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四36周年，昔日曾举办多次六四悼念晚会的铜锣湾成为“敏感地”，在警方严阵以待下，仍有部份港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悼念。在华人社会唯一能办六四悼念活动的台湾，陆委会等政府部门和活动场地均收到炸弹恐吓，陆委会严厉谴责。晚间有超过300人无惧恐吓和风雨，为六四死难者悼念。

香港实施《国安法》和支联会解散后，六四悼念晚会已成绝响，每年的六四香港警方会在昔日晚会主办地点维园和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周三(6月4日)早上已派出装甲车和大批警员全天戒备。从下午起带走多名到维园附近作出疑似悼念行动的市民，包括手持白花静默行走的年长妇人和手持白花现身维园的2名中学女生。也有男子因手持电子白蜡烛在维园闭目默坐，被大批警员包围押上警车带走。

据港媒集志社报道，香港警方在六四当天派人在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扎营驻守。

港府六四前巡查“黄店” 售小蜡烛“黄店”外有便衣警察徘徊

另外，多个政府部门在六四前夕巡查多家“黄店”。去年六四因涉邹幸彤脸书专页煽动帖文被港府以《基本法》23条拘捕的民主派前区议员陈剑琴，在自家店以6.4港元出售印有“守护真相，承传记忆”字句的自制香薰小蜡烛，在六四前夕遭人向海关举报外，周二(6月3日)起已有多名不明身份男子在店外徘徊。她接受本台查询证实，徘徊人士是便衣警员，她不揣测该行动是针对她或针对买蜡烛的人，又说，6月是充满集体回忆的日子，六四不会因此关门不做生意。但她认为，警方的行为会对正常商业活动造成滋扰。

陈剑琴说：“昨天(6月3日)徘徊的陌生人特别多，连商场保安人员也问我是否有警察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直到晚上11点多商场关门、海关快要检查完成，在我店外的2名白衣男还没有走，我去问他们身份，其中1人才承认是警察。这些没有表明身份的陌生人，不是构成压力的问题，而是滋扰我做生意，是不能接受的情况。”(小蜡烛会继续卖吗？)没有指示不能卖就没有问题，六四我会正常开门做生意，我会确保我卖的产品合法。”

没有维园的晚会，在囚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选择在监狱中绝食36小时；多国的驻香港领事馆则在六四早上，同步于脸书(Facebook)发放烛光的照片。美国领事馆将专页的封面照改成烛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驻港总领馆分别发帖文，表示不能忘记六四事件；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则在空椅照片上写有“不想回忆未敢忘记”和36的字句。

台湾办公开悼念六四集会遭恐吓 陆委会：严厉谴责

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但今年活动举行前，陆委会等政府部门和活动场地均收到恐吓信，要求停办活动。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赖荣伟向本台透露，恐吓信的内容涉及炸弹恐吓。他表示，恐吓的动作不会影响晚会进行，强调办好晚会能向世界证明台湾与中国有分别，也展示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怀疑恫吓行为与中国和其代理人有关。

赖荣伟说：“这种恐吓信清一色都是跟中国所在乎、中共所在乎的敏感议题相关，这个很好理解、也很合理的怀疑绝对就是中共透过在台的代理人下指令。其实中国对全世界的威胁都是一模一样的手法，都是通过这种武力的威胁恫吓的方式，当然它夹带了很多假消息各式各样的威胁。台湾现在的最好的防卫就是民主，这就是台湾的民主韧性。它(中国)越是想要来侵犯我们的主权，越是想要来用暴力的方式让我们噤声，我们就更好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六四事件)，在台湾的土地上任何人都可以有自由的声音可以讲出来，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出席悼念活动的台湾学生Amber表示，用炸弹恐吓阻止活动进行是不能接受的行为，不应该把这些行为当作常态，又说，记住六四和记住这件事的行动都很重要，所以要出席悼念活动。另一名化名A的台湾学生表示，虽然六四事件早于她出生前，但两岸关系现正处于尴尬和敏感的状况，记住六四这段伤痛历史，跟记住前几年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被镇压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自我的警惕。

陆委会表示，威胁办六四纪念活动会引爆炸药的恐吓电邮，是制造恐吓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对此严厉谴责，政府一定会依法处理。

在日港人等多个团体办晚会 借中国人移日议题提醒勿忘六四

除了台湾外，在日港人团体等多个团体提早周二(6月3日)在东京的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暨纪念刘晓波去世8周年晚会，有日本的议员出席。参与筹备晚会的在日港团体香港民主女神创办人李伊东对本台表示，今年的参与人数与去年相若，但比去年有更多日本主流媒体到场采访，相信与近年大批中国人移居日本有关，引发社会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活动。

李伊东说：“六四事发生了36年，与日本社会的关连性虽然不强，但日本在经济上很依赖中国，过去一年有大量的中国人移居日本，社会主流意见认为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是想侵占当地的经济和福利，日本媒体也想了解在日华人的另一个面向，今年活动的关注度比去年高。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活动提醒日本的官方和民间，1989年在天安门进行屠杀的政权并没有改变，还是同一个政权，不能轻易相信这个政权作出的任何承诺。我们想让日本社会理解还有一批中国的自由派分子和在日的香港人一样，能在日本传承香港维园悼念六四的传统。”

在英美澳加等7国20城都有团体举办六四悼念活动和晚会，接力香港维园的烛光悼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责编：陈美华

今年是六四36周年，由遇难者家属成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都会向外界发表祭文和公开信，呼吁当局公开六四真相，也因此受到打压。本台在今年六四前夕，独家专访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她表示，已年届88，行动不便，不明当局为何仍要严密看管她，反问：我有那麽可怕吗？她表示，会坚守说出六四真相的承诺，不会噤声。

久未露面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在六四36周年前夕接受本台独家访问。她表示，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身体状况可以，一定会在六四当天到万安公墓拜祭在六四时遇难的儿子王楠。

因为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的身份，张先玲多年来被当局严密看管。她表示，在当局所谓的敏感时期，手机必定会受到干扰，去年在六四前夕电话曾一度完全打不通，对外失联，今年当局对她的看管也没有松懈，早在4月她从外地回北京后已被严密看管。

张先玲说：“他们(当局)对我盯得很紧。我举个例子，我从海南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夜里快12:00了，他们(国保)就非常紧张打电话通知，要在我门口派岗，第二天早上6:00就派人守在我门口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我也八十八岁了，走不了200米就要坐轮椅了，我有那么可怕吗？”

当局提交换条件 张先玲：说出真相是我的信念和承诺

张先玲表示，曾就当局经常派人在门口设岗一事抗议，要求在设岗前必须要事先通知，又说，负责看管她的人也答案会提前通知的要求。她表示，已就今年临时设岗一事提出抗议，对方却提出交换的条件。

张先玲说：“我问那个经常跟我联络的警察，我说你们在我门口设岗，我没办法反对我也反对不掉，我也能够理解你们(国保)是为了吃饭。但是你们是侵犯人权，你们是刽子手，在看着我们被害的家属，我说你们是不是犯法他们也承认，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不让我见记者。他们要求我说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我说那我做不到。我说要是我造谣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一点意见没有。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中国政府)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是记者不是记者问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说。”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面对打压绝不噤声】
【当局严加看管 张：我88岁 有那么可怕吗？】… pic.twitter.com/e20Cv2o54b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9, 2025

36年丧子痛锥心蚀骨 平反心愿未成感痛心

张先玲不认同当局把每年的六四定义为敏感时期，对她严密看管的做法。但她承认，每年快到儿子遇难日时，内心都会很难受，又说，丧子之痛不会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张先玲说：“到了4月份到6月份之间，现在的政府不是说是敏感时期，我自己就会难过起来。作为一个母亲淡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这种突然的死亡。在这种强权镇压下的这种遇难不会忘掉，痛苦是深深刻在心里头的。(36年后)这个跟原来的悲伤不太一样，就是一种痛苦。一个是思念的痛苦，也是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的痛苦。”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见面，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的人数看，有不少难属的家人和她一样坚守平反六四的承诺，也坚定了她的信念和意志。

张先玲说：“我有坚定的信心，我不会停止抗争，我永远要把真相说出来，永远要维护正义和寻求良知。政府怎么打压那是他的水平问题，他(政府)自己不觉悟他不面对现实那是他的能力问题，我们坚持不坚持是我们的良心问题，我们原来说过的诺言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我实践我的诺言。我们要为六四死难的人讨还公道，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所以就能够坚持到现在。我就是要告诉孩子说妈妈还在坚持，也是告诉当局我们还在坚持。”

台湾等地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张先玲：还有人纪念已是安慰与支持

张先玲表示，中国政府一直想抹去六四真相，但她相信，政权力量再大，也不能完全抹去已发生过的事，也因为这份信念，还有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们，支持着她和天安门母亲群体。

张先玲说：“这个(六四)屠杀是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那么轻易忘掉。虽然(香港)维园的烛光为狂风吹灭了，但是它(维园烛光)的正义火花，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还是在燃烧的。只要有一个火种、一个人在纪念，对于我们家属来说都是有意义，何况现在还不止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不管人数多少，都是于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和支持，也是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力量。”

张先玲表示，不想评估自己能否看到六四平反的一天。但她说，只要大家都记住当年在北京和天安门有发生过的屠杀，深信总有一天能在中国能公开真相和悼念。

本台也尝联络天安门母亲另一名发起人丁子霖，但电话已无法接通。据了解，丁子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但听力已退化至接近耳聋的阶段，已不能通过电话对外联络，难以再作公开的发言。

责编：许书婷

临近“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当年参与北京戒严行动、后因拒绝镇压学生而被军方除名的张世军，近期再度传出困厄消息。他于去年突发急性心梗入院急救，因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提前出院，至今未能完成出院手续。他的友人披露，其医保账户长期停缴，连最低保障额度也被暂停。

生活陷于艰难窘迫之中的前首都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集团军162师士兵，1989年参与北京戒严任务，亲历“六四”镇压。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后，他向部队申请提前退役，未获批准，反遭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命令”为由除名。1992年因公开表达不满，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动教养三年。

在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于5月27日带往广西桂林“强制旅游”近十天。今年虽尚未接到国保的“旅游”通知，但张一位友人吕先生（因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姓名）本周三（28日）告诉本台，张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无钱买药治病：“去年八月份，张世军因突发急性心梗进入医院急救。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出院结束治疗。出院快一年了，但至今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原因是目前医院执行的报销制度——出院即报销结账。”

历尽波折 今陷医保断缴无钱治病

55岁的张世军去年突发心梗入院，但在医院“出院即报销”的新政策下，因其医保账户欠费，医院拒绝处理报销手续。吕先生继续说：“他被迫自行出院，停止药物治疗，至今病情悬而未决。张世军的医保仅覆盖部分大病住院费用，不包括日常用药，而最低医保账户也早已停缴。”

本台记者辗转联系到张世军本人，他告诉本台，朋友所言属实，目前他尚在家乡，但因各种原因不便受访：“今年（六四期间），我还没接到旅游通知，其它暂不便接受采访，原因你懂的。”

“公安没预算”面临维稳困境

张世军另一友人老孔告诉本台，因为“六四”周年日临近，当地国保已在部署维稳措施，控制网络舆情。他说：“可能公安没太多的预算，没听说有人被带到外地去旅游，但张世军还没接到通知，大概走不了，他们（公安）没钱。”

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六四”平反，是首位公开忏悔的戒严部队成员，引发地方当局警惕，他并被软禁。十多年来，他生活困顿，靠零工度日，曾从事围棋培训，疫情期间亦中断。

六四见证者健康困境成社会缩影

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说，张世军年逾半百，身体每况愈下，正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他说：“张世军的这本书接近写完了，他对我说，‘我要留下这一段信史，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2010年起，自由亚洲电台持续十多年关注张世军的困境。他因反对解放军暴力镇压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一直为生存奔波，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十年来，又因体制缺口使其面临无钱治疗的处境。王先生说，张世军去年出院时，每天药费约二十元人民币，现在几乎无钱买药：“他的医保被切断，政府提供的低微治疗费，还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他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对体制如何对待‘良知者’的残酷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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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被视为中央集权式运作。但一份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披露，河南省已独立于国家“防火长城”（GFW）之外，部署了具备自主审查与拦截能力的省级封锁系统。这一“墙中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息管控正呈现地方化、碎片化趋势，审查权或已“下沉”至基层浮出水面。

该报告由GFW.Report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合作完成，于5月11日发布。研究自2023年11月起持续监测发现，河南省主要网络出口节点已部署非国家级、由地方运营的内容过滤设备，能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

封锁域名超420万 波及学术及政府网站

研究指出，河南“墙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国家级防火墙五倍，涵盖学术、技术、企业等众多非政治类网站，甚至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报告警告，这种地方性过滤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网民面临更隐蔽、复杂的审查环境。

河北一名网络工程师赵源本周一（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早在四年前，新疆、西藏、湖北等地已陆续部署类似系统。他说：“以前能打开国家防火墙未封的海外网站，现在河南、湖北连VPN都不好使，连不上国外部分大学网站，审查越来越严。”

赵源认为，地方政府的“加码”行为或出于落实上级指令，也反映国家审查机制日益碎片化：“中央放权，地方背锅，让你察觉不到，限制却真实存在。”

技术分析显示，河南部署的封锁设备由地方电信运营商或网信机构独立设置，过滤规则粗放，常基于关键词如“vpn”“proxy”“free”等，一旦触发即断开连接。

研究团队还指出，“墙中墙”系统存在误判现象，常错误屏蔽与关键词无关的网站，波及教育、科研、媒体等多个领域。

网络工程师张嘉南则表示，地方若拥有审查权却缺乏法律规范，容易导致“过度封锁”。他对本台说：“官员宁愿多封乱封，也不愿担责。于是你看到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世界关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魏思聪分析，近年来中共强调“属地管理”“数字维稳”，地方为应对突发事件及“跨境炒作”。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主动建立本地封锁系统，表明高层对信息流通日益警惕。”

分析指“中央放权、地方背锅” 模式日益显现

前记者、数字治理研究者郝百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地方化审查是“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手法：“这是典型的审查机制下沉现象，是一种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治理模式，长远看，这将造成各省网络信息环境的进一步割裂。”

自由亚洲电台查阅网上资料发现，早在2023年12月，河南一大学就计划采购一套专门针对留学生、学生及异议人士的“舆情监控系统”，并进行公开招标。

据河南科技大学“资产与财物管部”网站信息显示，该大学曾经启动2024-2025年度舆情监测服务系统采购，预算12万元。系统将实现对全网舆情信息7×2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分析与危机应对，覆盖新闻网站、微博、抖音等平台，支持千万级日采集量。

对此，本台周一致电河南科技大学当年采购联系人魏老师，接听电话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本台，他们正在使用该套旧系统：“当时还没买，现在正在招标新系统，我现在正是这个系统的使用人，现在还在使用旧系统。”

该研究已被国际网络安全权威会议IEEE S&P 2025接受，并引发学术界与人权组织关注。斯坦福研究人员表示，目前仅在河南发现类似系统，但不排除其他人口密集或政治敏感地区如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仿效。

郑州学生实证难连海外 电信工作人员称不清楚

郑州大学一名张姓学生告诉本台，他在郑州时，无法访问国外学术网站：“有的同学在北京、上海就能连上，我们在郑州不行，只能靠翻墙软件。”

中国移动郑州客服则回应称：“你连不上外国网站我们不清楚，也不归我们管。”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王先生（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具名）认为，中国许多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令从来都不公开：“在缺乏通报机制的环境下，多数人只能感受到压力，但不知为何，无论在互联网，还是学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这是数十年的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弊端，谁能改变？”

截至发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河南网信办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已向相关部门发送采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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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每年年度考核律师事务所，遭外界诟病是打压人权律师的政治工具。曾代理多宗人权案件的律师李国蓓近日发声明狠评北京司法局和律协等，以流亡律师方县桂在海外批评习近平言论，刁难其律所通过年检，属滥权行为。

代理谢阳和李翘楚等人权案件的律师李国蓓周四(5月22日)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发文，公开批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和朝阳区司法局，以年检之名联手迫害她担任主任的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她指出，律所的年度考核多次处于通过后再退回的情况，又说，司法局更以律所要为律师言论负责为由，引述流亡英国人权律师方县桂批评习时代人权倒退的言论，而再把年检审核退回。李国蓓表示，律所的年检陷入困境，该帖文其后被删除。

司法局指责方县桂批中国人权倒退是犯罪 诋譭中国和反党反社会

李国蓓再以“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遭受迫害始末”为题发声明，公开本周二(5月20日)与北京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邸静会面的细节。邸静向她展示一段约1分钟的视频，指方县桂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言论是诋譭中国和反党反社会，要律所注销方县桂执业証作通过年检的交换条件。李国蓓指方县桂人在国外，律师有言论自由，事件不涉及执业行为作反驳，指控司法局等以年检考核作威胁是滥用职权，又说，如果5月底前未能通过年检，会影响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和开庭工作。

事件引发律师界讨论 王全璋批株连逻辑若成立司法部也有责

本台曾联络李国蓓和方县桂，他们均表示不便回应。知情人士则告诉本台，司法局这次向律所施压，目的是要注销方县桂的执业証，以报復他在国外发声的行为。又说，方县桂已提出注销执业証，但司法局不接纳他以“受迫害无法执业”作注销理由，所以用年检考核作威胁，迫使律所屈服注销方县桂的执业証。

事件在网上和律师界引发广泛讨论。人权律师王全璋在社交平台转发李国蓓的声明，批评用其他律师在境外的言论追责国内的律所责任，是刁难和株连，如果此逻辑成立，反问司法局和司法部是否也应该被追究。

吴绍平：事件属双重施压 借批方县桂打压律师

关注事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表示，中国不是世界的统治者，没有权干预流亡律师在海外的言论，又说，司法局没有办法让流亡律师在海外闭嘴，只能把发洩矛头指向他们在国内任职的律所。他表示，在201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后，当局因不能使他禁声，向他律所的合伙人施压，最后迫使律所要解散。他指出，这次司法局的行动表面是针对方县桂，实际是打压在国内仍然代理敏感案件的李国蓓。

吴绍平说：“李国蓓律师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现在国内的不少被中共定义为所谓的敏感案例，像谢阳案等等都是她在代理。李国蓓的仗义直言为中共所不容，所以我相信方县桂律师的言论只是一个导火索和借口而已，当局的真正目就是冲着李国蓓律师和必奕律师事务所而来。想要杀一儆百，逼迫律师和律所完全成为中共的附庸，就是打压和整肃人权律师的群体。”

年检制非专业审核 实为打压人权律师政治工具

亚洲律师网络理事潘嘉伟表示，司法局把律师言行与律所年检挂钩，等于文革时代的株连，又说这次事件反映年检制度为何被法律界诟病的问题。

潘嘉伟说：“这次的年检过程完全看不到有任何专业审查可言，用网上找到方县桂的言论作为退回年检的理由，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完全没有关係，司法局也说不出这些言论与律所年检通过与否的标准有何关係。这次明显是对律所的政治打压，突显年检制度被诟病为打压人权律师政治工具的原因，是放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刀，司法局可以随时用任何的理由，阻挠律所和律师不能执业，根本是无法无天。”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声明声援李国蓓，批评司法局以“连坐”方式和年检制度，迫害在他们眼中不听话律师的行为，是违法和违宪，强调律师有言论自由，不应该把律师的言论纳入年检审查的范围。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在《国安法》实施后，大批港人离散同时，还有多家独立媒体和部份民主派人士决定留守香港，但他们却成为政权针对的目标。港府疑似动用公权力追加独立记者税款，民主派前区议员疑似因上黑名单被解僱和遭剧团退演。本台访问多名在港受到“中国式打压”的受害人，细说如何在困局下继续坚持信念。

担任香港记者协会(后称记协)主席不足一年的郑嘉如，持续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去年她和数十名记者遭受系统性滋扰、跟踪和威胁，今年她和最少8个独立媒体和机构的20人，成为被税务局查税的对象，被复查7年前的收入与税款。

郑嘉如：因记者身份牵连家人实属不幸

郑嘉如对本台表示，7年前她还在《香港01》工作，月薪只有18000港元。税务局近期突然复查她当年的税款，在没有任何证据下自行把她当年的年收入从23万提高至63万，要求她补交大笔税款。郑嘉如表示，税局有抽查港人税务状况的权力，但香港有上千的媒体工作者，独立媒体和记者只佔少数，被抽查对象刚好都在这个范围。她又说，她是被查的记者当中，唯一父母也被查税的个案。郑嘉如怀疑是因为她的身份，使自己和家人成为目标。

郑嘉如说：“我当然有怀疑税局的行动是否与我在记协的职务有关。但是税局没有解释，我没有办法知道税局查我和我父母税的原因和动机。其实已不是第一次影响到我家人，去年9月针对记者和家人的骚扰和恐吓，我家人也有受到影响。我只能说现在面对的局面是很不幸，以前做记者不用考虑家人会否因为我们的工作被连累，现在原来我们是要考虑的，这肯定会对记者安心做新闻工作造成一定的妨碍。”

郑嘉如表示，独立记者受到打压的模式不断在改变，站在风口浪尖上，她没有因受种种打压而退缩，已报名参加记协下个月的执行委员会选举，角逐连任主席，继续为香港新闻界发声。

受影响记者：骚扰跟踪无效就动用公权力 双管齐下打压

化名Chris的独立记者和郑嘉如一样，去年曾受到滋扰和恐吓，今年再被查税。他表示，香港记者工资和待遇低，是人所共知，独立记者的收入更低。他忆述看到被税局补交税款的通知写着5位数字时，大喊了一句：“我也想自己有赚那麽多的钱。”他觉得当局的做法很荒谬，对当局动用公权力针对记者感到愤怒，有被冤枉和诬陷的感觉，这次明显是政权针对独立记者的行动。

Chris说：“去年我们(多家独立媒体记者)被跟踪和骚扰时，还没有确实证据说是来自官方的打压力量，只能质疑这些人为何能拿到只有官方有的个人资料。这次动用税局查税追款，明显是政权机器针对我们(独立记者)，是要针对政府不喜欢的人。看到他们(政权)好像有一套在明在暗的手段，跟踪騒扰没有作用后就用公部门来弄我们。之前听说有独立媒体曾被公司注册处和劳工处上门要求查资料，现在到税局了，明显是有系统、有规范，逐步逐步加压。”

他表示，在今天的香港还选择做独立记者的每个人，早已有心理准备会被官方找麻烦，在被拘捕或被起诉前，他会谨守岗位，报道事实真相。

受影响记者：看香港沦落 痛心多于愤怒

化名A的独立记者也是这次被查税的受害者，他已就被追缴5位数税款提出上诉。他对本台表示，税局现在的做法是未审先罚，不论他的上诉成功与否，需要先付追款。又说，他要向银行拿回7年前出入帐记录自证清白，已花了几千元，形容是未见官先被打30板，也感叹香港为何沦落至此。

记者A说：“这件事发生后，我觉得痛心多于不高兴，因为用逃税的理由追税款打压的手法，是中国常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手法，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相对中国自由、文明和民主的香港，政权都要用这种手法针对普通市民，真的让人很难过，很感慨为何香港会变成这样？”

他表示没有被这次事件打击继续当记者的志向，反而觉得在媒体和公民社会被打压下，记者更应该坚持工作。如果记者被打压就退缩，便没有人能为受打压的小市民发声，没有人把他们受到的不公对待公开。

陈剑琴：虽势弱言轻不虚作无声

除了媒体外，留守在港的民主派也是当局针对的目标。前民主派区议员陈剑琴早前在脸书专页公开疑似被打压的情况。她接受本台查询表示，原本参加了剧团在5月底的公演活动，但剧团突然收到要求，表示不把她换走就不能使用政府场地，使她被迫退出演出。在同一天，她也收到兼职讲师学院的解僱通知，理由是学校多名高层都收到一封关于她的简体字投诉信，只通知要解僱她的决定，但没有告知她被投诉的内容。陈剑琴表示，同日发生的2件事不是个别事件，批评学校的做法不合理，也证明黑名单制已在香港运作。

陈剑琴说：“我觉得打压有在升级，因为去年我还可以在政府场地表演，今年看到演员名单有我就说不行，证明陈剑琴已成为被禁止使用政府场地的人，就算没有公开，相信政府有这样的一份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会使艺术界自设门槛，限制与什麽人合作。学校的事件更明显，因一封不能见光的投诉信解僱一名老师，是对人不对事，不跟程序的做法，是要陈剑琴和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消失。”

陈剑琴表示，曾是民主派区议员的背景，加上去年六四时被当局用《基本法》23条拘捕，即使未被起诉，在今天的香港已被扣上是敏感人物的帽子。她参与非政治的活动或工作的遭遇不是孤例，在今天的香港还有很多同类的受害人。

陈剑琴说：“不仅影响我，还有很多人。只要你有过参与政治或社会运动的背景，或者曾因为社会运动曾被拘捕或监禁，在香港要重投社会也有与我类似的处境，这都是23条后的影响。23条在社会製造一个恐慌的氛围，在举报和投诉文化之下，很多机构和企业只要看似与国安有关的人或被扣上敏感帽子的人，会马上把他们排除，是变相剥夺我们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陈剑琴表示，正如她在脸书专页帖文所说，虽势弱言轻不虚作无声。她不会因为被解僱和退演，让自己在社会上被消失，在遇到不公义时不会噤声，也不会匿名行事。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某地信访部门近日一份文件被曝光，内容披露正建立“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通过分析信访行为，评估个体风险等级，重点甄别非法、越级及恶意上访人员。该模型以蓝、黄、橙、红四色标记不同预警等级，旨在锁定“核心带头人”及“潜在活跃信访者”。据山东一名访民披露，当地更将访民“风险”细化为六个等级。

中国地方政府阻挠访民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的行动已持续二十多年，并配套建立所谓“预警机制”。近期公布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准确甄别各种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员”，并重点识别“无序越级上访”“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这份流传中、名为《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文件目前已进入“第二次修改”。模型将信访人划分为四个预警等级，依据其过去一年中的上访记录评估风险等级。

访民揭“黑色等级”为顶级管控

上海老访民郑先生本周四（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看到的文件内容属实。他透露，各地政府均有类似分级文件用于阻止访民进京：“他们监控访民的上访风险等级有蓝色、黄色，还有红色，我是最高等级——黑色。这种划分早就存在了。我们这里的市领导也跟我说你属于（防控）最顶级的一类，比如北京开‘两会’，别人还没被控制，我已经被监控了。”

该内部文件长达数页，显示当局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访民动向，重点聚焦“核心带头人”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江西维权人士刘乐群对本台说，地方政府早已通过数据模型限制访民上访，现在更蔓延至其生活各方面，包括外出办事、探亲访友等。他说：“每次开两会，政府会雇七、八个保安提前盯着你，不准外出。平时外出，他们用手机定位你。前不久我去江浙、沪等地，在杭州一酒店就被查房，警察问我来干什么、和谁一起来的、想见谁、车牌号是多少，他们查得很细。”

近年来，中国法院系统也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红、橙、黄”三级预警管理，对应不同信访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处置措施。

早在2010年，天津工业大学学者阎耀军等人就曾发表文章提出，“对信访及信访过程中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监测、评估和研判，在此基础上提前发现并预报可能引发的信访问题”。

风险等级成打压工具 维权难逃监控

这些机制引发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广泛担忧。山东访民陆秋敏对本台表示，当地将信访预警分为六级，她属最高一级：“我是最高等级的，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信访办联合监控。当地政府派‘稳控人员’一直跟着我。”

她指出，地方官员担心访民进京会影响仕途：“国家信访局对地方官员有扣分制度。只要访民去了国家信访局，地方官员就会被扣分，可能影响升迁甚至丢官。现在网上流出的文件，其实是地方内部材料，各地都有。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山西学者邓广清指出，当局将访民视为“潜在隐患”的逻辑，早已广泛用于维稳体系。他说：“从维权律师到宗教信众、从工人组织者到少数民族，中国式‘精准治理’就是打着‘预测’与‘预防’的旗号，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异议群体。”

“潜在隐患”逻辑扩展至访民群体

南京维权人士朱先生（因安全考虑不愿公开全名）说，公安系统已将“是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作为访民评估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有可能’做什么。现在，这一逻辑也应用到了访民身上。”

一位北京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对本台表示，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法治保障的前提下，这类预警机制极易被当作打压维权的工具：“一旦缺乏公开透明和申诉机制，这种预测性治理就变成任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手段。”

目前，这份文件原文已难在网络上搜索到。本台尝试致电南京与景德镇信访办，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海外维权网统计，至今有42名基督教（含天主教）牧者、同工仍被押被扣。其中近十人被判十年以上。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信仰自由空间紧缩，规模大、信徒多、具影响力的如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等，被以各种名义摧毁、强拆；又如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和其他同工、信徒骨干被抓，广东顺德盛佳家庭教会被冲击、传道人邓燕祥被抓判刑等。

维权网指出，42名被扣押者中，近十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基督教华南教会（SCC）创始人、湖北人龚圣亮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生命垂危，去年十月获释但遭软禁，被禁止外出和探视，至今未能返家，其所属华南教会拥有5万余名信徒，拒绝中共在宗教信仰上的专断管理。

维权网提及，罪名五花八门，从最初的涉嫌“邪教罪”、“非法经营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煽动颠覆政权罪”、“组织偷越国境罪”等，到如今常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为定罪倾向。这种口袋罪，迫使不少家庭教会不敢也不能集体聚会，遭到严打迫害。

中国基督徒常被以“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定罪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维权网统计的恐怕只是名人、代表性名单，不被外界所知被抓的信徒肯定更多。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大搞文革、毛左思想，反宗教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其心腹夏宝龙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专门破坏教堂、拆毁十字架，受到习近平嘉奖后，被派往香港当驻港澳办主任迫害香港人，实施港版国安法。

此外，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在新疆大拆清真寺和月亮型标志，这是公然挑衅和亵渎伊斯兰教徒。他又在大西藏地区拆寺庙、关寺院，是文革时期打压宗教的翻版。

台湾的淡江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张家麟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维权网统计的应不是完整数字，官方也不会公布。此42人有41人是基督徒，仅1名天主教主教。在中国各种教会被逮捕的基督教牧师、长老、传道、信徒都有，有些较接近召会、长老教会，或属灵的教会。

张家麟举例：“如非法经营、诈骗罪等，法律罪名千奇百怪。习近平要求所有公安处理地下教会违法活动，都要找到法条。只要有人密报，地下教会集体集会一定被冲击、带头的被抓。这牵涉到集体集会的信仰自由，以及对牧师、传道、被逮捕判判、剥夺个人传教的自由。”

张家麟提到，过去中共对地下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近平上台后，宗教管制趋严，2018年起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主教临时任命协议、时任已故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教区的地下天主教教徒，要他们地上化，加入所谓爱国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在习近平主政这几年被清洗得相当彻底。

无神论的中共搞所谓“三自教会” 意在凌驾宗教之上

张家麟并指，习近平认为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属“本土”宗教 ，比较支持政权的统治，相对宽松。

张家麟说：“不像地下教会躲起来做礼拜，外界也搞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支持习近平的统治。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爱社会主义等。国家价值凌驾在宗教自由之上。”

张家麟以联合国两项标准看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是个人因信仰、传播信仰被抓，一是政府对教会围剿、断水断电、查缉、封闭等。

陈破空指出，中共号称“无神论”起家，是所谓上帝的敌人、神的敌人，由无神论者领导宗教是一种亵渎。中共对任何宗教排斥，但在世界上，宗教有很强的传播力，中共忌惮，搞所谓三自教会、宗教中国化。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党领导一切。河南甚至出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的标语，滑天下之大稽。

陈破空提到，“邪教”是中共定义的，外人看中共才是邪教，中共心虚，想尽量不用意识型态定罪，但难以自圆其说，又怕得罪宗教组织，这几年以所谓社会治安等纯犯罪、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抓捕。就像鲁迅《阿Q正传》笔下的假洋鬼子，只准自己信仰，不准别人信仰；只准自己造反，不准别人造反。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无神论，其夫人彭丽媛则到西安大院礼佛，共产党人格分裂。佛庙在中国已世俗化，有些寺庙住持方丈包二奶、发大财、坐豪车，生活奢华淫乱。

习近平考察洛阳被认为政权不稳 日暮西山

近日习近平到河南省洛阳市调研，官媒报道，习近平转到白马寺、龙门石窟，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去看龙门石窟、白马寺至少已第二次，他遇到政治权力危机，走寺庙拜佛，很迷信很讽刺。中国如果还是大一统没有分裂为南北朝，佛教还传不进中国。这些宗教都是舶来品，都是中共所谓“外来势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宣称要保护的都是赝品，包括白马寺、龙门石窟、孔庙、黄帝庙等，早在文革时期已被毛泽东砸毁。现在看到的都是重新修建。

陈破空还说：“他（习近平）这次去恐怕有政治上的原因，洛阳象征太阳下落，毛一生不去洛阳，自称红太阳、领袖，有避讳。就像江泽民是江苏人，不去镇江，迷信会被“镇江”。习近平这次去洛阳抱佛脚不吉利，他想终身执政，成为继毛之后另一个红太阳，但却到洛阳，意思是差不多了、日暮西山该落阳了、收摊了。”

陈破空说，习近平怕死，洪水涛天时绝不会去，等风和日丽没问题时才去作秀。

陈破空表示，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世时以为自己妥协能换来在中国传教，但亲共亲中如他，直到去世愿望也没有达成，与无神论、与魔鬼为舞，没什么可谈，应记取此沈痛教训。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六十个国际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见附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张展的持续任意拘留和即将到来的再度审判，呼吁立即释放她，并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知情者说，张展案再度延期开庭。

世界各国人权与新闻机构5月17日联署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让世人聚集于中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张展因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真相而广为人知，她所记录的医院拥挤看病、居民恐慌和政府封控手段，曾一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防疫黑箱的关键窗口。然而，她也因此于同年5月被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监禁。

避开“六四”周年日 张展案延庭审

去年8月，张展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被捕。今年5月14日，正值她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张展却身陷新一轮的起诉。中国一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全名的刘先生，本周二（20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原定于4月份开庭，再次延期：“张展案又延迟开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快到六四周年日了，总之他们（官方）很紧张。”

本台曾经报道，张展自2024年8月28日再度被捕后，始终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她在获释仅三个月后即再次遭羁押，原因是她赴陕西声援另一位被捕民主行动者张盼成，并继续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中国维权人士受压情况。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说：“张展去年5月13日才出狱，没多久，她要去探望一位同样遭受当局迫害的张盼成，就在途中被抓，并且再次以超期羁押的方式迫害她。她的案件久拖不判，无疑是当局不断的通过延长案件审理期限，长期把她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内。”

民间团体声明促中国释放张展

据维权网报道，世界各国人权团体声明指出，张展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中国近年来打压独立媒体与异议人士的系统性操作之一。据“无国界记者”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全球180国中排名第178，仅高于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组织统计显示，自2019年起，已有逾百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寻衅滋事”。该罪名也屡被国际法界批评为“口袋罪”，可任意适用于任何言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对于良心犯一贯采用长期羁押的策略是为了击垮当事人的意志，他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让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是应有之行为，但是他们（当局）能拖延就拖延，包括人权律师谢阳案也如此对待。这样做违法了联合国组织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

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打压维权者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在2021年即认定张展首次被拘为非法，并呼吁中国立即放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中方，要求保障张展及17位人权捍卫者的基本权利，防止其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中方回应仍是“一纸空言”，声称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未就具体关切作出回应。

去年3月4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中也曾公开呼吁中方修改“寻衅滋事”罪，并释放所有因和平言论而遭拘押人士。多国外交部亦在双边会议中就张展案表达忧虑，但中国政府迄今未有实质让步。

对此，中国一位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前律师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张展尚未被定罪：“她是无罪的，但是当局往往根据政治形势需要、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开庭前再调整控罪，但是羁押时间越长，被定罪的机率越高，因为如果判你无罪，你会提出国家赔偿，于是即使你无罪也会转为‘有罪’。预料张展这次被判刑期肯定超过四年。”

国际社会齐声谴责任意拘留

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60家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罕见齐声发声。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罪行，却仅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残酷迫害。她的拘押是对中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公然羞辱。”

这些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不仅要在高级别外交场合继续点名施压，更应在与中国开展执法及法治合作时，将释放张展等人作为前提条件。

此外，声明也敦促中国尽快提交逾期五年的《禁止酷刑公约》国家报告，并公开有关秘密拘留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机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数据。

有学者认为，张展案的再次发酵，不仅是对一位前律师、公民记者的压迫，更折射出中国在言论自由领域愈加紧缩的政治生态。在社交媒体遭严密审查、境内媒体噤若寒蝉的当下，张展坚持以肉身践行“记录即正义”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政府亟欲扑灭的“火星”。

责编：许书婷

附件：世界六十家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声援张展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Den norske Tibet komité）

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aiwan Office）

保护权利组织（Fortify Right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

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Gerakan Media Merdeka）

全球支持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ibet & Persecuted Minorities）

葡萄牙援藏组织（Grupo de Apoio ao Tibete-Portugal）

挪威香港委员会（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法国基督徒废除酷刑组织（l’ACAT-France）

越南法律倡议（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

拒绝与种族灭绝为伍联盟（No Business With Genocide）

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圣塔芭芭拉西藏之友组织（Santa Barbara Friends of Tibet）

苏格兰香港人（Scottish Hongkongers）

团结中国（Solidarité Chin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台湾人权促进会（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

人权基金会（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丹麦西藏支持委员会（The Tibet Support Committee, Denmark）

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

西藏团结组织（Tibet Solidarity）

爱尔兰西藏支持小组（Tibet Support Group Ireland）

西藏观察（Tibet Watch）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温哥华香港行动者联盟（VAHK）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协会（VSSDM）

维多利亚香港人协会（VHKA）

越新党（Viet Tan）

世界自由国会（World Liberty Congress）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被判“偷越国（边）境罪”罪成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已向法院提出上诉，并授权家属公开一审判决书，指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他反驳判决书的内容，指与事实不符。卢思位太太张春晓也指控当局，不让家属为丈夫提供适当药物和拒绝让丈夫做检查是违反人道的行为。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因“偷越国（边）境罪”上月在成都法院一审被罪成，遭判刑11个月，罚款10000元。卢思位太太张春晓周四(5月15日)对本台证实，卢思位已就判决提出上诉。她表示，代表律师周二(5月13日)会见卢思位时已得到他的同意，公开一审的判决书。卢思位发表声明，表示政治警察对他日复一日的非法跟控、骚扰、拦截，迫使他冒险出境，批评判决书内的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笔录原话内容曾被篡改，反驳与境外勾结的指控，强调离开中国是他的自救方法。他认为，这次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张春晓表示，认同卢思位的看法，又说，卢思位被起诉和定罪，是因为他不肯就范而遭受的打压和惩罚。

张春晓说：“如果他没有被边控，他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美国)的，因为他有美国的签证和有效的护照。他为什么要去铤而走险呢？是因为他已经被非法和不公平的对待！他被四川省司法厅盯上的就是12港人案，司法厅希望思位不要接手这个案子，他没有答应。因此他几乎就是被24小时的监控，限制他的出行，这就是一个源头。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迫害的手段，他就是对付不听话的人，要让你臣服。”

当局拒绝让卢思位做甲状腺检查和配药 张春晓：违反人道

张春晓表示，卢思位曾患甲状腺癌和动过手术，被关押后身体状况持续变差。她表示，丈夫需要定期做医疗检查，也要药物治皮肤病，但看守所拒绝为他提供适切治疗是非人道行为。

张春晓说：“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甲状腺手术做了以后，医生的要求第一是终生服药，第二是每半年必须要检查一次，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已经错过了2次复查的时间，同时在这1年多他身体本来就受到很大的戕害，而且他的生活环境比平常会差很多。他的皮肤病(看守所)给他配了一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效果并不好，我们送过去的药他们(看守所)不收，让他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这是违反人道的一种行为。”

拒绝安排被关押人做医疗检查 人权律师批是对被关者施加迫害和酷刑

关注卢思位案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不论是有罪或是无罪者，被关押期间的看病和医疗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但从卢思位的遭遇可见，中共用阻挠治疗的方法折磨被关押者，就像用酷刑一样。

吴绍平说：“从病人实际的身体健康情况来讲的话，看守所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中共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剥夺他(卢思位)的权利，家属已经提供药物的情况，他们仍然不给，是要通过疾病来折磨被强制羁押的人，当然就是一种迫害，就是一种酷刑。它(中共)可以完全无视你的就医的需求和需要，漠视你的健康。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共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面被羁押的人群，他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都没有得到保障。”

吴绍平表示，根据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在本国有行动自由，也有离开国家的权利。但卢思位仅因为是人权律，曾代理人权案件就被限制行动和出境，他冒险离境是合理的自救行动，认为卢思位有理据上诉。

吴绍平说：“是中共违法在先，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迫害一个公民，对他进行非法的侵害。根据法理来讲，卢思位也是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在法律当一个人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他是可以私力救济的，他不得不采取冒险出境的方式，解脱自己这种自由被剥夺的痛苦生活，也是被这个政权迫害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他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性。”

吴绍平表示，在卢思位案判决书的细节发现，他的手机数据和通话软件备份内容被当局破解，显示在中国使用苹果手机和海外的通讯软件，不一定是安全的对外联繫途径，在中国的异议人士要有所警剔。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在中国已被关押1320多天的独立记者黄雪琴，与另外4名在中国和香港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获美国国会议员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黄雪琴的好友相信，她在狱中坚持抗争的精神获国际肯定。有人权工作者相信，这将使黄雪琴的个案再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5年，还有1年多才能刑满出狱。关注黄雪琴的脸书群组专页周二(5月6日)发文，表示黄雪琴以独立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身份，与《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和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共同获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杰夫莫克利(Jeff Merkley)提名，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对捍卫人权的坚定和承诺。

黄雪琴好友：她代表在中国被打压的不同群体

黄雪琴的好友小微对本台表示，朋友们得知提名的消息后，也为黄雪琴感到高兴。她表示，黄雪琴被关押前，努力跟进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推动中国女权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她被关押后也没有放弃，继续抗争。对于好友的行动和坚持得到国际肯定，也鼓励一起努力的伙伴。

小微说：“这是一个很鼓舞的消息，我作为雪琴的朋友，也为雪琴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值得有这个提名的，因为她从被拘捕，即使被判刑，到现在已被关1300多天，她从来不认罪，没有承认当局给她的罪名是她的过错造成，也没有妥协。在这几年来她为自己上诉权和其他权利一直都在抗争。在监狱里她都没有放弃，这种抗争精神鼓舞了很多的行动者。这次提名是对她抗争的一种肯定，作为朋友也为她感到骄傲。”

小微说：“其实每一个被提名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被提名一方面是在肯定他们对人权的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是让世界能够再次看到，中国当局对于民主和不同领域人权捍卫者所做的迫害。他们的提名不仅是代表个人，这个提名和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也是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些群体的故事要怎么才能被更多人看到。”

好友呼吁关注同案者王建兵出狱后的人权状况

另一名好友Tommy对本台表示，为黄雪琴获得提名感到开心。又说，黄雪琴在狱中的消息越来越少，情况让人担忧。除了担心她之外，也担心同案已出狱的好友王建兵。Tommy表示，王建兵出狱后已被安排回家乡与家人同住，呼吁当局能让他有空间休养和康復。

Tommy说：“担心他(王建兵)会像其他人权捍卫者一样，出狱后也受到当局非常严密的监控，没有自由和经常受到骚扰等等。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他的身心根本没有办法恢復和重新投入社会生活。他已经出狱了，我真的希望当局能够给他自由，不要限制他出行，他可以按自己意愿去其它城市，可以行使他的权利。”

分析：提名和平奖有助黄雪琴重新被国际关注

人权工作者潘嘉伟曾出席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以他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了解，他认为，虽然黄雪琴是在共同名单获提名，但能走到这一步已很不容易，这次黄雪琴能获美国政界代表人物的肯定和提名，证明她的努力已被世界看到。

潘嘉伟说：“这一次黄雪琴算是连同其他人一起被提名的，也是对于她一直以来做的人权工作的一种肯定。不论最后她是否真的能够拿到奖，但整个过程就是在认定她过去的一些努力。所以能够被提名的，都已经是在人权领域里面受到很高度关注，而且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人)。而对他们来讲，就另外一次机会让国际社会再审视他们的个案，引起再讨论和关注。”

潘嘉伟表示，近期有关黄雪琴在狱中的消息越来越少，更难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以及有没有受到酷刑等，相信这次被提名再引起关注后，能有助改善她在狱中的待遇。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越见缩小，曾代理温州十字架维权案、并为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提供协助的中国人权律师方县桂，因呼吁欧盟制裁中国，也踏上流亡之路。他接受本台专访，细说他流亡的原因和如何看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

在中国从事人权律师工作超过10年的方县桂去年参加欧盟的人权活动，在与官员见面时曾呼吁制裁中国，消息被洩漏，导致他与家人走上流亡之路。方县桂表示，离开中国后，与家人辗转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也曾到过日、台和欧洲各地参加人权活动，分享中国人权律师和异见者的最新状况，没想因此要被迫流亡。

方县桂说：“去年就是因为参加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人权)活动，收到了2个独立的信息源，就说我们这个活动被泄露了。而且居然还知道我在欧盟议会当中和议员的呼吁，呼吁他们制裁中国。后来我自己都忘了我怎么说的，但是别人都说出来了。我其实参加了很多的境外的人权活动，做了很多的安全方面的防范，包括国内的手机是不带的，电脑里面也是不开微信的。这些情况发生了之后，对我来讲是属于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虽然组织方会选靠谱的这些议员和官员来跟我们见面，但是没有办法做到绝对安全。共产党现在是有这个实力，可以统战全世界。”

方县桂忧流亡遭遇影响国际组织不敢与人权律师交流

他认为，制裁呼吁外漏的事件，反映中国在海外的统战和渗透无孔不入。他认为，事件除了影响他和家人外，也会增加国际组织接触中国人权律师的心理担忧和影响交流。

方县桂说：“曾经我们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就不会受欺负了。现在我发现是国家强大了，没人敢救我们。鉴于中国这现在这种管控的力度，他们(国际团体)不太愿意去邀请中国的人权律师来出来交流。听到这方面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海外关注更少了，在国内做这些案件的律师们，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像做了这些事情都没有朋友们去关注，觉得我们只是一个默默的历史见证者。”

人权律师群体越见沉默 方县桂：以不发声换取辩护空间

方县桂表示，过去10多年亲身见证中国人权状况如何每况愈下。他表示，刚投身人权法律圈子工作时，还有空间能为温州十字架被拆等宗教维权案件做辩护。但到了709大抓捕时，当局已用绑架等手段对付人权律师和工作者，自己也不仅一次被捕和关押。他表示，当局出重手打击，使中国人权律师圈子变得沉默，但不代表大家已放弃，还有一批人权律师默默在为维权事件当中的受害人辩护，只是做法与以往不同。

方县桂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是越来越糟糕的。习近平这个时代有明显的倒退。人权律师做人权案件，在现在来讲就是只做不说。只是为这个案件去辩护，我不对外讲，我不对外去接受采访，我也不对外发声，目前来讲空间还是有限的。但是又做又说就非常麻烦，就是很容易就能够去把你的律师证吊销，甚至要抓捕。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人为这些人权案件辩护的话，判决书外头是看不到的，这个辩护词也是看不到的。说实在的，很多律师现在不太愿意去做，很深度的去分享，这是很严重的自我设限。从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师的这个表现来看，就已经是给自己上了一个很重的枷锁。”

因六四投身人权工作 方县桂最记挂纪录白纸运动的陈品霖

主修工程的方县桂表示，因为大学时看过讲述1989年学生运动的纪录片，深受启发，选择做法律工作，决心要为民众发声，专门代理普通律师不敢接的敏感案件，像为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做辩护等。又说，自己对六四有情结，也特别对陈品霖留有很深的印象。

方县桂说：“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就是特别是八九之后，其实很少看到有这种大规模和群体性表达政治诉求，白纸运动是一个很伟大的年轻人涌现出来的一个抗争行动，是非常了不得的。为陈品霖辩护，我发现他的价值观和理念，跟我们(人权律师)是高度一致的。他的纪录片对于保留群体性抗争的运动，具有很大的价值。特别佩服他的勇气，为他去辩护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他表示，从没有后悔当人权律师的选择，认为只有参与人权工作才能实践他心中的抱负。突然退出中国的人权最前线，最放不下的是还在跟进的案件和被告人。但他相信，身处海外能继续说中国的人权故事，也是在推动中国人权发展。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是最杰出的维吾尔族群人权倡导者之一。她的回忆录《不屈：一个维吾尔人为自由的抗争》将在6月10日出版。

这本书讲述了她的个人旅程：从1980年代在中国做学生时从事民主运动，到1989年移居美国，再到她努力提醒人们关注维吾尔人的困境，即遭遇大规模拘禁和其它严重虐待——美国政府说这些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

在她为之发声的人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在2018年被中国监禁。她的父亲阿巴斯·包尔汉，一位杰出的维吾尔学者，因为她的活动被迫离开了新疆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职务。

茹仙·阿巴斯目前担任总部位于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运动（Campaign for Uyghurs）的执行主任。她表示，她由奥普蒂姆国际出版社（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出版的这本书既是个人证词，也是为让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和公民展开行动发出的政治呼吁。她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记者Shahrezad Ghayrat的采访。这一采访已经过编辑，以保证篇幅和清晰度。

RFA：您的书名是《不屈》。在您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不屈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

茹仙·阿巴斯：不屈意味着尽管我的人民和我的家庭经历了一切——分离、苦难、压迫和大规模拘禁——我们的精神、尊严、希望没有被摧毁。这是对韧性的见证，也是对这样的理念的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维吾尔人也不会被打败，我们会抗争。我们会带着不屈的意志和勇气继续抗争。

RFA：您分享了您已故父亲的部分回忆录。他的故事怎样影响了您今天争取维吾尔自由的抗争？

茹仙·阿巴斯：我父亲的故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是我自己争取维吾尔自由斗争的核心。他的回忆录是在他在美国的短暂时期写成的。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压迫，和我的母亲、我的祖父母一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着对后代的希望。他始终对后代抱有希望，为下一代倡导人权铺平了道路。我今天能在这里，就是因为他。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我将我的人民和奉献交给这项事业，这都归功于他。因此，这不仅仅是我通过这本书写下的一个政治故事，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故事，或仅仅是我家庭的故事，它是一个属于所有在家乡的维吾尔人民的故事。

RFA：您将《不屈》描述为既一个个人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展开行动的政治呼吁。您最希望谁能听到这个呼吁：政策制定者、公众，还是两者都希望？

茹仙·阿巴斯：其实是两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我希望公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人道代价，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也希望政策制定者能感受到采取行动的急迫，了解如果我们不追究中国专制政府的责任，世界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各国政府必须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追究责任，因为我们在谈论自由世界的未来，而不仅仅是正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或中国在它境内做的事。

RFA：尊者达赖喇嘛、（知名维吾尔人被迫害问题学者）郑国恩博士（Dr. Adrian Zenz）以及其他人都对您的书表达了支持。国际团结，包括来自不同社区的声音，在对抗中国压迫方面有多重要？

茹仙·阿巴斯：国际团结不可或缺，它很重要。中国的压迫是一个全球人权问题，它影响着未来的世界……它不仅仅是一个维吾尔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些只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也是（关于）如果我们不发声、不向中国追责，中国将会怎样影响世界。因为如果我们不现在就阻止中共，我们的后代将会（面对）一个不自由的世界带来的后果。所以，当来自不同社区的声音站在一起，比如藏人、香港人、中国民运人士、穆斯林社区、学者和立法者，它就向世界表明，任河地方的不公都需要所有地方的行动。

RFA：您的书涵盖了拘禁营地、强制绝育和监控等痛苦的话题。对您来说，最难写的一章是什么，为什么？

茹仙·阿巴斯：正如你提到的，所有这些暴行——拘禁营地、强制绝育、强制结婚、监控、儿童被掳走——所有这些都不堪回首，但最后一章尤其难写。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希望之光》，它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组织或一个活动人士在过去几年里获得的一些成果。写关于成就的事尤其具有挑战性和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今天，维吾尔人民的现实状况仍然没有改变。这场种族灭绝仍在继续。我持续着每天与海外维吾尔人交谈，谈论我们的人民在家乡经历的可怕遭遇。因此，在局势如此，你知道，仍然如此可怕的情况下，要写关于成就的事并试着带给人们希望是困难的。

RFA：您一直是全球范围内坚定的人权提倡者。您如何看待海外侨民社区——不仅是维吾尔人，也包括其它群体在世界范围内捍卫人权承担的角色？

茹仙·阿巴斯：侨民社区有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通过发声、组织、建立联盟，讲述那些高压政权试图封锁的故事。我们促成让这些迫害人权的行为保留在国际视野中，出现在国际对话中，并推动为中共残酷统治下的所有人追究责任和争取自由。因此，这个角色极为重要。

RFA：随着《不屈》的出版，您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国政府接下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

茹仙·阿巴斯：我希望各国政府不要只说空洞的话和声明。我希望他们将开始采取行动，对那些从强迫劳动中获利的公司实施制裁，对那些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禁止维吾尔奴工制造的产品；并且在他们的对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人权问题，每当与中国进行贸易对话或任河形式的外交接触时，维吾尔问题都应被放在前面和核心。维吾尔人民理应生活在自由中，享有对他们人格尊严的完全尊重。

RFA：跨国镇压是您强调的一个主题。您个人是如何体验到中国试图让您在它的境外保持沉默的？

茹仙·阿巴斯：我经历了不断的骚扰、攻击、死亡威胁和通过网络威胁进行的诽谤……各种恐吓企图，但最具破坏性的跨国镇压例子是我姐姐的事，她是古丽仙·阿巴斯博士，一个退休医生。她被中国政府不公正地囚禁，这是对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主张和在美国行使我的言论自由的报复。甚至尽管，你知道，我已经在中国之外生活了36年。他们仍然继续……针对我的姐姐，试图通过把她关进监狱让我沉默。因此，这是中国试图让我沉默的过程中，我经历的最严酷的跨国镇压。但他们犯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错误，持续地将我姐姐作为人质，不仅给了我完全的力量去更有力地抗争，而且这也成了国际舞台、论坛、峰会和各种平台邀请我讲话的原因，因为我是直接受害者的妹妹，她在狱中受到虚假的指控。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企图正在反噬他们。它没有奏效，反而实际上给了我更多讲话的机会。

RFA：回顾您数十年的倡导，是什么在今天给了您关于维吾尔人民未来最多的希望？

茹仙·阿巴斯：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是维吾尔人民的韧性，以及全球对中共是对全人类、自由和民主的威胁的认知和理解在增长。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精神仍然存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意图向全球输出它的压迫和专制模式，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与我们站在一起。

RFA：如果您能直接对那些感到害怕或被沉默的维吾尔年轻人传递一条信息，那会是什么？

茹仙·阿巴斯：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声音很重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未来通过你们存在。不管中共如何努力尝试，他们都无法抹杀掉我们是谁。让我们带着一种不屈的内在力量和精神，一同全力对抗极权体系。正义将会胜利，我们需要发声。除非我们今天就说出来，否则剩下的就只有遗憾。

据当地媒体报导，香港当局于周二刑满释放了四名前立法会议员，他们因参与2020年香港非官方初选，被以《香港国安发法》中“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个月。

毛孟静、谭文豪、郭家麒和范国威，是因参与该次初选而被捕的47名民主党人士其中四人，这起案件以“47人案”为人所知。在为期118天的审讯后，仅两人获判无罪，其余均在2024年11月被判处4—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四人被分别关押在香港岛赤柱监狱、大屿山岛石壁监狱和新界罗湖惩教所。29日，他们成为47人案中首批获释人士，4人遭终身禁止参政。

据美联社和香港01报道，周二清晨，在警察的严密封锁下，有车辆先后从3所监狱中驶离，窗帘下拉。随后，在场警员告诉记者，四人均已离开。

据报道，毛孟静的丈夫菲利·鲍灵（Philip Bowring）在其住处外告知记者们，毛孟靜目前正在静养，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她很好，精神状态也不错，”他说，“我们期待这首次的团聚。”

在47人案中，被指为主谋的”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戴耀廷被判囚10年，刑期最重。毛孟静等四人在认罪后被获减刑，是香港47人案中刑期最短的四位。

北京多年来试图削弱香港自治。2020年，北京绕过香港立法会，起草并通过了《香港国安法》。虽被警告可能违反定义广泛的新国安法，这场初选仍在2020年7月如期进行，目的是为帮助决定同年9月的香港立法院选举。当时这场非官方初选参与率很高，吸引超过60万选民投票。

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后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推迟原定于2020年9月的选举。

此后，港府修改选举制度，禁止民主派参选，并于2021年12月举行“爱国者治港”选举，候选人需经由北京支持的委员会审查通过。

2021年1月6日，国安大规模拘捕55人，最终对其中47位民主派人士提出正式指控，并拒绝大多数人的保释申请。

责编：李亚千

纽约公益机构“中国律师之友”刚刚发布《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披露中国律师执业权利在过去一年持续遭受严重侵蚀。报告指出，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现象已常态化，律师独立辩护空间急剧压缩。面对打压，一种激烈非常规的“刨坟式辩护”策略在律师群体中兴起，成为无奈中的反抗。

《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系统梳理了过去一年中，中国律师在民商事、行政与刑事案件中遭遇的权利受损情况，并收录了典型个案与民间行动。报告撰写团队由两位在押维权律师、三位国际机构前中国律师及两位公益法律研究人员组成，以详实案例揭示了律师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制，并提出改革建议。

官派律师“占坑” 独立辩护被排除

报告指出，刑事案件成为律师权益受侵害的“重灾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官派律师“占坑”现象蔓延至各类案件，不仅限于政治敏感案件，还扩展到涉黑涉恶、纪检监察主导案件。

来自广东的公益律师陆妙卿本周二（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官派律师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那些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基本法律保障。但如今，它被司法当局系统性滥用，成为排除敢言律师、压制独立辩护、操控诉讼结果的工具。许多被官方指派的律师占据辩护席位，却不真正提供有效辩护，而是配合公诉方的诉求，甚至劝诱当事人放弃抗辩，这不仅违反了律师执业伦理，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底线。”

报告指出，所谓“占坑式辩护”，是指官方通过法援中心迅速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从程序上锁定辩护名额，使亲属聘请的独立律师无法介入。当事人往往在毫不知情、未申请法援的情况下，被剥夺了选择权。报告列举的吴敏案、张展案等案例，显示“占坑”操作已被制度化推广，且手段日趋娴熟，包括行政骚扰、通讯阻断、门禁限制，甚至直接针对委托律师进行调查或处罚。

“刨坟式辩护”非常规抗争的兴起

面对常规辩护渠道被封死，部分律师被迫采取激进策略。报告特别提及2024年高调出现的“刨坟式辩护”，即针对滥权司法人员，揭发其个人不端行为、贪腐或学历造假等，以迫使其退却或暴露司法不公。

曾长期在北京执业的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表示：“刨坟式辩护的出现，是律师在常规辩护路径被封堵后的无奈之举。虽然这种策略突破了传统法律抗辩模式，带有激烈的法庭之外的对抗性，但在当前司法环境下，它成为揭露权力滥用、操纵司法、撕开司法遮羞布的一种非主流辩护模式。”

李方平还说，中国律师遭遇到上述现象表明中国法制环境日趋被压缩：“它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法治环境的恶化和律师生存空间的持续压缩。”

六大改革建议与未来展望

该报告也提出六项系统性改革建议，包括清理《刑法》中滥用罪名、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废除官派律师“占坑”潜规则、改革律师协会“官办”体制、设立独立仲裁平台、鼓励律师公开化、组团化辩护以自保。

《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在记录严峻现状之余，也为中国律师界提出了继续坚持、集体抗争的方向指引。在制度性压制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律师的每一次发声与反抗，都是对法治精神底线的最后守护。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4月28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下称ICIJ）发布跨国调查《中国箭靶》，揭露了北京当局跨境打压海外异见者的全球格局和其拓展手段。

该调查由ICIJ主导，与《华盛顿邮报》，《卫报》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全球42家媒体合作，耗时10个月，共采访了目前在23个国家中，105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政治异见人士，以及被压迫的维吾尔人和藏人。他们近年来都因公开或私下批评中国政府政策而遭打压。调查显示，一半的采访对象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曾遭到警方或国安人员的恐吓和讯问。 ICIJ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跨国记者组织，协同全球调查记者进行深度报道。

《中国箭靶》分析了一批此前未公开的中国政府文件，例如警察和安全保卫训练教程等，显示国保如何识别并控制目标对象，这些文件时间跨度约20年，最早可以追溯至2001年。调查发现，中国国保确立的这套“镇压模板”，至今仍在海外异见人中使用。

这个调查同时分析了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密文件、法庭记录和情报报告，发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经联合国认证的非营利机构，本应不受政府干预，但超过半数与中国当局联系紧密。该调查还发现，中国当局滥用全球最大的警务合作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用以追捕异见人士、维吾尔族维权者等。

ICIJ认为，这是在习近平治理下，中国政府大规模全民监控和管控的一部分。在海外的异见者，即使已离开中国，中国当局仍去试图打击这些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人，而这种国家主导的恐吓行动很有威慑力，因担心国内的亲人受到伤害，已导致许多海外活动人士和少数族群噤声。

事实上，近年来，西方政界和媒体对于中国的“长臂管辖”有不少讨论。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研究员埃米尔·迪克斯（Emile Dirks）在采访中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跨国镇压上力度仍然不足，“这对于敢于站出来揭露中国国家行为的人产生了寒蝉效应，也对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造成了影响。” 他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去年就表示，“所谓中国海外警察站根本不存在”。 不过，ICIJ表示，香港保安局发言人在回应其声明中称，香港当局追缉违反《香港国安法》并已逃往海外的人员，是“必要且正当的”。香港必定依法追捕，并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切断其资金来源，以防止和制止其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责编：李亚千

香港人权团体的报告显示，香港在实施双《国安法》后，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特别在《基本法》23条实施后，呼吁各国警剔港府以国安之名，已把监控和镇压范围扩展至海外。人权团体和被关押的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都批评23条扩权，港特首可干预司法，邹幸彤选书权更因此被削。

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周一(4月28日)公布最新的香港人权报告，表示港府以“安全考量”为理由，拒绝公开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又称《基本法》23条)通过后的执法情况。但报告统整23条实施后的资料，发现在该法实施后的9个月内，有至少16人被拘捕，4人被起诉，另有13人被通缉，还有3宗以言入罪相关案件被判刑，刑期从10至14个月不等。报告也指出《基本法》23条通过，赋予香港特首可就国安案件签发证明书的权力，要求法庭审理案件时必须按照证明书的决定作出配合，是干预司法独立，侵害公平审讯与法治原则。

人权团体指港府去年在港增2千摄像头 利用AI强化监控

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表示，在23条通过后，港府把国安相关法律的条款扩大使用范围至政府采购和租用政府场地等，这种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审查，是对公民社会控制的过度安全化（over-securitisation），使社会各界自我审查和噤声。报告指出，港府去年在全港各区新增2000台闭路电视（CCTV）摄像头，有意使用人工智能与人脸识别技术，强化在实体与网络的监控，这些例子均说明香港人权状况在持续恶化。

报告表示，英国早前揭露港府利用驻伦敦经贸办在当地进行情报渗透行动，跟踪和骚扰在英倡议者等个案持续被曝光，显示港府有加强使用跨境打压的情况。香港的人权打压已进入制度化和跨境化，不仅影响香港和港人，对国际社会也构成严峻挑战，呼吁各国支持仍在抗争中的港人，防止威权主义以国安之名进一步在全球扩张与常态化。

邹幸彤批23条赋权特首干预司法权 以公权力设禁书准则

另外，正被关押的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周六（4月26日）在狱中发文，表示不服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国安为由，签发证明书，拒绝让她在监狱借阅《人民不会忘记》、《弟弟》、《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和《敲钟者言：朱耀明牧师回忆录》等4本书籍。

邹幸彤质疑，李家超签发相关的证明前，是否有看过这4本书的内容，批评23条赋予特首的相关权力就像是霸王条款，就算特首说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法庭也必须接受。又说，特首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签发证明书拒绝让在囚者阅读相关书本，是使用公权力提出禁书权限和准则，认为是开了坏先例。

她表示，碍于现有的体制，就此事提出司法复核挑战特首可用证明书约束法院，难以成功，对于要撤销就此事提出司法复核感抱歉，但不以法律提出挑战不代表禁声，希望曝光此事件，建议牆外（监狱外）有人能建立禁书资料库，调查和记录被禁书藉的名单和理由。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河南一名名为“席南”的辅警，30年后才得知当年高考上榜却被冒名顶替，顶替者后来还当上医院副院长。席南年过半百，走上维权之路，为自己“被偷走的人生”讨公道。中国网民热议：谁该为这场“人生调包”负责？

河南省焦作某地公安局辅警席南，1990年参加高考后没收到录取通知，误以为落榜，便进入公安系统当辅警，一干35年。2022年7月，52岁的席南接获孟州卫健委工作人员通知，赫然得知30年前自己高考上榜，但录取通知书被截留。

《现代快报》报道，原名“李某刚”的同届考生以“李席南”为名，冒用席南的学籍入读焦作卫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孟州市卫生系统担任公职。孟州市卫建委人事部门在干部档案审查工作中，发现“李席南”人事档案中的《高中毕业生登记表》《高校招生考生登记表》等记载的本人姓名、出生年月、父母姓名、学习经历与《河南省焦作卫校学生基本情况表》《焦作卫校学员毕业鉴定表》等记载的信息不一致。李席南已任孟州市西虢镇卫生院副院长，还入选孟州好医生。

据报道，事发后，孟州市卫健委已对冒名者“李席南”开除公职、撤销中专学历及医师资格证。不过，席南指出，2年來，事件并未被移送司法部门处理，冒用者和造假者至今未被依法追究，令他难以释怀。席南还说，从农村出来，考学是唯一出路，原以为是命运安排，没想到竟是遭人窃取机会，有如晴天霹雳，言语难以形容。李席南则自称，当时入学手续由其父亲、舅舅代办。

官方通报 已组成联合调查组

沁阳市4月22日官方通报，市委市政府已成立由纪委监委、公安局、法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冒名顶替上学的荒诞现象在中国履见不鲜，这位辅警被偷走的人生，其戏剧性是三十多年后才曝光，相当离谱的黑色幽默事件，但有更多黑箱未被查处，受害者一辈子无从得知，或就算发现也赶不走冒名者，无可奈何。

陈破空说：“这反映中国制度极权专政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特别涉及权钱交易、官商交易，完全可以弄虚作假，教育系统和官员子弟勾结，把平民子弟的名额偷走，放上官员子弟，在中国非常普遍。行贿、受贿、腐败的教育、腐败的学术、腐败的社会，见怪不怪。”

陈破空：中国极权专制缺乏监督 层层做假 冒名顶替横行

陈破空指出，在中国，各地招生办、教育系统、高等院校官员，可以借由考试、放榜、录取等阶段，层层做假，贿赂招生办、校方，在录取名单中动手脚，不发录取通知书给考取者而改发给冒名者。不公平的制度对平民没有保障。尤其九零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泛滥，学术、教育领域腐败严重，论文造假、学历造假、枪手代考一一出现，跟足球队打假球、裁判吹黑哨一样。

曾在中国监所遭酷刑、流亡美国的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生郭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中国不像民主制度的台湾，有立法委员、县市议员、乡民代表，有申诉、制衡的渠道，农民、底层工人的优秀子女被人夺去就学就业机会、遭冒用，也缺乏发声、申诉渠道。

郭斌进一步指出，冒名顶替上学、取得好官职、重点高中老师、主任职位等这类事情，主要发生在县城、乡镇，说明中国基层治理还存在这种人情关系。

郭斌强调：“人情和权力大于所谓的法律，底层人哪怕聪明、勤奋，他的一些机会也被剥夺。而这种剥夺不是一个人操作的，是有权力的人，比如地方官员、派出所所长、副县长、政法委书记等，他会跟教育局打招呼、教育局会跟学校领导打招呼，学校领导会跟这个人打招呼，所以它是一套流程，多人进行操作。”

在他看来，中国的考试制底大抵还是公平的，问题在录取名单被动手脚。

郭斌：席南就算没被冒名 没权没钱也难以居高位

在冒名顶替案件上，郭斌强调，贿赂虽须有金钱运作，更多是权力的博弈。“它这有固定圈子，外人插不进去，你花一百万，可办这事有的人不敢收，你有钱还不行，你得有权力，比如你是谁的妹妹、侄女，钱才可以买通这个权力。一个县城的生态，是几十个家族互相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往来，它不是简单的金钱的事。”

辅警被冒名案三十年后才曝光引发舆论热议，郭斌认为与自媒体时代有关，以前喊破嗓子没人理，现在只要把讯息发到抖音、小红书，就能产生影响力。过去事情压得下来现在却曝光，可能当年参与做假相关人已失势，或在官场得罪某些人被拿出来炒作要搞倒对方。

郭斌说，伪造文书案被闹大，共产党还是在乎民意的反馈，但不会处理到正处级官员，只会找次要的开刀。

郭斌说，这名辅警的人生被偷很遗憾，但假设他没被冒名顶替，真的上了大学，能做到被冒名顶替的那个人的位子吗？“我认为也不会，因为他没有社会资源，他只会比现在的人生多一点选择，实际上偷他人生的那个人后来的履历，是那个人的家族给他铺垫的。”

山东曾查出240多件冒名顶替他人取得学历事件

2020年，山东冠县的陈春秀发现，16年前有人冒名顶替她上了大学，当时自以为高考落榜，殊不知冒名者的父亲花了两千元人民币，从中介处购买到她的学籍顶替入学，导致其大学梦被剥夺。当时媒体曝光后，山东又查出有242人冒名顶替他人取得学历，引发舆论哗然。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报道，陈春秀要求找回尊严和荣誉。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调查结果，包括学校招生办主任、邮政局副局长、高中校长、派出所所长、大学教务处长助理等涉及参与冒领录取通知书、伪造档案和户籍等环节，46人被处理，最重遭解聘，最轻者被记警告，陈春秀不服，扬言提诉讼，她质疑，自己的毕业证、准考证、身份证、户口本都妥善保管，究竟哪里被钻了空子？

调查结果，冒用者的父亲和亲戚是外贸公司老板和前乡长，两人利用政商资本，将高校招生链条关卡一一打通，公安机关和派出所协助盗取和伪造户籍，高中校长和主任帮着替换档案，大学教务处在入学审查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把陈春秀硬生生踢除。

本台另曾报道，十余年来，湖北的王俊亮、河南的王娜娜、湖南的罗彩霞到山东的苟晶，顶替入学的事件屡禁不绝。中国刑法有相关罪名可惩治顶替者，若按照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处理，各可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上刑期，问题在执法及监督不足问题，须斩断作假途径、斩断户籍和学籍造假，厉行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查处。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美国笔会（PEN America）周四（24日）公布2024年《言论自由指数》，中国再度蝉联「全球囚禁作家最多国家」之首，连续第6年占据榜首地位。

根据指数，2024年中国囚禁了118名作者，比2023年的107名再多出11名，为增加幅度最大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监禁的作家有三分之一是线上作者；在118位中，9位是女性，33人在无正式起诉下遭到拘留；将近半数为少数民族作家，尤以维吾尔、藏族与蒙古族为主，他们主要因为模糊不清的“分裂主义”指控遭到逮捕和监禁。

“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惩罚言论自由，打压那些关注民主议题或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的作家。” 美国笔会负责监测作家风险的主任卡尔勒卡（Karin Deutsch Karlekar）指出。

最新指数也显示，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审查领域，网络情色、经济议题也被列入禁忌。笔会指出，有3名作家因在台湾成人文学网站「海棠文学」撰写同志情色小说而被捕，笔名分别为 “远上白云间”、“一蟹“与“辞奺”。此外，讨论经济的网络文章也开始受到整肃。

作家健康情况堪忧　狱中待遇恶劣

报告还揭示中国遭囚作家的严酷处境。2024年2月，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判缓刑死刑，自2019年被拘后，健康急转直下；同年10月，散文作家许志永展开绝食，抗议恶劣监禁条件；藏族作家图登洛珠（Thupten Lodoe）则于6月因重病送院。

曾获笔会言论自由奖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至今已服刑10年，外界自2017年起无法获得他的讯息。藏族诗人根敦伦珠（Gendun Lhundrub）于2024年11月重获自由，但仍被当局严密监控，行动受限。而蒙古族作家拉哈木加布．阿．博尔吉金（Lhamjab A. Borjigin），自2023年起被中国当局于蒙古国境内逮捕，至今未获释。

香港国安法再升级　作家自由进一步受限

报告指出，香港的言论空间也持续收窄。2024年3月，香港政府通过“23条”，把任何被广义解释为“危害国安”的行为列为刑事罪，例如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因在社交媒体发文，最后和其他5名作者，被控以违反《国安法》后遭捕；其后有媒体揭露多间学校开始审查，甚至下架图书，避免误触法律红线。

同年底，《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案件重启审讯。黎智英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拘留，其案件被视为香港新闻自由与法治现况的重大指标。

跨境打压蔓延　异见人士在海外亦难自保

美国笔会还指出，中国当局的监控与打压行动已不限于国内。2024年，多个人权组织揭发中国在日本、欧洲及北美针对流亡作家与异见人士发动跨国镇压。受害者透露，自己身在海外，却连累中国境内亲人遭受骚扰与报复。

笔会呼吁全球关注这375位因言获罪的作家，强调他们不应为文字而入狱。“当政权试图掌控历史叙事与真相，作家的存在就变得更为重要。”卡尔勒卡表示。“我们强烈呼吁，各国政府释放所有因言入罪的作家，终止这场系统性压迫。”

除了中国，2024年《言论自由指数》中作家遭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还包括：伊朗（43位）、沙乌地阿拉伯（23位）、越南（23位）、以色列（21位）、俄罗斯（18位）、土耳其（18位）、白俄罗斯（15位）、埃及（10位）、缅甸（10位）。

美国笔会的《言论自由指数》自2019年设立，专门追蹤因书写、发表、报道等文字行为而被囚的作家与记者。只要被羁押超过48小时，个案便会纳入统计。指数显示，自设立以来全球被囚作家人数年年上升，2024年达375人，其中女性占16%。此外，“风险作家资料库”也收录如谋杀、强迫失蹤、流亡与驱逐等其他风险案件，该资料库目前包含83个国家、975宗活跃个案。

责编：李亚千

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同志”称号有不同理解早已存在，但创立16年的微博账号“同志之声”，名称近日突然被注销，版主被迫改用不涉及“同志”的平台名字。官方的新动作是想把“同志”的含意“拨乱反正”，还是对性少数群体的加强打压？引发关注和讨论。

中国同性恋资讯微杂誌“同志之声”在微博的官方账号拥有约200万粉丝。“同志之声”周二(4月22日)发帖，表示在未通知和说明下，突然无法再使用“同志之声”的名称，微博账号名称变成原始ID，对官方的动作深表关切。该账号周三(4月23日)再发文，表示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已把账号名称“同志之声”改为“骄傲声浪”，强调会恪守法律法规，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立场，继续为性少数群体服务。

分析：官场仍称“同志” 官方不想被“汙名化”

“同志之声”的改名事件引发网民讨论，有网民要求解释为何要改变已使用16年的名称，以及为何不改称为“同性恋之声”，而是要选择抹去性少数群体象徵的名称。但有博主支持微博迫使“同志之声”改名的做法，认为“同志”是高尚伟大的称号，不能被汙名化。

中国独立评论人胡平表示，“同志之声”账号名称突然被注销的事件，一定与官方有关，相信是要配合中共近年向左走的主旋律，官方要从网络平台做起，重新在民间建立对“同志”称号的尊重和重视。

胡平说：“因为过去那套(共产党)理论早就不吃香了，大家都抛弃了，彼此之间都不再以同志相称了。同志这个词只有在官场中才依然还在流行，某个重要官员被整肃了，大家都会研究官方是不是还得继续把他称为同志，一旦都不用同志这个词这说明变成敌我闹矛盾。如果还在用同志，就说明共产党还是把你当作是人民内部矛盾，(惩罚)不会很严厉，就会做这种估计。他(中共)很想復活同志本来在革命字典中的意义。”

胡平表示，中国同性恋群体之所以自称为“同志”，与改革开放时要改变毛泽东时代“反同”的观念有关。民间多年来早已默认“同志”是有另一层含意，官方难以用强迫平台改名的做法，改变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

胡平说：“中国对同性恋的打压其实是在共产党之后才有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同性恋在官方那里依然是一个禁忌和敏感词，民间的同性恋就借用了‛同志‘这个词汇。到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对同性恋也用‛同志‘这个词就感到很不高兴了，就加以干涉，这是很可笑。但是我想是拉不回去，你把这个网站你可以叫它改名字，但是老百姓还是会把‛同志‘当成同性恋的代名词，人家还是会那么做，不会理你那一套的。”

“同志之声”名称被注销事件 是收紧性平活动空间的指标

中国LGBT(性少数群体)倡议者李麦子表示，这次事件有象徵意义。又说，虽然中国官方没有把同性恋刑罪化，但近年多个性平活动的团体和平台不能公开活动，连与官方有沟通的“同志之声”也被迫要改名，显示官方要性平和性少众群体的声音淡出中国社会，这与官方敌视西方意识形态有关。

李麦子说：“肯定是收紧。最近不是在网络吵得很凶吗？说不应该叫同志，应该叫同性恋。所以可能因为这个，新浪或者网络监管部门就注意到“同志之声”了。他(官方)打压LGBT的这个逻辑其实是一个境外势力的逻辑。这样的一种境外势力论，就已经对国内的LGBT运动的生态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舆论环境就很紧，同性恋的各种文艺团体如果想存在的话，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很多机构其实都改名了，至少是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李麦子表示，中国的年轻LGBT群体已转向使用抖音和小红书等新平台交流，相信微博封杀“同志”称号也不会使性平和性少数资料在中国被消失。

人权工作者潘嘉伟表示，“同志之声”是中国有名的性少数群体资讯平台，早在2009年已建立，名字突然被禁止使用，可以视为是中国打压人权的又一事例。

潘嘉伟说：“为什么突然间没办法再接受那个平台的名字？这个很明显就上面的有关单位给了压力，就马上要有动作了。就是在一个独裁国家、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他随时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已都不单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是对资讯自由的权利，对于性别方面尊重的权利等等，全都没有任何的尊重。”

潘嘉伟表示，这次事件显示中国政府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同时让外界看到官方如何使用荒谬的手法，迫使企业配合主旋律。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卢思位因“涉嫌偷越国（边）境罪”，于本周五（4月18日）在成都成华区法院一审开庭后，遭判刑11个月，罚款一万元；卢思位计划提出上诉。

卢思位案于18日上午10时30分在成都成华区法院开庭，检方指控其“涉嫌偷越国（边）境罪”，两位辩护律师出庭为其作无罪辩护，并提供了国外羁押抵扣刑期的法律依据，但未被法官采纳。根据律师基于刑期、拘留时间的推算，卢思位至少要到8月9日才能出狱。

卢思位妻子张春晓当天中午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今天上午10点半开庭，没有发旁听证，不许他们（卢思位好友）去，我了解到的是他们被喝茶，被旅游和被警告，怎么可能有旁听证。律师一直都在争取，要求他们（法院）公开审理，但是4月16日庭前会议那天，我听说有人要去旁听，但是被赶出来了。”

法院外警力部署 民众不敢靠近

据成都一位因个人安全而不愿公开姓名的维权人士告诉记者，法院外停着多辆警车，还有穿制服和便衣的人员在周围徘徊：“我看到法院外有警察和便衣走来走去，不停地观察路过的人，搞得挺紧张。我没敢走近法院。”

两天前，成都法院举行庭前会议，法官向代理此案的辩护律师交代庭审程序，当时有人要求旁听，但被法院驱逐。张春晓表示，当局指控卢思位偷越国境罪，一般刑期为一年，扣除卢思位自去年被关押半年，他在2023年也曾被羁押三个月，按理应在开庭日宣判。她说非常关注丈夫的刑期。

卢思位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

卢思位为中国维权界知名律师，曾代理“12港人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案等多个政治敏感案件。他因维权活动屡遭打压，2021年被吊销律师执照，持续受到监控。

2023年7月28日，卢思位在老挝准备搭乘火车前往泰国、转机赴美与家人团聚时被捕。9月被遣返中国后，羁押于成都新都看守所。同年10月28日，一度获得取保候审，但于2024年10月10日再度被捕。

卢思位被关押后，张春晓无法直接与丈夫联系，只能通过代表律师了解其近况。她表示，据了解卢思位没有遭受酷刑。前几天，她收到丈夫寄出的第一封信：“我4月5日收到他的信，但信是2月份写的，他在信中说（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很差，每天的菜都是萝卜。”

下午一点左右，法官宣布休庭半小时。张春晓告诉记者，她得知卢思位没有认罪：“现在是休庭的时间，代理律师表示他们要吃饭，我只知道这个消息，律师还没有跟我说别的事情，他们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张。”

曾参与“709案”联署 呼吁调查酷刑

现年52岁的卢思位，早年因代理成都“八九六四”酒案而受到关注。他是成都“四君子”之一张隽勇的辩护律师，也曾为人权律师余文生、覃永沛、艺术家王藏、陈家鸿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提供辩护。2017年，卢思位发起公民联署，呼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709案”是否存在酷刑，主张应包括律师及公民代表，并公开调查结果。此举令他多次遭传唤与威胁，并被禁止出境。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卢思位因代理广西律师陈家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遭四川司法机关处分；同年也担任“十二港人案”中被捕港人的辩护人。一年后，他被四川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

此次庭审引发海内外人权机构和维权人士的关注。张春晓说：“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他们跟我一起等待这个（审判）结果。”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