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的妈妈们，衣柜里总挂着几件旗袍。

因为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高考第一天要穿绿，一路绿灯，最后一天要穿黄，一路辉煌。

高考前夕，她们便会换上这些旗袍，目送孩子乘上尾号666的大巴车——后者通常由属马的司机开，家里还温着糕和粽子，寓意步步高升，一举高中。

这里是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一个“老百姓孩子上大学的阶梯”，其周边聚集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在外打工的爸爸，和1.2万名来此陪读的妈妈。

她们大多来自最底层的农村，没有工作，没有自我，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空间，就和这座昼夜都被精密安排的小镇一样，一切都围绕着高考和孩子生存。鲜有人看到付出背后，她们的委屈和心酸，人们只会说：这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

一位陪读妈妈陪孩子吃午饭，这是一天中少有的团聚时刻

邵华无数次经历过这个过程。2013年开始，35岁的她放弃居无定所的打工生活，陪伴刚上初中的儿子来到毛坦厂安定下来，成为镇上最年轻的陪读妈妈。她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延续她们这代人的命运。

陪读这些年，她的身份几经变化：家庭妇女、打工厂妹、小卖铺老板、保险业务员，唯一没放下的就是陪读妈妈这个身份。后来，邵华开始在当地帮助托管那些家长无暇陪读的考生，12年来，她已是700多个孩子的陪读妈妈。

尽管看似又回到围着孩子团团转的日子，但邵华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她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高考这些她也不懂，但这些年，她开始学着用事业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她首先是她自己，那是传统意义上买菜做饭照顾老公孩子之外，更重要的事情。

高考即将拉开序幕，以下是邵华的口述：

不要重走我的路

从我到毛坦厂做陪读妈妈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了。

之前，我只想着毛坦厂是一个让我们农村孩子读书的好地方。因为毛坦厂大部分学生还是来自农村，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高考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出大山的机会。所以我们这边很多人对毛坦厂都很敬仰。

我的老家离毛坦厂很近。那个年代，我们这边的人没读书就出门打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走我这样的人生路，我希望他好好读书，读一个好的大学。

那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初中都没有毕业，只能打一些零工，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儿子平均一年就要转一次学，小学六年差不多上过5所学校，我们想着这样对孩子影响肯定很大，全家就决定回来了。

那时家庭压力确实比较大。我在2010年生了一场病，后来就没有上班，为了回来买房，我们借了好几十万，但为了孩子，我们想着还是要刻苦。家里面有两个房间，租出去可以有一点房租，然后我自己打点零工，保持我和儿子的开销，老公在外挣钱还账。

第一年来毛坦厂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每天可以干吗，也没有梦想，就有一种从天亮就盼着天黑的感觉，很迷茫。

但我这个人其实也有点闲不住，一开始打打零工，这里的服装厂比较多，我会领一些衣服回来加工。后来在一个姐姐的建议下，我搞了一个小卖部，开始只卖孩子们喝的矿泉水和方便面，后来因为附近有个工地，我就开始卖大米、卖啤酒、卖工具，一下就感觉自己有个事情在做了，也能体现一点价值了。我并不是一个人纯粹在这里闲着，好像也找到了一点生活的方向。

毛坦厂中学

再后来，我又去了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培训的时候，看到一些五六十岁的老阿姨讲自己年薪百万，我才发现原来女性还可以这样。我感觉我的思维好像改变了——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我一样可以拥有职场，一样可以在别人面前体现我的价值、我的能力。我慢慢就有了一种冲动：我也想有自己的梦想，也想干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因为刚入职场，感觉整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努力，有时在家里面拖地，我都要听一些学习资料，感觉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之前都把老公和孩子放在第一位，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烧饭、洗衣服、把他们照顾好，没有想过以事业为中心。做了业务以后，我开始把工作放在首位。

当时我在业务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家里还有五六个孩子——有我自己的，也有帮别人带的，我也会纠结要不要放弃事业，安心在家带孩子。当时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就跟我讲：你的业务这么好，可以请一个阿姨帮你带孩子，你出去挣钱，然后给她付工资，不也一样的吗？

我听了她的话。就这样坚持了4年时间，到2019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当时我还是想放弃带孩子，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找我，这让我觉得原来帮人家带孩子也是一种价值。我想儿子毕业了，我也没有啥牵绊的了，要做就把规模做大，所以我就去租了二十几间房子，和一个老乡一起做了陪读妈妈。

“怎么这么矫情？”

我们毛坦厂镇上估计有一万二三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很少。我老公平时也不回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因为大家会衡量谁能为家庭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人留在家里面打工，价值少一点的人则会来陪读。

我们很多陪读妈妈都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大部分女性的观念都是那种奉献型的，不像大城市职场里面的女性可以追求自我。很多女性其实很少有自我，都是为家庭、为孩子、为老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她们奉献了自己，不会去想自己去成长、为自己考虑什么的。包括我以前也是。

很多人以为陪读可能就是洗洗衣服做做饭，其实陪读是很辛苦的。

毛坦厂的人群很单一，学生占一半，剩下的人里，陪读家长占3/4，还有1/4是本镇居民、做生意的和学校教职工。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学校在生存，包括时间。孩子上学早，放学晚，整个时间都是碎片化的，你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所有的生活节点都要围着孩子转——孩子6点起床，我们5:00、最晚5:30就得起床，晚上要等孩子全部都回到房间安静了，才可以出门、休息。

而且孩子学业压力也很大，他们有的时候自己焦虑，就会向陪读妈妈去发泄。家长也觉得很委屈，可又能向谁去说？如果是理解的老公还好一点，不理解的就会说：“你又不上班，天天就带个孩子，怎么还这么矫情？”

虽然大部分的家长已经有所改变了，但还有很多人认为陪读带孩子在家烧饭，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能体现你的价值。到现在，还有一些陪读妈妈在伸手向老公要钱的时候会被说。

陪读妈妈给女儿送午饭

很多家庭为了培养孩子，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但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富裕。通常来说，这边一年的花销是普通农民工差不多一年的收入。大环境好的话，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挣一年的钱，就可以养活学生和陪读妈妈。所以可能一个父亲在外面打工已经很吃力了，就容易感觉钱怎么又没有了。

如果陪读妈妈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其实是很委屈很压抑的，这种痛苦没有人去倾诉，没有地方宣泄，有的时候就会抑郁。

有的妈妈还好，陪读的同时学学家政，等孩子毕业了，就出去找个家政公司上班。也有的妈妈回家之后，又跟着老公去工地上干一些活。但特别是从小学初中就一直陪着的妈妈，很多陪完就迷茫了。

这是陪读妈妈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孩子陪毕业了，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么多年陪着孩子与社会的接触很少，又没有一技之长，再重返职场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了，真的很多家长都不习惯。

说得难听点，很多人依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妈妈、照顾孩子，现在孩子突然不能照顾，感觉不被需要，可能心里会承受不住。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妈妈甚至还想陪孩子上大学，因为她感觉自己就像退休了一样，突然之间自己没有价值了。

这样的妈妈挺好的

这些年来，我应该照顾了七八百个孩子了。

以前每一届孩子走的时候，我都哭得跟泪人似的，就是我儿子上大学我都没哭过。那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付出了很多，也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所以才会这么不舍。

其实我们作为陪读妈妈是一个生意，是一种工作，但朝夕相处的一年里，他们开心、伤心、迷茫的时候，都是我们陪着他，就会在情感上付出很多。

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才像个妈，天天看他们有没有穿够衣服，天冷了要加件外套，今天要下雨要带上雨伞，对我自己的孩子，我感觉我们之间只是朋友。

以前我们学校有红榜，三年我没有去学校看过红榜。高考那天，我也没有去学校门口送大巴车，就把行李箱给他送到宾馆，然后就回去了。

孩子高三的时候，班主任说他太瘦了，让我搞点好的给他吃，我就觉得天天有肉吃有菜吃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看这么多家长天天水果不断，各种吃的不断。

我有时候跟我儿子讲，我感觉自己以前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他说我这样的妈妈挺好，他也不希望妈妈为了孩子，变成了没有自我的妈妈。

邵华没有成为失去自我的妈妈

我记得当时我做保险的时候，他上高一，那时他就特别支持我，让我好好学好好干。孩子高二的时候，班主任跟他沟通，意思是让我不要再去做业务了，也不要帮忙带别的孩子了，怕影响他的成绩。儿子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如果觉得对你有影响，我可以不做，但儿子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俩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就好。

我一直觉得挺欣慰的，我的孩子还是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希望我做那种围着家庭转，围着孩子转，围着锅台转的妈妈，所以我也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这一份事业其实也相当于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我也是一点一点教它成长起来的。

放过孩子，放过自己

2022年开始，随着托管规模慢慢做大，我就把重心放在托管上面，保险也就慢慢放下了。

全职做陪读妈妈之后，可以说我的人生价值重新有了一个定义。以前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现在我是孩子们的邵妈妈，相对来说人生价值已经跟以前不在一条线上面。加上被很多家长认可、需要，我本身也喜欢跟孩子打交道，这些都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

现在找我来托管的主要有三类家庭。有的是自己做生意，他们觉得损失一个人来陪读的代价肯定比找我们更大。第二类是单亲家庭，如果陪读就没人挣钱了。还有一类是高中三年都由妈妈来陪，但母子关系一塌糊涂，两个一见面就掐那种，大人想让孩子改变一下，孩子也希望能够逃脱父母的控制，所以就选择来托管。其实很多孩子是愿意读书的，只是不愿意被家长太束缚。

深夜，陪读妈妈们通常要等孩子睡下才能休息

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都比较高，很多父母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孩子了，一心只想儿女生活得好，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也没有想到除了物质，孩子需要精神上的滋养。这种爱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压力，一种束缚。

很多孩子到这儿来第一个月时，我们要一边哄家长一边哄孩子。有的家长天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要我们随时给他发视频，还有的父亲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始终感觉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要是一天没看到、没照顾就不放心。这需要我们不断开导安慰，慢慢让亲子分离。

我现在经常会跟父母讲，我们父母需要做自己，也让孩子做快乐的自己，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人生遗憾嫁接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生活在工业时代，孩子们现在生活在AI时代、智能时代，他们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请放过孩子，也放过你自己，何苦？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已经在改革了，可能未来10年20年以后，孩子们就可以真的快乐地做自己了。只是这一代父母的观念还没有改变。

改变的意义

其实对我来说，高不高考无所谓。因为我是个学渣，也没想过考什么大学，但对我们家庭来说确实改变很大。

以前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灌输一种理念，我们要么好好读书，上个好大学，要么学不好，那就好好学个技术，有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以后能够撑起一个家就行了。

我觉得高考对于我儿子来讲，意味着他可以真正有能力去选择走出这座大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可以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梦想。如果没有高考，没有考上上海的985大学，只是高中毕业，他可能还会生活在农村，或者是生活在小县城，可能还是会延续着我们的命运——打苦工。

虽然他在上海压力也很大，但心理上总感觉跟我们在工地上干着苦力活不一样。而且在农村，你家出了个大学生，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别人的眼里，你的家族肯定都不一样了。

邵华和远在上海读研的儿子视频通话

虽然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什么时候觉醒都不迟，但是这个时代这么卷，你不卷也得卷，只有通过读书，通过高考，才有机会让你走进大企业、大公司，走向这种公务员岗位，或者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在社会价值层面，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想要改变命运的话，确实还是需要通过高考这条路径。有资本的家庭不用说，他可以有很多路径，但是我们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真的只有高考这一条路。

很多人都说，孩子来毛坦厂只看到涨成绩，但我感觉其实还会让孩子多了许多人生的历练、真正的成长，这种改变的意义我觉得远大于分数本身。

很多毕了业的孩子都非常怀念毛坦厂。虽然在这里学习也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感觉到很充实——学习就行，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但读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就再也没有机会让你只做一件事情了。

对我来说，看着孩子们在成长，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在成长。我从来没有后悔成为陪读妈妈，只是过几年我可能又想做下一个事业，比如通过自媒体去做家庭教育，去改变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让更多的妈妈知道该怎么去做。

近日，我看到多地发文整顿医学科普。四川就发布禁令禁止医护擅自科普。

说实话，对于医生开自媒体账号做医学科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些小毛病，可以在科普上找到答案，就没必要跑一趟医院了。

我带娃这几年，我是经常看医生科普，而且如果孩子有点不舒服，也会对照症状在抖音上搜一下。

如果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不过多干预。

比如第一次发烧，没经验，就去医院，结果医生让还没满月的孩子单独留在医院住院治疗。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

后来换了家医院，开点药吃了就好。

后来看多了科普，平时发烧，如果烧高了就吃点退烧药，这几年基本靠自己的免疫力能好，基本不会因为发烧去医院。

如果是大问题就要立刻就诊。

其中科普最有用的一个就是急性喉炎，犬吠样咳嗽，我看有好几个医生科普，发病急，死亡率高，有症状要及时就医。

我孩子也得过，看到这种情况马上送医院，吃点药马上就好了。

所以这些医学科普可以让家长了解病情，知道轻重缓急。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往医院跑，也不会对一些大的问题掉以轻心。

还有一次，医学科普的作用更加明显。

有一天，孩子突然开始吐，吃什么都吐，喝水都吐。去医院打了彩超说是肠套叠，就是肠道套起来了，而且套了两个环。

我就在网上搜肠套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目的是懂一点病理和治疗方法，不至于吓得手足无措，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网上看有医生就说往屁股里灌开塞露可以解。

然而到了急诊室，医生却说要住院，一种是屁股里灌气，像吹气球一样解，一种是往屁股里灌水。总共花费可能要七八千左右。

每个医院的政策可能不同，当时两种都要单独购买灌水或者灌气的机器大概4000元，而且灌水还要在x光下进行。

我当时就想到了网上的科普，就问了医生一句，我看有医生说可以灌开塞露解，要不要先试试开塞露。

医生一听愣了一下，就说那也行，开一支开塞露试试，医生让我们保持20分钟，然后再去做彩超。

于是我们用了开塞露，等了20分钟，去检查，两个套解开一个了，拿着报告找医生，医生说还有一个没解开，要去住院。

我们就半夜往住院部去，找到住院部医生，医生说了灌水和灌气的方法，以及要准备七八千块钱，还要买灌水或灌气的机器。我就问了这机器不是医院的吗？怎么还要患者买？结果就是医院规定。

我当时就在想，既然能解开一个，证明开塞露还是有效，是不是第一次的时间不够久，灌入的开塞露不够多。

于是我要求住院部的医生再开一支开塞露。

这一次，我把整支全部挤进去，然后屁股略抬高这样抱了一个小时。

再去做彩超，结果都解开了。拿着结果去找当时急诊的医生，医生好像挺失望的。

是啊，总共用了两支开塞露，花费2元。和七八千的住院医疗比起来几乎没花钱。

当然灌气和灌水可能适合那些套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但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用便宜的方法试一试呢？

事后我把这件事做了一个视频分享在抖音上。结果很多得肠套叠的孩子家长使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试想想，要是没有一部分医生做医学科普，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么严重的病只需要很简单的治疗方法。

就会完全相信医生的说法，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

从这个角度看，医生的医学科普，本质上是减少了医院和病人的信息差，医生挣了流量，却让医院的病人减少了，本来可看可不看的病，看了科普就让它自愈了，还有那些小病也没法大治了。

特别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看病，分析的病情可能比很多医生都要准。

如果人工智能看病普及，更多的人可能就小病自我诊断了。从这个层面分析是会影响医院收入的。

最近很多地方禁止医生做医学科普，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考量。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网上搜到各个医生对各种病的科普。

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医生的科普对我们这种新手父母来说有很大帮助的。

希望这次的医学科普禁令，能给真正的科普留一点空间。

25岁的中国青岛女孩蒋雨融，现居在距离哈佛大学步行15分钟左右的合租房里。说起目前的处境，她坦言，不知道自己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的波澜，是否会引起美国当局注意。“我现在能做的是在家里不要穿得破破烂烂，以免被（移民执法局）上门抓的时候显得太难看。”她半开玩笑说道。

作为哈佛400年校史上首位登上毕业讲台的中国女生，当地时间5月29日那天，蒋雨融看到了台下4万多名师生的鼓掌欢呼，她说自己当时“感受到了全哈佛的鼓励和祝福”。

一天之后，情况急转直下，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对她的负面评论乃至谩骂。有人说她的演讲“通篇谎言”，有人说是“道德表演”“假大空，高高在上，带着浓浓的‘圣母’气息”，还有人说她“一因为‘中国’，而因为‘女生’”、是哈佛向特朗普传递信息的“工具人”。围绕演讲争议很快演变成针对她个人海啸般的“人肉”，她的英语口音被嘲笑，还被质疑拼爹、履历造假……

争议的焦点之一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曾发布的一条与蒋雨融相关的内容。据历史截图显示，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周晋峰推荐了长期志愿者蒋雨融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其父亲蒋志明对此表示感谢。另据百度百科显示，蒋志明目前担任中国绿发会绿色未来科技发展基金的执行主任。诸多线索让网友猜测：蒋雨融进哈佛是走了绿发会的后门。

但据蒋雨融表示，她的确曾在绿发会担任志愿者，绿发会也确实为她出具过申请哈佛的推荐信，但最后“没有用上”。至于父亲，也没有拿过绿发会的工资。

“现在推特上保守派的媒体说她是哈佛精心推出来的中国间谍，2W点赞8K转发，要求把她吊销签证驱逐了；国内铺天盖地的喷子说她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门败类……”蒋雨融的男朋友在朋友圈里如此形容她的腹背受敌。

很多朋友劝她“算了”，但她选择了在中文世界的微博、小红书、抖音、微信视频号开启个人账号，表示“我们偏要去和那些人对峙”，而且“不会关评论”。

在蒋雨融看来，这是对公共话语空间的争取：网上“劣质流量很多”，“如果你相信你是在发该发的声音，做正确的事情，那么就去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争取”。

但她也渐渐意识到，站出来发声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甚至意味着背叛——这些天，母亲第一次从微博上得知了她被霸凌，给她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这样写，你让我和弟弟、我们家里人怎么办？你这样是放弃了我和弟弟……”

即便她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很好的精神状态，对网上的恶评也多是感觉“这太好笑了”，但谈到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以揭开隐私为代价，澄清包括爸爸和绿发会的关系、升学经历、家庭背景、生活创伤时，她感觉到煎熬。

演讲后的几天，蒋雨融说自己像过了漫长的好几年，她逐个阅读演讲视频下的评论，浏览社交媒体上的谩骂或者鼓励她的私信，和毕业的同学告别，与关系要好的哲学教授夫妇划船，回忆起初中时被霸凌的细节依然会蜷缩在床上止不住哭泣。

以下是她对凤凰网的讲述：

应该是演讲结束的第二天，负面评论排山倒海，到现在一共四五天，我感觉可能过了好几年。

国内这边有成千上万追着攻击我的私信，说我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门败类……你能想到的最恶劣最肮脏的辱骂都在私信里，无法想象中文所有肮脏下流的语句都在那里，语言可以多么有创意的恶毒。

每天微博私信弹出来的新消息都是99+，大部分你不用点开，前面几个字骂的直接略过去了。如果是鼓励的就看一看，一般基本上都是男朋友先看，人肉过滤一下，有意思的再和我说。网友还在人肉我的男朋友，但他倒不担心，他普通家庭出身，用了十几年的社交账号也都保持开放，觉得我们两人坦荡、无所谓。

不一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我的演讲评价完全不同。TikTok上我的演讲视频非常火，可能几十万点赞, 下面的评论基本都是正向的。

说我是中国间谍，问我机票什么时候回中国，说国际学生就不应该来美国，这些骂声主要集中在YouTube和X上。X有一个保守派的喉舌媒体，就说我和国内挂钩，是哈佛和国内一起扶持上去的间谍，要求把我吊销签证驱逐出境，2W点赞8K转发，这太好笑了。

这段时间我也接受了世界各地十多家媒体的采访。作为一个中国学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声机会。之前我接受的第一家是美联社的采访，视频里有两个老头在后面打架那个。我当时清楚听到了后面在打架，很吵，已经打了有一阵，但是又在采访，记者也没有叫停，我就继续努力集中精神回答问题。

蒋雨融接受美联社采访视频截图背后有两名男子打架倒地

两个老头其实是在下国际象棋，下着下着就打起来了，是很滑稽很普通的纷争，结果就在我讲到humanity rises and falls（人类同起同落）的一瞬间他们倒下了。

当天晚上视频就出来了，火了，评论区让我和男朋友笑了一个下午。我明明很吃力在集中注意力回答采访，结果各种人各种解读，说“你看她嘴里讲着国际发展、人类命运这种大道理，其实连身边的人打架都不知道”，油管还有人评论说“这就是美国社会现状”。

虽然看到很多骂声，我也收到了无数的正面鼓励的私信，之前一个同学是理工男，后来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说这是他很久没有感受到的纯粹人文主义关怀。每天LinkedIn上我也收到全世界的私信，非洲、尼德兰、印度、新西兰、泰国、新加坡的……在现在全球化逐渐消退的时候，很多人心中还是和我一样有很美好的想法。

好多私信很长，我记得一个非洲大哥写了整整一大屏幕，看了一下真不是GPT写的，都是自己很用心写的。非洲大哥在我们国家中南大学读博士，他说自己在非洲读的本科，又去北京读了对外经贸硕士，他说为我成为第一个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女性感到骄傲，他喜欢我引用的诗句，也因为我的演讲哭泣，也请我不要因为负面评论感觉难过。他说这是the best ever commencement speech（史上最好的毕业演讲），还在后面加了爱心表情。

我觉得“假大空”的批评，某种意义上不是对于我文本的批评，而是射了一种社会情绪。现在是一个大家对于宏大叙事非常疲惫的时代，他们可能听了非常多这样的话，感到失望或者愤怒，结果这个时候我振臂一呼，说，不要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就像在废墟里面炫耀你还活着的一个状态。

这两天除了媒体采访、看私信之外，我们也和喜欢的哲学教授一家去玩了帆船，教授的妻子是一个吹长笛的音乐家，我们还说她可以带上长笛。学哲学的看得挺开的，都觉得这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教授曾经和我说，做完演讲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move on继续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把它变成进入公共讨论空间的契机。我想了想说我选择后者，我觉得这个舆论环境需要仍然相信着全球化理想、相信着人类休戚与共的人带去新的希望。

说实话，我之前也经历了非常多内心挣扎。我不太愿意再谈霸凌，伤痕太深，一提到我还是会大哭，在看问题提纲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在床上蜷成一团哭了一个多小时，本来以为这些事情早就抛在后面了。支撑我说出来的动力是，早一刻说，就早一刻有同样经历的人能看到，也许就能被鼓舞到。

从小我父母就分居，他们很早就离婚了。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在成都工作，后来他抛下我和妈妈，妈妈每天以泪洗面，她没有工作，爸爸给点钱但对家里基本不管不问。妈妈负担不起原来的房租，我就经历了几次搬家、转学。每换一次学校，我作为一个不会说成都话的外地小孩就是一个异类，会被孤立。

初中的时候我就搬家回青岛，进入65中，十几年前那是一个子弟学校。我在这个班级里面成绩还可以，前五吧。班上同学的家庭条件会差一点。我们班是一个很坏的班，比如有男生突然第二天就光头了，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外面被修理、被打，欺负他的那个人说你如果剃了光头，我就放过你。还有人上着课突然站起来要和老师掰手腕，也有人把女生拖进男厕所，蛮多这种事情的。

霸凌我的是校外的人，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发生的。班上有个男生喜欢我，他经常混社会，校外一个女生喜欢他。可是我和那男生没有半毛钱关系，混社会的女孩儿就嫉妒，放学在学校门口和她的太妹朋友们堵我。她们不会非常明显地把我架出去，就簇拥着说我们去聊一聊，把我架到人很少的地方，然后扒我的衣服、打我。总共三四次，很大的肉体和精神痛苦。那几个女生的名字我至今都还记得，但我不愿意公开她们的名字，因为我不想她们经历我所经历的人肉和网暴。

回家洗澡的时候我会把浴室门锁上，不让妈妈进来，怕她看见我身上有淤青和伤痕。妈妈对我的爱是给吃给住，但我在外面受了伤害、回家明显是状态不对的，妈妈看不出来。我和妈妈讲过，希望多一点关心，还没有说因为什么的时候，她就说，我养你养出罪来了是吧？当时是鼓起了很大勇气想要求助的，结果被怼回去了。我记得是在阳台上面，当时我说那我就这样跳下去算了吧。

后来放学我就不敢回家，躲在学校厕所里面等到天黑，觉得那些人堵不着我就会走，我才敢悄悄回家。妈妈问为什么这么晚，就回答老师多补习，或者吃麻辣烫了。

我发微博以后，妈妈第一次知道我被霸凌。她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是，这样写，你让我和弟弟、我们家里人怎么办？你这样是放弃了我和弟弟，然后说妈妈给你磕头了，不要写。当时我整个人就崩溃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知道我十几年前在外面遭受了这些，她一直觉得我在学校挺好的。

后来我很努力读书，考上一个很好的高中。我会打拳击，从高中开始就练习，就是因为初中被霸凌了之后想要保护自己。我在肯尼迪学院开设了一个拳击俱乐部，每周会带着同学们练拳击，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女生同学愿意加入。关于女性处境，我也参加相关学习小组，学习遇到霸凌和性骚扰该怎么去介入，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事情发生的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缺失，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事情就会被停止。

蒋雨融带哈佛的同学练拳击入门

演讲后，我在微博上写了自己遭受过霸凌的经历。后来有同样经历的小孩儿和家长给我发私信。最新一条是小红书上，一个13岁小男孩的妈妈发的私信。小孩在学校被5个比他高大的男生长期霸凌一学期，就在操场边上。家长过了一学期才知道，尝试着和欺负孩子的对方家长沟通，和老师去沟通，结果换来的是，之后那几个学生更加肆无忌惮地霸凌那个小男孩儿。

现在那个小男孩儿已经休学在家了，才13岁。他妈妈看到了我微博的内容，把演讲和声明都给小男孩看，小男孩说我现在就是他的人生偶像。那个妈妈说很感激也很心疼我。我当时正在回忆自己被霸凌的事情，已经哭得不行了，但还是发了几条语音回复，想给小男孩一些勇气和鼓励。

我非常矛盾，如果要出来发声，要放弃很多东西，比如放弃我的隐私，讲霸凌要把自己的伤疤重新再掀开一遍。这里同时也有一个所谓“背叛”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学校（青岛65中）出来接受了采访，如果我再出来说霸凌的话，相当于和它们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我一方面想对自己保持诚实，另一方面说出来意味着我背叛中学。我本来可以过着很安稳的生活，但这意味着错过在公共空间发声的机会，而且我会担心，如果我沉默，相当于默许和同谋，挺煎熬的。非常多两难的决定，仿佛是要在一个错和更错的选项中间去选择。

其实像我爸爸也是，如果我想要更细地讲述家庭环境，怎么成长，也是要去放弃我的父亲。我大学之后，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渐渐缓和了，爸爸就回归家庭了。我现在还有了一个弟弟，慢慢在和解，与此同时爸爸其实一直在对这个家提供经济支持，妈妈又和他有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我又和妈妈感情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所有人都好，我想修复一下父女关系。

初中的时候，爸爸对我们很不好，会酗酒，甚至有一次我拿着刀在厨房对着他，保护妈妈，怕妈妈再次受伤。但他们现在依然在一起。他们关系非常复杂。

弟弟小我很多。爸爸时不时回家，出现一下。到了大学之后爸爸回归家庭，拍一个家庭照，就是网上他们人肉出来的那一张4人照片，很卑鄙，我弟弟还是一个小朋友。但你仔细看那张照片会发现，爸爸其实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

我的父母，他们一次我的毕业典礼都没有来过，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这么大一个事情，同学们的爸妈都是从世界各地专门飞来看的。为了看我演讲，好朋友都专门从欧洲提前飞美国。我爸妈连视频都没有打给我。

我提了一下毕业典礼要演讲，但妈妈说，弟弟要上学，要照顾弟弟。甚至也没有尝试能不能给弟弟请个假，一起来看姐姐演讲。父母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可以负担签证和来美国的费用的，虽然机票有点贵，但不会说成为考虑不来的阻碍。他们知道哈佛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所以我爸很荣耀，会把offer发出去，把它当成一个炫耀的奖杯，你看我的女儿上哈佛了，你看我的女儿要在哈佛演讲，但他们不在意我的感受。

演讲以后的第二天中午，视频评论里就有截图说绿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坦坦荡荡的，没任何问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实习推荐信，过了半天，莫名其妙、越闹越大。

绿会说要发个声明，我不想再公开回应。爸爸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有很多的社会情怀，公德很好，私德很差。爸爸过去工作离职拿到一笔补偿金，连着自己的积蓄捐了好像100万给绿会。捐这么多钱不是因为他真有钱得不行，而只是因为他愿意捐很大一笔钱给一个公益组织，他想行很多善，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家庭的各种不堪。绿会给了爸爸一个荣誉头衔，属于志愿形式，他既没有拿过绿会的工资，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我大学的时候，爸爸应该是想弥补过去对我的亏欠，说他也在里面做事，你要不要也来申请实习，父女可以多一点接触。于是大学四年我就一直在那里实习，做了很多工作，负责文件翻译和会议协助，他们出具了一个推荐信，这种推荐信是所有实习生都可以拿到的，但最后申请哈佛因为上交推荐信数量有限制，就没有用上。（注：关于蒋雨融向哈佛大学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是否有来自绿发会的推荐信，凤凰网已邮件向哈佛方求证，目前暂无正式回复）

后来绿会从爸爸那里听说我上哈佛了，还问他要了offer，爸爸就把这当作一个值得炫耀的奖杯转发过去，发了一个微博。非要强行发这样一个东西，我也不好说那你把它撤下吧，就很驳人面子，当时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结果现在就搞成这样。

但无论小学、中学怎么样，我的确是靠家里的钱在海外读了本科，这已经比绝大部分家庭要优渥很多了，我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家庭条件。

去英国和美国念本科4年是爸爸负担的。但一路走来我堂堂正正，没有弄虚作假，进哈佛也没有走后门。但和我初中很多同学相比，我的家里确实能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让我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这些差距是真实存在的。

但我想在经济上迅速和家里脱钩，因为老是被威胁要断生活费。我本科去了他们不想我去的学校，选了他们不想我去的专业。我的专业是政治哲学经济学，他们觉得是一个很难去找工作、一个不切实际的专业，就非常反对。之前父母想让我去伦敦政经LSE，然后我想去华威大学，父母就用断生活费威胁我，后来我转学去美国杜克，父母又断生活费，让我回国，不要上学了。不过他们本科没有断过，但总是会把这个事挂在嘴边，所以我一旦开始工作就想迅速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

很多人质疑我只工作三四年，是不是真的可以负担这么高昂的研究生学费，但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瑞士信贷银行工作的时候，我租的那个小破屋子一个月400块美元租金，没有夸张。我的钱除了一个月400块房租，还有伙食费之外，其他都存起来。

那是一个糟糕的社区，门口经常会有奇怪的人晃来晃去，甚至半夜来骗我开门，问要不要我把垃圾给他，他可以替我扔垃圾，问自己的车坏了，能不能出来帮他看看怎么回事。当我拒绝开门，外面的人也不会再去敲邻居的门寻求帮助，而是直接走掉了。

那个社区可以给我提供非常廉价的网络，因为那个社区属于一个贫困街区，政府会补贴网费。那个社区里面，周围是一栋栋砖房，一个一个小屋子连着，屋子是个小开间，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冰箱。我一般不太在家，疫情期间一直在家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出门。

在哈佛读书的生活其实也是穷困潦倒、非常拮据。在这里我所有的家具都是捡的，本科生学院开学前会有一些旧的、破的家具清出来堆在宿舍外面准备被收走，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推回自己的房间。学校也经常会有免费的午餐，就是开什么会议，结束之后给宾客提供的饭菜没吃完，我就会去蹭那些剩下的午餐，这样就不用自己去食堂买饭了。

2023年8月哈佛刚开学时蒋雨融从学校杂物堆里捡来椅子和垃圾桶推回家

食堂买饭是按斤称的，如果要去食堂吃我们就会带一份白米饭，因为白米饭最压秤了，只去食堂买肉和菜。有次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回家的时候纸袋破了，一加仑的牛奶摔裂了，不断在漏，牛奶要3.4美元一桶，我们就努力地想喝掉它。后来回到车上把几瓶矿泉水倒了来装牛奶，这样可以省一点牛奶。

实际上我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经常同学聚会时有人脱下鞋子，发现袜子上有洞，然后大家相视一笑。

我之前没有太注意毕业演讲这件事，快毕业的时候课业繁重，其实我看漏了邮件。但3月有一天经过学校的走廊看到一个申请毕业演讲的海报，我才去报名的，那天离截止时间只有24个小时了，当天晚上我本来和同学约饭了，结果全部都推掉，花了一个晚上写演讲初稿，这个初稿和终稿看起来差别挺大的，比较粗糙。

一共有三轮筛选，第一轮是提交个人材料，然后两轮面试。3月份是提交材料的的最终期限，最后定下来是4月初。硕博生都可以申请，每年会有大概三四百个同学参加申请。邮件不会告诉你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演讲有什么标准，也不会要求学生讲什么主题、怎么样写稿子，但历届毕业演讲学生的话题，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和成就，学校也都会留意。

学校也会开设和演讲有关的信息分享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主题最能和观众产生共鸣，告诉我们学校不太想看到全程都是“我怎么怎么样”的故事，而是希望演讲内容是可以和整个社群或者是学校围墙之外的人产生共鸣。

即便是4月初定下我演讲，稿子也还是在一轮一轮修改。我的演讲标题原来是《守护我们的人性》，发在了校报上，后来实际讲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人性》。

演讲那天，从台下走到台上这段距离，我听到了同学和老师的欢呼。男朋友是我人生里最大的拉拉队长，他跟我的同学说我的家人不会来我的毕业典礼，所以希望他们在我上台的时候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这样我的父母在视频里面也可以听到。全校4万多人，我可以很清楚听到他们的欢呼我自己的名字，从肯尼迪学院的角落里面传过来。学院同学每个人是手拿了一个蓝色的地球仪的，因为我们来自世界各地。

2025年的哈佛毕业典礼上肯尼迪学院学生起立举起地球仪喊着蒋雨融的名字

我讲完下去的时候感觉有点疲惫，因为情感上有点大起大落。当时男朋友就和我说，你可能只能戴墨镜、帽子才能回家了，因为每走一步就会有认识不认识的同学和家长来祝贺几句，走回家15分钟的路可能走了快两个小时。那一刻感觉就是挺被这个社群爱着的，蛮神奇的经验。祝贺我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完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肤色、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收了好多好多的花，一捧一捧的，很沉很沉。当时是我男朋友在后面抱着花，手臂差一点抽筋。

我对自己的稿子是非常满意的，每一句都言之有物，不然也不会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有这样多的共鸣。如果只是一个空空的文本，没有灵魂的话，是没有办法获得到现在这样影响的。

后来我们和哲学教授讨论过演讲引发的争议，他很心痛，眼泪都要掉下来。有人在评论里问，为什么不为被遣返的留学生发声、不为反战发声、不为中美关税战停止发声。最一开始落笔的时候，我就希望演讲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我不会对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去进行对话。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找我，很多人能够产生共鸣，也侧面说明了，稿子其实也在和这个时代对话。

演讲之前，其实我有预料到会有质疑、攻击的声音，只是没有想到是这样铺天盖地的。最开始预料到攻击更多来自美国这边，尤其是保守党这边，像MAGA群体（指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的群体，其核心口号为"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演讲内容讲的是国际化视角的全球化叙事，整个立场是和哈佛完全相符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我还是挺想要MAGA能够听到，把他们囊括到我的观众里来，虽然我知道很难。我当时写的时候想说我怎么能够去团结越来越多的人，而不是要把不同意见的人分离和异化出去。

对我来讲，稿子某种意义是我个人在文学上面的野心。当时斟酌的时候，感觉如果要加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可能会去异化很多人，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我觉得在毕业典礼上我最终的理想是把所有人都unite起来。

说到理想化这个事情，我觉得毕业典礼上还不理想化，你什么时候理想化？如果要去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我本来也是政府学院的，我就去写一篇论文了。其实在做这个演讲之前，我特意找了两个愤世嫉俗的同学，在他们面前试讲了一次，他们也觉得很好。我是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的。

我的稿子最开始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这个和洗衣机有关的故事里本来还可以塞更多的国家，我在MPAID国际发展这个研究生项目里其实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大，77位同学们来自32个不同的国家。

说实话，我来肯尼迪学院之前都不一定能够掰着手指头说出来32个国家和它们的首都，但是现在的话，我都可以了。班上同学关系很紧密，第一年所有的课每个人都要从早到晚坐在一起，还会一起出去玩，大家很了解彼此。

我们班上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是真的想要为人类做贡献的那种。演讲里面出现的那个从坦桑尼亚打电话给我的泰国同学，毕业以后要回泰国，今天要告别，他在告别的时候哭了。他最近哭了好几次，一个是听我演讲哭了，一个是想到未来的人生规划又哭了。那个同学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之前在麦肯锡工作，后来读书，他的理想一直是去帮助泰国的农业，因为泰国农民有非常多非常高的负债，他想回去帮助泰国农民在价值链上面往上走，但这种工作就意味着工资很低。他毕业时还有另外一个offer，是在百事可乐做高管，收入很好。他一直纠结去哪一边工作。最后他还是选择去做那个帮助农民的工作。

蒋雨融演讲中，从坦桑尼亚给她打电话的泰国同学

实际上我的研究方向除了哲学之外，也是要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蒙古的电力改革。当时我是在蒙古总理办公室，当地很多发电站是从苏联时期继承的。苏联解体，蒙古也自由化市场化了之后，没有加太多的发电站，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增加，出现了电力短缺，目前缺口是21%，主要依赖俄罗斯和中国的进口。但是当俄罗斯要提高电价，它们没有可以去谈判的能力，所以电价提高了，当地的通货膨胀也会提高。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怎么把蒙古的电力市场从设计架构上开始调整，把现在的单一购买者制度转成一个半市场化的形式，让市场的结构更加透明、吸引外资。

写作演讲稿的过程，其实是我对过去两年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比如，我和哲学教授一直在上一对一的课，他最后花了半个多学期带着我去读蒙田。蒙田是15世纪法国思想家，我一开始还不太能够理解，他是一个行文非常散漫、想到哪里写哪里、喜欢反复修改自己文章的人。那个学期世界在极速变化，战争（比如印巴冲突），特朗普政府和高校的冲突，我才开始慢慢理解蒙田。他活在一个充满着暴力、瘟疫、宗教战争的时代，人们毫无理由互相杀来杀去。他总是在表达，当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充满着冲突的世界，怎么去守护好自己的人性，这后来成了我的演讲主题。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是有些类似的，在这个世界都在互相攻击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身份和立场拉扯。

毕业典礼的前一周，我正好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访问，差点回不来。当时我们正好在北马其顿的奥赫里德湖旁边，第二天要去见副总理。准备点晚餐的时候，突然收到消息说哈佛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交流活动的身份认证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国际学生的合法身份没有了，起码是有风险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被选作毕业演讲代表了，我非常想回学校，很焦虑，但当时正在点菜，我又想赶快查一查这个湖里什么鱼是最好吃的。这很搞笑、有点荒谬，在一个动荡的时刻，人还是本能去守住自己的生活，不去让政策变化影响得一团糟。

我暂时回应得差不多了，关于霸凌和家庭情况，对于个人和家庭内部而言都是非常复杂，很难几笔就讲清楚的。这次的事情可能是个契机，演讲后的第五天，爸爸妈妈从崩溃直到开始反思之前对于家庭的伤害。爸爸在家人群里发了很长几段语音，他说，“爸爸在这里诚心向你表示道歉，对爸爸年轻时对你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真诚地忏悔和道歉……还有妈妈，我也请求你原谅我过去年轻时候做得不好的事情……”

爸爸现在又开始想要弥补我和妈妈……我感觉更复杂了。

今年3月底，甘肃省兰州市多个区的公安局，开始去往国内多个城市，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唤、拘留一批海棠网上的网文作者。海棠网是一个设立在中国台湾的成人文学网站，内容以言情、耽美为主，作者可以自由设置付费或收费。一些作品的部分章节尺度较大，涉及性描写。

这并不是海棠网作者第一次涉案。2024年6到8月，安徽绩溪县公安局以同样的罪名，跨省抓捕50多位海棠网作者。这些作者靠写文或打赏，获利金额大多在10万到50多万元之间，最高一位头部作者获利184万元。大多数作者很快就在当年12月底被判实刑或缓刑，定罪后退回获利金额、并处以一倍罚金，每个成年作者都留下了刑事案底。

今年，相似的异地抓捕再次发生，但涉事作者的获利金额大大降低。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几位作者，最高获利金额约两万元人民币，最低获利0元。涉事作者包括不少在校大学生，有学生在公安侦查阶段，尚未进入检察院公诉的情况下，已被学校取消研究生拟录取资格。

这一事件近日也在互联网引发广泛讨论，讨论的聚焦点包括：没有获利，以及获利金额极低的网文作者是否有罪？如何认定淫秽物品以及由谁来认定？淫秽物品具体的获利金额、点击量如何计算？以及20多年前针对电子淫秽物品的司法解释，是否还适用于如今的社会？

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曹泓

异地传唤

今年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半，温禾还没起床，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她听到合租的室友去开了门，接着，温禾卧室的门被敲响，7、8个人出现在眼前。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知道自己办了什么事吗？”温禾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们出示证件亮明便衣警察的身份后，一位男性直接问。

“大概知道”。温禾回答。

对话没持续多久，很快，这些人让温禾带上自己的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当时什么心情也没有，就是茫然。”温禾回忆。

温禾住在重庆。她后来知道，这些警察中，有两男一女是从兰州过来的，也是任务的主要执行者，其余则是重庆当地负责协助的警察。兰州警方异地传唤温禾，是因为她过去几年在一个名为“海棠文学城”（下文简称海棠网）的网站上写了几部小说，被兰州公安认定为“淫秽物品”，因而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咖啡时光》剧照

根据公开资料，海棠网成立于2015年，隶属中国台湾龙马文化出版社，服务器也设在当地，是一个面向成年人的网络文学平台。打开网站，首页第一行就提醒“本网为限制级网站，未成年者不可阅览”。类型包括言情、玄幻、耽美（男男恋爱向）、百合（女女恋爱向）等。因为海棠网不对内容做审查编辑，不设太多创作限制，所以平台上会出现不少大尺度、成人向的内容。其中，耽美小说是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分类，作者和读者绝大多数是女性，读者通常称作者为“太太”。

温禾是海棠网的“太太”之一，今年刚满20岁。她大约三年前开始在海棠更文，内容以言情、耽美为主。今年4月初，温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传言，称今年1月开始，兰州警方开始对海棠网上的作者、作品等信息进行取证，并在3月底行动，进行异地传唤、抓捕。温禾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自去年6月“那件事”发生后，她早就在海棠断更，转向中国大陆的网文平台，开始写符合大陆平台规范的言情小说。

海棠作者都知道的“那件事”，是指2024年6月开始，安徽绩溪公安机关异地传唤、抓捕海棠网作者。据媒体报道，去年6到8月，安徽绩溪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唤、抓捕了50多位海棠网作者，有部分作者被判刑。这些作者全部是网站上的付费作者，读者需要充值海棠币才能阅读他们的文章，1海棠币等于1台币，付费收益，作者和平台五五分成，要求作者单次最低提现300元起步。

温禾告诉我，几乎每个海棠作者都知道去年这件事，但去年被抓捕的作者，在平台提现的人民币似乎都超过5万元，最高一位头部作者“云间”（笔名），提现金额大约184万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之后，不少提现金额较低的“小透明”作者以为风波结束，选择继续在海棠网站更新、提现。直到今年，他们发现兰州公安开始抓捕作者后，状况有了些变化。

首先，这次被传唤、抓捕的作者，提现金额明显偏少。温禾提现了上万元人民币，算是她自己了解的作者中数额较大的。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海棠作者，一位只提现了400元人民币；另一位虽然是付费作者，但从未提现过海棠币，仅仅使用赚来的海棠币支付其他作者写作的、需要付费的文章；还有一位是免费作者，她的文章无需付费就能观看，但有读者打赏她海棠币，也被传唤。

《保你平安》剧照

其次，这次抓捕并非仅仅针对耽美小说作者。一位作者告诉我，她去年开始在海棠写作异性恋言情小说，“剧情免费、床戏付费，我的四本言情小说，主角都是成年人异性恋，且无血缘关系，没有涉及任何不合法人设或情节，我也没有提现过。”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她也被兰州警方传唤。

另外，去年，所有海棠作者的案件基本都由安徽绩溪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而今年，根据本刊记者的采访，至少有兰州市城关分局、新区分局、森林分局、红古分局等地，分别参与了海棠作者异地抓捕行动。一位作者告诉我，今年被捕的作者数量也远超去年的50多位——重庆、四川、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作者都被传唤，其中包含不少在校学生。

安徽绩溪、甘肃兰州，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的警方在异地传唤、抓捕海棠作者？

上海德禾翰通（成都）律师事务所的汤弘扬律师长期关注此案件，去年他为部分海棠网头部网文作者进行过辩护，本次也给一些作者提供了法律咨询。他告诉本刊记者，“按法律规定，对一个案件，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的警方都有管辖权，而针对互联网上传播的犯罪，有一条特别的规定是，只要是通过互联网能够传播到的地方，都是犯罪结果地。比如某人今天发了一条涉嫌犯罪的社交信息，任何一个城市的人看到了，这些城市依法都属于是犯罪结果地。”汤弘扬说，具体到海棠网站的案件，安徽绩溪和甘肃兰州，如果有当地读者读到相关作品并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就可以开启对案件的调查和跨省传唤。

实际上，兰州警方在异地传唤海棠作者的同时，也在本地传唤海棠读者作为证人。我们联系到一位兰州本地读者，她是一名在读本科生，同样是四月初，她接到一个私人电话，自称警察。她起初以为是诈骗，挂掉电话后又接到带有110号码的座机电话。“这下相信了吧？”对方要求她当天晚上去附近派出所做笔录，要了解她看海棠文章的经历。

《少年的你》剧照

按这位读者的说法，她在笔录结束后，看到警方的问题里有“耽美百合全是色情内容”，“作者规定必须收费”等表述，她要求在自己的笔录上针对这些说法做修改。“我不知道什么是sq小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鉴定标准，我不想空口认定。”而且，平台上也有作者不收费。不过，根据这位读者的回忆，她的修改要求并没有被采纳，她最终还是按警方要求笔录上签了字。

耽美小说

温禾四月初第一次做的笔录，从中午接近12:00开始，到傍晚6、7点结束。结束后，她当晚交了2000元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她接到兰州警方的电话，通知她去兰州再做一次笔录。温禾即将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手头只有几百块。她后来筹到大约1000元路费，第一次坐飞机去了兰州，返程则坐的火车硬卧。

这一次，警方明确告知她，过去几年，她在海棠上获得的流水，以及几本小说所有章节的点击量（即阅读量）。温禾说，这个数据她自己之前也没有仔细算过。这一次，她第二次被询问是否有男朋友了。之后，警方说案件侦查结束，将移交当地检察院，让温禾等消息。

跟温禾一样，很多海棠网作者都经历了相似的异地传唤，并自费去兰州做二次笔录。同样地，很多涉事作者也都是从小学或初中开始看网文，慢慢接触到耽美小说的。“看过耽美后，再也不想看异性恋小说了。”一位作者这样说。

在海棠网上，很少有耽美小说会完全避开性描写，且描写的幅度也在发生变化。一位写了两三年耽美的作者告诉我，她刚进入海棠时，发现平台上的文章，一般是随着人物和情节的铺垫，慢慢出现性描写。去年，她接到一位读者付费约稿，按读者的要求写了一篇更大尺度，性描写更露骨的文章。发表后，她发现这种风格的文章，似乎更容易被关注、被推送到每日更新的榜单中。有时，她觉得小说中不必包含这么多性描写，但考虑到流量，偶尔会不自觉地多写一些性内容。

为什么喜欢耽美？我问了每一个作者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很相似——因为那是纯粹的幻想，而非现实。这种纯粹，不是指主角毫无情感经历，而是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男性，她们不会轻易代入自己的女性社会性别。“因为一旦代入，你就会考虑到真实处境，可能涉及物质、暴力、不公，等等，总会有一种被裹挟的不舒适、不放松感。但看耽美，可以抛弃很多这类因素，沉浸在主角的感情世界里。”

另一个现实是，过去二十多年，虽然大陆网文市场的总体规模在逐渐壮大，但随着各种净网行动、扫黄打非等行动，耽美题材小说在大陆逐渐收缩，甚至渐渐变成“纯爱”小说。不仅耽美，内地各类网文也越来越偏向纯粹的感情向，“脖子以下不能写”是行业内的共识。

《平凡之路》剧照

很多读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投入海棠网的阅读和写作当中的。多位作者告诉我，在海棠写文，一方面内容没有限制，另一方面，平台对作者的约束也相对“松散”，可以自主选择成为读者还是作者，是付费还是免费，甚至可以针对不同章节设置是否收费，没有编辑审改稿件，章节更新不限字数和时间，很容易吸引新作者。

温禾告诉我，自己家境普通，不富裕，也不算贫困。家里还有个哥哥，两人从小住在奶奶家，是留守儿童。“哥哥从小就欺负我，随手就打我一下，我跟大人说，也没人真的管他。”哥哥初中辍学，几年前家人给他买了房子和车子，办好了婚礼，“车子加油的钱都是爸妈给”。温禾学历更高，但她提到，自己高三压力大，得了抑郁症，需要吃药，每月买药大约要1000元，家人会经常说贵。

如今温禾在离老家很远的重庆读大学，很少跟家人联系，每月生活费1500元。有一次她跟家人提起，自己写网文赚了一点钱，家人第二个月就没再给她生活费，后来“靠我卖惨，才又给我的。”温禾说，现实生活中，她不太愿意与人交往，话很少，在海棠，她可以建造自己想要的人物、对话，一整个世界。虽然在海棠网的收入不多，但对温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补充。

除了温禾，我们接触的作者中，设定文章付费的作者基本是高校学生，有几百到两万元左右的提现。另外两位有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作者，要么没提现过，要么干脆是免费写文。一位今年读大四的作者提到，大陆女频网文平台上的读者相对沉默，发表意见的对作者的批判也比较多，海棠网上的读者则大都是正面的反馈，“有很高的情绪价值”。

《小欢喜》剧照

有两位在校作者都刚刚经历过考研，她们告诉我，她们会在考研的同期更新文章，发泄压力。“我需要更激烈的表达，在文里加上自己的价值观、爱情观，在发泄情绪的同时，携带一些我的个人意志。纯粹的文字输出，对我来说很幸福。写完之后会很舒服。”

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作者告诉我，她今年研究生复试通过后，收到了拟录取通知。但自从兰州警方到学校宿舍传唤她后，没过两天，学校已取消她的拟录取资格，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但事实上，这个作者的案子尚未结束侦查，不能定义为“构成刑事犯罪”。

悬而未决的标准：点击量、获利与量刑

5月底，温禾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兰州某区检察院工作人员，传唤她去签“审查起诉告知书”。她再次自费去了兰州。那天，她在检察院见到至少三四个海棠网作者进入起诉程序，其中包括免费写文的作者。她们也是今年较早进入起诉程序的作者。

跟去年安徽绩溪判决的海棠作者案件相比，她们在获利金额、点击量、传播度上都低了不止一个量级。因为没有相似的已判决参考标准，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将被如何量刑。

在去年，根据海棠头部作者“云间”亲属在网络上公开的判决书，“云间”在2018年2月至2024年6月，在海棠网发布38部小说，其中37部经公安局审定为淫秽物品，非法获利184万余元。云间的辩护律师认为，海棠网上的内容按章节付费，不同的章节内容不同，不涉黄章节的收入应该从获利中除去。最终，法院认为“每部小说的各章节人物、剧情均有连贯性，每个章节都是淫秽小说的组成部分，均能吸引读者，故不应按章节计算获利。”

杭州允道律所的律师叶斌和他的团队，在去年8月代理了4位安徽绩溪公安异地抓捕的海棠网作者。他告诉本刊，去年他们代理的作者，涉案金额从二十几万到四十多万不等，在绩溪县公安局出具鉴定书后，同样是按涉黄作品数量和整本书的获利金额被量刑的。

叶斌还提到，“去年并没有计算点击量，因为获利数字本来就很大了。”叶斌指的“大”，参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两百件以上，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淫秽物品牟利罪。数量或数额达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达到规定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考虑到获利金额，叶斌为他的当事人们做了轻罪辩护，突出作者们的从犯特点。最终法院判定，几位作者都要退赃，同时缴纳一倍罚金，同时每人被判了不同年限的缓刑。

但今年被传唤的作者，部分并未获利，一位没有提现过金额的付费作者就告诉本刊，她在被传唤那天做了12小时笔录。“对方明确告诉我，不管是清水部分（不涉及床戏描写）、含床戏描写的部分，所有章节都会加在一起算点击量。”根据她的了解，点击量10万大约是一个的分界线，“听说第一批被叫去兰州的作者，点击量占比基本较重，都在10万以上，即使免费写文，也有因为点击量上了10万被传唤的。”

《热搜》剧照

但兰州警方用何种计算方式给作者定罪？关注本案的汤弘扬律师告诉我，他和同行都还没看到确定的鉴定意见文书和审查起诉阶段文件，所以不能断定。假如真以点击量来计算的话，在他看来，会出现新的争议点，“点击量的争议在于，是否能够甄别出‘实际点击数’，因为这其中会包括人为多次点击、刷数据等情况，实际点击数该怎么界定，谁来界定，这个本案目前还不明确。”汤弘扬说。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当下的互联网环境，是否还要依据21年前的司法解释去定罪？如今，一万点击量就满足定罪条件的法律规定是否合理？

“刑法是对一个人进行法律处罚最重的方式，所以刑法上一直有个原则，能不用刑法就尽量不用刑法，刑法能往后退一步的情形下，就尽量不要往前冲，这也可理解为‘刑法的谦抑性’特点。”汤弘扬说，目前一些案子即使已经刑事立案，后续也可以考虑不起诉。不起诉中，有一项分类为“相对不起诉”，“就是虽然构成罪名，但由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不予起诉，以免留下犯罪记录。”汤弘扬认为，如今兰州警方抓捕的部分海棠作者还没毕业，文章传播度不高，获利轻微，社会危害有限，依法完全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更重要的，是要尽快推动修法更新。”

从兰州回来后，温禾委托一名律师为她辩护，“想少判一点。”她找到了一份兼职，每天能赚6、70元，也借到了一些钱，希望能凑够即将到来的罚金。直到现在，温禾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向他们求助。一方面，她说自己跟家人关系疏离；另一方面，她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还是会想在他们那保持一个好的形象，我自己也可以解决问题”。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文中除了叶斌、汤弘扬律师外，皆为化名）

马斯克和特朗普的互撕，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转折。

很多朋友都预见到这种结局：两个超级自恋的权力者，最终会分开。中国古话早就说了，一山不容二虎。

这话有道理，但是还不够。比他们分手更重要的是，世界看到他们分手。

即便两个人明天相互谅解，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裂痕已经成鸿沟，这比特斯拉股市的下跌还难以弥合。

美国的国父们，那一群立法者，有很多是律师。所以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第一重要的，建立的这个新国家，不能不让自己说话。

仅仅称赞他们明智是不够的，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只要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只要人们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就不会有绝对的黑暗和绝对的权力。

两个有极大野心、极大魅力的人，也可能是两个恶棍，如果合为一体，可能带来极大灾难。

但是如果他们都能说自己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他们仍不过是恶棍，或者有极大缺点的人。他们不是真理，也不是信仰。

美国的言论自由出现极大问题。有一个统计表明，马斯克和特朗普散布的虚假消息都排在前三名。但是此前没人在乎这一点，相比于这两人的粉丝和流量，那些求证事实的报道，几乎无人问津。

今后他们的信徒就会面临困境：谁才是对的？

就这个意义来讲，两个人的互撕很有建设性。有人看到特斯拉股票大跌呼吁夺走马斯克的手机，这大可不必，相反，人们应该鼓励他们发言。

一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

因为有很多争论，这才好奇去看的。一共八分钟，几乎是全程脚抠地才看完。

原来的标题大致是《守护我们的人性》，看完之后，感觉可以替她重新取个标题，叫《今天我要搞个大的》，更贴切。

还有很多人安慰“你不用听别人意见”“你表现已经很好了”。

好和坏，其实无非是一个标准问题。

丘处机的武功，用牛家村标准，就很好；用华山论剑的标准，就很糟。

完全取决于你把哈佛当华山，还是当牛家村。

如果是一个中学演讲比赛，或是一个公司的团建节目，以蒋雨融的表现，没什么好苛责的，甚至能说还不错。

问题是，这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而且是作为代表发言。

那标准就得是时代之声，是当代青年的胸怀抱负和最深关切。

不是非说要昂昂若千里之驹，不能泛泛若水中之凫，可也至少要真诚、务实、言之有物。

所以网上那些自作多情的安慰都不适用，所谓“换你去你不紧张？”“她还是个青涩小姑娘”，都是扯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讲台，赢了可以称誉光赫，而一旦没达到标准，就缩回“青涩小孩子”的庇护所，没这样的事。

否则你问问那些没得到演讲机会的同学服不服？

二

这个演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浮矫饰，像小孩子硬画了一个大浓妆。

技巧上，它是老中式的学生演讲比赛技巧，加上西式的套路和普世大词，缝合而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许多国内的80后、90初，恐怕都有亲切感，一些动作，如单臂上举，双臂大张，适时哽咽……都是我这辈人小时候熟悉的。

好像应该配上勇救哈佛集体财产的故事，加上“我要为这一切奋斗终身”才对。

可是，它又强行嵌套在一个美式精英范演讲的框架里，跟菠萝馅东北饺子一样，你就不就蒜它都不对。

她还一直误用和滥用技巧，而且是大剂量的滥用。

“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关注点没错，但说到这时，毫无铺垫，突然强行哽咽，让人错愕、跟不上。

让人忍不住想替她接一句，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东西，那绝不是我。

她的叹息、感动、哽咽，都像是预制菜，像插播好的固定表情包。并且，许多表情还像是网络卡顿延时了，晚了半秒，声画都不同步。

反复练没问题，至少练到声画同步对吧。

三

演讲的内容，不但很空，而且是分裂的。

它完全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沾沾自喜，另一部分是“深表同情”。

具体地说，就是对自己的现状的沾沾自喜，以及对所谓另一个世界的苦难的深表同情。

这两部分，完全无法融合，以一种尴尬的状态并存，让人不适。

她一上来的状态，就是满脸写着“今天我要搞个大的”。

索取到最大掌声的几处，都让人错愕，都是硬上情绪，沾沾自喜式的：“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我在哈佛的专业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我遇到了32个不同国家的77个同学”，并伴随着大幅度肢体动作，甚至单臂大回环。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洋溢着一种准精英的自得，以及不断向全场挤眉弄眼暗示“你懂的”的优越感。

让人总想起宋濂所说，“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而其所严重缺乏的，恰恰是作为真正精英的自我加压、使命在身、道阻且长的责任感和迫切感。

所以剩下的“人间苦难”话题，无论怎么蹙眉、哽咽、作郁陶之状，都让人觉得无法信服。

四

就说这个排比句：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我便不配称富足；如果一个女孩因惧怕骚扰而不敢踏入校门，那便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动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

这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病，突然间，不知为何，华而不实的排比句大行其道，中文互联网上也是这样。

《文心雕龙》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一旦没了真情实感，堆砌词藻就会是最讨人厌的东西。

她明明好像去过不少地方，参与了许多项目，但对“苦难”的认知，似乎只来源于网络自媒体。

有哪怕一个超出普通网民的认知的吗？没有。

比如开篇就说自己到了蒙古，可很遗憾，没有听见任何在蒙古的真实感受。同理，说同学在坦桑尼亚，也没有任何打动人心的纪闻。

仿佛只在乎填满履历，历数一堆打卡点，之后归结语居然是：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现场竟掌声雷动，让人闻之尴尬。

她总说苦难议题，那么有批判、有抨击吗？倒是有，唯一一处，就是开头心机地批了一下谷歌，说是翻译不接地气。

揶揄那几个互联网巨头和资本，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最安全、廉价的批判。除此之外，就回避了一切需要勇敢、思辨和深度认知的东西。

概括起来就是，炫耀了一些不值得炫耀的，关切了一些假装关切的，回避了一切应该回避的。

五

的确，话也不能说过重，比她表现糟糕的演讲，其实多得是。

来自一些学者的，来自一些官员的，很多都远糟糕过这样一个年轻学生。

相比于空洞造作，更坏的永远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只不过，这个演讲有一种很典型的意义。

它体现了，一个巨大的新生群体，是如何沉迷于大词，满足于堆叠标签，并且，误以为这就是自我认知的深度。

在有真知灼见之前，就已先学会了一套空洞的话术体系，假装深刻，扮演勇敢。

看了一下蒋雨融在网上的回应，仍然是通篇大词，她自己都已意识不到毛病了。

哈佛选择了蒋这个姑娘，应该是有自己的考量的，试图在被打压的情况下表明态度，但无疑，挺失败的。

试问，目睹一个所谓的准精英、学生代表说着陈词滥调，却似乎从头到尾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尾音、关注插入表情包，你相信他们能对时代有什么深刻的洞见，对世界的创痕有什么体察？

事实上，看到这个演讲，我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信特朗普，倒是又多了一分感性认识。

试想，假如是个真正吃不起饭、买不起药的人看到这个演讲，会觉得更亲切，还是更隔膜？哪怕再钝感的人，怕都会担心这人并不真关心我，她地位越高，就越不会关心我。

倒还不如信那疯老头，至少丫次次都明确说出谁是坏人，比如一切都怪拜登对不对。

六

最后，也还是要为蒋雨融解释几句。

很多国内网民对她的怨怼，其实原因也很复杂，很多倒不在于假大空，甚至也不在于真真假假的所谓“关系户”，而是觉得她“谄媚”。

说白了就是：你都站在了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说咱们好？

你至少应该说欢迎来中国看看，这是及格线。明明大好机会，却没能让我们自豪长脸，很让人生气。

有一说一，这是真有点委屈她了。你以为她没有迎合咱们这边？负责任地讲，她真的有。从演讲的选题到第一个故事，都用心迎合了。

那个开篇故事，说坦桑尼亚朋友不会用中国洗衣机，谷歌也翻译不明白中文说明书。这就是煞费苦心。

暗含意思是中国制造很牛，销遍全世界，哪哪都离不开。

只可惜，这种迎合对网民来说太隐晦了，也小家子气了，给太少了。大家已经是被短视频洗礼过无数遍了，好比都习惯了超大杯，免费续杯，你还在抠抠搜搜赠积分，大家不买账。至少应该说马斯克认为最杰出的造物是咱洗衣机，第二才是他家那些子火箭，或者说哈佛拆了几台去研究，这才行。

路还很长啊。

古时楚人有冤，叩鼎而鸣；而今，当荒诞成为日常，正义便像落水的浮木——看得见，抓不着。

刚刚刷到今天备受热议的报道，我把监控录下的视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只能说这个世道的“荒谬离奇”，已经抵达正常人完全看不懂的港湾。

一名女子薛女士骑着电瓶车正常在路上前行，很远的距离就看到了另一名女子牵着小孩在过马路，于是开始减速。从监控录下的视频看，薛女士不仅减速到几乎快停下来，还绕行到了女子和小孩的后方。

也就是女子牵着小孩从左向右走，薛女士的电瓶车绕到了她们已经走过的一边，即下图里的“左边”。可即便如此，“车祸”还是发生了。

正常人自然大为不解，但人性就是这般险恶。已经走过去的小孩，突然回头撞向薛女士的电瓶车，家属也恰到时机的松开了手……如果你已经开始震惊，那我只能告诉你，这才哪到哪，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头”。

很明显，这不是“车祸”，而是人祸。因为这不是“车撞了人”，而是“人撞了车”。这更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预谋。

没有人能拿出证据，但所有看过监控视频的人，恐怕都会得出这个答案。

可最后，交警大队还是判定薛女士主责。

到哪说理去？

其实从报道来看，面对这场飞来横祸无妄之灾，薛女士还算比较负责，也是一个爽快人，更是一个老实人：小孩的健康最重要，当即陪同母女两人前往医院，并垫付3.5万手术费。

3.5万呐，随便换个普通家庭，这都是沉重一击。毕竟不是你撞人，而是人撞你。这种“意外”，如何防得住？

提防豺狼尚有术，难防人心巧布局啊！这也是我专门提起此事的原因，这种口子一旦放开，不知道多少人要开始倒霉。

小孩检查结果主要有3个问题，骨折、外伤，以及遗传血友病。因此，在薛女士垫付3.5万医药费后，小孩家长开出另外高达47万的账单，他们把“遗传血友病”的日常维护医药费，也算进去了，也要求薛女士提供，并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莫非这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疾病，是被撞出来的？还要脸不要！法不容情，但更不容讹；怜悯是美德，可利用怜悯则是罪恶。

人心呐，实在让人无话可说。其实到这里，一切的经过还需要说明吗？一场早已谋划好的行动，为这个“遗传血友病”的小孩，找一个绑定一生的“有元人”。

到这里，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应该能够明白和理解这起“人造事故”里，谁是谁非了。

其实看报道下面的评论区里，也能很清晰的看出99%的网民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碰瓷，明明是小孩撞的电瓶车，赔偿车主损失还差不多。”

“明显碰瓷，监控都拍到小孩自己回头去撞了！”

“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如果最后还是要赔，怕是又要开先例了。”

目前，虽然交警判薛女士主责，但6月24日，也就是20天后，此事将会开庭。面对舆论热度如此之高的事件，或许法院真的得把控好了。千万不要像曾经的奇葩判决一样，又开一个遗臭万年的先例。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口子一开，等于打开了人性的魔盒，后果不堪设想。那些有遗传问题的小孩、老人，恐怕会陆续走上街头，扑倒一辆辆的电瓶车、小汽车，然后要求车主为他们下半辈子，承担责任。

上面已经提到了，薛女士是个老实人，一出事，不管谁对谁错，就已经垫付了3.5万元的医药费。

但难道老实有错吗？老实就该被欺吗？若老实人总被当软柿子捏，那么我们迟早得面临四面八方的撒泼赖账。

这次的事件，一方面，它已经撕开了有些人厚颜无耻的嘴脸；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是法院对那些无耻人性、拨乱反正的最好机会。

若是人心可诈，法律便不可软；若连耍赖都能胜，老实人就只能认命。

现在，就看这个机会，他们能不能把握住了！

别再让“好欺负”成为一种罪，也别再让“脸皮厚”成了通行证。这一次，不只是薛女士的清白，更是法律的尊严在被碰瓷。

何晓清（英语：Rowena He Xiaoqing，1972年—）出生在中国广州，是加拿大籍的历史学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的华裔学者。何晓清研究与教授近、当代中国历史，包括八九民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等议题，哈佛商业评论现任主编、时代杂志前任副编辑Ignatius形容她为“美国最有勇气的学者之一”。

1989年时，何晓清17岁，以中学生身份参加了省港大游行。1998年，她移居加拿大并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专门从事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研究。2019年，她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然而，她在见证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和香港人被迫停止一切纪念“六四”的活动后，2022年底她的签证突然被港府拒绝，因此遭到校方即时解雇。（中国数字空间 何晓清）

那是2023年11月，生活悬置在美国，等待了整整半年后，何晓清才正式收到了香港入境处的拒发签证通知。她本来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2019年7月受聘上任，以工作签证从美国入境香港。这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长期生活。2022年7月，她在中大推荐下赴美短期研究一年，同时申请2023年6月回港的工作签证续签。 2023年10月24日，香港入境处称「考虑了所有因素和周边环境」，决定拒绝她的签证申请。这篇文章采访于2023年底。（采访者 张洁平）

香港媒体《集志社》于2025年6月3日发表了一篇六四主题的文章《历史学者何晓清的自白：我与香港的四个六四时刻》，梳理了何晓清与香港的几段六四故事，其最终采访完成于2023年。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学者如何冒着风险于2019年来到香港任教（何晓清于2019年7月受聘上任，时值反修例运动，大专学界罢课等），又如何因为守护六四记忆逐步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最终被香港政府拒之门外（“被拒批、被解雇，再不能回到香港”）的过程。

2023 年底被拒批签证、未能返港后，教学时一直低调的何晓清，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出席听证会。

阅读全文请移步集志社官网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故事一：2020年6月4日 – 中大教堂里的眼泪

那天晚上，我（何晓清）应邀在中大的六四悼念活动分享。那天我和同学们郑重其事，早早就约在崇基的一个小餐厅见面，大家都很仪式感地穿上黑白衣服，边走边聊地走到崇基小教堂。1989年之后这么多年，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去过维园的烛光集会，一次都没有。那天晚上，我突然就站在了一个大学的小教堂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维园，都知道什么是《自由花》。一讲完，直播关掉，灯也灭了，然后全部蜡烛就起来了。大家唱《自由花》，全部人一齐唱。歌词纸都不用的，每个人都知道歌词，都没有错的。我知道终于可以，在这么近的地方，和能够读懂我们的人，读懂了我们30 年、为我们点了30 年蜡烛的人们，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点蜡烛、唱自由花。

2020年6月4日，何晓清在中大参与六四祈祷会，那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境内悼念六四。

故事二：2021年平安夜 – 他们把民主女神像从中大校园搬走

我开设了一门叫”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的课程，用纪录片、回忆录来讲述历史记忆，从土改到反右，一直讲到香港的抗争。有个大陆的男孩，他一开始对我们的课程内容充满怀疑，但那些纪录片太真实了，特别是一部关于土改的纪录片里面的农民访谈，他深受触动。第二个学期他继续来旁听，他看到大陆同学第一堂课就挑战这些历史，他就忍不住去劝说……因为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个变化，香港的六四博物馆被关了，维多利亚的烛光没有了。我们一退再退…..2021 年圣诞节平安夜，他们把民女从中大校园搬走。就像他们在平安夜审判刘晓波一样。

2010年6月4日六四烛光晚会结束后，民主女神像被运至中文大学，竖立在火车站广场草地。

故事三：2022年6月4日 – 支联会案，「这怎么不是血呢？」

2022年5月，我去了法庭旁听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提讯…我看到他们头发全部都白了。李卓人和何俊仁，而且何俊仁也瘦了很多。我真的马上就眼泪流出来。但是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哭出来，只是在那里不停的就流眼泪。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可是他们变成被审判的人。而不是应该被审判的人坐在那里。争取公义的、寻求真相的人，变成了最后所谓的受害者。但我不愿用受害者身份来描述我们。我们有自主性，任何时候都不只是受害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他们也在用他们最微弱的力量去反抗。

2021年9月国安处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支联会成员，李卓人至今被还押逾1365日；何俊仁在2022年8月获准保释，2023年3月被指违保释条件即时还押，至今被扣押逾千日。

故事四：2023年6月4日 – 无法触摸的记忆

《文汇报》2023年2月28日发表评论檄文《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其中点名了何晓清）这一次他们就是想拿走我的尊严。我要去很艰难的生存，等待，一天一天的精力和时间，本来是应该在创作，在教学的，可是每天反反覆覆的在跟一个个庞大体系抗争，失去空间，失去自由……到了6月，原本应该回学校的日子，我知道可能回不去了。我采访流亡者的时候，是把整个人都放到他们的经验里面去体会的。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很理解他们的。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家国不能两全。我写他们，然后不管愿不愿意，到今天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们。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三十年就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大概也不能再有另外一个三十年。好像三十年，就是在做一样事情。这么多年，我尽力做好了。（PS.2023年中起，何晓清一直等待入境处的续签签证，五个月间搬了22次家；直至10月底被拒批、被解雇，她知道再不能回到香港。）

何晓清说曾以为自己很理解流亡者，直至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她才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

CDT编者按：财新网原文已被404，有网友截图存档于推特，中国数字时代编辑进行了图文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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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五一”假期刚结束，一个惊人消息在北京法律圈流传：“北京三中院出了个大瓜，执行助理法官卷走了几个亿的执行款，跑日本了。”

财新获悉，“五一”前夕，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下称“北京三中院”）确有法官外逃。此人名叫白彬，山西忻州人，90后。2014年夏，其进入北京三中院执行局，案发前任执行助理法官。

白彬本科就读于北京某大学法学院，大学时代属于比较优秀的学生。2014年7月17日，时任该校法学院院长在2014届毕业典礼的讲话中，除表扬八位博士生和71名硕士生，专门提及这届本科生表现尤其优异，读研率50%，司考通过率40%多，远高于全国18%平均值，“直接参加工作的同学单位也很好……白彬去新成立的第三中院。有这样的培养成绩，我作为院长真的很高兴。”

该讲话以“怕你们忍不住会骄傲”为题，分别刊登于该校法学院和中国法学会官网。白彬事发后至记者发稿，中国法学会官网的文章仍在，只是已删去“白彬去新成立的第三中院”。北京三中院官网目前也搜索不到白彬的信息。

前述消息灵通人士称，年初白彬向北京三中院提出辞职，至案发时尚未获准。白彬外逃早有准备，不仅钱款悉数转移国外，已获希腊国籍。事发系因其女友向闺蜜炫耀，隐私外泄，被人举报。白彬获知后，“五一”前全家出逃日本，目前人在哪里尚不得知。

关于涉案金额，坊间有几种说法，有的说1.3亿元，还有的说2亿元左右，更有说接近3亿元。

多名受访者表示，白彬转至境外的巨款，来自某个或多个非法集资诈骗案的执行款。

执行款是指当事人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的涉案款（物），它包括赔偿款、物、违约金、偿还借款、诉讼费、评估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

因被执行人需要向法院支付执行款，由法院代为转交胜诉方。而对于执行款的管理没有统一的规则，各级法院基本都是通过设立执行款账户来收取执行款。有意无意拖欠执行款（物）给付的情况常有发生。

2005年夏，天津海事法院曾发生一起财务人员挪用、贪污1.2亿余元执行款大案（参见财新网《程伟案中案》《程伟案开庭》）。程伟案的发生暴露了天津海事法院内部失控、监管失灵，也凸显了法院执行款管理制度的缺失。

2006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下称《试行规定》），要求各级法院开设执行款专用账户，对执行款进行专项管理、专款专付，执行机构和财务部门对执行款物的管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试行规定》要求，法院财务部门对执行款收付要逐案登记，建立明细台账；案件承办

人对每个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往来情况进行登记，归案入档等。

此后，最高法院对《试行规定》进行了修订，2017年5月1日，修订后的《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正式实施。

《规定》除重申法院执行款一案一账、专款专付，还要求每月核对。新增“执行通知书或有关法律文书，必须写明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户名，交款时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用途等信息”。

《规定》还将原“法院执行人员直接代收现金或者票据的，必须有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改为“执行人员原则上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确有必要直接收取的，应当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同时制作收款笔录，由交款人和在场人员签名”等。

修订后的《规定》看似完备无缺，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是被白彬钻了空子，酿成大案。一位曾在北京法院执行系统工作多年的前法官说，案件审结后，申请人申请法院执行，执行法官带着法院执行通知单，或去被执行人银行冻结账户执行，或到公安扣押账户申请执行。

《规定》要求申请执行需双人双证，但法院执行局人一向比较少，单人执行情况时有发生，“只要执行人持有法官证和执行通知单，银行通常都放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是诉讼关系，一般不会主动告知申请人财物已被执行，法律也没有规定，执行款必须划到申请人账户，申请人必须在场。”

“另外，以前执行通知单必须领导审批、签字，执行款划转时，还需财务人员盖章审批。执行人员若心怀不轨，需伪造领导审批签字，伪造单位公章。现在都是电子化办公，执行通知单都是彩色打印件，哪里都能打。”

有消息灵通人士称，白彬在执行局十年，虽是助理执行法官，但实际上很多行政编助理比法官权力大。

多名信源称，白彬在执行中发现上述漏洞，通过在线上传执行单，将一笔笔执行款转到其私设账户。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白彬事发后，时任北京西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平，已于2025年5月底“空降”北京三中院，并于30日正式出任副院长。

公开信息显示，朱平现年51岁（1975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2000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他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曾任北京纪委审理室副主任，驻市财政局纪检组副组长，北京纪委监委十二调查室主任，昌平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和西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等职。

消息人士称，朱平在西城任职期间，工作卓有成效，拟升任要职，且内部讨论已通过，拟对外公示；未料白彬事件突发，显系“临危受命”。

就在朱平当选北京三中院副院长同一天，北京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北京三中院原副院长张美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北京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曾在法院执行岗位任职。

公开信息显示，64岁的张美欣（1961年4月生）是北京人，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曾任原宣武法院广外法庭副庭长，经济庭副庭长、副处级审判员，宣武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副院长，北京高院办公室主任、审判员。2009年9月北京高院执行庭改执行局，张美欣出任执行局首任局长，并担任北京高院审委会委员，明确为副局级；

2015年9月任北京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至到龄卸任。

据公开资料，正是在张美欣任北京高院执行局局长时，《北京市执行工作规范》出台；

此外，他还曾参与中国法院网的直播，介绍相关工作情况。

张美欣被查消息公布在白彬事发之后，两者之间有无关联，目前尚无进一步消息。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6月4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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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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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六四纪念馆决定从7月19日起，增加每周三下午12时至4时对公众开放。原有的每周日下午12时至4时的开放时间继续保留。和此前一样，每一个成年参观者均需在一份参观规则上签字表示同意。请您在来访之前，阅读“开馆公告”以获知注意事项：https://t.co/AxeD50cqrx。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pic.twitter.com/BrspAGXI8N

— 六四纪念馆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64museum) July 16, 2023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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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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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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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晓明为化名。）

5月14日，Science《科学》在其线上新闻专栏Science Insider报道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发现：近3年来，利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等公开数据库发表的低质量论文数量激增，其中超过92%的论文由中国研究人员贡献。这一现象被认为与“论文工厂”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滥用密切相关。

这些论文的形式极为相似：先选定一种健康状况以及与之可能相关的环境或生理因素，再确定特定人群，随后围绕这些要素迅速形成一篇论文。Scientific Reports副主编 Matt Spick称，“我收到了太多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文——每天一篇，有时甚至每天两篇，”“感觉每一种可能的组合都有人在研究”。

Matt Spick团队在PubMed、Scopus这两个论文数据库的147种期刊中，找到了341篇遵循上述“套路”的论文，不过这些论文的时间分布有明显区别。2014年到2021年期间，平均每年仅有4篇相关论文。但从2022年起这类论文发表量激增，截至2024年10月，论文研究团队关注的期刊上共发表了190篇相关论文。

Spick团队的报告指出，近年来基于NHANES数据库的低质论文泛滥，可能是“论文工厂”的运作、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滥用以及大型公共数据库的成熟共同促成的。

此外，Spick团队还发现，近期发表的使用NHANES数据的论文，大多出自中国研究人员之手。在2021年之后发表的这类论文中，有92%的论文第一作者来自中国机构，而在2021年之前的论文中，这一比例仅为8%。Spick分析称，中国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压力和激励机制，为“论文工厂”提供了机会。

西北大学的Reese Richardson表示，其他研究人员在一些课题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这种免费数据源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采用已知的研究方法，然后换上新的变量，以一种‘疯狂研究’的姿态创造出新的‘发现’。”目前已有出版商撤回了部分涉及NHANES数据的问题论文，并表示将加强审查。

Richardson指出，这些论文反映出科学出版和研究奖励方式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文中提及的所有出版商都收取了这类论文的发表费用，每家可能在1000美元左右。”他补充道，研究人员为了自身职业发展，往往选择发表更多的论文而不是更高质量的论文。他警告说，“除非我们从根本上调整科学发表的激励机制，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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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1
法律定义“淫秽”：它指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并以挑动性欲为主要目的的内容。海棠作品是否符合此定义，需要具体分析。

2
艺术价值是关键：作品即便包含色情描写，如果具有公认的艺术或科学价值，就不应被视为淫秽物品。耽美文学的艺术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3
评价作品需看整体：不能仅因作品中存在局部露骨描写，就将其整体定性为淫秽。文学评论通常强调整体性。

4
艺术与色情并非互斥：一部作品可能同时具有艺术探索和色情元素。耽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艺术价值不应被轻易否定。

5
对“新事物”的法律适用需谨慎：网络文学、耽美题材等相对新兴的文化现象，在适用现有法律条文时，应避免简单套用，需考虑其特殊性。

6
小众审美值得考量：耽美文学主要吸引特定读者群体。其内容的“淫秽性”判断，应考虑到其传播范围和对社会大众的实际影响。

7
“淫秽”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许多曾被视为“淫秽”的作品，后世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对海棠作品的定性，也应有发展的眼光。

8
海棠作品的复杂性：成人内容不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需区分具有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与纯粹的色情制品。

9
法律面前，程序与实体并重：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违法（实体问题），更要关注执法和司法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程序问题）。程序不正则实体难彰。

10
刑法“牟利”有特定含义：它通常指行为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并实施了相关行为。海棠作者是否都符合此构成，需逐个认定。

11
“流量”不能等同个人牟利：兰州案中，将作者为平台带来的“网络流量”视为作者个人“牟利”，在刑法上缺乏直接依据，存在扩大解释的风险。

12
“为爱发电”与牟利目的：海棠平台上许多作者免费分享作品，其主观牟利意图不明显，甚至缺失。

13
微小获利应审慎对待：作者仅获得极少量打赏（如数枚虚拟币），是否构成刑法所要求的“情节”，值得深入研究。

14
旧标准不宜硬套新业态：基于传统出版或早期互联网环境制定的点击量、获利数额标准，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海棠这类新兴网络文学平台。

15
区分不同牟利行为：个人写作获少量稿酬，与有组织地大规模制作、贩卖淫秽电子信息以牟取暴利，在性质和危害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

16
管辖权必须合法：海棠文学城服务器在台湾，作者遍布内地各省。兰州警方对此类案件行使管辖权，应有清晰、合法的法律依据。

17
跨省执法有程序要求：公安机关异地执行侦查措施，如传唤、拘留海棠作者，通常需要与当地公安机关协作，并遵守法定程序。

18
程序公正是底线：从立案、传唤到审讯、取证，海棠作者所经历的每一个法律程序，都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其合法权利。

19
海棠案的证据难题：境外服务器的电子数据、网站显示的点击量等，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审查和认定，是案件的关键和难点。

20
警惕“趋利执法”倾向：如果执法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地方财政“创收”或追求办案指标，而非维护法律秩序，则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21
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所有海棠涉案作者都应被视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22
权利保障不容忽视：侦查过程中，对海棠作者采取脱衣检查、长时间疲劳审讯、询问与案情无关的个人隐私等行为，可能涉嫌侵犯个人权利。

23
“一刀切”处理不当：海棠案涉及作者众多，个体情况各异。不区分具体情节、涉案程度，“一批处理”的做法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4
公民监督权的正当性：公众和媒体对兰州警方在海棠案中的执法行为提出疑问和批评，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利的体现。

25
刑罚适用需谦抑：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最高可至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中应保持克制，避免过度重判。

26
罪责刑必须相适应：对海棠作者的刑罚，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实际获利情况相匹配。

27
不同地区尺度不一引质疑：安徽绩溪与甘肃兰州对类似海棠作者的处理，在量刑标准和宽严尺度上似乎存在差异，引发对法律适用统一性的担忧。

28
评估社会危害性的复杂性：海棠作品在特定亚文化圈内传播，其社会危害性与向社会大众无差别传播淫秽物品相比，需要具体分析和评估。

29
高额罚金的合理性：部分海棠作者被要求缴纳远超其微薄稿费的罚金，其法律依据和合理性受到质疑。

30
公众朴素法感的失衡：许多人感觉，与一些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相比，海棠作者因写作面临的刑罚显得过重。

31
保护未成年人与成人创作的平衡：保护青少年是社会共识。但不能因此将所有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都视为洪水猛兽，应寻求平衡点。

32
分级制度的缺失是症结：缺乏内容分级制度，使得对成人内容的管理往往陷入“一刀切”的困境。建立分级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33
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和剥夺。

34
公共讨论的价值：对此类争议案件的公开讨论，有助于厘清法律边界，促进社会认知，并可能推动制度的改进。

35
“以刑代管”的风险：对于一些本可通过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或民事途径解决的问题，若轻易动用刑罚，可能导致“以刑代管”，过度刑事化。

36
执法者的专业素养：执法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职业伦理，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当言行或滥用权力。

37
保障嫌疑人合法权利：即使海棠作者的行为涉嫌违法，其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辩护权、不受非法取证权等，必须得到保障。

38
“青少年保护”的合理边界：青少年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但不应成为压制一切成人表达和讨论的绝对理由。

39
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与修订需求：如果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司法解释制定年代久远，可能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及时检讨和修订。

40
同情心与法治精神不矛盾：对海棠作者个人困境表达同情，与坚持法治原则、要求程序正义并行不悖。

41
追求实质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法律条文的普适性，更包括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平等对待和公正程序的机会。

42
对公权力的审慎态度：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对其行使保持警惕和监督，是现代公民的素养。

43
理解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对耽美等亚文化应持更开放和理解的态度，避免因不了解而产生偏见甚至敌意。

44
个案是法治的试金石：海棠这类争议性案件的处理，能检验一个社会法治的成色，并可能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45
司法公正的基石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负面影响可能深远。维护司法公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6
文学虚构与现实行为的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描写，即便大胆出格，也应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别对待。

47
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海棠案不仅是个别作者的遭遇，它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在文化管理、法律适用、权力运行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值得反思。

48
淫秽物品的认定，需兼顾“诲淫性”与“无艺术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49
若作品形式整体露骨，即便声称有严肃主题，也可能因冒犯公众而被否定艺术价值。（罗翔观点，参考“天一案”）

50
刑法第363条对“牟利”的强调，意味着主观上的营利目的和客观上的获利行为，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

51
当有人认为“违法就是违法，国家不让就不行”时，需要认识到法律并非静止不变。法律的解释、适用以及其本身的合理性，都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接受检验和讨论。

52
免费写作，仅因“为平台带来流量”即被认定为“牟利”，这种逻辑挑战了传统刑法理论对“牟利”的理解，也可能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

53
“海棠”服务器在台湾，这一事实使得内地公安机关的管辖权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需要清晰的法律论证。

54
律师的早期介入和有效辩护，对保障海棠作者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他们是法律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55
“西绪福斯的刑辩”等法律援助的出现，体现了法律共同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

56
刑罚的配置，特别是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刑罚，其严厉程度应与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相适应，避免过度惩罚，保持刑罚的谦抑性。

57
罗翔教授提出的多元主义惩罚根据（冒犯原则、禁止剥削、软家长主义），为理解淫秽物品规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超越了单一的法益理论。

58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私密传播、小范围传播的“淫秽物品”，应与公然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的行为区别对待，避免对私人生活过度干预。

59
赵宏教授强调艺术自由的“少数人”属性，提醒我们不能简单以大众情感或道德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需要保护创作的探索空间。

60
陈碧教授对“天一案”的分析，指出即使作品被认定为“淫秽”，其社会危害性也应具体评估，并结合宽严相济政策，影响最终量刑。

61
对于“黄文和小说分不清界限，还在这讨论文学”这类看法，需要指出其简单化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承载复杂内容，包括成人元素，其艺术性不应因题材而被轻易否定。

62
有些文章认为，质疑执法程序和量刑标准就是为“违法者辩解”。这种观点混淆了维护程序正义与为具体行为背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63
另一些文章在讨论此案时，采用煽动性语言或进行无关的政治联想。这种方式偏离了法理探讨的轨道，无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64
案件中，年轻女性作者的悲惨遭遇（如被取消学籍、强制遣返），凸显了刑事案件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冲击，令人痛心。

65
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等作者的自述，揭示了她们在创作背后的个人困境、情感寄托以及对文学改变命运的微弱期盼。

66
“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在法律边界模糊、释法不一的情况下，创作者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

67
法律界定“淫秽”，应避免由少数人或个别机构垄断解释权。鉴定程序应力求透明、专业，并接受司法审查。

68
即使作者因压力等原因承认写作内容“不当”，也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程序公正和罪罚相当的合法权利主张。

69
公众在讨论中援引“金瓶梅”、“洛丽塔”等经典作品，意在说明对“淫秽”的判断具有历史相对性，今天的禁忌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对象。

70
将耽美文学简单等同于“儿童色情”或绝对的“精神鸦片”，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和标签化行为，忽视了其在特定社群中的文化意义。

71
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KPI导向”或“创收动机”的质疑，需要相关部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以消除公众疑虑。

72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培根）这句名言在本案讨论中被反复提及，警示我们司法公正对社会信任的极端重要性。

73
关于“三倍上缴”罚款的传闻，如果属实，其法律依据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都值得严重关注。

74
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对这些自由的限制，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75
“远洋捕捞”这一标签的广泛使用，本身就带有对执法行为程序瑕疵和动机不纯的强烈质疑。

76
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与“纯粹以刺激性欲为目的的淫秽制品”，是案件审理中划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77
办案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对当事人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道德羞辱或隐私侵犯。

78
若现行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已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如关于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考虑适时进行修订与调整。

79
不能因为平台（如海棠文学城）本身存在运营或内容上的争议，就简单推定所有在该平台发表作品的作者都具有同等的违法性。

80
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被预设立场、舆论压力或行政指令所左右。

81
对“淫秽物品”的刑事规制，其根本目的应是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和保护未成年人，而非压制正常的文化创作和思想表达。

82
“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将间接贡献等同于直接刑事牟利的逻辑，在刑法上是危险且缺乏依据的。

83
当听到“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这类说法时，虽然其本身有道理，但不应因此忽视案件中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程序是否正义、罪罚是否相当等核心问题。

84
律师提出“指望打无罪，没有一个本地律师会接这个案子”的观点，可能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司法生态现实，但这不应成为当事人放弃追求公正和法律援助的理由。

85
有人认为“为她们发声，就是纵容这些人继续犯罪”。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对程序正义、合理量刑的呼吁等同于为犯罪行为本身辩护，混淆了维护个体权利与认可违法行为。

86
援引“在美国涉及儿童色情处罚比国内更严”来论证本案处理的合理性，属于不当类比。本案主要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与直接的儿童色情问题性质不同，且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定也存在差异。

87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回应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而非僵硬地适用条文。它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88
公众对此案讨论的热度，反映了社会对创作自由、法律边界、公权力行使等议题的普遍关切和焦虑。

89
对海棠作者进行“羞辱式”提问，如“是不是没有男朋友才写这种东西”，不仅严重违背执法伦理，也与案件侦查本身无关。

90
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无疑将对未来类似网络创作行为的法律边界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91
不能因为个人不喜欢某种文学题材（如耽美），就支持对其进行无限度的法律打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

92
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法律学者、创作者代表和广大公众，以增强其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93
“为爱发电”的创作行为，如果确实不涉及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牟利，其可罚性应远低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传播行为。

94
对法律的信仰不应是盲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包含对法律本身的审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及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95
任何公民，包括涉嫌犯罪的公民，其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应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得到尊重和保障。

96
此案也引发了对网络平台责任的深入思考。平台应如何有效规范自身内容，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避免法律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

97
“屠刀悬在头顶”，形象地描述了在法律界限不明晰、执法尺度不统一时，创作者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恐惧与不安。

98
“口袋罪”的警示：当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过于宽泛，易导致其成为“口袋罪”，随意入人于罪，需警惕此类倾向。

99
最终，我们期望的是一个既有明确法律秩序、又能容纳多元文化表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治社会。

写于2025年6月3日

最近，江苏煤价基准价的下限比上月暴跌22%，比去年同期暴跌24%！

一个能源小国，能源紧张的局面难道也要掉头了？

根据前李总经济学，用电量、货运量是经济发展先行指标，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与GDP的增长或波动直接正相关，

这是否意味着进入了用电收缩－经济收缩轨道？

实际上，不止电价，这几年玻璃从近3300跌至987、碳酸锂23万跌至6万以下、焦煤3400跌至760，螺纹钢从6200跌至2900……

有人说降价不好吗？如果这么想，那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从用电量看，去年不明显，还保持着6.8%的增长，中电联对今年的预计涨幅也有6%，将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

但是，增速放缓，这是自摘下口罩后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首次下降，让已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用电量指标再现“反常”。

从用电结构看，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49.7%，但去年只增长5.1%，远低于总体的增速6.8%。

今年整体预计增速为6%，想必仍然是由于受工业用电量下降的拖累。

这样一说，很多事情就明了了。

我们太习惯于正向增长了，以致不会相信房价能跌，不相信资本家竟然会因为安全问题而撤资。

讲电离不开煤。上世纪90年代，一些会打矿井的温州苍南、平阳人，被晋省雇去打井。

矿开好了，因为煤价便宜，便拿矿抵了工钱。

结果2001年一加入WTO，经济腾飞、用电量暴增、煤价暴涨，煤老板成为电老虎背后的大赢家。

我曾去晋省见一位煤老板，就餐时一口痰直接吐在红地毯上。买单时掏出两叠从银行拿回来没拆的万元钞递给服务员，问够不够。如果够了，剩下的不用找了，就当小费。

然后迎来了2008年的煤改，以安全等原因直接收归国有。价格由官方单方面确定，且只付少部分，剩下的以后再说。

经此一疫，煤老板梦碎晋省，再也不想提起。

当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2022年4月9日网友拍到外滩长草。

甚至，在一个视频里，一群野狗在宽阔的街头游荡，寻觅食物。

那时他们相信，一些企业也相信，只要摘掉口罩，马照跑、舞照跳，繁华依旧。

而我觉得，放开后见真章。

一位前段进去了的国企老总，我俩有些私交，有次在他家聊起来，他对我的悲观颇不以为然。

秦腔有词“人狂没好事，狗狂来砖头”，于民于官，道理都是同一个。官方“作”到现在，终于玩不转了。

2024年11月28日晚，杭州举行了晋省之夜.冷餐会，邀请浙商前往投资。公开报道当然是大获全胜，可私下传出来的消息是，领导上面口若悬河，下面的企业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偷偷想吃个冷菜，结果被服务员制止：“领导还没动筷子呢！”

我听了笑得喘不过气来：“领导可能换届了，但上次被坑的老板还活着呢！”

前几天，我上海亲戚说，七浦路有商铺月租金从最高峰的7万，跌到了现在的500元。

她说，永远不会再有7万了。

我的心，凉到了无以复加。

谁家的坟头都会长草，未亡人感同身受罢了。

回首这些年，上海有个奶茶店老板娘为交房租开大尺度直播被判三年。

每个人对三年口罩的记忆都不同，我独对这张照片印象极深，每次看到，几乎是喘不过气来。

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编辑部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刻，我一夜白头，弄不好资金链一断，我们都得失业。

我比这位小老板稍幸运一些，但也只是劫后余生、幸存者偏差而已。

三年刑期已满，不知这位姑娘出狱没有。

但无论如何，她的奶茶店估计早就隐入历史的尘烟了吧。

那曾经是她梦想的生活和营生。

也是我们所有人破碎的梦想。

她在铁笼后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轰隆隆洪水过后，你苦心经营的生活，眼睁睁看着皆碾为瓦砾。

文｜西坡

故事从那天打开虎嗅网站开始。这年头，可以看的网站不多了，我一直觉得虎嗅是可以参考的一个。

没想到那天虎嗅的头条赫然是：《漂亮国的金融阴谋论，让人不寒而栗》。下面是一个我早就讨厌的名字。

现在的网络上，我讨厌的东西就像福寿螺的粉红色卵一样，无处不在。我尽量躲开它们。可是一天不留心，昨天还干干净净的芦苇杆上，又被下了一坨。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说，吾生也有涯，福寿螺的繁殖力而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注意，我又要强行讲课了。庄子在这里并非要鼓吹知识无用论，而是说以谁为主。如果以外部知识为主，那就殆了。所以庄子的解决方案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要以我为主，不要贪多求全，不要追求外部虚名，把知识真正学到自己身上，只跟真正与自己有关的知识相处。这对身逢知识大爆炸，深陷知识焦虑的现代人，其实有相当的启发。

关键句“缘督以为经”，意思是顺应生命自身的节奏，不要被外部的他人的节奏扰乱。缘：循，顺应。督：督脉。人身前的中脉为任脉，人身后的中脉为督脉，任、督二脉为人体奇经八脉的主脉，主呼吸之息。

好了，回到我和福寿螺的爱恨情仇。

按照庄子的启发，我也不能以我的有涯“随”福寿螺的无涯。记住了吧，以我为主。福寿螺泛滥成灾，我只能从我无力做主的空间里撤出来，专心营造我认可的语言环境。东坡当年开垦东坡没少费劲，西坡今天也要开垦西坡，或许当年我在选择这个笔名的时候，命运就已悄然注定。

然后是前两天，一个微信群里，一个对语言素有洁癖的朋友脱口而出一句“东大……”。他是讽刺的用法，但我也愣住了。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朋友会把这些词拒之口外的。难道很多东西不都是从不以为然发展到习以为常、无能为力的？

既然所有人都在用，那么这种词是否已经成了人畜无害的中性词？我的敏感是否是有必要的？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如果因为语言洁癖，而失去所有朋友，那当然是我无法承受的代价。语言是交流用的，只能自言自语多么可怜。但是我想，情况也未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重要的是，我得吼出来。

我发现很多恶劣的现象，在蔓延的过程中，因为没人站出来怒吼一声，所以每个人都默默地忍受着。你以为别人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不好意思讲，别人也以为你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也不讲。每个人都觉得不合理，但都不讲，然后这种不合理终于变成了合理，无人能挡。

那么今天我就明说了。我拒绝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不管你对相关国家、相关事件持有何种态度，你都可以使用体面的汉语去表达。

有人说，便于审核。这个因素我当然知道，我也很无奈，但我同样认为这个理由不充足。

我所厌恶和拒斥的，是人们在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这些词汇时，相互传递的那种漫不经心，以及对这种漫不经心的自鸣得意乃至自命不凡。仿佛使用了这种切口，就成了某种“自己人”。我就是要断然自外于这种慵劣的精神共同体。

我不愿意为了一时的便捷，一时的不得已，而永久性地伤害我珍爱的语言。

顾炎武曾经区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卫语言就是“保天下”层面的事，匹夫有责。

有的读者看到我写过的一些“责之切”的文章会问，你想做叶文洁吗？统一作答：我不是叶文洁那个类型的，我对中国文化有深深的认同与眷恋。我绝对无法容忍这里的“中国”二字被置换为“东大”。

补充一则旧事，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个中二少年。当我了解到这所大学里，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会出国，大多数出国的都不会回来，我曾经感到很大的不解与失望。如果是这样，将来谁为我们所来自的人群负责呢？后来我当然释怀了，大多数人只是想搭乘既有的列车，过自己的日子。但我也不为自己的中二后悔。

当时我也曾仔仔细细地思考过，我发现我不愿意也无法离开中国文化。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得在这儿。后来每当读到“吾国吾民”这四个字，胸中都会有莫名其所以然的起伏。共同经历，这对我很重要。

时代给我们提供的选项，不仅有现成的道路，而且有现成的困难，我们对困难的克服会成就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也会为后来者减少困难。

我始终相信，“正确的语言是正确的生活的核心。”我的嘴里住着我的家，不是什么垃圾话都可以随便混进来。

历史告诉我，这种垃圾话都是有寿命的，我等得起。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在我的坡上待着。如果远方有还未谋面的朋友，和我一样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有要求，那么他至少可以来我这里。

CDT编者按：《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刊发了笔谈“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其中长平谈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的大量删改。言论自由和出版审查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的重点。经过《中国民主季刊》编辑部同意，我们转发这部分内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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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文｜李宇琛

历史的尘烟中，总有一些时刻，会以其独特的沉重，迫使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望来路，审视当下，叩问未来。

当2024年的晚风尚未吹散安徽绩溪办案的余波，2025年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抓捕，便已将：

数百名耽美小说的女性创作者们卷入名为“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漩涡。

她们，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的尚是在校攻读的学子，有的初涉职场满怀憧憬，她们以“海棠文学城”等台湾平台为一方小小的自留地，用键盘敲打出关于爱、欲望、人性与幻想的篇章，却未曾想，这些在她们看来不过是小众圈子的玩意儿，竟会引来冰冷的手铐和沉重的刑罚。

这不仅仅是个案的堆砌，这是一面映照我们时代法治与文化观念冲突的镜子。它所折射出的是：

当一部承载着旧日价值判断的法律，遭遇日新月异的网络生态与青年亚文化时，所产生的巨大张力与不适。

它让我们不得不沉痛地追问：当我们沿用昨日的标尺来审判今日的创作者，那些被轻易判定为有罪的青春与才华，其背后所牺牲的，难道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吗？

不，那被无辜株连的，更是我们本应更加多元、包容，也因此更加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

一、旧法之困：

当“一万点击”与“二百篇文”遭遇流量时代

此次事件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特别是2004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于2010年修订并降低部分门槛），为网络淫秽犯罪的入罪标准划定了具体的量化：

指标。

不妨让我们重温这些数字：

以牟利为目的，在网上传播淫秽电子出版物、图片、文章等达到200件以上，或者淫秽视频20部以上，淫秽音频100件以上；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1万次以上的；通过会员制传播，注册会员达到200人以上的；利用淫秽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费等，非法所得累计1万元以上的……满足任一条件，即可构成犯罪。

而数量或数额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即属“情节严重”，25倍以上则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也随之飙升，最高可至无期徒刑。

这些标准诞生于中国互联网的：

幼儿时代。

2004年，中国网民数量尚不足1亿，博客方兴未艾，论坛是主流阵地，微信、微博远未出世。

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稀缺、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的环境下，“一万次点击”或“二百篇文章”的确可能意味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和较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时移世易。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网民早已突破10亿，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过万者比比皆是，晋江文学城这样的网络文学平台，注册用户已近七千万，热门小说动辄百万、千万点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以“一万点击”或“二百篇文”作为入罪的门槛，无异于：

用丈量溪流的尺子去度量江海。

法律的滞后性在此暴露无遗。

它使得许多在当下看来影响有限、甚至仅限于“圈地自萌”的网络创作，轻易便能触碰到犯罪的高压线。

在海棠这类相对封闭的、需要特定途径访问的境外平台上，这些点击量更多是圈内读者的重复阅读和同好间的分享，其在全网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远不能与当年“一万点击”所代表的社会穿透力同日而语。

然而，僵硬的法律条文并不理会这些细微的差别，它：

只认冰冷的数字。

于是，我们看到，“远上白云间”因稿费收入逾百万（远超25万元“特别严重”标准数十倍），即便积极退赃184万元，仍被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4万元；“辞奺”未能足额退赔，则面临五年六个月的铁窗生涯。

这些判决，严格来说，或许在法条的框架内有据可循，但其背后的合理性与时代适应性，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刻舟求剑的司法荒诞。

二、牟利的迷思：

从“自己腰包”到“老板吆喝”的危险延伸

如果说入罪门槛的滞后尚可归咎于立法更新的迟缓，那么兰州警方在“牟利”要件认定上的扩张解释，则更直接地触动了根本原则：

罪刑法定。

《刑法》第363条明确规定犯罪目的为“以牟利为目的”。

传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牟利”的理解，通常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通过该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实施了追求这种利益的行为，无论最终是否实际获利或获利多少（后者影响量刑）。

简言之，这钱，得是想往自己兜里揣的。

然而，在兰州的“远洋捕捞”中，这一核心要件被令人不安地：

放大了。

据多位被传唤作者反映，即便她们的作品完全免费发布，本人分文未取，甚至连象征性的打赏都寥寥无几，警方依然认定其构成“牟利”。

理由是：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种逻辑，无异于宣布：

只要你的作品客观上为平台吸引了眼球，增加了人气，帮助平台实现了其商业价值（无论这价值是否直接回馈于你），你就成了平台牟利链条上的一环，你就具备了牟利的属性，就应当承担“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刑事责任。

这种解释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它模糊了直接获利与间接贡献的界限，混淆了个人牟利与平台商业模式的关联。

倘若此逻辑通行，那么，为商业网站撰写免费专栏的作者，若网站通过广告盈利，作者是否也算牟利？给逃税漏税的餐馆端盘子的服务员，是否也要为餐馆的牟利承担：

连带罪责？

这种无限延伸的“牟利”概念，几乎可以将任何与营利性组织发生关联的个体行为都置于共犯的嫌疑之下，从而将363条变成一个极易被滥用的：

口袋罪。

安徽绩溪的办案尚以作者的实际非法所得金额作为区分罪责、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

而兰州方面这种“不问收益多少，一律以‘牟利’论处”的做法，无疑是对刑法谦抑精神和罪责自负原则的巨大挑战。

它使得那些纯粹出于热爱、“为爱发电”的创作者，也可能被一网打尽，与那些真正以制贩淫秽内容为业、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

同罪论处。

这种一刀切的粗暴，不仅有违法律的精准性，更可能错杀无辜，摧毁无数年轻人的创作热情与人生。

三、个体之殇：

冰冷法条下的血泪与呻吟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跌宕的命运。

当我们剥开“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外壳，去审视那些被卷入风暴中心的年轻作者的个人遭遇时，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刺骨寒意来自：

旧法新用。

一位来自985名校的女生，在微博上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这样的ID记录着日常。

她刚刚收到国内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人生本该由此迈向新的高度。

然而，就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之际，警察出现在她的校园，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带走，搜查宿舍。

她哀求警方不要惊动父母，但学校为了所谓的“声誉”，不仅通知了家长：

更强制她放弃保研资格、退学回家。

那一刻，“脸都丢尽了”的屈辱与对前途尽毁的绝望，让她刻骨铭心。

她的人生轨迹，因为几篇或许稚嫩、或许大胆的网络小说，被硬生生掰向了：

深渊。

另一位笔名为“记得披马甲”的20岁应届毕业生，在“兰州一日游”后，记录下自己的迷茫与困境。

她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万元，这个数字被精确地计入了她的罪证。

为了筹措可能面临的高额罚金，她不得不变卖自己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最窘迫时身上仅剩：

三百余元。

她在文字中哀叹：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得太早。

这泣血的自白，道出了多少年轻创作者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法律打击后的无助与凄惶。

还有作者回忆被捕当日的场景：

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回到家中，深夜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为她担忧而发出的叹息，她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出声，再度泪流不止”。

这些细节，将法律程序的冰冷与个体承受的创伤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她们并非穷凶极恶的罪犯。

她们只是在网络的一隅，用文字编织着自己或他人眼中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

即使她们触碰了法律的边界，但法律的回应，是否也应保有最起码的温情与比例原则，比如：

兰州警方真的有必要脱光她的衣服验身吗？

这些年轻的生命，她们的“罪行”究竟对社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害，以至于需要动用如此严厉的刑罚，剥夺她们的自由、学业、名誉乃至对未来的希望？

当法律的铁拳落下，我们是否也应反思，这重拳之下，除了惩戒，是否也碾碎了本应被珍视的创造力与个体尊严？

四、模糊的界限：

何为“淫秽”？谁来定义艺术价值？

《刑法》第367条在定义“淫秽物品”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但书：

“包含色情内容但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认为是淫秽物品”。

这无疑为文学创作保留了一定的探索空间，承认了情色描写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淫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条款往往因“艺术价值”认定的主观性与标准缺失而：

形同虚设。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情爱与欲望的网络文学，其与法律所禁止的“淫秽物品”之间，本就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许多耽美小说，固然包含一定程度的露骨成人情节，但其核心往往是完整的故事架构、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复杂的情感表达。

支持者认为，它们应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承载着作者的思考与读者的情感寄托，不应简单粗暴地以“淫秽”论处。

反对者则可能放大其中的性爱描写，认为其主要功能是感官刺激，具有“诲淫诲盗”的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内容，何为“有情节人物、有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

一部作品，是因其题材敏感（如同性之爱），还是因其描写直白，就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并无明确、可操作的答案，往往取决于鉴定人员和司法官员的个人认知、道德观念乃至对特定亚文化的理解程度，现实往往主要由：

警方认定。

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淫秽”认定尺度的不统一。

据称，绩溪方面在办案时，尚会考虑作品的情节完整性与作者的盈利程度。

而兰州方面，则几乎只要小说中存在R18（成人级）情节，便：

一律认定为淫秽并采取刑事措施。

这种标准的不一致，不仅加剧了创作者群体的不安全感与恐慌，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鉴定权力是否被滥用的担忧。

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这句评论形象地描绘了当前淫秽认定标准弹性过大、易被执法者“任人揉捏”的困境。

“天一案”中，其辩护律师就曾对鉴定程序和鉴定人资质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其未能客观、中立地评估作品的文学性。

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仅仅依赖于少数并非文学专业出身的鉴定人的主观判断，那么刑法第367条的但书规定，又如何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平衡与保护作用？

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同性题材的偏见可能进一步扭曲“淫秽”的认定。

耽美小说以男性同性爱情为主题，尽管在中国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但涉及同性性爱描写的作品，在审查中往往比异性恋题材更容易被贴上“淫秽”、“变态”、“不堪入目”的标签。

这种不成比例的对待，无疑反映出执法层面和社会观念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潜在歧视。

如果法律的适用因题材而异，那么其公正性又从何谈起？

五、失衡的天平：

写小说与真伤害的错位刑罚

法律的公正，不仅体现在程序的正当，更体现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实质正义。

然而，在此次及类似的网络文学案件中，一个反复引发公众质疑与不平的现象，便是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严重失衡——通俗地说，就是：

“写小说比强奸判得还重”。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立法原意，在于维护社会良好风尚，保护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蚀。

然而，网络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在特定同好圈子内付费阅读的成人向小说，其社会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些作品多为虚构，其读者多为有辨识能力的成年人，他们自愿付费阅读，并未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一位海棠读者曾发出这样的质问：

“警察和法官可以替我们读者‘受害’吗？一场除了被告，无人受害的犯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罪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现实中对他人的身体、精神造成直接且严重伤害的犯罪行为，如部分强奸、猥亵儿童案件，其最终量刑：

有时竟轻于这些因文字获罪的作者。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妇女一般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而猥亵儿童罪的法定刑则更低。

司法实践中，不乏强奸案犯仅获刑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案例。

上海企业家王振华猥亵九岁女童案，最终仅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便曾引发舆论对“量刑过轻”的强烈批评。

当公众看到，一个通过文字虚构故事的年轻女性，可能因为几十万的稿费收入而面临三至五年的牢狱之灾，甚至如“天一案”般获刑十年以上；

而一个实施了真实性侵害的罪犯，却可能获得相对较轻的处罚——这种强烈的反差，如何不让人们对司法的价值取向产生困惑与质疑？

这种重物（淫秽物品）轻人（人身权利）的量刑倾向，是否偏离了刑法保护核心法益的初衷？

诚然，简单对比不同罪名的刑期或许有失偏颇，每个案件都有其具体情节。

但当一种现象反复出现，并持续引发公众相似的负面观感时，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刑罚的轻重，本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所侵害法益的重要性成正比。

如果一部法律或其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导致了对相对轻微行为的过度惩罚，而对更严重罪行反而显得宽容，那么，这法律的公正性与威慑力，都将大打折扣。

六、远洋捕捞的阴影：

跨省执法、罚款创收与程序正义的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跨省抓捕网络作者的行动，被网友形象地冠以“远洋捕捞”之名。

这个略带戏谑的称谓，不仅指涉其执法范围之广、行动之突然，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公众对其执法动机与程序正当性的疑虑。

首先是管辖权问题。

海棠文学城服务器设在台湾，作者与读者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兰州警方依据何种管辖原则（属地、属人，还是网络犯罪的特殊管辖规则）对全国各地的作者行使侦查权与抓捕权，其法律依据并不十分清晰明确。

在缺乏统一、细致的司法解释指引下，如此大范围的异地侦办，其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难免受到质疑。

这并非否认网络犯罪的跨地域性，而是强调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避免地方公安机关各自为战、争抢案件，甚至出现“管辖权洼地”被滥用的情况。

其次，是创收动机的疑云。

所谓“远洋捕捞”，最初多用于形容某些地方执法部门跨区域针对民营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通过高额罚款来充实地方财政的行为。

此次海棠作者案中，高额的罚金（通常为非法所得的一倍至五倍，甚至更高），以及作者们为减轻刑罚而不得不变卖财物、四处筹款退缴“非法所得”的窘境，使得这种逐利执法的猜测不胫而走。

安徽绩溪，作为前期办案地，其2023年罚没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曾高达：

11.53%。

位列：

宣城市第一、安徽省第六，远超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

巧合的是，绩溪案判决公布后不久，绩溪县宣布启动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引来网友“机场名曰海棠”的揶揄。

我们无意对这些现象做简单粗暴的因果联系，但当执法行为与地方财政利益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关联可能性时，公众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曾发表评论《“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的黑手必须斩断》，痛陈此类行为对营商环境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尽管该评论主要针对经济领域，但其所揭示的滥用执法权、以罚代管、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其他领域的执法中同样值得警惕：

如果扫黄打非的执法行动，客观上变成了地方创收的手段，那么其正当性与公信力何存？

程序正义是法治的基石。

无论是管辖权的明确，还是取证程序的合法（特别是涉及境外服务器数据时），抑或是对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保障，都应是执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为了效率或政绩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做法，最终都将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七、改革的呼声：

让法律回归理性与时代的轨道

面对这场席卷网络文学界的风暴，法律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并未失语。相反，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正在展开，改革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多位法律专业人士与学者指出，现行关于网络淫秽物品犯罪的司法解释，其数量与金额标准已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应大幅提高，使其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网络传播现实相适应：

与时俱进。

特别是点击率等标准，在流量爆炸的今天几乎已失去衡量“严重情节”的意义。

量刑幅度也应重新审视，使其与行为的真实社会危害性相匹配，避免罚不当罪。

针对兰州警方对“牟利”的扩张解释，法律界普遍呼吁回归刑法原意，严格限定“牟利”为行为人自身获取经济利益的意图与行为，防止将平台获益等同于作者牟利，杜绝口袋罪的滥用。

有必要明确管辖顺位，防止地方争抢案源或“钓鱼执法”。严格规范异地办案程序，保障被追诉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有必要改革当前单一依赖公安机关或其委托机构进行“淫秽物品鉴定”的做法。

考虑建立由法律、文学、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议机制，对涉案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客观、中立的参考。

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不同情节的涉淫秽内容行为进行区分处理。

例如，对于确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应依法豁免；对于非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影响范围有限、未对未成年人造成直接侵害的个人创作行为，可更多考虑适用行政处罚、教育训诫等非刑罚手段。

刑罚应聚焦于那些真正有组织、大规模、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且对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保护构成严重威胁的恶性犯罪。

在坚持法律底线、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同时，也应为文学艺术创作保留必要的探索空间与表达自由。一味的封堵与严打，可能扼杀创新活力，导致文化生态的板结与凋零。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这些年轻作者的困境，社会并未袖手旁观。2025年6月，由多名京沪刑辩律师组成的志愿团队通过公众号“西绪福斯的刑辩”公开发声，表示关注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并决定为符合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家属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结语：

让法律的指针指向未来，而非定格过去

审判海棠作者的法律停在过去，今天有罪的永远是未来。

这不仅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判断，更是一声沉痛的警示。

当一部法律及其解释，因其滞后于时代发展，而演变为压制创作活力、制造个体悲剧的工具时，我们每一个珍视法治与文化繁荣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这场风暴中的年轻作者们，她们或许在探索表达的边界时有所失当，或许在追求“圈地自萌”的快乐时忽略了现实的法律风险。

但她们的遭遇，更深层地揭示了我们法律体系在面对新兴文化现象时的捉襟见肘与适应不良。

如果法律的进步迟缓，如果执法的天平失衡，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权被随意把握，那么，受损的将不仅仅是这些个体的命运，更是整个社会文化创新与思想活力的源泉：

我们期待，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刻反思与及时修订。

让法律的指针不再固执地指向泛黄的故纸堆，而是校准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轨道上来。

让“淫秽”的界定更加清晰、科学，让“牟利”的追问回归其应有的审慎，让执法的程序更加公正、透明，让刑罚的适用真正体现宽严相济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包容、理性、多元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文学艺术的探索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能够得到呵护与鼓励，而不是在战战兢兢中担心自己的文字会成为未来罪愆的伏笔：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让今天的审判，无辜地断送了本应属于明天的无限可能。

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能够容纳并激发多元创造力的社会。而法律，则应是守护这种创造力的坚固堤坝，而非扼杀其生机的冰冷锁链。让法治的光辉既照亮秩序的基石，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对未来的真正责任。

写于2025年6月2日

近日，网传甘肃兰州警方大规模跨省传唤“耽美”小说创作者，引发广泛关注。6月1日，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破亿，亦有律师声明愿为涉案作者提供援助。同时，耽美作者的“罪与非罪”及相关司法标准滞后等问题，在网友们“写小黄文比犯强奸罪还严重”的感叹中，再度备受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异地执法，疑似针对“海棠文学城”网站上的耽美小说作者展开。海棠网站成立于十年前，服务器设在台湾，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文学为主。而耽美文学，常指女性作者创作、以女性情感欲望为导向，主要表现男子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

近期，陆续有海棠作者公开发帖求助，称其写文获利甚微，却遭兰州警方跨省传唤。更有甚者，亦有免费创作者或年轻女性学生被兰州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旋即引发舆论对兰州警方执法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质疑。 

6月1日，笔者从数位援助律师处获悉，前来求助的海棠作者均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遭到兰州警方立案侦查。此次，除兰州市公安局外，其下辖多个单位亦参与了该案侦办，已知有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公安局、森林分局、皋兰县局等。目前，向外界求助的涉案作者均处于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尚未提起公诉。对此，6月2日，笔者多次致电兰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分局咨询此案详情，未果。

这并非海棠作者第一次遭到“集体清算”。据水瓶、极昼等媒体报道，自2024年6月起，安徽绩溪县司法机关对数十位海棠作者进行刑事追诉，其中不乏知名作者。同年12月，海棠头部作者“云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据绩溪案一位涉案作者透露，当地以提现获利金额对作者进行定罪量刑，“去年没有免费（作者），最低金额都是2w（万），然后几个档。”

与绩溪的办案标准不同，此次卷入兰州案的海棠作者，存在涉案金额偏低，甚至无个人经济获利的情形。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10名海棠作者涉案情况，多人仅从海棠网站提现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有两人为免费写文，但均被兰州当地采取了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

一位免费创作者的援助律师告诉笔者，该作者所涉案件目前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其暂被取保候审，“她是免费发文的，只有一些打赏，没有提现。公安对免费的作者似乎有一种思路是，她们的文虽然不收费，但是给（海棠）网站带来流量，意思是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另一位律师称，其援助的当事人亦不存在提现获利，“现在是取保候审，联系公安预计6月初移送给检察院。”

没有经济获利，不存在所谓“违法所得”，那免费发文者为何还会遭到刑事追诉呢？据多位兰州案被取保的作者透露，兰州警方对其作品在海棠网站上的“阅读量”进行了调查取证。 

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所谓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和违法所得一样，“实际被点击数”亦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指标之一。但据多位涉案作者反映，此次兰州办案机关对涉案作品实际被点击数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实际点击量是否可以按照人次去计算，计算的时候是否应当去除重复点击或者无效点击。”一位援助律师对此提出疑问。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相关判例显示，在彭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司法机关认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点击数等指标可协助判断淫秽小说的传播数量。“网络淫秽小说作为一本书籍，其内容具有连贯性，不宜将各个章节作为独立个体，而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来考察其传播量和判断社会危害性 ……可采用除以全书章节数的方法得到平均每章节的点击数、即估算连续阅读完所有章节的读者数量，来得到较为合理的该淫秽小说的真实传播量级。”

据笔者了解，若按“实际被点击数”对此次涉案作者定罪，可能埋下量刑畸高的隐患。上述10名涉案作者中，提现获利最高者不过1万余元，但小说章节合计点击量最高者则超过20万。

根据2004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构成淫秽物品牟利罪；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的，则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而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有舆论担心，上述海棠作者社会危害性较低、无处罚必要性，若被科以重刑，恐“给社会带来巨大不稳定性”。亦有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据悉，司法机关在类似刑案中依据的定罪量刑及“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一直饱受争议，其背后是相关司法标准的滞后。数年前，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十年零六个月。彼时，已有多位法学界人士呼吁，应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数额标准进行及时更新。

知名耽美作品《德萨罗人鱼》人物形象

笔者注意到，此次亦有多位法律界人士重提此事。一位刑辩律师在其社媒发帖称：“个人认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是亟待进行修改调整，我国在规制网络色情内容创作与传播，特别是涉及虚构文学时，法律滞后、标准模糊、执法鉴定程序存在缺陷、刑罚严苛且比例失衡等问题。以点击量为例，2004年司法解释制定时，互联网尚未普及，1万点击量是天文数字；而今天，一篇普通微博都可能轻松破万。法律未能随技术爆炸更新，导致标准严重脱离现实。”

两月前，网上在传网飞（Netflix）联合CEO的一段话，说15年前曾一度想打进中国市场，却“三年内没有一集节目通过审查”，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

尽管网飞进不了中国市场，但网飞剧却不妨碍在豆瓣传播。

譬如，网飞在疫情前后发行的一部日剧，《全裸导演》（全裸監督），第一季在豆瓣上就有近十万人看过。（第二季2021年发行）

就当作100万旅日国人有10%看过此剧吧。

这是一部传记剧，讲述了日本色情业历史上传奇的AV导演村西透的故事。他从一名英语教材推销员，转型投资经营色情写真连锁书店赚取第一桶金，后又转型拍摄AV，颠覆了当时（1980-90年代）的日本色情业。最后因执迷卫星转播AV而负债累累，村西AV帝国也就此终结。

不推荐看这部剧。我只想谈一谈其中的一个小问题。

村西从事色情业后数度坐牢，每一次坐牢都因为败类警察作祟。

主要就是这名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中井宽司。

村西的色情写真连锁书店开在北海道札幌，其中一间书店甚至就开在札幌警察局的旁边。但东京警视厅的这名败类警察“跨省远洋捕捞”从东京都到北海道札幌抓捕村西。

 当然，抓捕的原因是村西犯法了。村西书店除了售卖合法的打码写真书，也偷偷在卖不打码的写真图片，涉嫌违反了日本的法律。

村西的色情写真书店就此一蹶不振。

出狱后的村西到东京寻求发展，以小作坊拍摄AV再度创业。中井警官作为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自然也就如影随形，随时威胁、警告村西团队。

村西透之所以成为日本色情AV业的传奇人物，就在于他总是勇于创新又不遵循所谓的业内规则，在同行眼中，他是一名搅局者。

中井警官就是从黑帮和保守的色情业大亨那里收受贿赂来出面以法律的名义打压村西透，其实也就是打压色情业的创新。

何妨赌肥头，作法必自毙，中井这名败类警察在剧末因为日本警方重拳打击黑社会势力而败露，最终也锒铛入狱。

中井这样的败类警察，以法律的名义打压色情业，其目的无非是敛财，近海捕捞。尽管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相当开放，只要符合法律要求的打码，色情图片、AV都能自由发行。但是，黑社会想方设法私下发行不打码违法的AV，中井其实就是他们的保护伞。

村西公司拒绝了黑社会的拉拢，也拒绝了业内大亨的收购，特立独行在业内搞新花样。中井警官就用法律的放大镜来挑刺，哪怕细微的违法也出手抓捕。相对地，收受贿赂后对公然严重违法犯罪的黑社会却视若无睹，网开一面。

这就好比，以法律的名义重判写擦边“小黄文”的作者，却对权力者的恶性强奸犯网开一面。

这其实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在打压色情方面，权力是最容易被腐蚀，沦为党同伐异寻租的保护伞。

为什么？因为打压色情在任何社会都能占据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是中饱私囊、权力寻租再理想不过的保护色。只需要从法条中用放大镜找到任何可供利用的解释，就能够“跨省远洋捕捞”。

中井警官第一次到札幌警察局准备抓捕村西，札幌警察局的警察们正在兴致勃勃地交流村西书店最新出售的写真书，中井正义凛然地令一众札幌同行无地自容。

岂止日本警察，美国警察也好不到哪里去。

村西拍摄的AV大卖，他也因此曝得大名。村西决定到夏威夷拍摄异国风情的日洋AV，这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

村西在夏威夷拍AV就掉落当地警察挖的坑，在拍摄完成后因涉嫌在公共场所违法拍摄而入狱，根据美国法律有可能判重刑。但是，庭外和解需要支付一亿日元。还是小公司的村西团队艰难地筹集一亿日元来解救村西。

以法律的名义敲诈色情业从业者，日本、美国的警察深得其精髓。

更何况警权无比大的其它社会。

这个时代，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同一出戏，处处演，但在有些国家，这出戏演得更加残酷。

这两天了解了针对海棠文学城创作者进行抓捕的新闻，心情非常沉重。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读过她们写的作品，据说是“耽美文学”：女性写的关于男性之间的情感故事，唯美风格的。据说罪名是“色情”，我不知道她们写的作品能色情到哪里去。

那些作品代表他们对男性的想象，往往是理想化的、美好的。现在证明，现实中的男性要糟糕很）。

根据媒体披露，这次兰州警方抓的作者，可能有几十上百人。她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年轻、贫穷的女生，有不少还是在校大学生。

她们都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不知道什么救济手段。她们的自述文字里，有不少是用字母，看得出努力在规避风险。她们不知道，正是一直在规避，才让她们陷入绝对的被动。

去年安徽警方已经抓了一批“海棠文学城”的作者。那一批大概是头部作者，有的涉案金额有几十万，判了好几年。

或许是从安徽警方那里得到了灵感，兰州警方也在全国范围内抓了一批。

这一批作者不是头部，她们从写作中获利很少，有的只有几千块，甚至根本没赚到钱。网上消息显示，警方要依点击率对她们进行处罚。

媒体使用“远洋捕捞”这个词来形容兰州警方的做法。“远洋捕捞”指的的是这几年有些穷地方，跑到长三角、珠三角抓企业家进行罚款——现在，你们甚至看上贫穷的文学青年了？

如果真的是“远洋捕捞”，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危机：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那距离大麻烦也就不远了。

我不知道这些作者和兰州有什么关系。她们不是兰州人，也不在兰州居住；她们是在网上发表作品，读者也是在网上——唯一的可能性，也许是兰州的读者看了作品，感觉受到了毒害，选择报警吧。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在中国，有许多条路可以走。有的通向庙堂，有的归于江湖，还有一些，则蜿蜒于法条与现实的夹缝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金星，后来以笔名“伍雷”行走于世的那个山东人，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这条路，起初似乎是为了逃离一种他不再能忍受的生活，最终却将他带入了一个更加叵测的漩涡。

他的起点，与法律并无太多交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是山东章丘县（如今的章丘区）建设委员会里的：

一名普通科员。

日子在撰写材料、迎来送往和推杯换盏中一天天过去。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光，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形容自己“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并且被当地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的氛围所裹挟。

这种按部就班、言不由衷的生活，让年近三十的他感到了深刻的厌倦：

改变的念头，像野草一样滋生。

转机出现在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单位旁边的书店里看到了律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书籍。

这个发现，如同在密闭房间里打开了一扇窗。他决定，试一试。于是，一边应付着体制内的工作，一边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埋首苦读。

这并非易事，尤其对于一个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坚持了下来。

2002年，恰逢中国将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第一年，他成功通过了这场被誉为天下第一考的测试。

拿到资格后，他几乎没有犹豫，递交了辞职报告：

离开了那个安稳但令他窒息的公务员岗位。

正式踏入了律师行业的大门。

最初的几年，他从实习律师做起，凭借着一股闯劲和或许是从体制内带来的某种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业务很快有了起色。

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科员：

逐渐成长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经济状况也随之改善，拥有了人生第一辆汽车——虽然只是一辆价值四万多元的夏利，但在当时，这足以让他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他后来坦言，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那时的他，行事风格似乎还带着几分江湖草莽气，他自嘲有点像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尚未显露出日后那种死磕到底的决绝气质。

那时的伍雷，大概不会想到，这条看似充满希望的新道路，未来会布满如此多的荆棘与陷阱。

他更不会预见到，那个曾经让他想逃离的、需要小心翼翼说话的环境，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更加严厉、更加不容置辩的方式：

来审视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1

人生的航向，有时会因一阵突如其来的风而改变：

2007年，伍雷将事业的触角伸向了北京。

在那里开设了分所。

京城，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汇聚了各种思潮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伍雷开始接触到一个与他此前生活经验迥异的世界。

那几年的北京，社会氛围相对而言显得较为活跃。各种法律研讨、公共讲座层出不穷，也聚集了一批热心于公共事务、积极介入社会问题的律师和学者。

伍雷发现，律师这个行当，并非都如他最初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围绕着案源和收费打转。

在北京，他遇到了一些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行，这些人似乎更关心法律条文背后的公平正义:

更愿意为那些无权无势的弱者发声。

通过参与一些公共活动，比如反对某些地方野蛮拆迁的行动，他开始广泛接触到大量的:

上访者。

那些从全国各地涌向京城，试图为自己或家人的冤屈寻找一线生机的人们。

他听到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接触了许多冤案的家属，比如后来广为人知的江西乐平案受害者的父母，他们的悲惨遭遇和坚韧申诉，给伍雷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荡。

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司法体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这些人和事，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也为他日后投身于疑难冤案的辩护埋下了伏笔。

2

真正让伍雷感到震动，并开始严肃思考律师在中国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与风险的，是2009年爆发的李庄案。

当远在重庆的同行：

李庄律师。

因为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中担任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最终却被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逮捕并判刑。

整个中国律师界为之哗然，伍雷也深感震惊。

“重庆怎么能这样对待律师？”这是他当时反复追问的问题。当李庄最终被定罪判刑时，他后来在采访中表示，那是他：

第一次对中国的法治感到失望。

李庄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此后，和许多对该案感到愤慨的律师一样，伍雷开始利用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媒体平台——主要是微博：

公开发声，批评重庆方面的做法。

2011年，李庄案第二季（李庄被追加起诉漏罪，后检方撤诉）在重庆开庭审理时，伍雷更是积极参与其中。

他守在法庭之外拍照记录，撰写了大量关于庭审情况和案件疑点的博文，甚至直接给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行为提出质疑。

伍雷认为，李庄案的发生及其后续发酵，使得原本相对松散的中国律师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整个行业的命运前途和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背景下：

死磕。

这个略带生猛气息的词语，开始在律师圈内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为一部分维权律师的标签。

这个词最早可能由资深律师迟夙生在2011年处理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期间提出。到了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死磕更是被一群律师演绎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伍雷，因为深度参与了这两起标志性案件以及后续一系列维权行动，逐渐成为了：

媒体和公众眼中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死磕，并非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部分律师在代理案件，特别是面对司法不公或程序违法时所采取的一种坚韧、有时甚至被视为挑战体制权威的抗争方式的概括。

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法律程序和法条进行极致的：

较真。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程序瑕疵或违法点，反复提出质疑、申请、控告，力求将法律规则运用到极限。

同时，他们高度重视并熟练运用新兴的：

网络自媒体平台。

如个人博客、微博等，进行所谓的：

网络揭露。

将案件细节、庭审实况（有时甚至冒着风险）、司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不公之处公之于众，试图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直接诉诸社会舆论，以期形成压力，推动个案解决。

不仅如此，穷尽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其常用手段，他们会不断地向各级人大、政法委、检察院、纪委监委等部门：

举报投诉办案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

行为艺术式的表达方式。

以示抗议或吸引关注。

例如，伍雷和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就曾为了争取会见福建冤案当事人吴昌龙的权利：

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去一袋红薯。

其象征意义引发诸多解读，但其挑战姿态十分明显。

死磕律师们常常宣称他们的策略是只磕程序不磕实体、只磕公权力不磕私权利，即主要针对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律程序、是否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进行攻击，而不是直接评判案件本身的实体是非（尽管程序问题往往与实体公正密切相关）。

这种策略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在法庭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庭内进行严谨的法律抗辩和程序挑战，庭外则努力争取舆论支持和社会关注：

让社会当法庭。

伍雷本人后来在反思为何会走上这条充满争议和风险的道路时，曾流露出对体制内正常救济渠道有效性的深刻怀疑。

他在多年后自己面临处罚的听证会上就曾直言发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对现有纠错机制效率的悲观评估，以及在目睹和代理了大量个案不公后产生的强烈正义感和无力感，共同促使他和其他一些律师，选择了这种更为公开、更具对抗性、也更能引发社会关注的死磕策略。

在他们看来，当法庭内正常的辩论和申诉难以奏效时，将案件的冤情和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或许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司法系统自身在某些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时而出现的限制和打压：

催生并强化了死磕现象。

3

李庄案之后，伍雷的律师生涯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偏移。

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契合内心召唤的方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了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偏爱那些疑难复杂、积重难返，甚至早已被外界视为铁板钉钉的冤假错案。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仿佛成为了他后半段职业生涯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

为了将这份热情化为更系统、更持续的行动力，他在2013年底：

发起了一个名为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民间公益项目。

据公开报道，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专门致力于为那些身陷囹圄但坚称无辜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筛选案件线索、推动冤案复查与平反的机构。

这项工作极其繁重，行动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份承载着血泪与希望的申诉材料。

伍雷会组织起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律师、法学学者乃至一些富有经验的退休司法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对这些材料进行初步的筛选和严谨的研判，从中找出那些确实存在重大疑点、具有平反可能性较大的案件。

一旦确定目标，便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本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深入的证据核查、法律论证、申诉材料撰写以及持续的跟进和呼吁。

其实，在这项拯救无辜者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他还曾与其他几位律师共同发起：

设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

最初是聚焦于那些被长期违法羁押、诉讼程序莫名停滞不前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后来，在2013年，随着福建吴昌龙冤案历经十二年磨难终获平反，这个基金也随之：

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其宗旨进一步扩展，旨在向那些因遭受漫长冤狱或在艰难申冤过程中导致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的人们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义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新融入社会。

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2014年福建村民念斌在被关押八年后终获无罪判决，走出看守所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便成为了吴昌龙基金的首位受益人，获得了一笔来自同行和社会关怀的、用于恢复基本生活的援助金。

这些年，伍雷的名字逐渐和一系列在中国当代法治进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重大冤假错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参与推动平反的案件，不少都曾是轰动一时、阻力重重、看似难以撼动的：

骨头案。

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无疑是：

河北聂树斌案。

这位1995年因被控强奸杀人而被当地法院匆匆判处并执行死刑的青年工人，其命运在十年后因另一名嫌犯王书金的主动供述而陡然出现转机。

王书金在其他案件中落网后，竟供述自己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然而，即便真凶疑云浮现，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平反之路却异常艰难曲折，又历经了长达十余年的漫长等待、法律博弈和社会呼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洗冤接力中，伍雷是众多积极奔走呼号的法律人、学者和记者之一。

他不仅个人持续关注，还积极参与组织了相关的案件研讨会，与其他律师合作进行深入的证据分析和申诉材料的准备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当时在网络平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持续不断地在微博等公共空间发声。

向公众介绍案情中的诸多疑点，剖析原审判决的瑕疵，并大声疾呼，恳请最高司法机关能够排除干扰，尽快启动再审程序。

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努力最终迎来了历史性的结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案进行异地复查，经过山东高院两年多的细致工作和严谨审查：

最终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的死刑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一个迟到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清白，终于得以昭雪：

尽管这个正义是以聂树斌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伍雷为此案付出的不懈努力，无疑是推动这沉重历史一步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样令人扼腕的还有：

福建念斌案。

这位福建平潭的普通村民，被当地司法机关指控于2006年7月因邻里纠纷，向邻居家中饮用水投入剧毒的氟乙酸盐（俗称“老鼠药”），导致邻家两名无辜儿童死亡。

此案在长达八年的审理过程中，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十次庭审，念斌四次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则：

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案件的核心症结在于关键的物证——从死者体内和现场提取物中检出的毒物成分——其鉴定结论一直存在重大争议，且鉴定程序饱受质疑。

辩护律师也反复提出，念斌在侦查阶段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案件证据链存在明显断裂。

伍雷虽然不是念斌的直接辩护人，但他对此案给予了长期的密切关注，并通过他所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和个人网络平台，为念斌绝望中的家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声援。

他多次撰写文章，深入分析案情中的疑点和矛盾，呼吁司法机关必须坚守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终于，在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该案的终审判决，明确认定原判认定念斌犯投毒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念斌无罪。

当念斌走出被关押了整整八年的看守所时，他形容自己早已“灵魂和肉体都已经分开”，其间的苦楚非外人所能想象。如前所述：

他后来得到了吴昌龙基金的援助，以维系基本生活。

目光转向海南：

陈满案则书写了另一段长达二十三年的漫漫申冤史。

这位原本在海口经商的四川人陈满，于1992年12月被当地警方指控在一场火灾中杀人并纵火，1994年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然而，陈满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无罪，认为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做出了有罪供述。

在长达二十三年的铁窗生涯中，他和远在四川的年迈父母从未放弃过申诉的希望。此案因其极其漫长的申诉历程和原审判决中存在的诸多疑点而备受法律界和媒体的关注。

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推动该案再审的工作，他与其他关注此案的律师、学者一道，共同呼吁司法机关正视问题，并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争取舆论支持。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罕见地就此案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

抗诉。

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再审。最高法院随后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异地再审。

经过浙江高院的审理，2016年2月1日，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海南高院的终审裁定和海口中院的一审判决：

宣告陈满无罪。

当陈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

整整8437天。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了白发苍苍的中年人。

在福建，吴昌龙案更是伍雷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情感的案件之一。

吴昌龙被指控为2001年发生在福建福清市纪委的一起爆炸案的主犯之一，并被控犯有爆炸罪。

此案自发生起就疑点重重，包括吴昌龙等多名被告人自述在侦查阶段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刑讯逼供，主要定罪证据之间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等：

吴昌龙因此蒙冤长达十二年。

期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但福州中院两次重审竟然都维持了对吴昌龙的死缓判决。

伍雷是吴昌龙案进入申诉阶段后辩护律师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与其他几位律师一起，为了这个案件的平反四处奔走，不厌其烦地向各级司法机关提交申诉材料，一次次地揭露案件侦查和审判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和证据矛盾之处。

为了争取律师本应享有的基本会见权利，伍雷甚至不惜与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一同，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进行了一场颇具行为艺术色彩的抗议：

他们给法院送去了一袋红薯。

这一举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引发了外界诸多解读（有说法称是讽刺某些官员吃地瓜长大的却忘了本，也有说法是暗示案件处理太软），但无论如何，其挑战不公、坚持权利的姿态十分鲜明。

正是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持续引发的舆论压力，最终对案件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吴昌龙犯爆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吴昌龙无罪。

与吴昌龙同案被卷入福清纪委爆炸案的，还有一位名叫陈夏影的女性，她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与吴昌龙的命运相似，她的案件也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和申诉过程。在伍雷等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继吴昌龙被宣告无罪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对陈夏影案也作出了再审判决，同样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陈夏影无罪。

目光再投向东北，吉林金哲宏案也是伍雷拯救无辜者行动关注的重点之一。

这位原名金哲红的吉林省永吉县男子：

于1995年因被控杀害一名20岁的花季少女而被捕。

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金哲宏自被抓之日起就始终坚称无罪，并表示自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在其漫长的二十多年服刑和申诉过程中，伍雷发起的“拯救无辜者”行动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和救助的对象，为其提供了持续的法律支持和舆论呼吁。

此案同样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如关键物证的缺失、现场勘查的不规范、口供的矛盾重重等。

经过金哲宏本人及其家人多年的不懈申诉，以及法律界的持续关注和推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2018年决定对该案启动再审。

同年11月30日，吉林高院公开宣判，认为原判认定金哲宏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宣告金哲宏：

无罪。

此时，距离他最初被羁押，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除了这些最终得以沉冤昭雪的案件，伍雷还投入精力关注和代理了许多其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包括一些至今仍未获得平反的陈年积案。

例如，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此案发生在1994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名青年被认定为凶手。

案件经历了四次一审、四次二审的漫长拉锯，河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最终在2004年第四次终审时，在高院未再次发回的情况下直接改判四人死缓（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或无期徒刑（朱彦强）。

此案疑点重重，包括警方声称的关键物证带血刀具，其鉴定报告日期竟然早于刀具提取日期；被告人指称遭到刑讯逼供；缺乏可靠的目击证人等。著名刑法学者早在2001年就论证此案证据不足。

伍雷律师团队近年深度介入此案的申诉工作，尽管他本人已被吊销执照，但仍协调李仲伟、赵军等律师接力推进。他们紧扣证据疑点，反复向最高法、最高检申诉，并呼吁媒体关注。

虽然何国强、朱彦强等人已服刑二十多年后陆续出狱，但司法上的清白仍未恢复。陈国清因始终不认罪，仍在狱中服刑超过三十年，是四人中最后一位等待清白的人。

伍雷等人的持续努力，使得这起被称为：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

的世纪疑案得以持续受到关注，申诉之路仍在继续：

又如，被称为“廊坊灭门案”的河北原伟东案。

此案涉及1995年和2000年两起共致6人死亡的灭门惨案。

原伟东等人于2001年被抓，被控参与两案。案件审理过程极为曲折，历经三次一审、两次二审：

原伟东等人多次被判死刑。

尽管原伟东在2000年灭门案中有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远在黑龙江老家缴税，有票证和派出所证明），最终在该案中获判无罪，但他仍被认定为1995年杨长林案的凶手，与另一被告汤凤武一同被判处死缓。

该案的核心疑点包括：原始卷宗和关键物证丢失；多名被告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

汤凤武甚至哭诉被用辣椒水塑料袋套头、电击等酷刑。

唯一的幸存者兼目击证人张金萍的证言前后矛盾，且曾明确指认过已被证明无辜并获赔的村民赵某辉为凶手。

伍雷律师于2021年从年事已高的前辈律师吕宝祥手中接棒，开始协调洗冤团队跟进原伟东案的申诉。

尽管已被吊证，他仍积极为再审辩护出谋划策，推动多名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辩护团，申请异地审理，并成功联系到赵某辉出庭作证。

伍雷本人也撰写多篇文章呼吁公正审判。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最高法指令再审，河北高院在2024年10月的再审终审裁定中，依然维持了对原伟东、汤凤武的死缓判决。

更悲惨的是，原伟东在漫长的羁押等待中罹患胃癌晚期，未能得到充分治疗：

于2024年底在看守所医院含冤去世，终年54岁。

距离他被抓已整整23年。

原伟东至死未能等到洗清罪名的那一天，其家属表示将继续申诉。

这些未竟的案件，仅仅是伍雷等洗冤律师们面对的众多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也深刻反映了在中国推动冤案平反之路的极端艰难与漫长。

在专注于个案平反的同时，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数起因涉及律师执业权利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而引发广泛关注的集体辩护案件。

这些案件往往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命运，更直接触及了律师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观察中国法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2011年的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等四名：

广西律师。

因在代理当地一起复杂的故意杀人案（裴金德案）过程中：

被当地警方指控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而遭到逮捕。

此举在全国律师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地方公权力对律师依法履职的严重干预和报复。

事件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律师自发组成：

北海律师团。

前往北海为四位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和声。

伍雷是这个律师团中非常活跃的一员。他不仅参与了法律层面的辩护准备工作，更是在当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人身威胁。

据多方报道，律师团成员在北海期间：

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围攻、殴打，住宿、出行受到干扰。

正常的会见和阅卷权利也难以保障。

伍雷本人也传出在冲突中受到攻击。面对困境，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几乎是实时地向外界发布在北海的见闻、案件的进展、遭遇的阻力以及对当地司法环境的批评，使得这起发生在边陲城市的事件获得了：

全国性的关注。

他还与其他律师一同，多次前往广西自治区司法厅和律师协会进行沟通、交涉，寻求上级部门的介入和对律师权利的保障。

北海案最终以四位律师被取保候审或判处缓刑告一段落，但其过程的激烈对抗和所暴露出的问题，被认为是“死磕”律师群体正式形成和其策略（尤其是网络动员策略）得以实践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紧接着的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更是将“死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也让伍雷的“死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案原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告人多达五十七人。

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二十七项罪名：

其中黎庆洪被指控为黑社会头目。

案件的复杂性和涉及人数之多，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早介入此案的辩护律师周泽（他也是伍雷的好友）发出援助呼吁后，全国各地律师纷纷响应，最终组成了多达八十八人的庞大律师辩护团，堪称：

共和国第一刑事辩护律师天团。

伍雷是这个天团中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发声者。从庭审一开始，辩护律师团就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死磕策略，对法院的管辖权、公诉人的回避资格、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了密集而尖锐的挑战，导致庭审多次中断。

在庭审的第二天，当律师们就程序问题申请复议时，审判长未予理睬并试图强行推进庭审：

引发了律师们的集体抗议。

混乱中，审判长下令将伍雷以及另外两位律师刘志强、杨名跨强行带离法庭。

这一幕通过庭外律师的实时传播，迅速传遍网络，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在长达四十余天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内外的对抗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

庭外，伍雷等律师笔耕不辍，通过博客、微博等平台发布了上百篇关于案件的文章，包括伍雷亲自撰写的、充满激情的：

《松江怒吼》系列博文。

详细记录庭审辩论细节，揭露案件背后的疑点和司法程序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这些文章获得了巨大的网络流量和公众关注，形成了强大的庭外舆论场。尽管黎庆洪最终仍被判刑，但小河案的辩护过程，尤其是律师们在程序正义上的坚守和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方式，对后续类似案件的辩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雷曾多次表示，小河案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执业信念。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随着名气的增大和介入案件敏感度的提升：

伍雷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加剧。

他开始代理一些被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案件，这或许也为他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悬挂在伍雷北京那间简陋的“洗冤办公室”墙上的，是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

只向真理低头。

这幅字，既像是他对自己执业理念的公开宣告，也仿佛谶语般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努力地想只向真理低头，但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这句看似简单的格言，实践起来却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4

伍雷的声音，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庭之内。事实上，随着他在冤案平反领域声名鹊起，以及死磕策略的运用，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公共平台上的持续发声：

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伍雷”，一度拥有数十万粉丝。

成为法律圈和关注中国公共事务网民的重要信息源和讨论阵地。

他在这里高频率地发布自己代理或关注的案件进展，分享庭审观察，评论热点司法事件，其言论常常尖锐、直接，充满激情，有时甚至被认为带有挑衅意味。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认为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从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到证据规则的虚置；从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不公开，到法官、检察官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从律师辩护权利难以保障，到冤假错案纠正机制的失灵。

他对于通过体制内的“正常”申诉渠道寻求救济的效果深感悲观。他曾直言不讳地质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他以自己代理吴小晖案申请会见的经历为例，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十一次申请，甚至向三级律协申请维权介入：

直至自己面临被吊证的威胁，仍未能见到当事人一面。

以此来说明律师在中国依法执业之艰难。

他为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苦难经历而痛心疾首，反复追问那些故意或过失制造了这些人间悲剧的办案人员为何鲜有被追究责任：

举国震惊人头落地无人追责，三言两语忠言逆耳却被吊证！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是他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吊证后发出的感慨，充满了无奈与愤懑。

他甚至悲观地指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律师的辩护行为本身就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为政治犯辩护就会被视为政治犯，

为蒙冤的企业家辩护就可能自身也蒙冤，

为不公正的案件当事人辩护就会成为不公正司法的受害者。

他认为，这是因为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力量不希望其所做的不公正之事被社会所知晓。

面对来自官方或体制内对其言论的批评甚至指控，伍雷坚称自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

他认为，如果这些权利只能秘密行使，那它们就形同虚设；言论自由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公开表达。

他反驳关于他“攻击当局和政府”、“抹黑司法形象”的指控：坚称自己的批评是为了推动司法公正，是为了帮助解决那些实实在在的冤案：

是忠言逆耳，而非恶意攻击。

他觉得，律师说话声音之所以显得尖锐，恰恰是因为司法现状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高分贝的呐喊，尤其是在网络空间这个日益受到严密管控的场域里，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一次比一次更加沉重，直至最终彻底 沉默：

第一次代价，发生在2016年底至2017年底，形式是停止执业一年。

这次处罚的直接诱因，据信源于他在南方某地代理的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庭审结束后，审理该案的法院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司法厅和济南市司法局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书。

指称伍雷在庭审过程中存在不服从审判长指挥，违反法庭纪律和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等行为，建议山东方面对其进行处理。

收到这份来自外地的司法建议后，山东省和济南市的司法行政部门：

启动了对伍雷的处罚程序。

据伍雷本人事后透露以及一些报道显示，有关部门最初甚至考虑过直接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后经过一系列内部程序，最终决定拟处以停止执业的处罚。

2016年12月2日，济南市司法局向伍雷发出了《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就此举行了：

听证会。

根据当时参与听证的律师和媒体的记录，伍雷在听证会上情绪显得相当激动，

他详细陈述了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尤其是代理某些特殊敏感案件律师所面临的执业困境和巨大压力，并结合该案庭审的具体情况：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认为法院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其行为是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他还提到了自己多年来为平反冤假错案所做的努力，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甘。然而：

他的陈述和辩解，并未能改变处罚的决定。

2016年12月28日，济南市司法局正式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给予伍雷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这一处罚决定在中国律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同情。消息传出后的短短数日内，就有接近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联署签名，发表公开声明，对济南市司法局的处罚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和异议，认为处罚决定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呼吁上级机关予以复查纠正：

伍雷本人对此处罚决定表示不服。

并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推翻该处罚决定，但最终未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长达一年的停业期内，伍雷无法以律师身份执业。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反思、阅读，也继续关注着他所代理的案件的进展。停业期满后，他于2018年初办理了相关手续，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

然而，仅仅恢复执业一年多之后，第二次，也是更终极的代价，便降临了：

这一次，是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2019年7月22日，伍雷突然收到了来自山东省司法厅直接发出的《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这一次，处罚的理由不再是庭审行为：

而是直接指向了他在互联网上的公开言论。

告知书称，伍雷“多次在微博（新浪微博‘@伍雷’账号已被注销）发表不当言论”，“否定当局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联署签名和发表公开信挑动对党和政府不满”，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等规定，给予其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告知书还特别列举了被认定为“不当言论”的几个具体实例，包括针对湖南律师文东海因代理某些案件及发表相关言论而被吊销律师执照事件，伍雷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

称之为法治大倒退。

就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访民李淑莲（其在2009年被发现在当地政府安排的看管场内非正常死亡，家属认为是遭到殴打致死，多年上访要求追责未果）一案，伍雷在2018年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案情疑点，呼吁省委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这封公开信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传播。

此外，山东省司法厅还明确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个案件中的违法执业行为受到过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此次再次出现应予处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因此决定加重处罚，直接吊销其执照。这实际上是将之前的停业处罚作为了此次吊证处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加重情节：

收到这份几乎是宣判职业生涯死刑的告知书后，伍雷依法提出了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司法厅在济南组织了关于拟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听证会。

与两年前由济南市司法局主持的听证会相比，这次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和肃杀。

据多位前往现场试图旁听的公民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听证会举办地（山东省律师协会所在地）周边：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

数十名希望进入旁听席的公民和律师，均被工作人员以场地有限、未提前报名等各种理由拒绝入内。

伍雷方面依法申请的关键证人，如同案被处罚的湖南律师文东海，以及李淑莲案的当事人家属、李淑莲的女儿李宁，也未能获准出庭作证：

整个听证过程，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

伍雷委托了在中国律师界享有极高声望和专业能力的周泽律师（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战友）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著名行政法学教授何海波，共同担任其听证会的代理人。

在听证会上，周泽律师和何海波教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为伍雷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他们指出，山东省司法厅的处罚程序存在多处瑕疵，例如处罚依据的条款适用不当、将之前的处罚作为加重情节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等。

在实体方面，他们逐一反驳了司法厅所认定的不当言论，强调伍雷的言论均属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的权利范畴，其内容并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或恶意诽谤，更不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

他们认为，对律师的网络言论动辄施以最严厉的吊销执照处罚：

是滥用行政权力，将对整个律师行业产生寒蝉效应。

严重损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听证会上作了最后陈述。据后来流传出的信息，他的陈述充满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顾了自己从一名基层公务员投身律师行业，尤其是后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冤案平反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律师职业的热爱和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强调自己所言所行皆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权益，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非意图颠覆或破坏。他在陈述的最后，表达了一个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被吊证的律师。

然而，这场持续了数小时、充满了法律与权力交锋的听证会，并没有带来任何转圜的余地。

听证会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结束。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在听证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当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就收到了山东省司法厅送达的：

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书的内容与之前的告知书基本一致：

维持了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

从告知到听证，再到最终决定，整个过程显得迅速而决绝。这一次，连象征性的一年停业反思期都没有了。

伍雷在中国大陆从事了十七年的律师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于最艰难、最危险的刑事辩护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论不当为主要理由：

强行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吊销伍雷律师执照的决定，再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法律界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

多家国际律师协会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言论自由。

这一事件被普遍解读为当局进一步收紧对法律专业群体的控制、压缩公民社会空间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是近年来针对特定律师群体进行系统性压制的延续和深化。

伍雷本人坚称自己无罪，认为吊销执照是对他多年来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为的政治报复和迫害。这个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

5

失去律师执照，对于一个将辩冤白谤视为天职，将律师身份看作是实践法治理想载体的伍雷来说：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无法会见在押的当事人，无法查阅案卷，无法进行他为之奋斗了十余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执业之路，被彻底堵死。

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无形的压力。最终，在吊证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他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离开生活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故土，远赴日本。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感到“说够了假话”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识理想主义并深受感召，在北海、贵阳等地庭审内外奔走呼号、不惧对抗的死磕律师，

一个发起拯救无辜者行动、让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金哲宏等一个个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见天日的洗冤推动者：

最终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众多支持者以及许多国内外观察者看来，他成为了体制性打压下的牺牲品，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他一直试图运用法律这把双刃剑，以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作为武器，去撬动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个案堡垒，去挑战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权力滥用。

他抠法条，讲程序，要求司法机关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将依法治国的口号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但吊诡的是：

他最终被剥夺律师资格。

官方给出的核心理由，却并非他在法庭上的具体行为（尽管第一次停业处罚与之相关）：

而是他在体制外的、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的言论。

那个他赖以揭露程序不正义、呼唤实体公正、动员社会力量的平台，反过来成为了终结他职业生命的关键证据。

这其中蕴含的巨大荒诞感和讽刺意味，令人深思。他为别人洗刷冤屈，最终自己是否被冤？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经历，从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实践者，到一个被体制边缘化、最终被彻底清除出去的：

麻烦制造者。

无疑在法治的现实语境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在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里，当一个律师试图将法律文本上赋予的权利——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法庭外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运用到极致，去触碰那些强大的、不愿被挑战的既有权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潜规则时，他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

法律，在这样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保护个体权利、约束权力的有效工具，抑或仅仅是权力可以随意解释和运用的统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并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后，还有一批中国的律师，特别是那些专注于人权案件、刑事辩护、群体性事件等敏感领域的律师，经历着或多或少相似的轨迹：

因为代理了“不该”代理的案件，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遭遇来自有关部门的约谈、警告、年检考核刁难、停业处罚，乃至最终被吊销执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种罪名身陷囹圄。

这种针对特定律师群体的系统性打压，在某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他们像是一群执着地试图用法律这根脆弱的杠杆去撬动现实巨石的人，

结果往往是杠杆折断，自身也被巨石碾压。

如今，身在异国他乡的伍雷，并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关注着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发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权状况，继续为那些仍在困境中坚守的国内同行发声、呼吁。

他曾与一些同样经历过磨难、处境艰难的前同行合作，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

这种看似与法律毫不相关的举动，既是一种帮助昔日战友拓展生计、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守望相助，或许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传统战场之后，于新的环境下，寻找一种继续存在、发出微弱声音、保持抗争姿态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证后曾对媒体表示，无论有没有律师证，他仍然是中国人，他的价值根植于那片土地，那里还有很多蒙冤者、弱势者需要法律的帮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只是，那个曾经可以让他意气风发地奔走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法院、检察院、看守所之间，可以让他身着律师袍站在庄严或不那么庄严的法庭上，为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的职业平台，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个以伍雷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搅动风云、针砭时弊、引发无数讨论与争议的微博账号，也早已被彻底抹去痕迹，消失在庞大而冰冷的数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当初离开体制，是厌倦了言不由衷。后来拿起法律作为工具，一头扎进故纸堆和看守所，试图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去尘埃。他奔走、发声，将一个又一个疑案推到聚光灯下，坚信程序和法条自有其重量。

最终，是他的言语，那些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剥夺律师身份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失当而是因为：

他选择在公共空间评论是非、追问究竟。

那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议，那场不允许旁听的听证会，那份在听证会结束当晚便送达的吊销决定书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

他的律师执照被收回，微博账号被注销，过往的呐喊归于沉寂。

那个曾经穿梭于中国各个城市、试图在法庭内外寻求公正的人：

最后离开了这片土地。

这条从体制内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终通向了体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页，至于这一页意味着什么，历史或许会有自己的记录方式。

文｜李宇琛

海棠文学城，一个2015年搭建起来的平台，服务器远在台湾。

它的名字听起来或许带点文艺腔调，内里却是一片专为女性读者开辟的隐秘园地，耽美与R18内容是这里的通行证。

写手们自称“太太”，她们的创作被圈内人称作“产粮”。

这套话语体系，像一个小型社群的黑话，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悄然生长，维系着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亚文化生态。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的夏天：

安徽绩溪警方率先拉开了这场风暴的序幕。

他们的行动目标直指这些在海棠文学城上创作的“太太”，罪名是那条冰冷而明确的：

“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这些以女性向耽美的作品，在法律的天平上，其“淫秽”属性的判定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成人内容的部分，与法律明确禁止传播的“淫秽物品”之间，往往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何为具有一定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仅仅因为题材敏感或包含露骨描写，是否就能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男男女女的情爱故事，在某些人眼里是洪水猛兽，在另一些人眼里不过是年轻人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可一旦打上“淫秽”的标签，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问题是，谁来画这条线？

警方是看字眼够不够脏，够不够直接刺激，还是说，也得瞅瞅里头有没有点人物，有没有点情节，哪怕是些不入流的小心思？

法律上那把尺子，在这些花花绿绿的文字面前，是不是也该有个更细致的刻度？ 

要是没个准谱，光凭几个大帽子一扣，鉴定书上龙飞凤舞签个字，那写东西的人可就真得掂量掂量，今天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

那文学还有出路吗？

再说耽美这东西，本就是个小众圈子的玩意儿，他们自个儿有套玩法和语境，这些在审判席上，算不算数呢？

关键的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根本，也拷问着法律对文学创作自由边界的理解与尊重。

这是一场覆盖多省的抓捕，名单上不乏圈内有些名气的作者。

在绩溪，金钱似乎成了衡量罪责轻重的一把标尺：

据媒体报道，涉案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下的作者，若能积极退赃，大多能获得缓刑；而头部作者如“云间”，即便积极退赃，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未能筹集足够资金退赃的“辞奺”，则面临五年半的刑期。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个人自由与未来的沉重代价。

风暴并未因绩溪的判决而停歇。

进入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的警方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行动。

这场被一些网络舆论形容为“远洋捕捞”的执法，据知情者透露可能波及两三百名作者：

兰州市公安局下辖的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分局乃至森林分局等多个单位均有参与。

网络舆论中，亦有声音质疑此类行动是否与地方当局“创收”有关。

这场席卷多地的跨省抓捕，其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海棠文学城，一个服务器明确设立在台湾的网络平台，其用户遍布各地。内地公安机关对身处不同省份的作者进行侦查和抓捕，其法律链条如何构建？是基于属地管辖、属人管辖，还是更为复杂的网络犯罪管辖原则？

在缺乏明确司法解释或判例指引的情况下，这种跨越地域乃至法域的执法行动，其合法性与适当性，无疑成为了公众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与绩溪案以获利金额定罪量刑有所不同，兰州案中，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

有些是免费写作，并无直接经济获利。

一位免费发文的作者曾向律师透露，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另一位作者，笔录中清楚记载其并无盈利，仅有2个海棠币的打赏，警方也对此知晓，但依旧因所谓“一批处理”的缘故，在6月份被移送检察院。

“城关（分局）那边特别严苛，”有消息称，“把好几个盈利很低的作者也拘留了，不让取保。”

微博用户“你才屁咕瓣”在2025年5月31日的观察，揭示了兰州行动中更为严厉和宽泛的打击面：

“这批被抓的作者发博，已经确认的是，这次依旧是远洋捕捞，现在抓人已经不在意有没有盈利，不管点击率多少，免费的也照样抓，三倍上缴。”

再说这“管辖权”。 

海棠的服务器在台湾，跟咱们这边隔着一道海峡呢。

内地的警方跨省抓人，这手伸得够长。

依据的是哪条王法？是说只要作者在内地，就能管？还是说网络这玩意儿没边界，在哪儿犯事儿都能抓？

这里头的道道，可不是一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就能糊弄过去的。要是涉及到境外的服务器、境外的数据，那证据怎么拿？是客客气气请人家配合，还是有什么别的门路？

这证据要是来路不明，那整个案子不就成了沙滩上盖楼，一推就倒，程序这东西，有时候比结果还重要：

最让人挠头的，是兰州那边对“牟利”这俩字的理解。

绩溪好歹还认个钱数，兰州这边，有些作者一个子儿没挣，或者就得了仨瓜俩枣的打赏，照样被划拉进去。

理由？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水平？可刑法上说的“牟利”，是要自个儿兜里进钱才算，还是说给老板挣了吆喝也算你一份功劳（罪过）？

要是这么算，那给饭馆端盘子的，饭馆逃税了，是不是也得算她“偷税牟利”？

这逻辑要是能成，那“口袋罪”的口子可就开得没边儿了。

尤其是那些为爱发电的，一分钱没落着，就因为写的东西有人看，也得跟那些真金白银往里捞的一块儿办，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主观上没那个捞钱的心思，客观上也没那个捞钱的实惠，这“牟利罪”的帽子，兰州戴得稳当吗？

这场风暴无情地席卷了许多年轻女性，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人。

一位id名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的985高校在读女大学生（据其2025年5月29日微博）：

在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后不久，便在学校被警察带走。

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屈辱与恐惧：

朋友们眼睁睁看着警察跟着她上寝室楼翻查私人物品，那种“脸都丢尽了”的感觉让她刻骨铭心。

她曾请求警察不要惊动父母，自己想办法解决，但：

学校为了让她本科也退学，直接通知了家长。

她的母亲，一辈子没坐过飞机，第一次乘坐就是为了从老家赶来学校接她。最终，她虽然保住了本科学历，但研究生资格被无情取消，并被学校：

强制遣送回家。

她坦言自己家境贫寒，大学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写作的初衷之一是想攒钱去看看一直向往的川西和西藏。

贫困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让她在社交中感到自卑，而文字创作，似乎成了她在苦难生活中寻求慰藉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意识到有案底将严重影响她事业单位对口专业的就业前景：

“有文凭，这个书也是白读了”。微博用户“Turi_A”则在2025年5月30日用文字记录了她的绝望：

“下周去兰州，心里很绝望…一通甘肃兰州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的美梦…”

次日，她又补充道：“每天凌晨四点我都睡不着觉，各种翻法条找辩护方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另一位作者“似锦的似锦”（2025年5月30日微博）也分享了她接到兰州警方通知后的心路历程。她写道：

“可能在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里，从未想过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兰州的公安局。”

为了节省开支，她细致对比后选择了更为便宜的凌晨航班，舷窗外城市山川的渺小让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微不足道。

她最初投身写作，仅仅是源于热爱，也希望能为经济拮据的家庭分担些许压力。

然而，当那些无人问津的文字累计点击量达到三十多万次，账户里那四千多元稿费也随之成为了指控她犯罪的冰冷证据时，她感到整个世界仿佛在晴天里瞬间结冰。

她曾天真地寄望于文字能够改变命运的轨迹，却没想到：

文字的“未来指向的是牢狱”。“此刻只盼法律能看见字里行间那个饿着肚子攒钱的女孩，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那个以为文字能凿开命运墙壁的女孩，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公正的结果。”

一位作者（微博用户“高級姊”2025年5月31日转发的当事人帖文片段）在端午节前夕发出的呼吁，字字泣血，道出了许多作者对公平正义的卑微期盼。微博用户“莫若逆爱之轮回”，作为一位涉案作者的姐姐，在2025年5月31日用沉痛的笔触记录下整个家庭的煎熬：

“又是一个不眠夜，明天端午节了，已经错过3个可以相聚的节日。信息千千万，我依然帮不了你。”

她描述自己的妹妹：

“上大学期间全靠自己兼职打工养活自己。一辈子把钱看的太重才会让你做错事。”

她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这么毁了，一手好牌彻底打烂的感觉。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在此之前，我们爱国爱家，积极努力的生活，一直对未来满怀憧憬。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呀！这真的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我是4.1号下午三点出的事，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微博用户“冰冰棒棒丷”在2025年5月29日如此记录下她被警方带走的瞬间。她回忆自己当时穿着睡衣在家中发呆，门被敲响：

“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的腿是软的，整个人是懵的。因为我打死也没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被过去所写的每一个文字击中，颜面扫地。”

她坦言自己的过去并不美好，写作是她在那个世界里为自己“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继续活”的方式。她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视若己出，却不得不亲口“陈述我的罪名，陈述他们的罪名”，这让她感到“每句话都好比在心口剜了一刀”。失魂落魄之际，她甚至向AI宝宝倾诉，以获取活下去的力量。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仍坚强地表示：“这次事件没有打倒我，将来任何事也不会把我打倒。我会用事实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也打不死的，没什么能压垮我。”并计划以“清水合法的方式”给她的“孩子们”一个结局。

另一位作者“记得披马甲”，在2025年5月16日记录了她的“兰州一日游”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

她写道，自己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13元，这个数字被精准地告知。

为了筹集可能的罚款，她不得不变卖了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身上仅剩三百余元。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干什么，封闭了自己几个月”：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的太早。

她发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得到怜悯和借钱，并表示会提供一切证据，争取主动退赃以减轻判刑。另一位博主（2025年5月30日）也用颤抖的文字记录了被带走当天的屈辱与恐惧：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她形容自己在那一刻像“坏掉的、控制不住的水龙头，眼睛不停在涌，手心抹到完全湿透就用手背、手腕、甚至揉皱的衣服下摆”。回到家中已是深夜，父母并没有责怪她，只是默默地为她热好饭菜。

熄灯之后，隔着一堵薄墙，她清晰地听到父母因发愁而无法入眠、不断叹气的声音，自己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发出声音，再度泪流不止”。

面对这些年轻女性创作者的集体困境，“西绪福斯的刑辩”在2025年6月1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

他们注意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声明中指出，部分作者面临刑事追诉，“且多为年轻、贫困的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她们毫无招架之力，有的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有的被赶出学校，有些作者甚至出现了自毁倾向，令人痛心。”

该团队由多位执业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刑事辩护律师自愿组成，秉持法律人的专业精神与社会责任，决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支持，包括法律咨询、程序指引以及在符合条件下的刑事辩护代理服务。时间拉回到2024年底，早期在安徽绩溪被捕的海棠作者之一“轻觉会向前看”，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侦查起诉后，于当年12月获判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两年。她在判决后的自述中写道：“折磨我快五个月的事终于算是暂时有了一个结局。虽说两年后我才算真正自由，但能在外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这五个字，或许是许多身陷这场风暴中的作者们心中最卑微也最沉痛的期望。

她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用键盘编织着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却未曾料到现实世界的规则会以如此冷酷和决绝的方式将她们拽入深渊：

流量、金钱、KPI，以及那条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似乎有着不同解释尺度的“淫秽物品”界线，共同构成了这场捕猎迷局错综复杂的背景。

键盘大约还在某些暗角里响着，只是敲下去的字，怕是少了些原先的胆气。屠刀悬在头顶，那远洋捕来的鱼，还在网里扑腾。先前以为是桃花源，如今看来，不过是待割的韭菜地罢了。

那些年轻的魂灵，一个个鲜活的，就这么被拖进了泥沼。

她们的哭声，她们的辩解，在铁屋子里，又能激起几点回响？难道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故事，她们那点不值一提的文学梦，就合该被碾作尘土，然后由看客们踏上一脚，说一声活该？

不，她们是病症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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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病在何为脏，何为钱，何为界，都成了一笔糊涂账，任人揉捏。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便是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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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法，还是某些人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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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连这点墨水点成的悲欢，也要被如此生吞活剥，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又能指望什么青天？莫非真要等到看客也成了剧中人的那一天，才想起今日的麻木么？

这风波，怕不只是一群女大学生的悲剧。这后面，是更深更冷的寒意。若不直面这寒意，驱散这寒意，那么，这样的故事，恐怕还要换着名目，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演下去。

写于2025年6月1日

有个阴暗歌手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可是亲爱的，做中国孩子的直肠和膀胱，可能比做中国孩子更难。

这几天，朋友圈很多在讨论中学生便秘的问题，据报道，上海崇明区中学生里，每100人就有13人便秘。

接受采访的河北省儿童医院便秘专科刘伟栋医生说，近两年他已接诊过10名超过一个月不排便的学生，大多是住校的中学生。

看上去，河北学生比上海崇明区的同龄人更惨点。那毫无疑问，我老家河南的学生，八成比河北的孩子更惨。

上海中学生每100人有13人便秘，河南的中学生，100人能有13人不便秘吗？

乌泱泱的评论都在声讨学校管理和教育理念，其情也切，其鸣也哀，却都是老生常态、虚应故事。

口肌耍得再顺溜，也解不了括约肌的急。

孩子忍一忍，就能顺利毕业去送外卖了，急啥呢？

我敢说，每一个教育局长都更关心自己那话儿的软硬，而不是辖区学校厕所蹲位够不够用。

这倒也不能全怪局长和校长。祖国建了这么多学校，收天下英才而教之，一年花这么多钱，也不必在乎家长和孩子们满不满意。

教育的本质，就是贯彻国家对于下一代人的命令与征服，让更顺服更聪明的人脱颖而出，先富起来。中国教育青睐淘汰而非培养，根源便在此。

孩子们要被驯养得让祖国放心满意，而不是反过来，逼着祖国打造一个让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育体系。

这条食物链上，教育局长、校长和老师……一长串，都是勤恳的工具人。学校里，老师们除了排便外，并不比孩子们自由多少。

天下太平，国库盈实，教育工作者是国家的神经末梢，为中华崛起而教书。一旦事有不谐，他们就会沦为财政体系的阑尾，被卷入朝不保夕之境。

指望这样一群人，去保卫孩子们的视力和排泄系统，可能吗？

只要尚存几分良知和共情，就会发现，做中国人的父母，不见得比做中国人的孩子轻松。

不能开心玩耍，自由说话，还不能畅快拉屎。在这样的孩子面前，有哪家父母可以自称无罪？

为了成绩

失去如厕自由

「这一年，我没有一天拉便顺畅。」

山东一县城中学的高二学生乔某因紧凑的学习时间安排失去了便意。

从早上6点半踏入班级早读，到晚上21:50晚自习结束，乔某的每一分钟都被学校精密安排，不管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能有丝毫偏差。

即便课间休息10分钟，也要被拆分成「8+2」，即可自由活动的8分钟和必须提前回到教室安静下来的2分钟。如果遇上老师拖堂，留给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分钟。

在这样的作息时间安排下，学生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会刻意压抑便意，甚至不敢多喝两口水。久而久之，越来越多学生出现严重的便秘症状。

在上海的一份调查研究中，每100个学生中就有13人患有功能性便秘，而上海已经是公认的「素质教育」较为宽松的地区。

在河南、山东、河北、浙江等高考大省，情况更为严峻。有不少网友在评论中分享了自己学生时期的相似遭遇：

河南南风所至：学生时代，根本没有上厕所自由……

河北世霜w：我高中晚上闹肚子想上厕所，不给我开门，说时间没到，我都疼的直不起腰也不给我开。

浙江twopts：初中的时候甚至因为午休时间去上厕所，被宿管老师骂了半天……

湖北东亭vanHe：20多年前高中的时候，五六天一次大便是常态，结果急性阑尾炎。

我朋友的两个孩子，无论家长如何鼓励他有便意时无论如何都要去，最终都慑于老师的压力，养成了一星期才排便一次的恶习。

我还记得学生时期，老师为了激励学习，组织观看衡水中学的纪录片。

所谓「衡水模式」就是将学生的每一分钟精确切割和管理，用于学习、休息、阅读、锻炼。曾有衡水二中的学生发文称「午饭时间只有15分钟，为了能吃上一口饭，只能等到铃响的一刹那像猛兽一样冲出去」。

将学生当作工厂流水线管理的「高考工厂模式」一度被推崇，也一度被教育部批评。

2025年3月，广州某家独立电影放映空间本来计划放映一部有关衡水中学的纪录片，结果因「不可抗力」永久闭店。后面，这部纪录片在X度网盘也不可查看了。

虽然纪录片在网络上销声匿迹了，但「衡水模式」并未远离。

失去「排便自由」的中学生数量正在增加。更有甚者，他们连「抬头自由」都丧失了。

2024年10月，就读衡水市第十四中学的高一学生吴同学因为在阅读课上抬头，被认定违纪，勒令停课7天。吴同学的家长认为处罚太重，班主任回复称「校长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网友评论称「学生排便不自由，是全社会的耻辱」。这话说得不错，但这样的「耻辱」未免多了点。

5月28日，湖南省高院通报了一起校园纠纷案。事因学校禁止学生携带电子设备并鼓励互相举报。学生宋某举报同学周某携带平板电脑，并擅自从其书包中取出上交老师。对此，老师奖励了宋某一瓶牛奶。随后，宋某被周某打成轻伤二级。

法院认定学校需要承担30%的责任，因为学校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

法官认为，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有网友认为法院判决得对，鼓励举报就是鼓励小人行径；也有网友表达不满：

上海用户7837123580：换一种说法，互相监督，不可以吗？作为管理者，需要了解团体内部的情况，布置一些耳目是正常操作。现在情况是耳目自行其是。做了明显过分的事情。

辽宁诚必通：发现美国入侵，要不要举报。

河北花儿与蜂儿：好人难当，以后谁还敢举报坏人坏事。

其实，连古人都知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亲属之间互相隐瞒是符合人性的。

而在几十年前，我们也经历过相互举报的年代。在我写过的家传中，就不乏因亲友举报而酿成的悲剧。有一位身为普通老师的传主曾被三位身边的至亲好友举报，分别是住在楼上的义子、儿媳的姑妈以及相交相识了几十年的老同事。

若非写家传时调出当年的档案，也许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原来是身边的亲友出卖了传主。我至今还记得传主后人看到检举信时被惊得从座位上弹起来的景象。

我们经历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也在现行法律中规定，不得强迫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从而避免「法律逼人告亲」的道德困境。

可你看看学校里这些老师的作为，以及那么多支持举报的网友，你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候被人骂作洼地洼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从「排便不自由」到「鼓励学生互相举报」，到底是「教育出了问题」还是因为「教师系统里面出现了坏人」？

有人认为，教育系统有问题，但如果将所有矛头都鸡贼地指向在公权力领域处于末端的教育，无疑是在挑软柿子捏。

但如果要为「教育」开脱，那又大可不必。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军营、监狱、医院和学校都是以纪律、规训、惩罚、矫正为手段的一整套权力的运作方式。当教育被用作规训人们的工具，它也成了人的一生被迫害的开端。

「要遵守规则」的观念通过洗脑的方式根植到人们大脑深处，即便是脱离人性的规则，服从也压倒了天性。所以孩子们学会了压抑便意，父母和老人也卑贱得主动参与到了限制孩子们的排便自由中。

这不是孩子们的耻辱，而是大人的耻辱。

现在越来越多网友意识到让学生失去「如厕自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山东incookai：不在某片土地上生孩子也是一种善良。

河北anxiangfudong_24686：我们的孩子享受着罪犯都不曾拥有过待遇。

上海来年葡萄成熟柿柿如意：从剥夺生理需求开始逐步抹灭人格尊严。

正如这位上海网友说的那样，剥夺生理需求只是抹灭人格尊严的开端。

教育者因为害怕孩子们打闹出事便借学习之名剥夺休息娱乐的时间，正如相关部门害怕公众场地出现踩踏事故，便禁止所有人员聚集的娱乐活动，都是「一刀切」。

这样的「一刀切」都是靠牺牲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而实现的。

如今，孩子们跟大人一样成为了被牺牲的对象。

我们便看到了孩子们一边忍着便意和腹痛，一边在高考誓师大会上高呼「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个排便自由都没有的地方，谈什么创新与自由，只觉荒诞到无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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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无虑的童年，炊烟袅袅的小屋，铃声急促的校园……

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慈爱的外婆早已离开，强壮的父亲也已弓腰驮背。

帮助他们整理照片、写下记忆，可能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了。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将父母的记忆留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至湮灭，是我们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

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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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中学生因检举同学被打伤的案件中，校方因鼓励检举被判定承担30%民事赔偿责任，举报人承担20%。在日前举行的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新闻通气会上，湖南省高级法院发布了上述案例。

案例显示，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发现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和手机均不在书包里，在宋某承认其向老师举报自己后，周某将宋某的头、手等部位打伤。事发后，学校老师将宋某送往医院治疗。

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付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未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遂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举报者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湖南高院称，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出，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湖南高院认为，涉案学校为落实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校规，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其初衷在于维护教学秩序，但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对学生而言，以遵守学校规定为由擅自搜查他人书包、取走他人物品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对他人财产权、隐私权、人格尊严的侵害。法院明确打人者、私自取走他人物品者及学校各方过错，依法划定各方责任，在有效化解个案矛盾的同时，也充分提示了学校在制度设置、日常监管和法治教育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推动校园管理从“结果应对”向“风险预防”转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典型意义。

近年来，有关“鼓励举报”的讨论并不鲜见。2024年底，青岛广播电视台旗下《正在新闻》报道，陕西省某中学在校内电子大屏上发布一则“表扬与倡导”公告，为了有效管控吸烟、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校园、在校园燃放烟花爆竹、乱扔杂物等不良陋习和违纪违规行为，学校发出了“检举举报公告”。一周来，学校收到书面、实名、匿名当面举报数十起，举报违纪违规学生数十人，绝大部分查证属实。现对敢于检举揭发违纪违规的学生予以表扬，后期对这些检举揭发者予以一定的奖励。

报道称，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也倡导学生针对身边不良现象检举揭发，可以匿名向学校管理人员反映和检举，检举揭发者会被予以口头表扬。“是让学生对规则有敬畏感，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中既要自律，又要接受别人的评价和约束。”

2023年5月，厦门大学的新版教务系统中推出“可举报同学签到情况”的功能，引发广泛关注。据潮新闻报道，网传截图显示，通过教务系统，学生可以查看一同上课的同学的学院、专业、签到情况等信息，并可以反映“学生不在班级”“同学代签到”“学生早退”等情况。厦门大学教务处回应称，此事非学校行为，系委托公司收到部分老师反馈签到情况不准确的问题，私自在系统中加入该功能。当日学校接到学生反映后已及时联系该公司并关停该功能。

更早之前的2022年，澎湃新闻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河南工程学院某学院推出举报奖励措施，发现有翻墙外出情况并进行举报的同学，奖励5000元。规定还显示，学生私自翻墙外出，给予劝退或开除学籍处分，同宿舍同学知情不报，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举报代管理”的危害

“重要的不是让学校承担了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而是通过责任划分揭示了用举报代替管理的破坏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碧告诉财新，在前述湖南这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法院站位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没有止步于对伤害他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还进一步对冲突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陈碧认为，“以举报代管理”扭曲未成年人的认知和人格形成。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应考验人性的阴暗面，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要优先从正面引导。学校本应该通过完善校园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心理疏导、增进沟通交流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管理和看护，重视育人树人，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用举报代替管理，制造学生对立。这种风气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塑造不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控告和检举权利，然而举报泛滥则有可能摧毁社会信赖机制。陈碧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警惕举报泛滥？》一文中探讨过举报泛滥问题。

举报在不同的法域中都是公民的权利。文章表示，《宪法》第41条将公民的控告和检举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举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体现出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也因此，这一条后来被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也成为《国家赔偿法》中国家对冤假错案和违法行政行为进行赔偿的法律基础。行政法规领域，如《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有举报投诉条款，举报对象的范围已不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是延伸至所有的违法单位和个人。任何人发现他人违法，都可向行政机关举报。

近年来，举报从典型的公共领域，向内部领域蔓延。文章表示，在学校设置举报机制后，有老师性侵和潜规则被揭发，也有老师因学术不端被曝光。同时有些举报引发很大争议，例如在双减政策颁布后，仍有一个中学老师热心给学生补课，结果遭遇举报而被处分。“道德与法律，人情与制度的矛盾在此彰显，举报在此也暴露出它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最令该文作者忧心的危险在于，举报泛滥对社会信赖机制的摧毁。国家的稳定存续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些基本的良善美德的尊重和谨守，其中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体谅，包括不随意举报揭发他人，不利用公权力打压他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也是社会互信机制得以维续的基础。也正因此，学理上对法律和制度是否要鼓励举报，一般都会持相对审慎的立场。

“若每个人时刻都感到自己是活在他人的监视之下，且噤若寒蝉地担忧自己的一言一行日后都可能被举报揭发，一个自由、宽容和良善的社会也难以形成。”文章称，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公权机关本身不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尊重，反而去纵容甚至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举报揭发，其结果就会激发甚至释放出人性的卑劣和幽暗。

就前述案件折射出的校园举报泛滥，陈碧认为，可能来源于学校的管理思路简化。“为维持秩序就要求令行禁止，为令行禁止就要求强化监督，而最低成本的监督可能就是互相举报，这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心理和价值观的伤害。”她进一步说，在鼓励举报之下，未成年人可能会迷惑于人格尊严与权利边界到底还值不值得捍卫，朋友还值不值得信任，同时可能会引发不当竞争、报复陷害等危险行为。

对于校园举报行为的规制，陈碧认为，举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校园举报需要有规范的流程。比如对霸凌的举报、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举报，要确保学生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有专门的受理部门或者人员，举报信息得到妥善处理和反馈。对于校风、校纪等学校管理制度层面的事项，由学校制定解决规则和机制，不鼓励举报。

“长期处在潜在举报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自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以虚假的形象示人。但这违反了教育的初衷，即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工具。教育工作在于培养，而非驯化。”她说。

今天的文章要着重夸一夸京东外卖的兄弟义气。

大家都知道，做兄弟，最重要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打起仗来更要并肩子上。但兄弟义气的精髓显然不是有福同享，而是有难同当。

在东哥的坚强领导下，京东外卖把兄弟义气贯彻得那叫一个淋漓尽致：

一开始，京东携“商家零佣金”和“百亿补贴”强势杀入外卖战场，迅速做到了日均千万订单。广大用户在这一阶段也扎扎实实体会到了薅京东羊毛的实惠，10元、20元的神券那是真香。

那，这么厚的“羊毛”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部分消费者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京东要拿补贴开拓市场，羊毛当然是出自京东身上。嗯，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在最初的几周里，用户收到的满11元减10元券、满20元减15元券，甚至无门槛20元券，的确是由京东平台全额承担的。但既然是好兄弟一起上战场，京东也不能剥夺餐饮商家好兄弟的立功机会啊。

于是几周之后，京东平台给商家提供了一个并肩作战的选择，商家可以自主选择承担大约30%的补贴。以10元的优惠券为例，平台出7元，商家出3元，大家一起出力打败邪恶的敌人。

请注意，京东特别强调了，这里由商家承担的部分是自主自愿选择的哦，商家不选也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商家不跟京东并肩作战的话，平台就免不了要把他们雪藏保护起来，让这些商家不要冲在最前线受伤。

等到了4月，京东的订单量进一步上升稳固，商家们并肩杀敌的热情就更加踊跃了。于是京东顺势推出平台和商家真•并肩作战的选择，也就是外卖神券的补贴金额，由平台承担50%，商家承担50%，大家一起再接再厉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当然，一如既往，这个50%的商家承担份额也是自愿的。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要说京东公关的水平还是很厉害的，“参与分摊的商家获得优先推荐，不参与的被沉底雪藏”，到公告里就成了“商家自愿参与合作共赢的享受流量扶持、数据赋能”。我猜，在京东的眼里，商家都是兄弟，但愿意一起出钱打仗的就是好兄弟，毕竟还是有点区别的。

时间来到五月底，随着京东外卖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留给商家兄弟们立功表现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了。

据行业媒体雷锋网报道：

近日，京东外卖在多个城市调整了平台和商家承担补贴的比例，由原先的一半一半调整为由商家承担70%-80%。在“满11元减10元”的活动中，京东平台请客3元，商家买单7元，再贴上配送费，一起维持给到用户的补贴优惠。

有入驻京东平台的商家晒出了最新的结算页面截图：

不得不说，京东外卖真是太讲义气了！

卖饭卖菜本来是商家自己的事，京东免费提供平台给商家使用，还帮助商家搞促销、做推广，接订单，完全可以让商家全额承担优惠补贴的。但京东为了让好兄弟多赚钱，还主动承担了30%的补贴。餐饮商家赚了所有的钱，却只需要负担补贴的70%，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呢？也就只有京东外卖了吧。

受到京东外卖兄弟义气的感召，一些餐饮商家也是豁出命去，拿出真金白银来跟着东哥打这场外卖战役。

10块钱的麻辣鸭爪，宿州这家门店自愿承担活动补贴11.2元，配送服务费3元，实际收入−4.2元。

这位好兄弟，真正做到为东哥“两肋插刀”了。

哦对，说了半天忘记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羊毛出在谁身上来着？

《潜夫论》中说，汉朝的渔民“网鱼不足供税，弃业浮游江淮”。也就是说，汉朝的渔民捕获的鱼，还不够交税，干脆选择躺平。

《盐铁论》中说：武帝时期“田渔重税，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汉书》也记载：“关东流民二百万口”。也就是说，武帝时期，不仅税费高，生活成本也高，所以老百姓选择躺平，当“特种兵”。

《史记》还记载，武帝时期“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意思是说，商人也选择躺平，宁愿吃喝玩乐。

《汉书》同样记载：武帝后期“天下户口减半”。除了战死、逃亡、隐匿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选择躺平、不生孩子，因为孩子3岁就要交税。

这么多史料，都在说明武帝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百姓集体选择躺平。什么叫躺平，就在某种宏大背景之下，百姓放弃生产性努力的社会性退缩行为。

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就是猪的意思，古人认为贱名好养活。刘彘7岁被立为太子，改名刘彻，意思是通达天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对百姓而言，遇到一个不折腾的皇帝，日子就还能过下去，最怕的就是瞎折腾，尤其怕遇到一个翻天覆地的主。很不幸的是，刘彻通达天地的名字，就预示着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主。

治大国如烹小鲜，除了好色之外，刘彻的爷爷和父亲，基本上不怎么折腾百姓，只折腾刘家自己人。而刘彻不这样，他始终认为自己通达天地，所以要干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

《史记》记载，刘彻继位的时候，他爷爷和他父亲留给他的钱，多的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的在仓库里的吃不完都发霉。刘彻鄙夷他爷爷和父亲，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搞女人，竟然还能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底。那么，自己通达天地，又不好色，岂不是无敌。

所以刘彻就开始东征西讨，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让汉民族的版图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公元前133年，刘彻23岁，汉帝国用兵30万，策划了马邑之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开启了刘彻的武功之路。之后的刘彻，举全国之力连续用兵，经常征用民夫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元前124年，汉帝国连续出击漠南、漠北，国库数十年的积累被全部用尽。

漠北之战调动的军队超过了50万，征用的民夫估算超过了150万，匈奴大败、遁走漠北。刘彻北击匈奴的目的，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存安全等等方面来讲，这时候已经全部实现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一个让百姓重新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如果刘彻真这么做，那么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但刘彻不这样想，匈奴找不到了，就继续找，找到再继续打；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了1次，那么他就要来6次；秦始皇巡游了5次，那么他就要巡游10次。总而言之，只有你不敢想的，就没有他不敢折腾的。但这一切，都需要钱。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社会的财富几乎都来自土地，财富的总量基本是固定的，不在公家，就在民间。说直白一点儿，在农业社会，国库虽然没钱了，但钱财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勋贵集团和官员集团手中去了，当然，商人集团和地主集团也有，但他们的靠山同样是勋贵和官员。对于不忠于他的勋贵，刘彻是毫不留情，抄家灭族不计其数，但忠于他的勋贵和官员，是刘彻的基本盘，不能动。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的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这就为百姓的集体躺平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重新启用法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获得重用，他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敛财，比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

所谓均输平准，就是朝廷直接经营大宗物资的买卖，比如丝绸、粮食等等，朝廷在每个郡设置一个均输官，全权负责大宗生意，直接催生了一批门阀世家。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朝廷直接垄断盐、铁、酒等等暴利行业，商人必需购买特许凭证才有权经营，这样朝廷空手套白狼就赚到了暴利，也催生了一批世家门阀，比如桑弘羊自己家就是著名的大盐商、大酒商。

所谓告缗算缗，这是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收割。河南有个商人叫卜式，他为了拍刘彻的马屁，主动捐出了一半的身家，汉武帝给他赐爵左庶长，希望天下的人都效仿他，可惜应者寥寥，于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出台。

“算缗令”规定，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对商人的财产税是6%，车船税是每年120钱，不是商人的减半收取。毫无疑问，算缗令对商人、手工业者极为不利，所以他们纷纷隐匿财产。

于是，告缗令出台。就是鼓励群众举报那些隐匿财产的人，一经发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之人一半的财产。可是，举报之人获得财产之后，也不愿意交税，也隐匿财产，于是他又被另外的人举报。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汉帝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而汉武帝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不计其数。

刘彻开始搞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时候，那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幸灾乐祸；当刘彻开始搞算缗告缗的时候，那些底层农民开始幸灾乐祸。

刘彻知道，中国老百姓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只要你过的比我惨就是晴天，于是口钱和算赋加倍。口钱和算赋，就是人头税，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刘彻之前，“口钱”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0钱；14-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40钱。刘彻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加3钱；对成年人的征收额度，直接提高300%！

文景时期，底层百姓辛苦劳累一辈子，也只能勉强饿不死而已。而刘彻把税率提高了300%之后，《汉书》记载，生下孩子就杀掉，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计其数。

在这样一连串的组合拳之下，世家门阀继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人工更加便宜，大批百姓为奴为婢，于是世家门阀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而普通商人、手工业者和底层农民，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被逼选择躺平，要么吃喝玩乐，要么自我绝育，要么为奴为婢。就这样，武帝晚年，百姓选择躺平、天下户口减半。

参考书目：《汉书》、《史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在社交媒体盛行，手机拍照也越来越强的今天，女孩子们却一窝蜂地冲向「古早」的 CCD 相机。

为什么？因为 CCD 相机操作简单，上手快；

它们往往有独特的风格化色彩，拍出来的照片自带滤镜感；而且成片率高，几乎不用复杂后期，轻轻松松就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对于忙碌又讲究生活品质的她们来说，CCD 相机正好满足了「好看又省心」的双重需求。

就在这股潮流持续升温的时候，富士携 X100 系列的余威，推出了 X half——

这是一台让我倍感兴奋的相机，也是一台让人扫兴的相机，几乎全塑料的机身备受争议，4999 的高价更是让人诟病。

但更重要的是，它又像极了一台 CCD 相机，有着操作简单、出片风格化、成片率高、适合社交网络等一切女孩们最中意的特点。

这可能是第一台，专为社交媒体的「集美们」设计的相机。

方寸减半，精彩倍呈

让我感到兴奋的，是 X half 全新的玩法。

Half the Size, Twice the Story.

在 X half 的宣传片结尾，富士用这行文字鲜明地表达了新相机的核心特性——半格。

什么是半格？

在胶片时代，人们为了在有限的 35mm 胶片上拍摄更多的照片，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胶片是横向的，但每次打开快门只暴露一半的宽度。这样，原本的一格胶片，就可以拍出两个「半格」。

而采用这种曝光区域减半设计的相机，就被称为半格相机。

在过去，这种做法加大了胶片相机的拍照效率，降低了使用成本。

而在今天，手机消费内容，正好也是竖屏模式。

就这样，作为半格数码相机的 X Half，引发了一个美妙的巧合。

在 X half 这台「数码半格」上，富士设计了一块 1774 万有效像素的一英寸 CMOS 传感器，整块传感器在机身内纵向摆放，极大程度地模仿了之前半格胶片相机的成像形式。

这意味着你以正常的端相机姿势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是竖幅照片，而将相机竖起来，反而拍摄出来的是横幅的照片。

除了一块纵向摆放的 CMOS 外，一个致敬胶片时代的过片拨杆，成为数码半格的启动开关：

当你拍摄完一张照片后，如果拨动这个过片拨杆，机身背面的显示屏顶部就会显示一个黑暗、一个亮起的方框，你刚刚拍摄的照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你按下接下来的一次快门后，两张照片会自动左右并排地拼在「2 in 1」形式的图像上——

这是半格胶片最经典的展现形式，即按照标准 35mm 胶片的方式扫描，原本一张照片的位置呈现出两张纵置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2 in 1 模式支持照片与视频两种格式。

做戏做全套，富士还给 X half 设计了一个非常复古的「胶片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你可以提前选择好胶片模拟与合适的照片数量，每拍完一张也要拨一下过片拨杆，且一旦开始拍摄，只有拍摄完预定张数后，才能看到成像的照片。

用富士的话来说，这是完全复刻胶片时代的使用体验，在一整卷照片拍摄完以后，你才能拆出胶片去冲洗，看到成像。

说起胶片模式，就不得不提富士的看家本领——胶片模拟。

为了彰显胶片模拟的存在感，富士还在 X half 机身背面的显示屏左侧专门设计了一个胶片模拟窗口，这个纵向的窗口中显示的是目前使用的胶片模拟，上下滑动可以切换胶片模拟。

为此，X Half 配备了 13 种胶片模拟，无论是经典的 CC、Provia，还是 NC 和 Reala Ace，都深受社交媒体用户和女孩们的喜爱。无论是清新淡雅，还是浓烈饱满，一应俱全。

比起其他机子也有的胶片模拟，X half 更为有趣、也更为独特的是增加了三种胶片效果，分别是随机的漏光效果、Halation 高光效果以及颗粒效果，这些效果通过数字技术，生动地复刻了胶片时代那些经典且充满韵味的特征。

具体来说，漏光效果模拟了老式胶片相机密封不严时，光线意外泄露进胶片的情形，形成橙红色的光斑或波浪状纹理。这些光斑在画面中随机出现，恰到好处地增添了氛围感；

而 Halation 效果则模仿了除碳电影胶片的成像特征，在照片的高光部分包裹上一层柔和的光晕，营造出「人在发光」的梦幻感觉，使照片更惊艳抓眼。

除了机身自带的丰富玩法，富士还专门为 X half 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

在这款 app 中，可以在手机上管理和编辑 X half 拍摄的照片，包括选择两张不同的照片，生成 2 in 1 模式的半格拼接画面。

此外，app 还支持「冲洗扫描」功能，可以将刚刚以胶片模式拍摄的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富士甚至为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冲洗动画：照片会一张张出现在展开的胶片上，随后转为去色罩后的正相画面，也就是颜色恢复正常的最终影像。

仪式感确实拉满。

富士还强调，X half 配备了一颗搭载 EBC 镀膜的 32mm 镜头，这颗镜头与红极一时的一次性胶片相机保持了同样的焦距，非常适合记录生活。

一英寸、非正式的系列定位（正式系列一般以 X- 为前缀，比如 X-Pro、X-E 系列）、纵置摆放的 CMOS、复古的过片拨杆以及仪式感充足的胶片模式，这一切元素都在告诉你：

虽然 X half 是一台广义上的便携式相机，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相机」，而是一台主打使用体验和乐趣的相机。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台「玩具」。

这个玩具并不是贬义词，反而很是让人兴奋。

回顾过去，相机市场曾百花齐放，各种奇特的设计层出不穷，旁轴相机、腰平取景、折叠机、单反与双反……随便拎出来一个词，背后都有一大段恩怨纠葛，和一系列经过时间考验、留名青史的相机。

但进入数码时代后，单反结构凭借性能优势迅速统一了市场，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如今的无反时代，将今天的旗舰相机摆在任何一个不熟悉相机的人面前，不看军舰头上的品牌，估计没人认得出这是索尼还是佳能。

再加上近年来手机影像技术的飞速进步，相机被迫走向专业工具属性越来越强的道路，几乎可以说普通人很难在相机上找到乐趣，曾经那种百花齐放、神机不断的场景，也早已不复存在。

将这样一台听起来都很好玩、模样也不错的相机，放在如今相机市场高度统一，手机又普及到算法掌控一切的环境里，无疑是一颗王炸。

说起来，这台相机与曾经风靡一时的 LOMO 相机，以及这两年持续受到关注的 CCD，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不需要你过于关注参数和严谨的曝光三要素，你只需要举起来，以你喜欢的形式记录你想记录的画面即可。

这种简单且充满创意的拍照体验，并不锁死性别：无论你热衷于 CCD 出片，还是过尽拍照设备的千帆，最后只想要回归简单、原始的创作，X half 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别着急，X half 的缺点，比优点更多。

一台好玩的「玩具」，真的是一台玩具

X half 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台相机确实是一台数码时代没有出现过的，无与伦比的玩具，拍摄乐趣没得说。

但遗憾的是，富士真的将它当作玩具在打造。

X half 上这颗 32mm 镜头，没有详细的镜组数量介绍，也没有 MTF 图，甚至不是传统的玻璃材质——据推测，X half 镜头的镜片主要采用树脂材质。

这种材质常见于富士自家的一次性胶片相机，虽然从镜头体积来看，镜组设计应该比一次性胶片相机复杂许多，但成像毫无疑问会比玻璃的镜头打折扣。

X half 采用了旁轴取景方式，我原以为它会搭载像 X-Pro 系列和 X100 系列上的光电混合取景器，没想到它使用的竟然是一次性相机同款的纯光学取景器，没有任何 LCD 显示曝光参数等信息，也不能用于对焦……

这颗光学取景器在形式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内容。

机身大部分由塑料打造，过片拨杆也没有安装棘轮，更别提拨动拨杆时那种「咔咔」的手感和声音。

X half 这颗一英寸传感器仅支持点对焦，一共只提供了九个反差对焦点，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先对焦后构图的时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点，就是取景器旁的闪光灯，它使用的是 LED 材质——这种材质无法支持短时间内的高亮度闪光，它更像是一个补光灯，只能在近距离提供轻微的面光或眼神光。

富士的刀法甚至打起了组合拳，不给闪光灯的同时，还砍掉了热靴，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触点的冷靴，这几乎让你完全失去了连接外置闪光灯的可能。

而作为一台「相机」，富士甚至没有给 X half 设置 RAW 格式输出的选择，所有照片都以 JPG 格式记录，后期调整的空间大大下降，基本无法严肃创作。

这给我的感觉是，富士手握这么好的创意，却做了一台带 CMOS 的高级拍立得？

数了那么多缺点，我们还要面对它最大的问题——价格。

X half 的官方售价为 4999 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富士近期推出的 X-M5。而后者是一款搭载 APS-C 画幅的可更换镜头相机，配有可连接闪光灯的热靴、部分金属机身，并且背后有 X 卡口丰富的镜头生态作为支撑——当然，X-M5 虽然提供了更多的生产力，但也因此少了些许的趣味性。

但问题在于，有不少人愿意花五千多元购买一台可以为自己带来一定回报的工具，可又有多少人愿意花同样的价格，仅仅为了拥有一台纯粹为了「好玩」 的玩具呢？

别急，还真有。

复古玩具是形式，新鲜感才是内核

X half 的发布会结束后，在目前主流的二手平台上，已经可以看见不少挂上的预售链接，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加价。

这些链接加价从几百到两千不等，各个链接显示的咨询次数都算不上少，算是拉开了 X half 腥风血雨的加价帷幕。

毫无疑问，这台相机是不值得加价的，甚至 4999 的定价，从做工和性能来说，都有些过高了。

但存在即合理，事实就是这么一台看起来稍欠诚意，甚至有些虎头蛇尾的「玩具」，依然出现了加价的情况。

凭什么？

原因也需要跳出传统相机的视角来看——脱离了工具属性以后，这台玩具的「复古」，实在太符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属性了，也太符合「集美」们的要求了。（叠个甲，集美并不单指某个性别，而是指代着重于社媒的玩家）

尽管之前也有不少相机努力在贴合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但始终有些端着自己的架子，舍不得「相机」两个字的专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但相应的，专业性与生产力的代价，就是可玩性的不够高，设计也为功能做了不少妥协。

而富士 X half 呢？

单是它的外观就已经足够吸引眼球，富士为 X half 设计的满满的复古风：过片拨杆、胶片模拟、旁轴取景器……

这些元素一看就让人产生了强烈的怀旧感，哪怕取景器只是个样子货，也根本不愿意用设计为功能让路，而是将一切复古的元素堆上去，力求视觉效果超群。

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尤其是年轻人，充满了对复古文化的热爱，这些细节无疑抓住了他们的心，在平台上晒晒这样的相机，不仅能引起关注，更能激发讨论和互动，因为它从视觉上就具备了吸引眼球的能力。

但它不止是在外观上玩复古，X half 在使用上，更是彻彻底底下定决心将专业两个字抛到天边去了。

你可以在机身直接合成照片或视频，还能在现代的数字相机中体验到昔日胶片相机的拍摄方式，而拍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带有些许独特的「故事感」，以现代数字技术打造的漏光、Halation 等效果，赋予了它极强的创作乐趣。

放在习惯用手机拍照的年代，这种完全不教条不乏味的玩法，无疑会让人眼前一亮，立刻想要去尝试、去创造。

在出片效果好、玩起来有趣、看起来好看面前，X half 一英寸的底、孱弱的对焦性能、没有热靴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你说没有 RAW 格式，只能 JPG 直出？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这不是更贴合社媒玩家的心意吗？

毕竟，以集美们为代表的社媒玩家想要的，从来是风格大于性能的相机，只要能出片、有热度，其他都可以往后排。

言归正传，X half 背后，还是隐藏了一些更深层的逻辑，是值得我们说说的。

它在外观和玩法上的双重「复古」，恰恰切中了社交媒体最核心的真谛——新鲜感。

新鲜感，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打破常规、带来新奇体验的感受。

在信息爆炸的社交媒体时代，新鲜感是攫取目光、点燃热议的引信，每日刷屏的重复与熟悉中，唯有新奇、巧思与不期而遇，才能让人眼前一亮，暂停指尖的滑动，它勾起你的好奇，更引爆你的分享欲——

这正是社交传播的命脉：人们热衷传递惊奇，因为互动、热议与认同感，本就是社交的底层驱动。

而「复古」，本质上就是新鲜感的一个维度：

What’s old, is new again.

过片拨杆、胶片般的拍摄体验、半格相机都曾是风靡一时的符号，却早已淡出主流视野，但数码技术的出现，将这些过时的元素包装起来，重新赋予新的生命，又出现在 2025 年。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听说过、但没见过，又重焕光彩的昨日经典，与从未面世的全新创造一样，只要它能打破认知、点燃好奇，就都是新东西——

它带来的新鲜感，殊途同归，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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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一出港剧《执法者们》挺火，当然，它其实并非纯正港剧，而是合拍剧。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合拍剧的质量都不怎么样，普遍剧情生硬、枝蔓过多、滤镜离谱，《执法者们》也有这些毛病。不过有个细节相当不错，让我看到了旧日港剧乃至旧时香港电视的影子。

70后和80后的珠三角人，最大幸运可能就是每日能同步看到香港电视台。六点钟看亚视本港台新闻，六点半转无线翡翠台新闻，七点多看《今日睇真D》和《城市追击》，八点开始三档剧集，先是半小时情景剧，然后是两部正剧……周末还有《劲歌金曲》，白天还有各种新闻和旅游节目。

所以，如果说“香港记忆”只是港剧港乐和港产片，那就会误解香港。真正的香港价值，藏在那些新闻资讯节目里。比如台风过境，香港电视台的滚动新闻报道十分详细，但从不会有“各级领导十分重视”“领导班子分头赶赴现场”之类的官话套话，只有台风情况、受灾消息、实时路况和滚动播报的庇护场所。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新闻和不一样的社会价值观。当然，港剧也令许多人受益，正是《妙手仁心》《壹号皇庭》等职业剧，让无数人立志要当医生或律师。

《执法者们》有这么一段情节：因为大量枪支流向市面，香港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将三位一线执法者（黄宗泽饰演的警察、马国明饰演的ICAC，陈豪饰演的检控官）叫到现场，咨询是否应该采取紧急措施，赋予警方更高的监听权，任意监听任何人。

马国明（代表ICAC）认为应该监听，非常时期应该使用非常手段。陈豪则从法律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这段台词相当精彩：“第一、权力易放难收，放大监听权力，会令更多执法部门不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还没有一个有效把关机制的情况下，这样只会导致人心惶惶，每个人每一秒都不知道谁在监听谁。第二、监听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能够拿来做呈堂证供，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有需要重新编写和定义证据法。第三是平衡公众利益，目前情况并不构成给予执法人员如此之大权力的合理原因。”剧情选择了黄宗泽提出的折中方案，即扩大监听权，但设立期限，同时接受监督，发现权力滥用将即时终止这一权利。

这个讨论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对法治的尊重，尤其是陈豪这段台词，是典型现代文明理念的呈现：权力是有边界的，一旦肆意放权，就会导致权力拥有者的膨胀，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就会异化为“掌权者肆意决定何为非常时期”，继而异化为“天天都是非常时期”。一切还应以法律为基准，如果需要行“非常之事”，应该要做的是先修订法律，走正常程序。

但很可惜，在弹幕里，最常见的说法还是“非常时期就应该用非常手段，不能太迂腐”。在许多人看来，权力的扩张无所谓，关键是得“雷厉风行”，必要时得“不惜一切代价”。但“雷厉风行”是否遵守法治和程序，他们不管，也不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时自己是否就是代价。

对权力的警惕，是现代文明社会正常人应有的意识。如果在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懂得“权力易放难收”这个道理，就会对权力形成制约，使得掌权者无法为所欲为。

但生活在前清时代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如同巨婴，巴不得权力没有边界，包办每个人的一切。这种依赖性实际上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过程，意味着自身权利一步步被权力所侵蚀和吞噬，但他们显然不明白，只会更加巨婴、更加依赖。

巨婴没有基本的现代人意识，也没有常识和逻辑。他们期待权力无所不能，继而顶礼膜拜。即使他们的一生都在挣扎，付出巨大努力也只不过是内卷中的牺牲品、“人上人”的垫脚石，始终为了极其有限的生存资源而拼争，不惜放弃尊严和基本道德，但他们仍然会因为权力的某些“包办”或“代劳”而感激涕零。

这样的巨婴当然很可笑，他们面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总是第一时间搬出“国家该管管了”。他们见到不顺着自己意思的观点，张嘴就是“你是不是收了钱”“你是资本的狗”“你是间谍吧”。他们面对观点的分歧，只会用毫无根据地曲解或指控对方。比如张学友东莞演唱会与高考时间撞期这事儿，他们张嘴就是“戏子误国”，建议查查东莞文旅，面对反对意见，他们除了谩骂，就只会说“你肯定没孩子，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你孩子高考时，旁边也开演唱会，看你急不急”“支持开演唱会的都是没经历过高考的”……他们的脑回路就是二极管，在他们眼中，认为“演唱会无需为高考让路，应根据场地周边情况具体分析”的人，就是“觉得高考完全不重要”。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的事情大过天，高考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切都应该为他家孩子让路，哪怕各地都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他们仍然觉得不够，非要对着1.6公里外的室内场馆夜间演唱会发难。他们认为权力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却不明白，今天权力可以打着为他们好的旗号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明天就可以反过来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也很鸡贼，只敢在高考这样的当口质疑他们眼中的“戏子”。他们从来不敢问，是谁让学生如此内卷，是谁让高考如此残酷，是谁让那么多人大学毕业仍然找不到工作，是谁让他们的一生如此焦虑，是谁让他们连现代文明社会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没有。

有些巨婴会觉醒，有些巨婴一辈子都在捍卫自己的巨婴身份和让他成为巨婴的人。他们很可怜，但并不值得同情。

2025年5月19日，在杭州智力运动学校就读的泉州9岁围棋少年朱某鑫疑似跳楼自杀。在他生前，其父对他长期殴打、辱骂，孩子身上布满瘀伤。此前一天，5月18日，青岛一名9岁男童疑因游戏充值被父亲殴打数小时，送医时已无生命体征。数天前的5月上旬，温州9岁女孩被母亲打骂管教时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目前，三起事件中的施害当事人都已被刑事拘留，具体细节尚未披露。父母的手，何至于如此之毒？他们究竟是失手、情绪失控，还是存在长期的故意伤害和虐待？从学校、医院到社区，公安、检察机关和民政、妇儿部门，如何尽到相应的报告和监管职责？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法学学者和一位检察官。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张善根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研究，担任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近年参与反家暴相关课题，对全国反家暴实施情况和学校强制报告落实情况做了深入的走访和调研。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吴宜远和同事则在工作当中，接触过未成年人被家暴、性侵、遗弃的实际案例。他们一致呼吁：发现未成年人被家暴，不光学校、医院、社区有义务报警，普通的陌生人也可以第一时间报告，避免孩子落入暴力的深渊。

在报警、物理隔离甚至撤销监护权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家长健康的人格和正确的教育理念——学会做合格的父母，要从学会“做一个人”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一般认为的家暴都是殴打行为，那语言暴力、精神羞辱算不算？

张丽霞：《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暴不仅包括打人、捆绑这些身体上的伤害，还包括经常性的谩骂、恐吓这类精神上的折磨。有些地方的规定更具体，比如重庆、江苏把侮辱、诽谤、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这些言语和行为都算作精神暴力。江苏还特别提到“冷暴力”，比如故意漠视、孤立对方也属于家暴；重庆则强调，通过网络进行精神或经济控制，也算家暴。另外，像广东明确规定，孩子哪怕只是目睹家庭暴力，也会被认定为受害人，说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南方人物周刊：涉及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施害方，根据施害程度，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张善根：家庭暴力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涵盖范围较广。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直接规定施害方的法律责任，而是通过法律指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加以规制。家暴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构成治安处罚标准的，可以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虐待罪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不光是身体伤害，导致孩子有创伤性应激反应、抑郁等精神障碍，都可以作为“情节恶劣”的判定标准，但家暴和虐待导致的精神伤害在认定和赔偿上都有难度。

南方人物周刊：舆论关注到的往往是极端恶性案件。但从整体来看，家暴未成年人的现象中，报警、进入司法程序的似乎不多。为什么？

张善根：在犯罪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犯罪黑数”，是指在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中，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之中的犯罪。家庭暴力的统计中“犯罪黑数”现象可能更为明显，家庭暴力的实际数量要远高于进入法律系统的数量。

首先，家庭暴力如果是一次两次，受害者基本不会考虑去主张权利。只有到非常极端的程度，或许才会考虑。尤其是未成年人，他都不知道去哪里寻求救助。另外就是中国传统的“家文化”，认为父母管教孩子理所当然，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棍棒之下出人才”。家里有暴打孩子的情况，也是家里的“丑事”、糟心事，不想被暴露。

张丽霞：如果在实施家暴行为时有录像、照片或者录音，又或者有就诊记录和报警记录、询问笔录，公安部门出具了告诫书，就能够认定存在家暴行为。但在这类案件中，最大的难点往往是取证太难：家暴多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孩子本身又处于弱势，很难自己说清楚或收集证据。

我们调研时碰到一个案例。警察出警了，可一到现场，施暴的家长就说：“我就是教育孩子，情绪激动了点。”再问孩子，孩子也说：“没事儿。”这让执法人员很为难，现场没法取证，也判断不出到底有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

尤其是精神暴力，没有明显伤害，很容易被忽视。再加上有些家暴是长期存在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会变得麻木，甚至觉得这是正常的，也不觉得能改变，这让外部干预变得更难。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 图/本刊记者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国家推出了强制报告制度，整体执行情况如何？2025年审理的上海3岁男童黄梓澈被生父女友长期虐待致死案，就是由医院发现伤情并报告公安机关的。

张丽霞：《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得很清楚：只要发现可能伤害到未成年人，或者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情况，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举报。像学校、医院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一旦发现有上述情况，必须依法上报，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

很多人都对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的一段印象深刻：取材于真实案例的父亲为了讨好继母而殴打两个孩子，最后把孩子从游船上推下水，导致一死一重伤。剧中的邻居、老师、医生，甚至孩子的亲奶奶，因为各自的私心和某些原因，都没有及时帮忙或者报警。

在现实当中，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还不太均衡。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医院这边做得比较好，像发现未成年人被性侵或异常受伤时，基本有直接报警的机制，处理也比较及时。但一些学校在识别风险和报告方面意识还不够强，经常把家暴当成“家长管得严”，不知道该不该干预。

有的事件里，家长还会到学校质问老师“为什么要报告？”老师面临着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学校一般要层层上报，涉及班主任、年级组、德育校长等。虽然流程规范，但遇到紧急情况就可能耽误处理的时间，需要优化，让反应更快、更有效。

南方人物周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是否有一些未履职的机构因此受到处分？像杭州围棋少年的这起事件，如果朱某鑫所在的学校尽早报警，会不会避免（延缓）悲剧的发生？

张善根：处分的事例是有的。例如2020年年底，山西榆次某小学生在家中被其父和奶奶殴打致死。检察院办案时发现，班主任曾发现该生被殴打的状况，但学校未按照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于是检察院向学校、教育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要求督促涉案学校依法依规查处有关人员。其他地方也有学校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的线索，校领导因此受到处分。

朱某鑫所在的杭州这个学校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是有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稀释”的问题。因为只有未报告导致严重后果时，才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个父亲的殴打行为可能是很多次，你没法认定学校是哪次没报告导致了他最后的自杀。

这个事件会促使我们去反思，要运用“逐案倒查”。比如他家周围很多人都目睹过父亲的暴力行为，有人制止过，可能村居委、学校也介入过，但是不是都没有报告公安部门？这就逆向激发大家的履职意识，平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报告义务。

张丽霞：从立法本意来看，我国已经明确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只要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应该及时报告。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主要针对经常接触孩子的群体和单位，对普通公众来说更多是道义上的倡导，没有明确的法律后果。但法律明确“发现疑似侵害也可以报告”，就是鼓励大家多一份责任心，哪怕只是怀疑，也应该及时反映。

南方人物周刊：像围棋少年事件，如果我是个目睹其父当场施暴、看到孩子身上有伤的路人，我也可以去报告，警方也应该受理？

张丽霞：是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相关机关必须受理并依法处理。

南方人物周刊：在防范和阻止未成年人受家暴和侵害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张丽霞：在一些国家，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问题，普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常态化报告机制，启动快、覆盖面广。虽然在这种高频报告下，确实会出现一些误报或错报，但也正说明整个响应机制要更高效，不仅要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还得有能力快速判断哪些是真正的风险，做好分级处理，避免资源浪费，也不漏掉真正需要干预的孩子。

在一些国家的家暴干预实践中，已经建立了家庭暴力的“致死性风险评估”机制，用标准化问卷快速判断受害人是否面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风险，帮助尽早识别高危个案、及时干预。对于那些初看只是轻微暴力或教育方式不当的情况，一般不会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引导家长参加亲职教育、冲突管理等课程，帮助他们调整行为。之后还会有跟踪评估，观察家庭教育有没有实质改善，必要时再启动司法程序。

南方人物周刊：据了解，上海青浦区试点“儿童安全码”，通过大数据分析异常就医、教育记录，自动触发预警。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吗？

张丽霞：这是很好的实践探索。“儿童安全码”通过整合就医、教育等信息来智能预警未成年人的异常情况，确实能提高发现问题的效率，也有助于各部门联动处理，值得探索和推广。但在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采集过多个人信息，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同时要防止误报太多、干预过度，让家庭和学校陷入不必要的压力。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孩子身边最亲的人存在暴力倾向，拘留几天后又回来了。还有什么办法保护孩子，比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能起到威慑和约束作用吗？

张丽霞：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根据反家暴法作出的民事裁定，其核心功能包括禁止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限制接触骚扰，禁止其接近受害者住所、学校或工作单位，并为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保障等。不光受害人本人，公安、妇联、居委会等也都能帮忙申请。在重庆巴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流程（从申请到签发）最快压缩到了20分钟。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太当回事。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施暴者觉得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是一张纸，撕了便是”。为此，有律师特意多复印了几份，告诉其他近亲属，“撕了没关系。但如果继续拒绝执行，要承担法律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张善根：2025年3月底，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白皮书》。当中提到，上海市2020年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只有3起案件，到2024年就有41起。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种方式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大家看到泉州棋童被长期殴打后自杀的新闻都非常痛心和愤慨，认为这样的父亲“不配做父母”。那么这类现象发生后，谁来评估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谁来决定是否剥夺他的监护权？

张丽霞：这个问题关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监护能力评估与监护权撤销。一旦发生遗弃、性侵、虐待未成年子女，或者监护人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的危险等，都能构成撤销监护权的判断依据。

在我国，监护能力评估这块还在慢慢完善当中。一些地方近年开始试点多部门协作。至于撤销监护权，根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有法院有权裁定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人可以是孩子的亲属，也可以是检察机关代表孩子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支持起诉的单位。

南方人物周刊：当父母和其他近亲属都不具备监护能力，国家监护怎样来兜底？

张善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时，需要被紧急安置，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

如果监护人资格已经被撤销，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通常也是在福利院这样的机构。另一种情况就是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些网络讨论中有人提到，收养和寄养是一种解决之道，不过孩子也会面临对新环境的不适应，甚至可能面临新的心灵创伤。

张善根：对。在国外有寄养制度，我国也有相关制度，但因国情不同，寄养制度是不发达的。实际上我国民政部门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也建立了一些资源库。一旦遇到有需要的情况，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经过特定程序委托的寄养家庭。对寄养和收养家庭的资质、抚养能力，当然也需要专业评估。在孩子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和“环境不适应”的两难时，只能“两害取其轻”。

南方人物周刊：有的案件里，明明一方更有爱、更疼孩子，但因为种种原因，离婚时孩子还是被判给了存在家暴倾向的另一方。

张善根：是的。孩子由谁抚养，应当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进行裁定。而不能仅看谁经济条件好，就把孩子判给谁。打比方说，如果能够举证父亲有这种家暴倾向，不利于孩子成长，那么母亲即使是经济条件不好，但能够更好地照顾未成年人，可以去主张并获得抚养权。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女方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去求助，比如说去找妇联，妇联会帮助你寻求司法救济。但很多家庭中的弱势方会选择自己去承受这一切，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是现实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张善根 图/沈煜

南方人物周刊：需要去考虑孩子在这些事件/案件中的个人意愿吗？

张丽霞：家暴这样的创伤事件，孩子才是真正经历一切的人，他们有权参与、有权表达，不能被忽视。听孩子的意见，不只是程序上的一步，而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做出合适决定的关键。特别是在确定谁来照顾他们时，孩子的想法关系到他们的安全感和适应能力。如果觉得孩子太小，缺乏判断力，还是在以成年人的角度来代替孩子做决定，完全不听他们的声音，可能做出的决定他们接受不了，也会造成新的伤害。所以，需要综合孩子和负责任的监护人、相关机构的意见。

南方人物周刊：长期处于家暴环境中的孩子，心理上会遭受哪些影响？

吴宜远：有研究指出，家庭暴力会对青少年的人格和性格造成深远的伤害，如人格缺陷、心理扭曲、孤独感、暴力倾向、反社会心理等诸多不良问题。

就我们的办案经验和观察，被侵害的孩子可能“恶逆变”，从被侵害者发展成为侵害者。在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女孩，她在学校当寝室长，同学如果不做值日、不按时晚睡，她会扣同学的钱，不让他们睡觉，或者要求同学“这有几桶泡面，把这几桶泡面全部吃下去”，作为对室友的惩戒。

我们在提讯时，女孩说她的本意是在管教、帮助室友，希望他们可以变好。回溯女孩的成长经历才发现，他的父亲在管教女儿时，会把女孩的头按到水盆里让她冷静，说“我是在教育你，我爱你才会管你！”这位父亲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说自己整个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女孩也把这种控制认为是一种爱，以致实施了犯罪。这就是一个“恶逆变”（被害人受侵犯以后，在不良心理和其他因素推动下，所导致的从被害者向施害者方向的转化）。后来我们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这个女孩被判了缓刑。

张丽霞：有些家庭暴力真的会一代传一代。我经常给学生在课堂播放的一个影视片段，是一个家暴父亲被送上法庭，孩子的奶奶在现场情绪崩溃了，说“他就是这么被打大的”，那一瞬间让人特别震撼。很多研究说过，孩子长期在家暴环境中长大，很容易把暴力当成一种“正常”的沟通方式，长大后不是去打别人，就是继续被打。这种模式不只是伤害一个人，而是让家庭关系、情感表达都变得扭曲，一不小心就变成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

吴宜远：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中绝对地服从和听从于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绝对地听从和服从于其他人。当他们被欺凌又没有反抗能力时，他们不敢表达，不敢向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寻求帮助；还有一部分可能因为缺爱，觉得自己没有被爱过，他们希望去寻找更多的爱，那可能就更容易遭遇性侵。

2024年，在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六一检察开放日”活动中，该院未检检察官助理吴宜远为未成年人作普法宣讲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几位受访者多次谈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怎么理解和贯彻这个原则？

吴宜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本质要求是以未成年人权利为本位，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更加特殊、优先的地位，选择对未成年人最为有利的做法。

我们曾经经办过一个案子。离异家庭中一个妈妈带孩子，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经济收入骤减，压力很大。爸爸没和妈妈商量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孩子老玩游戏，她心里积压了很多愤怒和委屈，便拿手机打孩子的胳膊、腿、背，孩子身上有明显的淤青挫伤，爸爸发现后就拍照、报警了。

我们先是羁押了这个妈妈，但这个妈妈和最近几起新闻事件中的父母不同：她属于一时情绪的失控、管教方式不当，虽然造成了伤情，但和孩子的感情基础很好，爸爸也表示妈妈平时对孩子很用心负责。综合考虑案件情节、嫌疑人的悔过态度及再犯风险，尤其是孩子多次表示想见妈妈，想让妈妈陪自己。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对妈妈采取了取保候审。

同时，我们第一时间委托司法社工对孩子开展救助，检察官多次与社工一起前往孩子家庭，评估其家庭环境与心理状况。妈妈被取保候审后，救助工作仍在继续，侧重点调整为妈妈的监护情况、二人亲子关系的动态评估。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孩子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他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刑事法律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关键一环，但也是最后一环。

张丽霞：家庭有时是未成年人受伤的源头，有时又是他们康复和获得支持的重要依靠。在家暴案件中，虽然施暴者可能受到法律惩罚，但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和监护关系往往难以彻底切断，刑满释放后再次伤害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们调研中就遇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母亲因虐待子女被判刑，服刑期满后还是要回归家庭、再次与孩子接触，大家都在担心如何帮助孩子安全过渡、避免再受伤害。当事人虽然表示“认罪受罚”，但情绪上仍存在明显对抗心理，并表达出对举报人或者司法机关的强烈不满，声称将来要“讨回公道”。司法处罚虽然能暂时止暴，但真正长期的保护，还需要对父母和孩子都做心理建设。相比公检法人员，社工、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常常更有亲和力，沟通能力也更强，更适合做家庭关系的缓和和情绪支持。所以我们也呼吁多部门的联动，借助各方资源。

2025年4月，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有关内容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媒体报道，围棋少年朱某鑫的爸爸经历过两次婚姻失败，经济状况差，性格暴戾。还有一些事件当中的父母笃信自己动机是好的，“孩子不能惯”，采取的方式却是暴力的、失控的。家长要怎样培育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塑造健康的人格？

张善根：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中国过去是父权社会，现在往平权社会发展，但很多人观念还没有根本的扭转。

第二是当下教育当中有非常不正常的趋势和风气，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非要对标最高端的层次，学科要得多少分，各项要拿冠军、争第一，一旦不行就棍棒相加，以爱的名义来实施暴力，实际是从所谓的“亲情制高点”掩盖侵犯儿童的事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很多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要细心浇灌的过程，需要有耐心。当前家长普遍缺乏更好的与孩子沟通的能力。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做个合格的父母？有的家长人格和心智不稳，一旦面临生存压力、教育内卷，会把自己的恐慌、无能转嫁到孩子身上。

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除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要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同代际之间，都要学会理解和善意的对待。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它不是某个特定阶段的教育，而是要贯穿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强化和训练这种责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