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五日晚，河南叶县一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乘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八名女性农民工遇难，这一悲剧触痛人心。近十余年来，农民工市场上男性农民工占比下降，而女性农民工比例上升，本地女性农民工的增幅更大。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女性在家庭照料之外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之中，她们的母职实践因此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化”。那么，这些不同年龄阶段、可获得的替代性照料资源不同的女性农民工各自的工作处境如何？她们面临怎样的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计之间的矛盾困境？作者以二〇一四年以来在赣南、桂西农民工输出地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经验材料为依据，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讨论，以期这一庞大的无声群体能被看见。

照料 vs 经济
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

文 ｜ 王欧
（《读书》2025年7期新刊）

一、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务工以来，女工的个体自主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第一代女工返乡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研究关注点转向女性农民工的家庭照料责任和家庭生计责任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影响至今的母职实践观点，即认为女性农民工以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为主，家庭生计责任主要由男性农民工承担，女性即便婚后流动也是从属性的，通常跟随丈夫流动，流动的距离更短，返乡的频率更多，留守在家的时间也更长。在此背景下，大量研究考察了女工留守农村和从事生育、养育、陪读、照护等活动，揭示了由留守女性的家庭照料责任所主导的“38 61 99”（女性、儿童、老人）农村图景。

随着研究的推进，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发现了“农业女性化”或留守女工进入地方小作坊、“外发工厂”等工作的情况，但通常将这些工作情境描述为“家庭友好型”的生产体制，女工可以借此灵活地向家庭照料责任切换，地方工作不过是农民工家庭生计的非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家庭化之后仍外出务工的女工，但除少量研究关注其劳动处境之外，更多的是关心她们如何继续履行家庭照料责任，提出“跨地母职”“流动的母职”等兼顾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计的母职实践概念。因此，在众多看到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的研究背后，暗含的仍然是女性农民工以家庭照料责任为绝对主导以及仅在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或找到了照料替代资源）之后，才兼顾家庭生计责任的母职实践观念。在这样一种母职实践观念下，女性农民工的家庭生计责任和贡献被边缘化了，母职的“经济”维度也被弱化和曲解，甚至被遮蔽了。

然而，过去十余年来，随着农民工家庭城乡处境的变动，女性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愈发突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自二〇一四年的2.7395亿增加到二〇二三年的2.9753亿，但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从67.0%下降为62.7%，女性农民工的占比则从33.0%提高到37.3%。其中，外出女性农民工的占比保持稳定，本地女性农民工的占比则从34.9%大幅提升至43.0%，提高了8.1%。由此可见，在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增长的速度更快，本地女性农民工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二〇二三年，女性农民工的总量已达1.1098亿，外出女性农民工为0.5386亿，本地女性农民工达0.5712亿。

2025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图为“2019—2024年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亿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增长0.7%。该报告还显示，女性农民工占比继续上升，全部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反映的农民工日益“女性化”的流动趋势，也和近年来许多观察者对乡村的印象相符：大量中西部农村已从“38 61 99”留守的图景转变为只剩“99”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村庄，女性农民工和留守儿童都在离开。不仅如此，那些离开村庄进入乡镇或县城陪读的女工，虽未被统计数据统计为本地或外出农民工，也没有被乡村观察者记录为留守村庄的女工，却有可能在新的留守地点更为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

女性农民工已成为大量农民工家庭生计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其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应该被看见，由此带来的母职实践张力和矛盾也应受到关注。笔者将以二〇一四年以来在赣南、桂西农民工输出地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考察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趋势，探讨其实际的表现、兴起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

二、母职实践“经济化”的发展趋势

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女性农民工实现家庭化之后便长期留守并主要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不同，过去十余年来女工的家庭生计责任不断提升，其母职实践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经济化”发展趋势。

这一趋势首先表现为女工生育后在乡村留守的时间大幅缩短，以及离开幼孩外出务工的时间一再提前。在有祖辈照护资源的农民工家庭中，上一代女工一般会在村中留守至小孩学会说话、走路乃至入读幼儿园时，才外出务工。近年来该时间段已被大幅缩短，女工通常在生育的隔年年初即外出务工。赣南和桂西农村不断有受访的祖辈告诉我，孙子女的妈妈在小孩未断奶甚至出生一两个月时，即留下孩子外出务工。这种急于外出务工的倾向也出现在祖辈照护资源不足的女工身上。我多次访谈过的桂西山内村的小梅即是这样的例子。她的公公已经离世，婆婆临近七十岁，独自照护小梅的两个孩子颇为困难。但小梅在不得已留守几年、将最小的孩子带到读幼儿园后，仍义无反顾地外出务工。重归务工大军之后，女性农民工便成为家中和男性一样的独立劳动力。而且，在强调加班倒班的低技能工厂、高强度的建筑工地以及众多非体力但熬时间的服务业等工作中，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更长、吃苦能力更强，生活消费也更加节俭克制，因而也更容易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者。

对于那些家中没有照护幼孩资源的留守女工来说，她们在照护责任之外，也愈发深入地卷入本地经济，同样发展出母职的“经济化”取向。与上一代留守女工主要参与家庭农业、依靠农业自给自足不同，近十余年来不得已留守村庄的女性很少参与传统农业，转而进入市场化的新型农业或乡村代工工业。如桂西山内村早已完成了农业转型，传统稻作农业被极度压缩，并代之以甘蔗和蚕桑。留守该村的女工主要从事蚕桑养殖。她们凌晨四五点即起，赶在太阳照干露水前采桑；一天喂好几次蚕，直到一批蚕子长大结茧；最后将蚕茧晒干出售，才算完成了一个养蚕周期。如此周而复始地劳作，通过蚕茧的售卖，获得了独立的收入来源，为家庭生计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之不同的是，赣南溪边村仍保留着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女工只能从其他经济领域赚取收入。好在该地为粤闽浙腹地，一部分沿海工业以代工的方式进入村庄和附近的乡镇工厂。需要日常看护幼孩的女工将代工活计接到家中，凭借手工或简单的机器长时间地劳作，赚取高于农业回报的加工费。当孩子进入幼儿园或小学时，留守女工则可以扩大代工范围。她们来到村中的大作坊或乡镇附近的生产车间，更长时间也更高效地从事代工生产，从中赚取更多的工资。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江西某鞋业公司，图为车间内工人从事生产的场景（来源：paper.ce.cn）

而在撤点并校、进城购房的背景下，大量女工以陪读的方式进入中心校所在乡镇或直接去往县城，从而接触到更多的经济机会。在赣南县域，规模较大的乡镇，特别是县城是沿海转移而来的小型代工企业和作坊的接入点，陪读女工便在子女上学之际从事前述代工工作。桂西县域由于地处偏远的云贵川交界地带，普遍缺乏小型代工企业的接入，陪读女工则多进入县工业园招商引资而来的相对正规化的工厂工作，或选择超市、餐馆等服务业工作。这些离开乡村的陪读女工并未成为丈夫收入的附庸，而是通过县域内更广泛的经济机会赚取收入，成为家计的贡献者。

那些阶段性地减轻了抚育和照护任务的中年女工，则更深入地参与了县域城镇经济，成为更独立的家计承担者。在赣南G县工业园，从沿海转移而来的电子厂、服装厂等工厂的流水线上，密集地分布着三十至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工。这些女工大多完成了幼孩抚育任务，她们的子女正在住校读书，或已毕业但尚未结婚成家，或已成家却没有生育小孩，她们因而得以有一段时间从家庭照护责任中解放出来，专门地从事雇佣工作。此类工厂工作通常加班加点，从早上七点半入厂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甚至加班到晚上八点或更晚。除了几个法定或地方节假日放假数天，或在工厂订单不足时被迫休息外，女工们基本不会主动选择休息，根本没有周末休息的观念。一如沿海工业区的工厂一样，内地工业园中的工厂也为工人配备了宿舍。因此除附近村庄的女工每天可以骑电动车上下班之外，其余女工多数住在工厂宿舍或租住在附近的居民家中。县域工厂工作虽然不会给中年女工购买社保，但女工们可以从中获得每月2000—3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在家庭发展的当前阶段，中年女工暂时卸下了家庭照护责任，成为完全独立的家庭生计劳动力。

即便是进入五十岁以上的大龄阶段，女工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经济”角色，而是设法从城乡经济中赚取收入。那些需要隔代抚养幼小孙辈或进城陪读的大龄女工，会像有类似家庭照料负担的青年女工一样，抓住新型农业、代工工业或县域服务业等经济机会赚取收入；而那些无需隔代抚育孙辈或照护老人的大龄女工，则设法以全职劳动力的方式继续工作。后者不仅流入大城市的家政、建筑等行业，还大量进入临时工市场以获得待遇微薄的临时工作。她们虽然大龄体衰，已被城镇正规经济部门排斥，却不愿返乡务农或从城镇底层工作中“退休”，而是持续地粘在城镇经济底部，极力为家庭生计奔忙。

2005—2010年，吉林省吉林市一家两元一晚的女子宿舍，一群在城市里谋生的中老年女性农民工居住在此。左图为女子宿舍内部，右图为附近劳务市场的招聘启事（来源：douban.com）

三、母职实践“经济化的”结构根源

女性农民工的强烈“经济”取向，与近十余年来农民工家庭所嵌入的城乡结构的变动息息相关，这一变动从多方面推动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责任的变化，促成了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发展趋势。

首先是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大幅提高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对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女性农民工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桂西J县还是赣南G县，近十余年来都经历了大幅度的城区面积扩张和城镇人口增加。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将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捆绑起来，带动了农民和农民工进城的风气。以桂西J县为例，从二〇一三至二〇二二年，该县城镇常住人口从7.7万增加到11.5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7.9%攀升至41.9%。县域城镇化导致了教育、住房等家庭再生产基本品向城镇集中，也造成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城镇化，从而推高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成本。进入中心校所在乡镇或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县城读书和陪读，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家庭生活支出。更加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常将教育机会和房产、户口等捆绑，带来了农民工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必须进城购房的后果。教育购房还进一步向婚姻购房演进，在赣南和桂西县域，除了一部分邻近县城或大镇的村庄外，进城购房已成为广大普通农村青年缔结婚姻的必备条件之一。县域城镇化带动的教育、住房、婚姻和家庭生活等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传递到农民工家庭内部，也传递到女性农民工肩上。在农民工家庭收入提升较为缓慢，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无法独立支撑家庭再生产经济压力的背景下，女性就必须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以她们对家庭生计的贡献设法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发展。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55.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其中，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然而，如果没有城乡经济体系中需求女性的经济机会的扩展，上述家庭再生产任务对女工的经济重压也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实践，无法促成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发展趋势。事实上，不仅打工城市的工厂流水线、服务部门的销售经营等工作岗位偏好议价能力低、性别气质柔的女工，城市的家政甚至市政、建筑等非正规和临时性的工作岗位也偏好女工。在打工城市之外，近年来的产业内迁和代工工业的发展、内地广建工业园和招商引资的推进，以及传统农业向新型市场化农业的转型等，在内地县域范围内为女工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可以说，正是这些近在乡村家庭和小作坊、远到县域城镇的代工点和工业园工厂，以及再远至打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所构成的城乡现代经济体系提供的机会，为女性将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转化为具体的经济行为，从而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当然也应看到，受农民工家庭父权制对女性家庭再生产责任的规定、女性可获得的替代性照料资源以及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农民工是以差异化和层级化的方式获得上述经济机会的。因替代性照料资源的不同，留守乡村的女工只能从事回报较低和距离较近的新型农业、家庭或小作坊代工工作，进城陪读的女工也只能从事那些“家庭友好型”的代工或服务业工作。只有那些有照料资源或暂时无需承担照料责任的女工，才能最彻底地抛开家庭照料责任的束缚，以自由劳动力的方式获得回报较高的经济机会。不过，即使是在暂时不用亲自参与家庭照料责任的女工内部，也可看到年龄带来的流动距离和工作机会分布的差异。其中的青年女工固然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务工，但大量中年女工更主要地集中在老家县域的工业园工厂或代工车间加班加点，广大大龄女工则既被城市的正规工作排斥又被老家县域的工厂流水线或代工车间排斥，只能从事那些非正规化行业甚至临时工市场中的工作。

四、母职实践“经济化”的张力困境

母职实践“经济”之维的过度扩张不仅给女性农民工自身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劳作之苦，也给母职实践本身造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女工由此愈发陷在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困境之中。

可以看到，长久或暂时摆脱家庭照料责任的女工尽管尽力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但她们的劳作和收入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独立和自主，而是尽可能地满足家庭延续和发展的经济需求。在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女工摆脱家庭照料责任越彻底、越长久，她们投入劳作的程度也愈深，通过经济活动完成母职责任的驱力也愈大，离个体自由也愈远。这就是我在沿海工业区看到的将小孩留在老家、长期独自在外打工的女工形象：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这种母职实践造成的自我剥削和无限辛劳，也体现在暂时摆脱了家庭照料束缚的中年女工和大龄女工身上：在县域工业园工厂的流水线、乡镇代工厂的生产车间以及城市各类非正规化的工作地点，我们看到了主动加班、不愿放假、拼命赶工的不再年轻的女工，她们试图最高效地利用难得的摆脱了家庭照料责任的自由时期，全力赚取收入，贡献家庭生计。当她们尽力扩大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时，也将个体自由融在了经济劳作之中。

对于摆脱家庭照料责任最彻底和扩展母职“经济”之维最充分的青年女工来说，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带给她们极度的亲子割裂的情感创伤。这种创伤首先出现在她们决定尽快、尽早留下小孩外出务工之时，然后在每一次返乡后离开子女时重演，最后定格于长期的亲子冷漠之中。尽管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达，“跨地母职”的内容不断丰富，但不间断地视频电话、不时地返乡、不定期地寄送礼物等，都难以弥补母职的“经济化”对亲子情感的侵蚀。我在调研中一再观察到，当年轻女工为了母职的“经济”之维长久地与子女分离时，尽管家庭生计趋于改善，打工家庭也在发展，但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逐渐冷漠。当留守子女不愿意接母亲的电话、不愿意跟母亲说话，甚至当母亲返乡时不愿意喊母亲时，她们便经受着经济母职的致命打击——消解母职的“情感”之维。

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2009），讲述了常年在广州务工的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妻俩在春节返乡、与久未见面的子女之间的故事 。图为陈素琴在休息间隙给女儿张琴打电话，叮嘱其努力学习，承诺他们一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就打电话告诉她，却没有得到女儿的回应（来源：bilibili.com）

而那些承担家庭照料之责的同时还尽量扩展母职“经济”之维的女工，则面临着“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难工作”的困境。承担家庭照料之责的女工虽设法尽量工作，但并非各类工作都是“家庭友好型”的生产体制。当代工点或生产车间的订单增多需要加班加点，当新型农业进入农忙时节，当生产地点变得离家庭或学校更远时，女工们为了经济母职就必然忽略其他的母职面相，从而造成“在家不在位”的母职矛盾——女工们为了家庭生计而只能形式化地进行家庭照料，子女陪伴、亲子感情等实质性的照护内容被母职的“经济化”掏空。与之相对，如果女工守住家庭照料责任，则不得不在母职的“经济化”倾向上妥协，最终造成“在位难工作”的母职矛盾。在两种母职矛盾之间，由于家庭发展压力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女工倾向于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强化了经济母职对其他母职面相的替代，形成了城乡可见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在家不在位”的母职困境。

长久来看，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及其带来的张力困境也对子女的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近十年来，我追踪了许多为了子女将来发展而长久外出打工的女工，除少数女工的子女凭借个人的聪颖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向上流动之外，大多子女成绩平平，初中后便进入职校轨道，甚至直接辍学打工。那些留守陪读却“在家不在位”的女工，亲子陪伴的实质内容多已被经济母职掏空，也很难给予子女教育太多帮助，多数只能仰赖教育机构和孩子个人对教育流动轨迹的塑造。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因而产生了另一个深远的悖论——尽力扩展母职“经济”之维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的发展和子女的未来，然而子女却通常并不走在女工们预想和试图支撑的轨道之上，绝大多数走向了预想轨道的反面，早早地被教育分流，并重复上一代的打工之路。

《归途列车》中，女儿张琴退学后，离开家乡四川广安区回龙村，来到广东打工。面对女儿重复其打工之路的现实，母亲陈素琴在镜头前坦言“我宁愿辛苦一些，也想她读书，不想她打工”（来源：bilibili.com）

如何化解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及其带来的张力困境？我认为首先要反思的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的土地城镇化模式。土地城镇化不仅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方面推高了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成本，还将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唯有适当降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压力，才能从源头上减轻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经济化”的驱动力。其次要缓解女工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巨大张力。无论是摆脱家庭照料责任而长久务工的女工，还是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却只能“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难工作”的女工，都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的巨大拉扯。这种拉扯不仅存在于大城市的打工工作和遥远的农村老家之间，还存在于县域内工业园工厂或代工车间与留守或陪读的农民工家庭之间。因此，为了缓解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带来的不同母职面相之间的张力，不仅要倡导“家庭友好型”的工作体制，也要让经济机会在城乡间更均匀地分配，让农民工的家庭照料能够与工作地点相临近。此外，还应适当反思父权制对女性家庭照料责任的束缚，并为农民工家庭的照料责任提供适当的社会资源。这一系列工作是一项涉及城乡多个层面变革的复杂工程，有待学界持续的关注和社会各方长期的努力。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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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有一起女童被性侵害事件引起了关注：在湖南衡阳一个偏远乡村，一位63岁的乡村小学校长对多名女学生实施了多次猥亵和性侵，校长把一个小房间用作单独的休息室，以辅导学生作业的名义，隐秘地犯下罪行，持续了2年都无人发现。直到一个女孩在首次被猥亵后就告诉了母亲，那位母亲又立即收集证据，才报警揭发了校长。

被揭发的当天下午，警方就逮捕了校长。3个月后，检查院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对他提起公诉。2024年5月28日，校长一审被判处死刑，他紧接着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案件在湖南省高级法院二审，被害孩子家长没有被允许旁听，庭后法官组织了一次谈话会，告知家长需要向检察院补充证据材料。目前，他们仍然在等待二审的判决。

相比其他类似案件，这起案件能够推动得如此顺利，离不开那位最早站出来指证的母亲。

她叫崔丽云（化名），今年37岁，2023年5月的一个中午，她12岁的女儿放学回家，哭着对她说，校长先在休息室里抱了她，随后还亲了她。崔丽云和女儿立刻一起去到学校，问询了班上其他5名女孩是否有类似遭遇，结果发现，她们都受到校长不同程度的猥亵。

她立刻拿手机给女孩们录下视频，留下了一手证据。同时，她意识到校长在那所乡村小学一共带过2届毕业班，于是很快联系到一位熟识的母亲，让她去问问上一届已毕业的女儿，又牵出2名已毕业的女孩遭遇过校长的性侵。事情被发现时，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又大了，崔丽云一一陪着孩子们去警察局录口供。

从录口供、到做医疗鉴定、再到案件一审，崔丽云始终是那个带头人，推动和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回过头看，这起案件和许多乡村儿童性侵害案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发生得很隐秘，受害者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崔丽云所在的乡村被大山包围，年轻父母外出务工，孩子被留给老人抚养是当地普遍的处境。但崔丽云是一位较为特殊的母亲——她17岁就去深圳打工，19岁依靠开美容院在城市建立起一份自己的事业，但24岁生下大女儿之后，因为舍不得孩子留守，她罕见地选择从深圳又回到了乡村，陪伴着女儿的成长。

也因此，比起外出的父母，崔丽云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女儿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她很早教给女儿保护隐私部位的知识，和女儿的相处也很自由，她说，「很庆幸她第一次被老师侵犯时就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我才能发现和推动接下来的事。」

近年来，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常有发生，但因为取证艰难，以及人们对于性侵害普遍的耻感等原因，许多侵害未能被及时制止和惩罚。但崔丽云不这么想，她接受采访的动力之一是想把举证经验告诉更多的家长，也想把自己的不退缩当作对女儿的一次教育，「让她成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人，以后不管是情感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不会再退缩。」

崔丽云语速很快，个性爽利，揭发校长之后，村里产生不少谣言，崔丽云为了保护孩子，及时让村干部出面制止。还有一个男孩当面笑话她的女儿，她单独拜访了对方家长，让对方给女儿道歉。她想告诉女儿的是，生活不因这件事而停滞，她的价值也不因这件事而折损，「未来人生这么长，不要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关键是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以下，是崔丽云的讲述——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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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2023年5月19日那天发现的。

那天我身体不舒服，躺在二楼正在休息，结果孩子中午放学回家吃饭，跑到二楼就哭着跟我说，校长不仅抱了她，还亲了她的嘴巴。我第一反应就是很惊讶，如果说是握手这类身体接触，我还可以理解为老师的一种鼓励方式，但亲吻就非常过分了，显然超出了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正常行为。

我女儿当时读六年级，所在的是一所乡村小学，班上一共就10多个孩子，包括她在内，女孩一共只有6名。我和女儿关系蛮不错的，我相信她不会欺骗我，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也担心有没有可能是孩子讲错了。当时，我没有再追问什么，照常跟孩子下楼吃饭，之后就领着她一起去了学校。我想问问班上其他女孩是不是有类似遭遇，一来可以了解和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二来也可以更广泛地搜集一些证据。

我到学校之后，直接去了六年级教室所在的三楼，看到走廊尽头没什么人，比较安静，就把几个女孩聚集到那个角落，问她们有没有遇到校长亲吻的情况。孩子们立刻害羞得脸都红了，不好意思直视我的眼睛，好在我和她们相处得还挺亲近——她们父母都到外地打工了，平时经常来我家跟女儿一起玩，我就给她们做好吃的，帮忙扎辫子，一些不敢告诉爷爷奶奶的话，她们反而敢对我讲，所以当时就真实讲了怎么被校长猥亵的经过。

真的是特别惊讶，特别愤怒，没想到校长对她们的行为更过分，而且一个比一个严重，我女儿的遭遇还算是最轻的。

那时候，我就知道必须要报警处理了。毕竟在外面做生意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空口无凭，要有证据才能说话，也担心小女孩万一胆小害怕，到警察局不敢讲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当即给她们录了个视频，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时间，校长对她们具体做了什么，留作一手证据。视频录完之后，我立马打110电话报了警。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午休也快结束了。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恐惧，而是带着把恶人绳之以法、杀之而后快的那种心情，去一楼办公室等着跟校长对峙。他一到办公室，我就直接质问他，「是不是亲了我女儿？」他刚开始还极力狡辩，说绝对没有。我随后拿出手机，说视频也拍了，证据也在手里了，还有什么可否认的。他这才表现得有点慌了，强行解释说，可能是孩子们理解错了。

和校长争论之外，我还把其他孩子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年轻父母不在，老一辈遇到这种事儿第一感觉都挺懵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都是我在据理力争，一直僵持到警察到学校。警察向我们了解具体情况之后，那个下午当场就带走了校长。

记得当时，还有另一位男性老师在场，全程没有帮着校长说话，就感觉他可能是清楚一些内情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看到过校长经常给女学生单独辅导功课，还让女学生帮忙拔白头发，总觉得他和女学生的关系过于亲密了。但毕竟对方是校长，孩子又只有12岁左右，他就没有去多想，最早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就这样被放过了。

图源电影《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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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校长今年63岁，之前在另一所村小任教也当校长，临近退休才转到我们这所小学，在这里一共带过2届六年级。我就感觉到，猥亵基本上不是一次性的犯罪，既然我女儿这一届没有逃脱，那上一届毕业的女孩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侵害？

有了这个意识，接下来我开始两步并行，一边配合警察做笔录，包括其他女孩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都要我帮忙开车送去警察局，做完笔录再送他们回来；一边想办法联系上一届毕业生，尽量多搜集一些证据。

刚好我和上一届一个毕业女孩妈妈的关系蛮不错的，她女儿又跟我女儿是好闺蜜，我就想先了解她是什么情况。那时候，女孩妈妈还在外地打工，我就在微信上告诉了她来龙去脉，最后让她也去问问孩子，如果有同样的遭遇，我们就可以一起站出来指证校长。

没想到这么一问，这个孩子还要更严重些，遭遇了校长的性侵。那位妈妈刚开始不敢说是自己的孩子，把她们的微信头像截掉了，才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说是班里其他孩子的遭遇。我说这样肯定要赶紧报案了，那位妈妈还算很有勇气的，大概考虑了一个晚上，就决定让当时在家的老公带孩子去警察局录口供。

那时候，我才知道聊天记录里具体是哪个女孩。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录口供之前，我担心小女孩会感到害怕，就特地去她家里鼓励她。孩子刚开始见到我也是一直低着头，根本不说话，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我不断告诉她，不是她的错，而是坏人的错，只有勇敢讲出来，才能让坏人受到惩罚，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听到我这么说，孩子才抬起头，走进警察局时，她的眼神也变得坚定了。

考虑到一个父亲带着女孩可能会感到不方便，最后我就陪着她去录了口供，她父亲在旁边的房间里等着。那时候，孩子胆子已经大了一些，警察问什么，她回答声音虽然比较小，讲得也比较慢，但还是把遭遇都说出来了。到最后，她说除了自己之外，同届还有一个女孩也遭到校长的性侵，这样就又牵出另一个受害者。

那个同届的女孩是六年级才临时转学过来，两个女孩关系很好，每天一起上下学，所以彼此聊过这件事。现在想起来，那个女孩也经常上我家来玩，就感觉她脸上没有笑容，心里好像总是藏着什么事儿，说话做事也是畏首畏尾的，当时只是觉得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后知后觉才知道，她因为这件事已经陷入抑郁很久了。

到了初一，那个女孩就回自己家里住了，她的父母也在外打工，家里没有爷爷奶奶，所以最后也是我陪着她去录口供。到了警察局，那个女孩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用笔写，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写了好几页纸才把经过写完。她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在手腕上割出十四条刀痕，还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录口供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隔壁村庄的家庭退出了。我听孩子们说，其中一个女孩重读了一届六年级，刚好覆盖校长任教的两个年头，也是受过伤害的，但孩子的家长没有站出来，毕竟不熟悉，具体原因我也不好去问，后续情况都不清楚了，最后就是我们村庄的5个孩子站出来指证了校长。

从孩子们的口供情况来看，侵害基本上是在校长午休的办公室里发生。这所乡村小学一共有三层，一二层是其他老师的办公室和低年级的教室，三层只有六年级、一间电脑教室，还有一间就是校长休息的办公室。平时如果不是上电脑课，其他孩子不会到第三层去，那间休息室的钥匙又只有校长一个人有，其他老师更不会去。所以校长的犯罪很隐秘，平时以孩子单独背课文、讲解试题为名义，实际是实施猥亵和性侵。

我发现校长作案的方法也很狡猾，第一个学期，他不会直接动手，而是在孩子们面前树立威信，不听话就重重打手板，让孩子害怕他、听他的话。等到第二学期，他对孩子的性格、家庭情况都了解了，会挑选爷爷奶奶带的孩子先下手，比如拥抱、亲吻，如果孩子不敢反抗，他就进一步加重猥亵程度。

像我女儿这一届，他对几个孩子都还在猥亵阶段，没走到下一步，而且考虑到我在家，才会最晚对我女儿动手，好在被我及时发现和制止，否则后果肯定是更加不可设想了。

图源电影《白日之下》

3

其实，我家女儿之前并不在这所村小读书，是六年级才临时转学过来的。

我们那个村虽然是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但留在村小上学的孩子并不多，大概就50来个，以小规模的状态至少维持十多年了。里面配备的老师还算充足，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老师都有，总共有10来个，相当于一个老师能对应5个学生，条件也是挺不错的。

但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我觉得在教育上应该量力而行，再加上家里又有这个经济能力，我就没让女儿在村小读书，一年级就送去了市里一所师资力量、学校建设更好的私立学校。

那所学校要求封闭式管理，所以我女儿从小寄宿，半个月才回一次家，其实孩子太小并不适合寄宿，我女儿说，每个星期天送她回学校，看到我的车子一开走，她就会想哭。但为了上学没办法，我也不想太过溺爱孩子，就一直让她在那里读到了五年级。

临近六年级时，我听朋友说，现在升学政策有变化了，小升初已经不看成绩，而是按照区域分配初中，刚好我们村小对应的初中学校比较好，我想那不如把孩子转回来，毕竟学校跟家离得近，走路大概一两分钟就能到，三餐和住宿都在家里，总比在外寄宿6人一间的宿舍要好。考虑到这些好处和便利，我才把女儿转回了村小。

很多家长是跟我一样的想法，考虑到升学，六年级才把孩子放到这所村小来。比如陷入抑郁状态的那个女孩，她还有一个亲姐姐，六年级也是寄宿在亲戚家，在这所村小毕的业，只不过那时候，新校长还没调过来，她姐姐才逃过了被侵犯的可能。

说实话，这个校长刚调来时，我们这些家长都挺高兴的。他个子不太高，走路有点驼，面相比较凶，不是那种让人产生亲切感的老师，但他纪律管得好，教书也负责，还经常派老师做家访，跟家长互动孩子在校的情况。甚至六一儿童节时，他还会组织孩子表演节目，这是以前的老师、校长都没有做过的，所以很多村民都觉得这个校长很不错了，对他比较敬重。

另外作为语文老师，他对学生的成绩也抓得很紧，给孩子留很多抄写作业，而且每天要求写一篇作文，我家女儿差不多都要做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完成。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讲，就觉得老师管得严也好，不严也好，都是一样的收入，但校长愿意管得严，不放养孩子，我觉得还是负责的表现了。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2022年的时候，校长有一次骑摩托车出事故，摔断了腿要住院，那段时间只能让其他老师帮忙代课。我们家长都挺担心的，毕竟是毕业班，代课老师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都希望他能尽早回课堂。没想到他一出院，拄着拐杖就坚持来学校上课了，为了表达感谢，我还特意去学校给他送了补钙的保健品。

除此之外，我跟校长没有其他方面的交集，对他也谈不上其他了解，只是听说，他还会关心学生有没有吃早饭，并把自己的苹果、面包、牛奶送给没吃饭的孩子。如果不是这件事，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表面看起来负责的老师，也可以同时是一个作恶的老师。

校长的罪行被揭露之后，那所乡村小学没多久就被撤了，留下那栋三层的房子，被人盘下来做了农家乐。村里人都感到很可惜，也有一些抱怨，因为剩下的孩子就只能去县级市的学校读书，从一年级就要开始过寄宿的生活。

图源电影《素媛》

4

从录完口供，到孩子去医院做完检查和鉴定，流程大概走了一个星期左右。等待的过程中，其他孩子的父母都陆续从外面赶回来了，为了这件事很久没有出去工作。我们5个家长就建了一个群，大家统一战线，不顾虑什么光不光彩，就是一致找律师打官司，争取有一个好的判决结果。

我们这5个家长都没有应对官司的经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律师，后来案件开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司法机关派的公诉人帮忙辩护。

校长被批捕后就已经认罪，口供说的和孩子也基本一致，但没想到开庭后，他又当庭翻供，说两个被性侵的女孩是自愿，又说家长是为了讹钱才陷害他。我们家长当时非常气愤，退一万步说，两个女孩甚至没到性同意的年龄，怎么能狡辩成自愿？我们家长又怎么会赌上孩子的名誉去讹钱？

对方律师听了这一番话也感到惊讶，公诉人辩护之后，法官就让校长端正态度再回答问题，中间还休庭了一次，法官来问我们家长对于判刑和赔偿方面有什么想法，家长一致不指望赔偿，就是希望判校长死刑。

校长作案还用了一个很恶劣的方式：他曾经送过两个被性侵女孩手机，之后就把手机当作一种贿赂一样，只要孩子不把他的罪行往外说，就把手机给她们玩，周五去办公室取，周一再归还，而侵害有时候就在取送手机的过程中发生。

其实，被侵害最严重女孩的妈妈发现过这支手机，问孩子手机哪来的，孩子说是校长给的，那个妈妈为这件事还骂过校长，甚至去教育局投诉过。但是教育局没有给到回音，校长还反过来说，这么为培养她的女儿付出，到头来还要说他的不是，感到非常心寒，那个妈妈也就没有追究下去了。直到事发后，她才责怪自己当时怎么不去深挖一下，一个老师怎么会给孩子手机玩？怎么也没往性侵害这个方面去想。

我们这个乡村在一条国道旁边，周边被一些山区包围，要坐差不多半小时的公共交通才能到县城，孩子在村里的生活非常单调，除了打篮球、乒乓球，再就是跳跳绳，没什么可玩的，哪怕年龄大点的孩子去了县城，县城也很小，基本上半小时就逛完了。

另外，留守现象在我们这儿太普遍了，孩子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基本就是过年才回来一次，待个几天又去外地上班，剩下老一辈在家里，天天聚在一起聊天打牌，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放养式的，管吃管住就行，有的不听话还要打，更谈不上精神方面的陪伴。所以你就能想象，孩子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寻找情感的支持，智能手机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

其实，这些被侵害孩子的家庭都挺困难的，家长也是为了生活没办法才往外走。比如其中一个受害女孩，爸爸中风了，家里就指望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挣钱。还有一个女孩，妈妈在贫困家庭里过不下去，生下她之后就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爸爸只好出去打工，就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抚养。老一辈人的认知有限，会采取比较凶的管教方式，女孩有什么话就不敢跟爷爷讲，爷爷也想不到去了解深藏在女孩心里的事。

整个村子里，我是少有的留在家里的妈妈，一方面是家庭条件能够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舍不得让孩子去做留守儿童。在我的育儿观念里，孩子生下来是要陪伴的，这个理念来源非常简单，因为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爸爸妈妈也没有出去打工，是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我父母那一辈很时兴打工，村子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出去了，但我爸有酿酒的手艺，就留在了家里。我记得小时候，父母的教育很自由，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什么都由着我，就养成我比较调皮的性格，从小是个「孩子王」，其他孩子都是跟着我玩听我的。所以我就有那种体会，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会成长得比较自信。一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我就想把这份自信带给孩子。

我女儿虽然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我跟她关系处得不错，平时聊天很少过问成绩，都是问她交了什么朋友，在班上开不开心这些事。孩子感到比较自由，也就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很庆幸她第一次被老师侵犯时就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我才能发现和推动接下来的事。

我们几个家长为案子奔波了很久，一直到今年5月才等到一审判决结果，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了校长死刑，但校长不服又提出了上诉，我们继续把官司打到湖南省高级法院，其他孩子的爸爸妈妈等不了那么久，又陆续出去工作了，目前就是我在主导推进案件，等待二审的结果。

图源电影《熔炉》

5

你问我整个过程有没有过害怕的时刻，有没有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站出来，或者披露这件事是不是对孩子的名誉不好？这些想法从来都没有。之所以能这么干脆利落，可能跟我的经历养成的性格有关。

成为妈妈之前，我17岁就去深圳打工了，那时候职高读了两年还没毕业，但就不想再读书了，看到湖南去广东深圳打工的又那么多，就跟着老乡一起去了深圳。那时候，我身上就带了一点钱、一个身份证，找工作也没有毕业证书，就是厚着脸皮跟老板说，工资可以随便开，只要包吃包住，然后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后来，我在一家公司做过前台文员，在一家工厂做过模具文员，接着接触到一个朋友开美容院，又去那里上班学习了一年。那时候我才19岁，舍得吃苦，也了解到那个年代美容产品进价售价信息很闭塞，里面有赚钱的机会，我就把之前所有的打工存款拿来租门面自己开店，一个人又当老板又当员工，把美容生意做起来，赚到了第一桶金，再雇员工，慢慢开了连锁店。

因为接触过大城市，我很早就知道，女孩成长过程中是会面临很多危险的。比如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短暂，但就遇到了男上司性骚扰，总是会拍拍我的肩膀，摸摸我的脸，没有再过分的举动，当时我年龄又小，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忍气吞声了。

但后来在美容行业，我经常遇到性骚扰的男顾客，会说一些黄段子，还有人手脚不干净去摸职员的大腿，我就开始不姑息了，言语骚扰立刻赶出店门，行为骚扰留取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慢慢就有了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

我和孩子爸爸很早就认识了，后来他也一起加入做美容生意，我们自然而然结婚，在我24岁时生下第一个女儿。刚开始，我也试过让老人到深圳帮忙，但老人待不习惯，这才没办法，只能我回了老家，让孩子爸爸在深圳管理门面，我远程负责采购、整理账目这些事，大部分时间可以陪孩子多一点。

因为成功的创业经历，我回村后也是什么事都敢闯敢做，做事很有个性和原则。像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交通这么不方便，我就去学习怎么开车，后来也是村里第一个会开摩托车和汽车的女性。那时候，这件事也遭到村里一些人的非议，说一个女孩子没必要学这些东西，学了能干嘛？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我不是为别人学，我学了可以长见识，为自己图方便。

因为是女儿，我在她稍微懂事的时候就会跟她讲，除了妈妈，隐私部位其他人都不能碰，哪怕是爸爸、爷爷这些男性也不例外，碰了一定要告诉妈妈。但说实在的，乡村里的性教育太薄弱，大部分家长都没有这个概念，以至于女孩连基本的隐私保护意识都没有。就像这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出事后才提示女儿，女儿就对她妈妈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这些？

图源电影《熔炉》

其实，乡村里许多人对于性侵害还是有思想包袱的。这一次，村里也有人议论纷纷，说我们家长得了多少钱的赔偿，还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我听到也没什么难受的，别人会揣测很正常，但最起码不能光明正大地造谣，让孩子生活在舆论压力之下，不管对谁家女儿都一样。所以我就去找村干部出面制止，如果有人不知道事情原委乱嚼舌根，诬陷孩子，一旦再被我听到，我就不给机会单独跟他们聊了，而是找律师到法院去聊了。

还有一次，我家女儿回来跟我说，村里有个小男孩笑话她，说谁摸过她的屁股，我也是立马找到家长，让男孩道了歉。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哪个妈妈遇到女儿受了伤，难道还帮别人吗？第一想法肯定是帮自己的女儿。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勇敢站出来去面对，对她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会让她成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人，以后不管是情感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不会再退缩。

其实，小朋友第一次发生这种事，还要站出来去指责一个有威严的校长，确实是会害怕的。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女儿问过我说，「妈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我就告诉女儿，「做错事情的不是你，是别人，那就一定要让对方去承担过错。你看，你能够早点发现，你的妹妹下次读到这个学校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你的其他朋友也不会遇到这种事，这样子才不会让更多人受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也是在保护你自己，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不光是孩子，这次有的家长没有站出来，也是因为害怕，觉得羞耻不愿意讲。这些都不能怪家长，而是因为社会风气没有正确去看待性侵害这件事导致的。只不过我完全不会这么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觉得好比是100块钱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拿出来洗干净，它还是100块钱，价值不会变。这也是我想告诉女儿的，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折损，未来人生这么长，不要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关键是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教育局那边说，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下心理疏导，但家长还是担心会一再撕孩子的伤口，考虑之后没有要，安抚工作都是自己在做。对于我家女儿来讲，录完口供之后，这件事就翻篇了，后续很多事情都没有让她参与。孩子现在慢慢进入正轨，看起来已经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后续我就是时刻鼓励她，包括她追星，喜欢王鹤棣，我也让她勇敢去追，就是希望她能够自信，并能够肯定自己的情感。

有时候，我和其他家长孩子一起见面，感觉到其他孩子恢复得也挺不错的，像那个陷入抑郁的女孩，原本在家庭里很缺爱，但发生这件事之后，她妈妈就不打工回来了，在孩子需要时陪在她身边。能够感觉到，她和其他几个孩子聊天时，已经能够放得开一些，也变得爱笑了。

当然，孩子最终能不能顺利从阴影里跳出去，我们这些父母还是要积极引导，首先不要自己就觉得孩子遭遇了什么羞耻的事，也不要一直沉浸在隐痛中，毕竟生活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停滞。我们还是要继续带着孩子往前走，帮助她们成长为快乐和健全的人。

图源电影《好东西》

去年这时候，我发了个推文，叫《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意思是说，大群的劳碌牛马，因为几个胡乱编造的营销号视频，就自以为了解大老板的私事，封这个是圣徒，揪那个是奸人，莫名其妙乱打乱捶。

打倒我们自己最好的大学，打倒我们自己最好的作家，打倒我们最成功的企业，干着国外敌人想干都干不了的事，还以为自己龙起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结果可想而知，推文一发，好多人来教育我：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我们最清楚，你一个读金庸的不要胡说八道，小心九阴白骨爪抓你龙筋。

还有的说：“我们眼睛雪亮，你肯定拿了农夫山泉的钱来帮他说话。”却不知道十年来我只合作过一家卖纯净水的，还是怡宝纯净水。

上述这篇文，现在网上零星还能看见，不少评论还留着，各位可以参观下，感受去年此时人们的火力。

相关阅读：【404文库】六神磊磊读金庸｜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

然而一年过去，形势又倒转来。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个帖子，简直被笑岔气，叫《“影帝”暴露了，群众早都看懂了》

好家伙，群众的眼睛又雪亮了。去年就是雪亮的，今年更雪亮了，比二极管还亮了。

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金庸，老爷子早就把这个道理都给说透了。

当初打倒萧峰，群雄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契丹胡狗，你杀父、杀师、杀友、杀少林同门，罪不容诛！”打倒萧峰，保护玄慈方丈，是当时最大的流量。

结果没过两章，玄慈方丈被揭发成了坏人，群众眼睛又雪亮了：“各人（对玄慈）神色之鄙视、愤怒、惊骇……形形色色，实是难以形容。”

起初，群雄点赞慕容复、点赞游坦之，眼睛也是雪亮的。慕容复出头战乔峰，众人纷纷叫好，“霎时间喝采之声，响彻四野。”

游坦之公开发声爱大宋，也得到群雄赞誉，好一个丐帮游帮主！

结果不到一集，俩人又都成了臭狗屎。姑苏慕容是“见面不如闻名！”至于游坦之，啊哈哈他好像一只狗啊。

对丁春秋也一样。当初丁春秋亮相时说，老夫乃山东曲阜人氏，最爱中华传统文化，又赢得群雄连连点头：身在西陲，心在中华，祝丁老爷子健康长寿！

结果一集之后，群雄的眼睛又雪亮了：“指着丁春秋痛骂不已……说他‘心怀叵测，邪恶不堪。’又有人要求虚竹迅速将丁春秋处死，为世间除此丑类。”

闹到最后，乔峰殉国，一切尘埃落定，群雄眼睛还是雪亮的：“我早知道他是英雄豪杰！”

所以金庸不但是小说家，还是预言家，几乎没有他说不到的事，不然我这碗饭为啥能吃到现在呢。

那么多连自己家事都捋不清楚的人，以为凭几个帖子，能洞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最大老板的家事；那么多连同事吃饭都次次被转桌的人，以为根据几条评论，就能裁判谁是“企业家”，谁又是“资本家”；连自己血里铅含量都测不出来，却要揪着八竿子打不着的老板，测人家血液里的忠诚含量。

长安的荔枝没吃到，对长安的老板可操碎了心；天水的孩子管不了，欺负矿泉水可有一套。反正自信永远是眼睛雪亮的，雪是六月雪的雪，亮是事后诸葛亮的亮。

不禁想起鲁迅说的一句话：“哙！亮起来了！”

-完-

不如买本名著看看，勒庞《乌合之众》，今年正好出版130年了：

6月下旬回访小壕兔

7月1日被行拘20日

7月12日暂缓执行 出狱

接下来好好休息段时间。

谢谢大家的关心！！！

祝朋友们杯中有酒，酒里还有明天。

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2025年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纪念日。本文是2018年张彦在柏林锡安教堂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时所发表的演讲，作者近期又进行了补充。时至今日，刘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凸显。这不仅是因为他留在中国并坚持抗争的勇气，更因为他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一个曾颇为轻狂自负的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一个思想者，并起而行之，示范给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该如何诚实而有尊严地度过一生。

作者：张彦

1898年，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光绪皇帝结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试图“变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改革触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个层面。但朝廷顽固的保守势力迅速反击，变法失败，光绪被废黜，他的幕僚纷纷亡命天涯。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一个人就是谭嗣同——一位祖籍湖南浏阳的年轻士子。谭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着死亡，但他认为，真正的“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有之，请从嗣同始！”

谭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学问家之一。他曾著《仁学》，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论证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他创办过学校、报纸，和当时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和读书人广泛结交。在危险逼近的时刻，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保住自己，以图将来，继续投身变革的事业。但他终究决定留下来：挺身面对死亡，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当时沉睡中的民众。

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前，谭嗣同轻声说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国家所作的努力中，广为人知的名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从刘晓波2017年因癌症在囚禁中去世，我经常想起谭嗣同的命运。癌症和刽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跨越120年，他们两人的死，仍有相通之处。和谭嗣同投身“变法”一样，刘晓波也为一项最终似乎以无望收场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时间流逝，历史证明了谭嗣同无罪；而我不禁想，历史能不能也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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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刘晓波人在国外，但选择了回到中国，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而当“六四”血腥镇压开始，他锒铛入狱之后，虽然还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依然再次选择留下。后来，是更严厉的监禁，他依然决定留下，继续抗争。和1989年的天安门不一样，他所冒的风险，不再是军队的立刻到来，而是今天所有挑战国家权力的人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

于刘晓波而言，这不是一个求死的决定，而是一种对命运毫不回避、甘愿领受的承担。

讽刺的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温和、内省，他所遭受的打压却变本加厉。在2024年出版的刘晓波传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一书中，作者林培瑞与吴大志指出，刘晓波曾是一个充满激情、语言尖锐、喜欢折腾出“大动静”的浪漫主义者。早年的他，也时常疏远朋友，沉溺于一些戏剧性的表达。年轻时的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像谭嗣同，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声音震醒国民。

1990年代，在反复失去自由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停止严厉的自我反省。而这种省思促成了他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在一篇文章中，他曾坦承：

“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省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抗争的道路，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更现实的路径。他依然支持全盘西化，但也开始强调一个极具儒家色彩的观念：通过个体的生活与行为来推动社会变革。他曾经说过，中国人需要认真检视“我们这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把民主价值观带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中（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

他也关注普通人面临的问题——那些被他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仅是政治异议者，还有权利被剥夺的性少数人群，童工、农民以及工人。

他将注意力投向沉默的大多数，但起初并不清楚该如何着手。1990年代，他仍延续着传统异议者的模式，不断发起请愿、发表声明，但收效甚微，几乎只换来再次入狱。1999年，他三年劳教期满获释。与此同时，一个面向更广大群体的新平台在中国出现，那就是互联网。

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远未受到今日如此严密的审查，觉醒的公民在网上揭露社会弊病，引发公共关注。刘晓波则是这一浪潮中最具思想力的倡导者与分析者之一。他结识并连接了许多草根的维权者，也经常撰文支持他们的行动。

这也是“维权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公民尝试通过互联网，阻击党权的无度扩张。而其行动逻辑简单明了：发现不公，揭发真相，借助公众舆论施压，逼迫政府回应。

这些理念受到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与米奇尼克著作的影响。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却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相信，变革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践行常识，以去中心化与渐进的方式实现。刘晓波的文章回应了这些理念。他呼吁中国人“有尊严地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源于哈维尔），并主张“从边缘渗透至中心”（来自米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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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给刘晓波带来又一场牢狱之灾的，却是一项当时对他而言，已属“非典型”的行动。2005年，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一份政治宣言，希望对维权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予以一个总结。2008年，他们决意发布一份宪章，借用捷克的《七七宪章》，命名为《零八宪章》。刘晓波起初并不热衷于再参与签名活动，但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找到他，希望他负责编辑与组织签署时，他答应了。

他不仅润色了宪章文本，还凭借自身的声誉与信用，成功动员了很多人参与署名。第一批有303位知识分子与行动者参与联署。彼时的他，知道自己要冒极大的风险——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发布宪章后，必然会成为当局的重点打击对象。2008年12月8日，警方将他从家中蒙眼带走。次日，《零八宪章》在网上发布，部分签署人被短暂拘捕，但刘晓波被正式逮捕，自此再未获得自由。

刘晓波终究于2017年7月13日去世。他去世的过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刘晓波之死，很可能与政府渎职和回避责任有关。

一位多年与刘晓波家人保持联系的朋友透露，直到2017年6月初，家人才被正式告知刘晓波患有癌症。但此消息直到当年的6月26日才向外界公布。我怀疑，实际情况可能是当局意识到他病情危急，即将去世，而若他死于狱中，后果将极其严重——显而易见，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国家监禁中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于1935年获奖，三年后死于纳粹的牢狱之中。

当局迅速将刘晓波转送至一家设有安保的医院，并向外发布了一份看似人道的声明，宣称他“保外就医”。但事实是，他在那里仍然被严密看守，只不过从监狱转移到了肿瘤病房。

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国当局开始全方位为自己辩解。政府开始罕见地定期公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甚至允许外国医生前往探视。《环球时报》作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则一连发表多篇文章攻击刘晓波，并完全撇掉政府的责任。

其中一篇发表于刘晓波的病情公开两天之后，语气严厉。文章暗示刘晓波不会被允许出国就医，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出国后，他可能利用诺奖得主身份“为中国制造麻烦”。至于他的癌症，文章毫不掩饰地归咎于他本人：“咎由自取”。

这篇英文社论语气冰冷，写道：

“中国并没有如西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一批民主运动者和异议分子赌输了，毁了自己的一生。刘晓波即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终的命运依然可能是悲剧性的。”

文章还预测他将被人遗忘，声称只有在“个人奋斗和坚持……顺应了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诞生。

3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历史走向究竟是什么？中共一直用某种历史宿命论为其统治辩护，声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肩负“救中国于危难”的使命。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后，1970年代末期，共产党又把自己扮演成缔造发展的独裁者角色：它带来了发展，所以它有理由统治这个国家。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许多中国人习惯了繁荣，这种逻辑已经在减弱。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开始使用其它理由：执政者正在努力恢复20世纪被摧毁的传统，并发誓要创造一种更加道德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正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宣称他的统治是对稳定与传统的回归。

然而，“进谏”——即提出建设性批评这一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则是被习拒绝的。中国历史绵长，许多皇帝虽拒绝忠谏，甚至残杀谏臣，但在后来的史书中都被视为暴君。如果今天的中国真在尝试重建一种道德政治秩序，那么，仅因思想与言论就严厉打击一位知识分子，怎能令人信服？

这就是刘晓波的重要之处：他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那些中国改革的倡导者们要面对的根本难题：不是如何提高GDP或收复失去的领土，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政治制度。

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知道他在历史里的责任。谭嗣同目睹中国被一个必须打破的因果恶性循环所困。对于刘晓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看到未来，并把他所见的描述出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他在1988年的文章《论孤独》中写道的一样：

“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他能在盛世中透视出危机的预兆，在自信中体验到即将光临的幻灭。”

本期推荐档案：

林培瑞、吴大志：《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英文）

蔡楚（主编）：《刘晓波纪念文集》

01 本期重点 烟花易爆，工人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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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湖南省临澧县山洲村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有媒体披露，自2023至2025年，该厂多次因“改变工房用途”、“超核定药量储存”等问题被立案调查；又因“余药清理不及时”、“消防设施配备不规范”等隐患被责令整改。执法处理的罚款金额从5000元到5万元不等。

政府部门的监管流于形式，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考量脱不了干系。烟花爆竹产业是临澧县的支柱产业。2024年，临澧县烟花爆竹全产业链产值达60亿元，连续2年翻倍增长，且提出了“2026年产值达到100亿元“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导向下，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公开信息显示，临澧县每年至少发生2起爆炸事故，只因死伤人数较少未引发广泛关注。

“有前科”的重大事故也并非孤例。例如，今年4月，湖南醴陵市一烟花鞭炮厂爆炸致3死2伤，该厂也曾因鞭炮药物超量存放被处罚。就山洲烟花厂而言，几千到数万的罚款金额、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罚，与其3000万元的年产值相比形同挠痒。加之责令停产、顶格处罚等强力措施的长期缺位，实际上形成了“轻罚代管”的局面，并造成了“不罚不管”的事实，未能构成有效约束。不仅如此，在山洲烟花厂的法定代表人徐合平名下还有多位股东，承包关系错综复杂，有着“厂中厂”的构造。这既为生产安全监管造成诸多不便，同时也是监管不力长期累积的后果。内地县城的支柱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高危行业，如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煤矿开发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逻辑与问责追责的监管逻辑互相拉扯，在安全监管上，地方政府采取的往往是消极、被动的应对策略。如此形成的监管空转与安全失守，远非官媒一句“当地政绩观出现偏差”所能概括，而是官僚系统运转张力的结构性结果。

此次事故反映的县域劳动力结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据村民反映，该厂此前已发生过多次爆炸事故，也曾有过死伤，但均以厂方迅速赔偿了事告终，没有掀起任何水花。事故频发、风险显著，为何当地村民仍愿意进入该工厂工作？原因很简单：足够低门槛、足够灵活。山洲花炮厂“允许日结兼职、全职，不需要打卡，用工制度极为灵活，也不拖欠工资”，因此体力衰退或身体伤残的中老年村民、需要照料家庭的妇女，即便提心吊胆，依然会选择进入该厂。在厂内工作的，有历经车祸、癌症，带完孙子在厂里挣“油盐钱”的老年妇女；也有在赶工时进厂、每年为家里增添2000元收入的家庭妇女。不少人都是临时工，ta们每日不固定时间进厂，通常可能在凌晨两三点，工作至次日12点下班，赚取一日三五十的日结工资。

据报道，此次事故9名遇难者中，除有一女性是46岁，其余8人年龄均在54岁～62岁之间。这也是县域常见的劳动力结构，留守或返乡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在家乡从事的，往往是无保障的高危行业。以工事有料整理的内地打工路上的交通事故为例，女性工人、老年工人、临时工是大部份遇难者的共同特征。讽刺的是，不少工人年轻时曾前往沿海地区打工，在沿海工地、流水线上忍受过长工时、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环境。如今，随着产业转移将低端产业“回流”内地，沿海劳动条件有所改善，而最能适应县域产业高强度、无防护的劳动条件的，依然是这批低学历、低技能，且失去了“年龄优势”的返乡工人。

02 工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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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工地——

扬州两塔吊工人高温中暑被困，消防80分钟成功救援

6月26日20时，江苏扬州仪征市青山镇中元路1号某工地发生一起塔吊工人被困事故。两名维修工人在高空作业时因高温天气导致中暑，被困塔吊操作室内无法自行脱困。接警后，化工园区消防站立即出动登高云梯车展开救援。整个救援持续80分钟，两名工人最终安全获救并送医。"当时气温超过35℃，他们在塔吊上连续工作近4小时。"现场目击工人表示。 消防部门提醒，高温天气应调整作业时间，避免午后露天高强度劳动，并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用品。来源

江阴化纤企业闪爆事故报告：6名责任人被追刑责

6月中旬，《无锡江阴市恒园彩纤有限公司“7·17”较大闪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2024年7月17日12时56分，江苏江阴市恒园彩纤有限公司发生重大闪爆事故。因员工违规操作关闭真空泵和气相阀，导致混料提纯釜内有机废气积聚爆炸。爆炸引发高温导热油喷溅火灾，造成5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528.3万元。调查显示，涉事企业存在严重安全管理漏洞：未制定操作规程、未设置紧急泄压装置、员工培训缺失。厂房出租方第一化纤公司未履行安全告知义务，设计单位普立特公司设备不达标。目前，恒园公司厂长唐军等6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该事故暴露出"厂中厂"模式监管盲区及化纤行业安全风险管控缺失等问题。来源1，来源2

开封祥符区砖厂涉嫌强迫残障人员劳动，17名工人获救

6月18日，河南开封市祥符区袁坊乡安平砖厂被曝涉嫌强迫残障人员劳动。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到线索后前往调查，发现多名言行异常的男子在搬运砖块，工人称其“全年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工资”。现场工人透露，这些残障工人由工头看管，两班倒作业，装一车砖需两小时，“砖块烫手，粉尘大，正常人不会干”。上官正义当日报警，警方到场带走多名工头及工人，并连夜追捕逃逸者。涉事砖厂成立于2008年，但营业执照已注销，注销原因未公开。当地正对用工企业展开排查。来源

——白领——

搬迁、裁员、解散：网络公司劳动争议败诉后的反弹

6月27日，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不满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四起劳动争议案件判决，公司声明指责法院判决“损害企业自主经营权”，决定在“近几年内”将总部搬离广州，并裁减广州团队1000人以上。此次风波源于2025年初多益网络向离职员工追讨4.4万元餐费事件，该公司要求一名前员工按每餐30元标准支付工作期间餐费，遭法院驳回后，公司宣布调整广州员工餐费政策，由“可选”改为“强制预收”。类似的戏码在2024年7月就曾上演过一次，彼时该公司在劳动争议败诉后直接关闭了成都公司。此类“巨婴”式反弹被认为是该公司掩盖经营问题的借口。而多益网络创始人徐波也长期因争议性管理方式备受关注，包括“自愿降薪”测试、员工互删微信等规定。来源1，来源2，来源3‌‌

——劳动保障——

山西蒲县惊现"1岁工作22岁退休"，当事人违规领取养老金69万元

6月27日，审计署报告披露山西临汾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档案存在14处涂改，出现"1岁工作、22岁退休"的荒诞记录。该人员不仅违规办理退休手续，累计领取养老金69万元，同时还在新单位任职领取工资。 蒲县政府回应称情况属实，已组织疾控中心、人社、纪委等多部门联合调查。此次审计发现25省2.83万名职工通过篡改档案等方式违规提前退休，涉及金额5.19亿元，暴露出养老保险审核机制存在严重漏洞。来源

03 深度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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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事有料｜黑砖窑频频再现：湖南艳飞建材等砖厂控制智力障碍人员劳动

根据有料编辑，2025年6月4日，湖南省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被曝光使用智力障碍人士做工，从事高强度且缺乏保护的体力劳动，每天需工作12小时，现场的智力障碍人士并未穿戴任何防高温、防尘的防护措施，有工人称自己工作没有钱，全年无休，遭遇工头随意打骂，生病时靠止痛药度过。此外，河南和山西的砖厂在这个六月均曝出控制残障人员从事搬砖苦力。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扶持明显缺位，对残障人士权益的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完善的背景下，残障人士就业和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力被企业转变成收割利益的空子，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诱骗欺骗残障人士，迫使ta们超时在没有工作保障和安全的情况下工作，另一方面可以靠残疾人证避免缴纳保障金和税费基础。阅读原文

II. 中国劳动趋势｜实证翻译——流动的劳动与无法转移的养老金：农民工受到威胁的养老金权益

尽管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财政与行政体制的高度分权，ta们往往无法在跨省流动中携带和延续自己的养老保险权益。截至2012年，全国仅有不到15%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主要原因即在于担心养老保险缴费难以跨地区转移、缴费权益最终流失。省级政府在当前的养老制度中扮演着实际的政策制定者角色，既管理本地养老基金，又有权调整缴费比例、设定参保条件。虽然改革在政策层面启动，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民工流入地（如广东），在实际执行中出于维护本地养老金基金盈余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目的，设置了各种“技术性障碍”来限制养老金转出。由于养老基金成为地方财政重要资源，流入地政府普遍缺乏推动全国统筹改革的积极性，而输出地则因人口流失与财政压力陷入困境。阅读原文

III.极昼Story｜从12楼坠落幸存，一个县漂女人的中年沉浮

本文还原了一个县城打工家庭在风险面前的结构性脆弱与劳工日常的真实质地。工厂工人与门窗安装工人丈夫的帮工彭惠芳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从12楼高空坠落，仅靠一层电动车棚幸存，随后陷入长期卧床、手术和康复的艰难过程。在城市边缘的新房尚未安稳落脚，生活就被巨大的医疗开支、停工损失与家庭照料需求压得喘不过气。彭惠芳“奇迹生还”，但在社会结构未变、照护制度缺失的背景下，这一奇迹被折叠进了新的多重脆弱里：房贷4600元/月、装修贷每月再还2600元，生病借债十余万；婆婆本做舞鞋维生，因儿媳受伤留家照护，停下收入来源；丈夫在事故现场目睹妻子坠落后，成了全家的唯一劳动力；彭惠芳早年外出打工供哥哥读书，事故后再次为向哥哥借钱将首套买下未入住的房产抵给哥哥。阶层与性别的不公仍然在她的劫后余生里得以延续。阅读原文

IV. 小笼包｜小笼包的萨利亚经历

图为网友分享的萨莉亚打工经历

以小笼包的亲身叙述为起点，我们得以窥见萨莉亚“低价高效”背后真实而沉重的劳工现场。而正如文章所揭示，萨莉亚成功的商业模式，本质是一套高度流程化、标准化、压缩人力成本的劳动体系——要求每一位员工无差别地完成预设动作，依靠手册与时间表规范一切。从小笼包必须学会的“单手端三盘”到他在后厨高温下晕厥，再到被迫忍受烫伤后仍需报以“微笑服务”，这些都不是个例，而是这套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他的兼职工作被排入“严丝合缝”的工时表中，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虽得到了同事“哥姐”们的照应与善意，但这些温情只是制度缝隙中的人际补丁，无法真正对抗持续性的劳力压榨。萨莉亚之所以能够维持“西餐界蜜雪冰城”的低价奇迹，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小笼包一样的青年劳工，用身体和情绪消化了标准化与降本提效的全部代价。阅读原文

V. 中工网｜ 铁皮宿舍里的工地日记

胡瑞明是来自河南林州的农民工，目前在天津工地担任库管。他每天在工地高强度工作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今日头条上坚持写“工地日记”，记录农民工真实的生活。宿舍简陋，他住在铁皮屋中，夏天没有空调，只能在蚊虫环绕中对着手机语音输入，或手写文章。他多聚焦于打工日常，如34度高温下喝完三瓶水、床上逮十几只臭虫、工地饮水困难、日结工奔波。胡瑞明自小酷爱写作，曾在工厂当兼职通讯员，发表过多篇报道。工厂关闭后，他辗转多地打零工，文学梦想一度搁置。直到2023年重新提笔，他计划一直写到退休，用文字记录底层工人的真实生活与尊严。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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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程无忧51job：《618电商领域从业观察2025》
2. 麦可思研究：《2025年版就业蓝皮书》
3. 澎湃新闻：《最新毕业去向数据告诉你，很多岗位并没有那么“专业对口”》
4. 劳科院、北京大学：《抖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价值研究报告》
5. 第一财经：《16省份2024年平均工资公布，收入前三行业各省不相同》
6. 薪智：《2025年Q2餐饮行业薪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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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报周期（2025/6/17 – 2025/6/30）
撰稿：水泥、64、蓝水
编辑：马乙己
校对：乌云

感谢大家的关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提前释放。

据代理二人的律师的分享可知，关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通过，两人被放出，已经离开陕西榆林拘留所。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笔者的肯定，上篇已被删帖的文章《一埋了之的煤矸石乱象｜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消失的背后》共计收到601元赞赏，笔者已转二人亲友，作为迎归之礼。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解**：网络的力量不容小觑，所以不管谁遇到不公我都必须大声喊出来[拳头]

小**：他爱国爱家，我们就要爱他！坚果兄弟不是一个人，是一群有抱负有担当的人！

老**：敬为正义良知发声的所有人！

张**：我很开心里面有我的几块钱，如果人多了，即使一块钱，也代表着一份有力的力量。这社会，有良知的公众号应该生存不易，需要大大支持，即使有可能被骗几次，但只要能一次支持到有良知的公众号也是值得。

孤**：他们安全就好

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加油大哥

CDT编辑注：本文原载于哈萨克斯坦媒体98Mag，由Matters创作者卡扎克翻译。

哈萨克斯坦媒体对《我的阿勒泰》的影评,简要总结就是“殖民者视角下拍摄的对政府当下政策进行美化的政治宣传片”。

哈国媒体评论：《我的阿勒泰》是谁的阿勒泰？

近日，根据中国作家李娟的自传小说改编有关新疆哈萨克族的八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上映。

该电视剧在中国受到广泛认可，并入围戛纳电影节。

在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爱奇艺公司的代表会面后，有消息称哈萨克斯坦第七频道将引进这部电视剧并在哈萨克斯坦播出。

电视剧讲了什么故事？

该剧讲述了梦想成为马场驯马师的哈萨克族男孩巴泰和梦想成为作家的汉族女孩文绣之间的爱情故事。

原著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末哈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巴泰是训鹰人苏丹的幼子，根据传统是要继承主家的人。由于家里的长子穆拉特因酗酒而死，因此苏丹希望幼子能够迎娶守寡的大儿媳托肯。但巴泰反对，而儿媳妇托肯也有自己的想法-她与邻村的蒙古男子相互心生爱慕。

虽然苏丹老汉最终很不情愿但也无奈地允许他的儿媳托肯嫁给一个蒙古男人，但他并不赞成将自己的孙子们也送到蒙古人那里。当他发现幼子爱上了一名汉族女孩后，他的反对变得更加强烈。

以上是电视剧中最主要的情节戏剧冲突内容。紧张气氛就此结束。

当然，虽然最后第七和第八集的主要反派是一个挖宝石、挖草根的汉人走私犯，但他的形象更像是一个西方资本家。

总的来说，编剧似乎没有勇气去塑造一个哈萨克族的反派人物，因此把哈萨克有关的故事中的戏剧冲突全部放在了“异族通婚”这个主题里面，用了近乎所有的力气去铺陈这个主题下的故事。

最终，苏丹老汉的传统游牧世界观崩塌了，他向更先进的“文明世界”新生活举手投降。老人把自己的孙儿托付给了儿媳妇托肯，并允许她嫁给一个蒙古男人。最后一部分结束时，在苏丹老汉和村长的带领下，哈萨克人在文秀的家和平地聚会，吃饺子，放鞭炮。

而进城三年的巴泰也在此时回到了家乡。新的一年，烟花爆竹！巴泰回来了！巴泰和文秀重逢了！政治宣传片主旋律最美妙的胜利结局。

训鹰人苏丹老汉的形象

巴泰的父亲苏丹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猎人，一位著名的训鹰人。然而，当中国政府禁止狩猎和持枪后，他无奈的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一切。他更喜欢保留游牧生活，将现代生活视为陌生的侵入者。在时代的大势下，他极力试图保存传统，但最终无奈的选择了屈服。

某种程度上，苏丹的形象可以更接近地与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移民的形象进行比较，他们移民到哈萨克斯坦是为了将自己的文化从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汉化政策中拯救出来。

而电视剧的主题则很明显的、不遗余力的试图将苏丹和与他相同立场的哈萨克人，置于“现代生活”的对立面，并把接受异族通婚作为接受现代生活的证据进行宣扬。

诚然，在当今社会，异族通婚很正常，选择配偶是个人自由，但一部以宣称讲述哈萨克人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剧，整个故事的情节为何如此重视它，实在让我们感到疑惑。

而且，虽然电视剧的编剧力图将苏丹老汉塑造为“草原上的游牧之主”，但又刻意的安排了一段他为了拯救一个汉人，而用（为了不交给政府）而藏匿枪，射杀了代表突厥文化的图腾的狼的情节。影片最后，巴泰也为了保护文绣用弓箭射杀了马，这是又一段明显刻意安排的，哈萨克人为保护汉人而杀死象征突厥文化的图腾动物的情节。

关于作者
这部电视剧的原著作者是一位新疆女作家，曾获得中国多项著名作家奖项。她有许多描写新疆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生活的作品。此前曾出版过《阿勒泰》、《冬牧场》、《我的阿勒泰》等多部著作。作家在接受BCAF.org.cn网站采访时表示，新疆哈萨克人的游牧生活正在消失，而在哈萨克斯坦则已经完全消失。她认为两国的哈萨克人存在差异，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已经俄罗斯化了。

电视剧的影响

尽管通过展现阿拜歌曲、哈萨克曲调、黑走马和哈萨克人的传统服饰、乡村生活等镜头，将哈萨克文化在中国观众面前进行了展示，但与此同时，影片依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者视角下经常出现的，将当地人描绘成酒鬼的刻板方式。

在中国媒体对电视剧上映后的报道宣传中，大篇幅讲述的都是该电视剧如何吸引游客前去欣赏阿勒泰的山水风光，以及扮演哈萨克人的汉人演员于适如何优秀之类。此外在其他新闻页面上，经常提到该电视剧入围戛纳电影节。

结论

剥夺原住民自我发声的能力，将其从主体变成客体，并按照意识形态给他们贴上刻板标签，是殖民者国家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在《我的阿勒泰》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这部电视剧中的第二个意识形态方向，是殖民者试图通过指责被殖民者与他不同的思维，以及竭尽全力的突出被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多么落后”，而自己则多么的代表着先进的现代生活，来正当化自己对原住民文化的入侵和摧残。

总的来说，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当局在对自己在新疆的政策进行的美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宣传。

与此同时，考虑到该剧将在“第七频道”播出，再次给人留下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新疆哈萨克族的命运不屑一顾，并积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政策的印象。

文｜费里尼

甘肃天水，“培心”幼儿园的孩子被检测出血铅超标。医生初判，至少慢性中毒三个月以上，骨骼中已出现蓄积，牙龈甚至浮现肉眼可见的“铅线”。

在铅中毒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是一个孩子口腔中的“黑色小旗帜”——不是被插在战场上，而是被种在了他的成长史里。

医生说，骨头里的铅，半衰期是二三十年。一个人从出生到在成人社会立足，大约也是这个时间。

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在他牙齿换完、乳名变成学名、身高从一米出头蹿到一米七的时候，他体内的那点“铅”，仍在骨头里如影随形，等到他青春期骨骼重建的时候再偷偷出来，反戈一击。

如果他未来有了孩子，铅还可能通过胎盘继续传递。

他出生在一个地方，清白无辜，但这块土地已经替他悄悄埋好了某种遗传意义上的伏笔。

大热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拔凉。

其实，每一则这样的新闻，都是最好的移民广告。

只是这个“移”，不是移民国外，而是“往文明社会多走一步”的那种迁徙冲动。

有的家庭在新闻见报后连夜包车，把孩子送到上海新华医院。有人说他们“敏感”、说他们“折腾”，但他们清楚，他们在尽力把孩子拉回人类社会的安全区里——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铅缓慢杀死而不自知的地方。

北上广的好，不是空气更香甜、医院更高端——北上广有北上广自己的问题——而是它具备一个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功能：有回应，有路径，有舆论会围观，有系统在，或许慢一点但确实在动弹。

哪怕只是一个医生敢在镜头前说，“这个孩子可能已经中毒三个月以上”，这句话就已经是天水同行们不敢想象的大勇。

在另一些地方，你只能听到“儿童体质各异”、“都是食品颜料惹的祸”、“设备可能误差”、“请以官方通报为准”。

所有这一切，其实是文明配给的问题。

此地，一切讲究配给，连“基本的生存安全感”也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配上“不被铅毒害”的权利，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挤进“高等文明的诊疗通道”。

新闻里那个来到上海的孩子，是幸运的——他可能脱险了。可更多孩子呢？没被检查、没被通报、没被允许知道自己中毒了的那一批呢？他们的骨头，可能也在默默变黑，只是没人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能“移”。

“移”是一种特权，一种门槛，一种需要支付沉重代价的文明跳跃，更是一种认知。你得有信息、有人脉、有钱、有觉醒、有求生欲，还得有足够的不信任感，才会在一个毒素未必被宣布之前，就悄悄把孩子带走。

但多数人，只能留在原地等公告，等调查，等“不会对健康造成太大影响”的专家表态，等一个又一个被稀释的真相，最终像铅一样沉积在骨头里，沉默到死。

所以，不要低估每一则地方污染新闻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是对本地治理能力的测试，更是对无数普通人迁徙欲望的点燃剂。

如果文明是一种中心化的资源，那它的边缘地带就注定要用一次又一次的中毒、癌变、失声、走投无路来唤起“想逃出去”的冲动。

哪怕只是逃到一个有医生愿意说实话的地方，也已经是一次不小的文明跃迁。

这就是中国式“文明移民”最常见的起点：不是签证，不是护照，而是一份异常的血铅报告。

（题图选自电影《黑水》，美国，2019年）

【就这样吧】

昨天（7月8日），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经公安机关侦查，褐石培心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

尽管昨天就有人质疑幼儿园的动机，为啥要买彩绘颜料添加到食品里，我们都还是选择相信了当地这份通报。

但是今天看到这份声明，有点坐不住了，没想到卖颜料发了声明。

声明内容就是想说明，他们卖的彩绘颜料不含重金属。

那幼儿园食品里的重金属来自哪里？

也许跟昨天网友的怀疑一致？

下面我们就按网友的思路开始对这件事进行一下梳理。

但是有化学知识背景的网友认为彩绘颜料加入食品有强刺激性，幼儿应该不会食用。

这是食品里加彩绘染料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看成本的角度：

这个角度也是很多网友都想到的，那就是食用色素比彩绘染料便宜。

如果从控制成本的角度来说，幼儿园为啥要买贵的彩绘染料，而不去买更加便宜的食用色素？

从网友的观点来看，前两点都站不住脚。

从幼儿园厨师加彩绘染料的监控视频来看，网友也有意见。

大家都知道，监控视频通常会显示录制的时间和地点。

不知道这段监控视频的时间是不是被裁减掉了？

但是有网友直接认为这视频属于造假了。

以上三点都被网友质疑，但最重要的质疑是最后一点，那就是天水幼儿血铅严重超标是否与当地化工厂有关。

当地网友明确表示，离幼儿园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化工厂。

那这些铅会不会来自这个化工厂呢？

在当地发布通报前，就有教授认为很有可能是水的问题。

更有网友直接指出，幼儿园的用地原来就是化工厂的，而且还是用来倒废料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块“脏”地。

以上网友的分析，不知道是真是假，毕竟涉及了多个专业。

除了化学、食品工业等外，还包括历史、当地人文等学科。

要把这次血铅事件调查清楚，还需要当地多下功夫，认真履责。除了幼儿出现症状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员的血铅也超标？

此外，据网友爆料，该幼儿园园长名下还有幼儿园，其他的幼儿园幼儿血铅是否超标呢？

总之一句话，查清本次血铅事件的真实原因，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处理这件事的根本出发点。

CDT编辑注：由于部分墙内社交媒体将“同性恋”“LGBT”等词汇设为敏感词，用户代之以其他词汇，如本文中使用的“通讯录”一词。常见代词还有以“给子”指代男同（gay），以“Le”指代女同（lesbian）等。

看到有人转发这样的视频，据说是，一群社会青年，在郑州人民公园报复、围攻通讯录。

这是他们施暴过程中的双方对话：

打人者：“你是1不是？你是男同不是？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说，打死你！马拉个币，说不说？”

被打者：“不是。”

打人者：“不是？不是？你妈不是？”

被打者：“别打了，中不中？”

最后一人还说不是本地人，只是路过，就被劈头盖脸，一顿痛打。

编剧汪海林此前曾在微博里说：

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对其进行驳斥：[霸凌、殴打无辜的人，多年来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回应汪海林的暴论](https://mp.weixin.qq.com/s/raBtL66ASVb9lAnPFi8I2Q" 霸凌、殴打无辜的人，多年来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回应汪海林的暴论")。

此前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在今天仍然会有这样的暴行。

而它就这样发生了。这是有组织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不以为耻反而自己拍下视频留下证据。从他们的穿着，说话方式可以判断这是一群“社会人”。

为什么他们会殴打、围猎同性恋？

恐同暴力的根之一是“异性恋霸权”，当他们自认为自己主流、正确，就会对少数、不一样的一切都加以攻击，从而巩固自己的正确和正统。这些打人者，甚至还会每天以爱国为标榜，整天叫嚣着武力收复台湾。而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失意的边缘人。

同性恋者常常被贴上各种负面、不实的标签（如“不正常”、“有病”、“道德败坏”、“和艾滋病高度相关”等）。当下的媒体也从不报道性少数的积极阳光的一面，而是长期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等负面标签关联，形成“符号暴力”。这些污名化将同性恋者“非人化”，为歧视和暴力提供了所谓的“理由”。

施暴者往往有高度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性必须阳刚，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着非常严格和狭隘的“男性气概”标准。同性恋男性(尤其是被认为“阴柔”的)常被视为对这种男性规范的背叛或挑战。很多人害怕同性恋，特别害怕成为同性恋，同性恋在他们眼中是绝症、是传染病，绝不能招惹，遇到了就要切割、甚至报复。

一些男性可能通过攻击同性恋者（特别是被认为“不够男人”的）来试图证明和维护自己所谓的“男子气概”，消除自身可能存在的“不够男人”的焦虑感，或是在群体中寻求认同。这是一种基于恐惧和脆弱的暴力。

而更可怕的是“循环暴力”——有些施暴者本身是性少数群体，通过攻击同类来转移自我厌恶。一些对同性恋者施以最激烈暴力的人，自身可能潜藏着未被承认的同性吸引倾向或性别认同困惑(内在恐同)。他们对自身感受的强烈恐惧和厌恶，可能外化为对公开的同性恋者的极端仇恨和攻击行为。

在类似郑州施暴者的这些群体(如帮派、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对同性恋的敌意可能是群体规范的一部分。个体为了融入群体、获得认同或避免被排斥，即使内心未必有那么强烈的仇恨，也可能参与或默许针对同性恋者的欺凌或暴力行为。当群体中有人发起攻击时，其他人可能出于从众心理或害怕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加入，形成“围猎”的局面。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不稳定、个人挫折感强烈或存在其他社会矛盾时，边缘群体（包括LGBTQ+群体）常常成为被指责和发泄愤怒的对象。有人预言中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出现“失落的三十年”，当下经济下行、失业增多，将社会或个人问题归咎于“异类”，是一种简单化的心理防御机制。攻击同性恋者成为一些人宣泄不满、转移自身失败感或无力感的方式。郑州事件可以说是这种苗头初现端倪。

当下，中国大陆尚未有完善的反歧视法律，在执法过程中，可能未能有效执行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施暴者可能觉得可以逍遥法外，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很多受害者会陷入自责。大部分受害者不敢报警，觉得丢人，怕暴露自己，也可能因为害怕报复、不被信任或遭受二次伤害而不敢报案。

当法律缺失或执法不公时，相当于默许暴力。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经历恐同暴力：

安全第一：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尽快离开危险环境;

寻求支持：联系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支持LGBTQ+的社群组织（比如出色伙伴、彩虹暴力终结所）。你并不孤单。

保留证据：如果可能，记录下事件经过、施暴者特征等。

报警：在安全的情况下，向警方报案。保留报警记录。

寻求心理支持：经历暴力会带来创伤，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你处理这些情绪。

性取向是人的自然属性，同性恋不是病，不是错，更不是罪。每个人都有权在安全、不受歧视和暴力的环境中生活，无论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如何。消除针对LGBTQ+群体的暴力，需要对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对待性少数的态度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尺。郑州这座新兴的网红城市，占据中国之中、中原之中、中华文明之中的独特区位优势，在这一轮城市营销中风流尽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依凭这些证据，按图索骥，尽快调查，并对打人凶手严惩。不要让一小撮暴徒给郑州的城市形象抹黑！

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被眼泪浸湿的土地》一书，是海外维吾尔社会最早用维吾尔语出版的回忆录之一。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填补了这一领域历史资料的空白。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1957年至1982年间，在新疆的维吾尔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经历和悲剧命运。

苏云古丽·恰尼谢夫1940年出生于乌鲁木齐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7年9月，年仅17岁的她被录取进新疆医学院。此时，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发起的“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对党提意见）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

苏云古丽就这样在政治风暴中开始了大学生活，这为她后来的命运翻开了意想不到的黑暗篇章。当时的她，与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被迫参加“鸣放”和整风会议，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群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政治阅历尚浅的纯真学生，当时因为对眼前一些残酷的政治现实深感失望，同时相信了党会采纳意见，而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

她和其他一些同学，认为应该效仿当时苏联的模式，建立加盟共和国式的高度自治制度，以保障维吾尔、藏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权，并对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感不满。他们主张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加盟共和国，而非作为省级行政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们在“鸣放”会议上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要求，后来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严重政治罪行。

在随后的“大跃进”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期间，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这些新疆当地学生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和迫害，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折磨。“反右运动”不久，大饥荒随之降临。经历了如此严酷的考验，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的欺骗性和虚假本质。

最终，他们决定成立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政治斗争活动，计划在时机成熟时发动当地民众，形成大规模的民族解放阵线，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1962年2月5日，他们在新疆医学院的学生宿舍秘密集会，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劳动人民党”，由苏云古丽·恰尼谢夫担任秘书。然而，仅仅几个月后，由于中共公安机关安插在学生中的密探告密，该组织被揭发。同年4月29日，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被逮捕。

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于1957年。

从此，苏云古丽和她的同学们开始了长期的监狱和强制劳动生活。在乌鲁木齐监狱度过了长达4年的酷刑折磨和黑暗的牢狱生活后，苏云古丽和她的同学萨吉德被送往乌鲁木齐周边的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在此期间，她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迫害，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忍受着饥饿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苏云古丽被戴上政治犯的帽子，安置在乌鲁木齐周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她在这里经历了比监狱更为艰难的日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严重摧残。长期的监禁、强制劳动和折磨，摧毁了苏云古丽和她狱中同学这一代维吾尔青年的青春、理想和追求。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同时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软化”，但是像苏云古丽这样被贴上政治犯标签的维吾尔族学生，案件始终未得到平反。198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下，苏云古丽也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平反”。她最终带着全家离开故土，移民澳大利亚。就这样，在结束了在东突厥斯坦（新疆）18年的监狱和囚禁生活后，苏云古丽开始了她在自由世界的新生活。

《被眼泪浸湿的土地》一书维吾尔语版封面。

这部回忆录是苏云古丽·恰尼谢夫在流亡期间，根据她的日记、狱中笔记，以及回忆整理记录而成。全书近700页，文笔朴实，风格清新优美，故事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全书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更是记录了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代维吾尔族大学生动荡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除了这部回忆录之外，苏云古丽还出版了一本记述自己家族历史的专著——《玛纳斯河畔的囚徒》。

在《被眼泪浸湿的土地》一书前言中，作者这样写道：“我对这18年因组织独立团体被捕，而后在监狱和监视下生活的经历做了简短记录，一直秘密保存。这本书就是根据这些回忆写成的。书中所记载的事件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真实事件。”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维吾尔族教授苏丹·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为本书所写的推荐序中指出：

“《被眼泪浸湿的土地》中记载的事件并非虚构故事或想象情节，而是苏云古丽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真实事件。本书通过确凿事实深刻揭露了中共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策，尤其生动地展现了文化大革命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残酷。”

该书于2006年首次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维吾尔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畅销书。2015年以更大印数再版。2018年英译缩写本在英国出版。民间档案馆提供该书维语版的PDF，英文缩写版《The Land Drenched in Tears》可于此处购买。

CDT编辑注：季风播客是一档人文对谈节目，依托华盛顿特区的季风书园，旨在通过访谈“向更广阔的华语世界传递人文、理性、求真之声”。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你怎么爱一个不爱你的国家？

写在前面

看到Emily Feng的新书标题“红花独秀”（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我瞬间就明白了背后的隐喻。“红花独秀”的反面是“百花齐放”，在中文语境里，这是个颇具威胁意义的词语。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看似鼓励社会各界批评政党与时政，实则是为“引蛇出洞”的铺垫，并最终演化成了反右运动，让大量的知识分子落难。“红花独秀”是“百花齐放”政策的实质，看似倡导多元灿烂，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一个样貌，这个声音和样貌是被官方所定义的，脱离官方叙事的个人往往要付出政治代价，即使大量的人与那个官方倡导的形象格格不入。

Emily是一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华裔记者，目前常驻华盛顿特区。她2015年本科毕业就来到北京，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2022年，她被迫离开中国，亲眼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作为美籍华裔的她带着好奇心与某种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找，来到中国。七年间，她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工作，报道了中国社会的诸多侧面：被拐卖和性剥削的铁链女、“绝不打工”的网红周立齐、维权律师杨斌、包头商人王永明、盲人律师陈光诚、香港书商林荣基、山东现代大学学生李家宝、香港抗议者Kenny、陕西回民Yusuf，等等。

七年的时间让她逐渐从中国的地表进入内核，并通过新闻媒体，揭露着在宏大叙事和坚硬外壳之下这个国家与社会柔软、脆弱与多样的部分。这些生动的故事成为了这本新书的主题：在国家权力的强压和定义之下，中国人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个人如何在一台强力政治机器之下，进行个体化的抵抗、坚持做自己？

我一直想和Emily聊聊。从2015到2019年的中国，在今天看来是个有些让人怀念的时间。那不是个乌托邦，但是个更有生机、能量和看点的时代。作为一名外媒记者，见证这段时间中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和博弈在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故事中展开，Emly有她独特的视角和观察。

借新书发布的机会，我联系到Emily。那时季风播客尚未发布，前期嘉宾邀请不断遇阻。Emily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给了播客关键的支持。作为在美国长大的华裔，用中文做公共表达需要付出很多勇气和努力。很感激Emily对我和季风的信任，相信读者们会喜欢这期富有温度和细节的对话。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点击链接购买Emily的新书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Enjoy!

何流

红花独秀的时代，需要记录什么样的中国人？

HL：Emily，你刚刚出版了新书，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这个书名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毛泽东当年说的“百花齐放”。这本书相对应的中文题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EM：2022年，我采访了一个中国穆斯林女人，她跟我说，

中国共产党以前让各种颜色的百花齐放，但现在只允许红花独放。

我当时立刻就觉得这句话可以作为书名。

HL：我挺喜欢这个书名，简单明了。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你在描述一个怎样的中国，以及这样的中国会发生什么故事。这本书讲了中国社会各种人物的故事，比如杨斌律师、包头商人王永明、网红“不打工哥”周立齐、铁链女小花梅、陈光诚、维吾尔人、陕西回民、香港书商、香港占中事件中的抗议者。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你会怎么描述这本书？这本书关于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些故事？

EM：这本书是讲人的故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讲人的故事。我平常写抓热点头条的新闻和新闻分析的文章更多，但我希望可以有空间去深刻挖掘中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如何经验当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因为我的母语是英文，所以我想为那些从未去过中国、没有机会真正接触中国人的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梦想和想法，不只是依靠新闻头条的角度去挖掘故事。

我选择的这些人物大多不是名人，不会出现在新闻里。有些当然是比较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但大部分主角都是我认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你住在中国，或者亲身经历过过去十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你一定遇到过类似的人。这些人的生活反映了许多在中国的大趋势。

比如“铁链女”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不认识她，但这个缺乏她视角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

[…]

在山东报道农村拆迁，几百个村民要求接受采访

HL：那些年你在中国、北京、新疆做报道的时候，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

EM：有一次我们去了山东一个被拆迁的小村庄，当地书记主张先拆除破旧农房，然后将村民集中安置到统一建设的高楼里。但问题是，拆房子已经把建新楼的钱花掉了房，导致村民们没有新房住，只能暂时住在棚子里。这背后也涉及贪污问题。

我平常的经验是，在到达当地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会被公安或宣传部门发现并阻拦，当地居民也会有点害怕接受外媒采访。但我到这个村以后，

村民一发现我们是媒体、是记者，马上就找到了两三个受访者，因为他们真的已经没有家了。村民带着大麦克风很快就叫来了十几个居民，半小时以内变成了几百个的居民要做采访，他们也带来了一些证据。

有一个村民提出，我们应该一起走到书记的办公室，要求获得一个回应，现场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大party。

最后当然没有好结果，我们又被拦住了。当时是疫情期间，宣传部工作人员穿着那种医生的衣服（防护服）找到我们，把我们关在车里面，说要把我们隔离在山东两个礼拜，不能离开这个村子。最后我联系了北京的外交部，他们帮助了我们离开。所以中央政府跟当地政府有时也会用不同的手段跟外媒接触。

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整体氛围很欢迎媒体，当地政府觉得媒体可以帮助他们把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央。媒体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可以被发掘的角色，但不可幸的是现在是被限制的角色。

[…]

采访“不打工哥”周立齐，警察监视和律师威胁

HL：你的书里有一些人物是让我有点震惊的。比如周立齐，或是杨斌律师——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但书中也有一些人目前还生活在中国。我很好奇，当你写下这些故事时，会不会担心让当事人面临风险？

不仅是写书，在平时的报道中你应该也常常面临类似的矛盾。一方面是希望更多人听到这些故事，另一方面却可能因此让受访者陷入危险。你是怎么做出这种判断的？

EM：第一，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我为NPR工作，我会录音，我最后会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我不会偷偷采访。第二，如果他们有可能因此面临风险，尤其是那些还在中国的受访者，我会改用化名。比如你提到那位陕西的回民Yusuf，他的家人还在中国，我就用了他的阿拉伯语名字，这样外界很难将他与真实身份对应上。

总的来说，这是个“case by case”(视情况而定)的判断。我会根据每位受访者的具体情况，和他们一起做判断，要用什么名字、用什么身份接受采访。

HL：有没有发生过，一开始受访者说可以用名字，但后来遇到了一些问题？

EM：书里有一个例子是周立齐。他当时接受了采访，但过程中他被很多警察盯着，没有太多自由去进行自我表达。后来报道发表后，他的律师给我发来威胁，说如果不把故事删掉，他们会投诉我们，但最终他们并没有投诉，所以他的故事还是保留在书里。其他出现在书里的人没有改变过主意。

2012年，周立齐因为盗窃电瓶车而被判有罪

在报道新闻时，很多事件中，很多受访者接受采访时都会选择匿名，我们会记录声音，但不会泄露身份，只把必要的信息放在报道里。即便如此，有时候官方还是会查出他们接受了NPR的采访，进而以各种方式去威胁他们删掉采访。

控制外媒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HL：他们怎么能够控制呢？毕竟你是外媒，报道什么是你的自由。他们或许可以从外部条件上施加影响，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发一篇报道，甚至已经发出去了，他们还会尝试控制吗？

EM：有一次《华尔街日报》要写一个关于习近平表哥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外交部和公安局发现他们要写这篇调查，就开始跟《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还是不要写这篇文章比较好。文章最后还是发出来了，但发表后，那篇报道的两位记者就无法再续签他们的签证。

所以签证是最可以控制外媒的工具。没有记者签证，你就无法在中国开展深度报道。

剩下的记者的工作量就更多了，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深度调查比如习近平家属的的财产，只有时间去报道头条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图源：外交部网站

《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常驻记者每年都需办理《外国记者证》送检。图源：外交部网站

为什么我们总用一个框架去定义一个国家的人？

HL：你在中国做报道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找到的故事？是你一旦遇到就一定要跳上去的？

EM：我没找到，所以我没法明确告诉你。我总是在寻找一个值得拍成纪录片或电影的故事。但是挑战在于中国越来越管控记者，电子监控系统也已经非常发达。

没有机会去靠近一个人物，一旦靠拢他们就会遇到麻烦。采访就无法继续。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了解一个人真正在想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写这本书其实也是给自己的一道“功课”——我可不可以通过书写，呈现给读者一个陌生人的画像。

HL：我认为这一点是成功的。在书里，很多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在一个故事里，而是一群人。比如讲维权律师的故事，有杨斌，还有许志永逃出来后住在杨 家里，故事之间彼此穿插，有很多层次。

我不知道外国读者读完是什么感受，每个人理解可能不同。对我来说，这本书像是一个图谱，把很多人放在一起。中国有很多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处境，在官方的坚硬外壳之下，有一个非常多元、有活力的中国社会。很多人可能原本带着希望，想要改变中国，想要改变自己的未来。然后习近平上台，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个人开始反思，对党国祛魅，慢慢放弃幻想，最终希望破灭。我感觉这是一条共同的故事线。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准不准确——这是不是你看待这些故事的方式？

EM：

我总在寻找universal narratives，普遍的真理，普遍的真相。

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有好有坏。在美国，大家会用“美国梦”这样的词，或者像Joseph Campbell提出的“英雄模式”(hero’s journey)，英雄去打败黑暗势力的模式。我的目标是，能让国外的读者从中国人的经验中，看到一些朴实的真相，一些能让人们共鸣的故事。

“英雄旅程”是一种主角历经冒险、成长、归来的叙事结构 图源：Esbjorn Jorsater/Wikimedia Commons

很简单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人也是人。我希望美国人读了这些故事以后能意识到，中国人值得我们真正把他们当作“人”来理解。

尤其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美国正在制裁中国，限制所有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当成一样的？把他们放进一个框架里去看？这不符合逻辑，也没有意义。

HL：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在老外群体里有什么反馈？

EM：我想读我书的大多数人，原本就对中国有一些好奇。他们最常问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报道出这些故事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好像你一出门就会被警察拦下来。但当时其实并不是那样。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书，能让他们看到：在中国，其实仍然有很多空间可以做事情。

（节选）

30年前，河北石家庄元氏县街头的一次自行车擦碰，让张捍军一家踏上了一段漫长的“司法马拉松”之路：从1995年到2024年，先后六次开庭、四次发回重审，依旧悬而未决。究竟是一次寻常纠纷，还是牵扯人情与权力的离奇冤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张捍军为了“无罪”奔波至今，却始终被困在灰色地带。当正义迟到三十年，它还是正义吗？本文试图还原这起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追问其中错综复杂的幕后力量。也许，了解张捍军的故事，就是在思考每个人与法治之间的距离。

文｜李宇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冀中平原，春天往往来得迟。早春二月，河北石家庄的北风偶尔还带着寒意。一天傍晚，空气中有隐隐的凉气，张捍军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吱呀作响，车后座上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他们正要赶往县医院，不料一道身影突然从旁边冒出，也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他们的车把。

两辆车在那狭窄的街角“咔哒”一声轻碰，很快失去平衡，两个女人翻身而下，随即爆发了口角。

被撞的人，正是元氏县妇幼保健院的胡姓院长——在当地不算公开显赫，但也颇有能量和关系。另一个女人，则是那辆旧式自行车后座上的年轻母亲，病恹恹的，也许正因为身体不适，听到对方咄咄逼人，忍不住顶了两句，争吵就这么展开。

本来，多数街头纠纷只是一时呛声，往往争到最后也就是互骂几句，或坐下来商量给点医药费。可偏偏双方的性格都不让步，尤其是那位胡院长，一口咬定对方“故意冲撞”。

几分钟后，有路过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上前硬将两人分开，一段小冲突到此算是暂且结束。张捍军带着妻儿默默离开，心里虽窝着火，却也没想到这会变成一桩天大麻烦。

仅过了几天，张捍军便收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

他被指控“故意伤害”，且还“结伙作案”。

这罪名看起来就很吓人，似乎他不是骑车带家人去医院，而是带着同伙在街头打群架。派出所旋即展开侦查，又很快得到检察院批捕令。张捍军在一头雾水里，就被戴上了“犯罪嫌疑人”这顶沉重的帽子：

谁能想到，老婆孩子还可以跟自己结成犯罪团伙？

回想起来，这个节奏多少有些匪夷所思：自行车擦碰虽可能造成对方轻伤，但直接升格成“故意伤害罪”，逻辑未免跳得过快。

可在当时的元氏县里，胡院长在妇幼保健院一手遮天，还与不少机关人员保持良好关系。她虽然只是一院之长，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量却不可小觑。她自称“头部遭到重击，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肾部挫伤，昏迷半小时以上”，然而：

这些“医疗诊断”源自几个与其交情匪浅的医务人员之手。

让人咋舌的是，这些诊断最后居然全被法院认定为重伤依据。简单说，案子初步走向了“张捍军把胡院长打成重伤，理当坐牢”的方向。

于是，在1995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捍军三年有期徒刑。那一刻，一家陷入绝望：一个小小街头纠纷，怎就落到坐牢的地步？更诡谲的是，他和妻子都坚称“根本没打对方，连过激的举动都称不上，只是推搡和言语冲突”，可这份法院判决里，却列举了一连串“证据”，包括胡院长的病例、法医鉴定结论、几位证人的证言。

只不过，这些证言有的出自文盲之口，却被写得绘声绘色；有的出自胡院长的下属或好友，看似公正却颇可疑，更别提“昏迷半小时”的时间是否有人现场证明。至于那关键的CT片胶片、脑脊液化验单？

原件，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

张捍军不服，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上诉。令他略感欣慰的是，中院审查认为确有重大疑点，决定撤销原判，发回元氏县法院重审。

可怎知，这仅仅是这漫长审判的开始。接下来三年里，元氏县法院一次次“重审”，却每一次仍维持同样的罪名和三年刑期；石家庄中院则一次次发回，理由永远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他们始终像抡着一个圆圈，谁也不真正戳破那一连串疑点的核心：

两级法院你来我往，先后四次发回重审。

当时有人调侃：“是不是要把张捍军当皮球踢到下辈子？”

可就在这样的循环里，他被关押、取保、走程序，等到1998年，已经过了足足三年多。石家庄中院也实在看不下去，在最后一次发回时：

专门写了一份函，把关键问题列得明明白白。

函里提到：第一，胡院长口述的“昏迷半小时”毫无旁证；第二，蛛网膜下腔出血必然伴随长时间昏迷，却并无病例记录；第三，胡院长自称“十三天水米未进”，可体温单却记着她每天大便一次；第四，医嘱和用药在卷宗里相互冲突……但凡要往深究，这里面可能是严重医疗文书造假、甚至构陷的可能。

在这份点破症结的函件下达后，元氏县法院突然放慢脚步。1998年7月，再次开庭后没多久，本案就被：

打入冷宫。

换了说法，就是元氏县法院既没宣判，也没宣告无罪，似乎把这起案子当作不愿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干脆封锁起来。他们的一些内部人也许清楚：要真翻案得罪的人太多，于是“拖字诀”才是上策。张捍军则陷入更漫长、更可怕的黑洞——没有结果，也意味着他始终头顶“刑事嫌疑人”的标签，进退不得。

一桩简单的自行车碰撞，演化成了“司法马拉松”：从1995年到2024年，中途经历了多少次审理、发回、再审、再发回，时间太久：

连法院院长都换了七任。

张捍军在这二十多年里，人生轨迹完全被拖垮。他的单位原先好歹给他留了编制，但因为“背着官司”，工资多年一分钱没涨，职级更不可能晋升；俩儿子长大后考公、考编，往往到了政审环节就被刷下来，理由无非“你父亲有故意伤害罪嫌疑”；妻子还因此：

丢了工作，只能在家收破烂贴补家用。

一说起这案子，张捍军单位领导只回一句“等法院判完了再说”；朋友和邻里也多是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卷进什么漩涡。

更让人叹息的是，胡院长背景之深，其实早就露过端倪。

据张捍军所述，胡院长小学文化程度，走出学校就成了那个年代（xxx）小将。她在全国各地进行（xxxxx）：

“我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前仙村小学操场听她的演讲。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一九六九年（xx）到了（xx）城，在（XXX）上看到了（XXX）站在（XXX）城楼上检阅（xxx）。她以此为资便游走全县各个学校大肆宣扬，名声大震，因此走上了仕途。”

妇幼院与张捍军家一墙之隔，胡院长说，他家的住房影响了妇幼院的规划，曾多设法把他家赶走，没能如愿，便心存不满。

胡院长曾派人：

推倒他家的围墙，拆掉伙房，还贴封条霸占房子。

张捍军告到元氏县法院，判决妇幼院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赔偿五百元。

可这场官司赢得似乎毫无意义，胡院长压根没履行。县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也没用，最后她把原本生效三个月的判决硬推入二审程序，通过所谓：

找上面关系。

这几乎已说明，彼时的胡院长绝不是等闲角色，一个电话就能把生效裁判翻进另一个程序里。再结合她在自行车冲突案里对证据与关系网的运用，就不难理解张捍军为何三十年喊破嗓子，却始终像对着一个沉默的黑洞。

如此黑白颠倒，若在更健全的法治环境中，应当能被及时纠正。可事实是，此案在1998年后被数任院长放置不管，仿佛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判，不宣，也就没人来深挖。对张捍军来说，这种长年累月的“悬置”，更像是一种：

慢性酷刑。

他想上访，往上级部门反映，跑过无数次，却总在“我们会交回元氏法院处理”的话术里碰壁。媒体偶有介入，也常常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拦下。十几年过去，眼看孩子都长大了，却仍时不时听到周围人指指点点：“他当年打人打得挺重，还没彻底了结……”

直到2022年，河北省高院官网上线了“大法官留言”渠道，张捍军在走投无路之际留下一封长信，描述自己被卡了二十多年的司法困境。或许是时移世易，这次留言终于得到了高院关注，中院也被督促着去“督办”这桩陈年旧案。元氏县法院只好又把当年那摞积灰的卷宗翻出来。有人以为，这一次应该能一鼓作气将案件审查到底——到底当年胡院长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是真是假，该不该还张捍军一个无罪？

结果却峰回路转。2023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一纸裁定：

案子已过追诉时效，终止审理。

这看似是给案件一个了结，但对于张捍军而言，纯属晴天霹雳：

他要的并不是“你没法追究了”，而是明明白白的“你没罪”。

如果说刑事追诉的时效可以把嫌疑一笔抹消，那么当事人二十多年所承受的创伤和代价又该如何偿还？就在他准备上诉时，中院也立刻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此终止裁定，再度把案子发回。对外人而言，只觉得荒诞：又发回？当真要从头来过？

这才有了2024年12月的第六次开庭。庭上，辩护人试图申请提级审理或异地审理，因为在元氏县这块地方纠缠太久，已难言公正。但法庭仍在坚持本地继续审理，具体结果如何，依旧难以预料。

法律，本该是定分止争、主持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会在如此一桩不算复杂的纠纷上，耗掉了三十年？

我可以将之比作卡夫卡《审判》的现实版：当司法程序被权力或人情阻挠，法槌和卷宗就成了形式化的摆设，真正的审理进入永恒的拉锯。

石家庄中院屡次发回，根源不在于他们看不懂案情，而是冥冥中有只大手，让真相无法戳破。元氏县法院也许有办案人员看得透彻，可他们明白动真格就要得罪一系列后台，自己仕途也许会被连累。于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

或一判到底，让中院继续发回；或干脆不判，晾着案件直到相关人等都退休离职。再然后等时效将其覆盖。

所有责任都能被时间吞没。

张捍军的个人命运，只是这些权力角力之下微不足道的棋子。当他一次次试图申诉、上访、找媒体，发现自己永远处于被“踢皮球”的状态。他像在法律迷宫里奔走，却时常撞上“此路不通”。他的家庭更无奈：妻子的下岗，两个儿子事业受阻，这些本来该属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全被三十年的空转消磨殆尽。身边也有好心人劝他：“要不就算了吧，别再折腾了。”可他放不下，“无罪是无罪，为什么要用一纸‘过了诉讼时效’来敷衍？”他要一个清白。

那些关心此案的人也会好奇：难道就没有更高层的司法机关能揪出当年的问题吗？毕竟，这类造假病历、伪证之事，一旦彻查，胡院长等人难辞其咎。可三十年过去，风云变幻，许多关键证据和当事人早已不见踪影。当初可能有“护犊子”嫌疑的领导，也早退休或调走。再者，一旦翻出旧账牵扯太广，某些人未必乐意掀起惊涛骇浪。当年的民事案和强拆住房也一样——就算判张捍军赢了，可谁去执行？这是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司法现状：当事情牵涉多方利益，最便捷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拖：

拖久了，当事人自然疲软，社会也遗忘了真相。

说来也神似古今许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曾错判连连，最后靠舆论与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的社会，也可以视作对种种体制性的黑暗隐喻；卡夫卡构筑的“荒诞官僚体系”在这里活生生地显现。只是换了个时空，换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辙：当外力足够强大，法制就可能变形，当事人的悲剧就没完没了。

人们常说“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若迟到的代价是三十年，是否真的还能称之为正义？

反观案件里每一次发回、每一次重审，都像一次循环往复的仪式。某些法官或许心底有数，但是：

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开庭、举证、采信所谓鉴定，形同走过场。最讽刺的是，张捍军若真的有罪，他应该被关完三年刑期就结束了；若无罪，那当年第一次判决就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他处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无罪的诡异状态中：在社会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却悬而未决。这种尴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一种漫长摧残。

这或许比真坐牢还难受。真坐牢，关三年就能出来，他却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随处走动，梦魇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县法院，照往常规律，也许又会经历一番漫长耽搁。要么再下一纸“终止审理”之类的裁定，要么干脆继续发回。张捍军还在苦等，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可还想给儿子们一个交代；那些年收破烂攒下的微薄积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种“申诉费”、往返路费上。

放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总期待法治能给每个公民以及时的答复，可多少像张捍军这样的案子，却被层层关系束缚，变成永远的遗忘。三十年换了几代审判长，那摞卷宗在档案室里泛黄。有人说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有极大外力介入，否则难见终局。

至于那一直逍遥法外的“胡院长”，是否还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对方当年证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许都被埋进了时光里。

张捍军仿佛是一位想要获取通行证的旅人，却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等着吧。”

等了半辈子，却连队尾都还没摸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演化出的刑案，非要这么反复？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却没人纠正？可所有疑问到了现实层面，只能换回一声长叹。

也许，这桩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还会继续荒诞下去。也许某一天，上级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们彻查！到那时，当年的人证物证又是否能找齐？也有人寄希望于媒体和互联网：“只要舆论够大，就能把盖子掀开！”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这起“元氏县三十年未决案件”能获得多少聚光灯？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三五日便被下一个热点替换。

久而久之，风过无痕，人们仍然相信正义只是迟到。

倘若一切依旧，张捍军只能继续和他的家人守在那个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说法。可正义若要再来，也许他已白发苍苍，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搁置的冤屈又如何弥补？

当法院因多重关系牵制而无法发力，反而成为“踢皮球”的场所时，老百姓就只能进退维艰。

如果拿《聊斋志异》里的各种阴阳怪谈来类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惩治作恶者，还无辜者一份清白。可这是21世纪的中国，理应：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对观者而言，这件事越看越荒诞，却又带着一抹揪心的冷静：倘若法律能被随意“关系化”，谁又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踏进另一个无底洞？

每一个荒诞的案件，都在提醒整个社会：明面上的法治建设若只能停留于口号，而对具体的冤屈与舞弊束手无策，终究会动摇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纸正式的无罪判决书，也领不到任何赔偿，更别提重回人生正轨。天大地大，却容不下他一个普通人想讨回公道的执念。

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惊的地方：它没有电光火石的惊天阴谋，也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背景，只是一点人情权力的暗流，就把一个家庭彻底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许多年后，当历史翻过这篇，只有泛黄的卷宗和破败的庭审记录，才能见证当年那辆自行车撞击引出的荒诞剧。有人会写进教科书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种顽疾啊。”

可那时，张捍军还活着吗？还在排队吗？

当然，我们仍希望有奇迹。希望某一天，能有一个有担当的法官或某位领导，将这个案子彻底调查，把当年的伪证、造假、权力干预都拔出水面，给张捍军一个堂堂正正的结论：或许是无罪，或许另有真相，但无论如何必须透明清晰，经得起推敲。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终局。

只是，这个奇迹会不会在迟到三十年后，继续迟到四十年、五十年？谁也不敢打包票。

而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将这荒诞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人：当一个司法案件进入“马拉松”状态，法律的正义性已在一次次发回与拖延中被耗尽。当事人早就筋疲力尽，旁观者也看得麻木不仁。

只有将真相公之于众，让更多人质疑、呼吁，才有微薄的可能让这个死局破开一丝缝隙。卡夫卡的审判固然阴郁，但是：

这里的现实，远比小说更具杀伤力。

若我们不对这类现象保持警醒，它就可能成为常态，吞噬更多人的命运。

时至今日，元氏县那条街或许已经拆迁改建，春寒料峭的风里也许早有新的商铺和车流。胡院长当年咄咄逼人的模样，年轻母亲的苍白面色，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的劝架，都成为模糊的回忆。可那桩在档案室躺了几十年的案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程序依旧空转。

翻案需要排多长队？没有人知道。也许在某个冬天，一纸判决才姗姗落下，或许会再次引得世人一声叹息：真相来得太迟了。

但愿这样的荒诞，不再被复制，但愿每一桩纠纷都能依法及时落幕，给当事人公道和尊严；但愿所有的“马拉松”审理都能尽早结束，让正义不再被时间侵蚀。世界依旧车水马龙，但愿下一次的自行车擦碰，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不是谁的人生悲剧起点。毕竟，三十年说长不长，却已经能毁掉多少希望？我们期待的法治，应该让每一个人免于这样的苦难。

愿这场绵延三十年的司法马拉松早日落幕。

写于2025年7月4日

今天讲一个案子，先说我个人的结论：

这是我见过的最无耻的判决之一。

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是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7月2日，新京报新媒体“探针news”刊发了一篇《银行女职员虚构理财产品诈骗近亿元，花6000余万打赏主播》的报道引发关注。

报道所披露的大概案情是这样的：

某银行郑州纬二路支行女客户经理席薇，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自2009年6月至2022年6月的13年时间里，她利用在银行的身份，以“内部理财产品、保本保息、收益高、安全稳定”等为由骗取31名被害人的信任，通过出具虚假的理财产品协议书，骗取了共计1.6亿余元。

最终席薇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截至案发前，部分受害人收回一定数额的本金及利息，尚有9000余万元未收回。

这里先说一个前提：席薇销售虚构的理财产品，是基于其理财经理的身份，销售时间是执行职务期间，销售地点银行内。

如其中的受害者朱先生及其妻子，在席薇诈骗案中，就损失了855万元。

朱先生的受骗过程是这样的：

2021年时，朱先生在该支行购买的一笔1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后，就频繁接到席薇的电话和短信，向他们推荐新的理财产品。原本打算将钱转至其他银行的朱先生被说动了。

最终在该银行下属支行的营业大厅，与席薇签订了一年期的理财协议书，并将855万元本金，转到了席薇指定的账户。

注意一个细节：据报道显示，因为理财协议书盖有银行公章，业务办理时也是在银行内，朱先生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据报道，席薇骗取的9000余万元的赃款中，除了用于买车、买房以及奢侈品消费外，在直播平台充值并打赏给主播的金额高达6000余万元，其中在映客直播平台充值并打赏主播5951万元。

而席薇打赏的大部分是男性主播，其中她曾通过不断打赏的方式，让一位男性才艺主播，连续8个小时为其唱歌。

据直播平台证实，席薇自2016年开始，在映客平台充值、打赏的时间长达6年，她自己名下或被她控制的5个账号，累计充值4447次，共向2797名主播打赏了32.442万次，平均每次打赏金额为197.35元。

平台认为，席薇的充值及打赏金额呈现小额、多次的特征，与平台其他深度客户相比，并没有值得异常关注的情形，平台尽到了合理审查及注意义务。

对于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我们来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怎么判的：

也就是说，直播平台与被打赏超过2万元的主播都得退钱——估计那位连续为席薇唱歌八小时的主播，也得把当初得到的打赏退回来。

很快，郑州市中院便向直播平台追缴18879144.2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据平台介绍，1887万余元的执行款是法院依据席薇在映客平台充值、打赏，主播共提现4063万余元，平台含税所获收益为1887万余元来确定的。

法院这么判，鬼都不服，别说直播平台。映客平台说了：

我们只是提供了直播服务，又没有参与席薇的诈骗行为，且她又不是未成年人，每一笔打赏数额又都不大，也发现不了什么异常啊？何况主播也提供了“精神服务”，凭什么要我们退钱？就算赔钱，也是银行来承担被害人的损失赔偿责任啊？

坦白说，这几年直播平台确实存在这样或哪样的问题，但这次事件，直播平台确实很冤枉。

银行很快就把1800多万从直播公司账上划走了。

平台继续不服，立即提出了异议，但不出意外地被郑州市中院驳回了。法院认为，你对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不服，不属于执行异议范围，通过其他法律程序寻求救济去。

奇葩吧？

银行职工在银行内拿着盖有银行公章的“虚假协议”骗了储户的钱，银行不用担责，反倒让与其无关的提供正常服务的机构和个人退钱。

按照这个郑州中院的混账逻辑，席薇买的车、买的房以及所有消费过的商家是不是都得退钱呢？

事情呢还没完。

朱先生是31名受害者人中损失最大的。眼瞅着被席薇判了无期，而被骗855万元别说利息，本金至今分文都没有拿到——他是心急如焚啊！

朱先生认为，席薇所供职的银行既某银行郑州纬二路支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诡异的是，事件发生后，该支行竟然注销了。

席薇曾供职的某银行郑州纬二路支行，如今已成为农产品展销中心一部分。其在13年间虚构理财产品，诈骗客户9000余万元。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随后朱先生就将该银行郑州分行起诉至金水区人民法院，要求该行赔偿855万元的理财本金及利息。

朱先生的理由也很简单：自己之所以被骗首先是基于席薇客户经理的身份，在办理理财业务时也是在银行的办公区域内，“甚至打印的理财协议，都是席薇在办公区使用办公电脑现场打印的”。

这种情况下难道银行没责任？结果，经过一审、二审竟然全部被法院驳回了。

我们看看法院给出的理由：目前席薇诈骗一案尚未进行追缴、退赔，不能证明他的损失未得到弥补。

也就是说，你是被骗了，但退赔的事儿还没有完结就向银行索赔，老子不能支持你。

尼玛的！钱被挥霍了，人也被判无期了，所有财产也都被没收仍平不了账——你竟恬不知耻地说不能我的损失证明不了到不得弥补？

只能说：一个不要脸的法院，一份很无耻判决。

实际上不光朱先生，另一位受害人曾起诉银行，结果也被金水区法院驳回了。

你们到底是人民的法院，还是银行的护院？

最后，这奇葩判决连检察院都看不下去了。

郑州市检察院认为，银行郑州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长达13年的时间内均未能发现席薇的违法犯罪行为,足见其监管存在重大漏洞。银行存在监管不力、用人失察的责任，对客户的财产损失存在明显过错，应在其过错责任范围内对刑事退赔不足部分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检察院的态度很明确：你法院胡乱判，我要抗诉你。

6月25日，朱先生向郑州市中院问询案子是不是再审，法官并未表态，只是说“说需要上会研究”。

据新京报的报道，以前有过类似的判例。

也是这家银行的位于广州的东风支行。

报道提到，该行一位客户经理以相同的方式骗了16名客户5000余万元。该案刑事判决后，受害人将东风支行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客户经理麦某某对受害人的损失退赔不足部分，由东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看到这个案例，心里踏实很多。说明不是所有的法院和法官，都这么不要脸。

最后，那位大神知道本案的银行是谁吗？留言区告诉我们，好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避坑。

6月30日晚，刚刚结束陕西榆林小壕兔乡回访不久的艺术家坚果兄弟，在昆明与亲友失联，不知下落。近一周他陆续曝光小壕兔乡天然气井和煤矸石污染对村民健康造成危害。

同晚，2018年以来与他共同深度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也在西安被警方带走，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这次情况又有点复杂， 当然这也不是坚果第一次失联了。在跟拍坚果兄弟这几年里，这是我已知的第四次“失联”。

第一次是在小壕兔，当时坚果为了解救线人吴彦荣出来（当年的老吴因举报小壕兔环境污染被跨省抓捕），被榆林市某部门带走，并达成协议只要坚果不再回到小壕兔，老吴就能放出来。

第二次是“抓娃娃计划”，呼吁解决因拆迁导致深圳最大城中村外来务工子女失学的问题。当时被深圳某派出所带走，某所长指着坚果骂道：你们艺术家都是垃圾，这句话也放到了我们纪录片的海报里。

第三次是调查濒危动物川陕哲罗鲑的生存状况，据研究数据，川陕哲罗鲑有可能是继长江白鲟灭绝后近二十年因人类活动即将灭绝的又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青海调研时被警方以不遵守防疫政策带走调查。

第四次是听坚果说的，为金融诈骗群体维权的项目，被老家的派出所跨省抓捕，为了让坚果老实点，当地甚至威胁坚果如果继续“惹事”将会影响到他哥哥孩子读书问题。

坚果其实性格有点内向，这些年因为为底层人民维权，呼吁解决环保问题估计不知道多少次被威胁被失联了，他也很少会主动跟人谈起这些经历。

在我跟拍的项目里，像小壕兔水污染事件，遇到了太多匪夷所思蛮横无理的阻挠。相机被抢走过；为了不让重金属乐队演出，而且是在村民院子里的私人演出，当地文化监管部门一面威胁村民一面没收乐器强行制止；走访村民期间八辆车跟在我们后面，说是来保护我们的；当地煤矿的工作人员假报警要带走我们，结果我们真的拨打报警电话，他们立刻就怂了；煤矿的中间人在宾馆找到坚果说只要不接着调查环境问题，愿意出20万贿赂，没想到这也被我们的摄像机拍了下来；小壕兔乡某部门为了不让坚果回访，竟然承包了之前我们入住的宾馆一年时间，真的很想问一下这笔钱从哪里出的；也有人打电话来威胁道，你们接着调查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想到的是，从2018开始的小壕兔水污染事件，过了七年时间，当地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很难想象这是在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情。

我在想为什么又是小壕兔？

2018年的小壕兔水污染事件，国内媒体都有报道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当地政府邀请我去拍摄给村民铺装自来水管道，政府官员在镜头前保证要解决水污染问题，承诺给每家每户安装净水器。可讽刺的是这些净水器竟然是三无产品，厂家的电话是假的，地址也是假的。

过去的七年间坚果其实偷偷又回访了几次小壕兔，为什么是偷偷，因为之前跟当地某部门达成了协议，只要不回小壕兔就能把举报污染的线人老吴放出来。有一次回访小壕兔，坚果发起了“举白旗”计划，既然当地如此的强权霸道，那我们就像你们投降吧，向煤矿投降，向气井投降。可笑的是他们连投降都不让，一次次驱赶抢夺白旗，甚至包下了我们所住宾馆的隔壁房间，24小时监控。小壕兔乡的村民都接到了消息，不能接受媒体和任何可疑人员的采访，发现可疑人员要立刻上报。

如果猜测这次的失联原因，我觉得就是这次坚果回访小壕兔的行动了。这次坚果又是悄悄的回去了，连跟拍他的纪录片导演都没有通知，我想可能想更低调一些，人多了容易暴露。

这次的艺术行为是[#陕西癌症村28只羊举白旗投降]()#

2004年始，中石化华北局在陕西榆林小壕兔乡钻井采气，如今800多个气井遍布全乡。2018年，小壕兔水污染事件曝光：人得怪病、羊群死亡、柳树大片死亡。从2019开始，小壕兔乡小壕兔村六组，癌症、脑梗、心梗频发，到2024年，短短5年有21人得重病，至今7人死亡。全村陷入恐慌，村民们发现，“照这么个速度，我们这个组就再不出5年，就等于灭亡了。”于是，他们去信访、去环保局、去打12345市长热线……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

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不得不向（            ）投降。

其实作为前媒体人，我曾向坚果建议过，中石化还是不要碰了，很难。

但坚果还是不畏强权去做了，我想他还是放不下小壕兔乡的村民。这些走投无路的村民找到了坚果，希望他能继续呼吁解决该地的环境问题。作为前媒体人，我能想到的这次可能是以造谣的名义把他俩带走调查，那在此我也想请求当地政府公布这些年实际居住在小壕兔村六组的村民患癌症、脑梗、心梗情况，重病和死亡人数。到底是不是“癌症村”，我想实际数据可以说明一切。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走访村民，我们确实发现当地脑梗心梗患病率很高，难道这都是偶然情况？暂不说村民喝了污染的水会怎么样，我们看到过大量的鸟类尸体，因为喝了当地的湖水，鸟连站起来都困难。当然当地企业的解决办法是安排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去捡鸟尸体，集中起来进行掩埋销毁。

可能在当地企业，政府眼里，坚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盯着污染的事情不放。首先我想说的是每个公民都有监督的权利，面对环境污染我们有监督举报的权利，坚果只是行使了一个公民该有的正当权利。第二坚果并没有在任何举报污染的过程中获利，反而是这些年他过得穷困潦倒，甚至连一个固定住所都没有，大部分都是借宿在朋友家里。第三当地企业和政府有没有好好解决污染问题，七年过去了，污染问题仍在，当年面对舆论压力还知道为村民通自来水，安装三无净水器，如今直接抓人？

在此我呼吁，无论是什么部门带走了坚果和宏彬，请公布信息，以免坚果家人朋友担心。必须向社会公示带走调查的原因，公示调查结果！

坚果兄弟是享誉海外的知名行为艺术家，他是2015年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他的遭遇已经受到社会和媒体的的关注。我也希望小壕兔乡的村民能团结起来，这不是第一次坚果因为替你们呐喊而失联。一个外地人能够坚持七年为你们维权，我相信他是真正热爱这片土地，总还有几个淳朴善良的村民能支持他继续战斗下去。最后请小壕兔乡的村民们也拿出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毕竟你们仍要生存于这片土地，任何威胁到基本生存的环境问题都要抗争到底！

最后建议当地政府把那28只举白旗的羊也带走调查，可能他们更想说点什么。

寻找两名失踪人口：

1.2025年6月30日，坚果兄弟在云南昆明与亲友失联，时至7月2日仍了无音信，近一周他陆续曝光小壕兔乡天然气井和煤矸石污染对村民健康造成危害，12篇公众号文章近日突然全军覆没，疑似被陕西警方带走。

2.2025年6月30日晚，2018年以来与坚果兄弟共同深度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人在西安，被警方带走，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坚果兄弟人像：

郑宏斌人像：

著名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斌被带走前（2025年6月份），二人曾在陕西榆林市的小壕兔村，回访2018年关注的小壕兔污染案件。期间经过多次整改后，他们决定再次回访这个因环境污染、水源紧缺、资源被开发而出现“发展与生存困境”的村落。在村庄了解情况之后，坚果兄弟被真实的苦难给震惊了，他在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上，陆续发布了小壕兔村当前面临的繁杂困苦与无奈，与羊合作完成天马行空的艺术行为…….

白色的羊，白色的旗幡，在枯黄的沙地上，这里的生命如同这片土地的牺牲品，在埋藏着天然气、煤的利益战场，咩咩和躲藏。

如果网友有关于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斌的线索，可留言公众号后台，以便早日寻人成功。

关于坚果兄弟

坚果兄弟：在无意义中寻找自由丨焦点人物

「腾讯图片」报道坚果兄弟  点击图片阅读

坚果兄弟在「一席」演讲  点击图片阅读

坚果兄弟做过什么

2015  尘埃计划  点击图片阅读

坚果兄弟使用工业吸尘器为北京吸雾霾100天，他将用这100天内收集到的灰尘做一块板砖。

2018  带盐计划  点击图片阅读

在陕西榆林，有一个叫小壕兔的地方，这里曾经水草肥美，有刀兔海子，锁得浪海子、淘壕兔海子……一些让人听听就醉了的天然小湖泊，现如今，这里的水变了味儿，变了色

项目发起人“坚果兄弟”如是说：“我老家是湖北的，从小水垢就很重，就一直关注水的问题，后来听说小壕兔那边水污染比较严重，我就策划了这次叫做‘带盐计划’的行为艺术，带了一万瓶农夫山泉到小壕兔去，把原装的清洁饮用水留给当地村民，然后装上当地受污染的水，带到北京和西安展览，并邀请网友参与到讨论中来，为每一瓶污水‘代言’。”

展览的第二天，陕西环保部门立即宣布将对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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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把直变弯心理咨询中心 点击图片阅读

出于什么原因要注册这样一家公司？

主要是针对关于“同性恋扭转治疗”这个现象，你看到微信文章里罗列的所有相关机构都是正式注册的。如果我们以艺术项目的方式反对这个议题或事情，那也应该从这个层面和形式去针对，所以我们这家心理资询公司也是经过国家审批并获得经营资质的合法公司。

2020  深圳娃娃项目  点击图片阅读

今年6月，在白石洲这个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租户们被告知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搬离白石洲。许多人都在挣扎着寻找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新住处，可深圳是世界上房租最高的城市之一。

然而，即便他们想方设法地能够成功在深圳外围找到新房子，孩子的教育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孩子目前都在白石洲附近的学校上学，所属的南山区是深圳的中心区。如果要短期内再转学到其他学校，对于学位紧张的深圳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8月，坚果兄弟开始关注白石洲儿童的就学问题。4日，在他的“深圳娃娃”项目中，他和志愿者们一共从白石洲的租户家庭里收集了大约400个娃娃，并用一台巨大的抓机将这些娃娃扔出深圳界外。

2020  饥饿艺术家计划  「BIE别的」报道  点击图片阅读

这个艺术项目的名字叫做 “饥饿艺术家”（微博 @饥饿艺术家计划），执行组由四人组成：坚果兄弟、武老白、小明和郑宏彬，他们原定招募十一位在铁笼中绝食抗议的人（他们称这些人为饥饿艺术家），为另外十一个人的遭遇进行抗议。饥饿艺术家们将轮流被关进铁笼一天，按照被分配到的抗议内容和抗议方式行动，每人有 2777 元的报酬。从本质上说，“饥饿艺术家是被雇佣的”。

饥饿艺术家发起人的名字叫唐洁，家住安徽省阜阳，她的丈夫葛林林曾与阜阳房地产商人褚安江有过私人矛盾。褚安江在阜阳认识很多关键人物，出于报复，他诬告葛林林涉黑，2018 年 8 月 25 日，葛林林入狱，被判 22 年监禁。四天后，唐洁的一位朋友借着举报葛林林的名义，与褚安江等人约在阜阳山水间茶坊聊天，并偷偷录下交谈的内容，录音中，褚安江说：“我花2000万买葛林林坐牢20年。”换算下来，一天大约要花 2777 元。褚安江以这个价格买了葛林林 20 年的牢狱，唐洁则用同样的价格雇佣了十一人，一人为发生过的一种不公抗议。

2021  淄博火锅鱼 「全现在」报道 点击图片阅读

山东淄博城区孝妇河段深黄色的河道里，突然漂起了几十个“鱼”和“辣椒”，两个扮成渔夫的男人用七八米长的细竹竿拨弄漂在河面的“鱼”，并用普通话高声喊着：“淄博～火锅鱼；淄博～火锅鱼～”

路过的民众停下脚步，有人拍照，有人发问：“这火锅鱼多少钱呢？”

“自由定价，你们说了算！”其中一个“渔夫”答道。

艺术家坚果兄弟就是两个“渔夫”之一，这是一场由他发起的行为艺术活动。坚果兄弟告诉全现在，他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吸引更多人关注淄博的水污染状况。

4月1日，恰逢愚人节，“淄博火锅鱼”的视频在网络上吸引了大量转发和关注。

淄博火锅鱼登顶当地大众点评美食榜

2021  重金属乡村巡演  点击图片阅读

坚果说，他在2020年看到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现全国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全国各个流域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之中，重金属排放高达一百五十多吨。他也在全国首次土壤污染调查报告中发现，全国约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抽样检测结果超过土壤环保标准。然而，各项占比如此之高的重金属污染，却几乎没有消息进入到公共视野中。他继续搜寻更具体的重金属污染案例，发现极少有被媒体曝光。这背后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些排放的重金属污染物是怎样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于是乎产生了全国重金属巡演的想法。

_在2021年初，坚果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重金属污染的线索，并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的志愿者花费了四个月到各地实地调研。_重金属污染调查历时四个月，调研志愿者团队与编辑小组撰写完成八份污染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查干淖尔湖被迫接纳着来自企业的生产矿井废水，多达九次的行政处罚也没能终止携带污染源的工业废水排放；陕西商洛的沙河子镇，固废被随意堆放，工业废水将河道染黑，而这些被污染的河道所在流域却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丹江流域；广东阳春的工业废料铜泥甚至填充鱼塘、堆弃在水源地附近以及被用作烧砖原料；青海的众多乡镇持续多年的垃圾处理方式基本采取露天焚烧方式，街头的垃圾箱总在傍晚时燃烧着垃圾，渐起火光，燃烧后的烟雾和气味弥漫着街区；柴达木一些枸杞农场的土壤铅镉汞超标，种出的枸杞经过检测有多项指标未达到健康标准，但是仍大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调研结束后，到8月下旬，招募了两支重金属乐队前往七个省的八个污染乡村演出。

今年6月，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超过1200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55.5%。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

CDT编辑注：2024年11月10日，记者Nyrola Elimä和Ben Mauk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历时两年完成的深度报道，讲述了维吾尔人哈桑·伊玛目（Hasan Imam）从新疆逃离定居海外的艰辛历程。这篇文章写道，伊玛目在2014年从中国南方偷渡出境后，与其他几百名维吾尔人一同被泰国当局羁押。关押三年后，伊玛目与20几名同伴冒险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再度被投入看守所，最终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斡旋下获释并前往土耳其定居。文章记录了中国如何向泰国施压，要求其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近年来，北京还向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施加压力，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机构压迫维吾尔流亡者。文章写道，即便离开中国，“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Matters网友Never Forget将文章翻译成中文，本文是翻译的节选。今年2月，泰国无视国际呼吁，将40多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CDT持续关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维吾尔人的境遇，并记录相关网络审查和抵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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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文章作者：Nyrola Elimä, Ben Mauk

非法越境且没有身份文件的维吾尔移民很容易受到勒索和人口贩卖之害。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维吾尔人从中国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采访了30多名经过东南亚的走私路线幸存下来的人。路上常有人死亡或失踪。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4岁的女儿就死在了路上，在柬埔寨坐船的时候，孩子从过度拥挤的船上掉下去溺水身亡。有孩子在肮脏的安全屋里出生，也有父母因为害怕被逮捕和遣返将孩子遗弃在医院。这些孩子的父母确实有充分原因心怀恐惧，2009年，柬埔寨将20名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据“人权观察”报道，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在维吾尔人出走的高峰时期，有人被缅甸驱逐出境，有人在试图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枪杀，也有人在越南边境遇害。离开中国并不等于获得安全。

[…] 泰国警察包围了他们，一名警官通过扩音器用英语说，你们被贩子欺骗了，警方将带你们下山并安排接下来的去向。一名同行的难民将警察的讲话翻译成维吾尔语告诉大家。 […] 越狱的那个夜晚，看守在牢房周围徘徊。伊玛目担心，他们过去几天的行为可能引起了看守的怀疑。但最终在凌晨1点30分，看守离开了，他们决定行动。他们把最后一层混凝土踢碎，踢出一个足够人钻出去的洞，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通过食品袋拧成的绳索，降落到六英尺高的地面。环绕拘留所的墙上有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越狱的人们把一块毯子搭在铁丝网上。伊玛目是第二个穿过洞口的，但他停下脚步紧紧抓住毯子，为后面的人遮挡住铁丝网上的倒刺。他想起安瓦尔等人逃跑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血腥味引来了搜寻犬。

无止境的流亡

没有人知道在过去15年里有多少人逃离了新疆。在报道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这场大逃亡的规模：这是一份电子表格，创建于2018年之前，标题为《新疆涉嫌非法越境的高风险个体》，包含了17743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个人详情，其中有许多人是我们采访过，还有目前在苏安普鲁在押的二十多名男子。

[…]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仍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有维吾尔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被遣返到中国。在其中一些案例中，相关国家是在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后完成遣返的，而国际刑警组织明令禁止在政治迫害案件中使用红色通报。2021年，中国发出红色通报后，一名维吾尔男子在摩洛哥被捕，批评人士称其滥用红通，国际刑警组织随后撤销了该通缉令，但这名男子仍在监禁中；最近在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命令马耳他停止遣返一对庇护申请未获批的维吾尔夫妇；在土耳其，数千名中国籍维吾尔人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苏安普鲁的一些在押人员的亲属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声，害怕因此失去居留身份。2019年，土耳其将四名维吾尔人遣返至塔吉克斯坦，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彼得·欧文说：“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节选）

（纽约时报原文，网友翻译。）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数月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点击这里阅读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对于审查，我们都无比熟悉。然而当审查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感到的荒谬和幻灭是前所未有的。主编也说，她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国出现这种情况。那段时间，我甚至看着一些歪脑已不敢发表的类型的文章，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上自由传播着——对于很多简中读者来说，这些都已不算什么“伤风败俗”的话题了，然而在自由灯塔之国，它们却被当成洪水猛兽。

离最后一天工作已经两个月了，我依然时不时想起歪脑，早上醒来后即将睁眼的那一刻，它的名字便浮现在脑海，仿佛我还要挣扎着起床去开编辑会。可能因为它结束得太快了，在急转而下、接踵而来的坏消息中，风卷残云一般被那阵政治风暴带走，我们除了应对、接受，却来不及去消化和理解。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有一层荒谬的、不真实的迷茫笼罩在记忆中，好像做了场梦，连带着过去两年多和歪脑在一起的日子，都像一场理想中的梦。尤其是和这个时代里，无处不在的冷漠、荒芜、压抑和放弃幻想的现实对比之下，它短暂地让我体会到一种慰藉，原来我可以做一份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又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来过活，没有任何东西被妥协。所以我常常想，就是因为它很美好，所以很短暂，就像其他美好的存在一样，已不值得被这个时代拥有。

歪脑从开始遭遇关停危机，到正式关停，也就两周多的时间而已。在第一个坏消息降临之前，机构已经处于山雨欲来，人心惶惶的气氛里。那时我刚怀孕满三个月，正打算等稳定下来之后再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同事。却因为周末时花了三个小时做家务，不慎过于劳累，第二天起床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我赶紧请了病假，卧床休息了两天。虽然不再流血了，医生也说症状没有持续就不用太担心，但整个人也躺得比较倦怠和消沉。

恢复工作以后，坏消息便接二连三地轰炸过来，国会拨给RFA的资金被卡，特朗普发了行政令要求机构缩减体量到“法律规定的最小”，USAGM新来的顾问终止了USAGM给机构的拨款……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编辑部里弥漫的焦虑所感染。我们被动地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最为痛苦，正因我熟悉这种在名为“国家”、“政府”的庞然大物面前身不由己、无能为力的体验，所以它精准地戳中了我的伤疤，让我有天晚上突然焦虑爆发，自己大哭了一场。

我擦了一桌子面巾纸，把脸擦得又红又痛，一直到深夜都没心情吃饭，后来明显感觉肚子很不舒服。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劝自己身体要紧，于是走进厨房，烧水准备泡个方便面。水还没烧开就倒掉了，我决定不让自己显得更惨，要认认真真做顿正餐，于是照着食谱，把新鲜食材一一洗、切、炒、炖，吃到嘴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但随着热腾腾的饭菜下肚，身心也很快平复了。

我第一时间和家里说了即将失业的消息，爸妈意料之中地给了我很多安慰，帮我重新找到一个可以稳定站立的地方。其实从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开始，他们就已经选择了阵营，那就是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决定遇事不独自承担，而是要请亲友一起来分担。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和爸妈去旅行，为要去哪个景点的小事大吵一架，我情绪失控破口大骂，心里难过得直坠深渊，直接抽泣着哭醒了。醒来拿起手机一看，又是一堆坏消息。

当关停的日期确定，我们还有最后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尽量把手上能发的稿子全都发表，并且为所有作者结清稿费。为此一些同事开始加班。

我记忆深刻的是，不久前编辑们还在为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争论得热火朝天，那是一篇关注伊藤诗织的纪录片《黑箱日记》所引发的争议的评论文章，这部纪录片因为最近的奥斯卡提名而受到关注。我们争论的核心点在于，一方认为，伊藤违背了“consent”原则，没有遵守她和酒店签署的不公开监控影像的协议，并且没有征求案件中律师、警察和酒店员工的同意便在纪录片里使用其素材，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因此她受到的伦理质疑应该被正视。但另一方认为这场纠纷不应该成为文章的议程，更应重视的是性侵受害者的发声之难，司法不公、舆论偏见以及日本社会的保守文化等构成的结构性困境，文章应该公平地考量这些前提，不去顺应苛求不完美受害者的风气。

显然女性同事大多都站在了后者的立场。我们在工作群里据理力争，从各个角度检视论点的漏洞，这些都比那篇一本正经地当理中客，却又处处露怯的文章精彩。让我感到疲倦的，除了一遍遍重复那些“女权主义”的老生常谈，还有一种无力共情的挫败感——当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依然相信并恪守“规则”、“伦理”，另一些人早已对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怯魅。原因就是人们表面遵循这些文明的规则，以便能够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却无可避免地被野蛮的权力侮辱和虐待。性侵受害者如此，一个身在国与国夹缝之间的人也如此。知道这一点并不能让我免于伤害，但至少能让我不为此继续自我规训。我想，大概就是这种直面虚无的精神状态能让人足以苟活于一个MAGA的时代。

其实干涉别的编辑负责的文章是越界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尊重彼此的能力和自主权，但我终于主动提出接管这篇文章的编辑。原因就是看着不足以服人的文章发表在网站上，实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打工，歪脑的形象和我个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化的。歪脑的目标受众里也有很多思想进步、富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人，作者的文章不能比读者的所知、所思、所想还要滞后。其观念、立场差异并不要紧，但欠缺说服力则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能够做这种容易“得罪人”的行为，也是因为同事之间平等、包容、崇尚专业性的氛围。大家可说都是行业里的幸存者，经历过种种动荡和失望，仍对新闻抱有一种诚挚的热情。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产出好的作品，为此能够放下自我，不把冲突给个人化。所以，至今我最为怀念和可惜的，仍是这个难得的工作环境。

众所周知，写作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创作，可就我看过的稿子来说，真正能做到“及格线”以上的文章只是一小半，能称得上“写得好”的佳作则寥寥无几。也许是因为我们身处海外，中文作者的资源比起本土来说非常有限；且社群里的作者尚还年轻，虽然大多受过精英教育，但社会经验不足，还处于成长阶段。而我的底线就是帮助作者交出“及格线”以上的文章而已。

换言之，文章本身的质量是主要评判标准之一（另外还要看选题），歪脑的编辑一直拥有极大的采编自主权，并没有编辑部之外的人干涉我们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或者表达还是不表达什么观点，我们的选题和文章内容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经验和能力。我们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问心无愧于“独立自主”四个字。这种自主，在长期处于严厉审查和流量狂欢间的简中世界中，是一方迹般的小小净土。

在那篇关于伊藤诗织的文章编辑完成后，我把它发给了机构中一位负责新闻伦理与标准的上级编辑审阅。这是一个最新的程序，过去歪脑发表任何文章，歪脑的编辑就是最后经手人，不需要其他的眼睛再来审视文章内容，但是这种自由在保守派上台之后就结束了。起因是国会中某位保守派议员对RFA高层表达了对歪脑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顾虑与不满，这些文章主要涉及“性与性别”的议题。熟悉当前美国政治的人不难理解，这类议题被特朗普政府当做“政敌”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议程，遭到全面清算。全美境内的机构、公司被迫放弃DEI政策即为例。处于意识形态之争前线的新闻机构，当然也首当其冲。歪脑被迫删除了过去发表过的十余篇涉及女权、LGBTQ+以及和性有关的话题的文章。并且之后再发表类似议题的文章，都需要上级编辑的审阅。而由于他们都不懂中文，只能借助翻译软件阅读文章，其中语言的众多错位与误解，也拖慢了我们的产出效率。

这其实不是保守派对歪脑的第一次发难，但这次，他们掌握了权力。在特朗普新上台后的敏感时期，我们的表现恐怕牵扯到机构的存亡，这导致歪脑开始不敢轻易涉足这些议题。一些以“跨性别”、“性工作者”为主的选题，更是避之不及。在关停前，歪脑发表的“性与性别”类文章已大大减少，而这曾经是歪脑和歪脑的目标受众重点关注的领域。

对于审查，我们都无比熟悉。然而当审查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感到的荒谬和幻灭是前所未有的。主编也说，她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国出现这种情况。那段时间，我甚至看着一些歪脑已不敢发表的类型的文章，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上自由传播着——对于很多简中读者来说，这些都已不算什么“伤风败俗”的话题了，然而在自由灯塔之国，它们却被当成洪水猛兽。

但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机构的上级们对这种赤裸裸的审查的粉饰和维护。在要求歪脑整改内容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那位施压的国会议员，辩解说：“任何读者都有权利对你们的内容发表看法和提出批评”，如此故意跳脱语境，模糊一个国会议员和“普通读者”相比，与歪脑之间天差地别的权力和利害关系。当一个同事勇敢询问这是否为审查，他们却将矛头指向对我们专业性的质疑上，为此翻出来一篇歪脑过去发表的专栏作者的评论文章，指出文章中所引用的一篇学术研究并不严谨，因为取样的sample太小，所以作者的论点站不住脚，并将这归结为编辑的失职。所以，不够称职的我们理所应当接受更多的监管。

我的意思是，编辑们经手的文章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文章发表之后进行纠错，有时是被作者和读者指出谬误。对专业度的要求再严格也不为过，但这和针对特定内容的审查是两码事。他们看我们年轻，就想PUA一群在简中的泥石流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胳膊老腿，以为我们无知无觉吗？

其实没人还在拿理想主义当饭吃。审查、政治压力，坦诚地说出来，承认对此无能为力，大家都理解配合，何必如此小看人？那之后，我心里升起强烈的“没意思”的情绪。一个同事说，歪脑从创刊起一直标榜的“深度、视觉、无审查”的slogan，就像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在我们脸上。

事实证明，再多的自我审查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能够短暂维持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资金断供不久，机构的离职浪潮就像秋风扫落叶般一股脑把我们扫地出门，仓促而潦草。我们没有余裕给与彼此情绪上的缓冲，不管好说还是歹说，赶着比现实的发展更快地绝望，似乎是维护尊严的最好办法。

除了歪脑所在的RFA，在同一时期遭遇资金受阻和停运危机的还有VOA、RFE这两大公共媒体机构。那段时间，网上出现不少关注此事的声音，机构媒体同行们大多抱着一种物伤其类的同情，但只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里，例如特朗普政府此举如何削弱了美国在与中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的信息战时的竞争力与话语权，诸如“正中习近平下怀”，“在做中国想做的事”、“送给独裁者一份大礼”……我理解这是一种沟通策略，是“美国人能听懂的说法”。为了在保守派掌权的政治局势下求生存，不得不把自己放进新冷战的语境里，好像我们就是美国的政治武器，一个与中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对等的角色，或者至少是一个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民主斗士”。也许RFA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这不是歪脑的定位，也矮化了我们的使命。

我们想参与构建一个自由的中文世界，渴望用母语回应这个时代对理解自身的需求，记录下主流之外的声音，其初衷在于对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关心，以及对中国“走向何方”这一命题之复杂性的好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避免用敌我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拒绝使用斗争性、煽动性的话语，也处处小心不去简化或误导读者对中国一些社会议题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试图改变什么，只想更接近、理解、呈现它原本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X上很多网民对RFA的“倒掉”拍手称快，只是他们一方说：“华川粉的大本营”，另一方则说“极左化得厉害”。社交媒体时代的人好像只看得到他们想仇恨的东西。

一个事实是，美国公共媒体的独立采编权受到法律保护，作为资助者的政府不能干涉新闻内容的生产（至少特朗普上台前是这样）。但往大了说，新闻从业者想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困难的，因为社会的任何一方都指望能够控制其叙事，将你当做他们的传声筒。国家、政府、资本如此，民间舆论、社群、活动者和受访者皆如此。我们和所有在社会中谋生的普通人一样，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独立自主”，始终处于一个需要在各种权力之间去争取空间的状态，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尽量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而当一切被权力扫荡的时候，旁人轻飘飘一句“靠美国政府也靠不住”、“还是得走市场化道路”，“让读者用钱来投票”显得既无知又冷漠。

还有一些正义感爆棚的网民认为我们应该免费劳动，质问：“难道没有钱你们就不为民主做贡献了吗？”

我无比敬佩那些用爱发电的独立中文媒体（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但这不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不是公共财政支持，歪脑不可能有一个全职团队向公众稳定提供不含任何商业合作的免费内容（我们甚至定期出品免费的纸质杂志），尤其涉及拍摄纪录片等需要大量投入的项目。我们在选题上也很难倾向于不顾“业绩”，去关注一些具有公共价值，但却没有流量的群体和议题。说得更现实点，编辑、记者们作为打工人，也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相对体面的报酬，在缺乏支持的异乡安身立命，不必为了“责任”而自我剥削。很多人把这一切take for granted的时候，却忘记了背后有人在劳动，在生产。

我并不是说公共财政就优于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不附带议程的资金。来自市场的钱意味着要生产迎合大众（或者有付费能力的中产）的内容，而这未必与公共利益一致。大部分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其实是对自由市场的单一迷信，认为只有市场的钱才是道德和干净的，只有市场的逻辑才是最有利于公共的。

有些评论又说：“如今已经是自媒体时代，谁还看这些新闻媒体，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正因为没人看，它们的存在才更重要，如果市场抛弃了它们，政府就有责任把其当做一项公共事业来支持。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而自媒体则是在这些底稿上的演绎而已。

我深有感触的就是，当我们为了制作一个专题，去回溯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记录的时候，唯一能够证明那些事曾经发生过，那些人曾经存在过的，就是留存在互联网角落里的，当时的新闻报道。更别提一些超出了我们生命长度，整个同代的人都没有亲历记忆的事件。

反观如今中国的信息场，严厉的审查之下已经是“流量至上”，即便出现一个引发舆论热议的严肃社会事件，公共议程很容易就被舆论情绪所定义，或者说公共议程根本没有出现的机会，常见的只是官方和群众的“同仇敌忾”、“重拳出击”。而美国，就算没有严厉的审查压力，但一个充斥着情绪价值和信息噪音的自媒体市场，和几家供给精英群体的付费“头部”媒体，就是各位期待的自由吗？

我们对完整的、纯粹而连续的自由的想象永远都只是抽象的乌托邦，但真实可触的自由一直都是夹缝之中被撕碎的一块块漂浮之地。当我被裹挟着，也奋力游动着，站上这些小小的立足之处，却又顷刻失去平衡，坠入洋流中时，这些说着母语的“同类”们的风言风语，让人尤感心灰意冷、有苦难言。

行至终点，我想起了最初是什么让我决定加入歪脑。一开始作为“外援”来制作关于中国女权行动派专题的合作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打动我的，是主编Alex看见了我、找到了我，理解并认可我所做的事情。曾经歪脑制作过一个关于网络霸凌的专题，Alex让我帮忙在社群里推广一下，刚好我对这个议题也深有感触，于是趁着去纽约旅行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关于网络暴力的线下讨论会。参与的人并不多，我们甚至没有正式的场地，而是选在了中央公园的草坪上。Alex知道后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纽约，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席地而坐，打开她的笔记本，认真地分享专题中的发现。我感动的仅仅是想要做事的人遇到了想要做事的人。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这份工作能够成为自己的热情所在。

歪脑关闭前后，作为当事者的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就像美国公共媒体的很多外籍雇员一样，他们不是什么隔岸观火的西方记者，而是威权国家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们为了更大的报道空间，传递那些被本国所压制的声音，冒险为美国机构工作，却也持续面临来自本国的威胁和压力。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匿名，无法公开认领自己的credit，为自己的发展积累影响力。当再遭遇来自美国方面的政治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彻底陷入夹缝人的困境里，甚至不能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造成这种困境的，不是因为他们在权力之间投机的“报应”，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多，从而把自己推入更加两难的境地。

所以，与其将“受美国资助”当成个体的道德污点，不如问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垄断民主事业的建设？

【CDT关注】不明白播客｜歪脑主编与VOA记者：未完成的报道

后来Alex上了《不明白》播客，讲述了歪脑的故事，为我们发出了一点宝贵的声音。我也感谢洁平，她在《不明白》播客上讲到，不再轻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那些在夹缝之中做事的人。我想我们都明白，只在乎保持自己的双手干净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我感念歪脑这个平台，和一群友善、专业、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对我的善待。很难相信，我过去两年多的满足感都来自这里。我不敢去赋予这个工作太高的意义，但它在关键的时期托举住我，帮助我平稳地从漂泊过度到安定的状态，完成人生又一次蜕变。我怀念那些热烈讨论、绞尽脑汁、一拍即合地创作瞬间，它们像火花一样稍纵即逝，却变成点亮记忆的灯塔，这使得歪脑在黯然落幕后很久，我还常常为此眼眶湿润，或者嘴角上扬。

Alex安慰我，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这份事业不可能永远存续下去，不管什么时候结束，总会留有遗憾。我说，我没有指望它永远都在，我只希望它再存在个五到十年。

其实我只希望它再存在一年而已，把今年过完，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重磅的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专题。我曾经想过，完成这个专题，我的使命就结束了，今后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无所谓。也许不再做新闻，也许淡出公共领域，去过庸庸碌碌的生活。

在离职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尝试找新的工作，一是确实没什么想做的，二是正好怀孕了，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办等生完孩子再说。托几年全职工作当纳税人的福，领上了加拿大的失业保险金，我一下子就过上了庸庸碌碌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上天的好意吧，要提早让我自由。

我每天都无所事事，看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和YouTube视频，也看书和学习，但不多；唯一需要操心的是养胎，所以尽量吃得多样而健康、睡八小时以上、每天都去散步和游泳，定期去产检。经常感觉无聊，但并不焦虑。再也不反思自己要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了，毕竟社会也并不在乎我们。比如我很喜欢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那些我百看不厌的高耸针叶林，满地的雏菊、蒲公英，栖息在湖边的绿头野鸭，从来不被这个社会看做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曾努力回应这个时代，而这一往无前的时代列车上没有我们的位置。朋友说，他理解以这样的方式离职是一种创伤。但并不是这次而已，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我都对政治充满了不信任，对权力的为所欲为感到无力。契约被撕毁，承诺也都落空，我们早已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所幸我依然热爱着生活，所以从未被极端的想法吸引，宁愿平静地走向边缘。

直到某一天，在所有无聊的事都没得做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然后就源源不断，再也停不下来。我百般逃避写作，宁愿把无穷的空白时间浪费掉，因为那些沉淀在心底深处的事物，常常是经不起碰触的。果然我写完第一段就泪流满面。有作家说，你要等到和你的经验保持足够距离，不再情绪化的时候再动笔，可什么时候我才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公开这篇文章，我预设没有第二双眼睛在看，所以能够毫不自我审查地下笔。但推动我写下来的，还有一种无法平息的，巨大的不甘：我不允许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被这个时代所埋没。

为了终有一天，所有废墟之下的语言，都能重见天日。

米米亚娜

2025年5月27日

有些事情，就只能永沉海底
但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所做的就是重新打捞

三年前，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全部遇难。

多少破碎的家庭，苦苦等待一个说法……

总得有个故事报告？

有是肯定有的，但是不是让你知道，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年过去了，有人等不及了，向民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这是原则。

这两天，《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在网上流传：

事实上，机上有黑匣子，也找到了。但波音公司只负责解读，至于是否公开，肯定要听我们这边领导的。

领导肯定要综合各种因素，通盘考虑，该让民众知道的，自然会让大家知道。

不该知道的，自然不能公开。

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其实，这个结果不问也知道。要是能公开，早就公开了。到现在没主动公开，那就是不能让大家知道。

你问我支不支持不予公开的决定？

领导做的决定，我不支持领导，我支持谁？

但答复也不是什么都没说，从公开原因就要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八个字来看，基本可以排除客观原因。

而且从去年公开的那些调查进展看，确实没什么客观原因。

看似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也说了一些。至于是什么，要提高媒介修养才能听懂。

领导还是体贴大家的痛感的，也照顾了大家的情绪。

2024年3月20日，即事发两周年时，民航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三周年时没动静，有人就想追问一下，结果就是纪晓岚给小太监讲故事，刚开了个头，「下面没有了」。

答复留了联系电话，也提示不服可起诉。但既然已经定了，大家肯定都同意。再打电话，就是不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了。

要顾大局，理解都是为了国家好、大家好。

新疆 | 原子弹 | 罗布泊古今 | 4A级景区 | 核工业历史 | 维吾尔 | 兵团 | 原住民 | 如果这就是进步的定义，那么需要文明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我们视为原始的民族。在炸弹袭击之前，在上游水库建设导致湖泊干涸之前，在老虎灭绝之前，罗布泊的人们与土地和平相处，遵循水的规律生活。他们尊重鱼的智慧，在匮乏中创造了富足。他们应该教导我们。

这是中参馆去年10月16日发布的Where the Malan Blooms：60 Years After the First Chinese Nuclear Bomb，我读到之后觉得文章内容新颖，资料翔实，一气呵成，把新疆罗布泊那块土地的原著居民，殖民与核工业发展与当下的再教育营全部都梳理了一遍，配合着从小跳皮筋嘴里熟悉的暗含共和国核工业发展密码的童谣，我感到十分震撼，所以我借助谷歌翻译，同译了全文，希望更多中文读者可以看到此文，了解这片遥远的土地和不为人知的历史。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Yangyang Cheng，她在中国出生长大，是前粒子物理学工作者，现在她在耶鲁大学从事中国科技发展和中美关系的研究。

马兰花开的地方：共和国第一颗核弹爆炸60周年
Where the Malan Blooms：60 Years After the First Chinese Nuclear Bomb

作者：Cheng Yangyang
翻译：段荆棘

和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中国孩子一样，每天下课铃一响，我和朋友们就会冲出教室，跑到操场上。我们最喜欢的活动是跳皮筋，一种用跳弹力绳的运动。这是一项团队运动。两个人分别把弹力绳的两端绑住，形成一个长圈，其他人则跳进跳出。为了跟上节奏并数着步子，我们背诵了一首歌：

“（小皮球，橡胶泥）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这首押韵的诗句成了我童年时代挥之不去的旋律。当时我并不知道，歌词中竟然隐藏着这样一条信息。“马兰”是一种花，也是中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名称，“21”是其部队编号。该基地位于新疆罗布泊的西北边缘，以这片干旱土地上常见的同名植物命名。中国政府于1987年正式承认该基地。从那时起，盛开的马兰花就成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委婉说法，出现在军歌和校园戏剧中。

今年10月16日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60周年纪念日。当我和朋友们卷起跳绳回到教室时，我们听到了中国最早一代核科学家的励志故事。他们离开舒适的家乡，来到西北边疆，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建设着国家的原子弹防御工程。在同样的教室里，读着同样的课本，我们也惊叹于祖国的辽阔和多元：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所有55个少数民族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我幼小的心灵从未意识到这两套教训之间的联系，也从未意识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我从未意识到西部地区在沦为武器实验室之前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边疆地区也曾是那些被从国防叙事中抹去的人们的家园。然而，中国原子弹的故事却让我感到不安。它似乎过于简单和得意洋洋，毫无道德上的模糊性。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质疑它。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的疑虑。

我在大学主修物理。校园里随处可见中国核英雄的肖像和雕像。毕业后，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坐落于芝加哥大学，它于1942年建成，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六年来，我的办公室俯瞰着一座名为“核能”的雕塑，它标志着人类分裂原子并学会利用能量为星体提供能量的场所。这座12英尺高的青铜雕塑由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亲身经历过化学武器恐怖的英国艺术家亨利·摩尔设计。摩尔的一生都经历过化学武器的恐怖。雕塑的圆形穹顶由三根扭曲的柱子支撑。它看起来像一个头骨，一个正在裂变的原子核，又或者一朵凝固在时间中的蘑菇云。它并非一件战利品。

艺术史学家安妮·瓦格纳将穹顶的丰满比作一位孕妇的形象。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撰写中国核计划相关文章的人士都曾用人类后代来比喻核弹。然而，在核灾难的受害者中，尤其是女性，许多人表达了对坠入爱河或生育的恐惧。这片被污染的土地上会长出什么样的果实呢？

作为一名粒子物理学家，我继承了原子弹的遗产，这是我学术血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居住在美国的汉族女性，我痛苦而羞愧地目睹了在我的祖国，以民族团结和复兴的名义——以我的名义——进行着愈演愈烈的民族压迫。如今新疆及中国其他地区政治环境的恶化，正是长期剥削与压迫历史的延续与新表现。它们与原子弹的制造有着同样的祸根。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生命，我呼吸着被数十年核爆炸污染的空气，饮用着被核爆炸污染的水：我的出生国进行了45次试验，我的第二故乡进行了上千次试验。我也是一个原子弹的孩子

在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横幅图片中，烟柱和灰烬弥漫在画面中。蘑菇云仿佛凭空而来，占据着一个没有历史、超越时间的空间。这震撼的视觉效果宣告了一个大胆的开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然而，要理解核弹的真正本质——它并非抵御外敌的盾牌或潜在利剑，而是帝国统治和殖民掠夺的工具，以对抗_内部_的他者——我们必须将目光从云层的奇观移开，转向画面之外的事物，聆听那些在大汉族主义欢呼声中被强行压制的声音。这意味着回归那片盛开着马兰花的土地，在它的名字被用于暴力之前。

在欧亚大陆中部，塔里木盆地东缘，库鲁克山附近，有一片广阔的干沙地和柔软的沼泽，周围环绕着一个咸水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位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游移的湖”就是罗布泊。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地区一直是突厥-蒙古民族罗布泊人的家园。他们讲着独特的语言，并形成了丰富的口口相传的传统。他们用芦苇搭建小屋，用麻编织布料。由于水源有限，他们遵循当地的习俗生活。为了维持生计，罗布泊人捕鱼采集植物。他们把鱼骨扔进火里，通过鱼骨上的标记来占卜。作为熟练的猎人，他们捕捉水獭和水禽，用毒药杀死老虎。毛皮被制成衣服，并与邻近的部落交换金属和其他商品。

18世纪中叶，清帝国西征，迫使中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落入中国统治之下。起初，地方政府大多保持自治。罗布泊人是吐鲁番王子的臣民，而吐鲁番王子是清朝的附庸。每年，王子都会从罗布泊采集水獭和老虎，并将它们作为贡品献给清朝皇帝。19世纪末，西部地区爆发了一系列起义，清朝予以反击。汉族军队镇压了当地的叛乱分子，朝廷则试图通过建立汉族定居点、推行汉语教育和其他同化措施来驯服边境地区。清朝将突厥领土正式划为中国省份，并称之为新疆，字面意思是“新边疆”。

作为新疆新政策的一部分，清朝当局鼓励民众迁往罗布泊，建立新的农业定居点。与汉族男子发生性关系而犯下罪行的突厥穆斯林妇女也被流放到沙漠农场。该地区大部分土壤盐碱化严重，无法种植作物，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耕作是一项文明的使命，可以收获一个更加道德进步的农业社会。

1911年，清朝覆灭，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奋力控制这片广袤的土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地势力、中国统治者以及包括新成立的苏联在内的周边列强，都在争夺新疆的控制权。在这场斗争中，一种新生的民族意识萌芽，新疆的突厥民族开始以“维吾尔族”为自称。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六年后更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然而，如同共产主义一样，自治始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承诺。

1955年也是中国政府正式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年份。在苏联的协助下，最初的试验场被选在甘肃省西北部敦煌市郊外，但很快因太小而被否决——那里只能支持当量不超过2万吨TNT的核弹。（摧毁广岛的原子弹当量约为1.5万吨。）同样重要的是，敦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莫高窟的所在地，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莫高窟被认为过于珍贵，不宜用于核试验，因此考察队继续向西探险，直至抵达罗布泊。

在中国人的记载中，罗布泊是“死亡之海”。书籍和文章反复引用一句话，形容这片土地可怕而致命，“任何生物都无法踏足”。这句话被中言的材料认为出自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1865-1952），或者干脆出自一位不知名的“西方探险家”。用一位欧洲游客作为这片表面上属于中国领土的权威代言人，这好像有些奇怪。然而，在中国政府认可的核爆叙事中，早在罗布泊被选定为核爆目标地点之前，它就是寸草不生的死地；因此，在中国政府看来，人类在该地区存在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一位“西方探险家”偶然发现这片不毛之地。

我在赫定出版的关于罗布泊的著作中找不到这句话。相反，在20世纪初赫定多次访问该地区期间，他与罗布泊人相处了很长时间，其中一次甚至长达一年多，并详细记录了他的观察结果。他还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当地植物和罗布泊人的文物，其中一些在他的祖国瑞典的博物馆展出。

在河岸上营帐旁边生起篝火聊天的探险队员

对于中国核计划的记录者来说，罗布泊的居民根本不存在。他们讲述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自楼兰王国覆灭以来，这片地区的文明已经湮没了一千多年。核弹带来的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带来了生机，为这片荒芜之地注入了活力，赋予了它意义。

无论是在文字还是银幕上，当代对中国原子弹的描述都很少在地理位置上区分罗布泊试验场与其他地方，例如青海省金银滩的原子研究中心、甘肃省兰州市的铀加工厂或甘肃-内蒙古边境的酒泉导弹基地。这些地点几十年前就已解密，但它们的具体位置和真实状况并不如人们如何看待它们重要。一片包含山脉、草原、河流和湖泊的丰富景观被简化为一个名称和一种景象：戈壁滩，沙漠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视角抹去了当地的多样性，重新塑造了几个世纪以来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即长城西边的隘口标志着文明的边缘，而只有野蛮人居住。

对严酷环境的描绘也凸显了核力量人员的无私牺牲，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偏远的基地。“偏远”一词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并不仅指物理距离，而是指权力关系。本地人安居乐业，而外地人看到的却是荒凉和废墟。对于原子科学家和军事领导人来说，这片陌生的土地让人想起古代中华帝国与草原王国之间的战争。他们想起了公元前1世纪进军罗布泊、击败楼兰人的汉朝将领。一些科学家回忆起唐朝西征时期创作的关于楼兰灭亡的诗歌。在这些回忆中，中原人受到弱小邻国的骚扰和入侵，但他们自己从未主动发动侵略。过去的“远征”被当作西方王国与中国长期交往的证据，使当前中国的统治合情合理。

对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者来说，在中国皇权鼎盛时期进行的传奇边防战争，通过一种发自内心的、最近的记忆被重新诠释：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当时英国的炮舰撕裂了中国南部海岸。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武器。虽然毛泽东曾将核武器斥为“纸老虎”，并夸口他的军队只有“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败拥有更先进硬件的敌人，但主席也表示，中国必须拥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想被欺负”。历史的创伤激发了全新的战斗精神，罗布泊和戈壁滩的古老边地上开辟了通往新科技前沿的道路。曾经的原始状态将被核武器炸成现代化。

为了保卫国家，生命可以牺牲，尽管有些人的生命比其他生命更值得牺牲。1958年，超过9000名蒙古族和藏族牧民被迫迁离故乡青海，因为他们的家乡被选为原子弹研究中心所在地。许多人只接到了一天的通知就离开。由于暴风雪的侵袭和卫兵的虐待，数百人在前往安置点的途中丧生。包括前国民党士兵在内的囚犯在罗布泊试验场从事建筑工作，并被分配到更繁重的工作。在湖南省中部，郴州市的一处烈士陵园里长眠着74名矿工。他们中的大多数才20多岁。为了开采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附近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寡妇村”。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全国陷入饥荒，核基地的条件变得极其恶劣。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有些人死于饥饿或相关原因。榆花成了美味佳肴，只留给病人享用。中央政府从全国各地调运应急物资。在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化陈词滥调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如何优先为国防科学家提供食物。甚至高级官员也放弃了他们的肉食配给。这些关于利他主义和决心的故事蕴含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在当时很少有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生命的价值取决于其劳动成果是否容易被取代。

1963年，在估计有3600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之后，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记者，即使中国人民买不起裤子，他们也会造原子弹。在英属香港，华裔小说家金庸写下了一篇尖锐的评论。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_《明报》_上写道：“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福祉放在第二位的政府不是好政府。”他接着质疑核武器对北京的用处：“（中国政府）能炸美国吗？能炸苏联吗？当老百姓光着屁股起来造反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会被炸死吗？”

金庸以其以中华帝国边疆为背景的武侠小说而闻名，他的反核言论立即遭到香港左翼同行的强烈反对，他们称他为“叛徒”和“反华分子”。金庸不为所动，继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原子弹的专栏文章。1964年10月，在中国首次核试验几天后，他写道，原子弹是一种“罪恶”：“做这种危害人类的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金庸对国家暴力目的的深刻探讨，最终被证明是令人痛苦的先见之明。对毛泽东而言，追求核武器与他对革命的末日幻想相符。1958年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在讲话中呼吁中国共产党做好应对“大灾大难”和“大战”的准备。他提到汉代古代战争的伤亡人数，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形见绌。他沉思道，即使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核战争，也能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实现永久和平”创造条件，因此“这不是坏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后不到两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旨在摧毁旧世界，开辟新世界，巩固统治。政府最高层分裂成派系。汉族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是最受诋毁的群体之一。政治狂热的火焰甚至点燃了最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1967年初，来自东北城市哈尔滨的叛乱分子抵达罗布泊，试图袭击该基地。在青海研究中心，超过4000名工作人员遭到迫害，其中包括90％的高级技术人员。数十人自杀。其他核电站也爆发了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文化大革命最终于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在那十年动乱中，中国平均每年引爆两枚原子弹，包括1966年10月的第一枚核导弹和1967年6月动乱最严重时期的第一颗氢弹。官方的报道和文学作品都称赞这些试验是科学家们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定不移的忠诚的证明。令我至今难以理解的是，这些科学家——其中一些人还是我的教授的教授——怎么能把自己创造的如此毁灭性的力量托付给这个不计后果的国家。在回忆录和报告文学中，我从我的科学家前辈那里寻找到良心发现拒服兵役的痕迹，或者至少是道德困境的挣扎，他们或许也认同金庸的观点。我希望找到像利奥·西拉德 (Leo Szilard)这样的人，他在设计芝加哥第一座核反应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试图请愿哈里·杜鲁门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68 位同事在西拉德的请愿书上签名，但请愿书从未到达杜鲁门手中——或者像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这样的人，他对自己在苏联核计划中的工作越来越感到不安，并成为科学家权威中反对原子弹和维护民主自由的重要声音。

档案馆不能满足我，我明白历史是权力的产物，记录下来的从不会是全部。我也意识到我的期待和我的白人同事一样幼稚，甚至自私，他们中的一些人毫无证据地坚称，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希特勒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维尔纳·海森堡秘密破坏了纳粹原子弹。一个另类的历史本可以减轻我们的罪责，并挽回我们知识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事实不容许这样的宽慰，西拉德和萨哈罗夫是他们同辈中的例外。

每个核大国都采取了类似的辩解：核弹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正义的，只要它是_我们的_核弹。在罗布泊上空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政府宣称，由于美国的核讹诈，中国是“被迫”研发和试验核弹的。自朝鲜战争以来，从杜鲁门到肯尼迪，历届美国政府确实都曾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但北京的自我辩解声明也犯了错误的二元论谬误，将责任和主动权都推给了对方。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原子弹与美国的原子弹“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前者是为了声援和鼓励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研制的。一些西方人同意北京的观点。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JF 约里奥-居里是一位积极的反对核武器倡导者，但他支持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非裔美国活动家和民权领袖罗伯特·F·威廉姆斯也对北京的努力表示赞赏：“有了原子弹，中国将受到尊重，并将为那些已经为黑人和白人争取正义的人们增添强有力的声音。”诗人阿米里·巴拉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我写了一首诗，说有色人种的时代重新开始了。”

我不禁怀疑巴拉卡愿景中的“有色人种”是否也包括罗布泊人民。在挑战美国霸权的崇高追求中，许多左翼人士却犯下了与他们所批评的强国同样的错误，对一个国家形成刻板印象，却忽视了它的边缘。从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聚居地到哈萨克斯坦草原，从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到太平洋环礁，不同大陆和信仰的国家在进行核试验时都运用了同样的殖民逻辑。原住民的身体被抹去，家园被视为可随意丢弃的物品。美国和苏联都曾在核武器计划中使用过监狱劳工。曾向国家承诺建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曾说过一句名言：巴基斯坦人民在追求原子弹的过程中将“吃草”。

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外国敌人的核攻击中丧生，但为了获得核弹，许多国家的人却失去了生命，还有无数人死于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毛泽东的话或许听起来像个疯子，中国核科学家的奉献精神或许超出了理性，但更荒谬的是，他们竟然依赖核弹来保护自己，引爆核弹来吓退假定的敌人。核战争并非未来的可能性。它已经发生过，一次又一次。它并非发生在国家之间，也不是发生在意识形态的对手之间，而是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由宗主国对抗殖民地。

1985年12月12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数千名维吾尔族学生走出校园，聚集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他们呼吁停止在罗布泊进行核试验，并提出了在祖国实现真正自治的若干额外要求。抗议活动很快蔓延到新疆其他城市，到了新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维吾尔族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

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和政治自由化，曾一度在边疆地区带来更为通融的政策。非汉族学生感到自己有了表达不满的力量。政府开始担忧，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解体加剧了这种担忧。在一系列骚乱之后，当局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并将反核示威活动定性为“分裂主义”。但审查制度无法消除核污染，民族团结的言论也无法恢复这片土地。1993年，罗布泊基地附近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维吾尔族移民在中国境外举行集会，包括邻国哈萨克斯坦——前苏联核武器试验场，在获得独立后放弃了核武器。

多年来，来自新疆的记者和海外侨胞纷纷报道罗布泊附近居民令人心碎的疾病和残疾故事，贫困和医疗资源匮乏使这些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担忧。到 1990 年，中国期刊已发表了少量论文，断然否认新疆核试验对健康或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中国科学家的其他研究与这些说法相矛盾。1979 年，在新疆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周年大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指出，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疲劳、脱发和出生缺陷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可能是由于辐射暴露造成的。1983 年至 1984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罗布泊南部米拉恩地区的钚污染程度是对照区的几倍。近期对附近地区土壤和湖泊沉积物样本的测量也显示出更高的放射性同位素含量，这与中国核试验的残留影响相符。在哈萨克斯坦边境，罗布泊试验的尘埃效应也被检测到。

在中国的老兵线上社区网络上，来自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汉族士兵们分享了自己与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抗争的经历。这些疾病以惊人的比例折磨着他们自己和子女。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向马兰基地和其他参与核试验部队的老兵发放专属福利。但这些福利金额不大，执行情况也参差不齐。抱怨声不断。然而，新疆的原住民却没有得到这样的补偿。

1996年7月29日，罗布泊的最后一颗原子弹被引爆，但新疆作为中国边疆和核边界地带的历史仍在继续。除了壮观的爆炸之外，帝国的逻辑还深植于核能的日常运转中，涵盖军用和民用领域，从铀矿开采到铀精炼，从核武器储存到放射性废物处理。最危险的设施和提取工艺被置于边缘地带，以便为中央提供动力并加以保护。

新疆作为中国核计划重要原材料供应地的地位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政府利用该地区的铍和其他矿物偿还贷款、购买武器，并获得苏联的技术援助。到1955年底，原子弹项目的勘测队在新疆发现了丰富的铀矿。随着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缓和，北京调整了其核政策，在维持核武库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用。来自新疆的劳动力和矿物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多年来，囚犯们在伊犁县西北部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一个铀矿坑里辛苦劳作；据估计，被监禁工人的年死亡率在10%到20%之间。 1989年春，当学生示威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时，超过100名铀矿工人在乌鲁木齐静坐，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核能生产国，拥有数十座反应堆，还有数十座在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是原核能部的继任者，是该国两大核电供应商之一，另一家是总部位于广东的国有企业中国广核集团。2016年，中国第一座千吨级铀矿在新疆伊犁由中核集团运营；内蒙古正在建设更多类似或更大规模的铀矿。该公司声称能够钻探地下 1,500 米以开采放射性矿石。当国内产量无法满足不断飙升的需求时，国有资本就会转向海外。2013年，尼日尔超过 600 名铀矿工人罢工。他们的雇主是中核集团。五年后，这家中国公司从英澳集团力拓手中收购了位于纳米比亚的世界上运营时间最长的露天铀矿的股份。

北京抛弃了其社会主义革命使命，转而拥抱全球市场。在全球化市场中，铀不再是与核弹相关的特殊物质，而是一种可以定价和交易的普通商品。核能的殖民性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以维护等级制度并维持帝国。随着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个曾经渴望领导从亚洲到非洲反殖民斗争的国家，却一直在延续着它所反对的西方列强的统治和剥削模式。

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对维吾尔族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剥夺可以采取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主导的当下，历史也被挖掘出来牟利。2012年，中国官员宣布计划将马兰基地改造成旅游胜地，耗资近一百万美元。在前核试验场以南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罗布泊人村”被指定为国家4A级景区——排名第二。罗布泊人幸存的后代和他们的家园从核弹记录中被抹去，现在被摆放在一个主题公园里，供汉族游客和一些外国游客参观。原住民社区的成员被当作濒危物种的标本展示，但很少有人反思是什么让他们濒临灭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稀有性提升了市场价值。今年十月的国庆假期，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60周年，据罗布泊人村的管理人员田春香（应该是汉族）介绍，三天内有4万名游客参观了罗布泊人村。

彭继超在其作_《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_的结尾写道：“我给这座爆炸中心、这片废墟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牛痘’。因为它，人类从此告别了天花。”彭继超的军旅生涯长达三十年，是马兰基地最受尊敬的记录者之一。

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新疆也曾饱受天花之苦。清朝的军事远征和殖民活动加剧了天花疫情。由于相对与世隔绝，罗布泊人尤其容易感染天花。1880年，收复新疆后不久，清朝当局在新边疆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疆历史学家凯文·坎德所指出的，这项公共卫生努力也是殖民强权的一种体现，它强加了中医，并取代了本土知识。该项目充斥着滥用，罗布泊的父母们通过向吐鲁番王请愿，要求为他们的孩子豁免接种疫苗来抵制天花。

清朝覆灭后，新疆的天花疫苗接种工作一直持续到新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的头十年。该地区最后记录的病例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不知道彭德怀在提出这个比喻时，脑子里有多少早期历史的影子，但它所蕴含的奇特悖论——核战争如同天花疫情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致命，而我们的核弹却像牛痘一样温和——与北京的说法相呼应，即中国研制核武器只是为了帮助消灭核武器。在彭德怀的比喻中，国家被比喻作了一个躯体，其中的一小块区域可能会受伤并留下永久的伤疤，以巩固整体，但谁属于这个躯体，谁来决定，谁有权施加或拒绝伤害？

如同清朝在新疆的疫苗接种工作一样，中国的核计划不仅仅是为了驱逐外部威胁：它还致力于消除内部分歧，安抚难以驾驭的边缘地带，并将其包装成发展和进步。中国政府将本土土地标记为荒地，然后将其变成充满辐射的荒芜之地，与其他所有核大国一样，利用核弹进行殖民征服。

贬低他人，必然会贬低自身。原子弹，凭借其愤世嫉俗、扭曲的制造逻辑，也殖民了其拥有者的思想。爆炸撕裂大地，摧毁道德结构。放射性尘埃毒害了空气、水源和社会根基。原子弹，让我们诅咒了子孙后代，禁锢了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我们为了国家安全牺牲了人类的安全。权力被强者极度垄断。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民主权利被牺牲。世界徘徊在核毁灭的边缘，各国仍在疯狂地竞相获取更致命的武器，以保卫国家的名义产生的有毒废料将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体都更长久，成为我们人类的最终遗产。

如果这就是进步的定义，那么需要文明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我们视为原始的民族。在炸弹袭击之前，在上游水库建设导致湖泊干涸之前，在老虎灭绝之前，罗布泊的人们与土地和平相处，遵循水的规律生活。他们尊重鱼的智慧，在匮乏中创造了富足。他们应该教导我们。

近一个世纪前，诗人阿布都哈利克·维吾尔（Abdukhaliq Uyghur）在白布上写下诗句，并将它们悬挂在他的家乡吐鲁番的街道上。由于他对自由的强烈呼吁，这位年轻的作家被当时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盛世才的军队抓捕杀害。近一个世纪后，阿布都哈利克·维吾尔的部分诗句被收录在首本以英文出版的维吾尔诗歌选集中。

该书由阿齐兹·艾萨·艾尔肯（Aziz Isa Elkun）编辑。艾尔肯1970年出生于新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人类核试验区的中心长大”，东边是罗布泊，西边是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南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弹。1986年，艾尔肯还在上高中时，就因制作一张纪念前一年反核抗议活动的海报而被捕。 1989年，他参加了来自乌鲁木齐的民主示威活动。由于政治履历不佳且就业前景渺茫，他于1999年离开中国，最终定居英国。

艾尔肯在英国的新家种植了一个玫瑰园。他种植这些玫瑰是为了纪念他的父母。2018年，他父亲的墓地被中国当局拆除，艾尔肯也在那段时间与母亲失去了联系。当时，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准确的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迫失踪了。这些玫瑰也献给那些被迫失踪的维吾尔人，象征着永恒的希望。

_在《维吾尔诗歌》_选集里，艾尔肯将阿卜杜卡利克·维吾尔最具代表性的诗句之一翻译成了英文。这首诗写于他被处决前不久，题为《绽放》。

我的花已准备好绽放，
很快我就可以将它们戴为王冠，
我爱的火焰
将吞噬我的整个灵魂。

[…]

我的勇敢之花，绽放吧，
我所有的努力，都绽放吧，
如果我为心爱的人放弃生命，
那是因为不管怎样，我们终有一天都会死去。

生存还是死亡，
我的爱人，让我们绽放吧。

Original：Where the Malan Blooms：60 Years After the First Chinese Nuclear Bomb

作者：Yangyang Cheng 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法学研究学者和研究员，目前她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科技发展和中美关系。在此之前她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工作者，她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6月22日，北美最大的华人LGBTQ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hinese Rainbow Network, CRN）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被404。根据CRN官网，该组织成立于1996年，旨在“建设一个更好的华人性少数社群”。

截至目前，CRN的微信公众号仍可访问，但全部文章均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CRN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

CRN微信公众号近期推送

4月底，CRN曾发布标题为《山海不阻赤子心》的立场声明，其中写道CRN“面向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坚决反对任何借性少数议题进行煽动、分裂与对立的行为”。

这份引发争议的声明也一并遭到删除。

CRN立场声明《山海不阻赤子心》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针对LGBTQ社群的审查愈加严格，例如，多地政府将LGBT内容列为“扫黄打非”的对象，耽美文学作者被“远洋捕捞”面临刑事指控和高额罚款，高校LGBTQ社团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此外，性少数群体的线下空间也持续收缩，骄傲节等活动停办，高校、演唱会现场等公共空间禁止代表多元平等的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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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铁通勤时，收到了大学系公众号的推文通知，短短的文章18个感叹号，剩下的一半都是车轮子话，配图是几张模糊的主体都歪了的照片，排版像是Word直接粘贴，小标题让人怀疑是AI生成。

如今高校院系公众号已成为互联网数一数二尴尬的存在：没人看，但必须发；内容无聊，但必须“正能量”；排版丑得刺眼，但没人觉得需要改。  它们如同自媒体时代的电子垃圾：批量生产、无人消费、却顽固地占据着信息流的一角。

我更认为这是一场自嗨的“信息投喂”：学生不看，老师转发，领导满意。 每次点开院系公众号，不是会议记录就是获奖喜报，要不就纯是为了凑数，毫无意义的拼图。我们学校公众号最喜欢搞的就是：中秋来啦，来着几个地方领月饼，结果打开一看，是学校不同地方的图片再p一个假月饼上去。

真正有用的信息，反而被淹没，学生需要什么？  需要选课前不同选修课的内容介绍，内推的实习机会，期末考试重点，便捷的校园服务…但院系公众号在发什么？  《XX教授荣获某某学术奖》、《我院成功举办XX座谈会》（配图：一排后脑勺） 。结果学生被迫关注一堆无用账号，重要信息反而要去表白墙甚至小红书找。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学院公众号还能做到仿佛停留在2005年的排版，堪称美学洼地，配色必须是浅蓝、粉绿，图片永远模糊，小标题必用小组件，外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框，仿佛由60后领导亲自指导排版，审美停留在QQ空间时代。  

这就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体制内的“朋友圈表演”，高校院系公众号的本质，是“写给领导看的工作汇报”，而非面向学生的信息平台，就好像现在高校很多内容只是为了给老师一份工作，而非教会学生内容。核心KPI是让领导觉得“我们学院很活跃”。 

我可以做到10分钟完成一篇院系公众号推文，因为实在是同质化严重：所有高校公众号，长得都一样，就好像小红书的探店标题。

现在你可以自动生成一篇公众号：

step1:院系公众号标题模板（请任选其一组合）
《XX学院召开XX会议》
《喜报！我院XX同学荣获XX奖》
《学习贯彻XX精神，XX学院在行动》

step2: 内容模板（万能公式）

开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XX，我院于X月X日召开XX会议……”  
中间：领导讲话要点（直接复制会议纪要）  
结尾“与会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未来将……”（实际上辅导员通知必须全员参加，会议上大家要不写作业要不刷手机）

step3:配图模板（不用相机，绝对不用大光圈，也不用修图）

领导讲话特写（2张）
抬头听了一会的学生/老师特写（1张）
全场鼓掌镜头（1张）
合影（必须带横幅，且领导站C位）

step4:去秀米套一个免费模板

恭喜你，成功生成一篇学院公众号推文^ ^

为什么高校公众号成了“电子垃圾”？我们也从学生时代过来，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学生爱看吗？但其实这是体制化运营的必然结果，没人对读者负责，领导觉得“发公众号=宣传工作到位”，文章在发出去的一刻使命就结束了。运营者通常是“被迫兼职”的系学生会成员，无专业培训。 再加上审核的层层把关，阉割，最后只剩最安全的废话。

高校院系公众号的尴尬，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新媒体缩影——为了存在而存在，为了发布而发布。当一篇推文的全部意义，仅在于“证明我们发过”，那么它和垃圾邮件有何区别？

食通社说

“半年旱死，半年涝死。”广西部分地区的农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天灾。

先是60年一遇大旱。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广西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近七成，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少，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造成238万人受灾。

进入汛期，旱灾变水灾。6月18日以来，广西柳江流域出现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柳州、河池、百色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仅食通社认识的河池、柳州农友，就有好几位遭遇水灾，经历了停水停电、稻田被淹、果树授粉不良等事件，不仅困扰生活，也严重影响今年的生计。

随着气候变化——气温上升，大气含水率增加，旱涝急转发生的概率还会增加。因干旱而板结的土壤吸水性更差，再遇到暴雨之后更容易发生洪水、滑坡等灾情，而且这样的灾情更难以预报。

食通社整理了四位亲历者的自述。让我们听听他们遭遇了什么，对水灾有何反思。

◉本轮洪涝之前，广西经历了半年多的大旱。位于贵港的百草园生态农场，清明节前因为过于干燥而发生火灾，烧掉十几棵荔枝和皇帝柑。供图：何晓娜

◉6月20日下午至23日降水预报图，柳江流域刚好位于特大暴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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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柳州 三江县 和里村 
阿福
侗族，返乡生态小农

我们这里6月20日开始下雨，连续两天两夜的暴雨。停水停电，没有信号，我们躲在黑暗的家里不敢出门，内心很烦躁。有人实在是担心，就戴草帽或者打伞去看一下稻田、鱼塘。

我长这么大，印象中1996年发过一次大洪水，但这次比1996年还要严重。我们这里山比较高，海拔能到八百米。树木和石头都冲了下来，茶园整块整块地滑坡，再往下把道路、农田都冲毁了，惨不忍睹。

每家都有小鱼塘。我们自己养鲤鱼、草鱼，逢年过节客人来的时候吃。现在全村的鱼都被冲走了。好在政府帮全村人买了稻田的农业保险，现在让我们给自己家的田拍照，交给村里统计，可能会有保险公司来赔付。

◉阿福记忆里村里上次大洪水是1996年，然而这次洪水刷新了记录。供图：杨会光

雨小了之后，第一时间要恢复水源，因为村子的水源位于海拔五百米的山上，也被冲毁了。水源建在山上是因为没有农业，比较干净，村里做了一个小水池来收集泉水，引两三条水管下来，经过两处沉淀池，再用管子分到每家。这套引水系统建在山沟里，但整条山沟被冲刷得干净见底了。水池被冲垮了，水管更别说了，连影子都不见了。

还好去年村子里自发筹资筹劳，修复了山脚下的两处水源。这两处备用水源现在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这些年干旱很严重，我们就扒开一些以前的山泉水井，修复了来用，还在上面建了木结构凉亭，这样村民上下山干活的时候可以休息、喝水，还可以救急灌溉。

去年倡议修备用水源的时候，村民都说太旱了，多少能有一些保障，像这样发大水，也能用得上。这两年我们都已经意识到，气候异常，会越来越旱，也越来越涝。

这次暴雨把亭子冲坏了，七歪八扭。村民第一时间就过去清理水井，好在水不是很浑浊。然后我们临时用一些废管把山沟里冲下来的水接到家里用。前天我们上山排查了一天，整理资料，跑到县政府的水利局寻求帮助。水利局说不单我们村，很多乡镇都有这个情况，申请救助的人挺多的，会统计、收集情况，但没法很快解决。

◉雨后，村民结伴上山，考察半山腰被冲毁的水源。供图：阿福

◉暴雨冲塌了备用水井之上的凉亭，村民打算集资修复。供图：阿福

其实，这些年我们都习惯干旱了。今年上半年特别旱，前段时间水稻插秧，没有水打田。那些水源只够饮用。甚至饮用水有时候都偏少，更别说灌溉了。每家只好轮流等着水来耙田。水从你家下来，再流到我家。

没想到，我们好不容易刚插完秧，大部分又被洪水淹没，白干了。我们这里每家田也不多，都是自给自足。只有我种的多一些，一些村民和我一起种十多亩生态稻谷，卖到城里。现在四五亩地有的被冲垮、有的被水淹，还有的是淤泥沙石把秧苗覆盖了。好在剩下五亩在高处，刚好是洪水不经过的地方。

遇到这种天灾一点办法也没有。被冲垮和泥掩的田没办法挽救了。我打算等退水后，去看看被淹的那些田，看能不能把秧苗扶起来。能救一点是一点。

◉稻田被洪水淹没 供图：阿福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二三十年前我们的山上都是自然林，后面因为太穷了，要发展产业，都去开荒种杉木。现在山上杉木多，杂木少，村民也意识到大旱大涝和单一作物有关。老人家说，如果是杂木林，有多样性，各种细叶的、宽叶的树木，它们吸水、放水的节奏不同。现在都是杉木，会同时吸水、同时放水，干旱的时候都吸水，下雨的时候如果吸饱了水，会同时放水，所以一旦涨起山洪就特别快。

这些年我们开始在公共场地、路边和水源周围自发种植一些本土的、多样化的树木，希望能有点用吧。

◉村民意识到单一树种的问题之后，开始恢复多样化的乡土树种。供图：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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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南丹 里湖乡 
绿 芬
白裤瑶返乡青年

上周四一整天雨都很大。以前下暴雨也会发洪水，我们习惯了，没怎么放在心上。但没想到这次洪水涨这么快。在我印象中，这是涨水最猛的一次。

听说上游那些水库泄洪了。我们这里地势矮，而且是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特别多。这次下雨，大家都说终于明白为什么叫“里湖”了。地下河流都是相通的，在我们里湖有很多出水口、进水口。一旦地下河涨得很猛，水就会从地下涌上来。

这次淹的主要是里湖社区和岜地新村。我家住在里湖社区，从街头到街尾是一条大长坡，我家在街道中部，位置相对较高，没有被淹。中部以下基本都淹了。有个婶婶住在街尾，她家门口那条河平时是干的，这次发了大洪水。

婶婶的老公和大女儿、二女儿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小女儿。政府通知人员转移，集中安置在学校的宿舍楼。但母女俩舍不得家里那些东西，一直在家里把东西往高处搬运。

我们这里是白裤瑶聚居区。妇女都是自己亲手制作民族服饰。婶婶给三个女儿做了几套民族盛装，赶年街、亲戚去世还有结婚的时候都要穿。做一套盛装要花很多钱买配饰，还要花上好几年时间亲手缝制。下暴雨那两天，她们俩就把这些衣服从一楼搬到四楼，晚上困了就守着衣服睡。

◉传统白裤瑶服饰工序复杂，而且材料取自当地物产如金丝蚕、棉花。每个季节有不同的工序，错过了要等下一年。一套历经漫长时光制成的盛装，不仅凝结了女性对家人的爱，也让她们感知气候、理解土地。 供图：绿芬

到了周六凌晨一点钟，眼看着水还在往上淹，她俩终于决定要走。但是周围邻居早就撤离了。她俩就披着胶布从二楼的后门出去，顶着大暴雨，爬上山找到一条野路，走到三公里外的亲戚家住，走了大概四十分钟。我说你们两个那么晚去，很恐怖啊，不害怕吗？她们说，两个人作伴，不害怕。

前天白天她们来我家住，一直惦记着那些服饰，后悔只搬到了四楼，要是搬到五楼就好了。伤心得一晚上睡不着。婶婶打电话给在湖南打工的老公。但是通往外界的两条路（分别是贵州荔波、南丹县城方向）都断了。她老公从南丹方向赶回来，据说是爬上山，绕大山走了一圈才回来的。

周日雨一停，她们就回家了，发现水只淹到了二楼，服饰完好，她们就很开心。如果周日再下一天大暴雨，我家肯定也会被淹。

◉食通社的一位好朋友当时正在里湖为农友讲课，被洪水围困后，幸得运送物资的救援船只前来，才得以脱困回家。供图：春良

政府用冲锋艇送来了救援物资：蔬菜，水，还有发电机，因为已经停电两天了。昨天中午街上通了电，但是没有水。我用5公斤装的水桶去街头的邻居家打了几桶水回来，用来做饭，喝水。但后来街头也没有水了，就只能去山上的妈妈家打水。山上还有水是因为供水先供到很高的蓄水池，再分到各家各户。蓄水池里的水是够的。

一个朋友在街上开饭店。上周五晚上我们搞活动，跟他家订了晚饭。我还锅和盆回去的时候，饭店没有人，就去看后厨。他们都在下面搬东西，水已经到膝盖了。负一楼养了鸡和猪，已经全部被水泡了。鸡倒是好转移，可是他们把猪养的那么胖，一头都要四五百斤，而且要把猪赶上一个很高的楼梯，真不知道怎么转移。我们还说：明早来你这里吃早饭。第二天我老公说，吃不了啦，全部淹了，路都断了，肯定淹到店铺上面了。

◉里湖乡低洼处，洪水逼近路灯顶部。 图源：“印象白裤瑶”视频号

岜地新村也被淹了。因为地势低，新村每年都淹水。以前大家住在山顶上，据说2008年前后因为冰冻、落石等灾害，政府就分批组织搬迁。但是搬到山脚下的岜地新村之后，大家没住多久就都跑了。因为房子面积很小，而且离自己的土地很远。大家平时想种种菜，养养鸡、猪，都不方便，在农村还要找柴火，我们这边还有婚丧嫁娶，要叫亲戚的话，山脚下的新村房子太小了，我们要唱喜宴歌，一个长桌都摆不了，就都回到自己山上土地的旁边盖房子了。

📍
 广西 南丹 里湖乡 怀里村 
小 陈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生

我是6月11号来怀里村的，住在村里的白裤瑶生态文化博物馆。这是我第二次来调研白裤瑶的桑蚕文化。刚来那一周我在帮村民照顾桑蚕，正是吐丝的阶段，还好那几天没下雨。村民说蚕吐丝时如果有雷阵雨，丝的质量会变差，喂蚕的桑叶也必须是干的。

养蚕结束没两天就开始下雨。6月20日晚上雨特别大，村里的民族广场被淹了一半。凌晨，博物馆电闸不停地跳闸，然后就停电了。一开始我以为博物馆电表被水淹了，后来和村民聊天，大家都说是变电站被淹了，而且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水位。

◉6月24日下午，南丹县城关镇干河，陆路被淹，从这里坐冲锋舟到县城需要近20分钟。供图：小陈

21号下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贺姐带着全家人过来住。贺姐家在街上开了一家五金店，那里地势低，被淹得也最厉害。20号开始涨水时，他们把一二层货架的产品往三四层挪，一直忙到次日凌晨4点，但发现没用，水迟早会淹到天花板，只能来博物馆住。

全乡都停电了，想用电就要去里湖小学食堂或者卫生院充电。21号晚上，我没什么事情做，就和贺姐她们走到了一公里之外的怀里大寨找朋友，路上的太阳能路灯竟然亮着。

没电还好，不能没有水。博物馆后面有个蓄水池，附近几个村村民都来这里引水，我们用水不成问题，绿芬姐还来博物馆洗衣服。

22号早上八点半，水淹到了乡政府门口，我下午三点多路过时，水退了至少三四十米。乡政府的志愿者在帮忙打扫街道，有人穿着防护服消杀，贺姐和家人回到街道，不停往店外泼积水。水退后，地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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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池 都安县 拉仁镇 雅若屯 
韦 光 海
返乡青年，壮族

我的农场在拉仁镇雅若屯，离都安县城122公里，离南丹里湖乡160多公里。我们这没有大河沟，很少会涨水，不像阿福所在的三江县，在榕江下游（编者注：同期贵州的榕江遭遇30年一遇洪水）。我的柚子树都种在坡地，排水顺畅，拉仁镇也没遇到过导致山体滑坡的那种大雨，可能算是个风水宝地吧。

虽然这次没遭洪灾，但也连着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把百香果花粉都冲走了，不授粉就挂不了果。我去年开始种百香果，当时天气和今年完全是反着，上半年雨多，五一才把苗种下去，种得晚自然收得少。一亩多地只收了1000多斤。

◉5月16日，百香果开花遇到整天的雨。图源：韦光海

今年上半年干旱，新的百香果苗栽下去，直到5月才等来雨。天气预报说接下来还有雨，没办法，只能等雨停了、剪掉花粉被打落的百香果枝条，让它继续开花，百香果可以一直长，下个月应该能上市一批了。

经过去年上半年多雨，我对大雨是有预期的，但确实没做好应对干旱的准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旱，那会我的水果都快收完了，就没太放在心上。谁想到从去年一直旱到今年，我的2亩多玉米收成肯定要减半。

我2013年开始做农业，第一次碰到这么严重的干旱。今年5月中旬才下的雨，要是晚两周下，玉米就没救了。天气太干就淋不了肥——我用沼气发酵的猪粪、牛粪兑水淋，没水没肥作物就长不起来。我还种了几亩小黄姜，倒还耐旱。3月中旬种下去的，但是出芽很慢，如果能多长一个月个头会更大。

◉4月28日，给柚子树抗旱淋肥。图源：韦光海

我自己建了一个60方的蓄水池，蓄满水够给一亩多百香果浇五次水。政府给村里修了200方的蓄水池，保障农业生产，但没蓄上水，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干旱会这么严重。

6月23号我才给果树喷第三次酵素，往年这时已经喷了五回了，就是因为前一阵干旱叠加高温，会影响酵素微生物的活性，所以迟迟没喷。我还听隔壁村的人说，他们那里旱到红蜘蛛和蓟螨都去吃桑叶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当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

食通社采访的几位广西农友，洪峰已过境，他们也已经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但一省之隔的贵州榕江，昨天洪峰过境，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和损失，连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村超足球场都被淹了。

当极端天气在气候变化的加持下成为“新常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希望广西农友的水灾亲历，能让读者们体会到气候变化对农业和农村生活的切实又复杂的影响。

气温每上升一点点，对于大地上生灵万物的生活节律都是一场破坏和重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试图靠更多的能源、基础设施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天气侵袭，却在加剧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钝化了自己对气候的感知，陷入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悲剧。

而对气候变化最敏感，也是最无助、最沉默的农民，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