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负面情绪。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分开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又从噩梦里惊醒，怎么也睡不着，外套都没穿就跑下楼，那天晚上下了点雪，薄薄一层铺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里发呆。

可能是听到开门的响动，我先生追着我下了楼，以为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他的情绪第一次变得激动，说我难道为了一个畜生要把自己毁了吗？这么活不下去，有想过他吗？有想过孩子吗？他一直抚摸我的背，帮我平复下来。

我确实被先生的关心，还有那晚的一段话激励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颓废，案件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我想起码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战斗，慢慢开始恢复运动，在房间里一个人也是查资料，看别人的求助帖和经验帖，有的会抄写下来，有的截图保存在电脑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案子开庭前，王某还可以走一个「求谅解」的环节，检察官说可以见一见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纳，拒绝了和我会面，公司二股东和我的直属领导就作为代表，但一见面也不是道歉，而是为王某哭穷，然后提出一笔赔偿。我一听就不想谈了，对方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干脆不要我的谅解，翻供打无罪辩护，不承认强奸，甚至说我主动倒贴。

得知王某拒不认罪，我的精神又崩溃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楼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时案件马上开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绷带吊着胳膊也要去参加庭审，但先生怕我情绪激动，最后就全权交给律师和检察官处理。

庭上的争辩很激烈，王某坚持陈述，我到公司一年没有业绩，担心被开除才主动勾引。检察官辩护说，这个逻辑不通，既然是想讨要好处，为什么一个女性连工作、职业生涯都不管不顾，最后也要讨一个说法？一般强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检察官提出判6年，最后法院判决了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庭审前，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击，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性侵案的法律规定，除了未成年人，没办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赔偿诉求。他最后鼓励我说，案件结束之后，可以打劳动仲裁继续维权。

梁靖宽

这一年多我也学会换位思考，照顾丽丽的心情。我们去医院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给她推荐一些电影和书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电影讲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极端和自闭。我了解了疾病，但说实话，学习了一段时间，丽丽的状态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丽丽自己睡觉，每天噩梦缠身，刚惊醒时不认识我了，哭着往外推我，我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别怕，要等个一两分钟，她才能清醒过来，我就守在她旁边，等她睡着了，给她盖好被再走开。她还总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开，睡眠变得很浅，留意着她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幻听，也会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

白天状态更不行了，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拼命想把她往外拉，说要不咱们听相声去，看电影去，唱歌去，还有我们之前没事就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胳膊又伤了，那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带她去看病，还有工作的事儿，还要跟律师沟通一块儿复盘，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我特别想扩大她的世界，让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面，有时候去单位，会把有意思的事儿发给她，有时候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个照片发给她，想要逗她开心，逗她笑。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义没得到伸张，根本就笑不起来。

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战斗。后来案件开庭，丽丽受了伤还特别想去现场，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触越多，越是会勾起不好的回忆。但我仔细问过检察官，两次庭审，王某状态特别不一样，第一次非常嚣张，拒不认罪，第二次临近宣判，他终于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伤口就此弥合。在我眼中，丽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友善的人，无论谁和她接触，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微不至和热情。但我和她都预料不到，那些她曾经真诚对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会从背后狠狠敲打她一棒。

敌人

崔丽丽

从事发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决，我逐渐感知到，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

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直属领导。同为女性，她最开始特别共情我，但是很快态度就变了。最开始我去杭州报警，在OA系统上请假，理由是「出差期间遭受重大侵害」，直属领导为了不扩大影响，让我改成「处理私事」，我不认同「私事」这个说法，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

王某还没有被批捕时，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属领导请病假，她原本是一个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说会拿出比开发业务更大的决心把王某绳之以法。没一会儿，话就传到了王某那里，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邮箱。接着，直属领导又把我踢出股东群、部门群等等群聊。在录口供环节，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证词都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

王某被批捕后，公司的投资人也开始行动。当时公司正在面临上市，他担心王某被判刑会影响上市，一天晚上11点多给我发来信息，说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我要以大局为重。我没回复这条信息，凌晨1点多，他就又发来一条，说资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会介入进来，让我拭目以待。

期间，公司怕被指控打击报复，没有直接开除我，但也没再给我发过工资。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资源部长约我见面，从包里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我只是在微信上请假，后面还中断过一段时间，属于严重旷工，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将我直接开除。我最开始没明白，案子4月2号就判了，为什么拖延到18号才开除我，也是最近才回过神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满4年刑期提出上诉，而18号刚好过了上诉的最后期限。

这些事不断冲击着我。其实最早加入这家公司时，我已经三十八九岁了，大家都说，女性的职业生涯比较短暂，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也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了。那时候，我对这个选择做了很多考量，觉得公司有一定技术积累，想要拓展业务板块，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资深的市场经验，可施展的空间很大，值得为之再努力打拼几年。我那么认真地考虑和对待公司，但公司那么容易地把员工抛弃，那种反差感是很大的。

在公司里，我也是一个小股东，如果被扣上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股权就会被公司0元回购，相当于所有损失都是我自己承担。我感到极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职场霸凌。我先生劝慰我说，别人只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们谈道德，因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层的要求，但经历这种背刺，我依然会感到很恐怖、很受伤。

我不想那么轻易被打倒，个体不能就这么轻易被一个体系吞噬。和人力资源部长见完面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报工伤。我知道那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把我的遭遇再给别人叙述很多遍，但我必须去战斗，我觉得那是一场维护过往17年职业生涯的战斗，也是一场对过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负责的战斗。

在这之前，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我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但麻烦的是，人社中心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安定医院经过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我的工伤。

那时候，我才开始去安定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做检查，不光是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还有一段波折，是三位专家第一次对我会诊时，发现我是事发第七个月才来到安定医院，要求我把前面三甲医院的治疗证明补给人社中心，再去预约二次鉴定。我当时就崩溃了，感到太折磨人了。专家说流程必须要走，不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会尽快安排二次鉴定，不让我再等待那么长时间。

就这样，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我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人社局先是电话通知了我结果，又将认定书邮寄到了家附近的邮局。

那天，我先生开车带我去取，刚开始我心里还很平静，但打开邮件之后，先生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他听，读到结论那一段，我就有点哽咽住了，再到「崔丽丽同志」这几个字，我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再次被认可。

「崔丽丽」不是一个化名，一个马赛克

崔丽丽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伊藤诗织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讲她被知名记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后再去事发酒店，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崩溃了。她还写过一本书《裸泳》，讲去拜访韩国慰安妇，见到老婆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骑着动感单车，会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场景，还会把自己带入当时无助、绝望的感受，就会出现喉咙被卡住、喘不上来气的躯体反应。我也变得不敢一个人坐高铁，不敢一个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样见同行跑业务，医生说这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2024年6月，办案检察官把我的经历写成报道，发表在检察院内部期刊杂志上，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发表出来可以展现一些力量，让更多女性反对职场性骚扰。检察官的话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点醒，那时候就想要接受媒体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断正视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会链接的自信。

第一次接受报道，我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既然要发声，我想「崔丽丽」就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做这件事的家庭支撑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访，其中一次访谈还给他很大的冲击。其实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赶快报警，但没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感受。看过访谈之后，他才说我是多么有勇气，在应激状态下还能坚持工作好几天，把任务完成，再思考这件事一步一步怎么处理，之前他从来没体会到这一层不容易。

我的母亲虽然是上一辈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后，没有一句责怪，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说，「只要你认为做得对的，妈妈都会支持你。」母亲非常坚韧，她早年经历过丈夫去世，带着一个男孩改嫁；中年又经历丧子，那个男孩在10岁时溺水没有了；前两年，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在她身上也收获了很多力量。

最后是我11岁的女儿，不久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让她过早接触社会的恶，期末开家长会时，就想回避让她爸爸去。但女儿坚持要我去，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她解释了性侵害，也简单给她看了我的访谈报道，说去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家长用有色眼镜看她。没想到女儿说，妈妈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老师才不会那么幼稚。

后来我就去了家长会，明显感觉有家长认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动打招呼，有人还挎着我的胳膊说，之前很少见我开家长会，应该歇一歇，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羞耻，反而感觉之前的很多担心是多余了。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才不敢探头往前走。我担心过邻居知道了该怎么办，也想过之后出门是不是要戴着口罩了？我先生说，你是病毒吗，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我的事情会像过眼云烟一样过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会记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丽丽」这个人的存在，这么坦然地想，我现在也能和老公出门去买买菜了。

梁靖宽

丽丽说的《黑箱：日本之耻》，我也看了，也确实看到了女性职场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没想过这些，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现阶段的许多职场人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出来的，这种粗俗、低级的犯罪不应该有人犯，所以确实也挺毁我三观的。

丽丽说不可能忘记，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说伤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极强，这是耻辱，一个人怎么会忘掉耻辱？丽丽又是一个特别要强、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其实在我们结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一个月有10天在家就不错了，作为家属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职场走得多高，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们家里请了保姆，就把家务、接送孩子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间。

但现在，丽丽在家里出不去，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我还看了伊藤诗织的纪录片，她已经能够和闺蜜出去喝个小酒了，丽丽以前喜欢喝点红酒，现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见面，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能够像伊藤诗织一样，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

我知道这急不来，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每次去医院做完治疗，丽丽都是很崩溃地出来，我刚开始很担心，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明白这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回家路上，她的状态很累了，我就把车座椅放平让她躺下，把车开稳当，慢慢带她回家。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书里不会教我做这些，我是凭着对丽丽的了解和观察学会了怎么陪伴她。

看完伊藤诗织的书，也看了检察官的报道，丽丽的想法是要站出来，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我一开始觉得她想得有点大，但是她的一些报道发出去以后，已经有超过20位女性给她发过私信，有的说看了她的访谈，才获得了去报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么有效收集证据的办法；还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没有报警，也没跟家人讲述过，但那根刺就一直扎在了心里。我确实觉得，丽丽很坚毅，也感觉到，不要低估一个人说话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海河边的歌曲

崔丽丽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说，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而性侵害是对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伤害才会这么大。为了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和力量感，我恢复了每周3～4次的锻炼，最喜欢打拳击，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会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躯体症状，练完拳击就会感觉浑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

我也在努力恢复独立，有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做访谈，坚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还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进了高铁站和预想不一样，车站很清静，我心里也很平静。但转到北京地铁看见密集的人群，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个犟种，想起来上次来北京，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风衣跑业务，那个时候可以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逼着自己进了车厢，最后也到了目的地。

开启新工作还不那么容易。其实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说身边正好缺少一位有资深市场经验的伙伴，但我考虑到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客户，就拒绝了那份工作邀请。心理咨询师非常想帮我从人际背叛和伤害中走出来，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疗」，比如让我不断想象和客户约见的工作场景，在想象层面一步步克服恐惧，但我每次到了客户楼下，还是会打车逃走和退缩，所以还需要时间去突破自己。

12月23日，我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告诉我，科长会亲自办理这个案子，就等着1月21日开庭。

知道消息时，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来我考虑过请律师，但后来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来打这场官司，自己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万一输了不丢人，但要是赢了，就想赢得漂亮一点。

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结果，许多诉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在职期间周六工作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小的赔偿项目，共计111多万元。

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劳动仲裁委，取完判决书回来就傍晚了，我们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欢的一家新疆餐厅，吃了椒麻鸡火锅，还点了最喜欢的鲜奶茶。新疆妹妹在面前表演舞蹈，那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跳得非常开心。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流泪了。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真的感觉太好了。」

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消磨，充满了对恶意的认识，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还在努力往前走。

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特意来天津看我，到家里陪了我一个下午。她真的是一个「大女主」，在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我鼓励她，说你好好在这个行业发展，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远回不去那个职场了。

晚上，她邀请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和朋友出门了。我们去了海河边，坐了游轮和「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到码头边上有驻唱，又聊起彼此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喜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她说，不如现在就唱，打开手机K歌软件，我们在海河边完整唱了一曲。结束之后，我们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记录那个特别美好的晚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梁靖宽采用了化名。）

新晋哈佛女孩蒋雨融的口碑犹如过山车，印证了那句老话——“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公众人物的光环虽好，也得把握得住。

01 因缘际会的幸运儿

看蒋雨融的哈佛演讲，脑海中蹦出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五道杠少年”。无论是满满的正能量、字正腔圆的政治正确，还是自我感动的优秀演技，都如出一辙。这“大不敬”的反应让我感到有点惶恐，检讨自己唐突天才。直到朋友群里有“太空洞了”、“都是陈词滥调”的嘀咕声，才有了吾道不孤的安心。

蒋雨融的表现到底是啥档次，是可以“同款”对比的。美国高校毕业季，这类演讲是很多的，网上不难查到。还有哈佛历届优秀生的演讲，也有留影，有兴趣的尽可以去找来看看。

喜欢拯救全人类之类宏大叙事的布道风，蒋雨融的表演可能会很对胃口，而我更喜欢更有人味儿、讲人话的。比如哥大华裔优秀生安德鲁·杨，他搞怪风的演讲可以全程笑着看完，不用正襟危坐、捏着鼻子。

口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许个人观感不足为定论。但语言表达的硬伤总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蒋同学高二出国一路名校的履历，也算是在英语环境中浸淫多年，依然有很明显的“Chinglish”味儿。她是怎么做到“乡音不改”的，着实让人好奇。

总之，平心而论，蒋雨融的表现算不上出彩。如果不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和哈佛之间的龃龉的大背景，蒋雨融的演讲不过是哈佛漫长校史中很不起眼的一幕。甚至可以说，没有时代大背景的加持，哈佛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讲席未必轮得到她。

蒋同学是幸运的，时代给了她在中美两国舆论场“人前显圣”的机会。遗憾的是，她没有把握好。其中有她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风向转换的不可抗力。

02 成也哈佛，败也哈佛

来自美国的争议，多半是因为后者。哈佛作为“白左”重镇，在意识形态高度撕裂的今日美国，自然是舆论的焦点。美国大众没有领略过“五道杠少年”的风采，但是对蒋同学的调调也早就耳朵生茧。

要是搁在十多年前，这套大爱无疆、拯救全人类的说辞还算新鲜热乎，土拉八几、没见过啥世面的美国大众还能抱着“不明觉厉”的敬畏之心。经历了十余年的沧海桑田，这些曾经时髦的议题设置不香了。现实不一定是“真理”的最好导师，但一定是谎言的强力粉碎机。

哈佛精英们高谈阔论“可持续发展”的宏大未来，美国大众却在面对难以为继的卑微现实。哈佛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动物福利，美国大众却在惦记明天早餐的鸡蛋。在超市货架上昂贵的有机绿色标签，在大众眼中与几百年前贵族老爷们的宝石冠冕一样晃眼。

当哈佛精英们为坦桑尼亚、蒙古的民生凋敝潸然落泪，美国大众感受到的却是被忽视、被践踏的傲慢。当哈佛精英们不断拔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调门，美国大众却发现就业岗位在不断消失。

一再失望的美国大众终于幡然醒悟。他们发现困扰自己生活的，不是玄而又玄的气候变化，更不是世界地图上某个陌生地名的饥荒，而是战争、瘟疫、经济衰退的“老三篇”。大众面对的现实和哈佛精英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足以把曾经的膜拜化为了当下的愤怒情绪。

对此，哈佛精英们束手无策。设置新议题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了，那些困扰人类千百年的“老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面对大众的愤怒情绪，他们只剩下“民粹主义泛滥”的高声呵斥，全然意识不到这是辜负大众期待的反噬。

于是，他们困守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正如蒋雨融依然沉浸在四万师生起立鼓掌、“美版抖音”的“大受欢迎”。

蒋雨融的倾情表演，是一代哈佛精英丧失现实感的独白，是哈佛成功地把她和她的同学培养成了年轻的遗老遗少。蒋雨融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天降舞台是她的幸运，拿错了剧本是她的不幸，却不是她的错。

把中文互联网上的“天胡”弄成“天糊”，蒋同学是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作为哈佛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的硕士，蒋同学的“头铁”让人惊讶。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还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自信？

03 “董小姐风波”的干扰

蒋同学最初在中文互联网的亮相还是挺正面的。虽说这些年“逢美必反”蔚然成风，但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离岸自豪”也是深有群众基础。

此前很多哈佛中国留学生都曾是国内教育圈的励志典型。蒋同学的登场时机也很好，这边也在声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留学生政策，和哈佛同仇敌忾。

因此，蒋同学的演讲视频刚出炉时，国内舆论场还是沿着“为国争光”的既定方向走。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董小姐风波”未平，算是意料之外的干扰。

其实，这点意外本来也不算事。毕竟两件事的性质大为不同。董小姐是“出口转内销”，走的是国内公立学府的后门，占了国内精英职业资源的坑。每一步都扎在特权掠夺国内公共资源的痛点上，惹众怒是当然的。

而蒋同学读的哈佛是美国私立大学，招谁不招谁、用什么标准招，和中国普罗大众真没半毛钱关系。即便蒋同学是用了其父任职的“绿发会”的人脉资源入学的，又如何呢？这点女凭父贵的“社会资本”，还是可以容忍的。

至于说哈佛昂贵学费、国际志愿者镀金之类的经济账，谁也不能逼着蒋同学晒账单。

当然，这账要是按照“地球村”、“全人类”的高标准来算，就是另一回事了。“地球村”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蒋同学抄近路进哈佛，说不定就是断了某个坦桑尼亚少年俊杰的上升道路，岂不是罪在“全人类”？

咱是厚道人，且收了“全人类”降维打击的神通，还是就事论事。本来这事的槽点无非是蒋同学进哈佛的敲门砖，不至于闹得那么大，折腾几天也就过去了。奈何蒋同学极不明智的连番回应越描越黑，连“路人缘”也败光了。

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

如果说美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身后的哈佛，那么中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蒋同学为了自己的完美人设，用力过猛了。

为了撇清“绿发会”的资源加持，她不仅自曝父母离异，还要强调和其父“恩断义绝”。可是，她的推荐信、她的国际志愿者身份、绿发会官网恭喜她入学哈佛的官宣都摆在那儿。这哪里是“恩断义绝”？分明是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还有，蒋同学对“颠沛流离”的理解，也刷新了国人的认知。从北京搬到青岛，竟成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记忆了？让那些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的留守儿童情何以堪。国内顶流、国际知名的宜居城市青岛，竟然配不上我们的骄女？蒋同学哈佛成名后，青岛媒体几乎是第一时间正面报道的，被“颠沛流离”暴击，很冤。

最倒霉的，当属她的初中母校。这所当地排名前十的一流学校，竟成了她笔下的“民工子弟学校”，是和菜场小贩家孩子为伍的人生低谷，还给她留下了校园霸凌的人生阴影。且不说霸凌事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爱满全球的国际支援者，话里话外却是对底层同学的鄙夷。蒋同学爱满全球的人设碎了一地。

立人设没问题，既然立了，那就贯彻始终。须知“装”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要有技巧。对初中时代“落难公主”的自我认知，完全可以用温情脉脉、充满同情和爱心的叙事方式书写出来嘛。那些身在曼哈顿豪宅、心系加沙废墟的哈佛前辈提供了很多范文，蒋同学竟没学会，属实是对不起哈佛的悉心培育。

总之，面对网上的质疑，蒋同学很头铁地一一回复，字里行间透露了“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自信。这的确是中国“新天龙人”的普遍特点——他们是很真诚地认为，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生赛道是理所应当的。

哈佛教会了蒋同学平等、自由、爱心的大词，却教不会他们“二代”应有的自觉。哈佛著名校友、三代培养出个土包子的小布什，开口闭口都是先谢上帝再谢爹，坦坦荡荡，美国人民也没多大反感。小布什跑到前线劳军，和大头兵一起排队打饭憨头憨脑的样子，还挺讨喜的。

其实，大众对这种“爹是英雄儿好汉”的先发优势是有很高的忍耐度的，这是一种经济理性。3亿多美国人，4到8年出个总统，没有子承父业的小布什，极大概率也轮不到我，没啥看不开的。更不用说在各方面的耐受度都远超美国糙汉的中国大众了。咱们连县城“婆罗门”都忍了，跑到大洋彼岸的“哈二代”能算事吗？

可是，蒋同学非得了便宜还卖乖，竭力撇清却越描越黑，还不忘居高临下地教化众生大谈理想，着实让人大倒胃口。于是乎小事化大，“蒋小姐”享受到了“董小姐”的同等待遇。窟窿也越捅越大了，竟不知如何收场。

哎，这倒让我有点同情蒋主任了。有女如此，真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辈子欠她的。说蒋同学是智商欠费吧，人家是有哈佛、杜克背书的，智商应该是在线的。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来得太轻易，导致了认知能力的退化。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或许，这才是蒋同学最大的不幸，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这也是一种“精英病”，是蒋同学唯一的真诚，却和左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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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娱明星三件套

高考语文作文的话题应该不是诗人月下吟诗时产生的奇妙联想或学者微醺后神侃的内容。高考作文出题应该符合冷静、严格的大纲要求。考虑到作文是所有参加高考高中生学生必须写的课题，因此题目的表述必须是绝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能看懂，并都可能写的题目。简言之，高考的作文题目应该是高中生能写作的题目，话题域应该是高中生的话题世界。

今年的上海作文题目严重违背了高考作文出题的基本原则，甚至常识，毫不掩饰地说：题目出偏了，出偏了也许还是客气了一点。不负责任地搞砸了，应该是更确切的描述。

上海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有学者用“专”“转”“传”概括当下三类文章：“专”指专业文章；“转”指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传”指获得广泛传播的佳作，甚至是传世文章。他提出，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

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请联系社会生活，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按题目的提示，这题目是有出处的。先不说出题人对来源文章的小结是否准确，出题人对题目核心词语之间关系的描述就有问题。

首先何谓“专”，出题人说是“专业文章”。什么是“专业文章”，出题人没有说。顾名思义，专业文章就是基于某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专业文章所针对的是相关的专业团体。专业文章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读懂。通俗文章通常指不完全依据某个专业知识、技术性较弱的文章。它们面对的是大众，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知识的读者都可能读懂的文章。据此，专业文章和通俗文章不仅语体不同，它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体裁类的、不同质的话语活动。

出题人在题目里说的“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且不说这是否是原文作者的原意），这完全违背了话语活动基本常识。专业文章即便是转发上亿次，它还是专业文章。阅读它还是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它不可能变成“通俗”文章。很想知道出题人能否举出一个专业文章由于转发而成了通俗文章的例子。由此，出题人所谓文章由“转”而改变“专”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出题人对“转发”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转发”的语义结构里并没有量化的义项。几个人转发也是转发，成千上万的人转发也是转发，有转发并不一定就有规模效应或出题人所说的转“通俗”可能。专业文章的转发通常在相关专业团体里展开。虽然专业读者的人数自然不能和一般非专业读者相比，但人多人少的转发与文章变通俗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传世”文章的本义应该指的是“流传到后世”的文章。就传世的语义而言，纵向传递是必要义项，时间跨度是必要义项，但横向传递和共时传播范围并不是其语义的必要义项。即便专业文章不通俗、阅读面很窄，但如有高度的专业价值，只要有后世学者阅读它，甚至引用它，它必然会成为传世文章。学术概念的延续都是通过传世文章完成的。

“传世”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核心要素就是跨世“转”，没有“转”，再好的文章也就没法跨世“传”，据此，出题人的提问：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传”的基本词义。不‘转’哪来的“传”？

题目里“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的表述也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网络“转”文，尽管稂莠不齐，但它们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的一部分，传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出题人的“传世”应该指的是“上乘”之作。网络之所以有转文，就是因为有读者认为某些文章写得好，他们通过转发实际上参与了文章传世的话语运作过程。所谓“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很难成立，如果对所转的没有认可，没有“期待”，那怎么会发生大量的转发呢？更重要的是，网络资源极其丰富，读者自然能分辨、也知道去哪里寻觅“传世之作”的。

出题人并没有道明题目的原始出处，用了“有学者”一词。不过网民太厉害了，立马查出了这是胡晓明教授2019年在《文汇笔会》里写的文章，题目叫“古人说‘文章九命’，太悲观了，我归为三个字：专、转、传”。

文章是随笔，大凡随笔都有跟着某个想法或感觉，边想边写的随意性。随笔的感悟性质决定了写随笔时考虑的是一个念想的阐发，而不严格的逻辑或缜密的论证。

想想出题人应该通篇读过胡晓明教授的文章。就随笔而言，这篇文章还是蛮精彩的，但这篇文章好像并不是重点讨论“专”、“转”、“传”的关系。文章好像意在通过“专”与“转”的讨论在传递某种现实批判：

“然而专家们的文章看多了，我又有一个意见，没有花样，没有文采，没有个人的心性情意。我们需要专家，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只有专家之文，只有学报论文一种，所有的读书人，除了八卦，就是八股，尽入‘中国知网数据库’之彀中，那也绝不是中国文章学的真谛。”

“事情都有两面，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大旗下，必然有人将文章视为达到各种目的的敲门砖。专家之文，会恶变而为‘砖’文。即‘敲门砖’之文，现在也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了。”

作者在讨论“转”的时候好像没有涉及“专”与“转”的问题：

“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我猜想，出题人是根据这几句话臆推出题目的：

“我这里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这是随笔，自然不必过度讨论这话与前面的逻辑关系。不过细想想，作者这里也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作者这里应该讨论的不是专家文章转为通俗文章的问题，即不是同一篇文章经过“转”而改变了专业文章的性质。作者很机敏地用了“变换”，而后“转”字有上了引号，而且是“转家之文"。既然是“之文”，这说明所转之文已经不是专家的文章了。

这似乎在说，专家的道理由专家说自然枯燥，不能传播开来，但由“转”家改写的的文章自然也成不了传世之文。做学问的，自然不应该投机取巧地在如何盗用前人概念上下功夫。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解读。

不过这意思，好像在作者最后引用的故事里表达的很清楚：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个‘不负如来’的故事，道人支愍度准备渡江而下，到南方去讲佛学。同行有伧道人，二人搞出了一套‘心无义’的理论，准备用这一套来迎合南方人心理。多年之后，伧道人悔了，觉得这样顺俗阿世的‘转’文，太对不起如来了。就拜托往南方的僧人：‘烦请转告老支，心无义那套东东全是乱讲，当初不过是为了混口热饭而已，现在就别再讲了，不然太对不起佛祖了！’”

显然，伧道人之所以悔了不是因为他在转文，而是自己在盗用别人的想法胡乱编文混饭吃。这哪里是在表述今年作文题目的文章“专”、“转”、“传”的关系？

虽然不认识胡晓明教授，但我相信这题目绝对不可能是胡晓明出的。能参加高考出题的人，应该有一定的语文阅读能力了吧？如果这样的文章都会误读，且概念混乱，自嗨故弄玄虚，难免又要引发现实总是比我们的想象瘦太多的感觉。

写到此不由想到昨天有朋友微信我的话：“孩子们12年苦读最后遇到这样的命题我感觉无语了”。真为这位母亲和参加上海高考的孩子叫屈。

看到有学者竟然为这样的题目辩护，我不由愤怒了。高考作文不是作文比赛，不需要玄妙和“有深度的思辨空间”。这玄妙是无厘头的高雅掩饰语，对你们是玄妙了，对考生呢？这无厘头“专”“转”“传”又是拓展的哪种深度？没有逻辑关系的题目，哪里可能开展“深度思辨”？“深度”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高考不是专门为“精英”孩子举办的，它是普普通通学生的基本权利。高考的题目必须对考生的所学有基本的尊重，必须严格遵守语文教学大纲。

其实这把年纪的我已经不该再吃惊。这好像不是第一次高考题目出现无厘头的题目，好像从来没有相关部门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我还是愚痴地想问：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出题难道没有审核？没有责任制？题目出砸了，难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真的没有追究责任的体制，那这次上海市考试院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上海考试院不负责，那上海市教委必须负责。如果上海市教委不负责，上海市政府必须负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最后，一个建议，鉴于这次题目出砸了，作为赔偿，这次语文作文在改卷时应该将基本分数送给每一位考生。

毛坦厂的妈妈们，衣柜里总挂着几件旗袍。

因为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高考第一天要穿绿，一路绿灯，最后一天要穿黄，一路辉煌。

高考前夕，她们便会换上这些旗袍，目送孩子乘上尾号666的大巴车——后者通常由属马的司机开，家里还温着糕和粽子，寓意步步高升，一举高中。

这里是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一个“老百姓孩子上大学的阶梯”，其周边聚集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在外打工的爸爸，和1.2万名来此陪读的妈妈。

她们大多来自最底层的农村，没有工作，没有自我，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空间，就和这座昼夜都被精密安排的小镇一样，一切都围绕着高考和孩子生存。鲜有人看到付出背后，她们的委屈和心酸，人们只会说：这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

邵华无数次经历过这个过程。2013年开始，35岁的她放弃居无定所的打工生活，陪伴刚上初中的儿子来到毛坦厂安定下来，成为镇上最年轻的陪读妈妈。她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延续她们这代人的命运。

陪读这些年，她的身份几经变化：家庭妇女、打工厂妹、小卖铺老板、保险业务员，唯一没放下的就是陪读妈妈这个身份。后来，邵华开始在当地帮助托管那些家长无暇陪读的考生，12年来，她已是700多个孩子的陪读妈妈。

尽管看似又回到围着孩子团团转的日子，但邵华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她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高考这些她也不懂，但这些年，她开始学着用事业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她首先是她自己，那是传统意义上买菜做饭照顾老公孩子之外，更重要的事情。

高考即将拉开序幕，以下是邵华的口述：

不要重走我的路

从我到毛坦厂做陪读妈妈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了。

之前，我只想着毛坦厂是一个让我们农村孩子读书的好地方。因为毛坦厂大部分学生还是来自农村，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高考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出大山的机会。所以我们这边很多人对毛坦厂都很敬仰。

我的老家离毛坦厂很近。那个年代，我们这边的人没读书就出门打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走我这样的人生路，我希望他好好读书，读一个好的大学。

那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初中都没有毕业，只能打一些零工，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儿子平均一年就要转一次学，小学六年差不多上过5所学校，我们想着这样对孩子影响肯定很大，全家就决定回来了。

那时家庭压力确实比较大。我在2010年生了一场病，后来就没有上班，为了回来买房，我们借了好几十万，但为了孩子，我们想着还是要刻苦。家里面有两个房间，租出去可以有一点房租，然后我自己打点零工，保持我和儿子的开销，老公在外挣钱还账。

第一年来毛坦厂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每天可以干吗，也没有梦想，就有一种从天亮就盼着天黑的感觉，很迷茫。

但我这个人其实也有点闲不住，一开始打打零工，这里的服装厂比较多，我会领一些衣服回来加工。后来在一个姐姐的建议下，我搞了一个小卖部，开始只卖孩子们喝的矿泉水和方便面，后来因为附近有个工地，我就开始卖大米、卖啤酒、卖工具，一下就感觉自己有个事情在做了，也能体现一点价值了。我并不是一个人纯粹在这里闲着，好像也找到了一点生活的方向。

再后来，我又去了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培训的时候，看到一些五六十岁的老阿姨讲自己年薪百万，我才发现原来女性还可以这样。我感觉我的思维好像改变了——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我一样可以拥有职场，一样可以在别人面前体现我的价值、我的能力。我慢慢就有了一种冲动：我也想有自己的梦想，也想干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因为刚入职场，感觉整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努力，有时在家里面拖地，我都要听一些学习资料，感觉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之前都把老公和孩子放在第一位，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烧饭、洗衣服、把他们照顾好，没有想过以事业为中心。做了业务以后，我开始把工作放在首位。

当时我在业务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家里还有五六个孩子——有我自己的，也有帮别人带的，我也会纠结要不要放弃事业，安心在家带孩子。当时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就跟我讲：你的业务这么好，可以请一个阿姨帮你带孩子，你出去挣钱，然后给她付工资，不也一样的吗？

我听了她的话。就这样坚持了4年时间，到2019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当时我还是想放弃带孩子，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找我，这让我觉得原来帮人家带孩子也是一种价值。我想儿子毕业了，我也没有啥牵绊的了，要做就把规模做大，所以我就去租了二十几间房子，和一个老乡一起做了陪读妈妈。

“怎么这么矫情？”

我们毛坦厂镇上估计有一万二三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很少。我老公平时也不回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因为大家会衡量谁能为家庭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人留在家里面打工，价值少一点的人则会来陪读。

我们很多陪读妈妈都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大部分女性的观念都是那种奉献型的，不像大城市职场里面的女性可以追求自我。很多女性其实很少有自我，都是为家庭、为孩子、为老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她们奉献了自己，不会去想自己去成长、为自己考虑什么的。包括我以前也是。

很多人以为陪读可能就是洗洗衣服做做饭，其实陪读是很辛苦的。

毛坦厂的人群很单一，学生占一半，剩下的人里，陪读家长占3/4，还有1/4是本镇居民、做生意的和学校教职工。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学校在生存，包括时间。孩子上学早，放学晚，整个时间都是碎片化的，你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所有的生活节点都要围着孩子转——孩子6点起床，我们5:00、最晚5:30就得起床，晚上要等孩子全部都回到房间安静了，才可以出门、休息。

而且孩子学业压力也很大，他们有的时候自己焦虑，就会向陪读妈妈去发泄。家长也觉得很委屈，可又能向谁去说？如果是理解的老公还好一点，不理解的就会说：“你又不上班，天天就带个孩子，怎么还这么矫情？”

虽然大部分的家长已经有所改变了，但还有很多人认为陪读带孩子在家烧饭，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能体现你的价值。到现在，还有一些陪读妈妈在伸手向老公要钱的时候会被说。

很多家庭为了培养孩子，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但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富裕。通常来说，这边一年的花销是普通农民工差不多一年的收入。大环境好的话，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挣一年的钱，就可以养活学生和陪读妈妈。所以可能一个父亲在外面打工已经很吃力了，就容易感觉钱怎么又没有了。

如果陪读妈妈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其实是很委屈很压抑的，这种痛苦没有人去倾诉，没有地方宣泄，有的时候就会抑郁。

有的妈妈还好，陪读的同时学学家政，等孩子毕业了，就出去找个家政公司上班。也有的妈妈回家之后，又跟着老公去工地上干一些活。但特别是从小学初中就一直陪着的妈妈，很多陪完就迷茫了。

这是陪读妈妈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孩子陪毕业了，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么多年陪着孩子与社会的接触很少，又没有一技之长，再重返职场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了，真的很多家长都不习惯。

说得难听点，很多人依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妈妈、照顾孩子，现在孩子突然不能照顾，感觉不被需要，可能心里会承受不住。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妈妈甚至还想陪孩子上大学，因为她感觉自己就像退休了一样，突然之间自己没有价值了。

这样的妈妈挺好的

这些年来，我应该照顾了七八百个孩子了。

以前每一届孩子走的时候，我都哭得跟泪人似的，就是我儿子上大学我都没哭过。那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付出了很多，也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所以才会这么不舍。

其实我们作为陪读妈妈是一个生意，是一种工作，但朝夕相处的一年里，他们开心、伤心、迷茫的时候，都是我们陪着他，就会在情感上付出很多。

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才像个妈，天天看他们有没有穿够衣服，天冷了要加件外套，今天要下雨要带上雨伞，对我自己的孩子，我感觉我们之间只是朋友。

以前我们学校有红榜，三年我没有去学校看过红榜。高考那天，我也没有去学校门口送大巴车，就把行李箱给他送到宾馆，然后就回去了。

孩子高三的时候，班主任说他太瘦了，让我搞点好的给他吃，我就觉得天天有肉吃有菜吃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看这么多家长天天水果不断，各种吃的不断。

我有时候跟我儿子讲，我感觉自己以前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他说我这样的妈妈挺好，他也不希望妈妈为了孩子，变成了没有自我的妈妈。

我记得当时我做保险的时候，他上高一，那时他就特别支持我，让我好好学好好干。孩子高二的时候，班主任跟他沟通，意思是让我不要再去做业务了，也不要帮忙带别的孩子了，怕影响他的成绩。儿子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如果觉得对你有影响，我可以不做，但儿子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俩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就好。

我一直觉得挺欣慰的，我的孩子还是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希望我做那种围着家庭转，围着孩子转，围着锅台转的妈妈，所以我也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这一份事业其实也相当于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我也是一点一点教它成长起来的。

放过孩子，放过自己

2022年开始，随着托管规模慢慢做大，我就把重心放在托管上面，保险也就慢慢放下了。

全职做陪读妈妈之后，可以说我的人生价值重新有了一个定义。以前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现在我是孩子们的邵妈妈，相对来说人生价值已经跟以前不在一条线上面。加上被很多家长认可、需要，我本身也喜欢跟孩子打交道，这些都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

现在找我来托管的主要有三类家庭。有的是自己做生意，他们觉得损失一个人来陪读的代价肯定比找我们更大。第二类是单亲家庭，如果陪读就没人挣钱了。还有一类是高中三年都由妈妈来陪，但母子关系一塌糊涂，两个一见面就掐那种，大人想让孩子改变一下，孩子也希望能够逃脱父母的控制，所以就选择来托管。其实很多孩子是愿意读书的，只是不愿意被家长太束缚。

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都比较高，很多父母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孩子了，一心只想儿女生活得好，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也没有想到除了物质，孩子需要精神上的滋养。这种爱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压力，一种束缚。

很多孩子到这儿来第一个月时，我们要一边哄家长一边哄孩子。有的家长天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要我们随时给他发视频，还有的父亲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始终感觉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要是一天没看到、没照顾就不放心。这需要我们不断开导安慰，慢慢让亲子分离。

我现在经常会跟父母讲，我们父母需要做自己，也让孩子做快乐的自己，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人生遗憾嫁接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生活在工业时代，孩子们现在生活在AI时代、智能时代，他们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请放过孩子，也放过你自己，何苦？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已经在改革了，可能未来10年20年以后，孩子们就可以真的快乐地做自己了。只是这一代父母的观念还没有改变。

改变的意义

其实对我来说，高不高考无所谓。因为我是个学渣，也没想过考什么大学，但对我们家庭来说确实改变很大。

以前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灌输一种理念，我们要么好好读书，上个好大学，要么学不好，那就好好学个技术，有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以后能够撑起一个家就行了。

我觉得高考对于我儿子来讲，意味着他可以真正有能力去选择走出这座大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可以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梦想。如果没有高考，没有考上上海的985大学，只是高中毕业，他可能还会生活在农村，或者是生活在小县城，可能还是会延续着我们的命运——打苦工。

虽然他在上海压力也很大，但心理上总感觉跟我们在工地上干着苦力活不一样。而且在农村，你家出了个大学生，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别人的眼里，你的家族肯定都不一样了。

虽然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什么时候觉醒都不迟，但是这个时代这么卷，你不卷也得卷，只有通过读书，通过高考，才有机会让你走进大企业、大公司，走向这种公务员岗位，或者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在社会价值层面，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想要改变命运的话，确实还是需要通过高考这条路径。有资本的家庭不用说，他可以有很多路径，但是我们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真的只有高考这一条路。

很多人都说，孩子来毛坦厂只看到涨成绩，但我感觉其实还会让孩子多了许多人生的历练、真正的成长，这种改变的意义我觉得远大于分数本身。

很多毕了业的孩子都非常怀念毛坦厂。虽然在这里学习也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感觉到很充实——学习就行，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但读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就再也没有机会让你只做一件事情了。

对我来说，看着孩子们在成长，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在成长。我从来没有后悔成为陪读妈妈，只是过几年我可能又想做下一个事业，比如通过自媒体去做家庭教育，去改变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让更多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去做。

近日，我看到多地发文整顿医学科普。四川就发布禁令禁止医护擅自科普。

说实话，对于医生开自媒体账号做医学科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些小毛病，可以在科普上找到答案，就没必要跑一趟医院了。

我带娃这几年，我是经常看医生科普，而且如果孩子有点不舒服，也会对照症状在抖音上搜一下。

如果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不过多干预。

比如第一次发烧，没经验，就去医院，结果医生让还没满月的孩子单独留在医院住院治疗。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

后来换了家医院，开点药吃了就好。

后来看多了科普，平时发烧，如果烧高了就吃点退烧药，这几年基本靠自己的免疫力能好，基本不会因为发烧去医院。

如果是大问题就要立刻就诊。

其中科普最有用的一个就是急性喉炎，犬吠样咳嗽，我看有好几个医生科普，发病急，死亡率高，有症状要及时就医。

我孩子也得过，看到这种情况马上送医院，吃点药马上就好了。

所以这些医学科普可以让家长了解病情，知道轻重缓急。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往医院跑，也不会对一些大的问题掉以轻心。

还有一次，医学科普的作用更加明显。

有一天，孩子突然开始吐，吃什么都吐，喝水都吐。去医院打了彩超说是肠套叠，就是肠道套起来了，而且套了两个环。

我就在网上搜肠套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目的是懂一点病理和治疗方法，不至于吓得手足无措，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网上看有医生就说往屁股里灌开塞露可以解。

然而到了急诊室，医生却说要住院，一种是屁股里灌气，像吹气球一样解，一种是往屁股里灌水。总共花费可能要七八千左右。

每个医院的政策可能不同，当时两种都要单独购买灌水或者灌气的机器大概4000元，而且灌水还要在x光下进行。

我当时就想到了网上的科普，就问了医生一句，我看有医生说可以灌开塞露解，要不要先试试开塞露。

医生一听愣了一下，就说那也行，开一支开塞露试试，医生让我们保持20分钟，然后再去做彩超。

于是我们用了开塞露，等了20分钟，去检查，两个套解开一个了，拿着报告找医生，医生说还有一个没解开，要去住院。

我们就半夜往住院部去，找到住院部医生，医生说了灌水和灌气的方法，以及要准备七八千块钱，还要买灌水或灌气的机器。我就问了这机器不是医院的吗？怎么还要患者买？结果就是医院规定。

我当时就在想，既然能解开一个，证明开塞露还是有效，是不是第一次的时间不够久，灌入的开塞露不够多。

于是我要求住院部的医生再开一支开塞露。

这一次，我把整支全部挤进去，然后屁股略抬高这样抱了一个小时。

再去做彩超，结果都解开了。拿着结果去找当时急诊的医生，医生好像挺失望的。

是啊，总共用了两支开塞露，花费2元。和七八千的住院医疗比起来几乎没花钱。

当然灌气和灌水可能适合那些套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但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用便宜的方法试一试呢？

事后我把这件事做了一个视频分享在抖音上。结果很多得肠套叠的孩子家长使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试想想，要是没有一部分医生做医学科普，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么严重的病只需要很简单的治疗方法。

就会完全相信医生的说法，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

从这个角度看，医生的医学科普，本质上是减少了医院和病人的信息差，医生挣了流量，却让医院的病人减少了，本来可看可不看的病，看了科普就让它自愈了，还有那些小病也没法大治了。

特别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看病，分析的病情可能比很多医生都要准。

如果人工智能看病普及，更多的人可能就小病自我诊断了。从这个层面分析是会影响医院收入的。

最近很多地方禁止医生做医学科普，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考量。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网上搜到各个医生对各种病的科普。

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医生的科普对我们这种新手父母来说有很大帮助的。

希望这次的医学科普禁令，能给真正的科普留一点空间。

25岁的中国青岛女孩蒋雨融，现居在距离哈佛大学步行15分钟左右的合租房里。说起目前的处境，她坦言，不知道自己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的波澜，是否会引起美国当局注意。“我现在能做的是在家里不要穿得破破烂烂，以免被（移民执法局）上门抓的时候显得太难看。”她半开玩笑说道。

作为哈佛400年校史上首位登上毕业讲台的中国女生，当地时间5月29日那天，蒋雨融看到了台下4万多名师生的鼓掌欢呼，她说自己当时“感受到了全哈佛的鼓励和祝福”。

一天之后，情况急转直下，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对她的负面评论乃至谩骂。有人说她的演讲“通篇谎言”，有人说是“道德表演”“假大空，高高在上，带着浓浓的‘圣母’气息”，还有人说她“一因为‘中国’，而因为‘女生’”、是哈佛向特朗普传递信息的“工具人”。围绕演讲争议很快演变成针对她个人海啸般的“人肉”，她的英语口音被嘲笑，还被质疑拼爹、履历造假……

争议的焦点之一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曾发布的一条与蒋雨融相关的内容。据历史截图显示，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周晋峰推荐了长期志愿者蒋雨融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其父亲蒋志明对此表示感谢。另据百度百科显示，蒋志明目前担任中国绿发会绿色未来科技发展基金的执行主任。诸多线索让网友猜测：蒋雨融进哈佛是走了绿发会的后门。

但据蒋雨融表示，她的确曾在绿发会担任志愿者，绿发会也确实为她出具过申请哈佛的推荐信，但最后“没有用上”。至于父亲，也没有拿过绿发会的工资。

“现在推特上保守派的媒体说她是哈佛精心推出来的中国间谍，2W点赞8K转发，要求把她吊销签证驱逐了；国内铺天盖地的喷子说她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门败类……”蒋雨融的男朋友在朋友圈里如此形容她的腹背受敌。

很多朋友劝她“算了”，但她选择了在中文世界的微博、小红书、抖音、微信视频号开启个人账号，表示“我们偏要去和那些人对峙”，而且“不会关评论”。

在蒋雨融看来，这是对公共话语空间的争取：网上“劣质流量很多”，“如果你相信你是在发该发的声音，做正确的事情，那么就去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争取”。

但她也渐渐意识到，站出来发声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甚至意味着背叛——这些天，母亲第一次从微博上得知了她被霸凌，给她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这样写，你让我和弟弟、我们家里人怎么办？你这样是放弃了我和弟弟……”

即便她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很好的精神状态，对网上的恶评也多是感觉“这太好笑了”，但谈到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以揭开隐私为代价，澄清包括爸爸和绿发会的关系、升学经历、家庭背景、生活创伤时，她感觉到煎熬。

演讲后的几天，蒋雨融说自己像过了漫长的好几年，她逐个阅读演讲视频下的评论，浏览社交媒体上的谩骂或者鼓励她的私信，和毕业的同学告别，与关系要好的哲学教授夫妇划船，回忆起初中时被霸凌的细节依然会蜷缩在床上止不住哭泣。

以下是她对凤凰网的讲述：

应该是演讲结束的第二天，负面评论排山倒海，到现在一共四五天，我感觉可能过了好几年。

国内这边有成千上万追着攻击我的私信，说我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门败类……你能想到的最恶劣最肮脏的辱骂都在私信里，无法想象中文所有肮脏下流的语句都在那里，语言可以多么有创意的恶毒。

每天微博私信弹出来的新消息都是99+，大部分你不用点开，前面几个字骂的直接略过去了。如果是鼓励的就看一看，一般基本上都是男朋友先看，人肉过滤一下，有意思的再和我说。网友还在人肉我的男朋友，但他倒不担心，他普通家庭出身，用了十几年的社交账号也都保持开放，觉得我们两人坦荡、无所谓。

不一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我的演讲评价完全不同。TikTok上我的演讲视频非常火，可能几十万点赞, 下面的评论基本都是正向的。

说我是中国间谍，问我机票什么时候回中国，说国际学生就不应该来美国，这些骂声主要集中在YouTube和X上。X有一个保守派的喉舌媒体，就说我和国内挂钩，是哈佛和国内一起扶持上去的间谍，要求把我吊销签证驱逐出境，2W点赞8K转发，这太好笑了。

这段时间我也接受了世界各地十多家媒体的采访。作为一个中国学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声机会。之前我接受的第一家是美联社的采访，视频里有两个老头在后面打架那个。我当时清楚听到了后面在打架，很吵，已经打了有一阵，但是又在采访，记者也没有叫停，我就继续努力集中精神回答问题。

两个老头其实是在下国际象棋，下着下着就打起来了，是很滑稽很普通的纷争，结果就在我讲到humanity rises and falls（人类同起同落）的一瞬间他们倒下了。

当天晚上视频就出来了，火了，评论区让我和男朋友笑了一个下午。我明明很吃力在集中注意力回答采访，结果各种人各种解读，说“你看她嘴里讲着国际发展、人类命运这种大道理，其实连身边的人打架都不知道”，油管还有人评论说“这就是美国社会现状”。

虽然看到很多骂声，我也收到了无数的正面鼓励的私信，之前一个同学是理工男，后来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说这是他很久没有感受到的纯粹人文主义关怀。每天LinkedIn上我也收到全世界的私信，非洲、尼德兰、印度、新西兰、泰国、新加坡的……在现在全球化逐渐消退的时候，很多人心中还是和我一样有很美好的想法。

好多私信很长，我记得一个非洲大哥写了整整一大屏幕，看了一下真不是GPT写的，都是自己很用心写的。非洲大哥在我们国家中南大学读博士，他说自己在非洲读的本科，又去北京读了对外经贸硕士，他说为我成为第一个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女性感到骄傲，他喜欢我引用的诗句，也因为我的演讲哭泣，也请我不要因为负面评论感觉难过。他说这是the best ever commencement speech（史上最好的毕业演讲），还在后面加了爱心表情。

我觉得“假大空”的批评，某种意义上不是对于我文本的批评，而是射了一种社会情绪。现在是一个大家对于宏大叙事非常疲惫的时代，他们可能听了非常多这样的话，感到失望或者愤怒，结果这个时候我振臂一呼，说，不要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就像在废墟里面炫耀你还活着的一个状态。

这两天除了媒体采访、看私信之外，我们也和喜欢的哲学教授一家去玩了帆船，教授的妻子是一个吹长笛的音乐家，我们还说她可以带上长笛。学哲学的看得挺开的，都觉得这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教授曾经和我说，做完演讲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move on继续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把它变成进入公共讨论空间的契机。我想了想说我选择后者，我觉得这个舆论环境需要仍然相信着全球化理想、相信着人类休戚与共的人带去新的希望。

说实话，我之前也经历了非常多内心挣扎。我不太愿意再谈霸凌，伤痕太深，一提到我还是会大哭，在看问题提纲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在床上蜷成一团哭了一个多小时，本来以为这些事情早就抛在后面了。支撑我说出来的动力是，早一刻说，就早一刻有同样经历的人能看到，也许就能被鼓舞到。

从小我父母就分居，他们很早就离婚了。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在成都工作，后来他抛下我和妈妈，妈妈每天以泪洗面，她没有工作，爸爸给点钱但对家里基本不管不问。妈妈负担不起原来的房租，我就经历了几次搬家、转学。每换一次学校，我作为一个不会说成都话的外地小孩就是一个异类，会被孤立。

初中的时候我就搬家回青岛，进入65中，十几年前那是一个子弟学校。我在这个班级里面成绩还可以，前五吧。班上同学的家庭条件会差一点。我们班是一个很坏的班，比如有男生突然第二天就光头了，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外面被修理、被打，欺负他的那个人说你如果剃了光头，我就放过你。还有人上着课突然站起来要和老师掰手腕，也有人把女生拖进男厕所，蛮多这种事情的。

霸凌我的是校外的人，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发生的。班上有个男生喜欢我，他经常混社会，校外一个女生喜欢他。可是我和那男生没有半毛钱关系，混社会的女孩儿就嫉妒，放学在学校门口和她的太妹朋友们堵我。她们不会非常明显地把我架出去，就簇拥着说我们去聊一聊，把我架到人很少的地方，然后扒我的衣服、打我。总共三四次，很大的肉体和精神痛苦。那几个女生的名字我至今都还记得，但我不愿意公开她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想她们经历我所经历的人肉和网暴。

回家洗澡的时候我会把浴室门锁上，不让妈妈进来，怕她看见我身上有淤青和伤痕。妈妈对我的爱是给吃给住，但我在外面受了伤害、回家明显是状态不对的，妈妈看不出来。我和妈妈讲过，希望多一点关心，还没有说因为什么的时候，她就说，我养你养出罪来了是吧？当时是鼓起了很大勇气想要求助的，结果被怼回去了。我记得是在阳台上面，当时我说那我就这样跳下去算了吧。

后来放学我就不敢回家，躲在学校厕所里面等到天黑，觉得那些人堵不着我就会走，我才敢悄悄回家。妈妈问为什么这么晚，就回答老师多补习，或者吃麻辣烫了。

我发微博以后，妈妈第一次知道我被霸凌。她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是，这样写，你让我和弟弟、我们家里人怎么办？你这样是放弃了我和弟弟，然后说妈妈给你磕头了，不要写。当时我整个人就崩溃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知道我十几年前在外面遭受了这些，她一直觉得我在学校挺好的。

后来我很努力读书，考上一个很好的高中。我会打拳击，从高中开始就练习，就是因为初中被霸凌了之后想要保护自己。我在肯尼迪学院开设了一个拳击俱乐部，每周会带着同学们练拳击，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女生同学愿意加入。关于女性处境，我也参加相关学习小组，学习遇到霸凌和性骚扰该怎么去介入，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事情发生的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缺失，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事情就会被停止。

演讲后，我在微博上写了自己遭受过霸凌的经历。后来有同样经历的小孩儿和家长给我发私信。最新一条是小红书上，一个13岁小男孩的妈妈发的私信。小孩在学校被5个比他高大的男生长期霸凌一学期，就在操场边上。家长过了一学期才知道，尝试着和欺负孩子的对方家长沟通，和老师去沟通，结果换来的是，之后那几个学生更加肆无忌惮地霸凌那个小男孩儿。

现在那个小男孩儿已经休学在家了，才13岁。他妈妈看到了我微博的内容，把演讲和声明都给小男孩看，小男孩说我现在就是他的人生偶像。那个妈妈说很感激也很心疼我。我当时正在回忆自己被霸凌的事情，已经哭得不行了，但还是发了几条语音回复，想给小男孩一些勇气和鼓励。

我非常矛盾，如果要出来发声，要放弃很多东西，比如放弃我的隐私，讲霸凌要把自己的伤疤重新再掀开一遍。这里同时也有一个所谓“背叛”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学校（青岛65中）出来接受了采访，如果我再出来说霸凌的话，相当于和它们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我一方面想对自己保持诚实，另一方面说出来意味着我背叛中学。我本来可以过着很安稳的生活，但这意味着错过在公共空间发声的机会，而且我会担心，如果我沉默，相当于默许和同谋，挺煎熬的。非常多两难的决定，仿佛是要在一个错和更错的选项中间去选择。

其实像我爸爸也是，如果我想要更细地讲述家庭环境，怎么成长，也是要去放弃我的父亲。我大学之后，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渐渐缓和了，爸爸就回归家庭了。我现在还有了一个弟弟，慢慢在和解，与此同时爸爸其实一直在对这个家提供经济支持，妈妈又和他有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我又和妈妈感情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所有人都好，我想修复一下父女关系。

初中的时候，爸爸对我们很不好，会酗酒，甚至有一次我拿着刀在厨房对着他，保护妈妈，怕妈妈再次受伤。但他们现在依然在一起。他们关系非常复杂。

弟弟小我很多。爸爸时不时回家，出现一下。到了大学之后爸爸回归家庭，拍一个家庭照，就是网上他们人肉出来的那一张4人照片，很卑鄙，我弟弟还是一个小朋友。但你仔细看那张照片会发现，爸爸其实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

我的父母，他们一次我的毕业典礼都没有来过，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这么大一个事情，同学们的爸妈都是从世界各地专门飞来看的。为了看我演讲，好朋友都专门从欧洲提前飞美国。我爸妈连视频都没有打给我。

我提了一下毕业典礼要演讲，但妈妈说，弟弟要上学，要照顾弟弟。甚至也没有尝试能不能给弟弟请个假，一起来看姐姐演讲。父母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可以负担签证和来美国的费用的，虽然机票有点贵，但不会说成为考虑不来的阻碍。他们知道哈佛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所以我爸很荣耀，会把offer发出去，把它当成一个炫耀的奖杯，你看我的女儿上哈佛了，你看我的女儿要在哈佛演讲，但他们不在意我的感受。

演讲以后的第二天中午，视频评论里就有截图说绿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坦坦荡荡的，没任何问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实习推荐信，过了半天，莫名其妙、越闹越大。

绿会说要发个声明，我不想再公开回应。爸爸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有很多的社会情怀，公德很好，私德很差。爸爸过去工作离职拿到一笔补偿金，连着自己的积蓄捐了好像100万给绿会。捐这么多钱不是因为他真有钱得不行，而只是因为他愿意捐很大一笔钱给一个公益组织，他想行很多善，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家庭的各种不堪。绿会给了爸爸一个荣誉头衔，属于志愿形式，他既没有拿过绿会的工资，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我大学的时候，爸爸应该是想弥补过去对我的亏欠，说他也在里面做事，你要不要也来申请实习，父女可以多一点接触。于是大学四年我就一直在那里实习，做了很多工作，负责文件翻译和会议协助，他们出具了一个推荐信，这种推荐信是所有实习生都可以拿到的，但最后申请哈佛因为上交推荐信数量有限制，就没有用上。（注：关于蒋雨融向哈佛大学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是否有来自绿发会的推荐信，凤凰网已邮件向哈佛方求证，目前暂无正式回复）

后来绿会从爸爸那里听说我上哈佛了，还问他要了offer，爸爸就把这当作一个值得炫耀的奖杯转发过去，发了一个微博。非要强行发这样一个东西，我也不好说那你把它撤下吧，就很驳人面子，当时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结果现在就搞成这样。

但无论小学、中学怎么样，我的确是靠家里的钱在海外读了本科，这已经比绝大部分家庭要优渥很多了，我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家庭条件。

去英国和美国念本科4年是爸爸负担的。但一路走来我堂堂正正，没有弄虚作假，进哈佛也没有走后门。但和我初中很多同学相比，我的家里确实能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让我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这些差距是真实存在的。

但我想在经济上迅速和家里脱钩，因为老是被威胁要断生活费。我本科去了他们不想我去的学校，选了他们不想我去的专业。我的专业是政治哲学经济学，他们觉得是一个很难去找工作、一个不切实际的专业，就非常反对。之前父母想让我去伦敦政经LSE，然后我想去华威大学，父母就用断生活费威胁我，后来我转学去美国杜克，父母又断生活费，让我回国，不要上学了。不过他们本科没有断过，但总是会把这个事挂在嘴边，所以我一旦开始工作就想迅速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

很多人质疑我只工作三四年，是不是真的可以负担这么高昂的研究生学费，但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瑞士信贷银行工作的时候，我租的那个小破屋子一个月400块美元租金，没有夸张。我的钱除了一个月400块房租，还有伙食费之外，其他都存起来。

那是一个糟糕的社区，门口经常会有奇怪的人晃来晃去，甚至半夜来骗我开门，问要不要我把垃圾给他，他可以替我扔垃圾，问自己的车坏了，能不能出来帮他看看怎么回事。当我拒绝开门，外面的人也不会再去敲邻居的门寻求帮助，而是直接走掉了。

那个社区可以给我提供非常廉价的网络，因为那个社区属于一个贫困街区，政府会补贴网费。那个社区里面，周围是一栋栋砖房，一个一个小屋子连着，屋子是个小开间，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冰箱。我一般不太在家，疫情期间一直在家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出门。

在哈佛读书的生活其实也是穷困潦倒、非常拮据。在这里我所有的家具都是捡的，本科生学院开学前会有一些旧的、破的家具清出来堆在宿舍外面准备被收走，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推回自己的房间。学校也经常会有免费的午餐，就是开什么会议，结束之后给宾客提供的饭菜没吃完，我就会去蹭那些剩下的午餐，这样就不用自己去食堂买饭了。

食堂买饭是按斤称的，如果要去食堂吃我们就会带一份白米饭，因为白米饭最压秤了，只去食堂买肉和菜。有次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回家的时候纸袋破了，一加仑的牛奶摔裂了，不断在漏，牛奶要3.4美元一桶，我们就努力地想喝掉它。后来回到车上把几瓶矿泉水倒了来装牛奶，这样可以省一点牛奶。

实际上我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经常同学聚会时有人脱下鞋子，发现袜子上有洞，然后大家相视一笑。

我之前没有太注意毕业演讲这件事，快毕业的时候课业繁重，其实我看漏了邮件。但3月有一天经过学校的走廊看到一个申请毕业演讲的海报，我才去报名的，那天离截止时间只有24个小时了，当天晚上我本来和同学约饭了，结果全部都推掉，花了一个晚上写演讲初稿，这个初稿和终稿看起来差别挺大的，比较粗糙。

一共有三轮筛选，第一轮是提交个人材料，然后两轮面试。3月份是提交材料的的最终期限，最后定下来是4月初。硕博生都可以申请，每年会有大概三四百个同学参加申请。邮件不会告诉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演讲有什么标准，也不会要求学生讲什么主题、怎么样写稿子，但历届毕业演讲学生的话题，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和成就，学校也都会留意。

学校也会开设和演讲有关的信息分享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主题最能和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学校不太想看到全程都是“我怎么怎么样”的故事，而是希望演讲内容是可以和整个社群或者是学校围墙之外的人产生共鸣。

即便是4月初定下我演讲，稿子也还是在一轮一轮修改。我的演讲标题原来是《守护我们的人性》，发在了校报上，后来实际讲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人性》。

演讲那天，从台下走到台上这段距离，我听到了同学和老师的欢呼。男朋友是我人生里最大的拉拉队长，他跟我的同学说我的家人不会来我的毕业典礼，所以希望他们在我上台的时候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这样我的父母在视频里面也可以听到。全校4万多人，我可以很清楚听到他们的欢呼我自己的名字，从肯尼迪学院的角落里面传过来。学院同学每个人是手拿了一个蓝色的地球仪的，因为我们来自世界各地。

我讲完下去的时候感觉有点疲惫，因为情感上有点大起大落。当时男朋友就和我说，你可能只能戴墨镜、帽子才能回家了，因为每走一步就会有认识不认识的同学和家长来祝贺几句，走回家15分钟的路可能走了快两个小时。那一刻感觉就是挺被这个社群爱着的，蛮神奇的经验。祝贺我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完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肤色、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收了好多好多的花，一捧一捧的，很沉很沉。当时是我男朋友在后面抱着花，手臂差一点抽筋。

我对自己的稿子是非常满意的，每一句都言之有物，不然也不会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有这样多的共鸣。如果只是一个空空的文本，没有灵魂的话，是没有办法获得到现在这样影响的。

后来我们和哲学教授讨论过演讲引发的争议，他很心痛，眼泪都要掉下来。有人在评论里问，为什么不为被遣返的留学生发声、不为反战发声、不为中美关税战停止发声。最一开始落笔的时候，我就希望演讲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我不会对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去进行对话。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找我，很多人能够产生共鸣，也侧面说明了，稿子其实也在和这个时代对话。

演讲之前，其实我有预料到会有质疑、攻击的声音，只是没有想到是这样铺天盖地的。最开始预料到攻击更多来自美国这边，尤其是保守党这边，像MAGA群体（指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的群体，其核心口号为"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演讲内容讲的是国际化视角的全球化叙事，整个立场是和哈佛完全相符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我还是挺想要MAGA能够听到，把他们囊括到我的观众里来，虽然我知道很难。我当时写的时候想说我怎么能够去团结越来越多的人，而不是要把不同意见的人分离和异化出去。

对我来讲，稿子某种意义是我个人在文学上面的野心。当时斟酌的时候，感觉如果要加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可能会去异化很多人，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我觉得在毕业典礼上我最终的理想是把所有人都unite起来。

说到理想化这个事情，我觉得毕业典礼上还不理想化，你什么时候理想化？如果要去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我本来也是政府学院的，我就去写一篇论文了。其实在做这个演讲之前，我特意找了两个愤世嫉俗的同学，在他们面前试讲了一次，他们也觉得很好。我是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的。

我的稿子最开始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这个和洗衣机有关的故事里本来还可以塞更多的国家，我在MPAID国际发展这个研究生项目里其实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大，77位同学们来自32个不同的国家。

说实话，我来肯尼迪学院之前都不一定能够掰着手指头说出来32个国家和它们的首都，但是现在的话，我都可以了。班上同学关系很紧密，第一年所有的课每个人都要从早到晚坐在一起，还会一起出去玩，大家很了解彼此。

我们班上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是真的想要为人类做贡献的那种。演讲里面出现的那个从坦桑尼亚打电话给我的泰国同学，毕业以后要回泰国，今天要告别，他在告别的时候哭了。他最近哭了好几次，一个是听我演讲哭了，一个是想到未来的人生规划又哭了。那个同学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之前在麦肯锡工作，后来读书，他的理想一直是去帮助泰国的农业，因为泰国农民有非常多非常高的负债，他想回去帮助泰国农民在价值链上面往上走，但这种工作就意味着工资很低。他毕业时还有另外一个offer，是在百事可乐做高管，收入很好。他一直纠结去哪一边工作。最后他还是选择去做那个帮助农民的工作。

实际上我的研究方向除了哲学之外，也是要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蒙古的电力改革。当时我是在蒙古总理办公室，当地很多发电站是从苏联时期继承的。苏联解体，蒙古也自由化市场化了之后，没有加太多的发电站，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增加，出现了电力短缺，目前缺口是21%，主要依赖俄罗斯和中国的进口。但是当俄罗斯要提高电价，它们没有可以去谈判的能力，所以电价提高了，当地的通货膨胀也会提高。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怎么把蒙古的电力市场从设计架构上开始调整，把现在的单一购买者制度转成一个半市场化的形式，让市场的结构更加透明、吸引外资。

写作演讲稿的过程，其实是我对过去两年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比如，我和哲学教授一直在上一对一的课，他最后花了半个多学期带着我去读蒙田。蒙田是15世纪法国思想家，我一开始还不太能够理解，他是一个行文非常散漫、想到哪里写哪里、喜欢反复修改自己文章的人。那个学期世界在极速变化，战争（比如印巴冲突），特朗普政府和高校的冲突，我才开始慢慢理解蒙田。他活在一个充满着暴力、瘟疫、宗教战争的时代，人们毫无理由互相杀来杀去。他总是在表达，当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充满着冲突的世界，怎么去守护好自己的人性，这后来成了我的演讲主题。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是有些类似的，在这个世界都在互相攻击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身份和立场拉扯。

毕业典礼的前一周，我正好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访问，差点回不来。当时我们正好在北马其顿的奥赫里德湖旁边，第二天要去见副总理。准备点晚餐的时候，突然收到消息说哈佛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交流活动的身份认证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国际学生的合法身份没有了，起码是有风险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被选作毕业演讲代表了，我非常想回学校，很焦虑，但当时正在点菜，我又想赶快查一查这个湖里什么鱼是最好吃的。这很搞笑、有点荒谬，在一个动荡的时刻，人还是本能去守住自己的生活，不去让政策变化影响得一团糟。

我暂时回应得差不多了，关于霸凌和家庭情况，对于个人和家庭内部而言都是非常复杂，很难几笔就讲清楚的。这次的事情可能是个契机，演讲后的第五天，爸爸妈妈从崩溃直到开始反思之前对于家庭的伤害。爸爸在家人群里发了很长几段语音，他说，“爸爸在这里诚心向你表示道歉，对爸爸年轻时对你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真诚地忏悔和道歉……还有妈妈，我也请求你原谅我过去年轻时候做得不好的事情……”

爸爸现在又开始想要弥补我和妈妈……我感觉更复杂了。

今年3月底，甘肃省兰州市多个区的公安局，开始去往国内多个城市，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唤、拘留一批海棠网上的网文作者。海棠网是一个设立在中国台湾的成人文学网站，内容以言情、耽美为主，作者可以自由设置付费或收费。一些作品的部分章节尺度较大，涉及性描写。

这并不是海棠网作者第一次涉案。2024年6到8月，安徽绩溪县公安局以同样的罪名，跨省抓捕50多位海棠网作者。这些作者靠写文或打赏，获利金额大多在10万到50多万元之间，最高一位头部作者获利184万元。大多数作者很快就在当年12月底被判实刑或缓刑，定罪后退回获利金额、并处以一倍罚金，每个成年作者都留下了刑事案底。

今年，相似的异地抓捕再次发生，但涉事作者的获利金额大大降低。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几位作者，最高获利金额约两万元人民币，最低获利0元。涉事作者包括不少在校大学生，有学生在公安侦查阶段，尚未进入检察院公诉的情况下，已被学校取消研究生拟录取资格。

这一事件近日也在互联网引发广泛讨论，讨论的聚焦点包括：没有获利，以及获利金额极低的网文作者是否有罪？如何认定淫秽物品以及由谁来认定？淫秽物品具体的获利金额、点击量如何计算？以及20多年前针对电子淫秽物品的司法解释，是否还适用于如今的社会？

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曹泓

异地传唤

今年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半，温禾还没起床，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她听到合租的室友去开了门，接着，温禾卧室的门被敲响，7、8个人出现在眼前。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知道自己办了什么事吗？”温禾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们出示证件亮明便衣警察的身份后，一位男性直接问。

“大概知道”。温禾回答。

对话没持续多久，很快，这些人让温禾带上自己的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当时什么心情也没有，就是茫然。”温禾回忆。

温禾住在重庆。她后来知道，这些警察中，有两男一女是从兰州过来的，也是任务的主要执行者，其余则是重庆当地负责协助的警察。兰州警方异地传唤温禾，是因为她过去几年在一个名为“海棠文学城”（下文简称海棠网）的网站上写了几部小说，被兰州公安认定为“淫秽物品”，因而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根据公开资料，海棠网成立于2015年，隶属中国台湾龙马文化出版社，服务器也设在当地，是一个面向成年人的网络文学平台。打开网站，首页第一行就提醒“本网为限制级网站，未成年者不可阅览”。类型包括言情、玄幻、耽美（男男恋爱向）、百合（女女恋爱向）等。因为海棠网不对内容做审查编辑，不设太多创作限制，所以平台上会出现不少大尺度、成人向的内容。其中，耽美小说是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分类，作者和读者绝大多数是女性，读者通常称作者为“太太”。

温禾是海棠网的“太太”之一，今年刚满20岁。她大约三年前开始在海棠更文，内容以言情、耽美为主。今年4月初，温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传言，称今年1月开始，兰州警方开始对海棠网上的作者、作品等信息进行取证，并在3月底行动，进行异地传唤、抓捕。温禾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自去年6月“那件事”发生后，她早就在海棠断更，转向中国大陆的网文平台，开始写符合大陆平台规范的言情小说。

海棠作者都知道的“那件事”，是指2024年6月开始，安徽绩溪公安机关异地传唤、抓捕海棠网作者。据媒体报道，去年6到8月，安徽绩溪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唤、抓捕了50多位海棠网作者，有部分作者被判刑。这些作者全部是网站上的付费作者，读者需要充值海棠币才能阅读他们的文章，1海棠币等于1台币，付费收益，作者和平台五五分成，要求作者单次最低提现300元起步。

温禾告诉我，几乎每个海棠作者都知道去年这件事，但去年被抓捕的作者，在平台提现的人民币似乎都超过5万元，最高一位头部作者“云间”（笔名），提现金额大约184万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之后，不少提现金额较低的“小透明”作者以为风波结束，选择继续在海棠网站更新、提现。直到今年，他们发现兰州公安开始抓捕作者后，状况有了些变化。

首先，这次被传唤、抓捕的作者，提现金额明显偏少。温禾提现了上万元人民币，算是她自己了解的作者中数额较大的。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海棠作者，一位只提现了400元人民币；另一位虽然是付费作者，但从未提现过海棠币，仅仅使用赚来的海棠币支付其他作者写作的、需要付费的文章；还有一位是免费作者，她的文章无需付费就能观看，但有读者打赏她海棠币，也被传唤。

其次，这次抓捕并非仅仅针对耽美小说作者。一位作者告诉我，她去年开始在海棠写作异性恋言情小说，“剧情免费、床戏付费，我的四本言情小说，主角都是成年人异性恋，且无血缘关系，没有涉及任何不合法人设或情节，我也没有提现过。”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她也被兰州警方传唤。

另外，去年，所有海棠作者的案件基本都由安徽绩溪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而今年，根据本刊记者的采访，至少有兰州市城关分局、新区分局、森林分局、红古分局等地，分别参与了海棠作者异地抓捕行动。一位作者告诉我，今年被捕的作者数量也远超去年的50多位——重庆、四川、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作者都被传唤，其中包含不少在校学生。

安徽绩溪、甘肃兰州，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的警方在异地传唤、抓捕海棠作者？

上海德禾翰通（成都）律师事务所的汤弘扬律师长期关注此案件，去年他为部分海棠网头部网文作者进行过辩护，本次也给一些作者提供了法律咨询。他告诉本刊记者，“按法律规定，对一个案件，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的警方都有管辖权，而针对互联网上传播的犯罪，有一条特别的规定是，只要是通过互联网能够传播到的地方，都是犯罪结果地。比如某人今天发了一条涉嫌犯罪的社交信息，任何一个城市的人看到了，这些城市依法都属于是犯罪结果地。”汤弘扬说，具体到海棠网站的案件，安徽绩溪和甘肃兰州，如果有当地读者读到相关作品并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就可以开启对案件的调查和跨省传唤。

实际上，兰州警方在异地传唤海棠作者的同时，也在本地传唤海棠读者作为证人。我们联系到一位兰州本地读者，她是一名在读本科生，同样是四月初，她接到一个私人电话，自称警察。她起初以为是诈骗，挂掉电话后又接到带有110号码的座机电话。“这下相信了吧？”对方要求她当天晚上去附近派出所做笔录，要了解她看海棠文章的经历。

按这位读者的说法，她在笔录结束后，看到警方的问题里有“耽美百合全是色情内容”，“作者规定必须收费”等表述，她要求在自己的笔录上针对这些说法做修改。“我不知道什么是sq小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鉴定标准，我不想空口认定。”而且，平台上也有作者不收费。不过，根据这位读者的回忆，她的修改要求并没有被采纳，她最终还是按警方要求笔录上签了字。

耽美小说

温禾四月初第一次做的笔录，从中午接近12:00开始，到傍晚6、7点结束。结束后，她当晚交了2000元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她接到兰州警方的电话，通知她去兰州再做一次笔录。温禾即将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手头只有几百块。她后来筹到大约1000元路费，第一次坐飞机去了兰州，返程则坐的火车硬卧。

这一次，警方明确告知她，过去几年，她在海棠上获得的流水，以及几本小说所有章节的点击量（即阅读量）。温禾说，这个数据她自己之前也没有仔细算过。这一次，她第二次被询问是否有男朋友了。之后，警方说案件侦查结束，将移交当地检察院，让温禾等消息。

跟温禾一样，很多海棠网作者都经历了相似的异地传唤，并自费去兰州做二次笔录。同样地，很多涉事作者也都是从小学或初中开始看网文，慢慢接触到耽美小说的。“看过耽美后，再也不想看异性恋小说了。”一位作者这样说。

在海棠网上，很少有耽美小说会完全避开性描写，且描写的幅度也在发生变化。一位写了两三年耽美的作者告诉我，她刚进入海棠时，发现平台上的文章，一般是随着人物和情节的铺垫，慢慢出现性描写。去年，她接到一位读者付费约稿，按读者的要求写了一篇更大尺度，性描写更露骨的文章。发表后，她发现这种风格的文章，似乎更容易被关注、被推送到每日更新的榜单中。有时，她觉得小说中不必包含这么多性描写，但考虑到流量，偶尔会不自觉地多写一些性内容。

为什么喜欢耽美？我问了每一个作者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很相似——因为那是纯粹的幻想，而非现实。这种纯粹，不是指主角毫无情感经历，而是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男性，她们不会轻易代入自己的女性社会性别。“因为一旦代入，你就会考虑到真实处境，可能涉及物质、暴力、不公，等等，总会有一种被裹挟的不舒适、不放松感。但看耽美，可以抛弃很多这类因素，沉浸在主角的感情世界里。”

另一个现实是，过去二十多年，虽然大陆网文市场的总体规模在逐渐壮大，但随着各种净网行动、扫黄打非等行动，耽美题材小说在大陆逐渐收缩，甚至渐渐变成“纯爱”小说。不仅耽美，内地各类网文也越来越偏向纯粹的感情向，“脖子以下不能写”是行业内的共识。

很多读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投入海棠网的阅读和写作当中的。多位作者告诉我，在海棠写文，一方面内容没有限制，另一方面，平台对作者的约束也相对“松散”，可以自主选择成为读者还是作者，是付费还是免费，甚至可以针对不同章节设置是否收费，没有编辑审改稿件，章节更新不限字数和时间，很容易吸引新作者。

温禾告诉我，自己家境普通，不富裕，也不算贫困。家里还有个哥哥，两人从小住在奶奶家，是留守儿童。“哥哥从小就欺负我，随手就打我一下，我跟大人说，也没人真的管他。”哥哥初中辍学，几年前家人给他买了房子和车子，办好了婚礼，“车子加油的钱都是爸妈给”。温禾学历更高，但她提到，自己高三压力大，得了抑郁症，需要吃药，每月买药大约要1000元，家人会经常说贵。

如今温禾在离老家很远的重庆读大学，很少跟家人联系，每月生活费1500元。有一次她跟家人提起，自己写网文赚了一点钱，家人第二个月就没再给她生活费，后来“靠我卖惨，才又给我的。”温禾说，现实生活中，她不太愿意与人交往，话很少，在海棠，她可以建造自己想要的人物、对话，一整个世界。虽然在海棠网的收入不多，但对温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补充。

除了温禾，我们接触的作者中，设定文章付费的作者基本是高校学生，有几百到两万元左右的提现。另外两位有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作者，要么没提现过，要么干脆是免费写文。一位今年读大四的作者提到，大陆女频网文平台上的读者相对沉默，发表意见的对作者的批判也比较多，海棠网上的读者则大都是正面的反馈，“有很高的情绪价值”。

有两位在校作者都刚刚经历过考研，她们告诉我，她们会在考研的同期更新文章，发泄压力。“我需要更激烈的表达，在文里加上自己的价值观、爱情观，在发泄情绪的同时，携带一些我的个人意志。纯粹的文字输出，对我来说很幸福。写完之后会很舒服。”

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作者告诉我，她今年研究生复试通过后，收到了拟录取通知。但自从兰州警方到学校宿舍传唤她后，没过两天，学校已取消她的拟录取资格，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但事实上，这个作者的案子尚未结束侦查，不能定义为“构成刑事犯罪”。

悬而未决的标准：点击量、获利与量刑

5月底，温禾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兰州某区检察院工作人员，传唤她去签“审查起诉告知书”。她再次自费去了兰州。那天，她在检察院见到至少三四个海棠网作者进入起诉程序，其中包括免费写文的作者。她们也是今年较早进入起诉程序的作者。

跟去年安徽绩溪判决的海棠作者案件相比，她们在获利金额、点击量、传播度上都低了不止一个量级。因为没有相似的已判决参考标准，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将被如何量刑。

在去年，根据海棠头部作者“云间”亲属在网络上公开的判决书，“云间”在2018年2月至2024年6月，在海棠网发布38部小说，其中37部经公安局审定为淫秽物品，非法获利184万余元。云间的辩护律师认为，海棠网上的内容按章节付费，不同的章节内容不同，不涉黄章节的收入应该从获利中除去。最终，法院认为“每部小说的各章节人物、剧情均有连贯性，每个章节都是淫秽小说的组成部分，均能吸引读者，故不应按章节计算获利。”

杭州允道律所的律师叶斌和他的团队，在去年8月代理了4位安徽绩溪公安异地抓捕的海棠网作者。他告诉本刊，去年他们代理的作者，涉案金额从二十几万到四十多万不等，在绩溪县公安局出具鉴定书后，同样是按涉黄作品数量和整本书的获利金额被量刑的。

叶斌还提到，“去年并没有计算点击量，因为获利数字本来就很大了。”叶斌指的“大”，参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两百件以上，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淫秽物品牟利罪。数量或数额达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考虑到获利金额，叶斌为他的当事人们做了轻罪辩护，突出作者们的从犯特点。最终法院判定，几位作者都要退赃，同时缴纳一倍罚金，同时每人被判了不同年限的缓刑。

但今年被传唤的作者，部分并未获利，一位没有提现过金额的付费作者就告诉本刊，她在被传唤那天做了12小时笔录。“对方明确告诉我，不管是清水部分（不涉及床戏描写）、含床戏描写的部分，所有章节都会加在一起算点击量。”根据她的了解，点击量10万大约是一个的分界线，“听说第一批被叫去兰州的作者，点击量占比基本较重，都在10万以上，即使免费写文，也有因为点击量上了10万被传唤的。”

但兰州警方用何种计算方式给作者定罪？关注本案的汤弘扬律师告诉我，他和同行都还没看到确定的鉴定意见文书和审查起诉阶段文件，所以不能断定。假如真以点击量来计算的话，在他看来，会出现新的争议点，“点击量的争议在于，是否能够甄别出‘实际点击数’，因为这其中会包括人为多次点击、刷数据等情况，实际点击数该怎么界定，谁来界定，这个本案目前还不明确。”汤弘扬说。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当下的互联网环境，是否还要依据21年前的司法解释去定罪？如今，一万点击量就满足定罪条件的法律规定是否合理？

“刑法是对一个人进行法律处罚最重的方式，所以刑法上一直有个原则，能不用刑法就尽量不用刑法，刑法能往后退一步的情形下，就尽量不要往前冲，这也可理解为‘刑法的谦抑性’特点。”汤弘扬说，目前一些案子即使已经刑事立案，后续也可以考虑不起诉。不起诉中，有一项分类为“相对不起诉”，“就是虽然构成罪名，但由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不予起诉，以免留下犯罪记录。”汤弘扬认为，如今兰州警方抓捕的部分海棠作者还没毕业，文章传播度不高，获利轻微，社会危害有限，依法完全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更重要的，是要尽快推动修法更新。”

从兰州回来后，温禾委托一名律师为她辩护，“想少判一点。”她找到了一份兼职，每天能赚6、70元，也借到了一些钱，希望能凑够即将到来的罚金。直到现在，温禾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向他们求助。一方面，她说自己跟家人关系疏离；另一方面，她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还是会想在他们那保持一个好的形象，我自己也可以解决问题”。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文中除了叶斌、汤弘扬律师外，皆为化名）

马斯克和特朗普的互撕，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转折。

很多朋友都预见到这种结局：两个超级自恋的权力者，最终会分开。中国古话早就说了，一山不容二虎。

这话有道理，但是还不够。比他们分手更重要的是，世界看到他们分手。

即便两个人明天相互谅解，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裂痕已经成鸿沟，这比特斯拉股市的下跌还难以弥合。

美国的国父们，那一群立法者，有很多是律师。所以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第一重要的，建立的这个新国家，不能不让自己说话。

仅仅称赞他们明智是不够的，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只要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只要人们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就不会有绝对的黑暗和绝对的权力。

两个有极大野心、极大魅力的人，也可能是两个恶棍，如果合为一体，可能带来极大灾难。

但是如果他们都能说自己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他们仍不过是恶棍，或者有极大缺点的人。他们不是真理，也不是信仰。

美国的言论自由出现极大问题。有一个统计表明，马斯克和特朗普散布的虚假消息都排在前三名。但是此前没人在乎这一点，相比于这两人的粉丝和流量，那些求证事实的报道，几乎无人问津。

今后他们的信徒就会面临困境：谁才是对的？

就这个意义来讲，两个人的互撕很有建设性。有人看到特斯拉股票大跌呼吁夺走马斯克的手机，这大可不必，相反，人们应该鼓励他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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