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心理资源广泛分布的城市，县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心理服务的空白地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选择来到县城，开设起当地的第一间心理咨询室。

这些隐藏在住宅区、农田旁的空间里，接纳最多的是迷茫的小城少年，也不乏焦虑的父母和濒临崩溃的中年人。它就像一面镜子， 慢慢映照出县城里，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和被忽视的心理需求。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县城有了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升学季一到，这些日子，宋祎禛的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电话那头，是焦虑的学生和家长：有的高三考生，备考期间频繁心慌，身体僵硬、呼吸急促；有的家长则为孩子的失眠多梦、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而忧心忡忡。

作为河南洛阳宜阳县为数不多的心理咨询师，每年的升学季都是宋祎禛最忙的时候。考试压力集中爆发，极易成为压垮青少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失控的孩子由家长带着，从周边乡镇赶来求助。

她的咨询室设在县城一个僻静小区的高层住宅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被改造成两间咨询室和一间游戏治疗室。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她和来访的孩子面对面在临窗的沙发上坐下，不一会儿，一旁垃圾篓里，用过的纸巾隆成小山。

几年前，宋祎禛还是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兴趣接触了心理学，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辞职创业，开了这家心理咨询室，也是县里第一家。当时她没想到，这份在县城看似冷门的工作，背后竟藏着如此迫切的需求。

忙碌的时候，她一周要接待七八个来访者，九成以上是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游戏成瘾，厌学，休学……每次300元的咨询费用，在县城不算便宜，成年人有了心理问题往往能扛就扛，舍不得花这个钱；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孩子不想上学”这件事，在很多家庭眼里是“天大的事”，拖不得。

县城里长期被忽视的心理需求，数据中也有迹可循。2024年初，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显示，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心理问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抑郁、焦虑、孤独，还是网络依赖，情况可能更糟。

宋祎禛不是唯一一个选择在县城做心理咨询的，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胡立玲也在去年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阳山曾是省级贫困县，县城不大，从北到南骑车穿过只需十五分钟，她的咨询室开在县郊，周边成片的农田环绕。楼下赶集的人群热热闹闹，有的来访者上门时，顺手拎着大集上买来的酸奶或几串葡萄，串门一样，边吃边聊。

胡立玲的咨询室，窗外是成片的农田。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心理咨询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并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最初听说她要开咨询室，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要接‘疯子’？”

这样的误解在咨询室里也不少见。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长认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会被送来，成绩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烟，都足以引发一次“心理干预”。家长期待心理咨询师能像老师一样，给孩子们“好好上上课，开导开导”。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心理咨询当成了医生看诊。孩子情绪崩溃了，家长打来电话问：“吃点什么镇静药好？”医院里没能治好的重度脑瘫孩子，被家属送来，指望心理咨询“能管点用”。但他们不知道，心理咨询不具备治疗能力。

除了孩子，咨询室往来最多的还有妈妈们，县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依旧普遍，她们常常坐立不安，屋里来回走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爷爷奶奶，讲着浓重的方言，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做了三年心理咨询后，戴卫平发现了县城来访者和城市的明显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师，有13年心理临床经验，2021年辞职回到家乡，开设独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触到的青少年多是因亲子关系紧张、原生家庭创伤等问题而来；回到县城后，他发现，困扰孩子们的更多是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成瘾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每年开学季和升学季，咨询室的来访明显增多，他听过太多孩子的诉苦，“读书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上不去”，“每次听默写，老师问问题我就发抖”。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县城长期以来只用成绩评判孩子，读书也容易被当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戴卫平在上海最清闲的时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阶段之一——人们回到县城，家庭成员距离拉近，最考验亲密关系，问成绩、问工作、催婚催育，平时被搁置的矛盾集中爆发。

今年的除夕他也没能闲下来。晚饭刚吃完没多久，就急匆匆赶往工作室。两个原本约在几天后的来访者临时联系他，情况紧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卫平所在的安福县。讲述者供图

那五个孩子是在同一周内陆续出现的。今年春天，他们先后来到戴卫平的咨询室，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们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细密的、新旧交错的伤痕。即便从业十余年，这一幕依然让戴卫平觉得触目惊心。

戴卫平说，县城条件落后、心理健康知识滞后，来访者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除了轻微的情绪困扰，相当一部分人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情绪问题在初期常被简单归结为“作”“没事找事”。长期拖延、忽视之下，很容易发展成极端。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她常常把这里称作“心理学的荒漠”。在她2023年成立心理工作室之前，当地县医院多年来连心理（精神）科都没有。

胡立玲一直记得那个最早的来访者，她的心理咨询室还没正式营业时，她刚在一个县交流群里发了自我介绍，立马就有一位母亲联系了她。听她描述完孩子的状况后，胡立玲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心理异常，只是一直被忽视、被误解，到这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恶化到疑似精神分裂的地步。

她没能见到那个孩子，对方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她只能建议家长尽快送孩子去专业医院接受治疗。

但这些提议被家长拒绝了。他们担心，孩子一旦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信息将被上报备案，“孩子未来就完了”。他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孩子终有一天会自己“走出来”。

后来的两年里，胡立玲在咨询室见到了更多有着严重心理困扰的孩子。本该活泼的年纪，整个人却像被抽空了一般，眼神空洞，语速极慢，说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在那些微弱的呼救声中，她发现了一个沉重又隐秘的现象：许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背后，藏着更深的伤痛——性骚扰或性侵的创伤。这些伤害往往发生在孩子年幼时，家长们看护不到位，孩子年幼又不具备判断能力，直到进入青春期，意识萌发，心理问题也随之爆发。

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女孩，事发时大多不满14岁，有的甚至还不到10岁，施害者中有些也是刚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男孩。因为事发时间久远，证据难以留存，想要追责几乎无从下手。这让胡立玲和那些陪伴前来的家长一样，都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曾经是省级贫困县。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个案，戴卫平也遇到过不少。孩子们的讲述中，侵害大多与“熟人”有关：远房亲戚，补习老师，或是因父母不在身边、托付照看的“熟人”。正因为彼此熟识，这些关系成了隐秘伤害的掩护。

事实上，即便男孩也不意味着能免于性侵害，往往更加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宋祎禛曾接待过一位男孩，年幼时遭遇成年女性猥亵。事后他试图将经历告诉父母，却被轻描淡写地忽视了。

这段经历在男孩心里埋藏了近十年，当他因为其他心理困扰前来咨询，才在深入交流中重新触及那个被封存的创伤。他至今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和回应，只因为他是个男孩，他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一个男孩身上发生呢。

在和男孩的沟通中，宋祎禛感到唯一慰藉的是，他的内心依然善良。宋祎禛记得，男孩多次在咨询中表达，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更多人对男孩性侵问题的关注。甚至当自己的表妹或其他伙伴可能面临类似风险时，他也会用自己的经历作为提醒。

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那些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很久。几位咨询师都注意到，不少来访者即使已经成年，工作了，结婚了，内心依然缺乏安全感，难以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戴卫平在进行沙盘讲解。讲述者供图

咨询室之外的战场

对县城咨询师来说，很多时候，“咨询”并不只发生在那间小小的咨询室中。县城心理资源紧缺，问题来源复杂，往往要求他们不能只扮演“咨询师”，还得临时充当着社工、调解员、临时救助者的角色。

心理咨询室刚起步时，宋祎禛曾接到一次特殊的求助：一位家长希望她能“上门看看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长期不出门、不说话，整天窝在屋里，家人束手无策。

宋祎禛一开始有些为难，按照心理咨询专业伦理，通常不提供上门服务。有效的心理咨询依赖于来访者的主动意愿和可控的环境。这两个前提一旦缺失，咨询师再有技巧也难以发挥作用。

但家长一遍遍发来请求，语气焦急。宋祎禛动摇了，想着即便无法正式咨询，也至少作为心理工作者，去确认一下孩子的状态。

当她走进那个房间，眼前的情景让她愣住了。男孩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长时间没洗，已经有些发灰了，像团乱糟糟的鸟窝。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异味。

那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咨询”，宋祎禛如今说。她尝试和男孩搭话，但对方仅仅是偏头看了她一眼。各种办法都没能帮她找到沟通的入口，最终她只能失望离开。

在县城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很多都经历过专业规范和现实处境之间来回拉扯。城乡执业环境的差异，戴卫平也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时，来访者问题相对集中且明确，多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咨询是阶段性的，来访、结束、告别，每一次会谈都清晰有界，双方关系严格限定在专业时间内，不会延伸到生活。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发现，“很多设置在县城都显得过于理想”。像宋祎禛一样，他也经常接到上门求助，有时还是来自妇联等机构的紧急求援。此外，县城边界感模糊，他出门散步都可能遇见自己的来访者，也没少拒绝熟人上门——心理学伦理准则中，咨询师应尽量避免与来访者产生双重关系，以防干扰判断，影响中立性。

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求助需求，戴卫平回乡后开始系统考取相关资格证，除了已有的心理治疗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他又取得了中级社工证。社工身份让他能更合法、灵活地进入家庭、深入社区，哪怕是在田间地头，也能开展工作。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考取了社工证等各类资格证书。讲述者供图

至于宋祎禛，随着业务逐渐成熟，她也在摸索一套适合县城环境的平衡方式。

家人习惯她的职业身份后，连孩子都常常“介入”。从小学开始，孩子就常把朋友带回家，一脸正经地对她说：“妈妈，我觉得你该跟他聊聊。”

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小学男孩，留守儿童。父母离婚后，他被留给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眼里的“不良少年”。但在宋祎禛看来，他聪明、敏感，只不过内心伤痕累累。那孩子曾讲起，有一次父亲生气时，竟把他带到山顶丢下，独自驾车离开。因为不想回家，被带到宋祎禛家之前，他抱着一床被子，在楼顶一堆废弃物中蜷缩了一夜。

出于伦理限制，宋祎禛无法为他提供正式的心理咨询，既涉及双重关系，也缺少监护人在场。她只能以朋友、长辈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导。她相信，倾听和陪伴，本身也具备疗愈力量。

宋祎禛说，像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真正进入心理咨询流程。父母常年在外，照顾他们的祖辈既缺心理意识，也缺乏带孩子寻求帮助的能力。

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具备自主能力后，比如上了初、高中，才会鼓起勇气独自来求助。她在咨询室里见过他们——没有预约，情绪已经绷到极限，推门直入，流着眼泪，有的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有朋友陪伴。

“那样的状态，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宋祎禛会先做基础的情绪安抚。这些孩子大多经济困难，无法收费，也难以按正式流程开展咨询。但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陪伴和疏导，也能帮他们卸下一点压力。等到情绪稍有缓和，如果孩子愿意再来，她才会尝试引导他们联系监护人，建立正式的咨访关系。

宋祎禛知道，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仍是可遇不可求。去年，她主动进入县城一所小学给孩子上团体辅导课，还陪伴一些“问题孩子”做了一整个学期的一对一咨询。比起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敲门，她更愿意往前走一步，尽早靠近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

宋祎禛走进乡镇学校上心理课。讲述者供图

难以抵达的

“咨询一共要做几次？”这是县城心理咨询室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不少来访者带着急切的期待，“聊几次就好”，“最好一次见效”。尤其是那些因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学生——他们是县城咨询室中最常见的来访群体。焦虑的家长们总希望孩子尽快“回归正轨”。一旦复学，咨询也随之中止。

“心理咨询不是吃药打针，不能一上来就见效”，宋祎禛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建立信任关系，再共同厘清问题，最后探索应对方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三五次只是起步，一二十次很常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并不少见。”

可复学就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几位咨询师都提到，复学只是阶段性成果，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修复内在困扰，恢复稳定、健康的状态。否则，那些被压下去的问题只是“延时地雷”，一旦遇上导火索，随时可能以更激烈、更极端的方式爆发。

陕西渭南大荔县的心理咨询师贺晓萌至今仍记得那个让她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来访者。那个孩子是主动找来向她求援的，初见时孩子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贺晓萌试图联系家长，但并没有得到对方重视——孩子成绩不错，在他们看来，花钱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必要。

一年半后，孩子再次出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时，情况已经恶化许多。这一次，父母终于同意让他接受咨询。但过程始终断断续续的，只要状态稍有起色，能够恢复日常学习，咨询就会被暂停。

贺晓萌最后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从精神病院发来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愈发糟糕、反复，父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走向失控的地步。

县城家长对孩子情绪的忽视，在宋祎禛看来，并非出于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应。“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养育的经验，（遇到问题）只能看见对错，看不见情绪。”

其实，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成长在一个控制感极强的县城家庭，母亲严厉，父亲脾气暴躁。为了避免冲突，她早早学会察言观色，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愿是父母帮她填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也是遵从了父母意志。被推着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30岁，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迷茫和焦虑，发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别人设定轨道的列车。当她把这些困扰向身边人倾诉，并没得到理解，连丈夫也认为她是“闲得没事瞎想”。

这些困惑与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学的起点。她自学了心理学，后来辞去做了八年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宋祎禛说，这是她四十多年来为自己的人生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县城创业，是因为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县城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极少数。受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只有在情绪濒临崩溃、实在“扛不住了”时，才会走进咨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询室一角。图源讲述者

那位患有恐惧症的女性来访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刚坐完月子，穿着睡衣走进咨询室，头发油腻打结，皮肤上蒙着一层黑垢——不是因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个产后月子，她一次澡也没洗过。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连小猫小狗都能引发她的惊恐反应。生育之后，这些症状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终也选择离婚。

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那次咨询宋祎禛并未收费。只对她的恐惧情绪进行了初步的安抚和干预。其实，她的状况需要长期支持和深入处理。但得知收费标准后，女人没有再回来。

这是许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无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也最难承担起心理咨询的费用。

现实的限制也压缩着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空间。戴卫平来到县城后，将咨询费从在上海时的1100元降到300元，对家庭困难的来访者，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即便如此，系统、持续地接受心理咨询，对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三年前，他从医院辞职，决定回老家执业时，身边同行都劝他慎重。那时他快五十岁了，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其实挺喜欢在县城的这几年，日子平平静静，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能陪伴家人，闲暇时还能打理菜园子。虽然线下来访不稳定，靠线上咨询也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营。

只是到了今年，情况变得更难了。经济不景气，戴卫平听到不少外地同行关门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从县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吉安，这里离家不远，还能辐射更多乡镇，也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观念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还想坚持坚持，等待改变慢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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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产“伟哥”（枸橼酸西地那非片）曾凭借价格优势和市场需求迅速崛起，成为抗ED药物市场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观念转变以及社会趋势的变化，这一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家含有“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的上市公司在一季度集团出现业绩失速，龙头企业白云山更是营收净利双下滑、库存高企，曾经的“明星产品”如今陷入滞销困境。

一、国产“伟哥”，严重滞销

曾被誉为“国产伟哥”代名词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西地那非仿制药），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市场寒冬。国内多家龙头企业业绩集体承压，库存积压问题凸显。

在白云山2024年年报中，公司披露“金戈”销量8785万片的成绩单，相当于日均24.07万片，较2023年每天少卖3.6万片。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库存激增了近50%，达2420.11万片，抵得上白云山“金戈”一个多季度的销量了。对于库存的增加，白云山解释是，该产品竞品数量持续增加，市场竞争激烈，加之调整促销政策所致。

今年一季度，虽然白云山没有具体披露金戈产品的销量情况，但从其业绩数据或许也能看出些许公司经营在持续下滑的窘境，一季度营收减少4.73亿元，同比下滑2.06%，而去年同期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09%，归母净利润也是从去年同期的上涨转而下滑。

除了白云山，含“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的上市公司在今年也集体出现了业绩下滑的情况。科伦药业2025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跌29.42%至43.9亿元，净利润骤降43.07%至6.6亿元；泰恩康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滑32.45%至1.08亿元，2025年一季度净利润再降30.62%至3154万元，营收净利双下滑之际，公司存货激增25.41%。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拓新药业身上，2024年公司营收腰斩至4.22亿元，净利润亏损1988万元。而常山药业曾宣称“中国ED患者1.4亿人”，而这几年公司业绩大不如前，2025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2.10%至2.59亿元，西地那非亦未能扛起增长大旗，比起“1.4亿患者”，常山药业可能更加需要西地那非。

二、为何卖不动了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片”上市公司业绩集体失速，这一市场态势的逆转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白云山在财报中明确指出，金戈去年销量下滑、库存高企的核心诱因，在于“竞品数量持续井喷式增长，市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检索国家药监局数据库可见，当前国内已有91款不同规格（20mg、50mg、100mg等）与剂型（普通片、口崩片、干混悬剂等）的西地那非类药物获批上市。

其中，扬子江药业、齐鲁制药、修正药业、海王生物等一众药企纷纷抢滩入局，形成“扎堆涌入”的行业景象。

药企密集进场的直接影响，是价格战的愈演愈烈。

2018年齐鲁制药的“千威”上市时，单片定价仅9.9元，远低于原研药万艾可与金戈；2020年第三批国家集采中，千威以2.08元/片的价格中标，而金戈与辉瑞则遗憾出局。

截至2023年上半年，“千威”在公立医院的市场份额已接近万艾可的两倍，曾经占据院内优势地位的金戈，销售额则呈持续下滑态势。

院外市场同样面临挑战。曾经高高在上的原研药万艾可，如今也开始主动调整价格策略：在电商平台上，50mg规格产品最大优惠后单价约29.8元，降幅超50%。

尽管价格仍比金戈高出60%以上，但凭借更强的品牌认可度，万艾可正直接冲击金戈的市场基本盘，现实中药店门口“万艾可到货”的醒目告示，便是市场格局变动的直观体现。

而消费者健康观念的革新也在深刻重塑市场生态。

他达拉非、伐地那非、阿伐那非等抗ED药物凭借药效持久、安全性高及良好的药物代谢特性迅速崛起，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潜力。以他达拉非为例，其具备剂量更低、半衰期更长、作用持续时间久，且不受高脂饮食与饮酒影响等显著优势，在商业化推进与消费者教育层面，正逐步挤压西地那非的市场空间。

甚至，部分人群已不再过度依赖药物，而是优先通过运动、饮食调节等非药物方式改善身体机能，这种趋势进一步加速了市场格局的迭代。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性生活正在减少。北大和复旦调查显示“95后”仅50%每周有性生活，这种需求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也在冲击伟哥类药物市场。

而这场变局的本质，是医药行业从“专利保护期红利”向“充分竞争时代”的必然过渡。竞品爆发式增长打破市场垄断，技术迭代推动品类升级，消费观念变迁重塑需求结构，而社会趋势则从底层重构了市场容量。

国产伟哥销量的下滑，不过是这一宏大转型中最具象的注脚——在政策、资本、技术与消费心理的多重角力下，任何固守传统优势的市场参与者，都可能在行业生态的剧烈嬗变中，成为被时代浪潮重新定义的存在。

我常说，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你的事必须足够荒唐，足够奇葩，才能引起关注，才能借此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这不，山东枣庄某楼盘多次延期交房，一个身材比较突出的女业主，通过短视频维权，却因穿着被网友质疑“擦边”：

一大波业主维权，不如一大波业主维权。

王女士大尺度曝光无良开发商。

关注了，以后卖啥我都买，答应我别让你老公碰你，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支持开发商不要交楼，我们还想多看几件衣服。

这是这位王女士的视频账号，你们觉得擦边了吗？

我只觉得这个女业主身材好，穿着得体，维权正当。

我没有看出任何“擦边”的问题。

而且，就算是他们意识到这么穿有流量，从而顺应了网友的意愿，故意这么穿，我看到的也是更多的无奈与辛酸。

普通老百姓，手里能有什么维权的武器呢？无非献祭肉身，要么跳，要么捅，以血肉之躯，试图博得一个结果，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系统性的烂尾楼面前，牺牲了肉身也换不来结果的悲剧，不断上演。所以，为了自己的正当权益，普通人就算用点“擦边”的手段，也无可厚非。

如果能如期拿到自己的房子，谁愿意“擦边”呢？

面对维权的王女士，收起随时都能发情的冲动，关注一下人家的诉求，就真的和自己人类的身份那么格格不入吗？

就像有媒体说的，本应得到聚焦的房屋质量问题，却在舆论场中诡异的转向了对女性穿着和身材的评头论足，一场正当的权益抗争，就这样被生生异化成了低俗的擦边狂欢。

所以，最后，虽然我的声量微弱，也愿意替王女士和其他业主喊一声：

山东枣庄中原御府花园，你们的房子烂尾三年了，请你们尽快交房！

2025年5月13日，15岁女孩刘靖蕾通过Bilibili平台向“特训矫正学校受害者救援小组”发出求助信息，主要为其同学争取援助，随后她加入了该小组针对贵州某学校的调查及救援行动。

2025年5月22日，刘靖蕾向救援小组成员发送紧急求救短信，称有三名自称来自“网监部门”的男子进入她家中，她借上厕所的机会发出信息，随后失联。

此后，救援小组成员前往当地在其小区监控室，确认刘靖蕾于5月22日13:30左右被三名人员带走，车牌号为贵C7Y739，但去向不明。

2025年5月29日，B站账号“反读经”收到信息，确认刘靖蕾在贵州耕力研学实践基地（贵州耕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5年6月9日早上，“反读经”发布关于刘靖蕾和贵州耕力的受害者遭遇的的视频。

当日下午6点，刘靖蕾使用陌生手机给“反读经”博主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有“受伤和被欺负”，但话未说完便被自称派出所警员的人打断，夺走手机，并否认任何迫害情况。

2025年6月10日中午，救援小组成员接到刘靖蕾的语音通话，在对话中明显感到刘靖蕾受到了贵州耕力的胁迫，电话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索要反读经博主的联系方式，其二是教官直接要求下架视频换得刘靖蕾8月份离开。

2025年6月10日晚，有个同为贵州耕力的受害者联系救援小组，称要举报该公司违法办学（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并存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未成年及学生的情况，情节十分恶劣。于此同时，救援小组正在联系的其他受害者已有十数人。

2025年6月11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情况危急，请大家关注与转发。

本以为早已过了愤怒的年龄，但依然会有很多事，让我愤怒，震惊。

这次让我愤怒的，是一个媒体记者的遭遇，特别是其遭遇背后的故事。

6月9日，李东回了一趟老家。

次日一大早，李东被当地警方从家里带走。

李东曾在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工作，是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情怀的记者。

警方带走李东，大概率与他之前曾采访过的一起案件有关。

2019年10月1日，石家庄40岁的男子刘东林在家里， 被警察翻墙带走，理由是：在两年前砂场的一起打架斗殴涉嫌“故意伤害”。 

七天后，刘东林在指居地，殒命。

警方给出的说法是五个冷冰冰的字： 肺栓塞病亡。 

刘东林之死，至今成了一个迷。

但据和刘东林一起被抓的工友们在后来的控诉材料里称，他们在指居的银河宾馆，遭到包括但不限于擀面杖碾过小腿，手摇发电机电击等刑讯逼供。

一个和刘东林关在同一个房间的人亦回忆，残酷刑讯逼供之下，问什么答什么，让承认什么，都认。

刘东林死亡那天，是2019年10月8日。

前奏是，他被带出去上厕所。 

十几分钟后，门外就传来一声凄厉的“啊”，然后万籁俱寂。 

然后， 刘东林死了。

再然后，在刘东林家属投诉举报无果之下，一位叫李某峰的律师找到刘东林家属，经协商给了45万“救济款”。

给钱的前提是：家属必须保密。

钱货两清，命案私了。

但这天下，从来就没有永远密不透风的墙。

2024年，尚在北青报任职的李东，接获刘东林指居期间死亡的线索，遂与其他媒体记者一同介入采访。

遗憾的是，在神秘力量介入下，其稿件未能见报。

那篇被封尘在电脑文档里的调查文章，成了李东一辈子的遗憾，之一。

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2025年5月12日，新黄河一篇《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最终将该起事件大白于天下。

有关信息源称，该事件经媒体介入后，石家庄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刘东林家属的两位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进行调查。

一张罗织“集团犯罪”的大网，撒向了所有追问真相的人。

李东，就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

石家庄警方将李东带走后，问他：“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事情？”

李东答：“我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报道也没有发出来。”

据知情人士透露，石家庄警方还告诉被传唤的李东，之后将对刘东林家属的代理律师，采写相关报道的新黄河记者——

进行传唤！

一股疑似白色恐怖的气氛，扑面而来。

最新消息是，李东目前已安全回到北京了。

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被传唤的经历。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李东，但一定有很多人记得他曾经的一篇报道。

2024年1月30日，北京青年报曾在官方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刊发了《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一文，将一桩冤案曝光于公众的视野，直接推动了该案得以鸣冤昭雪。

写下这篇文章的记者，正是李东。

2025年5月8日深夜，我和李东在聊起这起案件时，李东称，“当初发稿时，案件还没有确切要翻案的动向，所以发稿就意味着报社要跟公检法硬杠，报社领导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稿子能发出来非常不容易。但是，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多，这破破烂烂的社会总需要人去缝缝补补。”

李东还称，“该案无疑是司法的耻辱，也是一个公民平冤史上的典型案例，当然会被永远提起。”

这就是李东，一个在新闻战线上以键盘为武器，行走于江湖的侠客。

抓住了提出问题的人，也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李东已然安全归来，但刘东林家属的代理律师及采写相关报道的新黄河记者刘成伟，不知道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2025年，广西灵山县檀圩镇茶亭村。一排村民跪在被挖掘机碾过的山路上，向在场的相关部门人员高举投诉材料。他们面前，六炉山风电场项目的挖掘机轰鸣作响，山体裸露的黄土如伤口般刺眼，山下村民的饮用水源已浑浊如泥浆。

一、19.38亿风电帝国的环境影响谁说了算？

六炉山风电场堪称广西新能源的“旗舰工程”——总投资19.38亿元（广西发改委文件显示实际投资达28.98亿），装机容量400兆瓦，相当于灵山县年用电量的三分之一。项目宣称“年均减排二氧化碳79万吨”，被列为广西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建设单位国投广西风电有限公司，系央企国投电力全资子公司，背景显赫。

跪在推土机前的一排村民

然而光环之下，疑云密布：

资质悖论：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仅持有“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乙级资质证书（编号：乙252024010147）。而国家《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编制规程》明确规定：装机≥50MW项目必须由甲级资质机构承接。400MW的超级项目竟由乙级机构操刀，如同“社区诊所主刀心脏手术”。

技术团队缺口：甲级资质需至少15名注册环评工程师，师源环保2025年披露工程师仅6人，不足标准一半。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在受理该环评报告时，未对此提出质疑。

二、村民全都不同意，但环评称“未收到群众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规定：

环评报告书报送审批前，应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公示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并对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项目，报告书需包含对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然而，报告书声称：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群众意见及反馈。”

村民的口述则截然相反：

“去年底他们逐户入户问过，我们全部都不同意。”——茶亭村民，2025年6月8日

更有村委八组于2025年5月29日发出公开信，称政府动用不明身份人员，在3月13日和4月21日两次对村集体自留山进行“强征、强占、强挖”，导致山林被破坏、饮用水源被污染，却无法出示任何合法手续或环评批文。矛盾之大，堪称“有声无影”的戏中戏。如此“无人问津”的公示与“家家反对”的民意，昭示公众参与权被实质剥夺。

三、“敏感区”或“牺牲区”？水源安全谁来保障？

环评争议的核心还在于环境敏感区的系统性失察：

5米之危：10台风机将矗立于天顶山水库汇水区，最近处距水源仅5米——不足一台风机叶片长度（约80米）的十分之一。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管理名录》明确将水源保护区列为敏感区，要求重点论证污染风险。

滑坡风险剧增：环评报告轻描淡写“水土流失可控”，但2025年雨季，风机基座周边已发生多次水土流失严重，村民公开信哭诉：“5月9日早上下了一场三个小时的雨，我们山上的泥土和石头被雨水冲下来，村民的钦用水源、水田、坡地、河流也被污染，我们的水田里，河里，坡地以及山体上都堆积了厚厚的於泥，这些都严重污染我们的环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山上随时会滚落的石头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四、监管缺位：谁来为“放水”买单？

在项目审批与日常监管中，钦州市生态环境局理应扮演“守门人”角色。钦州生态环境局却受理师源编制的国家级项目环评，暴露出地方监管对央企项目的“柔性执法”。这与2024年广西47家环评单位因编制质量问题被记分形成讽刺对照——违规者受罚，越级者通行。从资质审查、听证组织到敏感区论证，该局不仅未能制止明显程序违法，反而成为“放水”的共谋。

资质审查不严：乙级机构承揽甲级项目，审查环节流于形式。

信息公开不力：村民多次申请查阅环评批复、征地文件，无果而返。

听证会挂名：形式化公示未通知村民，听证会成摆设。

前两天有个新闻很搞笑，某地媒体采访了一个十岁孩子，孩子张嘴就是演讲腔，自称是岳飞第34代后人，说祖上有29代都参了军，这是家族传承，自己的梦想也是去国防科技大学，然后参军，要让家风传承下去。

评论区立刻沸腾了，纷纷点赞这孩子的家国情怀，说他长相端正，一看就是武将的模样，小小年纪有这样的谈吐，前途不可限量。大家还感叹岳家后人就是不一样，一代代都这么爱国，真是太伟大了。还有人说自己家也姓岳，至今不跟姓秦的通婚，这是必须坚持下去的传统，血海深仇不能忘记……

嗯，坏人看到这场景，肯定会偷着乐：这么好忽悠的人们，不当韭菜割简直是浪费啊。

这孩子说话表演痕迹很重，张嘴就是假大空，要说前途不可限量，恕我看不出来。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都是大人教出来的，最可恶的是那些教孩子造假的大人。

如果真如孩子所说，祖上有29代都是军人，那就意味着蒙古人建立元朝，岳家后人就成了元军，明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就成了明军，明末乱七八糟的时代，也不知道岳家后人是明军还是农民军，清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又把脑门子上头发一剃成了清兵，那可是后金啊，岳家后人这不是认贼作父吗？民国时期就更乱了。29代传下来的参军传统，很可能导致岳家成了N姓家奴，吕布都觉得自己冤透了。

如此一望而知的荒谬，得智识低到什么地步才会感动到在评论区鼓掌叫好？

不管历史名人自己成色如何，即使再光辉璀璨，也不可能泽被多少代，血缘更是愈发稀释。尤其是以中国历史的动荡，多少世家大族灰飞烟灭，动不动就是灭族之祸，一个改朝换代，能剩几个旁支已经不错，哪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后人。

即使是正儿八经的岳飞后人，明代也以文官为主。29代从军的说法，除非是在整个家族的所有旁支里计算。

至于家风一说更是胡扯，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伴随的是无数血腥屠戮。真要坚持什么家风，灭九族都有可能，活下来的哪个不是委曲求全做顺民？从这一点来说，岳家后人要是29代从军，连元兵清兵都愿意干，倒是真的符合人们鼓吹的“适应社会，先活下去”。曲阜孔家的苟延残喘，不就是靠着世修降表，谁有权就认谁的八面玲珑吗？

祖宗怎么样，不意味着后代就一定怎样。姓岳的嚷嚷不跟姓秦的通婚，一脸对“汉奸”的嫌弃，但在历史上，秦家后人也有英雄，岳家后人也有汉奸。

1221年，宋宁宗时期，蕲州通判秦钜抵御金军，誓死不降，他正是秦桧的曾孙。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收到曾静来信，信中说“你是岳飞后代，怎能为金人后代做走狗”，劝他举兵反清。结果岳钟琪反手举报，将曾静抓捕。

当然，清宫辫子戏的粉丝们，那些迷四爷雍正迷到三魂出窍的古偶剧粉丝，会说跟康雍乾三大盛世皇帝站在一起的当然是好人，我就呵呵两声，反正我不可能认可一个文字狱如此酷烈、思想钳制登峰造极的朝代，也不可能认可任何走狗。

所谓“岳飞后人29代从军”，其实就是一个编造极其拙劣的假新闻，采编人员导演，找个孩子出来垫背，忽悠那么没有脑子的受众。但采编人员文化层次和智识水平又太低，想吃这碗流行的饭但连造假都不会，就闹出了笑话。

这几年，地方融媒总想折腾点新玩意儿，但笑话不断，只能让人慨叹，现在媒体门槛真是太低，低到造假宣传这个老本行都干不好。

很多行外人不知道“融媒”是个啥，“融”就是融合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把一个地方的报刊、电视台和电台等媒体资源进行融合。很多行内人说起这个，都能说到天花乱坠，张嘴就是“跨时代”之类的大词，融媒的好处更是多到不可胜数，以前报纸干报纸的活，电台干电台的活，电视台干电视台的活，现在可以把媒体资源整合在一起，顺应现在的时代，比如纸媒记者也能做视频，看，多全能多厉害。

但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但凡一窝蜂上马的事情，背后肯定有大问题。

融媒的大背景就是：传统媒体没人看了，固有的盈利模式破产，加上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不行了，也养不了无法自负盈亏的媒体，所以把大家融在一起，原本一个人当牛马用，现在一个人当三匹牛马来用，剩下两个牛马就可以自寻出路了。

这些年的媒体趋势，行内人都明白：原本有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被打压，原本就没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变得更没有底线，这就是真相。以前是在“规定动作”之外弄点“自选动作”，现在是只有规定动作。

而且，媒体自身生态的恶化，加上整个社会的经济下行，对这个行业最具摧毁性的打击是人才层面。以往媒体的门槛也不高，但起码行业有竞争，市场机制起作用，市场判断的好坏，总比各地市领导的判断靠谱一些，所以既有出色的上游，也有基本的下限。可如今那些有本事的媒体人，基本都已早早转型，真正留下的已经不多。至于年轻人，真有本事又真想做媒体的，也只会去头部，地市级体制内是典型“池浅”状态，扑腾不出浪花不说，连转个身都随时被掣肘，今天写个稿子给某办科长审一审，明天稿子有点问题被某单位小领导骂一骂，谁愿意来呢？

我很烦张雪峰，但他对新闻专业的判断是真的没错。这个专业完全可以废除，因为它教的东西跟实际脱节，纯属浪费时间。在中国媒体短暂辉煌的市场时代，真正的好记者没有几个是新闻专业出身，这一行需要的从来都是天赋和触觉。

在现实中，我也见过几个吹捧新闻专业的人。他们总是会着眼于那些新闻套路的“有用”，继而鄙视那些“无用”的人文知识（他们没想到张雪峰的鄙视更彻底）。且不说这些人业务能力如何，人品就很成问题。因为将所谓新闻套路当成宝，将人文知识里那些审美的东西视为无用，不仅曲解了新闻这一行，也体现了极大的功利心。一个过分功利的人，能是什么好人？

但对于地方融媒来说，他们的人才选择空间太狭窄了。在媒体辉煌的时代，招人可以不看专业，用作品说话。但在当下，能来的就是小猫三两只，大家都是白纸，所以越是不入流的媒体，招人越喜欢招新闻专业，因为起码证明曾经学过（至于学了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但这个专业从生源到专业知识，都已经相当贫瘠。

各地融媒一般都不会吹嘘自己挣了多少钱，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挣不到钱才折腾出来的东西。所以融媒要想吹嘘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玩虚的。什么最虚？伪文化。真正文化层面的东西，大多数融媒没有能力做，只能做忽悠领导和庸众的那些伪文化，如果配合主旋律，那就百试不爽。像“岳飞29代后人从军”，兼容历史文化和爱国情怀，领导应该很喜欢，庸众也顺利被忽悠，至于它是否经得起推敲，谁也顾不上了。

我感叹的是，媒体这一行，真的堕落到连搞个小小的造假文宣都能弄得一屁股屎的地步了吗？

“大家好，我是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 

念完这句话花掉韦东奕4秒钟，后面再也没了，这就是“韦神”的视频，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唯一的视频。 

微博上那些冒充他的账号已经被封禁。而经过机构媒体求证的正牌账号，抖音、B站、小红书，目前只有这一个作品。

如果像他堂哥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开这个账号是为了辟谣和与社会互动，这个原本简单的诉求，如今却面临更复杂的局面。短时间内拥有超过2400万粉丝，如果是我也很难消化。 

这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学奇迹。真正的奇迹，不是个人或算法所能预设，而只能是属于“上帝”——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民群众。

堂哥帮他主持了这个账号，开始的几天也和普通账号一样默默无闻。后来极速蹿红，偶然的动力是高考，很多焦虑的父母，把“北大韦神”的评论区看成许愿池。

理性的人不会相信在那里祈愿能够让孩子多考几分，但是，又有几个人相信穿旗袍有效呢？我妈妈到现在仍然相信，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虽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也和她去淮阳伏羲庙烧香有关。

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有的地铁站仅仅因为谐音，就能吸引考研、考公的大学生膜拜。

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信仰，人们并不是深度迷信，而是一种表层信仰：举手之劳，博个彩头，点赞表达一个美好祝愿，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这样，“韦神”这个外号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他第一次被媒体关注是连续两次拿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金牌，那时候“韦神”，就是纯粹对数学天才的膜拜。第二次走进媒体视野是2021年，那时他已经是北大教师，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矿泉水，那时候的“韦神”，是称呼“天才”的另一面：简朴、另类、专注。 

他成为考生家长许愿的对象，意味着他开始变得抽象和符号化。人们心中的神，总是高高在上，不轻易下来，要么变成雕塑和画像。对一个活人来说，这不是好事。 

但是这一次4秒钟的视频，“韦神”实际上是从神坛上下来了。 他不仅举止“怪异”，健康也不足。整排牙齿脱落，不能简单用“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

“基本常识”公号的项栋梁老师从自己的科普经验出发，认为韦东奕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呼吁北大出面解决。 

但是如果你看“韦神”账号下的评论，很少有人谈了他的健康状况，相反，评论区洋溢的是某种奇怪的欢乐气氛。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天才应该有的样子——天才专注于他的使命，以至于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长久以来，中国人心中的华罗庚、陈景润，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缺少基本生活能力。但是，那时候没有短视频，人们只能凭借报告文学作品，来想象天才。 

视频时代来临，一切都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韦神”的4秒钟视频所呈现的形象，不仅印证也强化了很多人心中对天才（尤其是数学天才）的想象：超强的大脑，可能要以身体残缺为代价。 

如果问那些家长，让你的孩子读北大，同时变成韦东奕那样，牙齿脱落，健康状况成疑，你愿意吗？ 我相信很少有家长会同意。

他们的愿望要圆满得多，只想取“韦神”身上成功的一面——读北大，同时让孩子身体健全，毕业能拥有远大前程，升官发财。 他们在膜拜韦神的同时，心中可能也暗自满足：我的孩子实际上比他强多了，他们通过“膜拜韦神”，实际上确证的是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自恋：社交媒体时代真正的“神”只能是自己。 

这可能才是“韦神”短时间内走红的真相和秘密：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幸运。一部分家长许愿孩子考高分，更多家长认为孩子和自己的人生都已经考上了高分，好好活着，这就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一夜爆红”，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早已存在的“群众的渴望”。很多难以理解的传播现象，根本不是什么“算法”操纵，而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人心”。

 “韦神”和此前很多“网红”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是他本人、家人还是各平台、校方，都没有打造一个网红账号的需求。这是一次“反走红”式的走红，是一次“追求安静书桌”却引发的喧闹。 

但是，在“普遍的人性”中，也能发现一点善意。那就是保持“韦神”不被打扰的研究和生活，仍然是很多人的共识。围观的热情终会散去，希望这一点善意能够留下，让韦神能够更好地做他自己。

刘东林父亲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公开信

尊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您好！

我是石家庄公安刑讯逼供致死案被害人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我今年74岁，身份证号：512922195101118676，我是四川省南部县的一名村民，现居住在江西抚州。

因最高检相关工作人员最近的态度，导致我们不能再与最高检产生有效联系，所以我选择以公开写信的方式，向公众、最高检，以及应勇检察长您，披露刘东林案最近的严峻事态和相关人士面临的恐怖压力。

5月12日，媒体新黄河的刘成伟记者将刘东林案曝光于公众视野，刘东林被石家庄公安刑讯逼供致死一事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5月21日，最高检相关工作人员约见了我们家属的代理律师，当面听取了律师的意见，并接受律师材料。律师将我们家属的诉求（将案件移出石家庄市，最好移出河北省）转达给了最高检工作人员，我们的诉求被记录在案。听律师说，工作人员记录的笔录中提及，应勇检察长对刘东林案非常关注。

我们当时感慨，正义即将到来，6年的屈辱终有尽头。

但近日，刘东林案开始往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发展！

听石家庄公安内部一位正义人士转述，在新黄河公开报道的前一天，即5月1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便获知了案子即将要报道的消息，相关公安成立了“5.11”专案，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包括刘成伟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了嫌疑人调查，采取了监听措施，要将这些人士搞成“集团犯罪”。

于是，在5月11日当天，一位正义人士被以“寻衅滋事罪”指居；5月22日，另一位正义人士被以“妨害作证罪”指居；6月10日，就在今天，一位记者被传唤。而我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依然安然无恙，并还在肆意打击报复我们。

刘东林就是在石家庄公安指居期间死亡的，我不敢想，那两位帮助过我们的义士如今又被指居，他们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被以“妨害作证罪”指居的人士，只是因为他帮助我们找到了与刘东林当年一起被关押的工友，劝说他们站出来作证。但是刘东林案，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对相关公安立案，没有进入正式的刑事程序，何来的“妨害作证”？并且还严重到要“指居”？

今日被传唤的记者，是北京青年报一位非常著名的调查记者，他因为履行公务采访过我们家属，但报道最后因为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因为没有发出报道，他在石家庄公安眼里就成了“寻衅滋事”的人，他今日被传唤，只匆匆向其他同伴透露了信息，便再也没有人能联系他！

律师很震惊，在被最高检约见之后，又向最高检写了书面材料反映“5.11”专案，寻求最高检的帮助和保护，并再一次转达我们家属的核心诉求，就是坚决要将刘东林案移出河北省。

以石家庄暴家案子为前车之鉴，仅仅移出石家庄市，涉案的警察还没被判，而当年被以“不应追究刑事责任”释放的家属，如今又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国家安全犯罪”再次被刑拘，连律师都不让会见。

涉警的人命案，不移出本省，我们绝不敢相信真相能被查清，同时我们家属、以及帮助我们的人，人身安全都会面临严重的威胁！

可惜的是，律师的反映材料没有得到最高检相关部门的关注，而只得到了最高检一个“不归其管”的短信通知。

我不明白，明明几天前，最高检的工作人员还很积极的约见我们律师，说应勇检察长您非常关注此案。仅仅过了几天，怎么突然又“高高挂起”，不了了之？

5月30日，我联系了最高检此前主动联系我的办案人员，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换了人，故意搪塞，说不清楚案情，让我们“依法依规”，并表示检察院12309“渠道畅通”。

“依法依规”“渠道畅通”，这两个词在过去几年里，我已听的太多，到头来不过就是压案子、压舆情的套路，用“永不回应”的庞大程序，把人的心气磨死。2019年10月，得知刘东林死讯，我们曾赶赴石家庄，“依法依规”“渠道畅通”地向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各机关提交控告材料，却根本没人接收，我们家属在2019年的控告、举报痕迹，甚至没有机关记录在案。

刘东林在2019年10月8日，石家庄市行唐县公安局指居期间死亡，是铁一般的事实，与他一起曾被关押的工友告诉我们，他们曾遭遇严重的刑讯逼供。

最高检于2024年，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下，启动了对刘东林案的核查。但是核查工作安排下去，就成了石家市的检察院核查石家庄市的公安。结果可想而知，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

我们家属从案子启动核查至今，从始至终不过就是一个诉求，就是“移送管辖”，将刘东林案的核查、侦查工作，移送到石家庄市以外的市检察院。我们现在是要求移送到河北省外的检察院，我们并没有就实体查办提出过任何要求。很明显，石家庄当地的司法机关，就是想把命案“掩埋”在本地，我的诉求正是打在他们的痛点上，因为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应勇检察长，检察院系统核实刘东林案一年无进展、不立案，刑讯逼供致死刘东林的公安现在正在肆意打击报复帮助我们家属的人，从最高检到地方检察院都对石家庄公安的违法狂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您都知道吗？

控告无门、走投无路的绝望父亲：刘安忠

2025年6月10日

写在前面：很反感“咱妈”这个词，包括“妈妈岗”也是——模糊本体喻体的同时，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异化为上位者的恩情，性别刻板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登到没边，用于标题再合适不过。

今年不愧是「全面落实劳动法」的元年，先是4.5天工作制，后是九点以后禁止加班，现在又搞了个什么“妈妈岗”，本以为咱妈在消极摆烂，结果却是暗戳戳发力，一宠咱一个不吱声。

所谓的妈妈岗，即「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本质就是把零工、兼职女工等灰色岗位换了个名字。湖北省多部门已联合决定在本省率先实施，其它省份也有相应动作。

这样的好处是，一些原本上不来台面、说出来都要被骂的“三无岗位”（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固定薪酬），简单包装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保障女性权益，适配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积极举措，就成了歌颂赞美的绝佳素材…

众所周知，严格落实双休、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显然比创造花里胡哨的文字游戏更为实在，应届生补贴都玩出了n多种花样，从弹性就业、灵活就业到现在的“柔性就业”，真担心汉字不够用。

三个底薪2000无社保的“妈妈岗”，和一个五险一金正常交月薪八千的“爸爸岗”，前者名利双修（妇女友好+降本增效），后者妥妥996血汗工厂——资本家：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劣币驱逐良币这条路上，总有人在助纣为虐。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阶级矛盾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对立，而性别矛盾的核心是性别分工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二者普遍存在，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但当下总给人这样的错觉：两性矛盾只是遮羞布，阶级矛盾才是更赤裸裸的真相。

老爷今年挣了100元，他看了看面前跪着的两个奴 ，一个叫“男性，一个叫“女性”，顿时计上心头。他给了男性1.1元，给了女性1元，现在男女眼睛都盯着那一毛钱，女人说这是性别歧视，男人说这是多劳多得——再也没人关心老爷的97.9元了。

首先谢谢各位的留言，以及质疑。

我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一个厘清思路的机会。

这两天被问到最多的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关注“海棠案”？第二，难道你认为“海棠文”很有艺术价值吗？第三，“海棠文”毒害未成年人怎么办？

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当然，这里先声明一下，这只是我的想法。其他三位老师的观点，我会陆续推出。

你为什么关注“海棠案”？

作为一个男性律师，我不敢奢言自己有多么了解女性群体。我关注“海棠案”，主要是基于“轻罪前科”问题。

开题短视频节选自“凉子访谈录”。推荐大家先看看，了解一下“轻罪前科”的影响，一旦有了案底，很多的常规工作都难以从事，五险一金、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亦无从谈起。（更多影响，参《轻罪前科的“成本”》）

从业这些年，始终都在面对大量的“轻罪前科”群体。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很多名校毕业生因各种罪名而涉案。互金案件高发后，大量的刚刚进入社会的大中专毕业生因非吸而涉案。套路贷政策出台之后，大量青年学生被牵扯进非法催收。帮信罪，大量没走出校门的青年人亦纷纷涉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轻罪前科”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首恶元凶。换成白话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罪大恶极，判他二十年，让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作恶。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理思路”。

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轻罪前科”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最终都会被认定为从犯，或者情节较轻的主犯。这些人刚刚离开校园一年两年，甚至有些刚刚离开校园几个月或将要离开校园。然而不凑巧，他们入职的公司涉及犯罪，比如非吸。然后，这些刚刚工作几个月的年轻人就被抓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案件，我都会问办案人员：这样的人，抓他们干嘛？我们先不谈有罪无罪。即便退一步，假设他们的行为确实具有犯罪特征，法院会判他们几年？一两年，甚至是几个月或缓刑。等过几年，这样的人大批量地重返社会，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案底，这难道不是一个危险因素吗？

我代理过一个人青年人，事业刚起步，遇到刑事问题。经沟通，办案机关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事后几年，这个人还与我有联系，发展得也还算好。

反之，我代理过一起死刑案件。被告人20岁的时候，因为酒后和别人发生了争执，被判了一个故意伤害。由于情节并不严重，刑期只有几年。但这个人说，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监狱。人们一知道他有前科，立刻另眼相看。他说他努力过，听家人建议戒了酒，离开了20岁时的朋友，但结局依然是不记得多少次，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他说自己看不到希望。在出狱十多年后，他又重新酗酒，在又一次酒后，犯下了更严重的事情。

我知道，会有人认为这个人是卖惨找理由。我也知道，会有人认为这人就是酒蒙子，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早晚都会出事。

我也不讳言，我无法确认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

如果我们的司法政策能够充分考虑“轻罪的去刑化处理”，或者及时出台“轻罪前科消除”制度，会不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犯下更严重罪行的人，如果有“轻罪前科消除”制度，他会不会有另一种人生？那些不幸被他所伤害的人，会不会也不至于罹遭横祸？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海棠案“。直到最近才谈这个案子，主要是听说此次涉案的人员，有多位学生。

我关注”海棠案“，就是因为此次的涉案群体都很年轻。与过往案件相比，她们的涉案情节也较轻。所以，我想，在“轻罪前科消除”制度始终没有具体落地的背景之下，有没有可能先帮她们寻找到一种“去刑或轻刑”且”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可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和三位老师，这两天未接到委托。因此，是否能够帮学生们达成“去刑或轻刑”的目标，目前言之尚早。

我也向前期介入该案的律师朋友请教过案件进程。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涉案的”作者“，目前差不多都有辩护人（这里，我只能说差不多。因为我也只认识该案的部分辩护人）。今昨两天，持续有律师同行向我表达愿意共同援助的意向。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忱，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自己目前也未接到委托。

难道你认为“海棠文”很有艺术价值吗

在未形成具体案件委托的前提之下，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或者说，是一种“非教义学”的思路。

对于淫秽作品，现行法律有一条“但书条款”——有艺术价值的除外。

所以，很多的谈论，都围绕“海棠文”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来展开。常见观点是，《尤利西斯》《金瓶梅》等中外作品，虽然也涉及露骨的性描写，但剔除性描写，依然存在完整的故事内核，这是文学价值的体现。反之，如果是纯粹的肉文，则不具有艺术价值。

我同意《尤利西斯》《金瓶梅》等中外作品，剔除性描写，依然存在完整的故事内核。

但文学史上也有一些剔除性描写就近乎删除全文的名著。如米勒的《北回归线》，讲述的是在困境中挣扎的一名作家及其巴黎社交圈和诸多性经历。在《北回归线》的开篇，米勒形容主人公是“打桩机”，贯穿全书的性描写和性想象丝毫未顾及传统的道德与审美。套用我们今天的法言法语，就是非常具有“冒犯性”。如果剔除书中的性描写，读者无法了解米勒到底在表达什么。所以，同时期的萧伯纳评价米勒“完全没能为他的满篇脏话提供任何艺术价值”。美国的法官也震惊于《北回归线》的“邪恶臭味”。法官拒绝接受文学价值的辩护理由，也拒绝认可书中“污秽的下流语言内容”是作为整体的文学作品而言的组成部分。“米勒案”中，法官认定《北回归线》属于下流图书。

不过，今天的人，应该知道，《北回归线》已经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和社会学作品。

类似的作品还包括纳博科夫在《爱达或爱欲》描写的不伦之情，耶利内克在《钢琴教师》《情欲》中描写的“性之集大成”。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都曾被评价为“恶心、无耻、不忍卒读”，但今天已成了文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我说——“我的想法可能没那么法教义学”。我认为即便不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些性描写，也具有其社会价值或文化价值。

性描写作品，古已有之。或源于生殖崇拜，或因自然追求，或出于庸俗逐利。中世纪三百年，教会始终全力压制性描写作品。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性描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十九世纪自由思想家谴责维多利亚时代僵化的婚姻制度和道德标准。这些“性激进派”是些小团体由质疑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式性观念的作家、编辑和演说家组成的演说队伍。他们认为个人的完整，受益于性资讯与性观念的自由传播。他们强调，性是言论自由中一个合法且非常重要的主题。

文艺复兴运动中，关于性的写作十分普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瓦格纳评论道，“启蒙时代”或许称为“性爱时代”才更贴切。随着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出现了一种接纳性快乐的新伦理。启蒙运动者视古希腊为人类文明的典范，认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健康的“好奇心”，但后来，人类渐渐被约束了。伏尔泰将此称之为“利用人类的无知强行施加的”专制束缚。启蒙主义者认为，性快乐理所当然是善，而非罪恶。他们提倡从正面欣赏性行为。（关于性描写的历史，均引自麦读译丛中的《性与法律》）

那些留言和我讨论”艺术价值“的，我只能说声抱歉。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我没有能力去判断“如何定义艺术价值”这样宏大的问题。

我仅仅基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认为关于”艺术价值“的定义和理解，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之中的。这也不独是欧美文学现象。我国历史上也存在大量的艳情作品，如《姑妄言》《游仙窖》《绣榻野史》《灯草和尚》《绣榻野史》《龙阳逸史》《碧玉楼》等等，这些作品都曾被视为伤风败俗，但时至今日，已经成为研究成书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参考。

当然，我的这些”非教义学“的想法，都是在未接受委托的前提之下，纯为思考。假设未来有机会接受委托，对于案件的分析与辩护，当然还是要结合证据情况，分析作品鉴定、点击量计算、金额认定等具体问题，就具体案件以及具体的被告人来谈入罪或出罪。

“海棠文”毒害未成年人怎么办

有人留言，很多中学生也在看"海棠文“，问我不考虑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吗？

关于中学生是否看“海棠文”，我不了具体情况，所以，我无法与各位讨论“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我们退一步，假定确实存在数量不小的未成年人接触“海棠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想，为人父母，担心孩子接触不良事物的心情，大体是可以形成共识。我们担心孩子早恋，我们担心孩子沉迷网络，我们担心孩子过早接触烟酒，我们担心孩子沾染黄赌毒……

成年人总有很多对未成年人的担心。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做一个类比，性描写作品是更近似麻禁药品，还是更近似酒精和烟草?

全世界对麻禁药品都采取强监管的态度，制、售、吸一并打击。

与之相对，酒精、尼古丁都是一类致癌物，这一点，在医学领域是不存异议的。所以，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全世界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酒精和烟草，并出台各种配套法律。

但与此同时，酒精和烟草产品，依然在生产，依然在销售。成年人，在不违反禁烟条例的前提下，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饮酒或吸烟。

司法政策在麻禁药品与烟酒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麻禁药品严控源头，而酒精和烟草则是侧重渠道管理。

就我了解，对于性描写作品，即便是非常露骨的性描写作品，欧洲一些国家的管制态度更近似于将其视为酒精和烟草。作品分级，严控“销”这个环节，保护未成年人。

当然，我也不是说欧洲国家的做法就一定是对的，仅仅是陈述真实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

这里的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环境之下，有没有可能将性描述作品类比为酒精和烟草？

我很早就与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朋友认为，万恶淫为首，我们的文化始终对”性“采取禁忌态度，所以性描写作品就是精神鸦片，就要从源头进行打击。

也有朋友认为，我们对”性“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早年言性色变，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都要予以打击。时至今日，成年人在家中自行浏览此类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性描写作品的规制，更应该像酒精和烟草——作品分级，并严控中间的销售环节。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美国禁酒令的历史就在那里，高压的管制非但未能消除人们对酒精的需求，反而刺激出了犯罪升级。（美国禁酒令，可参考麦读出版的《最后一杯》）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中西方的历史，都有过”性禁忌“时代，但也都没有禁住。那么，从人性的角度看，我觉得采用作品分级管理的方法，可能更加具有可实现性。

这一新方案被认为具备多重优势，包括解决中国内地长期面临的“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直接处置变现”及“跨境处置高风险”等难题

针对近年来中国内地涉案虚拟货币资产无法直接变现的困境，6月8日，按照首都公安法制运营的“法青苑”公众号文章披露，为进一步规范涉案虚拟货币管理，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与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已探索出一种新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机制。

根据该文章披露信息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代局与北交所近日举办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签约仪式并签署了《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将涉案虚拟货币纳入“实物处置”范畴，构建主体适格、流程合规、价格公允、安全可靠的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模式。

这一创新合作机制在一年前已着手筹备规划，目前北交所已运用该模式完成顺义公安分局一宗案件中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工作。相关分析预期则指出，如相关机制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可为各地执法部门提供较为统一的虚拟资产处置标准。

该模式形成“闭环”的关键渠道，是通过中国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而在多个机构协同作业下，可把虚拟货币侦测移交、询价交易、结汇入账等环节压缩至24小时内完成。

具体而言，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市财政局开始率先建立实物上缴国库的“绿色通道”，让公安机关可把有需要上缴国库的涉案财物，以实物移交予财政部门指定的北交所进行处置。在此次境外处置模式创新当中，具体操作是公安机关把涉案虚拟货币实物委托北交所处置，北交所接受委托后选定专业服务机构对涉案虚拟货币进行检测、接收、移交等操作，并通过中国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审批手续后，结汇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并上缴国库。

在较为受到关注的交易价格方面，前述文章也指出，将依照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设定保留价，询价后以最优报价成交，避免极端行情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确保成交价格公允。此外，北交所选定的服务机构需预先提供110%履约保证金，处置全程录音录像。

6月9日，中国香港的相关分析人士对此指出，通过香港的持牌交易所出售变现涉案虚拟货币，既不违背国家禁止境内交易等有关规定，也可在出现纠纷时依照最高法关于“司法互助安排”，申请香港法院协助执行。

此方案因此被认为具备多重优势，包括解决中国内地的相关执法部门长期面临的“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直接处置变现”及“跨境处置高风险”两大难题，反映中国香港具备连结中国内地与全球虚拟货币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

自2021年起，中国内地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和挖矿，将扣押的虚拟货币转换为传统货币的机制也相对欠缺。以近日公开的PlusToken传销案为例，相关裁定书显示，执法部门共查获逾19.4万枚比特币、83万枚以太坊、140万枚莱特币（Litecoin）等，被查获的虚拟货币将依法处理，所得收益将被没收，上缴国库。但相关虚拟货币具体如何处置并未公开。

按照中国内地法律界的相关分析，中国内地处理虚拟资产的模式发展近年来或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直接通过交易所的场外OTC（U商）或私人，通过第三方处置公司在境外处置变现，以及目前的新探索阶段。

在处置虚拟资产变现价格方面，2023年8月25日山东省财政厅等17个部门在联合发布的《山东省罚没物品处置工作规程（试行）》中曾指出，执法机关依法罚没的预付卡以及虚拟货币，可与发行该预付卡及虚拟货币的商户进行协商，由该商户出价回收，回收价格由双方商定，原则上不低于该虚拟货币、预付卡面值或余额的80%，双方签订回收协议。

前述处置合作机制的建立，被认为有望让中国内地相关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理过程变得更为明朗。借此机会，中国香港近年来积极打造的国际性虚拟资产中心地位也被认为将获得助力。

在中国香港的金融生态中，合规持牌交易所从2024年起正式建立。当年6月1日，中国香港虚拟资产服务商（VASP）发牌制度正式实施，所有在香港营运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均须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获香港证监会发牌。在香港经营业务或积极向香港投资者推广其服务的中央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均需获证监会发牌并受其监管，包括在《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第1类（证券交易）、第7类（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1、7号牌），以及在《打击洗钱条例》下的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AMLO）。

截至目前，中国香港共有七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分别是OSL、Hashkey、HKVAX、HKbitEX、Accumulus、DFX Labs、EX.IO。

2025年2月，香港证监会在其所发布ASPIRe路线图中指出，今后中国香港发展的一个重点，是扩展虚拟资产产品和服务的类型。要在保障投资者的前提下，满足不同类别的投资者的需求，同时提升中国香港的虚拟资产市场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据《财经》近日报道显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即将发表第二份发展虚拟资产政策宣言，其被认为将与前述香港证监会路线图形成更为稳定的互补关系，从而为虚拟资产在当地的多元化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指居”这个词了，在河北石家庄，似乎还带着九十年代的粗粝感。

昨天（6月10日），这种粗粝感终于扑到了调查记者身上。

一篇题为《被刑讯逼供致死者刘东林案后续：帮助家属的人被指居、记者被传唤、律师被调查》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

写信人叫刘安忠，一位74岁的四川农民。

他另一个身份，是六年前在石家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离奇死亡的刘东林之父。

这封信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的，但字里行间，更像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求救书和绝望书。

信里说，就在昨天（6月10日）：

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被石家庄警方传唤。

他只来得及匆匆给同伴发了条信息，随后便音讯全无：

彻底失联。

刘安忠在信中称，这位记者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曾因履行公务采访过刘家，但报道最终因：

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

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大概是2025年新闻界最黑色幽默的新闻。

这起事件的引信，早已被点燃。

根据刘父的公开信，石家庄警方不仅传唤了记者，更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目标是：

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调查，监听，要将这些人搞成“集团犯罪”。

风暴的中心，是刘东林之死。

根据媒体“新黄河”在今年5月12日发布的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40岁的刘东林在2019年10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从家中带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旁的银河宾馆。

这里被内部人士称为“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2019年10月8日，刘东林死在了这个办案中心：

仅仅一周后。

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因是：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调查。刘东林的遗体被直接火化。

家属在一位名叫李某峰的“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律师的协调下，与一个不知名的公安机关签下了一份“无异议”协议，拿到了一笔45万元的：

“救济款”。

协议里承诺不再追究。

新黄河的报道引述了与刘东林一同被“指居”的工友的控诉材料。

他们称，在银河宾馆内，他们遭受了殴打、擀面杖碾压小腿，甚至：

手摇发电机的电击折磨。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在刘东林死亡的当天清晨，曾听到他被带出房间，随后传来一声惨叫。

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直到五年后，2024年5月12日，新黄河记者刘成伟的报道，才将这起被“私了”的命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说，报道出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

5月21日，最高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他们的律师，听取了意见，并表示：

应勇检察长非常关注此案。

然而，事情很快滑向了他们“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

刘父在公开信中披露了石家庄警方的雷霆手段，其时间线，令人胆寒：

5月11日，也就是新黄河报道发出的前一天，一位帮助过家属的石家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指居。

5月22日，另一位曾帮助家属寻找证人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刘父质问：案子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还没立案，何来的“妨害作证”？

6月10日，前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被传唤后失联。

刘父在信中绝望地写道，他儿子刘东林就是死在“指居”期间。

他不敢想，那两位帮助他们的义士，如今同样被“指居”，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

而他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

依然安然无恙。

最让刘家人感到冰冷的，是官方态度的转变。

几天前还“非常关注”此案的最高检，如今在电话里变成了“不归其管”的搪塞。

家属的核心诉求——将此案“移送管辖”到河北省外办理，也石沉大海。

刘父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力：

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作为回应，帮助他们的正义人士、报道此事的记者、代理此案的律师，都被打包进了“集团犯罪”的专案口袋。

一篇未发出的稿件，最终换来了一次失联的传唤。

刘东林案的雪球，正越滚越大，它所裹挟的，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它正在碾压每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6月11日

马上有网友发现，被引用诗句的三个人：

老舍1966年投了湖。

艾青在旧社会坐过牢，在新社会被劳改，区别在于坐国民党的牢，他还可以写诗，而新时代他则中断创作二十年。

而穆旦在1950年代初期，诗作被斥“晦涩“资产阶级趣味”，为避笔祸，就弃诗专心搞翻译，之后各种运动都被揪斗。1976年，穆旦恢复诗歌创作。1977年，他突发心脏病猝死于天津，时年59岁。

被高考作文援引的三人作品：

老舍的《鼓书艺人》写作于1948年至1949年的纽约，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鼓书家庭的悲惨遭遇。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11月，发表于1939年《救亡日报》。

穆旦的《赞美》创作于1942年。

命题要求，“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我认真想了好久，不太敢非法联想，就小心思考一下吧。

毫无疑问，引用的三段材料都很爱国，但他们爱的是啥国？

是不是像老舍《茶馆》里常四爷说的，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奇怪的是，艾青坐民国的牢，罪名是“危害民国罪”。那么问题来了，他爱得那么痴狂，为啥国不领情？

穆旦在上述诗中预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民族起来不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民族起来，穆老师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可是，我只看到乌泱泱的人群，把他和艾青、老舍的头按下去，怒吼着逼他们向民族忏悔。

这三位老师，还有今次高考命题组的老师，是不是有人会错了意？

要是能请来这三位老师答题，满分60，他们能得多少？

南沙万顷沙方舱鸟瞰图。（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11月中旬，广州南沙万顷沙方舱医院在12天内拔地而起，作为当时“动态清零”政策下的抗疫堡垒。两年后，它却悄然变身为一个“小商品市场”，成批出售曾用于隔离的集装箱、各类家电和生活物资。曾经的“防疫阵地”如今正被清仓出货，记忆与现实交叠，一处特殊时期的城市“遗迹”，在一张张成交单据中渐渐隐没。

四月中旬开始，地处广州市郊、距广州塔60公里的南沙万顷沙方舱（南沙健康驿站）悄然生变。

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2022年，这里是广州市最大，也是最后一座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

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资料，其用地面积达81万余平方米，相当于两个天安门广场；《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则显示，南沙健康驿站（以下统称“南沙方舱”）当年共移交床位81552张，占方舱医院与隔离点移交床位总和的57.8%以上。

而今，在闲置逾两年后，南沙方舱被当地人冠上了“小商品市场”之名。高德地图上也出现了相应的标记——南沙方舱1号销售点。

南沙方舱1号销售处的“商品展厅”。（图 林一/摄）

4月29日，一条写着“南沙1号地块方舱销售处”的红色横幅高挂在方舱临街入口处。顺着销售处往内，一排排高过半米、原用于盛装医疗废弃物的黄色垃圾桶落满了灰尘；一个拆空的单体方舱被改成商品展厅，分类堆放着空调、落地扇、被褥、桌椅等各类家电和生活用品；林立的厢式隔离屋仍保留着完整架构——单间隔断配有洗漱设施等，几乎全新，有些甚至连保护膜也未撕开，部分厢体上写着“已定”“已卖完”等字样。

南沙方舱周边多为务农的本地村民和外地务工者。因价廉物美，这一“小商品市场”在当地口口相传，成为附近居民“捡漏”之地。

年近五十的黄国清原是南沙蕉农，千禧年后专职跑出租车，见证了南沙方舱的兴建和闲置。他记得，“市场”一开业就是“甩卖”和“清仓”：一把几乎全新的折叠椅10块钱，放在外面正常运营的店铺售价得20元；其他商品如热水壶、风扇等，价格也只是外面的三分之一。

4月底时，黄国清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淘货。他回忆，清仓现场混乱，买者与看热闹的村民混在一处，“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他趁乱拿了不少衣架、牙杯和消毒液，顺手塞在垃圾桶里拎了出来。

南沙方舱内，一位负责物品销售的工作人员正在休息。（图 林一/摄）

南沙万顷沙方舱或许只是缩影。

2022年，毒力弱但传染性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境内引发了新一轮新冠疫情。在“动态清零”政策指引下，各地迅速上马方舱医院等政府应急工程。尽管目前尚无权威统计2022年全国兴建了多少座方舱医院，但其数量之多及耗资之巨，从广州一地的数据可窥一斑——据《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决算》，广州当年共建设广州方舱医院、南沙健康驿站等11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当年度相应基建支出为近18亿元。

随着2022年12月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作为曾经“疫情歼灭战”主力的方舱和隔离点，无一例外地面临拆除、转型或改造的命运，多地政府还将其摆上了拍卖台。从武汉疫情时期的“抗疫堡垒”、到2022年令人抗拒的集中隔离场所，再到闲置两年成为城市“遗迹”，方舱承载着的，不仅是民众对新冠时期的复杂情感和对公共财政使用的关切，更是那段逐渐隐入尘烟的集体记忆。

最后的突建

在黄国清印象中，南沙方舱所在地原是一片滩涂农田，多用于香蕉种植，边上还有不少荒芜地和闲置鱼塘。因为土壤含水量高，当地人时而会不经意间一脚陷入淤泥。

它其实并不符合方舱选址地标准。根据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布的《方舱医院设计导则（试行）》，方舱选址应选取：地形较平坦、有利于排水、空气流通，地质条件良好，市政设施完备的地区。

2022年11月中旬后，原本寂静的滩涂农田变得喧闹——装载水泥的罐车、运送建材的货车反复碾压着道路；空置的农田上，工人们和大型吊机几乎昼夜未停。

“从来没这么闹过”，黄国清说。

南沙方舱医院的兴建，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财新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官网等多家网站公开资料显示，南沙方舱医院自11月14日动工，至少9000名建设者在项目一线战斗，700余台施工机械全面投入建设；11月25日，南沙方舱全面建成并交付，历时仅12天。

广州一家从事工程设备租售的公司是11月14日进场施工的企业之一。其负责人赵清回忆，他们派出了一支工程队，在现场不分昼夜地赶工。而此前，南沙方舱施工总承包公司中建四局下属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与他联系，租赁了总价200多万元的器械，包括勾机、推土机、泥头车等。由于当时工程的筹备和建设紧急，他的企业未与之签订合同，而是议定按照结算清单支付工程款。

另一家负责工人调配的劳务分包企业负责人王权也对“争分夺秒”抢建南沙方舱印象深刻。为赶进度，他的50余名工人24小时两班倒，干了一周多，总收入为30.4万元。为避免农工的薪资拖欠，在总包单位要求下，王权签下了一份工人工资承诺书，先行垫付了所有施工人员的薪资。

“总之就是很急，上面的要求就是要快”，王权回忆说。

4月底，南沙方舱的部分厢式隔离屋已被预定或售完。（图 林一/摄）

因为时间紧急，相关政府部门在审批流程上给这一政府应急工程开了绿灯。广州南沙区万顷沙镇一位不愿具名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方舱建设绕过了镇一级部门，土地手续没有走完就先行开工。

然而，在南沙方舱建设上，政府内部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一位曾负责广州疾控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万顷沙方舱建设的申报大抵是在11月前，（上级）已经批复建设，然而，“当时广州已经有了至少7个方舱项目，是否还需要万顷沙这样‘超大型’方舱，其实很多人都不敢下决定。毕竟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如防疫，没人敢公开说话。”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护人员徐清如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得到的消息是，因为此前上海封城造成的影响，“上面”害怕疫情会在华南地区扩散，所以要早做准备，这才有了万顷沙方舱项目。她回忆，当时不论是对于施工方还是医护，领导们下的都是“死命令”，不能让疫情扩散，不能出问题。

时年31岁的徐清如曾支援过武汉、湖南、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2022年被短暂派往万顷沙方舱参与病患治疗。对于“问题”是什么，她自认说不清楚。她只记得，从11月中旬开始，自己像个陀螺，不停地在方舱里重复、旋转，有时候像“打仗”一样。

公开资料显示，广州自2022年10月22日以来出现了新一轮疫情。广州海珠区11月9日在写给广大市民的一封信中称，“（这）是广州抗疫3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截至当年11月16日，据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屹通报，广州市新增8761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

而此前一月，从10月10日至11月15日，《人民日报》曾连续发表署名为“仲音”的评论员文章，强调“动态清零”可持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期间，11月11日，国务院曾发布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响应这一政策，石家庄等地政府一度放开疫情管控，包括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但数日后又恢复执行原防疫政策。同年11月22日南方网的报道中，用“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来强调对方舱建设的基本原则。

大投入与少病患

2022年11月28日，南沙万顷沙方舱迎来了首批隔离人员。作为医护人员，徐清如及其同事，也从南沙大岗方舱转移至万顷沙。

徐清如进入万顷沙方舱后的第一反应是“大”。“以往的方舱从头到尾床位巡视下来，大多情况下不超过一小时；但这里，如果是一个人巡场，得花上小半天。”

可与“大”相比，万顷沙方舱实际病患并不多。徐清如说，她在万顷沙待了不到一周，见到的病患不超过千人。

徐清如记得当时和同事有过讨论。尽管官方通报“疫情严峻”，但医护人员看到的多是轻症患者，从专业角度判断，居家服药7至10天便能大致痊愈。

徐清如回忆，她和同事们私下都觉得，疫情已经到了一个节点，很可能快要放开，“但谁也没想到，12月疫情就放开了”。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新冠病毒防疫措施“新十条”，其中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以及“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投入使用仅10天的南沙万顷沙方舱，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徐清如印象里，疫情管控放开后，方舱里面的人像“疯了”一样。“大家大包小包的都不要了，就想着要回家。还有很多临时召集来的‘大白’，一下子失业了。大家好像都乱了套，东西都乱扔，什么都不管了。”

南沙方舱内部，单间隔离房还保留着完整洗漱设施，如今堆放着各类生活用品。（图 林一/摄）

徐清如说，类似的场景她只在高考结束那天见过，“就跟你视频里看到的那种丢书的画面一样”。

徐清如于12月10日前后才正式收拾东西离开万顷沙方舱。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生活依旧如陀螺般旋转。疫情管控突然“放开”后，包括广州在内，各地医疗机构应对不及，一些老年患者病情恶化，白肺、酮症酸中毒、心脏病等问题在各类人群中大量出现，医院压力陡增，甚至出现了医疗挤兑。徐清如回忆，直至2023年春节后，疫情有了结束的迹象，自己才回到原来“做一休一”的节奏里。

黄国清能够回想起来的是，疫情宣布放开后的几天，南沙万顷沙方舱打车的人明显多了，多数是往广州市里跑，也有些人前往深圳和东莞。以往他一天最多能挣三四百元，那段时期最多一天挣了近1200元。

南沙方舱医院很快人去楼空，留下了各类杂物和生活垃圾。一些项目施工资料、票据和合同评审表等，甚至也被随意丢弃在地。一份落款时间为2022年12月1日、主题是“南沙健康驿站1号地块集成卫浴施工后质量维修事宜”的工程联系函上写着：“已施工完成的卫浴存在大量卫浴漏水、高低不平、损坏、无法通水、管道堵塞等情况，导致迟迟无法验收，致使严重影响工期。”

被丢弃的南沙方舱项目施工资料及票据等。（图 林一/摄）

水瓶纪元在现场拾到的工程联系函。（图 秦海龙/摄）

水瓶纪元在现场拾取的另一份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评审通用表则显示，南沙方舱项目为政府应急工程，建设单位为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中建）四局承建。“根据最新合同谈判”，南沙方舱项目总投资从20亿元修订为19亿元（不含医疗设施设备、卫生用品等医疗物资）。其中，1号地块施工承包合同额为85327.67万元，预付款60%，竣工结算至97%，3%为质保金。

南沙方舱内，被随意丢弃的合同评审表。（图 林一/摄）

这份合同评审通用表上并无公章。

目前，官方并未完全披露南沙方舱的实际投入。但两份政府公开文件提供了相关数据。其中，《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决算》显示，当年广州为建设南沙健康驿站等11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支出近18亿元，若以南沙方舱移交床位数所占比例来推断，则南沙方舱项目支出约10亿元；《2025年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预算》亦载明，广州南沙健康驿站已完成合同结算，2025年为此支出4.321亿元。

不过，根据赵清和王权的说法，当初参与南沙方舱建设的企业，不少尚未收到工程余款。

赵清说，自己的企业还有约40%款项未结清，中建四局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解释，“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发信息催。”

王权更是陷入讨薪无门的困境。在南沙万顷沙方舱项目上，他已自行垫付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另外上家还有30%多的余款尚未结算。王权没有合同，对接人也在2024年年中离职，拿回自己的钱对他来说遥不可及。

何以“再利用”

南沙万顷沙方舱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已是两年零五个月后。

2025年4月15日，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布了三份成交结果公告。然而，公告中项目名称语焉不详，只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地块打包箱物资一批”，成交价分别为4067万元、4565万元和1742万元。6月5日，该所一位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三处地块即南沙方舱1号至3号地块。

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布的南沙方舱1号至3号地块交易标的明细。（图/资料图片）

马鹤自称是南沙方舱1号销售点的“负责人”，系安徽君赫集装箱有限公司员工。他说，公司通过拍卖竞得一号地块处置权后，他顺势来到广州，帮老板出清这批“疫情资产”。

4月末的一个中午，马鹤送走几辆货运板车后说：“这样的方舱简易房，一共8000间，3800元一个，很多被订走，5月中差不多就会卖完。五一节后，上海的昆山方舱也要启动，卖完今年就（赚）够了。”

马鹤桌面上的“账单”显示，单个集装箱隔离屋成交价3300元至3700元不等。如果附带屋内的风扇、床椅等物资，还会酌情加价。

马鹤摊在桌上的“账本”记录了集装箱出售情况。（图 秦海龙/摄）

马鹤提供的一份采购合同显示，安徽君赫集装箱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法人为王建林。据天眼查，该企业曾于2024年11月4日与2025年4月28日分别中标安徽原尚湖隔离点一批二手物资设备和海南东方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打包转让的一批防疫物资。天眼查上并无该企业中标南沙方舱1号地块相关物资的信息。

与马鹤交谈时，他还展示了一条署名为“老板 王建林”的朋友圈——“南沙方舱正在销售，欢迎各位老板问价。”

社交媒体上，如马鹤这般的“方舱卖家”不在少数。

一位自称来自中品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的卖家也说有1号方舱的销售权。他表示，公司一共回收了约2000个方舱，4月14日开始出售，预计5月卖完，售价为6800元（包含广东省内运费）。

闲置数年的南沙方舱，以另一种身份登台，成为少数人的生财之道。

然而，关于闲置方舱的后续处置，其实自2023年起网上就传出不少讨论。

当年8月，有人曾建议河北宁晋县政府将方舱医院改造为养老机构。但因其选址不符合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要求、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等安全指标不达标、消防设施和适老化改造难度大，当地政府委托专家考察评估后否决了这一提议。

成功案例是北京朝阳区的金盏七彩家园方舱。2023年10月，该方舱被改成月租1200元且配备独立卫浴的“七彩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

另一案例出现在香港。今年4月，《香港01》报道称，启德方舱医院将变身为青年发展设施，包括“青年驿站”旅舍和青年文化艺术交流空间等。“青年驿站”租约为期5年，中标者需自负盈亏，预计今年10月前可投入服务。

不过，即便将方舱改建养老院、青年公寓与青年驿站等，收回投资亦存在一定难度。

从全国范围看，方舱医院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据《南方周末》2022年12月17日报道，全国至少有45个城市发行了178个“方舱债”，涉及项目总金额近400亿元。

网上一份编制时间为2022年10月的（山东泰安市）《泰山区方舱医院和方舱隔离点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预计发行专项债券89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近80%。

项目如何盈利？这份文件指出，方舱医院通过与高校及医疗机构合作，作为其研学基地，收取场地使用费用；在非疫情期间，可以通过将项目相关的医疗检验仪器设备向医养中心、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出租实现收益；集中隔离点通过与医疗科技企业合作，出租给医疗科技企业作为其仓储基地实现收益。

不过，水瓶纪元并未查到泰山区方舱医院和方舱隔离点后续用途变化情况。

一位省级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说，关于方舱的回收和处置，政府部门与相关建设单位在处置遗留问题时，会优先考量处置时长和资本回收数额。

“长线投资会牵涉到太多部门的协同，以及账目上的来回，相比起来速度慢且容易陷入再次的投入浪费”，这位不愿具名的总工程师说。

正在“清仓”中的南沙方舱。（图 秦海龙/摄）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舱进行分类处置和拍卖，成为多地政府部门的现实选择。

不过，在拍卖市场，需求不足、拍品定价过高、拍品吸引力不够或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均可能造成流拍。广东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项目曾经历四次流拍；江西赣州市方舱医院、广东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则在流拍后调降了挂牌底价。

对众多散客来说，这或许是件好事。如同黄国清所说，“这里物美价廉，买点日用品很实惠”。

遗忘与记住

王权如今感叹，自己踩错了时间节点。

他说，2020年10月前后他曾参与一些小型方舱建设，赚到了不少钱。而在万顷沙方舱项目上，他自觉余款已经没了希望，能做的只有遗忘。

“就像现在你走出去和别人说方舱，有多少人还会记得？”

南沙方舱内部，拆后待售的热水器与散落杂物。（图 林一/摄）

尽管事隔两年，徐清如却无法忘记那些由方舱和病患组成的疫情图景。

在她看来，“方舱”两个字像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紧密相接的房间或是床位，白得发亮的防护服，以及被她从铺位上缓慢抬升起来的枯瘦手臂和连接着的针头与输液管——其尽头可能是疾病或死亡。

还未开始拆除售卖的南沙方舱内部。（图 受访者提供）

作为医护，她见过生死，也知道不少方舱内的乱象。她说，现在想起来，疾病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已被覆盖掉的记忆。

2023年中，她所在医院贴放照片的荣誉墙换了新貌，徐清如和同事支援方舱的留影被揭去。一段时间过后，她在网上搜方舱、疫情相关的关键词，发现很多内容已经消失，甚至连她手机里收藏的视频报道，有些点开后也会无法显示。

她感慨说，方舱建筑可以被拆开和转移，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人已被时间拴住。她身边有人因为疫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身体抵抗力大不如前，出现了糖尿病、心悸等病症。

她脑中还会出现一帧画面。那是2022年末医疗挤兑时，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尿毒症老人——一双枯瘦的手，其中一只手腕上贴着几道医用胶带，老人皮肤几乎已经贴在骨头上。她还记得家属在急诊抢救的蓝色遮帘外的哭声，也记得老人离世时手臂下垂的动作。

“它（方舱）像是一个记忆的容器”，徐清如说。但她知道，记忆是有差异的，“有人会记得，有人会忘记”，她愿意做前者。

5月末，广州连日大雨，万顷沙方舱售卖仍在推进中，但方舱表面的铁墙已结出新的雨痕——它们曾是疾病与生命的防线，如今沦为一处地图标记。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前文回顾：北大费小姐被我推上“搜狗百科”了……

央视新闻的剪辑师大概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周末。

6月8日，一则为高考学子加油的明星祝福视频悄悄上线，其中《封神2》女主那尔那茜笑容灿烂。但不到24小时，她的名字从文案中消失，视频画面中的身影也被剪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个“除名”操作成了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那尔那茜2008年通过内蒙古定向委培政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享受降分录取和“毕业包分配公务员”的红利，却未履行协议返回内蒙古工作，而是违约出国深造，三年后回国进入娱乐圈。

有那尔那茜在《封神2》宣传期自曝的往事为证：

轻描淡写的一句“出国玩一下”，揭开了中国教育公平最敏感的伤疤。

1

那尔那茜的“完美人生剧本”正在舆论场反复播放。

2008年，一个在北京长大、接受精英教育的女孩，突然“回归”内蒙古参加高考。她精准地抓住定向委培政策——这个国家为边疆培养人才的特殊通道，以降分录取的优势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当年内蒙古艺术类分数线比北京低20分以上的现实，让“高考移民”的质疑声浪汹涌而至。

更关键的是，她享受的不仅是分数红利：国家投入的教育专项资金，包分配的公务员编制，都在定向委培的契约中。

然而毕业之际，契约被随手撕毁。那尔那茜转身飞往挪威留学，三年后回国，她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先成上戏助教，再空降《封神》剧组成为大女主，最终又以35岁“超龄”身份出演吴京新片《镖人》中18岁的女主角。

每一步都踩在普通考生遥不可及的跳板上。

当她在采访中笑谈“出国玩一下”时，内蒙古某位可能因她违约而失去升学机会的学子，或许正在某个小剧团为生计奔波。

2

那尔那茜不是孤例。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就在一个月前，黄杨钿甜的成人礼上，那对230万天价耳折射出的光芒灼伤了公众的眼睛。网友迅速扒出更深的阴影：一个2011年出生的弟弟，出生时间卡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而她的父亲，时任雅安市公职人员。

“普通家庭超生罚得倾家荡产，她家却能玩‘姓氏魔术’。”当黄杨钿甜随奶奶姓黄、弟弟随父姓杨的操作曝光，特权规避政策的套路昭然若揭。

再往前追溯，协和医学院“4年速成博士”董袭莹的事件中，公众的愤怒同样指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隐秘操控。三代人，三个领域，却共享同一套“财富+期待=选择”的家长主义公式。

央视、人民日报对那尔那茜的紧急切割，应该不是偶然。官媒删除那尔那茜视频的操作，意外成了“民间实锤认证”。网友自发启动“人肉调查”，挖出其父疑似央视领导的背景，以及《长安的荔枝》剧组为她修改剧本——原著中的男性商贾，竟变身女性角色由她出演。

类似的特权人物还有多少？

从仝卓自曝伪造应届生身份翻车，到翟天临不知“知网”被撤学位，教育公平的防线正在明星特权前节节失守。

而那尔那茜的“委培违约却星途坦荡”，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她用最低成本换最优跳板，却让普通人承担后果！

3

面对质疑，特权阶层总习惯性祭出“辟谣”大旗。

黄杨钿甜父亲声称耳环是假货，网友却在照片中发现真钻石特有的“火彩”；董袭莹家人否认外公是外籍院士，但她速成博士显然有另一层不足为外人道的特权真相。

在这些倒逼真相的过程中，谣言是什么？

是信息黑箱中的自救吧。

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公式揭示：谣言=（问题重要性）×（事实模糊性）。

当黄杨钿甜的耳环与雅安地震捐款、董袭莹4年拿得的学位与普通医学生苦读11年、那尔那茜的委培名额与边疆学子命运产生勾连时，真相的稀缺必然催生民间解读。

“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迫使当局开口说话。”传播学者卡普费雷道破了其中的反抗逻辑。在权力与资源的黑箱前，谣言成了弱者最后的监督武器。

很多时候，它只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那尔那茜的待播片约——《深水》《镖人：风起大漠》——正悬在投资方的账本上颤抖。

但比影视资本更焦灼的，是无数普通家庭对教育公平的信仰。

特权链条上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正在教育公平的底线上摇晃。这次轮到那尔那茜了，下一个是谁？

“北大数学神人”韦东奕最近建了视频自媒体账号，选在高考前建号，他的家人看起来也是颇有用心。

果不其然，粉丝量一下子暴增，已超过两千万，瞬间成了网红顶流。

但我想说的是，韦东奕就是韦东奕，请不要将他捧成神，更不要用流量造神的方式，毁掉学术的严肃性。

中国人喜欢造神，尤其喜欢将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人捧成神。韦东奕当年被捧，多半跟他的外形有关，因为很符合一些中国人的想象——搞学术的就应该是书呆子，或者生活粗糙不拘小节。

人们只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觉得这个人看着就像是那种“科学怪人”，于是将他炒作成了自己想象中的真正“科学怪人”。

这种心态，和动物园赏猴有什么区别？骨子里其实还是对韦东奕的不尊重。

前几年上海有人追捧一个流浪汉“大师”，也跟这件事类似。那位流浪汉只不过曾经有学历，而且能说一些显得有文化的话语，就被捧为“大师”，引发巨大的流量和无数网红蹭热度。

社会的浮躁与粗鄙，可见一斑。

中国人不仅爱造神，同时也爱利用神。他们也并不会真正爱这个神，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追捧神，但往往用完即弃。

中国民间信仰就是这样，无论是财神还是什么神，中国人的神都有着现实而具体的目的——拜神，都是在有需要时候才拜。

这不，韦神的作用就来了，在高考期间膜拜一下韦神，似乎能给考生增加那么一点“神气”，这恐怕才是韦东奕能以如此迅速的态势吸粉的重要原因。

只是，除了这些浮于表面的炒作之外，人们真的尊重数学和科学吗？真的愿意去理解学术意味着什么吗？并不是要普通人也能看懂学术专业的东西，但最起码要有基本的认知。

美国和欧洲的科普极其发达，因为科学家们很乐意和擅长写普通人能看懂的科普书。马斯克就是看著名科普作家萨根的书长大，这对他有着重要的人生启蒙。

真正关注科学，关注的一定是科学本身，而不是什么长得奇奇怪怪的“神人”。那些追逐“韦神”的人，他们真的会花时间了解一下什么是数学的意义么？

当我看到无数人在网红书店门口打卡，或者去追捧那些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但假装自己是文化人的网红，我就知道，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尊重文明。

他们蹭“文化人”或者“天才”的热点，只是爱跟风而已。

在一些网红博物馆，我也看到年轻人们成群结队拍照打卡，但是对博物馆厚重的历史脉络毫无兴趣或者走马观花。

在一些网红动物园，人们都疯狂地围着动物打卡拍照，我却没有看到谁驻足看一下旁边的牌子上，那个动物的前世今生、生物属性。

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文化是最没用、最不受尊重的东西，是用来装点自己的一件衣服罢了。

但反讽的是，人们却最爱附庸文化、炒作文化。在他们看来，有钱了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假文化来装点一下自己，显得自己不那么“土豪”。

动不动就是“国学大师”，动不动就是“神童天才”，但为什么文学奖、科学奖获得者却寥寥？

全民浮躁的背后，是文化根基已经断裂和被破坏。

韦东奕另外一个受争议的情况，是他的健康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牙齿脱落了至少半行，这在这个年龄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家人解释说是牙周炎，但北大背靠着最好的医院，为何北大的天才却连个牙周炎都看不好？

另外，韦东奕的消瘦情况、讲话情况，都是不正常的，都需要关注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数学家。

作为一位顶流数学家网红，已经是公众人物，韦东奕的整体健康状况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并不是针对韦东奕，而是他背靠的体制。

既然咱们有体制，就应该对体制的员工加以关心，尤其是这样的特殊人才。不能在有功劳的时候突出他的“体制身份”，但在这时候又显得他好像遗世独立，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现在很多人编了网络段子，比如什么“学海无牙”，这种无聊的段子除了将真正的问题掩饰和消解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当整个社会都高度娱乐化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面对任何严肃的命题，但科学恰恰是最需要严肃的一个行业，所以，不能任由韦东奕成为一个纯网红，那可能意味着本来就缺失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变得更加浮躁。

在这时候，体制应当起到的作用，是保护这些属于体制的科学家们，除了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名誉。

他们出名只应当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或者做出的科普贡献。

爱造神的人们，抛弃一个“神”也相当快。

他不叫韦神，他叫韦东奕。希望韦东奕最终不要被流量伤害到、反噬到，祝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维护科学本身的尊严。

被网友称为“韦神”的韦东奕，日前开通了个人视频账号。他的亲戚近日向媒体证实此事，说是家人协助他开通的，目的是让韦东奕分享数学相关内容，与外界有更多接触；同时“建立一个真实可控的窗口”，防止恶意剪辑和造谣行为。

韦东奕开设账号后，短时间内粉丝已突破2300万，其健康问题备受关注，也有很多人呼吁“不要消费他”。有网友说，“学院希望韦东奕注销个人账号”，对此，北大数科院6月9日告诉大河报记者，“这个现在不确定”“我们现在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

对于网友关注的健康问题，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韦东奕有比较严重的牙周问题，学校和学院一直都非常关心，此前多次派人陪同韦老师到医院就诊。医生进行过会诊，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下一步，学院和中心还将帮助他积极进行治疗。另外，最近3年来，韦东奕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除了医生建议其关注口腔健康，其他体检结果正常。

北大这么回应，按理说网友可以放心了。不过回过头看，韦东奕来办个人账号确实很突然，在网络传说中，韦东奕是像扫地僧一样的神秘存在，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潜心遨游数学世界，在另一个远离大众视线的平行世界，安心当他的助理教授，类似于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不食人间烟火。

韦东奕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视频，跟网友打招呼，他对开办账号的事，应该是知情且同意的。至于说，他是因为什么被家人劝服在这个时候办账号，外人不得而知。这涉及他家人与他的交流方式，也与他家人到底怎么看待韦东奕这个名字的信誉和价值有关。

韦东奕实际上几年前就成为网络聚焦的“神话人物”，现有舆论中对他的大多数崇拜之情与少数贬低论断，在那时候就已经很齐全了。向他行注目礼，或者小声嘀咕他长相不佳，举止异于常人等，只从数量规模上看，现在与过去并无太大区别，为什么他的家人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开设个人账号，有点让人费解。

家人所说的理由，用一个真实窗口来遏制谣言，看上去难以实现。他个人账号一夜之间吸粉数千万，围绕韦东奕的流言蜚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他的牙周炎问题闹得越来越多。

四年前针对网络上流传的韦东奕崇拜热，北大就曾表达过立场：青年学者需要安静的治学环境。言下之意是很明显的，不希望社会各界增加韦东奕的关注负担，现在韦东奕的家人让他露脸办账号，所引发的流量暴风，有一大半掉头转向北大去了，成了需要处理的舆情与院务突发事件，这恐怕不是北大数科院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韦东奕本人的性格，不少人认为，他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开办个人账号是要打个问号的。也许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家人的这波操作，正在将他的私人问题变成学院的麻烦，让数科院乃至北大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快速吸粉的韦神账号，北大如果真要韦东奕注销，上千万的粉丝恐怕不答应，他们对韦神充满了好奇心，渴望从这个窗口窥探一二。可要是默认这个账号继续运营，等于是否定了四年前的表态，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账号会制造多少麻烦——期待它平静如水，不会衍生出更多的争议，恐怕是个奢望。

韦东奕出名后，确实受到了非常多的侵权冲击，有假借他名字开账号，有注册商标的，他被非法的商业利用包围。假如他的家人希望以韦东奕个人账号为依托，便于维权，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让数科院替韦东奕去处理维权事宜，有些不合适。

要是有某种安排，把韦东奕个人账号做成一个合规的维权主体，或许是一个思路，但因为韦东奕名声实在太大，他作为职工的私人权益与北大的公共事务如何协调，平衡起来也是让人头疼。

但不管外界如何看，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韦东奕本人的意愿。从网络流传的零星信息判断，他似乎不善也不愿太过曝光自己，但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要不要开号、开号做什么用途，关键还是取决于他自己。无论校方还是善意想保护他的人，越过其主观意愿，做太多“为你好”的干涉或安排，可能都不是很合适。

“今日你看他人病榻，来日他人亦看你。”

有些人提到医院就避讳，全然不尊重“医院从不是遥远之地，而是人生中的某个必经驿站”的事实。

也所以，关于医院近期新的“免陪护试点”出炉，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关注的，他们觉得事不关己。但事实恰恰相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需要经历一两次“医院陪护”，几乎无法避免。

何谓“免陪护”？很简单，由医院直接提供专业的护士来陪护，不再需要家属亲自陪护，也不再需要家属去外面自聘护工。

当然，试点强调了“自愿”。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自愿”，那也无非是多了一种选择。但真要做到一点，想必是没那么简单的。

第一，不管再怎么说，“免陪护”不是“免费陪护”。虽然从目前的收费标准来看，由医院提供的护士陪护，比患者自聘陪护要便宜，但是，毕竟是一份“创收”。再观看现在一些医院发不出工资，甚至关闭的爆料，想要彻底把这种“免陪护”模式做到完全自愿的程度，恐怕有难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些医院自身尚难自保，恐怕很难不向“创收”低头。

说得更简单点，医院也需要这笔收入。

第二，但凡交易，必有竞争。当然不是指和外聘护工之间的竞争，而是医院护士与护士之间。外聘护工是没有竞争力的，只要不让你进医院宣传就行了。但是护士与护士之间呢？即KPI。

这绝对是值得提前做好预防之处，一个护士管理3个病人，一旦医院对护士下达这种KPI的命令，那么护士为了自己的工资不降低，就需要想方设法让家属购买这份服务。

有些人可能经历过，当自己在医院为亲人陪护的时候，其他病床自聘的护工，偶尔会发出一些比较阴阳怪气的嘲讽，来指责你不为家人聘一个陪护，让他们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但同时当他们不断指出你的“错误操作”时，不得不说，这又是相当有效的，你会感到惭愧和内疚。普通人毕竟不干这一行，比起外界护工尚且不如，那比起更专业的护士自然更不用说。

看似温声细语，是销售在下棋；话里亲情用力，其实逼你买单。

我知道，必然有人要反驳，因为并非每个家庭在经济上都处于拮据的状态，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医院能提供“护士陪护”，绝对是利好中的利好。相比外界护工，护士是更值得信任的。

而且，从价格来看，免陪护后，价格确实比外面自聘陪护要低。我在报道里看到了某地医院的这样一组数据：试点医院提供“一对三”（140元/天）、“一对二”（180元/天）、“一对一”（280元/天）阶梯化服务。

这个价格相比外聘护工，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对于本就会选择外聘护工的患者来说，自然属于利好。

最后说一点，那就是由医院提供“陪护”服务后，会不会导致原本的“业务水平”降低？这也是值得提前思量的。毕竟活儿增加了，分配到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就可能会减少。

其实一些官方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山东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发布的“医疗机构免陪照护服务工作方案”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求，医院如果因为护士人手不够而另外招聘“专业陪护人员”，那么可以招，但不能用缩减护士数量为理由。

这便是担心有些医院，为了新的创收方式，而本末倒置，放弃原本的责任，减少护士数量，意味着降低治病救人的服务质量。这样的担忧和提前预警，是非常有必要的。

若护工为利生，医术则易死；若责任可分摊，良心便可售。

总之，对于这个“免陪护”的出现，我觉得是有弊有利。仁者之道，利人而后利己。如果能把规定中所提的“自愿”落实好，如果这个试点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更好的便利家属，那么它只是给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它就是好的。

反之，倘若这个试点出现后，没有合理的监督和限制，纯粹为了创收而存在，那么恐怕事情将没那么简单，患者的选择将不是变多，而是恰恰相反的减少。

利在一时者，众必趋之；利在人心者，方可久远。

“自愿”两个字有时写得漂亮，可一旦绑定了医生KPI，绑架了家属情感，最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你可以不买，只是你要承受代价。”

“免陪护”好不好，关键便在于于此，能不能真正保障选择权，不让“自愿”成为“被动接受”的遮羞布。

这令人担忧！

最近在短视频上就看到了张家界溶洞垃圾的问题，不过之前都是网络主播在积极曝光，近日这件事上媒体了，看了这些细节真是触目惊心。

两个溶洞清理出51吨垃圾，这还只是固体垃圾，还有养猪场往溶洞里排污水，都顺着地下暗河流走了，这么多年，不知道有多少吨，整个溶洞臭气熏天。估计蝙蝠都没法生存。

难以想象吧，亿万年才形成的美丽溶洞，钟乳石石笋，很多地方都打造成旅游景点，在这里居然被这些人当做垃圾堆，什么垃圾都往里面倒。反正溶洞连接地下暗河，那也是污染其他地方，跟他们这里无关。

但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受到污染。

而且通过地下暗河排污，其他地方很难能发现。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

更有甚者，当地村支书卢志富在微信群里跟村民说看到拍天坑垃圾的给我打，打出事他负责。这就是当地的基层管理作风吗？

这是天坑垃圾，还和溶洞垃圾不是一回事。天坑和溶洞都被当成是天然的垃圾场。

这件事如果不是网络曝光，偷偷往溶洞里倒垃圾，这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主意啊。

如果不是“好事者”去拍视频，这真的很难发现，下游找不到污染源，天上卫星也拍不到。真正做到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只有严防拍视频的人曝光。甚至用暴力恐吓。

这次的探洞博主小符哥哥，有人不断骚扰他的家人，让他不要发声。

这操作太无法无天了。

我觉得当地的管理者主观恶意特别巨大，不是为了保护一方水土一方青山，而是搞在破坏，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当地村支书还说拍溶洞的是坏家伙，就去打。当地还是法治社会吗？

有人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卢志富。看到他慰问困难群众的照片，说实话，看过很多慰问照片，虽然基本在演戏，但还是没看过如此冷漠的表情。

凶神恶煞的样子，无法无天的手段，这样的人怎么为人民服务？

而现在被曝光后只是停职检查，停职又不是开除，过几天又可以东山再起。

溶洞里发现了垃圾，被曝光了还知道清理，干部队伍里发现了垃圾，怎么不及时清理？这样的垃圾不清理掉还留在组织里增加垃圾浓度吗？

有这样的干部风气，我也能理解为啥张家界旅游集团，一个拦起来收费的景区，居然会亏损了。

表面上看张家界奇峰险峻壮美，可谁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却充满了垃圾。

十多年前，在腾格里沙漠，有企业把污水直接排到沙漠里，水份蒸发了剩下的粘稠物就用铲车铲出来直接埋在沙漠里。

干了之后，遇到沙尘暴，直接把这些污染颗粒送到华北去。

还是十多年前，山东潍坊有企业通过高压水井将污水压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排了，却污染农民的井水，让很多人得病。

如此缺德冒烟的排污方式真该枪毙十回了。就为了省点污水处理的费用，不惜污染别人的饮用水。

这十年来，到处都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没想到还有往溶洞天坑里倒垃圾的管理方式。

而且当地的环保部门是干什么吃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竟然要依靠网红自媒体来曝光。

而我看最近很多地方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在网红曝光后迅速得到解决。

可悲啊。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前文回顾：颁奖董宇辉，人民文学奖成文坛笑料

上海高考作文把我整迷糊了。

专、转、传，这算是什么逻辑下的分类呢？都带“专”就行？真想给出题老师一砖！

一个朋友说这是“脑残+强迫症”逻辑。

还有人解码出新的暗语：

文人连个分类逻辑都没有，以字形绑架为高级？真是丢人丢到高考上了。

1

这个“专、转、传”分类始自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明教授。

他用这三字概括文章类型，自以为是汉字思维的创新，但是，拜托了，这种诘屈聱牙的强迫症分类思维，真算得上是对语言自由的暴力规训了。

胡晓明在文中称，“专”就是专业、专家的文章。专家之文，有“冷板凳”与“热炕头”两类，但文章并非只能有这两样选项，排斥黑，不一定就是白，还有红、黄、蓝、绿等，世界是七彩的。这就要说到第二种文章的状态：“转”——“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按胡晓明的说法，从“专”到“转”再到“传”，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大家看明白他想说什么吗？专业文章不能传世，还是通俗文章不能？专、转和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专业文章既然可以是七彩的，那不就包括通俗化的“转”文了吗？专和转又是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再把传包括进来，那他妈真是狗屁不通了。

文学学者，能有点最基本的逻辑意识吗？

其实哪有什么正常逻辑，这就是在玩“专”字偏旁游戏。

2

专业文章需“专”，通俗转化需“转”，传世经典需“传”，而所有路径必须共享“专”的基因。

哈哈，三字强行统一“专”字偏旁，就像为不同灵魂的文章套上同款病服。

这种设计暴露了命题者的形式主义强迫症：试图用视觉统一性掩盖逻辑断裂，用字形相似伪造理论自洽。

除此还有其他吗？

这是虚假的三分法。

“专→转→传”的箭头暗示文化进化论？但又说中途的“转”流俗，那就不是进化了——另外，通俗的读物，并不像你说的一定流俗的啊。

真是处处是bug啊。

再说了，专也可以直抵传呀（如《时间简史》），为何中间要加个“转”？专和转并不是对立的词汇啊。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这是最致命的。为了凑三个“专”字偏旁，让人话变异了。

“专”字偏旁，在此成了思维裹脚布。这真是毫无营养的分类暴政。

传世之作和“专”、“转”有毛必然的逻辑？

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想的是“救救孩子”，而非“专转传通关攻略”；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何曾计算过转发转化率？所有穿越时空的文本，只因承载了人类精神的极限刻度，这哪是狗屁不通的专转传所能解释的。

“专转传”的偏旁整饬，让文学圈学术话语的形式贫困，暴露于天下。当高考命题沉迷于字形连连看，所谓的思想旷野，已被强迫症被修剪成了盆景。

真正的写作，从不为偏旁折腰，只向自由致敬。每个时代自有其文脉，何须“专”字偏旁强行续命？

专转传的笑话，有点像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看到他被一拳打翻真开心。文坛和中国功夫一样，要把这硬造概念的裹脚布去除了。

每逢高考，都会出现一些家长的迷惑行为。比如穿着旗袍、拿着甘蔗站在考场门前，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甘蔗象征步步高。这种装扮的丑陋可想而知，甚至还有一些男性家长也玩这么一出。家长认为送给孩子的是祝福，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只是负担，让他们感觉尴尬和丢人。

有些二极管一看这话就会火冒三丈，张嘴就是“子不嫌母丑”“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什么要觉得丢人”这种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所谓道理。但是，“我是为你好”从不是“我要求你必须如何如何”的理由，对于美还是丑、尴尬与否的界定，不仅仅看双方的关系和出发点，还得看事实。

昨天还看到一张图，有家长在高考三天准备了三件旗袍，第一天红色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第二天绿色旗袍寓意一路绿灯，第三天金色旗袍寓意金榜题名。有朋友开玩笑说，如何对待家长这种会让正常孩子觉得很丢脸的巫术行为呢？就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告诉她们这三件旗袍的意思是“大学对孩子亮了红灯，高考成绩一片绿，读大学这事儿也黄了”。

高考仍然是许多孩子的出路关键，这一点不可否认，即使出路正变得越来越有限，父母对孩子高考的关切也很正常。但在我看来，高考生家长的那些巫术行为，不仅仅丑陋，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孩子们为何如此艰难——这些愚昧的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社会？

有些二极管又会说了，哪有这么夸张，不就是高考这几天紧张一点、迷信一点吗？但是，个体的认知水平并不是只体现在一件事上，它会投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工作，关乎家庭相处，关乎对子女的认知，关乎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愚昧认知投射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

这几天，原本与世隔绝的北大韦神开设了个人自媒体账号，结果仅仅三句话（“大家好！我叫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的简单视频就在短短几天内让他成为抖音粉丝两千多万的超级网红。

因为恰逢高考，韦神的评论区变成了“高考许愿池”。抖音主要是父母在许愿，小红书则是年轻人在许愿。

许多人对韦神的赞美，仍然是一种陈腐观念的折射。他们赞美韦神能吃苦，生活简朴，只吃馒头，但这种赞美骨子里却是一种固有的恶意：在他们眼中，做学问的人就应该这么清苦，而且生活不能自理，仿佛不如此，就不能专心于学问。

苦难哲学在我眼中是“传统观点”里最无耻的部分之一，一代代人醉心于“苦难成就了我”的虚伪叙事，却忽略了社会的真实：自古以来，成材率都以中上阶层最高，一个在苦难中成才的人，背后可能有9999个在苦难中沉沦的个体。它甚至会变成一种话术：为自己辩护时，就说“可惜小时候吃了太多苦，没有条件好好学习，不然成就不止于此”，教训孩子时，就说“人不吃苦不成才，我小时候没饭吃，光吃苦。”

以韦神现在的年纪，牙齿竟然已经大面积脱落，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新闻反馈他有严重的牙周问题，也有人猜测跟他苦行僧式的饮食习惯有关。事实上，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他，并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压力。以馒头度日，一方面是沉迷于学术，另一方面也是与社会的脱节。这种脱节也体现在韦神的视频里，他面对镜头时的局促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种脱节恰恰符合了许多人对学术精英的刻板想象。昨天看到一篇名为《对韦神崇拜的背后是一种很浓烈的恶意》的文章，深得我心。作者写道——

我向来觉得大众有个令人费解的习惯：人们习惯用苦难和贫穷来衡量学术水平。在大众舆论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他苦他牛逼”的奇怪标准，但以学术领域最为偏激。

我们希望看到科学家抛妻弃子、隐姓埋名、艰难朴素连走路都不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认为他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比他给了大众什么，更能衡量他的伟大。

如果韦东奕身体健壮的住在高级公寓，偶尔像普通人一般吃喝玩乐，他还能被大众众星捧月吗？

我们乐于歌颂杰出的人，前提是他要够苦，这样我们才不会生出不公平的愤懑。我们几乎不接受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享受世俗生活。我们对天才崇拜背后是浓烈的恶意——他必须不享受世俗幸福的被钉在神坛做贡献。我们渴望天才，却有暗搓搓的想要阉割和胁迫天才。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天才开法拉利，那就不配拥有天才。

人们总说：“比起崇拜网红、明星，更应该崇拜科学家。”

但当一个网红坐在法拉利上，人们会说：“羡慕！”；当一个科学家靠专利赚钱时，人们会说：“建议严查！”。网红考上研究生，大家会说他真厉害，教授业余当当网红，大家会说他不务正业。大众对科学家的道德宽容度反而比网红和明星更低，甚至都不允许一个大脑发达的人拥有好玩儿的人格。

对韦神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对分数的追捧（虽然韦神本人并未参加高考，而是走数学竞赛渠道）。但有几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韦神呢？显然不会太多，因为在世俗眼光来看，做学问太苦了，很多人还会有点小优越感，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谙世事，不懂适应社会，纯属“书呆子”，他们一方面强调分数，一方面又会强调“会做人”。

我一直都说，中国人鼓励孩子，总离不开“好好读书”，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如此，老人更是如此。但他们真的尊重知识吗？未必。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极其可笑的分裂，一方面，他们认为孩子必须好好学习，但另一方面，他们会一次次告诉孩子，书上的东西没用，胡说八道的多，最重要的其实是精明长眼神会来事儿懂交际。在他们眼中，学习是为了学历，学历是叩门砖，混社会则要靠其他，至于知识，哪有经验管用？越是没读过书的人，越是认同这一点。

所以，重视学习并不等于尊重知识。当年的“读书无用论”其实并未打破，只不过变成了“学历有用，知识无用”，学习是为了未来找工作，而不是为了求知。很多人都说分数是敲门砖，这个社会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用完这块砖，其实就抛弃了知识，他们眼中只有这块砖。

说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其实由来已久。古代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看似尊重知识，实则尊重的是读书可能带来的权力。对于真正的知识，中国人其实向来不太看重，尤其是科学。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高考考场外总有一些家长奉献迷惑行为大赏，为什么韦神的社交平台评论区变成许愿池。这些愚昧行为看似与知识背道而驰，正常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人理应干不出这种愚昧行为，但如果洞悉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知识，只在乎“敲门砖”，一切就容易解释了。

所以，别看他们吹捧谁，不管他们吹捧谁，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权力和金钱的尊崇，而非对知识的尊重，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相。

中国社会历来喜欢追捧天才，尤其是那些“外貌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天才，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天才两个字刻在了额头上，能够一眼识别。

这种对“怪诞天才”的舆论偏好背后有两种常见的心理机制：

一是围观者可以获得一种“慧眼识天才”的快感，仿佛全世界都被他的外表蒙在鼓里，只有我知道这位扫地僧是绝世高手。

二是围观者可以由此对天才建立起心理优势，就是说即便他是是智商方面的绝顶天才，我也比他帅一百倍，生活质量比他高一百倍。如果这就是天才的代价，那我没成为天才也不算可惜。

互联网舆论对北大数学教师韦东奕持续多年的追捧正源于此，“韦神”辉煌的数学成就只是表面，网民真正想要的只是基于刻板印象的猎奇。甚至说得更难听些，是“参观韦东奕”。

近日，韦东奕家人在抖音为其开了一个认证账号，韦东奕本人出镜讲了3句话：

我特意截了3张图，是想让大家更清楚地感受韦东奕的状态，确切地说是身体健康状态。就当我爹味儿重吧，我认了，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多管一点闲事，呼吁公众不要过度消费韦东奕，恳请北大关心和适度干预一位教师的健康情况。

韦东奕才33岁，如你所见，已经缺失了半排牙齿，眼眶、脸颊的状态，稍有医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相当危险。

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生活朴素，也绝不是什么不修边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与特定生活方式造成的健康状况恶化。而牙齿的缺失会进一步限制营养的摄入，让健康陷入恶性循环。

这是韦东奕中学时的照片，一个健康的小伙子。

这是韦东奕前几年的照片，还能看出是青年。

这是韦东奕现在的情况：

很显然，韦东奕需要的不是围观和膜拜，需要的不是接福气，他迫切需要的是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关心和帮助支持。

是的，韦东奕需要帮助，非常需要帮助。

作为北大的教师，韦东奕并不缺钱，他吃馒头喝凉水不是因为贫困，穿着朴素也不是为了省钱，更不是传说中为了节省时间来专注数学研究。

馒头👇

馒头👇

馒头👇

还是馒头👇

很显然，韦东奕存在严重的生活技能缺失与社交能力短板，在多年缺少外部力量干预和支持的情况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后果。

韦东奕是成年人，但他显然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基础生活照顾与生活技能教育。有些话我不好直说，相信大家能意会得到，韦东奕的家人有责任更好地照顾他，北大作为工作单位有道义上的义务关心他支持他。

考虑到韦东奕的家人塑造了他的成长环境，我估计更有指望能帮得上忙的是北大。个人建议，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北大甚至可以考虑一定程度上更强势、更主动地干预他的生活，比如安排专人带去体检、接受口腔科治疗、安排志愿者帮他安排日常餐食，或提供条件让家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尊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是没错，但韦东奕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很显然是处于需要外界帮助的困境之中，北大不该再坐视不理了。

恳请北大关心和干预韦东奕的健康状况，拜托了！

后续：

基本常识｜关于韦东奕的健康问题，北大实在没必要遮遮掩掩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北京大学韦东奕

6月9日，北京大学数学院通过媒体回应了公众对韦东奕健康状况的关心和担忧。作为最早呼吁北大出面干预的博主之一，我很仔细地读了这份回应，总结一下关键信息：

1.学校知道且一直关注韦东奕的牙周问题，曾多次派人陪同他到医院就诊。医生进行过会诊，并提出了治疗方案。

2.韦东奕过去3年每年都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除严重的牙周问题外，其他体检结果正常。

3.下一步，学院还将帮助他积极治疗。呼吁公众保护学者专心治学的环境，让韦东奕能心无旁骛投入教学科研。

说实话，我特别理解北大方面这个回应口径的无奈之处。韦东奕作为成年人，单位对其健康问题本身没有责任只有道德义务，在干预和回应公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限制，不方便泄露当事人健康隐私，也不可能强制就医。

那就由我来做这个坏人，把问题摊开吧。

第一，韦东奕不止有牙周健康问题

其实北大在回应里面也隐晦地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医生进行过会诊”，但因为健康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学院没有权利事无巨细地披露韦东奕的健康状况。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单纯的牙周问题，随便哪位口腔科医生都能完成诊断和治疗，根本无需会诊。无论是牙齿脱落之前的挽救，还是牙齿脱落之后的种植，都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以北大附属医院的实力，如果不是患者极度不配合，完全能够避免半排牙齿脱落，也完全能够在牙齿脱落后很快完成种植修复。

实际上，在33岁的年龄，在不缺钱不缺医疗资源的北大，不可能单纯因为牙周问题而掉了半排牙齿。半排牙齿脱落是一个严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并且牙周病之外的问题才是更关键的。

另外，韦东奕在视频中的表现，还有非常明显的斜视情况👇

如果韦东奕真的连续3年参加体检，至少眼科检查不可能是“结果正常”的。

第二，韦东奕不止有生理健康问题

其实在前一篇呼吁北大干预的文章里我就写了，有些话我不好说得太直白，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把话挑明。

韦东奕当下的情况，除了生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外，其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

如北大通报所介绍的，学院曾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去医院就诊牙周问题，其家属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讲过陪同他去看牙的情况。

这一方面反映出单位和家人对韦东奕的关心照顾，另一方面也毫无争议地反映出韦东奕本人不具备独立就医的能力或意愿。

在之前那篇文章的评论区有一些读者认为我多管闲事，觉得韦东奕作为成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需要别人置喙插手。这道理放到一般情况下是没错，但具体到韦东奕的情况，很显然他并不具备完全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行为能力，因此外界的帮助才很有必要。

实际上，韦东奕现在不仅大概率缺乏独立就医的能力，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很可能也是没有的，可以想象他正处在严重的心理困境中。

在此想重点给读者们普及一点基本常识：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很多时候心理健康的困境会对一个人影响更大，也更难挣脱。

第三，关心韦东奕健康并不是打扰他科研

北大在回应中呼吁公众保护韦东奕专心治学的环境，意思是大家不要多问，不要去打扰他，这点我很赞同，但有必要补充一点。

现在打扰韦东奕治学，甚至威胁到韦东奕心理健康的并不是广大网友，也不是我这样呼吁关注韦东奕健康问题的博主，而是把他推到镜头前面站军姿，把他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非直系）家属。

这里我要不客气地指出，韦东奕家属所谓开个账号让他和外界多点接触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如韦东奕本人只出镜录视频，不参与账号的实际运营，那么就不存在和外界接触。

假如韦东奕参与账号的运营，会看到评论区，会看到媒体和网友书以千万计的各种声音（其中不乏恶意评论），那这不能叫多跟外界接触，而是相当于对他施加酷刑。

所以说，真正想要避免打扰韦东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做的是帮助韦东奕远离舆论漩涡，而不是假装韦东奕的健康情况“没什么大不了”。

最后重申一遍：

我完全理解北大作出这份回应的无奈之处，也认为北大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就医的做法已经尽到了单位的道德义务。

但是，对韦东奕真实的身心健康情况遮遮掩掩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利于督促其家属真正关爱韦东奕，为他的健康状况着想。

崔丽丽是一位在汽车行业打拼17年的职业女性，她的职场路径原本走得顺遂，换过三家公司，从一名普通销售一路往上，临近40岁换到新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过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场酒局，被劝酒后醉到「不省人事」，之后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

崔丽丽说，最开始也感受到害怕、绝望、羞耻等等情绪，最难受的是，因为醉得太厉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张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证据。直到事发三天后，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亵的画面，告诉丈夫梁靖宽，「自己可能被欺负了」。梁靖宽保持了冷静，提示她可以查监控，崔丽丽慢慢恢复理智，咨询律师如何取证，也很快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

接下来，在丈夫梁靖宽的鼓励下，崔丽丽报警立案成功，且办案检察官侦查到另一份关键证据，弥补了她记忆模糊的部分，最终以「强奸罪」对王某提起诉讼。2024年4月2日，事发过去七个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

但崔丽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和许多遭受职场性侵害的人一样，她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而公司不仅不认，还停发她的工资，停用OA系统和邮箱，移出工作群，最终以严重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她曾经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崔丽丽说，但她相信，个体是有主动性的，不会轻易被体系吞噬。她继续查找法规，发现《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对自己适用。被开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报了工伤，尽管要把伤口重复撕开，但她坚持战斗，最终历时8个月，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成功认定了工伤。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职场性侵害之后，能用新的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

战斗的另一面，是精神难以弥合的创伤。今年1月元旦过后，崔丽丽一早去车站接我，她个子小小的，围了一条厚围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发后，她被噩梦折磨，不敢独自出门，更做不到回归职场。

梁靖宽一直陪着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他还和丽丽一起看专业的书籍、电影，理解病情，也试着理解女性的心理和处境。「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

第一次接受采访，崔丽丽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她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希望在采访中不断接受和正视自己，也希望给亲友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留在家里没有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梁靖宽也通过报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接着准备打劳动仲裁，这一次她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收集证据上了战场。她说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输了不丢人，「但要赢，就想赢得漂亮一点。」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发来消息，「仲裁结果出来了」，后面跟着奋斗的表情符号。她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以下，是崔丽丽和梁靖宽的讲述——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拼凑的真相

崔丽丽

事情的真相，我刚开始其实不记得了，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最清楚的记忆，是2023年9月24日，凌晨4点多，我不知道怎么就醒来了，带着一点醉意，看到房间里还开着灯。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睡觉从来不开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布局和我的房间不一样，标准间的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我很吃惊地坐起来，结果发现身上一件衣服也没穿，衣服都杂乱地扔在地板上。

我当时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为羞耻还是害怕，一边下意识穿衣服，一边就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过来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就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刷了几次房卡都打不开，我只好去一楼找前台，但走到电梯间才发现，自己慌张到连鞋子都忘了穿。

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较熟了，感到那个样子太丢人，只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间的门，想把鞋穿上。当时还是很迷糊的状态，我回到自己房间趴着就睡着了，直到8点多钟才彻底清醒，想不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王某房间没有穿衣服醒来，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对质，想找他问个明白。

那是王某第一次对我撒谎。他说我喝多了，打车送我回来，发现我的房门打不开才去了他的房间，后来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脱了我的衣服。那次对话，我对王某还使用「您」这个字眼，始终没直接问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当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继续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整个人变得特别恍惚，有一次和客户见面，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还有一次过红绿灯，也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一种「解离」反应，是人在面对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大脑把身体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自我保护。

那时候，我感到最难受和最困惑的，是对发生了什么根本想不起来。我逼着自己从头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约客户谈合作，想着要跟别人聊正事，最好别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长喝酒，就订了一家日料餐厅，点了一瓶清酒稍微助兴。客户来之前，王某说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对方拿下，王某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开场一个多小时，就发微信跟我说，「你陪着多喝点，我快不行了」，过后又补充，「这酒后劲挺大的」。

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惯清酒，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陪了几杯。到11点左右，我开始感到晕乎，赶快去结了账，提醒他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没想到回来后，桌上又多了两瓶酒，王某一直劝我敬客户一杯，把我弄得下不来台，我就又陪了几杯，之后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个人就断片了。

之后更多的记忆，我都没有了。直到三天后，再次在重要的商务应酬上见到王某，一些被猥亵的画面就想了起来。我冲到卫生间，哆嗦得不行，但因为职业素养还是强撑到了应酬结束，回到酒店后，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坐了一整晚，精神彻底崩溃了。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发第四天，我才打电话跟先生讲，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先生让我赶快买票回天津，见面后他也很生气，说我为什么不赶快查监控？为什么不赶快报警？我才第一次回过神来可以看监控。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我和先生按计划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但我实在等不到假期结束，就先咨询了律师怎么取证，之后一个人去了杭州调取监控。

酒店经理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女性，监控一般不能给客人看，但她帮我支招，说可以先报一个丢东西的警，看看监控到底录下了什么。后来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视频里比较完整地拼凑出当天的情况：

回到酒店我已经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说是背我回来，但其实是抱着我，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之后经过我房间也根本没有停留，直接进了他房间。到了凌晨4点多，我从王某房间出来的状态原本也忘了，那时候才看到，我光着脚，走得摇摇晃晃，衬衫也穿得乱七八糟，刷不开房门之后，瘫坐在地上就哭了。

我一边看，一边哆嗦得全身发抖。因为提前咨询过律师，我知道生物证据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监控，一个月后会被新的视频覆盖，我就请酒店经理一定要把这些监控全部复制保存下来。她让我放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我。

10月3日那天，我还向酒店保安、打扫阿姨录音取了证。原来，事发的晚上，前台小妹担心我被抱回来，就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监控里王某把我弄进房间，让保安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应。最后，她再次给王某房间打电话，问是否需要帮助，王某说「不用」挂了电话，她没办法再坚持，只好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那个房间。

问完这些，我错过了当天回天津最后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选了一个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地方住下。当时天已经发黑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变得很恐怖，周边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秃顶男性迎面走来，一下子想到王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过，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厅里坐着发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给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电话，接通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哭。

那位朋友什么都没多问，立马来找我，和电影里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知道原委后，她不是和我抱头痛哭，而是特别冷静地说，「丽丽，咱们把你监控看到的，能想起来的，再好好盘一盘。」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静和理智镇住了，就在酒店里找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我一边说，她一边写，写完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断定，不管有没有被性侵，强制猥亵肯定是有了。

接着，我们又把职场的工作方法拿出来，策划用什么话术再找王某对质，如果对方承认性侵，话要怎么说，如果不承认，又要怎么说，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写出来，尽量多问出一些话，多收集一些证据。

我们对着草稿演练了两遍，一直搞到凌晨3点多。但那时候，我对于是否报警还是有一些挣扎，我会思考报警的代价是什么，我先生能承受吗？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吗？我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要怎么办？还有我的职业，汽车行业的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朋友听了这些顾虑，她的回应非常打动我。她说，「你要是能报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

梁靖宽

9月27号早上，听到丽丽打来那个电话，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记得丽丽当时是例假最后一两天，所以她说「被欺负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反复跟她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丽丽在电话里一直哭，整个人就傻掉了，其实我也挺懵的，当然还有愤怒，那时候脾气就上来了，怪罪她怎么不及时报警，要赶快报警。

但问题是，丽丽对许多事情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也感到奇怪，丽丽虽然酒量不好，但她对事业很负责，不可能让自己在客户面前失态，而且喝了那么几杯就醉成那样，我是有过其他怀疑的，但当时用过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没办法再追查什么，只好让她买最快的一班高铁回家，我们再一块儿商量商量。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监控。后面一两天，丽丽也恢复理智了，找了做律师的高中同学咨询，后来一个人去杭州看监控，期间我们是一直联系的，丽丽说东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体查到什么，她没说，也没发给我看。我听出了她的犹豫，就想当天赶紧过去处理这件事，但丽丽坚持先回家再说，还说有人陪着她，让我不用担心。

后来，我才知道丽丽的很多顾虑，家人、朋友、事业，生活里还上有老下有小，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她承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但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对报警也没有过动摇，因为这是犯罪，坏人犯罪难道还要逍遥法外吗？丽丽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声音，但我从来不会被这些观点绑架，也告诉丽丽说，对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态的，我们干嘛要去理会那些人？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关键证据

崔丽丽

10月6日开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录音笔，带着犹豫和纠结去了公司。在王某办公室，我像之前演练过的那样，开始一个个提问，想着他哪怕撒谎露出破绽，破绽或许也是一种证据。但没想到，王某不仅不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没嫌弃我就不错了。我被彻底击碎了，瞪着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马就去杭州报警。

我先生特别支持我，这次报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别理智，让我把关键点提前写下来，以防报案时太过激动疏漏了什么。

去事发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壮志的，但剩下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腿一软，走不了路了，就开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实特别美，但那天的蓝天和白云在眼里都是灰色的。我拽着先生的手说，我太怂了，连走进那个酒店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先生拉着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说没事儿，别着急，不想去咱们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懦弱，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把眼泪擦掉说，「老公，咱们走。」

到了酒店，110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先生就接过电话，说我媳妇在哪个酒店被强奸了，要求你们马上出警。

警方的行动很快，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跟一辆中巴车，把酒店戒严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接着又去医院采集身上是否还有王某的DNA。整个过程都很顺畅，录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别好的男性，不会强迫我作答，也没有提问让我感到不舒适的问题，在我哭的时候还会安慰我；采DNA的医生也说，没事儿不疼的，然后说，「咱们没有错」。

警方告诉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让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语气特别严肃地告诉我立案了，我整个人就激动地从沙发上溜到了地板上。

在醉酒类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证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么程度，这点在我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质疑，监控和相关证言都很明确，我已经严重到「不省人事」的状态。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不够。但办案检察官特别负责，一帧一帧地细致看监控，看到我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隔壁房客突然打开了门，在王某房门口徘徊了几分钟，还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检察官凭直觉感觉到，那名房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拿手机是不是录了音？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没想到那位客人还在酒店里住着。

那名房客告诉检察官，因为酒店隔音比较差，他先在房间里听到很大的动静，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之后在门口听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这段录音成了指控「强奸罪」的关键证据。我记得特别清楚，2023年11月11日，检察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别兴奋地说，崔丽丽你知道吗？我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王某已经实实在在被抓起来，不怕给他定不了罪了。

2023年10月9日，梁靖宽陪崔丽丽去杭州报警，他走在前面，崔丽丽拍了他的背影留念。

去战斗

崔丽丽

报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做噩梦。

可能是事发之后，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间找鞋，就做了各种找鞋子的梦：要么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么在大雨中跑着找鞋，而且梦里的鞋子特别具体，有时候是运动鞋，有时候是拖鞋……我总是害怕得从梦里惊醒，醒了以后就觉得很不真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我做销售17年了，发生这件事，真的是把我过往十几年的职场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对于人的认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讲什么喝酒拉客户。记得27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谈业务，后面又带团队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个箱子就走了，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岁的男性，出去见客户都直接说，丽丽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们照顾一点。所以在以前的环境里，销售虽然要应对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别保护我。

但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别重，王某经常向我灌输，我的领导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业务都是她喝酒喝来的。公司聚餐的时候，王某也会劝下属喝酒，下属就下意识地服从老板的指令。包括这一次，其实最开始我对自己是有怨恨的，为什么不强硬拒绝王某，但我根本没想到会喝到那么醉。我想过提防客户，但从没想过提防自己的老板。

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医院里检查出抑郁，变得不敢出门，就喜欢在家里楼上一间小书房里待着。先生担心我自我封闭，经常招呼我出来看电视，或者陪女儿下一盘围棋，但我甚至不愿意亲近他和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小房间才安全。

因为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我先生转为半工作状态，每天守着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负面情绪。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分开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又从噩梦里惊醒，怎么也睡不着，外套都没穿就跑下楼，那天晚上下了点雪，薄薄一层铺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里发呆。

可能是听到开门的响动，我先生追着我下了楼，以为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他的情绪第一次变得激动，说我难道为了一个畜生要把自己毁了吗？这么活不下去，有想过他吗？有想过孩子吗？他一直抚摸我的背，帮我平复下来。

我确实被先生的关心，还有那晚的一段话激励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颓废，案件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我想起码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战斗，慢慢开始恢复运动，在房间里一个人也是查资料，看别人的求助帖和经验帖，有的会抄写下来，有的截图保存在电脑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案子开庭前，王某还可以走一个「求谅解」的环节，检察官说可以见一见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纳，拒绝了和我会面，公司二股东和我的直属领导就作为代表，但一见面也不是道歉，而是为王某哭穷，然后提出一笔赔偿。我一听就不想谈了，对方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干脆不要我的谅解，翻供打无罪辩护，不承认强奸，甚至说我主动倒贴。

得知王某拒不认罪，我的精神又崩溃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楼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时案件马上开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绷带吊着胳膊也要去参加庭审，但先生怕我情绪激动，最后就全权交给律师和检察官处理。

庭上的争辩很激烈，王某坚持陈述，我到公司一年没有业绩，担心被开除才主动勾引。检察官辩护说，这个逻辑不通，既然是想讨要好处，为什么一个女性连工作、职业生涯都不管不顾，最后也要讨一个说法？一般强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检察官提出判6年，最后法院判决了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庭审前，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击，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性侵案的法律规定，除了未成年人，没办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赔偿诉求。他最后鼓励我说，案件结束之后，可以打劳动仲裁继续维权。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梁靖宽

这一年多我也学会换位思考，照顾丽丽的心情。我们去医院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给她推荐一些电影和书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电影讲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极端和自闭。我了解了疾病，但说实话，学习了一段时间，丽丽的状态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丽丽自己睡觉，每天噩梦缠身，刚惊醒时不认识我了，哭着往外推我，我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别怕，要等个一两分钟，她才能清醒过来，我就守在她旁边，等她睡着了，给她盖好被再走开。她还总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开，睡眠变得很浅，留意着她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幻听，也会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

白天状态更不行了，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拼命想把她往外拉，说要不咱们听相声去，看电影去，唱歌去，还有我们之前没事就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胳膊又伤了，那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带她去看病，还有工作的事儿，还要跟律师沟通一块儿复盘，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我特别想扩大她的世界，让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面，有时候去单位，会把有意思的事儿发给她，有时候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个照片发给她，想要逗她开心，逗她笑。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义没得到伸张，根本就笑不起来。

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战斗。后来案件开庭，丽丽受了伤还特别想去现场，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触越多，越是会勾起不好的回忆。但我仔细问过检察官，两次庭审，王某状态特别不一样，第一次非常嚣张，拒不认罪，第二次临近宣判，他终于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伤口就此弥合。在我眼中，丽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友善的人，无论谁和她接触，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微不至和热情。但我和她都预料不到，那些她曾经真诚对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会从背后狠狠敲打她一棒。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敌人

崔丽丽

从事发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决，我逐渐感知到，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

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直属领导。同为女性，她最开始特别共情我，但是很快态度就变了。最开始我去杭州报警，在OA系统上请假，理由是「出差期间遭受重大侵害」，直属领导为了不扩大影响，让我改成「处理私事」，我不认同「私事」这个说法，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

王某还没有被批捕时，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属领导请病假，她原本是一个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说会拿出比开发业务更大的决心把王某绳之以法。没一会儿，话就传到了王某那里，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邮箱。接着，直属领导又把我踢出股东群、部门群等等群聊。在录口供环节，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证词都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

王某被批捕后，公司的投资人也开始行动。当时公司正在面临上市，他担心王某被判刑会影响上市，一天晚上11点多给我发来信息，说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我要以大局为重。我没回复这条信息，凌晨1点多，他就又发来一条，说资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会介入进来，让我拭目以待。

期间，公司怕被指控打击报复，没有直接开除我，但也没再给我发过工资。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资源部长约我见面，从包里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我只是在微信上请假，后面还中断过一段时间，属于严重旷工，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将我直接开除。我最开始没明白，案子4月2号就判了，为什么拖延到18号才开除我，也是最近才回过神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满4年刑期提出上诉，而18号刚好过了上诉的最后期限。

这些事不断冲击着我。其实最早加入这家公司时，我已经三十八九岁了，大家都说，女性的职业生涯比较短暂，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也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了。那时候，我对这个选择做了很多考量，觉得公司有一定技术积累，想要拓展业务板块，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资深的市场经验，可施展的空间很大，值得为之再努力打拼几年。我那么认真地考虑和对待公司，但公司那么容易地把员工抛弃，那种反差感是很大的。

在公司里，我也是一个小股东，如果被扣上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股权就会被公司0元回购，相当于所有损失都是我自己承担。我感到极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职场霸凌。我先生劝慰我说，别人只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们谈道德，因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层的要求，但经历这种背刺，我依然会感到很恐怖、很受伤。

我不想那么轻易被打倒，个体不能就这么轻易被一个体系吞噬。和人力资源部长见完面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报工伤。我知道那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把我的遭遇再给别人叙述很多遍，但我必须去战斗，我觉得那是一场维护过往17年职业生涯的战斗，也是一场对过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负责的战斗。

申请工伤时，崔丽丽准备的证据

在这之前，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我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但麻烦的是，人社中心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安定医院经过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我的工伤。

那时候，我才开始去安定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做检查，不光是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4年7月9日，崔丽丽经过天津市安定医院专家会诊，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还有一段波折，是三位专家第一次对我会诊时，发现我是事发第七个月才来到安定医院，要求我把前面三甲医院的治疗证明补给人社中心，再去预约二次鉴定。我当时就崩溃了，感到太折磨人了。专家说流程必须要走，不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会尽快安排二次鉴定，不让我再等待那么长时间。

就这样，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我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人社局先是电话通知了我结果，又将认定书邮寄到了家附近的邮局。

那天，我先生开车带我去取，刚开始我心里还很平静，但打开邮件之后，先生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他听，读到结论那一段，我就有点哽咽住了，再到「崔丽丽同志」这几个字，我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再次被认可。

工伤认定结果。

「崔丽丽」不是一个化名，一个马赛克

崔丽丽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伊藤诗织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讲她被知名记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后再去事发酒店，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崩溃了。她还写过一本书《裸泳》，讲去拜访韩国慰安妇，见到老婆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骑着动感单车，会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场景，还会把自己带入当时无助、绝望的感受，就会出现喉咙被卡住、喘不上来气的躯体反应。我也变得不敢一个人坐高铁，不敢一个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样见同行跑业务，医生说这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2024年6月，办案检察官把我的经历写成报道，发表在检察院内部期刊杂志上，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发表出来可以展现一些力量，让更多女性反对职场性骚扰。检察官的话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点醒，那时候就想要接受媒体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断正视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会链接的自信。

第一次接受报道，我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既然要发声，我想「崔丽丽」就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做这件事的家庭支撑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访，其中一次访谈还给他很大的冲击。其实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赶快报警，但没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感受。看过访谈之后，他才说我是多么有勇气，在应激状态下还能坚持工作好几天，把任务完成，再思考这件事一步一步怎么处理，之前他从来没体会到这一层不容易。

我的母亲虽然是上一辈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后，没有一句责怪，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说，「只要你认为做得对的，妈妈都会支持你。」母亲非常坚韧，她早年经历过丈夫去世，带着一个男孩改嫁；中年又经历丧子，那个男孩在10岁时溺水没有了；前两年，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在她身上也收获了很多力量。

最后是我11岁的女儿，不久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让她过早接触社会的恶，期末开家长会时，就想回避让她爸爸去。但女儿坚持要我去，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她解释了性侵害，也简单给她看了我的访谈报道，说去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家长用有色眼镜看她。没想到女儿说，妈妈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老师才不会那么幼稚。

后来我就去了家长会，明显感觉有家长认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动打招呼，有人还挎着我的胳膊说，之前很少见我开家长会，应该歇一歇，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羞耻，反而感觉之前的很多担心是多余了。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才不敢探头往前走。我担心过邻居知道了该怎么办，也想过之后出门是不是要戴着口罩了？我先生说，你是病毒吗，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我的事情会像过眼云烟一样过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会记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丽丽」这个人的存在，这么坦然地想，我现在也能和老公出门去买买菜了。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梁靖宽

丽丽说的《黑箱：日本之耻》，我也看了，也确实看到了女性职场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没想过这些，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现阶段的许多职场人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出来的，这种粗俗、低级的犯罪不应该有人犯，所以确实也挺毁我三观的。

丽丽说不可能忘记，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说伤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极强，这是耻辱，一个人怎么会忘掉耻辱？丽丽又是一个特别要强、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其实在我们结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一个月有10天在家就不错了，作为家属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职场走得多高，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们家里请了保姆，就把家务、接送孩子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间。

但现在，丽丽在家里出不去，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我还看了伊藤诗织的纪录片，她已经能够和闺蜜出去喝个小酒了，丽丽以前喜欢喝点红酒，现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见面，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能够像伊藤诗织一样，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

我知道这急不来，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每次去医院做完治疗，丽丽都是很崩溃地出来，我刚开始很担心，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明白这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回家路上，她的状态很累了，我就把车座椅放平让她躺下，把车开稳当，慢慢带她回家。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书里不会教我做这些，我是凭着对丽丽的了解和观察学会了怎么陪伴她。

看完伊藤诗织的书，也看了检察官的报道，丽丽的想法是要站出来，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我一开始觉得她想得有点大，但是她的一些报道发出去以后，已经有超过20位女性给她发过私信，有的说看了她的访谈，才获得了去报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么有效收集证据的办法；还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没有报警，也没跟家人讲述过，但那根刺就一直扎在了心里。我确实觉得，丽丽很坚毅，也感觉到，不要低估一个人说话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海河边的歌曲

崔丽丽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说，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而性侵害是对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伤害才会这么大。为了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和力量感，我恢复了每周3～4次的锻炼，最喜欢打拳击，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会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躯体症状，练完拳击就会感觉浑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

我也在努力恢复独立，有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做访谈，坚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还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进了高铁站和预想不一样，车站很清静，我心里也很平静。但转到北京地铁看见密集的人群，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个犟种，想起来上次来北京，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风衣跑业务，那个时候可以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逼着自己进了车厢，最后也到了目的地。

开启新工作还不那么容易。其实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说身边正好缺少一位有资深市场经验的伙伴，但我考虑到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客户，就拒绝了那份工作邀请。心理咨询师非常想帮我从人际背叛和伤害中走出来，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疗」，比如让我不断想象和客户约见的工作场景，在想象层面一步步克服恐惧，但我每次到了客户楼下，还是会打车逃走和退缩，所以还需要时间去突破自己。

12月23日，我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告诉我，科长会亲自办理这个案子，就等着1月21日开庭。

2024年12月23日，崔丽丽在天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知道消息时，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来我考虑过请律师，但后来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来打这场官司，自己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万一输了不丢人，但要是赢了，就想赢得漂亮一点。

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结果，许多诉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在职期间周六工作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小的赔偿项目，共计111多万元。

2025年3月25日，崔丽丽在劳动仲裁委领取裁决书

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劳动仲裁委，取完判决书回来就傍晚了，我们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欢的一家新疆餐厅，吃了椒麻鸡火锅，还点了最喜欢的鲜奶茶。新疆妹妹在面前表演舞蹈，那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跳得非常开心。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流泪了。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真的感觉太好了。」

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消磨，充满了对恶意的认识，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还在努力往前走。

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特意来天津看我，到家里陪了我一个下午。她真的是一个「大女主」，在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我鼓励她，说你好好在这个行业发展，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远回不去那个职场了。

晚上，她邀请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和朋友出门了。我们去了海河边，坐了游轮和「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到码头边上有驻唱，又聊起彼此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喜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她说，不如现在就唱，打开手机K歌软件，我们在海河边完整唱了一曲。结束之后，我们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记录那个特别美好的晚上。

5月，崔丽丽和朋友在「天津之眼」前。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梁靖宽采用了化名。）

新晋哈佛女孩蒋雨融的口碑犹如过山车，印证了那句老话——“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公众人物的光环虽好，也得把握得住。

01 因缘际会的幸运儿

看蒋雨融的哈佛演讲，脑海中蹦出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五道杠少年”。无论是满满的正能量、字正腔圆的政治正确，还是自我感动的优秀演技，都如出一辙。这“大不敬”的反应让我感到有点惶恐，检讨自己唐突天才。直到朋友群里有“太空洞了”、“都是陈词滥调”的嘀咕声，才有了吾道不孤的安心。

蒋雨融的表现到底是啥档次，是可以“同款”对比的。美国高校毕业季，这类演讲是很多的，网上不难查到。还有哈佛历届优秀生的演讲，也有留影，有兴趣的尽可以去找来看看。

喜欢拯救全人类之类宏大叙事的布道风，蒋雨融的表演可能会很对胃口，而我更喜欢更有人味儿、讲人话的。比如哥大华裔优秀生安德鲁·杨，他搞怪风的演讲可以全程笑着看完，不用正襟危坐、捏着鼻子。

安德鲁·杨发表毕业演讲（图/视频截图）

口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许个人观感不足为定论。但语言表达的硬伤总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蒋同学高二出国一路名校的履历，也算是在英语环境中浸淫多年，依然有很明显的“Chinglish”味儿。她是怎么做到“乡音不改”的，着实让人好奇。

总之，平心而论，蒋雨融的表现算不上出彩。如果不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和哈佛之间的龃龉的大背景，蒋雨融的演讲不过是哈佛漫长校史中很不起眼的一幕。甚至可以说，没有时代大背景的加持，哈佛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讲席未必轮得到她。

蒋同学是幸运的，时代给了她在中美两国舆论场“人前显圣”的机会。遗憾的是，她没有把握好。其中有她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风向转换的不可抗力。

02 成也哈佛，败也哈佛

来自美国的争议，多半是因为后者。哈佛作为“白左”重镇，在意识形态高度撕裂的今日美国，自然是舆论的焦点。美国大众没有领略过“五道杠少年”的风采，但是对蒋同学的调调也早就耳朵生茧。

要是搁在十多年前，这套大爱无疆、拯救全人类的说辞还算新鲜热乎，土拉八几、没见过啥世面的美国大众还能抱着“不明觉厉”的敬畏之心。经历了十余年的沧海桑田，这些曾经时髦的议题设置不香了。现实不一定是“真理”的最好导师，但一定是谎言的强力粉碎机。

哈佛精英们高谈阔论“可持续发展”的宏大未来，美国大众却在面对难以为继的卑微现实。哈佛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动物福利，美国大众却在惦记明天早餐的鸡蛋。在超市货架上昂贵的有机绿色标签，在大众眼中与几百年前贵族老爷们的宝石冠冕一样晃眼。

当哈佛精英们为坦桑尼亚、蒙古的民生凋敝潸然落泪，美国大众感受到的却是被忽视、被践踏的傲慢。当哈佛精英们不断拔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调门，美国大众却发现就业岗位在不断消失。

一再失望的美国大众终于幡然醒悟。他们发现困扰自己生活的，不是玄而又玄的气候变化，更不是世界地图上某个陌生地名的饥荒，而是战争、瘟疫、经济衰退的“老三篇”。大众面对的现实和哈佛精英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足以把曾经的膜拜化为了当下的愤怒情绪。

对此，哈佛精英们束手无策。设置新议题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了，那些困扰人类千百年的“老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面对大众的愤怒情绪，他们只剩下“民粹主义泛滥”的高声呵斥，全然意识不到这是辜负大众期待的反噬。

于是，他们困守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正如蒋雨融依然沉浸在四万师生起立鼓掌、“美版抖音”的“大受欢迎”。

蒋雨融的倾情表演，是一代哈佛精英丧失现实感的独白，是哈佛成功地把她和她的同学培养成了年轻的遗老遗少。蒋雨融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天降舞台是她的幸运，拿错了剧本是她的不幸，却不是她的错。

把中文互联网上的“天胡”弄成“天糊”，蒋同学是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作为哈佛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的硕士，蒋同学的“头铁”让人惊讶。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还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自信？

03 “董小姐风波”的干扰

蒋同学最初在中文互联网的亮相还是挺正面的。虽说这些年“逢美必反”蔚然成风，但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离岸自豪”也是深有群众基础。

此前很多哈佛中国留学生都曾是国内教育圈的励志典型。蒋同学的登场时机也很好，这边也在声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留学生政策，和哈佛同仇敌忾。

因此，蒋同学的演讲视频刚出炉时，国内舆论场还是沿着“为国争光”的既定方向走。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董小姐风波”未平，算是意料之外的干扰。

其实，这点意外本来也不算事。毕竟两件事的性质大为不同。董小姐是“出口转内销”，走的是国内公立学府的后门，占了国内精英职业资源的坑。每一步都扎在特权掠夺国内公共资源的痛点上，惹众怒是当然的。

而蒋同学读的哈佛是美国私立大学，招谁不招谁、用什么标准招，和中国普罗大众真没半毛钱关系。即便蒋同学是用了其父任职的“绿发会”的人脉资源入学的，又如何呢？这点女凭父贵的“社会资本”，还是可以容忍的。

至于说哈佛昂贵学费、国际志愿者镀金之类的经济账，谁也不能逼着蒋同学晒账单。

当然，这账要是按照“地球村”、“全人类”的高标准来算，就是另一回事了。“地球村”的优质教育资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蒋同学抄近路进哈佛，说不定就是断了某个坦桑尼亚少年俊杰的上升道路，岂不是罪在“全人类”？

咱是厚道人，且收了“全人类”降维打击的神通，还是就事论事。本来这事的槽点无非是蒋同学进哈佛的敲门砖，不至于闹得那么大，折腾几天也就过去了。奈何蒋同学极不明智的连番回应越描越黑，连“路人缘”也败光了。

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

如果说美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身后的哈佛，那么中国公众反感的是蒋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蒋同学为了自己的完美人设，用力过猛了。

为了撇清“绿发会”的资源加持，她不仅自曝父母离异，还要强调和其父“恩断义绝”。可是，她的推荐信、她的国际志愿者身份、绿发会官网恭喜她入学哈佛的官宣都摆在那儿。这哪里是“恩断义绝”？分明是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操碎了心的老父亲。

还有，蒋同学对“颠沛流离”的理解，也刷新了国人的认知。从北京搬到青岛，竟成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记忆了？让那些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的留守儿童情何以堪。国内顶流、国际知名的宜居城市青岛，竟然配不上我们的骄女？蒋同学哈佛成名后，青岛媒体几乎是第一时间正面报道的，被“颠沛流离”暴击，很冤。

最倒霉的，当属她的初中母校。这所当地排名前十的一流学校，竟成了她笔下的“民工子弟学校”，是和菜场小贩家孩子为伍的人生低谷，还给她留下了校园霸凌的人生阴影。且不说霸凌事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爱满全球的国际支援者，话里话外却是对底层同学的鄙夷。蒋同学爱满全球的人设碎了一地。

蒋雨融发表的澄清声明（图/网络）

立人设没问题，既然立了，那就贯彻始终。须知“装”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要有技巧。对初中时代“落难公主”的自我认知，完全可以用温情脉脉、充满同情和爱心的叙事方式书写出来嘛。那些身在曼哈顿豪宅、心系加沙废墟的哈佛前辈提供了很多范文，蒋同学竟没学会，属实是对不起哈佛的悉心培育。

总之，面对网上的质疑，蒋同学很头铁地一一回复，字里行间透露了“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自信。这的确是中国“新天龙人”的普遍特点——他们是很真诚地认为，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生赛道是理所应当的。

哈佛教会了蒋同学平等、自由、爱心的大词，却教不会他们“二代”应有的自觉。哈佛著名校友、三代培养出个土包子的小布什，开口闭口都是先谢上帝再谢爹，坦坦荡荡，美国人民也没多大反感。小布什跑到前线劳军，和大头兵一起排队打饭憨头憨脑的样子，还挺讨喜的。

其实，大众对这种“爹是英雄儿好汉”的先发优势是有很高的忍耐度的，这是一种经济理性。3亿多美国人，4到8年出个总统，没有子承父业的小布什，极大概率也轮不到我，没啥看不开的。更不用说在各方面的耐受度都远超美国糙汉的中国大众了。咱们连县城“婆罗门”都忍了，跑到大洋彼岸的“哈二代”能算事吗？

可是，蒋同学非得了便宜还卖乖，竭力撇清却越描越黑，还不忘居高临下地教化众生大谈理想，着实让人大倒胃口。于是乎小事化大，“蒋小姐”享受到了“董小姐”的同等待遇。窟窿也越捅越大了，竟不知如何收场。

哎，这倒让我有点同情蒋主任了。有女如此，真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辈子欠她的。说蒋同学是智商欠费吧，人家是有哈佛、杜克背书的，智商应该是在线的。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一切来得太轻易，导致了认知能力的退化。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或许，这才是蒋同学最大的不幸，她看到的世界只属于她自己。这也是一种“精英病”，是蒋同学唯一的真诚，却和左右无关。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高考语文作文的话题应该不是诗人月下吟诗时产生的奇妙联想或学者微醺后神侃的内容。高考作文出题应该符合冷静、严格的大纲要求。考虑到作文是所有参加高考高中生学生必须写的课题，因此题目的表述必须是绝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能看懂，并都可能写的题目。简言之，高考的作文题目应该是高中生能写作的题目，话题域应该是高中生的话题世界。

今年的上海作文题目严重违背了高考作文出题的基本原则，甚至常识，毫不掩饰地说：题目出偏了，出偏了也许还是客气了一点。不负责任地搞砸了，应该是更确切的描述。

上海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有学者用“专”“转”“传”概括当下三类文章：“专”指专业文章；“转”指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传”指获得广泛传播的佳作，甚至是传世文章。他提出，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

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请联系社会生活，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按题目的提示，这题目是有出处的。先不说出题人对来源文章的小结是否准确，出题人对题目核心词语之间关系的描述就有问题。

首先何谓“专”，出题人说是“专业文章”。什么是“专业文章”，出题人没有说。顾名思义，专业文章就是基于某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专业文章所针对的是相关的专业团体。专业文章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读懂。通俗文章通常指不完全依据某个专业知识、技术性较弱的文章。它们面对的是大众，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知识的读者都可能读懂的文章。据此，专业文章和通俗文章不仅语体不同，它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体裁类的、不同质的话语活动。

出题人在题目里说的“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且不说这是否是原文作者的原意），这完全违背了话语活动基本常识。专业文章即便是转发上亿次，它还是专业文章。阅读它还是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它不可能变成“通俗”文章。很想知道出题人能否举出一个专业文章由于转发而成了通俗文章的例子。由此，出题人所谓文章由“转”而改变“专”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出题人对“转发”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转发”的语义结构里并没有量化的义项。几个人转发也是转发，成千上万的人转发也是转发，有转发并不一定就有规模效应或出题人所说的转“通俗”可能。专业文章的转发通常在相关专业团体里展开。虽然专业读者的人数自然不能和一般非专业读者相比，但人多人少的转发与文章变通俗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传世”文章的本义应该指的是“流传到后世”的文章。就传世的语义而言，纵向传递是必要义项，时间跨度是必要义项，但横向传递和共时传播范围并不是其语义的必要义项。即便专业文章不通俗、阅读面很窄，但如有高度的专业价值，只要有后世学者阅读它，甚至引用它，它必然会成为传世文章。学术概念的延续都是通过传世文章完成的。

“传世”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核心要素就是跨世“转”，没有“转”，再好的文章也就没法跨世“传”，据此，出题人的提问：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传”的基本词义。不‘转’哪来的“传”？

题目里“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的表述也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网络“转”文，尽管稂莠不齐，但它们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的一部分，传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出题人的“传世”应该指的是“上乘”之作。网络之所以有转文，就是因为有读者认为某些文章写得好，他们通过转发实际上参与了文章传世的话语运作过程。所谓“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很难成立，如果对所转的没有认可，没有“期待”，那怎么会发生大量的转发呢？更重要的是，网络资源极其丰富，读者自然能分辨、也知道去哪里寻觅“传世之作”的。

出题人并没有道明题目的原始出处，用了“有学者”一词。不过网民太厉害了，立马查出了这是胡晓明教授2019年在《文汇笔会》里写的文章，题目叫“古人说‘文章九命’，太悲观了，我归为三个字：专、转、传”。

文章是随笔，大凡随笔都有跟着某个想法或感觉，边想边写的随意性。随笔的感悟性质决定了写随笔时考虑的是一个念想的阐发，而不严格的逻辑或缜密的论证。

想想出题人应该通篇读过胡晓明教授的文章。就随笔而言，这篇文章还是蛮精彩的，但这篇文章好像并不是重点讨论“专”、“转”、“传”的关系。文章好像意在通过“专”与“转”的讨论在传递某种现实批判：

“然而专家们的文章看多了，我又有一个意见，没有花样，没有文采，没有个人的心性情意。我们需要专家，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只有专家之文，只有学报论文一种，所有的读书人，除了八卦，就是八股，尽入‘中国知网数据库’之彀中，那也绝不是中国文章学的真谛。”

“事情都有两面，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大旗下，必然有人将文章视为达到各种目的的敲门砖。专家之文，会恶变而为‘砖’文。即‘敲门砖’之文，现在也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了。”

作者在讨论“转”的时候好像没有涉及“专”与“转”的问题：

“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我猜想，出题人是根据这几句话臆推出题目的：

“我这里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这是随笔，自然不必过度讨论这话与前面的逻辑关系。不过细想想，作者这里也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作者这里应该讨论的不是专家文章转为通俗文章的问题，即不是同一篇文章经过“转”而改变了专业文章的性质。作者很机敏地用了“变换”，而后“转”字有上了引号，而且是“转家之文"。既然是“之文”，这说明所转之文已经不是专家的文章了。

这似乎在说，专家的道理由专家说自然枯燥，不能传播开来，但由“转”家改写的的文章自然也成不了传世之文。做学问的，自然不应该投机取巧地在如何盗用前人概念上下功夫。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解读。

不过这意思，好像在作者最后引用的故事里表达的很清楚：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个‘不负如来’的故事，道人支愍度准备渡江而下，到南方去讲佛学。同行有伧道人，二人搞出了一套‘心无义’的理论，准备用这一套来迎合南方人心理。多年之后，伧道人悔了，觉得这样顺俗阿世的‘转’文，太对不起如来了。就拜托往南方的僧人：‘烦请转告老支，心无义那套东东全是乱讲，当初不过是为了混口热饭而已，现在就别再讲了，不然太对不起佛祖了！’”

显然，伧道人之所以悔了不是因为他在转文，而是自己在盗用别人的想法胡乱编文混饭吃。这哪里是在表述今年作文题目的文章“专”、“转”、“传”的关系？

虽然不认识胡晓明教授，但我相信这题目绝对不可能是胡晓明出的。能参加高考出题的人，应该有一定的语文阅读能力了吧？如果这样的文章都会误读，且概念混乱，自嗨故弄玄虚，难免又要引发现实总是比我们的想象瘦太多的感觉。

写到此不由想到昨天有朋友微信我的话：“孩子们12年苦读最后遇到这样的命题我感觉无语了”。真为这位母亲和参加上海高考的孩子叫屈。

看到有学者竟然为这样的题目辩护，我不由愤怒了。高考作文不是作文比赛，不需要玄妙和“有深度的思辨空间”。这玄妙是无厘头的高雅掩饰语，对你们是玄妙了，对考生呢？这无厘头“专”“转”“传”又是拓展的哪种深度？没有逻辑关系的题目，哪里可能开展“深度思辨”？“深度”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高考不是专门为“精英”孩子举办的，它是普普通通学生的基本权利。高考的题目必须对考生的所学有基本的尊重，必须严格遵守语文教学大纲。

其实这把年纪的我已经不该再吃惊。这好像不是第一次高考题目出现无厘头的题目，好像从来没有相关部门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我还是愚痴地想问：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出题难道没有审核？没有责任制？题目出砸了，难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真的没有追究责任的体制，那这次上海市考试院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上海考试院不负责，那上海市教委必须负责。如果上海市教委不负责，上海市政府必须负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最后，一个建议，鉴于这次题目出砸了，作为赔偿，这次语文作文在改卷时应该将基本分数送给每一位考生。

（文中人物及空间均使用化名）

近几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复杂的境况中生存：一边是和权利直接相关的性别议题被以“煽动对立”的名义持续敏感化，另一边，对女性境遇的社会讨论空前高涨，为相应的文化活动又创造了机会和需求。

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拥有活跃的青年女权主义社群。尽管如此，住在这里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依然要在资源和社会空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依靠个体的热情和投入才能维持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从个人到团体，从线上到线下，从街头到住所，女权活动空间在一处被关闭，就又在另一处开启。她们的行动，在艰难中得以存续。

行动的起点

2019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女生焚烧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以抗议对妇女节的污名化。秋水看到新闻，她希望“这把火烧得再大一点”。

秋水正就读大学，交往当时的女朋友后，开始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积极加入左翼、酷儿等关心进步议题的群组。2020年的妇女节，她投入了高校学生的“反三七过三八”浪潮。媒体报道了她们的行动，秋水参与设计的海报和横幅在微博获得了上万赞，她感到“挺欣慰和开心的”。

秋水参与制作的海报被张贴在校园内

之后几年，她留意到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商家开始在妇女节这天宣扬“女性力量”，很多女性不再视妇女一词为羞耻，连妈妈都说“祝女儿妇女节快乐”，让她备受感动。但这次行动也令她感知到明显的“环境压力”，策划群很快被迫解散，她和大部分参与者的关系也仅仅维持在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2020至2021年，网络女权文化发展迅速，随之引发的是男权“大V”、社交平台和官方自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全面围剿，包括斥之为“港独”、批量封锁女权账号。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受到骚扰和举报，不得不从公开的、倡导式的行动转向以半开放式、提前招募并审核参与者的社群活动为主。

新模式让女权社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秋水认为，比起从前更为公开的互联网讨论氛围，人们变得更在意安全空间，如一些女权群规定仅限“女性和非二元性别”加入。但它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这些群组因此更具备社群的支持性和凝聚力。她正是在其中一个群里认识了朋友筱凇。

2021年6月，23岁的筱凇第一次参加女权活动。当时一位网名“韩是子”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滞留期间自杀去世，此前她曾多次在网上为性别暴力及网暴当事人发声。一些女权主义者为这位素未谋面的伙伴举办了线上追悼会。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视频里哭泣，屏幕上播放着韩是子生前的留言：“她知道世界是宽阔的，也想珍惜小野草。”她们的生命因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交汇，让筱凇感到亲切和怀念。

结束后，她给活动组织者发信息：“姐姐，你可以拉我进一些性别相关的群吗？我很想参与。”

筱凇从小是个“性格古怪”、充满正义感的孩子，宁愿自己被霸凌也要帮助受欺负的同学。她向大人宣布将来要做总统，“任命我妈为副总统，去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充满爱”。上大学后，她走出小城，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性别平等的理念，和许多年轻女性一样，以2018年的“米兔”运动爆发为契机，开始了对性别议题的公共表达。

在生活中，她较为“社恐”，但对于关心的社会问题则表现得活跃而敢言。毕业那一阵，她在微博和朋友圈“女权出柜”，“激情开麦”，为各种事件呼吁，结果“喜提”同学的拉黑和辅导员的思想教育。研究生备考阶段，她染了发，马上就被老师提醒面试时要表现得“老实”一点，“头发不能是五颜六色的”。

筱凇曾经设想自己会按部就班地升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男朋友。但随着她的视界变得越广阔，现实就越显得逼仄。她渐渐想要过一种反叛而非安稳的生活，同时强烈地渴望找到更多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很快，一位叫章丹的跨性别女性在微博私信她，表达对她观点的支持。两人年龄相仿，就此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友谊。

章丹出生于一个革命老区，就读部队周边的小学，唱着红歌长大。同时她也是个“二次元”，喜欢玩百合游戏，穿可爱的裙子和洛丽塔，自小就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认同。

大三通过司法考试后，她觉得时机已到，向家里出柜，差点被情绪激动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父母让她喝中药，带她去佛寺。有一天在饭桌上，他们闲聊间向章丹讲了老家一个“人妖”的故事：这个人因为“有两套性器官”，被同乡人欺负至自杀身亡，没有人知道埋在哪，甚至“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

章丹感到恐怖，她对父母说：“我好了。”当着家人的面，她开始扮演一个孝顺的儿子，同时暗下决心“逃出那个地方”。她自认不是学霸，因此加倍努力，一边勤工俭学挣生活费，一边考上了一所知名政法学校的研究生，最终顺利留在北京。至今她在亲戚眼里的形象依然是“学习好，人又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去了大城市之后开始留长头发”。

刚上研一的时候，章丹出于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一心入党，希望付出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好”。为此她做了许多志愿工作，不幸跨性别的身份被同学曝光，受到排挤，入党申请自然也没通过。章丹很委屈，但更多是怨恨自己没有达到条件，还给同学发信息：“对不起，不能和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了。”

她自嘲是“跨性别和小粉红的缝合怪”，默默顺应院校“又红又专”的环境和网络上对女权充满偏见的论调，即使内心挣扎也不敢表达。研究生两年，她闷头打工和学习，在封闭中度过。

直到2022年2月，“小花梅”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遥远女性悲惨命运的曝光和随之而来的官方维稳，令章丹心里的高墙轰然崩塌，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痛苦浮现出来。她决定去做自己真正认同的事。

正值毕业季，章丹为了呼吁不让事件的热度消失，花了大量时间收集新闻事件和人口拐卖的资料，制作打印了一百多份宣传单，在图书馆门口独自站了一天，见人就发。有霸凌她的人路过出言讽刺，也有许多人接过传单，向她表达支持。

北京的2月寒风刺骨，地上的雪还没化，但是天空特别蓝。她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站着，“感觉像一个人”。

2022年7月，一部倡导女性性自主权、反对性别暴力的话剧在北京公开招募演员，筱凇、章丹和秋水都加入剧组。她们在线下相遇了。

在社群中相遇

话剧排练场地在一个叫做“绿荫”的性别多元空间。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四四方方、足以容纳二三十人的房间就在眼前敞开。在北京昂贵的地价和严格的管控之下，这里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可负担的、珍贵的聚集场所。

章丹经朋友介绍参与到其中，比起对表演本身的兴趣，她更迫切想了解“女权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最初的一两周，她就想过放弃。按照传统，剧中跨性别女性的角色应该由真实的跨性别者出演，但导演发出邀请后，章丹坚持拒绝了，因为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身份。为此她也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这是“不够女权”的表现。

周围的伙伴都是“做事情的人”，充满自信，不惧世俗观念，不是在网上发声，就是在组织活动。她隔着一点距离注视着，觉得女权主义像一首诗，“写得很好，但是离生活很远”。

排练每周末进行，持续了三个月，期间章丹也在绿荫参加过不同主题的活动。某天她参与了一场女权写作工作坊，房间里铺设着泡沫垫，十几人围成一圈，随意地席地而坐。协作者邀请每个人自我介绍：说一个自己“最不女权的地方”，而且要用一种有趣而非评判的形式。

气氛活跃起来。听到有人说自己正在面对体貌焦虑的一瞬间，章丹产生了奇妙的感受，好像身边的人突然“活”了过来，由一个遥远的“行动者”变成了具体的人，像她一样会在生活中因为琐事而纠结。由此她得出答案：“女权主义讲述的是我们切切实实所经历的东西。”

秋水每周的期待就是走进绿荫，那年生日也是在排练的房间里，和剧组的伙伴们一同庆祝的。晚上她借宿在空间，就在平时活动用的垫子上席地而卧。地面很硬，不算特别舒适，但她睡在朋友们中间，被安全感包裹。

她据此给自己制定了之后的租房标准：一定要有宽敞的房间和一张大床，以便招待女性和性少数朋友们在家里聚会、留宿，或是办小型观影会，即使这意味着要负担高昂的房租。

在剧组，剧本是根据成员们自己身为女性和性少数的经历改写的。创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信任不断增加。不少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会一起参与到其他行动之中。

2022年8月10日，一个周三上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法院附近的三条街道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令支持者们无法聚集。和一审相比，前去现场的人数大幅下降，但还是有“弦子的朋友们”顶住压力来到附近等候。

秋水原本有出行计划，碰巧航班延误，她立刻抓紧时间赶来，短暂地和其他人相会。三次开庭，她一次不落地前往。第一次到得太晚，错过了和众多支持者相聚的机会，第二次和伙伴被执法人员冲散了，所以这次非常渴望和其他人的情感联系。离开前她和在场的人一一拥抱，浑身颤抖。

章丹为了不被定位，没带手机就出门，到了现场“傻乎乎地找不到组织”。她四处张望，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彩虹口罩的红发女子”，认出那是剧组的伙伴，于是招了招手。对方飞奔过来，和她抱在一起。

庭审开始后，支持者们为了不被调查和驱逐，低调地分散开来。筱凇走遍了附近的快餐店和咖啡厅，一家店一家店地搜寻，鼓起勇气和人打招呼，目的是和其他人取得联系，以便第一时间相互传递信息。晚上6点，庭审结束，人们从不同方向奔跑向同一个地点，同走出法院的弦子汇合，在泪水和祝福中告别。

10月底，话剧正式演出，几乎每场爆满。最后一场在绿荫举行，室内挤了二十多名演职人员和五十多名观众，最前排的观众席和演员几乎只隔一人距离，后来的人干脆坐在楼梯上。

筱凇在最后一幕《米兔》中饰演一位性暴力幸存者，从遭受侵害后的自我否认中走出来，联合其他当事人勇敢发声，大声说出：“我们是美丽的、有价值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否认的。”独白结束，演员们在一片黑暗中走上台，随后灯光开启，照亮每个人的脸和她们交握的手，台上台下都有人在流泪。

观众坐在楼梯上观看演出（照片经过处理）

筱凇演出后发布的朋友圈

这一年，筱凇收获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信任”：被刚认识的朋友们邀请参加小组活动，加入反家暴志愿工作，或者仅仅是一起去公园滑冰。她想要为社群“做一些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向更有经验的组织者请教如何开展活动时，对方建议她不要想得太复杂，先“找个地方”“写写文案”，招募参与者，从实践中学习。

为了免费的场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组织了一场观影会。大部分参与者对于表达观点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实在别人的活动上也是如此，不过此时，她的身份转换，自然地承担了鼓励他人的责任。活动顺利进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之后筱凇独立做了几十场线上和线下活动，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别热点事件发生后迅速组织讨论会。公众号第一次被封时，筱凇非常受打击，后来“炸多了就好了”。为了把理想践行下去，如何与审查共处是她必须学习的经验。

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两个月间经历强化隔离、民间反弹，到断崖式全面解封，作为关心社会的年轻人，筱凇和朋友们的生活也因此充满动荡。出于对官方压力的规避和对社群伙伴实际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动逐渐从讨论具体社会事件转向社群疗愈。

“爱与抗争”的延续

成盛在2023春天参加了筱凇举办的女性户外植物疗愈活动，原本她以为就是逛逛植物园，没想到最后还“升华”了一下。筱凇说，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要像照顾植物一样自我关怀。这些话语治愈了成盛。

成盛这年24岁，在一所985高校就读研二。她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家庭，被“打到21岁”，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权主义之后，她开始用性别视角解读自己过去的经历，意识到即使在家庭内部发生的暴力也和社会结构有关。但在她身处的学术环境里，自称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认领了一个“危险”的标签，容易被视作“厌男”。

她的研究主题是国内女性公共空间。2023年9月，她走进绿荫，参与“女权主义咖啡馆（注：世界咖啡馆，一种分组式的讨论活动）”，并在那里寻找访谈对象。开始她有点拘谨，不过很快发现，许多人其实像她一样不擅长交际，只是为了和其他人对话，强装“社牛”。大家表现出的“笨拙的真诚”让她有种安全感。

在活动中，成盛听到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比如有人坚持“6B4T”，也有人持质疑态度。而线下空间的优势在于，人们“能看见彼此，所以会更具有善意地讨论”。一位参与者告诉她，正是因为存在绿荫这样的地方，这种深度交流才具备可能。

她顺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访者，大家的表达十分真诚。有一次，当被问及行动中的创伤经历，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说：“我记不住。”这个场景给成盛带来极大的冲击。她努力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其他人产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说要看见具体的人，看见之后觉得好痛苦。”

她修改了研究方向，从生命史的角度探寻这些人如何成为女权者，以及像绿荫这样的空间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并将其置于中国女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论文的结尾，她写道：“对于中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并不是爆发性的颠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续性地存续生存力量……建立并维系以疗愈性为主的女权社群并不意味着对父权制的妥协与顺从，相反，是女权行动者在艰难困境中的一种生存智慧。”

不久后，绿荫因多方压力暂时歇业。2024年初，筱凇的活动因不可抗力终止。

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论文，为了过审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辞，包括把“抗争”改成“参与”。答辩的时候，一位男老师质疑她的研究参杂过多个人情感，建议她“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场一位女老师替她反问：“她做的就是女权研究，为什么要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经改成这样了，不能再改了。”

绿荫的空间关闭后，一些组织者选择主要在网络上继续活动，如举办线上女权辩论会。辩题主要围绕女权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网络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对“服美役”和“娇妻”的批评。与传统辩论赛不同，比起立场针锋，参与者的自我表达在这里更受鼓励。

9月，还是高三学生的陈琪琪出于兴趣，作为志愿者加入辩论会小组，她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几岁。

陈琪琪高一时在微博见证了为妇女节正名的倡议行动，发现对性别问题的反思不是自己作为女性个人的感受，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时刻”，并由此开始了长久的学习。

她所在的高中国际部拥有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和优厚的条件，让她早早拥有组织、演讲的经验，曾经和同学们在校内开展女权分享会，讨论偶像文化和荡妇羞辱等话题。但相较校内的“自娱自乐”，她感到参与社会活动更能带来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以及智识的增长。

在高中阶段，她建立了一个中国酷儿运动网络历史档案库。检索资料时，当发现2011年还有人穿着反歧视的文化衫途经天安门做倡导，她感到几乎难以想象。此后，每当陈琪琪路过长安街，就仿佛从一段社会运动的历史中穿行而过。

一次她和辩论会的参与者聊天，对方曾是一家业已关停的同志NGO的部门负责人。陈琪琪有点感慨，她做着历史相关的调研，却缺少了解性少数组织和行动者当下处境的机会。对方也很惊讶，短短几年时间，那些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行动和参与其中的鲜活的人，对年轻人而言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通过开展活动、创造对话，她们之间被审查制造的“记忆的真空”得以填补。

2024年在美国参加夏校，恰逢骄傲游行，她目睹穿着“奇装异服”的队伍经过，人们在路边发出欢呼，彩虹旗在这里营造出欢乐而不是紧张的气氛。然而她并未产生归属感，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在她熟悉的环境里，人们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与抗争”。

今年妇女节，秋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大家窝在床上，传递着零食，看纪录片《黑箱日记》。片中伊藤诗织说，支持者的存在仿佛为裸露的她裹上了毯子。秋水由衷地觉得，自己也曾是“被裹上毯子的人”，她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2025年是秋水在北京的第九个年头，她打算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去不同的地方走走，见一见近两年离开的女权伙伴，探索各个城市仍在蓬勃生长的性别和地下文化空间，希望自己能在整体消沉的环境下，保持行动的持续和专注。至于能够做什么，“只有上路才知道”。

筱凇一直从事自由职业，最近她的兴趣转向女权、酷儿相关主题的艺术创作，同时不放弃寻找开展活动的机会。她和章丹居住在一起，在生活上相互关照。

章丹不时会接到来自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咨询，尽可能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海棠作者被捕事件发生后，她花两天时间编写了一份应对手册，希望当事人知道自己面临传唤时拥有哪些权利，被广为传播。然而她自己却仍苦于跨性别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她来说，在这片土地上身为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但能够和女权伙伴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被当作异类，拥有一段自然相处的时光，哪怕只是朋友在冬日的街头贴紧她的身体，或是自然地捡起她裙子上的碎发，她就觉得这份幸运抵得过所有痛苦。如果有机会选择，她还是愿意以同样的姿态生活。

美籍华裔作家匡灵秀（Rebecca Kuang）回到母校乔治城大学，为 2025 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匡灵秀出生于广州，4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先后就读于乔治城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22岁起发表《罂粟战争》三部曲，获得过星云奖、轨迹奖、克劳福德奖、英国图书奖，登顶《纽约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在演讲中，她回顾了祖父辈在内战、毛时代的艰难求学之路，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并直言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遭受联邦政府的攻击——“若你坚守原则，迟早要面对坦克”。

以下为匡灵秀演讲稿中文翻译版：

下午好，2025届的同学们。七年前，我就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等待着开始我人生的其余部分。能被邀请回来为你们送行，这是莫大的荣幸。

在高等教育受到联邦攻击的时候写毕业典礼演讲，感觉很奇怪。大学曾经是国家宝藏，但今天我们文化的潮流已经转向，现在智识主义、探究和好奇心都成了罪过。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知道学术就业市场会很艰难。我不知道整个系会直接关门，但大学的衰落早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进入大学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正处于历史最低点。

现在人们的看法是，大学是你去接受政治洗脑的地方——改变你的性别，让ChatGPT写你的论文，在某人村庄公寓阳台上吸毒，谈论德里达，支付你永远赚不回来的昂贵学费，因为现在大学甚至不能帮你找到工作。我们太习惯于把大学说成是一种轻浮的东西，一种奢侈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像这样的空间是多么稀有。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家族的男性们如何几代人来一直在努力接受教育。

X平台截图

我的曾祖父来自湖南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家里第一个识字的人，高中毕业时成绩接近班级前列。他本来可以去广州的岭南大学，但当时正值内战，他的家人担心如果他去广州会被杀死，所以他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但毛主义政权在1950年代末镇压知识分子异议，他受到迫害，被解雇，被迫成为农民。

我的祖父只读到中学。那是饥荒年代，他们太穷了，上学是奢侈品。他从未接受过教育，为此遗憾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十年，知识分子被殴打、监禁和处决，大学被关闭，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政治再教育。但毛泽东在我父亲八岁时去世，第二年中国恢复了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全家都很兴奋。就是这个机会！这是他们终于要送人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四处拜访他的老师朋友们，试图找到任何在清洗中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正如我父亲所说的，我们有人能教，有人想学，我们很高兴。

我父亲很擅长学习。他最终进入了北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学校。在那里，他被物理学吸引，因为宇宙的自然定律似乎是客观和可定义的。真理是清晰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遮蔽那光芒。

他在中美物理考试和申请中表现出色，被录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于1989年夏天从北京大学毕业。那个夏天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了。他是党内的改革者，支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为此被迫辞职。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北京的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

我问过他在示威的早期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他说学生们一开始很乐观。我们认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都被卷入其中。我们以为学生会获胜。当国家派遣坦克时，这完全是一个冲击，是他们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当他登上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时，美国代表着这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言论。你永远找不到比我爸爸更大的爱国者。他在7月4日升起红白蓝旗。他戴牛仔帽。他喜欢钓鱼、烧烤和开卡车。他说他已经逃离了一个专制国家，不会再逃离另一个。

快进到2013年。在我整个家族的历史中，我是第一代不用担心是否被允许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不用担心申请时大学是否还开放，不用担心到了那里是否能自由言论和学习。我成为乔治城大学的学生纯粹是因为我想要。我换了三次专业，只是因为我可以。

所以是的，大学是一种奢侈品。当你们回想在这里的时光时，我希望你们记住思考的纯粹奢侈。我指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奢侈。

记住那种悠闲地翻阅课程目录的感觉，就像它是自助餐一样——一个学期读亚里士多德，下个学期读康德，误解弥尔顿，假装我们读过乔伊斯，在讲座中打瞌睡，因为生病而乞求论文延期（实际上我们是宿醉），为了早晨课程的缺席而杜撰祖父母的死亡。我有七个祖父母。

拥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拖延、犯错和重试，这是多么大的祝福。我在乔治城时是Carroll Fellow，我们被教导要按照座右铭生活：mentis vita pro vita mundi——为了世界的生活而过心灵的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心灵的生活是被宠坏的小孩的象牙塔。他们并不总是错的。当代大学存在太多腐败。有时它更像游乐园、精英会员俱乐部、公司——除了生产知识并与世界分享的地方。在当代大学里，大门总是锁着的，诚实的对话几乎成了逃亡行为。

但在最好的时候，乔治城在她最好的时候，大学是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一个我们可以测试危险、非正统思想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梦想更好世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犯错误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改变想法的地方。心灵的生活是乌托邦，历史证明了它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停止为它而战，它就会死亡。

如果我能给你们这些2025届毕业生任何嘱托的话，那就是要抓住那种奢侈，传播思想的丰富，保持好奇心，避免教条，质疑一切，寻求隐藏的和不便的真相，学习有用的东西，纯粹为了学习的乐趣而学习，只是因为你能而跳进兔子洞，全面思考。

你们已出伊甸园，前路考验必将动摇心中乌托邦——若它曾经存在。理想即将受检验，梦想多半撞铁砧。若你坚守原则，终将面对坦克。

但我父亲从那个血腥的广场走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另一间教室。

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留在大学里，一些人会用心灵的生活换取世界的生活，但无论你们去哪里，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美好的日子，那时要求我们做的只是寻找光明。

祝贺2025届毕业生。

中国新闻周刊：【#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2嫖客被判强奸罪#】3月24日，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对“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中的两名涉案嫖客作出一审判决：吕某飞、陈某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二年十个月。

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飞、陈某应当知道被害人可能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甘冒风险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3月至7月，魏某（已判刑）和倪某欣（另案处理）纠集邱某豪、陈某璐、余某滨（三人均已判刑）等人，多次使用非法拘禁、殴打、侮辱等手段，强迫被害人陈某慧（案发时不足14周岁）在九江市多个酒店卖淫。魏某团伙主要通过社交软件在网上招揽嫖客，每次卖淫服务收取4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嫖资。

2022年5月10日，被告人吕某飞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魏某，双方事先谈好嫖娼的价格和地点，由魏某安排陈某慧到吕某飞在九江濂溪区浔南大道晨枫臻品酒店的钟点房，两人发生性关系，事后支付嫖资400元。2022年5月27日，吕某飞以同样的联系方式，在同一个酒店开房与陈某慧发生性关系。

法院审理还查明了被告人陈某的强奸犯罪事实。2022年5月22日晚，被告人陈某于九江学院附近搭讪了魏某犯罪团伙中一成员，他与对方谈好嫖娼价格，对方叫来被害人陈某慧。当晚，陈某在一酒店开钟点房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除此以外，被告人陈某还分别两次直接联系被害人并接到家中发生性关系。

浔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飞、陈某，应当知道被害人可能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仍甘冒风险与其发生性关系，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依照《刑法》以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规定，判决被告人吕某飞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判决被告人陈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起诉书还显示，在涉案团伙强迫组织未满14周岁女孩陈某慧卖淫案中，共三名涉案嫖客被检方以强奸罪审查起诉。2月17日、3月5日，浔阳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陈某、严某明及吕某飞涉强奸案。受害人家长说，目前还暂未拿到另一名被告人严某明的判决书。（新京报）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

原来昵称最长可以有30个字符：两年😂大人们看着不发笑吗🤣

发呆的樱桃君Lee：写小黄文的大大十年呢

端粒的铲铲：这可是大人们给自己留的后路

排排坐吃火锅_：大人们确实在偷着笑

Styx09：老爷们会睡幼女，但是没有功夫看文

东南偏南201001：2年？确定不是鼓励犯罪？

星空瓶仑_2：围观一个真实的中国

大杨努力不熬夜：怎么不给他们干脆送个锦旗？呵呵

笑国在逃玐比公主：两年。。海棠太太们都几年来着

生化阿丽：写黄书的都判了10年呢

奶汤麻辣烫：看起来并不太像阳间新闻，但是感觉阴间也没有那么不公平

圈地自萌不是圈地运动：此处很值得补充的：去年安徽远洋捕捞的事件中，一位写手因为写文被判了四年半，赔了一百多万的稿费和一倍罚金

我希望一辈子永远活着：强奸不满14岁女孩判2年，给r18G书籍校对判4年，写书的判10年

林水妖：写本小黄文也得八年呢，校对一下也得四年呢，真实强奸犯倒是逍遥啊～

槐安鸽师：人在极度无语的情况下是真的会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