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内容：“这些年来，一股力量在拖拽所有人向下坠落”……2025年度“404文章”

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3篇，下一篇是“年度视频”。

2025年，中文互联网上的敏感词几乎每天都在新增。它们有的来自习近平的“新皮肤”，有的来自被逼到绝境的讨薪工人，有的来自为被霸凌的女孩挺身而出的人们，也有的来自试图重新点亮疫情三年记忆的努力……但把这些碎片串起来会发现：真正被审查机器盯上的从来不是这些敏感词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抗争者与抗争行动——以及它们能否被看见、被共情，进而在社会内部生成一种与官方叙事相抵牾的“错误的集体记忆”。

在这场围绕集体记忆展开的拉扯中，敏感词更像是每一次交锋留下的火星：它们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从具体的人与事里迸出——从一个人决定不再沉默、从一群人选择站到一起。官方拥有强大的审查机器和舆论动员能力，但民间的抵抗也充满韧性：有人用最日常的幽默，给禁语换一件新衣；有人只是坚持把话说完整、把证据留住；有人只是拒绝接受“到此为止”，哪怕代价是被删帖、封号、消失在搜索结果里……这些都承载着不服从的情绪与对权力的嘲讽——而这恰恰是审查最忌惮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韧性则体现在行动层面：当“说”不足以承受现实，人们就转向“做”。导演娄烨顶着巨大压力拍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把疫情三年的经验、情绪与创伤重新放回影像之中；江油事件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为一个女孩、为一对几乎无法发声的父母讨要公道；屏山纵火案中，“八百哥”之所以迅速成为符号，也正因为它触碰了劳工群体长期压抑的愤怒与无力感——哪怕这种共情随后被迅速压制。还有一些抗争带着强烈的审美与姿态：滨崎步的演唱会被“不可抗力”终结后，她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完成表演，把缺席与空椅子变成一种反向的见证——仿佛在说，舞台可以清空，但表达不可退场。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案例，最终指向同一种人的特性：他们并非总是组织化的、清晰的抗争者，更多时候只是被现实逼到边缘、仍不愿完全退场的普通人。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对抗遗忘，用彼此的在场抵抗孤立；他们也在一次次删帖与封禁之后学会重新聚合、重新叙述、重新寻找出口。敏感词在这里不再只是“禁区标记”，它更像是他们抗争留下的路标——证明有人曾经说过、做过、站出来过。

也正因为如此，删、限、封、控、定向、污染、打散、抓人……这些手段才会层出不穷：它们并不是为了“打败”某个敏感词，而是为了截断一种更难被驯服的力量——公共记忆如何生成、共情如何汇聚、声援如何扩散，以及行动如何被想象与复制。换句话说，审查真正要压下去的，是“我们在场”的可能性。但就像滨崎步在空无一人的场馆里完成表演那样——“不可抗力”虽然强大到可以随时清场，却无法让人们的表达退场。

习近平的新皮肤：i in ing、she dripping、shejumping、skipping、羽哥、长生不老、150岁、习近逼、新加坡等

每一年，“习近平”这个中国最大的敏感词都会派生出一批新的“皮肤”，今年也不例外。网民继续发挥创意，在不断试探与绕行中，制造出一套又一套新的指代方式。

与名字直接相关的“皮肤”里，有网民取“xi jin ping”三个字的韵母，发明了“i in ing”的写法；又因为这三个字母组合呈现递增顺序，该“皮肤”还被称为“123”。也有人干脆采用英文发音的谐音梗，延展出“she dripping”“shejumping”“skipping”等一串新说法。拆字派则用“羽哥”代指习近平——因为“羽”由两个“习”字组成。

更具传播力的一类“皮肤”，来自一段在公开场合被捕捉到的私下对话。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北京举办的庆祝“二战”结束80周年阅兵活动期间，被麦克风捕捉到私下讨论器官移植作为延年益寿的手段。习近平对普京说：“过去人们活不过70岁，现在70岁还算孩子，”普京回应称“随随着生物技术取得进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应和说：“有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一片段广为流传，尽管捕捉到该新闻片段的路透社随后撤下了相关影片，但“长生不老”和“150岁”仍迅速被网民吸收进指代体系，成为习的新“皮肤”。

而在更日常的舆论场里，“皮肤”也常常诞生于一次意外的“回旋镖”。4月初，中国军方针对台海局势发布名为《进逼》的演习海报，央视新闻等官媒账号转发助推。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极具威慑力的宣传攻势却在评论区遭遇反噬：有网民留言“演习进逼，拿下台湾”，本意是附和官方民族主义情绪，却迅速导致账号被封禁。网民随后测试与分析发现，问题出在“演习进逼”四个字中，后三个字与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构成谐音“习近逼”。于是，一个原本用于宣传威慑的词组，反倒在审查机制的触发与验证中，被“反向命名”为新的敏感指代。

除此之外，还有人用“XJP”三个字母打头的最常见汉字来代指习近平，例如“新加坡”。从韵母到谐音，从拆字到缩写，这些不断更新的“皮肤”一再证明：在敏感词的围栏之内，语言的变形与迂回从未停止——而审查本身也常常在无意间，参与并加速了这种“发明”。

滨崎步/滨崎步上海演唱会/空椅子演唱会/一个人的演唱会

审查方式：不按官方口径谈论该事件的相关文章被删除、相关公众号/社交媒体账户遭封禁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表示，若台湾遭到武力攻击或封锁，日本可能将其认定为“生存危机事态”，并在必要时依据安保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该表态被视为日本长期对台政策“战略模糊”的一次实质性突破。随即，中方启动强硬的“战狼外交”模式，指责日方“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开始实施多项反制措施，甚至包括限制中国游客赴日、停止熊猫租借、限制水产进口、禁止艺人演出等。

在这一背景下，多位日本艺人在华演出遭到取消，甚至出现中途被中断的情况。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日本女歌手滨崎步原订于11月29日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中国官方在演出前夕以“不可抗力”为由取消了当日活动。

来源：滨崎步 Instagram

但在11月29日当天，有自称是滨崎步上海演唱会摄像团队的工作人员偷拍视频并上传至抖音，标题为“滨崎步在现场录制一个人的演唱会”，并面对镜头鞠躬致歉。次日，滨崎步也在个人Instagram发文写道，尽管现场有1万4000个空位，她却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爱意，“这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演出之一”。她同时表示由衷感谢200名中国和日本的工作人员、乐队成员和舞者，正是他们让这一舞台得以实现。该贴文标注地点为上海，并附上多张照片，包括她在舞台上表演的画面——在“不可抗力”宣布终结之后，滨崎步用一种近乎反向的方式完成了表演：舞台被清空，但表达并未退场。

12月1日，上述工作人员又表示自己在彩排时偷拍视频上传，发布了相关的“不实讯息”，并对其行径予以道歉；包括《澎湃新闻》《第一财经》等多家官方媒体转载了该道歉声明。此后，凡是不按照官方口径谈论此次滨崎步演唱会事件的文章都被删除，甚至公众号与社交媒体账户也遭到封禁。

徐勤先/徐勤先受审/徐勤先庭审/徐勤先抗命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

11月25日，一段长达6小时、此前从未公开的徐勤先少将在军事法庭受审的完整庭审影像首次在网上曝光。该影像包含大量此前被列为国家机密的军方行动细节。画面显示，时任第38军军长的徐勤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学生与民众混杂、无法区分目标”、“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坚持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并拒绝在调兵命令上签字——在那场被写入官方叙事的“平息风波”背后，一个军人的拒绝，重新被影像带回到公众视野。

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此后，他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仍长期受到当局严密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

徐勤先受审片段截图

关于徐勤先当年的立场与表述，公开报道亦留下多处记录。纽约时报2014年引述采访过徐勤先的学者的描述称，他曾表示抗议活动属于政治问题，应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他还曾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自己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徐勤先2011年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谈及当年决定时则表示：“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这些零散而长期被边缘化的记录，如今与庭审影像相互印证，也让徐勤先的“不做历史罪人”不再只是传闻中的一句话，而成为可被反复辨认的历史片段。

与这段影像在墙外引发关注形成对照的是，徐勤先及其受审视频在中国大陆平台的搜索结果均无法展示。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可见”恰好说明了它的敏感所在：被屏蔽的不仅是一段庭审录像，更是一种与官方叙事不相容的历史记忆。

江油霸凌事件/江油事件/江油抗议/江油示威

审查方式：屏蔽部分搜索结果，突出展现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删除多篇文章、多条视频；限制讨论

7月22日，四川江油14岁女生赖某某在一处废弃楼房内遭多人围殴约4小时，施暴者轮番掌掴、踢踹并用水管殴打，还强迫其脱衣。赖某某求饶称“我爸爸会报警的”，却被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施暴过程被偷拍视频上传网络，引爆舆论；网传其母亲为聋哑人士，受害者此前也曾多次遭同一批人欺凌。家属在事发当晚即报警并维权，但直至8月2日施暴者才被传唤到案——这一迟滞成为后续怒火不断累积的起点。

8月3日，多段维权视频流出：受害者父母跪在领导面前求公道，对方拿着喇叭站得笔挺、视若无睹；另一段画面中，疑似聋哑的母亲在维权现场因无法自由表达而竭力悲吼，最终情绪激动到晕倒。舆论压力之下，@江油公安于8月4日发布通报称“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并将赖某某鉴定为轻微伤；三名施暴者分别为15岁、14岁、13岁，两名年满14岁的被治安处罚并送专门学校矫治，其余仅批评教育。这一处理结果并未平息争议，反而引发更多不满与追问。

同日中午，江油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数百市民到场质问，现场爆发“下去！下去！”的喊声。随后更多市民聚集市政府门口抗议，当地迅速调集警力维稳并抓走部分抗议者，街头对峙升级，出现强力清场与殴打画面；有人倒地后仍被“连续6棍”抽打，亦有人拍到军用信号干扰车上街。次日多条要道交通管制，城市呈戒严状态，直至6日大规模抗议被压制。

这场事件之所以突破“校园霸凌”的常规框架，演变为群体性风波，关键在于它触碰了太多人的共同经验：弱者如何在制度面前求告无门，正义如何在拖延与表态之间被稀释，公共愤怒又如何在“维稳逻辑”下被迅速导向沉默。8月4日至5日微博相关热搜很快被撤下，“#江油霸凌#”“#江油警察打人#”等话题遭封禁，其他相关讨论也明显开启评论审查。

许多素未谋面的普通人，愿意为了一个孩子、为了两位几乎无法发声的父母站出来——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样的集体挺身而出已极为罕见。有人称赞他们是“四川多义人”，也有人不断追问：一桩校园霸凌为何会发酵成群体性事件？并将其指向一种“刚性治理”的日常化逻辑——禁言删帖、抓人，以及动辄以暴力维稳收场。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An Unfinished Film）是导演娄烨于2024年上映的作品，由娄烨与马英力共同编剧，采用介于剧情与纪录之间的“伪纪录/纪录剧情（docufiction）”形式。影片以2020年1月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与封城为背景，从“补拍一部停拍多年的旧片”切入：一支剧组回到武汉试图把未竟的拍摄继续下去，却在拍摄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封控打断——人员被迫隔离，交流退回手机与屏幕，工作与生活在封闭空间里被重新编排。与此同时，影片穿插疫情年代的网络影像与碎片化记录，在虚构叙事与现实素材之间不断切换，从而把“封城的日常”与“影像如何被保存、被删改、被遗忘”并置为同一个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miGMEEIs4

2024年5月16日，该片在第77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Special Screenings）单元完成全球首映，随即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讨论。2025年，该片资源开始在互联网流传，许多看过影片的观众给出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一次对疫情三年记忆的强力召回。讨论集中在影片如何重现封控经验、情绪与创伤，也集中在娄烨表达上的锋利与克制——他并不把“封城”处理成抽象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影像与人的细节，把那段经验重新拉回可感、可触、可回忆的现实层面。

但也正因为影片对疫情时期经验与公共记忆的呈现方式，它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获得“龙标”并进入院线放映，墙内围绕影片的讨论也很快遭到封杀。5月18日，豆瓣相关条目下的短评被全部删除，随后在中国大陆平台对该片的搜索与相关内容呈现普遍受限。《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所触及的，恰恰是当局更不愿被重新讲述、被重新看见的“疫情记忆”——当公众试图把那三年的经验重新说出来、重新记住，审查真正想要压下去的，是“我们仍然记得”的可能性。

八百哥/800哥/八爷/八哥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删除相关内容

5月20日，四川宜宾屏山县的四川锦裕纺织有限公司发生火情。媒体引述目击者称，大火从中午烧到晚上，现场浓烟滚滚，烟雾腾起数十米高。随后有网民称，起火与一名员工讨薪争执有关：该员工被拖欠一个月工资，理论时发生争吵，继而持刀伤人，并用汽油点燃车间布料。

屏山县公安局在5月22日凌晨发布通报证实：27岁的文姓男子于当日上午前往纺织厂车间点火引发火情，后被现场处置民警控制。与此同时，该男子“因被克扣、拖欠工资800元而纵火”的说法在各大社媒平台广泛流传，迅速成为舆论焦点。

人称“八百哥”的27岁的文姓男子被警方逮捕

在这股情绪推动下，文姓男子被大量网民冠以“800哥”“八爷”“八哥”等称号，甚至被称作“人民英雄”，被解读为底层工人长期受压迫剥削、维权困难背景下的“爆发”。有人宣称“800哥点燃了打工人的怒火”“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认为这场大火“给全国工厂的老板上了一课”，还有人提出为其家属捐款、筹资请律师等。

面对同情违法者的汹涌舆情，屏山警方于5月23日晚再发第二份通报，称网传“纺织厂克扣、拖欠800元工资”不属实，并呼吁网民勿信谣传谣。随后，“800哥/八百哥”等对纵火者的“英雄式”称呼在中国社媒遭到屏蔽与审查，相关词汇被限制传播，一个迅速成形的民间符号就此被掐断。而官方想要压下去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它背后那股随时可能被点燃的集体情绪。

重庆反共标语、三里屯反共标语

审查方式：屏蔽搜索结果、删除相关内容

2025年，中国出现两起与北京“四通桥事件”相似、在公共场合以“悬挂/投影”方式公开展示反共标语的行动。相关影像与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严格审查，许多关键词与传播路径被迅速收紧，信息传播被迫转向墙外渠道。

其中一起发生在重庆。8月29日晚约22时，有人利用投影机在重庆大学城熙街附近一栋大楼外墙投射多条反共标语，持续近50分钟，内容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事后信息显示，投影在被警方关闭后，相关话题在中国国内视频平台上被限制搜索。

重庆大学城的反共标语

行动者戚洪随后接受《不明白播客》访问，披露了更多细节：他称自己早在8月10日入住酒店，用约10天时间测试投影，先投射一些“无伤大雅”的口号，并在8月29日从英国远端提前启动投影机定时。他原计划在9月3日阅兵当天发动，并等大学生返校后再播放以扩大影响，但因担心公寓空置太久容易出事，最终决定提前行动。准备、测试、定时、远程启动——这些看似冷静的技术步骤，恰恰凸显了行动者的另一种“韧性”：在高压环境下仍试图把表达做成一项可以执行的“工程”。

北京三里屯的反共标语

另一起发生在北京三里屯。10月25日，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不久，三里屯出现两条横幅，内容直指“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并呼吁“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相关照片还显示，一名黑衣人手持喊话器对路人讲话，但有关人士目前下落不明。事件曝光后，微博上多组关键词组合（如“三里屯+开放党禁/抗议/勇士”等）出现审查与屏蔽，部分相关词组在百度系平台也遭到封锁。

黎智英/黎智英庭审/黎智英国安案

审查方式：屏蔽部分搜索结果，仅展现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限制讨论

全球瞩目的香港《国安法》指标性案件——《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危害国家安全案，于2025年12月15日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大楼内的高等法院作出裁决：现年78岁的黎智英被判两项“串谋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名成立。案件将另择日进入求情与判刑阶段，媒体报道指相关听证安排在2026年1月进行；上述国安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法官在裁决理由中指出，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黎智英透过《苹果日报》及其海外联系推动对外游说，并请求国际社会以人权等理由对中国与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等行动，已触犯《国安法》所列“串谋勾结外部势力”相关罪行；而控方亦指其与《苹果日报》高层等人合谋，呼吁外国采取制裁或其他敌对行动。

宣判之后，官方表态迅速铺开并形成合唱。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对定罪结果表示欢迎，称香港特区司法机关“合情合理合法，不容置喙”，并指责批评香港司法的“个别国家”是在“公然诋毁抹黑”。香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多名港府部门首长、纪律部队亦在判决后相继发文支持裁决，将案件置于“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惩治”的框架中反复强调。密集的背书与同步的用语，几乎在第一时间为社会预设了“应当如何理解此案”的标准答案。

与庭内宣判几乎同步发生的，是舆论场的“定向呈现”。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虽然仍能检索到“黎智英”相关内容，但能看到的基本都是官方媒体与官方表态，对其“反中乱港”的批判与对裁决的支持声量占据主导，其他角度的讨论空间明显受限。信息并未被彻底抹去，而是被导向单一叙事：允许你看见，但只允许你以一种方式看见。

而港府高官的“排山倒海式”表态与话语统一，也折射出香港官场文化加速内地化的趋势：在重大政治案件面前，表达不再是多元立场的呈现，而是迅速归队、齐声站台的政治仪式。而在这套仪式背后，真正被重新定义的是香港的政治生态。

三大恶意

都知道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走十万八千里才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现如今的学术之路，其实也颇有类似之处：

从本科开始一路修行打怪，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获得教职、熬过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晋升副教授、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漫长的晋升路径和巨大的外部压力绝对堪比西天取经。

等熬到博导这一级，绝大多数青年教师都到35岁以上了。这都已经算是非常优秀非常顺利的学术大牛了。

北大的韦东奕够天才吧？以韦东奕的天纵之资，26岁博士毕业，34岁才评上副教授。

晋升学历可以凭天才➕努力提前通关，但晋升教职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既有天分又很努力还顶着名校光环的学术大牛，知名高校的教职坑位就那么多，凭什么就你能一路超车提前拿到博导呢？

除非，你是在浙大读的博士。

是的，浙江大学，尤其是浙江大学的文史哲学科，有一条平步青云之路，可以批量成就30岁以下的超年轻博导。30岁不到就能成为顶尖985高校浙江大学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足以让大家惊为天人。但仔细盘算一下，顶级的学术天才做到这样也还是有可能的：

22岁本科毕业，硕博连读5年毕业是27岁，再经过3年考核期，在学术新人层次普遍不高的项目基础上做出一些重大科研成果，30岁升个博导，虽然难度极高，但还是存在理论可能性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还能有26岁的博导！这一般就不是凭借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成就了。

闵超，1999年出生，18岁考上郑州大学马哲专业，22岁进入浙大读马克思原理专业硕博连读，4年即拿到博士学位（通常是5至6年）。

近日，26岁的闵超同学，啊不对，是闵超老师被录用为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对学术圈不了解的读者可能感受不到26岁当博导的震撼程度，我换个大家都好理解的场景打个比方：

一位顶级名校的青年才俊，在大学期间表现优秀，各种奖项拿到手软，做学生干部也表现突出，经学校推荐、组织考核，毕业后直接以选调生身份进入国家部委当公务员。这已经算是极其厉害了吧？选调生跨过三年基层服务期直接进中央部委。这个稀罕程度，相当于26岁博士毕业留在本校当研究员，已经是祖坟冒青烟的福分了。毕竟绝大多数高校招研究员都会从排名更高的大学招博士或者博士后，985的博士能进双非本科做研究员就乐开花了，留在本校的那是凤毛麟角。

但成为研究员，距离博导还远着呢。

26岁博士毕业直接留在本校当博导，相当于应届毕业的选调生直接招进国家部委给安排了一个处长的职位。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年的努力，一步跨越了几个层级，大家可以掂量一下。

闵超老师，是有怎样突出的能力，做出了怎样卓越的贡献，才能拥有如此惊人的学术晋升速度呢？

我仔细查了几天，恕我眼拙，实在是没有发现。

毋庸置疑，闵超老师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努力、很厉害，拿过很多奖项，发过不少论文，参与过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他所有的这些成绩都是一位名校优秀博士生的正常水平。

首先看奖项

闵超大学期间荣获河南省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省共青团基层基础项目大赛特等奖、省微团课一等奖、教育部“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展示全国一等奖和最佳表演奖等50余项奖项荣誉。

研究生期间，闵超荣获浙江省2024年度“三助岗位之星”优秀个人典型称号，全省共10人入选。

博士研究生期间，闵超发表的论文荣获学校研究生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该院首次获得浙江大学文科类优秀成果奖。

以上这些奖项，一部分是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综合性奖项，一部分是“三助岗位之星”等励志奖项，还有一些是微电影展示最佳表演奖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归类的50余个奖项。

唯一的学术类奖项，是博士期间获得了学校文科研究生优秀成果一等奖。浙大马院在新闻里还特别强调，这是该学院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看起来有点厉害。

但深入看一下，同期获得该奖项一等奖的，有12个人，研究生阶段的也有7人。

并且，这还是浙江大学内部的奖项。

从奖项来看，闵超老师是很厉害，但似乎也没有厉害到成为百年浙大第一人，中国史上最年轻博士生导师的程度？

再看论文

根据浙大官网的介绍，闵超读博期间发表C刊论文5篇，这被认为是学术研究能力拔尖的硬证据。

相对顶尖高校文科博士生普遍2到3篇C刊的水平，闵超的论文发表成绩的确属于领先的那一批。但是，5篇C刊要说遥遥领先那可就够不着了。我简单做了下检索，举几个近两年的发论文高手作为例子：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王承禹，硕博期间发表6篇C刊，现为某省党校讲师、助理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刘雨婷，已发表12篇C刊论文。目前读博第5年，没听说提前毕业，更没听说做了博导。

同为马克思主义专业，复旦大学2020级博士生肖玉飞发表C刊论文12篇，博士读完5年才毕业，2025年入职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评定为讲师职称。

当然，学术能力评价不能只看论文，但既然浙大把闵超老师发表C刊论文数量当作评定其博导职称的重要因素，那咱们做个横向比较也算是合理的。

再看论文内容，以闵超博士最重要的获奖论文《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为例，我特意找来论文仔细拜读过。一直读到参考文献的部分，我惊掉的下巴还是没有合上。

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与1848年法国革命有关的文章，居然没有任何德文、法文或英文的参考文献。唯一一个德国作者的参考文献，读的还是1958年的中文翻译版。整篇论文只有3条参考文献，3条。

也就是说，闵超博士写作这篇论文没有参考任何与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马克思对这场革命之研究的原始文献或一手素材。

我的确是不知道马哲领域是怎么评价论文的，但我非常确定，在其它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研究思路是肯定过不了开题的。

我找个对照论文给大家感受一下，同为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年轻博导的江佳凤老师发表的论文《朱子“尽心”章诠释中的知行问题》，都是一万多字的篇幅，人家的参考文献是这样的：

原始文献，一手素材，再加上多角度的二手素材，这才是一篇正常论文应该有的样子，吧？

最后看项目

对青年社科人才来说，参与各级社科项目也是评定其能力的重要参考因素。

闵超读博期间深度参与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人文社科类博士生里面绝对属于一骑绝尘般的存在。

但有两点背景信息需要补充：

其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与主持，基本上都是由长江学者之类学术界大佬在把持，博士生的威望、资源，以及研究能力对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简而言之，导师能申到多高的项目，博士生就有机会参与多高的项目。

其二，在近10年，特别是近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项目占比逐年提升，目前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人文社科第一大类别。

打个简单粗暴的比方，其它人文社科专业要取国家社科基金的真经得走十万八千里，马克思主义专业只要走二万五千里。

总而言之，闵超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各方面研究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但要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26岁文科博士生导师，只怕还有一些努力之外的因素。

12月14日中午，记者注意到，粉丝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因违规无法关注。已关注该号的网友，可以正常打开他的往期大部分文章；未关注该号的网友，无法通过搜索关注。

14日下午，记者注意到，未关注该账号者已无法通过搜索功能找到“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微信公号。

同时记者发现，“六神磊磊”相关视频号仍可正常关注，微博、抖音也可正常关注。当事人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唐诗”也显示正常，其视频号“六神磊磊说”也可正常搜索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六神磊磊本名王晓磊，1984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自媒体原创作者、腾讯“大家”专栏作家，2016年获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新媒体”（个人）等奖项。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逃亡和荒诞悖论的故事。

2020年10月，中国河南青年关恒独自驾车深入新疆，用长焦镜头记录下那些隐藏在荒野、城镇和军营背后的集中营设施。为了让这些影像公之于众，他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辗转南美，最终独自驾驶一艘小船，在海上漂泊23个小时，从巴哈马成功登陆美国佛罗里达。2021年抵达美国后，他按计划发布了视频。这些素材，成为国际社会（包括BuzzFeed News的普利策获奖团队）证实中国在新疆行径的关键证据。

曾经以为自己安全了的关恒，四年后却在美国失去自由。2025年8月，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关恒合租室友的突袭中，关恒因“非法入境”在纽约上州被拘捕。如今，他身处纽约州布鲁姆县监狱（Broome County Correctional Facility），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被迫回到那个他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的中国。

2025年8月21日早晨，纽约上州一处住宅区，关恒的房门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是ICE的探员。

他们并不是来抓他的。他们的执法目标是关恒的室友——一对在当地做店铺转让生意的夫妻，他们因为和别人有经济纠纷，而遭人举报。但此时，当ICE的探员拿着搜查令冲进屋子时，38岁的关恒正好被“撞见”，随即也被抓走。现场对话如下：

探员：“你当时是怎么入境的？”

关恒：“自己开船从海上过来的。”

探员：“你有I-94表格（入境记录）吗？”

关恒：“没有。”

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有没有工卡，也不关心我的庇护案件是什么状态。”2025年10月，在接受“中国人权”电话采访的时候，关恒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沮丧。“他们只关心我的入境方式。只说我没有通过正常海关入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

他那个正在等待面试排期的庇护申请、那张合法的工卡、那本纽约州驾照……在ICE面前，因“未被海关检查入境” (Entry Without Inspection) 这一事实，而显得一文不值。

伴随着川普当局严查非法移民，布鲁姆县监狱人满为患。几个月过去了，关恒在焦虑与沮丧中等待着自己的案件结果。没有人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曾经在过去的几年经历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冒着巨大风险拍摄的新疆集中营影像，为中国当局在新疆队维吾尔族人的所作所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而如果一旦被遣返，他将面临多么巨大的危险。

1 “ 我想去新疆实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恒的家在河南南阳，出生于1987年11月。

据关恒和他的母亲讲述，因父母离异，关恒从小在祖母的照料下长大，祖母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独自生活。在2021年7月离开中国前，他从事过许多不同工作——开过快餐店、在采油厂工作过几年，后来一直是自由职业。据他讲，事实上他很早就学会了“翻墙”。

与许多中国年轻人不同，关恒的“翻墙”之旅并未停留在电影和音乐等娱乐活动上。通过互联网，他触及了那些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禁区”：从1960年代的大饥荒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真实信息，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条巨大的裂痕在他心中被凿开了。

“我一点一点地了解，最后发现，原来中国政府隐藏了这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2025年11月，在本文作者拨通监狱电话对关恒的一次采访中，他如是回忆。他说，大约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已成了一个沉默的异见者，一个生活在体制下，思想却早已“越狱”的人。

2019年，关恒以一名探险游客的身份，骑着摩托车从上海一路穿越到新疆。他本以为这是一场风光之旅，却撞上了一堵高压管控的无形之墙。

“那种感觉太明显了。”他说，“一进入新疆，就有大量的检查站，到处都是警察和武警。连住宾馆都要反复登记，还要做人脸识别。”在加油站，他甚至因骑着摩托车而受到严格限制。这次新疆之旅，让他亲眼见证了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酷的社会管理系统，但那时他对此依然知之不深。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关恒和数亿中国人一样被封控在家。在百无聊赖的一次上网中，他点开了一篇来自著名的美国网络媒体BuzzFeed News (BFN) 的报道。报道用卫星地图和数据，揭示了一个庞大的、遍布新疆的集中营网络。

图为BuzzFeed News新疆系列报道之一，发布于2020年8月27日

这一刻，他在2019年新疆之旅中的疑惑有了答案。他意识到，他在新疆看到的那些检查站、警察和人脸识别系统，实际上也是这一套庞大社会监控系统的外围。

“凭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他们太喜欢掩盖那些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了。”关恒说，“这件事勾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尤其是我去过新疆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当时就特别想再去一次，去实地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很清楚，一个普通人以游客身份去做这件事，无异于“送死”。“我完全预料到了风险。”他语气平静。他开始像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一样做准备：他没有使用自己的专业设备，而是在网上租了一台长焦DV摄像机，以便在安全距离外拍摄。

他准备了两张SD卡。一张卡拍完后，立刻藏在车里一个隐蔽的角落；另一张无关紧要的空卡则插回DV里。“我怕万一被盘查。”他说，“至少他们不知道我拍了什么。”

2020年10月，关恒独自驾车驶向了那个他一年前去过的是非之地——新疆。

2 “漫游”新疆三天 逐一核实卫星坐标中的监禁设施

关恒的行程不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而是一场按图索骥的“解谜”。那张“地图”，就是BuzzFeed News (BFN) 报道中标记的怀疑是“拘留营”的卫星坐标。

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新疆的广阔土地上，逐一核实那些被标为灰色（低度可疑）、黄色（中度可疑）和红色（高度可疑）的坐标点。

关恒的第一个观察地点是哈密市。在到哈密市之前，他先去了一个叫“北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灰色标记（低度可疑）。那是个粉色的房子，没有铁丝网之类的，看起来也没什么人，不像是监禁设施。

之后，他开车进入哈密市区，找到了一个黄色标记，挂的牌子是“哈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它位于闹市区，车水马龙，这让关恒产生了怀疑，“在闹市区的戒毒所，是拘留营的可能性并不高。”但紧接着，他找到了另一个黄色标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看守所”。

这个地方立刻让他绷紧了神经。它藏在一条小胡同的尽头，不仅看守所本身高墙林立，连紧挨着它的好几个院落，都同样用高墙和铁丝网围着，完全不是普通的家属院。这与报道中集中营的特征高度吻合。

为了掩护自己，关恒在离开时，特意在胡同口的商店买了点零食，并且“故意”用微信扫码付款。“万一被盘问，”他事后解释，“我至少有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死胡同。”

第二天，关恒一直在公路上奔波。他途经三个县：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他发现BFN的许多标记，最终都指向了各地现有的“看守所”或“拘留所”——木垒县看守所、吉木萨尔县拘留所、阜康市拘留所。在木垒县，他找到了两个灰色标记的“农牧民培训学校”和“职业教育中心”。虽然建筑看似已经废弃，但院墙上依然保留的铁丝网，像是在诉说着它们曾经的用途。

这一天的行程让他意识到，这场运动的规模，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当局不仅在建造新的设施，也在利用、改造和扩建所有现存的关押系统。

不过，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点，因为哨塔和铁丝网等警戒设施本就是拘留所的一部分，单凭设施外观特征，很难判断其是否被作为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所使用。

第三天，关恒开车经过了三座城市乌鲁木齐、达坂城、库尔勒。这是他此行收获最大，也最惊险的一天。

在乌鲁木齐郊区，他根据坐标找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二教育矫治局（戒毒所）”。他把车停远，假装成晨练的路人，用GoPro边走边拍。他不仅拍到了这个戒毒所，还在它周围发现了三个同样戒备森严的院落。在一个设施门口，他拍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蔬菜运输车——这是设施正在运作的证据。

紧接着，在附近一条名叫“高科路”的地方，他有了此行最关键的发现。路的一侧，是绵延不绝的巨大设施群，高墙、哨塔一应俱全，但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识。关恒用长焦DV拉近镜头，成功拍到了建筑物顶部醒目的红色大字：“劳动改造，文化改造”。

当天下午，他前往达坂城。这是一个“红色标记”，藏在远离公路的荒野深处，连碎石路都没有。关恒把车停在水塘边，独自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

“我当时除了紧张，还是紧张。”他回忆道。他趴在土坡上，镜头里是一个崭新、巨大、但似乎尚未启用的建筑设施。他拍完匆匆下山，才惊出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爬的那个山坡顶上，居然有座房子，而他停车的水塘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钓鱼的人。

他强作镇定，主动走上前去搭讪：“师傅，钓什么呢？”在确认对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可疑行为后，他才开车飞速离开。

最后一站是距离乌鲁木齐339公里的库尔勒。在这里，关恒要寻找的坐标指向了一个军营（门口有坦克）的背后。那是一个规模庞大、戒备森严的设施，唯一的入口，就是穿过军营。

当关恒试图把车开下路肩、靠近拍摄时，军营旁一个店铺里的人走了出来，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在被对峙的紧张气氛中，关恒急中生智。他猛踩油门，驾驶着底盘很高的SUV，在荒地里“漂移”、转圈，故意做出“测试车子性能”的玩车姿态。那个“店主”似乎被这个疯疯癫癫的司机搞糊涂了，看了一会儿，便无趣地回了屋。

就在对方转身的瞬间，关恒停稳车，拿出了他的长焦DV，拍摄下了他视频中的最后一幕。

关恒所拍摄视频中的一个片段

3 海上漂流一天一夜 从巴哈马偷渡至美

影片制作完成了。关恒拥有了这颗“数字炸弹”，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无法在不炸毁自己的前提下，按下那个“发布”键。

“我知道，影片做完没关系，可一旦发到网上，他们（警察）肯定会找到我。”关恒在采访中说。“如果我被控制了，这些影片要么发不出去，要么就会被删除，我的人身也会受到威胁。”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先离开中国。

但这颗炸弹的引信，被拉得无比漫长。自2020年疫情爆发后，中国国境一直封锁。关恒无处可去，只能抱着这些素材，在压抑和焦虑中等待。直到2021年夏天，窗口终于打开。7月4日，他从蛇口离境，后从香港出发，飞往了当时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

他在厄瓜多尔停留了两个多月，只为了一件事：打辉瑞疫苗。他无法信任中国的国产疫苗，但当时国内的疫苗政策正变得越来越严厉，“不打疫苗，健康码就是红码，寸步难行。”

打完两针疫苗，他飞往了另一个免签国——巴哈马。这里，距离他的最终目的地仅有一水之隔。他本想从中国代购一条船寄过来省钱，但巴哈马的签证转瞬即逝——他记忆中只有14天——物流却迟迟未到。2021年10月，他等不及了，只能在当地的海洋用品店，花掉了身上仅存的近3000美元，买下了一条小充气船和一个外挂发动机。然后在巴哈马的Freeport（自由港）下海，方向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从谷歌地图看到，海上直线距离大约是85英里。

据关恒讲述，他没有任何航海经验，不会划船，甚至严重晕船。这次出海，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船”。他唯一的依仗，是一个机械指南针和一部存有GPS地图的手机。

“我当时在海上漂了将近23个小时。”他回忆说。他带了很多食物和水，但因为极度紧张，“全程只喝了一罐可乐”。这场旅程最大的威胁不是风浪，而是他那个简陋的发动机。

“我当时手头钱不多，没有买封闭式油箱，”他说，“只能拎着油壶，在晃动得非常厉害的船上，一次次地直接往发动机里灌油。”汽油洒得到处都是，整个小船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随时可能因一个火星而引爆。

“那艘船变成了一个漂浮的炸弹。”关恒说，“当时我确实有点后怕，因为一旦起火，我就不可能出现在美国了。”

他本计划在晚上登陆，以避人耳目。但在无尽的漂泊中，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到达”。

第二天清晨，他远远看到了佛罗里达的海岸线。9点左右，小船靠岸。沙滩上已经有了早起散步的游客，其中一对老夫妻正向他这边走来。关恒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害怕这对夫妻报警。

他顾不上那条船，也顾不上船上散落的行李，背着自己最重要的背包，在小船冲上浅滩的瞬间，一跃而下，冲向岸边的灌木丛中。他躲在灌木丛里，大口喘气。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在近海驶过。但他已经安全了。

就这样，经过偷渡，关恒抵达了他向往的“自由世界”。

4 视频震撼网络 而他和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据关恒说，在巴哈马下海之前，他就已设置好了所拍视频的发布时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到美国。”他说，“我不能等到抵达后再发。” 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视频，在2021年10月5日，终于通过他的Youtube频道公之于众。

视频发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作为当时极为罕见的、来自中国公民的第一视角实地影像，关恒拍摄的视频迅速被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和引用。更重要的是，它为BuzzFeed News (BFN) 的普利策获奖团队提供了关键的实地佐证。BFN的记者在接受德国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特别强调了关恒这份素材的非凡价值，他们赞美了拍摄者的勇气，并表示视频中的新信息证实了他们对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于此同时，作为这枚信息炸弹的“引爆者”，关恒本人则承受着超出他预期的巨大压力——一波来自中国国安和网络外宣的、针对他个人的巨大攻击立即在网上开启。

就在他发布视频后不久，一个名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Youtube博主，发布了一个“人肉”视频，将关恒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生日、毕业院校、家庭住址——扒得一干二净。这个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博主，日常所发内容，基本是亲共立场。

“他们把关恒‘人肉’了。”2025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人权”采访时，关恒的母亲罗女士说。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点颤抖，“当时下面的留言骂得非常难听，说关恒是汉奸，还说‘让他在美国最好被黑人兄弟给误杀’。”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他YouTube频道的“围剿”开始了。关恒在采访中回忆：“他们先是以‘暴露隐私’（视频中拍到一名警卫）为由举报，YouTube就把我的视频下架了。”

他被迫申诉，并使用YouTube自带的工具，给那个画面打了马赛克。视频恢复上架后，对方发现这招有效，便开始“疯狂举报”他的所有视频。关恒的后台瞬间被海量的“违规通知”淹没。

这场精准的、由国家机器发动的“人肉”网暴和系统的技术围剿，在心理上击垮了关恒。

“我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关恒回忆，“我基本上就不再关注了，主动不去看这些事情。”疯狂的网暴让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为了保护自己，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信息的联系。也正因如此，他甚至在这次被抓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所发布的视频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反响。他只知道自己在被官方有组织地“人肉”，他害怕了。

他躲了起来。但风暴的真正中心，却在他的故乡河南南阳炸开了。

据关恒和他的妈妈罗女士讲述，就在关恒的视频发布一个多月后，2022年1月，一场由国安主导的、针对他所有亲属的系统性“连坐”开始了。

“我从台湾回去（2023年底）的时候，他们（家人）每个人都非常紧张。”罗女士说，“很担心我会在机场就被扣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被传讯的经历了。”

据罗女士讲，她在河南老家以及省会郑州的四个姐妹，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当地国安分别传唤。“警察最后交代她们，”罗女士说，“如果有关恒的任何消息，要及时汇报。假如知情不报的话，后果你知道吧。”

2022年1月底，四个警察将关恒的父亲从家中带走，进行了一场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的审讯。警察当场收走了他的手机，拿去南阳市局“恢复资料”。当晚，警察又押着他父亲，前往关恒出国前居住的奶奶家，将他留在中国的电脑主机搜走，并开具了“扣押清单”。过了一个多月（2022年3月），国安再次提审了他的父亲。

国安人员还找到了关恒从小关系最亲密的姑姑。他们将关恒的姑姑和姑父分别带走，分开审讯。这场心理战彻底摧毁了关恒的姑姑。 “她（姑姑）吓得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罗女士说，“她后来直接跟他（关恒父亲）说了一句很撕破脸的话：‘请你们不要再为关恒的事情来找我了！我们家人还要在这边生活，我怕影响到我的小孩，怕牵连到他们！请你们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关恒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当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人在纽约孤独地消化网暴的创伤时，他远在中国的整个家族，已经被国安彻底地“梳理”和“威慑”了一遍。

就这样，带着一身的创伤和对故土的彻底决裂，关恒在美国独自生活了三年。直到2025年的夏天，命运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将他推入了另一个牢笼。

5 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在美国的三年多里，关恒一直试图在孤独中重建生活。2021年10月25日，他在纽约递交了庇护申请，随即拿到了工卡，买了辆二手车，先是在纽约市靠开Uber和送外卖维生。后来，他转行去做了长途卡车司机，“因为做卡车司机天天住车上，就不需要住处了。”当他辞去卡车司机的工作后，他决定搬离纽约市。

“我特别喜欢上州的森林公园。”他说。为了寻求一个更安静、能亲近自然的环境，2025年春天，他从纽约市搬到了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只是一个房客。他合租的房子里，住着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他们是这栋房子的“二房东”。平静的生活持续到2025年这个清晨，ICE执法人员剧烈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平静。

在ICE的抓捕现场，关恒出示了自己的工卡和有关庇护的文件等来证明身份，但看起来，在ICE——隶属于国土安全部（DHS）的执法逻辑中，关恒在纽约移民局（USCIS）的身份似乎无关紧要。

仅仅因为是从海上入境这一点，就作为“非法移民”被逮捕的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起初，他被关押在移民监区。“那里还好。”他说，“跟其他国家的移民关在一起，大家都是同类人，有共同话题，可以一起打球、打牌，很热闹。”

但一个月后，他被转到了一个只有美国籍犯人（American inmates）的监区——据他所说，其中很多是性犯罪者。

他再次陷入了彻底的孤岛状态。“跟他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在电话中，他情绪低落地说，“大厅里的空气很差，我待久了会一直咳嗽，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只能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或者我自己的房间里。”

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在这里面，我遇见一位狱友，她也是移民。”关恒说，“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她说：‘两个人总是要好过一个人。’”

这句话击中了他。“我当时就在想，”他反思道，“如果我有家人或朋友陪伴，我可能就不会搬去上州，也就不会被抓。如果身边有个伴，我的心态也会好很多。”

他意识到，那个让他得以完成新疆壮举的“孤勇”特质，也正是他此刻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孤独的战士，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他说。“但当我真的进了监狱才发现，哪怕个人能力再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完全依赖外界对我的帮助。”

如今的他，开始意识到，必须走出过去刻意独来独往的心理状态，依靠美国的公民社会和人权组织，来阻止美国的执法机构，将他遣返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一旦遣返后果将不堪设想的中国。

6 跨越铁窗的营救 以及“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就在关恒被关押在布鲁姆县监狱、面临被遣返的巨大风险时，多份证言信送到了他的律师手中。这些信件揭示了一个关恒自己都未曾知晓的事实：他孤身冒险拍摄的素材，已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新疆人权危机的重要拼图。

第一份信件，来自那个曾激励他出发的起点。当年启发关恒前往新疆的BuzzFeed News普利策获奖记者团队（Megha Rajagopalan, Alison Killing, Christo Buschek），在得知关恒的处境后，联名写了一封对关恒的支持信。他们在信中确认，正是关恒提供的“地面实证（Ground Truth）”，填补了他们卫星影像分析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关先生在巨大的风险下，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的佐证。他的勇气非同寻常…… 他没有任何其它合理理由会出现在许多这些拘押地点附近，因为它们通常位于偏远地区……若被抓获，他面临的危险将大幅增加。”BFN团队在信中写道。他们特别指出，关恒提供的证据帮助证实了达坂城新监狱的存在——这直接戳穿了中国政府声称“再教育营已关闭”的谎言。

联名信最后提到：“我们相信，如果关先生被遣返回中国，他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呼吁美国向关先生提供庇护，并终止对他的拘押以及对其被遣返的威胁。”

第二份信件，来自纪录片《杂音和噪音》(All Static & Noise)的制片人英杰 (Janice M. Englehart)。

关恒的镜头被收录在这部反映维吾尔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中，该片曾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放映，用以揭露中国政府的虐待行为。

Janice在支持信中说到：“关先生冒着自身及家人的安全风险，提供了重要的视频证据，这些证据与卫星影像相互印证，确认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营的集中营的存在……

他在2020年的努力，为研究人员、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提供了支持，使他们能够自信地理解和传播中国新疆这一对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访客来说长期不可接近地区正在发生的情况。”

在信的结尾，Janice直言：“关先生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她警告称，如果关恒被遣返，极可能因“间谍”或“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面临酷刑甚至死亡。

《杂音和噪音》纪录片封面

另一份支持关恒的证言和信件，来自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他表示，早在2021年11月17日，关恒抵达美国仅仅几天后，他就在推特上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并主动联系了他。“我当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事的人，”周锋锁回忆道。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关恒身上的创伤，“他很低调，甚至有些躲闪，即便到了美国，依然生活在某种‘躲藏’之中。”

周锋锁指出，“这（维族议题）对汉人是一个高压红线，如果他被遣返，因为这个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他肯定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刑期。”更重要的是，周锋锁认为关恒的遭遇揭示了当下许多寻求自由者的共同处境：“他们向往自由、逃离暴政，却生活在多重的恐惧之中。” 周锋锁在证言中写道，“一方面要躲避被抓进美国移民监狱，另一方面又要躲避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

这正是关恒过去三年的真实写照——在“双重恐惧”的夹缝中生存，直到被其中一方捕获。

“美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周锋锁最后呼吁，“一个热爱自由、反抗暴政且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应该能够留下，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的。”

与此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和知名维吾尔诗人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也纷纷站出来，声援这位曾为他们民族发声的汉人。

2021年11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和关恒的合影

“被遣返回去的话，他真的就死定了。” 2025年11月10日，关恒的母亲罗女士在采访中颤抖地说。罗女士如今身在台湾，她对儿子的处境十分担忧，目前她最大的心愿是美国法庭能做出公正裁决，阻止ICE的遣返程序，让她的儿子留在美国。这样他至少是安全的。

罗女士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悲剧早已上演。毕业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青年学者冯斯瑜就是前车之鉴。她曾于2017年在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访学，与该中心主任、知名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合作研究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然而，热依拉·达吾提于2017年12月被抓，并在次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冯斯瑜也在2018年突遭拘捕，最终被重判15年。

如今，来自普利策得主、电影制片人、维吾尔领袖和人权活动家的努力，正试图构建一道“保护墙”，阻挡ICE的遣返程序，以保护关恒，并让他重获自由。

2025年10月20日，在纽约州的监狱里，身穿囚服的关恒，正在等待着12月的移民听证会。当本文作者接通他的电话，告诉他，他冒死拍摄的视频是普利策获奖报道的关键佐证时，他听起来颇为讶异。

他说自己并不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后悔。经历了这一切，他反而更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正因为我现在切身感受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我更能体会到那些身处集中营中的人们的感受。” 他在监狱的电话中说，“我现在需要外界的帮助，他们同样也需要。所以，我仍然认为我当时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正在犯下的一项巨大的、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的罪恶。” 他补充道，“它给无数家庭造成了分别和失去自由的痛苦。所以，即便是现在，我依然坚定地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所做的一切。”

但作为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非法移民”，他如今唯一的希望，只有来自外界的律师、记者和人权组织的紧急救援。

12月15日，关恒的庇护申请案件就要在纽约开庭。他的命运悬而未决，取决于一个问题：这个他不惜一切代价奔赴的自由世界，最终会选择保护他，还是将他送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最终为了自由与正义而仓皇逃离的故乡？

这两天看到很多关于红楼梦是不是悼明之作的讨论，严格来说也不算讨论吧，一边是笃信悼明之说的群体在共鸣狂欢，另一边则是以看傻子出洋相的姿态在嘲讽全开，双方根本不存在有效交流。

嘲讽红楼梦悼明的各位，有的可能是真的不了解所谓索隐派是怎么想的，以为只是单纯的缺乏常识被坏人蛊惑了，还有的是看透了这场悼明运动背后的集体情绪与诉求，但碍于尺度不好挑明了说。

我这人一向喜欢瞎说大实话，那就由我来挑明吧。

现在这股借《红楼梦》以及其他各类素材来悼明的风潮，背后其实是一场大汉族主义的网络狂欢。《红楼梦》只是被选中的一个受众基础足够广、影响力足够大的素材而已，其中有没有悼明的实质证据根本就不重要。

仔细看“悼明运动”的两个核心观点：

1.“悼明运动”的受众认为，明朝原本遥遥领先地强大，历代君主都是天纵英才，大明在《永乐大典》的支撑下早就完成了工业化。然而，在满清的野蛮冲击和大明内部奸细的里应外合之下，代表中华正统的大明轰然倒塌，陷入长达300年愚昧落后的满清统治之下，实在令人痛惜。

2.“悼明运动”的受众认为，满清不仅在攻伐战争中野蛮，在统治中华大地时也极度凶残，例如满汉全席就是满清权贵以汉族人血肉为食材的宴席，还有就是极力打压中华文化，以至于文人不得不用《红楼梦》这么曲折隐晦的方式来哀悼明朝。

这两点看似凭空想象漏洞百出，实则也是胡编乱造前后矛盾，但它所迎合的公众情绪确是真实而强烈的，甚至是汹涌澎湃的。

在历史层面，“悼明运动”强调大明的繁荣强盛文明，渲染满清的野蛮凶残邪恶，要表达的是高贵优越的汉族中华正统被低贱野蛮的满清篡夺践踏的屈辱。

正是屈辱和自豪不断交织共振，才积蓄了大汉族主义者们长期被国家民族团结政策压抑的情绪火山。

在现实层面，“悼明运动”要对照的是当下中国全方位领先的强盛国力，要警惕的是美欧日等野蛮外夷的侵略，谨防盛世中华重蹈历史覆辙。

直接宣扬当下中国全方位领先的正能量自媒体赛道太过拥挤，“悼明运动”成了一些自媒体另辟蹊径的巧妙手段。

再次提请注意，对“悼明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历史只是药引子，“反清复明”只是狂欢口号，他们真正要表达的观点很简单，很直白：

以汉族人为代表的中华正统文明从古至今都非常优秀，全世界最优秀，但一致被野蛮落后的番邦蛮夷所敌视和围攻，明末是这样，21世纪初也是这样。这一回，绝不能让蛮夷得逞了！

是的，不管怎么索隐，不管绕了几层逻辑，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情绪就是这么个情绪。

纠结《红楼梦》是不是悼明之作，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需要达成共识的是这么几个问题：

1. 当今中国是不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是不是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各方面都遥遥领先？

2. 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是不是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一直想腐蚀中华文化窃取中国科技？

3. 中国是不是应该先发制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至于以上问题在中国社会能不能达成共识，我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两边持有完全相反观点的人们都认为答案是理所当然的。

你觉得呢？

一

熊太行已经论证了马保国是悼明的，我只能写《流星花园》了。

大家不必争论了，线索十分明显，可以说铁证如山，这确实是一部怀念明朝的影视作品。

主人公叫“道明寺”，已经开宗明义就是“悼明”。

道明寺三个字则寓意“悼明事”，是哀叹故国沦亡之事。拼音DMS，又隐喻“大明死”，是一语双关。

美作，谐音为“没祚”，意思是异族入侵，指大明国祚没了。

花泽类，花就是华，泽就是恩泽，类就是泪，不用解释了吧，就是感慨华夏道统断绝，前明恩泽已逝，忍不住落泪。

西门，西便是指平西王吴三桂，他是亡明的罪魁祸首之一，隐喻平西王献了明朝的大门，“西”守不住“门”，这才有清兵入关。

所谓的F4天团，四个人名显然就是在隐喻明亡，这是无可争议的事。

F4发现了敌人，就会贴“红纸条”，红就是“朱”，寓意正是怀念朱明。暴发户青和就被贴了红纸条，意思就是朱明要反“清”。清恰恰是暴发户。

二

再看女主角名为杉菜，“杉”就是山，隐喻煤山，是指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之事。此外，野生的杉菜在石缝间生长，暗合明代遗民在清初艰难生存的状况。

杉菜还名“笔头菜”，寓意了移民失去河山，只能用笔头来抒发亡国之痛。另外，杉菜入药，可以“平肝明目”，又是寓意了明。

杉菜的生日是12月28日，这个日期恰好隐喻1416年（永乐十四年）12月28日，明朝命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这是大明的光辉时刻。把杉菜生日定在这一天，是对我们站在世界之巅时的深切缅怀。

电视剧里还勇敢地出现了“游轮”情节，已经十分明显了，正是指郑和下西洋的宝船。

道明寺家有一个重要人物玉嫂，暗指大玉儿。

历史上清朝有“太后下嫁”的传闻，称大玉儿嫁给了亲王多尔衮，而太后正是多尔衮的嫂嫂，所以叫“玉嫂”。这个人物就是讽刺清朝的宫廷丑闻。《流星花园》的主创人员为了揭露历史真相，费了很多心血。

杉菜的朋友名为“青和”，之前说了，“青”就是“清”，他是暴发户的孩子，而清朝就是突然得了天下的暴发户。所以F4用红纸条贴他，红就是“朱”。

三

打压道明寺和杉菜最疯狂的就是女强人“枫”。“枫”就是“封”，代表封杀、封锁，她控制着“悼明”寺，寓意满清疯狂封锁，不让大家悼明。

她还封锁打压杉菜这样的亡国遗民，不允许怀念故国。

静学姐，“静”即嘉靖。花泽类苦苦追求静学姐，就是“华泽泪”深刻怀念着嘉靖。在故国难追、叹息垂泪之后，才明白了嘉靖皇帝的好。

电视剧里的“英德学院”，规矩森严，严格管理学生的衣服、发型，寓意着清初剃发易服的严苛管理，不给杉菜活路。

道明寺还有一句明言：“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寓意“悼明”和清朝的彻底决裂，是绝不能用一句道歉解决的。

剧集末尾，傲慢的“枫”无奈去了纽约，表明满清“封”不下去了，最后终于难逃被赶回老家。杉菜和道明寺终于到了一起，说明了剧组充满信心，会赢得抗争的全面胜利。

四

最后，从明朝灭亡1644年到流星花园播出2001年，间隔了357年；357=3717三个数相乘，而17正是崇祯的在位年数。这是在缅怀崇祯无疑。而且这三个数都是孤单的质数，意思大明是最后的孤独王朝。

回想本世纪初的那一天，多少人看《流星花园》时都在笑。可真正知情的人，都是流着热泪在看的。

现在，大家都淡忘了过去了，F4里唯一个姓“朱”的还被排除在外。这个信号，令人不安。

永远勿忘《流星花园》。

关于索隐派有多不靠谱，其实前两篇说得也差不多了。

如果《芳华》讲的是那四个人，那哆啦A梦也是

小粉子，老手段：他们为何敢罗织罪名玩弄苍生

但还是有朋友忍不住发消息问我：

熊师傅，《红楼梦》到底是不是悼明之作？

还有一位，已经因为红楼梦影响和女朋友的感情了。

我女朋友兴高采烈地跟我说红楼梦是悼明之作，我应该怎么说服她呢？

好，那我就说说我的研究成果。

你们不许抄我啊，明年我要拿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和文学奖我两本儿抱，都投我一票。

开讲！

《红楼梦》肯定是悼明之作，但悼念的不是明朝，是张无忌的明教。

《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老师在看过《倚天屠龙记》之后，哀叹张无忌创业多艰，又惋惜朱元璋窃取权力，愤然写下的作品。

所以，《红楼梦》很多地方都在致敬《倚天屠龙记》：

《红楼梦》有贾、王、史、薛；《倚天屠龙记》有武当、峨眉、少林和明教；

贾宝玉是公爵和侯爵的孙辈，张无忌是真人和法王的后人；

贾宝玉的性幻想对象是秦可卿，张无忌的性幻想对象是朱九真；

贾宝玉坑死了金钏儿，张无忌坑死了蛛儿；（活过来应该是他的幻觉）

贾宝玉有个妹妹去了海外，张无忌有个妹妹远走波斯；

贾宝玉他妈心狠手辣，张无忌他妈心狠手辣；

赵敏和林黛玉都吐过血；

赵敏叫敏敏特穆尔，特穆尔意思是黑铁，林黛玉就是黑色的玉，她妈妈叫贾敏；

赵敏见张无忌，把黑玉断续膏送给张无忌，送的就是黛玉，也就是赵敏自己。

薛宝钗吃冷香丸，周芷若练九阴真经；

贾宝玉的指引者是一僧一道，张无忌的指引者是觉远大师和太师父，也是一僧一道；

贾宝玉和张无忌都曾经短期精神失常过；

贾宝玉哥哥死了，张无忌的师兄宋青书也死了；

贾宝玉有四大丫鬟，张无忌有四大法王；

贾宝玉有黛钗双姝，张无忌有杨逍范遥；

贾宝玉有白膀子，张无忌有小玉足；

贾家有满床笏，明教有圣火令；

贾宝玉的表妹史湘云嫁给了大叔（根据判词推测），张无忌的不悔妹妹也嫁给了大叔；

贾宝玉有警幻仙境，张无忌有昆仑仙境；

贾宝玉的心上人要被大船接走，张无忌的心上人也要被大船接走；

贾宝玉被亲爸爸暴打，张无忌被义父谢逊暴打；

贾宝玉的得意技是把人踢吐血，张无忌专治别人吐血；

贾宝玉坑得金钏儿跳井，张无忌害得灭绝师太跳楼；

金钏受到了王夫人的侮辱，灭绝受到了范右使的侮辱；

红楼梦悼不悼明？

肯定悼明啊。

但是悼的是哪个明？

不是朱元璋的明，而是张无忌的明。

这俩有区别的。

比如这个鞋拔子脸的人，是朱元璋。

这几年为什么教科书突然就变成了下图了？

因为第二张图这个，是张无忌，经典的三联版里，张无忌就是圆脸。

因为历史发生了扰动。

鞋拔子脸变成了大盘子脸，眉眼也从廖凡变成了胡军。

更多关于历史扰动，请关注《穿越办往事》。

穿越办往事之追更专供版（1~10）

以及。

本日份《穿越办往事》已经更新。

穿越办往事（101）傻子多了，大明就不可控了

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讨论问题，已经丧失了对真相的关怀，眼中只有利益，或者说立场。今天想再写一篇文字，聊聊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

1986年，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某天突然福至心灵，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后来将之敷衍成章，写成了一本后来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数亿人阅读的哲学小册子，这本书的名字叫“On Bullshit”，中文一般译名为《论扯淡》。

哈里·法兰克福在这本书中警告了人类正在面临一种极为危险的道德传染病，这个传染病就叫做“漠视真理”，而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媒体与庸俗化政治的轰炸下，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扯淡”。

什么是扯淡呢？哈里·法兰克福首先区分了扯淡与说谎的区别。

他说，说谎者知道什么是真相，但故意说假话来误导你。他承认真理的存在，并试图掩盖它。

但是扯淡者则不然，一个扯淡者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的言论与真假无关，他只关心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打动听众、迎合他人、推卸责任、塑造形象或打发时间。法兰克福警告说：扯淡的本质是对真理的“漠视”。一个习惯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扯淡的人会丧失掉思辨真理的能力，而一个充斥扯淡言论的社会，也会渐渐变得只追求立场和利益，而不问真的是非。

为了形象的说明扯淡到底是怎样进行的，作者举了个例子，假设在美国的独立日上，总统声嘶力竭地对大众说：“我们伟大的、受到上帝保佑的祖国，它的开国元勋在神圣的引导下，为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法兰克福毫不客气地说，这些话听上去慷慨激昂，甚至能赢得听众的一片掌声，但究其内容本质，实则就是在扯淡。假如有哪个总统这么说，没跑，他一定在忽悠选民。

因为稍加分析我们就刻意看出，这段话的每一个逻辑小结，都是不可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到底有没有上帝？上帝有没有引导美国的开国元勋？美国的建立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它又将为人类开辟一个怎样的篇章？这一席话中所有的起点和终点都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为什么听众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容易热血沸腾呢？作者说，这就是因为受众受到了煽动，把自己代入到了能够从这个被描述的宏大愿景中获得荣誉或者利益的角色中。于是他们本能的愿意相信这段毫无逻辑的话就是真的，就这么被忽悠走了。

而有的时候，扯淡不仅可以不讲逻辑，甚至不需要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结论。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古希腊那个著名的笑话：吕底亚国王克罗埃索斯遭遇到了东方强国波斯的压迫，犹豫要不要与对方开战，于是就去据说很灵的德尔菲祭坛请神谕，祭司告诉他“如果开战，一个大帝国就会灭亡。”克罗埃索斯大喜过望，就向他心目中的大帝国波斯宣战了。

结果当然是大败亏输，气冲冲的克罗埃索斯跑去找祭司算账，祭司说，神谕没错啊，预言中的大帝国，就是你的吕底亚王国。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

以《论扯淡》的视角来看，德尔菲的祭司们其实就是标准的扯淡者，他们的确没有撒谎，但也没有提供给吕底亚国王任何有效、明确的信息，仅仅是利用了国王的一种情绪，为自己谋取利益。亚里士多德讲述过这个故事，目的是告诫人们说话讲逻辑的重要性，但可能他没想到的是，千年以后，相比严谨的逻辑论证，还是这种“德尔菲神谕”式的扯淡，更能吸引普罗大众。

这里多说一句，《论扯淡》作为一本严肃的哲学著作，一问世就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占据《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的榜首，也把法兰克福推到了美国的公众视野当中。但前几年，该书时隔二十多年又杀回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因为特朗普当选了总统，很多人看了他的那些言论，又不由得想起了法兰克福当年只是作为“假设”的那个例子，觉得实在是太像了。果然人类自始至终，都依然是那个喜欢挺扯淡的吕底亚国王。

使用语言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真实的信息。而扯淡和说谎的内容往往都是虚假和错误的，而扯淡比说谎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它在内容的错误之上，甚至不提供符合逻辑的有效推演，这就让批驳扯淡往往比批驳谎言更加困难。因为撒谎还是讲逻辑的，一个并非说谎高手的人，很难将谎言说的那么逻辑自洽，其内部一定有漏洞，受过逻辑训练的人只要将它们找出，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于是就像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说的，若放任真理和谬误在自由的苍穹下战斗，胜利的一定是真理。

但是扯淡则不然，因为链接扯淡的信息与结论之间的东西压根就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和立场，它们跟逻辑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讲逻辑的人甚至有可能说不过一个扯淡的人——你跟他讲逻辑，他和你聊立场，你跟他说这个事事实是假的，并没有一个东电工程师在喝了核处理水后得癌症死掉，这个事儿出了简中互联网根本没人报。他质问，就算是这样吧，抛开事实不谈，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来给日本人洗地辟谣，你是不是收了日本人的黑钱？建议有关部门好好查查此人。

所以扯淡是谎言的进阶版，谎言可以被破除、纠正，而扯淡不可以。法兰克福甚至断言：“扯淡将是民主制度的大敌”：因为民主依赖于见多识广、理性思考的公民，而扯淡恰恰让人们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并进行有效的讨论。而“扯淡的艺术在当今文化中非常发达”，因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没有受过基本哲学尤其是逻辑学训练的人在日渐主导社会的舆论场，这让不讲逻辑的扯淡无处不在。人们常常被迫或自愿地生产和消费扯淡。

所以法兰克福这本书真的写的特别有洞见，他几乎是站在1980年代就预言了接下来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随着扯淡的盛行，它从根本上消解了人们对真相的追求和尊重。当一个社会中充斥着扯淡，人们会逐渐失去辨别真伪的意愿和能力，公共讨论变得空洞、无效，最终侵蚀整个社会的认知基础。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正大规模发生的事情，也是为什么虚无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原因。

当然，如果以法兰克福的视角去进行反思，我们不得不说，同样面临后现代扯淡的冲击，我们的社会可能同比会受害更深一些。因为西方给虽然现如今也是各种扯淡盛行，但好歹还是逻辑学的发源地。而我们则是一个没有原生逻辑学，并且在学校中仍缺乏基础逻辑教育的国度。

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去检讨，会发现我们古代耳熟能详、乃至击节赞叹的许多故事，本质上都有法兰克福所谓“扯淡”的特征。

比如在《庄子》中，有一篇抱瓮老人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看到一位老人正在给菜园里的蔬菜浇水，他不停地用水罐汲水。子贡走过去对老人说：“老人家，现在有一种机械名字叫做橰，既省力又快，你为什么不用呢？”

老人却说：“我并非不知道这种工具，而是一旦用了这种取巧的机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了投机取巧的事情，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就会丧失优良的美德。丧失了优良的美德，就会和自然社会不合拍，成为与天地不能相容的人。”

多说一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投机取巧”的出处。

庄子属于道家，道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已经算是比较带有逻辑气息的那一派了，但是你看庄子中这个“抱瓮灌园”的故事，依然充满了非逻辑的诡辩——用一种快捷的机械去浇水，这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而改进。它与人违反道德走捷径、投机取巧是完全不同，不可比附完全两种东西。但是在《庄子》中凭着先秦文言文磅礴的气势，这个说不通的逻辑就这么顺着滑坡论证的排比，一路顺下来了。说的不客气的些，也贴切一些，《庄子》这一段其实就是在不讲逻辑的扯淡。然而这段扯淡留下来的“投机取巧”，却成了之后两千年污名化技术改良者的一顶帽子。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苛责《庄子》，孔子论证为什么要克己复礼、跟弟子宰我辩论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商鞅论证为什么要“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也基本都是论证这个路数来的——先给看文的人预设一个立场，忠臣孝子或者想要行霸道的君王，然后抛给你一个唯一标准答案，告诉你以你的立场你就得这么干，否则就是“不仁”或者“不智”，就要礼崩乐坏或者亡国亡身。总之就是预设立场、情绪绑架再加一通结果恐吓。不含半点逻辑论证在里面。

所以这样说可能对先秦诸子不太礼貌，但以法兰克福的标准来论证，所谓百家争鸣，含扯淡量其实挺高的。

而法兰克福又认为扯淡是一种无效交流——由于推动扯淡的主要不是事实与逻辑，而是情绪和立场，所以与合逻辑的“真理越辩越明”不同，扯淡吵上半天，除了撕裂矛盾很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难免还是人多声音大的那群人赢得比赛——比如如今美国的MAGA运动正在做的，或者更糟，各派人都想着物理互相说服，如果古代中国每一场治乱循环都上演的，拳头大的是哥哥，然后有请大儒出山，为得胜者辩经。把黑的说成白的，坏的说成好的。

类似的故事多搞上几次，自然也就没有人会对真理有什么兴趣了，

所以扯淡真的比单纯的谎言对真理危害更大，它不仅扭曲真理，而且腐蚀了整个社会对真知的追求与兴趣。说是文明的癌症，似乎也不为过。

《论扯淡》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识别扯淡的实用手册，而是一本严肃的哲学著作。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真相越来越模糊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并应对那些根本不关心真相的言论？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概念工具——“扯淡”，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批判和反思那些充斥在我们周围、看似合理实则空洞的言论。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发现，“扯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和危险。

近期，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20周年纪念版《On Bullshit》，新增收录作者罕见的一篇后记，再次强调“对真相的冷漠极其危险”，对原书观点作了深化与回应。大家若有兴趣并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有自信，强烈建议买一本来读读，该书不长，几个小时就可以读个大略，而你能从中获得的启迪，将是远远大于这数小时的付出的。

2025年12月11日，在经历漫长的1184天后，“Papi妈妈”Penny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

被告人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某华当庭提出上诉。

这天的北京低温零下2度，前一天的凌晨3点，睡不着的Penny在社交媒体上发：注定是个“输”，Papi回不来了，但希望能“赢”。

如今，她等来了这场“注定是输的赢”。

在过去的3年里，Penny的人生时钟几乎停摆，她不再考虑30岁后的就业危机，放弃工作，翻遍裁判文书网，查无可查后，决定自学刑法。网暴也从此刻，如影随形。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22年9月14日，抢救台上，一只小狗疑似中毒去世。几乎没人注意到它们。在一座住着2000万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少有人在乎一只小狗的离开。

小狗叫Papi，是只步入老年的西高地白梗。他有双圆溜溜的眼睛，到离开时依旧努力睁得很大。如果当时平安走下手术台，几个月后就是它13岁的生日。

因为宠物殡仪下班，Penny把Papi抱回了家。小区楼下聚集着很多人，有人把手机怼到她面前，一边拍一边喊：“快看呀，北京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投毒了，狗都死啦。”

那一天，小区内有11只宠物狗中毒，其中9只死亡，另有两只流浪猫死亡。

Papi回到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Penny一夜不敢合眼，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抓到凶手。

5个月后，她和小区受害犬抚养家庭组成了前所未有的11人起诉队伍。11只中毒犬，11份起诉书。

这成为北京甚至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也在社会层面上，引发诸多关于“养犬行为”的讨论。

理性之外，质疑与网暴也层出不穷：连人的事情都管不过来，还要管狗的事情？

对此，Penny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共有11位受害人，11个破碎的家庭。”

如今，Penny等来了一个结果，虽然被告当庭提出上诉，一切尚未结束，但在偌大的城市里，Penny终于为那些被毒死的小狗们，掀起了一点波澜。

那是哭声、惨叫声此起彼伏的一天，是Penny永远忘不掉的日子，2022年9月14日。

从小区附近的宠物医院，到几十公里外需要花费上万元血透的顺义宠物医院，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和他们正在抢救的小狗。

十几只不满周岁的幼犬、怀孕的母犬和陪伴超过10年的老年犬，先后被送上抢救台。很多小狗前后15分钟就没了。

秋田犬“秋天”离开后，它的主人因痛哭缺氧，眼部剧痛被救护车带走，此后半年没能上班。

老年犬黄黄做完血液透析，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它是只流浪狗，两个月大时被现在的主人收养。互相陪伴的13年，老人为他做了被褥、枕头，一家人从未让黄黄在地上睡过觉。

现在，Penny眼看着黄黄被家人裹着医院给的小毯子抱走。黄黄家中的老人，因打击过大而住院。

排在黄黄后面的是Papi。毒发后，它坚持了六个多小时，连抢救的宠物医生都惊叹于Papi的求生意志。

晚上六点多，血透结束。Papi开始抽搐，四肢奋力地划着，像溺水者努力想浮出水面。它又坚持了半个多小时。

Papi一直都很勇敢，从前打针都一声不吭，现在，它仍是年纪最大坚持最久的小狗。

可Penny还是收到了医院递来的毯子。

19:10，Papi不再抽搐，圆溜溜的眼睛却没闭上。Penny摸了摸手里的毯子，很廉价的质感，又哭了，她替Papi觉得委屈。

她从来都把能够到最好的一切给Papi。

Papi，在西班牙语里是好兄弟的意思。2010年，妈妈把两个月的小狗带到她身边，她为它取名Papi，把它当兄弟，再后来视作她的家人、孩子。

他们互相陪伴了12年，一起上山、看海、爬长城。Papi7岁步入中老年后，出行有了作为代步工具的小推车；查出高血脂和轻度的肾衰竭后，食谱新增了果蔬、鱼油和辅酶Q10，以控制体重。

Penny的分离焦虑一天比一天更重。每一天睡觉前，听着Papi微微的鼾声，她都在祈求时间再慢一点。每一年，Papi的检查费用比她自己的还高。

如今她的小狗走了，裹住它的怎么会是一条这么差的的毯子？

Penny又看了看Papi的病理报告单，上面写着：“肝脏指标升高，血钾过高，肌酸激酶升高，高度疑似中毒”。

这和Penny的猜想吻合，她猜到这明显无疑的非自然死亡，极大可能是有人投毒。

当天早上八点，她例行带Papi出门散步。十点，她收到小区朋友迟来的提醒，小区已经死了三只小狗，疑似中毒。

两小时后，Papi开始呕吐、吐血，浑身抽搐，送医抢救。

Penny在半小时后赶到，并立刻拨打110。医生透露，上午已经送来十几只，医院救不过来了。

她将医生的嘱托转发到小区住户群里，“赶紧通知小区物业，不要再遛狗了，或者是戴上嘴套”。

连发三遍提醒后，立刻有个叔叔回应了Penny。这是Penny联系到的第一个中毒犬的主人。

下午，Penny将Papi转到几十公里外可以全身换血的医院后，又遇到了同小区的黄黄。

夜里，Papi以几乎是最残忍的方式离开了他。

怀里的Papi似乎重了很多，Penny手一直在抖，几乎抱不住它。它的脖子为了扎针插管，用棕色的弹力绷带缠了五六层，如今就像要断掉一样。

Penny把Papi放回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

家已经不是家了，像是不可言说的犯罪现场，到处是Papi吐的血、呕吐物和失禁时的大小便。

Penny想起了过去快速划过的投毒新闻。

全国各地，毒杀犬只事件时有发生。内蒙古通辽市，8只宠物狗吃下掺有鼠药的熟鸡肝块死亡；黑龙江牡丹江市，11只宠物犬被投毒致死；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小区宠物狗接连被投毒致死，且发生了不止一次……

那时她总抱着侥幸心态，不敢细看。这一刻，看过的新闻，过去从事记者的经验让她意识到，这是故意投毒，且投毒者大概率就住在这个小区。

Penny掏出手机，快速联系警方进行尸检、联系殡仪。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一定要把人揪出来。

想讨回公道的不止Penny。那一天，她当时所在的畅颐园小区共拨出了24个报警电话。

首开畅颐园小区只有三栋楼12个单元，一天里却有11只宠物狗疑似中毒，9只死亡。这在整个小区内引起了恐慌。

中毒犬的主人们拼凑信息后发现，有交集的地方离小区儿童游乐场只有半米远。许多孩子每天在此玩耍。

家长不敢再让3岁的孩子在楼下逗留，几个月的时间里，抱着孩子进出。

养宠物的人，出门把自家小狗牢牢抱在怀里。投喂流浪猫的阿姨发现，小区的流浪猫都消失了。

中毒事件后，楼下出现了很多走访调查的便衣警察，询问有没有看到谁跟谁有冲突之类的问题。Penny后来得知，朝阳重案组四个队全部出动了。

她也每天在小区里绕，绝口不提受害者的身份，找机会和所有人聊，终于从刑警口中得知小区里被投放的危险物质名为氟乙酸，剧毒，属国家明令禁用的化学品，不能在市场流通和售卖。

零点几毫克氟乙酸即可致成年人死亡，对于Papi这样的小型犬来说，闻嗅即可致命，哪怕戴好嘴套也不能幸免。

半个月后，65岁的男性业主张某某因涉嫌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抓获归案。

张某某后来在法庭上交待，他在市集买了鸡脖子，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氟乙酸药水里，撒到人来人往的车棚门口和儿童乐园附近。下毒是因为孙女不喜欢小狗，且他的三轮车曾被狗撒尿。

但北京市六环路以内禁止正三轮摩托车通行，且据Penny所说，嫌疑人的车一直停在小区内阻碍消防通道的地方。与这些违规相对应的是，中毒的小狗都有狗证，办了正规手续。

派出所最初以“被故意损毁财物案”受理，确定是氟乙酸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法律是Penny的知识盲区，她想知道是否可以数罪并罚，却发现各方都讲不太清楚。

Penny又在新闻和裁判文书网里寻找可参考案例。大量检索后发现，北上广深宠物中毒的新闻，仅可以检索到警方立案，但都没有下文，裁判文书查无可查。

她联系身边的大V、咨询北京头部的刑事诉讼律师，自学走法律程序和搜集更多有利证据的方法。但更细节的问题，他们都无法给Penny一个答案。

最近许多网友发给她的黑龙江宠物中毒被判刑案件，她在事发时，就已经仔细研读过公开卷宗，两案有太多不同。

没人接触过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发生在一线城市的，与杀人放火、诈骗……都无关的，由宠物中毒而立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哪怕是置身动物保护领域的律师，答复依旧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案子。

善恶有报，Penny想要投毒者坐牢。摆在面前的卷宗和答复却告诉她，此前宠物中毒事件被刑事立案的少之又少，多数投毒者并没有受到实际刑事处罚，多是取保或赔钱。

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Penny没有犹豫地继续为Papi而战。

没有可参考答案，她可以耗上自己的人生来寻找、答题。

她买来《刑法》《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从基本法看起，逐字逐句寻找适用的法条，将法律真正当作自卫的武器。

自学法律的同时，她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连接11人的起诉队伍。

中毒犬的主人陆陆续续进群。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小狗讨回公道，可其中有人上了年纪不知所措，有人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有人受制于经济压力。

她做好起诉状模板，一家一家去聊。其中50%是中老年人，个别打字、认字都受限制，他们嘱咐Penny：“闺女，你别给我打字儿，你给我发语音。”电话沟通成本非常高，解释时间以小时起步。

Penny把所有人当作工作的甲方，不断去调整要求，直到每一步大家都能达成共识。

事发一年后，最后一个中毒犬的抚养女孩进入中毒小狗的受害群。她不善社交，却实在放不下她的小狗，于是在小区群询问：“一年前的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不了了之了吗？”

Penny问女孩，要不要起诉，对方立刻回答：“要”。

11只中毒犬，11人组成起诉队伍。

2022年12月，Penny收到的立案告知书显示，朝阳分局以张某某“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2023年1月，朝阳法院正式立案。Penny等11名受害人的起诉书也陆续提交。

这是北京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

立案后，Penny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去趟医院了。

此前的四个月里，Penny的时间被超负荷排满，每时每刻都在崩坏边缘徘徊。

她的爸爸急需手术，住院又和退休前手续办理等时间冲突。2022年在小区进出都困难的情况下，她作为独生女，不得不独自据理力争，帮父亲协调退休问题的同时，3个月里接连为父亲安排好两次心脏手术。

工作也在继续。Penny当时是国内某头部影视公司的骨干员工，恰逢负责的项目杀青上线，出品人、演员到视频平台的负责人，无数人无数消息等着她处理。

Papi离开后，Penny没睡过一个好觉。她整夜失眠，心率加快，耳鸣、发抖。人生第一次，Penny为了能呼吸，在家里准备了许多氧气瓶。

靠着吃药，她才能在天亮前后，勉强睡一会。有时候，梦里的尖叫声会把她吵醒，睁开眼，却再也没有Papi能感受到她低落的情绪，把爪子搭在她身上。

在梦里，Papi从没出现过。

Papi离开的第一周，她瘦了10斤，之后暴食又胖20斤。睡不着觉的凌晨三五点，她控制不住地大量进食，直到需要吃胃药时才能停下，也不止一次地走上天台。

她并不怕高。20多岁时，她爱玩敢闯，蹦极、跳伞、飞机跳、大风天开快艇，潜水到十几米的海下。

她不惧怕挑战，从体制内跨界互联网影视行业，主持年会，举办沙龙做演讲人，采访名导、明星。

现在，她的人生却相对静止了。2023年1月底，Penny确诊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决定放下手中所有工作。朋友们发来的关心的、安慰，她无力回复，许多信息至今停在2022年或2023年的某天。

把她拉下天台的是Papi。她记得Papi尸检后，腹部那条被潦草缝上的口子、勉强才能合上的眼睛和裹着它难以形容的黄色袋子；记得收到Papi骨灰那天另外到来的三个快递，全部与Papi有关，里面装着原本打算带它中秋去阿那亚看海的海魂衫和救生衣。

Penny走下天台，按下工作、生活和社交的暂停键，只有关乎Papi的进度在持续加载。

她在重度焦虑和抑郁中，克服生理本能，苦读刑法，动力只有一个，让投毒者依法量刑。

后来，在宠物中毒最常用也最重的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之外，Penny在《刑法》里发现了投毒人的行为可能还触犯了第125条里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若“非法买卖、运输、储存原粉、原液、制剂500克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损失20万元以上的”，属于125条里“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023年2月，11人递交起诉状，要求“判处被告人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寻衅滋事罪，损毁他人私有财产罪，数罪并罚”；要求赔偿11个起诉人抢救费和精神损失费等。

Penny不止一次打电话询问开庭时间，对方最开始说大概在2023年3月，4月，最终延后至10月。2023年10月26日，案件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刑事法庭开庭。

11个起诉人，全部到场。此时，距离11只小狗中毒死亡已过去一年零一个月。

开庭时，书记员得知投毒案是个狗的案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在法院待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狗中毒的事情还能走到刑事案件，没听说过。”

庭审现场，犯罪嫌疑人无悔罪表现，坚决拒绝所有赔偿。过去一年多，他和他的家属也从未对小区居民表达任何歉意。

宠物主中，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第一次看到被告，控制不住情绪，在发言时已哭作一团。Penny看到，对方律师笑了笑，好像浑不在意。

Penny作为原告代表发言，坐在了公诉人旁边，成为除法警外，离被告最近的人。她也是原告席最冷静的一个。

因为法官的锤子已经敲了无数次。她不敢回忆，不敢落泪，强制自己跳出受害人角色，去安抚他人。她必须像正常人一样，才能去提问，才能不剥夺发言甚至旁听的资格。

中场休息时，对方律师告诉Penny：“我觉得你就应该当律师。你不考司法，太可惜了。”

法院的工作人员则告诉她，“以你的性格，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成的。”

可Penny翻阅卷宗、自学刑法以及她的冷静、口才，并没有等来一个结果。

下午四点，走出法庭，Penny发现，大门外，大家也都在等结果。

那天清早，许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得知庭审没有任何旁听席位，就守在门口。法院门前连把椅子都没有，公路上只有野狗在三两成群地散步，可他们在北京10月末的大风里，没有吃饭，一直站到了现在。

Penny的眼泪瞬间落下了。

案件并未当庭判决。

被告的实际量刑，要根据其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因目前该案未造成人员伤亡，是否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要考虑鉴定价格和因投毒产生的就医费用。

这正是难点，11只受害犬的司法鉴定价格至今没做成功。因为所有小狗没有血统证，司法鉴定失败的理由写着：缺少鉴定参数。

Penny打电话给北京相关鉴定部门，对方的反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给狗做鉴定的。”

抚养人们精心照顾的小狗，每年营养品价格上万，抢救费用上万，只因它不是名车、字画、古董文玩，所以哪怕Penny四处争取了两年，小狗们的价格依旧无法鉴定，无法证明。

11个人依旧在为所有人“没听说过”的案子坚持。一审后，他们决定请个律师，不再这么被动。

找律师、确定、签字，也是Penny带着律师一家一家去聊的。为此，她必须重返案发小区。

Papi离开后，她一夜夜睡在朋友的车里，搬家恰逢司机和保洁感冒都不能来，她宁愿和朋友来来回回搬了20多趟，也不愿在那待一天。

重回故地，Penny又想起了Papi。

世面见多了，Papi早早学会了享受狗生。在公园散步时，它会把脚搭在塑胶跑道上面，而不是兴奋地扑进草坪撒欢。它已经能清楚分辨水泥地、草坪和跑道哪个脚感更好，夏天草里是否打过药水。

小区里，很多人养了新的小狗，依旧是原来的品种，用着原来的名字。没人能彻底从伤痛中走出来。

而Penny无法再拥有一只小狗了。Papi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无法承受类似悲剧再来一次的风险。

“我总说没有人能共情我做的事。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13岁的小男孩，疼痛、抽搐、惊惧、尖叫、吐血、大小便失禁，整整将近 10 个小时，或许你才能共情我的痛苦。”

Papi离开的日子里，投毒者被关在看守所 ，Penny也被迫一起关着。

没人限制她的自由，她手脚的无形枷锁是她亲手戴上的。她不敢出门，活动范围限定在一日能往返的京津冀。判决书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给到，如果结果不能接受，她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递交准备好的抗诉材料，且快递只能走中国邮政。如果人在异地，根本来不及。

而且出去去干嘛呢？近几年，她偶尔出门，在山里哭，在海边哭，在前往目的地的高铁上哭。

身边的朋友劝Penny，即便对方判4年，你都已经赢了100% 的养宠人。目前宠物刑事案件最重判刑3年7个月。

Penny不想要这样的胜利。她的诉求始终如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查清案子。

抢救台上，Papi坚持了最长的时间。Penny则押注了更长的人生，既然有法可依，那当然得求个公道，讨个公平正义。

在此之前，她的生命卡在这里无限循环，她的名字只剩下一个，西高地Papi妈妈。

网暴从Penny为Papi讨公道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她给小狗讨公道，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部分人的“靶子”。

她在直播时回忆起最后一次抱着Papi的场景，哽咽着苦笑，被人骂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她半夜哭到控制不住，被人骂哭着作秀。哭笑说话都是错。

时间久了，Penny可以根据谩骂内容，判断网暴者性别。一方攻击的点是恶犬伤人、不文明养犬。另一方骂人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只跟女性相关的器官和疾病，且在男性身上并不通用。

上个月，她的私人信息被发在人肉爆料群，她发现后立刻去派出所报案，执法者觉得不可置信：“你确定吗？你不认识他？你确定你跟他无冤无仇没有见过吗？你们是素不相识的这种陌生人吗？”

答案是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网暴的男人发现Penny真的去警局报案后，立马把她拉黑，并更换了头像封面。

也有来自求助者的道德绑架。

最初，只要有人求助，Penny半夜两点也会给出私人手机号，彻夜长聊。但他们总是很快就没了消息，偶尔还有人在一段时间后拉黑Penny。

她渐渐明白，有些询问者不是想讨回公道，而是想让她帮忙权衡利弊。

心力实在有限，Penny决定只为Papi发声，如果帮人发声，对方至少得先坚持300天。

于是她又被指责作为小狗英雄，凭什么不帮忙？而在Penny看来，她不是什么英雄，没有神通，只是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何况，她坚持1000多天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坚持300天以上的人来找过她。

这是Penny碰到坏人最多的两年，也是碰到好人最多的两年。

有人想给她众筹，询问捐款通道，私信发口令红包。这些她从来都没收过。

有人为她提供未来工作的机会：“事情结束后，不嫌我们庙小，可以来工作。”这样的邀请，Penny已经收到了很多个。

常有陌生人发来上千字的安慰。每个人都告诉她，Papi只是结束了狗生，它会像一阵风，一道光或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来，和你重逢。

安慰不是良药，Penny只想要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久前，Penny将她的经历授权给了一个影视公司。还有一个团队想把它孵化成话剧。她有时会想象，如果电影能拍出来，上映那天，会不会就是投毒者刑满释放的时候？

开剧本会时，她发自内心地羡慕着主创团队。过去身处影视行业，她偶尔抱怨工作生活始终分不开。真正丧失生活两年后，她才意识到，那时再卷再累，身边都是能正常沟通的人，进度总是在向前推进，那才是正常的工作和人生。

不像现在，yes or no的选项里，她得到的答复永远是or。

Penny并不享受Papi带来的流量，也不想面对媒体一次次挖开血肉。但只有表达，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让Papi被注意到。

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Penny也这么想。20年来养宠物的人从少到多，才有了这么多冻干零食和宠物友好的商场、交通，为小狗伸张正义的刑事诉讼也是一样。过去没有，现在很少，但她不是正在坚持吗？

Penny很喜欢《三大队》的主题曲《人间道》，歌里唱着：

“恶人还需犟人磨

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啊

也是你重生的因果

为一口气 为一个理

为一场祭 老子走到底

……

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

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事事有王法”

Penny自认是个犟人，但不是向来如此。过去，她不是刚烈的性格，近几年的坚持，让她看到不合理的事，会主动站出来。

通过学到的刑法知识，她阻止过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也成功举报过非法的狗肉产业链。“当你真正掌握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她的《刑法》已经被翻到翘边。她发现，《刑法》是本太好用的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行的法律法条就够用。

后来，有关注Papi案子进展的孩子妈妈真的买回了法律书籍，每天睡前陪着女儿读一章，希望孩子在未来遇到麻烦时，有能力用法律自保，而不是说一句“算了”。

能多影响一个孩子，Penny觉得太过于难得。她也想往前走，放手的前提还是那句话，坏人要得到惩罚。

近几年，她非必要不出门，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化过妆，拍拍照，放松地过一天了。我们约在一个晴朗的的秋日。

微风吹过，她独自站在三里屯的街区，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忽然有种特别抽离的感觉。

这是闹市的中心，是她曾经熟悉的地方，有着生活原本的模样。

*原文发布于 2024 年10月，今日重发，有删改。

在当下的互联网公司里，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年轻人，高强度的工作、高压的管理，让他们很难适应，但大厂的高收入、年终奖、光鲜的履历，又没法马上断舍离。

为了能在有限的忍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很多人选择用离职倒计时的方式，为这种煎熬设定一个终点。

我们跟11位经历倒计时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来自7家大企业，一个相近的感受是：工作强度从来不是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的是身为“工具人”的无意义感。

当倒计时成为获得解脱的念想，被工作撕碎的生活和自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拼接、重建？

“距自由还有327天”**

转正答辩结束后的第三天，李昕就买了一本立牌。

立牌白底红字，上面的小卡片可以翻页，像日历一样，一天翻过一页——她开始为这份工作倒计时了。

李昕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安全，主要对社交平台上一些重大、复杂事件中的言论加以甄别，给出判断结论。尤其是针对血腥、暴力、极端、违法违规的言论。但回到日常工作，她感觉自己成了公司系统里的“流水线劳工”。

李昕每天至少要对200条信息做回复。“如果单条信息你判断超过了5分钟，这条内容就作废，不算你做的。”但很多事件需要了解背景，起码是要花几分钟的，在“效率”的要求下，她只能舍弃这些环节，逼迫自己快速给出回复。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设计了专门的办公软件。在这个岗位上，每人每天上班9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是被精确统计的，系统会随时对每个人的工时排名，排名靠后的人会被约谈。

有一次，李昕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多花了些时间，她怕工时受影响，就把这个时段算作吃饭的时间，然后再把午饭打包回工位，边吃边工作。

“这套办公系统，几乎监控了我们在公司的每一分钟。”李昕说，就像是有摄像头在一刻不停地盯着你。工作累了，如果想直直腰、看看窗外的风景，她甚至会担心，这个瞬间是不是也不算工时。

在读研究生时，李昕看过政治经济学的书籍，里面提到：在工业时代，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 “突然觉得很可悲，我学了批判这套系统的知识，现在自己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那段时间，她和同事经常自嘲“大厂里的富士康女工”。

看到那本倒计时立牌时，她才能感受到些许安慰，立牌橙黄色的背景光显得喜庆，每张小卡片上印着祝福语，“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好运连连”……这原本是很多家长买给中、高考学生，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她上一次使用倒计时，还是备战考研，那时的辛苦是有限的，可工作呢？在这个岗位上，真的存在“前程”和“好运”吗？

她决定为自己这段职场经历设一个终点，在立牌上写下，“距离职还有327天”。后来，她把离职两个字改成了“自由”。

下面的空白处，她想了很久，补上一行字，“要快乐，过有意义的生活，热情地活着”。

去年6月，李昕买了一个可以倒计时的立牌。图 / 讲述者提供

开始倒计时后，李昕学会了把在公司的时间进行拆解。“把一天分为九个45分钟。”第一个45分钟结束，奖励自己去茶水间接水；过了第二个45分钟，起身去洗手间；挺过第三个45分钟，吃午饭……第三个时段刚过了一半，她已经忍不住向朋友抱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李昕原本以为，像她这种悄悄倒计时属于个例。“有一天一搜索，这样的人一大片。”很多人在社交平台打卡，倒数着离开的时间。评论区反应也很热烈，会有一连串相同的留言：“我也是”。

王宁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倒计时期间做了详细的规划，发在社交媒体上，每天更新进度条，督促自己，“写完之后，感觉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不是一定达到什么结果的方案，是胡思乱想的情绪终于停了下来，有一种『总算开始』的放松感。”

今年10月，在上海一家芯片公司做战略研究的王宁，开始了她的离职倒计时。

年初从大厂跳槽过来，她原本以为不用再像上份工作一样频繁出差、失去周末，但几次连续15天的超负荷运转，让她再次起了辞职的念头。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工作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王宁记得，那段连续加班的日子里，领导经常晚上11点打来电话，让她赶写报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却不得不爬起来。” 有一次她没接电话，对方轮番拨打她的工作电话、私人电话、钉钉语音、微信语音，直到她接听为止，“我感觉生活彻底失控了。”

很多加班和会议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经常在饭点儿，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我们饿得前心贴后背，领导在上面畅想未来，画饼。一场会3个小时，只有15分钟有效。”王宁经常拿着电脑做自己的事情，眼睛往旁边一扫，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倒计时后的第11天是个周六。上午9点，王宁就打开了电脑，准备线上会议。会前领导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她没听到。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是通知所有组员：去公司。那天公司电路维修，停电，她后来听说，上司拉着几个人一起爬楼梯到11层，“摸黑”长谈。王宁试着夺回自己的周末，开会期间，她“摸鱼”在网上买菜。

“倒计时像一针强心剂，让我没那么在意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不开心时，想想我的倒计时，生活的念想也就强了一些。”

“职场哲学”与“胡萝卜”

刚入职时，很多人都能体会到大厂带来的光鲜。

李昕也有过一段时间“好日子”，入职之初，工作强度不大，大多能准点下班，她会去公司提供的免费健身房，运动后在公司洗个澡，再打包免费的晚餐回家，“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烤鸭、小龙虾……每天的菜单都不一样。”她住在公司附近，骑车20分钟，公司为此提供了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

回家后，李昕把带回的饭菜、水果分享给合租的室友，室友笑称，“一人在大厂，全家都受益。”

去年刚来到大厂时，张瑞也发出过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像电视剧里一样。”

她的生活被圈定在公司周边三公里内。“这里几乎可以承包你生活的一切。”各地风味的食堂档口、内部按摩店、咖啡厅，甚至有托幼中心；可以用积分排队申请的免费公寓，“抛开工作内容不谈，大厂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办公环境”。

入职时，张瑞已经过了35岁，她没想到大厂的门还能朝自己开放。当初向这家电商类互联网公司投简历后，她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在HR打电话邀约面试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是骗子吧？”

几轮面试后，她获得了这份年薪近50万元的工作。但入职后不久，她就开始感受到了团队的生存哲学。

张瑞被分配到一个边缘的项目，每天写通告。之前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她积累了丰富的人物、故事采写经验，也会拍摄剪辑，现实的感受却是：“我的专业积累，怎么一点也用不上呢？”

而且张瑞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无论说什么，四周回荡的都是“收到”“好的”，有一次，她在业务上提出不同的建议，领导直接回复，“不要再说了，执行就行了。”

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一次，领导把同事文章的标题改成了病句。她悄悄提醒同事，对方说：“没必要反驳，领导说1+1=8也是对的。”她后来看到关于“职场哲学”的另一种形容——“领导说他会飞，我都会让他注意安全。”

她尝试“学习”这种生存方式，“提建议太消耗精力了，又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但仅仅忍了一周，当领导再次“不切实际”地指责她没有强势敦促合作方时，她没有再回复“好的”，而是打了一段话解释。“我尊重领导的管理，但我更尊重常识。很担心，总接受1+1=8的人，可能很快就想不起来1+1为什么等于2了。”

“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工具化。”原本想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新的公司能发挥价值，没想到，最后的价值，只能核算成“现在还能赚到多少钱”。她提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临时生活”，“我也在过着这样一种临时的生活。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它很快就会结束。正因为有倒计时在，这一切才显得没有那么不可忍受。”

张瑞给离职倒计时设了三个节点：第一个是她入职满一年的日子，这在职业履历中，意味着在大厂有稳定的工作经历；第二个是2026年元旦，代表着新的一年；最后一个在明年2月，公司发放年终奖的日子。

第一个倒计时归零的第二天，她坐在工位上，一股莫名的疲惫涌来。她问DeepSeek，得到的回答是：“就像跑马拉松时看到‘最后一公里’标志，反而觉得更难坚持。”

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将倒计时的终点定在（财）年初，也就是拿到年终奖之后。大厂的年终奖通常是三个月薪水，一位受访者所在的公司，如今招聘网站上已标为19薪——相当于年终会发七个月工资。对那些仍在“熬着”的打工者而言，它就像悬在眼前的胡萝卜，支撑他们继续奔跑。

“年终奖，本是对员工过去一年工作的激励，但对于倒计时的人而言，它更像一道枷锁。”一位受访者说。

对李昕而言，她必须拿到年终奖，跳到大厂的这段经历才有价值——这里给到的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25%。李昕细算了这笔账，每月的实际收入几乎和过去持平，“全都涨在年终奖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熬。

快到30岁时，李昕才意识到了积蓄的重要性。入职大厂前，她做了一次手术，需要缴纳3万块押金，可当时卡里只有一万多，不得不找朋友借钱。那件事让她决定开始攒钱，“万一我或者家人生病，至少能拿出钱救急。”

相比之下，王宁的计划就充满了不确定，她的倒计时截止日，是入职满一周年之后。去年，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在拿到年终奖后集中离职，特意把奖金分成两批发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而对孟怡然来说，倒计时最大的收获，是北京户口。可这个计划还没完成，疾病先找来了。

开始放过自己

孟怡然所在的这家互联网公司，以手机和新能源电车为主营业务。她的离职倒计时从365天开始，一年后的那天，是她与公司合同期满的日子。毕业时，公司为她提供了北京户口，签下协议，必须服务满三年。

2022年，她通过校招进入公司，有北京户口、两万多的月薪，孟怡然一度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高薪、体面。父亲原本希望她考公务员，知道大厂的优渥待遇，觉得“这条路，也可以”。更吸引她的是HR说，每天七八点钟就能下班。她也因此放弃了另外一家大厂。

这位程序员的痛苦始于2023年年底，她参与了一个历时整年的项目，年初时还是重点项目，到了下半年，大模型突然兴起，转方向势在必行。在年底的一次例会上，项目被突然叫停，“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前一天，她还加班到晚上10点。

项目最终没上线，一年劳而无功，年底她拿了一个低绩效——985名校毕业的孟怡然想不通，大环境的变化，部门决策的迟缓，让一个个潜心研究的年轻人背了锅。

不止于此，迟滞带来的焦虑感也层层传导。为了追赶进度，她的直属领导“24小时住在公司”，以前，领导会和她商量“这个事情能不能明天完成”，现在，口气变成了“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有一次项目推进不顺，主管直接扯了把椅子，坐在她身后盯进度，一直盯到凌晨2点，“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开始倒计时后，孟怡然去了医院，听到医生说出“抑郁”两个字时，竟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告诉我，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够努力，我只是生病了。就像机器出了故障，它暂时没办法高速运转了。”

她开始调整，“努力地让自己觉得工作不那么重要了。”她每天中午去晒太阳，晚饭后命令自己去楼下公园溜达两圈，定期去上游泳课……可是高压一直在和调整对抗——好几次，她游完泳出来，工作群里蹦出很多@，领导加急呼叫她，“今晚一定要解决”，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回去就完了”，不得不跑回公司加班。

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每次药效只能维持三四个小时。为了撑过整个工作日，她每天需要服用两到三片。复诊时，医生警告：“吃太多了，会形成依赖，必须停药、休息。”

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孟怡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休息了两周，翻看《雇佣劳动与资本》《毫无意义的工作》，阅读《曾国藩传》，“会从名人传记上找到共鸣。历史上很成功的人物，也经历过很迷茫的时候。过去我只盯着自己身上的问题，一直走不出来。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阶段，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脆弱。”

孟怡然翻看了很多书籍，想要转变心态。图 / 讲述者提供

她决定彻底放过自己，勇敢尝试傍晚六点准时下班。第一次实施时，她像逃走一般，“偷感很重”。同事间工位挨得很近，“电脑一关，椅子往里一推，大家就知道你吃完晚饭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我只想赶紧逃离，已经没精力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下班后，她关掉所有办公软件的通知，“让消息也追不上我。”到后面，即使领导打来加急电话，她也平静回复：“我只能明天去公司给你解决。”

倒计时的计划中，李昕也开始学着放过自己——她的工作是倒班制，有两个时段，早7点到下午4点，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主管曾经口头承诺，尽量不让女员工加班到半夜12点之后。后来部门业务增多，又加了一个工作时段，需要通宵工作。领导的要求也加码了：员工不加班必须要报备。李昕尝试拒绝加班，很快，她因为“效率偏低”被叫去谈话。

“前程似锦”的立牌只能回家看，为了在公司的时间更好“熬”，她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倒计时APP，除了离职日期，她还设置每周六倒计时、每月发薪日倒计时……当这种短暂的刺激快要失效时，她就开始算起了自己的存款，“无法支撑半年的生活。”

后来她干脆用最粗暴有效的日薪和时薪激励自己：一天的工资是800元，抛开吃饭的时间，每个小时100元，每分钟一块六。每当心理受到冲击时，她都会默念：“熬过这一分钟，就有一块六了。”

王宁采用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饿肚子开会的时候，她想的都是倒计时里的小目标：存款要到32万，足够支撑她两年不工作；要把体脂率降到21%，不规律的饮食已经让她胖了15斤；编写一本料理书，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她写下了离职后最想做的事情：舒服地补个觉，躺平一段时间；回家陪父母和长辈；学习未来想进入的行业技能；持续健身，维持生活的秩序。

当心里和工作有个切割时，王宁的状态好了很多。有一次她出差回到上海，赶上下雨，迟迟打不到车，刚到家，又接到周末要开几场会的通知。她突然感到很难受，但还是“不自觉”地按照规划去看了书，更新了一页料理笔记。她在睡前喝了一杯酒，体脂率的进度或许因此倒退了，但能睡个好觉了。

开始倒计时后，王宁经常做饭，更新个人料理书。图 / 讲述者提供

“终点”前后**

当倒计时牌翻到第100天，孟怡然开始在飞书签名里“偷偷”更新剩余天数：99，98，97……“每天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她发现，这个阶段，自己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痛苦了。偶尔情绪波动，她也能通过读书、跳舞让自己放松下来。

今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一起被裁的同事本想再争取一下，他瞥了一眼孟怡然，发现她嘴角的笑容根本压不住。

裁员的日子，距离孟怡然倒计时8月份的终点还有一个月——她提前解脱了。

2024年8月5日，孟怡然开始倒计时。图 / 讲述者提供

在随后的过程中，这位一直在绩优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好学生”的收获是：原来不必事事都做得完美。“认真干到80分，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不必纠结是否费更多心力做到90分、100分。要允许、接受人生不是高分、满分的状态。

张瑞捱过了倒计时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但她没有马上离职，虽然前段时间，经历了“但凡有人推我一把，我立刻就走”的冲动时刻，但她迎来新的消息：公司内部架构调整，主管可能有变动。或许可以再观望一阵儿。 “我觉得倒计时的本质，就是人不敢当机立断。所以这个过程，必然充满反复和起伏。”

马上就要40岁的张瑞意识到了年龄危机，“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此前，她的职业生涯是一道向上的弧线：从地方媒体到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大厂。“离开大厂之后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这一步没有跳好，人生可能就走下坡路了。”

几年前，张瑞从地方媒体辞职，选择继续上学读书，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但那时候我是有锚点的，有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还没有想好人生的下一个锚点在哪儿。”她想过未来的几种可能，去国际组织工作，或者攒一笔钱回老家写作，“但都还缺一个时机，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忍。”

当倒计时的日历牌趋近归零，并非每个人都有笃定的离职决心。多数受访者坦言，倒计时结束后，提离职的概率在50%左右。“到了那一刻，走或留，只是多了一点选择的自由，现在因为受年终奖的束缚，我连这种选择自由都没有。”张瑞说。

李昕有段时间停止了翻牌的习惯。每天数着日子过，反而加剧了她的焦虑，“时间走得太慢了。”去年10月，距离预设的“自由日”还有200多天时，部门内部调整，工作压力再度升级。她尝试和领导沟通，领导回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可以考虑公司内部转岗，离开现在的部门。”

李昕选择转去了新的业务组，加班的影子却依旧尾随着。会议常常定在晚上7点，甚至9点之后。

今年8月，手机上的APP提醒她，那个曾被她标记为“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重新核算了存款，“足够支撑gap一年了”。在“自由日”过后不久，她拿到了年终奖，选择了辞职。

找回自己

逃离了“工时压迫”，李昕首先收获了“时间自由”：在家里，她可以花两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做顿饭，吃饭也完全不用再看表，被“系统”控制，“想吃多久就吃多久”。

在西藏和新疆漫游了一个月，无须苛刻地安排行程，走到哪儿算哪儿，她会面对着雪山呆坐半天，任由时间缓慢流淌，看到当地人随时起舞时，恍然想起快乐是如此简单；她重新拾起烹饪、健身、阅读，这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想做的事情，逐渐重建起生活的秩序。

辞职后，李昕独自去了西藏。图 / 讲述者提供

李昕看到一位同道中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离职进程，标题是“大厂牛马，存够300W（万）就离职，倒计时第203天”。

300万是她反复演算过的一个数字，能够靠利息维持未来生计。加上男朋友存的将近80万元，按照375万元，在年化4%的理财收益下，每年有15万元的收益，可以覆盖他们的生活开支。

这个数字，对在大厂工作一年多的李昕来说，遥不可及。但她也有实际的收获，她和男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顺义买了房，她自己拿出了10万元，“另外我还存下了10万元，这是可以暂时不工作的底气。”

李昕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在大厂工作几年，攒几百万元“退休”。偶尔，她心中还是会浮现“之后做什么”的迷茫，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要用一段时间，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与工作的动力。”

学者李晓天认为，不断扩张的互联网公司，总是强调“活力”，而这种活力在公司很多基层员工身上渐行渐远。“通过严苛、冰冷、细微的数据来衡量员工在工作中的价值，这在企业管理中是相当扭曲的。”

李晓天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与性别、科技产业，也做过互联网公司人员离职的专项研究。他告诉《人物》，“当员工意识到，自己高强度的劳动只换来某个数字的微小上涨，却感受不到事情本身的价值，就会产生被剥削、被异化的感受。”

修养期的孟怡然，也曾尝试学习大模型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但她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通过学习，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她的男朋友在另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每天晚上10点下班，只能靠打游戏到凌晨来放松，“连洗衣服这样基本的生活节奏都无法维持”。

她决定不再去大厂，“那个看似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不想再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牺牲我自己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大厂工作时，孟怡然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她提到之前的人生选择，多用“随大流”来形容：高中时喜欢文学，对考古也感兴趣，但是因为“好学生都读理科，好就业”随大流选了理科；之后，又“随大流”考研、“转码”、进大公司。

如今她依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但我可以多尝试，采用排除法”。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她热爱生活，要找一份不加班的工作。

去年春天，她骑电动车上班时，突然注意到路边的月季全都盛开了。“在那之前，我竟然毫无察觉。”她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勤路上的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注意不到落叶与新芽，“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属性只有工作。其他时间就像关掉的收音机，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

她重新学会了生活，和朋友去了贵州，又独自走了川西。她做了美甲，染了金色的头发，“让别人能够立马看到我比较明显的变化”。仿佛重新长出了触角，去接触、感受新的东西。最近复诊时，医生告诉她状态稳定，春天应该就可以停药了。

如今，她终于能清晰地感受到，深秋的北京已悄然浸染在温暖的黄色之中。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你以为他们水深火热，实际上他们奉旨偷乐

难绷

CDT编者按：截至12月5日，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159人遇难，31人失联，是香港70余年来最惨重的火灾。灾难发生不到十天内，围绕着灾难原因、官方问责姿态、民间救灾安排等种种问题，特区政府和民间发生了种种分歧；而在中国内地舆论场，媒体的焦点又与香港本地传媒不尽相同。“WOMEN我们”最近发表的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真香港，已经没有了，只有真香港人”》记录了悲剧背后的种种暗流涌动，帮助读者理解过去十天发生的一切。

调查显示，灾难源于楼宇维修工程中的严重违规：易燃的发泡胶板与不达标的竹棚网导致火势极速蔓延，而其背后则揭露了“强制验楼计划”下，维修市场长期存在的围标、偷工减料、黑社会渗透及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层腐败。目前已有包括工程承建商在内的15人被捕，这场大火以惨痛的生命代价，撕开了香港老旧屋宇维修利益链条中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敛财工具的黑幕。

在灾后“头七”的悼念与救援中，展现了香港社会在后国安法时代的复杂生态。一方面，民间义工展现出强大的自救能力与互助精神，试图填补官方救援的空白并承载公众悲痛；另一方面，当局以国安视角审视民间行动，将自发组织视为潜在的动乱因素，导致“关爱队”与独立义工发生冲突，甚至有学生因发起问责联署被捕。报道指出，在立法会选举临近的敏感时期，公权力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导致实质性的问责变得艰难，这场灾难已从公共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关于真相权利、公民社会空间以及市民对制度信任危机的深刻博弈。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家被烧光的还有Neil。

火灾发生时，他与妻子去了附近的河边散步。但下午4点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意识到自己身上只有手机、钱包和钥匙——几乎所有记忆和财产都留在了屋内。

31岁的年轻住户伟国在宏福苑长大，现在在旺角开一间杂货店。

他说，自己早先已意识到居屋存在的隐患。比如，老旧楼宇长期缺乏日常维护，而顶楼的消防报警系统，就算响起，也长时间无人问津。他说，很多老人用一生积攒的储蓄来购置房屋，这一场火让他们原本憧憬的退休生活在火光中化为泡影。

Chirs住在临近楼栋的4楼，回忆起大火的那一刻时，他的语速仍像被拉回现场：“我当时刚好下楼倒垃圾，突然闻到一股味道……不是普通烧焦味，像塑料跟木头一起烧。很呛，很辣，喉咙一下就不舒服。”

他顺着烟的方向抬头，看见高层的窗口反射出火光，烟从两栋楼的缝隙里挤出来，“像整栋楼被吸住一样”。几秒之后，楼上开始传来敲门声、玻璃碎裂声，还有住户压着嗓子的呼喊。他说，那种声音自己到现在都忘不了。有人拍门，有人喊着家人的名字，有人推开门又被冲出来的烟逼得退回来。

靠近小区的人行天桥上站满了人，烟味呛得许多人咳嗽。天桥下，双向四车道挤满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警灯的红光照亮了湿漉漉的地面，沿着坡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宏福苑大火的最初起火点，至今仍没有正式的调查结论。

火灾发生后不久，在中国内地舆论场，竹棚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并成为某种香港“生产力落后”的象征。然而，港人社交媒体很快出现各种以“竹子受委屈”为主题的梗图，还有人在悼词中直言，“应该被取代的，从来不是竹子”。

作为长期研究建筑安全的业内人士，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建筑工程从业者的潘焯鸿，是最早抵达现场并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11月27日清晨8点赶到宏福苑附近时，大楼仍在猛烈燃烧。

他表示，起火点位于低层的建筑内凹角区域，该区域并无窗户，也没有发泡胶板。现场视频显示，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在6分钟时间内，火烧到至少8楼。如果网是阻燃的，那么火不会这么大、这么快。”他认为问题在棚网上。

潘焯鸿称，在火灾前的15个月里，他曾多次向政府部门示警，提供检举材料，指宏福苑的外墙防护网和棚架设置存在高风险。

火警钟没有响这一事实，也在灾后逐渐被确认。

69岁的吉栋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生活在宏福苑。楼宇的狭小空间设计，让每户平均三至四口人居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家具、日用品紧凑排列，生活被压缩到极致。

他记得，房屋开始修缮后，窗外被绿色棚网和发泡胶遮挡，在长达一年半的维修工程期间，住户被迫生活在阴暗、潮湿、闷热的环境中。但据他回忆，物业管理处一直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不过，材料是否易燃并不能解释火势为何能在数分钟内爬升到8层楼高。陈峰强调，发泡胶板虽危险，但火势覆盖整栋楼的速度“难以仅由一种材料造成”。他认为，不能排除竹棚架、棚网和发泡胶彼此形成了组合效应，从而加剧火势升级。

围绕棚网的争议因此成为另一条关键线索。在香港，棚网作为施工安全防护材料，分为普通型和阻燃型，后者成本更高，主要用于包覆脚手架。根据劳工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阻燃网需符合多个国家标准，且必须在燃烧试验中保证“续燃和阴燃时间不超过4秒”。

然而，宏福苑居民早在火灾前就对棚网提出过质疑。

2024年9月，潘焯鸿团队让居民自发从八座楼宇外围网中抽取样本进行自行燃烧实验，结果显示材料不仅能完全燃烧，还会滴落熔融物。他向劳工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投诉，但2024年10月4日收到的回复却称，“安全条例未涵盖棚网的阻燃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对标准的误读。直至12月4日，劳工处才澄清并表示会调查。

潘焯鸿也向“WOMEN我们”指出，2020年后，香港由于《国安法》的实施，导致政府内部监管也出现混乱，存在各种利益链条，滋生出地下灰色交易和贪腐。于是，房屋修缮成为大家锚定的一个“大生意”。

他同样提到，楼宇维修工程中利益复杂，顾问公司可能渗透到业主立案法团，主导维修方案和招标，其中还会有“黑社会”（或涉及帮会组织）介入，已然成为长久存续的商业模式。据其了解，宏业公司唯一股东也可能有黑社会背景。

调查记者W曾采访过一名黑社会人士，对方直言：围标已经“好揾过贩毒”（比贩毒都赚钱），以前亲友问自己做哪行都难以启齿，现在可以理直气壮说是工程界，万一出事也只是坐牢两三年，“个个都争着入行”。W在调查过程中接触的18名业内人士、包括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全部都“睁眼说瞎话”否认维修巿场有围标，“围标问题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潘焯鸿因介入宏福苑及周边金穗苑等屋苑维权事件，不论是自己或是家人都有被威胁的情况。他也请过黑社会成员保护自己。潘本是公共工程分包商，但自2015年开始，他多次举报政府工程质量问题，导致自己的公司不再有机会承包政府工程，还因此官非不断、个人财务遭遇困境。他曾经加入公民党、自由党等不同阵营，选举议员、区议员，然而以失败告终。

“棚网也只是今次灾难的表面原因，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针对小业主的有系统犯罪，加上政策配合，巿民根本无路可逃。”W写道。

这种无力感在宏福苑受灾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悲壮。路透社拍摄的一张受灾黄先生在火场外为受困家中妻子悲恸呐喊的照片，受到全球关注。而12月3日其儿子主动接受路透社采访，更透露父亲退休前是大厦维修的工地主管，持有注册电工及注册水喉工资格。他一直担心宏福苑维修工程安全风险，曾经拆掉房间窗户外的发泡胶，改装阻燃塑料薄膜，还定期向窗外的棚网淋水，“即使知道风险，不管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事故发生。”

“关爱队”全名“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被内地网友类比为中国的“朝阳大妈”。它由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旨在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关爱队和政府以协议形式合作，大约以2年为一期，期间由政府提供部分资源。目前全港18区总共有455支关爱队，而其中大量由建制派大党民建联的外围社区网络承办。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刊物曾在今年年初发表调查报道，批评“关爱队”绩效指标无从查实，有“打卡”之嫌，且提交政府的工作和财务报告不公开，无从监督，后遭港府反驳，还有建制社交媒体群组发起投诉。

关爱队还被指与选举有千丝万缕关联。国安法实施后，为落实“爱国者治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改制，直选席位大幅减少至三分之一，代以间接选举或任命产生。虽然官方强调，不可将关爱队资源用于选举等，但当年区议会选举中，大埔八成参选人任关爱队成员，多人曾借关爱队派物资活动等宣传。

目前成为舆论众矢之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也是“广福及宝湖”区域关爱队队长。她长期连任区议员被批“世袭”，仅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背景下，输给过民主派参选者落选。近期她更是饱受民众质疑，她曾任上届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大维修工程招标期间，业主组成“宏福苑关注组”发起改选法团时，她亲自下场收“授权票”干预业主选举，让改选初次尝试挫败。

有朋友问我说，熊师傅，怎么看那个解读《芳华》的长视频？

啊，一文不值。

为什么呢？

这个拆法，叫索隐派。

什么叫索隐派，就是沾一点边儿就硬往上靠，这个词最早是说一些《红楼梦》研究者的，比如看什么都是悼明之情。

这个视频就是特别低级的索引派。

哦，看见演员长得有点像刘盆子，就说在影射影射刘盆子；

看见角色里有个萍字，就说是前明星？

这样拆，也太好干了。

这么硬靠，那哆啦A梦也是讲那四个人的：

四个人团结在猫总身边，三男一女。

女的有文艺细菌；小的那位鸡贼懦弱、烂泥扶不上墙；胖的那位是超级打手；戴眼镜的男的心态比较好，脸皮很厚，命最长。

猫总爱穿蓝衣服，没什么头发，和尚打伞的孤独气质。

别问我这五个人的名字，问就是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他们班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优等生出木杉，整天鞠躬尽瘁很辛苦的样子。

预设一个立场，然后使劲编呗。

我为什么烦索隐派呢？

因为那些热衷于罗志罪名、最恶毒的家伙，当年都是索隐派。

1966年，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李宗仁夫人（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是中情局特务，她有个梅花胸针就是接头暗号，仙人洞对此加以利用，株连了好几百人，后来梅花党被写进了地下手抄小说《一只绣花鞋》里。

还有人因为烟盒被打倒，因为举报的人说，那个烟纸上有“蒋介石万岁”的暗纹儿。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死后被剖尸，造反派说她肚子里藏了报话机。

这都是江湖索隐派。

还有庙堂的。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谁谁谁的官。”

是不是索隐派？当然是。

老小将，新小将，其实干的事情都差不多。

今天热衷于吹嘘那十年的，就是三种人的后代。

什么是三种人？

“三种人”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占据领导岗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是指帮派思想严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扬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场观点没有转变，抵制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挟嫌报复、行凶作恶、蓄意诬陷，策划、指挥或亲自动手打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幕后策划或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他爷爷夺权的时候风光，现在他在网上煽，大家应该明白这种人的成色。

以及，刘盆子是个什么货，家里但凡有个老人也可以问问。

那是极其扶不上墙的一滩烂泥，三种人的后代也是真的没人可吹了。

刘盆子有没有代人受过，背负了太多？

当然有。

他背负的是谁的罪孽？

不知道。

反正最近在写明朝的故事。

魏忠贤背负的所有指责，只可能属于天启皇帝。

我建议各位。

看见一个东西是屎，就不要把手指头伸进去尝咸淡了。

看了差劲的东西还觉得有思想，漾银笑话。

p.s

《芳华》，我早就写过，其实就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平民子弟被征进文工团，三块红一穿，确实有了“我们成了他们”的错觉。

其实永远都不会。

刘峰只有被综治办暴打的时候，才会被郝家大小姐当做“我们”，大小姐怒的不是“你踏马居然打人”，而是“你踏马居然敢打当年的革命军人”。

来吧，给你们拆拆《芳华》里的职场惨案

我当时推测何小萍是杜飞的亲闺女、跟着继父何书桓姓何，比索隐派要靠谱多了。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执笔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已夺走过百条人命，伤者与失踪者更多，画面震撼得让人难以直视。灾后逐步浮现的细节更令人心寒：大厦外墙正在翻新，为求成本最低，外墙竟然疑似铺上易燃物料，竹棚层层包围，加上大量塑料布遮挡，犹如替大厦套上一件巨型助燃外衣；当日起火，浓烟迅速被引导向上，逃生空间被压缩，最终酿成多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火。

政府及外媒很快聚焦于竹棚，甚至有文章直指竹棚为火势失控的关键。政府亦随即提出方向，研究以金属棚取代竹棚。自问对竹棚与金属棚的防火性能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倒是非常清楚：金属棚的成本远高于竹棚，而香港的楼宇维修市场长期充斥围标与合谋，如果竞争环境不改善，任何“提高安全标准”的政策，都只会变成围标集团的新礼物，最终买单的不是承建商，而是每一个住户。

强制验楼制度是主因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实屋宇维修市场已被围标集团渗入很久。几年前我与两位栏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利用当时仍运作的传真社公开的标书资料，分析141个大厦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试图理解围标与价格飙升背后的经济诱因。最核心的发现是，强制验楼制度本身大幅降低了业主对维修工程的“议价能力”，为合谋与围标创造了最肥沃的土壤。

强制验楼原意良好，希望避免楼宇失修、外墙剥落、影响行人安全，但制度细节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一幢大厦被政府“点名”，业主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检查与维修，否则面临罚款甚至刑责；法团、顾问、承建商于是成为整个招标流程的主导者，业主的角色则退缩成只能被动接受。当买家无法拒绝，卖家便能联手抬价；当需求变得无弹性，合谋便变得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极具利润。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印证了这点：被政府点名强制验楼的大厦，其维修标书的中标价平均高出四成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没有收到通知、纯粹自愿维修的大厦，在制度推行后的中标价同样上升四成。换言之，强制验楼并非只影响被通知的一小部分大厦，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结构。

市场变坏的方式也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当时4家最活跃的承建商，在强制验楼推行前后的投标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即使控制了物料价格、人工成本、楼龄、地区等因素，他们的投标价格在制度推行后更为一致，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这很可能是合谋的讯号──在正常竞争中，各公司会基于自身成本独立定价，不应出现如此紧密的同步。制度推行后，标书“一同抬价”的现象突然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合谋风险实际上被制度增强了。

竹棚换金属 抬价恐更猖獗

在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里，任何安全要求的提高，理论上都值得支持；但若制度不先修补漏洞，这些要求往往只会成为抬价的新借口。正如这次金属棚建议，一旦落实，承建商只需对法团说一句“政府要求”或“安全标准提升”便能将成本外加，最终累积成每户数万甚至十数万元的额外负担。在制度没有改善之前，金属棚不会提升安全，只会提升报价。

竹棚是否安全、物料是否易燃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危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业主的决策权被抽空、资讯不透明，而政府的制度设计反而强化了承建商的议价能力。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香港下一场大火，只需要另一个工程、另一个法团、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小决定，便足以重演。

香港值得更安全的楼宇，但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更多罚则、更多要求、更多成本，而是更透明的招标、更有效的监督，以及让市场真正恢复竞争的制度。否则，不论是竹棚、金属棚，还是任何新技术，都只是围标集团的新包装，而不是市民的保障。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12月2日，名为“华夏杯”的书法比赛公布结果，有参赛者发现，同在书法圈子里，为何拿奖的人都不认识？

随后有人发现，成人组特等、一等、二等奖的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学生组中则有不少获奖者名字来源于广州市某中学1994级学生名册。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这串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占道经营行政处罚名单、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体培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以及羽毛球、舞蹈等多项比赛的参赛或获奖名单中。

这些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姓名组合，引发热议。是信息录入模板被直接使用？是填报失误？还是因缺乏核验流程而导致的“形式化名单”？这背后涉及的审核流程、信息发布规范与监管责任，已成为关注点。

受访专家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而这类行为一旦扩散，最直接损害的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网络截图

获奖名单为百度文库“人名大全”

肖毅是一名书法老师，近一年，他陆续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大赛。在书法圈，“以赛代练”并不罕见，许多作者借比赛倒逼自己保持创作。

今年11月初，肖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华夏杯书法比赛”的征稿启事。根据要求，参赛者需提交原创作品，并缴纳报名费。之后，他在线上支付了30元报名费。组委会明确提示，未缴评审费的作品将不参与评奖。随后他按要求将作品寄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益农东街五号“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

12月3日公布获奖名单时，他发现自己“落选”了。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华夏杯获奖名单来自百度文库”的截图，他才意识到，所谓比赛可能是个骗局。

新京报记者在华夏杯获奖名单中看到，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名单，与百度文库中一份发布于2020年9月的“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高度相似，开头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其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

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多个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 图源：网络截图

“这是又骗报名费，又骗作品。”刘相洪是重庆的一位书法爱好者，多次参加书法比赛，他表示“需要避坑的比赛很多，但这么离谱的第一次见”。

他提到，常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人都知道哪些名字是高手，而在这次的“华夏杯书法比赛”中，他只在成人组优秀奖中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参赛规则，等级奖有奖金，而优秀奖只有获奖证书，主办方可以赚报名费，又不用付奖金。

在公众号“书法学习指南”发布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征稿启事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此次大赛的主办单位是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单位为开封八古书画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港区硬笔书法协会。征稿对象为全国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同时设置有奖金：成人组特等奖1000元/人，一等奖500元/人等。评审费提交以微信转账方式为准，收款人为组委会主任袁伟民。

而新京报记者查询企查查发现，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25年7月成立，于10月被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经营异常。

12月4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征稿启事中袁伟民的电话，未有回应。

12月4日下午，肖毅表示，组委会已经陆续为参赛人员退还30元报名费，至于参赛作品还能不能拿回来，他也不知道。

在“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

反复出现的名字

随着对这场书法比赛的关注不断扩大，有网友发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一串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多个领域的名单里。

在一份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中，同样的姓名组合作为评审小组成员被列入中标结果。

中国政府采购网2025年12月3日发布“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3188万元。

新京报记者看到，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与“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五个名字一致。

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中标公告中采购人信息“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中的联系电话，电话均未接通。

12月4日下午，中标公告中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已终止，业务主管部门县发改局成立工作专班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表示，有错误就要认，具体哪里出现问题，后续将会发布情况说明。

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这一串人名则以占道经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

在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中，同样出现“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 图源：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网站

12月4日上午，家住湖北的方灵无意间刷到那条揭露“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疑似照搬“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帖子。她觉得帖子里提及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等名字有些特别，出于好奇，她在浏览器中检索这些名字，发现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

在那份公示中，“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等人因占道经营被罚款50元。通读名单后半部分的“刘千、王万、吕天、方天”，方灵越发觉得这些名字组合过于巧合，“像是编出来的。”

12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对方表示后续了解情况后将与记者进一步沟通。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成立调查组，正在研究后续处理情况，后续会向公众通报。

另外，这串名字还出现在一家名为“体培健康研究院”的广东企业，其官网公示的中老年健康项目研究员名单中。

12月4日，有媒体就“研究员名单是否不实”联系该公司，有工作人员称“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名单真实性，其表示“无法核实”。截至12月4日下午，上述企业官网已将研究员信息隐藏。

而在检索“张吉惟”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的期刊，其编委会名单为“张吉惟、林琴、张玟书、李雅南、江奕云、刘宏、阮建安、林子帆”。

而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第一行中也有人名——“张吉惟、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阮建安、林子帆”等，多个名字相似。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该期刊并未被知网等网络平台收录，只在所属公司的网站上有所展示。新京报记者致电该期刊所属的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该期刊目前只有纸质版出版，并没有被网络数据库收录。

至于编委会名单为何和网络文档中的名单相似，工作人员称，这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就是网站上显示的，至于其名字的真实性，她需要跟主管确认。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该期刊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该期刊不正式，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都这样？”

在一本学术期刊的资料中，新京报记者看到，编委会名单和“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的多位人名极为相似。图源：网络截图

“虚构名单”与形式主义

同一串姓名在书法比赛、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商业机构、学术期刊等多类名单中反复出现，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错误，更折射出深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12月4日晚，据羊城晚报报道，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曾发送《关于“华夏杯”书法比赛相关问题的致歉声明》，其中提到，“书法比赛因合作方突发违约撤离，导致赛事后期组织工作出现严重纰漏，尤其虚构名单问题的出现，严重违背了书法赛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广大参赛选手带来了诸多困扰与损失”。

声明还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核实并承担选手因赛事产生的相关快递费用损失，确保损失全额赔付。

多位受访者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最直接的损害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从招投标流程的角度指出，“一般来说，评审小组成员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所有操作都会留痕。”他表示，“直接从网上复制五个名字，这种做法太低级，足以让人怀疑这个招标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前反“四风”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仍然不足，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反而在某些环节“加重了形式主义”。

“评审小组成员照搬文库名单，这也太荒唐。”他指出，这类行为既是不作为，也是乱作为，背后是一种“把管理当儿戏、把治理当儿戏”的心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直言，这类“虚拟名单”并非孤例，“弄些虚拟项目或名字来发奖、侵占国家资产，并非个案。”

上述专家认为，如果罚款记录是虚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是否罚款了50元，而在于某些部门可能通过虚假记录来“造成绩”。“造了罚款记录，说明工作有成绩。买点成绩、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上面可能还会表扬。”

他强调，这类行为，容易让行政处罚从治理工具异化为绩效手段，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毅、方灵为化名）

“乜都冇晒（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社交媒体上，一个宏福苑居民群组中一篇帖子的内容。它像一句叹息，面对着整个社区在大火中的毁灭。

这场毁灭发生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点51分，香港大埔宏福苑。

这座超42年楼龄的公共房屋近年来正在大修，多栋大楼外罩着竹棚撑起的绿色的防护网。起火时，火焰像红色的巨龙，从一栋大楼蔓延至另外一栋，直到整片区域成为一座座砰砰作响的巨型火柱。在这些火柱中，有孩童，有老者，有工人，有宠物。这里，曾是近五千人的家。

直至28日上午10时18分，这场燃烧了43小时27分的大火才得以扑灭。据港府最新消息，火灾目前已造成128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约200人情况未明。

为哀悼不幸罹难的人们，今早8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在港府总部默哀三分钟，全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下半旗志哀。此刻，市民相继涌入全港18区吊唁处，以表达对逝者的深切悼念。

这是香港这座城市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具毁灭性的火灾。目前，对于这场火灾的第一起火点，尚未有调查结果。有人看到其中一幢大楼的竹棚起火，由于风大，大火很快延伸至其他大楼的竹棚，并引发大量住房内部起火；也有居民表示，看到某幢大楼内的一个垃圾房首先起火。但这场灾难的预警，事实上早已发出——它是人祸，绝非天灾。

在香港，宏福苑的悲剧并非孤例。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建筑也在同步老龄化。港府数据显示，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2.7万幢，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超过1万幢。这些崛起于城市快速扩张期的高层住宅，密度高、结构实用，曾是无数城市效仿破解人口承载难题的范本。但四十年过去，当房屋与这里的住民一同老去，陈旧的设施叠加混乱的管理、疑涉贪污的大修，宏福苑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暴露了城市发展背后的隐忧。

沉默的火警钟

“火警钟没有响。”从大楼中成功逃生的陈阿姨说。

陈阿姨今年 72 岁，从四川来香港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宏福苑二座，帮女儿照看外孙。事发当天，她一个人在家。下午三点前后，她刚把衣服洗好晾起，接到了正在韩国旅游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妈，你在哪里？楼下起火了，你快看看。”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外墙正在维修，窗户被胶纸封住，只能打开一条窄缝，看不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她住三楼，听不到警铃，也没有人来敲门提醒。她拿了钥匙、手机和常用的钱包，准备下楼。在电梯口，她想着再回家拿点东西，却被管理人员拦住，“他们说等一下起火了，我跑不动。”

陈阿姨下到地面时，街上已经停满了消防车。她站在空地上，看见对面三座的外墙已经被火吞没。

2025年11月26日，消防员在宏福苑扑灭火灾。

一开始，她以为火不会蔓延到自己这一栋，两座楼之间隔着一个空隙。“没想到不到一小时，我们那栋也烧了，从上面往下烧。”现场烟味又冲又呛，广播不断重复，不允许居民再上楼。

陈阿姨担心的不只是自己。她有一位住在 21 楼的朋友，当时带着 6 岁的孙子，也是在接到家里电话后跑下来的。而住在 28 楼的一对老夫妇——也是她朋友——到现在仍联系不上。“是手机掉在家里了？还是没电了？人还在里面？”她说，“我好怕。”

宏福苑共有八栋楼，每座31层，每层8户。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这里常住有4643人，其中超1/3都是65岁及以上老人，其中不乏从壮年住到退休者。面对火灾，老年人总是更脆弱的。

火灾最终殃及其中七栋。她们家原本计划 12 月 1 日从韩国回来，如今提前返港，却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十几年了，两房单位，四五十个平方，很小，但够住。”她说。

事发当晚，政府部门来电询问她是否需要安排临时住宿。她拒绝了——她暂时住在朋友家，但她知道，女儿和外孙回来之后，“就真的没地方住了。”

受灾居民在庇护点等待物资。（图源：香港內地青年义工交流协会）

陈阿姨几乎整夜未眠。凌晨一点才到朋友家躺下，又在天亮前醒来。白天，她在楼下和附近的庇护点来回走动，不敢静下来。“我在外面，女儿打电话给我，我都在哭，太怕了，看到火烧起来真的太怕了。”

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香港建筑工程商人潘焯鸿于11月27日上午8时到达了宏福苑附近。据他描述，当时大火仍在燃烧，消防车正对着约十五层的位置持续射水，但二十层以上的火势已难以触及。现场消防的策略，是先为大楼降温，让火势自行减弱，再伺机进入楼体内部搜救。他预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50 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潘焯鸿自称其在15个月之前，就开始向政府警示火灾风险。但几乎同一时间，宏福苑大维护工程一份相关文件称，暂未有迹象显示，短期会收到改善消防安全工程的命令。

事件发生后，宏福苑火警钟确无声响的消息方得以证实。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一些负责维修的工程公司为了避免施工扰动触发火警钟，会非法关闭消防系统。“因为他们做的东西很多都不合规范，很容易惊动消防钟。如果响起，消防车就要来，就会惊动消防处，这会给他们带来管理上的麻烦。”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个是杀人了。”

竹棚、防护网与发泡胶

在本次灾难中，相比备受争议的竹棚，阻燃能力不佳的防护网，与覆盖在大楼外层的发泡胶，新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1月27日凌晨，香港警方以“误杀”为由拘捕3名男子，怀疑正处于大维护工程中的大楼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未符合标准，并在唯一一座未被波及大楼的每一层电梯大堂都发现易燃的发泡胶。警方怀疑建筑工程公司“严重疏忽”，不排除发泡胶为火势蔓延的原因，被捕者即为该公司的两名董事和一名工程顾问。

宏福苑自去年 7 月起进行大型维修，陈阿姨所在的二座从去年8月开始施工。她说，女儿为此缴了十多万维修费。开始施工时，外墙架起棚架，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窗也不能开，只能开空调。”她的客厅和厕所的窗户还能开一点，两间卧室的则完全推不开。而封住他们窗户的，正是一层极为易燃的发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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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晚，宏福苑被浓烟和火焰包围。

27日凌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6日大埔火警中，消防处在扑救期间发现大厦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疑不符防火标准，有窗户更被易燃发泡胶封闭，导致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极不寻常。

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两个不寻常之处：第一，发现有关大厦的外墙物料着火后的蔓延程度，较一些合规格物料远远猛烈和蔓延得快；第二，未受波及的屋苑大厦玻璃窗贴上一些发泡胶板，也不寻常。因此，邓炳强表示，本次火灾不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棚网搭建之初，2024年9月，曾有居民向相关部门咨询棚网阻燃问题。劳工处处长回复称，有关棚架上装置的保护幕（棚网）的作用是限制物件坠下的范围，保护人们免受坠下的物料、工具和废料击中。现时劳工处所执行适用于建筑地盘的安全条例中，并没有涵盖关于棚网或任何物料的阻燃标准。

该回复还提到，根据对该地盘视察所得，该维修工程并不需要在竹棚架上进行热工序、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等，而地盘内亦有提供合适的灭火设施。因此，棚网发生火灾的风险相对为低。而劳工处亦已经提醒有关的承建商，必须做好地盘内的防火措施以防止火灾发生。

而在宏福苑大维护工程前的一份答疑文件中，施工方曾承诺，此次工程所使用的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但并非完全绝燃”。

答疑文件显示，宏福苑维护工程所用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

潘焯鸿称，棚网的材料，“如果用正规的材料，其实花费不多的。但是偷工减料的话，危险非常大。”公开报道显示，阻燃棚网单价约90元，为普通棚网的两倍，且需频繁更换。

他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政府有关部门正视修缮工作中的偷工减料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回应。于是，“这些承建商就觉得，香港政府已经放宽了。所以整个维修行业，现在都是偷工减料。”

潘焯鸿曾因检举钢铁“剪钢筋”丑闻，而被喻为“吹哨人”。他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果要论天的话，10月10号，天对香港已经非常好了。”当天，中环华懋大厦的大型竹棚架发生大火，火舌迅速吞噬工地网布与竹竿，使大楼窗户烧毁、外墙严重焦黑。

28日晚间，港府证实，棚架围网达阻燃要求，但包围大厦窗户的发泡胶板高度易燃。根据初步掌握资料，最初起火位置应发生在宏昌阁低层外的围网，其后由于引燃窗户上的发泡胶板，令玻璃爆破，导致火势急速增强，迅速蔓延，最终酿成灾难。

但邓炳强亦提及，烧断的竹枝飞坠，亦有可能引致其他楼层着火。与此同时，宏福苑大火后，港府屋宇署亦发出通告，要求负责在建筑物外墙使用保护网/幕、防水油布及塑料帆布者，必须在12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告，交代所用物料的阻燃性是否符合认可标准。

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披露。

强制验楼，贪污严重

在香港的城市版图上，大埔并非一开始就属于城市。五十年前，这里还是新界北的乡郊地区，以客家聚落、渔民与小型农田为主。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人口迅速膨胀，九龙与港岛的城市承载已接近极限。为解决住房短缺与城市过度拥挤，港英政府于1972年正式推出《城市发展计划》，宣布在新界兴建多个“新市镇”（New Towns）——大埔便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八十年代，大埔新市镇进入快速建设期。工业邨落成，东铁线延伸至大埔墟，学校、商场、公屋、居屋陆续建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宏福苑便是在这一阶段落成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屋苑，采用当时普遍的设计：高层、密度高、结构实用，主要服务中等收入家庭。它在1980年代是新社区的一部分，与周边屋苑一起构成了大埔的核心住宅区。

四十年过去，大埔从“新市镇”变成了“老社区”。包括宏福苑在内的多栋屋苑楼龄超过三十、四十年，外墙、排水、电线、公共空间都进入维修周期。

根据港府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过2.7万幢；2009-2019年，楼龄超过35年的公屋比例由6%激增至24%。此外，香港还有大量“三无大厦”，日久失修，管理混乱，存在较大隐患。

为了应对楼宇失修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屋宇署于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实施“强制验楼计划”，要求楼龄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接受由政府认可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结构与外墙检查。计划覆盖大厦的主体结构、公用部分、外墙状况，以及排水与防水系统等可能影响整体安全的部分。若检查发现问题，业主需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修缮，并由注册承建商执行工程；相关报告与施工过程则由屋宇署负责审核。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老化楼宇建立一套制度化、标准化的安全检查机制，避免因长期缺乏维护而引发事故。

港府屋宇署官网，宏福苑被列入强制验楼验窗计划范围。

按照“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宏福苑早于2016年接受政府强制验楼法定通知，而直至去年1月，时任业主立案法团才通过涉款共3.3亿元的大型维修工程。

根据方案，每户业主需摊分15.6万至18.2万元，分6期供款。此举当时引起大批业主不满，质疑造价过高及招标过程透明度不足，多次与法团爆发激烈争执。

潘焯鸿称，据他了解，强制验楼计划落地后，带来了严重的贪污现象。他声称，正规的维修公司被排挤在外，工程被黑社会把持，而政府对违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潘焯鸿介绍，香港目前每年约有千亿港元投入大厦维修，全部由业主承担。业主通过法团代表大厦决策，而围绕维修工程的“回佣”与贪污在行业内已非常公开化。他举例，一宗一亿元的维修工程，法团可能收取400万的“回扣”，管理公司及其他环节亦各有分成。“小业主拿出来的钱，可能有三四成是被贪污了。”他认为，正因如此，承建商在实际施工中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来弥补成本。

据《南华早报》2024年4月报道，香港反贪污与反垄断监管机构展开行动，因建筑维修工程围标拘捕 20 名嫌疑人。涉案人员包括承包商、顾问、中间人、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及物业管理公司骨干。

调查发现，嫌疑人通过操纵招标、夸大合同金额、帮助关联承包商中标，并干预项目监管与付款，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和《竞争条例》。涉案项目涉及香港岛及新界的住宅、综合用途及工业建筑，单个合同金额从数百万至数千万港元，总额约 1.8 亿港元。部分项目尚未授标，一半已启动施工。

香港廉政公署就维修工程可能涉贪展开调查。

目前，香港廉政公署已成立专案小组，就宏福苑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展开全面调查。28日已先后拘捕8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中间人。

双重老龄化下，高层住宅的安全隐患

在失踪者信息汇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老人。他们中不乏宏福苑1983年的第一批住户，在这42年间，楼与他们一起在变老。

而人口的老龄化与楼宇，尤其是宏福苑这种超高层楼宇的老龄化，是香港正面对的重要问题。

据香港特区发展局数据，香港楼龄达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就有超过1万幢，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600幢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这些楼宇每年得到重建的数量不到200幢，而香港44%的甲级写字楼楼龄已超过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在2030年升至55.1%。

对于这些老龄的高层，消防毫无疑问是个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网上看了宏福苑的平面图。他指出，宏福苑是典型的高密度十字式布局户型，这种楼的设计，为了保证每户有正常的采光和通风，会在几个交织点上留比较深的凹槽，这些凹槽在失火的情况下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烟囱效应，对空气流动做垂直加速，会加速大火燃烧。

尹稚称，高层建筑火灾主要问题在于扑救很困难，使用消防车或者直升机灭火等措施基本上是杯水车薪。“楼高到这个程度，其实主要还是靠内部比较严格的防火分区，全自动化喷淋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良好的养护来防火，指望靠外界的扑救，对于这种高层或者是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来讲是极其困难的。”

将视角转向内地，这场大火也为许多城市的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敲响了警钟。

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城市都曾以香港经验为蓝本，通过高层住宅来应对人口和住房刚需。但随着时间推移，材料老化、外墙脱落、违规改造等问题逐渐浮现，暴露出房屋安全和火灾隐患。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城乡住房总建筑面积已超660亿平方米，其中房龄超30年的建筑占比达35%，总面积或超230亿平方米。

宏福苑楼宇修复工程资料简报显示，火灾发生前，部分楼栋墙体已经剥落。

在尹稚看来，这些年，各地都在适当地强化这种所谓消防扑救能力的建设，但将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就是大量的县城里边的高层和超高层住宅。因为县城不具备这种外部高层扑救的能力，绝大部分的县城可能连个能爬50米的云梯都很少见。

他一直不太主张把节约用地的重点放在住宅，因为这种高层建筑特别是用来做住宅的话，会带来很多长期的风险，尤其是消防。高层建筑的火灾救灾一直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尹稚认为，想要尽可能排除隐患，就需要在消防上采取“性能化设计”，比如说，加大内部的这种消防栓自喷淋等这些系统的密度和强度，来达到同样的这种燃烧的时间控制效果。

对于老旧高层建筑改造，尹稚指出，进行彻底性的改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就要通过例如增加阻燃式、耐燃烧的装备来确保更多生命的安全。“耐燃烧的目的不是保证说这个楼最后不被烧掉，而是给你换来了足够的逃生时间。”

如今，宏福苑的大火已基本扑灭，伤者救治、善后支援、事故调查等工作仍在加紧推进。自今日起，香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降半旗志哀，整个香港仍处在沉重的哀伤之中。

尹稚初步判断，这场灾难应属于重大责任事故。“这种施工现场怎么可能允许有不受管制的明火，不管是吸烟也好，还是焊接作业也好，所有的建筑工地对这种明火管控，那都是铁律的。”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手，其他东西设计得再好、弄得再好也还是会出事的。”

（实习生张佳睿、张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精准行政的方案走不通的时候，要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就只能一刀切。

虽然可能不太礼貌，也不太安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为什么精准行政走不通呢？

这阵子，因为“吸毒记录将被封存”的话题，舆论颇为不满，而立法机关和官方媒体则在极力论证“封存一般违法记录”的合理性，并反复申明“封存不是删除”。

某央媒在新闻报道中列举了几个“因违法记录给生活工作造成极大不便”的真实案例，希望让大家理解封存违法记录的必要性。正好我也借着其中三个案例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案例一：

打架违法导致查身份证时异常警报

26岁的王某，4年前因与男朋友感情纠纷打架，被治安拘留3天，留下了违法记录。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从那时起，她每次遇到乘坐高铁等需要查验身份证的场景，机器就会发出异常的警报声，会被带到一旁询问。虽然最终还是能过关，但这种事被朋友看到难免心生疑虑，影响社交婚恋。

所以，这位有违法记录的女生希望以后刷身份证时不再有异常警报，不再被朋友另眼相看。

暂时抛开性别因素，你说这个诉求该不该解决？和伴侣打了一架，被拘留3天，该不该因此一辈子付出代价？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解决的。

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肯定不会有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问题了。

第二种方式是去修改这个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机制，让打架被拘留过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刷身份证直接通过。本来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机制很离谱，这个异常警报除了给当事人添堵和给车站民警增加工作量之外，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因为询问一番后还是得放人进去乘高铁，民警也不能给人贴个危险人物标签提醒其他旅客离远点……

刷身份证时连接公安系统抓通缉犯大家都能理解，

可这个“曾经违法人员”的警报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个机制呢？

单就这一个案来说，以上两种解决方案显然是第二种更精准，但它需要公安部门去修改一个工作方法，修改系统设置。

案例二：

打架被拘留导致无法当消防员

唐某8年前因盖房子的纠纷和邻居打架，起因是对方先打了他爷爷。因为把邻居耳朵打伤，唐某被拘留3天。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他报考消防员通过了笔试和体能考核，却因为曾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录用，考辅警也考不了。

所以，唐某希望考消防员、考辅警这些场景不要拒绝曾经有违法记录的人，而应该只看现在的表现。

单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个人认为唐某的诉求是合理的，本身他当年打架的事情在情理层面就是值得同情的，现在他努力上进，想当消防员或辅警保护公众安全，我觉得挺好。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被用人单位知道，自然就不存在拒录。

第二种方式是要求档案管理部门修改规则，违法记录不要放进档案里成为“案底”，影响后续的政审，也可以要求应急管理部门在录用消防员的过程中遵守规定，不得擅自加码。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2025年度招录消防员的公告，录取条件的8条里并没有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信息来源：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506/t20250627\_548010.shtml

所以，被拘留过就当不了消防员这个事本身就不合理不合规，是相关单位层层加码的做法，把这种层层加码解决掉才是更精准的方法。那为什么没有选这个办法呢？

案例三：

因网络不当言论被处罚致考公务员落榜

安徽的施先生因为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治安处罚后，考公务员以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刷了下来。

这个事情合理吗？我就不作个人判断了，既然中央媒体把它当作案例讲出来，以此论证封存违法记录的合理性，那应该是中央媒体认为这件事不太合理吧？

同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进档案，就不会影响考公考编的政审。

第二种方式，可能就需要公安部门更精准地执法，把“互联网不当言论”和“某些领导不喜欢的言论”区别开来。对那些真正危害社会有现实危险的不当言论，该抓的别手软，对那些本身没有危害只是领导不喜欢的言论，还是要尊重大家的表达权利。

这样一来，真正反社会人格的那些人会被公务员队伍拒之门外，那些为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的人则有机会考公为人民服务，岂不美哉？

总结一下：

我不是法学专家，我也说不好“封存违法记录”这个做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但就官媒拿出来论证必要性的这几个案例来说，我认为都是可以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都是一些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问题，无论违法记录是不是封存，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解决的。

更多的案例，我猜也是类似的情况。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昨天，我去了一趟大埔火灾的现场。原意是献花；去到之后，却被悼念活动现场的组织深深震撼到，最后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我曾很多次在公共灾难性事件之后写文章，呼吁大家注重情绪疏导，强调公共哀悼的重要性。

十二年前，我的同学意外去世之后

但也收到过一些评论。比如这几条对东北大学学生参观矿企溺亡事件的评论：

他们为什么会看起来冷漠、麻木？是天生没有同理心吗？恐怕不是。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认为悲伤、哀悼是软弱的，流露情绪的人应该被嘲笑，谁还敢悲伤呢？如果他们从未经历过一场公开的哀悼，又该怎么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看到他人的逝去感到哀伤，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如何寄托哀思，却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

从大埔回来之后，我想了特别多：如果我们这儿也可以有这样一场公共悼念仪式，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什么？

今天一起写下来，分享给大家。

01 | 进入现场

到达大埔墟地铁站后，我一边看导航一边走；先是在地铁站看到一个支援站，后来的一路上看到许多援助金申请列表。

在香港，许多信息的传递依然依靠线下的方式。尤其大埔的受灾社区内有许多是老人家，可能并不会使用手机、了解到相关信息；这样的布告就非常重要。这张布告隔几步就会看到一张，还间歇性看到许多其他的信息。

跟着路标指引，我与更多手持鲜花的人相逢，一起到达悼念现场。

02 | 悼念现场内部

悼念现场设置在宏福苑附近的一个花园内。地铁站出来的路上，还偶尔能听到大家交谈、说笑的声音；进入悼念现场，则非常安静。外面的路仅供消防、救援、警方等车辆使用，于是连车辆的声音也没有。广场中心是献花区；大家围城一圈，献花，面对大楼静默。

“你系唔系觉得好唔开心？”我侧过头去看，一位女士在轻轻拍着另一位女孩，女孩的面孔因为哭泣已经涨红了。大概听了一下，她们之前也并不相识；这位女士轻声安慰女孩，应该是一位负责心理疏导的社工。

在悼念现场的其他角落，我也看到一个“情绪支援站”的设置，贴了一些情绪舒缓小贴士及求助热线。

其实之前在网上已经见到好多人转发情绪支援相关信息；但深处情绪中的人未必能将自己的感受放到第一位，想到求助。于是，现场有随时留心他人情绪的社工，也非常重要。

—

静默之后，我朝广场的另一个方向走。现场有很多纸板贴着大家的留言。

我正在后悔自己没有带纸笔的时候，服务站中的两位义工将一张纸板/纸/笔递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站着写留言了。旁边也有提示牌写着，要将纸板和笔还回来。

这就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将硬纸板和纸裁成小块，方便大家现场书写。现场重复回收纸板/笔，再夹入新的纸分发给悼念的人，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裁好的胶带。甚至于贴留言的纸板，也需要提前准备。

03 | 寄托哀思，相拥取暖

当我写完留言再去现场的另一边，看到很多人坐在路边学习折千纸鹤。现场准备了大量的便利贴、彩纸方便大家折纸鹤表达悼念。

一位男生在自己的手臂上贴了一张纸【教折千纸鹤】；许多个角落里，大家围在一起折纸鹤，互相交谈。

这个主意真的很妙。我是自己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献完花可能也没什么事做就会离开。但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活动，可以转移一定注意力，也可以有跟其他人交流的可能。聊的也许不直接与火灾相关，但能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获得支持。

以及，在这个场景里，每个会折纸鹤的人，都可以去教新的人。

这时，我留意到很多纸鹤是需要被串起来、再挂起来的。正巧一个角落里放着相关的工具，我就蹲在地上，和其他人一起串千纸鹤；蹲了一会儿，其他义工给我们拿过来了一个瑜伽垫，让我们可以坐着串；就这样，我也成为了义工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小团队不断有人离开、加入，我也因此跟其他人聊了起来。

我说我专程从佛山过来。一位香港的女士说：“我前几天刚去佛山。有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着瘫痪的儿子在地铁站卖千层糕，我去买她的东西。”我说：“我知道她，我之前住在那附近，也买过她的东西。”

我身旁一位香港的男士说：“我都是内地出生的，我也算上海人。”一位北京的女士来香港出差，到达的第一天就来这里；还有一位在中大读硕士的女生，连续几天都来现场帮忙。

还有一位香港的奶奶把折好的千纸鹤递给我：“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辛苦你们！”

04 | 义工与管理之间的张力

我刚刚在看其他平台上的留言。有一条是：“这些在内地都要被城管收起来。”我真是哭笑不得。不过其实在这次悼念现场，义工和管理之间也有一定的张力。

现场外围有很多警察；内部也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居民治安队员。我们串千纸鹤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一位义工来跟我们讲，昨天悬挂千纸鹤的范围，警察撤掉了哪些，以及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在哪里悬挂。

类似情况之前我也遇到过。今年愚人节张国荣祭日的时候，我曾去悼念现场；去的时候比较晚了，组织者告诉我们，最好每个人都抱一束花走，因为今年的纪念活动审批只争取到一天，接下来这些花都要被清掉。

在香港，这些需要占用一定空间的活动都要提前跟有关部门审批：事件，具体的地理位置等。但是一些更小的细节，比如这些纸鹤挂的范围可以到哪里，则不是特别明确，需要具体沟通。

但，社会力量与公共管理从来就不是对立的。有张力，但也有沟通的空间，大家也能相应做出对策。

比如张国荣祭日那一次，现场似乎是不允许摆放音响。于是一位歌迷开着自己的车大声放音乐，绕着悼念现场开。这一次，前一天被责令取下来的千纸鹤被义工们放在了一个树墩上；于是更多人把千纸鹤放在这里，绕着树墩则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里有许多民间自发的行动非常好；但往往因为和管理的冲突而被迫暂停。在应急救灾场景中，“政社协同”已经是一个被经常提到的词。在更多的场景中，管理的力量可否与社会力量有更多的沟通，为民间自发的力量预留一部分空间？

这次悼念活动，让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没有绝对的组织者。每个人都可以帮忙，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支持。在这样一个场域中，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考虑，自发地做更多的事。

05 | 悼念，也是需要学习的本能

说回到开头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公开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哀思。比如，怎样发朋友圈是合适的？怎样安慰朋友？而许多公共事件中，去世的人是完全的陌生人，而自己也感到悲伤，应该怎样做？

此时，一场公共悼念活动，能够让所有人感受到被接纳。能看到他人与你一同哀伤，能够放心地流下眼泪，能获得免费的拥抱。除了线上转发，大家能够一起线下做些也许“没什么用”的小事，却不会被指责，还能与他人产生联结。活动都不需要很复杂，哪怕只是一分钟的集体哀悼。

而活动中的每个人，无需多言，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习到，可以怎样表达自己的哀伤。

而如何营造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做什么？灾难之后能出现这样有序运作的场景，也离不开香港平日里发达的公益慈善力量、社会参与与社区居民的互助。反观我们自身，日常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这次大埔火灾中，许多香港小朋友的参与也让我印象深刻。有的在现场帮忙，有的想要捐款，还有的在学校的组织下写留言表达自己的哀思。哪怕没有直接参与，当周遭的人都在为这件事努力的时候，相信身在其中的小朋友也会受到感染。

我们的小朋友们，也或多或少地接触了一些社会事件；他们是如何理解的？除了捐款，他们还学习到了哪些参与方式呢？在未来，我们可以怎样引导他们呢？

悼念，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本能。不仅是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都还有很多。

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寻找

热闹的宏福苑不见了。这个曾经居住着4000多居民的社区，如今只剩下七栋被烧得灰黑的高耸楼栋，割断了白色的天际线。燃烧过的竹棚像枯草编成的网，包裹住斑驳的墙。大部分窗户失去了玻璃，留下空洞又细密的缺口。楼宇外围被红色警戒胶带层层围起，与外界拉开了上百米的间隔。偶尔有拖着崭新行李箱或小推车的一家几口经过，步子很缓，很轻。他们是宏福苑幸存下来的人。

宏福苑小区外已拉起警戒线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小雪一家四口暂住在一处叫“大埔酒店”的家庭旅馆，这也是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宏福苑步行只要15分钟。小雪生长在重庆，20多年前嫁给一个香港人，自此以宏福苑为家。刚一见面的时候，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们，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

她反复告诉我们，她想开了，她是很幸运的。

她家在第四栋。“好像听说，第三、五、六栋烧得最厉害，其他的要轻一些。”火灾那天，唯一一个在家的是小雪儿子，他正好游戏打累了，下楼找餐厅填肚子，躲过一劫。

宏福苑小区不同楼栋受损程度不同

26日那天得知失火的消息，小雪赶到家已经是三点多，她看到起火的楼剧烈燃烧，但还没波及到第四栋。警方已经拉起警戒线，她就走到邻近的公屋广福邨下的街心公园，从那里能望到整个宏福苑。到了傍晚，灰黑的浓烟已经遮住了她在顶楼31层的家。“看不清烧到了没有。”她抬头望了很久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在小公园踱步，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离开。

“大埔酒店”老板娘李太是26日下午众多给小雪打来电话的人之一。李太60来岁，梳着发髻，画着讲究的弯眉。她立刻给小雪一家留了一间房，免得一家人四处流离。“先不说钱的事，住着再说。”那天夜里，李太酒店住满了收留的宏福苑住户，地上也坐了人。

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香港居民送来的花铺了满地

从29日开始，宏福苑居民已经开始陆续搬到政府安排的临时住所，有的是酒店，有的是敬老院。但小雪还留在老板娘那里，她的儿子在大埔上小学，临时住所很多都远离大埔，在元朗、青衣，如果住过去，上学路就从几分钟变成了一小时。“我一个人的话无所谓，但是孩子上学没办法住得太远。”

许多人仍在等待新的搜救信息。1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召开记者会宣布，截至30日下午4时，火灾已造成146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100宗失联个案界定为无法追查。

夜里的广福邨平台，火灾后，这里一度成为义工和物资集散地

一直到30日上午，印尼家政工Wiwien还在苦苦寻找失踪朋友的下落。她穿着棕色长裙，围着黑色头巾，头巾的角上用金线绣着故乡城市的名字。Wiwien不会说英语，但在家政公司学过简单的广东话。她告诉我们，她和领事馆联系过了，宏福苑一共15个印尼家政工，其中7人已经遇难。她的一个好友遇难，另外四个还没有音讯，所以她心里很急。这位离世的印尼朋友有个11岁的儿子和老公都在印尼。“领事馆打电话通知她老公的时候，他一下子‘睡’（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她说着说着，话突然塞在喉咙里出不来，抬头看天上，没让眼泪掉下。“好惨，好惨。”

我们跟着Wiwien走到大埔墟公交车站边的水泥空地。像每个星期天那样，那里坐满出来休息的印尼家政工——她们平时住在雇主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星期天是休息日。在拥挤的人海中，Wiwien看到了朋友Tri。Tri正盘腿坐在铺了一块布的水泥地上，身上穿着她逃生时穿着的那一件米色连帽衫，身边放着一个黑白编织袋，里面装着刚刚到救助站取回的一大袋子衣物。这几天夜晚温度会降到15度左右，Tri说大火那天，她冻着站在楼下，望着火舌一点点接近这个她尚不熟悉的“家”。 “好惊啊，真的好惊。”

印尼女佣在宏福苑外哭泣和哀悼。宏福苑居民中有大量老年人，许多外籍佣工也居住在此。

Tri42岁了，来香港工作两年多，半年前来到宏福苑第七座的20楼，照顾两个八旬老人的起居，婆婆腿脚不便要坐轮椅，公公能走但有点聋。26日下午两点多，她接到雇主、老人女儿打来的电话，通知马上撤离。“还好当时没烧过来，电梯还能用，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火灾当天下午，Tri带着两个老人住进临时安置点，一家政府公营的养老院，三个子女也送来了老人的药品，轮流来看望父母。本来Tri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但是担心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在婆婆床边打地铺。印尼家里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很担心她，但她因为签证，还有一年多才能回家探亲。“很挂住（想念）她们。”

救助

从宏福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繁忙的大埔墟站。从28日开始，这里已经成为大埔无数个义工聚集点之一，十来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地铁站边上，接收人们送来的围巾、衣服、做饭用的器具，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再扛进小货车的车厢，或是派发给路过的宏福苑居民。

宏福苑外排队献花献物的队伍

Sophie是在附近做餐饮业的员工，她这几天都是一下班6点就冲向地铁站。“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人组织，就是自愿来帮忙的。”有的只是路过地铁站，放下背包就帮忙一起抬桌椅、扛箱子。市民捐来的物资太多，以至于到第三天Sophie她们不得不立了一个纸牌，“物资已够”，但还是有捐物资的人、想要帮把手的路人不断在这驻足。

为了把人力用在最紧急的地方，有志愿者建了网站，让大家在电子表格上报名时间地点。但Sophie说，这些做法并不能很奏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来不及做到“规规整整”。有女孩停在志愿服务点前，说自己是填过表的，就是这个时间点过来。Sophie很抱歉地告诉她，人已经太多了。

宏福苑外，许多心理志愿者为附近居民提供心理支持

政府、商家和各种民间组织提供的救灾物资和资金分散在大埔的不同学校、社区中心、体育场馆、小区广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辗转不同地方一一登记领取。志愿者Jody很清楚这种情况。她来到离宏福苑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这里有一个“灾民证”登记点。她身上挂着一张写有“社工支援”的纸，手上也拿着一叠纸。Jody说，老人家不擅长用智能手机，网上流转的赈灾资讯可能会漏掉，她便将分散的赈灾信息整理起来，打印出来。她站在中学门口，若任何人有需要，她便为她们解释：领什么、在哪里领、什么时候领。

她还准备了一些“情绪卡”，写了一些温暖鼓励的话分发给居民，“或许他们现在不需要，但等他们回去了，心情起伏时可以看看”。

香港市民自发来到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为遇难者留言吊唁和献花

Jody是大埔人。她的父母在大埔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也出生在大埔。在她印象里，大埔一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市镇，一旦遇到灾难，或邻里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一呼百应”。读中学时，香港遭到台风“山竹”袭击，她记得街坊邻居一起出去铲泥，铲树枝，大家一起出钱出力，用自己的方式支援。Jody说，大埔有很多公共屋邨，也有居屋，她的同学们都在不同屋邨里长大，中学也在屋邨里。她和父母住在私人房屋里，但她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分别”。

宏福苑外的心理咨询站门口

Jody告诉我们，火灾后第二天深夜，她就来过广福邨平台。那时她看到有老人神色凝重地独坐在空地边的长椅上，她就去陪他们聊天。这些老人都是宏福苑居民，住到庇护所后，白天有社工帮助、陪伴，夜里人群散去，新闻里还一直播放各种坏消息，他们难以入眠，就会到街上来坐着，“有些老人家讲着讲着就掉眼泪，他们的邻居朋友有些还受伤在医院”。从谈话中，Jody得知，宏福苑许多老人孩子在国外，他们不愿离开家，便留了下来。居住在宏福苑的他们，平时一起吃饭、聊天，相互探望，“多亏了邻里感情好，火灾发生时警铃没响，一些人是靠邻居敲门，才有机会逃生”。

记忆与情谊

11月29日傍晚6点，天已经全黑了，饭菜的香味飘散在香港大埔区的街道上。宏福苑是附近居民区里最静默的——在密密麻麻、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只有这里漆黑一片。宏福苑的楼，好像只是一块块安静的、巨大的石头。

前来为宏福苑大火遇难者吊唁的香港民众排成长队

在大埔河边的街心公园，悼念的人不断前来。人们在这里站定，双手握住，垂在身前，低下头。微弱地啜泣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离宏福苑不远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被临时用作登记和领取灾民证，拎着行李箱、提着布袋的居民进进出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宏福苑的业主，他们都是1983年就搬进去住的，从壮年一直住到耄耋。

73岁老人鸿叔是1983年第一批住户，曾经是实验室技术工，他身材瘦高，满头白发，但眼睛依然清亮。我们问宏福苑在刚建成时是否是“很好”的住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什么当时？在星期三之前，都很好！”

宏福苑位于大埔墟站不远处

宏福苑拔地而起时，大埔恰逢从旧墟市转变为“新市镇”的伊始。70年代中期，香港开始谋划“新市镇发展计划”，也就是打造几个郊区的卫星城市，以容纳经济腾飞下迅速增长的人口，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80年代落成的宏福苑、广福邨，都是这个计划的产物。宏福苑刚建成时，是大埔墟车站边最显眼的建筑：明亮的淡橙色，高耸的31层，依山傍海。

鸿叔搬进去的时候，曾经认为这辈子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房子已经落定，赚钱够养孩子就好，他没有想过搬家的事，尽管后来他的工作挪到葵涌，上班要花上一个小时通勤，也没有怨言。对于鸿叔这样的工薪阶层，收入足够生活，再花上几百万新房，既会带来负担，也没有必要。42年过去了。大火之前，宏福苑已经褪去当年的光鲜，不再和“新”沾边。但他依然是大埔居民眼中宜居且舍不得搬离的地方。

前来宏福苑悼念的人们

何美莲也是1983年宏福苑建成后就搬进来了，她的子女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说，大埔虽远离香港闹市，但大埔墟街市历史悠久，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交通也方便，和宏福苑同一年建成的东铁线只要23分钟就能将居民带到红磡。居住在宏福苑的很多都是大埔人，彼此都熟悉，“我们这些老人家，一起看着当年没有小孩，到小孩长大、结婚，有时我们会问彼此，‘哎你儿子结婚了吗？你抱孙子了吗？’这样聊天很开心”。

张珉二十多岁，从出生起到今天，他只住过宏福苑这一间房子，没有动过搬走的念头。他的父亲是1983年买的房子，他是一个运输公司的管理者，母亲是家庭主妇。张珉小学、中学都在大埔，他记得小时候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也没为钱担心过。他姐姐已经搬出去租房，但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银行做电脑技术员，上班离家就两站地铁，很方便。张珉说，香港房价今非昔比，50平米，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算得上宽敞，租一间这样的房子，在大埔差不多要一万三千港币。如今新建成的居屋，平均面积只有20平米左右，也要住下一家人。

宏福苑外前来献花悼念的人们

对宏福苑的居民来说，大火烧去的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记忆和情谊。何美莲说，她先生去年去世，她独身住在宏福苑，火灾后她搬去和儿子一起住。有朋友的妻子、孩子都不幸遇难，家里只剩一个人。她不断地感慨，“比起其他人，我已经算很好的”。

谈起那天的火灾，陈太的嘴角垂了下来。这是陈太一家第二次在大火中失去家园。40多年前，陈太和丈夫陈生曾经要住进木质的排屋。木屋刚修好还差十天入住，相邻的屋苑起火，一把烧尽他们的新家。“比起四十多年前，什么也没有，今天得到的支援已经多了很多。当时拿到政府的2万5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女儿三岁，儿子还不到一岁。”这次相邻楼栋起火的时候，陈太刚好走到离自家楼下十几米的地方。“我挣扎，要不要上楼去拿东西。可我想，我一双手，能拿到什么呢？”

“来的事，改变不了。没得改变。物质的东西，已经看淡。好多街坊走了…”陈太说到这里，每个字都被喉咙里涌起的泪意阻断。“最难过是这一个。”

（受访者何美莲、张珉为化名）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11月29日发表谈话表示，面对香港大埔宏福苑突如其来的火灾，从中央到特区、从政府到民间、从香港到内地，众志成城，全力抗灾救灾。但就在这危难时刻，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救援工作，挑动社会分化对立，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恨。他们挟民痛、忤民意，妄图利用灾民的悲痛遂其政治野心，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让香港再现“黑暴”至暗时刻。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为人神所共愤，必受道德严谴和法律严惩。

发言人指出，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强大支援下，香港特区政府以“当家人”、“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和勇毅，带领社会各界发扬狮子山精神，团结一致抗灾救灾、共克时艰。同时，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批驳乱港分子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的邪恶图谋，调查制止别有用心者借灾生事、“以灾乱港”的不轨言行。相信广大市民定会擦亮眼睛、识别祸心，警惕一些人故伎重施，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挑动对抗撕裂社会，不受蛊惑、排除干扰，始终以团结大爱同舟共济，与特区政府一道，齐心协力做好善后工作，帮助受灾市民重回安全稳定的生活轨道。

发言人强调，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自2020年7月成立以来，坚定依法履职，时刻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坚决防范、遏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随着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深入实施，香港已迈入国安法治新阶段。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毫不手软依法打击“以灾乱港”行径，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坚决反制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坚决捍卫香港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大势。我们正告妄图“以灾乱港”的反中乱港分子，无论你们变换什么手法，都一定会受到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追究严惩！

一句话告诉你什么叫“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