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早已过了愤怒的年龄，但依然会有很多事，让我愤怒，震惊。

这次让我愤怒的，是一个媒体记者的遭遇，特别是其遭遇背后的故事。

6月9日，李东回了一趟老家。

次日一大早，李东被当地警方从家里带走。

李东曾在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工作，是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情怀的记者。

警方带走李东，大概率与他之前曾采访过的一起案件有关。

2019年10月1日，石家庄40岁的男子刘东林在家里， 被警察翻墙带走，理由是：在两年前砂场的一起打架斗殴涉嫌“故意伤害”。 

七天后，刘东林在指居地，殒命。

警方给出的说法是五个冷冰冰的字： 肺栓塞病亡。 

刘东林之死，至今成了一个迷。

但据和刘东林一起被抓的工友们在后来的控诉材料里称，他们在指居的银河宾馆，遭到包括但不限于擀面杖碾过小腿，手摇发电机电击等刑讯逼供。

一个和刘东林关在同一个房间的人亦回忆，残酷刑讯逼供之下，问什么答什么，让承认什么，都认。

刘东林死亡那天，是2019年10月8日。

前奏是，他被带出去上厕所。 

十几分钟后，门外就传来一声凄厉的“啊”，然后万籁俱寂。 

然后， 刘东林死了。

再然后，在刘东林家属投诉举报无果之下，一位叫李某峰的律师找到刘东林家属，经协商给了45万“救济款”。

给钱的前提是：家属必须保密。

钱货两清，命案私了。

但这天下，从来就没有永远密不透风的墙。

2024年，尚在北青报任职的李东，接获刘东林指居期间死亡的线索，遂与其他媒体记者一同介入采访。

遗憾的是，在神秘力量介入下，其稿件未能见报。

那篇被封尘在电脑文档里的调查文章，成了李东一辈子的遗憾，之一。

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2025年5月12日，新黄河一篇《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最终将该起事件大白于天下。

有关信息源称，该事件经媒体介入后，石家庄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刘东林家属的两位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进行调查。

一张罗织“集团犯罪”的大网，撒向了所有追问真相的人。

李东，就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

石家庄警方将李东带走后，问他：“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事情？”

李东答：“我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报道也没有发出来。”

据知情人士透露，石家庄警方还告诉被传唤的李东，之后将对刘东林家属的代理律师，采写相关报道的新黄河记者——

进行传唤！

一股疑似白色恐怖的气氛，扑面而来。

最新消息是，李东目前已安全回到北京了。

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被传唤的经历。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李东，但一定有很多人记得他曾经的一篇报道。

2024年1月30日，北京青年报曾在官方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刊发了《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一文，将一桩冤案曝光于公众的视野，直接推动了该案得以鸣冤昭雪。

写下这篇文章的记者，正是李东。

2025年5月8日深夜，我和李东在聊起这起案件时，李东称，“当初发稿时，案件还没有确切要翻案的动向，所以发稿就意味着报社要跟公检法硬杠，报社领导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稿子能发出来非常不容易。但是，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多，这破破烂烂的社会总需要人去缝缝补补。”

李东还称，“该案无疑是司法的耻辱，也是一个公民平冤史上的典型案例，当然会被永远提起。”

这就是李东，一个在新闻战线上以键盘为武器，行走于江湖的侠客。

抓住了提出问题的人，也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李东已然安全归来，但刘东林家属的代理律师及采写相关报道的新黄河记者刘成伟，不知道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歪脑｜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女脱口秀演员们

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女脱口秀演员们》是歪脑制作的播客节目“你那边几点”的一期故事，发表于2025年3月4日。“你那边几点”播客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嘉宾，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墙内脱口秀行业面临的审查和海外脱口秀社群的发展，CDT在2023年终专题中作了回顾。

在这一期播客节目中，三位女脱口秀演员Victoria、Blank、Vickie讲述了一些她们的喜剧经历。

在提到中国国内脱口秀在经历池子被封杀、House“辱军”、杨笠被攻击等等事件后的现状时，Victoria分享了她的看法：

当下。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House的段子根本就算不上犯了什么禁忌。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整个行业造成这种负面，所以他对笑果罚款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我当时还在香港，香港也在经受一次这种脱口秀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刚好是19年以后。19年以后，我去线下的专场去听的时候演员很显然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

比如说大家在喊一些敏感词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还是要表演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这种话，就是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演员Blank也提到她与中国国内喜剧圈同行对中国喜剧的观察，她说：

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就是中国喜剧没有未来，就大家都是能过一天。是一天都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对，就这件事情只能说出乎意料，但是又没有那么出乎意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迟早一天会来，因为在国内做喜剧本来就是一个危险行业吧。只不过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块石头会落到谁身上?

演员Vickie则分享了她在上海讲脱口秀时遭遇的审查及自我审查：

我觉得自我审查我是从第一次开放麦开始就有的。我特别是身为台湾人在中国国内讲脱口秀。

我从一开始就是有被警告说那个不要讲台湾，天安门Square，这些东西都不要提。

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情，因为我们都是毕竟特别是英文喜剧没有什么钱可以赚，大家在这边不算是工作，大家都是兴趣，那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群体，确保说大家都还有场子可以讲，大家是出于一种互相照顾的心情在自我审查，那我自己后来是经过了就偶尔会说 哦，那个现在具乐部被公安来查，然后可能接下来这几个月要低调一点，然后可能过几个月就风头过了，又好一点。

但是House那个时候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已经人不在中国，那我身边的朋友通常都是蛮悲观的。他们都还是有继续在做喜剧表演，但是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开放麦稿子都要拿去审批。

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等于是把这个format整个打乱掉。

我自己本身我身边有喜剧演员是被请去喝茶过的，那我自己也被请过喝茶还不是为了讲话我是。

我身边有一个演员朋友在上海封城之后帮我订了一件T恤。上面就英文写 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哦。然后就为了这件T恤被请。到公安局去签了一个声明。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穿这件衣服之类的。

二、低音x端传媒｜ 老有所依？——中国农村养老困境

5月22日，独立媒体“低音”联合“端传媒”发布了一篇关注中国农村养老制度、老年人社会保障和城乡发展不均等议题的报道，标题为《老有所依？——中国农村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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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揭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在养老金低、医疗保障有限、家庭空心化、相应政策缺位等多重压力下的悲惨处境。以下为该报道节选部分：

今年的养老金是1800块一年，明年就八十岁了，就会变成2800块。现在这1800块里，要交400块的新农合医保，水费一年是150块，燃气是330块。胡锦涛的时候开始有粮补，最开始是50块，现在涨了点。剪头发一个月是10块钱，一年要120块钱。

月均不足250元的基础养老金显然很难为农村老人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因此他们往往在还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赚钱和攒钱，用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去忍耐当下的辛苦劳动，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将来未雨绸缪。

农村老年人个人支付的住院医药费平均为8377.6元，而农村老人的年人均收入为14105.4元。这意味着一旦生病住院，这一年的生活都捉襟见肘。“这都是命”，是在农村听到的最重的抱怨。对于农村老人，特别是失去劳动能力的留守老人来说，忍耐和寄希望于子女，是对抗这种不幸唯一的解决办法。当无法忍耐，子女也无力负担时，自杀是唯一出路。

村子里的老人依靠邻里关系形成了一个替代家庭照料的互助网络，平时互相敲门照应，填补制度性保障的空缺。不过，这种充满韧性的养老方式背后，是长期城乡发展不均衡和结构性的不公平，以及相应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缺位。我无法停止追问，政府如何填补基层互助无法满足的专业性护理和医疗需求？

三、热风｜原河北衡水一中教师陈永明：党国的中学（衡水与“新疆”）

原名为纽约民主沙龙的播客《热风 Zephyr Society》在第25期节目《党国的中学》中，讲述了原河北衡水一中教师陈永明老师的经历。

“热风”原名纽约民主沙龙，致力于“打造一个文化交流空间，让不同背景、关心中国社会运动的朋友们建立联结。”

点击链接进入本期节目完整版视频、音频和文字稿。

陈永明曾在“高考工厂”衡水中学担任国际部校长，后来赴河北贫困地区和新疆支教，并因言获罪而被捕入狱一年零六个月。他去年在与“热风”的访谈中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当被主持人问及当局是以什么罪名抓捕时，陈永明说：

当然是寻衅滋事啊。然后他们就整个网安大队，差不多有五十多个人，然后昼夜不停，然后就调查我，然后竟然翻到了我很多年前八位数七位数的QQ，我都忘了。

他们竟然还打开了那个密码。你知道那个七位数的QQ号码很值钱的，但是我忘记了，他们找回来了。天哪，你知道八位数七位数的是不是很值钱啊？它就是属于短QQ嘛。他们不但找回了，他们还甚至打开了内容。

哎，我这个推特两个账号都被推特封了，你知道吗？他们不但能打开着我的账户，他们甚至我看不到内容，他们都看到了。因为推特推特封了我账号之后我看不到内容了。

但是他们不但打开，他们还打印出来，检察官说，你是我处理过最复杂的案件，因为那个卷宗有一米多高，因为那个我发表的东西太多了，知道吗？就达到这么厚，其实就是我以前发的那些东西知道吗？

哎，（哪些东西？）推特上的QQ上的那个时候叫说说嘛，包括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他们都打印出来了。

然后他们五十多个人工作了一两周，就觉得抓了一条大鱼啊。他们怀疑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然后就逼着我在电视认罪。三次认罪。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别人认罪。

我自己也开始。他们就写好稿子，然后你不用痛哭流涕地表演，那痛哭流涕表演是那种党国内人士啊，就我只不过是那种体制外的。但是又要基本上按照稿子这个内容念。

然后第一次认罪呢，是在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审讯室，我以为认罪完了就结束了，不是。

到最后这回的认罪啊，就很隆重了，那是我在监狱里了，他们有一天突然狱门打开，陈永明出来，我出去一看，哇给我送了一些新衣服，我要释放了嘛？很漂亮的皮夹克。穿上！穿上了，下面还是服。这上面是这个皮夹克。好家伙，然后就一个房间里面摆上茶，摆上什么鲜花。开始了，哦采访，不是采访，哦认罪，那有稿子。

大概就是教育系统的叛徒，我是教育系统叛徒嘛，我是培养这个社会主义掘墓人的这个角色。

2025年，广西灵山县檀圩镇茶亭村。一排村民跪在被挖掘机碾过的山路上，向在场的相关部门人员高举投诉材料。他们面前，六炉山风电场项目的挖掘机轰鸣作响，山体裸露的黄土如伤口般刺眼，山下村民的饮用水源已浑浊如泥浆。

一、19.38亿风电帝国的环境影响谁说了算？

六炉山风电场堪称广西新能源的“旗舰工程”——总投资19.38亿元（广西发改委文件显示实际投资达28.98亿），装机容量400兆瓦，相当于灵山县年用电量的三分之一。项目宣称“年均减排二氧化碳79万吨”，被列为广西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建设单位国投广西风电有限公司，系央企国投电力全资子公司，背景显赫。

跪在推土机前的一排村民

然而光环之下，疑云密布：

资质悖论：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仅持有“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乙级资质证书（编号：乙252024010147）。而国家《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编制规程》明确规定：装机≥50MW项目必须由甲级资质机构承接。400MW的超级项目竟由乙级机构操刀，如同“社区诊所主刀心脏手术”。

技术团队缺口：甲级资质需至少15名注册环评工程师，师源环保2025年披露工程师仅6人，不足标准一半。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在受理该环评报告时，未对此提出质疑。

二、村民全都不同意，但环评称“未收到群众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规定：

环评报告书报送审批前，应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公示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并对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项目，报告书需包含对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然而，报告书声称：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群众意见及反馈。”

村民的口述则截然相反：

“去年底他们逐户入户问过，我们全部都不同意。”——茶亭村民，2025年6月8日

更有村委八组于2025年5月29日发出公开信，称政府动用不明身份人员，在3月13日和4月21日两次对村集体自留山进行“强征、强占、强挖”，导致山林被破坏、饮用水源被污染，却无法出示任何合法手续或环评批文。矛盾之大，堪称“有声无影”的戏中戏。如此“无人问津”的公示与“家家反对”的民意，昭示公众参与权被实质剥夺。

三、“敏感区”或“牺牲区”？水源安全谁来保障？

环评争议的核心还在于环境敏感区的系统性失察：

5米之危：10台风机将矗立于天顶山水库汇水区，最近处距水源仅5米——不足一台风机叶片长度（约80米）的十分之一。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管理名录》明确将水源保护区列为敏感区，要求重点论证污染风险。

滑坡风险剧增：环评报告轻描淡写“水土流失可控”，但2025年雨季，风机基座周边已发生多次水土流失严重，村民公开信哭诉：“5月9日早上下了一场三个小时的雨，我们山上的泥土和石头被雨水冲下来，村民的钦用水源、水田、坡地、河流也被污染，我们的水田里，河里，坡地以及山体上都堆积了厚厚的於泥，这些都严重污染我们的环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山上随时会滚落的石头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四、监管缺位：谁来为“放水”买单？

在项目审批与日常监管中，钦州市生态环境局理应扮演“守门人”角色。钦州生态环境局却受理师源编制的国家级项目环评，暴露出地方监管对央企项目的“柔性执法”。这与2024年广西47家环评单位因编制质量问题被记分形成讽刺对照——违规者受罚，越级者通行。从资质审查、听证组织到敏感区论证，该局不仅未能制止明显程序违法，反而成为“放水”的共谋。

资质审查不严：乙级机构承揽甲级项目，审查环节流于形式。

信息公开不力：村民多次申请查阅环评批复、征地文件，无果而返。

听证会挂名：形式化公示未通知村民，听证会成摆设。

刘东林父亲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公开信

尊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您好！

我是石家庄公安刑讯逼供致死案被害人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我今年74岁，身份证号：512922195101118676，我是四川省南部县的一名村民，现居住在江西抚州。

因最高检相关工作人员最近的态度，导致我们不能再与最高检产生有效联系，所以我选择以公开写信的方式，向公众、最高检，以及应勇检察长您，披露刘东林案最近的严峻事态和相关人士面临的恐怖压力。

5月12日，媒体新黄河的刘成伟记者将刘东林案曝光于公众视野，刘东林被石家庄公安刑讯逼供致死一事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5月21日，最高检相关工作人员约见了我们家属的代理律师，当面听取了律师的意见，并接受律师材料。律师将我们家属的诉求（将案件移出石家庄市，最好移出河北省）转达给了最高检工作人员，我们的诉求被记录在案。听律师说，工作人员记录的笔录中提及，应勇检察长对刘东林案非常关注。

我们当时感慨，正义即将到来，6年的屈辱终有尽头。

但近日，刘东林案开始往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发展！

听石家庄公安内部一位正义人士转述，在新黄河公开报道的前一天，即5月1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便获知了案子即将要报道的消息，相关公安成立了“5.11”专案，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包括刘成伟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了嫌疑人调查，采取了监听措施，要将这些人士搞成“集团犯罪”。

于是，在5月11日当天，一位正义人士被以“寻衅滋事罪”指居；5月22日，另一位正义人士被以“妨害作证罪”指居；6月10日，就在今天，一位记者被传唤。而我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依然安然无恙，并还在肆意打击报复我们。

刘东林就是在石家庄公安指居期间死亡的，我不敢想，那两位帮助过我们的义士如今又被指居，他们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被以“妨害作证罪”指居的人士，只是因为他帮助我们找到了与刘东林当年一起被关押的工友，劝说他们站出来作证。但是刘东林案，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仍然没有对相关公安立案，没有进入正式的刑事程序，何来的“妨害作证”？并且还严重到要“指居”？

今日被传唤的记者，是北京青年报一位非常著名的调查记者，他因为履行公务采访过我们家属，但报道最后因为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因为没有发出报道，他在石家庄公安眼里就成了“寻衅滋事”的人，他今日被传唤，只匆匆向其他同伴透露了信息，便再也没有人能联系他！

律师很震惊，在被最高检约见之后，又向最高检写了书面材料反映“5.11”专案，寻求最高检的帮助和保护，并再一次转达我们家属的核心诉求，就是坚决要将刘东林案移出河北省。

以石家庄暴家案子为前车之鉴，仅仅移出石家庄市，涉案的警察还没被判，而当年被以“不应追究刑事责任”释放的家属，如今又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国家安全犯罪”再次被刑拘，连律师都不让会见。

涉警的人命案，不移出本省，我们绝不敢相信真相能被查清，同时我们家属、以及帮助我们的人，人身安全都会面临严重的威胁！

可惜的是，律师的反映材料没有得到最高检相关部门的关注，而只得到了最高检一个“不归其管”的短信通知。

我不明白，明明几天前，最高检的工作人员还很积极的约见我们律师，说应勇检察长您非常关注此案。仅仅过了几天，怎么突然又“高高挂起”，不了了之？

5月30日，我联系了最高检此前主动联系我的办案人员，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换了人，故意搪塞，说不清楚案情，让我们“依法依规”，并表示检察院12309“渠道畅通”。

“依法依规”“渠道畅通”，这两个词在过去几年里，我已听的太多，到头来不过就是压案子、压舆情的套路，用“永不回应”的庞大程序，把人的心气磨死。2019年10月，得知刘东林死讯，我们曾赶赴石家庄，“依法依规”“渠道畅通”地向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各机关提交控告材料，却根本没人接收，我们家属在2019年的控告、举报痕迹，甚至没有机关记录在案。

刘东林在2019年10月8日，石家庄市行唐县公安局指居期间死亡，是铁一般的事实，与他一起曾被关押的工友告诉我们，他们曾遭遇严重的刑讯逼供。

最高检于2024年，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下，启动了对刘东林案的核查。但是核查工作安排下去，就成了石家市的检察院核查石家庄市的公安。结果可想而知，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

我们家属从案子启动核查至今，从始至终不过就是一个诉求，就是“移送管辖”，将刘东林案的核查、侦查工作，移送到石家庄市以外的市检察院。我们现在是要求移送到河北省外的检察院，我们并没有就实体查办提出过任何要求。很明显，石家庄当地的司法机关，就是想把命案“掩埋”在本地，我的诉求正是打在他们的痛点上，因为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应勇检察长，检察院系统核实刘东林案一年无进展、不立案，刑讯逼供致死刘东林的公安现在正在肆意打击报复帮助我们家属的人，从最高检到地方检察院都对石家庄公安的违法狂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您都知道吗？

控告无门、走投无路的绝望父亲：刘安忠

2025年6月10日

写在前面：很反感“咱妈”这个词，包括“妈妈岗”也是——模糊本体喻体的同时，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异化为上位者的恩情，性别刻板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登到没边，用于标题再合适不过。

今年不愧是「全面落实劳动法」的元年，先是4.5天工作制，后是九点以后禁止加班，现在又搞了个什么“妈妈岗”，本以为咱妈在消极摆烂，结果却是暗戳戳发力，一宠咱一个不吱声。

所谓的妈妈岗，即「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本质就是把零工、兼职女工等灰色岗位换了个名字。湖北省多部门已联合决定在本省率先实施，其它省份也有相应动作。

这样的好处是，一些原本上不来台面、说出来都要被骂的“三无岗位”（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固定薪酬），简单包装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保障女性权益，适配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积极举措，就成了歌颂赞美的绝佳素材…

众所周知，严格落实双休、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显然比创造花里胡哨的文字游戏更为实在，应届生补贴都玩出了n多种花样，从弹性就业、灵活就业到现在的“柔性就业”，真担心汉字不够用。

三个底薪2000无社保的“妈妈岗”，和一个五险一金正常交月薪八千的“爸爸岗”，前者名利双修（妇女友好+降本增效），后者妥妥996血汗工厂——资本家：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劣币驱逐良币这条路上，总有人在助纣为虐。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阶级矛盾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对立，而性别矛盾的核心是性别分工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二者普遍存在，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

但当下总给人这样的错觉：两性矛盾只是遮羞布，阶级矛盾才是更赤裸裸的真相。

老爷今年挣了100元，他看了看面前跪着的两个奴 ，一个叫“男性，一个叫“女性”，顿时计上心头。他给了男性1.1元，给了女性1元，现在男女眼睛都盯着那一毛钱，女人说这是性别歧视，男人说这是多劳多得——再也没人关心老爷的97.9元了。

首先谢谢各位的留言，以及质疑。

我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一个厘清思路的机会。

这两天被问到最多的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关注“海棠案”？第二，难道你认为“海棠文”很有艺术价值吗？第三，“海棠文”毒害未成年人怎么办？

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当然，这里先声明一下，这只是我的想法。其他三位老师的观点，我会陆续推出。

你为什么关注“海棠案”？

作为一个男性律师，我不敢奢言自己有多么了解女性群体。我关注“海棠案”，主要是基于“轻罪前科”问题。

开题短视频节选自“凉子访谈录”。推荐大家先看看，了解一下“轻罪前科”的影响，一旦有了案底，很多的常规工作都难以从事，五险一金、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亦无从谈起。（更多影响，参《轻罪前科的“成本”》）

从业这些年，始终都在面对大量的“轻罪前科”群体。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很多名校毕业生因各种罪名而涉案。互金案件高发后，大量的刚刚进入社会的大中专毕业生因非吸而涉案。套路贷政策出台之后，大量青年学生被牵扯进非法催收。帮信罪，大量没走出校门的青年人亦纷纷涉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轻罪前科”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首恶元凶。换成白话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罪大恶极，判他二十年，让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作恶。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理思路”。

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轻罪前科”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最终都会被认定为从犯，或者情节较轻的主犯。这些人刚刚离开校园一年两年，甚至有些刚刚离开校园几个月或将要离开校园。然而不凑巧，他们入职的公司涉及犯罪，比如非吸。然后，这些刚刚工作几个月的年轻人就被抓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案件，我都会问办案人员：这样的人，抓他们干嘛？我们先不谈有罪无罪。即便退一步，假设他们的行为确实具有犯罪特征，法院会判他们几年？一两年，甚至是几个月或缓刑。等过几年，这样的人大批量地重返社会，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案底，这难道不是一个危险因素吗？

我代理过一个人青年人，事业刚起步，遇到刑事问题。经沟通，办案机关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事后几年，这个人还与我有联系，发展得也还算好。

反之，我代理过一起死刑案件。被告人20岁的时候，因为酒后和别人发生了争执，被判了一个故意伤害。由于情节并不严重，刑期只有几年。但这个人说，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监狱。人们一知道他有前科，立刻另眼相看。他说他努力过，听家人建议戒了酒，离开了20岁时的朋友，但结局依然是不记得多少次，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他说自己看不到希望。在出狱十多年后，他又重新酗酒，在又一次酒后，犯下了更严重的事情。

我知道，会有人认为这个人是卖惨找理由。我也知道，会有人认为这人就是酒蒙子，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早晚都会出事。

我也不讳言，我无法确认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

如果我们的司法政策能够充分考虑“轻罪的去刑化处理”，或者及时出台“轻罪前科消除”制度，会不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犯下更严重罪行的人，如果有“轻罪前科消除”制度，他会不会有另一种人生？那些不幸被他所伤害的人，会不会也不至于罹遭横祸？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海棠案“。直到最近才谈这个案子，主要是听说此次涉案的人员，有多位学生。

我关注”海棠案“，就是因为此次的涉案群体都很年轻。与过往案件相比，她们的涉案情节也较轻。所以，我想，在“轻罪前科消除”制度始终没有具体落地的背景之下，有没有可能先帮她们寻找到一种“去刑或轻刑”且”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可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和三位老师，这两天未接到委托。因此，是否能够帮学生们达成“去刑或轻刑”的目标，目前言之尚早。

我也向前期介入该案的律师朋友请教过案件进程。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涉案的”作者“，目前差不多都有辩护人（这里，我只能说差不多。因为我也只认识该案的部分辩护人）。今昨两天，持续有律师同行向我表达愿意共同援助的意向。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忱，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自己目前也未接到委托。

难道你认为“海棠文”很有艺术价值吗

在未形成具体案件委托的前提之下，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或者说，是一种“非教义学”的思路。

对于淫秽作品，现行法律有一条“但书条款”——有艺术价值的除外。

所以，很多的谈论，都围绕“海棠文”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来展开。常见观点是，《尤利西斯》《金瓶梅》等中外作品，虽然也涉及露骨的性描写，但剔除性描写，依然存在完整的故事内核，这是文学价值的体现。反之，如果是纯粹的肉文，则不具有艺术价值。

我同意《尤利西斯》《金瓶梅》等中外作品，剔除性描写，依然存在完整的故事内核。

但文学史上也有一些剔除性描写就近乎删除全文的名著。如米勒的《北回归线》，讲述的是在困境中挣扎的一名作家及其巴黎社交圈和诸多性经历。在《北回归线》的开篇，米勒形容主人公是“打桩机”，贯穿全书的性描写和性想象丝毫未顾及传统的道德与审美。套用我们今天的法言法语，就是非常具有“冒犯性”。如果剔除书中的性描写，读者无法了解米勒到底在表达什么。所以，同时期的萧伯纳评价米勒“完全没能为他的满篇脏话提供任何艺术价值”。美国的法官也震惊于《北回归线》的“邪恶臭味”。法官拒绝接受文学价值的辩护理由，也拒绝认可书中“污秽的下流语言内容”是作为整体的文学作品而言的组成部分。“米勒案”中，法官认定《北回归线》属于下流图书。

不过，今天的人，应该知道，《北回归线》已经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和社会学作品。

类似的作品还包括纳博科夫在《爱达或爱欲》描写的不伦之情，耶利内克在《钢琴教师》《情欲》中描写的“性之集大成”。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都曾被评价为“恶心、无耻、不忍卒读”，但今天已成了文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我说——“我的想法可能没那么法教义学”。我认为即便不具有艺术价值的一些性描写，也具有其社会价值或文化价值。

性描写作品，古已有之。或源于生殖崇拜，或因自然追求，或出于庸俗逐利。中世纪三百年，教会始终全力压制性描写作品。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性描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十九世纪自由思想家谴责维多利亚时代僵化的婚姻制度和道德标准。这些“性激进派”是些小团体由质疑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式性观念的作家、编辑和演说家组成的演说队伍。他们认为个人的完整，受益于性资讯与性观念的自由传播。他们强调，性是言论自由中一个合法且非常重要的主题。

文艺复兴运动中，关于性的写作十分普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瓦格纳评论道，“启蒙时代”或许称为“性爱时代”才更贴切。随着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出现了一种接纳性快乐的新伦理。启蒙运动者视古希腊为人类文明的典范，认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健康的“好奇心”，但后来，人类渐渐被约束了。伏尔泰将此称之为“利用人类的无知强行施加的”专制束缚。启蒙主义者认为，性快乐理所当然是善，而非罪恶。他们提倡从正面欣赏性行为。（关于性描写的历史，均引自麦读译丛中的《性与法律》）

那些留言和我讨论”艺术价值“的，我只能说声抱歉。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我没有能力去判断“如何定义艺术价值”这样宏大的问题。

我仅仅基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认为关于”艺术价值“的定义和理解，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之中的。这也不独是欧美文学现象。我国历史上也存在大量的艳情作品，如《姑妄言》《游仙窖》《绣榻野史》《灯草和尚》《绣榻野史》《龙阳逸史》《碧玉楼》等等，这些作品都曾被视为伤风败俗，但时至今日，已经成为研究成书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参考。

当然，我的这些”非教义学“的想法，都是在未接受委托的前提之下，纯为思考。假设未来有机会接受委托，对于案件的分析与辩护，当然还是要结合证据情况，分析作品鉴定、点击量计算、金额认定等具体问题，就具体案件以及具体的被告人来谈入罪或出罪。

“海棠文”毒害未成年人怎么办

有人留言，很多中学生也在看"海棠文“，问我不考虑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吗？

关于中学生是否看“海棠文”，我不了具体情况，所以，我无法与各位讨论“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我们退一步，假定确实存在数量不小的未成年人接触“海棠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想，为人父母，担心孩子接触不良事物的心情，大体是可以形成共识。我们担心孩子早恋，我们担心孩子沉迷网络，我们担心孩子过早接触烟酒，我们担心孩子沾染黄赌毒……

成年人总有很多对未成年人的担心。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做一个类比，性描写作品是更近似麻禁药品，还是更近似酒精和烟草?

全世界对麻禁药品都采取强监管的态度，制、售、吸一并打击。

与之相对，酒精、尼古丁都是一类致癌物，这一点，在医学领域是不存异议的。所以，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全世界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酒精和烟草，并出台各种配套法律。

但与此同时，酒精和烟草产品，依然在生产，依然在销售。成年人，在不违反禁烟条例的前提下，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饮酒或吸烟。

司法政策在麻禁药品与烟酒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麻禁药品严控源头，而酒精和烟草则是侧重渠道管理。

就我了解，对于性描写作品，即便是非常露骨的性描写作品，欧洲一些国家的管制态度更近似于将其视为酒精和烟草。作品分级，严控“销”这个环节，保护未成年人。

当然，我也不是说欧洲国家的做法就一定是对的，仅仅是陈述真实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

这里的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环境之下，有没有可能将性描述作品类比为酒精和烟草？

我很早就与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朋友认为，万恶淫为首，我们的文化始终对”性“采取禁忌态度，所以性描写作品就是精神鸦片，就要从源头进行打击。

也有朋友认为，我们对”性“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早年言性色变，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都要予以打击。时至今日，成年人在家中自行浏览此类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性描写作品的规制，更应该像酒精和烟草——作品分级，并严控中间的销售环节。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美国禁酒令的历史就在那里，高压的管制非但未能消除人们对酒精的需求，反而刺激出了犯罪升级。（美国禁酒令，可参考麦读出版的《最后一杯》）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中西方的历史，都有过”性禁忌“时代，但也都没有禁住。那么，从人性的角度看，我觉得采用作品分级管理的方法，可能更加具有可实现性。

这一新方案被认为具备多重优势，包括解决中国内地长期面临的“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直接处置变现”及“跨境处置高风险”等难题

针对近年来中国内地涉案虚拟货币资产无法直接变现的困境，6月8日，按照首都公安法制运营的“法青苑”公众号文章披露，为进一步规范涉案虚拟货币管理，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与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已探索出一种新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机制。

根据该文章披露信息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代局与北交所近日举办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签约仪式并签署了《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将涉案虚拟货币纳入“实物处置”范畴，构建主体适格、流程合规、价格公允、安全可靠的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模式。

这一创新合作机制在一年前已着手筹备规划，目前北交所已运用该模式完成顺义公安分局一宗案件中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工作。相关分析预期则指出，如相关机制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可为各地执法部门提供较为统一的虚拟资产处置标准。

该模式形成“闭环”的关键渠道，是通过中国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而在多个机构协同作业下，可把虚拟货币侦测移交、询价交易、结汇入账等环节压缩至24小时内完成。

具体而言，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市财政局开始率先建立实物上缴国库的“绿色通道”，让公安机关可把有需要上缴国库的涉案财物，以实物移交予财政部门指定的北交所进行处置。在此次境外处置模式创新当中，具体操作是公安机关把涉案虚拟货币实物委托北交所处置，北交所接受委托后选定专业服务机构对涉案虚拟货币进行检测、接收、移交等操作，并通过中国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审批手续后，结汇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并上缴国库。

在较为受到关注的交易价格方面，前述文章也指出，将依照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设定保留价，询价后以最优报价成交，避免极端行情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确保成交价格公允。此外，北交所选定的服务机构需预先提供110%履约保证金，处置全程录音录像。

6月9日，中国香港的相关分析人士对此指出，通过香港的持牌交易所出售变现涉案虚拟货币，既不违背国家禁止境内交易等有关规定，也可在出现纠纷时依照最高法关于“司法互助安排”，申请香港法院协助执行。

此方案因此被认为具备多重优势，包括解决中国内地的相关执法部门长期面临的“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直接处置变现”及“跨境处置高风险”两大难题，反映中国香港具备连结中国内地与全球虚拟货币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

自2021年起，中国内地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和挖矿，将扣押的虚拟货币转换为传统货币的机制也相对欠缺。以近日公开的PlusToken传销案为例，相关裁定书显示，执法部门共查获逾19.4万枚比特币、83万枚以太坊、140万枚莱特币（Litecoin）等，被查获的虚拟货币将依法处理，所得收益将被没收，上缴国库。但相关虚拟货币具体如何处置并未公开。

按照中国内地法律界的相关分析，中国内地处理虚拟资产的模式发展近年来或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直接通过交易所的场外OTC（U商）或私人，通过第三方处置公司在境外处置变现，以及目前的新探索阶段。

在处置虚拟资产变现价格方面，2023年8月25日山东省财政厅等17个部门在联合发布的《山东省罚没物品处置工作规程（试行）》中曾指出，执法机关依法罚没的预付卡以及虚拟货币，可与发行该预付卡及虚拟货币的商户进行协商，由该商户出价回收，回收价格由双方商定，原则上不低于该虚拟货币、预付卡面值或余额的80%，双方签订回收协议。

前述处置合作机制的建立，被认为有望让中国内地相关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理过程变得更为明朗。借此机会，中国香港近年来积极打造的国际性虚拟资产中心地位也被认为将获得助力。

在中国香港的金融生态中，合规持牌交易所从2024年起正式建立。当年6月1日，中国香港虚拟资产服务商（VASP）发牌制度正式实施，所有在香港营运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均须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获香港证监会发牌。在香港经营业务或积极向香港投资者推广其服务的中央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均需获证监会发牌并受其监管，包括在《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第1类（证券交易）、第7类（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1、7号牌），以及在《打击洗钱条例》下的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AMLO）。

截至目前，中国香港共有七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分别是OSL、Hashkey、HKVAX、HKbitEX、Accumulus、DFX Labs、EX.IO。

2025年2月，香港证监会在其所发布ASPIRe路线图中指出，今后中国香港发展的一个重点，是扩展虚拟资产产品和服务的类型。要在保障投资者的前提下，满足不同类别的投资者的需求，同时提升中国香港的虚拟资产市场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据《财经》近日报道显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即将发表第二份发展虚拟资产政策宣言，其被认为将与前述香港证监会路线图形成更为稳定的互补关系，从而为虚拟资产在当地的多元化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指居”这个词了，在河北石家庄，似乎还带着九十年代的粗粝感。

昨天（6月10日），这种粗粝感终于扑到了调查记者身上。

一篇题为《被刑讯逼供致死者刘东林案后续：帮助家属的人被指居、记者被传唤、律师被调查》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

写信人叫刘安忠，一位74岁的四川农民。

他另一个身份，是六年前在石家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离奇死亡的刘东林之父。

这封信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的，但字里行间，更像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求救书和绝望书。

信里说，就在昨天（6月10日）：

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被石家庄警方传唤。

他只来得及匆匆给同伴发了条信息，随后便音讯全无：

彻底失联。

刘安忠在信中称，这位记者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曾因履行公务采访过刘家，但报道最终因：

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

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大概是2025年新闻界最黑色幽默的新闻。

这起事件的引信，早已被点燃。

根据刘父的公开信，石家庄警方不仅传唤了记者，更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目标是：

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调查，监听，要将这些人搞成“集团犯罪”。

风暴的中心，是刘东林之死。

根据媒体“新黄河”在今年5月12日发布的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40岁的刘东林在2019年10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从家中带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旁的银河宾馆。

这里被内部人士称为“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2019年10月8日，刘东林死在了这个办案中心：

仅仅一周后。

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因是：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调查。刘东林的遗体被直接火化。

家属在一位名叫李某峰的“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律师的协调下，与一个不知名的公安机关签下了一份“无异议”协议，拿到了一笔45万元的：

“救济款”。

协议里承诺不再追究。

新黄河的报道引述了与刘东林一同被“指居”的工友的控诉材料。

他们称，在银河宾馆内，他们遭受了殴打、擀面杖碾压小腿，甚至：

手摇发电机的电击折磨。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在刘东林死亡的当天清晨，曾听到他被带出房间，随后传来一声惨叫。

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直到五年后，2024年5月12日，新黄河记者刘成伟的报道，才将这起被“私了”的命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说，报道出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

5月21日，最高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他们的律师，听取了意见，并表示：

应勇检察长非常关注此案。

然而，事情很快滑向了他们“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

刘父在公开信中披露了石家庄警方的雷霆手段，其时间线，令人胆寒：

5月11日，也就是新黄河报道发出的前一天，一位帮助过家属的石家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指居。

5月22日，另一位曾帮助家属寻找证人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刘父质问：案子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还没立案，何来的“妨害作证”？

6月10日，前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被传唤后失联。

刘父在信中绝望地写道，他儿子刘东林就是死在“指居”期间。

他不敢想，那两位帮助他们的义士，如今同样被“指居”，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

而他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

依然安然无恙。

最让刘家人感到冰冷的，是官方态度的转变。

几天前还“非常关注”此案的最高检，如今在电话里变成了“不归其管”的搪塞。

家属的核心诉求——将此案“移送管辖”到河北省外办理，也石沉大海。

刘父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力：

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作为回应，帮助他们的正义人士、报道此事的记者、代理此案的律师，都被打包进了“集团犯罪”的专案口袋。

一篇未发出的稿件，最终换来了一次失联的传唤。

刘东林案的雪球，正越滚越大，它所裹挟的，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它正在碾压每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6月11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第19条” ARTICLE 19：一家位于英国的国际言论自由倡导组织。该组织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命名，即“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及思想的自由”。

一、ARTICLE 19六四当天发布报告，揭露中国当局跨国镇压异议人士

国际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第19条”ARTICLE 19于6月4日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揭露了中国当局及其代理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系统性骚扰、恐吓、家人连坐和暴力行为，即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NR)。报告指出，中国当局跨国镇压的目的是压制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人权侵犯的抗议活动。

报告封面

报告表示，中国的跨国镇压行动是全球最为复杂和广泛的。该机构引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数据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跨国镇压影响了至少36个国家的数百万中国侨民以及少数民族，约占全球记录的“物理性”跨国镇压事件的30%。报告还强调，在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使领馆外抗议或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等特殊时期，跨国镇压往往更为频繁。

“中国针对抗议者的跨国镇压行动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期间、使领馆外以及敏感纪念日尤为明显，”报告写道，“这些行动依靠统战部、使领馆官员和侨领等协调网络，采用包括物理袭击、恐吓、滥用国际法律系统、数字监控、在线骚扰，以及针对抗议者国内亲属的集体惩罚等策略，以压制海外的批评声音。”

报告通过对29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维吾尔族、藏族、内蒙古及台湾的侨民代表的采访，记录了2011年至2024年间在12个国家发生的抗议及镇压事件。例如，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时，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执行总监郭凤仪亲历了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袭击。“在APEC期间，亲共人士的袭击十分频繁，暴力程度导致部分抗议者需住院治疗，部分伤者甚至需要数月才能恢复。”她还提到，不同民主运动之间的团结（如香港人与藏人之间的合作）是抵御镇压的重要力量。

此外，报告指出，数字空间也存在广泛的跨国镇压行为，包括在线审查、骚扰、监控及信息操纵。例如，2020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前夕，人权组织“中国人权” (HRIC) 主任周锋锁组织的在线纪念活动因中国政府的压力被Zoom平台强行关闭。报告还提到推特大V“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因传播2022年白纸运动信息而遭到报复。他的个人隐私信息被公开，银行账户遭到冻结，甚至还收到死亡威胁。

报告中，ARTICLE 19还特别指出，中国当局常通过骚扰抗议者在中国境内的亲属来向抗议者施压。例如，荷兰的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阿布都日衣木·盖尼 (Abdurehim Gheni) 表示，2024年5月习近平访问欧洲前，中国警方强迫其兄长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停止抗议活动。盖尼的父亲和另一位兄弟因他的抗议被送往“再教育营”。最终，其父于2024年9月在“再教育营”拘留期间去世。类似案例还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努尔古丽·萨乌特 (Nurgul Sawut) 身上，她有近50名亲属被拘留，部分亲属还遭到警察殴打。

该组织强调，跨国镇压对抗议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且深远的影响。持续的威胁和对亲属安全的担忧导致许多异议人士产生焦虑、孤立和自我审查。藏族活动家滕津·达瓦 (Tenzin Dawa) 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极端的心理压力孤立活跃的藏人，导致一些人陷入抑郁。”报告指出，这些行为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优秀》(ICCPR) 中关于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及隐私权的条款。

对此，ARTICLE 19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废除或修订2020年香港国安法等被用于镇压的法律。该组织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对策，要求东道国政府保护抗议权利，调查镇压事件并为受影响的侨民提供心理支持，并希望科技公司保护用户隐私。最后，报告引用香港流亡活动家罗冠聪的话表示：“无论环境多么黑暗，我们总能通过小的善举和灵活的抗争找到出路。”

二、哈佛大学技术指数：美国领先世界，中国快速追赶

6月5日，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关键与新兴技术指数报告》(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dex Report)。结果显示，美国在所有关键技术领域仍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但中国正在快速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方面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据悉，该报告量化了25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并制作了排名。美国依旧位列榜首，总分84.3分，中国紧随其后，得分为65.6分，其次是欧盟、日本、韩国、英国、德国、台湾、法国、印度、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报告封面

报告称：“美国在指数的所有领域均领先于中国和欧洲，这主要得益于其过去几十年建立的独特创新生态系统。”其中，美国在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其分散式创新体系——涵盖政府机构、大学、初创企业和大型公司——使其能够快速整合专业知识并扩大创新规模。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凭借OpenAI、谷歌等公司，在算法、计算能力和模型准确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技术领域，SpaceX等企业的公私合作显著提升了美国的发射频率和有效载荷能力。

然而，报告也警告，美国的领先地位并非不可动摇。学术研究经费的削减和政治极化可能削弱其资源分配能力，威胁其技术优势的持续性。

另一方面，报告称：“尽管中国仍落后于美国，但其在多个领域保持竞争力并正在缩小差距。”该机构强调：“在本次指数评估的各项技术中，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拥有最直接的超越美国的机会；美中之间的微小差距表明，未来发展可能迅速改变全球力量平衡。”尤其是在制药生产和制造方面，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报告还称，中国BGI集团在基因组学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彰显了其在全球生物技术市场的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数据和人力资本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25年DeepSeek的R1模型和阿里巴巴的Qwen3模型的发布，表明中国在AI模型性能和成本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报告认为，若中国能克服美国出口管制带来的障碍，其AI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然而，报告也表示，中国在半导体和高端AI领域仍受制于对外国设备的依赖和较为薄弱的早期私人研究生态系统。

此外，报告还分析了技术融合对全球权力平衡的影响。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的相互作用正在加速创新，例如AI助力药物发现，量子研究推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的发展。报告指出：“技术融合使治理和预测关键及新兴技术的影响变得复杂。”这种技术融合为领先国家创造了先发优势，但也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通过区域或垂直专业化参与竞争的机会。例如，日本在机器人-AI整合、加拿大在量子技术方面均展现出独特优势。

报告也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使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显著更加强大。”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这种‘瓶颈’凸显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报告建议，美国需通过深化与盟友的合作、稳定贸易政策和增加研发投资来巩固其领先地位。而中国则需解决经济增长放缓、债务增加和产业过剩等结构性问题，以进一步提升其技术竞争力。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报告鼓励通过区域合作和专业化发展，在技术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郭宝胜回顾“六四”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人权活动不能仅仅依赖美国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六四学运”的36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权活动家、六四学运参与者郭宝胜当天在《外交家》杂志上发文，回顾历史，指出中国民主运动不应该只依靠美国，而应寻求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郭宝胜表示，美国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迅速将人权问题降级，转而追求现实利益，而这一政策取向在当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中再次出现。

图片来自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

郭宝胜写道：“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屠杀36周年纪念，然而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对这一历史时刻以及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关注甚少。”他指出，特朗普上台后，其“美国优先”原则下的外交政策更注重交易性，忽视了价值观导向，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采取了更为冷淡的态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拜登时期的民主峰会，削减了对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并限制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这些媒体长期以来是推动中国民主化和批评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重要海外平台。

然而，郭宝胜指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实际上早有先例。1989年天安门屠杀发生后，原本倾向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的老布什总统，迫于国会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宣布了对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制裁。然而，老布什政府很快就恢复了全面接触政策，尤其是在1991年和1992年否决了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国会法案，显示出其实用主义外交的回归。郭宝胜引用学者盖伦 (Galen) 的话指出：“老布什保留了与中国的关系，但他这样做是以牺牲个人尊严和美国价值观为代价的。这一错误绝不能重演。”

郭宝胜在文章中强调，天安门事件后的教训表明，中国民主化运动“不应该仅仅依赖美国，而应努力从欧洲、日本和台湾获得援助。在美国内部，也不应仅依赖行政部门，而应注重美国社会，包括国会、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大学。”

最后，他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应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避免重蹈过去忽视人权的覆辙，同时他也鼓励中国民主运动坚持下去，寻求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以推动真正的变革。

“北大数学神人”韦东奕最近建了视频自媒体账号，选在高考前建号，他的家人看起来也是颇有用心。

果不其然，粉丝量一下子暴增，已超过两千万，瞬间成了网红顶流。

但我想说的是，韦东奕就是韦东奕，请不要将他捧成神，更不要用流量造神的方式，毁掉学术的严肃性。

中国人喜欢造神，尤其喜欢将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人捧成神。韦东奕当年被捧，多半跟他的外形有关，因为很符合一些中国人的想象——搞学术的就应该是书呆子，或者生活粗糙不拘小节。

人们只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觉得这个人看着就像是那种“科学怪人”，于是将他炒作成了自己想象中的真正“科学怪人”。

这种心态，和动物园赏猴有什么区别？骨子里其实还是对韦东奕的不尊重。

前几年上海有人追捧一个流浪汉“大师”，也跟这件事类似。那位流浪汉只不过曾经有学历，而且能说一些显得有文化的话语，就被捧为“大师”，引发巨大的流量和无数网红蹭热度。

社会的浮躁与粗鄙，可见一斑。

中国人不仅爱造神，同时也爱利用神。他们也并不会真正爱这个神，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追捧神，但往往用完即弃。

中国民间信仰就是这样，无论是财神还是什么神，中国人的神都有着现实而具体的目的——拜神，都是在有需要时候才拜。

这不，韦神的作用就来了，在高考期间膜拜一下韦神，似乎能给考生增加那么一点“神气”，这恐怕才是韦东奕能以如此迅速的态势吸粉的重要原因。

只是，除了这些浮于表面的炒作之外，人们真的尊重数学和科学吗？真的愿意去理解学术意味着什么吗？并不是要普通人也能看懂学术专业的东西，但最起码要有基本的认知。

美国和欧洲的科普极其发达，因为科学家们很乐意和擅长写普通人能看懂的科普书。马斯克就是看著名科普作家萨根的书长大，这对他有着重要的人生启蒙。

真正关注科学，关注的一定是科学本身，而不是什么长得奇奇怪怪的“神人”。那些追逐“韦神”的人，他们真的会花时间了解一下什么是数学的意义么？

当我看到无数人在网红书店门口打卡，或者去追捧那些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但假装自己是文化人的网红，我就知道，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尊重文明。

他们蹭“文化人”或者“天才”的热点，只是爱跟风而已。

在一些网红博物馆，我也看到年轻人们成群结队拍照打卡，但是对博物馆厚重的历史脉络毫无兴趣或者走马观花。

在一些网红动物园，人们都疯狂地围着动物打卡拍照，我却没有看到谁驻足看一下旁边的牌子上，那个动物的前世今生、生物属性。

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文化是最没用、最不受尊重的东西，是用来装点自己的一件衣服罢了。

但反讽的是，人们却最爱附庸文化、炒作文化。在他们看来，有钱了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假文化来装点一下自己，显得自己不那么“土豪”。

动不动就是“国学大师”，动不动就是“神童天才”，但为什么文学奖、科学奖获得者却寥寥？

全民浮躁的背后，是文化根基已经断裂和被破坏。

韦东奕另外一个受争议的情况，是他的健康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牙齿脱落了至少半行，这在这个年龄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家人解释说是牙周炎，但北大背靠着最好的医院，为何北大的天才却连个牙周炎都看不好？

另外，韦东奕的消瘦情况、讲话情况，都是不正常的，都需要关注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数学家。

作为一位顶流数学家网红，已经是公众人物，韦东奕的整体健康状况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并不是针对韦东奕，而是他背靠的体制。

既然咱们有体制，就应该对体制的员工加以关心，尤其是这样的特殊人才。不能在有功劳的时候突出他的“体制身份”，但在这时候又显得他好像遗世独立，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现在很多人编了网络段子，比如什么“学海无牙”，这种无聊的段子除了将真正的问题掩饰和消解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当整个社会都高度娱乐化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面对任何严肃的命题，但科学恰恰是最需要严肃的一个行业，所以，不能任由韦东奕成为一个纯网红，那可能意味着本来就缺失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变得更加浮躁。

在这时候，体制应当起到的作用，是保护这些属于体制的科学家们，除了他们的健康，还有他们的名誉。

他们出名只应当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或者做出的科普贡献。

爱造神的人们，抛弃一个“神”也相当快。

他不叫韦神，他叫韦东奕。希望韦东奕最终不要被流量伤害到、反噬到，祝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维护科学本身的尊严。

被网友称为“韦神”的韦东奕，日前开通了个人视频账号。他的亲戚近日向媒体证实此事，说是家人协助他开通的，目的是让韦东奕分享数学相关内容，与外界有更多接触；同时“建立一个真实可控的窗口”，防止恶意剪辑和造谣行为。

韦东奕开设账号后，短时间内粉丝已突破2300万，其健康问题备受关注，也有很多人呼吁“不要消费他”。有网友说，“学院希望韦东奕注销个人账号”，对此，北大数科院6月9日告诉大河报记者，“这个现在不确定”“我们现在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

对于网友关注的健康问题，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韦东奕有比较严重的牙周问题，学校和学院一直都非常关心，此前多次派人陪同韦老师到医院就诊。医生进行过会诊，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下一步，学院和中心还将帮助他积极进行治疗。另外，最近3年来，韦东奕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除了医生建议其关注口腔健康，其他体检结果正常。

北大这么回应，按理说网友可以放心了。不过回过头看，韦东奕来办个人账号确实很突然，在网络传说中，韦东奕是像扫地僧一样的神秘存在，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潜心遨游数学世界，在另一个远离大众视线的平行世界，安心当他的助理教授，类似于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不食人间烟火。

韦东奕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视频，跟网友打招呼，他对开办账号的事，应该是知情且同意的。至于说，他是因为什么被家人劝服在这个时候办账号，外人不得而知。这涉及他家人与他的交流方式，也与他家人到底怎么看待韦东奕这个名字的信誉和价值有关。

韦东奕实际上几年前就成为网络聚焦的“神话人物”，现有舆论中对他的大多数崇拜之情与少数贬低论断，在那时候就已经很齐全了。向他行注目礼，或者小声嘀咕他长相不佳，举止异于常人等，只从数量规模上看，现在与过去并无太大区别，为什么他的家人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开设个人账号，有点让人费解。

家人所说的理由，用一个真实窗口来遏制谣言，看上去难以实现。他个人账号一夜之间吸粉数千万，围绕韦东奕的流言蜚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他的牙周炎问题闹得越来越多。

四年前针对网络上流传的韦东奕崇拜热，北大就曾表达过立场：青年学者需要安静的治学环境。言下之意是很明显的，不希望社会各界增加韦东奕的关注负担，现在韦东奕的家人让他露脸办账号，所引发的流量暴风，有一大半掉头转向北大去了，成了需要处理的舆情与院务突发事件，这恐怕不是北大数科院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韦东奕本人的性格，不少人认为，他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开办个人账号是要打个问号的。也许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家人的这波操作，正在将他的私人问题变成学院的麻烦，让数科院乃至北大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快速吸粉的韦神账号，北大如果真要韦东奕注销，上千万的粉丝恐怕不答应，他们对韦神充满了好奇心，渴望从这个窗口窥探一二。可要是默认这个账号继续运营，等于是否定了四年前的表态，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账号会制造多少麻烦——期待它平静如水，不会衍生出更多的争议，恐怕是个奢望。

韦东奕出名后，确实受到了非常多的侵权冲击，有假借他名字开账号，有注册商标的，他被非法的商业利用包围。假如他的家人希望以韦东奕个人账号为依托，便于维权，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让数科院替韦东奕去处理维权事宜，有些不合适。

要是有某种安排，把韦东奕个人账号做成一个合规的维权主体，或许是一个思路，但因为韦东奕名声实在太大，他作为职工的私人权益与北大的公共事务如何协调，平衡起来也是让人头疼。

但不管外界如何看，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韦东奕本人的意愿。从网络流传的零星信息判断，他似乎不善也不愿太过曝光自己，但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要不要开号、开号做什么用途，关键还是取决于他自己。无论校方还是善意想保护他的人，越过其主观意愿，做太多“为你好”的干涉或安排，可能都不是很合适。

“今日你看他人病榻，来日他人亦看你。”

有些人提到医院就避讳，全然不尊重“医院从不是遥远之地，而是人生中的某个必经驿站”的事实。

也所以，关于医院近期新的“免陪护试点”出炉，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关注的，他们觉得事不关己。但事实恰恰相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需要经历一两次“医院陪护”，几乎无法避免。

何谓“免陪护”？很简单，由医院直接提供专业的护士来陪护，不再需要家属亲自陪护，也不再需要家属去外面自聘护工。

当然，试点强调了“自愿”。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自愿”，那也无非是多了一种选择。但真要做到一点，想必是没那么简单的。

第一，不管再怎么说，“免陪护”不是“免费陪护”。虽然从目前的收费标准来看，由医院提供的护士陪护，比患者自聘陪护要便宜，但是，毕竟是一份“创收”。再观看现在一些医院发不出工资，甚至关闭的爆料，想要彻底把这种“免陪护”模式做到完全自愿的程度，恐怕有难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些医院自身尚难自保，恐怕很难不向“创收”低头。

说得更简单点，医院也需要这笔收入。

第二，但凡交易，必有竞争。当然不是指和外聘护工之间的竞争，而是医院护士与护士之间。外聘护工是没有竞争力的，只要不让你进医院宣传就行了。但是护士与护士之间呢？即KPI。

这绝对是值得提前做好预防之处，一个护士管理3个病人，一旦医院对护士下达这种KPI的命令，那么护士为了自己的工资不降低，就需要想方设法让家属购买这份服务。

有些人可能经历过，当自己在医院为亲人陪护的时候，其他病床自聘的护工，偶尔会发出一些比较阴阳怪气的嘲讽，来指责你不为家人聘一个陪护，让他们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但同时当他们不断指出你的“错误操作”时，不得不说，这又是相当有效的，你会感到惭愧和内疚。普通人毕竟不干这一行，比起外界护工尚且不如，那比起更专业的护士自然更不用说。

看似温声细语，是销售在下棋；话里亲情用力，其实逼你买单。

我知道，必然有人要反驳，因为并非每个家庭在经济上都处于拮据的状态，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医院能提供“护士陪护”，绝对是利好中的利好。相比外界护工，护士是更值得信任的。

而且，从价格来看，免陪护后，价格确实比外面自聘陪护要低。我在报道里看到了某地医院的这样一组数据：试点医院提供“一对三”（140元/天）、“一对二”（180元/天）、“一对一”（280元/天）阶梯化服务。

这个价格相比外聘护工，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对于本就会选择外聘护工的患者来说，自然属于利好。

最后说一点，那就是由医院提供“陪护”服务后，会不会导致原本的“业务水平”降低？这也是值得提前思量的。毕竟活儿增加了，分配到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就可能会减少。

其实一些官方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山东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发布的“医疗机构免陪照护服务工作方案”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求，医院如果因为护士人手不够而另外招聘“专业陪护人员”，那么可以招，但不能用缩减护士数量为理由。

这便是担心有些医院，为了新的创收方式，而本末倒置，放弃原本的责任，减少护士数量，意味着降低治病救人的服务质量。这样的担忧和提前预警，是非常有必要的。

若护工为利生，医术则易死；若责任可分摊，良心便可售。

总之，对于这个“免陪护”的出现，我觉得是有弊有利。仁者之道，利人而后利己。如果能把规定中所提的“自愿”落实好，如果这个试点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更好的便利家属，那么它只是给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它就是好的。

反之，倘若这个试点出现后，没有合理的监督和限制，纯粹为了创收而存在，那么恐怕事情将没那么简单，患者的选择将不是变多，而是恰恰相反的减少。

利在一时者，众必趋之；利在人心者，方可久远。

“自愿”两个字有时写得漂亮，可一旦绑定了医生KPI，绑架了家属情感，最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你可以不买，只是你要承受代价。”

“免陪护”好不好，关键便在于于此，能不能真正保障选择权，不让“自愿”成为“被动接受”的遮羞布。

这令人担忧！

最近在短视频上就看到了张家界溶洞垃圾的问题，不过之前都是网络主播在积极曝光，近日这件事上媒体了，看了这些细节真是触目惊心。

两个溶洞清理出51吨垃圾，这还只是固体垃圾，还有养猪场往溶洞里排污水，都顺着地下暗河流走了，这么多年，不知道有多少吨，整个溶洞臭气熏天。估计蝙蝠都没法生存。

难以想象吧，亿万年才形成的美丽溶洞，钟乳石石笋，很多地方都打造成旅游景点，在这里居然被这些人当做垃圾堆，什么垃圾都往里面倒。反正溶洞连接地下暗河，那也是污染其他地方，跟他们这里无关。

但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受到污染。

而且通过地下暗河排污，其他地方很难能发现。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

更有甚者，当地村支书卢志富在微信群里跟村民说看到拍天坑垃圾的给我打，打出事他负责。这就是当地的基层管理作风吗？

这是天坑垃圾，还和溶洞垃圾不是一回事。天坑和溶洞都被当成是天然的垃圾场。

这件事如果不是网络曝光，偷偷往溶洞里倒垃圾，这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主意啊。

如果不是“好事者”去拍视频，这真的很难发现，下游找不到污染源，天上卫星也拍不到。真正做到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只有严防拍视频的人曝光。甚至用暴力恐吓。

这次的探洞博主小符哥哥，有人不断骚扰他的家人，让他不要发声。

这操作太无法无天了。

我觉得当地的管理者主观恶意特别巨大，不是为了保护一方水土一方青山，而是搞在破坏，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当地村支书还说拍溶洞的是坏家伙，就去打。当地还是法治社会吗？

有人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卢志富。看到他慰问困难群众的照片，说实话，看过很多慰问照片，虽然基本在演戏，但还是没看过如此冷漠的表情。

凶神恶煞的样子，无法无天的手段，这样的人怎么为人民服务？

而现在被曝光后只是停职检查，停职又不是开除，过几天又可以东山再起。

溶洞里发现了垃圾，被曝光了还知道清理，干部队伍里发现了垃圾，怎么不及时清理？这样的垃圾不清理掉还留在组织里增加垃圾浓度吗？

有这样的干部风气，我也能理解为啥张家界旅游集团，一个拦起来收费的景区，居然会亏损了。

表面上看张家界奇峰险峻壮美，可谁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却充满了垃圾。

十多年前，在腾格里沙漠，有企业把污水直接排到沙漠里，水份蒸发了剩下的粘稠物就用铲车铲出来直接埋在沙漠里。

干了之后，遇到沙尘暴，直接把这些污染颗粒送到华北去。

还是十多年前，山东潍坊有企业通过高压水井将污水压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排了，却污染农民的井水，让很多人得病。

如此缺德冒烟的排污方式真该枪毙十回了。就为了省点污水处理的费用，不惜污染别人的饮用水。

这十年来，到处都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没想到还有往溶洞天坑里倒垃圾的管理方式。

而且当地的环保部门是干什么吃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竟然要依靠网红自媒体来曝光。

而我看最近很多地方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在网红曝光后迅速得到解决。

可悲啊。

（文中人物及空间均使用化名）

近几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复杂的境况中生存：一边是和权利直接相关的性别议题被以“煽动对立”的名义持续敏感化，另一边，对女性境遇的社会讨论空前高涨，为相应的文化活动又创造了机会和需求。

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拥有活跃的青年女权主义社群。尽管如此，住在这里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依然要在资源和社会空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依靠个体的热情和投入才能维持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从个人到团体，从线上到线下，从街头到住所，女权活动空间在一处被关闭，就又在另一处开启。她们的行动，在艰难中得以存续。

行动的起点

2019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女生焚烧校园内的“女生节”横幅，以抗议对妇女节的污名化。秋水看到新闻，她希望“这把火烧得再大一点”。

秋水正就读大学，交往当时的女朋友后，开始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积极加入左翼、酷儿等关心进步议题的群组。2020年的妇女节，她投入了高校学生的“反三七过三八”浪潮。媒体报道了她们的行动，秋水参与设计的海报和横幅在微博获得了上万赞，她感到“挺欣慰和开心的”。

秋水参与制作的海报被张贴在校园内

之后几年，她留意到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商家开始在妇女节这天宣扬“女性力量”，很多女性不再视妇女一词为羞耻，连妈妈都说“祝女儿妇女节快乐”，让她备受感动。但这次行动也令她感知到明显的“环境压力”，策划群很快被迫解散，她和大部分参与者的关系也仅仅维持在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2020至2021年，网络女权文化发展迅速，随之引发的是男权“大V”、社交平台和官方自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全面围剿，包括斥之为“港独”、批量封锁女权账号。女权主义者的活动受到骚扰和举报，不得不从公开的、倡导式的行动转向以半开放式、提前招募并审核参与者的社群活动为主。

新模式让女权社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秋水认为，比起从前更为公开的互联网讨论氛围，人们变得更在意安全空间，如一些女权群规定仅限“女性和非二元性别”加入。但它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这些群组因此更具备社群的支持性和凝聚力。她正是在其中一个群里认识了朋友筱凇。

2021年6月，23岁的筱凇第一次参加女权活动。当时一位网名“韩是子”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滞留期间自杀去世，此前她曾多次在网上为性别暴力及网暴当事人发声。一些女权主义者为这位素未谋面的伙伴举办了线上追悼会。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视频里哭泣，屏幕上播放着韩是子生前的留言：“她知道世界是宽阔的，也想珍惜小野草。”她们的生命因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交汇，让筱凇感到亲切和怀念。

结束后，她给活动组织者发信息：“姐姐，你可以拉我进一些性别相关的群吗？我很想参与。”

筱凇从小是个“性格古怪”、充满正义感的孩子，宁愿自己被霸凌也要帮助受欺负的同学。她向大人宣布将来要做总统，“任命我妈为副总统，去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充满爱”。上大学后，她走出小城，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性别平等的理念，和许多年轻女性一样，以2018年的“米兔”运动爆发为契机，开始了对性别议题的公共表达。

在生活中，她较为“社恐”，但对于关心的社会问题则表现得活跃而敢言。毕业那一阵，她在微博和朋友圈“女权出柜”，“激情开麦”，为各种事件呼吁，结果“喜提”同学的拉黑和辅导员的思想教育。研究生备考阶段，她染了发，马上就被老师提醒面试时要表现得“老实”一点，“头发不能是五颜六色的”。

筱凇曾经设想自己会按部就班地升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男朋友。但随着她的视界变得越广阔，现实就越显得逼仄。她渐渐想要过一种反叛而非安稳的生活，同时强烈地渴望找到更多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很快，一位叫章丹的跨性别女性在微博私信她，表达对她观点的支持。两人年龄相仿，就此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友谊。

章丹出生于一个革命老区，就读部队周边的小学，唱着红歌长大。同时她也是个“二次元”，喜欢玩百合游戏，穿可爱的裙子和洛丽塔，自小就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认同。

大三通过司法考试后，她觉得时机已到，向家里出柜，差点被情绪激动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父母让她喝中药，带她去佛寺。有一天在饭桌上，他们闲聊间向章丹讲了老家一个“人妖”的故事：这个人因为“有两套性器官”，被同乡人欺负至自杀身亡，没有人知道埋在哪，甚至“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

章丹感到恐怖，她对父母说：“我好了。”当着家人的面，她开始扮演一个孝顺的儿子，同时暗下决心“逃出那个地方”。她自认不是学霸，因此加倍努力，一边勤工俭学挣生活费，一边考上了一所知名政法学校的研究生，最终顺利留在北京。至今她在亲戚眼里的形象依然是“学习好，人又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去了大城市之后开始留长头发”。

刚上研一的时候，章丹出于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一心入党，希望付出努力“让这个社会更好”。为此她做了许多志愿工作，不幸跨性别的身份被同学曝光，受到排挤，入党申请自然也没通过。章丹很委屈，但更多是怨恨自己没有达到条件，还给同学发信息：“对不起，不能和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了。”

她自嘲是“跨性别和小粉红的缝合怪”，默默顺应院校“又红又专”的环境和网络上对女权充满偏见的论调，即使内心挣扎也不敢表达。研究生两年，她闷头打工和学习，在封闭中度过。

直到2022年2月，“小花梅”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遥远女性悲惨命运的曝光和随之而来的官方维稳，令章丹心里的高墙轰然崩塌，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痛苦浮现出来。她决定去做自己真正认同的事。

正值毕业季，章丹为了呼吁不让事件的热度消失，花了大量时间收集新闻事件和人口拐卖的资料，制作打印了一百多份宣传单，在图书馆门口独自站了一天，见人就发。有霸凌她的人路过出言讽刺，也有许多人接过传单，向她表达支持。

北京的2月寒风刺骨，地上的雪还没化，但是天空特别蓝。她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站着，“感觉像一个人”。

2022年7月，一部倡导女性性自主权、反对性别暴力的话剧在北京公开招募演员，筱凇、章丹和秋水都加入剧组。她们在线下相遇了。

在社群中相遇

话剧排练场地在一个叫做“绿荫”的性别多元空间。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四四方方、足以容纳二三十人的房间就在眼前敞开。在北京昂贵的地价和严格的管控之下，这里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可负担的、珍贵的聚集场所。

章丹经朋友介绍参与到其中，比起对表演本身的兴趣，她更迫切想了解“女权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最初的一两周，她就想过放弃。按照传统，剧中跨性别女性的角色应该由真实的跨性别者出演，但导演发出邀请后，章丹坚持拒绝了，因为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身份。为此她也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这是“不够女权”的表现。

周围的伙伴都是“做事情的人”，充满自信，不惧世俗观念，不是在网上发声，就是在组织活动。她隔着一点距离注视着，觉得女权主义像一首诗，“写得很好，但是离生活很远”。

排练每周末进行，持续了三个月，期间章丹也在绿荫参加过不同主题的活动。某天她参与了一场女权写作工作坊，房间里铺设着泡沫垫，十几人围成一圈，随意地席地而坐。协作者邀请每个人自我介绍：说一个自己“最不女权的地方”，而且要用一种有趣而非评判的形式。

气氛活跃起来。听到有人说自己正在面对体貌焦虑的一瞬间，章丹产生了奇妙的感受，好像身边的人突然“活”了过来，由一个遥远的“行动者”变成了具体的人，像她一样会在生活中因为琐事而纠结。由此她得出答案：“女权主义讲述的是我们切切实实所经历的东西。”

秋水每周的期待就是走进绿荫，那年生日也是在排练的房间里，和剧组的伙伴们一同庆祝的。晚上她借宿在空间，就在平时活动用的垫子上席地而卧。地面很硬，不算特别舒适，但她睡在朋友们中间，被安全感包裹。

她据此给自己制定了之后的租房标准：一定要有宽敞的房间和一张大床，以便招待女性和性少数朋友们在家里聚会、留宿，或是办小型观影会，即使这意味着要负担高昂的房租。

在剧组，剧本是根据成员们自己身为女性和性少数的经历改写的。创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信任不断增加。不少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会一起参与到其他行动之中。

2022年8月10日，一个周三上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法院附近的三条街道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令支持者们无法聚集。和一审相比，前去现场的人数大幅下降，但还是有“弦子的朋友们”顶住压力来到附近等候。

秋水原本有出行计划，碰巧航班延误，她立刻抓紧时间赶来，短暂地和其他人相会。三次开庭，她一次不落地前往。第一次到得太晚，错过了和众多支持者相聚的机会，第二次和伙伴被执法人员冲散了，所以这次非常渴望和其他人的情感联系。离开前她和在场的人一一拥抱，浑身颤抖。

章丹为了不被定位，没带手机就出门，到了现场“傻乎乎地找不到组织”。她四处张望，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彩虹口罩的红发女子”，认出那是剧组的伙伴，于是招了招手。对方飞奔过来，和她抱在一起。

庭审开始后，支持者们为了不被调查和驱逐，低调地分散开来。筱凇走遍了附近的快餐店和咖啡厅，一家店一家店地搜寻，鼓起勇气和人打招呼，目的是和其他人取得联系，以便第一时间相互传递信息。晚上6点，庭审结束，人们从不同方向奔跑向同一个地点，同走出法院的弦子汇合，在泪水和祝福中告别。

10月底，话剧正式演出，几乎每场爆满。最后一场在绿荫举行，室内挤了二十多名演职人员和五十多名观众，最前排的观众席和演员几乎只隔一人距离，后来的人干脆坐在楼梯上。

筱凇在最后一幕《米兔》中饰演一位性暴力幸存者，从遭受侵害后的自我否认中走出来，联合其他当事人勇敢发声，大声说出：“我们是美丽的、有价值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否认的。”独白结束，演员们在一片黑暗中走上台，随后灯光开启，照亮每个人的脸和她们交握的手，台上台下都有人在流泪。

观众坐在楼梯上观看演出（照片经过处理）

筱凇演出后发布的朋友圈

这一年，筱凇收获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信任”：被刚认识的朋友们邀请参加小组活动，加入反家暴志愿工作，或者仅仅是一起去公园滑冰。她想要为社群“做一些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向更有经验的组织者请教如何开展活动时，对方建议她不要想得太复杂，先“找个地方”“写写文案”，招募参与者，从实践中学习。

为了免费的场地，她去一家咖啡店打工，很快便组织了一场观影会。大部分参与者对于表达观点都十分害羞，筱凇自己其实在别人的活动上也是如此，不过此时，她的身份转换，自然地承担了鼓励他人的责任。活动顺利进行，她和其中一些人也由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之后筱凇独立做了几十场线上和线下活动，包括在“唐山暴力事件”等性别热点事件发生后迅速组织讨论会。公众号第一次被封时，筱凇非常受打击，后来“炸多了就好了”。为了把理想践行下去，如何与审查共处是她必须学习的经验。

2022年10月至12月，北京在短短两个月间经历强化隔离、民间反弹，到断崖式全面解封，作为关心社会的年轻人，筱凇和朋友们的生活也因此充满动荡。出于对官方压力的规避和对社群伙伴实际需求的考量，她的活动逐渐从讨论具体社会事件转向社群疗愈。

“爱与抗争”的延续

成盛在2023春天参加了筱凇举办的女性户外植物疗愈活动，原本她以为就是逛逛植物园，没想到最后还“升华”了一下。筱凇说，人和植物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要像照顾植物一样自我关怀。这些话语治愈了成盛。

成盛这年24岁，在一所985高校就读研二。她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家庭，被“打到21岁”，因此患上抑郁症。了解女权主义之后，她开始用性别视角解读自己过去的经历，意识到即使在家庭内部发生的暴力也和社会结构有关。但在她身处的学术环境里，自称女权主义者意味着认领了一个“危险”的标签，容易被视作“厌男”。

她的研究主题是国内女性公共空间。2023年9月，她走进绿荫，参与“女权主义咖啡馆（注：世界咖啡馆，一种分组式的讨论活动）”，并在那里寻找访谈对象。开始她有点拘谨，不过很快发现，许多人其实像她一样不擅长交际，只是为了和其他人对话，强装“社牛”。大家表现出的“笨拙的真诚”让她有种安全感。

在活动中，成盛听到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比如有人坚持“6B4T”，也有人持质疑态度。而线下空间的优势在于，人们“能看见彼此，所以会更具有善意地讨论”。一位参与者告诉她，正是因为存在绿荫这样的地方，这种深度交流才具备可能。

她顺利找到了二十多位受访者，大家的表达十分真诚。有一次，当被问及行动中的创伤经历，章丹在她面前哭了，说：“我记不住。”这个场景给成盛带来极大的冲击。她努力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其他人产生共情，自己的抑郁反而因此加重了：“一直说要看见具体的人，看见之后觉得好痛苦。”

她修改了研究方向，从生命史的角度探寻这些人如何成为女权者，以及像绿荫这样的空间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并将其置于中国女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论文的结尾，她写道：“对于中国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并不是爆发性的颠覆力量，而是如何持续性地存续生存力量……建立并维系以疗愈性为主的女权社群并不意味着对父权制的妥协与顺从，相反，是女权行动者在艰难困境中的一种生存智慧。”

不久后，绿荫因多方压力暂时歇业。2024年初，筱凇的活动因不可抗力终止。

2024年4月，成盛完成了她的论文，为了过审修改了不少敏感措辞，包括把“抗争”改成“参与”。答辩的时候，一位男老师质疑她的研究参杂过多个人情感，建议她“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成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场一位女老师替她反问：“她做的就是女权研究，为什么要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经改成这样了，不能再改了。”

绿荫的空间关闭后，一些组织者选择主要在网络上继续活动，如举办线上女权辩论会。辩题主要围绕女权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网络文化，比如：如何看待对“服美役”和“娇妻”的批评。与传统辩论赛不同，比起立场针锋，参与者的自我表达在这里更受鼓励。

9月，还是高三学生的陈琪琪出于兴趣，作为志愿者加入辩论会小组，她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比其他大部分人小了十几岁。

陈琪琪高一时在微博见证了为妇女节正名的倡议行动，发现对性别问题的反思不是自己作为女性个人的感受，而是一个“群体性的时刻”，并由此开始了长久的学习。

她所在的高中国际部拥有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和优厚的条件，让她早早拥有组织、演讲的经验，曾经和同学们在校内开展女权分享会，讨论偶像文化和荡妇羞辱等话题。但相较校内的“自娱自乐”，她感到参与社会活动更能带来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以及智识的增长。

在高中阶段，她建立了一个中国酷儿运动网络历史档案库。检索资料时，当发现2011年还有人穿着反歧视的文化衫途经天安门做倡导，她感到几乎难以想象。此后，每当陈琪琪路过长安街，就仿佛从一段社会运动的历史中穿行而过。

一次她和辩论会的参与者聊天，对方曾是一家业已关停的同志NGO的部门负责人。陈琪琪有点感慨，她做着历史相关的调研，却缺少了解性少数组织和行动者当下处境的机会。对方也很惊讶，短短几年时间，那些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行动和参与其中的鲜活的人，对年轻人而言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通过开展活动、创造对话，她们之间被审查制造的“记忆的真空”得以填补。

2024年在美国参加夏校，恰逢骄傲游行，她目睹穿着“奇装异服”的队伍经过，人们在路边发出欢呼，彩虹旗在这里营造出欢乐而不是紧张的气氛。然而她并未产生归属感，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在她熟悉的环境里，人们正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与抗争”。

今年妇女节，秋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大家窝在床上，传递着零食，看纪录片《黑箱日记》。片中伊藤诗织说，支持者的存在仿佛为裸露的她裹上了毯子。秋水由衷地觉得，自己也曾是“被裹上毯子的人”，她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2025年是秋水在北京的第九个年头，她打算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去不同的地方走走，见一见近两年离开的女权伙伴，探索各个城市仍在蓬勃生长的性别和地下文化空间，希望自己能在整体消沉的环境下，保持行动的持续和专注。至于能够做什么，“只有上路才知道”。

筱凇一直从事自由职业，最近她的兴趣转向女权、酷儿相关主题的艺术创作，同时不放弃寻找开展活动的机会。她和章丹居住在一起，在生活上相互关照。

章丹不时会接到来自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咨询，尽可能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海棠作者被捕事件发生后，她花两天时间编写了一份应对手册，希望当事人知道自己面临传唤时拥有哪些权利，被广为传播。然而她自己却仍苦于跨性别的身份，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她来说，在这片土地上身为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但能够和女权伙伴建立真诚的关系，不被当作异类，拥有一段自然相处的时光，哪怕只是朋友在冬日的街头贴紧她的身体，或是自然地捡起她裙子上的碎发，她就觉得这份幸运抵得过所有痛苦。如果有机会选择，她还是愿意以同样的姿态生活。

美籍华裔作家匡灵秀（Rebecca Kuang）回到母校乔治城大学，为 2025 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匡灵秀出生于广州，4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先后就读于乔治城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22岁起发表《罂粟战争》三部曲，获得过星云奖、轨迹奖、克劳福德奖、英国图书奖，登顶《纽约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在演讲中，她回顾了祖父辈在内战、毛时代的艰难求学之路，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并直言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遭受联邦政府的攻击——“若你坚守原则，迟早要面对坦克”。

以下为匡灵秀演讲稿中文翻译版：

下午好，2025届的同学们。七年前，我就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等待着开始我人生的其余部分。能被邀请回来为你们送行，这是莫大的荣幸。

在高等教育受到联邦攻击的时候写毕业典礼演讲，感觉很奇怪。大学曾经是国家宝藏，但今天我们文化的潮流已经转向，现在智识主义、探究和好奇心都成了罪过。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知道学术就业市场会很艰难。我不知道整个系会直接关门，但大学的衰落早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进入大学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正处于历史最低点。

现在人们的看法是，大学是你去接受政治洗脑的地方——改变你的性别，让ChatGPT写你的论文，在某人村庄公寓阳台上吸毒，谈论德里达，支付你永远赚不回来的昂贵学费，因为现在大学甚至不能帮你找到工作。我们太习惯于把大学说成是一种轻浮的东西，一种奢侈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像这样的空间是多么稀有。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家族的男性们如何几代人来一直在努力接受教育。

X平台截图

我的曾祖父来自湖南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家里第一个识字的人，高中毕业时成绩接近班级前列。他本来可以去广州的岭南大学，但当时正值内战，他的家人担心如果他去广州会被杀死，所以他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但毛主义政权在1950年代末镇压知识分子异议，他受到迫害，被解雇，被迫成为农民。

我的祖父只读到中学。那是饥荒年代，他们太穷了，上学是奢侈品。他从未接受过教育，为此遗憾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十年，知识分子被殴打、监禁和处决，大学被关闭，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政治再教育。但毛泽东在我父亲八岁时去世，第二年中国恢复了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全家都很兴奋。就是这个机会！这是他们终于要送人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四处拜访他的老师朋友们，试图找到任何在清洗中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正如我父亲所说的，我们有人能教，有人想学，我们很高兴。

我父亲很擅长学习。他最终进入了北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学校。在那里，他被物理学吸引，因为宇宙的自然定律似乎是客观和可定义的。真理是清晰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遮蔽那光芒。

他在中美物理考试和申请中表现出色，被录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于1989年夏天从北京大学毕业。那个夏天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了。他是党内的改革者，支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为此被迫辞职。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北京的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

我问过他在示威的早期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他说学生们一开始很乐观。我们认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都被卷入其中。我们以为学生会获胜。当国家派遣坦克时，这完全是一个冲击，是他们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当他登上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时，美国代表着这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言论。你永远找不到比我爸爸更大的爱国者。他在7月4日升起红白蓝旗。他戴牛仔帽。他喜欢钓鱼、烧烤和开卡车。他说他已经逃离了一个专制国家，不会再逃离另一个。

快进到2013年。在我整个家族的历史中，我是第一代不用担心是否被允许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不用担心申请时大学是否还开放，不用担心到了那里是否能自由言论和学习。我成为乔治城大学的学生纯粹是因为我想要。我换了三次专业，只是因为我可以。

所以是的，大学是一种奢侈品。当你们回想在这里的时光时，我希望你们记住思考的纯粹奢侈。我指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奢侈。

记住那种悠闲地翻阅课程目录的感觉，就像它是自助餐一样——一个学期读亚里士多德，下个学期读康德，误解弥尔顿，假装我们读过乔伊斯，在讲座中打瞌睡，因为生病而乞求论文延期（实际上我们是宿醉），为了早晨课程的缺席而杜撰祖父母的死亡。我有七个祖父母。

拥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拖延、犯错和重试，这是多么大的祝福。我在乔治城时是Carroll Fellow，我们被教导要按照座右铭生活：mentis vita pro vita mundi——为了世界的生活而过心灵的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心灵的生活是被宠坏的小孩的象牙塔。他们并不总是错的。当代大学存在太多腐败。有时它更像游乐园、精英会员俱乐部、公司——除了生产知识并与世界分享的地方。在当代大学里，大门总是锁着的，诚实的对话几乎成了逃亡行为。

但在最好的时候，乔治城在她最好的时候，大学是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一个我们可以测试危险、非正统思想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梦想更好世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犯错误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改变想法的地方。心灵的生活是乌托邦，历史证明了它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停止为它而战，它就会死亡。

如果我能给你们这些2025届毕业生任何嘱托的话，那就是要抓住那种奢侈，传播思想的丰富，保持好奇心，避免教条，质疑一切，寻求隐藏的和不便的真相，学习有用的东西，纯粹为了学习的乐趣而学习，只是因为你能而跳进兔子洞，全面思考。

你们已出伊甸园，前路考验必将动摇心中乌托邦——若它曾经存在。理想即将受检验，梦想多半撞铁砧。若你坚守原则，终将面对坦克。

但我父亲从那个血腥的广场走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另一间教室。

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留在大学里，一些人会用心灵的生活换取世界的生活，但无论你们去哪里，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美好的日子，那时要求我们做的只是寻找光明。

祝贺2025届毕业生。

中国新闻周刊：【#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2嫖客被判强奸罪#】3月24日，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对“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中的两名涉案嫖客作出一审判决：吕某飞、陈某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二年十个月。

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飞、陈某应当知道被害人可能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甘冒风险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3月至7月，魏某（已判刑）和倪某欣（另案处理）纠集邱某豪、陈某璐、余某滨（三人均已判刑）等人，多次使用非法拘禁、殴打、侮辱等手段，强迫被害人陈某慧（案发时不足14周岁）在九江市多个酒店卖淫。魏某团伙主要通过社交软件在网上招揽嫖客，每次卖淫服务收取4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嫖资。

2022年5月10日，被告人吕某飞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魏某，双方事先谈好嫖娼的价格和地点，由魏某安排陈某慧到吕某飞在九江濂溪区浔南大道晨枫臻品酒店的钟点房，两人发生性关系，事后支付嫖资400元。2022年5月27日，吕某飞以同样的联系方式，在同一个酒店开房与陈某慧发生性关系。

法院审理还查明了被告人陈某的强奸犯罪事实。2022年5月22日晚，被告人陈某于九江学院附近搭讪了魏某犯罪团伙中一成员，他与对方谈好嫖娼价格，对方叫来被害人陈某慧。当晚，陈某在一酒店开钟点房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除此以外，被告人陈某还分别两次直接联系被害人并接到家中发生性关系。

浔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飞、陈某，应当知道被害人可能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仍甘冒风险与其发生性关系，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依照《刑法》以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规定，判决被告人吕某飞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判决被告人陈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起诉书还显示，在涉案团伙强迫组织未满14周岁女孩陈某慧卖淫案中，共三名涉案嫖客被检方以强奸罪审查起诉。2月17日、3月5日，浔阳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陈某、严某明及吕某飞涉强奸案。受害人家长说，目前还暂未拿到另一名被告人严某明的判决书。（新京报）

以下评论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

原来昵称最长可以有30个字符：两年😂大人们看着不发笑吗🤣

发呆的樱桃君Lee：写小黄文的大大十年呢

端粒的铲铲：这可是大人们给自己留的后路

排排坐吃火锅_：大人们确实在偷着笑

Styx09：老爷们会睡幼女，但是没有功夫看文

东南偏南201001：2年？确定不是鼓励犯罪？

星空瓶仑_2：围观一个真实的中国

大杨努力不熬夜：怎么不给他们干脆送个锦旗？呵呵

笑国在逃玐比公主：两年。。海棠太太们都几年来着

生化阿丽：写黄书的都判了10年呢

奶汤麻辣烫：看起来并不太像阳间新闻，但是感觉阴间也没有那么不公平

圈地自萌不是圈地运动：此处很值得补充的：去年安徽远洋捕捞的事件中，一位写手因为写文被判了四年半，赔了一百多万的稿费和一倍罚金

我希望一辈子永远活着：强奸不满14岁女孩判2年，给r18G书籍校对判4年，写书的判10年

林水妖：写本小黄文也得八年呢，校对一下也得四年呢，真实强奸犯倒是逍遥啊～

槐安鸽师：人在极度无语的情况下是真的会笑

5月31日，张雪峰2025届高考季直播结束，他哽咽着表示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直播。

“干我这个行当不容易的，我动了太多的人的蛋糕了，有些东西我不能说得过于直白。”

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嘴角向下，向屏幕前的家长和考生深深鞠躬，说了两遍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

很快，张雪峰自曝可能告别直播相关词条，瞬间冲上热搜。众人议论纷纷，还有很大一批网友流露出不舍情绪，毕竟还有很多人等着看今年的报考志愿指南。

在一年中最应发力的时候，张雪峰决定闭嘴。

从不消停，6月5日，河南一位高三考生家长在张雪峰团队直播间，花168元买了2025年高考预测卷，结果孩子做题时发现有题目出错了。

在家长反馈问题后，客服承认题目错误，但拒绝退货退款。这位家长在此之前经常下单张雪峰的产品，认为他是权威的存在，在发生此次事件后感到失望。

这些年，张雪峰争议不断，总在风口浪尖处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态度尖锐。

几乎每次他关于高考与考研的发声，都会在网上掀起一阵巨浪。流量向来眷顾他，半点不由人，曾经口口声声说着不希望自己太娱乐化的张雪峰，早已成为娱乐中的重要一环。

反复被骂，反复道歉，他在这个漩涡中乐此不疲，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觉得他利用焦虑割韭菜，有人认为他是普通老百姓认知鸿沟的填补者。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雪峰，在最为火热的高考季选择退出热潮，也许是一种人在悬崖边的以退为进。

01

又是一年高考，今年有1335万高考考生，张雪峰却主动退圈，用“动了太多人的蛋糕”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在这个行业的压力，也对过往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如果老张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我伤到过某位家长或者某一类人群的话，我真诚地给大家道个歉。”

 张雪峰原本正常恢复直播是8月份，但是也有可能，这是大家最后一次在网上看见他，弹幕区齐刷刷被“张老师别走”刷屏。

暂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己的消费习惯与价值观。

“我这个人消费欲望极低，直播中就那么几件衣服，考研培训这不是挣钱不挣钱的事情，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把这个事业做好，真的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帮助……”

言辞无比恳切，直播临了，张雪峰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前，抿着嘴巴，向屏幕前的家长和考生深深鞠躬，表示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

这次直播结束后，立马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与以往被骂、道歉、生病不同，这一次的画风有点煽情，有点委屈意味。

 其实话里话外都不难看出，张雪峰这次所谓的退网，未必是自此不再直播，很大可能是事业转型，也有可能是“避避风头”。

 关于张雪峰此次举动，大家再次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他坦诚、是实在人；有人说他卖人设，含泪赚了几个亿也该退网了……众说纷纭。

张雪峰其实早有准备与动作，一个月前，苏州峰学蔚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近40枚“姩菡”商标，分类众多。

 姩菡正是张雪峰女儿的名字。

 去年夏天，张姩菡独自参与录制《寒暑假》综艺，言行举止落落大方被观众们喜爱。

张雪峰对自己女儿的未来早已计划好：混个本科，进银行工作。她的女儿在哪个银行，他就把存款放到哪个银行，两个公司，每个公司常年都有1亿存款。

“你985毕业的，拉存款也要一个个来，我女儿不需要，她伺候我一个人就行了……”

 有网友认为他是霸总式宠女儿，也有人认为张雪峰此举破坏了就业公平，带坏了社会风气。

 张雪峰不管，他就是要给女儿最好的。他一直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就是她想怎样就怎样，作为父母，他就是最坚强的后盾。

 “我小时候在地上弹玻璃珠，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

 女儿喜欢画画，张雪峰直言可以给她开一个美术学校，让自己员工的孩子免费去上课，学费自己包了。

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张雪峰，给女儿准备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女儿可以随便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后顾之忧。

 卷了自己多年的他，不过是为了让孩子有资本拒绝内卷。

02

 
在底层摸爬滚打过的张雪峰，深谙人性幽微之处，参透了高考学子与家长的焦灼心理，多次标榜“志愿填好了，能弥补50分差距”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2024年高考季，张雪峰因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引发争议，他旗下峰学蔚来公司推出两款私人订制志愿填报套餐，收费分别为11999元的梦想卡和17999元的圆梦卡。

张雪峰直播时放出了两万个名额，仅仅在三小时内便被家长一抢而空，他的公司当天销售额高达2亿，这惊人的营销力，在教育培训行业堪称奇迹。

 如此受欢迎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背后，是相当复杂的报考规则。

 好不容易结束严峻紧张的高考，家长担心孩子选错专业，走错人生方向；学生心智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对未来更是无措迷茫。

 在百般焦虑下，他们选择付出高额费用向张雪峰咨询，购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确定性”。

可怕的是甚至连2026届志愿填报服务都已售罄，这意味着很多家长的孩子还在读高一，就早早下了订单。

被指饥饿营销的张雪峰解释：师资只能匹配有限名额。

 能获得他本人指导的志愿填报服务，更受家长追捧，价格自然更为昂贵，很多人表示：

 张雪峰变了，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他们熟悉的张雪峰了。

 他还遭到教育行业协会的公开批评，“教育服务应该普及化，不能越来越成为资本的游戏”。

 果然网红的结局不是带货，就是卖课。

 张雪峰一直认为自己这个行业是在打破信息差，还有些情绪价值。

 去年高考出成绩报志愿阶段，有一位想报中医的女孩和张雪峰连线，引发一阵热议。

 女孩来自河北唐山农村，高考成绩490多分，很想学中医，张雪峰上来就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

“都是农民。”

“你家里边有人是医生吗？有在医院工作的吗？”

“没有。”___

“那很有可能你要放弃学医了。”

张雪峰当场给女孩泼了凉水，这个分数只能勉强上个河北民办的院校，无法保研，更上不了本硕连读，他建议女孩考虑一下乡镇卫生院地方的定向乡村医生。

 几乎在他走红后的每年高考季，张雪峰都备受关注。

 他的知名言论层出不穷，“所有文科都叫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想上外交学院将来当外交官？天黑了适合做梦”“家里没有企业要管理的别报管理”“律师就是销售”“适不适合学建筑跟美术功底没关系，主要是看你家孩子能不能熬夜”……

闹得动静最大的前有新闻学风波，后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争议。

 2023年高考季，一位家长到张雪峰直播间咨询，自己的孩子理科模拟考试考了590分，能不能报考四川大学的新闻专业。

 只见张雪峰异常激动：

“孩子非要报新闻，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再给他报别的！千万别报新闻，从中国本科专业目录里面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好。”

 这位家长反复强调新闻是孩子的梦想，张雪峰反复强调做爱好可以，但不能作为职业，一定要把孩子打晕。

意料之中，张雪峰的这番言论被推向舆论顶峰，朝他开火的大多是中产阶级与文青，觉得张雪峰过于功利主义、太现实，扼杀了孩子的理想与追求。

 有一位来自重庆大学的教授直怼：“千万别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悠，他害人不浅、误导公众。”

 舆论不停发酵，“张雪峰新闻学之争”上了热搜第一，众多新闻学教授对张雪峰进行围剿，他的过往言论被以偏概全地放出来，被群起而攻之。

 张雪峰说：“我离被人搞不远了。”

 他不得不闭嘴，还因过度劳累、胸闷心悸被医院强制住院，只好关闭评论，安心休养。

 这场轰动的新闻学风波，随着张雪峰的病倒，有了缓冲地带，不过他死心不改，不会放弃制造话题的机会。

 他掌握了这场游戏的技巧，将某个命题犀利表达，引发争议后再出来道歉，道歉的言辞其实是命题本身的再度演绎。

03

 
在张雪峰那里，高考报考其实就是向残酷现实妥协。

 去年，在给家长与学生推荐专业时，他称“所有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
 
无疑又惹麻烦了，这几句极具杀伤力的尖锐言论冒犯了很多人。随后，张雪峰又为自己的口无遮掩道歉了。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给大家笑一个！我在干嘛，我也在舔，可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所谓的不好啊！”

 显然，张雪峰虽道歉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追捧、信任张雪峰的多是现实的普通人，他们认为选专业就要选合适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家庭没有反悔的本钱。

 如今腰缠万贯的张雪峰，曾经也是穷人中的一员。

 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的他，非但不富裕，还穷得不作响，“别人说自己家穷，说的是穷得叮当响，而我们家响都不响”。

一家人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平房里，张雪峰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最困难时全家收入只有600元。 

小时候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他，经常看见偷煤的人，见多了形形色色人，在鱼龙混杂中也知道了社会本色。

张雪峰过早地体会到现实残酷，也在无形间造就了他务实的底色。

 从小在火车站见多来来往往的人，他迫切地想走出牢笼，到外面的世界去，于是在填志愿时，张雪峰报考的全是东三省之外的学校。

 高考时，他考了全县第60名，被录取至郑州大学给排水工程专业，那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2007年，大学毕业后的张雪峰来到北京进入教育行业，一开始是帮朋友做考研辅导。

 他发挥了性格优势，讲课风格诙谐幽默，很受学生们欢迎。

 命运的巨变发生在2016年，彼时视频网站如日中天，有学生将张雪峰的《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讲课视频传到网上，凭借犀利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风格获得巨大关注，获得十几亿播放量，一触即发他的网红生涯。

 视频里，张雪峰搞笑解读全国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是最无私奉献的学校，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是中国最委屈的大学……”

 他的粉丝从几千人暴涨到几百万，如今他抖音账号有2656万粉丝，微博账号800万粉丝，堪称名副其实的超级网红。

 走红这年，他32岁。

 张雪峰的身份发生了巨变，从一位普通的考研老师成为了大网红。

 走红后，他先后参加了《演说家》《快乐大本营》《奇葩大会》等综艺节目，拍了电影，开设全国各地的讲座活动，座无虚席。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张雪峰的人脉越来越广，他的拥趸前赴后继。

 张雪峰成为很多北漂者的榜样，他本人的真实经历，便是年轻人追梦路上的最佳范本。

 随着露面越来越多，张雪峰心直口快的犀利风格，招来很多争议。

2018年，在某次演讲上，他不建议大家报考西南大学，理由是“曾经有一位家长说自己闺女报考西南大学化学专业，但是分没够，结果一分都没浪费，进了西南大学学了兽医……”

 台上的学生哄堂大笑，西南大学的学生在网上骂声一片，认为他侮辱学校，张雪峰出面道歉。

 一年后，在青岛大学演讲过程中，张雪峰被人泼了一身鲱鱼罐头，教室顿时恶臭熏天，不过他面不改色地讲完了整场讲座。

 事后，他表示当时心里想的是，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崩溃，要崩溃，也要留到一个人的时候再崩。

 这件事让张雪峰深刻体会到成名的代价，他曾预言“所有网红的终点，都是塌房”。

 在塌房前，张雪峰抓住风口，这几年顺利实现个人IP流量多元变现。

2021年，张雪峰带着家人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到苏州定居，成立了苏州峰学蔚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雪峰，由他持股75%，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零售、留学中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多个领域。

 老师、网红、商人、老板……他陆续完成阶层跨越。不管是凭实力打破信息差，还是割韭菜，毋庸置疑，实用主义者张雪峰赚到了钱。

 张雪峰曾公开向媒体透露自己每年仅靠讲课，能入账几百万，他多次强调：“我去参加一期节目，挣的钱还不及我一堂课挣得多。”

 他认为外界对自己最大的误解是“功利”，张雪峰认为自己的建议对学生是最合适的，“老百姓的家庭，不是那个样子的”。

04

反精英的张雪峰，对待自己的员工体贴入微。

今年年初，张雪峰在直播中公布，自己公司有350位员工，年终奖和绩效加起来一共发了2000万，人均拿到6万元的年终奖回家过年，公司春节放假23天。

在此之前，张雪峰就多次因对员工人性化惹来打工人羡慕的目光。

据公司员工描述，张雪峰有着极强的责任心，有员工想在苏州买房，但是付不起首付，他毫不犹豫借给了对方100万。

员工买房后第一顿饭，会邀请张雪峰到自己家里吃，他表示“员工开心我就开心”。

公司成立不久，他宣布率先实行“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度，员工每周三可以休假或居家办公。

去年冬天，张雪峰给自己公司的员工每人多发300块钱，称“冬天的第一顿火锅，我请大家。”

 随后，他又在员工的工资里多打300块钱，让他们吃过年的第一顿猪肉，并为每位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送上羽绒服。

 张雪峰是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太知道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2022年，张雪峰的父亲因病去世后，他在公司宣布员工直系亲属生病了，可以直接找他申请资金支持。

 他关心身边的人，也关心远方的人。

 2024年5月18日，张雪峰在自己40岁生日这年，决定向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协会捐款50万，向苏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100万。

 他晒出两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并写道：

 “40岁了，以前别人跟我说咱们四十多岁的人怎么怎么的，我都会生气，我看起来有那么老么？今天，到了人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上半场总结，就是在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此之前，张雪峰已经向多所学校与希望工程捐款，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

前有向黑龙江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家乡家庭经济困难高考考生，后有每年向郑州大学捐款300万，向哈尔滨理工大学捐款100万……

 抛却各种争议，张雪峰的公益行为是实打实为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带去帮助。他还鼓励员工参与到对家乡的慈善帮扶中，鼓励优秀员工向母校捐款，公司和员工各承担一部分金额。

05

 张雪峰这些年的经历，是中国网红经济进程的真实缩影。

 他不停用自己那张嘴制造话题与热度，博得关注与流量，成名以来从不缺“峰言峰语”，可教育行业本质上是严肃的、公益的，这与网红经济的功利性、娱乐性背道而驰。

 于是争议，就这么当众滋生了。

 网红这个圈子向来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张雪峰承担起了弥合从老师到网红身份裂缝的功能。

 进入退潮期的张雪峰，主动停下脚步，也许是他需要时间去思考如何挽留住潮水，也很熟悉在危险边缘，应该做出何种姿态才可自保。
 流量时代，成为顶流很快，失宠也在刹那间，对此他了然于心。

 不过没关系，他早已从中受益颇多。

树大招风，在关键时刻选择沉默，张雪峰果然是聪明人。

中美关税战之后，中国瞄准美国农业“票仓”实施农产品关税反制。很多人戏言，美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是一个工业国。戏言归戏言，美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强国。那么，美国农民的日子过得如何呢？

另一桩新闻是，杭州六小龙之后，很多地方都在反思自己出不了“科技六小龙”，形成了一种讨论。之后又出来了“杭州模式”，所谓模式，就是形成一种范式，其他地方可以参考、学习，也实现类似的成功。

杭州“六小龙”分布图

那么，到底有不有“杭州模式”，或者更精准的说，存不存在一种范式，其他地方可以参考，并实现类似的成功呢？

这两桩新闻放在一起看，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企业目前已超过4400家，从区域分布看，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工智能科研活动和科技企业最为集中，产业集群效应明显。这种产业集群效益和一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基础、经济禀赋、甚至人文精神都有关，很难在短期内模仿。脱离了城市发展的基础，根本行不通的。所以，没必要每个城市都“依葫芦画瓢”搞人工智能，或者更延展一些，搞新质生产力。

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主要企业热力分布图

不妨看看美国是怎么分工的。

美国搞人工智能的州，那当然要数加州了。

加州是名副其实的科技之都。加州的百强企业中，科技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仅有雪弗龙、富国银行和迪士尼等少数企业不属于科技领域。硅谷也在加州，这里有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如甲骨文、思科、惠普、Facebook和特斯拉等。四大科技巨头——苹果、Alphabeta（谷歌母公司）和Met，都将总部设在了加州。

内布拉斯加州则是一个位于美国中部的农业州，它的科技、金融公司很少，比较有名的是领英，还有“股神”沃伦·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他还有提供电信和互联网服务的Cox Communications；保险和金融服务Mutual of Omaha，做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的Nebraska Public Power District，提供云计算和托管服务的Flywheel。

虽然在科技和金融上没有存在感，但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的农业重镇。该州93%的土地为农牧场，共有47600个农场，主要农牧产品为玉米、小麦、高粱、大豆、牛肉、生猪等。在全国各州中，玉米和小麦产量均占第5位，高粱占第3位，甘蔗占第6位，乳牛及肉牛饲养量仅次于得克萨斯及艾奥瓦两州，居美国第三位。所以，内布拉斯加州也被称为“牛肉之州”和“玉米壳之州”。

搞农业的内布拉斯加州生活质量很高。根据WalletHub的最新研究，有30个关键指标，包括抑郁率、收入增长率和失业率等因素，2023年，美国50个州，最幸福的州前十位是：犹他州、夏威夷州、马里兰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内布拉斯加州。

人均GDP数据也可以支持这一点。美国人均GDP，第一名是华盛顿特区，人均GDP高达259,954美元，第二名是纽约州人均GDP为110,980美元，内布拉斯加州是第十名，人均GDP为93145美元。

2023年美国各州人均GDP

由此可见，撇开首都华盛顿，搞农业的内布拉斯加州和第二的纽约州的人均GDP也差不多。所以，幸福程度这个指标有主观性，但人均GDP的数据是可以印证这个结论的。

这就是一种均衡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省份，是进不了前十的。

2024年，人均GDP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内蒙古、湖北和重庆。同时，这十个省份的人均GDP均超过了10万元大关。人均GDP前十的省份，没有一个农业大省。中国的前五大农业大省，是山东、河南、四川、黑龙江、湖南。

内布拉斯加州农业能这么强，搞农业就可以和纽约州差不多，是一系列原因支撑的。

美国西部农场卫星俯瞰图（部分）

首先是地理条件**，**美国耕地面积多达166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中部大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降水均匀，这些条件为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供了理想环境，而内布拉斯加州也在中部。由于土地私有，不断合并，美国农场规模普遍较大，土地高度集中，这使得农场主能够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便于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土地私有还保障了土地的稳定性，这使得农场主敢于对土地进行不断的投资。大规模农场通过发达的农业基础设施，高度机械化操作，如联合收割机的高效作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美国农民人均产出是中国40倍。

但这些因素只能得内布拉斯加州农业产出高的原因，人均GDP高还需要一个因素：人口少。内布拉斯加州地广人稀，人口约为188万，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县的人口。

所以，一个农业州，有这么高的人均GDP，是因为人口分布与生产力是匹配的。经济发达，人就多；弱一些，人就少一些，再搞大规矩农村，机械化农业，生产率就上去了。

正是因为人口和生产力是适应的，所以美国各州的GDP总量差异很大，但人均GDP差异却不大。

美国经济分析局3月27日发布的各州GDP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名义GDP合计为29.03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29%，两年平均增长5.95%。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名义GDP总量达到了3.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6%，两年平均增长6.32%，占全美国名义GDP总量的14.12%。在全球可排在日本之后，位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之列。而名义GDP总量最低的佛蒙特州，仅为457.07亿美元。可见美国各州之间GDP总量差异巨大。

再来看人均的情况。

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是美国最富裕的地区，人均GDP高达259,954美元，显著高于其他州。华盛顿市内没有工业，但作为联邦政府所在地，联邦政府拨款及其机构的开支、房地产交易、旅游、信息服务、教育、金融与保险、酒店、传媒等高附加值经济活动密集，支撑起了非常高的人均GDP。

第二富裕的州，是纽约州，人均GDP为110,980美元。这样不难理解，全球金融中心，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对经济贡献巨大。第三富裕的州是马萨诸塞州，人均GDP为105,164美元，得益于强大的科技产业、教育资源（如哈佛和MIT）及医疗行业。另一边，最贫穷的州是密西西比州，人均GDP为51,420美元，主因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美国全国人均GDP为81,600美元，最高的纽约州人均11万美元，和最穷的州5.1万美元，差距为两倍。如果把首都算进来，华盛顿特区人均GDP为26万美元，最穷的州人均GDP为5.1万美元，差距就扩大到了5倍。

和华盛顿特区能比较的是上海的内环内，北京的东西城。上海内环内的面积大约120平方公里，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加起来面积92平方公里，和华盛顿特区在一个数量级。作为核心市区，这两个地方的人均GDP，肯定比上海北京的人均GDP高很多。

2024年，上海黄浦区的人均GDP约为66.3万元，长宁区为40.13万元，静安区为35.98万元。简单的估算，大约在47.5万元。2023年北京西城区人均GDP为54.62万元，东城区为50.84万元，平均下来，差不多在52.5万这个水平。

2024年，全国人均GDP后三位的是广西5.6万元，黑龙江5.3万元，甘肃5.2万元。也就是说，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的人均GDP，是中国最落后省份的10倍。相比之下，华盛顿特区的人均GDP，才是密西西比州的4倍。

所以，所谓的均衡发展，并不是同等发展，而是各地发挥自己的长项，提升各自领域的生产率，对国家来说，就是紧密配合，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经济就能最快的发展。相反，各地都是搞人工智能，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

成都独有的人文属性让它在“千城一面”的城市中脱颖而出

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杭州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地方搞人工智能、或者科技创新的便捷法门。把人工智能应用到各行各业、生活学习娱乐中都是可以的，但不必一窝蜂地发展人工智能。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深耕自己的优势产业，避免揠苗助长，才是各地发展的不变导向。旅游资源强的，专心搞好旅游；制造强，就搞制造；农业强的，就搞农业。

但是，这就有两个前提，第一，以人均GDP为考核标准，第二，人口更充分地流动。因为考核以GDP为准，而不是人均GDP，人口不能充分流动，那么，就会导致无论如何怎么搞农业，总是低效的，各地为了做大总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搞人工智能。但这不是均衡发展，会反而导向同等发展，导致整个国家在经济层面，失去效率。

_ 国际月 设立背景与宗旨

***骄**傲*月是在每年的6月份 , 节日来自于对某**事件 Stone*wall 的纪念 , 该事件在***维*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它引发了美国***群体维*的行动 , 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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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官携数亿元执行款外逃境外，法律能否实现有效追责？

日前据媒体消息，某法院执行局一法官助理全家外逃境外前，已将多达亿元的执行款转移国外。而且已获外国国籍。

那么，对于携款外逃的公务员，法律能否要求将其引渡回国？

“法度Law”注意到，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柯锦雄律师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并非绝对不能。柯锦雄表示，作为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引渡是国际上较为正式、法律制度较为完备的追逃手段，引渡的依据一般而言就两类，一类是多边条约当中的引渡条款，一类是双边签订的引渡条约。

柯锦雄称，公务员卷款外逃一般是涉嫌贪污罪等职务犯罪，既没有特定的包含引渡条款的多边条约，也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因而缺乏引渡的依据。但是缺少国际法的依据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要求日本引渡呢？也不一定，根据我国《引渡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请求国应当作出互惠的承诺。也就说是，中国依然可以向日本提出引渡请求，但同时需要作出互惠承诺。然而，实践当中，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成功引渡的案例不多，在追讨的四种方式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劝返。所以希望从日本能引渡回来，难度很大。

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贪污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吗？

柯锦雄表示，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新增的特别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对于逃往日本的腐败分子，只要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若缺席审判程序启动，该法官助理将面临何种法律裁决？

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律师告诉“法度Law”，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本案中，法官助理携执行款外逃涉嫌贪污罪，符合缺席审判的案件范围。

魏景峰表示，结合案件情节，该法官助理可能涉嫌贪污罪和洗钱罪。根据《刑法》第三年八十三条规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 “数亿元” 属于 “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此外，魏景峰表示，法官助理还涉嫌洗钱罪，属于新增的自洗钱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跨境转移资产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本案是法官助理先将执行款转至自己名下，然后再转移境外。当法官助理将执行款转至自己账户名下的时候，贪污罪已经既遂。其后又将赃款转移境外的行为，构成洗钱罪，属于自己替自己洗钱，即自洗钱行为。依法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法官助理可能同时构成贪污罪与洗钱罪，应数罪并罚。

此事是否会牵扯该法院执行局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蒋崴律师向“法度Law”表示，考虑到该案件涉及的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若经查证属实，必然将引发多重法律追责程序，下到经手同案执行的执行法官、书记员，上到该院执行局局长、分管副院长将面临监管失职审查，甚至承担玩忽职守或撤职等政务处分，若发现上述人员协同转移资金将按贪污共犯追责；此外，法院政治部及出入境管理部门也会因违反《法官法》监管责任及《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被问责。

除追责外，蒋崴表示，法院系统也应对执行款物全覆盖复查、关键岗位人员护照集中管控、全员财产申报核查，找出可能存在的其他漏洞，并在法院系统内互相学习，该事故不应只是追究个人责任，更多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查补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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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中的五分钟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著。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著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著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可是没有。

我总是会想：为什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总是如此擅长盖楼，却不擅长盖碑？

这个问题在梦里问不出口，却总在醒来时回荡不去。

我也梦见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梦见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梦见白纸运动里举起双手的年轻人，在南方周末大厦门口献花的市民。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悲伤，而是带著一种奇异的安静——像知道自己会被消音，却仍决定开口。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的形式，被迫变得轻巧——像气球那样，看似飘浮，实则为了逃离地心引力的重压。

更深一层的压缩，是语言本身的遗失。我们没能亲眼见过的事，该如何说出口？该用什么字句，来形容那些我们未曾体验却深受其影响的伤口？而当一代人无法为自己的历史命名，他们也就失去了为未来发言的权利。

我想，有些记忆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压缩成更小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句话、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深夜的搜寻纪录、或是一场反复重演的梦。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画面，是帐篷。五月的北京，天气还未完全热起来，学生们扎起一顶顶帐篷，像一座流动的城市。他们席地而坐，有人写标语，有人举著喇叭念声明，有人躺在地上看书。他们喊口号：反对腐败、新闻自由、民主改革。他们说他们不是造反，而是爱国。画面闪过，一个男生在广场中央洗脸。他动作熟练，眼神清亮。他的旁边放著一张卡板，上面写著：「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愿沉默。」

远处是人民大会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广场空旷又宽阔，像是特别为等待设计的舞台。

接著是绝食。学生们开始不吃东西。他们躺在地上，面色苍白，身上挂著牌子写著：「用生命唤醒良知」。有医学生自备吊瓶，有志愿者递水递盐。他们说：「我们身体虚弱，但心很坚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广场周边挤满了市民，公交车司机也来了，老师、工人、小贩、甚至孩子。有人递面包，有人举牌子，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站著。

然后是一阵风。有人说，那天北京风很大。也有人说，那风不来自天气，而是来自某种气氛的转变。人们开始觉得不安——电视上播出部队「维稳」的画面，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想离开，但又舍不得离开。

然后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军队开始向城区推进。车队从西郊进城，手里拿著实弹，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传出枪声的地点。子弹不是朝天打的，是对著人群。一位市民用身体挡住一个学生，倒下。他的朋友说，他是自愿的。镜头晃动，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别开枪！」有人举起手臂示意无武装。子弹没有停。有人躲进路边的花坛，有人倒在脚踏车边，有人跑进胡同就再没出来。

到了凌晨，坦克开进广场。有学生还在坚守，也有人准备离开。传言四起，有人说「部队会讲道理」，也有人说「要流血了」。四点多，一队学生与最后留下的教师代表谈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国际歌》，歌声很轻，但整齐。

到了清晨，广场空了。天亮后，一切恢复秩序，地面被冲洗过，帐篷被拆除，旗帜被烧掉，口号被擦去。只留下两张照片，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面前，还有另一张，是一位母亲在医院走廊里守著她儿子的遗体，眼神空洞。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几百，有人说几千。政府说「没有人被杀」。真相也像广场一样，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但人们记住了。用低声交谈、用藏起来的日记、用多年后还愿意站出来的母亲，记住了。即使无法说出口，那些记忆也没被删除，而是被转存到一种更深层的位置——与梦并存，与身体并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时我想，那不是因为我看过纪录片，也不是因为我读过太多文章，而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与那些人连接著——他们用力奔跑的方式，他们倒下时的姿态，他们眼里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这种连结无需经历，却从未被剪断。我总是在想，无论我现在将来身在何方，凭借共同的记忆，我会认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我会认出我们。

被消灭的记忆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著写著「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著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著。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著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著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著：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著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著。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我们还记得那位在成都街头高举白纸的女孩，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眼神没有。记得在广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围观群众高喊：「释放她！」记得在清华，学生手写海报，写上「民主」、「法治」，写上「不要让恐惧成为常态」。

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著，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著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著，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著过去，也对著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我们所记得的，不只是死亡，也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可以彼此联结，超越惧怕，并肩站在一起。这种记忆，有时候会很痛，但它从不孤独。因为它把我们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带在了一起。它提醒我们，在分裂与误解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通点：我们都曾经失去过，但我们都还没有放弃。

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
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
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
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

我们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为彼此留下一点空间——说话的空间，互相信任的空间，重新靠近的空间。

可是，如果我们还能聚在一起，为一个不能说的事件默哀，为一个不再出现在书里的日期点起烛光，那么这个时代，也许还没有完全输掉。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
因为——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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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1989年春夏之交，众多市民、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呼喊“民主”、“自由”、“反对腐败”……然而，6月3日至4日，中共当局出动军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展开血腥镇压。坦克碾过长安街，枪声响彻长夜。随后，有人倒下，有人失踪，有人逃亡，有人至今保持沉默……

六四事件图集：

距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已经过去了36年。

时至今日，“六四”在中国仍然无法以任何公开的方式被铭记。“六四”的历史既无法出现在教科书中，也无法在中国互联网上被搜索，但它仍成为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烙印、疼痛与抵抗。

文艺，作为“六四事件”中另一形态的见证者，无数亲历者、声援者通过诗歌、文章、音乐、影视等等方式，用难以被删除的语言和旋律，将那个长夜延展到今天，形成一座无形的“记忆馆”。

在本期【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依据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中的文艺馆收录的内容，选读三组与“六四”有关的文艺作品，拼贴历史碎片，继续那场尚未终结的对话。

一、蒋品超《六四诗集》：“既然我已看清 我就要把那些告诉人们”

中国诗人蒋品超是“六四事件”亲历者之一，1989年六月他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参与组织“六四”期间湖北地区学生运动，同年11月被捕，被判入狱4年。1992年在他服刑期间，他更是因为反抗狱方虐待而遭到更为严重的禁闭关押、严刑拷打。

蒋品超

2007年，蒋品超主编的《六四诗集》由六四文化传播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发行。该诗集发布后，中国公安部在十七大前夕发出查缴令，试图阻止该诗集在中国国内传播。

《六四诗集》

该诗集收录了来自215位作者的315篇作品，是目前收录“六四”纪念诗歌最完整的文献之一。

《六四诗集》分为五个部分：

广场上的诗：主要来自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亲历事件的学生和民众；
民主人士的诗：许多作者后来成为政治犯，在监狱中完成创作；
民间诗人：来自各地普通人，表达个人情感与对现实的不满；
海外与国际人士的诗：来自欧美、港台与流亡社群，见证历史与团结；
歌曲与歌词：补录多首传唱于运动中的歌曲。

诗集中，蒋品超收录了一首他于狱中所写的诗《流星》，诗中写道：

我不知道上帝造我的原因
我活着
只为了寻找真诚

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本性
既然我已看清
我就要把那些告诉人们

我不知道灾难缘何而来
即使热血流尽
我也愿再度投生

黑暗虽不会因我完全消退
我毕竟能带来一丝光明

二、杨渡《未烧书》：“因为禁忌，我们更加珍惜记忆的印证”

杨渡，本名杨炤浓，出生于台湾台中市。1989年，时任《中时晚报》召集人的他于3月赴中采访当年两会，恰好见证了八九学运的爆发。1989年5月下旬，他再次前往北京报道学运，直至6月底才离开。

杨渡

《未烧书》是杨渡于2021年发表的作品。书名“未烧书”，既是一种象征，也来自现实：“六四”之后，为了避免连坐和迫害，许多中国家庭将相关书刊、报纸、日记焚烧。杨渡在多次访谈中表示，他始终没有烧掉那本“写给未来的书”——他的记忆与文字。他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无法放下的“未烧书”，即对历史的记忆和对真相的坚持。

实际上，根据杨渡自述，早在“六四事件”发生当年9月，他便写完《天安门纪事》一书，内容以事件现场报道以及深度分析为主，文长约10万字。

但是，因为当时局势过于敏感等问题，该书迟迟未发表。杨渡如此谈及当时的艰难：

逃亡者还在地下躲藏，追捕者撒下天罗地网，抢救者络绎于途，有些真实情况写出来，注定会成为当局按图索骥、追捕罪责的证据，为了保护学生和知识分子，很多地方写得特别隐晦，甚至可以变形隐藏。这让我心存遗憾，仿佛不能对历史交待。

三十多年后，新冠疫情期间，杨渡终于将自己在1989年的北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一切再次整理成文，并于2021年发表《未烧书》。

该书序曲部分，杨渡写道：

这三十一年来，我从一个记者，流浪采访了大半个中国，再回到报馆成为主笔，留下了一本世纪末的追寻之书。我也曾在海外，探访流亡的作家、记者、知识分子，更多是在大陆，结识了各地，从东北到海南岛，从上海到四川等地，经历过那一场劫难的朋友。

我们好像带着前世记忆的「再来人」，一经辨认，便熟悉起来。

即使那些记忆，是被禁止的；即使世间，已失去痕迹。然而因为禁忌，我们更加珍惜记忆的印证。

一如古代的僧侣，靠着心灵史，互相见证。

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北京老记者，那一天早晨他也在广场，看着学生最后的撤退。我们像发疯了一样，不理会旁人，开始说起那天早晨，我站在哪一个街角，看见了什么，你在哪一个角落，看到了什么，一幕一幕，互相印证，有如失散的兄弟，在说着昔日家中的角落……

天安门，即是我们的记忆之家？那一天，即是解开心灵史的钥匙？

我也辗转过不同的工作：回到报社担任主管；后来又受邀进入政治和文化工作。仿佛尤里西斯，流浪得太远，太久，最后，迷失在追寻的路上。

然而，我未曾遗忘的是，终有一天，我会回来好好写，写下这一段记忆。虽然我曾在八九年底写过一本书《天安门纪事》，但是如妳所知，那只是为了对抗遗忘。当初为了怕有人按图索骥，许多故事，隐而未敢落笔。

一九九九年，十年之际，我写了故事的开头，终究写不下去。二00九年的秋天，我曾重走过北京那些街道：前门大街、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二十年，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高楼大厦，市招遍挂，广告街景，美妆卖药，街貌完全不是当年模样。天坛医院已建了新的楼群，小街被新的楼景取代。

那一刻，我深切的感受到，我曾有过的北京记忆，那欢笑呼喊、歌哭长夜的北京；那人情而温暖的胡同，那有着老三轮车的北京；那满街自行车叮铃叮铃的笑容……，已经永远不再了。

我们的青春，永远消逝，是该好好写了。

可我仍然蹉跎犹豫。几度写了开头，却总觉得那开笔写得太伤感，太颓丧，无法再写下去。我不知道，其实是自己还太软弱，好像一个伤口还没有好完全的人不敢凝视累累的伤痕一样。

直到二0一九年六月四日，我为报社专栏写了一则简短的场景：描述三十年前撤退的那个早晨，在枪口的包围下，摇着白布的学生逐一去检视破烂的帐篷，找出最后的学生，哭着唱〈国际歌〉，相扶相持离开广场。许多朋友说，看过太多政治口号，却未曾看见这样的真实描写，希望我用见证之笔，把所看见的八九民运现场，好好写下来，作历史的存证。

可他无由知道，我是含着泪写下那场景。

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角色：一个台湾记者，一个见证者，站在那个现场，站在大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做什么。是的，我不属于任何立场，我只是一个局外人，我不须要有人情的包袱，更没有政治的背负。我只是一个安静的记忆者，我愿做一个温情的叙述者。

然而，历经三十年的世事沧桑，时局幻变，许多容颜已淡化如微光，许多往事已裂解如轻尘，最后，我只能依着岁月磨损后的记忆陈迹，记下怎么也忘不掉、放不下的烙痕。我知道自己无意记录历史，那么多的回忆录与当时报纸，已足够历史学家去研究。我只是想记下一个时代的人性与心性，那才是我终极的关怀。

三、“自由花”与“流亡者”：音乐记忆中的不屈之声

在文字受到审查、影像遭到封禁的背景下，音乐以更流动、更难被阻挡的形式，传递着悼念与抗议。旋律成为流亡者的归宿，也成为幸存者心中那道不能愈合的伤口。无论是直接控诉、含蓄隐喻，还是以民谣包裹创伤，音乐在“六四”之后扮演着不容忽视的文化角色。

童安格｜《六月四日（我还活着）》

《六月四日（我还活着）》，是少数正面标示“六月四日”事件的华语作品之一。它源自台湾歌手童安格得知北京清场后所写的诗稿，由自己谱曲完成。该首歌曲收录于童安格1989年专辑《梦开始的地方》，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第一次正式引进的童安格专辑。但在中国大陆的版本中，《六月四日（我还活着）》、《诀别》、《我在黑夜里》、《开阔的心（世界不会小）》四首歌曲被替换。该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封禁，但在港台与流亡社群中始终悄然传唱。

歌词如下：

天安门前开口说
不吃不喝也不走
长江黄河没有错 因为他们认得我
风大的谁先过 雨大的谁先说
生命谁没有 不能不为真理活

天安门前开口说
全世界都听的懂
大街小巷都在传 哑巴也会说自由
风大的谁先过 雨大的谁先说
生命谁没有 不能不为真理活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梁肥大豆香 片地黄金少灾殃

侯德健｜《漂亮的中国人》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八九民运期间，亲身前往北京，积极参与声援及抗争活动。《漂亮的中国人》正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创作并于“六四屠城”前夕演唱的歌曲。“六四屠城”发生后，侯德健再未演唱过该歌曲。

歌词如下：

爱自由的朋友人们
展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朋友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朋友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握紧我们的双手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今天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爱自由的人们
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靠我们自愿
一切……就在我的眼前

爱自由的人们
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香港社运歌曲｜《自由花》

《自由花》改编自郑智化《水手》，由周礼茂重新填词。

歌词如下：

忘不了的　年月也不会蚕蚀
心中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
曾经痛惜　年月里转化为力
一点真理　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

悠悠长长继续前航不懂去惊怕
荆荆棘棘通通斩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　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　自由仍是会开花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　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　记着吧

忘不了的　留下了不死意识
深深相信始终会变真某年某夕
如此讯息　仍赖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劲　将这理想继续在寻觅

悠悠长长继续前航不懂去惊怕
荆荆棘棘通通斩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　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　自由仍是会开花
但有一个梦　不会死　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　记着吧

“六四”之后，香港曾持续公开悼念该事件。每年6月4日晚，维园烛光晚会人山人海，《自由花》响彻夜空。它不仅纪念中国大陆的受害者，也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对自身命运的预警与凝聚。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自由花》在街头被广泛传唱，与《愿荣光归香港》并列为时代之歌。歌曲的悼念性质与现实抵抗交织，使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旋律。

然而，从2020年起，香港当局加紧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打压。维园不再亮灯，《自由花》遭下架。但它并未真正消失，今时今日，很多被迫离开香港的港人在海外各地仍会自发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维园的烛光虽已熄灭，但《自由花》的旋律依旧在不同城市中回响，成为流亡者们共同守护的一束不灭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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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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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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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六四纪念馆决定从7月19日起，增加每周三下午12时至4时对公众开放。原有的每周日下午12时至4时的开放时间继续保留。和此前一样，每一个成年参观者均需在一份参观规则上签字表示同意。请您在来访之前，阅读“开馆公告”以获知注意事项：https://t.co/AxeD50cqrx。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pic.twitter.com/BrspAGXI8N

— 六四纪念馆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64museum) July 16, 2023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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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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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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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晓明为化名。）

蒋雨融与哈佛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因为他们始终仍然在坚持精英的傲慢与冷漠。

撰文丨连清川

5月29日，来自青岛的25岁女生蒋雨融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做了名为《我们的人性》的演讲。现场欢声雷动，鼓掌不止。

她的演讲，深切地回应了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的致辞：

2025届的毕业生来自街头巷尾，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世界各地。世界各地，本该如此。

加伯的话，当然被普遍认为是对特朗普与哈佛之间“战争”的回应：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中，哈佛坚定地依然选择了全球化。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蒋雨融的演讲却在中国国内遭遇了群嘲和质疑，似乎连哈佛的显赫地位也不那么香了。

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代表一届硕士毕业生在哈佛演讲，如果这发生在10年前，甚或只是5年前，一定会被解读为国家的骄傲、社会的模范。短短数年之间，就已经沧海桑田。

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01

在极短的时间里，蒋雨融的背景就已经被扒了出来，她的父亲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的执行主任，而她是绿发会的长期志愿者，也曾经得到该会秘书长周晋峰给哈佛的推荐信。

6月3日蒋雨融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澄清自己未曾依赖父亲的关系而入学哈佛，详细说明母亲与父亲早年离异，自己是在艰难与贫困之中获得了在哈佛的一切成就，而周晋峰的推荐信并没有在她的入学中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

▲蒋雨融发表的澄清声明（图/网络）

我无法认同对于蒋雨融个人隐私如此肆无忌惮的侵犯。她其实还够不上公众人物的范畴。然而，这不正说明了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对峙，已经臻于惨烈。人肉者几乎本能地相信，这些高调的精英背后，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

但是，既然蒋雨融选择了公开回应，并且承认了自己父亲的背景，我们于是可以根据这样公开的信息，来厘清双方对抗的本来面目。

惯于撕裂的中国互联网自然在蒋雨融事件上再次闹得沸反盈天。质疑蒋雨融的人对于她英文的流利程度，分享内容、着装风格全面提出了质疑。而同样，也有众多人为她辩护，认为过分苛刻。

其实，澄清和辩护，已经足够说明部分公众对于蒋雨融的质疑，甚或反感。

蒋雨融的长文，都在竭力说明，自己未曾仰仗父亲的地位、金钱或者特权来获得哈佛的成就，一切都是在母亲的含辛茹苦与自我的努力中获得。但是她却无法说明，或者故意忽略在绿发会中所获得的便利。

公众简单地选择了不相信，反而更加相信她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起点的不同。她从青岛出发，历经了英国与美国数个顶尖的中学与大学，如此流畅与顺遂，的确无法让人简单采信她的一切与家庭背景无关。

▲蒋雨融在接受采访时，身后有两个人正在打架（图/视频截图）

我当然非常愿意相信蒋雨融个人与家庭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绿发会显然并不是一个权势滔天的部门，而能够在诸多顶尖学府中脱颖而出，最终站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这并不是一封绿发会秘书长的推荐信能够达到的结果。

但这不是公众关心的焦点。当成千上万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当无数学子折戟考公战场，当数以万计的寒门子弟被挡在985、211的门外时，人们会本能地相信，这个也许在公权部门中不值一提的非政府组织，一定在她的成功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公众从来不在意结果的不公平，而是结果的不公平中，有着，或者暗藏着起始的不公平。因为起始的不公平，就从来意味着结果的不公平。

10年来，或者5年来，什么东西发生了改变？因为以前我们曾经相信尽管结果可能并不公平，但起始是公平的。而今大众倾向于相信，恰恰是起始的不公平导致了结果的不公平。

蒋雨融想要证明她的一切全都来自于自我的努力。作为MPA（公共事务管理）硕士的她，竟然看不见公共事务中最基本的原理：公众对于公平的期待，才是一切人性基本的起点。

我们或许能够相信你的成功出自于你的努力，但是我们却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这才是网上那些人质疑蒋雨融的本质。

她在回应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原意，是在坚持真理的道路上，并不畏惧千万人的阻挡。我不知道她未来会不会发觉自己误用了这句充满对抗的名言：挑战她的人并不是挑战她相信的道理，而是认为，自己是被她的成功所侮辱和损害的人。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这就是这一代精英的傲慢与对世界现实的冷漠。

02

我认真地研读了蒋雨融的演讲。表演痕迹很重，每个动作经过精心设计；内容并不走心，而是刻意引发现场效应；主旨老生常谈，毫无任何创新与创意，只不过在重复老套的全球主义话题。

哈佛选择了蒋雨融，实际上是明确地选择全球化。

按照哈佛毕业典礼的流程与时间表来看，临时选择蒋雨融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并非故意以此来对抗特朗普的政策。

但也可以说，这就是哈佛。无论东南西北风，始终坚持着全球化的方向不放松。校长加伯明确地针对了特朗普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是许多美国民众所期待的。他们要美国优先，要入学平权，要保障犹太学生的安全与权益。

蒋雨融的演讲内容，或者在哈佛的原则坚持，都没有错。甚至可以说，哈佛更加道德高尚，理想远大。

▲哈佛广场（图/图虫创意）

哈佛所看不到的是：人们真实地并不是在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全球化的结果。是在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化中，精英们收割了全球化的所有果实与荣誉。

蒋雨融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而已，而是哈佛这个精英机构的意识形态。当她和哈佛还在侈谈全球中的众生平等，动植物权益和绿色进步的时候，普通的公众却始终焦虑于通货膨胀、工作机会和日常安全。

在这场针对蒋雨融和哈佛的冷嘲热讽中，中国与美国的公众突然一起“环球同此凉热”了。公众看见了民粹主义：对于个人信息与权利的肆意入侵，与对大学独立精神的侵犯。但公众所无法看见的是：自己正在不断强化与催化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

哈佛不回应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的困境：那些都是太过于人间的问题。这就是精英机构的傲慢与冷漠。

03

蒋雨融的演讲老套而平庸。哈佛的选择老旧而精英。

蒋雨融和哈佛都没有错，却同时又错得离谱。

他们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中国与在美国的普通公众的现实痛楚与困惑，不想向他们解释这一切不公平发生的缘由，也并不想开放自己的系统，让每个人都能够可能重新获得公平的机会。

他们依然沉醉在全球化所塑造的虚假的天下太平的幻梦之中。

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也选择了一位名叫安德鲁·杨（Andrew Yang）的华裔学生作为优秀毕业生进行演讲。小杨也热爱自己的学校。但是他并没有强调自己来自于哪里，共同的人性多么重要。他用所有的时间，去谈论校园的艰难，友谊的可贵，与未来的冒险。

▲安德鲁·杨穿着游戏角色服装发表毕业演讲（图/视频截图）

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困顿中前行，热爱cosplay，在面对未来时迷茫，然而坚定。他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镜像的真实的个体。你不需要关心他的肤色、国别和意识形态，你愿意和他同呼吸，共命运。

无论你来自中国，还是来自美国，我们都同样在人世沉浮，我们又都同样，被周遭的人温柔以待，我们一起去寻找出路。

这是安德鲁·杨与蒋雨融的不同：甘苦与共，与制造幻觉。

蒋雨融与哈佛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因为他们始终仍然在坚持精英的傲慢与冷漠。如果这一代的精英和精英机构，依然无法理解民众的困顿，与世界的改变，那么，公众的反叛，将会再次制造洪水滔天。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民族最能吃苦、最能加班、最早起、最少假期、最习惯“卷”，那非中国人莫属。

外国人一般都很震惊：中国人怎么能做到一天到晚工作赚钱，却对享受和休闲毫无兴趣呢？

凌晨五点菜市场忙碌的身影、流水线上从早到晚重复的工人、灯火通明的写字楼……这一幕幕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勤劳”。但一个刺眼的现实也摆在那里：这么努力，却没有相匹配的财富。

“勤劳致富”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父母那一代靠多劳多得、熬夜加班、节衣缩食，确实过上了比过去好得多的生活。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条公式开始失效了。

为什么？因为财富的游戏规则变了。

在过去的“增量时代”，只要你比别人多干一点、多忍一点，生活就会肉眼可见地变好。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存量社会”，蛋糕的大小没怎么变，但竞争的人却越来越多。

你多干一点，可能只是拿到本该属于别人的那一口，而不是创造出新的机会。“竭尽全力却只能活着”成了一个现实。

努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让很多人感觉越努力，越无力。

被“低效勤劳”困住的亿万人，是结构性问题的核心。

中国人是勤劳的，但很多人的“勤劳”，是一种被动的、高耗能的劳作。比如外卖小哥，一天送好几十单，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月挣七八千。但这个勤劳，是拼体力换时间，是一种低效率、高消耗的循环。

换句话说，中国人普遍勤劳，但我们太多人被困在了“低附加值”的岗位上。你越努力，只是证明自己能在这种体系下更久地撑下去，而不是跳出去。

当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多的倾向于让人们“出卖时间”而不是“出卖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

这个根源，与之前的房地产过热这种结构性畸形也有关。当时，财富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已经越来越远，只不过被房产热掩盖了。

80后、90后们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却无法买下一线城市的一间厕所；而有人只是靠家庭固有的房产，资产已经翻了好几番。

房子已经是中国人财富最大的分水岭，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结构。早几年买了房的人，即使不用太努力，也能享受到房价上涨的“红利”；而没赶上的年轻人，即使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房价的脚步。

现在房价跌了又怎样？买得起吗？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并非房价跌了年轻人就能有好的出路。

因为房价下跌的同时，伴随的是失业和高附加值工作的进一步减少，甚至名校生都开始抢一些本来很普通的工作。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化层面。

中国人的财富观，曾经过于强调“靠劳动改变命运”，而忽视了财富管理和价值提升。

也正是这种文化，造成了从整个社会到企业的无效内卷，但大家都把这种不正常内卷当作正常，价值观已经彻底失衡。

勤劳是一种“美德”，但不等于“红利”，更不能当作一种依赖。通行全球的致富密码根本就不是勤劳，而是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真正走向富裕发达的道路。

互联网行业风口正盛的时候，一个工程师可以年薪百万；而同一时期，一个教师、一名工地搬砖工，工资可能十年不涨。他们或许更努力，但他们不在“风口”。

“风口”是什么？是时代的红利，是资本流向的焦点，是政策支持的领域。谁站在风口上，谁的勤劳才有乘法效应；而其他人的勤劳，只是被时间慢慢消磨掉。

但只靠“风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更均衡地产生更多高价值的行业、更规范地执行劳动法，才能形成不依赖于短暂“风口”的高价值工作。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社会结构也让“努力”变得更沉重。

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某些层面强化了“穷人更努力，富人更轻松”的悖论。

比如体制内外的养老双轨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烟草等“金饭碗“的存在，造成一些“注定要卷”的先天因素。

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要靠补习班、靠死磕成绩来“改变命运”；而富裕家庭的孩子早早接触素质教育、海外资源，赢在起跑线之外。

社会的上升通道随之变得越来越窄，学历贬值不断加剧。十年前你可能靠高考翻身，但现在，即便考上985，毕业后也未必找得到满意的工作。

努力仍然重要，但“努力导致成功”的概率大不如前。而当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努力越来越难带来改变的时候，“勤劳”的光环，也逐渐被现实磨暗了。

必须要让社会更公正，才能保证创造价值的机会更均等；只有努力的人得到回报，才会给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驱动力。

那中国人该怎么办？继续“卷”吗？当然不是。

现在为了打破经济的结构性困局，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人们更努力，而是更聪明。

或者说——更聪明地努力。努力是基础，但你得站对位置、踩对节奏、用对方法。

要学会跳出“勤劳陷阱”。不再只想着多干活，而是思考：这个努力有没有积累性？能不能构建价值链？有没有可能复制、放大、变成系统？能不能依靠规则和制度让它更持续？

勤劳是美德，但不该是唯一的出路——这才是应当注重的价值观重塑。

中国人从来不缺努力精神，但不能再用“苦干”来替代“巧干”，也不能再用“勤劳”去麻醉对不公平结构的忍耐。

有时候，“勤劳”只是一种让底层麻醉的借口。

当中国人真正理解财富的本质来自于高价值的社会、讲规则的社会、公正平等的社会，才能走出“越努力越贫穷”的怪圈，迎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出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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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1
法律定义“淫秽”：它指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并以挑动性欲为主要目的的内容。海棠作品是否符合此定义，需要具体分析。

2
艺术价值是关键：作品即便包含色情描写，如果具有公认的艺术或科学价值，就不应被视为淫秽物品。耽美文学的艺术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3
评价作品需看整体：不能仅因作品中存在局部露骨描写，就将其整体定性为淫秽。文学评论通常强调整体性。

4
艺术与色情并非互斥：一部作品可能同时具有艺术探索和色情元素。耽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艺术价值不应被轻易否定。

5
对“新事物”的法律适用需谨慎：网络文学、耽美题材等相对新兴的文化现象，在适用现有法律条文时，应避免简单套用，需考虑其特殊性。

6
小众审美值得考量：耽美文学主要吸引特定读者群体。其内容的“淫秽性”判断，应考虑到其传播范围和对社会大众的实际影响。

7
“淫秽”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许多曾被视为“淫秽”的作品，后世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对海棠作品的定性，也应有发展的眼光。

8
海棠作品的复杂性：成人内容不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需区分具有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与纯粹的色情制品。

9
法律面前，程序与实体并重：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违法（实体问题），更要关注执法和司法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程序问题）。程序不正则实体难彰。

10
刑法“牟利”有特定含义：它通常指行为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并实施了相关行为。海棠作者是否都符合此构成，需逐个认定。

11
“流量”不能等同个人牟利：兰州案中，将作者为平台带来的“网络流量”视为作者个人“牟利”，在刑法上缺乏直接依据，存在扩大解释的风险。

12
“为爱发电”与牟利目的：海棠平台上许多作者免费分享作品，其主观牟利意图不明显，甚至缺失。

13
微小获利应审慎对待：作者仅获得极少量打赏（如数枚虚拟币），是否构成刑法所要求的“情节”，值得深入研究。

14
旧标准不宜硬套新业态：基于传统出版或早期互联网环境制定的点击量、获利数额标准，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海棠这类新兴网络文学平台。

15
区分不同牟利行为：个人写作获少量稿酬，与有组织地大规模制作、贩卖淫秽电子信息以牟取暴利，在性质和危害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

16
管辖权必须合法：海棠文学城服务器在台湾，作者遍布内地各省。兰州警方对此类案件行使管辖权，应有清晰、合法的法律依据。

17
跨省执法有程序要求：公安机关异地执行侦查措施，如传唤、拘留海棠作者，通常需要与当地公安机关协作，并遵守法定程序。

18
程序公正是底线：从立案、传唤到审讯、取证，海棠作者所经历的每一个法律程序，都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其合法权利。

19
海棠案的证据难题：境外服务器的电子数据、网站显示的点击量等，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审查和认定，是案件的关键和难点。

20
警惕“趋利执法”倾向：如果执法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地方财政“创收”或追求办案指标，而非维护法律秩序，则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21
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所有海棠涉案作者都应被视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22
权利保障不容忽视：侦查过程中，对海棠作者采取脱衣检查、长时间疲劳审讯、询问与案情无关的个人隐私等行为，可能涉嫌侵犯个人权利。

23
“一刀切”处理不当：海棠案涉及作者众多，个体情况各异。不区分具体情节、涉案程度，“一批处理”的做法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4
公民监督权的正当性：公众和媒体对兰州警方在海棠案中的执法行为提出疑问和批评，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利的体现。

25
刑罚适用需谦抑：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最高可至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中应保持克制，避免过度重判。

26
罪责刑必须相适应：对海棠作者的刑罚，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实际获利情况相匹配。

27
不同地区尺度不一引质疑：安徽绩溪与甘肃兰州对类似海棠作者的处理，在量刑标准和宽严尺度上似乎存在差异，引发对法律适用统一性的担忧。

28
评估社会危害性的复杂性：海棠作品在特定亚文化圈内传播，其社会危害性与向社会大众无差别传播淫秽物品相比，需要具体分析和评估。

29
高额罚金的合理性：部分海棠作者被要求缴纳远超其微薄稿费的罚金，其法律依据和合理性受到质疑。

30
公众朴素法感的失衡：许多人感觉，与一些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相比，海棠作者因写作面临的刑罚显得过重。

31
保护未成年人与成人创作的平衡：保护青少年是社会共识。但不能因此将所有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都视为洪水猛兽，应寻求平衡点。

32
分级制度的缺失是症结：缺乏内容分级制度，使得对成人内容的管理往往陷入“一刀切”的困境。建立分级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33
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和剥夺。

34
公共讨论的价值：对此类争议案件的公开讨论，有助于厘清法律边界，促进社会认知，并可能推动制度的改进。

35
“以刑代管”的风险：对于一些本可通过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或民事途径解决的问题，若轻易动用刑罚，可能导致“以刑代管”，过度刑事化。

36
执法者的专业素养：执法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职业伦理，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当言行或滥用权力。

37
保障嫌疑人合法权利：即使海棠作者的行为涉嫌违法，其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辩护权、不受非法取证权等，必须得到保障。

38
“青少年保护”的合理边界：青少年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但不应成为压制一切成人表达和讨论的绝对理由。

39
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与修订需求：如果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司法解释制定年代久远，可能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及时检讨和修订。

40
同情心与法治精神不矛盾：对海棠作者个人困境表达同情，与坚持法治原则、要求程序正义并行不悖。

41
追求实质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法律条文的普适性，更包括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平等对待和公正程序的机会。

42
对公权力的审慎态度：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对其行使保持警惕和监督，是现代公民的素养。

43
理解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对耽美等亚文化应持更开放和理解的态度，避免因不了解而产生偏见甚至敌意。

44
个案是法治的试金石：海棠这类争议性案件的处理，能检验一个社会法治的成色，并可能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45
司法公正的基石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负面影响可能深远。维护司法公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6
文学虚构与现实行为的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描写，即便大胆出格，也应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别对待。

47
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海棠案不仅是个别作者的遭遇，它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在文化管理、法律适用、权力运行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值得反思。

48
淫秽物品的认定，需兼顾“诲淫性”与“无艺术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49
若作品形式整体露骨，即便声称有严肃主题，也可能因冒犯公众而被否定艺术价值。（罗翔观点，参考“天一案”）

50
刑法第363条对“牟利”的强调，意味着主观上的营利目的和客观上的获利行为，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

51
当有人认为“违法就是违法，国家不让就不行”时，需要认识到法律并非静止不变。法律的解释、适用以及其本身的合理性，都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接受检验和讨论。

52
免费写作，仅因“为平台带来流量”即被认定为“牟利”，这种逻辑挑战了传统刑法理论对“牟利”的理解，也可能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

53
“海棠”服务器在台湾，这一事实使得内地公安机关的管辖权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需要清晰的法律论证。

54
律师的早期介入和有效辩护，对保障海棠作者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他们是法律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55
“西绪福斯的刑辩”等法律援助的出现，体现了法律共同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

56
刑罚的配置，特别是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刑罚，其严厉程度应与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相适应，避免过度惩罚，保持刑罚的谦抑性。

57
罗翔教授提出的多元主义惩罚根据（冒犯原则、禁止剥削、软家长主义），为理解淫秽物品规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超越了单一的法益理论。

58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私密传播、小范围传播的“淫秽物品”，应与公然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的行为区别对待，避免对私人生活过度干预。

59
赵宏教授强调艺术自由的“少数人”属性，提醒我们不能简单以大众情感或道德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需要保护创作的探索空间。

60
陈碧教授对“天一案”的分析，指出即使作品被认定为“淫秽”，其社会危害性也应具体评估，并结合宽严相济政策，影响最终量刑。

61
对于“黄文和小说分不清界限，还在这讨论文学”这类看法，需要指出其简单化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承载复杂内容，包括成人元素，其艺术性不应因题材而被轻易否定。

62
有些文章认为，质疑执法程序和量刑标准就是为“违法者辩解”。这种观点混淆了维护程序正义与为具体行为背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63
另一些文章在讨论此案时，采用煽动性语言或进行无关的政治联想。这种方式偏离了法理探讨的轨道，无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64
案件中，年轻女性作者的悲惨遭遇（如被取消学籍、强制遣返），凸显了刑事案件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冲击，令人痛心。

65
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等作者的自述，揭示了她们在创作背后的个人困境、情感寄托以及对文学改变命运的微弱期盼。

66
“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在法律边界模糊、释法不一的情况下，创作者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

67
法律界定“淫秽”，应避免由少数人或个别机构垄断解释权。鉴定程序应力求透明、专业，并接受司法审查。

68
即使作者因压力等原因承认写作内容“不当”，也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程序公正和罪罚相当的合法权利主张。

69
公众在讨论中援引“金瓶梅”、“洛丽塔”等经典作品，意在说明对“淫秽”的判断具有历史相对性，今天的禁忌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对象。

70
将耽美文学简单等同于“儿童色情”或绝对的“精神鸦片”，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和标签化行为，忽视了其在特定社群中的文化意义。

71
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KPI导向”或“创收动机”的质疑，需要相关部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以消除公众疑虑。

72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培根）这句名言在本案讨论中被反复提及，警示我们司法公正对社会信任的极端重要性。

73
关于“三倍上缴”罚款的传闻，如果属实，其法律依据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都值得严重关注。

74
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对这些自由的限制，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75
“远洋捕捞”这一标签的广泛使用，本身就带有对执法行为程序瑕疵和动机不纯的强烈质疑。

76
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与“纯粹以刺激性欲为目的的淫秽制品”，是案件审理中划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77
办案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对当事人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道德羞辱或隐私侵犯。

78
若现行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已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如关于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考虑适时进行修订与调整。

79
不能因为平台（如海棠文学城）本身存在运营或内容上的争议，就简单推定所有在该平台发表作品的作者都具有同等的违法性。

80
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被预设立场、舆论压力或行政指令所左右。

81
对“淫秽物品”的刑事规制，其根本目的应是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和保护未成年人，而非压制正常的文化创作和思想表达。

82
“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将间接贡献等同于直接刑事牟利的逻辑，在刑法上是危险且缺乏依据的。

83
当听到“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这类说法时，虽然其本身有道理，但不应因此忽视案件中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程序是否正义、罪罚是否相当等核心问题。

84
律师提出“指望打无罪，没有一个本地律师会接这个案子”的观点，可能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司法生态现实，但这不应成为当事人放弃追求公正和法律援助的理由。

85
有人认为“为她们发声，就是纵容这些人继续犯罪”。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对程序正义、合理量刑的呼吁等同于为犯罪行为本身辩护，混淆了维护个体权利与认可违法行为。

86
援引“在美国涉及儿童色情处罚比国内更严”来论证本案处理的合理性，属于不当类比。本案主要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与直接的儿童色情问题性质不同，且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定也存在差异。

87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回应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而非僵硬地适用条文。它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88
公众对此案讨论的热度，反映了社会对创作自由、法律边界、公权力行使等议题的普遍关切和焦虑。

89
对海棠作者进行“羞辱式”提问，如“是不是没有男朋友才写这种东西”，不仅严重违背执法伦理，也与案件侦查本身无关。

90
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无疑将对未来类似网络创作行为的法律边界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91
不能因为个人不喜欢某种文学题材（如耽美），就支持对其进行无限度的法律打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

92
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法律学者、创作者代表和广大公众，以增强其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93
“为爱发电”的创作行为，如果确实不涉及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牟利，其可罚性应远低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传播行为。

94
对法律的信仰不应是盲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包含对法律本身的审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及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95
任何公民，包括涉嫌犯罪的公民，其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应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得到尊重和保障。

96
此案也引发了对网络平台责任的深入思考。平台应如何有效规范自身内容，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避免法律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

97
“屠刀悬在头顶”，形象地描述了在法律界限不明晰、执法尺度不统一时，创作者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恐惧与不安。

98
“口袋罪”的警示：当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过于宽泛，易导致其成为“口袋罪”，随意入人于罪，需警惕此类倾向。

99
最终，我们期望的是一个既有明确法律秩序、又能容纳多元文化表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治社会。

写于2025年6月3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纽约时报：全球大牌产品供应链雇用维吾尔工人

一、纽约时报：维吾尔工人被强迫转移至中国各地工厂

5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将维吾尔人安置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为全球品牌生产产品”。该报道指出，中国当局的计划不仅涉及经济生产，还意在控制维吾尔族群并削弱其文化认同。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此报道由《纽约时报》、英国调查新闻局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和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 联合调查完成。

报道称，“美国和欧盟都已通过法律，旨在防止消费者和企业资助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 然而，该报道指出，中国政府通过将维吾尔工人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绕过了这一禁令。该调查发现，维吾尔工人被转移到至少11个省份的75家工厂，涉及电子、纺织、汽车零部件等多个行业，其生产的产品进入了全球供应链。

其中，至少包括苹果、麦当劳、肯德基、特斯拉、斯凯奇等在内的1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使用了这些产品。

调查团队称，“研究结果基于对政府和企业公开发布的公告、官方媒体报道、社交媒体帖子和研究论文的审查”。例如，该调查团队通过比对工人拍摄的抖音视频确认了这些工厂的具体位置，随后记者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纽约泰晤士报》和《明镜周刊》的记者走访了湖北省和江苏省的八个城市中的二十多家工厂，采访了三十多名工人。在一次采访中，几名工人表示，“他们在严密的监督下工作”，“工作是预先安排好的，有时需要获得许可才能离开工厂”。一些工厂的保安也表示，政府机构会派维吾尔人来工作。

该报道引用研究指出，这些计划往往具有强制性，维吾尔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工作分配，否则可能会被贴上“极端主义”标签并被送往再教育营。报道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指出，“2023年转移劳动力数量达320万人，其中包括多次转移的劳动力，以及数万名被派往其他省份的劳动力”。

调查还发现，转移到外省的维吾尔工人需接受政治教育。“一些视频显示，工人们在中国国旗前举起右拳宣誓效忠，有专家称，这表明意识形态培训通常是此类工作项目中维吾尔族工人的强制性要求。”

在一些抖音视频中，部分维吾尔工人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例如，有维吾尔人上传的视频背景是一首维吾尔语歌曲，歌词为“我的眼里流淌着悲伤的泪水……”

最后，该调查团队联系了这些国际品牌。许多公司拒绝回应，而在回应的声明中，大多表示“禁止其供应商使用强迫劳动”，但多数公司并未直接回应涉事供应商的问题。

二、全球最大跨国工会：全球劳工权利恶化，中国劳权位列“无保障”等级

当地时间6月1日，全球最大的跨国工会、国际工会联合会 (ITUC) 发布了《2025年全球权利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工人权利状况显著恶化，“全球范围内对劳工权利的侵犯达到历史高点”。

报告封面

该指数将受调查的151个国家分成了五个等级，其中劳工权利最恶劣的为第五等级“权利无保障”(NO GUARANTEE OF RIGHTS)。中国和香港均位列这一等级。此外，第五等级又分为有法律但无保障的“Rating 5”和法律不健全导致权利得不到保障的“Rating 5+”，中国和香港均属于前者。

全球范围内，该报告发现，72%的国家工人无法获得完全的司法公正，45%的国家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87%的国家侵犯罢工权，80%的国家限制集体谈判权。报告特别指出，“全球范围内对工人基本自由的打压愈演愈烈”，民主制度正面临“政变”式威胁。

在该机构官网上，中国一栏显示，中国当局“于1982年取消工人的罢工权”。此外，报告还表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镇压合法活动分子和工会会员”。另一方面，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工人被迫加入国有工会，以代替独立工会。

此外，该报告还特别提到了香港当局逮捕了两名工人领袖，并批评港版国安法“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空间和工会活动”。报告指出，该法律甚至将与国际工会的合作定为“与外部势力勾结”，工会成员可能面临最高20年监禁。

最后，该报告敦促全球工人和工会参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为民主而战”运动，共同争取更公平的未来。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卢克·特里昂格 (Luc Triangle) 在该报告中呼吁：“工会运动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力量，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威权主义和不平等。”他强调，工会是抵御民主侵蚀、保护工人免受剥削的关键力量。

三、维权网：五月中国新增42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5月31日发布《五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62人已刑满释放，1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2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10人，以及被判刑的32人，共计42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62人名单：

李嘉达、王百羽、吕智恒、曹长起、陈华良、

陈雪、 董利利、洪海华、胡玉兰、黄晓敏、

江增朝、姜桂秀、楞珠扎巴（藏）、李聪、李杰、

李静、 李义芳、练日光、刘国花、刘丽杰、

刘银凤、罗立腾、南民民、聂艳、 冉春惠、

唐健群、王斌、 王宏滨、王慧、 王景翠、

王兰英、王月、 岑子杰、尉国申、杨秋仁、

杨运春、于凤珍、于建春、于淑清、余素芳、

张平、 郑庆兰、郑文质、周军奇、周群慧、

周云秀、焦麟惠、吕丽芳、李小凤、姜彩凤、

宋云玲、赵建华、陈淑平、张红英、刘文萍、

徐丽秀、邓燕祥、苏民军、林学岁、赵怀国、

沈爱斌、龚圣亮、

2、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0人名单：

高全福、焦勇、唐秉义、汪懿博、郭茹、刘策、李庆、杜鹃、李晓东、嘎松、

3、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2人名单：

7年：崔军、刘英君、

6年：陈成个、

5年6个月：温粉华、魏三梅、杨传厚、

5年3个月：佟明宇、

5年：李守兰、杨映鹏、傅雪冰、

4年：王凡、贾素芹、祝令点、郭金仙、郭春芳、王乖彦、

3年6个月：杜建新、付健、胡秀丽、兰青中、侯浴椿、夏瑞迎、

3年：郑秀琴、贺洪军、付文辉、吕三秀、

2年：张菊英、田鹏飞、杨雪珍、

1年6个月：王成美、

1年：陈凤娟、樊爱荣、

报告称，截至发稿，中国共有1695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38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29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5月31日）第116期（共1695人）》。

此外，需关注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五月份，中国发生安全事故12起，工人集体行动145起，工人求助34起。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劳务宏观笔记｜四月青年失业率回落0.7个百分点，就业状况改善了？

2025年4月份，全国青年失业率为15.8%，相比3月份的16.5%下降了0.7个百分点，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值。表面来看，这组数字似乎透露出了一丝积极信号，就业状况是不是在改善？答案其实并不乐观。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劳务宏观笔记”，在这一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提出当前中国青年就业情况仍处困境。

除了文章遭删除外，该公众号不久也遭到封禁。

文中部分内容写道：

和去年同期相比，就业形势并未好转。2024年4月青年失业率是14.7%，今年同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15.8%。换句话说，今年的数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明显高于去年。如果对比今年前几个月的数据，也能发现同样的趋势——青年失业率都比去年高出了至少一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体来看，2025年的青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

那么，为什么4月的失业率会比3月有所降低？这主要源自青年失业率的季节性波动和规律。

每年7、8月是毕业季，众多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年失业率会迅速攀升。9月以后，劳动力市场逐步消化这批毕业生，失业率会逐渐下降。等到次年春季，青年失业率通常会处于一年中的低点。再加上每年三、四月份是企业招聘旺季（俗称“金三银四”），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齐头并进，也让失业率阶段性回落十分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3年底统计口径调整，将在校生排除在外后，毕业季对青年失业率的冲击更加直观。因而三四月份就业数据的季节性回落，并不代表整体就业形势转好。

二、知乎问答｜如何评价四川宜宾纵火烧厂事件?

2025年5月20日，四川宜宾锦裕纺织公司一名27岁员工因被拖欠800元工资，情绪崩溃后纵火将工厂焚烧。

该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发酵后遭到当局压热度，但仍有不少网民将该工人称为“800哥”，该事件所展示出来的中国长期存在的劳工问题也引发思考。

在知乎上，有网民提问：“如何评价宜宾纵火烧厂事件？”

一些网民的评论遭到删除，其中一个回答如下：

今天看到一份新的警方通报，对四川某纺织厂的纵火事件定性为：纵火者系“悲观厌世”，否认了工厂克扣、拖欠800元工资的说法。官方极力把这起事件引导成一起“个人极端行为”，似乎想撇清和劳动环境之间的关系。

但说实话，我反而觉得这份通告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大部分人如果没亲身干过工厂，是很难理解打工人的真实处境的。

首先是工资发放问题。一般工厂工人是按小时计薪的，重庆市区普通工厂工资在16~20元/小时。听起来还可以？可现实是：

你得干够12个小时，一天才200多块。

吃饭、上厕所、换工装、早会这些都不算工时。

工资通常是“压一发一”，比如你3月份干的活，4月底才发。

如果你这个月干完人就走了，之前那个月工资可能就拿不到了。

很多工厂都有这个“潜规则”：不结清就不给，尤其对外地人而言，你人走了，钱就没了。有人可能会说：“可以依法追讨啊”，可现实中工人能打赢一场劳动仲裁的有多少？大部分人都认栽了。

所以这次通报里说，“不是拖欠800，是5000多”，反而更说明问题了——5000多元很可能就是打工人上个月全部的工资。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小事”，而是活下去的钱。而且他估计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很多人看到这种极端事件，第一反应是“怎么现在年轻人心理素质这么差？一点委屈就报复社会”。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在流水线上干过活的人都知道，那种高强度、重复性劳动，把人整得像机器一样。一上班就是连续十多个小时站着干活，不能坐、不能走神、不能玩手机，休息还有限时。一个月休息两三天算好的，有些黑厂甚至一个月只有一天假。

还有的工厂实行“两班倒”，上夜班根本没法休息，工人长期处于高压与极度疲劳中，情绪失控其实是迟早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种工作是没有未来的。你不会升职，不会涨工资，不会学到什么有竞争力的技能。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熬——熬不住就被换掉，没人关心你过得怎么样。

官方通报想把这件事说成“个人情绪失控”，好像是因为“情绪不稳定”才导致的悲剧。但情绪从来都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结构性压迫长期积累的结果。

[…]看过《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祥子原本是个勤劳、上进的人，梦想靠自己的双手买辆人力车、过体面日子。但最后他被一层层剥夺，梦想破碎，性格崩溃，最终沦为社会的边角料。

我们总以为，那是“旧社会”的故事。但现在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祥子”式的青年在挣扎？他们努力、拼命、熬夜，最后却连工资都拿不到，连尊严都守不住。

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800块是不是事实”，而在于这个制度有没有保障一个普通人，哪怕拼命干活，也能被善待的最基本的可能性。

[…]我不为纵火行为开脱，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只谴责“火”，而不反思“为什么会点火”。一个社会若不愿意认真倾听底层的声音，只会不断制造更多潜在的悲剧。

我们不希望每一个“祥子”的故事，都以悲剧收场。可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给了他们别的选择吗？

三、六神磊磊读金庸｜不高兴的人们正在把黄巢当嘴替

近几个月来，在董袭莹事件和黄杨钿甜天价耳环事件发生之后，“黄巢”在中文互联网上再次“翻红”，不少网民借“黄巢”表达对当前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

对这一现象，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但该文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写道：

不知你发现没有，“黄巢”这个名字正在翻红。

最近已经好几次了，我在热点事件评论里看见同一句诗：“天街踏尽公卿骨”。

有的人还直接说：什么时候才能“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句诗出自唐朝末期的《秦妇吟》，主角正是黄巢，描写的就是黄巢造反后的惨烈景象。

印象之中，无论是“董小姐”事件，还是后来连带好几个人的学历争议，以及女星黄某某疑似的“天价耳环”事件，评论里都看到这句诗。

知乎上还出现了热门问答：黄巢的走红是一种什么警示？

回答本身写得非常deepseek，一看就是ai出品，但有一说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个警钟的出现，本身已经敲响了某种警钟。

回头看看，出现这种现象也是有迹可循的。

2020年，紫禁城大G事件，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起点。

几个年轻人，以大G为背景，在大众一直以为绝不能开车的地方搔首弄姿，拍照摆pose。

事实上，或明或暗的特权，在很多领域里其实一直都有，并没有所谓这几年就更厉害。

但那一年，移动手机已经完成了全民普及，达到增无可增的完全饱和状态。平台、终端、活跃用户都有了，正差内容呢。大G事件就是某些特权的擦边群体给全体用户赠予的一次惊喜点播。

等于是上来就给你们拉了个大的。

接下来，“坑爹周公子”、“三代烟草人的奉献”、“领导先打饭”等连续发生，到百度“千金”谢安迪开盒，再到最近的“名医”董小姐、17岁的女艺人黄某某疑似天价耳环等，特权连续剧一季又一季，拉了一坨又一坨。

他们甚至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天龙人”。

这些被曝出来的人，其实多数都压根算不上什么“天龙人”，不过是龙生九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的旁枝。

可你架不住人家剧本好、演得投入啊。

明明吃瓜群众的阈值已经很高、对这种事都已经麻木了，特权小演员们却总能超出预期，给你玩出新花样。

比如董小姐和肖医生联袂出演的“手术室霸总真情离场”就是如此，剧情惊人到让你都舍不得快进。

看了之后，谁的血压不飙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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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行动，将矛头指向了在台湾服务器运营的“海棠文学城”上撰写耽美小说的中国大陆作者。多区县警力联动，数百名年轻女性创作者——她们大多是挣扎于贫困线的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寒门学子——被传唤乃至拘捕。冰冷的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其下却难掩现实的荒谬：许多人提现不过数百数千元，甚至是为爱发电的免费写手，仅靠零星打赏支撑创作热情。如今，她们却头顶着“情节严重”的指控，面临动辄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重锤之下，尽是脆弱之躯。这些年轻的书写者，在现实的夹缝中显得如此无力：为筹“退赃”款项，有人被迫贱卖维系学业或生存的唯一电子设备；毕业季的学生，在收到退学通知与拘留通知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几近崩溃；更有身患抑郁者，手捧诊断书绝望远赴兰州，哀问“这能减刑吗”？自费跨省配合调查的沉重代价，将公权与私权间的极端鸿沟暴露无遗。警方将免费创作强行归罪于“为平台引流即属牟利”，对低盈利者也拒不让取保候审的做法，更是显露出程序上的蛮横与苛待。

司法标准的滞后与错位，铸就了荒谬的铁壁。警方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竟是2004年《两高司法解释》——彼时互联网方兴未艾的“5万点击量”构成“情节严重”（刑期3-10年），“25万点击量”即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等标准早已与当前动辄百万、千万级的网络流量现实脱节，一个微博热搜就能轻松碾压的“天文数字”，如今却成了作者们通往漫长刑期的冰冷阶梯。更为荒诞的是，面对有着复杂情感叙事与人物塑造的耽美作品，警方仅以粗糙的“感官刺激”标签进行一揽子定罪，将文学价值探讨排除在外；而将“引流”等同于个人牟利意图的逻辑，更是在根本上突破了刑法规制故意犯罪的基石，使该罪沦落为可随意装填的“口袋”。

量刑的失衡，更是扎向公众法治直觉的尖刺。当耽美作者的刑期（如那位因同类罪被判10年6个月的知名作者）远超众多暴力犯罪，“写小说比强奸判得还重”的痛感已然成为不言自明的社会情绪。反观个案：安徽绩溪案中，“云间”获刑四年半，“辞奺”或因“未退赃”面临五年半；而现实中，多少造成实质肉体创伤的犯罪者，其惩罚远轻于此？当抽象虚无的“社会风化”被置于个体血肉之痛及切实人生毁灭之上，司法的公正性与人道底色已被严重侵蚀。

这场“围猎”的深层危机，在于刑法功能的彻底异化。涉案者多为涉世未深、无案底的低风险年轻群体，其行为本可通过行业自律、平台分级管理或较轻的行政处罚得以规范和矫正。然而，最严厉的刑罚却被轻易祭出。一个刑事案底，足以将这些寒门学子永久钉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考公无门、灵活就业受限（送外卖、开网约车等）、阶层跃升的通道彻底堵死。这与最高检大力倡导的“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道而驰，更是对《刑事诉讼法》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刚性条款的粗暴违背。

耗费巨大警力资源跨省追猎这些低社会危害性的书写者，同时那些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恶性案件却未能得到充分侦破与重视——这种执法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将“点击量统计”置于“血肉伤害调查”之上的扭曲价值序列暴露无遗。更令人担忧的是：要求无获利写手“三倍上缴款项”、在追缴“赃款”之外叠加高额罚金的模式，使得冰冷的法律条文散发出“财政创收”的味道。法律本应是守护公平的最后防线，在此却滑向加剧贫富鸿沟的推手，经济利益驱动之嫌，难以洗清。

审视历史，当下的荒诞更显刺眼。即便在森严的清代律法中，“淫词”犯罪的打击虽覆盖创作、印刷、售卖乃至阅读，最高刑不过三年徒刑（同期强奸罪可判死刑）。今日耽美作者面临的十年起步重刑，其严苛远超封建王朝对同类“风化罪”的惩戒尺度，而清代对“同性之爱”甚至并无特定禁忌。两相对照，何尝不是法治进步的讽刺？

破局之道，唯有回归法治本义。

首先，必须废弃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司法解释。依据当下互联网生态重置合理的点击量量化标准，刻不容缓。对文学作品增设“文学价值评估”机制作为豁免考量因素，防止“淫秽”标签滥用。严格限缩“牟利”认定范围，限于直接经济收益，排除“平台引流”等模糊关联。其次，针对学生、初犯、低盈利等低社会危害性作者，大规模启用社区服务、训诫、罚款等非刑罚替代措施，切忌“办一个案子，毁掉一生”。

长远看，建立明确的创作合规指引，引导亚文化创作进入阳光地带，远比高压封堵更接近善治。法律并非裁决一切道德争议的终极法庭，在艺术表达的模糊地带，它应当成为自律审慎的守夜人，而非挥舞道德大棒的判官。

莫忘世上苦人多。当兰州警方以“远洋捕捞”的架势围猎这些手无寸铁的书写者时，当寒门女孩呕心沥血的文字梦想被碾作案底上的尘埃，当一张抑郁诊断书竟成为减刑的渺茫寄托，我们怎能不问：那被悬在重刑之上的司法利剑，是否已然遗忘了真正的恶魔？

刑法的谦抑性并非是对恶行的妥协，而是权力对自身的约束。它当守护最纤细的生存希望。给创作留一扇窗，就是给无数在困顿中执笔追光的年轻人留一条活路——因为司法的尊严，永远扎根于它对最脆弱生命的深刻悲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