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中说，汉朝的渔民“网鱼不足供税，弃业浮游江淮”。也就是说，汉朝的渔民捕获的鱼，还不够交税，干脆选择躺平。

《盐铁论》中说：武帝时期“田渔重税，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汉书》也记载：“关东流民二百万口”。也就是说，武帝时期，不仅税费高，生活成本也高，所以老百姓选择躺平，当“特种兵”。

《史记》还记载，武帝时期“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意思是说，商人也选择躺平，宁愿吃喝玩乐。

《汉书》同样记载：武帝后期“天下户口减半”。除了战死、逃亡、隐匿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选择躺平、不生孩子，因为孩子3岁就要交税。

这么多史料，都在说明武帝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百姓集体选择躺平。什么叫躺平，就在某种宏大背景之下，百姓放弃生产性努力的社会性退缩行为。

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就是猪的意思，古人认为贱名好养活。刘彘7岁被立为太子，改名刘彻，意思是通达天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对百姓而言，遇到一个不折腾的皇帝，日子就还能过下去，最怕的就是瞎折腾，尤其怕遇到一个翻天覆地的主。很不幸的是，刘彻通达天地的名字，就预示着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主。

治大国如烹小鲜，除了好色之外，刘彻的爷爷和父亲，基本上不怎么折腾百姓，只折腾刘家自己人。而刘彻不这样，他始终认为自己通达天地，所以要干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

《史记》记载，刘彻继位的时候，他爷爷和他父亲留给他的钱，多的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的在仓库里的吃不完都发霉。刘彻鄙夷他爷爷和父亲，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搞女人，竟然还能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底。那么，自己通达天地，又不好色，岂不是无敌。

所以刘彻就开始东征西讨，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让汉民族的版图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公元前133年，刘彻23岁，汉帝国用兵30万，策划了马邑之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开启了刘彻的武功之路。之后的刘彻，举全国之力连续用兵，经常征用民夫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元前124年，汉帝国连续出击漠南、漠北，国库数十年的积累被全部用尽。

漠北之战调动的军队超过了50万，征用的民夫估算超过了150万，匈奴大败、遁走漠北。刘彻北击匈奴的目的，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存安全等等方面来讲，这时候已经全部实现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一个让百姓重新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如果刘彻真这么做，那么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但刘彻不这样想，匈奴找不到了，就继续找，找到再继续打；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了1次，那么他就要来6次；秦始皇巡游了5次，那么他就要巡游10次。总而言之，只有你不敢想的，就没有他不敢折腾的。但这一切，都需要钱。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社会的财富几乎都来自土地，财富的总量基本是固定的，不在公家，就在民间。说直白一点儿，在农业社会，国库虽然没钱了，但钱财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勋贵集团和官员集团手中去了，当然，商人集团和地主集团也有，但他们的靠山同样是勋贵和官员。对于不忠于他的勋贵，刘彻是毫不留情，抄家灭族不计其数，但忠于他的勋贵和官员，是刘彻的基本盘，不能动。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的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这就为百姓的集体躺平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重新启用法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获得重用，他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敛财，比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

所谓均输平准，就是朝廷直接经营大宗物资的买卖，比如丝绸、粮食等等，朝廷在每个郡设置一个均输官，全权负责大宗生意，直接催生了一批门阀世家。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朝廷直接垄断盐、铁、酒等等暴利行业，商人必需购买特许凭证才有权经营，这样朝廷空手套白狼就赚到了暴利，也催生了一批世家门阀，比如桑弘羊自己家就是著名的大盐商、大酒商。

所谓告缗算缗，这是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收割。河南有个商人叫卜式，他为了拍刘彻的马屁，主动捐出了一半的身家，汉武帝给他赐爵左庶长，希望天下的人都效仿他，可惜应者寥寥，于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出台。

“算缗令”规定，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对商人的财产税是6%，车船税是每年120钱，不是商人的减半收取。毫无疑问，算缗令对商人、手工业者极为不利，所以他们纷纷隐匿财产。

于是，告缗令出台。就是鼓励群众举报那些隐匿财产的人，一经发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之人一半的财产。可是，举报之人获得财产之后，也不愿意交税，也隐匿财产，于是他又被另外的人举报。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汉帝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而汉武帝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不计其数。

刘彻开始搞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时候，那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幸灾乐祸；当刘彻开始搞算缗告缗的时候，那些底层农民开始幸灾乐祸。

刘彻知道，中国老百姓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只要你过的比我惨就是晴天，于是口钱和算赋加倍。口钱和算赋，就是人头税，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刘彻之前，“口钱”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0钱；14-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40钱。刘彻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加3钱；对成年人的征收额度，直接提高300%！

文景时期，底层百姓辛苦劳累一辈子，也只能勉强饿不死而已。而刘彻把税率提高了300%之后，《汉书》记载，生下孩子就杀掉，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计其数。

在这样一连串的组合拳之下，世家门阀继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人工更加便宜，大批百姓为奴为婢，于是世家门阀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而普通商人、手工业者和底层农民，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被逼选择躺平，要么吃喝玩乐，要么自我绝育，要么为奴为婢。就这样，武帝晚年，百姓选择躺平、天下户口减半。

参考书目：《汉书》、《史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公元1085年，司马光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古代权力游戏的巨著，一经面世，便让帝王们爱不释手，宋神宗评价它“有资于治道”，也就是对于他的统治很有帮助。

九百年后，柏杨先生耗时十年把他翻译成了白话文，并批注了自己的观点，让这部帝王将相的家学，终于可以让现代的普通人一窥其中的隐秘。

《资治通鉴》专攻帝王统治，因此被批评为“训马术”，梁启超称之为“帝王教科书”。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司马光，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资治通鉴》虽然讲了1300多年的历史，洋洋洒洒很多案例，但归纳下来，核心命题其实只有四个：一是如何用谎言编织天命，二是如何用暴力维持秩序，三是如何用仇恨转移矛盾，四是如何用希望凝聚人心，合称帝王统御四术。

第一、谎言。

《资治通鉴》的开篇，讲了日食三足乌的异象。这种将自然现象和天命相勾连的统治叙事，便是权力合法性的原始来源。《资治通鉴》中那些被谎言编织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为帝王统治背书。比如刘邦的赤帝斩白蛇，便开创了君权神授的叙事传统。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将皇权的合法性提升到了宇宙元规则的高度，并通过科举制度和礼教等级，塑造成了古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人默认皇帝就是天子，是天命所归。

统治谎言的高级形态是编织天命，一般形态是愚民。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应该归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典型的操作就是修书焚书，比如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废黜百家，以至于诸子百家大部分都只剩下了只言片语。

第二、暴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兵器熔铸成了十二个金人，这个举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它揭示了暴力在统治秩序中的双重属性，既是破坏旧秩序的工具，也是维持新秩序的基石。

暴力往往披着法律的外衣，先秦商鞅的连坐之罪，汉代张汤的腹诽之法，唐代来俊臣的《罗织经》等等，都有法律作为支撑，并以此将暴力威慑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暴力逻辑，实质是权力仪式的展演。恰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洞见：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暴力的运用在明代达到了巅峰，帝王的爪牙遍布街巷，百姓的窃窃私语都能成为罪证。但暴力从来都是双刃剑，无论是秦帝国，还是隋王朝，最终都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这些历史教训，恰好印证了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警告：再强大的暴力，也无法永久压制被统治者的怨恨。

第三、仇恨。

矛盾转移的案例，在《资治通鉴》中屡见不鲜，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内部之间的转移，一种是向外部转移。

内部转移方面，比如桑弘羊为顺利推行盐铁官营，他刻意激化商贾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成功的将各大盐场和矿场收归官有。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主张改革吏治和监察，王安石主张改革经济和财政，但司马光却被刻意描述成了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从而成功转移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阵痛，比如《青苗法》的层层摊派和强制贷款。这种制造内部仇恨的策略，印证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断：统治者必须防止被统治者形成共同的意志。

制造外部的群体性仇恨，才是统治艺术的关键一招。《资治通鉴》中那些和亲故事和边境战争，常常被用来转移内部的危机，正如霍布斯所说：共同的仇恨是维持团结最有效的粘合剂。

《治治通鉴》之后，南宋便诞生了最经典的案例，以至于百姓的集体记忆里只有靖康之耻，以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党争，从而忽略了根本矛盾。靖康之耻和党争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是南宋内部夸张的土地兼并和通货膨胀。为缓解土地兼并，南宋末年贾似道进行了公田改革，也就是设置了各级官员拥有田地的上限，超出限额部分的三分之一要卖给朝廷，朝廷再租给百姓，仅镇江就收回田地17万亩，也就是镇江官员至少拥有田地51万亩，占了彼时镇江耕地总数的29%，而彼时镇江的人口总数约25万，官员占比约0.03%。可以想象，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有多么猛烈。但夺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所以元军一来，那些官员便纷纷献城投降，留下文天祥在零丁洋里叹零丁。

第四、希望。

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儒家大同社会的精神想象，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希望源泉，成功的把现实的苦难包装成了美好的愿景。比如汉武帝元狩三年，黄河决口，朝廷赈灾时，首先要宣读汉武帝的诏书，这样的仪式展演，便成功的将灾难转化成了朝廷仁政的表演。类似的表演，在《资治通鉴》中反复上演。

科举是希望管理的巅峰之作，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希望机制，让读书人不停的进行自我规训，从而成了维护皇权统治最忠实的附庸。但实际上，这个希望渺小的可怕，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南宋，平均每年仅有180人，其余朝代少则仅有10余人，因为大部分官员走的并不是科举之路，而是恩荫之路。而且，科举这条底层百姓的希望之路，不但异常狭窄，还被人把持，屡屡发生科举舞弊。

《资治通鉴》揭示的统御四术，环环相扣，如同四季更迭，是帝王统治最隐秘的法则。但历史也一再昭示：任何依赖统御四术的统治终将被反噬，当谎言透支了公信，当暴力迎来了反抗，当仇恨瓦解了共识，当希望走向了幻灭，《资治通鉴》中循环上演的权力游戏，便会迎来大结局。

参考书目：《资治通鉴》（柏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儒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