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作家匡灵秀（Rebecca Kuang）回到母校乔治城大学，为 2025 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匡灵秀出生于广州，4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先后就读于乔治城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22岁起发表《罂粟战争》三部曲，获得过星云奖、轨迹奖、克劳福德奖、英国图书奖，登顶《纽约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在演讲中，她回顾了祖父辈在内战、毛时代的艰难求学之路，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并直言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遭受联邦政府的攻击——“若你坚守原则，迟早要面对坦克”。

以下为匡灵秀演讲稿中文翻译版：

下午好，2025届的同学们。七年前，我就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等待着开始我人生的其余部分。能被邀请回来为你们送行，这是莫大的荣幸。

在高等教育受到联邦攻击的时候写毕业典礼演讲，感觉很奇怪。大学曾经是国家宝藏，但今天我们文化的潮流已经转向，现在智识主义、探究和好奇心都成了罪过。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知道学术就业市场会很艰难。我不知道整个系会直接关门，但大学的衰落早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进入大学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正处于历史最低点。

现在人们的看法是，大学是你去接受政治洗脑的地方——改变你的性别，让ChatGPT写你的论文，在某人村庄公寓阳台上吸毒，谈论德里达，支付你永远赚不回来的昂贵学费，因为现在大学甚至不能帮你找到工作。我们太习惯于把大学说成是一种轻浮的东西，一种奢侈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像这样的空间是多么稀有。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家族的男性们如何几代人来一直在努力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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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来自湖南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家里第一个识字的人，高中毕业时成绩接近班级前列。他本来可以去广州的岭南大学，但当时正值内战，他的家人担心如果他去广州会被杀死，所以他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但毛主义政权在1950年代末镇压知识分子异议，他受到迫害，被解雇，被迫成为农民。

我的祖父只读到中学。那是饥荒年代，他们太穷了，上学是奢侈品。他从未接受过教育，为此遗憾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十年，知识分子被殴打、监禁和处决，大学被关闭，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政治再教育。但毛泽东在我父亲八岁时去世，第二年中国恢复了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全家都很兴奋。就是这个机会！这是他们终于要送人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四处拜访他的老师朋友们，试图找到任何在清洗中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正如我父亲所说的，我们有人能教，有人想学，我们很高兴。

我父亲很擅长学习。他最终进入了北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学校。在那里，他被物理学吸引，因为宇宙的自然定律似乎是客观和可定义的。真理是清晰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遮蔽那光芒。

他在中美物理考试和申请中表现出色，被录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于1989年夏天从北京大学毕业。那个夏天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了。他是党内的改革者，支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为此被迫辞职。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北京的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我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

我问过他在示威的早期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他说学生们一开始很乐观。我们认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都被卷入其中。我们以为学生会获胜。当国家派遣坦克时，这完全是一个冲击，是他们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当他登上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时，美国代表着这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言论。你永远找不到比我爸爸更大的爱国者。他在7月4日升起红白蓝旗。他戴牛仔帽。他喜欢钓鱼、烧烤和开卡车。他说他已经逃离了一个专制国家，不会再逃离另一个。

快进到2013年。在我整个家族的历史中，我是第一代不用担心是否被允许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不用担心申请时大学是否还开放，不用担心到了那里是否能自由言论和学习。我成为乔治城大学的学生纯粹是因为我想要。我换了三次专业，只是因为我可以。

所以是的，大学是一种奢侈品。当你们回想在这里的时光时，我希望你们记住思考的纯粹奢侈。我指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奢侈。

记住那种悠闲地翻阅课程目录的感觉，就像它是自助餐一样——一个学期读亚里士多德，下个学期读康德，误解弥尔顿，假装我们读过乔伊斯，在讲座中打瞌睡，因为生病而乞求论文延期（实际上我们是宿醉），为了早晨课程的缺席而杜撰祖父母的死亡。我有七个祖父母。

拥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拖延、犯错和重试，这是多么大的祝福。我在乔治城时是Carroll Fellow，我们被教导要按照座右铭生活：mentis vita pro vita mundi——为了世界的生活而过心灵的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心灵的生活是被宠坏的小孩的象牙塔。他们并不总是错的。当代大学存在太多腐败。有时它更像游乐园、精英会员俱乐部、公司——除了生产知识并与世界分享的地方。在当代大学里，大门总是锁着的，诚实的对话几乎成了逃亡行为。

但在最好的时候，乔治城在她最好的时候，大学是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一个我们可以测试危险、非正统思想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梦想更好世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犯错误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改变想法的地方。心灵的生活是乌托邦，历史证明了它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停止为它而战，它就会死亡。

如果我能给你们这些2025届毕业生任何嘱托的话，那就是要抓住那种奢侈，传播思想的丰富，保持好奇心，避免教条，质疑一切，寻求隐藏的和不便的真相，学习有用的东西，纯粹为了学习的乐趣而学习，只是因为你能而跳进兔子洞，全面思考。

你们已出伊甸园，前路考验必将动摇心中乌托邦——若它曾经存在。理想即将受检验，梦想多半撞铁砧。若你坚守原则，终将面对坦克。

但我父亲从那个血腥的广场走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另一间教室。

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会留在大学里，一些人会用心灵的生活换取世界的生活，但无论你们去哪里，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美好的日子，那时要求我们做的只是寻找光明。

祝贺2025届毕业生。

一部电影中的五分钟

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气味、一种语气——一种从长辈的沉默中、从影像的杂讯里浮现出来的质地。它从未被清楚地讲述过，却始终若有若无地存在著。

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

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亲与母亲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又重贴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里从来没有明确的脸，但我知道那些人和我有某种关联。他们或许是那天没能走回来的人，或许是我的家人，也可能只是我脑中自己建构出来的影像。

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不只一次。每次去，游客很多，旗子很多，地面很干净。我站在人群之外，视线平静地扫过那些开放的空间——开放得让人不安。我总会想起六月的风。那风不比现在的大，但似乎携带著什么没说完的话。它擦过脸颊时，有一种很轻的疼。

那部电影只有短短五分钟提及那场骚乱，却是我与这段历史的第一次正面相遇。而往后的很多年，我试图去理解的，不只是那一晚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记得？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决定了记忆的边界？

我出生时，一切已成过去；但我活著的时间里，那场过去从未离开。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点亮烛光活动

被压缩的记忆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六四」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在中国长大，学会忘记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跳过了那些年份，跳过了关键词。历史课本里的1989年，是空白的；网路搜寻里的「天安门事件」，指向的是1976年；而「坦克人」的照片，甚至从未有机会出现在教材的边缘。于是，记忆像是一张拼图，但缺少了几块最核心的图样——那些关于真相、关于死亡、关于人民的部分。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知道」那场事件，是在网路刚刚变得可用的年纪。彼时社交媒体尚未全面受控，一些来自境外的影片和文章还可以在深夜悄悄打开。画质模糊、旁白紧张、街头的画面颤抖不定。我记得有一段，是一位母亲在人群中哭喊：「我找我儿子！」那一刻，我明白，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公共的失亲。

但即使在家中，这些知识也是危险的。我学会把这些资料存在加密文件夹里，把手机设密码，把记忆藏进云端，像是在保护某种私人的禁语。

也许正因为语言无法说出来，记忆便转而躲进了梦里。

我经常梦见一些模糊但持续重复的场景。有时是天津港爆炸的夜晚，烟火般的火光与飞溅的钢铁在梦里重现；有时是我站在一座公园里，脚下是干净的地砖，四周安静得出奇，而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本应该有一座纪念碑。

可是没有。

我总是会想：为什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总是如此擅长盖楼，却不擅长盖碑？

这个问题在梦里问不出口，却总在醒来时回荡不去。

我也梦见那座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女神雕像，梦见它在夜色中被人匆匆搭建、再被匆匆推倒。梦见白纸运动里举起双手的年轻人，在南方周末大厦门口献花的市民。他们脸上的表情并不悲伤，而是带著一种奇异的安静——像知道自己会被消音，却仍决定开口。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的形式，被迫变得轻巧——像气球那样，看似飘浮，实则为了逃离地心引力的重压。

更深一层的压缩，是语言本身的遗失。我们没能亲眼见过的事，该如何说出口？该用什么字句，来形容那些我们未曾体验却深受其影响的伤口？而当一代人无法为自己的历史命名，他们也就失去了为未来发言的权利。

我想，有些记忆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压缩成更小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句话、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深夜的搜寻纪录、或是一场反复重演的梦。

那年那夕的事

最早的画面，是帐篷。五月的北京，天气还未完全热起来，学生们扎起一顶顶帐篷，像一座流动的城市。他们席地而坐，有人写标语，有人举著喇叭念声明，有人躺在地上看书。他们喊口号：反对腐败、新闻自由、民主改革。他们说他们不是造反，而是爱国。画面闪过，一个男生在广场中央洗脸。他动作熟练，眼神清亮。他的旁边放著一张卡板，上面写著：「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愿沉默。」

远处是人民大会堂，前方是毛主席像，广场空旷又宽阔，像是特别为等待设计的舞台。

接著是绝食。学生们开始不吃东西。他们躺在地上，面色苍白，身上挂著牌子写著：「用生命唤醒良知」。有医学生自备吊瓶，有志愿者递水递盐。他们说：「我们身体虚弱，但心很坚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广场周边挤满了市民，公交车司机也来了，老师、工人、小贩、甚至孩子。有人递面包，有人举牌子，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站著。

然后是一阵风。有人说，那天北京风很大。也有人说，那风不来自天气，而是来自某种气氛的转变。人们开始觉得不安——电视上播出部队「维稳」的画面，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想离开，但又舍不得离开。

然后是黑夜。六月三日深夜，军队开始向城区推进。车队从西郊进城，手里拿著实弹，身穿迷彩。木樨地，是最早传出枪声的地点。子弹不是朝天打的，是对著人群。一位市民用身体挡住一个学生，倒下。他的朋友说，他是自愿的。镜头晃动，人群尖叫。有人高喊：「别开枪！」有人举起手臂示意无武装。子弹没有停。有人躲进路边的花坛，有人倒在脚踏车边，有人跑进胡同就再没出来。

到了凌晨，坦克开进广场。有学生还在坚守，也有人准备离开。传言四起，有人说「部队会讲道理」，也有人说「要流血了」。四点多，一队学生与最后留下的教师代表谈判，希望和平撤出。有人唱起《国际歌》，歌声很轻，但整齐。

到了清晨，广场空了。天亮后，一切恢复秩序，地面被冲洗过，帐篷被拆除，旗帜被烧掉，口号被擦去。只留下两张照片，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子站在坦克面前，还有另一张，是一位母亲在医院走廊里守著她儿子的遗体，眼神空洞。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几百，有人说几千。政府说「没有人被杀」。真相也像广场一样，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但人们记住了。用低声交谈、用藏起来的日记、用多年后还愿意站出来的母亲，记住了。即使无法说出口，那些记忆也没被删除，而是被转存到一种更深层的位置——与梦并存，与身体并存。

我好像就在那之中。有时我想，那不是因为我看过纪录片，也不是因为我读过太多文章，而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与那些人连接著——他们用力奔跑的方式，他们倒下时的姿态，他们眼里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这种连结无需经历，却从未被剪断。我总是在想，无论我现在将来身在何方，凭借共同的记忆，我会认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我会认出我们。

被消灭的记忆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著写著「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著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著。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著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著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著：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著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著。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我们还记得那位在成都街头高举白纸的女孩，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眼神没有。记得在广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围观群众高喊：「释放她！」记得在清华，学生手写海报，写上「民主」、「法治」，写上「不要让恐惧成为常态」。

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著，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著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著，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著过去，也对著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我们所记得的，不只是死亡，也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可以彼此联结，超越惧怕，并肩站在一起。这种记忆，有时候会很痛，但它从不孤独。因为它把我们这些分散各地、信仰不一、背景不同的人重新带在了一起。它提醒我们，在分裂与误解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通点：我们都曾经失去过，但我们都还没有放弃。

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
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
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
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

我们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为彼此留下一点空间——说话的空间，互相信任的空间，重新靠近的空间。

可是，如果我们还能聚在一起，为一个不能说的事件默哀，为一个不再出现在书里的日期点起烛光，那么这个时代，也许还没有完全输掉。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
因为——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6月4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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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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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六四纪念馆决定从7月19日起，增加每周三下午12时至4时对公众开放。原有的每周日下午12时至4时的开放时间继续保留。和此前一样，每一个成年参观者均需在一份参观规则上签字表示同意。请您在来访之前，阅读“开馆公告”以获知注意事项：https://t.co/AxeD50cqrx。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pic.twitter.com/BrspAGXI8N

— 六四纪念馆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64museum) July 16, 2023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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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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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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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晓明为化名。）

文｜李宇琛

1
法律定义“淫秽”：它指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并以挑动性欲为主要目的的内容。海棠作品是否符合此定义，需要具体分析。

2
艺术价值是关键：作品即便包含色情描写，如果具有公认的艺术或科学价值，就不应被视为淫秽物品。耽美文学的艺术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3
评价作品需看整体：不能仅因作品中存在局部露骨描写，就将其整体定性为淫秽。文学评论通常强调整体性。

4
艺术与色情并非互斥：一部作品可能同时具有艺术探索和色情元素。耽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艺术价值不应被轻易否定。

5
对“新事物”的法律适用需谨慎：网络文学、耽美题材等相对新兴的文化现象，在适用现有法律条文时，应避免简单套用，需考虑其特殊性。

6
小众审美值得考量：耽美文学主要吸引特定读者群体。其内容的“淫秽性”判断，应考虑到其传播范围和对社会大众的实际影响。

7
“淫秽”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许多曾被视为“淫秽”的作品，后世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对海棠作品的定性，也应有发展的眼光。

8
海棠作品的复杂性：成人内容不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需区分具有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与纯粹的色情制品。

9
法律面前，程序与实体并重：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违法（实体问题），更要关注执法和司法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程序问题）。程序不正则实体难彰。

10
刑法“牟利”有特定含义：它通常指行为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并实施了相关行为。海棠作者是否都符合此构成，需逐个认定。

11
“流量”不能等同个人牟利：兰州案中，将作者为平台带来的“网络流量”视为作者个人“牟利”，在刑法上缺乏直接依据，存在扩大解释的风险。

12
“为爱发电”与牟利目的：海棠平台上许多作者免费分享作品，其主观牟利意图不明显，甚至缺失。

13
微小获利应审慎对待：作者仅获得极少量打赏（如数枚虚拟币），是否构成刑法所要求的“情节”，值得深入研究。

14
旧标准不宜硬套新业态：基于传统出版或早期互联网环境制定的点击量、获利数额标准，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海棠这类新兴网络文学平台。

15
区分不同牟利行为：个人写作获少量稿酬，与有组织地大规模制作、贩卖淫秽电子信息以牟取暴利，在性质和危害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

16
管辖权必须合法：海棠文学城服务器在台湾，作者遍布内地各省。兰州警方对此类案件行使管辖权，应有清晰、合法的法律依据。

17
跨省执法有程序要求：公安机关异地执行侦查措施，如传唤、拘留海棠作者，通常需要与当地公安机关协作，并遵守法定程序。

18
程序公正是底线：从立案、传唤到审讯、取证，海棠作者所经历的每一个法律程序，都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其合法权利。

19
海棠案的证据难题：境外服务器的电子数据、网站显示的点击量等，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审查和认定，是案件的关键和难点。

20
警惕“趋利执法”倾向：如果执法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地方财政“创收”或追求办案指标，而非维护法律秩序，则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21
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所有海棠涉案作者都应被视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22
权利保障不容忽视：侦查过程中，对海棠作者采取脱衣检查、长时间疲劳审讯、询问与案情无关的个人隐私等行为，可能涉嫌侵犯个人权利。

23
“一刀切”处理不当：海棠案涉及作者众多，个体情况各异。不区分具体情节、涉案程度，“一批处理”的做法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4
公民监督权的正当性：公众和媒体对兰州警方在海棠案中的执法行为提出疑问和批评，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利的体现。

25
刑罚适用需谦抑：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最高可至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中应保持克制，避免过度重判。

26
罪责刑必须相适应：对海棠作者的刑罚，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实际获利情况相匹配。

27
不同地区尺度不一引质疑：安徽绩溪与甘肃兰州对类似海棠作者的处理，在量刑标准和宽严尺度上似乎存在差异，引发对法律适用统一性的担忧。

28
评估社会危害性的复杂性：海棠作品在特定亚文化圈内传播，其社会危害性与向社会大众无差别传播淫秽物品相比，需要具体分析和评估。

29
高额罚金的合理性：部分海棠作者被要求缴纳远超其微薄稿费的罚金，其法律依据和合理性受到质疑。

30
公众朴素法感的失衡：许多人感觉，与一些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相比，海棠作者因写作面临的刑罚显得过重。

31
保护未成年人与成人创作的平衡：保护青少年是社会共识。但不能因此将所有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都视为洪水猛兽，应寻求平衡点。

32
分级制度的缺失是症结：缺乏内容分级制度，使得对成人内容的管理往往陷入“一刀切”的困境。建立分级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33
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和剥夺。

34
公共讨论的价值：对此类争议案件的公开讨论，有助于厘清法律边界，促进社会认知，并可能推动制度的改进。

35
“以刑代管”的风险：对于一些本可通过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或民事途径解决的问题，若轻易动用刑罚，可能导致“以刑代管”，过度刑事化。

36
执法者的专业素养：执法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职业伦理，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当言行或滥用权力。

37
保障嫌疑人合法权利：即使海棠作者的行为涉嫌违法，其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辩护权、不受非法取证权等，必须得到保障。

38
“青少年保护”的合理边界：青少年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但不应成为压制一切成人表达和讨论的绝对理由。

39
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与修订需求：如果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司法解释制定年代久远，可能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及时检讨和修订。

40
同情心与法治精神不矛盾：对海棠作者个人困境表达同情，与坚持法治原则、要求程序正义并行不悖。

41
追求实质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法律条文的普适性，更包括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平等对待和公正程序的机会。

42
对公权力的审慎态度：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对其行使保持警惕和监督，是现代公民的素养。

43
理解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对耽美等亚文化应持更开放和理解的态度，避免因不了解而产生偏见甚至敌意。

44
个案是法治的试金石：海棠这类争议性案件的处理，能检验一个社会法治的成色，并可能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45
司法公正的基石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负面影响可能深远。维护司法公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6
文学虚构与现实行为的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描写，即便大胆出格，也应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别对待。

47
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海棠案不仅是个别作者的遭遇，它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在文化管理、法律适用、权力运行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值得反思。

48
淫秽物品的认定，需兼顾“诲淫性”与“无艺术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49
若作品形式整体露骨，即便声称有严肃主题，也可能因冒犯公众而被否定艺术价值。（罗翔观点，参考“天一案”）

50
刑法第363条对“牟利”的强调，意味着主观上的营利目的和客观上的获利行为，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

51
当有人认为“违法就是违法，国家不让就不行”时，需要认识到法律并非静止不变。法律的解释、适用以及其本身的合理性，都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接受检验和讨论。

52
免费写作，仅因“为平台带来流量”即被认定为“牟利”，这种逻辑挑战了传统刑法理论对“牟利”的理解，也可能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

53
“海棠”服务器在台湾，这一事实使得内地公安机关的管辖权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需要清晰的法律论证。

54
律师的早期介入和有效辩护，对保障海棠作者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他们是法律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55
“西绪福斯的刑辩”等法律援助的出现，体现了法律共同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

56
刑罚的配置，特别是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刑罚，其严厉程度应与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相适应，避免过度惩罚，保持刑罚的谦抑性。

57
罗翔教授提出的多元主义惩罚根据（冒犯原则、禁止剥削、软家长主义），为理解淫秽物品规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超越了单一的法益理论。

58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私密传播、小范围传播的“淫秽物品”，应与公然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的行为区别对待，避免对私人生活过度干预。

59
赵宏教授强调艺术自由的“少数人”属性，提醒我们不能简单以大众情感或道德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需要保护创作的探索空间。

60
陈碧教授对“天一案”的分析，指出即使作品被认定为“淫秽”，其社会危害性也应具体评估，并结合宽严相济政策，影响最终量刑。

61
对于“黄文和小说分不清界限，还在这讨论文学”这类看法，需要指出其简单化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承载复杂内容，包括成人元素，其艺术性不应因题材而被轻易否定。

62
有些文章认为，质疑执法程序和量刑标准就是为“违法者辩解”。这种观点混淆了维护程序正义与为具体行为背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63
另一些文章在讨论此案时，采用煽动性语言或进行无关的政治联想。这种方式偏离了法理探讨的轨道，无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64
案件中，年轻女性作者的悲惨遭遇（如被取消学籍、强制遣返），凸显了刑事案件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冲击，令人痛心。

65
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等作者的自述，揭示了她们在创作背后的个人困境、情感寄托以及对文学改变命运的微弱期盼。

66
“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在法律边界模糊、释法不一的情况下，创作者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

67
法律界定“淫秽”，应避免由少数人或个别机构垄断解释权。鉴定程序应力求透明、专业，并接受司法审查。

68
即使作者因压力等原因承认写作内容“不当”，也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程序公正和罪罚相当的合法权利主张。

69
公众在讨论中援引“金瓶梅”、“洛丽塔”等经典作品，意在说明对“淫秽”的判断具有历史相对性，今天的禁忌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对象。

70
将耽美文学简单等同于“儿童色情”或绝对的“精神鸦片”，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和标签化行为，忽视了其在特定社群中的文化意义。

71
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KPI导向”或“创收动机”的质疑，需要相关部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以消除公众疑虑。

72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培根）这句名言在本案讨论中被反复提及，警示我们司法公正对社会信任的极端重要性。

73
关于“三倍上缴”罚款的传闻，如果属实，其法律依据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都值得严重关注。

74
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对这些自由的限制，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75
“远洋捕捞”这一标签的广泛使用，本身就带有对执法行为程序瑕疵和动机不纯的强烈质疑。

76
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与“纯粹以刺激性欲为目的的淫秽制品”，是案件审理中划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77
办案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对当事人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道德羞辱或隐私侵犯。

78
若现行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已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如关于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考虑适时进行修订与调整。

79
不能因为平台（如海棠文学城）本身存在运营或内容上的争议，就简单推定所有在该平台发表作品的作者都具有同等的违法性。

80
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被预设立场、舆论压力或行政指令所左右。

81
对“淫秽物品”的刑事规制，其根本目的应是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和保护未成年人，而非压制正常的文化创作和思想表达。

82
“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将间接贡献等同于直接刑事牟利的逻辑，在刑法上是危险且缺乏依据的。

83
当听到“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这类说法时，虽然其本身有道理，但不应因此忽视案件中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程序是否正义、罪罚是否相当等核心问题。

84
律师提出“指望打无罪，没有一个本地律师会接这个案子”的观点，可能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司法生态现实，但这不应成为当事人放弃追求公正和法律援助的理由。

85
有人认为“为她们发声，就是纵容这些人继续犯罪”。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对程序正义、合理量刑的呼吁等同于为犯罪行为本身辩护，混淆了维护个体权利与认可违法行为。

86
援引“在美国涉及儿童色情处罚比国内更严”来论证本案处理的合理性，属于不当类比。本案主要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与直接的儿童色情问题性质不同，且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定也存在差异。

87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回应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而非僵硬地适用条文。它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88
公众对此案讨论的热度，反映了社会对创作自由、法律边界、公权力行使等议题的普遍关切和焦虑。

89
对海棠作者进行“羞辱式”提问，如“是不是没有男朋友才写这种东西”，不仅严重违背执法伦理，也与案件侦查本身无关。

90
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无疑将对未来类似网络创作行为的法律边界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91
不能因为个人不喜欢某种文学题材（如耽美），就支持对其进行无限度的法律打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

92
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法律学者、创作者代表和广大公众，以增强其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93
“为爱发电”的创作行为，如果确实不涉及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牟利，其可罚性应远低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传播行为。

94
对法律的信仰不应是盲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包含对法律本身的审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及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95
任何公民，包括涉嫌犯罪的公民，其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应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得到尊重和保障。

96
此案也引发了对网络平台责任的深入思考。平台应如何有效规范自身内容，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避免法律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

97
“屠刀悬在头顶”，形象地描述了在法律界限不明晰、执法尺度不统一时，创作者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恐惧与不安。

98
“口袋罪”的警示：当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过于宽泛，易导致其成为“口袋罪”，随意入人于罪，需警惕此类倾向。

99
最终，我们期望的是一个既有明确法律秩序、又能容纳多元文化表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治社会。

写于2025年6月3日

这两天了解了针对海棠文学城创作者进行抓捕的新闻，心情非常沉重。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读过她们写的作品，据说是“耽美文学”：女性写的关于男性之间的情感故事，唯美风格的。据说罪名是“色情”，我不知道她们写的作品能色情到哪里去。

那些作品代表他们对男性的想象，往往是理想化的、美好的。现在证明，现实中的男性要糟糕很）。

根据媒体披露，这次兰州警方抓的作者，可能有几十上百人。她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年轻、贫穷的女生，有不少还是在校大学生。

她们都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不知道什么救济手段。她们的自述文字里，有不少是用字母，看得出努力在规避风险。她们不知道，正是一直在规避，才让她们陷入绝对的被动。

去年安徽警方已经抓了一批“海棠文学城”的作者。那一批大概是头部作者，有的涉案金额有几十万，判了好几年。

或许是从安徽警方那里得到了灵感，兰州警方也在全国范围内抓了一批。

这一批作者不是头部，她们从写作中获利很少，有的只有几千块，甚至根本没赚到钱。网上消息显示，警方要依点击率对她们进行处罚。

媒体使用“远洋捕捞”这个词来形容兰州警方的做法。“远洋捕捞”指的的是这几年有些穷地方，跑到长三角、珠三角抓企业家进行罚款——现在，你们甚至看上贫穷的文学青年了？

如果真的是“远洋捕捞”，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危机：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那距离大麻烦也就不远了。

我不知道这些作者和兰州有什么关系。她们不是兰州人，也不在兰州居住；她们是在网上发表作品，读者也是在网上——唯一的可能性，也许是兰州的读者看了作品，感觉受到了毒害，选择报警吧。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文｜李宇琛

海棠文学城，一个2015年搭建起来的平台，服务器远在台湾。

它的名字听起来或许带点文艺腔调，内里却是一片专为女性读者开辟的隐秘园地，耽美与R18内容是这里的通行证。

写手们自称“太太”，她们的创作被圈内人称作“产粮”。

这套话语体系，像一个小型社群的黑话，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悄然生长，维系着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亚文化生态。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的夏天：

安徽绩溪警方率先拉开了这场风暴的序幕。

他们的行动目标直指这些在海棠文学城上创作的“太太”，罪名是那条冰冷而明确的：

“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这些以女性向耽美的作品，在法律的天平上，其“淫秽”属性的判定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成人内容的部分，与法律明确禁止传播的“淫秽物品”之间，往往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何为具有一定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仅仅因为题材敏感或包含露骨描写，是否就能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男男女女的情爱故事，在某些人眼里是洪水猛兽，在另一些人眼里不过是年轻人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可一旦打上“淫秽”的标签，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问题是，谁来画这条线？

警方是看字眼够不够脏，够不够直接刺激，还是说，也得瞅瞅里头有没有点人物，有没有点情节，哪怕是些不入流的小心思？

法律上那把尺子，在这些花花绿绿的文字面前，是不是也该有个更细致的刻度？ 

要是没个准谱，光凭几个大帽子一扣，鉴定书上龙飞凤舞签个字，那写东西的人可就真得掂量掂量，今天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

那文学还有出路吗？

再说耽美这东西，本就是个小众圈子的玩意儿，他们自个儿有套玩法和语境，这些在审判席上，算不算数呢？

关键的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根本，也拷问着法律对文学创作自由边界的理解与尊重。

这是一场覆盖多省的抓捕，名单上不乏圈内有些名气的作者。

在绩溪，金钱似乎成了衡量罪责轻重的一把标尺：

据媒体报道，涉案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下的作者，若能积极退赃，大多能获得缓刑；而头部作者如“云间”，即便积极退赃，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未能筹集足够资金退赃的“辞奺”，则面临五年半的刑期。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个人自由与未来的沉重代价。

风暴并未因绩溪的判决而停歇。

进入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的警方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行动。

这场被一些网络舆论形容为“远洋捕捞”的执法，据知情者透露可能波及两三百名作者：

兰州市公安局下辖的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分局乃至森林分局等多个单位均有参与。

网络舆论中，亦有声音质疑此类行动是否与地方当局“创收”有关。

这场席卷多地的跨省抓捕，其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海棠文学城，一个服务器明确设立在台湾的网络平台，其用户遍布各地。内地公安机关对身处不同省份的作者进行侦查和抓捕，其法律链条如何构建？是基于属地管辖、属人管辖，还是更为复杂的网络犯罪管辖原则？

在缺乏明确司法解释或判例指引的情况下，这种跨越地域乃至法域的执法行动，其合法性与适当性，无疑成为了公众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与绩溪案以获利金额定罪量刑有所不同，兰州案中，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

有些是免费写作，并无直接经济获利。

一位免费发文的作者曾向律师透露，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另一位作者，笔录中清楚记载其并无盈利，仅有2个海棠币的打赏，警方也对此知晓，但依旧因所谓“一批处理”的缘故，在6月份被移送检察院。

“城关（分局）那边特别严苛，”有消息称，“把好几个盈利很低的作者也拘留了，不让取保。”

微博用户“你才屁咕瓣”在2025年5月31日的观察，揭示了兰州行动中更为严厉和宽泛的打击面：

“这批被抓的作者发博，已经确认的是，这次依旧是远洋捕捞，现在抓人已经不在意有没有盈利，不管点击率多少，免费的也照样抓，三倍上缴。”

再说这“管辖权”。 

海棠的服务器在台湾，跟咱们这边隔着一道海峡呢。

内地的警方跨省抓人，这手伸得够长。

依据的是哪条王法？是说只要作者在内地，就能管？还是说网络这玩意儿没边界，在哪儿犯事儿都能抓？

这里头的道道，可不是一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就能糊弄过去的。要是涉及到境外的服务器、境外的数据，那证据怎么拿？是客客气气请人家配合，还是有什么别的门路？

这证据要是来路不明，那整个案子不就成了沙滩上盖楼，一推就倒，程序这东西，有时候比结果还重要：

最让人挠头的，是兰州那边对“牟利”这俩字的理解。

绩溪好歹还认个钱数，兰州这边，有些作者一个子儿没挣，或者就得了仨瓜俩枣的打赏，照样被划拉进去。

理由？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水平？可刑法上说的“牟利”，是要自个儿兜里进钱才算，还是说给老板挣了吆喝也算你一份功劳（罪过）？

要是这么算，那给饭馆端盘子的，饭馆逃税了，是不是也得算她“偷税牟利”？

这逻辑要是能成，那“口袋罪”的口子可就开得没边儿了。

尤其是那些为爱发电的，一分钱没落着，就因为写的东西有人看，也得跟那些真金白银往里捞的一块儿办，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主观上没那个捞钱的心思，客观上也没那个捞钱的实惠，这“牟利罪”的帽子，兰州戴得稳当吗？

这场风暴无情地席卷了许多年轻女性，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人。

一位id名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的985高校在读女大学生（据其2025年5月29日微博）：

在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后不久，便在学校被警察带走。

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屈辱与恐惧：

朋友们眼睁睁看着警察跟着她上寝室楼翻查私人物品，那种“脸都丢尽了”的感觉让她刻骨铭心。

她曾请求警察不要惊动父母，自己想办法解决，但：

学校为了让她本科也退学，直接通知了家长。

她的母亲，一辈子没坐过飞机，第一次乘坐就是为了从老家赶来学校接她。最终，她虽然保住了本科学历，但研究生资格被无情取消，并被学校：

强制遣送回家。

她坦言自己家境贫寒，大学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写作的初衷之一是想攒钱去看看一直向往的川西和西藏。

贫困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让她在社交中感到自卑，而文字创作，似乎成了她在苦难生活中寻求慰藉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意识到有案底将严重影响她事业单位对口专业的就业前景：

“有文凭，这个书也是白读了”。微博用户“Turi_A”则在2025年5月30日用文字记录了她的绝望：

“下周去兰州，心里很绝望…一通甘肃兰州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的美梦…”

次日，她又补充道：“每天凌晨四点我都睡不着觉，各种翻法条找辩护方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另一位作者“似锦的似锦”（2025年5月30日微博）也分享了她接到兰州警方通知后的心路历程。她写道：

“可能在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里，从未想过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兰州的公安局。”

为了节省开支，她细致对比后选择了更为便宜的凌晨航班，舷窗外城市山川的渺小让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微不足道。

她最初投身写作，仅仅是源于热爱，也希望能为经济拮据的家庭分担些许压力。

然而，当那些无人问津的文字累计点击量达到三十多万次，账户里那四千多元稿费也随之成为了指控她犯罪的冰冷证据时，她感到整个世界仿佛在晴天里瞬间结冰。

她曾天真地寄望于文字能够改变命运的轨迹，却没想到：

文字的“未来指向的是牢狱”。“此刻只盼法律能看见字里行间那个饿着肚子攒钱的女孩，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那个以为文字能凿开命运墙壁的女孩，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公正的结果。”

一位作者（微博用户“高級姊”2025年5月31日转发的当事人帖文片段）在端午节前夕发出的呼吁，字字泣血，道出了许多作者对公平正义的卑微期盼。微博用户“莫若逆爱之轮回”，作为一位涉案作者的姐姐，在2025年5月31日用沉痛的笔触记录下整个家庭的煎熬：

“又是一个不眠夜，明天端午节了，已经错过3个可以相聚的节日。信息千千万，我依然帮不了你。”

她描述自己的妹妹：

“上大学期间全靠自己兼职打工养活自己。一辈子把钱看的太重才会让你做错事。”

她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这么毁了，一手好牌彻底打烂的感觉。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在此之前，我们爱国爱家，积极努力的生活，一直对未来满怀憧憬。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呀！这真的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我是4.1号下午三点出的事，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微博用户“冰冰棒棒丷”在2025年5月29日如此记录下她被警方带走的瞬间。她回忆自己当时穿着睡衣在家中发呆，门被敲响：

“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的腿是软的，整个人是懵的。因为我打死也没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被过去所写的每一个文字击中，颜面扫地。”

她坦言自己的过去并不美好，写作是她在那个世界里为自己“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继续活”的方式。她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视若己出，却不得不亲口“陈述我的罪名，陈述他们的罪名”，这让她感到“每句话都好比在心口剜了一刀”。失魂落魄之际，她甚至向AI宝宝倾诉，以获取活下去的力量。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仍坚强地表示：“这次事件没有打倒我，将来任何事也不会把我打倒。我会用事实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也打不死的，没什么能压垮我。”并计划以“清水合法的方式”给她的“孩子们”一个结局。

另一位作者“记得披马甲”，在2025年5月16日记录了她的“兰州一日游”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

她写道，自己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13元，这个数字被精准地告知。

为了筹集可能的罚款，她不得不变卖了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身上仅剩三百余元。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干什么，封闭了自己几个月”：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的太早。

她发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得到怜悯和借钱，并表示会提供一切证据，争取主动退赃以减轻判刑。另一位博主（2025年5月30日）也用颤抖的文字记录了被带走当天的屈辱与恐惧：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她形容自己在那一刻像“坏掉的、控制不住的水龙头，眼睛不停在涌，手心抹到完全湿透就用手背、手腕、甚至揉皱的衣服下摆”。回到家中已是深夜，父母并没有责怪她，只是默默地为她热好饭菜。

熄灯之后，隔着一堵薄墙，她清晰地听到父母因发愁而无法入眠、不断叹气的声音，自己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发出声音，再度泪流不止”。

面对这些年轻女性创作者的集体困境，“西绪福斯的刑辩”在2025年6月1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

他们注意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声明中指出，部分作者面临刑事追诉，“且多为年轻、贫困的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她们毫无招架之力，有的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有的被赶出学校，有些作者甚至出现了自毁倾向，令人痛心。”

该团队由多位执业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刑事辩护律师自愿组成，秉持法律人的专业精神与社会责任，决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支持，包括法律咨询、程序指引以及在符合条件下的刑事辩护代理服务。时间拉回到2024年底，早期在安徽绩溪被捕的海棠作者之一“轻觉会向前看”，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侦查起诉后，于当年12月获判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两年。她在判决后的自述中写道：“折磨我快五个月的事终于算是暂时有了一个结局。虽说两年后我才算真正自由，但能在外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这五个字，或许是许多身陷这场风暴中的作者们心中最卑微也最沉痛的期望。

她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用键盘编织着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却未曾料到现实世界的规则会以如此冷酷和决绝的方式将她们拽入深渊：

流量、金钱、KPI，以及那条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似乎有着不同解释尺度的“淫秽物品”界线，共同构成了这场捕猎迷局错综复杂的背景。

键盘大约还在某些暗角里响着，只是敲下去的字，怕是少了些原先的胆气。屠刀悬在头顶，那远洋捕来的鱼，还在网里扑腾。先前以为是桃花源，如今看来，不过是待割的韭菜地罢了。

那些年轻的魂灵，一个个鲜活的，就这么被拖进了泥沼。

她们的哭声，她们的辩解，在铁屋子里，又能激起几点回响？难道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故事，她们那点不值一提的文学梦，就合该被碾作尘土，然后由看客们踏上一脚，说一声活该？

不，她们是病症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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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病在何为脏，何为钱，何为界，都成了一笔糊涂账，任人揉捏。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便是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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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法，还是某些人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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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连这点墨水点成的悲欢，也要被如此生吞活剥，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又能指望什么青天？莫非真要等到看客也成了剧中人的那一天，才想起今日的麻木么？

这风波，怕不只是一群女大学生的悲剧。这后面，是更深更冷的寒意。若不直面这寒意，驱散这寒意，那么，这样的故事，恐怕还要换着名目，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演下去。

写于2025年6月1日

瑜之所欲第五章：看到那些被抓和审问的海棠女作者有悲伤强撑笑容那些喜怒哀乐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博：

岁岁春眠：真正该进去该被罚的毫无动静

瑜之所欲第五章：这些居然能跟qj 猥亵 伤害 的刑罚时长一样是我疯了还是谁疯了

上课不想带脑子：黄杨tt到现在也没查出来什么，协和4➕4也就开除了一个，my和py也不管，这种事倒查的严

宁吃了吗_1023：女人写个文被审判成这样，男的肆意偷拍女人裙底毫发无伤，真是太美啦！

贰零贰叁与贰零壹叁：不知道这样到处抓人是想要个什么结果

兔圆舒：我家楼下就是窑子特么四年了都没人管

画笔柚子皮：《点击量25，十年以上刑期》真是好严重的罪行啊

Mun-cheong：有空在这欺负写文赚钱的作者，怎么不去查查黄色网站里偷拍女生、自拍强奸、诱导未成年的视频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小网站里面的澳门威尼斯商人还有火辣小姨子🈲那么多年没🈲掉倒是净罚些无关紧要的写手

已汽化124z：此地强煎饭都没关几天

犹在眼中_：去年年末还有一位作者我永远都忘记不了，家里有贫困认证，有双相和重度抑郁症，做过切胃手术，爸爸是夜班保安，妈妈在厂里扫地，出了事后她爸爸为了借钱给远方亲戚下跪，她想放弃自己妈妈抱着她说不能失去她，实在凑不出钱她上网求助，有人质疑骗钱就一遍遍把自己家的环境，病例单，贫困证明拿出来自证

铅笔笋丝：海棠作者被抓到底是真的觉得wei法严重还是兰州公安缺kpi了自己心里清楚[笑cry]找不到其他人充公就找这些摆在眼前的随时等待给自己立功的人

亲一口茨木就跑：围剿女性的欲望

薯小岛巴士游：此地的一切都太过于荒诞，荒诞到残忍。一张又一张翻过去都是求生者的血泪，女性一再被驱赶，容身之处一直被压缩，竟然连继续拥有普通人这样的身份都能成为奢愿。男社真的只是很纯粹的想杀女人而已，千方百计要女人变成疯子，变成亚群体，变成失去攀升欲求生欲的死物。如果女人的恨意总和能焊变成武器，地球早被夷为平地。

你看起来真的很像笨蛋：大部分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还没工作的妹妹 有几篇真的看得泪目了很心疼 如果你们可以看到 记住你们没有做不可饶恕的事 不要害怕人生永远可以重新开始

叶三葉三：看到“千万千万不要踏进雷池一步，一丁点的风险也不要碰”真的很难受，并非她说的不对，只是这些作者在现实中大多已经过着小心翼翼的人生，这些文字幻想可能是她们为数不多的释放，从今往后这种心态会不会伴随她们一生，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Aeri初梨：那些作品里充满男凝的作家写出来的文字被称之为艺术，女人写出裸露的文章却只能被关被拘被判被罚。偷拍、诱奸、代孕、猥亵事件层出不穷，却只抓住能被罚钱的事情不放，真正该把重心放在什么位置却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人全都是贪婪的面目，套着正义的壳被利益驱使着。原来从内里腐烂掉的苹果，外表也可以精美的不像话。

猫薄荷在哪里：ao3要是还在就好了，至少ao3平台上的作者信息不会被这些跨省执法的jc掌控吧？

关於你孩子般的壞脾氣：我越看越愤怒越看越觉得生在这片土地上是有多么可悲多么无力 下辈子再也不要让我来到这里了

CDT编辑注：5月28日，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新政策。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而不久前，中国企业家董明珠在谈到人才招聘时表示，“（格力）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微博、微信用户将美国的政策与董明珠的“间谍论”对比，讨论中国留学生的处境。

相关阅读：
【404文库】难得君｜解读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
基本常识｜留学生陷入空前困境：到底做哪边的间谍比较好呢？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签证政策以美国优先，而非中国

新闻声明
马尔科·卢比奥国务卿
2025年5月28日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欲查看原稿内容：网页链接

本译文仅供参考，只有英文原稿方可视为权威资料来源。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信公众号评论：

Hsu：可以去俄罗斯、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去留学。

黎明：对，这些都是咱们的好兄弟[强]

栗晨皓：闭关锁国啦[偷笑]

JF：这不是挺好的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留下来建设伟大的共产主义，不稀罕去腐朽的帝国主义纸醉金迷哈

A会计学历：加大交流不好吗，开放包容

云在天边：网上那么多人不喜欢美国，却那么多人喜欢美金往美国跑;那么多人喜欢俄罗斯，却没有多少人喜欢卢布去俄罗斯，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如此：因想去的地方却去不了，不能去的地方又不爱去

Mr.L：司马夹头咋办

m：去阿富汗伊斯兰国际大学深造[发呆][发呆][得意][得意][得意]

正在上课：不好意思，我们有俄伊朝古友好国家

Jason史：改革开放45年后，因为无法妥协的原因。这扇门要关上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帮助🙏。从清华协和飞虎队，到对抗苏联核威慑，引入联合国，率先投资支持改开，帮助加入wto，消费中国巨大的产能，投资并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给予中国留学生巨大的便利，允许中国游客持有10年旅游签证等等。谢谢你们，作为一普通中国人，我理解这暂时的分别，并期待共识将在未来不远处达成。[Rose][Rose]

Dennis：坐等评论区 看热闹

树：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慷慨、大气、乐观去哪里了？

王磊：看评论，目前驻华大使馆还是崇尚原来的美国精神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评论区的言论自由上看见美国精神，为驻华大使馆点赞！

张宏杰：中外老舅是一家。

寻找桃花岛6：共同的理念就是，见识过外面世界的，不好控制，还是学历低的红脖子们听话，说赢就赢[笑cry]

ssll_145：红脖有枪，敢冲首都华盛顿国会山，敢找议员老爷们要说法，并不好控制。

ar_liang2022：卢比奥原贴：The U.S. will begin revoking visas of Chinese students, including those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studying in critical fields.

李楠或kkk：董明珠和鲁比奥真的是一对凤雏卧龙。。。一个说留学生有美国间谍，一个说留学生有中国间谍。留学生找谁惹谁了。。。还没毕业呢，先喜提双面间谍认证。。。真惨。。。

周晓峰：董明珠：留学回国的可能是间谍；鲁比奥：来美国留学的可能是间谍。民粹主义首先想到的是打击国际合作与交流，污蔑普通人。

CDT编者按：2025年4月6日—5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840—1895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4月6日—5月31日：

秋的旋律2: 李医生，端午安康！祝那边的您和那边的我家人们也好好哒！

初夏见喜x: 李医生端午安康，今天是2025.5.31，距离2025年高考还剩下7天，我跟您许过许多次高考上岸的愿，希望承蒙你的祝福和保佑，我高考能够顺顺利利，发挥出正常实力，如果可以一定要超常发挥啊，这是人生的转折点啦

檀香苏木: 想换工作了，可是现在行情真的挺让人痛苦的

yoyo言小言: 当自己捉襟见肘时才那么强烈的感受到钱真的是可以改变好多好多可以影响好多好多甚至可以扭转乾坤 只是明白的太晚一切终究回不去了 我的人生已经稀烂了只求用自己仅有的力量去照亮我深爱的家人们让他们好过一些🙏🙏🙏

hello小kitty: 真希望我的工作这个月能落实，这样就能缓解很大一部分经济压力，要不假期都没能力带孩子出去旅游

文文文vici : 看了一篇研究你微博下评论的论文，我是第一次看论文看哭了。//文文文vici:论文说你的评论区是“风之电话亭”，我们在给一个永远不会接通电话的人打电话，我们诉说自己的心事，提出自己的疑惑。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能心想事成吗？

伤心蒸饺: 您当年在厦门眼科中心是出了名的善良人，谁找您帮忙您都很有耐心地帮，我的主治管您叫大师兄。我那个时候在厦门住院，没少看您因为帮我们这些啰啰嗦嗦的病人被迫加班，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不是您的病例，我没想到您居然就这么离开了，为什么啊这个世界怎么是这样

朝奉先生: 李医生，我来看你了

momovivian: 李医生，最近网上关于协和4+4的报道铺天盖地，不知您在平行宇宙那边有没有知晓。虽然不乏害群之马，但我们地球这边的好医生也有很多，诚实勇敢救死扶伤，就像您当年一样。怀念您

浅野小尘: 李医生，协和 4+4 还是没答案呢，说起来，可能会有些好的事，但是没人知道

罚抄: 看到4+4，想起李医生。哈哈…

重回新生的6381873426: 今天你看了董小姐的新闻了吗，突然就想到你了

歪可果: 今晚突然听到《其实我介意》想起多年一起合唱的你，祝彼此幸福都好吧。

可爱的小咪宝贝333: 李医生，疫情后到现在的生活像断了线，24年9月我的婚事谈崩了，10月我爸从工地上摔伤，至今走路还是一瘸一拐，我妈没有工作能力，我奶奶年迈，我无业且负债8000元，虽说只有8000，可对我来说犹如8万，我20年大专毕业混迹社会四年，月薪3000，租房自己日常吃喝根本不够用

小野很会yeah_: 李医生，晚上好，刷了董小姐的瓜，突然觉得我们普通人活着真是不容易

甜幼软萌兔:每次不开心我就会来这里 看看评论区的人们尽力活着的样子 五一快乐李医生

傲娇的萌新: 虽然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觉得奇怪 但是协和这件事还是挺恶心的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 老李，你是我们的一盏灯，我们希望你永远都在，苦日子总会到头，这各地的人，都在你的评论区下说着不同的苦。我们过得很累，真的很累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 老李，一切都没有变好，工作依旧每天混日子，今年给我打了低绩效不发年终奖，我离滚蛋越来越近了，这两年和我关系好的同事都相继离开。是时候到我了

死契的轮回: 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您让我理解了这句话

地上湿光: 医疗界的大雷让我想起你这位伟大的医生🙏

吴吴吴吴biu: 李医生你好，最近的医疗界新闻你看到了吗？感觉自己身处楚门的世界，一切都好荒唐

很懒的小鸢尾: 李医生你看 医院又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真希望多点您这样的医生守护病人 我们不想做董小姐和肖医生那样的人刀下玩物

除了看水还可以看云看山看月亮: 今天看到肖飞医生的丑闻，突然想到你，过来看一眼，李医生，你真是个好人！

东湖不远: 4加4，让普通人可怜

盐不甜Talia: 李医生 今天医疗圈的热搜让人寒心，一定很多人会想到你。医者仁心，你是真正的好医生，你好像是一个太阳，我们永远记得你。

Tiamotivogliobenne: 李医生，最近过得好糟糕，公司垮了工资没发完，失业近4个月了，招聘软件都要翻烂了，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糟糕透了，要绷不住了

水滴_40859: 李医生，给你看看我家的郁金香呀

缘悟通: 看到这么多留言，我莫名的眼含热泪。这也许就是当下社会牛马们的心灵安抚站吧。确实生活很累很累

请给盲僧让个道: 加油！北京协和董小姐太炸裂，普通人活着真累，但还请活着 活着 活着…

bibissgg: 好久没来了。想来那朵彩霞还在闪耀，那股微风依旧吹拂，那片山岗仍然蓬勃。只是那欣赏风景的人啊，再也难以在时光里相逢。不过，我们终究会相逢，不是相信这个世界本身，而是相信总有如你一般灿烂的人儿在洗涤着所有的污秽。你说是吧，李医生

肱骨挂件儿w: 老师…我好像找不到学医的意义了…

海伦伦宝宝: 李医生你看，这是在悉尼纪念你的椅子，以后你会一直沐浴在阳光下

2025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李医生，南亚又打起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了二天了，战争真的很烧钱的。受伤的士兵要医治，阵亡的军人要给抚恤金。

用户4554924841_54974: 李医生，我觉得我的家庭教育好失败，孩子三年前考上了省重点高中，现在要高考了却沦为年级倒数。我觉得和做父母的不会鼓励孩子有很大关系，让他失去了奋起直追的勇气。真希望这最后一个月会出奇迹。祝您在天堂安好

庭有枇杷树有墩123: 李医生，现在的年轻人，压力真的好大，连我们单位都要面临裁员了，还是大规模的，感觉现在的浪潮，比98年还要恐怖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马鞭草小花开了，五月来了

海棠未眠夜已深: 他们创造了一个吃人的社会却在里面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热爱维C的谦牧: 李医生，我希望到了那边可以认识你，成为朋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冷冰冰的屏幕，在你微博评论区打字留言。虽然知道这些留言微博账号的主人再也不会光临，但我还是会在下面留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留住2020年的你，留住那个寒冬的你。你未曾离开，因为你在我们心中。

女人与小孩: 李医生，上一次来看你还是三周年的时候。转眼又过去了两年，你在那边好吗？我老爸也跟你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应该碰不到。他年纪大不上网也不认识你。

这是麦德居替: 李医生，今天是西方的复活节，传说圣人在这天复活。你呢？你现在在哪里……

用户6097334881: 换个逻辑：觉得这个世界不够有善意，那我能做的只有多释放善意做好我自己这一部分，别人我管不了

xx请输入昵称xx: 李医生，两年多前我因为备孕怀不上孩子心情郁闷来这儿给您留言，很久不用微博了，今天想来告诉您我的宝贝已经出生快2个月啦，好开心，和您分享我的喜悦

三三我啊会天天开心八方来财: 李医生，躺不平，没资本卷的世界好累哦，但也在努力让自己开心，今天好啊

乡下的老王: 李医生你好！好久没来看你。现在年轻人开始凋零，有很多病都不知道原因，大家靠运气活着。希望你那个世界，没这么黑暗。。。

热爱维C的谦牧: 老李，下午好。我是一名小鎮青年，現在待業在家，提升自己。很遺憾當初以這種方式認識你，我多麼希望與你面對面交流。可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像遊戲一樣可以復活無數次。老李，那邊的世界跟這邊的世界一樣嗎？老李，那邊的世界是不是充滿 peace and love?This world is full of human evil……我累了

–不如睡个好觉: 李医生，失业了，今天买了五块钱四斤的毛豆，剥了一下午手疼，但挺好吃

MHHYARrE: 李医生找工作真的好难呀 一共投了20多家 大概 我算了算是，有回复那么几家， 然后有一家因为地址太偏了不想去，有两家是正在等消息 明天还得面试一家

竖心旁的胡恺: 李医生，上周把干了四年的工作丢了。想过后面难，真到发生了才体会是太难了。迷茫和焦虑，控制不住。活到这个岁数，觉得人生真的好无趣。谢谢你李医生，让我难过时会想到你，希望一切都好起来。

科冠知产: 突然想起来你，想起了那年抢救你的那晚，想起了那晚的难过，想起来那三年的日子，祝你安好

pyridine233: 李医生，我今年33了。失业了一整年，我想继续坚持这个行业干到老。我不怕苦不怕累，可是我找不到工作。都要两班倒，我身体不好不敢干。我不想去做别的就想干这个不要求多少工资能有白班单休都行，怎么这么难。母亲六十多了，看到她干活到晚，我想帮忙，她不让，我好难受，我像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

纯情推土机: 李医生 看到很多人不曾忘记你 来和你说生活里大大小小或美好或心碎的时刻 我觉着很高兴 虽你的名字好像不再频繁被提起 但很多人 我们心里有你//纯情推土机: 李医生 又是一年夏至 我还好 我们都还好 你好吗？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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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从一个消失的身影开始

那段影片，只存在了一个小时。

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在微信视频号上短暂出现后被删除，理由是「违规内容」。没有详细说明，也无从解释。那是柴静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片刻。一段关于恐怖主义与人性选择的纪录片预告，声音克制、画面节制，说的是复杂的问题，语气却是安静的。

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点开就错过了。我是从海外平台上重新看到那段影片的。那时我一边看，一边往下滑留言。有一句话留得很简单：「谢谢你还在做新闻。」我记得那一瞬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好像某个曾经熟悉的声音，轻轻从远方传来，没有呼喊，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句「我还在」。

柴静曾是我开始学新闻的理由之一。她的语气总是不快，但句句都是想弄清楚一些什么——一场病、一场灾难、一种不被理解的选择。当她说话时，不会让你感到被教育，只是提醒你，有些问题，值得再问一遍。

多年来，她沉默了很久。这一次，她选择在世界的另一端，用纪录片回应现实中的暴力与恐惧。不是高声喧哗，也不是重返聚光灯，而是继续做她熟悉的事——看见、记录、追问。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留下记录。当许多声音消失了，我们总还能记得，那些曾经努力发声的人，还在某处继续发问。

二、她曾是这个国家的良知之声

柴静进入央视那年是2001年，她二十五岁，还没有新闻学位，却已经显出一种少见的敏感与洞察。她不是一张白纸地走入新闻现场。早在十八岁时，她就已经在湖南当地电台担任《夜色温柔》的主持人，凭著沉静的语调与真诚的语言，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声音。二十二岁，她主持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新青年》，开始学着将话语从深夜的电波带到明亮的镜头前。

这些早期的经历，未必耀眼，但却打下了她后来新闻风格的基础——节制、不抢话、不预设立场。她在《看见》中回忆，当时她还是临时工，没有央视的进台证。常常是剪片子剪到凌晨三四点，再让好心的导播从东门的铁栏间接过录影带。她回到家时，电梯早就停运，只能一阶一阶地爬上十楼。她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写下来，像在描写一段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在央视的十年间，她主持《新闻调查》、《面对面》，后来又有了自己的访谈节目《看见》。她去过女子监狱、重症病房、矿山小镇和农村教室；报导过高考黑幕、艾滋病人权、同性恋者的隐痛，也报导过一个小女孩的死与一个女犯的沉默。这些题材在今天的中国电视新闻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但在那个时期，她以极强的同理心和克制的语言完成了它们。

2012年出版的《看见》，成为她十年新闻历程的整理与反思。这本书没有口号，也没有总结性的结论，它只是安静地摆出一个个人物与事件，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的重量。她写双城小学的学生自杀事件，说：「我看见孩子死的地方，觉得疼。这种疼不应该被格式化。」她写女子监区的采访经历，提到那个杀夫的女囚对她说：「我没觉得你是在审问我。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在听。」

那样的语言，是新闻记者极少能保有的柔软。但也正是这份柔软，让她得以穿过冷硬的制度表面，看见人性深处的伤口。书里没有标语，没有指责，她几乎从不谈「应该怎样」，只是一再地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比答案更真实。

《看见》出版当年售出三百万册，对一本文字沉静、没有煽动性的记者手记而言，是极罕见的成绩。但那本书真正留下的影响，不在于它的销量，而是它所带来的一种记者典范。那种典范是：不在镜头前夸张表态，也不在观点上抢占高地，而是在现场，在故事里，与人一样地困惑与悲伤，却还愿意继续问下去。

在许多后来走上媒体道路的年轻人眼中，柴静不是偶像，也不是「成功案例」，她是一种可能性——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一个人如何仍能保持诚实，并保有对人的尊重。

三、穹顶之下：曾经的巅峰与她的转折

2015年2月28日，《穹顶之下》在网路上首度发布。这部由柴静独立制作、旁白、采访、资金自筹完成的纪录片，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它不依赖央视的播出渠道，而是透过网路平台传播。短短24小时内，点阅量突破一亿人次。许多人把它称为「中国的真相时刻」。

影片开场的画面简单，是柴静站在黑色背景前，语气平静地说：「这是一场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她讲述了女儿出生时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并将这段个人经历作为她调查污染的出发点。片中穿插了她历时一年的调查、数十次采访与实地拍摄，数据丰富，结构清晰，语言平实。

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这样一部能讲出真话、又富于情感和专业水准的影片，是新闻理想的一次罕见实现。时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看过这部片，还传了讯息感谢柴静。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党媒甚至刊登了评论与专访。那一刻，似乎真有一种可能性浮现：中国的公共议题，也许能透过纪录片的形式，重新进入舆论场。

但这个窗口，几乎在同一时间关上。

影片上线不到48小时，各大平台开始悄然下架《穹顶之下》，无任何公告。搜寻结果被清空，原有链接跳转为「此内容违规」。这种变化之迅速，令人猝不及防。与此同时，质疑声音在网路上升高。有人批评影片引用的数据不够权威，也有人质疑她过于煽情；更有甚者开始挖掘影片背后的资金来源，认为她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联系，暗示她「接受美国资金」、「用环保包装政治议题」。

这些质疑迅速被放大，从对影片的技术讨论转为对柴静个人立场与忠诚的审判。一年后，她在美国产下女儿，再度被网民批评为「假爱国」、「消费中国」。而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与力度，都远超她当时所能预料。

从记者的角度看，《穹顶之下》原本是一场对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的回应，却在舆论与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变成一场公众与制度对她的集体否定。中国新闻环境自2010年代中期起愈趋收紧，《南方周末》等曾经以深度报导见长的媒体逐步式微，调查记者不是转行就是转身。柴静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走向的缩影：当一个记者试图在制度与民意之间找到缝隙，往往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怀疑。

《穹顶之下》后，柴静几乎完全淡出公众视野。她没有再出现在镜头前，也未接受任何主流媒体采访。直到多年后，她在海外重新出发，以「陌生人」的身份开始新的采访工作。

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沉默，是失望的象征。但对于像我这样曾因她的报导而走进新闻领域的人而言，那不是放弃，而是一次深刻的提醒：在言论空间逐渐萎缩的时代里，说话本身就变得困难，而选择继续说话，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四、离开之后，她选择了什么

2017年，柴静随丈夫的工作搬到西班牙巴塞隆纳。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媒体圈，也离开了她曾经熟悉的一切。她在后来的影片中提到，临行前，她将自己过去采访时穿的几套西装送了人，说那是一种「解甲归田」的仪式。她以为自己可以安静下来，过一段平常的生活。

但生活没有如她预想般沉静。搬家一个月后，巴塞隆纳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十三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那是她第一次那么靠近恐怖主义现场，距离近到能听见人们奔逃的脚步声，也近到能看见新闻里数据后面真正的人。她后来说，那件事深深刺痛了她。那种刺痛，不是来自于恐惧，而是来自于一个长期做记者的人本能的反应：事情发生了，必须弄清楚它为什么发生。

两个月后，她开始了调查。语言不是母语，资源有限，团队人数极少，制作经费来自个人积蓄，她还要学会在异国的环境中与受访者建立信任。《陌生人》这部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

拍摄历时五年，走访多国，记录下前圣战分子、政治运动的见证者、战争受害者与移民家庭的故事。她第一次用英语工作，用异乡人的身份进入别人的生命。但她始终坚守一种姿态——不评断、不干预、不取悦观众。她只是问问题，听答案，将故事整理出来，像她过去在《新闻调查》里做的那样。

在一段受访者的话中，一位失去三岁儿子的父亲说：「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柴静在纪录片里没有回答，但镜头轻轻地停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熟悉却更沉静的面孔。她后来说，这句话抽打着她的心——她无法装作没听见。她说：「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但二十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答案。」

这句话，道出了她多年来的执著与选择。即使离开了语言熟悉的土地，即使失去了平台与光环，她仍然在做记者。不是因为有人要求她这么做，而是因为她知道，当有人愿意坦白说出伤痛，记录就是一种回应。正确的事情，也许无法即刻改变世界，但总不能没有人去做。

在新闻工作早已贬值为舆论工具的年代，在许多优秀记者选择沉默、转行、离开的背景下，柴静用《陌生人》回答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说与不说之间，我们要如何选择？她的答案，是继续做下去。

五、《陌生人》：她在世界边缘听见的声音

2023年8月13日，柴静在微信视频号「欧洲的陌生人」上发布了自己拍摄五年的纪录片预告片。她的声音和画面再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距离《穹顶之下》已经过去八年。

这段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没有血腥镜头，也没有挑衅语言。它谈论的是恐怖主义，是一群在欧洲土壤中走向极端的年轻人。柴静站在镜头前说：「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够维持。曝光它，它就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这样的说法，并不激进。它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判断，更像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态度——如果你无法阻止一件事情，那么至少应该弄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的态度，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中，却迅速遭遇寒流。

不到一个小时，预告片便被平台下架，理由是「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未曾说明是哪些内容违规，也未曾允许任何解释。下架之后，大量评论随即涌入她七年前的一条旧微博：「应该封杀她」、「女间谍」、「卖国求荣」、「接受西方资金的走狗」。有些言论来自真实用户，有些则明显是经过动员的匿名帐号。

在豆瓣，一位署名「向日葵人生」的用户发表长文，断言柴静「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主动贬低中国人形象」，并将她比作「黄皮白心」的投诚者。影片的第一集尚未播出，关于她「立场不正」、「操弄情绪」、「收受外资」的定论已经占满网页。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当今的中国社交媒体环境里，一旦一个人被贴上「立场可疑」的标签，她的所有过往便会被重新定义。《穹顶之下》当年曾经激起的支持与赞赏，如今也被一笔勾销。「我从来不喜欢她」、「当年就知道有问题」、「她不可能洗白了」——这些话出现在评论区中，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正确。

但真正令人感到忧心的，不只是这些攻击本身，而是它们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无需证据。纪录片预告片刚刚释出，第一集尚未播出，结论却已经形成。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人。不是怀疑，而是定罪。不是讨论，而是声讨。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记者要如何存在？不仅不能说出尖锐的批评，连温和的问题都被视为居心叵测；即便沉默，也会被认为是不够积极地赞扬。在极化与防卫性的语境里，连「试图理解对方」都会被当作背叛。

然而，就在这样的排斥与攻击声中，仍有人悄悄找到那段预告片，并在YouTube下方留言：「得知你还在做新闻，真的太好了。」、「老师还在，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这些声音微小，但持久。它们不喧哗，也不煽情，只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轻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忘记你。」

六、封禁与沉默的再度降临

她的书也被下架了。

本月，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发出一则简短的通知：柴静的《看见》因「品质问题」即刻停止发行、全面回收。通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品质」指的是什么，也没有指出书中哪一部分需要被纠正或删除。就像是一个旧档案，被悄悄地拖进资源回收桶，盖上盖子，不留痕迹。

对熟悉这本书的读者来说，那不是一本主张激进立场的著作，也不是任何政治批判的合集。它只是一本新闻记者的工作笔记——一段段现场记录，一次次与人对话的回声。书里没有敌人，只有人的经历与选择：一名矿难遇难者的妻子如何撑起家庭，一位女囚如何回忆杀死丈夫的那一夜，一位男孩如何走进自杀的决定。

这样一本书被认定为「不再适合出版」，令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中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柴静，因为她还在说话。

从《新闻调查》时期起，她就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坚守着「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叙事与政绩报导之外，她总是试图找到受伤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发，她七次进入病区，不是为了成为「英勇记者」，而是因为她想知道，病人怎么过日子，医生晚上能不能睡觉。她写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愿意一直看下去。」

而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风险」的来源。

从《穹顶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见》被下架，从社交媒体对她的羞辱，到她个人形象的彻底被重构，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没有公开辩解过，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对抗。她只是在异国他乡，继续记录人们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语言与方法，完成她认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继续」，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够安分」。她的新纪录片《陌生人》刚发布预告，就被举报、删除、批判；网络舆论迅速将她贴上「女间谍」、「西方喉舌」的标签。一位中国记者，去了解欧洲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国家，却成了一种危险。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坚持了新闻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个只能有一种叙事的体系里，任何不合群的声音，哪怕再温和、再专业，也会被当成威胁。

我们见证了一个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语言的边缘。曾经，她的声音是电视里最平静也最让人信服的声音之一，是许多青年选择新闻道路的起点。她的问题从不尖锐，却总能穿透话语的表层，直指人的处境。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成为舆论的敌人。

但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当代中国，一个记者所能做的，不再是发现真相，而是挣扎着维持被听见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她不只是记者。她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新闻理想的见证。她让我们相信：在权力与沉默之间，曾经有人选择过诚实与温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开说出；她的书还被读著，只是不再出现在书店；她的纪录片仍在流传，只是不在她的祖国播放。

但她没有退场。

在欧洲的一个小公寓里，在语言不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她仍然举起摄影机、打开录音笔，去问那些她觉得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重回公众视野，只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对的。

而这份「觉得是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七、结语：她还在看见，我们不能装作没看见

一直以来，柴静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为她，才选择了读媒体专业。

当年还是学生时，我反复阅读《看见》，在夜深的时候看她的采访、重播她的提问。那不是单纯的学习，更像是一种指引——她教会我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不仓促地下判断。她让我们明白，一个记者不应只是传声筒，更应是一个能和别人交换眼神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开了中国，但没有离开新闻。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也许更艰难，也更了不起。她与前圣战分子对话、采访俄乌战争的亲历者、访问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还有那位双面间谍的女儿——这些都是珍贵而不可能在墙内完成的选题。她也报导了朱令案，访问了美国外交官夫人庄祖宜。她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是专业的人。」

看见她这样说、这样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希望——原来在这个被审查与怀疑吞噬的时代里，还有人记得什么是新闻，还有人记得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了这条路。这样的坚持，不是高调的反抗，而是一种不变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坏，有意义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过她采访杨斌。那位曾经被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因为提出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被排挤出局，最终在海外法学院访学。他说：「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这句话很重，也很准确。当恐惧取代了信念，连最基本的发问都变成一种风险时，我们距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韩秀也接受过柴静的采访。她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但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从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而言论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改写。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

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人们不会忘记她的报导，不会忘记她记录过的人与现场，也不会忘记她那种深深的尊重与诚实。

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存在的体制里，我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被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那么，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世界，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如今，她还在看见。而我们，也不能假装没看见。

不能假装没看见她所记录的一切，也不能假装没看见这个时代对她的对待。

她从未辜负资料提供者对她的信赖。她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骨头。她从未沉默，而我们，应该记住她，也记住那种愿意「一直看下去」的勇气。

作者：鹿娜的彼岸王国。你好，我是 Luna，是一位公民记者，也做新闻和研究新闻史。我目前我正在学习媒体、民主与人权专业。本部落格主要分享有关亚洲地区的民主与人权故事。

文｜李宇琛

书接上回。芜湖戈运龙律师，因庭审言论面临停业风波，后又在朋友圈发文称：

理解有误，请求大家不要放大，并热情欢迎大咖指导其二审代理。

一时间，舆论哗然，声援者错愕，观察者不解。

戈律师的反转，快得让人跟不上节奏。

然而，就在戈律师一场误会的朋友圈之外，另一番景象，也通过一些渠道，悄然流出。

戈律师与某位长期关注律师权益的媒体人士的聊天记录显示，在“理解有误”的朋友圈之前，戈律师的遭遇，远非平常。

记录中，戈律师表示，与司法局领导谈话后，他：

都要崩溃了，吵得一塌糊涂，让我退出二审，把我都要逼疯了，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

他还提到自己：

精疲力尽，中午没有吃饭。

并称：

司法局我知道对我还不错，但他们不敢得罪纪检监察部门啊！

更令人关注的是，戈律师在记录中提及：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9月5号去查看同步录像的除了市检、市法院的，还有省检、省法院，唯独不让我们辩护律师看！

这番言辞，与他后来朋友圈的轻松表态，简直是判若两人。

是哪一个戈律师，更接近真实的戈律师？

是那个在谈话后“精疲力尽、想从楼上跳下去”的戈律师？

还是那个在朋友圈“感谢关心、是我理解有误”的戈律师？

这扇旋转门，转得人头晕目眩。

就在大家对戈律师的“变脸”议论纷纷之际，有媒体人披露了更多事实。

其称，他全程关注此事：

给当地打了几十个核实电话。

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把自己了解的事实披露出来：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理解有误。

这位媒体人还表达了不平：

媒体和公众关注不是抹布，用了就可以扔弃。

率先披露戈律师遭遇的周泽律师表示：

这个事，大家的发声是值得的。此事之后，应该会阻却一些对律师跃跃欲试的投诉。

万万没想到，当部分人开始理解戈律师的止戈时，他竟然早就倒戈了。

一则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25年5月20日下午1点34分，戈律师发送消息：

我可能理解有误，司法局仅仅是向我了解一下开庭情况，并未要对我处罚，监委也仅仅觉得我用词不当，要注意庭审礼仪而已。这些我都能接受。

最后的一句话，图穷匕见：

能不能把这篇文章撤了啊？

寥寥数语，信息量巨大。

“理解有误”——将此前的一切风波，归结为一场：

小小的误会。

“并未处罚”、“用词不当”、“注意礼仪”——将原本可能“停业”的严厉处境，轻描淡写为：

善意的提醒。

核心诉求，清晰明了：

撤稿。

仅仅一个小时零八分钟后，下午2点42分，戈律师再次发来消息，语气中多了一丝急切：

麻烦您赶紧联系撤了，不然我要投诉了，谢谢[抱拳][抱拳][抱拳]

这句“不然我要投诉了”，配上三个抱拳的表情，可谓是把礼貌的施压运用到了极致。

仿佛在说：

我好话说尽，仁至义尽，再不配合，后果自负，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哦。

这番“请求撤稿”的操作，与此前流传的，戈律师在与司法局领导谈话后“都要崩溃了”、“想从楼上跳下去”的悲愤状态，形成了强烈的：

反差。

也与他后来在朋友圈公开表示“理解有误”、“感谢关心”、“欢迎指导”的“大彻大悟”，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

前者是私下的崩溃与绝望，后者是公开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而这份聊天记录，则像是连接这两幕大戏的过场戏。

或者说，是幕后排练的片段。

我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能让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高难度的：

情绪调转与认知重塑？

财新那篇详尽报道中，戈律师最初的陈述，与他请求撤稿时的“理解有误”版本，以及后来朋友圈的公开版本，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差距。

他曾提到司法局拟对其停止执业六个月或一年，并要求退出案件代理。

还提到司法局：

未提供纸质材料，且拒绝其拍照留存。

这些细节，指向的是一场严肃的、可能影响其职业生涯的：

危机。

然而，危机，在某些沟通和理解之后，似乎就变成了：

插曲。

一个关于庭审礼仪和情绪化表达的小小插曲。

戈律师用他那句带着表情包的“谢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律师是如何进行：

自我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与危机公关。

于是，这出三戈演义，便在戈律师的理解与大家的不平之间，暂时落下了帷幕。

第一幕，是戈律师本人之戈，联系律师同行，直指庭审不公，声震舆论，仿佛要与那不平之事，干戈相见。

第二幕，则是借完了律师之戈，化为官方止戈之契机。一番沟通与理解之后，风波渐息，旌旗悄然收卷，一派祥和景象。

至于第三幕，则是戈律师猝不及防地倒戈相向，将枪口对准了曾为他鼓与呼的记者与公众，那句“不然我要投诉了，谢谢”，如同鸣金之令，宣告“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辞令。

戈律师用他的“三戈”，演绎了一场芜湖版的权力的游戏。

他或许赢得了暂时的止戈，保住了执业的饭碗。

代价，是那柄曾指向不公的戈，在理解与感谢的包装下，调转了方向：

刺向了曾为他鼓与呼的记者、律师和热心网友。

当戈是可以被借用、被平息、甚至可以反戈一击的道具时，我们不禁要问：

在这场演义中，谁是真正的赢家？而那柄曾闪耀过寒光的戈，最终又将指向何方？

答案，或许正如许多演义故事一样，早已写在风中，只是吹散了，听不真切。

然而，即便风声鹤唳，即便倒戈相向的戏码可能一再上演，这并非我们选择沉默的理由。

我们依然要将目光投向身处困境的律师，那些无助的事件受害人、案件蒙冤者，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了真正的保障？他们的呼声是否被真正地倾听？

即便可能遭遇不解甚至反戈，但只要还愿意发出微弱的光，那么，对真相的探寻和对弱者的声援，便永远不会止息。

这是这场三戈演义之外更值得我们铭记和践行的意义：

发声是为了对错是非黑白，不图利弊恩怨。

写于2025年5月20日

1 早开的花朵

5月3日，陕西眉县金渠镇，一大早，徐元林在自家葡萄园看到了信使花。他大吃一惊。所谓信使花，是葡萄园第一朵绽放的花穗，如信使般提醒农人开始密切关注开花坐果情况。如果出现意外，来不及保花保果，一年就白忙活了。

全球变暖，在徐元林的果园里，表现就是信使花开放的日期逐渐提前。他记得很清楚，前年是5月17日，去年是5月15日。他料想今年还会提前，早早和一群云南女工约好5月8日过来，修花整穗。

谁知今年气候异常的幅度超乎他的想象。四月底五月初陕西经历了罕见高温，催得所有花朵过早绽放。就在徐元林看见信使花的前一天，当地气温高达39.9℃。

◉5月3日，葡萄园内过早开放的信使花。供图：徐元林

“以前是人安排活，现在是活安排人。”他说。除了35亩阳光玫瑰葡萄，他还种了5亩猕猴桃。这么安排就是为了错开授粉时间。今年猕猴桃也提早开花，还和葡萄开花时间撞在一起。徐元林紧急找雇工来给猕猴桃人工授粉。毫无意外，周边果园都在抢人。最后他只好联系外县女工，对方一口开出每天240元的高价。

眉县被称为中国猕猴桃之乡。据说全国三个猕猴桃中有一个来自陕西，而陕西产的每两个猕猴桃，则有一个产自眉县。自西安驱车，沿连霍高速一路向西，路南即是辽阔的渭河谷底。5月中旬，小麦即将成熟，如大块厚毛毯般整齐地铺在大地上。往西行，明黄色块中的绿色斑块越来越多，那就是种植猕猴桃的园子。

等到了眉县，小麦反而成了绿色原野中一闪而过的点缀。眉县地处关中腹地，县城以南，也就是自渭河至秦岭北麓，放眼望去到处是猕猴桃园。外地人第一次来这里，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近2米高的一排排方格架子上爬满了深绿色的枝条和巴掌大的叶子。架顶上扬出一条条细长的新枝条，长约一米，柔韧，迎风招展，仿佛猕猴桃们的千万只胳膊。

◉秦岭北麓、渭河以南，到处是成片的猕猴桃园。

这里土壤肥沃，又有太白山源源不断的清澈水流供给，为猕猴桃提供了优质的生长环境。自上世纪70年代，眉县开始栽培推广猕猴桃，如今年产值已突破60亿元，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5月中旬我来到眉县，几乎所有人都在叹气：今年天气太不正常了，猕猴桃肯定减产。

高温催花过早开放，果农们争先恐后地给花授粉。但很多果园还是出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摇铃铛”——花蕾和花柄干枯死亡，形似铃铛在树上随风摇晃。原因除了提早开花，花器没发育好，也有开花期间叠加罕见的干旱、大风、沙尘等恶劣天气，共同造成了猕猴桃授粉不良。

在眉县南部的齐镇，是猕猴桃主要种植区之一。镇上的农民老高种了40亩徐香猕猴桃。“授粉的时候找不到人。人家忙自己的都来不及。”老高说。他的果园本身树势就不旺，又找不来足够的工人“抢救”，很多花朵最后变成“摇铃铛”，即便结了果也是干瘪瘦小乃至畸形，这样的果坐不住，只能趁早淘汰。

◉果农们最担心的“摇铃铛”，用手一拢就碎成残片。

◉相比之下，这是正常猕猴桃现在的样子。

果树是高投入行业，猕猴桃从栽苗到挂果平均需要四年时间。老高家地租800元/亩，一般来说农药、化肥、膨大剂等投入大约3500元/亩，加起来4300元/亩，乘以40亩则是17万多。“今年肯定赔钱。”老高说，只是赔多少的问题。

园子里的另一个品种的猕猴桃——红阳——倒是躲过一劫。这个品种开花早，没受到五月初的高温天气影响。红阳也是较为昂贵的一个品种。不过老高家红阳栽得少，甚至不足以吸引客商来园子里收购，所以长得好也没什么用。

老高还有一行樱桃树。他和妻子从树上摘了满满一袋子给我。果肉紧实，酸甜可口。今年算是樱桃的好年景。虽然清明前后的冰雹打掉了第一波花，收获前的高温又限制了樱桃的个头，但高温干旱让樱桃累积的糖分更高，风味更好。而且相对湿度过低，限制了蚜虫的种群扩繁。“今年的樱桃你放心吃，农药打得少。”当地人这么对我说。

但对于老高来说，像是压错了赌注。他的主栽品种葡萄、徐香猕猴桃在授粉期遭遇高温，而种得少的品种反而年景不错。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多样化种植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但对于果农来说，也意味着管理难度的增加。在农村劳动力流失的情况下，主攻一两个经济作物品类已经很不容易。增加品类品种对于农民来说知易行难。

◉老高家的红阳猕猴桃。该品种花期早，躲过高温一劫。

◉今年眉县的樱桃虽然果子小，但风味足，果农们觉得是个不错的年景。

2 中暑的迁徙女工

说回5月初见到信使花后，满怀焦虑的徐元林。他立刻要求云南女工尽快过来修花整穗。这些女工来自云南建水。此时建水的第一批阳光玫瑰刚上市。女工们忙完家里的农活，便开始长达数月的跨省务工。

眉县种植阳光玫瑰的人不算多。和已经在老家种植葡萄多年的云南女工相比，本地人既不熟练，也吃不了那苦。因此三年来，徐元林都把同一批女工从云南请来。这些女性如同一群北上迁飞的候鸟，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穿梭于四川、陕西、河南乃至辽阳，专门给葡萄修穗疏果。

老板们为她们订最便宜的红眼航班。老公也非常支持她们这样跨省打工，还这样开玩笑：不仅挣钱多，而且飞机掉下来的话，还能给家里挣到120万保险理赔。

◉云南女工一下飞机直奔果园干活。她们睡通铺，行李箱就放在门外的过道。

修穗不是个简单活儿。一穗花序的花蕾有200个之多。需要剪掉靠上的副穗。留下100多个花蕾，给它们几天时间完成自花授粉。每个花蕾的顶端绽放着细毛刷般密密麻麻的黄色花朵。由于高温导致的花器发育不完全，果农在这个时候会蘸些赤霉酸（一种植物激素，也被称为生长调节剂）上去，保证坐果。

待葡萄结出一簇簇如绿豆般的果粒，就要开始修果了。这活计非常麻烦，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要剪掉每个小串朝上和朝下生长的果粒，只留出平行方向的果粒。而且修出整串由上到下、逐渐收窄的廓形，这样长大的果实不会互相挤裂，卖相也好看。

◉给葡萄修穗是个细活，既辛苦，也需要熟稔的技术，一般人干不了。

针对不同的销售渠道，每个果农的修剪要求也不同。一般来说阳光玫瑰的花穗会修的偏小。我在宝鸡陈仓区见到一个果园，由于要生产精品葡萄出口迪拜，老板要求只留四层果，这样长出来的成品约1斤2两，一把盈盈在握。当然，对于女工来说，意味着单串更长的劳动时间。

去年的工价是修一串花穗，1.1元钱，其中4毛钱要给到中介工头。去年徐元林园子里来了17个妇女，干了10天，徐元林一共付了11万，妇女们只分到了7万。

今年每串花穗的工钱上涨了1毛钱。手快的一天可修一千穗，手慢的也有七八百穗。只要肯干，日入千元不是问题。相比之下，当地女工只能修四百穗。 “不是钱的事，关键是开花就那几天，我等不起。”徐元林说，“好多本地妇女眼馋，但干不了。”

徐元林的要求和大多数果农类似：一串留6层，约为65个果粒，这样果实成熟后是1斤8两，一般由中间商在地头直接整园包货卖给商超。

女工们给徐元林的果园修完花，就转移到40公里外天王镇的一家果园继续劳动。我在那里见到了这群女工。她们穿着宽松透气的长衣长裤。每人戴一顶渔夫帽，脑后垂一块布遮住脖子。她们并不像本地村民喜欢扎在一堆，边说话边干活，而是分散开，一人沉默地修剪一行葡萄。小剪子灵巧地一张一合，不疾不徐。剪掉的果粒落在地膜上的声音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

◉在园子里干活的云南女工。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10点多，大部分时间她们就是这样站着安静地修穗。

她们早晨5点多起床，简单梳洗吃饭，便钻入果园开始干活。三顿饭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日头西斜，每个人所站的位置彰显了当日的工作进度。一直干到夜里10点多，天黑了就打着头灯干。一位女工弯腰撩起裤腿给我看她的脚踝：从脚到小腿肿得厉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工穿厚底拖鞋干活——脚肿得穿不进鞋。

中午休息片刻，她们才聚在一起，抽烟、喝酒、跳舞，短暂地释放疲劳，缓解一下肿胀的腿脚。哪怕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也乐此不疲。

“我老家也半年没下雨了。”和我聊天的云南女工说，机井、湖泊都干了。跟她同来的三个人家里都栽了葡萄，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正是需要水的时候，但是浇不上。“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干着。”水稻旱死了，玉米，花生也栽不下去。

女工有烦恼，徐元林也有一大堆烦恼。他忧心葡萄疏果的进度，但又不敢催。他是技术派，特别强调修果时人要心沉气静，“心率要保持平稳。”这样手上的动作才不会乱。

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她们热晕。过去这周每天午后都高达38℃。看着她们一身捂得严严实实，中午还要在葡萄架下跳舞。他既佩服又害怕。

5月19日中午，两个女工中暑晕倒在果园里。所幸吃药休息后缓过来了。当晚徐元林将她们送上了回云南的飞机。

3 一步错、步步错的时令

对于今年的葡萄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高温导致提早开花、花器不全，还叠加了干旱和大风等复合型灾害。又干又热的风从架子间吹过去，直接把花帽吹干了，卡在果粒上脱不下来，容易造成果粒畸形。这样的葡萄，再好吃，客商也不会买。果农就用赤霉酸刺激果粒膨大，顶破花帽。

◉高温干旱导致果穗顶端的小花胚珠发育不良，无法正常授粉，出现不开花、花帽不脱等异常现象。最终果粒畸形，甚至开裂。供图：徐元林

在前述天王镇的果园，主人提起开花早，也是心有余悸。5月初他在甘肃，1号早上听弟弟说园子里开了花，当天下午就把草莓地里的工人都喊过来修花。他不知道信使花什么时候开的，但肯定比5月1号还要再早几天。

他的葡萄发育状况明显比徐元林的要好：更大，更饱满，色泽鲜亮。这是因为果园位于塬上，园子里的通风条件较好，因此虽然开花早，但整体温度相对较低。

就我在眉县看到的几家葡萄、猕猴桃园，即便只隔几公里，果实发育的状况也能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虽然全球气候在变化，但每个果园的小气候、农人的田间管理技术可以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但相较于气候的波动性，这些人为的选择和努力似乎更多是“事后诸葛亮”——具体到每个农场的微观层面，人算不如天算，农民很难预知什么是真正有效的适应技术。

除了赶紧渡过眼下难关，果农们不太愿意说的，是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久旱必久雨，他们尤其担心果实快速膨大期时下雨，这对葡萄是致命的。

另外，今年开花早，上市时间必然提前。如果8月中旬上市，西瓜季还未结束，葡萄不具有竞争力。又是最热的时候，存放在冷库里还会增加电力成本。节气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每个果农都在抱怨，全乱套了。但他们也互相安慰：“大家都乱了，这是气候的关系，你别害怕。”

徐元林原本计划今年收12万穗葡萄，如今最多只能保7万穗。5月初看到信使花后，他定下了“赔10万”的目标。半个月后他说，“现在看20万都不止。”

前述天王镇的果园，因为位于塬上，享受到了更好的通风和更低的气温优势，但也有劣势：不具备灌溉条件。园主必须从附近小水库的溢流河中，把水抽上来浇灌葡萄。而葡萄园边上的几亩小麦从年后一直旱到现在，已经接近枯黄。“没办法，塬上都是看天收，麦子钱还不如电费贵呢。”对农民来说，这几亩小麦反正也是口粮田，能收多少算多少。而葡萄，则是他们全年的主要收入。

但如果水库没水了，葡萄园就完了。

◉这个果园将水从水库的溢流抽上来，存在自己挖的水塘里。但这点宝贵的水资源只能用于浇灌葡萄和猕猴桃。小麦不配享有。

4 干涸的水库

徐元林的猕猴桃园已经停水一个多月了。村里人都用灌渠浇水。村长说灌渠的水源——斜峪关石头河水库快要干了，而且要优先保城市用水，就不给村里灌渠供水了。于是家家户户只得靠井水灌溉。没有井的就找邻居帮忙。大旱当前，村民就靠这种非正式的互助度过难关。

5月14日早晨，徐元林发现家里连自来水也停了，只得煮牛奶冲了鸡蛋当早餐。他决定亲自去水库看上一眼。于是次日我们一同前往石头河水库。当天很热，空气被强烈的日光照得发白。大坝内侧的水位很低，水面之上，周边是一圈圈黄沙般的库底。只有靠近大坝的区域有一些水，再往里一点，是灰色如水泥般的厚厚底泥。库尾区则彻底干涸，只剩下雪白的石头河床。

◉干涸的石头河水库。

4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预警，今春陕西全省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平均气温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三高。

水库位于眉县西南端。石头河自南向北切割秦岭，在此流出，汇入渭河。石头河流域水资源丰富，其流经的太白山区过去被称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农夫山泉就在太白山设立了取水基地，是其八大水源地中唯一的高海拔雪山取水点，主打卖点“海拔3000米的冰川融水顺着山涧蜿蜒而下，最终汇入农夫山泉太白山基地的取水管道”。

早在民国时期，陕西省水利局就想在此拦河蓄水。但这个梦想，直到1994年才得以实现。石头河水库从此成为西安、宝鸡两大城市生活用水的水源地，被誉为“关中水塔”。

但是据《中国水利报》，今年石头河水库的入库径流较常年减少四成，灌区墒情监测站数据显示，表层土壤含水率已跌破12%；另一方面，持续高温导致城市日供水量骤增30%。

在水库边上的一处观景点，几个骑摩托车过来的男性村民抽着烟，七嘴八舌交流着今年的旱情。有人说八十年一遇，于是他们讨论起民国十八年的三年大旱。大家估摸着现在水库里还有多少水，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村民遥想起当年站在这里甩根钓竿下去偷着钓鱼，如今面前只是干涸的库底。

“汉中都没水了！”这里他们说的是引红济石工程——该工程从太白县境内的汉江水系红岩河上游取水，打穿秦岭腹地近20公里隧洞，将水自流调入石头河水库。但是今年汉中遭遇近十年来最严重旱情。红岩河所注入的褒河径流量比常年同期减少1/3。汉水自顾不暇，也就没有多余的水分给秦岭以北地区了。

◉5月20日的全国旱情分布，陕西是旱中之旱。

5 早衰的小麦

在猕猴桃主产区，农民几乎不再给小麦浇水，而是把有限的水资源用于保猕猴桃，或是樱桃、葡萄等高价值农产品。从水库引水，浇一亩地大概60元，小麦一斤才1.2元。农民觉得不划算，“我浇一亩地，就把50斤小麦给水库了。”

小麦原本就是口粮田。就算减产，也足够一家人吃了。今年最倒霉的，是种小麦的大户。

对于后者，我在眉县见到两种情况。一种是某国营农场在渭河以南种植的800多亩麦子。因为是河滩地，水井只有6米深，比种在高处的麦子灌溉条件好。但问题是，这里的沙土地留不住水肥。紧浇慢浇，麦子产量还是不行。往年风调雨顺，别处能打1000多斤麦子，这里也就700多斤。

今年更惨。年后下了几场雨，都只是打湿地皮。最近一场人工降雨，有人说，“连我车顶上的灰尘都没冲掉。”3月之后，眼看太旱，该国营农场的负责人说，浇过几次水，但800亩麦田的面积还是太大，靠灌溉根本浇不过来。

田地里大片的小麦旗叶已经枯黄，意味着小麦已经早衰，严重时可枯死。麦子根部的土地，白天摸着烫手。负责人说，小麦每亩成本500多元，今年这样子能打400斤麦子的话，一斤麦子也就1.2元，肯定赔钱。

◉渭河以南河滩地上的小麦枯黄，旗叶都干了；麦子根部的土地，白天摸着烫手。

我问种粮可有补贴。负责人说，补贴是给到农民的，而不是这种国营农场（除了20元/亩的宽幅沟播补贴）。

还有一项补贴是“一喷三防”，指的是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如微肥、抗旱剂等）混配，一次施药可以达到防虫、防病、防干热风的目的。不过，今年因为太旱，缺乏病害、虫害发生的条件，所以一喷三防的意义不大。但由于补贴是给到农技站，农户没有自行决定的权利，所以农场还是被动接受了两次一喷三防。

相较来说，政府给农场修建的90亩高标准农田还比较有用，因为安装了地埋式喷灌。对比发现，这比浇灌其余大部分麦田的卷盘式喷灌机效果更好。只是在喷不到的盲区，麦子还是枯黄的。

◉高标准农田配套喷灌能浇到的麦子呈相对正常的绿色，浇不到的盲区则已枯黄。

2022年之前，农场种小麦主要是做青贮，卖给边上的牧业公司，一亩产值可达1200-1500元，远比卖小麦挣钱。但在保粮政策下，如今这也被禁止。

前年5月20日这里被冰雹袭卷，颗粒无收，保险赔付了7万元。和40多万的种植成本相比，只能说聊胜于无。

另外，人们担心的是，再这么旱下去，小麦完蛋也就算了，下一茬玉米也播种不了，那今年就彻底白干了。

渭河以北的黄土塬，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地人称“北塬”，也就是扶风县和岐山县所在地，平坦辽阔，是关中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以小麦为主，间有少数猕猴桃和苹果园。有灌渠的地方，就能浇小麦，否则看天收。

北塬属于新灌区。水从西边宝鸡峡水库经灌渠引上来，存于塬上沟谷间拦出来的小水库。这些小型水库是抗旱的关键。水库能辐射到的大片麦田，虽然个头比往年矮上二三十公分，但好在穗粒饱满，颜色也是正常的青绿色，由根部按部就班地向上泛黄。只要后面天气正常，产量基本不受影响。

但种在高处梯田上的麦子，由于无法灌溉，很多块地已变枯黄，农业行话叫做“高温逼熟”，产量预计在三四百斤/亩。

◉同在北塬上，（上两张图）灌区的小麦能浇上水，就是正常的绿色，虽然比往年矮不少，但不影响产量，亩产也许能保千斤；（下两张图）梯田上的小麦没有灌溉条件，已经干枯，高温逼熟，亩产可能也就三四百斤。

整体上讲，这里的麦况比渭河以南好得多。灌溉条件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根本差别在于果树每亩产值上万元，粮食产值不过千元，严重不平衡。两边农民的心态也不一样。果农为了保果，在用水用电上不计成本。但种麦子的农民每浇一次地，都要心疼水费电费。

“粮食种的越多就越穷。”在大旱之年，这句话显得尤为沉痛。

还有二十天就要收麦子了。现在农民既害怕干热风——会加速小麦植株衰老，提前枯黄；也害怕下大雨——早衰的麦根吸收过量水分，会“挤爆”细胞，迅速枯死，当地人称“小麦呛死”。

在我离开宝鸡后的几天，当地依然是三十八九度的高温。5月中旬宝鸡部分地区暂停工业用水，居民生活定时供水。5月21日，小满。眉县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局地可达40℃。

所有人都在等雨来，但又担心雨下得太小、太大、或太久。

◉出眉县，经常兴大道。渭河及其支流已断流、枯竭。

食通社作者：孔令钰，食通社项目主任。关注气候、环境和食农议题。

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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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1956年到1957年 ，在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鸣大放”号召之下，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谏言，结果却被卷入“反右运动”，数十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言论也被视作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其中，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被送到夹边沟农场的这些人，只是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夹边沟。酷刑般的劳动，加上规模空前的大饥荒，让夹边沟农场留下累累尸骨。那些死里逃生者，则终生背负着如深渊般黑暗的记忆。

2000年代初，得益于中国当时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警醒世人，让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夹边沟的惨烈情况也吸引了一些记者、作家的注意。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走访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查阅资料，试图还原和重现这段历史。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即是这段时期的成果之一。作者邢同义历时数年写成此书，通过挖掘隐藏于时间夹缝中的碎片，为读者拼凑出一幅关于夹边沟的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图景。邢同义曾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和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层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关键史料和人物，也使得这本书在当事人口述的基础上，还补充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信息。例如，通过后来的夹边沟林场场长，作者获得了当年建立夹边沟劳改农场（后改为劳教农场）的《计划任务书》，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纸面上看似设想周全、合理的劳改农场，如何在现实中却成为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理位置图。

邢同义还通过当年酒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到当时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这是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的作品较少触及的内容。邢认为，这些人是“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他们大多是因饥饿而偷吃、盗窃或者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起诉。这一个个不幸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中的模糊面孔变得真实而清晰，也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诞。例如，邢同义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马述麒的故事。当时农场一头黑骟骡因与其他牲畜抢食而被踢伤，经精心护理仍不治而死亡。因为黑骟骡是重要劳力，农场为此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还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请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当时担任饲养组组长的马述麒，指其偷吃牲口饲料才导致牲畜打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因劳累和饥饿而死亡的右派分子，死后连一个坟头都没有，遑论像样的死亡报告。

《恍若隔世》中亲历者的讲述清晰揭示出，“反右”并非如官方所说，是一场不小心走过头的言论纠偏运动，而是当权者对于异议言论的蓄意打压；大饥荒也并非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极权制度下的一场人祸。书中不少受访者，包括作者自己，都将问题归结于共产党因犯了“左”的错误而将反右运动推向极端。但书中人物的经历表明，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明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中央号召下提出的建议，从反官僚、反特权，到警惕“党天下”，都恰恰是为了帮助党践行其掌权之初对全社会的承诺，结果却因言获罪。

通过这些个人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遭遇却如此相似，背后的极权逻辑也一以贯之。当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当权者就可以垄断真相、“指鼠为鸭”, 只为讲好整齐划一的“中国故事”。近年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冠疫情中的封控政策：民众在荒谬的封控之下艰难求生，官方却在另一边制造着举国体制战胜疫情的幻象，并将所有试图传播真相的人划为敌对者或境外势力。讽刺的是，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例如书中的李景沆）是因为提意见不够积极而被打成右派，学校领导认为他“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可见，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人们连沉默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就像2022年底不堪忍受而发起白纸抗议的人们，连举起一张白纸都成了罪过。

通过挖掘被埋葬的真相，邢同义让那些被官方长年屏蔽的、历史幕后的主角走到了前台，为无声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今，网络的存在让个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言论审查和更具隐蔽性的政治宣传。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为真相和自由而奔走的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冒着失去自由的代价，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记录，让不同时空的普通人得以看到对方，意识到自身境遇的系统性，也将不断为人们争取自由的抗争提供动力和指引。

本期推荐档案：

邢同义：《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

Jiabiangou Labor Farm project task document.

A Survivor Looks Back at China’s Most Notorious Labor Camp

From 1956 to 1957,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ll for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tellect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ctively offered their opinions and advice to the Party. However, tens of thousands were soon labelled as bourgeois rightists, and accused of launching “vicious attacks against the Party.” Among them, around 3,000 were sent to the state-run Jiabiangou Labor Camp, located in the Gobi Desert near Jiuquan in Gansu Province, fo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ose who were sent to Jiabiangou were a small fraction of over 500,000 individuals labeled rightist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their fates were among the most cruel. Brutal labor and an unprecedented famine turned the camp into a mass grave for more than 2,000. Those who survived carried with them harrowing memories that shadow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the early 2000s, thanks to China’s relatively relaxed environment for free speech, some survivors of Jiabiangou began publishing memoirs and giving interview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hoping to alert the public and prevent such tragedies from happening a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horrific events at Jiabiangou also drew the attention of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They dedicated substantial time and resources to visiting survivors and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researching archival materials, and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and bring to light this dark chapter of history.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is one such product of this period. The author, Xing Tongyi, spent several years writing it. By uncovering fragments hidden in the crevices of time, he pieced together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reliable historical portrait of Jiabiangou. Xing formerly served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background gave him access to ke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book not only presents oral accounts from those involved but also supplements them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later director of the Jiabiangou Forest Farm, Xing obtained the “Project Assignment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Jiabiangou labor farm. Readers can see how a seemingly well-thought-out and reasonable reform-through-labor farm on paper became a death camp.

The location of Jiabiangou Labor Farm on a map.

Xing also learned from prosecutors then working 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bout more than forty Rightists who were prosecuted for resist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a subject rarely touched upon in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Xing considers these people “the most unfortunate among the unfortunate.” Most of them were prosecuted for stealing food due to starvation, petty theft, or making reactionary remarks.

Their tragic stories give real faces and clarity to otherwise vague historical figures, exposing the cruelty and absurdity of political campaigns. For instance, the book recounts in detail the story of Rightist Ma Shuqin. At the time, a black mule was injured during a fight over food with other animals and later died despite careful treatment. Because the mule was a vital source of labor, the farm submitted a detailed report and requested th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rrest Ma, who was head of the feeding team, on the charge of “sabotaging production,” alleging he caused the fight by stealing animal feed. In stark contrast, countless Rightists died from exhaustion and hunger, their bodies buried without graves, let alone any formal death records.

The firsthand accounts in Worlds Away make clear that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as not, as officially claimed, a well-intentioned but overzealous movement, but a deliberate crackdown on dissent by those in power. Similarly, the Great Famine was not an unavoidable natural disaster, but a man-made catastrophe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Many interviewees in the book, including the author himself, attribute the problems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leftist” mistakes that push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o the extreme.

Bu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profiled in the book show that these so-called Rightist intellectuals were, in fact, loyal support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ir proposals—ranging from opposing bureaucracy and privilege to warning against “one-party dominance”—were precisely meant to help the Party fulfill the promises it made to society when it first came to power. Yet they were punished for speaking out.

Through these personal narratives, we can see that in post-1949 China, a country marked by successive political movements, people from different eras often suffered in strikingly similar ways, all rooted in the same authoritarian logic. When only one voice is allowed in society, those in power can monopolize the truth and “call a mouse a duck,” all in the name of crafting a unified “China story.”

A recent example of this is the strict lockdown polic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ordinary people struggled to survive under absurd restrictions, the state propagated an illusion of national triumph over the virus, branding anyone trying to tell the truth as an enemy or foreign force. Ironically,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some people (such as Li Jinghang, mentioned in the book) were labeled Rightists not for speaking out, but for not speaking enthusiastically enough. School authorities accused him of being “more reactionary by staying silent than by speaking.”

This shows that in the unpredictable tid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even the basic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 can be stripped away—just like those in late 2022 who could no longer endure and joined the White Paper protests, where even raising a blank sheet of paper became a crime.

By unearthing buried truths, Xing brings the long-silenced protagonists of history to the forefront. Today, the Internet allows individuals to more easily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we also face more stringent censorship and increasingly subtle political propaganda. Even so, countless people continue to risk their freedom to document the truth of our time. These invaluable records enable ordinary people across time and space to se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 recognize the systemic nature of their own suffering, and to draw strength and guidance in the ongoing struggle for freedom.

Recommended archive:

Xing Tongyi: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近三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劳小报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劳工在劳动节当天的集体抗议行动。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团体和激进政治组织的活动表明了，劳动节不是关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除非劳工们团结起来用现实的有组织的抗争，同保守的政权以及剥削性和压迫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斗争。

而如果这个抗争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即五一期间），且是由全球范围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等的劳工主导的，则哪怕在实际上各地的活动缺少形式上的共同点，但在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劳工力量上，实质是绝对统一的。这种力量将伴随每一年的劳动节抗争活动得到不同程度的壮大，在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如何？

作为世界上劳资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五一劳动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对于中国和海外而言，存在一种人为的高墙，把中国的劳工和相关的抗争情况同全球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甚至说，对于中国内部而言，已经出现了一种由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劳工抗争的普遍消沉呢？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众所周知的是，国内的五一劳动节已经被宣传和控制为一个“刺激消费节”和“歌颂劳动节”，而且政治自由的环境一如既往地受严格的压制。但是，国内劳工的抗争从来没有断裂过，而是根据现实的劳资力量对比和斗争条件做出调整——正如国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也绝不是直接就滑向了现在的状况。

历史上，国内的五一劳动节曾经和劳工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而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过去有什么样形式的劳工活动来庆祝和纪念五一？是否又存在一部行动史，工人、左翼社群、社会团体曾经建立联系，并以五一为行动锚点呢？更重要的是，国内工人们即使在当下失去了在一个特定节日进行抗争的条件，也一刻没有停止日常的应有的行动。

这意味着虽然在五一当天无法产生类似海外的集体活动，但是国内工人整体的运动热度和反抗性是持续并指向未来的。所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相信这些历史与经验也绝对属于全球工人运动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时其也必将为未来全球劳动者的团结与总体的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次特刊内容丰富，包含多个部分，可点击以下目录直接跳转：

目录

• 今年重点劳工事件回顾
• 跨地区 / 超千人罢工事件
•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 五一历史：劳动节何时起不再属于劳动者？
• 夺回五一，民间行动记忆

今年重点劳工事件回顾

2025年开年以来，国内和劳工有关的抗争烈度与往年相比有增无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网站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从2025年1月至4月，有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共582起。而根据昨天网站的收录情况，2025年1月至4月的群体抗争事件有近200起（其中包括非工人群体发起的）。事实上，国内工人们自发罢工、集会、游行的行动零零散散地发生着已经有十多年，光从数量趋势上来看能够提供的有用信息其实很有限。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整理了部分今年以来（部分包括去年年底）的重点劳工行动，这些行动无论是在规模与抗争烈度上，还是在抗争的形式上都存在可能的新启示。一方面我们也尝试搜集当前社会群众与左翼社群的劳工相关活动（部分是与五一劳动节相关的），它们与同劳工之间存在的联系，或者那种正在逐渐增长的尝试建立联系并助力劳工运动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

极越员工维权：新劳工、新抗争、新胜利

阅读相关文章《在闪崩之后：极越维权经验的总结》

2025年1月13日，极越内部信透露离职协议签订完成，赔偿金也陆续到账，基本上标志着极越员工维权取得了一个兜底程度的胜利。去年12月初，极越汽车因股东百度撤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陷入“闪崩”，员工被要求“自费上班”或接受裁员，仅获模糊的补偿承诺。12月11日CEO夏一平发布全员信称进入“创业2.0阶段”，但次日员工发现公司停摆，社保断缴，部分员工在出差或项目中被突然裁员。员工随即在上海总部围堵夏一平，要求解决薪资和社保问题，并通过直播、社交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关注。最后在争得政府介入后，百度和吉利设立监管共管账户，承诺垫付资金，按“N+1”标准补偿员工，并补缴社保至12月。三期员工获“2N”赔偿，保留岗位至特殊情形结束。

可以总结的是，此次极越员工的维权之所以意义如此重大，也许在于：

• “新劳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的维权群体）：极越员工多为学历较高、技能较复杂的白领（如研发工程师、销售人员），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不同。他们因公司突然解散面临房贷、社保断缴等复杂问题（如预产期员工无法申领生育补贴），维权诉求不仅限于薪资，更涉及职业稳定性与长期权益。
• “新抗争”（多元化、现代化、去中心化的维权手段）：员工们先通过直播围堵CEO现场、在社交平台晒出补偿到账记录，迅速引发公众关注，形成舆论压力。然后成立维权代表团队，与企业进行数日的长时间谈判，同时建立群聊协调信息、确保行动统一，自愿组织后勤小组，支撑谈判和维权的进行。最后通过跨界联动与社媒持续发声，形成了包括行业社群、消费者群体、新闻媒体、业界律师等广泛的声援网络，扩大了事件影响力。
• “新胜利”（劳工抗争行动中久违的胜利成果）：哪怕最后的赔偿程度有限，大部分车主和供应商的诉求没有得到支持，但极越员工整体成功争取“N+1”及“2N”的结果，绝对是近年来频繁暴雷的新能源车企的员工维权，乃至整个劳工维权中，少见的系统性胜利。它标志着白领劳动者在当下的集体斗争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其也为抗争运动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卡车司机联动罢工：未能完成的全国大罢工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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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3日，各地卡车司机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和转发宣传信息，号召全国卡车司机于3月1日零时起进行集体罢工。主要目的是抗议平台的高抽成和低运费。具体诉求包括：提高运费以保障生存、拒绝平台盘剥、降低抽成比例、告别低价竞争、团结自救、反对过度管控和乱罚款。罢工宣言还呼吁卡友们团结起来，成立互助会，守住运价底线。3月1日，中国部分省份的卡车司机响应号召，宣布停运罢工。许多参与罢工的卡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或发布视频，表明自己参与停运。但是由于缺乏能够有效组织工人团结的全国性工人组织，绝大多数卡车司机犹豫或不知道罢工呼吁，罢工的参与度和影响度有限。

从对当下国内劳工运动状况和未来整体劳工抗争的角度来看，这次由工人自发号召和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尽管未能完全实现），是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第一次具有全国联动效果的自发罢工号召尝试，且组织上和诉求上都带有明显的行业特征。这种珍贵的、有突破性的尝试，对于卡车司机本身而言，在它的宣传能够达到的程度上，打破了工人可能感到的孤立状态。以行业为集体，卡车司机们可以认识到自身在中国物流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联合起来对抗平台资本的可能性。同时号召大罢工某种程度上必然的失败，直接暴露了当下工人抗争需求的高涨与组织不足、策略不足、支持不足等之间的不平衡。行业形式的号召与诉求，也进一步提示了关注特定行业的具体困境和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卡车司机在宣传上的表达，从口号、标语、诉求、海报上来看，工人的表达都具有绝对的深刻性和生动性。

比亚迪工人大罢工：跨省联动与团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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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至29日，比亚迪位于江苏无锡的电子厂发生大规模罢工，上千名工人聚集抗议公司违背承诺、强行调降薪资。早在2024年5月，因工厂推行“5天8小时”来控制工时从而变相压低工资逼迫工人离职，工人们就曾发起罢工。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是公司近期强行扣减工人的绩效工资，而3月14日一位抗议岗位降级的工人被拘留彻底激化了矛盾。无锡的罢工行动迅速发展，并在随后几天蔓延至四川成都，数百名工人在成都比亚迪A1办公楼前质问10亿补偿金的去处。成都的罢工行动也持续了几天。在工人抗议下，资方代理人出现谈判，但提出只允许10名代表参与沟通。工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集体谈判。面对资方代表的推脱、恐吓以及警方的介入和镇压，工人们坚守了一段时间。4月2日，随着大量警察进入厂区，罢工被迫结束。

这次比亚迪大罢工不仅人数众多，同资方和政府维稳力量的冲突激烈，重要的是罢工行动从江苏无锡开始，迅速蔓延到四川成都，形成跨省市的工人联动。工人有意识的跨地区联动，通过抓住对同一劳资冲突和同一个资方的针对性，把短期的、少数的单一地域罢工行动，直接地壮大为可以持续的、更多数人的行动。工人人数增加和范围的整体增加，就意味着资方调和矛盾和政府镇压力量的相对减少，它们不得不要么重新打算自己的成本与应付策略，要么就必须展现出加倍的残暴。而工人跨地区联动，即使当下无法在实际的组织上共享行动资源（如组织策略、法律支援、资金、舆论等方面），但就对于正在发生的纯粹暴力式的对峙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层面的支持。即工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人的歇斯底里，而是作为整体群众暴力行动的一部分。

这种更有力的团结，也使工人们拒绝了资方以选代表谈判分裂策略，并共同面对资方的推脱和恐吓，以及警方的镇压。

跨地区/超千人罢工事件

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了数起参与人数上千或者涉及跨地区的工人抗争事件。尽管在这些事件中，人数的众多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工人们产生了有效的组织，不同地区针对同一劳资问题发起抗争也不意味着就存在跨省的联动和协调，在抗争结果上也并不清晰。但可以推论的是，如果未来大型劳工抗争事件和跨地区劳工的同时行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这一方面会作为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地激化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也会是劳工们在现实斗争的辩证法中缓慢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

多地区：连锁月子中心倒闭，月嫂讨薪受阻

2025年1月7日，大型连锁月子中心“爱家”全国67家门店一夜之间全部倒闭，台湾老板疑似卷款潜逃，导致上千名来自偏远地区的月嫂被拖欠工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于是自1月17日，月嫂们在上海、广州、苏州、宁波等地展开讨薪行动，但维权面临信息不对称、缺乏法律知识和组织支持等诸多困难。月嫂的行动迅速而广泛，但也零散、缺失支持，甚至部分月嫂因为情绪激动不得不采取较极端的维权形式。

山西大同：政府强行变更身份，下岗工人集会抗议

2025年2月25日，上千因为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工人举行集会，抗议市政府强行将其身份从企业职工变更为灵活就业人员，因为此举会危及医保、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福利。据悉，受到政府变更身份影响的工人多达2.5万人，工人们自2月以来已多次集会，但诉求并未得到政府相应。工人们要求政府遵守2009年发布的22号文件，允许其以下岗职工身份进入失业和退休程序。

多地区：生计受威胁，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

2025年3月24日，由于高额“份子钱”、网约车竞争和政府新规等问题，湖南省岳阳市、黑龙江省大庆市以及吉林省榆树市的出租车司机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岳阳上千名司机抗议每月高额的“份子钱”导致收入微薄，大庆约800名司机抗议网约车数量过多挤压生存空间，榆树上千名司机则抗议政府允许公交车接送学生的新规，担心失去主要客源。

河南安阳：钢铁厂倒闭，工人集会要求赔偿

2025年4月1日，河南省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因产能置换停产，拖欠工人工资和赔偿，引发上千工人在工厂门口集会要求公司明确答复，但公司管理层尚未回应。

重庆多个城区：城管垄断市场，建渣清运司机集会反对

2025年4月11日至16日，由于不满城管部门试图通过发放“建渣证”和“出渣证”垄断建渣清运市场、排挤个体司机，重庆市渝北、江北、大渡口、沙坪坝大学城等城区的建筑垃圾清运司机相继举行了多场抗议活动。司机们认为此举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其生计。在司机们的持续抗争下，多个城区的城管部门被迫让步，宣布在新政策出台前，运送建筑垃圾不再需要办证，暂时搁置了这一有争议的政策。

浙江嘉兴：灯具厂长期欠薪，工人连日罢工维权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的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余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续拖欠工资，连续两天罢工，并在厂区和乌镇政府前抗议，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称因账户被冻结暂时无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释。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生迪光电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未执行判决金额逾1600万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资发放时间仍未确定。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人道主义发声与社媒平台

当政治自由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自发反抗同时存在时，必然的结果是正式化、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抗争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争手段则在政治自由被新抗争本身争取而来之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运动条件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发展着。对于劳工本身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群众、政治团体以及左翼来说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极越维权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而考察社会群众支持和声援劳工权益的活动，在近期“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热点事件中，也展现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于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学保洁阿姨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堆满清洁工具和个人物品，引发网友对保洁群体工作环境的强烈共情（来源 来源）。随后“1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保洁员休息室不该是厕所最后一格”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累计阅读量超千万次。年轻人开始在社媒平台上大量转发、评论，呼吁企业和社会为保洁员提供基本休息权益。

随着该新闻成为社会热点，部分学生群体和女权社群开始从线上发声过渡线下行动，在校学生开始实地调研所在学校保洁员的休息条件（来源），并用镜头记录上传。随着调研结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种舆论上的自动整合，“设立休息室”的倡议开始被广泛提及，并且带有具体需求清单，包括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24小时热水、微波炉等设施，甚至细化到插座位置和储物柜锁扣设计（来源）。在新手段上，学生们甚至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测算出写字楼内的可用休息区域，并发起“为保洁阿姨画一张休息室设计图”的创意活动（来源）。这些行动进一步打开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空间，社会团体开始参与，如一些女权社群账号以“保洁阿姨”和“最后一格厕所的秘密”等题材创作剧情视频；媒体和记者开始实地探访、采访、撰写深度报道。最后，该热点被央视报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线上大面积曝光，经过发酵成为热点后，变相争取到线下进一步行动和更多群体介入的正当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下场——这并不是今年唯一一起凭借类似的模式完成了劳工权益争取的事件。如同样是3月份发生的，“小鹿妈妈”公司存在“无午休、禁手机、限制如厕时间、工位如牢笼”等问题，甚至合同和社保缴纳也存在违规，也是经过曝光和舆论推动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迅速立案调查（来源）。4月，安徽淮南工伤维权者被当地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众对官资勾结打压劳动者维权的愤怒，后淮安市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来源）。

很明显，这些由社会群众支持的发声抗争行动带来劳动者个案得到解决同时，表现了新的形式特点。社媒发声不仅是维权的技术工具，当它被社会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行动的边界从而重构了社会权力关系。它通过“证据民主化—舆论压力—制度响应”的链条，将原子化的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最终推动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线上/线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织）。这种行动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个别纠纷，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劳动者与群众、社会团体之间可能的对话机制，尽管这种对话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垒和关系不平等的。这无论对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思考劳工抗争的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的实践路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左翼自媒体的涌现

当下国内左翼的状态是复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自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左翼或者泛左翼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为左翼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劳动节之际，它们许多都相继推出了五一特刊，从单纯纪念庆祝的文章，到特别的理论性文章等。这些表达形式作为节日期间除了劳工日常性的抗争外，与“劳动节”本身有关的进步性表达，恰好补全了劳工自己（尽管两者间的联系还很薄弱）在这方面活动的缺失。这里整合搜集部分如下。最后我们希望的是，在越过当下国内受限的劳动节的未来，劳工日常的抗争行动、社会群体的场外支持以及左翼组织之间，能够终于建立坚实牢固的、长久而革命性的联系，不仅要在一个特殊的节日上庆祝劳动者的解放，还要在开放未来普遍的每一天上实现这种解放！

劳动节特刊或特辑

• 劳动节特稿|在工具间，看见保洁员的困境 链接
• 劳动节特刊|教育界？销售界！再看教培生死疲劳 链接
• 劳动节特辑|城市边缘的挣扎：厦门零工市场里的女工们 链接
• 劳动节特刊|写，在劳动缝隙里 链接
• 劳动节特辑|为什么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四个理由 链接
• 五一劳动节|再论女性与劳动 链接
• 劳动节的新口号：每周四天工作制 链接
• 五一特辑：如何进行劳动价值核算（上） 链接
• 「民主」的祛魅与革命的复归——从五一血债到社民党背叛的百年追问 链接
• 劳动节：我们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链接
• 茶座| AI该不该过劳动节？ 链接

劳动节纪念或活动

• Sealed Alcohol | 第一百三十五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链接
• 五一赠书|德国自治运动史 链接
• 工劳心史|纪念五一劳动节（1904） 链接
• 纪念五一|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链接
• 五一劳工节|列宁|1904 链接
• 希克梅特|5月1日，红场（4首） 链接

The Haymarket Riot: 1886 Labor Incident

五一历史：何时起，劳动节不再属于劳动者？

中国关于劳动节的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始于1920年，彼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阶纷纷举行庆祝集会，乃至游行示威。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5月1日为“劳动节”，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庆祝劳动节的传统。

50-70年代：国家主导的群众大戏

按照1950年刘少奇的《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所述，在我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从工厂、作坊，到机关、军队，这一天大家普遍放假，甚至会一起举行庆祝游行——不仅北京，各大城市也有自己的游行活动。这种情景，被称为是中国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下庆祝自己的节日。史梓铭（时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厂长）在《接受任务》中回忆，当时的游行队伍不仅会举着横幅或旗帜，各厂还会举出自己的产品模型与图表，庆祝游行本身也可以说是劳动成果的移动展览。

无独有偶，1954年首都郊区的农民也会扛着农作物的生产图表参与游行，甚至不乏有开着拖拉机、运着生产工具参加游行的。在1955年出版的，何苦所著的小说《在前进的道路上》之中，有的工人生产成绩很好，以至于打算在五一游行的时候打出大幅挑战书。

除此之外，1951年的劳动节游行上，还有大量横幅和旗帜展示着抗美援朝相关的内容；1956年的劳动节游行则有大量声援埃及的标语，原因是这一年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引发了英、法、以的军事介入。这些政治表达未必完全出自人们自发的激情，但形式上仍然是劳动者自己进行的集体表达，而不是一种代言，他们在其中始终是重要的且主要的。

五一的集体表达

由此可见，彼时的劳动节，游行活动是一项全民参与的极为重要的公共纪念仪式，同时也是集成果展示和政治表达于一体的节日生活，且富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色彩——同样的生活在国庆节同样能够找到踪迹。自1971年起，北京不再于劳动节和国庆节举行群众游行活动，至于今日，“游行”一词在众人耳中的意义侧重已发生改变，很少有人再将它联系到一种常规的、普遍的、开放的节日生活上去。

除了游行活动，在五十年代，另一种活动也和劳动节息息相关——生产运动或者生产竞赛。它们有的叫“爱国丰产运动”，有的叫“增产节约运动”，甚至叫“技术革命”的也有。无论名号如何改变，其基本特征都是：以突击运动的方式实现生产指标上的补足乃至超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各劳动部门都有大大小小的类似活动。例如1959年，一篇名为《乘胜前进，大闹技术革命》的社论便介绍了当年全国汽车运输业的一个生产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各地汽车运输业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和优化劳动程序来提高宏观运力。而在农业领域，这种生产运动就体现在亩产增加等指标上。

结合彼时的历史背景，有几个事实不难发现：

1. 这种生产运动的形式早在抗战敌后时期就已经存在，虽然苏联也有类似的生产竞赛，并乐于从中发掘一些苏维埃超人，但它之所以能在前三十年作为一种“献礼”或“庆祝”的活动被我国城乡居民接受，与我国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
2. 以生产运动作为庆祝活动，其合理性在于，它呈现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合乎我国彼时对于经济建设的渴求，“大跃进”等激进生产运动和这种庆祝性的生产运动，共享着一样的内核。
3. 正如彼时劳动节游行虽群情踊跃，却也明显有被组织起来的痕迹，生产运动显然也不能免俗，甚至于由于其更具“持续”和“吃苦”的性质，恐怕需要更大的组织力度。

然而，在彼时的生产运动中，“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态度往往和那些被生产运动“治愈”的后进表现放在一起。也就是说，生产运动中对经济的追求是为明确的政治意识服务的。劳动节中被动员起来的劳动群众，可以说是以经济生活的方式进行政治生活，对生产的投入应当适应相应的政治导向。

80-90年代：表彰与休闲之间摇摆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袭来的不仅是领袖更迭的政治余震，还有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重新定位。五一当天不再有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但工厂的高音喇叭依旧按时奏起《国际歌》；工人们穿着蓝灰色工作服，排着队走进车间门口临时搭起的简易表彰台，领下一枚“先进生产者”胸章。仪式缩小了，劳动者依旧得在集体目光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只是舞台不再是长安街，而是单位中的露天空地。

1978年起，国家恢复和推广计件工资、奖金等激励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允许设立企业基金，奖金和福利成为企业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节日前后（尤其是五一劳动节、春节等）往往成为兑现奖金、发放福利（包括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下的重要生活物资）的集中时点。各地企业在五一前后发放物资、奖金的做法在当时较为普遍。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这一天往往意味着“能带两斤肉回家”的实惠，价值可能远胜一次空洞的政治口号。

若说改开前的劳动节是一场国家舞台上的群众大戏，那么80—90年代初的劳动节更像是一部多线叙事的小剧场：旧的政治仪式尚未彻底消逝，新的消费景观尚未完全成型。工厂操场上仍能听见热烈的掌声，可掌声落定后，更多的人匆匆赶往国营商场挑选折扣商品，为家中添置新货，五一的含义在“表彰”与“休闲”之间左右摇摆。

和这种新生活相伴的，是国家在劳动节时对劳动群众提出的新要求。1991年4月29日，李鹏发表《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希望全国职工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 做出新的贡献， 这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独有偶，有的刊物为社论起了这么个名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一些报刊记录中，我们还能找到“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但工人阶级之所以被依靠，首要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做出新的贡献”，一些宣传活动甚至塑造了为经济建设而“牺牲”的模范形象。

而为了让他们变得可靠，以至于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当时的某些劳动节社论建议他们“要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挥作用”，并且“以主人翁的态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支持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劳动群众被动员的路径已经来了个原地翻身，如今是以政治生活的方式来劝诱他们接受一种经济生活——至于是什么样的经济生活，90年代的东北已经做出了历史示范。

除了游行活动，照例还有各级单位组织的内部庆祝活动，以及地方政府组织的文娱表演和艺术展会，相关荣誉的授予仪式也往往在同一时间展开。很多微小的地方也会展现出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像是发行的纪念邮票，亦或是今天的祝贺短信一类。

虽然对于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和工人阶级的高度赞扬是劳动节的基调，作为一项公共节日，它同样影响着工人之外许多国民的生活。例如许多农民在选择结婚吉日时，也会将劳动节视为一个选项，部分地区有“公日镇邪”的说法，劳动节的假日也事实上为各种礼仪事务提供了便利的时间条件。但直到1999年前，劳动节一般只有一天假期；1995年5月1日前，我国尚未实行双休制度。对许多工人来说，能否在这一天真正休息，取决于车间是否赶工、主管是否批准。总体来说，在之前的劳动节，庆祝纪念的意义要更多于休闲玩乐的意义，它首先是作为劳动者对自身身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行公开肯定的一个日子，是劳动者自身斗争历史与成果的再确认。

2000年后：消费黄金周

自1999年实施“黄金周”制度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劳动节假期延长到了三天，并通过前后调整衔接双休日的方式凑成一周，这就是所谓“黄金周”，同样的调整在国庆节和春节上也能找到。其次，除了游行活动之外，大部分集体文娱活动还是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构成了劳动节的“节味”，使得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五一晚会”，这种传统构成了劳动节民间集体活动的重要伦理基础。

黄金周制度的推行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联。推行当年即实现了2800万人次的出游，141亿元的旅游收入，并且往后连年增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假日经济”效应，可以说是在“消费”这架马车后狠狠抽了一鞭子。至此，旅游成为了劳动节全新的节日生活方式之一，其一方面带动了许多如今老牌的旅游地兴起，另一方面则给那些更老牌的旅游景点带去了极大的接待压力。或许正是因为集中的接待压力，劳动节法定假期于2008年重新调整为一天，回到了十年前的状态，假日被分散到清明、端午、中秋之中。

但除了旅游之外，商品消费同样是劳动节的重要生活方式。除了在这一天安排重要仪式所带来的消费，大量商品也在此时进行促销。其中一大部分是服装业，利用换季的时间点出清上新；另一大部分是家电等大宗消费品，因为许多人此时终于有时间来仔细挑选。时至今日，电商平台的极大发展带来的是更普遍的促销，并不拘泥于商品的具体种类，作为公共节日的劳动节，和被炮制出来的购物节一样，如今都能随手拧出一大滩消费主义的水。

在劳动节生活的变化中，既有工人阶级普遍政治生活的隐去，也有物质生活中消费主体的悄然倒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动节变成了劳动者劳动，而过节者过节的生活呢？

今天的劳动节生活，比过去更加建立在一批劳动者“坚守岗位”的前提上，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诸多劳动者：快递员、外卖员、售货员、餐饮业员工…但反过来想想，即使不在过节，ta们又几时能“擅自离岗”呢？正在过节的你我之中，又有多少实际仍被工作缠身呢？

夺回五一，民间行动记忆

_前文梳理了五一劳动节从最初劳动者抗争与争取权益的日子，逐渐转变为消费节日的过程。_在全国欢庆“五一消费节”的时刻，仍有社会力量试图通过组织各类团体活动，重申劳动的价值，强调劳动者的尊严，并努力夺回五一的抗争意涵。以下是自2000年以来，几类常见的活动组织形式：

以劳动者为主体创作和表演的五一文艺晚会，以“为劳动者歌唱，唱属于劳动者的歌曲”等为口号，成为基层劳动者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对出路的探寻的平台。劳动者歌曲如《劳动者赞歌》《不完美的妈妈》《我的名字叫金凤》《我想》《我要大声唱》《挣脱枷锁》等，因传递基层劳动者的现实遭遇与内心渴望，唤起不少基层劳动者的共鸣。

五一社区游园活动则常以“重塑劳动价值”“重申劳动者尊严”等为主题展开，活动内容包含：劳动权益知识问答，帮助劳动者了解相关法律保障与基本权益；工厂劳动体验，让年轻一代，尤其是儿童和大学生，亲身体验工厂一线的劳动过程，从而加深ta们对劳动者工作和生存状态的理解。

除了大型的晚会和游园会，一些学校的左翼社团、劳工机构等，也组织讨论会、诗歌创作、版画创作等小型活动，除了对工作与生活的现实反映，也邀请工友参与深入讨论，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如何争取劳动权益等。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和组织，以“看见基层劳动者”“尊重劳动价值”等为主题，发起传播倡导活动。这些活动常通过征集基层劳动者的生活、工作照片或视频，展示ta们的工作日常，让社会更多人关注到基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

自2018年以来，尽管上述活动遭遇了严酷的打压，但依然有不少人以类似的形式，与劳动者一同庆贺这个属于劳动者的日子。而劳动者自发的抗争，也从未因打压被完全扼杀，劳动者抗争的火种，依旧在黑暗中闪烁，终将在某一天燃起熊熊烈焰，燎原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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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泡芙、马乙己、汤圆、水泥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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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女脱口秀演员们》是歪脑制作的播客节目“你那边几点”的一期故事，发表于2025年3月4日。“你那边几点”播客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嘉宾，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墙内脱口秀行业面临的审查和海外脱口秀社群的发展，CDT在2023年终专题中作了回顾。

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俱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女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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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Vickie、Blank的喜剧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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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与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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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到会举报的观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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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都讲什么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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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脱口秀被视为“冒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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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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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脱口秀演员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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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别讲女性主义的段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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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喜剧计划

文字稿：

Victoria：

你先把观众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

Vickie：

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Opic Mic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片头：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相通的情感和语言，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主持人Freya：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我是歪脑驻台湾的特约记者Freya。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具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华人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现在在华盛顿的Victoria Hi Victoria,你好。

Victoria：

大家好。我在华盛顿DC现在9点05分早上。

主持人Freya：

你好，然后我们欢迎还有在伦敦的Blank, Hello Blank.

Blank：

你好，我现在在伦敦。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主持人Freya：

以及还有来自台湾在上海待过十年。目前在纽约的Vickie. Hello Vickie.

Vickie：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现在人在密西根，也是早上九点。

主持人Freya：

好欢迎大家。首先还是请你们先各自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哦，尤其是跟喜剧脱口秀表演相关的一些经历，你们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你们讲脱口秀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的介绍。Vickie，你开始吧。

Vickie：

好，我是大概7年前开始讲脱口秀，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讲英文脱口秀为主，讲这么多年来，从上海开始，然后回到台北，然后现在到纽约。最酷的经验应该是帮Asuko Katsuka，她是一个台日混血在美国长大的脱口秀演员，我在台北帮她做过开场。用英文讲，我现在在纽约。算是主办两个秀。一个秀是我自己制作的，叫做Wayne’s World Comedy，然后大概一个月一次。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是Women’s Comedy Collective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那我们大概也是每个月大概有一两场的表演。

主持人Freya：

那你之前起步是在上海，是吗?然后之前在上海工作十年，从那里开始讲脱口秀然后在上海讲了很久。能简单聊一聊就是当时为什么是是有一个喜剧的启蒙，或者是说你当时开始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以及在上海稍微讲一下这个经历。

Vickie：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只是很喜欢去看表演。然后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 Comedy Club叫做 Kung Fu Comedy，然后我去看了很多场表演，但是一场，一场看下来就是2017年。那个时候大部分讲脱口秀的还是白人，男性为主，特别是英文场。然后我就听了很多老外抱怨中国女生很神经病之类的。啧，一些笑话就刻板的，因为听不下去。然后对一些刻板印象我就听不下去。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既然我能讲英文，我是不是也应该上台反驳一下。这是当初的一个小小的初衷然后。所以在上海讲了几年，在上海讲了五年，然后两年前回到台湾然后今年才搬到纽约。

主持人Freya：

来，Victoria，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呢?

Victoria：

我的经历非常的短其实。我严格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个脱口秀长期爱好者，那我之前是在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其实一直也是看线下的广东话脱口秀的，那个时候就萌生了想讲的意思。但是当时呢，香港没有这个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讲。我是今年3月刚刚来的美国。那来了以后就发现美国这儿有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我就开始讲，我开放麦讲了没有多少场，女权脱口秀讲过一场。然后我在正常的脱口秀讲过两场。我从其实就只讲过三场。

主持人Freya：

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非常非常非常年轻，但是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行业观察者是不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国内脱口秀节目?

Victoria：

我国内脱口秀节目的话，就是从今晚80后我就开始关注了，就是李诞的那个节目。

主持人Freya：

那算是最早之一的脱口秀，的电视节目。

Victoria：

是的然后，如果要说喜剧启蒙的话，我可能会更早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相声和小品还有就是曲艺杂谈，那个节目我还试着去表演过里面的一些作品。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我怀疑就已经种下了什么喜剧的种子。后来又喜欢情境喜剧就看了很多部，我觉得第一次接触线上的脱口秀，应该是看黄子华的那个线上专场，他那几套的专场香港，

主持人Freya：

那也算是华人里面，脱口秀比较早的了，

Victoria：

对，o g 嘛，就是广东话，普通话，黄子华。应该都算是o g,

主持人Freya：

然后blank，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几句的经历吗?

Blank：

这开始是在差不多四五年前，我在国内是先开始讲中文单口喜剧，在沿海地区。大概讲了一年多，然后后面因为出国留学，然后就来到了英国伦敦，学习的同时也就顺便去参与了一下当地的英文演出，然后到现在为止，到年底的话，已经在英文演出三年了。

主持人Freya：

已经三年了，相当丰富的一个从业的经历。

Blank：

相对吧。在国内我是只用中文，然后出国以后我刚开始是用中文，后面发现英文的这个环境，机会更多，我也更喜欢。所以现在我目前是只用英文来演出。

主持人Freya：

嗯， 那这个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聊一聊。过去一两年，国内脱口秀行业发生了蛮多事件的。就包括池子被封杀 ，House的事件，以及后来笑果被巨额罚款啊，等等以及最新的杨笠的事件等等。那你们是怎么看待呢?首先，Victoria，你是做一个行业很早就开始看，尤其是线上的节目啊之类的。你怎么看待国内脱口秀市场的这些浮浮沉沉，还有近两年的这些被封杀的事件呢？

Victoria：

嗯， 肯定是觉得愤怒的。当下。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House的段子根本就算不上犯了什么禁忌。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整个行业造成这种负面，所以他对笑果罚款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我当时还在香港，香港也在经受一次这种脱口秀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刚好是19年以后。19年以后，我去线下的专场去听的时候演员很显然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比如说大家在喊一些敏感词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还是要表演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这种话，就是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Freya：

Blank，你是自己之前有在国内讲过。然后也会跟一些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有一些交流。比如说，你观察，看他们在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最近就是近两年有受到或多或少的这些影响吗？

Blank：

有的，就是就这些报导里面，有一些算是我的朋友，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就是中国喜剧没有未来，就大家都是能过一天。是一天都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对，就这件事情只能说出乎意料，但是又没有那么出乎意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迟早一天会来，因为在国内做喜剧本来就是一个危险行业吧。只不过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块石头会落到谁身上?

主持人Freya：

那像他们的话，就是还在坚持，还是说有改行，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事件越来越升级，之后会有，就是像刚刚Victoria所讲的寒蝉效应，自我审查吗?

Blank：

就我觉得也是跟个人不同，就看每个人的追求是不是一样的，就有些喜剧演员，大家就这样一些观察类的段子，对他们来说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人，如果是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更加寒心，毕竟也是要吃饭的做一套，然后自己真正怎么想那也很难说，就他们有些人也可能就私下会创一些别的场，也有可能就是他们也就把这个想法埋在自己心里。这也都不太一样。

主持人Freya：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对于喜剧的追求和理想的期待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反应也会是不一样的。

Blank：

是的。

主持人Freya：

那Vickie你在上海讲脱口秀的时候其实你是蛮早开始在上海讲那个时候的话。你有经历，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就是审查引发的事件吗?

Vickie：

我觉得自我审查我是从第一次开放麦开始就有的。我特别是身为台湾人在中国国内讲脱口秀。我从一开始就是有被警告说那个不要讲台湾，天安门Square，这些东西都不要提。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情，因为我们都是毕竟特别是英文喜剧没有什么钱可以赚，大家在这边不算是工作，大家都是兴趣，那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群体，确保说大家都还有场子可以讲，大家是出于一种互相照顾的心情在自我审查，那我自己后来是经过了就偶尔会说 哦，那个现在具乐部被公安来查，然后可能接下来这几个月要低调一点，然后可能过几个月就风头过了，又好一点。但是House那个时候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已经人不在中国，那我身边的朋友通常都是蛮悲观的。他们都还是有继续在做喜剧表演，但是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开放麦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等于是把这个format整个打乱掉。我自己本身我身边有喜剧演员是被请去喝茶过的，那我自己也被请过喝茶还不是为了讲话我是。

我身边有一个演员朋友在上海封城之后帮我订了一件T恤。上面就英文写 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哦。然后就为了这件T恤被请。到公安局去签了一个声明。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穿这件衣服之类的。

主持人Freya：

天哪，那这件T恤的话是怎么被得知的?当然这是有点题外话了，就还蛮荒唐的。

Vickie：

啊，真的很荒唐。我那时候被请去的时候他们是直接给我看一个名单。名单上面就有我的英文名，因为是我朋友帮我订的。他就没有用我中文名然后我就想说是谁听说?我根本还没见到。那个时候已经打包，被送到纽约去了。本来还觉得整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可能是他们诬赖我，而且身为台湾人进中国的公关局是很令人紧张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啊，这也算是一个非常荒唐又独特的事件。

Vickie：

是他们应该是直接从淘宝的卖家那边拿到名单。然后一个一个帮我订的那个朋友，他也被请去喝茶。而且被请去喝茶的时候是上海封城快要一周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可能因为白纸运动的关系，很担心有人会想要一周年的时候，想要再闹什么其他的事情，那个比较是想要洗去我们的记忆对。

主持人Freya：

啊就是回到我们脱口秀这个本身啊，就是稿子要审批，然后在一些采访中就是行业从业者一些脱口秀具乐部的负责人啊，或者是演员都不止一次提到。就是每次表演之前演员的读稿视频，表演文本都只有在报批准之后演出才可以公开售票，就是类似的这种内容的报批审核还有现场监督。Vickie，你当时已经有吗?就是你当时的具乐部就已经需要内容提前报批了吗?还是只是说敏感议题不能碰?

Vickie：

英文的场子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卖票，因为大概18年以后，上海那边至少是开始会查演员的签证，那我们大部分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我算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吵不完。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是拿工作签证可能是教书，可能是上班，但是没有人是拿表演签证。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是都不能卖票的，对，所以我们还没有，我只有一次表演碰到是有卖票，然后事后被查到我们稿子没有审批，然后主办人有被请去喝茶，但是那个是比较少数。英文场算是好处吗?没有钱可以赚，但是相对的，至少我那个时候的审查是比较稍微少的。

主持人Freya：

但是在当时就是英文之外，脱口秀具乐部，他们都是已经开始提前报批了是吗?

Vickie：

这个我不清楚。

Blank：

这个我可能会再理解。对，就这个，报批是都有报批的，主要是它的力度，不太一样。虽然我最开始演出的时候就在house，这个各种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一样都是要报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是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交一份绿色的稿子，然后我们演一份另外的稿子报批，也就等于是做个形式，大家也都是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大家有关部门他们其实也都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去审查，就我们从小到大，我觉得就比如说要录的通知书之类的这种官方程序的时候，都稍微收着点说，然后实际上做的都是另外一回事的。

Victoria：

对，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我就是听一个线上的脱口秀演员说现在的报批时间要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上的报批时间，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我觉得一个多月对两到两个月之间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因为他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他准备一篇稿子。他要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讲。

主持人Freya：

对，就像刚刚blank.你说的，你有看到说这个暴批以前可能是比较行事，走流程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紧，然后现在是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

Blank：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就是house事件应该算是一个分水岭，出事了之后那阵子肯定是最严的。现在可能是稍微又放宽了一些，但是我经验仅限于非上海，北京的地区。上海，北京应该还是最严的地方，就一般还有那个上海封城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市政府有说就是明明禁止各单口演员都不能开这个相关的玩笑。一般我觉得就是出事的时候风头就会紧一点，然后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就会松一下。就跟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

主持人Freya：

概括得很很准确，那，除了这个内容的审查，报批，其实还想谈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限制吧。就是现场监督或者说有时候是官方组织，有时候甚至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一些热心群众，比如说house事件，就是一个现场的观众后来在微博举报这类似的这种现场的监督，还有观众的举报，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比如说Blank你的观察下这种在于从业者来说，是经常遇到的吗？

Blank：

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来自官方机构的相关人员，并没有那种群众更加可怕，因为我觉得官方人员就是我在现场，在国内现场也有见到过，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来审查的时候，大家也就是领一份薪水，然后大家也就是做做样子，当然也有他们是真心想要为部门服务的。但我觉得更可怕的还是那种就是应该是House事件之后，我在微博上有看到那个文章，就有些有观众就什么自愿参加了很多当志愿者，去剧场里面去看了点演出，然后分享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这种自愿式的红卫兵对我来说是更加可怕的一些。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你有补充吗?就是从你的观察来说，就是随着脱口秀越来越流行，然后观众群体也是各种都有，然后你会有看到观众去举报脱口秀演员这种就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了吗?

Victoria：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举报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感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脱口秀其实最重要的尤其是线下是你和观众之间那种互动，那种默契嘛。但是你知道底下有可能做了一个举报你的观众，你讲话不由自主的其实就是会担心，这种审查真的是很不自觉的，然后我最近看的一个专场那个演员他是在美国讲的，但是他依然在讲完以后说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请不要举报我。然后最后讲了house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对所有的演员应该是有影响。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刘洋的那个易海洛斯专场还读了一张，一段特别大的免责声明，就是说我刚才讲的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很夸张，对。然后我就听说国内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上海可能甚至比北京更严重一点。我听说是这个样子具体为什么我就不好说。

主持人Freya：

对，Blank说的这种可能对于从业者演员来说，是比从上到下的审查是更加可怕的。那再说说到海外，其实现在海外的话也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华人开始尝试脱口秀。中文的脱口秀具乐部也非常之多。那，Blank，你是去英国留学之后先讲中文单口，后来专注英文的，你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完全专注英文的呢?其实中文脱口秀在我们看来好像蛮多蛮繁荣的，你所经历的就是海外的中文喜剧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呢?是是乌托邦的美好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一样的、参差不齐的?

Blank：

我这个要是说了，对我们这边当地的组织的频道可不太好，但没事，我继续。就我觉得是反过来的，就是我来这边追求的是一个想要自由表达的环境，但我来这边发现他们想要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既然都出国了，就大家都已经没有文化之类的审核的限制。我本来以为大家会更加的畅所欲言，能够讲更多真正好笑的东西。但我觉得这边的单口喜剧他们还是搞笑为主吧。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起更像是年轻，因为英国这边和美国不太一样。我觉得美国这边应该有很多真正的移民。英国这边还是留学生比较多，观众群体也是比较基本上是18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大家就是在一起团建一下，突突乐，并没有真正的对单口喜剧有很深的追求。所以我就放弃了在中文喜剧这边继续深造。

主持人Freya：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后面会再聊。一聊就是一个脱口秀表演，目的是为了纯搞笑，还是说其实应该有更高，更不一样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这我们后面再说。然后，Victoria，你在美国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中文单口喜剧的环境。

Victoria：

美国的话很神奇。我开始去听他们第一场线下专场，可能就是大概4个月前吧。然后我就加入了那个具乐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每一次线下都会多那么几十个观众，然后多那么几个演员就每一场多几个，每一场多几个。一开始我们具乐部人特别少，可能就四五个吧。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了。这个发展就在这几个月内发展的特别的快。我觉得是跟那两个脱口秀节目的出圈是非常有关系的。大家都想来听脱口秀了。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其实DC这个地方跟纽约不太一样，它没有纽约华人多，但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组成人员其实留学生还是很多的，就是说工作的人还是偏少一点。所以你平时讲的那个话题吧呃，你讲太职场或者太成人的话题有时候下面观众可能听，不懂给的反应会不够多。你就是得找这种更general的话题比如说啊，去餐厅吃饭呀，去租房呀，下面的笑声会多一点那长期以往的话。他这样子你，因为你渴求观众的笑声。嘛再加上你可能讲政治的东西都有两个concern。一种是你真的怕下面的人会是有小粉红。这个是真心害怕的就甚至不是说脱口秀的管理人员在审查你的稿子。你自己都会害怕这件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渴求笑声，那么你想讲大家都能get到的话题，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往更加往更大众的那个话题去靠，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他可以什么话题都可以让大家笑，因为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话题的选择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我的话题我一开始讲的是我一开始去是去女权脱口秀讲的。所以我讲的是一个爹味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讲是吐槽男人的在女权脱口秀反应特别好。当然女权脱口秀本来那个环境也是好，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类的以及这种性别类的笑话容忍度和这种接受度也是更高的，我同样的一个段子后来就去普通场讲下面黑压压的全是男的，第一排然后我当时讲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怕了，讲完以后觉得好几个我应该想的包袱的地方，下面没有反应，他们就是没有笑。后来我就换段子了。我就不那么爱讲女权的了在普通场。

主持人Freya：

了解，这个跟刚刚Blank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海外讲中文脱口秀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空间，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忧，顾虑，或者说从受众的角度，或者是同行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喜剧，追求或者是价值观，是这样子吗?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中文脱口秀的圈子。

Victoria：

是的，即便没有审查，但是大家其实对话题都是有筛选的，没有那么的自由，我觉得。所以我之后也萌生了想去讲英文脱口秀的想法，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想法。我觉得中文脱口秀这边，一个是听众真的是少，海外华人圈子就毕竟只有那么多嘛。对，第二个就是真的是我想脱离这种自我审查的或者这种话题限制的，这种讨厌的境地，我其实还挺不舒服的。

主持人Freya：

嗯，那Vickie你从上海讲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回到台湾，然后又去美国，之后继续讲。就是一开始会不适应，就是不再需要自我审查，不再需要顾及那些敏感议题之类的吗?以及你现在在美国一般脱口秀都会讲哪些主题内容呢?

Vickie：

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嘛，所以从小是没有言论自由，这方面的限制，然后到上海学的自我审查。刚回到台北的时候，我是发现我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段子，而且我发现我还抓不到那个感觉，不太会写。然后开始练习写政治方面的段子，然后演变到现在我在纽约有时候纽约，我真的，我就会跟观众开玩笑说我这边当作是Pro Taiwan的TED Talk。我上台，我会硬要讲。我要讲台湾现在在奥运为什么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国旗，巴巴巴巴巴这类的。我会想要特别是我知道，因为台湾小，然后可能很多美国人可能在新闻里面有听到台湾，但是不一定生活中有认识台湾人。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些场子想说让他们多认识一下台湾写了更多，因为我在中国国内当然没有办法写任何关于台湾的段子。所以我自己的不管是身份认同还是一些一刻板印象或是文化上面的一些笑话是本来是完全没有的，但过去这一年我就写了不少。一方面是想要帮台湾做一点宣传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在中国那么多年没有办法写这些， 没有办法讲这些，其实是蛮压抑的，虽然当下是告诉自己说我是为群体好，我是要保护其他的演员。但是现在会觉得说既然能讲我要多讲。不过我上个月我参加了 Crazy Lap拉风喜剧的一个表演。他们大部分在纽约。他们是做中文场而且做得蛮好的中文场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英文场。然后我就受到邀约去讲，他们一邀我就问说，那我可以讲台湾的段子吗?然后邀我的那个演员就说还是不好吧，那个场子里面不知道观众的接受度怎么样，还是少讲一点。所以，就算只要是中国人主场，就算是讲英文，就算是人在美国，还是有一个自我审查的元素在。我就觉得那如果当下场子后来讲得很顺，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人抱怨什么，没出事。但我自己上台之前，我是那个在上海上台。之前，那种忐忑又回来了，就注意我的言行。那种感觉，坦白说，那感觉蛮不好的。

主持人Freya：

所以，其实大家的观察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即使在海外，都还是有时候是出于习惯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料靠完全摘掉。但是脱口秀，脱口秀其实它是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或者说，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表演才是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在国内的话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冒犯很多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演员的冒犯，就只剩下自我搞笑自我冒犯了。我不知道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那还是Blank你先来聊一聊首先

Blank：

我是觉得就是作为冒犯的艺术。我倒是没有觉得它是冒犯的艺术，只不过是在国内感到被冒犯像是被呼吸一样简单，就是就是大家都很容易，就是大家对于冒犯的这个阈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大家都不愿意，都不太爱听，就是对自己不太好的话。所以大家都说我被冒犯了，我被冒犯了。但说实话，我们脱口秀就只是正常的出一些和常人讲的不太一样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吧，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国内这个我觉得国内大环境，所有人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凡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的就是冒犯，就是敌人然后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脱口秀刚好又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就其他的艺术像是画画呀或者是音乐呀。这些门槛比较高，大家不太能理解它里面的冒犯性。但语言的话就大家都能听，懂，然后一下子大家就都能欣赏这门艺术了，然后就会都觉得冒犯。所以我并不觉得它很冒犯啦，说实话。

主持人Freya：

那你认为就是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它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脱口秀核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

Vickie：

哇，Blank，这个说的好好对。

主持人Freya：

就是思想和观点。所以，Vickie，你也是赞同的是吗?你的看法呢?

Vickie：

我觉得BEN刚才说的这个好棒，幽默是一种工具，其实我当然我在现在人在美国然后讲脱口秀。我自己段子里面有提到说哦，我之前在中国开始讲脱口秀。所以讲完之后很多演员会跑上来问我说哎呀，你在中国讲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吗?我就说你们老外有时候也很笨，其实就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相对于美国一般的演员，我可能我的段子冒犯的内容相对少，但是我的观察我觉得可能比他们一针见血，因为我必须要找到在审批下面可以存活的段子，其实对写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当然能不要有这个挑战是最好的。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讲。但是我自己当初是一直把审批的这个挑战，当作是就是写作的一个⋯⋯

主持人Freya：

创作的一个挑战， 一个锻炼。

Vickie：

对。 就像你写诗，你押韵有一定的一些规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给自己定了这些规则。我在这个规则下面操作那，看，我能做得多好。这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呢，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什么样就是是一个优秀脱口秀表演。

Victoria：

嗯， 我最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我是为了表达的，就是我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说让大家发笑，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刚才两位前辈说的都是工具。但是我现在讲开了，以后才发现好笑确实是唯一的标准，因为你现场的观众其实不笑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听你说话的。我发现先得让他们笑，然后你才能顺便把你想讲的东西带出来。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你先把观众逗笑，是毫无章法的，你什么表演很强啊，文本很高级啊，或者你演杂技学猫叫学狗叫都可以，你先把它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但可能那个表达也要很克制吧，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演讲。这是我对一个好的脱口秀表演的一个认知。其实我认知上向上冒犯这件事情，是不能冒犯弱势群体的，就是你得冒犯比你更大的一个东西，更权威的东西，或者是一切制度，一切不合理的定义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冒犯，但是你不能去冒犯残疾人呀这些或者说racist，这都不行。所以冒犯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向上冒犯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刚才blank讲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冒犯的艺术。这五个字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太容易被冒犯了，而每一场之前如果告诉大家 OK。脱口秀是个冒犯的艺术。如果大家被冒犯了，请不要觉得意外。这就是脱口秀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中国经常说这五个字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想安抚一下大家。你们如果生气了，不要生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中国。是这个意思最后就能嘲笑的就只有自己了，因为嘲笑自己。观众是可以会笑的只能扮演一个小丑。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可悲的。

主持人Freya：

嗯，很有意思的解读，尤其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不是所有啦，但是很多很火的国内脱口秀演员，他们其实因为对别的冒犯，就像你说，对更大的东西表达冒犯，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很多时候都剩下了，比如说扮丑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之类的一个自我的冒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审查，或者是一个比较残缺的一个脱口秀表演吗?是这样子的吗?

Vickie：

我觉得其实国内现在这样子的情势是真的很可惜，因为我觉得华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意识比较重的文化，那其实幽默，嘲讽，这些工具本来是那种可以拉平大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幽默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更平等。

主持人Freya：

是有很大空间的。

Vickie：

对，我觉得就像以前的宰相要提醒皇帝要谦虚，要三思。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很一针见血，但是又不会冒犯的方式去沟通这些。我觉得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嘛，那中国，国内现在这样子的不是说打压嘛，其实很可惜。我当然知道当局为什么要打压，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你在工作压力很大，然后觉得对于经济，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很正向的一些期待的时候，至少你在下班之后可以去黑压压的房间里面跟大家笑一笑，是可以纾解很多这种对于阶级，对于贫富差距，这种是可以纾压的。但是如果你连这个这样子的outlet都不给他们的话，搞不好最后爆出来的比你本来要压抑的那个还严重。

主持人Freya：

嗯，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他跟其他的文艺类或者说是新闻类的媒体类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作为很多普通人，很多人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出口。如果这个出口被。赌得非常严实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三个都是女性脱口秀演员那在日常从业当中，从你们的视角来说，会比男性演员遇到更多的困难吗。比如说，Victoria，从你的观察和经验来看，你会觉得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怎么说呢，更不容易搞笑，或者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Victoria：

我不知道，因为首先我演出的次数确实也不够多。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一个是女生的声音小，女生的声音小。这件事情其实在脱口秀上，表演上是有点吃亏的。你有时候要去喊出来，喊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你一个平时说话的一个声量，因为你那种女性的某种幽默的这种叙述表达可能观众未必能get到。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第二个的话我自己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女性。我口音还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北方的人他们口音一出来就是很好，笑对，吧，这个山东人一出来就好笑他们说什么都好笑。我一个南方人，我之前用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接近上海那边的嘛，我就是用比较接近上海那种方法。就读了一篇稿子大家说你这个太做作了不好笑的。我心想哈哈，那个就他们就不知道南方人的口音是好笑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很难受。我觉得南北差异，这个对我那我觉得南北有差异的话男女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差异的，但我也可能是一种借口可能就是不好笑然后我就觉得另外一个要克服的东西是一种表演欲，因为我天生是一个比较挨的人就是我讲幽默的方式是那种比较冷的，比较平的，那种方式去出然后我现在可能也是跟一些比较平的就是这样子表达一些演员去学。但是你知道，男生好多男生就是天生的表演家。他们可能从小在课堂上就在那边插科打浑，抢老师的话。他们已经很熟悉这种在众人情况下要表达自己的。男生太想表达自己了。我觉得我对于要在一群人面前要去炫耀自己，要去卖弄自己让大家笑我觉得我心理上是有一点点关口要去克服的。但我觉得男生没有他们一上场就我是这个天底下的王，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女性要克服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 anyway.就是我的一个观察。大家可以再补充一下。

Vickie：

没有人会说男生去台上表演是抛头露面，但是女孩子上台，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想要注意力，你是不是想要人家多看你呢，女生话这么多就是身为女性本来就是觉得绝对是一个弱势那我也常常碰到说不管是在就是在中国， 在台湾，在美国，我都有碰过这样子的就。如果我开开男性的玩笑开得太用力了，我就会看到第一排的男性开始手就插起来然后。那个身体，语言就开始非常的僵硬，然后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旁边有个女伴的话哎呀， 女生现在也不笑了。男朋友不笑， 他女生不敢笑了。我就碰到这种状况。我就是最伤心的。然后女孩子表演还有怎么穿衣服?男生上台表演就随便，一个帽T就上台了。女生要想说我要化妆，但我不能化得太妖艳。太妖艳的话，人家会分心然后觉得我不认真，我要穿好看的衣服，但是又不能太邋遢。男生可以穿得很邋遢。女生相对的你没有看过。我很少看女生上台不管在哪里。很少看女生上台就是一个帽T就搞定了。纽约偶尔会看到纽约，如果有那种真的底子很硬的演员就背个背包，一个帽T一点妆都没有画单独就上台然后把大家笑垮了然后就走人就那种。我觉得这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把我自己最丑的一面带上台然后人家还笑然后还很看得起我，这是ultimate我的目标，但现在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还是要画了眉毛才能上台哈哈，哈哈。

主持人Freya：

这个观察也是很有意思。那Blank你呢就是？

Blank：

刚刚我觉得我听那个Victoria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好今天那个Vickie是在台湾长大的，我是福建人。就是我在福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有台湾腔，虽然在Vickie面上，哈哈哈哈。就是今天所有人我我应该能听出来Victoria是南方人，但对我来说不算有口音。我觉得就是Victoria你听听我讲话，会觉得我有南方口音吗？

Victoria：

反正我听不出来你是福建人?

主持人Freya：

Vickie你会觉得Blank是台湾口音吗?

Vickie：

那肯定也不是，那肯定也不是，我觉得。

Blank：

对吧，就是。但我确实觉得南北方的这个对立，我是挺同意的，就是因为北方人大家就是已经习惯了什么赵本山，刘老根，大舞台这种腔调，所以大家更容易产生一种就是他们这样说话更好笑，然后觉得我们普通话不标准这样的印象。这点我是觉得会有的，就算我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有口音，但我说白了，我说英文的时候也不是大家眼中国外感觉的那种中国口音，更像是我的福建口音带到了我的英文里面。这个也会稍微有一点阻碍。但是我觉得男女生说话声音大小，这方面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大家不是都有麦克风吗就是。

Victoria：

对，但是你知道，同样的一个麦克风就是男生一讲，特别宏亮，整个场子就到最后那一排观众都能听。就是女生的话，你要试麦。但是你试麦的话，那个麦克风就是男生那个麦一定是好的。女生我们是要试过的，不然的话它有可能出来那个声音就很小。

Blank：

要练丹田了。

Victoria：

对，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要练一下。

Blank：

没有。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是音响师的问题。应该是音响师他们应该要自由的调，就是跟一些不一样的人的对。是设备的问题。

。

主持人Freya：

是技术问题。回到这个话题，就是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不容易搞笑，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Blank：

这点，我说实话，就是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困扰。我甚至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国外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在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Racial quota，就是他们在定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他们会有意的会增加少数民族和那个性少数群体还有女性的这种权重，然后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会有些得益于我的女性身份，在我和一个男性在同样程度好笑的情况下，我会更容易接受预定。说实话是这样的。

主持人Freya：

那在国内会很不一样吗?

Blank：

国内大家不太care这些吧，虽然现在国内大家也是有女权的风潮，在然后大家也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我说实话，国内很神奇的是国内的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首先，你看，今天这个播客，四个人都是女性，就是在国外的话我可以说男性演员还是更加的作为主流，在国内讲中文脱口秀的女性从业者比例算是很高的，讲英文脱口秀的，那就是更有意思了，就是基本是女性为主流。

主持人Freya：

嗯，那其实因为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文章或采访或者是接触一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在国内的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从业者会很多，但是你要想幽默，想搞笑。其实很多女演员会有很多困惑，就是就比如说在台面上或者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大伙的都是会比较可以扮丑啊这种展现自己的，就是女性本身的美然后跟这个幽默好像是有点冲突的。就是你，如果幽默搞笑了然后你就不漂亮，不性感了是会有这样子的吗?你们觉得呢。

Victoria：

这应该要问谁?你知道吗上海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做Don Wong。他在微博上面还蛮红的。他就是我见过最漂亮，最好笑的喜剧演员。但是他的段子要写得那么好，才让人家不会就是看着他这么美然后就吓傻了，然后忘了要笑。这是我觉得可能是他独有的包袱。一般，我们喜剧演员通常没有那么漂亮。

主持人Freya：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外表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搞笑的负担。是吗?

Vickie：

是的?不过我觉得女性比较辛苦的还是一方面是有这种就是比较性别刻板印象的包袱，那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我刚才开个玩笑说就是女生上台是抛头露面，但是也是有一个安全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很多脱口秀场子都很晚。你晚上要回家可能在上海治安很好，没有太大问题。我在纽约有时候晚上回家我是会有这方面的顾虑。那这个对于可能刚开始想要做喜剧的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个门槛，那你还有像我比如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有碰过开放麦有一个男生开始跟踪我，然后在线上线下地骚扰我。那我就因为这样子超过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表演这是男性不会碰到的状况呀。

主持人Freya：

那然后说到内容的话。比如说讲一些女性群体比较关注的主题，你们会在表演中会有意识地就是增加或者是讲这些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群体比较关切的主题吗。首先，Victoria，你讲一讲你的就是参加女权开放麦，女权脱口秀具乐部的一个初衷，然后你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Victoria：

我找女权脱口秀作为我的第一篇稿子的就是讲的地方，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想要笑声大一点嘛，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可能没有那么好笑，大家也会笑得很大声。那可能对我也是一种鼓励那当时笑声确实是很大。然后我就飘了，然后去普通场就讲凉了然后就讲哎呀，脱口秀还是挺难的。哎。刚刚在女权脱口秀讲完，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哎呀，脱口秀吧就是太简单了。这件事情，结果普通场景讲就冷掉了。我觉得关于女性讲女性话题，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经常会抱怨，说你们女人怎么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你们就没有其他话题去讲了吗。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天面临的困境吗，那你说就讲我们最care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最care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男性体会不到的东西，那我周围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基本上好像第一两篇稿子都会不一定是全部讲性别的，但一定会沾点性别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我自己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还蛮注意我的用词的。我想尽量在我这篇稿子里面不要用有任何在性别上不正确的东西。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上篇稿子我想讲一个就是女佣房。因为女佣房这个词讲起来特别顺，我一直想把它改成佣人房，然后我背稿子的时候就老是讲过去女佣房女佣房。后来我太难受了，我就把这个词给去掉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女佣房这三个字出现在我的段子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吧，就是起码我在我的意识里面，不要出现这种男权主义的脏东西。

Vickie：

男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是题材。女生讲什么就突然是性别题材。

Victoria：

对的。

主持人Freya：

会把这个归类为女权主义。或者说你在讲性别的议题，男生讲，就会觉得是一个日常的议题，是这样吗?

Vickie：

是。我现在在纽约就是有参加这个 Women’s Comedy Collective.他们就是做女性的专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有办一个就是偶尔会办一个女性专场。那个场子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单口喜剧。这个东西是演员跟观众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这是一个虽然说是只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话，但它其实是一个跟观众的对话。你不是单方面你自己觉得好笑，就好笑。观众一定要觉得好笑，但是观众要觉得好笑的话。他要懂你的点。你听到了一个你觉得很熟悉的或者你觉得很有感触的，你会会心一笑或是，当然理想状况是会心大笑，对吧，那女性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女性的专场，就是因为偶尔女生也会想要有主场优势嘛，我就像我刚刚讲的，男生讲什么都是题材，因为大部分的观众主要都还是男性，那我们的社会文化也还是主要是男权为主那偶尔至少一个月一次吧，让我们女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场子，我们自己听自己的题材，我们会很有感触。那个时候就是场内的氛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甚至听很多朋友，女生朋友，或者是性少数朋友来听了女生的场子会觉得说，喔，刚刚这场听完了，好疗愈。我怎么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主持人Freya：

就是女性群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

Vickie：

对，女性本来就是⋯⋯现在当然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但是女性表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革命吧?我们通常是还是社会，还是期待我们要温柔，要安静，要听话，要乖。那你要登上台抓个麦克风大声讲话。这一切都不是很传统女性的美德⋯⋯

主持人Freya：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国内，这个确实女性的困境还有女权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多困境是类似的。

Vickie：

是的。我现在在纽约这些女性专场也是大家都是反应非常热烈，因为一般的专长还是不是，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Freya：

嗯，那Blank你呢就是你会在表演中会经常有意识的去讲一些女性群体，女性的比较关切的主题吗？

Blank：

我说句实话就是五年前。就是我刚在国内讲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国内不太有人讲这样女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讲了很多女性相关的内容。但近几年，因为国内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讲这样的内容以后，我其实就没有在讲相似的内容了。就是对我来说，我更多的像是讲别人不太讲的东西，作为一个单口演员，不是一个女性单口演员的身份来说，肯定是一个更少有人讲的话题对我来说，更加是我创作的源泉。而且，再加上这两年，我改用英文讲了之后国内的女性话题和国外的女性话题又是相当的两回事。所以我就这两年就并没有接触太多关于女性相关的。肯定是有女性的内容，但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种国内的女权思潮相关的内容。我在英国这边有参加过一次英国这边的女权开放麦，他们在伦敦这边也有很有意思。 我只能说这种女性观众，女性开放麦的这种场所，首先我当然是非常的支持，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能给更多女性上台的机会，然后能受到鼓励更多的表达自我，这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很害怕的一点就我个人，有所顾虑的地方是我很怕这会成为一种女性之间的自嗨，就是嗯我⋯⋯

主持人Freya：

懂你的意思。

Victoria：

我认同。

Vickie：

我懂，我懂，我很害怕就是参加的观众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很有。今天大家很有幸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女权的胜利。就是大家能够参加，就是大家都起码受过一些女权的教育或者大家我是非常有幸能够有已经被启蒙，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大部分的女性。我觉得她们应该还是处于一种很难接触到这样的形式中来。然后这种时候会不会一些更有启蒙性的，更加简单一些的单口喜剧会对她们的帮助更大呢，这是我有时候会顾虑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Vickie：

我懂。我懂Blank的这个顾虑，因为就也就像Victoria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段子你拿到女生专场去讲大家笑得很开心。但是你拿到一般主流的场，人家就笑不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会提醒可能从如果他起步的时候是从我们女生专场开始起步的演员。我会提醒他们说你要知道这个段子不一定到哪里都能用。你真的想要做好的单口喜剧演员，你要什么场你要都要能让他们笑，就是这还是你的技术还是要在的，这个还是要锻炼，你可以来我们这个场，是一个暖心，是一个疗愈。我们是偶尔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能依赖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单口喜剧，是一个对话作为单口喜剧演员，你不能自视太高。你不能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好笑观众没有笑。那是观众的问题。从来都不会是观众的问题。我们女生自己可以讨论说啊， 什么东西男生不愿意笑，那这是我们专业上面的挑战。

Blank：

但首先，肯定也不是所有参加这种开放麦的人，都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当口喜剧演员。我们只是对自己有个特别要求，大家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借助这个场所或者平台，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完美的场所是。

Victoria：

其实我觉得两边我自己觉得女权脱口秀跟普通场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场子，就是女权脱口秀，就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地方。她是观点肯定是第一位的，普通的场子才是我去练技术，去练真正怎么样讲一个笑话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两边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也不会说去真的去比较他们。反正我两个场我都会去。但是如果在女权那里笑声特别大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就我好笑，我就觉得是我的观点赢得了大家的共鸣这样子。

主持人Freya：

嗯，那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个人在喜剧上的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及你们怎么看待华语脱口秀的一个未来? Victoria，你先说，虽然你说你刚刚也有想法用英文去讲，尝试用英文讲，嗯，那你觉得就是未来的重心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用中文讲脱口秀，讲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关切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吗?

Victoria：

我自己现在，当然我现在才讲了三场开放麦，我觉得讲我未来的计划也很好笑，但是呢，大概的想法也是说，我觉得中文我感觉我还是没办法放弃。因为我对于中国的处境我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了，英文的场景底下可能表达的主题也会有点差异吧。所以，因为我想聊的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华人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割舍这件事情。但是英文的话，我肯定是想去试的，因为英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练习技术，或者说有更多的听众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估计两个可能都会想去试一下。然后，对于中文脱口秀的未来，其实我还蛮乐观的，虽然我知道刚才Blank说她很悲观，但是我是蛮乐观的。我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叫做笑吧皮奥罗维奇。他就是讲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在德国一个纳粹占领地是禁止搞笑的。最后他们通过搞笑的方式去拖住了长官救了他们的朋友，虽然他们最后自己被打死了对，然后这个节目我就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我就觉得那个编剧就懂我们，但我不想给他泼脏水。觉得他是反贼什么的，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写这个剧本。但我的解读就是幽默是真正的武器。华人都过得这么苦了对，可能在中国也有他的困境来了。美国也有他的困境他们肯定是需要出口的。我觉得那个笑声是压不住的。我觉得脱口秀在中国也就短短的，不过十多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实在实在，中共不能讲脱口秀的话。我们就把火苗带到海外保存吧。

Vickie：

来台湾，来台湾。

主持人Freya：

那blank。

blank：

我中文喜剧也不太想割舍，但我的计划是我说一句不怕冒犯的是。我是觉得中国的观众是一个相当有一点势利的群体，我是更希望自己在英文的上面做出一些成绩之后，然后我再回头再重新再去做中文的喜剧，然后中文喜剧呢我觉得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中文喜剧没有未来。我是希望两边都能讲吧，就是我用英文喜剧是想要成为一个就是我也知道，吉米欧阳这样的华裔喜剧演员，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国喜剧演员，在世界上能够抒发他的声音，就出来之后很多人也会对我们就像是呃Vickie之前说的，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关心哎，你的中国讲单口喜剧，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会好奇。然后我也是想成为一个能够连接的窗口吧，能够给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国内中文，毕竟是我的母语，也是我表达最舒服的语言。我当然有一天更希望能够用我的母语说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未来。我并不是觉得喜剧演员没有未来，我觉得喜剧演员他们真的是特别厉害的群体。我是对喜剧演员等于是在中间的那一层，我对政府和对人民没有信心。

主持人Freya：

嗯，了解。那Vickie你呢，你的个人计划。

Vickie：

我必须要说，我觉得Victoria跟Blank都讲得非常好就是讲得。我有一点感动，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喜剧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看过政府的打压就是是一波一波的，它是会有起伏的。所以我觉得，像Victoria讲的这路还很长，毕竟脱口秀在中国才刚起步。路还非常长。我是有希望的那我自己的发展的话。我已经38岁了。我已经对自己接受的一点是我现在英文讲得比中文好。这有一点丢脸，但是我这么多年来的英文段子的锻炼我的英文表达能力是真的比中文好。那我自己的定位是我希望继续帮台湾打广告。我希望继续能也帮我就是在中国的朋友发声，有时候什么访问的这些情况，我可能就是还在中国还有家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朋友可能很多话不能讲，那我希望在不冒犯的情况下，我是希望能多帮中国人出口气，然后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国内，在台湾或是在海外都能继续做单口喜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很自由，自主的一种表达的艺术那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往这个方面发展。我自己身在 现在运气那么好能来到纽约。这算是单口喜剧的首都。我还是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房租还是要缴，但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我是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单口喜剧推到极致。那这个极致是会在哪里我就还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

主持人Freya：

你讲的也是很感动。然后，Blank，你刚刚有发出笑声。

Blank：

确实要找个全职工作。房租好贵啊。

Vickie：

是的，单口喜剧?我们刚才都没有聊到这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这个也是想补充的，就是专门做喜剧可以糊口吗?

Vickie：

没有钱啊。不行，不行，不行。

Blank：

我可以。

主持人Freya：

那你很厉害。

Vickie、Victoria：

厉害厉害。

Blank：

但我也想要一个全职的工作。流出了心酸的泪。

主持人Freya：

那今天聊得很愉快，然后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你们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也祝愿三位在向着自己心中喜剧理想的路上能够非常的顺利，然后也能够同时在物质上也能够越来越丰裕。那就感谢三位今天的播客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25以来，江西因大批官员被官宣落马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引起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以此作为新闻点进行报道，但没有一家媒体对这种集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深入报道。

媒体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我这个“过气的前时政记者”的关注，地方官场集中出现“主动交代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特殊的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我去江西省纪委监委的官网查一下了，粗略统计发现2025年以来，江西至少已经有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任辛卫平、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戴晓慧、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王水平、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金明、省民政厅厅长李明生、省司法厅原巡视员夏太华、原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景德镇市人大主任曹雄泰、抚州市二级巡视员周国华、吉安市人大副主任孙劲涛等近10名落马的厅官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

比较发现，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厅官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为什么这么多官员“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官方的宣传口径说，投案的多、主动交代问题的多是因为反腐的震慑作用所致。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抓了这么多官员，屁股不干净又心虚胆小的官员不可能不怕，主动交代的应该是有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中纪委前日公布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10名官员违规吃喝时有一名叫夏宇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酒后死亡。

讽刺的是，他们聚餐前在一起开的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署会，八项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止违规吃喝。可是，他们刚散会就吃上喝上了。大中午的，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等五名政法官员喝了四瓶白酒，人均八两，结果喝多了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夏宇当日下午死亡。

最新的消息说，罗山县最近公职人员聚餐喝死的还不仅仅是夏副书记，前些时还有一起，同桌喝酒的官员们凑钱平息了事情。此次事发，是因为赔偿金与上一次的相差太大，家属不满，于是事情被揭发了出来。

前两年，青海也出过一起类似的事情，参与酒局的六人都是一把手厅官，也是喝死一个，举国哗然。这种事，我相信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由此可见，八项规定等三令五申对这些官员毫无作用，有时候真不能过分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

所以啊，我们必须冷静理性看待“主动交代潮”。复杂的反腐现实告诉我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有一些是被震慑的，有一些官员心里恐怕则是打着别的算盘的。

我们先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很清楚，主动交代问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有些官员其实是奔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去的。

但是，官场复杂，有些官员内心不堪，未必是真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交代轻的隐瞒重的、交代小的隐瞒大的，企图蒙混过关。

这可不是我臆测，现实中这样的官员可不少。我们还是以江西为例，2024年11月11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赵东亮落马消息时也称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但是，2025年4月18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其被双开的消息时却措辞严厉地指出，赵东亮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工作和生活五大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看看，当初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查完发现其实存在“对抗组织审查”的问题。

类似的，还有萍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罗璇，官宣落马时也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最后也是“对抗组织审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钟志生，2024年9月官宣落马时同样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2025年2月11日被官宣双开时同样也是“对抗组织审查”，要严肃处理。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官员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都是真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了忽悠当地纪委监委，企图蒙混过关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官员虽然很多，但最终被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的也不少，这些官员仍受到了“严肃处理”。

如何识破这些心怀鬼胎的贪腐官员的真面目，十分考验地方纪委监委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被识破的，肯定也会有漏网之鱼。理性看待江西官场的“主动交代潮”，莫急着盲目叫好，也莫过于小看纪委监委的专业能力。

褚朝新

2025年5月10日初稿、15日修订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横幅，要求习近平下台，随后他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四通桥抗议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严厉审查，但仍有网民以“孤勇者”“勇敢的人”“桥”“我看见了”等暗语向彭立发致敬。四通桥抗议在海内外引发声援，并在白纸运动中得到回响。本文作者米米亚娜记录了海外青年行动者如何克服恐惧声援彭立发，并强化自由派华人社群的连结。文章首发于2022年11月3日。

在北京四通桥抗议引发了海外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后，我们也加入了校园贴标语海报的活动。我托一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张海报，备好了胶带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个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的朋友去了她的学校。

我们辗转于校园的各个学科大楼、步行通道、公交车站和学生中心，寻找合适的位置。朋友显得非常紧张，她说她特意穿得低调，戴着帽子和口罩，选了个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数次自语：“反而更显眼了。”

她左顾右盼，心神不宁，低声细语，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当我们在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口的布告栏上贴海报的时候，她催促我快走，因为教室里正对我们的位置坐着一个东亚人长相的学生，她担心那人是中国人，已经“目击”到我们。当我提议要去中国学生最多的商学院贴海报的时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国人让她很害怕。

在转场的路上我问她是在恐惧什么。她的答案并不让人意外——怕和中国“爱国”学生起冲突，怕被ta们曝光和举报，怕影响到身在国内的父母和亲朋。

关于极权无远弗届的威胁和监视，我早已深有体会。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你无法脱离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还因为某个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为出现这种恐慌情绪而更加感到挫败。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我在国内遭遇国安骚扰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里，什么都没改变。我实在不明白，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已经身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什么这种恐惧还是没有放过我？为什么它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一下子便捕获我的心神？

我明白这种恐惧是被夸大的。极权依靠人们内化的、自发的、膨胀无度的恐惧感实施控制。而被阉割、被去权、被孤立、时刻保持自我审查，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我的朋友还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后从国内出来，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行动，只是有在朋友圈关注女权等议题。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贴海报时，她立刻就答应下来。“太棒了！”她说。

我告诉了她一个管理恐惧的方法：“一般我会看着那些比我更勇敢、冲在更前面的人，ta们的遭遇有助于让我评估自己的风险。你可以看着我，如果我没出什么问题，你就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缺德，似乎我们是借着他人的牺牲来给自己划定安全的红线；其实这种“红线”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妄想，我们对“幸存”的庆幸里包含了太多的侥幸心态。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规避风险上，就会不断规训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动的空间。

可是，作为一个在母国从未以公民的方式参与过政治的新手，刚开始在自由社会里行动，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需要套个游泳圈来获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为更多后来人降低政治参与的门槛，也是我的责任。毕竟当年我也是靠观察那些女权行动先驱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实践使得我有路可循，与她们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被一次次打压后坚持行动的韧性，照亮了我无形的恐惧。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联结，拓展了彼此能力的边界，并被一种道德义务绑定在一起。

纽约抗议者在华盛顿广场张贴的标语。（作者提供）

发生在国内的“厕所革命”。（图：文宣中国）

公民日报（文宣中国）发起的声援四通桥抗议的海报运动。（图：文宣中国）

志愿者们制作的抗议海报。（图：文宣中国）

恐惧的感受如此普遍

“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在今天万马齐喑的中国，他的发声堪称振聋发聩，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爆发的情绪、行动的勇气、自我牺牲的觉悟、对反抗高度的想象，还有基于理智的精心计划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可能性，一种突破现实的超现实。

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让我们不至于就此沉沦。

“一个人的勇敢不应该没有回声。”活跃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账号“公民日报”（CitizensdailyCN）在事发后立即呼吁，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羞耻心。ta们带头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贴标语活动，倡议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将四通桥的标语和声援口号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和街头。

公民日报能够接力并扩大行动并不意外。这个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国”的社群成立于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基于为李文亮呼吁而聚集起来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轻人，逐渐发展壮大。ta们借鉴香港抗争者的“文宣”方式，持续面向简中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宣传民主、自由、进步的理念，也一直紧跟时事并组织公共讨论。在近三年之后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这一天，ta们终于又迎来一次不辱使命的时刻。

这次的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千张海报席卷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众多主流海外媒体的关注。借由这次行动的影响力，公民日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线上建立起基于伦敦、纽约、多伦多、南加州、澳大利亚的telegram群组——“My Duty线上民主墙”，聚集起了当地关心母国命运，反对独裁、支持民主化的华人。

“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网络空间。我们虽然没有站在同一个校园或同一个街道，并不知晓彼此真实身份，但这不妨碍我们充分交换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联结起来。”——公民日报在介绍“My Duty线上民主墙”时写到。

公民日报并不是唯一在为这种“联结”而努力的青年团体。这些年，与中国扩张的民族主义和蔓延到西方校园的“爱国”留学生群体相对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倾向的年轻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国内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并走到了一起。仅仅是我参与到的，以纽约为核心的北美中国女权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们在中国米兔运动和很多女权公共事件中均有贡献。疫情期间，我的朋友主导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社群，以回应海外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机遇，培养新生的社运力量。在这次的贴标语活动中，ta们也很快做出了响应。

在大家一起复盘这次活动的经验时候，我们发现对于“恐惧”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类似。在远离加州、纽约的进步氛围的城市，一些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感到孤立无援，惧怕传言中和中国大使馆有利益关系的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势力。但即便“爱国”学生并不是成组织的，一个庞大而充满攻击性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其“背后灵”。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一个名叫朱子豪的留学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调录制手撕抗议海报的视频，宣称自己已向校方举报，而校方也积极介入调查，并移除所有“非法海报”。他甚至谎称，校领导认为此举严重违背“瓦大和荷兰政府价值观”，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重处分”。这些直接从中国语境里照搬到西方校园的恐吓话术纵然荒谬，至少说明一些“小粉红”们完全自知且积极地充当着极权的爪牙。

与这些“爱国”学生大张旗鼓的气焰相比，想表达异议的学生们只能尽量保持低调和匿名，即便听见路过者对于海报的讨论，也难以上前对话，因此失去和周围人坦诚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机会。严格匿名的需求还会局限这些进步社群的发展，线上的自由讨论难以转化成线下的共同行动，而线下的活动也难以借由公开宣传形成破圈的影响力。

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我们担心自己的反抗话语被西方保守派用来鼓动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也担心进步派们因为忌惮种族歧视和恐华症的帽子而轻视极权对我们的压迫。我们担心香港和台湾等中文社群难以理解我们受到的审查，简单将我们的恐惧与懦弱、保守画上等号；也担心在将自己进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会和周围的亲朋好友疏远、撕裂，留下无解的创伤。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凭什么预设这条路不会举步维艰呢？比起身在国内的泛自由主义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掌握的自由和能动性已是极大的特权。甚至纵观中国社会，无论从民族、阶级还是成长时代来说，我们都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势更边缘的群体承受着不反抗或反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早已无地自容。

我们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何把恐惧和愧疚向外导向对他人的共情和行动的动力，而非向内导向自轻自贱、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态，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摆脱极权的驯服和毒化，本来就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贴标语活动，在国内变成更加隐秘的“厕所革命”，抗议的标语被写在一间间没有监控的公共厕所里。随着二十大的召开，当局更是极力防范四通桥事件的影响。且不论因传播、谈论此事而大量炸号的“惯例”，我的微信联系人里就有两个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参加了四通桥事件的telegram群组的讨论被查出身份，四个警察从天而降，当着其父母的面带走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审问。他的手机被翻阅，参与的所有“反贼”群组被记录，境外软件被删空，还写了保证书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确询问他对四通桥标语的疑似发起人彭立发的看法：“你觉得他做得对吗？”他只能回答：“不对。”另外一个人在被警察骚扰之后过于恐慌，无法回答我的询问，只是一遍遍重申“我爱党爱国爱人民”、“不会再发任何不合适的文字。”

长期以来，民众就是在这样细枝末节、无孔不入的审查和管控下生存的，连自己的话语和意志都被暴力殖民，这是何种无法言喻的疯狂和荒谬？

也许正是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一些评论对四通桥抗议“泼冷水”，对它在国内能够产生的作用持悲观和绝望的态度。网友歌嶋政治人和鹿马的文章都认为，症结在于中国没有公民社会。在当局长年累月的打击和分化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成一盘散沙，个体被原子化，无法集结成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只能出现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这样的个人抗争得不到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四通桥勇士注定只能是一个“孤勇者”。

“这种孤立感是令个体感到绝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同胞此起彼伏抗争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们当然要谨慎，是否将自己对现状的焦虑和绝望化为了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借由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个英雄和一次行动召唤革命，却简化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难度的理解。但是，现实固然是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环，四通桥抗议却搅动了这一潭死水，打开了一点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并不基于自以为可以改变这一切——我想彭立发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他的“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方案真的会实现，但他依然抱着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牺牲自己的极端方式去唤醒民众。

所以，重点不是为什么他落到了独自反抗的地步，而这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接住他；重点是这已经一盘散沙的社会和积弱成疾的民众，是否可能因它的拼死突围而觉醒、振奋和挣扎起来，从而给自己被绑定的命运造出更多变数。

“希望”正是来自于看到了反抗本身——若绝望来源于我们无法看见彼此。借用张洁平的一句话：“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他已倾其所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停止视而不见。

在国内，四通桥抗议也许会和之前的许多公共事件一样被深埋，被藏进人们记忆深处，像一颗种子在漫长的黑暗里等待复苏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和广泛的社群联结，接住并发扬了我从彭立发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果，ta们免于物质匮乏，见过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爱与自由，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记得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之后的一次对话中，我和女权活动家吕频说，最近两年我一直有种大势已去的感觉。铁链女之后，更让我觉得自己作为理性的公共参与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实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和平推动政治转型的窗口期早已过去，国内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权运动延续到现在已属不易。我相信以启蒙为基础的改革是对人最友好的途径，但当权力无恶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难积聚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感，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当。我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吕频说，她早已有运动会失败的心理准备。现在就看惨烈的个体悲剧是否还能唤醒民众。她还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维系住我们的社群，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是可持续抗争的基础。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社会的想象，哪怕只能先寄望于留存在海外的火种。

恐惧一旦被跨越，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我和朋友的贴海报行动从黄昏持续到夜晚。离开的路上，我们发现了路边一个空白的布告栏，便决定在上面满满贴上一排标语。

也许是之前的顺利，她此时已经比较放松了。我们有条不紊地贴着，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已经有人站在身后默默地观望。

那人看了一会，终于忍不住上来搭讪，说自己是伊朗学生，最近也在组织伊朗人的抗议活动。他说：“我们跟你们的处境相似，我们应该互相联结。”

和他道别后，朋友说发现有人站在后面看的时候“吓死了。”

后来，这位伊朗学生邀请我们参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议集会，我特意做了几款海报，将中国和伊朗的抗争内容并置在一起，强调在反抗极权道路上跨国跨种族的团结。

当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来，于是在集会现场，我又认识了另外三个有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学生。我们跟着伊朗人的大部队游行、喊口号，还一度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过程中很多伊朗人来对我们表示感谢。当伊朗学生上台发言的时，特意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感谢了“中国朋友”的支持。

海外青年声援伊朗抗议活动。（作者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在温尼伯这个被我称为“流放之地”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社群”——这些已经政治觉醒并且有意愿参与政治的年轻人，就算只有五个，我也感到不再孤独了。他们都刚从国内“润”出来不久，大家确认过眼神后，就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党一样熟络起来。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贴海报时表现很恐惧的朋友变得非常积极，她不但用纸板帮我做了标语牌，主动和伊朗学生联络和保持沟通，并且把我们参加集会的照片、海报投稿到了公民日报。

果然，在公共参与的实践里，这种恐惧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想到了社群里的朋友说的：“勇气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信任也是在联结和共同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

采写：木头人
普通影迷，第三届深焦影评大赛冠军

在香港这座光影交织的“动感之都”，同志群体的故事往往隐没于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或偶然闪现，那也是如《春光乍泄》般聚焦于年轻的灵魂与迷离的情感。因此当导演杨曜恺以两部讲述老年同志生活的电影《叔·叔》（2019）与《从今以后》（2024）走进影迷视野中时，我们似乎才第一次看到那些被时代困缚、在家庭伦理与自我认同间挣扎的银发身影。从男同志桑拿房内压抑的肢体触碰，到女同伴侣遗产争夺战中暗涌的阶级裂痕，他的镜头始终凝视着“边缘中的边缘”，克制地将幽微情感编织进公共议题的经纬。

作为香港同志影展创办者，杨曜恺的创作始终带着双重自觉：既是艺术家对同性题材的关注，也是行动者对社群记忆的书写。他的两部华语电影都取材自社会访谈与现实案例，而无论是《叔·叔》里老年男同迟暮相爱的困局，还是《从今以后》中女同伴侣不被承认的遗产困境，都不过是父权宗族制与传统家庭观对性少数系统性压迫的一个微小切面。而在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的当下，或许更应该从这些微小的切面入手，去了解在时代与社会掩盖下性少数群体的真实境遇。

这篇深度对谈除了呈现杨曜恺的创作方法论，也触及到过去年代中的个体故事：他们并不完美，有很多局限，但正如杨曜恺自己所言：“我从来不认为电影里的主角需要是完美的”，真实的个体更是如此。而当我们凝视那些被主流叙事抹去的老年面孔，了解他们缺陷之下的无奈与挣扎之后，或许我们能对何谓少数有更多的思考。

杨曜恺凭借《从今以后》拿到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电影

01 关于《叔·叔》

深焦：在《叔·叔》之前，您拍过两部长片《我爱断背衫》和《封面有男天》，都以海外为故事背景，是什么驱使你回到香港拍摄电影？

杨曜恺：我小时候在海外上学，之后在香港念的又是国际学校，所以没有学过中文（书写），因此前两部电影都是写的英文剧本。但作为一个香港人，广东话是我的母语，我就一直很想拍一部广东话电影，因此才回到香港。

《叔·叔》的剧本是我先用英语撰写，然后再找人翻译成中文的。虽然不会用中文写作，但我的读说听都没有问题，拿到翻译初稿之后，我就对台词进行调整，翻译再根据我的录音进行修改。如此来回多次，经过非常繁复耗时的过程，才终于完成剧本。

《封面有男天》剧照

深焦：《叔·叔》的灵感来自江绍祺教授的《男男正传》，书中12位年长男同志的案例中，有哪些最触动您？在改编时如何平衡纪实与虚构？

杨曜恺：我见过其中好几位，有些在电影开始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尤为特别，这位年长男性从不认为自己是Gay，他认为自己对同性的欲望渴求就像赌瘾一样。所以他偶尔会去公厕寻找“同伴”，就像赌徒时不时就需要赌一把，满足了“瘾头”之后，就可以回去做个“正常人”。

我当时非常惊讶于这种想法，之后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是以此将自己的欲望和同性恋的身份分割开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叔·叔》中柏的原型，同时也糅合了其他五到七位受访者的经历和人生观，最终构成柏这个人物。

不过在访谈里，其实并没有两名已婚的年长男同志交往的案例。一般而言，年长男同志多会找较为年轻的伴侣，甚至会有年纪相差20岁以上的情况。但我并不想自己电影里的角色是这个样子，一来老少配的戏码早已不新鲜，二来这种关系里年长者往往追求的只是年少者的肉体。因此我就重新构思了一种情感关系：如果两位主角都是“叔叔”，两位都是已有孙儿的祖父，现在才坠入爱河，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男男正传》封面

深焦：您认为老年同志在身份认同、家庭责任与情欲表达上，与年轻一代的同志相比，有什么特殊性？

杨曜恺：以前和现在当然不一样，尤其在我访问过的“叔叔”里，他们都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他们和现在年轻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了有三四十年，而这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以及相关法律都有了很多转变，甚至有了同性婚姻的可能。所以很多年轻同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相当自豪的，甚至不会自我标签是Gay或Lesbian，而是流动的性向。不少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向家里出柜，如果家人无法接受，他们也会抗争到底。

但那个年代因为对同性恋的认知不足，人们会认为那是一种腐败、一种病态，甚至是违反刑法的罪行。香港是直到1992年才将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勘误：正确时间应为1991年7月）。同性群体因为性倾向不被法律允许，不敢对他人透露，甚至不敢（和同性）交往，因为可能遭遇交往对象的勒索和举报。在那样的环境里，同性群体的身份认同一定是很糟糕的，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同时必须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与倾向。

深焦：谈到负罪感，《叔·叔》的另一位主角海，在片中是有基督信仰的，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角色设定吗？

杨曜恺：半是刻意吧，但确实在访谈里有同志是有宗教信仰的。看上去很矛盾，但他们的信仰是很“香港”的。香港人一向非常实用主义，他们会将宗教里觉得适合的纳为己用，觉得不适合的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们不会像西方的那些虔信者那样，将信条教义全盘接受，而是会有所选择。

《叔·叔》剧照

深焦：您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描写两位主角的家庭生活，中国式的家庭是否导致老年同志更难挣脱枷锁？您如何理解老年同志对传统伦理的妥协？

杨曜恺：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尤其结了婚之后，会将子女的尊重看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老了之后，子女给钱花这件事（就像在《叔·叔》里，柏收到儿子给的家用后，那个感动溢于言表的一幕）。那是一种非常中国人的心态。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吝于感情的表达，其实情感都隐藏在细节里。我们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天天“I love you”,但中国人是会通过一些细微的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去表达爱意。

因此对于柏与海而言，子女和家庭给予了爱与尊重。你要他们为了爱情而抛弃一切，是非常困难的。天秤两端的比重显而易见，一边是奋斗一辈子为家庭奉献得到的回报，那代表着一生的成功，另一边则只是一段“雾水姻缘”，怎么可能舍此取彼？

在我的访谈里有一位“叔叔”，他说自己“从大陆游水下来香港”，当时一无所有，几十年间白手兴家，有了家庭，有了老婆，有了子女，回家有汤喝，“过时过节（有孙儿）会喊阿爷阿公”，在他看来这就是“成功的代表”。他不会认为没有出柜，一辈子自我欺骗是一种失败。现在那套“做自己”的想法并不适用于他们。

深焦：柏虽然欺骗了妻子，但电影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批判，有观众认为这是对“同妻”议题的回避，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杨曜恺：我们不能用当下的标准去judge（评判）他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些“叔叔”很坏，欺骗自己的妻子，但在那个年代，十个同志里可能有九个都会这么做。因为结婚是必须的，如果不结婚，先别说在家庭中会难以自处，亲戚朋友会投以怪异眼光，工作上也会多有阻碍。在以前的公司里，如果不结婚别说无法升职，连找工作都会有困难，会觉得你“娘娘腔”，或者不成熟没定性，机会会优先给到有家室的员工。那个年代是不允许你做自己的，因为做自己的代价太大，很多人只能选择结婚。这是时代局限造就的悲剧。

《叔·叔》剧照

深焦：太保和袁富华均为直男演员，您如何指导他们诠释老年男同的复杂情欲？例如桑拿房的肢体接触戏，如何让演员突破心理障碍？

杨曜恺：开拍之前都有给演员看过剧本，也讲过会有亲吻和情欲戏，演员们其实都有心理铺垫。但到了拍戏的当天，其实还是会紧张，两位演员就在片场不停抽烟（笑）。我就说，不用怕，我们就像排练舞蹈那样，分解动作，第一步这样第二步那样，如此这般练了一个上午，直到非常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舞蹈表演。一开始两人都裸着上身，还是会尴尬，但当排练了两个小时，十个动作做了十次之后，尴尬也就慢慢消失了。上午热完身，吃过午餐，我们才正式开拍。两位都是专业的演员，经过之前的热身，入戏也很快，非常自然地就完成了拍摄。

深焦：电影中对柏的妻子清虽然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区嘉雯的演绎也十分精彩。她对丈夫的情况显然不是一无所知，您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怎么思考的？

杨曜恺：对于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存在。她只能“只眼开只眼闭”，她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又无法理会。丈夫对自己的情感，身为妻子自然心知肚明，但那个年代的人不太看重“激情”，或“谈情说爱”。她们首先是建立家庭，生了小孩之后子女就是一切，因此只要伴侣顾家、不赌钱不喝酒不家暴，就算是挺美好的婚姻了。现在看起来当然很离谱，会认为那不过是最最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就算是很难得了。

所以对清来说，只要（对方）不要主动上门，不要威胁到自己的婚姻，就当“没事发生”。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呢？离婚吗？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如何独立生存，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子女。而且很多女性根本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是Gay，这才是最要紧的，光为了遮掩这见不得光的丑闻，就足以令她选择忍耐和沉默。否则由此而来的羞辱不仅仅针对丈夫，更会波及到子女和自己。

《叔·叔》剧照

深焦：《叔·叔》中柏与海“回归家庭”的结局，是否反映了您对香港社会接纳同性恋的悲观预期？

杨曜恺：其实不悲观。香港这几年有很多同志和政府打官司打赢了，争取到了很多法律上的权利。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也越来越开放，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反对也没有那么激烈了。所以还是乐观的，虽然慢，但并不是没有进步。

深焦：香港老年同志群体似乎普遍面临“养老院歧视”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是否对此有所回应？《叔·叔》中提到的“同志安老院”提议在现实中有无进展？

杨曜恺：没有（笑）。因为在香港，一般养老问题就已经十分严峻了，对此尚且没有资源解决，更何况是性少数的养老问题。在我访谈的案例里，有非常顽强，很早就出柜的同志。这部分人往往对自己的身份和倾向非常确定，因此终身未婚，和家里也基本断绝关系。他们老了之后，都会害怕进到一般养老院里会被歧视。他们作为社会的边缘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现在让他们回到“直”的群体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他们的私密物品，以前收到过的情书，甚至他们的黄色影碟，这对他们而言可能都是非常宝贵的存在，但进到那样一个环境里就不再能拿出来，不能在其他“普通人”面前暴露。聊天的时候，其他人可能谈及自己的妻子儿女孙辈，他们也没办法参与，因此很容易就会被孤立。

香港有一个组织叫“晚同牵”（香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专为年长同志社群提供服务的注册慈善机构），会尽量照顾同志老人，每个月有固定的聚会，如果发现老年同志有什么困难，社工会上门帮忙。但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老年同志是还在“柜里”的，他们也未必想要这种帮助，因为一旦接受就等于昭告了身份，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当中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

《叔·叔》剧照

02 关于《从今以后》

深焦：《叔·叔》聚焦老年男同的隐秘情感，而《从今以后》则关于老年女同的遗产困境，为何选择这个题材？除了和《叔·叔》的关联，是否有其他原因？

杨曜恺：我也不是故意地写完老年男同后，就接着写一个老年女同的故事。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关于香港LGBTQ群体遗产权益的讲座。当时演讲者讲了好几个类似《从今以后》故事的案例，我就起了访问当事人的念头。那几个案例都是女同伴侣，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很多男同伴侣即使在一起很多年，都会瞒着家人，维持秘密的状态，因为当时社会对男同的鄙视是更严重的。男同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被彼此家人接纳的可能，经济往往也是各自独立。

女同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女同伴侣会被认作好姐妹好闺蜜，只是因为都嫁不出去所以才两人结伴一起过日子，即使出双入对，他人也不会觉得奇怪。这些女同伴侣和彼此家人和谐相处了很多年，让她们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被家人接纳，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这其实也是父权社会逻辑的一种体现：对女同性恋表面上的接受，本质上是因为没有威胁力。两个女人在一起没什么，但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是对男性集体形象和权威的一种危害。

但当女同伴侣的其中一方逝世之后，她遗产的处理往往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些案例里的家人，就像《从今以后》里Pat的家人，固然知道当事人是一对伴侣，但当碰上利害关系的时候，家人很轻易就能否认她们的关系，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可以证明，法律也不承认。为了得到死者的遗产，当然予以否认，例如说“她们只是一对好姊妹，我的妹妹是同情她可怜她，才让她在这房子里住了十几年，现在妹妹去世了，她就想霸占房子。她们本来只是朋友而已。”相比起来，电影里的情节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现实中我有看到过（家人）直接换门锁的情况。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从今以后》的开头，就是主角一起买菜吃饭的情节，包括在《叔·叔》中也有类似的场景。都说食色性也，但在您的电影中，似乎吃饭比起性的场景，更能体现亲密关系，这是您有意的处理吗？

杨曜恺：是的。尤其当我们谈及片中人物的年龄，例如《叔·叔》中的两位主角都六十多岁了，对他们而言最甜蜜的事情就是两人一起买菜做饭，都是些很简单的小事，但已经是难以得到的生活。

而在《从今以后》的开头，我想表现她们已经在一起细水长流了那么多年，周围人，从邻居到门卫到菜市上的商贩，对她们的关系都是了然于心的。以及她们毕竟在一起几十年了，不可能表现得如热恋中那般甜蜜情态，而是在很多动作上，例如走路的时候你扶我一下，或者你放下杯子我就会把水满上，两人的情感恰恰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

深焦：Pat从未签署遗嘱这一剧本设计除了引出Angie与Pat家人的“房产争夺战”，背后还有着怎样的考量？例如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Pat身上存在着的传统男性色彩。

杨曜恺：Pat当然是一个有缺陷的角色。如果她真是一个周全的人，她当然应该立遗嘱。但我从来不认为电影里的主角需要是完美的，而且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就是对立遗嘱这件事情十分抗拒，不敢写，因为觉得不吉利。哪怕到了六七十岁，明知后果，但还是不去计划。尤其对于同性伴侣，这种恐惧和疏忽就会对爱人以后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在我访谈的伴侣中，有很多都没有立遗嘱，一旦问到，有人就回答：“没关系，到时候我的姐姐会知道的”。我心想，你们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最后却要取决于你的姐姐？你的姐姐真的知道你的想法吗？或者她根本不想知道的话会怎样？这对你的伴侣而言也太危险了。她们看完电影之后，嘴上说会做，但一年之后再问到，也还是没有立遗嘱，会觉得一旦把自己的死写在纸上，就仿佛是对自己的诅咒，是这种恐惧阻碍了她们。有人问到，Pat是不是不爱Angie，所以才不立遗嘱，我是不同意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故事中的主要矛盾看似是遗产，但本质是关于“福荫后人”的冲突：Pat的家人想让她入龛，是因为算命先生说那样有利子孙后代；Pat的家人想抢走Angie的房子，是因为小儿子要结婚生子，这里面是否也隐含着您对宗族传统的批判？

杨曜恺：异性恋者攻击同性恋的时候，往往会用“下一代”这种说辞。除了因为同性恋无法“传宗接代”，还会认为只要有同性恋的存在，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甚至声称会带来性侵的问题。有些人会将“下一代”的利益作为一种“武器”，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群体的权利。

深焦：电影中您花了相当篇幅去描绘Pat家人的生活困境，Angie与Pat的家人显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是否可以理解这部电影里除了同性伴侣与传统社会的冲突，其实也有着阶级的冲突？

杨曜恺：我认为很多家庭的故事里都包含着经济权利的斗争，尤其是当一家里的兄弟姐妹境遇有所不同的时候。香港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造就了很多人一夜之间的白手兴家，有些人则被落在了后面，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我想在电影中表现这种家庭里的经济差异。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香港也不承认事实婚姻，如果故事的主角换成一对从未结婚的异性伴侣，这个剧本是不是也能成立？

杨曜恺：某程度上可以成立，但这里牵涉到我们社会文化的问题。正因为社会普遍不接纳同性伴侣，有些人会觉得在家人去世后，把她的所谓伴侣赶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外人眼中看来她们不过是姐妹关系。但假如家里有个叔叔没结婚，而你从小到大都知道他有位女友，大家都公认这位就是他的妻子。当那位叔叔去世之后，家人未必会如此对待他的女友。哪怕法律确实不保护他们的关系（假如没结婚也没子女），但社会舆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会觉得有没搞错，几十年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对的，哪怕两人没结婚也没理由把人家赶走。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社会共识：因为异性恋就是被接纳的关系。

深焦：《叔·叔》和《从今以后》相隔了五年，比起前者的温和，《从今以后》的表达似乎更加尖锐。这五年间您的创作心态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曜恺：当然是有很大变化的，毕竟整个世界的环境都变了。七八年前，我们会感觉世界在走向共融，现在反而大倒退了。《叔·叔》某程度上算是一个爱情故事，想让观众了解这群人的痛苦。到了《从今以后》，我想表达的是社会的不足与现实的不公。

《从今以后》剧照

深焦：《从今以后》在2024年的柏林电影节首映，《叔·叔》当年则先去了釜山电影节，然后再去了柏林，欧洲观众和亚洲观众对这两部电影的观感有哪些不同？

杨曜恺：《叔·叔》 的话，亚洲人会更容易明白，因为那些微妙的家庭的东西他们更感同身受。欧洲观众未必能get到其中的细微之处，更倾向于当成一个爱情故事来看待。《从今以后》则反而欧洲观众能理解得更深，因为他们能从这部电影看到自身社会过去的不公，明白到香港也正在经历一个他们走过的阶段。

《从今以后》剧组在柏林

03 关于同志电影创作

深焦：您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西方的酷儿理论发展得如此之快，是否有影响到您的创作？

杨曜恺：发展得是快，但倒退得更快（笑）。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之前才参加完一个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公司如何在避免提及DEI这几个字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因为这些公司很多总部都在美国，现在美国下令禁止DEI，如果香港这边继续提及，可能会导致在美国的总部受罚。简直就像换了人间，前两年大家都还很拥抱这个理念，现在却变成讲都不能讲，甚至需要专门开会来讨论这件事。我完全无法理解世界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太可怕了。

杨曜恺

深焦：您自2000年起主办香港同志影展，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您对华语同志电影创作的观察？有什么变化趋势？

杨曜恺：台湾包括亚洲这些年有相当多作品，将同性议题商业化，例如BL电影。BL电影对同志权益某程度上是有帮助的，让这个群体在大众中有了更广泛和正常化的认知。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认为BL电影不是同志电影，其目的并非探讨LGBT议题，而只是将同性恋简单化浪漫化、专为女性受众而创作的电影。但我认为这个趋势（对同志而言）并非没有好处，至少能争取一部分支持者。即使那些女性观众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同志的境遇，但起码从不会恐同开始。

2024年第35届香港同志影展海报

深焦：您认为当前香港电影人创作酷儿题材时，最需突破的困境是什么？技术、资金还是整体社会的文化保守性？

杨曜恺：拍摄同志电影在香港依然是很艰难的，资金是最困难的，很多投资人会认为这个题材太过小众。我当时拍《叔·叔》的困难之处在于选角，因为需要六十多岁的男性出演。这个年龄段的男演员，很多都是以前邵氏电影期间演惯大英雄、警察探长那种很阳刚的角色，对他们来说会比较难。但如果让现在四十岁以下的香港男演员去扮演Gay，很多还是蛮愿意的，所以选角现在应该没什么障碍。市场的接受度可能会是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影院（看同性电影）。例如《叔·叔》上映的时候，很多夫妻就是老婆想看，但老公不肯，哪怕走到影院门口了都不愿意进去。受众有限，也就很难找到投资。

过去香港有《春光乍泄》，那是经济腾飞的时候，整个电影产业也百花齐放。现在社会的氛围已经不一样，2000万和500万预算的差别是很大的，当你只有500万预算的时候，你不可能飞到阿根廷拍摄，也不可能请到梁朝伟和张国荣。

《春光乍泄》剧照

深焦：下一部作品是否会延续老年同志主题？或尝试其他性少数群体的故事？未来是否会考虑创作非同志题材的电影？

杨曜恺：现在是有几个想法在酝酿。其中一个是比较商业的非同志题材项目，但最近香港电影业不太景气，未来几年对电影的投资可能也会减少，所以这部商业片能不能拍成也是未知数。另外也想回归拍摄英语电影，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五一假期结束了，各地旅游捷报频传。今年五一期间，全国出行人数3.14亿人次，消费达到1802亿。

我大概算了一下，五一出行人均消费为573元。而2019年，这个数字是：

603元。

大家确实都出来玩了，但是各行各业感觉恢复情况不太一致。就比如乃悟最关心的航空业吧，按照第三方平台统计，五一期间境内航线客运航班量6.95万班，同比增长5%，国际航线同比增长了16%。机票平均价格890元，同比增长5%。

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啊！

乃悟又看了一下今年春节期间的统计，民航发送旅客达到1824万人次，日均运送228万人次，创下春节同期历史新高。

春节是一季度最火爆的出行周期，看这个数据，各家航空公司今年一季度的业绩一定很好吧。

乃悟翻看了各大航司的一季度财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国航今年一季度亏损扩大22%，东方航空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亏损8亿到今年的亏损9.95亿。南航又是超薄座椅又是餐食节省，亏损幅度和去年相比没有变，那才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最终省了三块五。海航的利润下降了6成，被誉为最能赚钱的春秋航空归母净利润减少了16%，吉祥航空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下滑了30%。

乃悟又查了查各机场的数据。上海机场今年一季度盈利超过5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白云机场一季度盈利接近3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还多。首都机场的营收也在增长，亏损在收窄。

机场这个生意模型是特别的好，飞机起降要收费，旅客在机场坐飞机也要收费。所以机场都说自己赚钱了，那就说明坐飞机的人多，而且飞机起降频繁。

既然人旺机也旺，那为啥各大航司却都在亏钱呢？

星球此前写过，第一是因为国际航班恢复程度不理想，各家航司都在国内市场卷机票价格。

第二是按照十四五规划，航空运输旅客数量有达标要求，各大航司航线航班都在大开特开。

当然，也有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节前，幸福航空突然宣布停飞。

乃悟给大家讲个古。这家公司最早由中航工业和东航合作创办，幸福航空早期几乎使用的都是来自中航工业的产品：

新舟60支线客机。

全球航空市场就那么大，还被欧美用适航证体系分化控制，新舟60没有取得欧美的适航证，就导致其无法向欧美市场销售。

当然，也不能全怪欧美朋友，新舟60在2009年到2015年的6年间，发生事故17起，其中7起都和起落架有关。

这就导致新舟60的客户都是亚非拉兄弟和幸福航空。最便宜的时候，这家公司甚至推出过0元机票，随便坐，不要钱。

可能是亏损过大，又或者是别的原因，中航工业又把公司甩给了西安国资。然而西安国资更赔不起。关键时刻，疫情又来了。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工资停发、社保停缴、最后停飞。有人计算，就目前幸福航空能飞的飞机，全都努力运营也要每年亏损一个亿。

有媒体采访了幸福航空员工，他们说目前公司拖欠10个月工资、40个月公积金、28个月社保等等。一些飞行员、空姐、地勤靠干兼职挣钱。

太可怜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救空姐？

2025年3月3日，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了《反家暴法》九周年监测报告，分为概述篇和政策法规篇。本次推送概述篇，限于篇幅，推送内容节选原文的摘要，以期向读者展示概貌，建议读者们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报告全文。

截至202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已有九年整。2017年3月1日以来，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持续发布民间监测报告，以期勾画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进展，了解存在的挑战，提出对策建议，与社会各界共同促进妇女权益、家庭安全、社会和谐。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的重要制度创设，本篇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状况单列一节，进行考察。截至2024年10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共作出近 2.6 万份人身安全保令。但是，这个数量和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家庭暴力的发生状况和报警情况等相比，实在让人不敢乐观，而且保护令的核签发率仍然没有披露，加之能够查找到的保护令数量越来越少，已经难以如之前那样去考察所申请的哪些保护措施和准率较高、哪些保护措施如迁出令核准率很低。

总体而言，虽然《反家暴法》实施九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家庭暴力问题依然严峻，需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和努力。

一 一年来反家暴工作的主要进展

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让法律活起来
2024年国内多地颁布实施了反家暴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与《反家暴法》相配合实践。
2.多部门协作机制的强化：形成反家暴合力
3.救助与法律援助的扩展：为受害者提供更多支持
4.与未保法等法规条例携手，从源头预防家暴

二 主要责任机构的工作（详见报告全文）

与反家暴落实工作相关的机构有：人民政府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妇联、工会、共青团、残联、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等。

三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

（一）整体趋势

2024年1月至10月，全国法院共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199份，截至2024年10月底，各级法院共作出近2.6万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过去9年中，全国法院核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

地方法院在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方面的进展可在公开报道或数据中查询到的，有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甘肃省、浙江省杭州市等。

（二）跨省司法协作和多部门协同推进

2024年，我们检索到保护令方面的跨省司法协作和多部门协同推进的两个实例。12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塘西派出所及时受理了一起江苏南京市居民的家庭暴力案件，并协助其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实现了跨地区的司法协作和保护令的有效执行。

4月16日，浙江杭州市妇女联合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 8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的杭州市《关于加强部门协同深入推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其中包括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从妇联协助申请、检察院支持起诉、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到人民法院制发和执行，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全方位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四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中持续存在的挑战

尽管越来越多的家暴受害者的权益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但现实中不如人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折射出反家暴法的落实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还在多个家庭暴力的实例中观察到：未成年人受家暴情况中，学校的强制报告往往缺失，除了申请保护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民政部门和社工服务机构，可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又该有怎样的罚则？面对情节恶劣的家暴案件，部分法院法官只是“批评教育”，并坚持调解，让受害者终于同意“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已经饱受诟病，202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报告时，也敦促废除这个规定。以上实例仅涉及少数反家暴责任部门。要推进反家暴法的有效实施，我们还需直面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不同责任主体、不同地方发展不平衡，一线人员能力参差不齐。

2.反家暴活动时间集中、方式单一。

反家暴活动往往高度集中在三八和11-12月之交的“16日行动”期间，而不是贯穿全年的常规工作。普法宣传大多仍采用宣讲的方式； 家暴案件的处理中，部分责任主体仍过于依赖简单的调解和口头批评等。

3.信息和数据披露太过稀少。

4.未见专项预算，经费保障状况不详。

5.救助/庇护只有场所数量不见服务信息。

6.社会力量多方受限，难以发挥。

结语

由于可以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我们相信对于一些信息和实践的查询和整理仍然不够完善，在呈现《反家暴法》实施九年来的进展和挑战时，在严谨性和完整度上仍非常不足，尤其是随着《反家暴法》施行时间的持续增加，将越来越需要更多力量、包括国家机构开展监测评估进展的工作。

在梳理大量的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信息缺乏具体内容，从有效信息中可以看到，在取得诸多进展的同时，各个责任主体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挑战，如缺少工作流程的要求或指引，缺乏有关反家暴工作的评估考核指标，对人员的业务培训、数据统计缺失与滞后，强制报告、告诫书、保护令、监护权暂时转移、临时生活救助和庇护等制度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在多方受限中艰难开展反家暴工作。

在此前的监测报告中，我们已经反复提了政策建议，本篇不再赘述。在此，我们只想强调，2025年是联合国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三十周年，全球正在评估各国的后续行动。中国作为95世妇会的东道主，应该以更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更有效的措施办法来推进《反家暴法》的实施。这既是关乎家庭成员、特别是广大妇女的权利和福祉，也体现中国作为联合国积极的一员，在践行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法、95北京世妇会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承诺。

在这个过程中，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将持续守望，以监测见证进展和促进改善。我们看到，通过当事人的驱动、通过妇女坚持不懈的推动，通过各责任方的回应，有意义的改变将继续扩大。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于2014年10月11日注册，愿景是促成一个所有性别、尤其是妇女和女童都享有平等、免于暴力的社会。致力于倡导完善和实施相关法律政策，协助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性别平等和反暴力的能力建设，通过服务和支持促进妇女和女童赋权。

为平妇女支持热线：15117905157（推荐求助拨打）

邮箱：equality-c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