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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8月2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对“暴女运动”在中国的深度报道，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描绘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与酷儿乐迷的真实处境和行动。

报道揭示了在“反抗”的摇滚乐外衣之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不公。它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女权摇滚运动，也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摇滚圈内从创作、从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性别问题，并最终落脚于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更安全、更友好的音乐环境。

全文阅读：当“暴女运动”闯入中国：女性/酷儿摇滚乐迷的反叛和自由

以下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节选内容：

什么是“暴女（Riot Grrrl）运动”与本土化挑战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摇滚乐场景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乐迷的双重困境：消费主力与被贬低的对象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与安全问题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15分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逝世，享年88岁。在弗兰克法官断案的那些视频（《Caught in Procidence》）里，他处理的多是小额行政处罚案件，这在法律人看来是相当普通常见而琐碎无聊的案子，好比一个呼吸内科医生天天给感冒患者量体温开感冒药一样日常。然而弗兰克法官的这些视频在油管上却意外爆红，播放量近5亿次——只因为他让旁听者明白，法律并不只是冰冷的训诫和惩罚，法律也可以是温暖的感化和帮助。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法律人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我们可不可以复制或学习他的判案模式。粗看下来，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独立审判、经验和道德标准、审判公开这几个方面，而这些要素，奠定了弗兰克法官的司法正义。

先看法律的权威。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法庭上的人对于弗兰克法官那是相当地尊重。这不是因为弗兰克法官仁慈，而是因为美国法律的权威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法庭上坐的不是弗兰克法官而是严厉的张法官李法官，大家也不敢造次。

美国法律看重涉诉者的诚实和信用，当你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宣誓时，就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否则将承担伪证罪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英美判例法虽然繁琐，但是给了裁判者和旁观者非常直观的借鉴模式，大家不必为了法言法语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歧义，可以将判例的现实意义延续下去，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诚信和稳定性相当重要。法律其实就是一部契约，是司法者与公民达成的协议，既然是契约，那么诚信和稳定性就很重要，是法律权威的基石，除非基于必要理由的调整。倘若一部法律三五年一次司法解释，五六年一个修正案，犯罪量刑数据随着通货膨胀不断上涨，新法旧法溯及力原则不停换来换去，“过去我们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民众如何适应法律如何尊重法律？

其次谈独立审判。

很显然，弗兰克法官判案的视频是精心挑选过的。视频里的弗兰克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当庭决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不必去跟他的“领导”或者“院长”或者“审委会”汇报，在我们这里这是很少发生的。案子里很多感人的酌定情节，在我们法律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能随意据此增减处罚，但是弗兰克法官却把这些酌定情节放大了并予以温暖化处理。现实里的弗兰克法官是否真的可以这样独断处理先放到一边，无论如何，这些视频并未损害当地法院的形象，相反地，弗兰克法官判案已经成为了当地温暖司法的一个标志。

弗兰克法官当庭直接断案依据的是独立审判这一司法原则，这是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具象化。司法独立我们当初也喊过，喊着喊着就成了空谷回音，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整个司法体系抱团取暖，形成自身苟且的利益共同体，用纷繁复杂的诉讼机制保护自己，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法官们越来越丧失司法自信。我们现在随便去看一个法院审理的案子，不论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不论小额诉讼还是死刑案件，有几个法官敢当庭下判的？不要说当庭下判，连旁听者都要反复审查，旁听的座位都要临时拆掉，出庭律师的手机电脑都要被翻来翻去。法官完全没信心去面对刁钻古怪的律师和千奇百怪的当事人，以及无法回避的错案冤案，很多时候法官连宣告无罪的勇气都没有。当事人拿到一纸没啥说理内容云里雾里千篇一律的判决书，如何来尊重这些法官大人？

第三是经验和道德标准。

在我们看来，弗兰克法官判的有些案子完全是随心所欲，全按着他的“自由心证”折腾。比如对于穷人和弱者的宽容，对于曾经对国家有过历史贡献的荣誉老兵的网开一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机械的讯问式审判和成文法规则的我们来说，完全是出乎想象。

我们的法学院校在过去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法律学生，充实到司法各部门，原以为用这些法律精英替换掉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工就可以万事大吉，完成司法的理念统一并进行精英式的管理，但实践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社会实践的纷繁复杂以及无法独立审判的尴尬，形成了精英司法体系的苟且特点，实践中大方向一旦走偏则很难扭转，出现污染的诉讼证据和司法事实时审判纠错能力及其低下，大家都按照既定方针办即可。

我们往往认为大一统的成文法相比较英美判例法更容易形成国家司法的统一，可以大大降低法官贪腐的可能性，促进司法廉洁高效。而事实上，最近10年就有3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数十名高级法院领导落马，更不要谈我们的司法部长前前后后的全军覆没。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和法的类型及形式无关。

弗兰克法官并非出身名校，他从小家境贫寒，对于生活和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在法庭上往往怀有悲悯之心。法律这个科学，一般人会感觉深不可测，可是弗兰克法官的视频告诉我们，法律和一般人日常所需的萝卜青菜没啥不同，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善良就是善良，丑恶就是丑恶，不会因为被法律人包装解释过了就变成了陌生的奢侈品。法律不该成为专业人的禁脔，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要成为判案的根据，一个案件的处理不单单只交给法官，还要交给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参与其中，打破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信息垄断，也打破这个行业无法消除的身份尴尬。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的确需要跨过专业这道门槛，而一旦进入这道门后，如何遵循经验常识和逻辑，就成了考验法律人职业操守的第二道门。比如一个刚出校门还没有和女朋友同居过的年轻人，你让他去承办离婚案件可能就很不靠谱；比如执掌生死大权的刑事法官，若不知生死为何物，如何下得了沉重的判决？法律走到最后，经历了经验常识和逻辑又达到了第三道门：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就像弗兰克法官判的案子那样，对他来说，法律到最后只是一个道具，是为了彰显做人的道德而撑起的背景布。

所谓大道至简。

最后谈谈审判的公开。

审判的公开包括审理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关于审理的公开我在前文里谈到了司法的不自信，这里想谈谈判决的公开。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的发问和说理是公开的，很多案子的法律道理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宣示出来。在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里，对于审判的公开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着走着有的事情似乎又峰回路转了，比如刑事判决书的查阅。虽然我们奉行的是成文法，但是由于国家的广袤，地域的辽阔，当事人和律师们很多时候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就遇到了瓶颈。一个个本该公开的判决书，也成了国家秘密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也是不知道法官判决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一句“辩护人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就结束，彰显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无知和颟顸。

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业务优秀的法官，但是，我们这里肯定出不了弗兰克这样的法官，他不属于这片土地。

法律当然是有力量的，在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冰冷不是力量，温暖才是。

2025年2月，一场女性起诉被性骚扰的案件在中国成都与马来西亚分别开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起诉者叫刘娅岚，出生于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师，2024年停薪留职到马来西亚读博。她指控与她一起读博的同学肖淋在读博期间给她发送具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她向两地法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事实材料。

2月20日，在一审开庭后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娅岚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娅岚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结合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法院认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骚扰行为，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故刘娅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淋行为构成性骚扰。

4月10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审裁处宣布了判决结果，认为“被诉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间向申诉人发送短信和视频的行为未经申诉人同意，对申诉人构成冒犯，因此构成性骚扰。”

北京市中业江川（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小庆是刘娅岚在国内的一审代理律师。她告诉本刊，在国内，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为具有性本质内容，二是违背相对人主观意愿，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决是从这几点出发。杨小庆说，本案确实是她处理过的涉及性骚扰内容最为隐晦的案例。杨小庆告诉本刊，马来西亚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判例法，在判决书中也提到了类似案情的案子，几个案子都被判为性骚扰，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张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本刊，两个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与国内对“性骚扰”事件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国内，“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广受关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我国司法体系对于性骚扰的审理和认定也起步较晚。

吕孝权说，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因此，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特殊人格权”或“劳动争议纠纷”为由起诉，案件的论述逻辑重点往往不在性骚扰上。例如，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后因维权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能主要聚焦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雇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解雇，性骚扰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争议，而不是全案的焦点。

“以2019年1月1日作为分界线”，吕孝权说，在这之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司法实践才取得突破。吕孝权发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编 人格权编）》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出界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明确责任”。

但在吕孝权看来，这一法条对性骚扰的界定依然不够详细与清楚，导致不同的办案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别平等观念和实操审理技能强化培训的法官就可能对法条做狭义解读。吕孝权认为，“性骚扰”中的“性”应该做相对广义理解，如性含义、性内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吕孝权告诉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第二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做了进一步细化——“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但这一参考文本，仅有参考意义，“没有法律强制力”，吕孝权说，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会优先引用《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来界定性骚扰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感受到同学的冒犯、到决定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再到经历两场不同的判决，刘娅岚对于女性维权、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她的讲述：

越矩的同学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当我听到马来西亚法官明确地说肖淋存在性骚扰行为，要向我道歉，我长久压抑的心情才终于舒缓。

肖淋是我的同学。我在2024年9月19日和12月10日分别在成都和马来西亚布城起诉了他，递交了同样的证据材料。马来西亚开庭是在2月底。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国内法庭败诉的结果。在马来西亚开庭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我曾是重庆一所民办高校的老师，2024年2月办理停薪留职，3月前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学校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宜新镇，小镇有些偏僻，许多道路两侧都是丛林，我所在的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的教学楼很漂亮，有红、紫、绿等多种颜色组成。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受访者供图）

我和肖淋是在校医院体检认识的，我当时想多认识一些来读博的中国人。他来陪与他合租的一位女性体检。我俩加了微信好友。肖淋跟我在同一学院，出国前在成都的高校任教。他告诉我他32岁，后来开始打官司我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38岁。认识后几天我和肖淋有过友好的往来：一块去行政楼交费、分享科研工具。我们还在同班上必修的马来西亚语课。

3月26日，他约我周六去吉隆坡玩，我想着同行的应该还有那位和他合租的女性，就答应了他的邀约。第二天情况开始有些不对劲。我到他家找他，发现与他同住的女士已经回国了。就我们两人一起乘坐地铁到了吉隆坡，随后去吃火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吃饭时我们对话的细节，只记得他当时总把话题往暧昧的角度引，夸我皮肤好，说他听说女人和男人多接吻就会皮肤变好。我一时感觉他有些猥琐，问他是否已婚、离异。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离婚，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真正让我确定肖淋有问题是在我们当晚打车各自回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满脑子都是你，咋办”“梦里再想你”。我意识到他是想和我发展婚外情，决定之后与他保持距离。但在之后的十来天里，我陆陆续续收到他的骚扰消息。我感觉一阵恶心。4月1日，他给我发消息说“娅岚若住我这里，就好了!大房带内卫不仅给你免房租，包生活，陪你去图书馆看书，打球，逛街，还免费为你找文献”。他告诉我，如果把房子分租给男房客就收900马币，分给女房客则视对方长相定价，租给我则免费甚至倒贴。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我只想躲着他，但有时我感觉无处可躲——我们一起上马来西亚语的网课。后来，他开始给我发一些更加赤裸的信息，比如给我发了一个上半身只穿背心的男子给女子按摩大腿的视频，说“娅岚在的话，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还会在我交作业的时间点跟着提交作业，跟我说“感觉好有缘分”。我尽量不回复他的消息，想着冷暴力能让他理解我对他的排斥。但他还是频频给我发消息，叫我“宝宝”，给我发红包。忍耐达到临界值，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再这样我拉黑你”。他当即表示了道歉，但之后几天一直到4月11日，他仍陆续给我发类似的消息。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4月14日，我想到这些天他对我的骚扰，给丈夫打电话倾诉。丈夫看了一些我们的聊天记录后，说觉得他“神叨叨的”，他建议我先把他拉黑几天，之后再拉回来。因为他是学院里同届唯一的中国人，在学校里我确实也不想和他撕破脸。我从小成长于和谐的家庭，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高校任教，一直以来周围的环境都相对单纯。我不算是有攻击性的人，不想和肖淋产生冲突。一些日子后把他从黑名单里移出后，我发现他把我删除了，想来是放弃了我这个“目标”，我感到安全，就没再继续拉黑他。

两场官司

我是去年8月决定起诉肖淋的。学校6月底结课、7月中下旬答辩完，我8月回到国内。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憋着一股被冒犯的怒火，觉得还是得维权。

原本我没打算在马来西亚打官司，但自从我在去年9月开始在成都提交立案申请，就一直不太顺利。律师告诉我，法官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可以进行庭前调解。律师一边鼓励我说案子的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也告诉我在国内性骚扰不好认定。

来回折腾了快3个月，我感觉在国内开庭无望，才决定走马来西亚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毕业。她表述很乐观，告诉我马来西亚刚建成一个反性骚扰仲裁庭，就是专门来解决像我的遭遇这类事的。这个仲裁庭的形式有些像国内的劳动仲裁，虽然是独立于民事法庭之外，但同样具有法律效益。

在马来西亚启动司法程序后，国内也立案了。两场官司的开庭时间很近。成都开庭是今年2月20日，马来西亚则是2月24日至2月26日三天。我本来对国内的开庭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们败诉了。判决书很短很简单，除了判定肖淋对我的言语不具有性本质，还提到我“在聊天中曾表示‘再骚扰就拉黑’，但后续仍与肖淋存在微信互动，并未实际拉黑或明确终止联系”，“本院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

这之后，我一直沉浸在打击与焦虑中。吃饭没有胃口，就啃几块面包，喝甜饮料维持营养，入睡需要依靠药物，醒来后总是头晕和尿频。每天白天醒来，我就坐在桌前对一对准备法庭上的陈词，在纸张上做笔记、查单词做标注。 我为马来西亚的开庭做了充足的准备，还特意买了一套符合当地人保守审美的西服套装。三天开庭，每天9点开始，我7点就起床准备打车，8点半就和律师到达等候。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审理了刘娅岚起诉的案件（受访者供图）

开庭的地点位于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这个部门位于马来西亚的布城。审判庭内部布置得很温馨。进门正对面坐着三位陪审团成员，都是女性。中间是主法官，把控整个流程，另外两位是专家学者，负责记录、讨论，偶尔也向我们提问。右边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既是安保又是助手的男性，还有一位翻译。我和被告的位置被安排在左边，离得比较远。

肖淋第一天没有出现。我告诉陪审团在国内败诉的情况，说如果在马来西亚不能开庭，那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了。说到激动处，我还在她们面前哭了出来。第二天上午肖淋依然没来，我听到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提示说就算他不来法院也可以照常判决。到了中午，他终于到了。

就是这时，我好像才第一次认真打量肖淋。他整个人看起来偏圆钝，脸、嘴和鼻子都是圆钝的，还有大肚腩。他穿着一件休闲衬衫和短裤，在场其他人都穿着正装，这让我感觉他很不尊重这个场合。在肖淋开始陈述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如此恶劣。他说我经常翘课、穿超短裙，说我们在吉隆坡吃饭那天，是我说自己因为接吻多所以皮肤好，说我还跟他聊天时说起我愿意做有钱人的情妇。他还拿出拍我打高尔夫时的照片，跟法官说我摆出魅惑的姿势叫他帮忙拍照。

我气得手抖。我记得法官问他，为什么在我表示过拒绝后还发那些微信。肖淋回答说因为他对我有好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自信和“正当”。开庭到等待判决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回想庭审时的细节，想是不是哪里没有表达清楚，漏了什么。比如在我和肖淋交恶后，有其他的中国朋友曾提到他，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烦，不想和他接触。如果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能证明我一直在躲避、抵触肖淋。

刘娅岚开始维权后，肖淋曾联系她道歉（受访者提供）

胜诉以后，我的心情才逐渐平缓。宣判当天，法官递给肖淋一张道歉书，叫他在纸上签字。他说自己不会为性骚扰道歉。从审判庭回到家后我细细阅读判决书，内容比在国内的详细，对于事件、说理都陈述得很清楚，除了记载了我们在庭上举证、辩论的过程，还列出了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框架，根据2022年《反性骚扰法》(第840 号法案)第2 条的定义，性骚扰是指以任何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还是身体接触)对某人实施的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该行为具有合理的冒犯性或侮辱性，或对其福祉构成威胁。

判决书中也举了3个过往性骚扰的判例。比如有一个也是以短信的形式，一方给另一方发：“ 不打算再娶别人，但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男人的欲望是什么吗” 。我注意到也有一个案例是女性骚扰男性，这让我觉得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庭的设置还是很全面的。

在法庭之外，这件事引发的与肖淋的纠纷同样消耗着我的心力。自从我2024年4月遇到了肖淋的骚扰，我跟身边许多朋友都倾诉过这件事，一些年长的朋友劝我不要追究，以免遭到报复。我也曾跟母亲抱怨说我遇到一个骚扰我的烂人，想告他。母亲立刻变得紧张，劝我不要这样做，免得引来种种麻烦，让我忍忍就过去了。

有时我也会思考肖淋编排我愿意给有钱人做情妇的事情。我在想，可能他看到我的日常穿着、我背的名牌包，猜测我是一个很追求物质的女人。实际上我的家境比较优渥，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很充足。这一年多我一回想起这些伤害就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关于女性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也注意到一些对当事人审视的声音。比如看到女性在深夜被尾随后，有网友评论她衣着暴露，或是指责她很晚还出门。以前只是觉得愤慨。这次事件后，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2025年9月1日起，新社保规定将正式实施，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但已领取养老金的返聘人员可免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了针对50岁以上员工的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用人成本。

表面上，这只是一次政策调整，但其潜在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企业角度看，社保刚性提高了人力成本，对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最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大企业、国企和自然垄断行业受影响较小，而低线城市、青年就业密集的餐饮、零售、物业和服务岗位，则承受更大压力。

不仅如此，招聘模式、外包趋势乃至自动化与AI的投入，都可能因社保政策而加速重塑。年轻人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加碎片化、不稳定，“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正在形成，焦虑和不安全感随之上升。

本文将带你梳理：社保费用如何撬动企业成本结构？不同类型企业和城市会遭遇怎样的不平衡冲击？政策是否会引发产业升级，或带来就业结构的重排？年轻职场人又将如何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行业分化与社会信号，正在悄然重塑一代人的职业环境与心理状态。

文｜中李

编辑｜阳少

社保增加刚性，企业还能承担多少成本？

在讨论企业成本压力前，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保是否“强制”。对此，最高法在7月31日发布了司法解释：

●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劳动者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企业依法补缴社保后，可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保折现补偿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未缴社保”可以成为劳动者主动离职并获得补偿的合法理由。

然而，现实操作中，这种补偿并不总是“划算”。举例来说：某员工在岗5年，月均工资12,000元，企业历年以折现形式每月多发2,000元，共60个月。如果其离职按“N+1”补偿计算，可得72,000元，但需返还已领取的社保折现120,000元，最终反而亏损48,000元。企业方面，需补缴的社保金额则更高。

从账面来看，以“社保未缴”为由的劳动仲裁并非总是有利。若人人都是理性人，可能未必会有大量仲裁行为发生。但真实社会不完全理性，更多是基于信号：这次政策被广泛解读为“强制社保”，虽有简化，但并非完全错误的理解。对许多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抉择，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各类企业开始重新盘算人力成本和合规策略。

而这次社保新规之所以引发“风声鹤唳”， 其实用几组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社保费率、企业净利率、员工成本占比，以及社保合规度（已缴/应缴）。逻辑并不复杂——社保费用会推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在社保费率一定的情况下，净利率越低、员工成本占比越高、合规度越低，企业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假设社保费率为25%。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净利率3%，员工成本占比40%，合规度30%，一旦完全合规，成本将增加6.5%，企业直接由盈利转为亏损。相反，高端服务业净利率8%，员工成本占比35%，合规度30%，虽然利润被压缩，但仍有盈余。由此可见，能相对安全的，其实是那些净利率在5%以上、员工成本占比在35%以下的行业。然而，这样的行业并不多见。

小微企业就是典型。根据北大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小微企业平均净利率只有4.7%。而且这个“均值”并不代表常态：样本中有约40%的企业处于不盈利或盈亏相抵的状态（其中约20%为负净利，约20%微利趋零），真正能跑赢均值的只是少数“幸运儿”。

即便是上市公司，情况也并不乐观。2023年，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为7.86%，剔除金融业后，实体经济只有5.06%。再看快递行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直营模式的净利率仅3.9%，加盟模式也只有3.8%。竞争激烈，让很多行业只能在极低的利润空间中生存。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员工成本占比，就能发现不少行业更显脆弱。以陕西省2023年数据为例：软件信息服务业为45.1%，商务服务业41.1%，卫生养护业39.8%，文化娱乐体育39.1%，民办教育35.4%，物业行业更是高达52%。住宿与餐饮虽有差异，但大多也在20%—30%之间。可以说，员工成本占比高的行业，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最后要看的就是合规度。假设某企业净利率为4%，员工成本占比35%，那么它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至少要达到48.7%，才能在新规下维持盈利。对于很多习惯于以最低工资缴纳社保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数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规一出，会让许多企业主感到“捉襟见肘”。

“三小”最吃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

在如此严苛的背景下，中国有哪些行业可以受到较小冲击呢？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电信运营商，净利率可超过10%，以联通为例，员工成本仅占16%；大型互联网公司净利率普遍在20%以上，腾讯员工成本占17%；收费公路和基建行业净利率也在10%以上，员工成本占比仅10%；油气勘探、煤炭开采和城市燃气分销行业同样表现相对稳健。

以上行业除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外，很多都是国企或自然资源垄断行业。 这也显示了在中国保持高利润率的一种现实。 且国企央企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较高，从这个例子中，可见本次社保政策是存在不平衡分配的。

除了企业所有制外，企业规模之间的差异也会拉大，大企业有更厚的利润率缓冲、更成熟的合规度与更长的传导链条，甚至可以把成本向产业链下端转移; 但中小企业微利经营、人力比重高、合规成本也不足。 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来说，大企业更可能“先补后清”，即在补缴后凭合同、工资条与内部邮件等证据，主张要求员工返还过往“社保折现”，避免双重支付; 而小企业往往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这种规模差异沿供应链进一步放大：大企业会把合规要求“外溢”给供应商，通过购销合同嵌入社保条款，最终把订单集中到能够承受成本的厂商。这并非恶意，而是风险控制的自然结果，但对于资金链脆弱的小供应商来说，却相当于另一重淘汰。

城市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大城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多，正式用工比重高，整体合规度较高；低线城市就业更多集中在餐饮、零售、物业、民办教育、养老及建筑关联服务，社保新规将整体冲击这些行业，从而给已经陷入地产困境的地方经济增加压力。

在年龄维度上，分配同样不均。最直观的分化是：年轻人遭受冲击，中老年相对稳定。社保成本上升后，用人单位会优先雇佣能立刻转化为产出的稳定劳动力，而不是需要培训磨合、成本更高的年轻人。青年就业主战场的餐饮、零售、物业、平台服务等岗位毛利薄、人工权重高，一旦补齐社保，很可能先冻招、减班或转外包。这种效应在低线城市尤为明显。

近期已经出现了“退休返聘”的现象：北京环球影城在「中国老年人才网」释出仅面向已退休者的零售服务岗，麦当劳中国亦确认存在退休人员的劳务用工安排。 计入社保成本后，部分岗位的退休人口成本低于新入职的全项社保劳动者。再结合“延迟退休”的渐进推进，中老年在岗时间延长，对青年就业形成长期挤压。

综上，这次社保冲击的是“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小（低）年龄者。 正是这样的不平衡，让这次的社保新政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讨论与反响。

能倒逼“产业升级”吗？

面对社保新规，有人评价：一个无法给员工交社保的企业，就不应该存在。表面上看，这次社保新规，能淘汰一批质量不佳的小型企业， 让更有盈利能力、合规度更高的企业占据更多空间，从而让中国的企业生态更健康，实现另类产业升级。

但从前文分析来看，这并不容易。此次新规最容易冲击的，正是街巷里的微型服务、餐饮和小零售。它们退出后，会立即被大型连锁企业接手吗？在人口密集、物流便利、物业集中管理的区域，品牌和平台确实能快速填补空缺；但在低密度、客单价低、需求波动大的广阔区域，连锁模式的成本计算往往不成立，大企业无法覆盖全部市场。

大型企业接盘的条件很明确：标准化程度要高、服务半径要可控、单店盈亏线要清晰。 快餐、咖啡、标品零售属于这个范畴，尤其在县城主街或商场里，不过这类场景一般已经有连锁商业覆盖。 相比之下，清晨的早餐档、社区小菜馆、修配与家政这些依赖熟客与便利半径的微型服务，需求细碎、峰谷分明、人工占比高，就很难被大企业填补。

服务业也是一样，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同样具有一个“成本底限”，不可能向下覆盖所有区域。 对居民和地方商业的未来影响，往往不是“买不到”，而可能是“买得到但更远、更贵、更慢”，选择面也会收敛，地方商业生态的多样性和活跃程度会快速下降。

全行业供应链也将重排。商业集中度增高是全面的，订单与话语权向拥有合规能力的少数大企业聚集，本地小供应商被迫退出或降维成为外包单元。 短期看，质量会上升、成本更可预测; 长期看，集中度上升带来韧性风险，一旦单点出现经营和其他问题，替代难度更大，价格与供应更容易出现剧烈摆动。

即便部分产业出现“升级”，大企业进入带来的并店整合、标准化和自动化会用更少的人实现同等销售额。大量小店关停短期带来失业，而连锁和平台替代的节奏滞后，岗位结构也发生变化——更多配送与标准化岗位，学徒型经营岗位减少。在就业市场压力已高的情况下，这对充分就业并非好消息。

社保压力下的职场新常态

对年轻人而言，职业环境可能会被加速改变。

首先是企业招聘习惯的变化。企业用人策略可能转向“核心人员+临时支持”，以最少的人完成既定交付。新人名额缩水，实习和试用被切得更细，凡是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成效的岗位，都可能被合并、外包或直接取消。

其次是地理套利的“云端外包”。同样一份工作，如果可以远程完成，就可能被拆包，转到社保缴费基数较低的城市或外包服务商。总部保留账务，工单流向异地，从而降低固定成本。

第三是劳务派遣和第三方用工的加速。波动大的任务可打包给供应商承接，企业将更多依赖第三方派遣来隔离风险：固定成本更低、流程更可审计。结果是，固定员工数下降，临时与外部人力占比上升，内部只保留对交付和合规负最终责任的“核心人员”。

最后，最具方向性的力量是自动化与AI的投入加速。 当人均合规成本抬升，原本算不过账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呼叫中心自助化、智能客服、财务质检agent等突然变得“划算”。餐饮前台向自助点单迁移，零售走向扫码与自助收银，物业巡检引入视觉与物联网，这些原本分年推进的方案被压缩到季度完成。更重要的是，流程随技术重写——以标准作业取代自由发挥，即便身处其中，个人的灵活性也会下降。

当然，以上趋势在“后疫情”与AI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早已存在，但社保增加刚性会让变化大幅加速。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尤其明显：稳定的直接招聘岗位减少，临时性外包岗位增加。一方面仍能找到“可做的事”，另一方面却难以获得稳定身份和职业积累。这种“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容易转化为焦虑、内耗和对未来规划的迷茫，也会明显侵蚀自我效能感。

培训和职业人际关系变得碎片化、容错降低、交付节奏加快，个人更难从完整技能学习中获得正反馈；取而代之的是零散任务、拼凑履历和重复考核。这推动了一种急躁的职涯心态：在更短周期寻找“拿得出手的证据”，在更早年龄承受“输不起一次”的压力。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自我和耐心可能成为最稀缺的资产。分析到此，我衷心希望，这一司法解释不必严格执行，能给予市场更多确定性和空间。至少应允许企业以最低工资水平缴纳社保，而非全额缴纳，同时抑制一些城市社保基数的过快增长。

各位好，今天累了，可能因为昨天《普泽会：泽连斯基，是个愿意为国忍辱的人》可能写的太在点子上，莫名踩了一些读者的尾巴，连篇累牍攻击我，拉黑都拉不过来。

用的最多的词，还是那个——臭公知，关于这个，我有一点浅见，今天就发篇稿子，来谈一谈吧。

“臭公知”发微

“臭公知”这个用词，勾起了我的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祖父是个物理教师（说话间老人家刚好走了四年了），经历过特殊年代的那种人，他晚年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已经显著提升了，被加了“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尊号。

不过可能是年轻时候挨批斗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晚年还是喜欢自嘲的说自己是“臭老九”。

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仨字儿的意思，上中学时才听说，据说元朝的时候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读书人地位比娼妓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所以叫“臭老九”。

可是大学的时候我读了历史系，却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正如日本蒙元史学家衫山正明所说，今日中国民间对蒙元形象的很多传说，其实是高度失真的，历史上真实的蒙元帝国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种“蒙古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黑暗。

至少像“读书人是臭老九”这种政治贱民划分方式，我们在元朝现存的官方典章制度中是查不到的，正史更是无载。那这东西从哪来的呢？

它的最早出处，其实是一个名叫郑思肖的人。

郑思肖生于在宋末元初，他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大宋经历崖山之役，就已经亡了。郑思肖不愿意出仕元官，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靠卖画为生，他画兰花是一绝，比他更有名气的书画家赵孟頫都曾来找他求过画，可是郑思肖嫌弃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居然屈身事元，就躲着拒不见客，还留下一句“头可断，兰万不可得！”弄得赵孟頫下不来台。

按说这么一个铁了心要做前朝遗臣的顽固分子，敢这么对新朝给脸不要，放在明清时代，分分钟那都是抄家灭族的节奏。但好在蒙元时代的朝廷虽然野蛮，却还没有那么小心眼，郑思肖居然开开心心在大元又活了40多年，七十好几时才寿终正寝。他闭眼的时候朱元璋都快出生了。

晚年的郑思肖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著作，留下一本《心史》，这本书里面全是什么《陷虏歌》《大义集》之类的东西，对着元朝廷骑脸输出，其中有一段就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

如前所述，这个都不属于谤讪朝政了，这属于直接造谣，人家元朝从来出过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什么叫“一官”“九儒”？你们儒生读了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讨个官做么？你看人家赵孟頫，同样是读书人，只要跪的下，舔的好，乐于歌颂新朝雅政，那官是可以做的很大的，晚年赵孟頫加荣禄大夫，死后获赠魏国公。我大元很尊重你们读书人啊！

可是郑思肖却不管，他硬要这么写，那意思大约是觉得，你们元朝对我们这些不愿意和你们合作的大宋遗臣不够尊重。

这话倒也对，忽必烈搞的那套“蒙古自由主义”，说到底其实还是国营外贸企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感觉，对民间只是赋税轻一些，财富是没有藏富于民的。像郑思肖这种坚持不愿意出来做官，“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隐士，后半生注定过得比较穷困潦倒。

所以郑思肖老爷子其实是在抱怨一件中国帝制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你身为读书人，不想跪下颂圣、当皇帝的附庸，还想让皇帝尊重你，这在古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宋朝养士三百年，可能确实把知识分子养到了一个临近觉醒的门槛上。你看欧洲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郑思肖的同行米开朗基罗，就一边对着教皇骑脸输出，一边还让教皇给他发高薪。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一边写《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揭了整个教廷的老底，一边居然还在教廷出资办的神学院任教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时代确实就来了，而紧接着则是人类近代大门的隆隆开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这一辈子，是在这种变革之后才活的有那么点意思的。

但你不能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大元皇帝，就算是出奇好脾气的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人家那个“仁”也只是说他在古代中国一众小心眼的皇帝中稍微大度那么一点点，论人文修养和艺术品味，人家一个草原上“套马汉子”出身的朴实牧民，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变化，其实是有明暗两条曲线的，明的一条曲线是如果你愿意考科举、走仕途、进入体制内，天天跪下称颂皇恩，那你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不变。明清为官环境相比前代虽然也惨了一点，但好歹比作社会上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强一些。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是“读书高”，是考上科举高，能被皇上收下当狗高。

暗线则是想独立于朝廷之外。那就比较惨了，宋以前读书人如果家里有地，可能还有点当隐士的自由，元代已经如郑思肖所言，近似臭老九，可大元皇帝好歹还让你或者。你看看后世的明清，

我觉得郑老爷子就应该知足——他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我大清，都不用提他公开造谣、污蔑朝廷，就冲他敢写“鞑法”这个敏感词，参照乾隆爷办“字贯案”的成例，让你子孙男的凌迟、女眷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再开棺戮尸、挫骨扬灰、骨灰扬上七七四十九遍都够了。你还敢抱怨你为什么是臭老九？

而如果我们给不想跪的读书人这条地位下行曲线找一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曲线的起点远在先秦那里。

先秦时代的韩非，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就写文章给国君出主意，说现在社会上有“黑五类”（五蠹）啊！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吸血鬼，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君权的太阳东升！

哪五种人呢？韩非说，他们是学者（研究学问的人）、言谈者（在民间交头接耳、搞舆论的人）、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敢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做生意和凭手艺混饭吃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韩非个这疯子，不仅觉得读书人有罪，而且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自然职业在他眼中都是“没用”而且“有罪”的。

那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职业是有用的呢？韩非说——耕战，也就是种田与打仗，秦国老百姓可以在地里当韭菜和上战场当炮灰之间完成人生的二元切换么！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古代版法西斯理论，但恐怖的是，秦国居然真的执行了韩非这疯子的狂想。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这话送给最终在自己梦想的体系中没得好死的韩非先生非常贴切。

当然，可能韩非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或言谈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就是被某个欣赏他的君王收下当狗。

可是韩非给秦王朝制定的这套社会观，在有效之余却是有两个致命问题。

问题一，是这是一套大秦所有贵族、老百姓都一起受损，只有君主一个人得利的系统。因为韩非说的很清楚，民众的任务就是耕战，在平时的韭菜和战时的炮灰之间来回做二元切换，其他所有不符合君王利益的职业都是非法的、有原罪的，民众在这个体系下生活，肯定不开心，甚至侥幸在内卷中获胜的官员也不开心，商鞅、韩非这帮始作俑者最后都喜闻乐见的作法自毙了，甚至范雎、吕不韦、李斯们做到丞相也不能得好死。最后唯一活的比较爽的，可能就只有秦王一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秦二世胡亥这小子其实也算个聪明人，因为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吾既已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小爷我既然当了这个皇帝，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穷奢极欲活个爽啊！要不然法家搞那么些改革为了啥？我爹一扫六合又为了谁？大家都活的苦哈哈、紧张兮兮，不就是为了皇帝能自由快活么？

这话其实聊的很通透，专为君主一人谋划的法家，想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这个。

可是胡亥又有另一段名言，就是等秦制这一套最终弄得天下鼎沸、秦国二世而亡的时候，当宦官走上前来，要杀他，他可怜兮兮的开始求饶。说“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当个万户侯，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带着妻子儿女去做个百姓吧，可不可以？

宦官还是说：不可以，您少废话，拿命来吧！

“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是南朝刘宋的末帝被杀死前发出的千古悲鸣，这孩子被从床底拽出来杀掉前只有十三岁。

法家给古代中国打造的这套帝制系统，明面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为皇权服务的螺丝钉，皇帝是唯一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皇帝和其后代也没办法在这个体系中永久，长期的受益。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之频仍、皇族在王朝覆灭之后下场之惨（而且是越来越惨）是个整体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法家的这套黑色乌托邦，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最终并不有利于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当然喜欢看古代王朝地图开疆的意淫者除外。

这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短期的高效之后，长期看却是窒息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的。因为你一口气把独立知识分子（学者、言谈者）、民间非政府武装（游侠）和工商业者（工商之民），一口气全打成了黑五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自由基”全部消失了，于是社会就只能跟着独大的皇权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反复治乱循环。

而在近代，我们会发现欧洲之所以能完成近代化，恰恰离不开这些自由基。

非官员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启了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更重要的理念革命，

民间的“游侠”如哥伦布、皮萨罗、库克们则杨帆冒险、开拓，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同样让韩非痛恨的工商之民，则创造了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一骑绝尘的将其他文明甩在身后。

一切的结果，是等到1840年以后，等洋人带着近代革命的坚船利炮、马克沁水冷机枪打上门来的时候，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只有惊叹洋人器物“变怪神奇”的份儿。

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这种悬殊的差距，其实一场两千年慢性中毒的总发作。

从五蠹，到臭老九、再到臭公知，有些国人总喜欢把从事一些职业的人看成天生低贱、甚至有罪的贱民。其实这个事情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不仅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口中是“臭”的、“臭”这个字儿几乎可以被他们用来瞧不起一切行当，臭教书的、臭江湖郎中、臭打工的、臭外地的（乃至外国的），甚至臭资本家（这更不得了，在有些人口中得挂路灯）。一个臭字几乎可以让持此论者睥睨一切行当——一如当年的韩非一样。

而这种瞧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知，就是有大量的人真的觉得这些职业取消掉比存在对他们更好。

这份愚蠢与短视也真的一如韩非。

当然，唯独一种职业他们不敢以臭字贯之，那就是考公务员，进体制内。“臭当官的”这个词儿这帮人估计不敢轻易喊，因为他们知道这惹麻烦，破坏了他们的顺民形象。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考公考编，进体制内是丈母娘们唯一认可的女婿职业，因为在一个普遍持有这种思想遗毒的社会中，其他职业都被认为是不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取消的。

所以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但我还是会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写作，不仅是我自己的职业，更是帮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从一种轮回了数千年的鬼打墙中解脱。

我们的国家需要很多职业，公知是其中的一种。

是的，对“你就是个臭公知”，这就是我的回答：

“臭公知”“臭老九”，若这苦难与艰辛是必须的，若这付出乃至牺牲是值得的，我将以此为荣。

全文完

本来想起题目叫《“臭公知”发微》，其实更准确一些。但我怕这个题目有点掉书袋，有些朋友看不懂，想了想，还是用了现在这个——您看，其实我是个愿意在掉书袋和通俗易懂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的人。

今天的音乐是《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首很好听的德国哲思古曲。

选它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传统就起源在法德，法国我写过了，本来今天想再说说德国，可惜今天文章聊不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本书，《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以后我会讲讲。

订阅了一年多的播客《八分半》停播下架。翻了一下，其前身《八分》是2018年开始做的，我一直记成了2020年，因为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听《八分》讲加缪的《鼠疫》是记忆很深的事情。所以是2018年-2025年，竟然是前后8年的一系列播客。

最近还和朋友都聊到，我们听播客都容易听不下去，除了梁文道的节目。他时至今日还总是能涉足当红议题，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且完全不会说出让你讨厌的话。与此同时，节目还能播出。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平衡能力，他也大概是这一辈知识分子里最进步和少数仍然让你觉得他也在进步的。现在看，平衡能力也不是万能的。该衰败的东西抵挡不住。

不知道导火索是什么，我分享了他纪念蔡澜的那期节目（也是倒数第三期节目），罕见地听到他收敛不住的气愤和不平。虽然他后来又圆回来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官一档节目。之前有《一千零一夜》，有不同报纸上的专栏，有《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把这些串起来，我竟然也看他节目和文章有二十多年。他在早已开始衰败的公共生活里捍卫了一方天地。这次也期待有一档新的节目出现，但大概不那么容易。道长也是在一路撤退，一路以前进的方式退场。

最近回国的几天，逐渐感受到不妙的萧条，一种经济下行时期的人心涣散。一切好像比半年前更加不那么振奋。刚看到《八分半》的消息，很是感伤。一个捍卫公共生活的人被从平衡木上赶下，萧条中该多么寂寞。

劳东燕教授最新的文章，引发广泛的反响——为了不“坠落”，不被洪流冲走，人需要一点儿“反作用力”，需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联系我，专门表达对劳教授的支持。这种联结让人感动，因为它表明劳教授并不是孤军奋战。

当我知道斯伟江律师可以来书店分享的时候，和他讨论主题，听他要“谈谈劳东燕的抑郁和坚守”，我再次被感动了——这就是一种回响。

斯律师和劳教授都是绍兴人，算是老乡。他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又算是劳教授的“师兄”，这让这种“回响”变得更加亲切动人。

媒体（已经坠落）和法律界，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巨变带给人的冲击。他们的无力和悲哀——那种抑郁，从来都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挣扎。

而从另一个角度，他们的坚守也意义重大。即便是且战且退，这种坚守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这一点斯律师和劳教授另一位老乡鲁迅早已说过：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反抗绝望”一直是鲁迅的重要主题。

统战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

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采茶季，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农村女工，她们几十人共居一间宿舍、喝冷水、吃馒头，随着农事的节律，如候鸟般在全国巡回打零工。

这些新闻，让我们一次次看见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数量巨大，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清晨出门，夜里归家。用极其艰苦的劳动，哺育儿女，贴补家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她们？妈妈为什么要打工？为什么如此急迫地挣钱？她们在焦虑什么？

王欧，或许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超过十年，尤其关注女性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在江苏和广东的工业区、在广西和江西的乡村，他看到了农民工如何劳作，也看到了他们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很重要——他来自江西，出生于1985年，是曾经的留守儿童，一位女工的儿子。

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事故发生后，王欧心中郁结，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释：为什么对这些农村女工来说，挣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篇文章发表于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欧，想和他谈谈。

王欧观察到，最近十余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农村女性，也越来越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挣钱，她们会在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出门打工；做陪读妈妈时，她们也在打零工；中年时她们会进厂，做高强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们会做清洁工……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化、换挡。

女性农民工对挣钱的强烈渴望，有大的背景。过去十多年，农民工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城乡结构的变化之中。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们陷入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拉扯之中，有着急，有取舍，有纠结，还有不忍和眼泪。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女工的眼泪

我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开始于十多年前的田野调查。让我从两个小故事说起。

2013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第一年我们都在学校上课，要把学分修完。接下来就要找一个题目，开题、写论文。

说来也巧，2014年，我的导师参与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课题，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他知道我对劳工、农民工、城乡发展等等议题感兴趣，就让我做学生层面的负责人。那年暑假，我们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苏昆山——留守儿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昆山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经济很发达，经常排在全国县级市的首位。

在昆山，我们去了好多工业区，我们当时提出来，要调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轻工人，工业区管委会也很配合，帮我们找人。当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两班倒，我们的访问时间，要么是上午八九点，晚班工人刚下班，要么是傍晚，白班工人刚下班。当时也很奇怪，来参加我们调研的，大多数都是女工，是年轻的妈妈们。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家电子厂，那天早上，我也是发问卷，我们的问卷都是A3纸对折，正反各两页，问题很简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问卷的督导，哎，我突然发现，有个女工，填完问卷没走，还在写，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边写边掉眼泪。我也不敢打扰她。

后来她写完了，我就问她，是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不好，有好多问题没问到，以至于她还要自己写？她说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很好，问题都是她关心的。我们当时的问题大概是：你为什么出来打工？打工之后怎么跟小孩联系？联系的频率是多少？打电话主要讲什么？就问得很细。

她说，正因为填了这么多题目，把她压抑在心里的很多话激发出来了，她特别想说。但是小孩太小了，这些话无法跟孩子说，只能把它写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整个过程都很激动。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写的什么。哎呀，我心里特别难受，她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要打工？她说，妈妈不是很狠心，不是不爱你，不是对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须要出去，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你将来不必像我们一样。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她说这些话的场景。她是安徽庐江人，胖胖的，扎个辫子，眼睛大大的，边写边掉泪。包括那批问卷，这么多年了，一直跟着我，现在放在老家的小书房里。

当时我刚开始学社会学，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这个场景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呢？在那之前，在清华的课堂上，我接触到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当然很多研究就是我的老师、师兄、师姐做的，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判断是——短工化，新生代农民工会频繁换工作，一份工作干不满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他们在劳动伦理方面退化了，不像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劳动。

在昆山接触一线工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这些研究和判断。但见到她们，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好多年轻女工，孩子刚出生就出去打工，没有见证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牺牲了非常珍贵的、陪伴孩子长大的时光。她们那么辛苦地加班、倒班，为了她们的小孩去劳作，一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那时候，我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她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再提供第二个例子。昆山的调研之后，我又跑到农民工的老家，看到了另外那批留在家带孩子的女工。

在广西，我认识了一位女工。她是贵州人，嫁到广西，第一胎生了个儿子，第二胎又生了双胞胎儿子。公婆都70多岁了，带不了孩子，丈夫是建筑工，哪里有工程就去哪。所以她只能自己带孩子。我们做了好几次访谈，我就发现，她特别着急挣钱。

这种着急的表现是什么？双胞胎孩子才一岁多，她就想跟着同村的女工去打工。她老公当然不愿意，一直摁着她，说她出去了，孩子没人管。那年过完春节，她趁老公喝完酒心情比较好，就做他的工作。他就同意了，说你去吧，跟着同村人，去哪个城市、去哪个厂，反正也知道。

年过完了，大家要出门了，她也收拾了行李，到河对面的公交车站等公交，准备坐大巴去广东。等车的时候，她老公就知道了，骑摩托过来，把她扣住，不让走。他一个人拦可能还拦不住，后来公婆也来了，一边牵着大儿子，一边背着小儿子，孩子哭着说，「妈妈你别走，舍不得你」。她心一软，瘫坐在地上，「工也打不了了，又出去不了了」，这是她的原话。

当时他们夫妻吵架，她就说，自己在家也没事干，「你做点建筑工，一个人做，我们七个人吃，你做多少就吃多少，都吃完了」。当地很直接，就是这样去算账。

我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留守女工，不是安心在农村留守，她们有非常急迫的挣钱打工的愿望。我也感受到她的纠结，她知道没人带孩子，一直在等孩子长大，一直在纠结，到底孩子多大，她能出门挣钱。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个村子的盖房标准是盖三层，她家还只盖了两层，你想她的经济压力有多大，自己结婚的房子还没盖完，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结婚，她能安心在老家留守吗？她的经济化取向，能不强烈吗？

我觉得，正是这些在田野中碰到的案例，促成我的思考，让我考虑女性农民工的经济面向，后面我写了一篇文章《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就讨论这些问题。

二代女工，相似与不同

我研究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而我们一般谈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60后、70后。研究中我就发现，这两代女工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以结婚作为转折点，结婚前，两代女工的区别就很明显。

第一代女工，出门打工之后、结婚成家之前，比较「懂事」，挣点钱就寄回去给父母，支持哥哥结婚，支持兄弟姐妹读书，她打工还是出于「家庭取向」，是为了她的父系家庭；新生代女工，尤其是90后、00后，家庭目的变得很弱，挣到钱就自己花，买衣服、化妆品、逛街……当然也会给家里一点钱，尤其是逢年过节，但是是以礼物的形式给的，意义不一样。

我访谈新生代女工，真的，她们都说，从刚工作到结婚之前那段时间，是她们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谈到这一段，她们眼睛都是发亮的。她们会认识姐妹，发了工资之后，放了假，她们会先饱饱睡一觉，然后小姐妹就一起逛街，试衣服，试鞋子，买化妆品，做美甲，做发型……逛到脚都走不动了，还要走。真的是一段非常明亮的时间。

到了要谈恋爱、找对象，两代女工也很不一样。

第一代女工，也有自由恋爱的，但不多。我有个姨，就是在广东打工时谈了朋友，嫁到了湖南，但前提是我外公同意，他不同意，她是嫁不过去的。更多女工还是回家相亲结婚。我的另一个姨，打工的时候，有个浙江男孩对她特别好，但我外公不同意，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女儿，坚决不允许她嫁到外面。她后来就相亲，嫁到了隔壁村，后面也不是很幸福。

她们出门打工，当然会碰到单身男工，也可能会有浪漫关系。但她的父母、弟妹、老家的习俗和观念……对她的影响更大。她们也更容易听父亲的话，「弟弟妹妹要读书，家里还这么困难，你要懂事」，等等说辞，都是对未婚女孩的要求。

但新生代女工，家庭的约束就弱多了。现在的家庭不会让她们拿多少钱回家。她们之于家庭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她在外面谈恋爱，要跟一个远距离、跨地域的人结婚，父母一般不会反对，反对也不会成功，我都看到过很多抗拒父母的案例。

这种差异背后，偏学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她们和乡土社会、和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

等她们结了婚，有了宝宝，尤其是宝宝上小学之前，两代女工的区别也非常大。

第一代女工，生孩子之后，很多就会留在农村带孩子。当时隔代抚养没有这么盛行，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的依赖也更强，女工在留守期间普遍务农，学界对此有很多研究，叫「农业的女性化」。她们对小孩教育也没那么重视，不会专门陪读。小孩上了小学，她们又会出门打工。

但是新生代女工非常不一样。往往小孩出生没多久，她们就出门打工，孩子上小学了，她们再回来陪读。我在广西、江西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刚几个月，妈妈就出门挣钱了，孩子上了小学，就回来陪读，她们很重视学校教育。

当然，这个群体也会分层——那些经济条件相对好、能买房或租房陪读的人，才会回来。也有大量80后、90后女工，尽管重视教育，但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她们的小孩依然读村小、镇中心小学、乡镇中学。她们不需要陪读，就一直在外面挣钱。

所以特别不同的是，你读过去关于女工的研究，无论是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出版于2007年），还是李静君老师的《性别与南中国的奇迹》（出版于1998年），她们写的都是单身女工。女工结婚成家之后，就回老家留守、育儿、搞农业，成为「38、61、99」部队（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的一员。但今天的年轻女工，生子之后，反而是要出去打工。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学教育学、博士论文做儿童发展研究的同学聊起这个现象，她大为震惊——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从怀孕到上学这段时间，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所谓「三岁看老」，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要理解，女工的一生，都是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根据她们的经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孩子向上流动。所以她们必须把握窗口期，在孩子出生后、上学前的几年，努力挣钱，争取在县城买房，孩子上小学之后，就回去陪读。

虽然不舍，虽然心碎，但她们必须舍弃陪孩子长大的时间。这是她们的理性选择。

妈妈，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这些母亲背井离乡，远离孩子，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

怎么理解呢，我在那些工业区调研，我看到那些女工几乎都是，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你想，如果她是在富士康，每天早晚倒班，几乎没有休闲娱乐，都是在上班挣钱。遇到淡季，工厂单子不多，每月有一两天，她们会有点闲暇。怎么过呢，可能会先睡个好觉，睡到中午，弥补身体的消耗，醒来就刷刷手机。工友、老乡之间也会聚餐，但不再会像年轻时那样下馆子，而是在出租房里做饭，他们觉得这样更热闹，也更实惠。

当时我在深圳沙井工业区做调研，在城中村租房，我的邻居就是工人。我就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男性工人会喝很多啤酒，女性工人就一起做饭，她们会干很多活儿。

跟上一代女工相比，她们还是会为自己保留小小的空间，也会化妆，染头发，穿着也会在她们的审美领域，有一些追求。但是显然，会被压抑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能在自己身上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和金钱。她大量的时间都被劳作占据了，大量的钱，都被家庭拿走了。

当时我们做访谈，在那些出租房里，只要一聊到孩子，那些工人，尤其是女工，没有不掉眼泪的。我现在还记得，在昆山，我遇到一对河南夫妻，在富士康下游的代工厂工作，跟我聊完，那个妈妈就拿着毛巾，情不自禁地掉眼泪。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很傻，我老问她们——每次跟小孩团聚之后又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跟小孩告别？她们说，都是等孩子出门玩的时候走，睡着的时候走，或者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抱走，小孩子发现妈妈不在了，就哇哇大哭。

我就发现，这些女工，她们无法面对这些创伤性的场面，会把情感隐藏起来，不能碰。她看起来很冷漠，跟孩子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跟孩子打电话，老问孩子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听爷爷奶奶话，感觉她好像一个工具人，就是想着挣钱，就是用经济来弥补孩子其他层面的缺失。

但实际上，她们一直在压抑自己，她不能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表达了，她又做不到，她所处的环境和结构，也没有机会让她表达。所以她呈现出的状态，就是压抑和冷漠。

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精神世界——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

上面我们谈的是出门在外的女工，还有一批在县里陪读的女工。她们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在家不在位」，一个是「在位难工作」。

「在位难工作」，就是当孩子还比较小，或是处于教育的关键期，那妈妈的重心就是陪孩子。但她们又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怎么办，只能去做那种时间弹性的工作，通常是计件工，时薪甚至不到10块钱。

我在江西南部，就看到很多妈妈在做计件工。那边离广东近，承接了一部分内迁的服装产业，县城里有很多小作坊。一个小作坊，三五台缝纫机，就把陪读妈妈召集起来，让她们分包某一个环节，计件拿工资。

她们怎么做事情呢？早上，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去小作坊车衣；到了中午，如果孩子的学校不提供午餐，她就要回去做饭，学校提供午餐的，她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饭，稍微午休一下；工作到下午三四点，接孩子放学、做晚饭、辅导作业，等孩子睡了，她们继续工作到八九点。

还有一点，服装行业有淡旺季，淡季还好，相对从容，旺季就很麻烦。老板要赶在出货期之前，把产品往广东运，这时候女工会非常忙，她们的应对方式就是——三五个女工，统一找个亲戚来帮忙，看一周甚至一个月小孩，以集体育儿的方式来应对。

另外一种就是「在家不在位」，孩子稍微大了点，女工想多挣点钱，就会进到本地的工厂。我调研过中年工厂妈妈，都是每天在流水线上劳作十几个小时。旺季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甚至半天。她们想多挣点钱，就必然要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陪」的环节，会打折扣。

由此您就能感觉到，她们的生活节奏之快，时间挤压之深，又要工作，又要顾孩子，其实她们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没有所谓「从容不迫的陪读」。

我之前读过一些文章，有的说县城陪读女工爱打麻将、婚姻关系不稳定，有的仅仅关心这些妈妈怎么和学校互动，怎么报班，怎么教养孩子。前者让我很生气，后者我觉得视野太狭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女工，她的家庭要进城，她背后的经济压力、家庭分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工到底承受了什么。

城镇化如何形塑女工命运

女工承受的压力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概起源于2016年，当时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工人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我要研究他们，不能只在他们的打工地，还要去农村，去他们的老家。

我去了江西和广西的两个县，要去农村，通常要在县城中转。当时在江西遂川，我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县里建了非常多的商品房，马路很宽，酒店很新，跟城市差别不大嘛。当时我就很好奇，到底谁在买这些房子？我模糊地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等我进了村，又看到了一些现象：村小基本没有了，小孩子读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很小（甚至还没有课桌高）就去寄宿，要么就只能到县里或者教育发达的乡镇去读书。

在广西调研时我发现，镇上都已经有了房地产楼盘。当时为了省钱，我还借住在那些买房的农民工家里。他们都是老家在村里，为了孩子读书，在外面买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聊到：房子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为什么买，谁出的钱，还欠多少钱……

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老家在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县，有山。那几年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家村子的资源禀赋越差，人出去打工越早、越多，空得越快，出去买房的也越多。我家附近，那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

大概是这些零零散散的调研、阅读与返乡经历，让我看到，中西部县城里建了很多房，而买房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开始更自觉地了解这个现象，了解土地城镇化，了解这对农民工的家庭、小孩与女工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

首先，农民工买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婚，在县里有房，那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会高一大截，尤其在偏远村庄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读书。而且结婚和买房，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买房结婚，那么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读书。

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那她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就是做不动了，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了，她们就停下来，回到自己的村子，度过最后的时间。

纵观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会觉得，她们的生命，是嵌在家庭里面的，而且因为城镇化的趋势，这些转折变得更加锋利，她们承担的压力也更沉重——城镇化在普及，民办大学与职业学校在扩张，孩子要进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会传导到农民工家庭，传导到女工身上，让她调整自己生命周期的转折。

我们说了这么多女工，那男工呢，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呢？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角色比较单一，就是挣钱。如果我们把分析女工的框架，用来分析男工，那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结完婚，他就变成了一个「当家人」，一个挣钱的人。社会对他的期待，就是你把钱拿回来，这就行了，你就是一个好男人。

从单身工人到丈夫、父亲、爷爷，他们的角色，相对来讲都比较简单。他们很少承担照料义务，一般什么时候会参与呢，过年返乡的时候，或者建筑工在两个工期之间返乡，会参与一些所谓的「家庭照料」，但这种管理也很粗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打一顿」，只有父亲能暴打孩子一顿。

至于这些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总的来说，家里的户主还是男性，他常年在外挣钱，回到老家，还是家里的代表，权威还在。但家里日常小事的决策，包括钱怎么花，其实已经是女性做主。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如果她在陪读，最后孩子不听话，没考上高中，那么丈夫会责怪她，她也会觉得自己没做好。在日常的照料和劳作之外，这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焦虑。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母亲又能怎样帮助到孩子？或许更多要依赖的，是社会和学校教育。

我的母亲，也是女工

最后谈谈我作为研究者的感受吧。我做研究，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大多数人是出于职业或智性方面的兴趣，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尤其是我们今天谈的母职和女工问题，跟我的经历直接相关。

我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幸福的家庭里。从很小开始，我就看到了所谓「母职的经济化」，看到了我妈妈在经济层面，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说我父亲，他是我爷爷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备受疼爱，他在村子里是开手扶拖拉机的，是个技术工，在村里也受欢迎。但他不是很着家，爱喝酒，喝完酒也爱打牌，挣的那点钱，自己胡乱就花光了。

而我妈妈，一辈子都是挣钱的人。在务农时期，她就是主力，我六七岁就跟着她下田，一直看到她很辛苦。农业是季节性的，不忙的时候，她也要干别的活。她去水泥厂扛过水泥，去石灰厂打过工，在工地上干过活。一般女性在工地上都是做小工，但她是做杂工，这是中老年男工干的活。所以你就知道，她一直都是重劳力。

我上初中之后，他们到广东打工，我爸爸不愿意进厂，就在那边开三轮，后来跟着我表哥，承包了一些工厂的废料处理工作。我妈妈更辛苦，她进过厂，做了好多年拾荒的工作。因为我爸爸的性格是那样，我妈妈总得跟着他、管住他，让他不把钱花光。

他们打工打了很多年，直到我和我弟弟大学毕业，中间他们还回家盖房子，也是我妈妈在总负责。

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因为爱喝酒，他变得很胖，50岁不到，血管就出了问题，偏瘫在家，我妈妈照顾他。但就算这样，她还是会出门做活，找那种凌晨、深夜干的活，这个点我父亲睡着了，不需要照顾，干完了，她就匆匆忙忙回家。那几年，是她最最不容易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妈妈的经济角色非常非常突出。她要挣钱，也要管我爸爸的钱，既要忙外面，也要忙里面。这一辈子，她都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凸显她「经济人」的角色。

这对我妈妈有什么影响呢？后来我弟弟有了孩子，她去帮忙带孩子，你就会发现，她很不适应，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她是典型的「干活的人」，这种照护工作，是她不熟悉的。所以她经常以那种命令的方式去带孩子，会骂小孩，恐吓小孩。她没有那种细心和耐心，也没有那么精致和讲究。所以直到现在，我妈妈生活在弟弟家里，矛盾一直都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母亲强烈的经济角色，她挣钱的辛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她很难兼顾别的层面，母亲、妻子的层面，我都看在眼里。

这种经历也永远影响了我们的母子关系。我小时候也不是她带大的，是爷爷奶奶带的。她常年干重活，后来又在外面打工，我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交流，其实没那么多。

但在做女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逐渐理解了我妈妈——她具备很多我们认为的「男性气质」，如果她不这样，那些活儿她干不下来。如果我不是做这个研究，不去访谈那些女工，可能我一辈子都不能理解她，没有机会去理解，我或许就成为社会上一个普通的养家的男人。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慢慢靠近她。在心底里，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母亲读到我的这些研究。她为了家庭劳作一辈子，却没有与她的两个儿子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跟她讲，她的一个儿子，在以自己的调研、思考和写作，间接地理解她。

或许再过一些年，等我们都从容一些，我会给她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口述史。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

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

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当然还有诸如LN省公安厅官微转发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的文章现记者怒怼前记者，网友：这才是记者中的真正脊梁！对我大肆羞辱。

做记者十几年，包括曾在北京电视台旗下北京时间短暂打过几天工，我从未听说过唐宇声。当初唐记者还多次在微博上挑衅我，不知后来何故他又亲自删除了自己的雄文。

在老何看来，自己删自己写的文章，除了食言自肥以外，就好比把自己拉出去的东西吃掉一样恶心，老何是断然做不出删掉自己文章的事情。

而共青团BJ市委官微则转发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文章称过冼村派出所的何光伟，你挑衅警察的样子，真丑！

@CU检说法 系江苏网红检察官王栋所有，作为同龄人老何面对他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六年，就在去年王栋才突然良心发现向老何道歉。然后他这个荣获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公号也没了。

我对王栋的致歉深表欣慰，相比鹿邑公安、集安公安、蓝田公安和唐宇声之流，王栋至少明白骂人不对，有机会我跟他喝二两。

还有最高检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也转载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笔名为御史书童的检察官文章再过100遍冼村派出所，你也得配合出示身份证对我大肆指责。

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官微也刊发检察官廖震寰的文章检察官有说法：守法，请从自己做起指出：何光伟“欠缺法律素养”、“缺乏正确理解法条的能力”、“是‘自以为懂法，实际上就是抗法’的鲜活例子。”

就是这个连我工作单位都没搞清楚就猛批我的廖震寰，现在已经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老何只给《南方周末》撰过稿，从未真正在《南方周末》打过工。希望廖震寰这位曾经“广东省十佳公诉人”在办理案件时切不可跟骂老何这样草率，若不搞清楚事实办案那就是要人命了。

与信阳中院书——旧文重发
张战伟传——重发
孙力军传
过凉州户
王然救父
李书耀传
向于凯律师致敬

七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疫情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活着而努力，包括查我身份证的冼村派出所警察和那些在网上骂我的人。

在《过冼村派出所》发表次日一早我家被围时，我已到白云机场登基。我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去山西，因我另一老板的事情，我和施平律师一口气起诉当地警方14次，就是那次持续几天13个案子的开庭，我们一口气胜诉13次。加上此前一次诉当地警方不作为，那家公安一共败诉14次。直接后果就是当地公安局局长下课换人，当然我老板的事情也得到了处理。

过冼村派出所后，当时的广东捕头李春生曾让我们共同的朋友警告我：你都成网红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把我们广东警察的形象全毁了。

我之所以路过冼村派出所，是去找赵绍华律师与我老板黄家仁。赵彼时为黄辩护。黄曾经做过30余年的警察，后遭汕头公安栽赃构陷十余年。

在老赵和我的努力下，我们把黄案的幕后黑手前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奕华告进监狱，将汕头市当时的一位重要领导告到调离汕头，换来了黄案一审无罪。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他在二审宣判前离世。

正是因为黄案，我和黄都曾多次写信给李春生。遗憾的是我这位河南老乡坚决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听闻他的落马也和汕头有关。

这七年我还因卖官窝案起诉信阳公安，我熬走了袒护信阳公安的一堆领导，包括拒绝打贪反腐的信用市两任纪委书记，还熬走了因我诉信阳公安而多次要办我的甘荣坤甘荣坤受审 我申请旁听。

遗憾的是，我老家信阳公安那帮卖官鬻爵的犯罪分子们至今几乎毫发无损。我对此深感无力，只能怪我人微言轻又没钱买个更大官去对信阳公安刮骨疗毒，信阳公安卖官窝案大概率也就烂尾了。

我也因复印案卷材料乱收费过番禺法院，广州市有关部门邀请我亲自围观查处该院小金库，复印费小金库事件听闻也是该院时任院长何国雄落马涉及的其中一个小事。

这七年我还经历了诸如仅罚款100元、过凉州户、广州地铁强行要求戴口罩于法无据等事件，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我所有计划。

我还隆重纪念张宏宇不宜再担任法官一周年 老何发表重要讲话打掉了张宏宇法官的员额，然后在公开谴责中原区法院院长乔亦丹，乔院长继续升官，我再次感受到了司法不公带给我的无奈。

在我被执信中学家委三次踢出微信群后，虽然我呼吁请依法取缔家委会未成功，但广东发改委已发文规定：严禁学校以家委会、班委等名义强制违规收费。

我也等来了秦如培的落马，当年秦如培曾指示贵州高院发函收拾我，让我再次坚信只要是坏人早晚会被天收。

这七年我看到了黑我我老乡胡圣银等人的朱是西挂掉，虽然南阳官场再震荡 朱是西搭档张明体被查，但胡圣银案至今未得到解决。胡案让我看到河南官场利益共同体的顽固，他们可以以法律的名义来“以恶化债”。

我还过绵阳市公安局，我见识了绵阳公安一些办案人员的疯狂，当然也等到了陈思宇无罪归来，我们坚信四川高院能改判曾建斌无罪。

我也过顺德法院，这个至今仍在开庭的宁远喜、温惠冤案，不仅让我见识到了官商勾结的厉害，我更感受到了宁远喜夫人石晓文和温惠丈夫朱春萌及其家人的坚强，如果说石晓文是为夫鸣冤的代表之一，那么朱春萌一定是我见过对妻子不离不弃、持续喊冤的最伟大的丈夫。

我所见过的喊冤者，几乎都是妻子为丈夫、妹妹为哥哥、母亲为子女喊冤，丈夫为妻子喊冤还能如此坚持的人，除了朱春萌我真没见过。希望顺德法院能依法传唤梁维、叶华能等证人到庭，不然真对不起近期网友对顺德法院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还是我们网上看到的亮证姐、帽子姐……我们都能看到诸如查我身份证一样那些警察的身影。无论有没有违法，我们几乎都能跟警察打交道，都可以看到警察经手的事情。

警察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我们的安全、稳定生活也离不开警察。所以我们需要警察讲法、守法，这也是我《过冼村派出所》的初衷。

我绝对不敢跟有些自媒体煽动的那样“与警察对抗”，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老何天生胆小怕事。无论我过冼村派出所还是告信阳公安，我都是希望我们的警察群体懂法守法，希望你们爱惜你们的形象，希望我们警民关系融洽和谐，希望冤假错案不再发生。

七年过去，我知道的一些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新的冤假错案又被制造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警察都守法懂法、都依法办案，还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吗？虽然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在骂我，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年有不少警察也给我点赞，他们认为我过冼村派出所警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法，信阳乃至河南的不少警察甚至认为我告信阳公安，让他们的领导不敢再卖官。我确实人微言轻也没啥能耐，但我肯定会继续坚持自己，做我认为是对的和应该做的事情。相信那些骂我的人早晚也能理解。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警察的执法水准和宽容度自然也不是我老家信阳所能比的。这就是我有些朋友问“你敢回老家信阳过次派出所吗”的原因。我希望警察都能专业守法、依法执法，也希望所有的公安机关能宽容老百姓说几句话，比如我《过冼村派出所》。

无论我们对查身份证这事能否做到统一的看法，我相信司法公平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究的目标。法治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建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法治，无论警察、还是那些骂我的唐宇声之流。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8月4日这天，涌到派出所、市政府和教育局的江油市民，许多有着和周诚类似的情绪：弱势者被霸凌，警察惩处不力——人们为之不忿，也有映射自身的恐惧。刘芳是个母亲，也住在农村，她搭着邻居的摩托车赶到市政府。她决定要发声，用农村的说法就是“闹”，“如果我不闹，以后我的小孩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办？”

市政府大厅里，林雨母亲跪着，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她与丈夫不停地把头磕在大理石地板上，举起双手跪拜，抓着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前来声援的市民围在他们身后，把市政府大院和附近的道路占满，人群举起密密麻麻的手机屏幕，传播现场视频，为无声者发声。

当晚，聚集群众被警方采用暴力手段驱散。第二天，随着线下清场和网络删帖机器的高效运行，这场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被迅速地抹平。

事发一周后，水瓶纪元在江油市内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平静。路边的餐馆有人吃夜宵，警车安静地闪着红蓝色的光经过。林雨居住的小镇，街头不再有人讨论这件事，闹市区超市的老板和顾客闲聊，被问及霸凌事件时，只摆摆手说：“我们在店里，那天没去。”过一会又指着一个方向示意，“她（林雨）就住那个山头”。

有当地人称，高速路口仍在排查外地牌照的车辆，林雨事件的一些重点区域，也仍有专人在上报“可疑人员”。江油市政府门前的道路早已畅通，街上的小店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在往返巡逻，无人侧目，一切如常。

恢复平静的江油市政府前（图_水瓶纪元）

弱势者

7月22日，14岁的江油中学生林雨在市区一处废弃楼房内，被三名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现场视频显示，打人者逼迫其下跪，并反复脚踢其头部、脸部、用PVC管击打其身体。施暴期间还有人用手机拍摄。

事发10天后，8月2日，林雨被霸凌的视频片段在社交平台发酵，有人披露林雨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为不识字的农民，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霸凌者“家庭背景深厚”的消息。弱势群体被“上位者”霸凌的情节令许多普通人共情，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8月3日，周诚看到了同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霸凌视频。周诚年近40岁，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和林雨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刚打开视频时，他就觉得画面中被打的女孩面熟，或许在村里上山下山的路上和她有过照面。“这娃好像是我们这儿的”，他告诉同事。“就是你们村的”，同事回复。

周诚认识林雨的父母。他回忆起，林雨的父亲常年不在村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母亲为聋哑人，交流不便。

林雨家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某村，距离江油市区十余公里。村落依山而建，林雨家所在村组位于更深的山腰，距村口五六公里。村组不大，不足十户，几栋自建房沿着蜿蜒山路零散分布。这里常发生滑坡、泥石流，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防震避险的通知。

林雨家所在村（图_水瓶纪元）

林雨家是一幢两层的自建房，屋顶覆铁皮棚以防漏雨，自8月初事件发酵以来，家中没再住人。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林雨的祖父数年前到河南的矿井采矿时遇难，平日她与父母、奶奶同住。为便于就学，一家人在林雨上学的镇上租房，假期再回村。全家靠种地维生，林雨的父亲偶尔随施工队接零活。

周诚说，林雨家经济条件一般，几年前，本地的矿山占用了他们原本的住处，给他们迁址建了新房。若非因为矿山占地获得了一些赔偿，他们难以搬入现在这幢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子。

看完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后，周诚感到愤怒。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校园霸凌距离自己这么近，而被霸凌者就在自己身边。最让他愤怒的是，事件中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还将霸凌过程拍了视频。“如果单独找（林雨）谈清楚，甚至扇两耳光，我也不至于这么在意。但拍下视频，再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肢体冲突不罕见，几个人因为口头纠纷打起来，也算正常。他担心的是，一旦录制视频并公开，这样的公开记录会伴随被霸凌者很长时间，影响她未来的人生。

除了周诚，8月3日这天，为林雨的遭遇感到愤怒的还有许多网民。尽管事发一周后，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此事的视频和评论几乎已被删除干净，但从视频被披露到发酵的过程中，林雨被霸凌的视频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力度至少足以覆盖江油这个常住人口70多万人的西南小城。林雨的遭遇让每一个观看短视频的普通人关联到自己的命运——作为弱势群体，被“权贵”欺压。

“霸凌者背景深厚”的说法因此深受欢迎。有人“爆料”，施暴者之一刘某甲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也有传言说，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级警督。尽管在两天后，也就是8月5日，江油官方发布公告辟谣称，霸凌者父母均为普通务工人员，但是，可靠信息渠道的减少和蓝底白字通报的不容置疑，并没有说服事件的关注者们，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官方不同的解释。

恐惧

事发一周后，谈及此事，林雨同村的村民孙飞仍旧愤慨不已，“别人（霸凌者家长）是当官的，（林雨父亲）报了案10天（警方）没有作为，如果不牵涉当官的，派出所早就处理了。”他觉得，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一家，更需要大家一起声援。

随着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8月4日上午，江油警方通报处理结果：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中，两名满14周岁的女生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人未满14周岁则受到批评教育。受害者伤情被警方鉴定为轻微伤。

但这份迟来的处理通报，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受到的惩罚过轻，觉得背后“有猫腻”；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曾看到本该接受“矫治教育”的打人者之一出现在台球厅，暗示霸凌者已经逃脱了法律制裁。

8月4日上午，因不满事件处理进展，一些市民开始自发聚集在江油市城郊派出所门口，想为被霸凌女孩林雨一家“讨个说法”。周诚在朋友圈传播的视频里看到，人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林雨父亲一度躺在派出所门口，而派出所方面始终无人出面回应。

看到这段视频后，周诚决定去现场看看。

周诚对霸凌者在视频里的“嚣张”态度尤其印象深刻。在那段霸凌视频里，林雨哀求不要打脸，称父亲看到了会报警时，霸凌者之一表示：“（我们）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有）20分钟就出来了”。

村民刘芳也对霸凌者称不怕报警的言语感到震惊。“出了（霸凌）这个事，那个女孩（霸凌者）说进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了，都不怕别人报警，（好像）法院都是她们家开的，想咋样就咋样，她说这种话，每个人都觉得愤怒。”

刘芳和丈夫都是农民，比林雨父母年龄稍大。刘芳的丈夫曾常年在外务工，多是干装修、建筑等零工。她和丈夫住在一幢二层自建房里，室内简陋得像毛坯房，墙壁和地板都是水泥，屋内陈设着旧沙发、矮桌和置物柜，没有空调，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家中拮据，令刘芳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现在小孩上学，你骑自行车或三轮车去接送，而别人开小轿车，小孩们心中就会对比。即使五六岁的小孩，也认识各种牌子的车。“她告诉水瓶纪元，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也曾受过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轻视，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霸凌不曾张扬于更大的范围。

尽管刘芳的孩子已经长大，不会再面对校园霸凌的情况，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想法这段时间一直萦绕着她，“如果我不敢闹，万一以后自己小孩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8月4日下午，刘芳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因与派出所交流无果，人群转而前往教育局和市政府，她决定搭村民的车一同去声援。城郊派出所距市政府3公里左右，在市政府门口，人群和保安发生冲突，从门口涌入市政府院内。

下跪

水瓶纪元走访了解到，与林雨一家同一个山头生活，甚至打过照面的村民们，都没有从林雨的父母口中了解过事情的近况。“他们不会自己到处说”，一位邻居说，霸凌事件及其之后的事情进展，本地人也都是从短视频里看到的。

短视频中，8月4日下午，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名自称是林雨舅舅的男子，和市民讲述自己对警方处理的不满。这位“舅舅”提到，早在7月22日家属就已经报警，直到8月3日，才有警察向家属保证“能处理好事件”。”他称，他们在派出所等了一天，4号早上，警方才发布通报，且通报中，霸凌者抢劫手机、故意殴打等行为都没有立案。室外烈日当头，围观者都用衣帽遮挡太阳，该男子顾不上这些，他情绪激动，嗓音嘶哑，一边说一边在头顶比划，“已经过去10多天了，（女孩）脑壳上面还有包。”

另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也发生在8月4日这天。在市政府，林雨的父母以近乎匍匐的姿态跪在市政府大厅。这对夫妇年龄不大，穿着黑色无袖上衣的林雨母亲身材瘦小，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林雨父母在政府大厅不停地磕头，举起双手跪拜，爬行几步后跪倒在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脚边，抓着他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

在视频中，林雨父母下跪的对象自称江油市政法委员会_（下称“政法委”）_副书记。这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被跪着的林雨父母双手抓住时，他仍站得笔直，手持扩音器对围观群众讲话，似在劝导，目光并未落在脚边跪地哀求者的身上。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位领导回应，林雨父亲一度仰头嚎啕，身边的妻子也因情绪激动瘫倒在地，周围人将她扶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中，许多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现场状况。视频画面捕捉到，有围观市民将拍摄的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的聊天框内。

周诚当时就在现场，他后来也看到了这段视频，与对霸凌者的反感类似，周诚对该名官员在调解现场的做法也非常不解。他认为，无论事件责任如何、诉求是否充分，面对这种情形，身为领导，最基本的做法应当先将对方扶起来，“人家平民百姓两个人跪在地上把你腿抱住了，就是祈求你，让你’可怜可怜我‘，结果你就一直在那站着。（他们）跪在你面前那一刻，你应该给人家扶起来。”周诚皱着眉说，“这是最基本的，不管官大官小，人人都是平等的。”

周诚记得，起初，在8月4日上午，市民还可以自由出入市政府会议大厅，随着下午到现场的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维持秩序，政府大门被关闭，围观者不能再进入。当天天气很热，周诚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市政府门口等，“希望政府给个说法，要求严查”。

后来，自称是江油市政法委副书记的男人告诉市民，可以到指定的会议室坐下来表达诉求。

周诚回忆，他随人群进入了会议室，市民代表们在台前讲话。这些代表来自市区或周边乡镇，多数为自愿报名，与受害女孩家属并无直接关系。周诚表示，市民代表们的主要意见是，“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人），而不是（只要是）未成年（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内的会议室（图_网络投稿）

多段会议室视频显示，有市民代表手持带底座的话筒，轮流以四川方言质问一名黑衣男子：“受害者父母不识字、母亲是聋哑人，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让他们签字？”“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应当如何处罚？”“家属与官方说法相互矛盾，你们称受害者父亲已同意处理方案，他说你们可能对他进行了诱导。”每段发言落下，室内人群便起立鼓掌、欢呼。

“（市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随后大家又去了教育局。”周诚说，他到场的初衷很简单：施暴一方的监护人应在现场向受害者一家公开致歉。“未成年人可以不出面，但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给大家郑重道歉？”

同样赶到市政府门口声援的还有24岁的陆强，他住在绵阳市区，女儿今年三岁。8月4日，他本来和朋友约好来江油钓鱼，可刷到霸凌视频后，“心情都没有了”。看到有市民聚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和朋友也打算过去看看。

到了人群聚集处，陆强听到了受害者一家的更多情况，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无力感，“这么久了，为什么（霸凌者）监护人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听到围观群众的讨论，希望政府对霸凌者予以严惩，可陆强觉得“政府也没办法，刑法在那儿放着，不可能让小孩进监狱。”他说，8月4日下午，当他刚站在市政府门口时，他仍然乐观地相信政府会对事件有一个交代，而在此之前，大家给政府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是必须的。

清场那一夜

江油市民将8月4日在市政府门口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网上，大量视频显示，警察和群众产生冲突，市民们被警察拖走。

多名警察围殴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刘芳说，当天她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她不敢拍视频，也不敢和身边人讨论。她很怕，那天之后，再聊起这件事，她在自己家都下意识地压低声音。但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非如此不可”，除了走上街头让政府“给个公道”，她没有其他办法。

当回忆起市政府门口的聚集人数之多，刘芳似乎也获得了克服恐惧的勇气。面对水瓶纪元，她的语速逐渐变得飞快，声音也大了许多，”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官当得再大，但是我们老百姓人多嘛。我不相信他把几万人一次性给全部搞‘死’嘛。”

实际上，在8月4日下午，当市民代表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惩治未成年霸凌者时，在市政府门口外，由于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警方的布防开始升级。数辆黑色有“特警”标识的面包车和大巴车来到现场，人群被拦在道路两边，分散在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东段的整个路段，警察站成一排面向市民，阻止更多人向市政府聚集。根据现场视频，一个市民被多名警察拖行带走，路边被警察拦住的人们喊着“暴力执法”，却未能出力阻止。后又有多人被抬走，包括一名穿着裙子的女士，也被三四个警察抓住，四肢离地地被拖走，有人高喊“抓老百姓干嘛？”

这天傍晚，周诚因工作提前离开市政府的会议室。他指出，随后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里，在市政府外指挥警察拖走一位中老年妇女的黑衣男子，就是此前在会议室里被市民代表质问警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多名警察在市政府门口拖行一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那段视频让他印象深刻：画面拍摄于市政府对面的江油市第一中学门口，人群被挤到路边，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与一名黑衣寸头的中年男子围住一位瘦小的中老年妇女，两名警察似在说服，而前述据信为政府官员的黑衣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手指着该女士反复吼问：“你走不走？”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挡在这位妇女面前，质问黑衣男子：“你要爪子（干什么）？你要把人家老婆婆拖走是不是？”也许是被质问的语气激怒，黑衣男子情绪激动，用手指着青年示意身旁警察，喊道“拖起走”。几名警察冲出，抓住青年的胳膊将其拖走。

在江油市民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欺压弱势者的画面。周诚气愤地说：“（黑衣男子）当的啥子官？我们都是围观者，你不能随便想拖哪个就拖哪个。”

警方的暴力让直面冲突的人群又多了一重愤怒，许多视频中人们喊道：“凭啥子抓人？”“警察打人了！”“就这么对人民群众？”

现场视频显示，到了深夜人群仍未散去，有人带头唱起国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警民对峙加剧：有人摔倒在地，被四五名警员围住并有踢打动作；有人对镜头控诉称，自己被喷射了辣椒水。

凌晨一点后，人群被驱离至诗仙路尽头的中坝广场。警方在广场抓捕尚未离开的市民，有人骑电瓶车逃跑，坐在后座的拍摄者哭叫着喊“他们来抓我们了”，画面中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紧追黄色上衣男子，飞奔穿过广场。网传画面显示，警方至凌晨三点仍在清场，现场传出惊呼声，随后直播中断。另有网友发布抖音直播间截图，页面提示“服务器升级调整中，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8月4日傍晚时分，刘芳在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前离开了现场。其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到多段冲突视频，看到有警察殴打现场抗议的群众，有人被拉牲口的货车拉走。她被强烈的惊吓淹没，“太恐怖了，一个国家政府都这样干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

当地被用货车拉走的被捕市民（图_网络投稿）

陆强也没有在市政府门口待到晚上。傍晚，他也刷到警民对峙冲突升级，警察暴力清场的视频。尽管曾对政府维持秩序、不公开案件抱有理解态度，但他觉得，用这样暴力的手段对待江油市民是不公平的。“一个老百姓，你说他暴乱了，人家手上又没拿东西，在没有威胁到（警方）人身安全情况下，政府有点太过激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沉重和无奈，“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公平，太可怜了。”

新的一天

8月5日早上，市民再次聚集在诗仙路东段，通往市政府大楼的路口已经设有黑色围栏，道路也以交通管制的名义进行了封锁。市民拍摄的视频中，一个黑色上衣青年隔着栏杆对警方喊话：“你们也有娃，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政府高高在上，我们在维护江油的形象……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我相信他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的是政府给说法，不是要冲击政府。”

江油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被管制（图_网络视频截图）

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妇女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娃都是在念书，马上开学了，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但随后，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扯开围栏冲向这位青年，把他推到在地上后抬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紧跟其后，喊着“往后退”，并从自己的装备中拿出一瓶雾状液体向市民喷洒，从视频中市民的反应看，这种液体有刺激效果，阻止了其他市民靠近。

许多参与声援的市民将现场的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江油”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条。网友郑月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在8月5日9时许，转发了多条含“江油市民被警方殴打拖行图片”的微博，不久后均被删除。

微博相关话题词被封禁（图_微博）

8月5日，四川绵阳网警回应施暴者父母身份问题，称网上出现“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的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等信息均为谣言。3名违法人员（霸凌者）的父母分别有2人无业、2人在省外务工、1人为本地售货员、1人为本地外卖员，编造谣言者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辟谣信息被网友总结称：施暴者家长“没有背景”，处置迟缓是因为派出所积案过多。但清场事件发生后，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加重，比如刘芳就对官方的说法半信半疑——“你怎么晓得是咋个事情？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删帖和官方通报双管齐下，8月4日晚，江油警方暴力镇压事件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禁忌”。但网民对霸凌事件的“私力追查”仍在继续。施暴者刘某甲的个人信息被违法“开盒”，家庭住址曝光，甚至有人找上门，在其家门前撒尿、扔纸钱、倒垃圾。施暴者刘某甲家的邻居告诉水瓶纪元，几天过去，施暴者家门口的走廊里仍有异味。

“人不在家，一家人都没在。”这位邻居称，目前小区已经几乎恢复了平静，“（家长）同意赔偿并道歉”。此前，有陌生人到其门口焚烧纸张、撕毁门框对联，但邻居“不清楚是谁”。

刘某甲住址门口有人烧纸（图_网络投稿）

上述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施暴者刘某甲住的小区是2019年交付的安置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四千余元，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农村回迁来的，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钱，我们也都是种地的农民。”这位邻居也确认，刘某甲父母并非权贵，“一个送快递，一个帮人卖货，都是普通人。”

为了回应人们对官方通报的质疑，8月6日，江油当地官媒“涪江观察”继续发布文章称，刘某甲曾有过一次因纠纷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记录，而网传视频中彭某某、刘某甲自称“进去派出所十多次，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的言论系担心受害人报警，故意夸张吓唬受害人。这篇有官方独家信源的文章还披露，打人者及家长已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林雨家人也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再转发视频。”

事件仿佛戛然而止，但在江油市民眼里，霸凌者的监护人没有公开道歉，政府的解释也没能回答大家的质疑。

周诚对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感到憋气，“感觉事情就被压下来了，很糙很潦草。”他说，他从前相信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觉得有问题可以找警察，但现在他“切身地觉得世道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周诚的女儿也在上学，身为家长，自己不能24小时贴身跟着女儿，如果女儿也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他开玩笑地说，“或许应该让孩子学一下散打拳击等搏斗类项目？”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反复告诫孩子，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欺负别人，但如果受到欺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多位和被霸凌女孩同村的村民表示，当地政府官员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走访“，要求村民不要讨论，也不要传播相关视频。微博搜索栏中，江油仍关联着“警察打群众”的词条，但已搜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微博AI总结的搜索结果中，事件定性一栏显示“无证据表明警察参与殴打群众。”

这些愤怒、担忧和害怕被迅速抹平了。到了8月5日下午，通往市政府的诗仙路口的街面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两天后，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在距江油车程2个多小时的成都开幕，多家媒体宣传，开幕式向世界递交了一张“和合共生”的文化名片。

（林雨、周诚、孙飞、刘芳、陆强、郑月均为化名)

天通苑经验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针对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规定被许多人理解为“强制社保”的信号。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到了28.4%。约七成企业都存在不缴或少缴的情况，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它们在我国市场主体中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

另一个背景是，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5.34亿人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抚养比为2.63:1，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还是3.16:1。伴随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保的给付压力正在逐年递增。

社保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兜底，也是对劳动者的切实保障。以长远来看，企业和个人合规缴纳社保一定是好事。但短期内，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应缴尽缴”也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减少劳动者到手收入，甚至加剧降薪、裁员，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影响市场活力。

面对这个新规，我们与劳动法律师，以及人力资源密集、或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如餐饮、快递、小工厂的老板聊了聊，看新规到底“新在哪”，以及对他们有何影响，未来他们打算怎么办。

一位劳动法律师：

从字面上看，这一次规定的不是“必须缴社保”，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免除社保缴纳义务的协议不生效”。过去我遇到的很多客户咨询，我跟员工签个协议、双方都同意不交社保，行不行？我们经常给对方举这个例子，租客跟房东协议约定不交物业费是否有效？社保不是劳动者交给用人单位的，而是双方缴纳到社保基金的。你俩说好不交了，那社保基金还没表态呢？

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有误解，认为好像是“突然不能不交了”，为什么我不能自主决定这件事了。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你能自主决定的事。在法律层面，社保一直都是强制缴纳的，从来没有允许过不缴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最迟从这时候起，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就已经是法定义务了。至少在立法层面，从有法可依的角度，2008 年就要求强制缴纳了，只不过可能没有做到执法必严。

在这之后，2010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从2011 年7月开始实施，在劳动合同法之外，又一部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并且对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以及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行为也明确了法律责任，如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甚至罚款等，增强了法律的强制性。

这是立法的角度。从执法的角度，近年来体感上的变化主要是从2020年开始，各地比较密集地出台文件，推行社会保险“三统一”，也就是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主体、工资和个税扣缴主体、社保缴纳主体保持一致。2022年，人社部正式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到这一次“司法解释（二）”的发布，能够感觉到社保稽查执法逐渐趋严。

因此，“司法解释（二）”没有创设此前大家不具有的义务，也没有减少此前大家此前享有的权利，它没有改变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司法实践。有个词叫“宣示性立法”，它只是对于既有司法实践现状的一个字面上的确认和重申。

就这点来说，9月1号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的理解是不会，约定不交社保的协议一直都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目前的社保缴费稽查执法情况整体上还是不告不理。目前我了解到的社保征缴机构主动发起稽查的案例还非常少见。企业主如果之前不交社保的，那9月1号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不交，就等着员工去投诉。那员工会不会投诉？说不好。但是如果员工去投诉了，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必站在劳动者一方的。以前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

一位义乌的电商老板：

我们的工厂在义乌，有二十多位工人，客服、运营等办公室团队在上海，也有二十多人，总共约50人，目前只有三个人上了社保，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上。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义乌可能 95% 以上的人是没有社保这个概念的，甚至连合同都不会签，基本都是口头协议，按月发工资。像我们工厂在义乌已经算是正规的，除了打包的工人流动性太大，其他人都会签合同。工人不知道社保，也不会问，他们更想要的是实在的工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在流水线上做十几二十年交够社保。

据我的观察，义乌这些做电商的小工厂，利润率大概在 5% 左右，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撑给工人交社保。

我身边有一个例子，一个工厂2024年卖了一个多亿，但到今年三月份统计的时候，扣掉人工、租金、原料等成本，账上只有100万出头。这100万还不是现金，可能还有烂账没收回来。他们总共有30个左右的员工，如果要交社保，按每人每月公司支出1500元算，就要额外再支出50多万。

制造业是薄利多销，现金流压力又很大的行业，做一个亿这么大的盘子，一年回报就这么一点，再多出50万的社保支出，崩盘的风险非常大。这还是体量大的，义乌最多的是那种两三个人的小工厂，一个月就赚一万多。

我自己公司的人都是跟了我五六年的，很熟悉了，关系也比较好。想要的话我就会给交，像前两天有个同事说小孩子要上学，要缴社保，就会帮他缴。如果是新招的人肯定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成本，能省一点是一点。

虽然大家都在说强制社保，但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从一线城市到小城市，这样慢慢覆盖、下沉。我觉得义乌还到不了全民社保的程度，如果真到这种程度的话，义乌就崩掉了。

如果假定一个最极端的情况，真的必须要交了，那我就只能做小规模，或者只找家里人一起做。

一位快递驿站老板：

我现在在深圳，自己有一个快递驿站，这个驿站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偶尔我老婆会来帮下忙，早上跟下午我会招临时工，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按一小时20块算，属于灵活用工，这种兼职是没办法给他们交社保的。

同时我还在帮一个三通快递共配站网点的老板管理片区其中的一个驿站，手底下有 7 个快递员，快递员的薪资是按计件算，比如说一票7毛钱，一天如果送个七八百票，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就一万块钱，公司提供住宿，但也是没有社保。甚至连合同都没签，就是过来上班，谈一下多少钱。

快递行业赚不了多少钱，有时候都是在赔钱，像我管理的这个驿站，一个月可能就创造四五万的利润，但扣掉人力、租金，根本不挣钱。我之前帮忙算过一次帐，算下来一个月就赚三千，所以都是想办法去省钱。

之前我在厦门，是圆通和中通的一级代理商，做的还挺大的，结果碰上疫情，亏了200多万。当时手下有20个驿站，包括客服和快递员有50多个人员。只有小一部分快递员想要社保，我们会给交，但一票就相应的会少点钱。客服人员大部分都有交社保，因为客服也比较稳定。

如果要交社保，那我们一般是员工和公司四六分，员工四公司六。有时候是员工自己不想交，假如我公司要承担的社保是每月600左右，如果不交的话，我就补贴600给你，反正总的成本是固定的。

因为很多快递员他一个月赚个七八千，万把块钱的，扣掉生活花销，如果还有孩子，生活的开支是很大的，存不下来钱。所以他们更多是想多拿一些现金，而不是考虑以后会怎么样。

虽然说以前这种约定也不合法，但我做这个行业十多年，大部分人还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谈好了，不交社保把该补的钱给你了，也不至于说离职之后去告我，我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最高法给全国人民普了一次法。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有人要是之前说好不交，之后又去告，告成之后往网上一发，那有些人想，我重新告，是不是还可以拿好几万？很可能会有人这样干。

对于公司来说，本来就不赚钱，一旦有人去告了，赔几万块钱，那这个公司不用开了。大家都是出于这种恐惧，会想之后怎么做合规或者怎么规避风险。

这个行业基本没有给快递员交社保的，只有顺丰、德邦和京东这种直营的公司是有的，其他通达系下面的加盟商和网点都没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会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把这几个小区承包给你，你自己去经营。意味着你是独立的个体，这样可以规避很多东西。我把业务承包给你了，那你在承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跟公司没关系，公司不用为你负责。

9月1号之后，我管理的那个驿站也要全部改成和快递员签承包合同了。

一位生鲜超市老板：

我最近每天都会在抖音刷到六七条关于社保的视频，我想问，真的一定要交吗？看到有人说不告就没事，一告就有事，我头疼得半死。

我妹妹叫我不要大惊小怪，如果真的强制交社保，社保局会来找我的。我早上买菜的时候也问了其他开超市的人，有的说他想和员工签一个合作协议，做好了发我一份。但问题是，我要怎么跟工人说呀？

我今年51岁了，这家生鲜超市是我弟弟2021年开始做的，我2022年回老家接手。当时有6个员工，我来了之后辞了一个，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老员工没签合同，新招的也没签，发工资是我妹妹用微信发，她也常来店里帮忙，我每个月给她一千多。

之前招的员工我们有做工资拆分，包括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等，加起来平均3000元左右。但去年我问了别的超市，他们工人工资比我还低，只有2800元，上班时间比我还长，九个小时，招人却比我好招。工人们不懂其他的补贴也是工资。我今年就只给工人说基本工资，不拆分了，也直接说了不交社保。

员工7个人，如果交社保的话，每个人还要多花一千多元，那我就要亏钱。我们7月总营收34万左右，房租每月一万，还有水电费、进货、运货等的支出，光我微信里7月就支出了29万。算下来，我自己累得半死，只能赚到五六千的工资钱。

我们生鲜利润本来就低，就是几毛钱、几分钱地赚。有的特价菜进价1元/斤，卖0.99元/斤；损耗也高，菜、水果、肉类每天都得扔掉，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人，虽然装了监控，但哪有时间查？粮油也不赚钱，大米进价50元，卖51.91元，油进价85元，卖87元；调味料算是能赚钱的，鸡精、味精进价5元，卖6.5元，利润虽然也低，但保质期长、损耗低。

线下都是老人家来买菜，年轻人都是在网上买。上个月美团、京东、饿了么都来找我们，我上了美团闪购，就跟其他的说不要了。因为网购订单要拣菜、称重、打包，很花时间，还不能超时，根本忙不过来，单太少又不能专门招一个人配线上单。这一个月下来，基本不赚不亏，但员工们累得很。

下个月更赚不到钱。最近有家新的大超市一个月后就要开门，就在一百米开外，之后的生意肯定不会好，至少得亏一个月，因为开业的时候要打价格战，不然顾客一下子全跑了。去年新开了两家，我们就跟着降价，他们后来不到半年就关了。有顾客跟我说，我都“杀死”几家了。

听说大超市都有交社保，我也纠结，是不是我哪方面做的不好，才交不起社保？

一位融合烧烤店老板：

我做这行，认识很多同样在开店的朋友，都没有交社保，现在都很焦虑、痛苦。如果要交，不可能让员工全部出这些钱吧？

我店里已经极力精简人员了，雇了四个人，每月人工成本一共21000元：一个厨师，一个烧烤师傅，工资都是7000元/月，他们之前开过烧烤店，懂烧烤，相当于我们一起创业；一个服务员，是厨师的老婆，4000元/月，之前是5000/元，因为店里生意不好，还主动说只给4000元就好了；还有一个洗碗工，是我爸爸，本来也应该4000元/月，但就给了3000元/月，已经62岁了，之前一直是农民，现在还是得干活。因为都是熟悉的人，才能撑起来这个店，我们也没签什么合同。

店里出也不现实，都很艰难地在运营，如果成本高了店开不下去，这些员工不也没有地方去上班了吗？我们厨师一家子有孩子要上学，有老人要养，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1000元。他们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不关心未来几十年的事情，更关心眼前自己能拿到多少，他们从来没提过社保，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东西，觉得自己不需要，之前在其他店也没有交社保，这次新闻出来，也没有问我。

去年我创业开了这家融合烧烤店，投入了十几万。我现在32岁，一天打两份工，除了烧烤店还有摄影的副业。中午到傍晚骑着电瓶车出去接单拍照，八点回店里帮忙打扫、上菜，忙到凌晨1点钟，有时候拍夜景到11点，也要去店里看一看。回到家再选片、修图，两点半睡觉还算早的了。一个月休四五天，但休假时单子来了也要出去拍照。

烧烤只有40%毛利，为了房租低一点，我选的是比较偏的地方，人流量少，六七十平米的店铺租金7000元/月，还有水电费等等，固定成本每个月3万左右，每天得有2500元的营业额才能保本，而且我都没给我自己发工资。不夸张地说，今年只有五月份因为天气舒服，生意好些，赚了一万；其他时候，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都是亏本运营，7月份微微持平，可能有300元的利润。

我对交社保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我也上过六七年班，做销售，有交过社保、公积金，自然知道这是有好处的。但后来做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后就没有交过社保了，因为没钱。

去年几乎每个人都在赚钱，今年每个人都在亏钱。现在大家没有人出来消费，没有人吃饭，我们就赚不到钱。有的店重新装修了店铺，做了很多升级，想吸引客户，还是一样不赚钱。前段时间我们斜对面一家做低价活动，小龙虾99元十斤，当时人非常多，现在看着也没什么人了。

我也想过不做了，但房租还有四五个月才到期，现在也不好转让。关于社保，我只想等到9月1日再看看情况。

发个小文。

带家里人自驾回来，才知道热了一个杨兰兰，网上议论纷纷，什么“千万保释金万亿存款”云云。好多人说此人身份超凡，是了不得的“天龙人”，背景通天。

这是一眼假的，她比普通人有钱有势是肯定，但肯定牛不到天上去。用《红楼梦》里贾母形容赖大奶奶的话，就是“果位低”。

有朋友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连你都在讨论她了，还发帖讨论，这待遇连宁县的校服都不如。宁县的邓建国举报儿子校服不好，都被当地问了个寻衅滋事拘7天，后来在庆阳法院打赢了官司，给赔了三千块多钱。这校服不比杨兰兰牛？

杨兰兰呢，从热搜到公号到抖音到小红书，挂得铺天盖地，见过这样的背景通天吗。

就算你不懂事，平台也会懂事的。

咱们行走江湖，要明白一条铁律：

一个人的身份牛不牛，网上才是最权威检测点；要看一个人的重要程度，你就看她受保护的程度。

好比网上写字的，有的天天爱充“官方人”，但在网上却可以被敞开了骂，这只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不重要。

否则哪怕贵一点的痰盂儿被踢到，主人也会心疼吧。

之前红过的什么周公子、董小姐、亮证姐，各种骚操作，实际上他们都算不上天龙人，顶多是地龙人、县龙人、村龙人，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行业耍耍威风、打打来福可以，一放网上就不灵了。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就揭示了真正牛叉的“杨兰兰”是什么情况：

有一伙江湖汉子，无意间撞见了任盈盈和令狐冲在一起。当时他俩关系还没公开。

于是，汉子们提起匕首，纷纷把自己眼睛给刺瞎了，还大叫：

“小人三天之前便瞎了眼睛，早已甚么东西也瞧不见！”

“小人瞎眼已久，甚么都瞧不见了！”

幸亏令狐冲求情，任盈盈才宣布从轻发落，免于刺眼，发配东海蟠龙岛，一辈子种地瓜。汉子们还欢天喜地、如蒙大赦地去了。

他们还都没去乱传、没乱发帖呢，看错一眼就要发配海岛，这才叫惹了天龙人。

另一个案例，是有个小兵忍不住偷看了黄蓉的脚。

柯镇恶立刻认为，这个小兵性命难保。这就是源于他对真正天龙人的洞察和理解。

好在黄蓉比较宽仁，训诫一句就算了，小兵没出啥事。不然也是个死人。

对比任盈盈、黄蓉的威势，就知道杨兰兰牛也牛不到天上去了。差远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好比宁县，强也强的有限，收拾家长邓建国的时候挺牛的，现在被挂到网上有什么辙没有，一点没有，当地领导肯定很生气，那不是气网民，而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我咋就不是宁国府呢。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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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前几天刚写过湖南湘阴县的肖新良因为12字评论被行拘，这两天又看到有新闻，有家长因为质疑孩子的校服有质量问题，在网上发了视频，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7天。

2023年12月1日，甘肃庆阳市宁县盘克镇的邓建国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质疑校服质量安全和校服乱象谁监管》。12月8日，再次发布《时至今日，问题校服仍然未被召回》。

在校服厂商报案后，宁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果断”出手，于12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决定对其行政拘留7天。

甚至，警方都没有告诉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拘留，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后，直接就将他送到了拘留所。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先是向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邓建国又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依然被驳回。

邓建国不服，继续向庆阳市中院提起上诉。最终由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二审总算是给邓建国翻了案。法院判决当地警方违法，但邓建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结束拘留后，邓建国整个人的情绪处于崩溃边缘，时常在半夜起来。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在2024年1月提出离婚，双方在2024年1月29日以感情不和为由签订《离婚协议书》，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之后，邓建国被工作单位辞退，在医院诊断出“患抑郁症”。

这则新闻让人看了很是沉痛，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而邓建国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坚持，总算是翻了案，否则他这一生都将背上曾经被拘留过的人生污点。

邓建国质疑的校服质量，的确是存在问题：校服棉含量不足，标签造假。庆阳市市场监管局2024年3月通报，联合教育局开展校服质量专项检查，这家服装厂因“质量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被责令整改。

然而当地警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拘留了一个对校服质量提出质疑的人。我们经常在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甘肃宁县的权力者们，却是在提着笼子肆意关人。

1996年5月初，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病危，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便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两句话，就成了陆定一最后的遗言。

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甘肃庆阳市宁县的官员们，有必要再次重温陆定一先生的遗言：要让人民讲话。

先是有人因为12字评论被拘留，后又有因为质疑校服质量被拘留。发声的代价是如此巨大？这连续的两起新闻，让我感到一阵阵寒意。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

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

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在过去十多年里，他持续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研，尤其关注农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王欧也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他经历过留守儿童的困境，很多农民工问题正是他身边亲友的日常。

近日，冷杉RECORD与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我们聊到为什么类似事故会重复发生，为什么农村大龄女工成了最脆弱的劳动者——她们为何如此迫切地工作，退而不休？而她们所代表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与风险抵御上的系统性困境，又该如何被看见和破解？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她们为何迫切上工？

新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这些天我脑海里反复浮现调研遇到的女工，她们的焦虑和纠结，我也在想两次案件里的各种细节，它们为何重复发生？

要分析这两起事故，首先有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两次事件的伤亡者，大部分都是大龄女工？

因为农村的男性以及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绝大多数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尤其年轻女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更受欢迎。现在很多工厂招聘，基本都规定要三四十岁以下，大龄女工能在城市找到的工作有限，最多就是保洁和家政。

现在所谓的大龄女工，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她们有的从来没出去打过工，有的早年短暂在外打工，生育后就得长期留守农村照顾老小，所以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在附近做日结工。

我发现如今的农民工，挣钱的心态更加迫切，大龄女工尤其如此。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子女教育、租买房、结婚等家庭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成本都在快速提高，他们的经济压力比我父母那一代更大。

比如现在撤点并校后，很多孩子就要去乡镇上学，寄宿、托管、家长租房陪读，都要花钱，还有家庭为了上学在县城买房。义务教育如此，更不用说高中和大学，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生源主体都是农家子弟，这些学校的学费比普通一本贵很多。

还有彩礼钱。在中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可以不用给女孩子买房，但如果是男孩，家庭通常要出几十万的彩礼钱，分担后续结婚买房、教育等成本。

按照年龄算，大龄女工的小孩大多已读到高中、大学，或面临结婚买房。这个家庭的男性可能早出去挣钱了，提高家庭收入的压力都传导到这些女性身上。

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多为保洁或家政

我在中西部调研时，遇到的农村大龄女性，只要还有力气干活的，就没有几个能安心在家里做留守妇女。农业的收益非常低，如果双季种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年收入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她得挣。

不过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农村女性不挣钱，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被遮蔽的。

我看到好多家庭的情况是，男性的收入都存起来，女性挣的钱用于家庭日常支出。有个采访对象和我说，一个人挣钱，3-4个人吃，那不会剩下什么。所以大龄女工的收入对于整个农民家庭来说不可或缺。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连下几天暴雨，那些女工还那么迫切地甚至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出去工作。事实上，加工牛肉和摘辣椒可能已经算不错的工作，因为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挣到更多的钱。

我接触到的大龄女工，她们都过的是一种极致节俭的生活。前年我和学生在江西的一个工业园调研，好多女工贴身穿的内衣内裤都是一两块钱买的，你可以想象那个质量肯定是最次的，甚至可能对身体有害。

这些女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是非常少的，最多就是买点廉价衣服，简单做个头发，偶尔和一起上班的姐妹们聚个餐，通常也是发工资或逢年过节时，剩下大部分都寄回家。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挣钱的机会非常少，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挣钱的男性。但现在，女性可以挣钱了，也就有了说话的底气。哪怕挣得有限，哪怕很多是花在子女和家庭上，但这也是她们自己挣的，独立挣的，她们可以和姐妹们去逛街、聚餐，而不需要征询丈夫的意见，她们在家庭、村庄的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过，光提供经济机会还不够，各方面的劳动保护也要跟上。

村镇零工，规范程度不如外卖骑手

这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和山西大同，均属于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而所涉及的牛肉加工、辣椒采摘等产业，也可归为近十年来中西部新兴的现代农业。

它们的用工方式大多属于非正规雇佣，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基本游离于劳动法的监管之外，其规范程度远不如沿海地区的工厂，甚至不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这样的模式在中西部农村广泛存在。

招聘主要靠人传人：每个村子找一个中间人，通过其亲属网络和熟人关系进行招工。所以招到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们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发，同坐一辆车，或结伴骑电动车，与沿海地区截然不同。

我在昆山调研，看到当地工业园的企业会统一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上下班，很少听说出现交通事故。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已经搞了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在用工正规化方面已摸索了许多年。

1993年，沿海地区的致丽玩具厂曾发生一场大火。资方觉得工人会偷窃原材料，因此把窗户和安全通道全部用铁条封死，三四层的厂房只留一个出口。火灾发生后，导致八十多名女工活活烧死在里面。这场大火间接推动了1995年劳动法的出台。

此后十多年里，法律人士、劳工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媒体的广泛报道，工人本身的意识觉醒和积极行动，以及跨国产业链上的国际压力等等，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沿海地区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对现在的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因素很难凑齐了。

一位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蔡昉曾提出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会在2010年前后逐渐消失，这也无形督促了当时沿海地区工厂对劳动者的保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相比沿海晚了至少十几年。2008年是一个节点，当时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西部地方政府拿到部分投资后，修建了铁路、高速公路，升级了水电网等基础设施，这才有了招商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城市中剩余的工商业资本，也陆续向中西部转移。

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方还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还停留在如何更多地招商引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上，用工规范尚未进入他们的治理视野。但是，如果对这类零工经济的劳动安全再不加以规制，那么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几乎不存在的劳动纠纷

在中西部农村，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往往不是按照法律法规来解决，而是依照当地的习俗来处理，其中还牵扯着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较量。

比如动用家族势力——家中在村里有多少兄弟？家族影响力如何？有没有亲戚或熟人是当官的？如果家中恰巧有身居官职的亲戚能说上话，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向企业老板施压，赔偿相对会利索一些。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当官的亲戚，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非常有限，因此更常见的做法是家里人到工厂门口静坐、围堵老板等。

他们很少会走正式途径，比如起诉或者劳动仲裁，因为要花钱，而且这意味着他们和企业、中间人之间的人情关系彻底破灭。一般不是非常严重的工伤，大家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我接触到的案例里，村干部、工业园管委会、乡政府的劳动或司法部门等，往往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大多偏向资方或老板。因为企业的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考核的又是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成效，一些政府部门或个人甚至可能与企业存在利益联系。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工人往往处于极弱势的地位，能获得的赔偿微乎其微。

不过，像近年这两起极端事件则属于“重大安全事故”，当它们引发上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就会被地方政府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有人承担责任，花一大笔钱赔偿。

除了显性的工伤，过去的讨论中，隐性工伤常被忽视。

比如我在江西某县调研时，见过一位在大米加工厂扛包的男工人，每天从早扛到晚，忽然有一天他的腰无法动弹了，一动就剧痛。他认为这是在米厂长期劳作积累的，但厂方老板和村里一些人却觉得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导致的。最终这位工人没有得到工伤鉴定，只获得了一点点象征性的赔偿。

另一个案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前些年，她在老家的印染厂工作，厂里招了不少本地的大龄女工，其中有一道工序是在沸水中加入染料和化学试剂，再在池子里清洗布料。事实上，这些染料和试剂都有慢性毒害，企业为了规避工伤责任，采取“老员工工作满5年就辞退，再换一批新员工”的做法。

我认为在工伤问题上，中西部农村地区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在大城市已经较为普及。我在北京接触过许多建筑行业的工伤案例，不少公益律师机构会帮助工人提起诉讼，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流程体系，能够迅速响应。然而，县里面几乎不存在普通的劳动纠纷。

晚年困局

大龄农民工之所以持续从事强度大、风险高的零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各种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参保率普遍非常低，即使参保，他们的医保相较于城镇职工，无论在报销比例还是覆盖范围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养老和医疗，已成为当前大龄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

当然，大龄女工可能更加脆弱。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更断裂，为了兼顾家庭，总是来来回回进出劳动力市场，结果是，绝大部分的大龄女工都没有累计到15年的社保，甚至因为长期打零工，从未有过社保。

在我调研的几个中西部地区，老一代女工通常生2-3个小孩，我接触的好几位女工生育完没有好好休息就去干农活，结果落下病根。此外，她们长期从事底层甚至重体力劳动，也容易积累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医疗支出往往比城市女性更多，但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却相当有限。通常处理态度是，小病不怎么管，一旦去看病，往往已是大病。

河南中牟县的一个村卫生所

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有位老太太不到60岁就去世了。她丈夫早逝，她早年在家种地，把两个儿子辛苦拉扯大，又帮忙照顾孙子。后来小儿子在县里开餐馆，她又去帮忙买菜、切菜、洗碗，什么活儿都做，以至于餐馆都不用雇人。其间老太太多次肚子痛，但总是忍着，直到两年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肠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一个多月。

这位女人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家人劳作，却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零工的晚年照护问题，特别是大龄女工。女性寿命通常比男性更长，她们大多居住在丈夫所在的村庄里。随着年轻一代跨省务工和婚姻的增加，村里的年轻人逐渐离开，在外地打工、陪读，而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谁来照顾她呢？

对于农村人来说，家庭作为照顾的机构已经解体了，有一部分人会进养老院，通常是很低端的服务，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如果一个老人进了养老院，会加速生命的终结。

而对于留守家中的老人，很多只有基本的物质照顾，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也难谈有什么尊严。我还听说一位农村独居的老太太，家人好几天都联系不上，最后只能找村干部上门，结果发现老太太走了好几天。常言道“人走三天，要入土为安”，这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被发现。

一位晚年独居的农村女性

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的人，但到了晚年，身边却没有人照顾自己。

这些大龄女工，在她们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挣的钱全都贡献给家庭和子女了，积蓄十分有限。有的虽有意识为自己养老存钱，但很少能落实到行动上，因为她们还是深深嵌在家庭结构中，即使六十多岁了，还在带孙子，儿子家庭有大额支出，仍然需要资助。这是一种惯性使然，越落后的地方，越根深蒂固。

还有些大龄女工，选择去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做个清洁工挣钱，目的就是为自己积累一点养老的资金，可能都不到十几二十万。而这样的数额，在她们晚年如果生一场病，或者需要长期用药时，根本不够应对。

医疗资源的下沉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医疗体检，常常流于形式化，乡村医生大多只是填表、量血压，几乎没有实质性效果。

这些老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认为也应该纳入乡村振兴的内容之一。

新生代 新问题

现在学术界研究农民工群体的人很少。像我这样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人，在精英高校里更是越来越少。我在清华的师弟师妹，大多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也都不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日常接触的人群往往会影响他的研究方向，但随着学术阶层的逐渐固化，许多学者已经很难接触到农民工群体，自然也难以真正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我和弟弟都曾是留守儿童，我初中开始父母就外出打工，我弟弟更是从小学就与父母分离，他们关系疏远，冲突很多。很多农民工家庭都是这样，父母长期在外，无法了解孩子成长，也缺少日常沟通陪伴，最终亲子之间逐渐无话可说，每次打电话聊两句就挂断。

我早年间和我妈妈没什么话可讲，我一路读书、工作、结婚、买房，家里也没提供什么支持。我是开始做农民工研究后，才和妈妈交流多了，也更能理解她。我们聊她的工友和亲戚，聊村里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很多案例，都是她告诉我的。

但她至今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研究，她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今天这样的讨论，她更在意我能挣多少钱，读完博为什么没去当个官。我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自己在做的事情，这是我最纠结的问题。我在想，明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上，一定要写上“献给我的妈妈”。

我觉得情感问题在新一代女工身上更加严重。比起上代人，她们更追逐自由恋爱，视孩子为爱的结晶。但孩子出生后，她们又不得不和孩子分离，甚至因为经济压力，分离得更早，我见过很多生完孩子三四个月就又出去打工的，很多女工都有很大的情感创伤。事实上，新生代女工投入的情感更多，受到的冲击也更大。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我怕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会重复上一代的老路子，甚至面临更多的问题。

第一代农民工是去工厂里拧螺丝，建筑工地搬砖。现在随着产业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涌向一些低端服务业，以及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可是据我2021年在武汉针对外卖员和骑手的研究数据，无论是社保缴纳比例，还是工作和家庭的稳定性，他们甚至不如制造业的工人。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职业阶梯更局限了。在建筑业、制造业做久了，可以成为熟练工、低级管理员，甚至包工头、小老板，但在平台经济之下，平台把它能掌控的东西都长在模型里，长在管理层里，把发现的新的可能性都收编进去了。

略有改善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一些农民工子女可以在一个地方持续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前农民工工作了一辈子也无法在城市买房，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不能，但至少能为了子女教育在县城买房。因此，新生代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对孩子的投入更多。

我在武汉和麻城交界地调研，跟踪的28个行政村里，如今只剩下3所小学了。这导致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要去乡镇读书。

我当时看到那些寄宿学校的小孩子特别心酸，那么小的一个人，就要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提一个桶去洗澡、洗衣服。澡堂是露天的，只有一堵墙，用木板建个小隔间，房顶都没有，冬天也那样洗。

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留守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家庭和村庄的保护下，这些年幼的孩子如何能拥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基层政府和教育机构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和农业的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不仅潜藏着上一代农民工养老照护的危机，更多年后，这一代农民工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养老资源、社保这些问题仍不改变，就算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可能老年还得回到农村，依赖农村那个熟人社会的互相支撑。

你看东亚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他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用一代人就完成了。可是我们大陆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又卡在城乡之间，面临重复的问题，依然在代际循环。

如果他们未来又回到农村，和他们父辈那样，那就太悲哀了。

不是共情资本，是了解国情。

低龄老人迎来就业黄金期

“香港浸大撤销杨景媛博士录取资格”，这条在7日晚间开始急速传播的传言，先是由一些自媒体账号转发，而后再由少数几家机构媒体的公众号跟进，所转内容是一篇AI明显的“通稿”。目前，机构媒体官号已撤下转发挽尊，多数自媒体的还在。

这个操作显然是舆论战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对冲另一条出现了两天以上的另一则传言。这则同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内容是，杨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网论文的修改稿，并声称当初“受媒体滋扰”，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论文。

这条更早的传言试图制造这样的效果：武大调查组似乎准备轻拿轻放杨景媛的论文问题，让她过关。而从处理逻辑来说，只要杨景媛保住武大硕士学位，浸大作为下家就可以保留杨的博士资格。所以，关于浸大的传言，是在做一种假想中的狙击战。

而关于浸大传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裁定结论强化舆论对“撤销杨博士资格”的心理预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评论个案”的公告后，内地舆论形成对浸大的不满和敌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样顺应一审判决，这就是孕育“传言”的舆论母体。

几家机构媒体未作核实，就照登那则浸大传言，累及大众媒体的声誉再次受到讥讽与谴责。但这个传言事件的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失察，而是在武大图书馆风波中出现了反女权的舆论战术，机构媒体不幸被卷入，舆论再次僭越了新闻。

很有一些朋友，将浸大传言斥责为谣言，再据此表示对媒体的恨铁不成钢。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因为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哪怕媒体依据专业主义干了活，也会被他们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编辑打给杨景媛的核实电话被挂，这部分朋友将其作为媒体厌女证据。

二是因为在武大图书馆一事中，对肖的谣言更多，人身诋毁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几日封掉了两个冒充肖校友说他转笔偷窥女厕的账号，即是证据。只能说，在反肖的谣言后，出现了反杨的谣言，这是舆论中的新动向，预示双方对其战术颗粒度，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做了或没做什么。

造谣肖明瑫是副区长儿子与造谣杨景媛被浸大除名，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理中客，你不能无视前者，而对后者锱铢必较，反之亦然。至于说，机构媒体在提供准确信息上的责任，在武大宣布调查进程后，环境已不允许。

从略高的视野看，不少爱国大V加入反女权斗争，他们所惯用的手法进入舆论对决的过程，并非不可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受浸大传言震动的也许不该是媒体业者，而是在这件事中持女权立场的人，因为不讲事实的原则及其应用不再为女权运动独有。

新闻媒体的天职是排除传言，但“新闻”这个东西，以事实为准绳，提供描绘真相的材料，其结果必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任何一方所乐见。在新闻式微，不足以成为媒体强前缀的现实中，媒体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发新闻的激情，或导致新闻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激进女权”“极端女权”“田园女权”这些词，但他们似乎对“激进媒体”“极端媒体”“田园媒体”这类称呼无感。机构媒体现在的存在状态，就很“激进”、很“极端”。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的词修饰不一样的社群，触碰不同立场，爱憎却如此分明。

媒体的激进在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大众并不能成为新闻生产可依靠的力量，因为大众受舆论影响最大。绝大多数媒体无法“上岸”，只能晾晒在沙滩上，依据新闻规律或听从宣传纪律做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媒体在有争议的性别选题中得到的都是贬低。

几家机构媒体无核查转发浸大传言，即使不是舆论的重点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义，也许首要象征的不是媒体的过去（荣光不再）和未来（黯淡无光）如何，而是媒体现在的、此刻的内在恼怒，以及“一起与世界毁灭吧”的暗暗疯狂劲。

大众媒体不像2011年前后那样过度追求价值感，它们现在不是任何群体的同路人，更不是激进女权的“社运伴侣”，那种蜜月期早就随风而逝，它们走上了各自的歧路，关系不复从前。即使彼此可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期，也都服务不一样的生存原则。

有人希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浸大被传谣一事不拒绝不生气不表态，一如另外人群对待肖的传言一样。他们当然也有记者一样的恼怒，只不过这种恼怒不是被维权者当枪使的恼怒，不是被网红当事人蔑视的恼怒，而是不管怎样都能擂上几锤媒体这面破鼓的恼怒。

赫然发现，#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 成了微博热搜第一，这个话题我肯定要参与一下。

说明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情绪了，很多人辛辛苦苦上班，还没有退休老人拿得多，而且他们的退休金还靠自己交社保支付（现收现付），怎能没有怨气？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差不多得了”，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求；二是“有些人的退休金太高了”，企业退休的老人，辛苦一辈子，一个月两三千三四千，实在不算高，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体制内和央国企的，拿着大几千甚至过万的退休金，究其根本，不过是占了体制的便宜，这就太不应该了。

所以，表面的社会情绪，背后很有道理，这不是仇富，也不是嫉妒，而是对社会公平合情合理的诉求。

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朴抱一提了一个方案，见下图：

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尤其是第四条，很有智慧。这两天很多人在提对岸蔡英文砍军公教的养老金，按道理大陆也应该砍，但在我们这里难度太大，所以冻结涨幅是一个退而求其次，追求可行性的方案。

换句话说：在农民养老金涨到1000元/月之前，一万元以上退休金的不要涨了。

前面也提到，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不高（目前平均3000多元/月，这还是把国企退休人员放进去拉高了平均数的结果），应该再提高。我之前也说过，企业退休的就不要出来反对提供农民养老金了，大家都是牛马，没必要在农民身上找存在感。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3000-5000可以小涨——这里没有提5000-10000区间，那就象征性涨一点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退休收入越低的，涨得越多；退休收入越高的，涨得越少，甚至不涨。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理应如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我统计过，从2009年农民有基础养老金到2023年，三种人增长情况如下：

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

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

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很早之前就在说要尽量拉平不同群体的退休收入差距，所谓的“降高扩中拔低”，但现实完全是背道而驰。包括2014年所谓的养老金并轨，本意是拉平企业和体制内的差距，但并轨之后，差距迅速从不到40%增加到了接近70%，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倍了。

朴抱一说的第三点也很重要：“以后涨钱要按金额涨，不要按比例涨。”你要按比例涨，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也是这些年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的原因。这种话术实在恶心透了，大家不是猴子，中国人大部分都上过小学好不好？

虽然城镇职工的涨幅在逐年降低，从6%、5%、4%、3%一直降到今年的2%，但仍然无济于事，第一不能缩小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第二不能缩小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的差距。就算明年涨幅降到1%，也不解决问题，不要再玩比例的游戏了，得回到绝对值，按数额来。

比如说，明年的养老金应该这样涨：

农民涨300元；

3000元以下涨200元；

3000元-5000元涨100元；

5000元-10000元涨20元（农民历年最大涨幅）；

10000元以上不涨。

这才是公平合理清晰可见，也确实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

可能还会有人拿“农民有地”“农民有宅基地”说事，我完全赞成把其他收入也纳入在退休收入之中，包括土地租金、房租、工资收入、分红等，达到相应额度的，就按相应额度涨，达到10000元/月，就停。

还有两个未竟的疑问，我一一回答。

一、以上可以视为“老人老办法”，那“新人”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应该整体降低缴存比例。这就是我在《中国社保高存缴比的五宗罪》中谈过的，高存缴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它让中国企业和员工背上沉重的负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代际不公，阻碍了养老制度的改革。目前体制内光是养老保险（24%）、职业年金（12%）和公积金（24%）加起来就达到了60%，这是一个高得令人咂舌的数字，是纳税人难以承受之重。

具体建议是：取消臭名昭著的公积金制度，它从一开始就是体制内（包括国企）的避税工具和民企的沉重负担；把养老保险整体降到单位和员工各8%，把职业年金降低到各3%，目前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超过80%甚至100%，这是极不正常的，应该降到50～60%左右。

二、农民没有交养老保险，未来要一直涨下去吗？

我的意见是：涨到1000元/月为止。本质上，它不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而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国所有老人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最高可领取1000元/月。我之前测算过，以中国目前对于养老的财政补贴金额，就可以支撑这样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很多人说“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且不谈农民交公粮三提五统的贡献，也不谈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谈他们的子女有缴社保……这也是缺乏现代社会常识的井底之蛙才能说出来的话，要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提供非缴费的社会养老金，这里面中国是最低的之一。

上表可以点击放大观看，里面都是穷国，没有拿发达国家比。所以别再嚷嚷“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了，显得特别土。研究表明，普惠的非缴费社会养老金对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包括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好处。

再说一遍，它不是为农民专门设计的，而是为所有人设计，只不过大多数中国农民正好符合它的标准。所以，那些说“城里没有养老金的人更苦”的，也请支持这一政策建议。

按理说，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最后我再叠个甲吧，免得有人说我挑拨离间，打胡乱说。下面这段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是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名义缴费率是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达到了36%的畸高状态，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更使其作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须在做实费基的条件下降低费率。三是同步下调替代率。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准即50%左右。四是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人民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对制度的信任。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以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相差悬殊，更非城乡居民养老金可以比拟，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并走向固化……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中国社保领域最顶级的学会，无论是官方背景、专家阵容还是政策话语权，在中国都不作第二人想。中国目前的养老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往轻了说，是以后大家都不交养老保险了，像智利那样搞私有化，自己养父母和买商业保险，往重了说，前苏联殷鉴不远。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为什么可以上微博热搜第一，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我们能做的，就多了解一些常识，形成一定的共识，人人发声，以强有力的民意去推动改变。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明年养老金应该怎么涨吗？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

江油不只有李白的诗，还有14岁少女的泪。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等多人围殴约4小时。对方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及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她脱衣服(未完全得逞)。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称“爸爸会报警”，反遭施暴者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将打人过程拍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全网愤怒。

8月4日，四川@江油公安 通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作出治安处罚的决定；对刘某乙及其余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彭某某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相关工作。

网友对此处罚似乎并不满意，认为施暴者利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漏洞，肆意欺凌他人，性质恶劣，应该受到严惩。不少网友认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划定的年龄偏高，应该降低年龄，加大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相关阅读：14岁女生被殴打，霸凌者是“官二代”？警方通报）

有律师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可以拘留。期待新法施行后，能灭一灭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长点敬畏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为聋哑人，家庭弱势。赖某某长期在校受歧视，曾多次被同一团伙霸凌，包括堵厕所欺凌、勒索钱财。施暴方家属至今未道歉，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在现场激动一度晕倒，父亲跪求公道，众家长一起讨说法，高呼“抗议”！“你做错事了先有个认错的态度”“我们只想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

这不是个例，而是弱势家庭的孩子被霸凌的一个缩影。

2025年2月，广东湛江吴川市第三中学，一名15岁男生被多名同学围殴。施暴者用拖把击打其头部，将脏布条塞入其口中，并不断辱骂嘲笑。受害者智力缺陷，父母离异，由年迈的祖父母抚养。

2022年12月，湖南初一女生肖某连续一周遭两名同校女生欺凌。公开视频显示，她在路边被扇33记耳光、踹踢16次，全程未反抗。肖某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就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施暴者选择目标时明确针对“背后无人撑腰”的留守学生。

2024年3月，河北邯郸一名初中生小光(化名)因长期遭三名同学霸凌，最终被杀害掩埋。小光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被霸凌的学生中，单亲、留守、离异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受害比例最高。施暴者专咬“病鸭子”，专捏“软柿子”。

为何弱势家庭的孩子容易被霸凌？主要原因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常因资源匮乏被迫养成内向、胆小的性格，遭遇暴力时不敢反抗或求助。他们往往缺乏背景支持，容易被孤立。特别是离异家庭或留守儿童，缺乏家长的有效支援。在受到霸凌时，家长很难第一时间给他们保护，或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学校对霸凌管理不到位，法律对霸凌者惩罚有限，更是让霸凌者肆无忌惮。

赖某某的泪，是弱势家庭的呐喊，也是社会的警钟。别让孤立无援的孩子继续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别让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学校要教会孩子互相尊重，法律要更加严厉，社会要共同关注。关注霸凌事件，声援被霸凌的孩子，就是保护每一个孩子，就是避免下一次霸凌事件发生。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于医院坠楼身亡，此事不但令医界震惊，更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追问。有患者对财新表示，邵医生生前曾遭受网络暴力，带有侮辱性语言的视频已经在周口当地广泛传播。

　　8月5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核实，坠楼者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事发后，该院迅速组织抢救，但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日凌晨1时40分死亡。

　　事发后，许多邵医生曾经的患者在社交媒体上自发悼念，对邵医生离世表示惋惜。吴雨（化名）曾由邵医生接生，她对财新表示，邵医生对患者尽职尽责，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有口皆碑。公开信息显示，邵医生毕业于新乡医学院临床专业，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二十多年，擅长无痛分娩、1分钟无痛流产、各种高危妊娠的处理等，曾获“河南省优秀妇产科医师”“周口最美医生”等荣誉。

　　吴雨回忆：“我生产时胎儿头太大，导致难产，当时助产士已经束手无策，多亏了邵医生过来才把孩子生下来。”在她印象中，邵医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阿姨”，“她非常认真负责，在我住院期间，她每天查房的时候都会事无巨细地关心产妇的情况，关心孩子吃了什么，连给孩子喂奶的姿势都手把手教给我。”

　　关于邵医生坠楼身亡的原因，网络传言系“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求助无果，以死明志”。8月4日，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化名）在接受津云新闻采访时，证实邵医生确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三个账号连续七个多月的网暴，让她陷入极度无助、求告无门的感觉。”

　　根据津云新闻采访，张先生介绍网络暴力由三起医疗纠纷引发。第一起纠纷中，产妇发生羊水栓塞，为保命需切除子宫，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反悔，认为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导致家中“绝后”，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

　　第二起医疗纠纷是一名三胎产妇胎儿较大，邵医生多次劝其剖腹产并告知风险，但夫妻二人均坚持顺产，并签署了风险同意书，最终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产妇经手术保住性命。后家属到医院闹事，被拒绝后转而到抖音平台发布视频。

　　第三起医疗纠纷发生于两年前，产妇顺利生产两天后，孩子突然出现缺氧导致皮肤青紫，医院将其送往新生儿ICU抢救，最终治愈出院。两年后，该幼儿被确诊为脑瘫，家属认为是医生失误。

　　据了解，起初前两个患者家属各自发布视频，关注度尚不高，后来这三起纠纷的家属在抖音平台合流，互相关注并推荐作品，影响力大增，此后大批“键盘侠”纷纷对邵医生口诛笔伐。

　　吴雨告诉财新，几位家属发布的相关视频，“我和我的朋友都在抖音上刷到了。”目前，相关账号已全部清空，吴雨回忆，那些视频对邵医生的形容包括但不限于“过度医疗”“没有医德”“摘子宫换钱”。“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邵医生那样细心、负责，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她说。

　　据津云新闻，张先生称邵医生曾两次到周口市太昊路派出所报案，第一次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虽立案，但警察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视频发布者下架视频。

　　8月1日，邵医生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告别视频，与孙子孙女视频通话，并给张先生留下一封遗书后跳楼身亡。根据张先生对津云新闻的叙述，遗书中详细写了三起医疗纠纷的具体情况，“最后让我一定要替她正名。”他还透露，事发后，派出所到现场拿走了邵医生的手机，下架了她的告别视频和网暴者账号内的全部视频。

　　目前，针对三起医疗纠纷，究竟孰是孰非尚无主管部门定论。就第一起纠纷所涉羊水栓塞，乃是产妇分娩过程中一种极其凶险的并发症，即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肺动脉高压、缺氧、多器官衰竭等等一系列严重症状的综合征，若不及时干预，最终会发生全身性出血倾向，同时可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王琼告诉财新，羊水栓塞会导致子宫大出血，死亡率最高可达8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子宫切除止血，可能会导致产妇流血致死，造成极大的抢救困难。

　　就邵医生所涉纠纷和网暴处理情况等，财新多次联系周口第六人民医院和当地公安部门，均未获回复。目前，周口市卫健委和相关部门已成立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7月22日，四川江油一个14岁女生被3个同龄女生霸凌施暴3小时。后来施暴视频被发上网，引发了轩然大波，各路消息四起，当地警方已经连续通报了两次。

乃悟上一次看到江油的消息，还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里面说江油肥肠很好吃。导演陈晓卿说那里的肥肠好吃得入口就睁不开眼。

从霸凌事件的后续反应看，当地的老百姓明显眼睛睁得很大。想必大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路边社消息和当地各方深入交流的视频，乃悟就不展开说了，说点别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遭遇过校园霸凌的中小学生大约为：

3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名中小学生调查后的结果更夸张，认为大约一半的学生都遭到过校园霸凌。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对于参与霸凌的未成年人，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这次的施暴视频里，施暴女生显然也知道这点，他们嚣张表示：

20分钟就出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

有一位市级治安大队长回忆，他们市一个季度处罚未成年犯罪接近500次，好多人都是重复犯罪，最频繁的一个人，3个月时间进了30次局子。

去年全国轰动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案情和影响如此恶劣，三名未成年被告的判刑结果分别是无期、12年和矫正教育。

在江油当地警方8月4日的通报里，施暴的3人中，已满14周岁的两名女生被治安拘留和罚款，并送往了专门矫正学校，另外一人则被移交监护人看管。

矫正学校，就是专门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犯罪行为危害又不是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的司法措施。

乃悟研究了一下矫正学校。截止2024年7月，中国共有专门学校209所，较2022年翻了一番。

然而根据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白皮书，中国每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超过10万，起诉的接近六万人，还有附条件不予起诉的超过两万人。

除了被警察叔叔送进去的，还有很多家长自愿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这么看起来，矫正学校的数量不太够。

数量不够之外，矫正学校还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状态。有的省份，长期一个省就只有一所学校。而像精神小伙比较多的贵州省：

每个州市都有一所。

乃悟查了一下资料，目前对矫正学校如何进行矫正，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有的矫正学校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有的搞得比较好，还会有相应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甚至舞蹈班和武术班之类的。

教需要被矫正的孩子们军事技能和武术到底好不好，乃悟也不知道，但是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矫正学校师资力量都很一般。很多学校依赖警察叔叔进行干预，问题是，警察叔叔他也不是教育学家啊。

对于问题少年们来说，仅仅是处罚和普法很显然不够。用一位专门学校的校长的话来说：

更关键是要重塑他们的社会性。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矫正问题青年，需要专门的心理辅导，科学化的矫正课程和规范化的管理。

美国在90年代做过统计，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杀人犯和70%的长期囚犯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数据趋势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

问题少年很多并不是天生就是问题少年，他们大多数都有着来自家庭、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矫正。但大多数矫正学校都极度缺乏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教师，很多学校只有一个。

矫正学校也很无奈。第一，他们经费来自地方财政拨款，部分来自于家长缴纳，无法聘请好的教师；第二，很多时候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前往矫正学校，很多学校只能从毕业生里面去挑选。

应届大学生能不能管问题青少年，极大概率是不能。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看日本漫画《GTO》，或者《古惑仔：战无不胜》，就是陈浩南和李嘉欣一起去学校当老师那集。

有从矫正学校辞职的心理老师坦言：

我觉得我也需要心理辅导。

此外，一些学校管理上比较粗放的矫正学校，喜欢直接招聘退伍人士当老师，武德充沛的老师遇到头铁的问题青少年，结果就出现了14岁少年被活活打死的案例。

乃悟不想批评这些学校做得不好，因为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承担了部分结果和责任。

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关押了最多罪犯的国家，有人说是惩罚力度不够；有人说是监狱都是盈利性质的，人越多，钱越多等等。但是乃悟还看到一个回答，说美国同样也是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

孩子有没有健康成长成长环境，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这是每个父母的责任，社会也要给父母承担这种责任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社保“强制缴纳令”来了？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让“弃保”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任何用人企业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都可能“喜提被告”，甚至可能被追责、罚款。

最高法的表态，也道明了一个被我们忽略多年的事实：社会保险，是和纳税一样的法定义务，它对于企业、对打工人，无处不在。

国家突然强调“社保红线”，背后的信号非同寻常。《晚点LatePost》此期有一篇文章分析，2024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约7.34亿，但根据统计公报中参保人数最低的失业险推算，中国拥有完整社保（即“五险”）的人数最多为2.46亿，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3.5%。

“全民强制社保”的时代到来，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其实，“五险一金”从诞生起就带有强制性。

简单回顾一下社保制度的历史：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并明确“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1999年1月2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生效，在职员工具备了向企业提出追索养老金、医疗保障及失业保险的权利；

_此后2008年修订的《劳动法》，以及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都再次明确_用人单位必须对所有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我国的“五险一金”构成

社保的“强制约束力”，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2019年开始，社保中“五险”的征收主体从社保局转移到了税务局。因此有人说社保是一种特殊的税，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五险一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对于劳动者，是关系到终生福利的大事。

为何现实中，还有人不愿意交社保，或者希望尽量少交？

原因，很复杂。

从“五险一金”的构成上看，养老保险是绝对的大头，但这是一笔长期的投资，按照现行规定需要交满15年才能退休后领取。而在2030年之后，这一年限将逐步提升到20年。

回报周期**如此漫长**，但个人的支出成本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北京为例，按最低缴费基准算，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月，如果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没有雇佣单位分摊，费用几乎翻倍。一个月薪7000-8000的人，就需要拿出10-20%的收入来交社保，低收入者需要负担的成本比例还要更高。

今年许多人呼吁的“为骑手交社保”，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针对外卖骑手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

_23.5%_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

_38.9%_的骑手仅愿拿出月收入的5%用于社保；

_不足10%_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超过2.4亿灵活就业者，骑手们对于社保的疑虑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

很多游离在“社保真空地带”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自认身强力壮、可以养活自己，至于老了有没有后人种树让自己乘凉，还想不到这么长远。

尤其是，经济遇冷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拿到到手现金，而非几十年后的“预期收入”。活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因此有很多网友评论说：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过去，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也是违法的，但对于一些规模不大、利润不高的作坊企业，小餐饮店、小零售店，社保征缴执行并没那么严格。

国家为什么现在突然收紧红线，强调“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这可能和当前社保收支紧平衡有关。根据2024年的预算报告：

_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8944.7亿元，增长5.2%；预算支出106061.28亿元；_当年收支结余12883.42亿元。

看起来，去年的社保基金还有很大的富余。但考虑到2024年我国各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高达2.6万亿，近年来还在快速上涨。真实的社保基金**压力，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的社保一直以来都是“现收现付制”，当前工作的人所缴纳的社保，其实是付给了现在享受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本质上，社保就是一个关于分配的数学题。有人曾经作出测算，如果以中国的平均寿命78岁，男女平均退休年龄56.25岁来算，那么达成“现收现付”的条件至少是：

1个人领社保的同时，1.67个人在工作。

而当前，中国正迎来一波史上最大的“退休潮”。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1962年开始的这个波峰。

随着更多的“60后”步入老年，接下来每年都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1700万-1800万。

换句话说，我国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年龄人口。

退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倒挂，将是社保体系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目前来看，国家已经着手从几个方面去填补社保扩容后的资金缺口：

1.加大财政补贴。2025年财政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但随着各级财政“过紧日子”，用财政补贴社保缺口，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社保转移支付。简单来说，就是从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调配资金，去补贴其它地区。2024年，我国的社保调剂资金总额达2840亿元。其中，广东的统筹调剂资金历年来都是最多，民间流传着：

广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老人。

3.各种方式“开源节流”。最近有一些动向值得关注，6月24日，《国务院关于 2024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公布。其中指出：

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

通过加强审计防止资金浪费挪用，还不足以填补未来的收支缺口。

接下来严查企业欠缴社保行为、尽可能扩大社保缴纳人群的基本面，或许是重要方向。

“强制社保”时代到来，会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从短期来看，很多企业将面临一波合规成本的上涨。这不仅会影响到餐饮等中小微企业的利润，也会对劳动者们的收入产生波动。

许多人没意识到：社保，本就是自己收入的组成部分。老板雇佣一名打工人时，心理上是有一个整体的成本预算的，它包括：

工资+“五险一金”支出+其它成本

这个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凭空增加或减少。如果必须缴纳社保，那么企业必然将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的工资上。

当前许多利润极为微薄的行业（外卖行业利润率仅为3%），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人口。“强制社保”导致的用人成本上升，会不会导致用人单位重新权衡效益，转而去推动“机器换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外卖可以无人机配送、机器人配送。

而从长远而来，当前的社保制度也需要更完善，以增加吸引力。

比如医保的跨省报销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流动性很高，换城市早成了常态。但换个城市看病的时候，医保卡不能用，账户也不能转，相当于“交的是全国的钱，却只能报销本地的账”；

再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目前两种体系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也存在缴纳和领取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度：

_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3825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_246元。

考虑到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出身农村，很多人交社保意愿不高，就是担心自己的父母难以受益。

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保体系在往普惠化的方向发展。想要拉动内需，以更大的力度刺激消费，就必须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度。这也是今年以来高层“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体现。

而对于个人来说，交社保不只是“法定义务”，更是一笔对未来的投资。即使你只想“活在当下”，每年只有几百块钱的医疗保险还是要交，关键时刻可以救急、救命。

有网友说：“买社保相当于多养一个儿子。只需要养15年，不用辅导作业、不用买房买车，等你老了每个月准点给你钱花，没有抱怨也没有牢骚。”

这也许是普通人只要付出就肯定有回报的项目了。

🫡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

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当晚，天津港发生了一场由危化品引发的爆炸，张梦凡所在的八大街中队是距现场最近的消防队。中队26名消防员接了任务，开着4辆车冲去现场，张梦凡因为胯骨骨折在养伤，由战斗员转去做通讯员，留在中队。那天出任务的战友，8人牺牲，18人不同程度烧伤。

21岁的张梦凡成了最幸运的那个。

爆炸在现场留下了比半个足球场还大的深坑，和波及周围百余米的焦土，也在张梦凡心里留下一片废墟。在湖北孝感老家，他特地留出一个衣柜，存放当时的消防服、军装、走访战友家属的100多张车票，以及两张纸——那晚的派警单，和一张写有8位战友名字与电话的A4纸。这些年每到休假，他除了回老家，就是去天津、河南等地“探亲”——这是8位已故战友的家乡。探望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是张梦凡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救赎方式。

十年后再面对媒体，张梦凡语气平静，没有了那张因痛苦而憋到扭曲的脸。两三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听到伤感音乐而崩溃，也不会在午睡醒来发现天已经黑透时，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他似乎好了起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这是他从未期待过的。

而这也是我们想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我们无意塑造一个悲情英雄，或是挖掘一场灾难的余烬。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在漫长的十年里，处理幸存带来的愧疚、责任，与自我拉扯。张梦凡说，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牵绊，依然与那场爆炸紧紧相连。

因为他不想遗忘，也害怕他们被遗忘。

那朵蘑菇云

最近几年，张梦凡一直“漂”在路上——名义上在成都工作，实际上一大半时间都在酒店度过。作为一家传媒公司的外联制片，他习惯了拎包就走的生活。即便回到成都，也是住酒店。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两身换洗衣物、一双拖鞋、一个洗漱包、一支温度计、几份工作文件，可以轻松塞进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登机箱。

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曾以为自己会在部队待一辈子，生活在集体中，受严格管理。直到十年前的那个晚上，看到那朵十几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提起爆炸，这是最先闪到回张梦凡大脑里的画面。

除了这朵仿若灾难片画面的蘑菇云，那晚还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近夜里11点，张梦凡在睡梦中被天边火红的亮光照醒，他还以为天亮了；派警单上的火情信息很模糊，既不知道确切的着火点，也不知道什么物质着了火——入伍5年，他第一次见到信息这么模糊的任务单。

张梦凡将派警单交给火场文书訾青海，一分钟后，大家整装集合，乘着4辆消防车冲了出去。8月初，张梦凡在一次跑步训练中摔倒，造成大腿错位、胯骨骨折，于是当天晚上，他的工作是留在值班室，打开通讯设备，将前方情况上报给支队。

但那一晚，手台里异常安静，无人应答。

第一次爆炸发生时，玻璃被震得直晃，张梦凡本能地往外跑，想起手台和手机没带，就又返回了值班室。再次出门时，第二次爆炸来了，他躲在二楼楼道里，天花板和玻璃全部被震碎，在他身后飞溅起来，玻璃直直扎进墙里。

跑出营区，张梦凡看到天空正升起一朵蘑菇云。

他心里凉了半截，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灾。他想冲进现场，去找战友。这时，中队门口的马路边聚起了匆忙逃生出来的居民，有人只穿着内衣内裤，有人崩溃大喊，有人拉着他哭着不放手。

安抚好居民，已经是凌晨三点。张梦凡回到中队，不停地给每个现场人员打电话，但直到接近天亮，始终无人应答。

据“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发生爆炸的瑞海公司仓库，系违规获得经营资质，不具备储存危险品、爆炸品的资格。张梦凡曾对媒体回忆，爆炸前一个多月，中队每星期都会去辖区内的储存危化品的单位进行实战演习，也绘制过这些厂区的图纸，精确到消防栓的位置，但瑞海公司并不属于他们的辖区范围。

这场爆炸中，共有99名消防员牺牲，超过了2005—2014年我国消防员死亡数量总和。而距离现场最近，最早到达现场的八大街中队，当晚无一人归队，最终8人牺牲，18人受伤。

天津烈士陵园

不顾领导反对，张梦凡坚持留在了严重损毁的中队。他想守着这座孤岛，等着战友们的消息，也怕家属过来找不到人。

楼道里突然传来脚步声，张梦凡以为是战友回来了，冲出去一看，是战友梁仕磊的家属。梁仕磊是代理中队长，爆炸前已经跟队里请好了假，说是8月份要去领结婚证。

家在天津的家属陆续赶来，不时有哭声传出。一位父亲长久地坐在椅子上，沉默地抽着烟；一位母亲外表看起来极其镇静，但从内到外透露出极致的悲伤——这是战友刘程的母亲。张梦凡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已经死了。

訾青海是河南周口人。家人开了六七个小时车赶到天津。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张梦凡只能说战友去执勤了，得等消息。訾青海的父母坐不住，就跟着志愿者，去收治伤员的医院挨个找人。最终，他们等来了儿子遇难的消息。

新兵头两年不能回家，而訾青海还有20天就两年期满，到时候他可以选择退伍或者转士官继续留队。

辨认战友的遗体，比劝慰家属更揪心。经历了爆炸的尸体多有残缺，需要一起生活多年的战友反复辨认。那段时间，张梦凡白天协助搜救人员辨认，晚上守在电话前，等着接家属电话。为了发动更多力量找人，他建了一个收集“8·12”事故线索的QQ群，每天有上百人申请入群，大家分享着搜罗自线上线下的救援信息。

第一个确认牺牲的是杨钢。按照要求，所有战士的物品都要封存起来，不能乱动。张梦凡违背了命令，拿着扫帚进了杨钢的宿舍，帮他清理了床上的玻璃碴子。杨钢曾将家乡的咖啡豆带来天津，种在中队的院子里。

张梦凡每天都去给咖啡豆浇水，幼嫩的小苗在爆炸不到半个月后开出了第一朵花。

那段时间，张梦凡变得比以往都勇敢。他从小内向，和人说话时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他形容自己永远是班里的最差生，胆小、懦弱、老实。在中队，他也总是待在不起眼的角落，等着队友主动发起活动。而爆炸后，他独自留守中队，接待家属和志愿者，应对各路媒体，收集信息寻找失联者，整理队友遗物，彷佛一下挣脱了从前的躯壳，强大起来。

张梦凡记得，当时有一位上海小学生给中队汇来50元钱，附言“向您们亲切慰问，敬礼”。他随即开通了微博，将此前和战友相处的点滴，牺牲战友的照片和社交媒体信息，以及自己絮絮叨叨的随想和梦境，都分享在网上。

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并记住八大街中队的兄弟们。

“苟且偷生的滋味爽吗？”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这样说——这加重了张梦凡作为幸存者的隐秘愧疚。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在利用战友炒作。2019年接受采访时，张梦凡曾透露，那些质疑的声音，让当时刚满20岁的他一时想不开。

幸存者

活着让张梦凡感到愧疚。

他后悔没能一起去现场，即使这对结果并不会有多大改变；他至今都会设想，如果当初能够预料到事故，哪怕承担再大责任，他都不会把派警单递给战友，“还是想让他们活着”。

但他几乎不在人前袒露自己的情绪，十年前面对媒体时就是这样。一开始他会强忍着，然后偷偷背过身去抹泪；反复讲述多了，也便逐渐麻木，像台机器一样作答。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会尽情释放。

大爆炸后，张梦凡得过抑郁症。最近几年他才开始跟人吐露这件事，此前除了心理医生，他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父母。治疗是偷偷进行的，钱是在支付宝借的。

事故发生后，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被到派到他所在的中队，定期为大家做疏导。临走时，医生留了联系方式，但张梦凡从没主动寻求过帮助。他怕麻烦别人，也怕家人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消化。

张梦凡的退伍军人优待证

8位战友的追悼会，张梦凡一场也没落。有一次，同一天在同一个殡仪馆参加了三场。他觉得讽刺，“好像上班一样”。

一次参加完追悼会回程的车上，他没忍住，哭了出来——这是他极其少有的在外人面前崩溃的时刻。2015年“十一”期间，已经出院的战友们回中队聚过一次，大伙儿给已故战友摆了餐具和酒。有人聊起爆炸当晚，张梦凡低着头，突然冒出一句，“兄弟们走得太冤了”，随后不受控地大哭起来。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和战友们训练、玩闹的日子。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但根本控制不住。爆炸后的第三天，他梦见了杨钢——那是第一个被确认牺牲的战友。他想跟杨钢说话，但对方只是在旁边看着，并不理他。20多天后的一次午睡，他梦到了刘程、杨钢、訾青海等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想醒来，但全身动弹不得。终于费了很大劲醒来后，他又后悔了——他想多梦一会儿，再看他们几眼。

之后一两年，战友们总会出现在梦里。张梦凡挣扎着醒来，恍神儿间回到现实，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他想着，不如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又会强迫自己赶紧想想父母，克制这种冲动。

救赎

关于幸存的愧疚，很多人劝张梦凡没必要，但他就是走不出这个状态。

他决定把生活重心放在战友身上。他在2015年年底退伍，离开了原本打算待一辈子的部队，最大的动因是想去探望8位已故战友的家人。

“有人牺牲了，有人受了伤，一辈子带着残缺，只有我一点儿事没有。”尽管很多人宽慰他，但他总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他必须要去探望那些家属，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他觉得，只有这一页真正翻过去，自己才能开始新生活。

这是他最想做也最害怕做的事。此前接受《冷暖人生》采访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特别紧张，“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担心战友的家属见到我，会情绪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你活下来了，我的儿子却牺牲了？”他在手机里存好了要带给每个战友亲属的照片，拿着他们的花名册，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一趟旅程的花费是他从支付宝借的。

张梦凡在高铁站

最先去的是杨钢家。他家在重庆忠县的大山里，火车转大巴再换摩托车，张梦凡走了12个小时才到。杨钢父母见到他，没有一句质问，甚至没有陌生感。他们接他回家，给他做杨钢最爱吃的菜。父母将杨钢的墓立在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山坡上，每次骑摩托车路过，都会按按喇叭，跟儿子打招呼。

在天津，他陪中队长梁仕磊的父亲喝酒，陪刘程的单亲母亲一起处理儿子的后事；在湖南永州，他收获了第一条好消息——战友蔡家远43岁的母亲通过做试管，怀上了新生命。

张梦凡最后去的是訾青海家。訾青海是他在队里最亲近的小弟，住同一个宿舍，值同一个班。訾青海的父母当时状态很差——母亲郭献珍几乎闭门不出，周围人都知道她家孩子不在了，她怕被人关心，任何关心都会让她难过。她每天躲在家里哭，哭到眼睛疼。

张梦凡来了，看着眼前这个跟儿子性格同样温顺的男孩，她总觉得儿子回来了。夫妻俩心疼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去新乡郊区的凤凰山逛，也劝他看开点。平时老两口难过的时候，也会去凤凰山看看风景。

花了近一年时间，张梦凡走遍了8位战友的家，多了8对父母。父母们都把他当自家孩子，知道他退伍了没收入，非要塞给他钱，他坚持不要。这种彼此间的羁绊，在爆炸第二天就有迹可循——当时，一张微信截图在网上流传，昵称为“刘世嵻”的消防员告诉朋友，“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还说战友刚子“走了，牺牲了”。“刚子”指的就是杨钢。

重建

张梦凡的父母起初并不支持他探望家属的计划。他们担心他会不断被拉回痛苦中，陷入崩溃。但张梦凡执拗，只要自己认定的事，谁劝也没用。

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当他走到家属身边，聊起已故的战友，彼此都能得到些安慰。他见证了破碎家庭里长出的新希望，这反过来也治愈了他。

2016年，到訾青海家“探亲”时，张梦凡告诉郭献珍，说蔡家远的母亲通过试管，成功怀孕。郭献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訾青海虽然有个姐姐，但“养到20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的痛苦还是无法承受。为了让自己能往前走，她决定再生一个。

求医之路很艰难——她当时47岁，做过结扎。新乡一家医院为她手术打通了输卵管，治疗了几个月依然无法怀孕，再去郑州检查，医生说她只有5%的怀孕概率。

在北京，公立大医院一听她的年龄，直接拒绝。

站在医院外的天桥上，郭献珍想跳下去。恰巧一位相识的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帮他们找到了当年“六旬失独母亲郭敏生龙凤胎”新闻的当事人，对方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夫妻俩多次往返北京，吃药、检查、住院，花光了家里几十万积蓄，郭献珍终于在2017年7月怀上了双胞胎。他们觉得人生有了新的希望。

2018年3月，郭献珍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圣恩”和“浩恩”，平时唤作“大宝”和“小宝”。张梦凡特地赶去医院，透过监视器看到了这对新生儿。

但很快，网上有人质疑他们大龄产子，言语恶毒。张梦凡罕见地在微博上发了火，怼了回去。战友已经不在了，他容不得对他们家属的任何侮辱。这触到了他的底线。

张梦凡一直和家属们保持着联系，尤其和訾青海家。郭献珍性格开朗，有事会给他打电话商量，有好消息了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今年7月，手里的项目一结束，张梦凡就赶到新乡。郭献珍见到他，小跑着过来拥抱，两个孩子也立刻缠住了他。

张梦凡去訾青海家“探亲”，陪两个孩子玩

郭献珍告诉张梦凡，养育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她和丈夫訾付长年纪都大了，平时只能找朋友帮忙。老两口的时间表也全围着孩子转：做早饭，送上学，辅导作业，一人负责一个。老师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说普通话，也鼓励家长在家说普通话。郭献珍就跟着短视频学发音。

为了陪孩子更久一点，夫妻俩每天坚持锻炼。訾付长定期会将头发染黑，郭献珍则格外注意拾掇自己。碰到有人问她是不是孩子奶奶时，她就当没听到。要是问起，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孩子，她就只说，“俺结婚晚”。

这七年，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一天都没有和孩子分开过。孩子们不知道有个哥哥，郭献珍计划着，等孩子长大几岁，再告诉他们。他们把訾青海的烈士证，和他儿时常看的几本书，装在他在部队用的绿色布包中，收在家里最高的柜子里。

大家坐在一起，难免提起訾青海。郭献珍感性，总忍不住掉眼泪；訾付长则把头别过去，长久地沉默，眼里满是血丝。但这种沉默又总会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打闹声迅速打破。

曾经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血肉。郭献珍告诉我们，也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已经不在了，但活着的人还得要活，是不是？”

最近几年，郭献珍夫妇和张梦凡都发现，对方笑容越来越多了。张梦凡其实不喜欢小孩，过年回老家都尽量躲着家族里的小辈，但每次到了訾青海家，总是不自觉地笑起来——咧着嘴的那种，然后坐在地上陪孩子们玩整整一个下午。

对抗遗忘

张梦凡似乎好了起来。

爆炸发生后的头两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未来最大的期待，总说“希望家属们能生活下去”。他说当时满脑子只想着战友和家属们，完全没考虑过自己。眼看战友家属们都在走出阴霾，他也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

他在网上找过心理医生。给医生打电话时，他不是倾诉痛苦，而是直接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遏制自己想要轻生的念头。医生给了一些建议——吃药和去广阔的地方，张梦凡吃了一两个月的药就不想再吃，之后他选择了去全国各地旅行。

在丽江古城，客栈院子里有个天井，他就躺在天井下的躺椅上，看天上的云。什么也不想，一躺就是一下午。放空的感觉让他舒服，他为此又续住了一天，继续发呆。就这么在各种安静又开阔的环境里走走停停了差不多一年，张梦凡没那么想死了。

网上的言论对他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他说自己更在乎留下来的人——战友的家属们。跟家属们接触的这些年，他意识到幸存也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意味着他要承担更多责任。

2024年，他恋爱了，有了从未期待过的“自己的生活”。女朋友是个在武汉工作的山东姑娘。今年7月，在新乡一见面，他就告诉訾青海的父母，说自己谈对象了，下次会带着女朋友来看他们，还说打算明年结婚。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遗忘。

十年后，张梦凡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遗忘可能是中国的国情，只要热度过去，大众很快便会遗忘”。他发现，爆炸刚发生时每天上百人活跃的QQ群，第二年就没什么人说话了，几乎成了“死群”；2019年，有网友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惊讶于4年前竟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日常生活里，偶尔提到那场爆炸，他意识到，很多人并不知道。

为了对抗这种集体性遗忘，每次国内出现重大火灾事故的新闻，他都要转发。有拍火警的电影上映时，他会不遗余力宣传。每年8月12日，他也一定要发微博：一周年时他连发三条微博纪念，两周年则在留言区回复大家想问的问题……评论区的互动越来越少，他微博的字数也越来越少。2024年，只留下了“九周年”三个字。

他也还保留着一些部队里的习惯——他喜欢逛超市，因为在中队时，一休假放风，大家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去超市扫荡泡面和零食。他从来守时，总会在约定时间提前出现。那是作为消防员的肌肉记忆：接到命令后，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在一分钟之内穿上战斗服上车。

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留在了从前。那时候手机上交，大家就在最有限的条件下找最简单的快乐：在地上画方格，捡石子下棋；或是扫落叶时，随手捡起几片叶子，玩“拔根儿”。

每年8月12日，张梦凡都尽量回天津一趟。原本的大坑早已被填平，建成了广场，杨钢的咖啡豆在那年秋天枯萎了，原本的位置被立了块纪念牌。即便不能在那天赶回天津，他也会找一个路口，给战友们烧烧纸——别墅、消防车、手机、平板、金元宝，每人来一套。

家属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对抗遗忘。

訾青海的骨灰送回周口时，父母选择将他葬在周口市商水县的烈士陵园。他们想着，如果葬在老家的祖坟，几代人过去，就没人记得了。而进了陵园，总会有人去祭奠他。

他们还把孩子的遗物寄去了天津，存放在纪念馆。

訾青海留下的照片很少。新兵入伍的头两年不能回家，但第一年过完年，夫妇俩实在太想儿子了，就带着女儿一起开车去了天津。一家人在天津逛了两天，拍下一张合影。他们特地将照片带回老家，打算冲印放大，但却在冲印店意外丢失了。

那是他们见到訾青海的最后一面。

失去儿子后，郭献珍就梦到过他两回。一次是在部队，訾青海练出了一身肌肉，手撑着地，脚倒立着挂在单杠上。她拍了拍他，说我儿子太棒了，他对她笑了一下。梦醒了。

还有一次，她梦到了儿子的照片，也是笑了一下，突然不见了。

郭献珍看儿子以前照片

有时想儿子了，她会偷偷打开电脑看他的照片，或者偷偷打他的电话——尽管知道无人应答。她说自己只想问他一句，“青海你咋不让我梦见你？我还想看看你。”

张梦凡也越来越少梦到战友了，有些记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他知道遗忘是人类的本能，但至少目前，他还能一口气说出刻在骨子里的那8个名字，他们是“指导员李洪喜，中队长梁仕磊，排长唐子懿，刘程、蔡家远、杨刚、成圆、訾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