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老人迎来就业黄金期

“香港浸大撤销杨景媛博士录取资格”，这条在7日晚间开始急速传播的传言，先是由一些自媒体账号转发，而后再由少数几家机构媒体的公众号跟进，所转内容是一篇AI明显的“通稿”。目前，机构媒体官号已撤下转发挽尊，多数自媒体的还在。

这个操作显然是舆论战的手法，它的短期目的，是要对冲另一条出现了两天以上的另一则传言。这则同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内容是，杨景媛向武大提交了知网论文的修改稿，并声称当初“受媒体滋扰”，才提交了那篇有瑕疵的论文。

这条更早的传言试图制造这样的效果：武大调查组似乎准备轻拿轻放杨景媛的论文问题，让她过关。而从处理逻辑来说，只要杨景媛保住武大硕士学位，浸大作为下家就可以保留杨的博士资格。所以，关于浸大的传言，是在做一种假想中的狙击战。

而关于浸大传言的另一重目的，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裁定结论强化舆论对“撤销杨博士资格”的心理预期——在浸大7月28日做出“不评论个案”的公告后，内地舆论形成对浸大的不满和敌意，希望它像武大一样顺应一审判决，这就是孕育“传言”的舆论母体。

几家机构媒体未作核实，就照登那则浸大传言，累及大众媒体的声誉再次受到讥讽与谴责。但这个传言事件的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失察，而是在武大图书馆风波中出现了反女权的舆论战术，机构媒体不幸被卷入，舆论再次僭越了新闻。

很有一些朋友，将浸大传言斥责为谣言，再据此表示对媒体的恨铁不成钢。其实大可不必，一是因为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哪怕媒体依据专业主义干了活，也会被他们瞧不上，比如一年前南都编辑打给杨景媛的核实电话被挂，这部分朋友将其作为媒体厌女证据。

二是因为在武大图书馆一事中，对肖的谣言更多，人身诋毁色彩更重，微博官方前几日封掉了两个冒充肖校友说他转笔偷窥女厕的账号，即是证据。只能说，在反肖的谣言后，出现了反杨的谣言，这是舆论中的新动向，预示双方对其战术颗粒度，重点不是机构媒体做了或没做什么。

造谣肖明瑫是副区长儿子与造谣杨景媛被浸大除名，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理中客，你不能无视前者，而对后者锱铢必较，反之亦然。至于说，机构媒体在提供准确信息上的责任，在武大宣布调查进程后，环境已不允许。

从略高的视野看，不少爱国大V加入反女权斗争，他们所惯用的手法进入舆论对决的过程，并非不可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受浸大传言震动的也许不该是媒体业者，而是在这件事中持女权立场的人，因为不讲事实的原则及其应用不再为女权运动独有。

新闻媒体的天职是排除传言，但“新闻”这个东西，以事实为准绳，提供描绘真相的材料，其结果必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任何一方所乐见。在新闻式微，不足以成为媒体强前缀的现实中，媒体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它迸发新闻的激情，或导致新闻的黯淡。

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激进女权”“极端女权”“田园女权”这些词，但他们似乎对“激进媒体”“极端媒体”“田园媒体”这类称呼无感。机构媒体现在的存在状态，就很“激进”、很“极端”。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的词修饰不一样的社群，触碰不同立场，爱憎却如此分明。

媒体的激进在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大众并不能成为新闻生产可依靠的力量，因为大众受舆论影响最大。绝大多数媒体无法“上岸”，只能晾晒在沙滩上，依据新闻规律或听从宣传纪律做事，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媒体在有争议的性别选题中得到的都是贬低。

几家机构媒体无核查转发浸大传言，即使不是舆论的重点所在，可若要真追究它的象征意义，也许首要象征的不是媒体的过去（荣光不再）和未来（黯淡无光）如何，而是媒体现在的、此刻的内在恼怒，以及“一起与世界毁灭吧”的暗暗疯狂劲。

大众媒体不像2011年前后那样过度追求价值感，它们现在不是任何群体的同路人，更不是激进女权的“社运伴侣”，那种蜜月期早就随风而逝，它们走上了各自的歧路，关系不复从前。即使彼此可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期，也都服务不一样的生存原则。

有人希望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浸大被传谣一事不拒绝不生气不表态，一如另外人群对待肖的传言一样。他们当然也有记者一样的恼怒，只不过这种恼怒不是被维权者当枪使的恼怒，不是被网红当事人蔑视的恼怒，而是不管怎样都能擂上几锤媒体这面破鼓的恼怒。

赫然发现，#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 成了微博热搜第一，这个话题我肯定要参与一下。

说明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情绪了，很多人辛辛苦苦上班，还没有退休老人拿得多，而且他们的退休金还靠自己交社保支付（现收现付），怎能没有怨气？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差不多得了”，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求；二是“有些人的退休金太高了”，企业退休的老人，辛苦一辈子，一个月两三千三四千，实在不算高，是他们应得的，但是体制内和央国企的，拿着大几千甚至过万的退休金，究其根本，不过是占了体制的便宜，这就太不应该了。

所以，表面的社会情绪，背后很有道理，这不是仇富，也不是嫉妒，而是对社会公平合情合理的诉求。

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朴抱一提了一个方案，见下图：

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尤其是第四条，很有智慧。这两天很多人在提对岸蔡英文砍军公教的养老金，按道理大陆也应该砍，但在我们这里难度太大，所以冻结涨幅是一个退而求其次，追求可行性的方案。

换句话说：在农民养老金涨到1000元/月之前，一万元以上退休金的不要涨了。

前面也提到，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不高（目前平均3000多元/月，这还是把国企退休人员放进去拉高了平均数的结果），应该再提高。我之前也说过，企业退休的就不要出来反对提供农民养老金了，大家都是牛马，没必要在农民身上找存在感。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高，3000-5000可以小涨——这里没有提5000-10000区间，那就象征性涨一点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退休收入越低的，涨得越多；退休收入越高的，涨得越少，甚至不涨。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理应如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我统计过，从2009年农民有基础养老金到2023年，三种人增长情况如下：

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

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

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很早之前就在说要尽量拉平不同群体的退休收入差距，所谓的“降高扩中拔低”，但现实完全是背道而驰。包括2014年所谓的养老金并轨，本意是拉平企业和体制内的差距，但并轨之后，差距迅速从不到40%增加到了接近70%，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倍了。

朴抱一说的第三点也很重要：“以后涨钱要按金额涨，不要按比例涨。”你要按比例涨，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这也是这些年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的原因。这种话术实在恶心透了，大家不是猴子，中国人大部分都上过小学好不好？

虽然城镇职工的涨幅在逐年降低，从6%、5%、4%、3%一直降到今年的2%，但仍然无济于事，第一不能缩小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第二不能缩小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的差距。就算明年涨幅降到1%，也不解决问题，不要再玩比例的游戏了，得回到绝对值，按数额来。

比如说，明年的养老金应该这样涨：

农民涨300元；

3000元以下涨200元；

3000元-5000元涨100元；

5000元-10000元涨20元（农民历年最大涨幅）；

10000元以上不涨。

这才是公平合理清晰可见，也确实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

可能还会有人拿“农民有地”“农民有宅基地”说事，我完全赞成把其他收入也纳入在退休收入之中，包括土地租金、房租、工资收入、分红等，达到相应额度的，就按相应额度涨，达到10000元/月，就停。

还有两个未竟的疑问，我一一回答。

一、以上可以视为“老人老办法”，那“新人”应该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应该整体降低缴存比例。这就是我在《中国社保高存缴比的五宗罪》中谈过的，高存缴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它让中国企业和员工背上沉重的负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代际不公，阻碍了养老制度的改革。目前体制内光是养老保险（24%）、职业年金（12%）和公积金（24%）加起来就达到了60%，这是一个高得令人咂舌的数字，是纳税人难以承受之重。

具体建议是：取消臭名昭著的公积金制度，它从一开始就是体制内（包括国企）的避税工具和民企的沉重负担；把养老保险整体降到单位和员工各8%，把职业年金降低到各3%，目前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超过80%甚至100%，这是极不正常的，应该降到50～60%左右。

二、农民没有交养老保险，未来要一直涨下去吗？

我的意见是：涨到1000元/月为止。本质上，它不是专门为农民设计的，而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国所有老人只要收入低于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最高可领取1000元/月。我之前测算过，以中国目前对于养老的财政补贴金额，就可以支撑这样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很多人说“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且不谈农民交公粮三提五统的贡献，也不谈视同缴费年限，也不谈他们的子女有缴社保……这也是缺乏现代社会常识的井底之蛙才能说出来的话，要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提供非缴费的社会养老金，这里面中国是最低的之一。

上表可以点击放大观看，里面都是穷国，没有拿发达国家比。所以别再嚷嚷“没交社保就没有养老金”了，显得特别土。研究表明，普惠的非缴费社会养老金对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包括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好处。

再说一遍，它不是为农民专门设计的，而是为所有人设计，只不过大多数中国农民正好符合它的标准。所以，那些说“城里没有养老金的人更苦”的，也请支持这一政策建议。

按理说，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最后我再叠个甲吧，免得有人说我挑拨离间，打胡乱说。下面这段内容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是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名义缴费率是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达到了36%的畸高状态，不仅国家财政无力承受，更使其作为特权群体的利益更加固化，因此，必须在做实费基的条件下降低费率。三是同步下调替代率。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准即50%左右。四是确定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差距的时间表路线图，让人民群众对养老金制度的公平取向有清晰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对制度的信任。

郑功成等，公众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践、路径偏差与制度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以上，其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相差悬殊，更非城乡居民养老金可以比拟，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并走向固化……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是中国社保领域最顶级的学会，无论是官方背景、专家阵容还是政策话语权，在中国都不作第二人想。中国目前的养老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往轻了说，是以后大家都不交养老保险了，像智利那样搞私有化，自己养父母和买商业保险，往重了说，前苏联殷鉴不远。

“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为什么可以上微博热搜第一，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我们能做的，就多了解一些常识，形成一定的共识，人人发声，以强有力的民意去推动改变。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明年养老金应该怎么涨吗？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

江油不只有李白的诗，还有14岁少女的泪。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等多人围殴约4小时。对方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及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她脱衣服(未完全得逞)。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称“爸爸会报警”，反遭施暴者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将打人过程拍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全网愤怒。

8月4日，四川@江油公安 通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甲、彭某某作出治安处罚的决定；对刘某乙及其余围观人员批评教育，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对刘某甲、彭某某正按程序开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的相关工作。

网友对此处罚似乎并不满意，认为施暴者利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漏洞，肆意欺凌他人，性质恶劣，应该受到严惩。不少网友认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划定的年龄偏高，应该降低年龄，加大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相关阅读：14岁女生被殴打，霸凌者是“官二代”？警方通报）

有律师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可以拘留。期待新法施行后，能灭一灭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长点敬畏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为聋哑人，家庭弱势。赖某某长期在校受歧视，曾多次被同一团伙霸凌，包括堵厕所欺凌、勒索钱财。施暴方家属至今未道歉，被霸凌的赖某某母亲在现场激动一度晕倒，父亲跪求公道，众家长一起讨说法，高呼“抗议”！“你做错事了先有个认错的态度”“我们只想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

这不是个例，而是弱势家庭的孩子被霸凌的一个缩影。

2025年2月，广东湛江吴川市第三中学，一名15岁男生被多名同学围殴。施暴者用拖把击打其头部，将脏布条塞入其口中，并不断辱骂嘲笑。受害者智力缺陷，父母离异，由年迈的祖父母抚养。

2022年12月，湖南初一女生肖某连续一周遭两名同校女生欺凌。公开视频显示，她在路边被扇33记耳光、踹踢16次，全程未反抗。肖某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就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施暴者选择目标时明确针对“背后无人撑腰”的留守学生。

2024年3月，河北邯郸一名初中生小光(化名)因长期遭三名同学霸凌，最终被杀害掩埋。小光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被霸凌的学生中，单亲、留守、离异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受害比例最高。施暴者专咬“病鸭子”，专捏“软柿子”。

为何弱势家庭的孩子容易被霸凌？主要原因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常因资源匮乏被迫养成内向、胆小的性格，遭遇暴力时不敢反抗或求助。他们往往缺乏背景支持，容易被孤立。特别是离异家庭或留守儿童，缺乏家长的有效支援。在受到霸凌时，家长很难第一时间给他们保护，或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学校对霸凌管理不到位，法律对霸凌者惩罚有限，更是让霸凌者肆无忌惮。

赖某某的泪，是弱势家庭的呐喊，也是社会的警钟。别让孤立无援的孩子继续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别让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学校要教会孩子互相尊重，法律要更加严厉，社会要共同关注。关注霸凌事件，声援被霸凌的孩子，就是保护每一个孩子，就是避免下一次霸凌事件发生。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于医院坠楼身亡，此事不但令医界震惊，更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追问。有患者对财新表示，邵医生生前曾遭受网络暴力，带有侮辱性语言的视频已经在周口当地广泛传播。

　　8月5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核实，坠楼者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事发后，该院迅速组织抢救，但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日凌晨1时40分死亡。

　　事发后，许多邵医生曾经的患者在社交媒体上自发悼念，对邵医生离世表示惋惜。吴雨（化名）曾由邵医生接生，她对财新表示，邵医生对患者尽职尽责，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有口皆碑。公开信息显示，邵医生毕业于新乡医学院临床专业，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工作二十多年，擅长无痛分娩、1分钟无痛流产、各种高危妊娠的处理等，曾获“河南省优秀妇产科医师”“周口最美医生”等荣誉。

　　吴雨回忆：“我生产时胎儿头太大，导致难产，当时助产士已经束手无策，多亏了邵医生过来才把孩子生下来。”在她印象中，邵医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阿姨”，“她非常认真负责，在我住院期间，她每天查房的时候都会事无巨细地关心产妇的情况，关心孩子吃了什么，连给孩子喂奶的姿势都手把手教给我。”

　　关于邵医生坠楼身亡的原因，网络传言系“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求助无果，以死明志”。8月4日，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化名）在接受津云新闻采访时，证实邵医生确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三个账号连续七个多月的网暴，让她陷入极度无助、求告无门的感觉。”

　　根据津云新闻采访，张先生介绍网络暴力由三起医疗纠纷引发。第一起纠纷中，产妇发生羊水栓塞，为保命需切除子宫，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反悔，认为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导致家中“绝后”，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

　　第二起医疗纠纷是一名三胎产妇胎儿较大，邵医生多次劝其剖腹产并告知风险，但夫妻二人均坚持顺产，并签署了风险同意书，最终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产妇经手术保住性命。后家属到医院闹事，被拒绝后转而到抖音平台发布视频。

　　第三起医疗纠纷发生于两年前，产妇顺利生产两天后，孩子突然出现缺氧导致皮肤青紫，医院将其送往新生儿ICU抢救，最终治愈出院。两年后，该幼儿被确诊为脑瘫，家属认为是医生失误。

　　据了解，起初前两个患者家属各自发布视频，关注度尚不高，后来这三起纠纷的家属在抖音平台合流，互相关注并推荐作品，影响力大增，此后大批“键盘侠”纷纷对邵医生口诛笔伐。

　　吴雨告诉财新，几位家属发布的相关视频，“我和我的朋友都在抖音上刷到了。”目前，相关账号已全部清空，吴雨回忆，那些视频对邵医生的形容包括但不限于“过度医疗”“没有医德”“摘子宫换钱”。“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邵医生那样细心、负责，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她说。

　　据津云新闻，张先生称邵医生曾两次到周口市太昊路派出所报案，第一次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虽立案，但警察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视频发布者下架视频。

　　8月1日，邵医生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告别视频，与孙子孙女视频通话，并给张先生留下一封遗书后跳楼身亡。根据张先生对津云新闻的叙述，遗书中详细写了三起医疗纠纷的具体情况，“最后让我一定要替她正名。”他还透露，事发后，派出所到现场拿走了邵医生的手机，下架了她的告别视频和网暴者账号内的全部视频。

　　目前，针对三起医疗纠纷，究竟孰是孰非尚无主管部门定论。就第一起纠纷所涉羊水栓塞，乃是产妇分娩过程中一种极其凶险的并发症，即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肺动脉高压、缺氧、多器官衰竭等等一系列严重症状的综合征，若不及时干预，最终会发生全身性出血倾向，同时可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王琼告诉财新，羊水栓塞会导致子宫大出血，死亡率最高可达8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子宫切除止血，可能会导致产妇流血致死，造成极大的抢救困难。

　　就邵医生所涉纠纷和网暴处理情况等，财新多次联系周口第六人民医院和当地公安部门，均未获回复。目前，周口市卫健委和相关部门已成立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7月22日，四川江油一个14岁女生被3个同龄女生霸凌施暴3小时。后来施暴视频被发上网，引发了轩然大波，各路消息四起，当地警方已经连续通报了两次。

乃悟上一次看到江油的消息，还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里面说江油肥肠很好吃。导演陈晓卿说那里的肥肠好吃得入口就睁不开眼。

从霸凌事件的后续反应看，当地的老百姓明显眼睛睁得很大。想必大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路边社消息和当地各方深入交流的视频，乃悟就不展开说了，说点别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遭遇过校园霸凌的中小学生大约为：

3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对3000多名中小学生调查后的结果更夸张，认为大约一半的学生都遭到过校园霸凌。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对于参与霸凌的未成年人，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这次的施暴视频里，施暴女生显然也知道这点，他们嚣张表示：

20分钟就出来了，又不是没进去过。

有一位市级治安大队长回忆，他们市一个季度处罚未成年犯罪接近500次，好多人都是重复犯罪，最频繁的一个人，3个月时间进了30次局子。

去年全国轰动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案情和影响如此恶劣，三名未成年被告的判刑结果分别是无期、12年和矫正教育。

在江油当地警方8月4日的通报里，施暴的3人中，已满14周岁的两名女生被治安拘留和罚款，并送往了专门矫正学校，另外一人则被移交监护人看管。

矫正学校，就是专门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犯罪行为危害又不是特别严重的未成年人的司法措施。

乃悟研究了一下矫正学校。截止2024年7月，中国共有专门学校209所，较2022年翻了一番。

然而根据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白皮书，中国每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超过10万，起诉的接近六万人，还有附条件不予起诉的超过两万人。

除了被警察叔叔送进去的，还有很多家长自愿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这么看起来，矫正学校的数量不太够。

数量不够之外，矫正学校还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状态。有的省份，长期一个省就只有一所学校。而像精神小伙比较多的贵州省：

每个州市都有一所。

乃悟查了一下资料，目前对矫正学校如何进行矫正，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有的矫正学校主要以军事训练为主，有的搞得比较好，还会有相应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甚至舞蹈班和武术班之类的。

教需要被矫正的孩子们军事技能和武术到底好不好，乃悟也不知道，但是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矫正学校师资力量都很一般。很多学校依赖警察叔叔进行干预，问题是，警察叔叔他也不是教育学家啊。

对于问题少年们来说，仅仅是处罚和普法很显然不够。用一位专门学校的校长的话来说：

更关键是要重塑他们的社会性。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矫正问题青年，需要专门的心理辅导，科学化的矫正课程和规范化的管理。

美国在90年代做过统计，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杀人犯和70%的长期囚犯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数据趋势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

问题少年很多并不是天生就是问题少年，他们大多数都有着来自家庭、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矫正。但大多数矫正学校都极度缺乏心理医生和心理辅导教师，很多学校只有一个。

矫正学校也很无奈。第一，他们经费来自地方财政拨款，部分来自于家长缴纳，无法聘请好的教师；第二，很多时候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前往矫正学校，很多学校只能从毕业生里面去挑选。

应届大学生能不能管问题青少年，极大概率是不能。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看日本漫画《GTO》，或者《古惑仔：战无不胜》，就是陈浩南和李嘉欣一起去学校当老师那集。

有从矫正学校辞职的心理老师坦言：

我觉得我也需要心理辅导。

此外，一些学校管理上比较粗放的矫正学校，喜欢直接招聘退伍人士当老师，武德充沛的老师遇到头铁的问题青少年，结果就出现了14岁少年被活活打死的案例。

乃悟不想批评这些学校做得不好，因为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只是承担了部分结果和责任。

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关押了最多罪犯的国家，有人说是惩罚力度不够；有人说是监狱都是盈利性质的，人越多，钱越多等等。但是乃悟还看到一个回答，说美国同样也是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国家。

孩子有没有健康成长成长环境，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这是每个父母的责任，社会也要给父母承担这种责任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社保“强制缴纳令”来了？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让“弃保”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任何用人企业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都可能“喜提被告”，甚至可能被追责、罚款。

最高法的表态，也道明了一个被我们忽略多年的事实：社会保险，是和纳税一样的法定义务，它对于企业、对打工人，无处不在。

国家突然强调“社保红线”，背后的信号非同寻常。《晚点LatePost》此期有一篇文章分析，2024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约7.34亿，但根据统计公报中参保人数最低的失业险推算，中国拥有完整社保（即“五险”）的人数最多为2.46亿，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3.5%。

“全民强制社保”的时代到来，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其实，“五险一金”从诞生起就带有强制性。

简单回顾一下社保制度的历史：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并明确“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1999年1月22日，《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生效，在职员工具备了向企业提出追索养老金、医疗保障及失业保险的权利；

_此后2008年修订的《劳动法》，以及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都再次明确_用人单位必须对所有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我国的“五险一金”构成

社保的“强制约束力”，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2019年开始，社保中“五险”的征收主体从社保局转移到了税务局。因此有人说社保是一种特殊的税，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五险一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对于劳动者，是关系到终生福利的大事。

为何现实中，还有人不愿意交社保，或者希望尽量少交？

原因，很复杂。

从“五险一金”的构成上看，养老保险是绝对的大头，但这是一笔长期的投资，按照现行规定需要交满15年才能退休后领取。而在2030年之后，这一年限将逐步提升到20年。

回报周期**如此漫长**，但个人的支出成本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北京为例，按最低缴费基准算，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月，如果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没有雇佣单位分摊，费用几乎翻倍。一个月薪7000-8000的人，就需要拿出10-20%的收入来交社保，低收入者需要负担的成本比例还要更高。

今年许多人呼吁的“为骑手交社保”，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针对外卖骑手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

_23.5%_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

_38.9%_的骑手仅愿拿出月收入的5%用于社保；

_不足10%_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超过2.4亿灵活就业者，骑手们对于社保的疑虑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众基础。

很多游离在“社保真空地带”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自认身强力壮、可以养活自己，至于老了有没有后人种树让自己乘凉，还想不到这么长远。

尤其是，经济遇冷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拿到到手现金，而非几十年后的“预期收入”。活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因此有很多网友评论说：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过去，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保也是违法的，但对于一些规模不大、利润不高的作坊企业，小餐饮店、小零售店，社保征缴执行并没那么严格。

国家为什么现在突然收紧红线，强调“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这可能和当前社保收支紧平衡有关。根据2024年的预算报告：

_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8944.7亿元，增长5.2%；预算支出106061.28亿元；_当年收支结余12883.42亿元。

看起来，去年的社保基金还有很大的富余。但考虑到2024年我国各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高达2.6万亿，近年来还在快速上涨。真实的社保基金**压力，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的社保一直以来都是“现收现付制”，当前工作的人所缴纳的社保，其实是付给了现在享受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本质上，社保就是一个关于分配的数学题。有人曾经作出测算，如果以中国的平均寿命78岁，男女平均退休年龄56.25岁来算，那么达成“现收现付”的条件至少是：

1个人领社保的同时，1.67个人在工作。

而当前，中国正迎来一波史上最大的“退休潮”。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1962年开始的这个波峰。

随着更多的“60后”步入老年，接下来每年都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大概为1700万-1800万。

换句话说，我国每年都会减少300-500万劳动年龄人口。

退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倒挂，将是社保体系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严峻问题。

从目前来看，国家已经着手从几个方面去填补社保扩容后的资金缺口：

1.加大财政补贴。2025年财政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但随着各级财政“过紧日子”，用财政补贴社保缺口，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2.社保转移支付。简单来说，就是从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调配资金，去补贴其它地区。2024年，我国的社保调剂资金总额达2840亿元。其中，广东的统筹调剂资金历年来都是最多，民间流传着：

广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老人。

3.各种方式“开源节流”。最近有一些动向值得关注，6月24日，《国务院关于 2024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公布。其中指出：

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

通过加强审计防止资金浪费挪用，还不足以填补未来的收支缺口。

接下来严查企业欠缴社保行为、尽可能扩大社保缴纳人群的基本面，或许是重要方向。

“强制社保”时代到来，会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从短期来看，很多企业将面临一波合规成本的上涨。这不仅会影响到餐饮等中小微企业的利润，也会对劳动者们的收入产生波动。

许多人没意识到：社保，本就是自己收入的组成部分。老板雇佣一名打工人时，心理上是有一个整体的成本预算的，它包括：

工资+“五险一金”支出+其它成本

这个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会因为政策的变化而凭空增加或减少。如果必须缴纳社保，那么企业必然将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的工资上。

当前许多利润极为微薄的行业（外卖行业利润率仅为3%），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人口。“强制社保”导致的用人成本上升，会不会导致用人单位重新权衡效益，转而去推动“机器换人”？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外卖可以无人机配送、机器人配送。

而从长远而来，当前的社保制度也需要更完善，以增加吸引力。

比如医保的跨省报销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流动性很高，换城市早成了常态。但换个城市看病的时候，医保卡不能用，账户也不能转，相当于“交的是全国的钱，却只能报销本地的账”；

再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目前两种体系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也存在缴纳和领取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度：

_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3825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人每月_246元。

考虑到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出身农村，很多人交社保意愿不高，就是担心自己的父母难以受益。

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保体系在往普惠化的方向发展。想要拉动内需，以更大的力度刺激消费，就必须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度。这也是今年以来高层“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体现。

而对于个人来说，交社保不只是“法定义务”，更是一笔对未来的投资。即使你只想“活在当下”，每年只有几百块钱的医疗保险还是要交，关键时刻可以救急、救命。

有网友说：“买社保相当于多养一个儿子。只需要养15年，不用辅导作业、不用买房买车，等你老了每个月准点给你钱花，没有抱怨也没有牢骚。”

这也许是普通人只要付出就肯定有回报的项目了。

🫡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

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当晚，天津港发生了一场由危化品引发的爆炸，张梦凡所在的八大街中队是距现场最近的消防队。中队26名消防员接了任务，开着4辆车冲去现场，张梦凡因为胯骨骨折在养伤，由战斗员转去做通讯员，留在中队。那天出任务的战友，8人牺牲，18人不同程度烧伤。

21岁的张梦凡成了最幸运的那个。

爆炸在现场留下了比半个足球场还大的深坑，和波及周围百余米的焦土，也在张梦凡心里留下一片废墟。在湖北孝感老家，他特地留出一个衣柜，存放当时的消防服、军装、走访战友家属的100多张车票，以及两张纸——那晚的派警单，和一张写有8位战友名字与电话的A4纸。这些年每到休假，他除了回老家，就是去天津、河南等地“探亲”——这是8位已故战友的家乡。探望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是张梦凡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救赎方式。

十年后再面对媒体，张梦凡语气平静，没有了那张因痛苦而憋到扭曲的脸。两三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听到伤感音乐而崩溃，也不会在午睡醒来发现天已经黑透时，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他似乎好了起来，“过上自己的生活了”，这是他从未期待过的。

而这也是我们想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我们无意塑造一个悲情英雄，或是挖掘一场灾难的余烬。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在漫长的十年里，处理幸存带来的愧疚、责任，与自我拉扯。张梦凡说，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牵绊，依然与那场爆炸紧紧相连。

因为他不想遗忘，也害怕他们被遗忘。

那朵蘑菇云

最近几年，张梦凡一直“漂”在路上——名义上在成都工作，实际上一大半时间都在酒店度过。作为一家传媒公司的外联制片，他习惯了拎包就走的生活。即便回到成都，也是住酒店。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两身换洗衣物、一双拖鞋、一个洗漱包、一支温度计、几份工作文件，可以轻松塞进一个双肩背包，和一个登机箱。

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曾以为自己会在部队待一辈子，生活在集体中，受严格管理。直到十年前的那个晚上，看到那朵十几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提起爆炸，这是最先闪到回张梦凡大脑里的画面。

除了这朵仿若灾难片画面的蘑菇云，那晚还有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近夜里11点，张梦凡在睡梦中被天边火红的亮光照醒，他还以为天亮了；派警单上的火情信息很模糊，既不知道确切的着火点，也不知道什么物质着了火——入伍5年，他第一次见到信息这么模糊的任务单。

张梦凡将派警单交给火场文书訾青海，一分钟后，大家整装集合，乘着4辆消防车冲了出去。8月初，张梦凡在一次跑步训练中摔倒，造成大腿错位、胯骨骨折，于是当天晚上，他的工作是留在值班室，打开通讯设备，将前方情况上报给支队。

但那一晚，手台里异常安静，无人应答。

第一次爆炸发生时，玻璃被震得直晃，张梦凡本能地往外跑，想起手台和手机没带，就又返回了值班室。再次出门时，第二次爆炸来了，他躲在二楼楼道里，天花板和玻璃全部被震碎，在他身后飞溅起来，玻璃直直扎进墙里。

跑出营区，张梦凡看到天空正升起一朵蘑菇云。

他心里凉了半截，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灾。他想冲进现场，去找战友。这时，中队门口的马路边聚起了匆忙逃生出来的居民，有人只穿着内衣内裤，有人崩溃大喊，有人拉着他哭着不放手。

安抚好居民，已经是凌晨三点。张梦凡回到中队，不停地给每个现场人员打电话，但直到接近天亮，始终无人应答。

据“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发生爆炸的瑞海公司仓库，系违规获得经营资质，不具备储存危险品、爆炸品的资格。张梦凡曾对媒体回忆，爆炸前一个多月，中队每星期都会去辖区内的储存危化品的单位进行实战演习，也绘制过这些厂区的图纸，精确到消防栓的位置，但瑞海公司并不属于他们的辖区范围。

这场爆炸中，共有99名消防员牺牲，超过了2005—2014年我国消防员死亡数量总和。而距离现场最近，最早到达现场的八大街中队，当晚无一人归队，最终8人牺牲，18人受伤。

天津烈士陵园

不顾领导反对，张梦凡坚持留在了严重损毁的中队。他想守着这座孤岛，等着战友们的消息，也怕家属过来找不到人。

楼道里突然传来脚步声，张梦凡以为是战友回来了，冲出去一看，是战友梁仕磊的家属。梁仕磊是代理中队长，爆炸前已经跟队里请好了假，说是8月份要去领结婚证。

家在天津的家属陆续赶来，不时有哭声传出。一位父亲长久地坐在椅子上，沉默地抽着烟；一位母亲外表看起来极其镇静，但从内到外透露出极致的悲伤——这是战友刘程的母亲。张梦凡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已经死了。

訾青海是河南周口人。家人开了六七个小时车赶到天津。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张梦凡只能说战友去执勤了，得等消息。訾青海的父母坐不住，就跟着志愿者，去收治伤员的医院挨个找人。最终，他们等来了儿子遇难的消息。

新兵头两年不能回家，而訾青海还有20天就两年期满，到时候他可以选择退伍或者转士官继续留队。

辨认战友的遗体，比劝慰家属更揪心。经历了爆炸的尸体多有残缺，需要一起生活多年的战友反复辨认。那段时间，张梦凡白天协助搜救人员辨认，晚上守在电话前，等着接家属电话。为了发动更多力量找人，他建了一个收集“8·12”事故线索的QQ群，每天有上百人申请入群，大家分享着搜罗自线上线下的救援信息。

第一个确认牺牲的是杨钢。按照要求，所有战士的物品都要封存起来，不能乱动。张梦凡违背了命令，拿着扫帚进了杨钢的宿舍，帮他清理了床上的玻璃碴子。杨钢曾将家乡的咖啡豆带来天津，种在中队的院子里。

张梦凡每天都去给咖啡豆浇水，幼嫩的小苗在爆炸不到半个月后开出了第一朵花。

那段时间，张梦凡变得比以往都勇敢。他从小内向，和人说话时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他形容自己永远是班里的最差生，胆小、懦弱、老实。在中队，他也总是待在不起眼的角落，等着队友主动发起活动。而爆炸后，他独自留守中队，接待家属和志愿者，应对各路媒体，收集信息寻找失联者，整理队友遗物，彷佛一下挣脱了从前的躯壳，强大起来。

张梦凡记得，当时有一位上海小学生给中队汇来50元钱，附言“向您们亲切慰问，敬礼”。他随即开通了微博，将此前和战友相处的点滴，牺牲战友的照片和社交媒体信息，以及自己絮絮叨叨的随想和梦境，都分享在网上。

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并记住八大街中队的兄弟们。

“苟且偷生的滋味爽吗？”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这样说——这加重了张梦凡作为幸存者的隐秘愧疚。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在利用战友炒作。2019年接受采访时，张梦凡曾透露，那些质疑的声音，让当时刚满20岁的他一时想不开。

幸存者

活着让张梦凡感到愧疚。

他后悔没能一起去现场，即使这对结果并不会有多大改变；他至今都会设想，如果当初能够预料到事故，哪怕承担再大责任，他都不会把派警单递给战友，“还是想让他们活着”。

但他几乎不在人前袒露自己的情绪，十年前面对媒体时就是这样。一开始他会强忍着，然后偷偷背过身去抹泪；反复讲述多了，也便逐渐麻木，像台机器一样作答。只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会尽情释放。

大爆炸后，张梦凡得过抑郁症。最近几年他才开始跟人吐露这件事，此前除了心理医生，他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父母。治疗是偷偷进行的，钱是在支付宝借的。

事故发生后，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被到派到他所在的中队，定期为大家做疏导。临走时，医生留了联系方式，但张梦凡从没主动寻求过帮助。他怕麻烦别人，也怕家人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消化。

张梦凡的退伍军人优待证

8位战友的追悼会，张梦凡一场也没落。有一次，同一天在同一个殡仪馆参加了三场。他觉得讽刺，“好像上班一样”。

一次参加完追悼会回程的车上，他没忍住，哭了出来——这是他极其少有的在外人面前崩溃的时刻。2015年“十一”期间，已经出院的战友们回中队聚过一次，大伙儿给已故战友摆了餐具和酒。有人聊起爆炸当晚，张梦凡低着头，突然冒出一句，“兄弟们走得太冤了”，随后不受控地大哭起来。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和战友们训练、玩闹的日子。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但根本控制不住。爆炸后的第三天，他梦见了杨钢——那是第一个被确认牺牲的战友。他想跟杨钢说话，但对方只是在旁边看着，并不理他。20多天后的一次午睡，他梦到了刘程、杨钢、訾青海等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想醒来，但全身动弹不得。终于费了很大劲醒来后，他又后悔了——他想多梦一会儿，再看他们几眼。

之后一两年，战友们总会出现在梦里。张梦凡挣扎着醒来，恍神儿间回到现实，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他想着，不如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又会强迫自己赶紧想想父母，克制这种冲动。

救赎

关于幸存的愧疚，很多人劝张梦凡没必要，但他就是走不出这个状态。

他决定把生活重心放在战友身上。他在2015年年底退伍，离开了原本打算待一辈子的部队，最大的动因是想去探望8位已故战友的家人。

“有人牺牲了，有人受了伤，一辈子带着残缺，只有我一点儿事没有。”尽管很多人宽慰他，但他总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他必须要去探望那些家属，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他觉得，只有这一页真正翻过去，自己才能开始新生活。

这是他最想做也最害怕做的事。此前接受《冷暖人生》采访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特别紧张，“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担心战友的家属见到我，会情绪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你活下来了，我的儿子却牺牲了？”他在手机里存好了要带给每个战友亲属的照片，拿着他们的花名册，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一趟旅程的花费是他从支付宝借的。

张梦凡在高铁站

最先去的是杨钢家。他家在重庆忠县的大山里，火车转大巴再换摩托车，张梦凡走了12个小时才到。杨钢父母见到他，没有一句质问，甚至没有陌生感。他们接他回家，给他做杨钢最爱吃的菜。父母将杨钢的墓立在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山坡上，每次骑摩托车路过，都会按按喇叭，跟儿子打招呼。

在天津，他陪中队长梁仕磊的父亲喝酒，陪刘程的单亲母亲一起处理儿子的后事；在湖南永州，他收获了第一条好消息——战友蔡家远43岁的母亲通过做试管，怀上了新生命。

张梦凡最后去的是訾青海家。訾青海是他在队里最亲近的小弟，住同一个宿舍，值同一个班。訾青海的父母当时状态很差——母亲郭献珍几乎闭门不出，周围人都知道她家孩子不在了，她怕被人关心，任何关心都会让她难过。她每天躲在家里哭，哭到眼睛疼。

张梦凡来了，看着眼前这个跟儿子性格同样温顺的男孩，她总觉得儿子回来了。夫妻俩心疼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去新乡郊区的凤凰山逛，也劝他看开点。平时老两口难过的时候，也会去凤凰山看看风景。

花了近一年时间，张梦凡走遍了8位战友的家，多了8对父母。父母们都把他当自家孩子，知道他退伍了没收入，非要塞给他钱，他坚持不要。这种彼此间的羁绊，在爆炸第二天就有迹可循——当时，一张微信截图在网上流传，昵称为“刘世嵻”的消防员告诉朋友，“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还说战友刚子“走了，牺牲了”。“刚子”指的就是杨钢。

重建

张梦凡的父母起初并不支持他探望家属的计划。他们担心他会不断被拉回痛苦中，陷入崩溃。但张梦凡执拗，只要自己认定的事，谁劝也没用。

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当他走到家属身边，聊起已故的战友，彼此都能得到些安慰。他见证了破碎家庭里长出的新希望，这反过来也治愈了他。

2016年，到訾青海家“探亲”时，张梦凡告诉郭献珍，说蔡家远的母亲通过试管，成功怀孕。郭献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訾青海虽然有个姐姐，但“养到20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的痛苦还是无法承受。为了让自己能往前走，她决定再生一个。

求医之路很艰难——她当时47岁，做过结扎。新乡一家医院为她手术打通了输卵管，治疗了几个月依然无法怀孕，再去郑州检查，医生说她只有5%的怀孕概率。

在北京，公立大医院一听她的年龄，直接拒绝。

站在医院外的天桥上，郭献珍想跳下去。恰巧一位相识的记者打来电话，说是帮他们找到了当年“六旬失独母亲郭敏生龙凤胎”新闻的当事人，对方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夫妻俩多次往返北京，吃药、检查、住院，花光了家里几十万积蓄，郭献珍终于在2017年7月怀上了双胞胎。他们觉得人生有了新的希望。

2018年3月，郭献珍剖腹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圣恩”和“浩恩”，平时唤作“大宝”和“小宝”。张梦凡特地赶去医院，透过监视器看到了这对新生儿。

但很快，网上有人质疑他们大龄产子，言语恶毒。张梦凡罕见地在微博上发了火，怼了回去。战友已经不在了，他容不得对他们家属的任何侮辱。这触到了他的底线。

张梦凡一直和家属们保持着联系，尤其和訾青海家。郭献珍性格开朗，有事会给他打电话商量，有好消息了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今年7月，手里的项目一结束，张梦凡就赶到新乡。郭献珍见到他，小跑着过来拥抱，两个孩子也立刻缠住了他。

张梦凡去訾青海家“探亲”，陪两个孩子玩

郭献珍告诉张梦凡，养育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她和丈夫訾付长年纪都大了，平时只能找朋友帮忙。老两口的时间表也全围着孩子转：做早饭，送上学，辅导作业，一人负责一个。老师要求孩子们在学校说普通话，也鼓励家长在家说普通话。郭献珍就跟着短视频学发音。

为了陪孩子更久一点，夫妻俩每天坚持锻炼。訾付长定期会将头发染黑，郭献珍则格外注意拾掇自己。碰到有人问她是不是孩子奶奶时，她就当没听到。要是问起，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孩子，她就只说，“俺结婚晚”。

这七年，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两个孩子身上，一天都没有和孩子分开过。孩子们不知道有个哥哥，郭献珍计划着，等孩子长大几岁，再告诉他们。他们把訾青海的烈士证，和他儿时常看的几本书，装在他在部队用的绿色布包中，收在家里最高的柜子里。

大家坐在一起，难免提起訾青海。郭献珍感性，总忍不住掉眼泪；訾付长则把头别过去，长久地沉默，眼里满是血丝。但这种沉默又总会被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打闹声迅速打破。

曾经的伤口正在长出新的血肉。郭献珍告诉我们，也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已经不在了，但活着的人还得要活，是不是？”

最近几年，郭献珍夫妇和张梦凡都发现，对方笑容越来越多了。张梦凡其实不喜欢小孩，过年回老家都尽量躲着家族里的小辈，但每次到了訾青海家，总是不自觉地笑起来——咧着嘴的那种，然后坐在地上陪孩子们玩整整一个下午。

对抗遗忘

张梦凡似乎好了起来。

爆炸发生后的头两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未来最大的期待，总说“希望家属们能生活下去”。他说当时满脑子只想着战友和家属们，完全没考虑过自己。眼看战友家属们都在走出阴霾，他也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

他在网上找过心理医生。给医生打电话时，他不是倾诉痛苦，而是直接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遏制自己想要轻生的念头。医生给了一些建议——吃药和去广阔的地方，张梦凡吃了一两个月的药就不想再吃，之后他选择了去全国各地旅行。

在丽江古城，客栈院子里有个天井，他就躺在天井下的躺椅上，看天上的云。什么也不想，一躺就是一下午。放空的感觉让他舒服，他为此又续住了一天，继续发呆。就这么在各种安静又开阔的环境里走走停停了差不多一年，张梦凡没那么想死了。

网上的言论对他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他说自己更在乎留下来的人——战友的家属们。跟家属们接触的这些年，他意识到幸存也是一种幸运，这种幸运意味着他要承担更多责任。

2024年，他恋爱了，有了从未期待过的“自己的生活”。女朋友是个在武汉工作的山东姑娘。今年7月，在新乡一见面，他就告诉訾青海的父母，说自己谈对象了，下次会带着女朋友来看他们，还说打算明年结婚。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遗忘。

十年后，张梦凡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遗忘可能是中国的国情，只要热度过去，大众很快便会遗忘”。他发现，爆炸刚发生时每天上百人活跃的QQ群，第二年就没什么人说话了，几乎成了“死群”；2019年，有网友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惊讶于4年前竟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日常生活里，偶尔提到那场爆炸，他意识到，很多人并不知道。

为了对抗这种集体性遗忘，每次国内出现重大火灾事故的新闻，他都要转发。有拍火警的电影上映时，他会不遗余力宣传。每年8月12日，他也一定要发微博：一周年时他连发三条微博纪念，两周年则在留言区回复大家想问的问题……评论区的互动越来越少，他微博的字数也越来越少。2024年，只留下了“九周年”三个字。

他也还保留着一些部队里的习惯——他喜欢逛超市，因为在中队时，一休假放风，大家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去超市扫荡泡面和零食。他从来守时，总会在约定时间提前出现。那是作为消防员的肌肉记忆：接到命令后，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在一分钟之内穿上战斗服上车。

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留在了从前。那时候手机上交，大家就在最有限的条件下找最简单的快乐：在地上画方格，捡石子下棋；或是扫落叶时，随手捡起几片叶子，玩“拔根儿”。

每年8月12日，张梦凡都尽量回天津一趟。原本的大坑早已被填平，建成了广场，杨钢的咖啡豆在那年秋天枯萎了，原本的位置被立了块纪念牌。即便不能在那天赶回天津，他也会找一个路口，给战友们烧烧纸——别墅、消防车、手机、平板、金元宝，每人来一套。

家属们也在用各种方式对抗遗忘。

訾青海的骨灰送回周口时，父母选择将他葬在周口市商水县的烈士陵园。他们想着，如果葬在老家的祖坟，几代人过去，就没人记得了。而进了陵园，总会有人去祭奠他。

他们还把孩子的遗物寄去了天津，存放在纪念馆。

訾青海留下的照片很少。新兵入伍的头两年不能回家，但第一年过完年，夫妇俩实在太想儿子了，就带着女儿一起开车去了天津。一家人在天津逛了两天，拍下一张合影。他们特地将照片带回老家，打算冲印放大，但却在冲印店意外丢失了。

那是他们见到訾青海的最后一面。

失去儿子后，郭献珍就梦到过他两回。一次是在部队，訾青海练出了一身肌肉，手撑着地，脚倒立着挂在单杠上。她拍了拍他，说我儿子太棒了，他对她笑了一下。梦醒了。

还有一次，她梦到了儿子的照片，也是笑了一下，突然不见了。

郭献珍看儿子以前照片

有时想儿子了，她会偷偷打开电脑看他的照片，或者偷偷打他的电话——尽管知道无人应答。她说自己只想问他一句，“青海你咋不让我梦见你？我还想看看你。”

张梦凡也越来越少梦到战友了，有些记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他知道遗忘是人类的本能，但至少目前，他还能一口气说出刻在骨子里的那8个名字，他们是“指导员李洪喜，中队长梁仕磊，排长唐子懿，刘程、蔡家远、杨刚、成圆、訾青海”。

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明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影响至深，同时又很容易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为体制内（包括国企）量身定制的，并由纳税人/消费者承担。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是中国社保专家的普遍共识。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缴存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退休金没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

所谓的“性骚扰”事件把百年名校武汉大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做出“本案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和性有关的骚扰行为”的结论后，还把该事件称为“性骚扰事件”是极为不妥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不存在“性骚扰”，而是单方面的霸凌。

肖同学的不幸，不仅是杨某媛个人的霸凌行为，而是多方参与、纵容的系统性压迫。

01

2023年11月，已经通过网络举报大获全胜的杨某媛“腰间宝剑血犹腥”，向法院起诉肖同学。不过，相比此前的“挂人”、煽动网暴，这已经是她在整个事件进程中干的最体面的一件事。可是，她没有把仅存的体面坚持到底。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法院的审判结果出来了。判决书很长，精确到每一个证据细节，最后的结论是“不构成性骚扰”。建议所有参与此事件讨论的网友，都耐心读一下这份严谨的法律文书，尤其是其中的医学证据。

败诉的杨某媛心情并不沉重，却是斗志昂扬。

杨某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感言称，自己会“美美读博”，而肖同学“保研困难”，更扎眼的是“（肖同学）可能会申请境外的学校？不管是哪所境外学校都会收到我的证据材料”。

杨某媛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图/网络）

刚刚输掉了自己发起的诉讼，转身就公开威胁挑衅，还摆出了“天下尽在掌握”的嚣张。有尊重司法的基本素养吗？

有争议走正规的司法程序，是体面人的选择。打输了官司，翻脸不认，公然撒泼，把仅存的体面都输掉了。

02

是谁给了杨某媛如此嚣张的底气？武汉大学难辞其咎。整个事件至今，校方的处置应对都是一塌糊涂，说是姑息纵容都嫌轻。

实际上，事发的2023年7月杨某媛向校方提出性骚扰举报后，校方是很犹豫的。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太明显了。

杨某媛对所谓“性骚扰”的反应也极为反常，既不是第一时间制止、对质，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长时间拍摄肖同学的下肢。心理素质迥异于常人。此后“交涉”的录音证据虽经过了剪辑，依然可以听出明显的胁迫、恐吓。

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疑难案件。以武汉大学法学部的强大实力，是不难得出和法院相同的结论的。肖同学的医疗记录都是现成的，挠痒和自慰也很容易区分。

实际上，网传当时武大法学部确有多位教授不支持“性骚扰”的指控，因此校方迟迟没有作出结论。这在校方正式的处分文件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肖同学的处分理由并非“性骚扰”，而是“不雅行为”。十分荒唐。

要是“不雅行为”就要记过处分，抠脚丫子、光膀子都要处分了。出现如此模糊且荒唐的处分理由，明显是妥协之后的“莫须有”。

显然，当时参与此事处理的校方人员意见并不统一，是有人“力排众议”非要给肖同学安个处分。这种宁可“莫须有”也要处分肖同学的无理做法，造成了武汉大学今天的被动。

更荒谬的是，司法结论正式出台后武汉大学自相矛盾的通报，既然“学校充分尊重司法判决结果，全力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那就应该立刻按照司法结论纠正错误的处分决定。

然而并没有，而是“学校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在对肖某某纪律处分、杨某某学位论文等进行全面调查复核”。杨某某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和肖同学纪律处分，性质完全不同，怎么能强行捆绑？这个工作专班怎么“专”？

肖同学的事，已经走了司法程序，司法有了明确的结论，还要武汉大学搞什么“全面调查复核”？难道“工作专班”比法院更权威？

网传杨某媛诉肖同学性骚扰一审判决书（图/网络）

即便撤销处分要走流程，比如武大校长所称的上报教育部，那也应该在通报中说明“正在按照撤销处分流程办理”，而不是和调查杨某媛的学位论文捆绑。

前前后后的反常表现，完全不符合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水准。其中的水很深、很混。这种浑浊感，也体现在了杨某媛的学位论文问题上。

03

杨某媛“成功保研、美美读博”的败诉宣言引发了舆论更高的关注。既然杨某媛为了对肖同学“公开处刑”，诉诸舆论主动公共化，那就要承受公众对公共人物的全面审视。

于是，杨某媛的硕士论文进入了舆论关注的视野。不看不要紧，看了是真开眼、很辣眼。

内容东拼西凑，查重率高达38%，这还是最轻的。捏造事实、编造数据，这还算是有技术含量的。把政权建立时间的1949年写成了“1049年”，还算是笔误。

“2001年《离婚法》出台”只能用平行宇宙解释了。从来都没有制定过的《离婚法》，难道是《婚姻法》的笔误？可是，两版《婚姻法》分别是1950年和1981年出台的。这种错误要多低级就有多低级，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杨某媛的硕士论文（图/网络）

这样一篇魔幻超现实主义的论文，武大的硕士学位就这质地，写出这坨玩意儿的能“美美读博”？真心替这座百年名校感到惋惜。

随着杨某媛的论文被质疑，“本剧”最黑暗的一幕也上演了。最早公开质疑的网友竟然在深夜被人带着警察找上门警告。公立大学的学术活动是公开的、公共的，论文上网不就是为了接受公众监督的？揭露学术不端，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是谁不惜动用警权，也要为杨某媛的论文保驾护航？

这些年学术不端事件被曝光层出不穷，不乏明星大腕、高官名师等大人物，也没见过警察下场干预的大场面？区区一个在读博士杨某媛，哪来那么大的排面？

拖了那么久，杨某媛的论文喜提知网前五，分析和举报其学术不端的海内外材料堆积如山。武汉大学岿然不动，“全面调查复核”的进度条还没读完。

武大这个所谓的“工作专班”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坨一眼假的玩意儿，“全面调查复核”到底多全面？据说现在AI查重的收费是千字20元，要是武大经费不足，那要不要网友们给武大捐个千八百的？

该取消的处分迟迟不取消，一眼假的学术不端调查宕机。武汉大学是太对不起肖同学了，太对得起杨某媛了。

04

武大及调动警力的“神秘力量”在此次事件中上下其手的操弄，是因为肖、杨两人的个人背景吗？显然不是。

肖同学和他的家庭遭遇了严重的网暴，某些人硬生生要把肖同学塑造成家世显赫、性骚扰惯犯的“衙内”形象。这种网暴套路不值一驳。见过衙内“我爸是李刚”的跋扈，哪有肖同学这么软善可欺的“衙内”。遭遇霸凌后，祖孙两代，一死一残，如此窝囊的“新天龙人”闻所未闻。

至于杨某媛，目前也没看到任何家庭背景特殊的可靠信息。所谓家里是“海外NGO”的神神叨叨，毫无可信度。

武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本身就是大衙门，也不是那么轻易会看人下菜的。

因此，肖同学的不幸遭遇，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因素。杨某媛的横行无忌，也不是因为她有什么通天的背景。武大严重不公的处理，是系统性的不公和压迫。这套“行云流水”的系统操作，与2023年四川大学女硕士张某构陷民工大叔如出一辙。

杨某媛和张某都是所谓“女权”圈子的活跃人物，都是保研、留学的校园名媛。在遭遇所谓“性骚扰事件”后的操作，都是“挂人”、煽动网暴。闹大搞砸后，都受到了校方明显的庇护，“美美留学”。

再往前追溯，2020年“清华师姐”在食堂构陷师弟“性骚扰”扬言要其“社死”的事件，也大差不差。明明是单方面的“误解”和赤裸裸的网暴威胁，校方竟以“相互道歉”和稀泥了事。

“清华学姐”的朋友圈（图/网络）

这些相似的事件中，都没有很特殊的个人背景。高度同构的操作，明显有系统性的特征。而且，从清华的和稀泥、川大形式化的罚酒三杯，再到武大的竭力保全，明显是对霸凌行为的纵容到鼓励的升级轨迹。

另一个显著的共性，就是以女权为名、行网暴之实的舆论环境背景。杨某媛在网上“举报”3天，武大就匆匆忙忙对“不雅行为”作出处分决定，而杨某媛就此成了武大的重点保护对象。

此类所谓“性骚扰”构陷无辜的霸凌事件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本质上就是线上活跃的网暴群体，对实体社会组织的系统影响和改造。

这些所谓的网络“女权”不是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实际上她们压根不关心真正妨碍女性权益的系统性迫害，唯一热衷的就是通过制造、散布“性骚扰”恐慌，煽动仇恨、实施霸凌。这不是任何意义的女权，更不是平权，而是霸凌的特权。

05

任何权利及权力结构衍生的压迫性，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社会组织系统的实在。女性权益也是如此，因此现代女权理论关注的是“系统性压迫”，即社会组织体系中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性压迫。

毋庸讳言，在中国也存在这种系统性压迫。重灾区就是大小衙门。官僚体系的科层结构是权力不公的天然温床，官僚化、科层化严重的大型企业也类似。因此，海外女权运动无论多么过激，主要方向是挑战威权的“向上监督”。可中国网络女权恰恰相反，尽是媚上欺下的“向下找茬”。

在她们炮制的一系列网络暴力、实体霸凌事件中，受害者多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肖同学、清华师弟这样的普通学生、成都地铁的农民工大叔、追风小叶这样的小白领。偶尔碰一下娱乐圈的烂污事，就是极限了。

图/豆包AI生成

对于真正的权力者，则是竭尽谄媚为能事。总裁可以霸道，普男不准自信。这是哪门子的女权？分明是赤裸裸的阶层歧视。慕强综合征重度患者，谈何平权？

在女权相关领域，她们唯一大做文章的就是所谓的“性骚扰”，真正对女性权益侵害最严重的系统性伤害，秋毫无犯。之所以重拳出击“性骚扰”，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权益，而是“散打”的可操作性强。

06

这种到处找茬路人的性骚扰恐慌，实际上和女权并无瓜葛。在女权理论中，“性骚扰”同样是权力结构失衡，而不是路人甲无意碰了一下、多看两眼的社交过敏症。

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性骚扰场景，是鲁迅笔下的阿Q。

他摸小尼姑光头得手，是因为在鲁镇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尼姑庵是极为边缘的底层存在，小尼姑的地位低下，连阿Q都摸得。

他对吴妈“表白”，被赵家狠狠修理一顿，当然不是赵家的女权意识强。而是赵家作为鲁镇权力结构顶点，即便是吴妈这个下人也不是阿Q可触及的。

电影《阿Q正传》中的阿Q和吴妈（图/豆瓣）

这两场性骚扰场景，实际上是对鲁镇小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描写。权力结构中的女性处境，才是现代女权理论的核心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性骚扰事件的“易犯人群”也与社会组织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呈现出极端化的分布。

一类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这几乎全部是封闭场所的熟人犯罪，就是“窝里横”。另一类则是不受社会正常规则约束、游离于社会主流组织之外的社会边缘人，如街溜子、小黄毛之流。

在治安良好的社会，前者是性骚扰犯罪的主要人群，占比一半到八成。比如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校园性骚扰案例，几乎都是教师对学生，陌生学生之间发生的性骚扰案一件都没有。

事实证明，杨某媛也没有中“头彩”。但是，这种“窝里横”几乎全部都是权力所及的封闭场所。

在公共场所对陌生人下手的，主要来自街溜子、小黄毛。至于陌生路人，除了少数严重心理问题者，在公共场合实施性骚扰的微乎其微。

因为，这不符合行为理性。即便不考虑司法风险承受能力，谁知道自己“咸猪手”的对象是王局长的千金、还是李总的小秘？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正常人哪敢尝试？

可是，在网上女权炮制出的一系列的路人性骚扰热点事件中，上位者的熟人犯罪少有，小黄毛、街溜子绝无。仿佛她们有小黄毛、街溜子绝缘圣体或路人受害圣体。否则，无法解释专门被普通路人骚扰的反常。

事出反常必有妖，结果也的确很“妖”。从清华师姐到武大杨某媛的一系列事件，所有的指控都被证据确凿地证伪了，无一不是“误会”。这是偶然的吗？那么多的“误会”，真不太可能是误会。

07

极为讽刺的是，网络女权经常用于率意指控性骚扰的理由是“性骚扰隐蔽性”，然而中国城市的监控设施密度在全球遥遥领先，手机普及度也遥遥领先，还真不隐蔽。

只不过，在那些被网络女权闹得沸沸扬扬的路人性骚扰事件里，凡是监视设施提供的硬核证据，无一支持她们的指控。也包括此次杨某媛自己录制的“视频罪证”，5名专家鉴定，均认为不是自慰。挠痒和自慰的区别，真不需要太多专业水平。

缺少监控的“隐蔽性”场所当然也有，街角小巷、公园犄角旮旯都是传统的性骚扰事件高危地区。和小黄毛、街溜子一样，在网络女权的“爆款案例”中，一件也没有。

构成性骚扰事件主流的熟人犯罪，她们没有抓住过。小黄毛和街溜子，不知是何缘故，永远对她们绕道走。缺乏监控手段的隐蔽地区，她们安然无恙。所有被她们炒成爆款的热点事件，没有一起的监控证据是支持他们的指控的。

这让人高度怀疑，这些到处抓性骚扰的女权，到底有没有抓到过真正的性骚扰？真要是战绩彪炳，怎么不晒不挂呢？怎么每次闹出爆款，结果都是一地鸡毛收场？

这不禁让人怀疑，线上线下折腾那么多年，到底是反性骚扰维护女性权益，还是“柿子尽挑软的捏”的冤案制造机？

制造冤案、毁人清白，可维护不了女性的正当权益。结果是既制造了性骚扰恐慌，又分散了真正的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度。真正的女性权益保护不是被重视了，而是被反复上演的闹剧遮蔽了。

她们制造的恐慌，强化了她们的霸凌特权。不是“性骚扰的隐蔽性”高，而是“性骚扰指控”的伤害性大、风险小。构陷他人、制造社死，却不需要一丁点代价。

这不仅是小投入、大回报的流量生意，还是向线下扩展的社会影响力。左右社会组织的决策，为“圈内人”制造晋身的捷径。这在武大霸凌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些人不仅在线上喊打喊杀、搅风搅水，还深度地介入了大学管理事务、学术活动。

劣质的女权主题论文并不是杨某媛的个人秀，武大论文库里被网友扒出来的“女权论文”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文理工商，皆可“女权”。没有专业不对口的量产货，都是粗制滥造的跨界作品。

杨某媛的魔幻超现实论文甚至不是其中最糟糕的。显然，这种扎堆“女权论文”不是对女权的重视，而是另类的学术捷径。由此批量制造的水硕、水博知多少？

武大霸凌事件受到伤害的，不仅是肖同学，还有武汉大学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声誉。亡羊补牢，晚不晚都得补。武汉大学应该全面核查的不仅仅是杨某媛的论文，还有导致事态偏离正轨的幕后推手。

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力保杨某媛，又是谁让离了大谱的论文过审的，还有谁滥用警权骚扰举报者的？唯有还真相于大白，才能让校园重归清净。

08

当霸凌成为了通向权力的捷径，无人安全。这些打着女权旗号的网络霸凌者伤害的可不只是男性。

实际上，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她们对网红谐星Papi酱的骚扰。人家生娃在网上庆祝，评论区的“女权斗士”一片咒骂，“婚驴”、“出卖子宫”等等污言秽语纷纷涌现。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他们的日常操作。

她们自居女性代表，蛮横地把所有反对者都冠以“厌女”。然而，所有的女性特征、女性的正常生活，在她们眼中都是不可容忍的缺陷、污点。她们对不肯皈依的女性的谩骂侮辱，比任何人都不堪。

没有人授权她们代表女性，她们也不代表女性。肖同学的母亲会同意她们代表自己？所以，她们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反感，也不是“性别对立”、“性别战争”。

只看到她们动辄大骂“蝈蝻”，哪见过“男权主义者”对中国女性整体否定？厌恶构陷他人的恶女，不是“厌女”，就像反感渣男不是“厌男”。否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既“厌女”又“厌男”，只剩下厌世了。

“清华学姐事件，如果没有监控会怎样？”话题讨论下网友的评价（图/豆瓣）

所谓“网络女权”引发的巨大争议，没有“性别对立”，只有单边的“性别仇恨”。

她们上蹿下跳也不是为了争取女性权益，她们唯一在意的“权”，是伤害、侮辱、构陷他人的霸凌特权。这种特权是其中少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成功捷径，写最烂的论文“美美留学”、戕害无辜安然无恙。

和所有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泥石流一样，核心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生意，盲从的都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起哄的都是出门忘带脑子或故意不带脑子的傻子。

总而言之，极端意识形态制造的疯狂，从来不分性别，我们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文革”干将谭厚兰、宋要武等人的事迹至今令人毛骨悚然。

时代变了，但狂热的恶意从未退场。

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

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

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

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无处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有些看似老实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后黑手？

一份中国香港研究者对于50名偷拍者的访谈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症结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问题如何发生，我们才更有可能，找到调转船头的舵把。

01 

他们是“好爸爸”“好同事”

“名声很好”

阿新从没觉得“偷拍”这事有多严重。

他成长在中国香港一个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稳定且喜欢的工作。阿新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争上游，尽力争取晋升的机会，遇到困难不愿与人说，因此积聚了不小压力。

第一次尝试偷拍后，他获得了一种成功感，压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调剂。与成功感相伴出现的，是一些罪恶感。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觉得没伤害到别人”。

偷拍慢慢成为他解压的习惯，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发现，随即被捕。

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发在了香港非政府机构“明爱朗天计划”的官网上。“明爱朗天计划”成立于2008年，其服务对象是性侵犯者或有过该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渐成为其帮助的主要群体。

明爱朗天计划官网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伴侣常常跟我说，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声很好。”“明爱朗天计划”主任彭凤仪说。正是因着这句话，彭凤仪更想去探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去偷拍呢？

“明爱朗天计划”成立初期，辅导个案以非礼个案为主，2015年后，偷拍个案数量超过了非礼个案，占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个案已占比87%。

说起偷拍者，大众总会想象猥琐、心理阴暗、变态的形象。但彭凤仪他们的研究发现，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无什么特别种类可以归纳，只能简单称之为“可说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写照”。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偷拍案的元凶之一是班级最老实的班长

相比于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过程中的刺激感和满足感，不少受访者的偷拍行为已经成为了习惯。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会自己观看，并不会上传，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件“不应该”“不光彩”“不会受正常人认同”的事。只是同时，娱乐杂志总爱刊发明星的走光照，网络上存在着不少分享偷拍视频的网站和群组，在整个社会对偷拍文化纵容下，他们又认为这是“很平常”“不严重”的“小事”。

来源：电视剧《无尽的尽头》

更何况在他们的认知中，偷拍没有“受害人”。

“我没有触碰到对方，如果她们不知道，就没有伤害。”彭凤仪常常听到偷拍者这样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对方，也不清楚后果，“他们甚至觉得如果当时当事人发现了，道歉就能了断这件事。”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听到受害者的心声。

02

更多偷拍

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

香港地铁上，一位女士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强装镇定。她很确定自己被对面男士偷拍了。

各种念头在头脑中闪现：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质问他？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吗？万一我弄错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最终，她担心引起注意，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任由自己的隐私，留在对方手机里。

小红书上的求助帖

“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场合遇到偷拍时非常典型的反应。”Jacey说。

Jacey是香港地区非政府机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资深倡议主任。这一机构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帮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偷拍新闻，更多偷拍，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2020年，“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发布《影像性暴力经验调查报告》，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从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经历。

图源网络

就算选择报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结果。在206名调查报告受访者中，有51名选择了报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绝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并不代表偷拍没有发生。Jacey说，对公共场所偷拍个案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只有在监控镜头拍到或及时抓住当事人的情况下，报案才能得到处理。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一些寻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帮助的女性反映，当场报案，对方也可以马上删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没有证据，只能算了。还有一些人手机里的确有偷拍照片，但没有拍到隐私部位，最后也会被认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当做一件“小事”——不过是几张照片、一瞬间的事情。但它并非小事，“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后，受害者们一直无法放下它带来的恐惧感。

微博上部分网友的发言

她们会害怕回到事发场所，当那个场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时，她原本的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除了恐惧，受害者还会感到愤怒、被羞辱、价值受损。偷拍，漠视或否定了她们的“性自主权”——一个人能决定和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以何形式、向谁人展现自己的身体。

正是对受害者经历的体察，“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一直将“偷拍”视为“性暴力”的一种。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生效，就窥淫、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发布源自上述两项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订立特定罪行。新订的四项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5年。

03

公共场所中

女性本可以更安全

“是不是你当时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没有察觉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听到这样的言论，当性暴力发生时，第一个矛头总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样的苛刻也发生在女性主张自己被偷拍时。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相机握在对方手里，女性本就难以百分百确定偷拍的发生，就算确定，取证也十分困难。Jacey认为，与其批评女性主张后发现“证据不足”，不如讨论为什么女性在公共交通场所中有这么强的不安全感。

当女性总是被社会苛责时，受害者会觉得没有人站在自己这边，自己一个人要去对抗一整个世界，从而选择沉默。

MTR港铁宣传片

事实上，除了偷拍者与受害者，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参与者：警方、公共交通营运公司、旁边的乘客。交通工具内是否释放了禁止偷拍的讯息？地铁站职员，是否可以及时出现？旁边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发现偷拍该怎么做？

据Jacey介绍，港铁上张贴了不少防范偷拍、鼓励乘客举报的海报，这样的氛围可以让受害者觉得，公众站在自己这一边。在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里，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达出来。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为坏女孩时，偷拍者也面临着同样困境——他们被认为是变态。彭凤仪遇到过一名年轻男子，他在地铁月台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说：“有病就应该看医生！”

彭凤仪发现，社会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会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病，因此他们总带着无形的危险。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这种叙事。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发现，受访者会用“走火入魔”来认识自己偷拍的行为，而将对抗偷拍，形容为“驱鬼”。他们自己也将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恶力量所影响而导致的行为”。

如果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它只针对特定性别？“总是男人有病，女人没病？”彭凤仪说，把偷拍进行病态化处理，这样一来，公众就会认为，这是极端个体，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

04

面对偷拍

无人能置身事外

在“明爱朗天计划”的咨询室里，许多问题和经历被第一次谈论和提起。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记录了50名偷拍者在咨询后得到的全新认知。

他们重新讨论了香港地区的性别平等情况，虽然平等的观念不断被强调，但不少偷拍者仍将传统的性别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负责养家。

受访者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再将偷拍女性作为疏压的手段，让自己陷于勉强的境地，又对女性不敬，并不了解真正的性别平等。

在这些偷拍者的讲述中，他们似乎不能意识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个体。

480.0艺术空间活动海报 有关“影像性暴力”

这些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色情媒体，总是通过偷窥和物化女性身体的视角挑起观众性欲望，这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用这种视角对待他人身体。

有些受访者，还会提到“狗仔队”偷拍名人、互联网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偷拍性质并不相同，但也异化了他们对偷拍女性的意识。

让偷拍者讲述他们的理由，并非要为他们的行为开脱。“我们必须从整体理解这个问题，反思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伴侣口中那么好的人被偷拍问题打垮。”彭凤仪说。

MTR港铁防偷拍广告

经过这一系列访谈，他们发现，偷拍不是一种“病”，或是“上瘾”那么简单。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有性别教育的缺失，有社会救济的不足，也有着社会观念的影响——

事实上，主流文化对一般的偷拍是默许的，大家对这些普遍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而很少探讨这背后涉及的道德问题及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无人能置身事外的问题。公共车厢里偷偷举起的摄像头，照着整个社会。

出事

7月31日，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31人死亡的消息传来时，李梅花心里一哆嗦，她觉得庆幸。就在20天前，因为天气炎热，她将脑血栓半瘫的儿子接回家。她不敢想“如果”。 

李梅花家所在的北京密云区太师屯镇大漕村，在镇北5公里外。李梅花说，7月以来，雨水连绵。到了7月28日早上，雨格外大，雨声打在石棉瓦上砰砰响，雨滴得有黄豆大小，落在地上一砸一个水坑。好在大漕村地处一处坡上，没有出现被淹的情形。到了8点，李梅花住在密云区里的二外甥打来电话，询问李梅花的儿子在哪里，有没有看见自己母亲，也就是李梅花的大姐。大姐跟李梅花的儿子之前一起住在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内。外甥说联系不上母亲。

李梅花那时还不知道，5公里外，大姐居住的养老照料中心所在的葡萄园村已经被洪水淹没。养老照料中心靠近太师屯镇镇中心，一条马路将太师屯镇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面是太师屯镇政府、法院等机关单位所在地，南面是葡萄园村，清水河从南侧经过，向西注入密云水库。太师屯镇北面地势高，南面地势低。养老照料中心就在葡萄园村的东侧。

葡萄园村东侧，清水河北岸被冲断的道路和堤坝（陈银霞 摄）

公开信息显示，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于2021年11月15日正式备案运营，共有入住房间40间，可同时入住80人。养老照料中心呈“回”字形，均为一层平房。院门在西侧，进门中间是一面墙，上面写着“太师屯养老照料中心”几个大字。东侧为厨房和餐厅，南北两侧分布着住所，中间空地搭建有镂空的雨棚，为室外活动场地。李梅花告诉本刊，住在养老照料中心的多是因病无法自理的老人或残疾人，老人年纪在60-80岁左右，家中无力照料。

李梅花的大姐最后被证实在遇难的31人里。她今年80岁，住进养老照料中心才3个月。去年，大姐肠里长了肿瘤，做完手术后需要挂着粪袋生活，但勉强还能自理，儿女轮流照顾。今年年初，她又得了血栓，半身不遂。李梅花说，两个外甥都60多岁，大外甥的子女在外奔波挣钱，他需要接送孙子孙女；小外甥身体不好，心脏搭桥手术做了两回，都没办法伺候母亲。 

李梅花的儿子是院内少有的年轻人。六年前，有天早晨他突然说不了话，动弹不得，夫妻俩赶紧把他送医院，是脑血栓。这之后，他只能躺在或坐在床上。为了帮助儿子走路，李梅花用两根绳子分别绑住儿子的双腿，拉着他的脚动弹，丈夫搀着儿子，从走两三步，慢慢到能走几百米，台阶处他抬不起脚，都搁上木板。但儿子身高180厘米，已经年近七十的老两口照顾起来费力，送养老照料中心前的几年，李梅花丈夫累得腰间盘突出，李梅花头发花白，脸上都是褶子，两人都精瘦。 

更难的是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又与儿媳妇早早离了婚，家里原先靠儿子在附近打零工养活，老两口给村里锄地补贴家用。顶梁柱病倒后，老夫妻俩没法出门干活，还要供养刚念大专的孙子。孙子懂事，周末在餐馆打工供自己念书，去年过年就回家待了一夜，他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初一早晨就走了，“过年有三薪，他想多挣点”。 

李梅花说，2023年秋天，是大队书记联系他们夫妇，建议他们把儿子送去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村里看我们俩太辛苦，想减轻我们的负担。”李梅花夫妇说，儿子是残疾人，也是低保户，养老照料中心对此有优惠，一个月只要交100块钱护理费，后来涨到200元，钱从700块钱的残疾补贴里扣，不用家里掏钱。李梅花了解到，根据身体自理能力不同，其他人的入院费用，大概在2000-3800元左右浮动。

对于养老照料中心，李梅花夫妇非常满意。李梅花说，一个房间住2个人，有独立卫浴，空调和风扇，地面是白黄色的防滑地板，大白墙，单人床类似病床，可以摇起来。枕头被褥均由院内提供。伙食也很不错，一周有两顿肉，一顿是焖猪肉，一顿是焖鸡腿，每周还包一顿饺子，还有炸油饼、包子、烧饼，都是厨师自己做的。隔一两天还有瓜果梨桃，“比我们吃的还好。”

李梅花告诉本刊，除了一名60多岁的男性保安，院内主要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包括院长和会计，十几个护工，两名厨师。他们对院长印象不错，她是一个50多岁的妇女，皮肤白净，说话客气。他们记得，去年冬天儿子的一条棉裤穿了2个月，院长掏钱给买了新棉裤和短裤。护工的照顾他们也满意。夜里，护工每隔一小时会去各方房间转一圈，轻轻推开门，看看大家睡着没有，帮忙盖被子。每天，护工都会穿着胶鞋给老人洗澡，一天会擦4遍地，“每天都是溜光锃亮的，非常干净。”

好的口碑传播下，镇上周边村庄行动不便的老人纷纷入住。李梅花夫妇说，2023年秋天儿子刚去时，全院才30多个人，后来几乎住满，他们村里就有10多个人住在那里。没想到，7月28日的这场大水，将一切淹没。

村民看到，洪水最初从清水河的一处较低的堤坝处冲出（陈银霞 摄）

洪水

洪水是在28日早晨6点左右冲入葡萄园村的。家住葡萄园村东南角的刘军，早上五点半骑着三轮车准备去镇上的建筑公司上班。车子行到村内的低洼地带时，路面已经有到小腿肚深的积水。雨下得很大，噼里啪啦打在刘军的雨衣上。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严重性，将车倒回来，准备走村东地势更高的佛山东路。但在距离佛山东路六七十米时，刘军眼瞅一堵两三米高的“树墙”，向他滚滚而来。他立刻掉头回村，大喊“水下来了！”

不少村民闻声起来，借助梯子爬上屋顶。在屋顶上，刘军看到了洪水的整个走势。刘军告诉本刊，村子南侧毗邻清水河，平常清水河的水不到小腿肚。但那天河里的水特别大，水位暴涨，桥梁约三四米高，水位离桥面只有不到一米。公开数据显示，7月28日5时25分，葡萄园水文站最后一次更新的信息为，水位172.61米，流量已经无法显示。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28日清晨，清水河最大流量达每秒2800立方米（超百年一遇），是平时流量的1500倍。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南向本刊分析，清水河上游有三条支流，从北到南依次是大黄岩河、小黄岩河和清水河上游主干。从27日23时开始，一直到28日上午9点，除7-8点外，流域内总有超过50mm的极端降水落区，在三条支流汇雨区内摆动，使清水河下游水量持续推高。而且暴雨落区也是逐渐往下游发展，会造成上游汇流洪峰和下游降水碰头，5-6时降水最为猛烈，雨峰碰头效应也最强，可以解释下游太师屯镇6点多的水位暴涨。 

太师屯镇上游，靠近清水河边的一个村庄，洪水最先冲击沿河的村庄（黄宇 摄）

当时，站在屋顶的刘军看到，迅猛的洪水直接冲出清水河里一个较低的堤坝，往村子奔来。不过，滔滔洪水卷着十几米长的树木，被佛山东路两侧的树木挡住。洪水拐弯向西南，冲入北侧毗邻清水河的一条小河，两河间的公路迅速被冲毁，紧邻的清水河河堤，也被冲出一个豁口。刘军说，但水流紧接着遇到了小河西侧堆积的建筑垃圾和石块，洪水再次扭转方向，朝着葡萄园村奔来。 

养老照料中心地势低洼，是最早一批遭遇洪水的建筑。李梅花邻居的女儿家住养老照料中心西北五六米的位置，她告诉李梅花，那天她转身回屋拿个手机的功夫，水“呜”一下灌进来，到了腰部，“都没超过两分钟”。李梅花的堂哥李丁和一位同村村民李凯也住在养老照料中心。一位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告诉本刊，照料中心院门为栅栏门，水流没有阻挡，直接灌入。刚刚发现院内进水时，大家尝试用用椅子、柜子等挡住屋门，但水从门缝那快速渗进去，李丁他们只好和几个护工一起，赶紧把无法活动的老人一个个抱上窗台，让他们抓着窗沿。

李凯告诉李梅花，当时南边宿舍有个驼背老人，发水后慌乱地跑到北边宿舍。他发现后，托住其赶紧上到窗台。李丁则在第一时间将半身不遂的妻子抱到窗台上，他再上去，一手抱着妻子，一手拽着窗帘。“水哗哗直直往上涨。”李丁腿不太好，站在冰冷的水里，抱了妻子一个多小时，直到撑不住才放手。

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在7点抵达养老照料中心附近。但因水流湍急，救援力量难以进入，直到10点多才陆续有被困人员被救出。北京市军红救援队队长余长安告诉本刊，他们是28日上午11点25分到达太师屯镇政府。当时已经有不少照料中心的人被救出。

虽然镇政府到养老照料中心的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但载着冲锋艇和救援队员的铲车想靠近养老照料中心并不容易。水自东向西冲刷而下，养老照料中心南北两排房子及两侧房屋均为东西向排列，这导致养老照料中心周边的几条胡同被洪水占领，铲车想要接近养老照料中心大门，需要先横穿过几道急流。余长安回忆，水流急到“如果人下水就会迅速被冲走”。避开倒伏的大树和电线杆，铲车最后停在养老照料中心大门附近。队员将一艘冲锋艇放入水中时，急流带来的水压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将冲锋艇按在了铲车挖斗的锯齿上，直接把艇刺破了。

图源：央视网报道截图

好在有另外两艘冲锋艇成功入水，但由于水下杂物太多，衣服等织物会缠绕在舷外挂机上，导致发动机连续多次启动失败。冲锋艇进入养老照料中心时，里面的水位已达到两米多深，接近房檐。救援队员看到，多位老人躺在屋顶上，状态虚弱，少有力气呼救，有的老人光着脚。这些老人大部分是失能或半失能状态，无法自主行动，他们是先前由消防队员一个个从房间运出来送上房顶。据澎湃新闻报道，参与养老照料中心救援的队员陈德立描述，他们搭了简易的扶梯，接着、拽着屋顶上的老人上到冲锋艇，运到另一个屋顶后，再用铲车挖斗接出去。

李梅花的堂哥是第三批被救出的，时间是11点半，堂哥向她回忆，救援队从冲锋舟上跳下水，破开窗户或门，游泳进入屋内，将救生衣穿在堂哥的身上，两三个人才能救一个。余长安后来在镇政府注意到，有一位老人裹在被子里被队员抬进来，他已经无法动弹，明显受到极大惊吓，不发一言，只是流泪。

北京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洪水当天，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共有77人，其中工作人员8名，69位老人中有失能半失能55人。因为洪水遇难的有31人。“长期以来，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这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在发布会中反思。

不足的准备

洪水过后，葡萄园村和附近村里的村民回想起来，觉得心惊和侥幸。一位村民告诉本刊，洪水到来之前，葡萄园村已经下了五六天雨。7月26日晚6点58分，北京密云区发布的暴雨预警为蓝色预警，这是暴雨预警中最低的一档，而2小时后的9点06分，暴雨预警迅速升为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预警，2小时内连升3级。 

北京市防汛办提示，27日0时，针对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请三个区及市级有关部门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相关工作。3小时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27日3时至28日3时，延庆东部，怀柔大部，密云西部和中部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

不少葡萄园村村民注意到了10086和密云区应急管理局发来的预警消息。葡萄园村25岁的村民许晴告诉本刊，她和不少村民都没有太放在心上。许晴说，葡萄园村属于河边开阔地带，既非滑坡、泥石流高发地带，也非密云水库下游，村里几十年来从未发过洪水。“一直到7月27日，太师屯都这里没怎么下雨。”关于这场雨，村民听说，部分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已经提前撤离。

村民向本刊展示她事发前收到的预警（陈银霞 摄）

北京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的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7月27日下午2点左右雨下得特别大，几乎是瞬间积水没过了膝盖。到了夜里在山洪的冲击下，村里的桥和许多房屋外的坝被冲坏了。好在，村里在接到上级的紧急调度会后在7月26日就开始转移居民，先转移处在泥石流易发区的人家，再转房屋比较老旧的。一些住在地势较高位置的人家留在村里。

多位葡萄园村村民告诉本刊，他们并未有收到提前撤离的通知，也因此没有任何准备。许晴的母亲早晨5点多起来，听到外面呼呼的雨声，开车出门准备去河边查看。结果车子开到路上，街上积水已经没过脚面，后视镜、后玻璃和倒车影像均被大雨模糊，无法倒车。想起闺女和8个月大的外甥女在家，母亲顾不得拿伞，冒雨淋回家，将还在睡梦中的许晴夫妇喊醒。许晴赶紧拿上奶瓶、奶粉，其他什么都没拿，就抱着孩子跑上车，大门都没有关。86岁的王宏看到河水涨到了大坝边的树根处时，他把全家人叫着上房顶。家里的雨伞不够，3个人打着雨伞，4个人一起撑着一块防水雨布，在房顶上站了2个多小时。

洪水来之前，一些村民说自己最担心的其实是地震。唐山大地震时，葡萄园村有不小的震感，经历过地震的王宏等几位村民告诉本刊，大地震之前，村里也是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紧跟着开始地震。太师屯镇小漕村一位村民提到，28日前后几天下雨她总睡不踏实，晚上常常和老伴坐起来看雨势，还把瓶子倒扣在桌上，想着一听到声响就赶紧逃命。

救援最初也由村民自发形成。35岁的葡萄园村村民段晓成参与了28号的救援。他和朋友一行五人，三人开一部铲车，另外两人划着自家平时打鱼用的带电机的皮筏艇，从早上七点多到傍晚六点，共救出一百多个村民。救援十分匆忙，他们经过哪条胡同就进去，多数胡同只有2米宽，有的胡同甚至只有一米多，是铲车宽度的一半，这时铲车就在路口等候，让皮筏艇进入。他们一路大喊，铲车的噪音、水流声加上玻璃的阻隔，“你喊他听不见”。段晓成只好下到齐胸高的水里，挨家挨户拍村民家大门。

葡萄园村（黄宇 摄）

即使是专业救援队，应对这次的急流救援，也觉得困难。余长安坦言，太师屯镇遭遇的是典型的城镇内涝叠加急流，建筑密度高，道路狭窄，水下障碍密布。余长安极少见到这样“纵横交错”的内涝，房屋正好全是东西走向，一条条巷子变成一条条小河流。余长安表示，像北京的很多团队一样，他们熟悉的是静态水域，比如城市内涝，水面慢慢上涨。平常，北京也很难找到真正的急流训练场地，他们尝试过使用奥林匹克公园皮划艇训练的水域，但价格高昂，3小时9000元，一次只能训练半天，真正想训练的话需要去往云南。 

广东蓝天救援队副队长胡晓光告诉本刊，北方的救援队平时更多侧重于地震的救援训练。胡晓光说，在广东省内及周边省份，台风和山洪很常见，队伍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山洪救援，水域救援是队伍的重要训练项目，从4月至11月，每月会开展一次水域救援的训练，每次四天三夜，包括急流训练。在胡晓光的经验里，山洪来临前，南方地区各县各镇都会接到提前撤离的通知，正常情况下都会把养老照料中心、幼儿园、医院这些场所纳入撤离预案，先将他们转移。如果没有完全撤离完毕，在救援队到现场后，这些场所会被纳入最先救助的范围。

7月31日，被淹后的第3天，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内的水已经退去，留下脚踝深的淤泥，泥痕爬到了墙面2米多高，屋里的床铺、轮椅、柜子满是泥污，成人纸尿裤浮在泥上。都是洪水的印记。

（文中除郝南、余卫国、余长安、陈德立、段晓成、胡晓光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网民：谁还记得黄杨小姐、蒋小姐、董小姐？

幼儿铅中毒案件提级调查的通报来了，结果在意料之中，但请恕我难以接受。

第一，含铅颜料的源头治理应该担起责任

通报介绍了幼儿园厨师通过电商平台购买颜料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4月，并且每月6次做给师生食用，这解释了孩子们慢性铅中毒如此严重的原因，也让我们对这些孩子未来的康复前景深感揪心。

但对广大公众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可以理解官方不愿意公开颜料成分的顾虑，无非是担心公开后引发效仿犯罪。但作为一省政府，调查发现了一种能够轻易通过电商平台买到，并且能够掺入食物中不被发觉的有毒物质，不应该无动于衷，而是应该追溯源头，排查风险，避免更多人因为“误买误用”导致铅中毒。

是的，从通报内容已经可以断定该幼儿园买到含铅颜料属于误买误用。因为指示厨师购买颜料的幼儿园园长自己也吃了三色发糕，自己也铅中毒了，所以可以完全排除明知有毒而故意使用的情况。

这就说明，在电商平台购买相应黄色色素时，存在某种容易导致用户混淆或误解的情况，可能会让含铅颜料混入食品生产流程。而这一风险，绝不只是威胁一家幼儿园或一座城市，绝不该放任其继续存在。

在基本常识公众号此前被消失的文章里，我也揭示了电商平台有其他餐饮用户涉嫌购买含铅颜料的情况，调查组不应该视而不见。

参与联合调查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卫健部门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去追溯和治理这一情况，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不应该让检验科医生背锅

涉及幼儿血铅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官方通报给了两个解释，一个是医院检验科的医生人为修改了数据，另一个是疾控部门在集中检验时操作不规范导致数值偏低。

作为科普博主，我就不跟他们客气了，这两个理由纯属瞎扯，纯属甩锅。

医院检验科的医生如果不是受到上级压力，没有任何动机要去修改患者的检验结果。检验科医生执行了错误的、会伤害患者利益的指令，的确有违医德，但绝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罪魁祸首，必须是下达指令要求修改检验结果来试图掩盖幼儿铅中毒的那些人。

我完全明白调查组的心思，实际上包括医院领导和市政府领导在内的一批人都已被立案调查，会受到事实上的处理。但这是不够的！

应该要把这些人试图掩盖真相的动机和做法公开出来，才能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才能让当地官员真正吸取教训。

实际上，当地之所以出现这种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村民集体铅中毒事件，当地干预血铅检验结果掩盖真相的做法没有被公示，没有被追责。如果这一次还是遮遮掩掩，只怕不可避免还会第三次重蹈覆辙。

第三，不该让疾控部门背锅

关于疾控部门血铅检验数据与实际不符的原因，通报说是因为检验人员操作不规范，把样本静置了两个多小时导致检验数值偏低，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首先，对整个幼儿园的师生开展集体血铅检测，这个决定必定也只能是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向省里汇报后作出的，对疾控部门来说，这是超出日常工作的特殊任务，更是来自上级领导的直接指示，不可能不重视。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说，当地领导在决定启动集体检验的时候必定是想要了解幼儿铅中毒真实情况的，至于要不要向家长如实反馈结果，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可能出现“疾控部门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的情况，他一定清楚事件的性质，没有那个胆子不重视。

然后，性质如此严重的事情，随时可能有重大舆情风险，领导需要先掌握实际情况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而且一定会催促加急处理。你要说疾控部门为了赶时间没有充分处理样本我还勉强能信，这种大领导交办的火急火燎的事情还让样本静置两个多小时，这不合理。

同样的，我也能部分理解调查组让疾控部门背锅的出发点，从舆情应对角度来说，工作能力不足比系统性造假的性质要轻微得多。但这种严重消耗疾控部门专业性的做法我是绝不赞同的（虽然也没人问我意见）。

疾控中心是要对公共卫生安全负责任的，不是用来给某些人擦屁股的。以如此低级的技术错误来贬低疾控部门的专业能力，你让市民公众以后如何信任疾控中心的检验结果？当地的艾滋病防治、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工作以后还怎么开展？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实事求是，是这道题最好的解法。

网民：警惕网约车行业家族化、门阀化

猜到的部分是——

这个事就是幼儿园的事，跟外部环境啥的没关，当然，这部分肯定还有很多人不信，不服。

没猜到的——

厨师牛某元、文某芳在上述颜料外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这不是无心之失，他们不是没看到那么醒目的提示。

该幼儿园曾购买使用天然果蔬粉（食用色素），价格为5.04元/100g，较颜料价格低，但使用比较后认为掺入颜料更鲜亮。

他们不是为了图便宜才出的差错，纯属故意。

说到底，还是蠢，他们居然以为这样可以瞒天过海？

这部分，也会有很多人不信，但是，人，真的是可以蠢到让正常人难以理解的。

期待后续的——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血铅检验数据问题，调查认为，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及其检验科管理混乱，岗位职责落实不到位，实验室质量控制执行不到位，相关检验人员缺乏系统性培训，该复检的未复检且直接修改检验结果，严重违反职业操守……该院检验科此前也存在违规修改血铅检验数据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深入调查中。

为什么修改？谁指使的？

调查发现，该医院有关负责人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已对该医院院长唐志锋、副院长周朝晖等5人立案审查调查。

不想看到有关部门眉毛胡子一把抓，该医院的领导，到底有没有明确命令一线人员修改数据？

调查组专家对甘肃省疾控中心血铅检测数据严重失真问题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甘肃省疾控中心检测人员7月2日至3日在检测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和教职员工共267份血液样本时，将检测样本振荡摇匀后静置时间过长（2小时40分钟），导致出现血浆和血细胞分层，取样时未混匀，仅取上层血浆进行检测，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检测结果与实际值出现巨大差异，严重违反《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GB/T16126-199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T316.2-2018）等相关规定。

调查发现，甘肃省疾控中心在接受该重大紧急任务后，没有引起重视，组织管理不力，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检测人员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检测结果严重失真。后又通过多种方式逃避责任、阻碍调查。

还是同一个问题：谁指使的？

调查发现，该中心党委书记王文军、主任孙建云、理化实验室主任李拥军还涉嫌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这一点我没有太关心，经济问题是共性问题，我想追问的还是上面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明确指使下面的人修改检测方法修改数据？

官方通报用了六千字还原真相，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错误为何持续了一整年无人阻止。从数据造假、监管失守，到制度沉默，这场危机暴露的远不止“个体违法”，而是一整套体系的失灵与麻木。

7月20日深夜，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长达六千余字的调查通报，详细披露了“天水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的全貌。反复读了好几遍，最令人挥之不去的感受却只有四个字——“不可思议”。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孩子们反复接受血铅检测，异常数据层出不穷，却从未触发任何公共卫生响应。医生篡改报告、疾控中心操作失范、市场监管形同虚设、教育部门包庇无证办学——每一环节都出了问题，合力构成了“灾难的合谋”。

这不仅是一次“人为添加有毒颜料”导致的刑事案件，更是一次层层失职、系统性崩塌的公共卫生与监管危机。

一包6块钱的颜料，击穿了整个系统

通报确认，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涉事厨师和园长为提升食品外观吸引力，将明确标注“不可食用”的红、黄、绿色工业颜料掺入食品加工，严重超标的黄色颜料含铅量高达209,890 mg/kg，餐点中的铅含量也突破千毫克/公斤，波及全园幼儿和教职员工。

天水市褐石培心幼儿园发生大规模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看似源于个别厨师非法添加“不可食用”的工业颜料，但调查通报披露的真相远非“个别人犯罪”所能解释。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园长是否拍摄了漂亮的发糕照片，而在于当系统失灵、监管形同虚设时，即便已经有儿童被检查出高血铅，依然无人警觉、无人阻止。

这种荒谬却真实的逻辑，直指教育、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交界处的监管洼地。讽刺的是，该园曾一度使用更便宜的天然色素，只因“颜色不够鲜亮”被弃用。对“好看”的扭曲审美、对风险的无知，最终以数百名幼儿血铅暴露为代价。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些颜料并非黑市来源，而是通过电商平台轻松购得。电商平台对食品级与非食品级颜料的销售边界模糊，更值得广泛讨论。

三甲医院“习惯性篡改”，疾控中心“严重违规”，不是个案，是体系之殇

整起事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两个关键卫生系统的集体失职。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在过去一年中反复检测出多名幼儿血铅异常，却无一例报告、预警或上报。而在七名受检幼儿中，竟有两名的血铅值被人为大幅度“降改”——最高值从440μg/L被改成103μg/L，瞬间从严重中毒变成轻度或“正常”。通报还披露，该院“此前也存在违规修改血铅数据的问题”，表明这并非孤例，而这样的“惯性操作”存在多久，危害几何，无人可知。

这种“以数据掩盖危机”的惯性，才是真正的健康杀手。当检测数据可以随意更改，公众还能对任何医学报告心存信任吗？除了血铅值，我们是否也该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关键健康指标也在默默被“美化”？如果医院不再是揭示病情的地方，而是粉饰问题的工具，那普通人还能靠什么守住健康底线？

而另一端，作为公共卫生防线的甘肃省疾控中心，也在“应急检测”中操作严重违背标准，将血样静置过久取上清液检测，导致267份样本“严重失真”的低级错误。更离谱的是，该机构不仅事前缺乏评估、准备不足，事后还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责任、阻碍调查”，连最基本的质量控制体系都缺失。

当医疗机构主动篡改数据，疾控中心操作离谱，公共健康信息体系还能信吗？在这起事件中，孩子们不只是受害者，更是被这个系统“二次伤害”的人群。

就在通报发布后的4小时，甘肃省人民医院宣布托管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同时，选派甘肃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何锦担任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选派36名儿科、中毒治疗、消化、心理卫生、检验等省级专家长期入驻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诊疗服务。这家被通报点名“习惯性篡改血铅数据”的三甲医院，成为事件后首个被高位接管的责任单位。

幼儿园背后，是放任与利益的网络

通报还显示，涉事幼儿园从一开始就是“无证招生”，但当地教育局对此“视而不见”；区市场监管部门季度检查流于形式，多人收受好处、接受宴请。涉及贿赂、权力寻租的链条清晰可见。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所幼儿园并非孤例。通报指出，其实际控制人李某芳还投资开办了另外三所幼儿园，虽然目前尚未检测出异常，但事件的发生已提示我们：若不是这次偶然曝光，“火星”很可能已在多地埋下，只待引燃。

“层层设岗、人人失职”的局面，本质上是责任机制的彻底失灵。一套本该保护最脆弱群体的监管网络，在低成本寻租、高风险容忍和责任转移中，彻底坍塌。

通报字字千钧，却难掩公众的愤怒与失望。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想发问：当三甲医院的数据靠不住，疾控中心的检测靠不住，监管部门的审批靠不住，教育系统的把关靠不住，孩子的健康靠谁来守护？

这不仅是一场“地方灾难”，而是一场制度性的压力测试。它证明了：风险不是“个别人的过错”，而是当整个系统默许、放任、甚至助力这些行为时，悲剧便成为一种“制度性结果”。

人们原本以为的“最安全的地方”——校园、医院、监管机构，竟成为了最早中毒、最晚响应的黑洞。而即便真相已经浮出水面，问责、修复与制度重建，依旧滞后于公众信任的崩塌。

这份通报，写尽了制度的尴尬与悲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颜料从哪儿来，而是这样的事件，如何在一个“看似严密”的公共卫生体系里，持续一年无人发声。

我们终究还是希望，世界不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每一次真相落地的声音，都像是一记巴掌，提醒我们这个幻象到底有多薄。

制度反思与防线重建

天水血铅事件已进入刑事追责阶段，但问题远未结束。制度在哪些环节失守？哪些失误并非“偶然漏洞”，而是“结构性缺陷”？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一一厘清、追根溯源，下一次中毒事件仍可能在沉默中重演。

第一，食品添加物的监管存在严重制度盲区

调查显示，涉事厨师在多个电商平台购买的所谓“食用色素”，实为明确标注“不可食用”的工业颜料。这些商品却能堂而皇之进入餐饮供应链，甚至被多家幼儿园长期使用。这暴露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多重盲区：

• 电商平台商品审核失守，相关算法存在“关键词误导”风险；

•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非法食品添加物”的预警清单与执法指南不完备；

• 一线从业人员缺乏基本培训，仍普遍存在“以颜色好看为标准”的误用观念

• 在校园餐食这样高度敏感的领域，制度竟未能筑起最基本的筛查与预警屏障，这不能只是“个体失误”。

第二，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信号识别机制严重滞后。

从第一名孩子检出血铅超标，到媒体曝光引发舆情，经历了超过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内，医院、家长、园方均在孤立无援地面对一个个“偶发个案”，没有任何系统整合与风险响应机制介入。这显示出我国在非传染性公共健康事件方面，依然缺乏以下基本能力：

• 对“散发异常数据”的早期识别能力（如多起血铅异常是否形成聚集性事件）；

• 基于健康哨点的多源数据整合机制（医疗-疾控-教育信息壁垒未打通）；

• 公共卫生机构的主动风险通报机制（地方疾控中心更像“检验外包单位”而非“风险管控核心”）。

在传染病监管之外，我国亟需建立覆盖更广、响应更快的“全风险型”公共卫生治理架构。

第三，监管责任必须“常态可问责”。

此次事件后，甘肃省已对教育、卫健、疾控、市场监管多个系统进行问责、处分甚至刑事立案。但若制度本身没有常规自我检验与预警能力，问责永远只能依靠“群众举报”和“媒体曝光”，这显然是一种极低效的治理结构。

未来应从制度上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 地方政府对辖区幼儿园食品安全负有兜底责任；

• 医疗机构发现异常检测结果，需上报疾控部门与教育系统，形成闭环机制；

• 建立校园餐饮系统从原料采购、添加剂使用到膳食管理的全流程追溯机制；

• 鼓励“有组织的父母参与”机制，赋予家长合理监督权利与信息获取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报明确指出，除褐石培心幼儿园外，辖区内其他幼儿园均未发现类似情况，相关环境样本也未检出超标铅含量。

如果这些数据可信，那么这起严重个案，或许也能成为一次制度修复的契机。在毒素尚未扩散至更大范围前，它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倒逼整个系统重新审视其风险识别、监管责任与预防逻辑。

我们终究还是希望，这个社会不是任由“草台班子”搭建秩序。但每一次真相落地的声响，都是对幻象的击打，提醒我们：制度性的安全感，如果无法自证，就终将失去人们的信任。

当然，我们也应感谢那些在事件中推动真相揭示、坚持原则的人们。从一线不眠不休的执法人员，到坚持标准的技术专家，再到促成“提级调查”的体制内推动者，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这起本可能被湮没的事件最终得以上达，被重视、被揭示。制度在局部崩塌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了某些尚未熄灭的责任感与正义意识。正因为仍有人在守护底线，我们才不应轻易丧失对修复制度的希望。

或许很多年后，大家回望此事，会对园长和厨师的动机仍有质疑，或觉得他们“愚蠢”甚至“可恨”。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出于何种荒唐原因——意外地撕开了这个系统性问题的帷幕。让公众得以看清，让问题得以揭露，让改革被迫启动。

写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女学生，公号有100＋的取关，我猜大多是不满于文章对学校的批评立场。一个月来，这是公号出现的第二多取关评论，第一多是写苏超话题的，大概有近200的取关量。尽管每一篇都有取关，但这两个算是突出。

苏超的取关量大、愤恨指数高，在我预料当中，因为在疫情时候写过南京老太成为扬州城“毒王”时就领教过了。江苏的内讧文化相当流行，人们之间靠偏见建立彼此的初步认知，但听不得说江苏的坏话，听到了就会一致对外，扣响扳机。

大连工业大学这个事，涉及到最容易对立的性别话题，某些男性读者容易建立临时的“友谊”，此情此境，与苏超的“拒斥外人妄议”是一样的情绪机制。由此可见，任何一个赛博集体都是不稳定的情绪体，今天要说到的主题也会遇到同样问题。

大连工业大学以有碍国格校誉为由，开除那位女学生，其舆论的爆点，即是众多党媒和机构媒体点了该学生的姓名，很多是放在标题中显示。一些媒体在被舆论炮轰后，匆忙删改了学生姓名。虽然改了，但这笔账算是记下了。

先不讨论学校有无权力在通报中使用拟处分学生的全名，现在值得讨论的问题是：1机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上公开该生姓名是否妥当？进一步地，2如果在这件事上媒体修正了报道，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后的报道中都不能对新闻当事人指名道姓？

我的看法是，机构媒体在报道中应当展示该生的全名，但这么做要符合一个前提，那就是机构媒体要有真实的采访动作，并且要做出尽可能平衡的求证。也就是说，是否露出当事人的姓名，应当是在尽到全部采访报道责任后斟酌的结果。

斟酌的结果是可以公开新闻当事人的姓名，也可以使用化名或像政府公文那样的姓+某某的称谓，做一些隐藏。而采用后者的考虑就是，当公开报道这个人涉及的事务会给她造成麻烦，或者当事人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公开姓名会恶化她的遭遇。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新闻当事人的选择，如果TA愿意实名或拒绝实名，新闻机构尊重照办即可。但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事情被报导时，机构媒体很少或没有配套专业动作，而成了通报的复读机和放大器，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与能力双双丧失。

拿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女生一事举例，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我没看到一篇像样的长消息，5个W1个H这种最基本的消息体例都没有，全都是对学校通报的照抄照搬。新闻媒体因此遭到炮轰，并不冤枉，但背后的脉络与背景在谴责与慌张中很少人会深思。

在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中使用当事人的姓名，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应当不分性别地执行，哪怕是警方通报中隐去的姓名，新闻媒体也应当补全，或者按照专业主义操作去执行，而不是任由外界有意无意的影响，即使有时这看起来不近人情。

假如我们在报道某个事件时，通篇都是某某某，或者全都是化名，那除非题材特别重大到足以抵消这种不真实，否则都会让新闻本身显得可笑与荒谬。在时下，舆论讨论确实不在乎（有时又特别在乎）姓氏名谁，但有自尊的报导者不能将新闻的标准降至舆论的水平。

这里要提到，在汤兰兰事件、鲍毓明性侵李星星两件事上，我赞成当时的新京报、澎湃新闻和财新的报道努力，为此也专门写过辩论文，支持它们对疑似受害女当事人的追踪报道、以及用可以交叉合适的事实描绘面貌复杂的女性当事人。

这种赞成与坚持的出发点，是希望记者能够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哪怕最后的报道不符合政治正确，但仍应该身体力行；同时，也希望有限的读者能理解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即使它可能在一时一事上令你们不爽，但对了解真相有着整体利益上的促进。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简单来说，它就是在求真意识下，执行一整套事实核查的技术能力。当然，在现有的信息环境下，坚持能做到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下采访报道、品评事件，已经相当困难，矛盾最后竟聚焦在姓氏名谁这一点上。

诚实地而不是装腔作势地讨论女生姓名的公开与否，就该确立这样的背景，沿着上述脉络。机构媒体集体无意识地处理女生的姓名，实际上象征着机构媒体长期以来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沦丧，我一直愿意为基于专业主义的做法辩护，但现在我觉得困难。

困难之处在于，机构媒体很少能持续地遵循专业手法处理新闻，当它们处理不当受到谴责时，已经无法从道与术两个层面加以辩护。你可以为遵循整体专业框架的激进采访辩护，也可以为揭示不受欢迎真相的记者辩护，但你无法为稀巴烂的自甘堕落辩护。

机构媒体正在陷入与政府相似的境地，因为无法在核心价值上自主，无力做整体上的匡扶，而在越陷越深的日常道路上，因为不得不做出有缺陷的新闻而备受指责。又因为新闻比通报的出现频率更高，所以机构媒体受到风评摧残的程度也比政府更厉害。

经过大连女生这件事后，假如机构媒体想到的改进，不是检视并提振专业操作，复兴新闻专业主义，而是在所有报道中隐去当事人名字，那就是最糟糕、最坏的状况，意味着机构媒体的堕落无底线，将会继续被蔑视，那可真是无可救药了。

这篇文章一出街，估计会引发新的取关热情。如果每一篇公号文都能得罪不同的人，只能说明人的愤怒管理不善，以及读者所代表的人类价值清单并不是那么丰富。虽然对媒体拉清单很欢乐，可新闻媒体若不能按新闻规律做事，最终会将灾难均摊给每个人，包括那些整天谋划媒体融合的媒体话事人。

2024年12月，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生与外籍电竞选手发生关系后，遭对方偷拍并传播视频，随后被网暴和“开盒”。2025年7月，校方未追究偷拍者责任，反而拟开除该女生，并在公告中公开其姓名。事件迅速发酵，受害者实名登上微博热搜、被数十家媒体转发，许多男网友嘲讽她是“easy girl”。

这不是中文互联网首次针对女性的舆论围猎。从“胖猫”事件到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女性总在事实未明时率先被污名化，隐私遭曝光，即便她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受害者。每一次事件都暴露出同样的厌女土壤。

5月，我读到《隐秘的角落》。英国作家劳拉·贝茨曾伪装成男性，潜入极端男权网络社群，书中描述的现象与中国惊人相似。网络上的极端男权群体包括三类：“incel”（非自愿独身者）因婚恋挫败仇视女性；“男性权利活动家”专注网暴女性主义者；“男人自行其道”鼓吹性别隔离，警惕性侵诬告。他们共享同一套逻辑：女性享有特权，男性才是受害者。

劳拉指出，这是部分男性对女性争取权利的过激反应——他们将平权视为威胁。这种特权与受害者身份的倒置，具有全球共性。

极端男权不只是小圈子的狂欢，它们已渗入主流，甚至影响青少年。2018年，劳拉在中学演讲时发现，从乡村到伦敦，总有男生用极端男权博主的观点反驳她。

中国社交媒体上，批判女权成了部分博主的“财富密码”。“胖猫事件”后，“整治捞女”更成为热门赛道。有博主宣称：“分辨女人成本太高，不如默认所有女人都是坏的。”

我有一个18岁的弟弟，他也常在社交媒体刷到这类内容。一天，他发来一张截图，上面列着8句“既要…又要…”：

“既要打破物化女性的枷锁，又要传统观念的婆家彩礼；

既要当代女性的经济独立，又要男方加名的全款房契；

……

既要同工同酬的平等对待，又要不下矿井的特殊待遇。”

这段来自视频网站的评论，弹幕有人赞“当代李白”，有人回“狠狠点了”。弟弟困惑地问我：女性主义者到底怎么想？讨论中，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认知鸿沟——这些“既要又要”与我了解的女性主义毫无关联，却是他日常接触的“女性主义”。这些来自男性博主的观点，通过算法不断推送到他面前。在这样的信息茧房里，让他理解真正的女性主义变得异常困难。

劳拉在视频访谈中向我谈到，极端男权不仅危害女性，同样伤害男性——尤其是被误导的青少年。这些年轻人正被当作盈利工具恶意收割，她希望大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以下是我们据《隐秘的角落》及访谈整理的内容。你将看到：在当代互联网环境下，一个少年会如何被恶意激化，又如何被收割。

学校里的男孩变了

2018年，我在一所学校演讲，和一群男孩聊起性别不平等。我讲了自己的经历：有一次深夜，我在公交车上遭遇性侵，拼命呼救却无人理会。演讲快结束时，我又提到这件事，希望他们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能勇敢站出来。

这时，一个男孩反问我：“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在编故事，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一时语塞。站在他面前，我花了一个小时讲述这段经历如何影响我，甚至让我投身反对性暴力，但他却平静、礼貌地质疑我在说谎。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不懂他的假设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改变看法。

2012年起，我每周去一两所学校，与几百名学生交流。头几年，许多学生第一次接触性别话题，显得局促不安。当我展示媒体中物化女性的图片时，他们会忍不住笑；听到“婊子”“荡妇”这些词时，会倒抽凉气。

在重视性别平等的学校，男生女生能平等对话。但在性别歧视严重的学校，男生会当众嘲笑女老师，女生只敢在女生圈里讲被骚扰的经历。在男女混合讨论中，她们要么沉默，要么甚至反过来批评女权主义（同时向我投来歉意的目光）。有时，男生还会故意捣乱——比如我一上台，他们就集体吹口哨。

后来我发现，用坦诚和尊重的态度，这些抵触可以化解。有人吹口哨时，我会让其他同学鼓掌，指出这是性别歧视，让他们想想为何女生更容易被骚扰，以及男生为何要起哄。我们聊性别偏见、心理健康，男孩们逐渐明白这不是在指责他们，就更愿意参与。

但从2018年起，情况变了。那天我一到会场，就看见一个男孩坐在前排，怒气冲冲盯着我，手里不停写东西。等我讲完，他翻回笔记本第一页，念出准备好的问题，引用关于强奸案的假数据（称90%的女性指控是诬告），坚称男性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问我为何忽视他们的困境。他既紧张又兴奋，神色得意，好像拆穿了“骗子”。他戴一顶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

接下来几个月，几乎每场演讲都冒出一两个这样的男生。他们说着同样的话，引用相同的假数据，问题都绕不开：女人在强奸案上说谎、女权主义仇视男性、男性是性别歧视受害者、男性遭受家暴更多……从苏格兰乡村到伦敦市中心，这些素未谋面的男孩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彼此的话，让我毛骨悚然。

他们的语气充满挑衅，仿佛面对强权直言不讳。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和他们多聊后才发现，这些男孩其实都很爱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性朋友。青春期的男孩并非天生厌女，显然有人给他们灌输了这些观念。

直到有个男生提到“女性统治”（男性圈黑话，指仇恨、压迫男性的世界体系），说女人才是特权阶层；另一位引用了英国另类右翼代表人物米洛·伊安诺普洛斯（他主张反对性别平等和多元文化）的名言，我才恍然大悟：他们的想法来自“男性圈”，那些极端男权团体。

面对这些提问，我不再急于反驳真假，而是问他们：这些说法来自哪儿？答案总是：互联网。

互联网如何喂毒药

“男性圈”（manosphere）是一个活跃在网站、博客和论坛里的群体，宣传男子气概和厌女思想，还将女权主义歪曲成“仇男运动”。

其实我对“男性圈”并不陌生。作为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过去七八年我一直被他们骚扰。2012年，我创办了“日常性别歧视”网站，鼓励人们分享遭遇性别歧视的经历，骚扰也随之而来——他们四处发传单说我造假，跟踪我参加的活动，在我出版的书里夹纸条，警告读者别信我。每次我在媒体露面，辱骂信息就会激增，威胁也逐渐升级：有人说要揪我头发，用刀捅我，还有人模仿连环杀手，扬言要伤害我的家人。

但当时女权圈一致认为：别公开讨论他们，以免帮他们增加热度。我们都以为这是个边缘团体，没想到他们早已渗透进校园，开始影响青少年。

我在网上征集受访者，想采访一些十几岁的男孩，了解他们的上网经历和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很快，一位母亲联系我，推荐她12岁的儿子接受采访。她告诉我，有次儿子打游戏时，队友连麦对他说：“女权主义就是癌症。”

这个叫亚历克斯的男孩告诉我，学校里不少男生都觉得女权主义是在仇视男性。我问他这些观点从哪儿来，他说：“主要是Youtube，必须的。”

另一个15岁的男孩汤姆说，他经常在Youtube、推特、Instagram和Snapchat上看到这些内容。他说，学校里“很多男生都觉得女生在抢我们饭碗，很快女性会拥有更多权利……平等变成对男性的威胁”。

一位高中女老师告诉我，她教《使女的故事》时（故事中女性被极端压迫），有男生建议应该写本男性版的《使女的故事》，理由是“现在男性的权利比女性少”。这些男生还搬出Youtube视频里的观点，说女性整天抱怨，导致男性处境艰难。他们给出的论据——比如战争中死亡的男人更多——也都来自极端男权博主的视频。

英国通信管理局数据显示，16至24岁年轻人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每天上网超过7小时。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85%的美国青少年使用Youtube，72%使用Instagram。研究表明，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看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这种趋势制造了信息真空，极端内容因此滋长，却缺少反驳的声音。

通过观察和访谈，我发现：虽然只有少数男孩主动加入“男性圈”社群，但更多人会无意中吸收他们的观点。这些极端思想被包装成搞笑梗图，甚至被主流媒体借用，变成看似合理的内容。

在一所学校，一位男生给我看了几个热门Instagram账号。这些账号靠“#最新梗”、“#最好笑”等标签吸引数十万粉丝，却在宣扬：女性在平权问题上“太傲慢”就该挨打。常见话题有“虚伪的女权主义”、“强奸诬告”、跨性别者歧视和种族主义。我浏览的帖子里，每四条就有一条使用“黑鬼”等种族歧视用语。

Youtube的情况更为严重。Data & Society 2018年报告披露，平台上存在一个由80个频道、60多位“学者”、媒体人和网红组成的“另类影响网络”，成员包括保守派、极端厌女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报告指出，Youtube已成为“极右网红变现的主要阵地”，大量极端内容被放在显眼位置，随手可得。

更令人担忧的是：Youtube70%的流量来自算法推荐。这套算法的逻辑是：内容越极端，推荐越积极。Youtube靠广告盈利，需要用户长时间停留。研究发现，极端内容最能留住观众。社会学家泽伊内普·图菲克希警告，Youtube会让人掉进“信息黑洞”——比如从素食视频，逐步引到纯素食内容；从休闲跑步，最终刷到极限马拉松。

男性圈深谙此道。他们的视频特别迎合算法：长视频能留住观众，又擅长蹭热点，比如“强奸诬告”事件。

我做了一次测试：清空浏览器记录，假装新手搜索“什么是女权主义？”。点开艾玛·沃特森支援女权的演讲后，算法立刻推送给我截然相反的内容——一个脱口秀视频里，男嘉宾声称女权主义“本质上就是仇男”，还把校园性侵数据说成“全是瞎编”。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竟然高达200多万。

接下来十个推荐视频里，有七个都是男性圈大V的内容，而且多来自新闻节目这类主流媒体频道，而非极端小号。这些视频对女权的解读都很偏激。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刚注册账号、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看到这些，会是什么感受？这些视频制作精良，主持人彬彬有礼，受众也广泛。这一切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极端观点就是社会共识。更令人担忧的是，算法从未推送任何客观介绍女权主义的内容。随后五个相关推荐视频的总播放量已达3600万，显示算法正在将极端内容越推越火。

大卫·谢拉特十几岁开始接触男性圈言论。他告诉我：“我从没刻意找过这些东西……主要是Youtube推荐的。”

这意味着，一个男孩可能刚开始只是好奇，比如“女权主义者是不是太较真了”，结果被算法一步步带偏，最终相信“女性经常诬告性侵”。他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厌女的旅程。

恶意撒种子

网络上存在很多极端男性团体，比如“incel”（非自愿独身者）、“PUA”（搭讪艺术家）、“男性权利活动家”，他们以文字、视频等形式提供更加极端的男性圈内容。YouTube上的用户会被引流到他们的论坛或网站，开启厌女旅程的下一步。

这些极端男性团体把年轻男孩列为主要发展目标，因为他们最易受影响。美国极右翼仇女网站“每日冲锋”创始人安格林明确表示，目标受众是“10至30岁的白人男性”。他特别强调，30岁以上人群不在考虑范围，因为“过了30岁，思维就基本定型了”。

然而，这些团体的扩张动机并非单纯“传播理念”。细查男性圈领袖的实际行为，不难发现他们的言行不一。

以极端男权网站“男性之声”的创始人保罗·伊拉姆为例，他在文章中将追随者称为“被社会迫害的男性受害者”，转头却指责他们捐款不够积极。虽然每年靠粉丝打赏可收入86万元人民币，但他从不公开资金用途。他甚至直言：“活该……别来烦我，找别人解决你的问题，除非你愿意拿出五美元帮我们”。

著名PUA大师瓦利扎德，曾公开鼓吹强奸合法化，但在Metoo运动后突然宣称自己“觉醒”，承认“我的平台引导男性犯罪”。随后他迅速转型，出版女性恋爱指南，举办巡回演讲，与粉丝共进一次晚餐要收费高达250美元。

他们本质上是在经营生意。如果承认问题根源在于传统的男子气概观念，让追随者真正解放思想，他们的财路就会断绝。因此，他们必须鼓励男性坚守旧形象。

这些团体专门针对青少年制作宣传材料。例如一份13章的PPT《给男孩的“红色药丸入门书”》，包括“为什么女权主义讨厌你”、“狩猎女孩：导论”等内容，灌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有性行为都是强奸”、“白人男孩是女权主义的主要敌人”等歪曲理念。

他们还研究年轻人的喜好来包装内容。一份内部“写作指南”中强调：要用网络热梗和段子来软化极端思想——“每篇文章中都加入梗、搞笑动图、推特截图和Youtube视频……就像在儿童药物中加入樱桃味。”

他们最擅长把极端言论伪装成“开玩笑”，发帖时称是在“讽刺”。但当这种“玩笑”铺天盖地，普通受众很难分辨其真实意图。

这些团体精准投放“有毒内容”，健身网站成为重点目标——那里聚集着大量渴望练就阳刚体格的年轻男性。在某知名健身网站的“青少年专区”，潜伏着84个散布“强奸诬告论”的小组，其中一篇PUA教程的点击量超过百万次。

网络游戏平台同样成为渗透重灾区。无数青少年联机时与陌生人语音，随时可以组建聊天群组。极端分子就在其中，借机引导男孩关注极端网站，而许多家长甚至不知道这些功能的存在。

谁推波助澜

这些极端思想不仅在网上蔓延，还通过政治人物进入主流舆论。

特朗普是最典型的例证——从公开辱骂女性“肥猪”“狗”，到声称让妻子工作“很危险”，他的厌女言论与男性圈立场高度吻合。男性圈在特朗普竞选时号召为他投票，又在他当选后振奋不已。PUA导师瓦利扎德写道：“特朗普提升了我们的地位……当你像他一样说话，听众会觉得‘他听起来像美国总统’。”。一位男性圈论坛成员表示：“每当我觉得没人喜欢我们，就意识到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保护我们……特朗普爱我们，尊重我们。”

2018年在墨尔本“男性权益大游行”中，示威者高举“特朗普2020”的横幅，向反对者大喊“娘炮”“娘娘腔”。

2016年特朗普上任后，任命极右翼分子班农为首席战略师，此人成为连接白宫与男性圈的关键纽带。班农领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被视为传播厌女思想的平台，曾发表《为什么要对学习科学的女性设置上限》《你宁愿孩子受女权主义毒害，还是得癌症？》等文章。当记者质疑特朗普歧视女性时，该网站在72小时内连发25篇文章攻击记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客本身就是男性圈领袖。调研中，我多次关注到网名“阿卡德的萨尔贡”的极端分子，他在Youtube散布“女权阴谋论”，粉丝近百万。一起针对女性的谋杀案发生后，他甚至发视频指责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狂热分子应该反思，是什么把男人逼成了厌女者？”

2019年春天，当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个网名时，简直不敢相信——此人竟是英国独立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卡尔·本杰明。这或许是男性圈通过政治渠道渗透主流的最明显例证。

媒体在这场危机中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各机构为争夺关注度，不自觉成为极端思想的传声筒。它们热衷于讨论“女权主义是否过头了”等争议性话题，却对真正的性别平等议题视而不见。

作为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我深有体会：每当出现一例罕见的强奸诬告案，我的电话便响个不停；但当性暴力救助机构面临资金短缺时，却无人问津。我多次劝说记者报道经期贫困、难民女性权益等问题，但收到的约访总是这些：

“#MeToo运动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男人在工作’的标语算性别歧视吗？”

“女性正在毁掉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是否走得太远？”

表面上看，这些话题似乎无伤大雅。但当媒体不断放大这些争议，却忽视更紧迫的问题时，它们实际上已落入男性圈的陷阱——通过曲解事实、制造虚假对立，暗示女权主义者偏执、享有特权、对琐碎问题歇斯底里。

一旦落入男性圈

当一个男孩被引入这些男性圈论坛或网站时，实际上就进入了极端思想的大本营。为了摸清它们的运作模式，我伪装成男性，潜伏在四五十个平台长达一年半。

最具代表性的是incel（非自愿独身者）论坛。作为男性圈中最极端的群体，他们的核心诉求围绕性权利展开。许多成员因外貌或社交障碍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却将责任全推给女性。

我虚构了一个24岁白人男性“亚历克斯”——没谈过恋爱，收入不高，常感到孤独沮丧。一天，他在普通论坛看到关于incel的讨论，忽然发现，原来不是只有自己活得如此痛苦。这种共鸣让他加入组织，终于能畅所欲言。

他发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提到年龄、单身和对女性的失望。不到24小时，就有人向他灌输“真相”：这个世界对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公平，还有人劝他自杀，说生活永远不会好。回复中还夹杂色情图片和极端言论。其他用户不断给他“洗脑”：社会一直在欺骗他，表面上男性是主宰，实际上女人才握有特权，她们都是“魔鬼”。

起初，亚历克斯很困惑。这一套世界观与他的过往认知完全不符。论坛里到处是男人抱怨几乎为零的性生活，把问题归于外貌，还发明各种标签化的术语：有人自称“heightcels”（太矮），“baldcels”（秃头）、“skullcels”（脸型骨相差）……

有人拼命通过改造颜值来脱单（称为“升级”），提出方法：锻炼、整形，甚至往头骨里植入假体——极端措施背后是深深的自我厌恶。不少人晒出照片，按10分制求打分，或问：“我还有救吗？”

但绝大多数人（据统计有九成）都更绝望——他们认定自己没救，注定孤独终老。这些用户名如“丑陋的讨厌鬼”、“丑爆了”、“肥胖的处男”。一篇帖子《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怪胎》写道，社会推崇雄壮男子气概，让他们更缺乏信心，羞耻感更强：“做爱是做男人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像人，因为我很少跟女人上床。”

一些人说自己很少洗头、洗衣服，因为自尊心低，不认为这样做有意义。有人表示不“上吊”的唯一原因是不想毁了家人的圣诞节。

当他们认定自己没有改变的希望时，自我厌恶的痛苦便转向了对社会和女性的愤怒——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外部世界的错，而他们自己则是悲惨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怒斥社会（“常态的人”），相信“二八定律”——最有魅力的20%男人拥有80%的性机会，这些“魅力男”自私，占尽一切。他们指责女性剥夺自己的性爱权，把女性描述为“贪婪、自私、邪恶、疯狂的荡妇”，还会先和“魅力男”交往，再让平庸者“接盘”。

一些帖子提出对策：既然女性的选择让男性痛苦，就该剥夺她们的自由。有人甚至鼓吹强奸合法化，支持性奴役。在辩论中，多数用户竟赞成强奸——理由是：女人拒绝提供性，男人才被逼去强奸。

incel发明了黑话，比如，称女性为“Foid”（“雌性类人生物”），用“Roastie”（“烤牛排”）侮辱性地称呼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暗示她们的性器官因多次性行为而变形，像烤熟的牛排。这些极端思想一旦被命名，就像普通词汇一样正常化。反复使用黑话强化了群体认同，也让人忘记她们其实是活生生的人。

于是，有人甚至直接宣称女性不配拥有自主权。一篇题为“女性应当被视为人类吗？”的帖子引发激烈争论，大多数回复认为她们不应被视为人类。

最令人不安的是，论坛频繁出现暴力厌女内容：从强奸、谋杀女性的幻想，到煽动“非自愿独身叛乱”、“报复日”等极端行动。在这些扭曲的幻想中，非自愿单身的男性通过屠杀女性来报复社会。一位用户写道：“所有女人都应该被我们彻底仇恨。”

这种暴力倾向有时也会转向自身。论坛里充斥自杀讨论，相互煽动自残。有人发帖问：“朝哪里开枪最致命”，得到70多条回复——多数人催促他行动，还提供技术建议。

这些极端言论虽令人震惊，但也具有吸引力：你不再是社会眼中的失败者，而是受压迫的殉道者。这里提供归属感——共同的信仰和敌人。当你开始怀疑时，论坛里的信息会抹去你的不安，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成千上万的男性相信相同的逻辑——在我2020年写这本书时，某个incel论坛已有9000名会员，超过35万条帖子。

当我以亚历克斯身份逛incel论坛，起初被内容困扰，夜不能寐。我需要提醒自己：这是有目的的，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现象，推动改变；这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但逐渐，四五个月后，痛苦感减退，我变得麻木。对“Foid”等词不再在意，对大量关于强奸的帖子习以为常。这让我意识到，类似变化也会发生在很多年轻男孩身上。海量信息不断正常化极端厌女的表达，让他们越来越不惊讶，觉得理所应当。

就这样，一个因单身烦恼的年轻人，渐渐陷入仇恨的深渊。若无法认同，就会选择退出，这是过滤机制。最终留下的，大多已被极端化。

其中最偏激的，甚至会将网络仇恨转化为现实暴力。2014至2020年间，全球发生了11起针对女性的无差别屠杀事件，造成50人死亡、68人受伤。除一名施害者外，其余都与“男性圈”有关。这些凶手在incel论坛被誉为“英雄”，信徒如邪教崇拜，甚至煽动更多人效仿。

2014年5月23日，22岁的埃利奥特·罗杰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向女学生开枪，造成两死一伤；随后，他驾车撞向受害者，造成6死14伤。

这不是冲动之举。罗杰曾在Youtube上传一段名为“埃利奥特·罗杰的报复”的视频。表达对女性的愤怒：“我一直被孤独、拒绝和欲望折磨，这都是因为女孩从未被我吸引。”他的语气在悲观和愤怒间波动——“我还是个处男，这太折磨人了……我在孤独中腐烂，这不公平。”

当他对女性讲话时，语气更阴暗：“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被我吸引，但我会惩罚你们…..我以屠杀你们为乐。你们会看到，我才是真正的男性领袖。”

杀戮后，罗杰用枪自杀，遗书中将悲剧归咎于“雌性人类无法看到我的价值”。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网上（incel论坛）激进化的过程，尽管他自己未曾意识到：

“许多人仇恨女人……阅读帖子验证了我关于女人邪恶和堕落的理念……这表明了整个世界因为女性的邪恶而变得暗淡和残酷。”

incel只是男性圈的一部分，其他群体如“PUA”（搭讪艺术家，利用技巧操控女性）、“男人自行其道”（避免与女性接触，以防虚假指控）、“男性权利活动家”（致力于网暴女权主义者）等也存在。他们共享扭曲的叙事：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倡导，是对男性的攻击，而男性被认为受到迫害，女性则享有特权。在此基础上，不同派别发展出各种极端表现。

大多数普通男孩不会走到这一步——他们可能从未进入男性圈论坛，也看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但通过种种主流渠道接收了无数信息碎片。最终，他们获得了一种模糊的厌女认知。

被伤害的男孩

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一位曾被诱入男性圈的男孩——22岁的大卫·谢拉特，如今是一名工程技术学徒。少年时期，他曾在YouTube推荐视频的影响下，加入了“男人自行其道”的圈子。

大卫回忆说，一开始觉得加入“肯定很有意思”——

“我在那儿交了不少朋友，还有了粉丝，得到一些积极回应。随着圈子越来越大，我真以为我们能改变些什么。这不只是个社群，更像一场新兴的运动，而我‘在这场运动真正炫酷起来之前’就已经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某种进步力量的一部分。”

对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这些外界看作阴暗极端的组织，其实是一群敢于反叛的年轻人。这段经历揭示了极端主义社群的吸引力：共同目标、归属感、友谊、认可，甚至是参与“伟大事业”的错觉。

但后来，他发现：“那些声称要摆脱女性影响的男性，却整天对女性评头论足。”当他提出不同看法时，有人说他“被女人控制了”。不久后，他退出了圈子，后来遇到一个同样持批判态度的女孩。他终于明白：“整天拿女人开玩笑的人，最后只会成为笑话。”

另一个男孩彼得森，11岁开始逛男性圈论坛，6年后通过Reddit加入incel社群，终于觉得找到了理解自己的人。他说：“第一次看到‘incel’这个词时，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吗？”

“在这个圈子待久了，你对那些歧视女性的言论早已习惯。这些在网上太常见了，外人或许觉得incel很可怕，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

多伦多货车袭击案（2018年，一男子驾车撞人致10死15伤，遇难者多为女性）发生时，彼得森震惊地发现凶手竟然是incel成员。当媒体将事件牵扯到incel群体时，他愤怒地为自己的社群辩护。接受采访时，他谴责了屠杀，但也指责媒体“妖魔化incel”，坚称“成为incel不等于支持暴力或仇恨女性”。在他看来，那些极端帖子多是讽刺或黑色幽默，兄弟情谊、互相支持、集体归属感才是他们的核心。

讽刺的是，他反而遭到incel群体的攻击，骂他“背叛”，认为他弱化了对女性的仇恨。不少人发帖称赞凶手，甚至说“极端思想越传播越好”。

最终，事情迎来转折：那些彼得森曾被教唆去仇恨的对象——女权主义者、普通女性、正常人——反而向他表现出接纳，比他待了六年的incel圈子还要温暖。很快，他彻底离开了那个群体。后来他坦言：“我在和异性相处方面慢慢找到了感觉。”

但他的经历也暴露一个危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很容易被“避风港”吸引，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加入了什么。要不是这次意外转折，彼得森可能还会越陷越深。

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现在觉得，远离这个群体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看待它……当你不再每天沉浸其中”，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是的，就能清晰地看到incel的世界偏离正常轨道有多远”。

该如何解决

我并不关心“拯救”极端男性圈成员——这是他们自己该面对的问题。我更在意那些被忽视的男孩、因痛苦迷茫而求助的男性，以及那些在公交车上看到骚扰却选择沉默的普通人。如果不争取这些人的支持，现状永远无法改变。

男性圈社群不仅藏在网上发泄，他们的行为也实实在在地威胁女性：极端incel会随机袭击女性；PUA课程教男性死缠烂打，把女性的拒绝当成“欲拒还迎”，最终演变成性侵；“男性权利活动家”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

“男人自行其道”表面上远离女性，实际上却更成功渗透到主流文化中。2017年#MeToo运动后，不少男性开始指责女性虚假指控，声称她们借机炒作。一些行业的男性甚至刻意避免与女同事合作。有畅销书宣扬：“每个美国男性都该保护自己，提防女性诬告。”这些言论严重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因此，我与相关部门探讨了应对策略。

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性别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这不仅帮助年轻人识别极端厌女思想，还应教会他们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建立健康的两性关系、理解性同意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青少年的辨别力才能增强，才能抵御网上那些有毒的声音。

一位青少年NGO工作者强调，也要培养他们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男性圈善于编造谎言，挑拨年轻人对正规媒体的信任。许多男孩在接触后，开始不相信基本事实，认定那些都是“假新闻”。

同时，家长和老师必须了解年轻人的网络生活。2014年的研究显示，13-18岁美国青少年心中最有影响力的五位人物，全部是YouTube博主，但大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弥合这道认知鸿沟，教育就无从谈起。

家长们可以从关注Youtube上的男性圈内容开始，再浏览健身论坛和Instagram上的热门梗图账号。关键在于“破局”。男性圈像个封闭的回音室，靠算法不断强化偏激观点。我们需要提供不同的声音，用事实打破谣言，但方式要巧妙——避免说教，让孩子自主思考。

社区里的青年工作者也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能在年轻人熟悉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纠正厌女和极端思想。北欧一些国家已在网络上派驻社工，和青少年互动。

但过去十年，资金大幅缩减。英国在2012-2016年关闭了600多家青年中心，2009-2017年青年服务资金下降了62%。

对于那些已被男性圈控制的人，也需要措施。首先，政府和组织在立法和监管上应重视男权至上和极端厌女思想。比如，将这些极端仇恨行为列入反恐法，将它们与其他极端暴力行为平等对待。家庭暴力等日常恐怖行为，也必须严肃处理。

执法部门要打击极端仇女犯罪。许多相关违法行为未被追究，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英国法律规定威胁强奸或谋杀是违法的，但许多男性在网上肆意发布此类威胁，几乎没人追究。以我的经历来看，传统警察对网络犯罪还不熟悉。有一次我报案，说收到死亡和强奸威胁，警察却拿着笔记本反复问：“推特上的个人域名是什么？”我提供了几百个IP，却难以追查，最终不了了之。

社交平台也应采取行动，封禁极端账号，切断他们的资金链。在我写这本书时，Facebook已永久封禁数个极端分子账号——这不仅能遏制他们的影响，也传递明确立场：我们的社会无法容忍极端思想。

但根本的解决，是帮男孩们摆脱“男子气概”的枷锁。青少年组织“好小伙子倡议”的赫斯特指出，大多数男性圈成员内心都充满痛苦。比如，谈及虚假强奸指控，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恐惧，但“男子气概”要求他们隐藏软弱。当情感被视为羞耻时，男孩们只能把真实感受深埋心底。

孤独催生归属感的渴望，羞耻感驱使他们追逐虚名。男性圈利用他们的这种脆弱，用虚假承诺、扭曲逻辑和仇恨言论，来填补内心空洞。当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何达不到“理想男性”的标准，这些圈子就成了发泄和认同的出口，让他们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或女性，声称“都是这个人的错”。

事实上，正如“白丝带运动”创始人迈克尔·考夫曼所说：“任何男性都难以满足男子气概的要求：永远自控，永不退缩，无所畏惧，承受痛苦。”

参考文献：

• ‘Alternative Influence: Broadcasting The Reactionary Right On Youtube’, Data & Society website, 18 September 2018.
• YouTube Stars More Popular Than Mainstream Celebs Among U.S. Teens, Variety Survey, 2014.

大连工业大学的学生规范里，有着这样一项规定：“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当这项内容出现在一纸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中，大连工业大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是一些被他人公开的视频。2024年12月，CS2上海世界锦标赛期间，乌克兰知名选手Zeus在自己的粉丝群发布视频，称与一名中国女孩发生关系。随后，该女生被曝为大连工业大学在校生，加之有关“女生本来有男友”“Zeus本人也有妻子”的信息在网上流传，让这件事的热度持续了很久。

事后，大连工业大学决定拟开除该女生，并在公告中公开了其真实姓名，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处分依据，便是开头那句话。依照校方的逻辑，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事件发酵后，有关个人私德是否被过度上升为公共事件，导致一方被迫遭受舆论审判，以及校方处分是否合法合理等问题，舆论场撕裂加剧。

冷杉RECORD多方联系大连工业大学，均未获得采访回应。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女孩，失语至今。

公告合法性与程序正义受质疑

事件发酵是从一份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开始的。

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网站发布了《关于拟给予李某某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处分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内容为“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内容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尽管校方并未公开回应，对李某某的处罚与网传交往事件相关，但依照通报中的逻辑，涉事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据通报，大连工业大学曾在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向涉事学生送达了《拟处分告知书》，此次在官网发布公报是“为充分维护各方权利”，且公告中直接写出了涉事女生的真实姓名，并经部分媒体原文转发。

“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就是违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解释说，无论是针对当事人的处分决定还是处罚决定，一般情况下都应直接送达给当事人；除非实在找不到当事人，或涉事事件与其他人及公共利益相关，才会采用公告方式通报。而大连工业大学发布的公告中说明此前已向涉事女生送达处分决定，却仍公布女生个人信息，这是对个人隐私的极大损害，公告本身已违法。

大连工业大学的公告

赵宏建议，李某某除就大连工业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提起行政诉讼外，还可针对该处分所依据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本身提起附带性审查。法院可能会认为该校规违背上位法，不应作为开除学籍的依据，校方或因此撤销开除决定，李某某可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帅亦有类似看法：首先，在处分决定的合法性方面，校规有关规定明显存在“校规突破法律”的问题。“上位法未将‘私德问题’纳入开除情形，学校自行增设处分事由，本质上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外剥夺’，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治原则”。

在张帅看来，此事更关键的是程序正义的缺失。该规定明确要求，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前，必须“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并保障学生陈述、申辩权。但从公开信息看，学校既未举证“恶劣影响”的具体事实，也未证明已让学生充分行使申辩权——仅凭公告送达告知书，难以认定学生真正获得了救济机会。程序瑕疵足以让整个处分决定的效力存疑。

有损国格，还是侵犯隐私？

而事件的另一方，乌克兰人Zeus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大概半年前，他在某社交媒体上发过几段视频，视频能看清女孩的脸，但“内容没什么露骨”。在表达自己后来才知道女方有男友的同时，他澄清自己当时“没结婚，也没谈恋爱”。对此举“影响别人的生活”而感到后悔，并在意识到事情严重后“就把视频全删了”。

“请停止仇恨。谁都会犯错，这次我也长了教训。这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尊重。如果我能为那个受影响的女孩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Zeus表示。

尽管也有不少对他曝光女生隐私的批判，但外界有关女生“私德有亏”“有损国格”的声量更大。但，那条“有损国格”的校规，是否具有合法性？

Zeus在社交媒体的回应

赵宏指出，大连工业大学校规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里“有损国格、校誉”的表述，是对个人的道德压制。它荒谬地将学生私人情感与国格、校誉等抽象目标强行捆绑，本质上是将性视为一种资源，才会得出与外国人交往有损国格的极端迂腐结论。若允许此类校规存在，既与《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规范目的相悖，也会排挤和贬低学生的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

而针对大连工业大学在通报中直接公布了涉事学生真实姓名的做法，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艳丽律师认为，此举侵犯了该生的名誉权、隐私权。

“依据《民法典》第1024条、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学校在通告中使用学生真实姓名，导致该生遭受网暴及不当社会评价，显然侵犯了其名誉权；其次，该生与外国人交往属于个人隐私，学校可私下提示，但无权干涉，更不应公示。”周艳丽说。

周艳丽还认为，学校对该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罚过重，依据不足。学校依据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项“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但“该生仅是与外国人交友，无法证明其不能完成学业。其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对开除学籍的行为有明确规定，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上位法。虽该校校规对与外国人交友的处分有规定，但该生行为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学校却直接据此作出开除决定。”

“因此，从学校公告来看，该生的行为并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处罚过重。”周艳丽称。

拷问高校管理权的边界

“大连工业大学现在只是拟作出处罚决定，即该决定尚未作出，希望学校能及时改正错误，否则必然违法。如校方坚持处罚，不仅面临法律上的可诉性风险，同时也传递出‘纵容侵权、惩罚受害者’的危险信号”。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令律师认为。

王令分析，从法律视角看，大连工业大学这一处罚存在私权领域干预、身份错位等根本性缺陷，正当性与合法性存疑。李某某作为成年人，其私人关系若不涉及卖淫嫖娼或未成年人，即属合法行为范畴。校方以“不正当交往”为由介入公民私域，实质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定性，构成对私权领域的过度干预。

另外，此次事件中真正的违法行为人是外籍男子，而非李某某。外籍男子虽已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及《民法典》第1032条隐私权保护条款，却未被追责，反而受害者李某某被学校认定为“不当行为人”。这种“惩受害”而“纵侵权”的逻辑，违背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禁止泄露妇女隐私的基本原则，也暴露出校方对性别平等理念的认知缺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公开评论

在北京文化娱乐法学会新闻与传媒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宏刚律师看来，除事件本身外，此事引发的法律与伦理冲突值得关注——本案折射出高校管理权与公民基本权利、道德规训与法治精神的深刻矛盾，需从更深层次探讨。

需要指出，高校的处分权源于《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但该权力并非无限的。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及《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学校行使管理权时不得侵犯学生基本人格权。

“高校有权维护校园道德风气，但无权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梁宏刚说，私德问题属于个人自由范畴，除非触犯法律或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学校不应以“道德审判者”身份介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高校处分应“以法律为基础，以纪律为补充”。

因此，梁宏刚认为，学校主张公开通报是为警示教育，需证明公开姓名是唯一有效手段，“若通过匿名通报、内部处分等方式同样能达到目的，则公开姓名不符合比例原则。公众对高校事务具有一定知情权，但需以不侵犯个人隐私为前提。若事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学校应以保护学生隐私为优先。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

此外，梁宏刚强调，此事对网络时代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在他看来，当前个人信息一旦公开，极易引发网络暴力和社会性死亡。学校作为公权力主体，在作出公开决定时应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可借鉴欧美高校的‘隐私影响评估’制度，对公开信息的必要性、范围、后果进行预先审查。”

“总之，女生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依据《行政复议法》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开除决定；若主张隐私权、名誉权受损，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此外，可向网信部门投诉学校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梁宏刚说，“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授场所，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空间。”对于尚未触犯法律底线的私德问题，学校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梁宏刚建议，可设置“观察期”“行为矫正计划”等替代措施，而非直接开除学籍，避免将学生推向社会边缘。另外，他还建议高校建立“分级通报制度”：对涉及违法犯罪、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法公开；对道德瑕疵类事件采取匿名或内部处理。同时，加强师生隐私权教育，形成尊重人格尊严的校园文化。

“面对社会关注事件，学校应避免‘情绪化执法’，而是以法治框架主导处理流程。”梁宏刚说，“大连工业大学女生私德事件，不仅是单一处分个案，更折射出高校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法治困境与伦理挑战。学校在维护校园秩序的同时，必须尊重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遵循依法行政与比例原则。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平衡管理权与个体权益，才能实现教育目标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价值。”

高校不应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作为律所合伙人，张帅常年处理教育领域纠纷，还兼任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团委书记。他认为，此事暴露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惕，“从法律实务角度看，大连工业大学对涉私德争议女生的处理，核心问题在于高校管理权的行使是否守住了法律边界”。

实际上，这份2017年8月修订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更多“特殊条款”被网友翻出，它们与此次引发讨论的“有损国格”条款一起，描绘出了这所高校的管理画像：

第十九条（二）：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三）：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七）：踩踏草坪，摘、折花卉、树枝，不听劝阻的，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视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二十条（十二）：未经批准擅自租房居住者或以其他方式长期外宿者，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经劝阻不改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五）：在校园内打麻将者，在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同时，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以以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显然，这些条款在当前高校管理中较为少见，即使有所规定，多数高校也通常以批评教育、通报警告或小额罚款为主。特别是随着社会观念开放，多数高校已不再将未婚性行为纳入纪律处分范畴，更多聚焦于性行为引发的违纪后果，“而该校有关处分与当下对个人私密行为的包容趋势存在明显差异。”梁宏刚表示。

“这些条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校在学生管理中‘强化行为约束、侧重预防引导’的理念，但其部分规定对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较广、处罚力度较高，与当下高校‘尊重个体权利、区分行为故意与过失’的管理趋势存在差异。”梁宏刚说。

“教育者本应是权利保护的践行者，而非二次伤害的制造者。”张帅直言，高校虽有引导学生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但这种引导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私德问题若未触犯法律，充其量是教育引导的范畴，上升到开除学籍，实质是将道德评判凌驾于法律之上。教育的本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用最严厉的惩罚“一棍子打死”。

张帅表示，高校管理权不是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处分学生还是通报管理，都必须恪守“法律底线不可破、权利边界不可越”的原则。

“否则，再冠冕堂皇的‘维护校誉’理由，也难以掩盖权力滥用的法律风险——这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高校自身法治形象的守护。”张帅称

大连工业大学女生李某和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发生关系后，这位女生经历了：私密视频被Zeus发在社交媒体、被大学开除、实名被网暴……大学开除她的逻辑是：不道德+关乎外国人+造成舆论影响——国家和学校丢脸了。

是否不道德？谣言很多。要确认的事实信息是：事发时双方是否各有婚恋关系？网传Zeus有妻女，但他本人否认有婚恋关系，网传李某当时有男朋友。若确实，有男友的女大学生发生恋爱外性行为——这不道德，因为她伤害了男友，是私德问题。

和外国人发生关系是否有问题？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应该是：男女平等，女性对身体有自主权；人人平等，无论女性和哪个国家、种族的人发生关系，没有本质差别。大连工业大学和很多网友显然不这么想，所以他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一个“有男友，和中国男性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且造成一定舆论影响的女性”，或“有女友，和任何女性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且造成一定舆论影响的男性”——变换变量，看是否存在双重标准，更能看清其中的不公正。

这种不公正基于两个维度：民族维度、性别维度。很多人心中相信的是，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男性主导道德的秩序，白人优于黄种人，黄种人优于黑人，但同时他们又期望黄种人优于别的种族。中国女性和白人男性发生关系，可能像自己的物品被别人使用，很丢人；中国男性和白人女性发生关系，可能像用了“上位者”的物品，很荣耀。

是否造成了恶劣影响？

如果国外网络上流传私密视频，有不当评论，Zeus物化女性或散布隐私，该被谴责的应该是Zeus和那些网友。

对此，学校和很多网友的逻辑是：李某的不当行为是源头；李某对着Zeus的视频打招呼，说明她授权拍摄。授权拍摄，不等于授权散布视频。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不道德，但不能把大范围网暴和学校开除合理化。

归根到底，第一重是不平等的问题：从学校到社会，性别与民族的不平等观念还普遍存在。

第二重是个体缺乏自由的问题：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下，个体的道德和集体捆绑在一起，谈什么身体自主权和性自主权。

第三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一个大学随意扩张自己的权力，学生是巩固官僚和权力的工具，不论是为了规避风险还是向上讨好，普通人却很难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成本太高也不太可行。

对一个女孩的暴力不该被容忍；而为学校行为叫好的网友们或许不知道：扩张的权力和无限度的网暴，会伤害每一个人。

前置声明：本文不作任何道德评价，豪门内部恩怨情仇也不适合用道德来评价。同时，本文为诛心之论，是依据公开信息和传媒经验所做的主观判断，请勿强求我提供实证。

因为一场“大女主”和私生子女们争夺遗产的风波，宗庆后苦心经营半生的爱国企业家形象已毁于一旦。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宗庆后高举保护民族企业大旗从法国人手里抢回来的，如今却要留给一群美国人。

不过呢，说人们“发现”其实不太准确。这些信息存在了十几二十年，实际知情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么多年都瞒得密不透风，宗庆后去世一年多也没浮出水面，由此可见，无论是宗庆后本人还是传言中的6位婚外子女，都是没有动力去把这些信息搬上台面的。

因为这样的局面对大家都有利：

对宗庆后来说，隐瞒婚外生子和子女加入美籍的情况，就可以长久地保住布衣慈父爱国企业家的生前身后名；对6名婚外子女来说，放弃争夺娃哈哈的控制权换来的是几世无忧的百亿财富传承，这是最实在的收益。

宗庆后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全，他唯一没料到，或者察觉到了但心里始终不愿意接受的，应该就是接班人宗馥莉成为大女主的决心。

十年前，宗馥莉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被问了太多父亲宗庆后相关的问题后反问记者：

你能看见我吗？

不知道读者们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走出父辈荫蔽被看见的心情，我是完全能懂的。

她想要的，是作为大女主宗馥莉被看见，被尊重，而不是作为宗庆后的女儿被审视，被羡慕。

当然我也是直到今晚看到一篇《别惹宗馥莉》的文章才笃定确认这一点的。这篇文章有着非常明显的宗馥莉视角，但其中内容对宗庆后本人可谓毫不留情。

果真如此，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突然浮出水面的婚外子女，横空出世的大女主人设，被完全放弃的宗庆后舆论形象管理……

上岸第一剑，先斩老父亲。

这从来不是什么夺嫡之战。因为宗馥莉早已完成了接班掌权，如今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舆论层面都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她的地位。

这从来不是什么遗产争夺。一方面，几位婚外子女的继承权益早有安排，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人净身出户的；另一方面，相比百亿级别的信托资产来说，宗馥莉更核心的利益在于娃哈哈的品牌形象与政治正确。失去政治正确，宗家有可能失去一切，而遗产争夺导致的宗庆后形象崩塌（包括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质疑），真的有可能让宗家对娃哈哈的控制权失去政治正确。

但宗馥莉还是赌了一把，因为她有更在意的东西，那就是作为宗馥莉被看见。

这种心态，如果转换一下性别就很容易被理解，也就是所谓“弑父情结”，一个男人需要通过精神上“弑父”才能走出阴影建立自我。但放在作为女性的宗馥莉身上，人们就很难第一时间想到这一点。

如今，宗馥莉顺利完成了接班掌权，上岸站稳了，要建立属于她自己的商业帝国，要树立宗馥莉的大女主形象，有且只有一条必经之路：

把宗庆后拉下神坛。

所以，主动去触动那只留给婚外子女的信托基金，把婚外子女的存在和美国籍身份公开化，不一定真能拿走老父亲分给弟弟妹妹们的封口费，但一定可以让父亲苦心经营一生所树立的形象崩塌粉碎。

如此，人们才有机会真正看见宗馥莉。

再次强调，本文无意对此作任何道德评价，仅仅是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当前的现象。以上推理不一定对，信不信都随你。

接下来我想讲一点严肃的话题，就是事情的后续走向，以及牵涉公共利益的问题。

第一，宗馥莉现在的处境其实有着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关于时任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与宗庆后生育子女的事情继续在公共舆论中发酵，宗庆后家族多年来从娃哈哈集团获得的财富收益很有可能被重新审查是否合法。相应的，宗馥莉当下对娃哈哈集团的股权控制合法性也将被挑战。

第二，娃哈哈集团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也不可避免带有那个特殊时代遗留的问题，也就是国有资产与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分配问题。

一方面，没有宗庆后就不会有现在的娃哈哈集团，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可供分配的商业利益，宗庆后的努力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资的背景，娃哈哈当年与法国达能的纠纷，娃哈哈多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解决，国资的存在也不是毫无贡献的。

对宗家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其实是利益分配问题一直被搁置，同时宗家在娃哈哈体系之外悄悄重建一个独属于宗家的纯民营体系，把娃哈哈集团架空。

如今，国资与宗氏家族的利益分配问题被重新摆上台面讨论，要不要追究掏空娃哈哈的问题，就在领导一念之间了。

宗馥莉所能凭恃的，是国家对民营企业寒蝉效应的投鼠忌器，但这里的尺度其实很微妙，随着舆论的发展，分分钟有可能变成顺应民意的。

第三，宗馥莉的大女主身份能不能立得住，摆脱宗庆后的影响只是第一步，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她能不能真的在现有基础上再造一个商业帝国。

雌心壮志已经展现出来，就看能力是否匹配了。

不过最重要，还是先能挺过这一轮监管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吧。

这篇推送是正在准备中的专题的一部分，现紧（ceng）急（shang）加（re）更（du）：在并不那么遥远的其他地方、其他时刻，女性性行为同样被一些人认为是有关国格的。

和去年的专题（从电影文化的角度切入法国战后对犹太大屠杀的理解）呼应，这个专题拟关注德国战后的创伤记忆、性别话语以及国族认同的重新确立。

海德·费伦巴赫（Heide Fehrenbach）是美国历史学家，任教于北伊利诺伊大学，专攻战后西德社会和文化史。她的这本《Race after Hitler: Black Occupation Children in Postwar Germany and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战后德国黑白混血儿为题材，讲的是以“反犹”为首的德国种族主义观念，看似在战后被强行修正，实则另有一条脉络可循：即战终及战后德国女性不自愿或自愿与异族产下的孩子。作者将论证：反犹罪行虽曝光于世，但战后西德国族认同中的种族排他性和第三帝国时期有连续性（故作者称之为“后于［追随］希特勒的种族”）；并且，这种排他性的确立，和战后自家庭至国家的父权话语之恢复沆瀣一气。

书的第二章，集中反映了“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我们将看到，在战争的特殊情境中（以及随后的冷战、复兴），无论是自愿选择、无奈为之还是被迫承受，女性的行为总会被另一些话语包裹，渐渐地，这套话语将如其所愿地被固定为某种“标准答案”，其间种种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他地区近代现史上的种种情况。现整章翻译如下（注释从略）。

*瘫软不举的父国：强奸与性，以及战败的生育后果**

海德·费伦巴赫

筋疲力尽，几经周折，

我们这些德国兵，踟蹰在街道上，

脚痛难忍，内心狐疑：

我们回到家乡时，会面临什么？

最坏打算早已做好，

面前之事竟更操蛋。

德国女人，无耻至极，

与异邦人乱搞，昭然若揭……

竟还挂着蛮横的笑，

德国女人，莫不知羞？

你们玷污了我们所有——你明知如此——

你们的作为更玷污了德国女人的荣誉！

打败德国兵，叫他们耗时六年，

短短五分钟，德国女人便成了他们的囊中物！

我没有烟也没有黄油，

外国佬却有咖啡和糖。

要是他路过，提供巧克力

肤色不重要，你绝不放过！

反正祝你们玩得尽兴，

俄国人不日便找上门。

从今往后，你们受命于此：

没有男人再会尊重你们！

——1945年慕尼黑街头海报

如果说行事得合法，那么今天除了和德国姑娘结婚，你可以和她做任何事。

——《新闻周刊》，1947年

军事失败往往引发社会瓦解和意识形态重估，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据当时的论述，在1945年的德国，战败和被占领对德国男性而言，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莫过于他们迅速丧失了社会特权和性特权。德国男人曾声称自己有权独占德国白种女人的身体，这种主张而后遭到外国军队的彻底挑战。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曾令这种说法具有法律权威。第三帝国时期颁布过一系列法令，“雅利安”德国妇女——即那些被认为在种族和优生学意义上“有价值”的妇女，其职责被规定为：繁衍并养育有种族优越性的德意志人民［Volk］，按当时的法令，她们在社会交往和性交往的选择上，仅限于雅利安男性伴侣。雅利安德国妇女与“外族”男子之间的关系不仅被严令禁止，且面临严厉制裁，无论后者是犹太人、波兰人还是苏联人（——此番列举仅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德意志帝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强制劳工、战俘中最突出、最受人憎恶的群体）。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纳粹时期的法律对德国男性并没有类似限制。相反，由于男性的活力和军队的英勇曾被认定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欲的满足感”，德国军方的领导层不仅为他们手下的男性提供妓院，还经常对德国士兵所犯下的强奸事件视而不见——尤其是东线战场上德军对犹太妇女和斯拉夫妇女的强奸，这些女性因种族原因被认为本质上缺乏价值或名誉。在12年的统治期间，国家社会主义打造了一种基于“彻底种族化的性”的文化，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在这种文化中受到严格的管制，而非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则明确地（且通常是暴力地或恶毒地）受剥削。无论哪一种情况，妇女的性态都因国家目的而被工具化，为的是使这个一心想要建立强大且种族纯正的政权能够统治欧洲大陆。

因此，随着获得德国妇女身体的限制被解除（尽管这种放开有时是强制的）、也随着她们被准许有更广泛的性伴侣供选择，1945年的军事失败非常重要地代表着一处彻底的断裂，即与纳粹为规范德国人的性与生育行为之故而设立的规定和法令有所断绝。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尤其还考虑到种族）——战败与占领对大众感知、公共话语和社会政策所产生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并非是一目了然的。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者，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本章及接下来的章节是初步的尝试，旨在勾勒出公共话语、国家神话和社会政策中，种族、女性的性和生育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在胜利的外国军队迫使下，当时的德国人不得不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民主语境中去。在纳粹政权建构雅利安民族的计划失败后，德国人为应对并重构种族和性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并不均衡的努力，通过关注这些作为，本书章节尤其重点探讨了1945年后意识形态转型的艰难过程。为的是将纳粹种族国家的承继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进程来探究。

外国军队、女性身体及德国男子气概的危机

占领初期的危机岁月常被称作“女性时刻”（hour of women），那是因为战败后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作都是由妇女承担的。这一时期的德国男性可以说是缺席的或缺少公共形象的，他们要么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要么被关押在战俘营中、要么有身体或精神上的残障、要么在情感上筋疲力尽、要么因健康状况不佳或此前的政治忠诚而失业。战后初期，由于人口、社会的原因和象征层面的需要，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在场感很强。据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德国男女比例为100∶126；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前首都柏林，男女比例更加失衡。更令当时之人担忧的是，据官方估计，在生育积极的“适婚”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为1,000∶2,242 。即便将预计被释放归来的德国战俘人数也包括在内，人口普查官员仍预计将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无望寻得配偶。这种两性间的不平衡引发了人们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在公共和私人话语中，德国战败被广泛地与男子气概的退化相提并论，正如当时无数故事的主题所显示的：丈夫失踪，家庭失去父亲，蒙羞的丈夫无法工作、赚钱或发挥作用——无论是在职业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在性方面的作用。

尽管此类说法比比皆是，但对其特征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战后德国的公共生活仍保留了男子气概的面向，占领军中无处不在的军装男子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女，所有德国人都要服从得胜的、男性化的盟军军管政府。这正是问题所在。问题并不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日常生活中男子气概的大规模衰退、甚至女性化，而在于足够的德国男性权威缺失并且相应地显示出女性自主性的增强。德国男性权威的缺失在以下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公开的公共政治领域，以及在那个住房严重短缺的时期，并不那么私密的家庭领域。至少在一开始，这两个领域中两性之间不可能随时恢复曾经规范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在战败和被占领之后，德国男人失去了其作为保护者（protectors）、供养者（providers）甚至生育者（procreators）（——至少在短时间内看起来是如此）的地位：这三个“P” 曾在传统上定义并证明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1945年占领军的进驻不仅使得本土男性气概在政治、社会和性方面被取代。还结束了德国女性的一个特别时期：在此前的十年中，她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按雅利安人的排他性被限定的。毕竟，1945年后回到德国的，不仅仅有此前他们的国家敌人，还有他们公开宣称的种族敌人：黑人、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所谓的“亚洲人”，这些人曾作为非德国国民在盟军中服役，或作为奴工、战俘或集中营囚犯被解放出来，他们也是纳粹政权宣称的劣等群体（minderwertig）之代表，且被标记为隔离、绝育和谋杀的对象。对德国妇女来说，这导致第三帝国雅利安化的性——它是限制性的、由国家授权的——让位于对社会关系和性伴侣的更广泛选择。

然而，“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的性接触并非都是自主可选的，1945年春夏高频发生的强奸案足以表明这一点。面对着盟军士兵——他们四处对德国妇女实施暴力的性侵犯，德国男性的无能立即且创伤性地被暴露出来。在描述自己被盟军士兵强奸的日记和后续的口述史中，德国妇女反复提到德国男人顺从或怯懦的行为，还提到他们明显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女性施以援手，在一些情况中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危。1945年春，一位柏林妇女记录了传统性别规范的瓦解，她注意到，只有在苏联军队撤出以后，德国男人才真正开始表现得“像男人一样——或者说以过去人们说的‘像男人一样’的方式——行事”。“现在，”她补充道，“我们得找一个更好的词，让我们即使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仍能使用它。”

尽管妇女们承认，强奸给她们带来了身心的痛苦，但她们往往也并不认为那和她们当时所遭受的其他一连串苦难有什么不同——包括轰炸、饥饿、住房短缺、承受在战时条件下照顾孩子的压力、以及令人崩溃的恐惧。不过，强奸在一个地方被妇女认为是和其他战时经历有所区别的：她们通常都不愿意将自己遇袭的情况告诉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而那些确实这么做了的妇女，则说那将夫妻间的“一切都改变了”，或者是在一次谈话之后，就再没提起过。有一位妇女回忆说，当她想把被强奸的事情告诉丈夫（那是一位刚刚归国的战俘，她形容他是“一个崩溃的男人……彻底萎靡的人”）的时候，还没等她说完，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曝露强奸的细节、甚至只是曝露其事实，都可能导致情感疏远、分居或离异，或者像最极端的例子，有女性因此被杀害——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为了消除自己、个人或家庭受损的名誉而残杀受害者被玷污的身体。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丈夫（和一些父亲）更倾向于将强奸解释为对个人严重的公开羞辱、解释为妇女羞耻行径的标志。因此，通常情况下，妇女只好私下处理自己的创伤，同时她们不得不与他人孤立，甚至是与她们最亲密的人。出于这种别无选择，妇女的反应往往是将这种经历推至记忆的边缘，或将其从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删除或最小化处理。

德国人对强奸的反应与妇女对自己被强奸的反应有所不同，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并没有对此保持沉默。如果说许多德国丈夫将妻子被强奸“体验”为某种严重的个人侮辱，以至于他们拒绝加以谈论，那么其他德国人则公开指责对德国妇女的强奸：这既是对全民族的羞辱，也是对性的羞辱。结果，强奸（尤其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强奸）成为战后西德国家认同的核心，并在20世纪50年代顺畅地转化为西德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随着冷战的爆发，西德也出现“亚洲”红军士兵大规模强奸女性的风格化叙事，这助推了德意志民族（——形式上是西德自诩为其“合法”继承者）的重塑，它被重塑为野蛮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辜受害者。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战后家庭和性别角色之重组”的公共政策辩论中，西德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辞令都包含各种“反共又反亚洲的情绪”。正如史学家罗伯特·莫勒（Robert Moeller）所言，“东方这个说法变得极具弹性，其指涉从分隔两德的边界可一直延伸至日本海”，这一称谓也可以是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这一敌对领土的不精确简称。类似地，“亚洲人”和“蒙古人”这两个词在冷战初期的数十年间一直被用作强烈的蔑称，当与西德和更宽泛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相比时，便可以激起某种臆测出来的苏联社会的种族劣根性和文化落后性。这些轻蔑的特征描述随后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期主流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通过其总理而受到认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慷慨激昂地号召他的西德同胞为所有“看似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抵御苏联这个“亚洲凶险势力”的侵袭。战后，对“亚洲人”和“蒙古人”的情绪化谴责继续在体面的反共政治权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这种谴责也助力形成西德特有的政治与文化认同。1945年之前就存在的这部分德国种族想象（——或不如说，种族妖魔化）并未中断，而是因50年代冷战的如火如荼而得重建与加强。

反共主义既助长了这些故事，也反过来受到这些故事的助长，这些故事有关苏联被性化的野蛮。其原因在于，在战后西德的社会和历史编纂中，德国“女人被侵犯的身体具有巨大的情感和象征价值”。通过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暴行对比，将德国国家的暴行相对化，这一对德国妇女的聚焦实则助力了对这一问题的巧妙掩盖：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负有的广泛责任。苏联士兵的大规模强奸和残杀被解释为德国国防军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仍与红军顽抗的原因。按此逻辑，东线的德国士兵并非笃信纳粹意识形态的希特勒斗士，而是一群绝望的丈夫、父兄、儿子，他们想保护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家庭，乃至是保护“基督教西方”，免遭野蛮敌人的残酷报复。

这种解释中的真理内核（kernel of truth）已多到足以让战后的德国人信以为真了。苏联军队在入侵扩张后的德意志帝国及其首都时，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和谋杀，复仇似乎是他们行为的重大动机。此外，德国妇女回顾性的证词表明，她们也预料到苏联军队会对她们施暴。虽说这种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纳粹的宣传鼓动起来的——这种宣传意在激励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积极抵抗入侵者，但这预期也同样基于她们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或通过各路消息的察觉——关于己方德国军队在东线对战斗人员和平民施行的凶残战时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苏军的进攻之前，而且很可能是苏军进攻的依据。然而，人们此前却很少关注这一更大的史学背景，在战后最初的数十年中，就此话题的公共讨论始终寂然无声。

东德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辞令中则没有提及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这倒是可以想见，毕竟苏联是其赞助国。尽管东德民众受到苏联解放军大规模强奸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并且由此产生的怨恨显然助长了东德民众强烈的反苏态度，但此影响也只是停留在街头层面，或只发生在早期的选举中——其结果对苏联支持的德国共产党（即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不利。1949年初“苏德友好协会”在柏林举行了“关于俄国人和我们”的主题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有许多人参与，有关强奸的议题在会上被公众试探性地提出，此后，东德官员意识到强奸是一个棘手的政治议题，只会有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利益，他们便封锁了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在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苏联军队的强奸行径在东德被列为禁忌话题，并在未来四十年里贯彻始终。对于西德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及其种族化的化身（亚洲兵或蒙古兵）在1945年德国分裂前后都未曾改变。一位在1945年被强奸的德国妇女多年后在访谈中回忆道：“当时我怕极了蒙古人。［纳粹的］宣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以为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野兽，他们残暴、兽性、毫无自制力。

这一形象在西德不曾遭受质疑，且在战后官方话语和所谓客观的史学研究中得到印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联邦政府资助下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口述史项目，联邦被驱逐者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以《奥得河—尼塞河线以东地区德国人口的驱逐》（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from the Regions East of the Oder-Neisse）为题在随后的十年间出版了这套史料集，在这个项目中，历史学家们将1945年春苏军的大规模强奸解释为“基于与欧洲观念格格不入的品行和心智……亚洲血统的苏联士兵行为中的这种野蛮和缺乏克制，表明亚洲心智的某些面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些暴行。”

这套“超4300页稠密排版的”、包含11000份的“饱含经验的报告”，随后被存放在新成立的西德联邦档案馆中，成为官方国家史和民间战争观的重要基础资料，罗伯特·莫勒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然而与后来出版的历史有所不同，在这些史料中“有大量妇女的声音”，德国女性被强奸的恐怖故事在其中随处可见，受害者“年龄从九岁到九十岁不等”。关于此事的讨论最核心的是：西德官方、西德的学术文化，连同其大众记忆和民间见证，都将苏联军队视为国家上和民族上的异类。这些强奸是按种族词汇被记录和记忆的。

作为西德国家神话的种族化强奸

尽管受种族话语影响的苏联红军强奸故事在战后西德的国家神话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但若是不考虑其东德兄弟的话，文章此处回溯性的关注焦点就显然是短视的、也显然受到冷战观的过度决定。如果有人就强奸的社会经验和神话，到柏林和前德意志帝国东部（——迄今为止主导了历史讨论的区域）以外的地区进行一番考察，便会发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在德国南部，即美法两国占领区，曾流传着关于黑人军队对德国妇女施暴的恐怖故事，那些黑人军队既有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也有少部分是非裔美国人。

二战结束后，德国对黑人军队的态度，受到此前德国对一战后法占莱茵兰反应的影响，当时的占领军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部队。1918年的情况与1945年的类似，军事失败之后是占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男子气概被认为受到了严重削弱，性关系和生育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被强化。非白人军队的存在在德国（及其他国家）引发了轩然大波，他们被谴责是法国蓄意破坏德国种族纯洁性、文化传统和民族自豪感的策略。德国的小册子作者和媒体利用了当时欧美普遍存在的种族刻板印象，将这群士兵描绘成一群性欲旺盛、患有梅毒的黑色野兽，他们意在强奸、折磨或杀害德国妇女、女孩和男孩。尽管有证据表明，关于强奸泛滥的指控是完全靠不住的，且德国白人妇女与法属殖民地军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选择而非单方面的胁迫，但关于占领的暴力性质的感知却始终存在，并在形成（使德国受害者化的）义愤国族叙事中有突出的体现，而对德国之清白进行女性化和幼态化，又极大地助长了这一叙事的形成。1920年，德国制宪会议几乎一致谴责对黑人军队的“滥用”，认为那是“对德国妇女儿童的可怕威胁”。此后不久，德国新教教会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基督徒大声疾呼，反对这些暴行”。同年，巴伐利亚造币厂发行了一枚纪念章，上面装饰着一个女人被绑在戴头盔的阳具上，并附有“黑色耻辱”（Die schwarze Schmach）字样。因此，1945年后，由外国黑人男子气概带来的民族羞辱之性别化和性刻板印象，随时准备好再次被迅速调动起来。

鉴于西方主导的冷战政治以及最终将联邦共和国与北约捆绑的国际联盟体系，随着战后岁月的消逝，美军和法军的强奸故事成为西德受害者化叙事的一个注脚。然而，如果从地区层面的纪念活动来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本土方言故乡史（Heimat histories），黑人法军和美军实施的暴力事件不仅有显著体现，还在全国媒体上成为焦点。整个50年代，在某些地方时间甚至更长，黑人对白人的暴力在设立“苦难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败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不断曝光后，德国人一直热衷于记录和宣扬自己是这样的“苦难民族共同体”。

例如，在《十年之前，1945年4月16—17日：弗罗伊登施塔特怎会被毁》（Ten Years Ago, 16–17 April 1945: How Freudenstadt Came to Be Destroyed）一书中，汉斯·隆美尔（Hans Rommel）将战败描绘成第二次造访，他将这次战败与一战后摩洛哥法军的劫掠谋杀相比拟。在这部城镇史的最后，他列出了1945年4月那几日内被杀害的德国人名单，并简要描述了被军队掳走和杀害的德国妇女，他描述了为保护她们而丧生的德国男性。在对班贝克“最后与最初的日子”的描绘中——即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前后的日子，鲁道夫·阿尔巴特（Rudolf Albart）讲了一个有关强奸的故事，据说事情是在美军进入班贝克当天发生的：“贝蒂·K．是一位工程师的妻子，那天晚上她坐在厨房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她抱着一岁半的孩子打开房门时，两名高大的黑人士兵出现在她面前，他们立即推门进入她的公寓。据贝蒂的描述，他们扑向她，强奸了她三次。在犯罪过程中，她父亲被强行束缚并最终被枪杀。这位父亲当场死亡。在做完这可怕的行径之后，两个黑人才离开他们泄愤的现场，留下一个死去的男人和一个受辱的女人。”这段叙述的典型之处在于，有色人种士兵的强奸行为既被表征为德国妇女的受害——对她的描绘是母性的而非性欲的，也被表征为德国男子（更确切地说，是德国父亲）的受害——这是一个无实质内容的非有效形象。这种双重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在叙事层面上将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针对女性的种族玷污和性玷污，与本土男子气概和父权制的被取代乃至其最终的消逝。

在此需要说明两点。首先，在战后苏联及黑人军队的强奸故事中，占重要地位的受害女性被编码为国籍为德国之人，同时也被归属为这一民族身份。因此，举例来说，虽然苏联士兵在西进德国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区分受优待的雅利安妇女和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妇女，但西德的编年史家在表现苏联军队大规模强奸的时候，却几乎肯定会这么加以区分。这就导致，尽管犹太妇女和其他被驱逐者也遭受了“其解放者的强奸和性侵”，但此种种族化的暴力形式并未载入战后德国史的编年史料之中。西德的历史学家、媒体和国家始终没有对这类情况进行记录和纪念。那么，被描绘成值得公众同情和认可的受害者也只是受到实际强奸影响的一部分人而已。在西德历史话语和纪念话语中的女性受害者，她们被讲述的方式因此与其说是归功于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观念，不如说要归功于其同质性观念，且该方式也是助长这一观念的。她是白种、非犹太人的德国人，暗中具现着雅利安人的民族–种族理想。

第二点则在于对种族化强奸的持续关注，尽管如犯罪报告所示，事实上盟军白人士兵和德国白人男子都实施了强奸。1945年年中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德国男性在街上游荡，并询问德国女性：她们能否“让他们干一点坏事”。几乎没有统计证据能表明非白人士兵实施的强奸在数量上高于白人实施的强奸，除非无视个人的实际民族背景，把所有苏联士兵实施的强奸也一律按其他种族实施的强奸处理。因此，对强奸之种族维度的关注与其说是源于事件的普遍性，不如说是源于对事件的感知。例如斯图加特的统计数据显示，警方根据国籍和种族或根据两者的混合来对犯罪者进行分类。比如说，警方按“法国白人”“美国白人”和“有色（farbige）美国人”将强奸案列成表格，但同时无差别地将“俄国人”（尽管他们来自苏联不同地区）和“法属殖民地军”（可能是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或印度支那人）归为两类。由此出现了三个种族化范畴：“美国有色人”“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一类人，即美国人才有明确的种族区分，哪怕只是基于简单的白人／有色人种二分法。其他两类，即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本身就是对其种族的称呼，他们显然是很不严密的。这些范畴既源自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也反过来帮助构建了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鉴于个别施害士兵往往不会被逮捕，因此出于行政管理目的对犯罪者进行辨别的工作，就取决于妇女对物理和文化标记的“识别”能力，如外表、举止、所穿制服或所说的语言。视觉和听觉线索就变得有更高地位；为了登记，“种族”须得是某种可见或可听的东西。所以尽管许多妇女可以大致辨别国别制服、不同的欧洲语言和“有色的”皮肤（从而辨别出“斯拉夫人”“蒙古人”“摩洛哥人”或“黑人”的通行标志），但她们其实是很难通过这种方法在敌军中辨识出纳粹时期的最高种族“异类”的，也即犹太人。因此，1945年春，“犹太性”几乎立刻从有关“德国妇女之强奸、堕胎、性与生育”的民间和官方讨论中消失了。而事关性与生育政策的种族问题讨论，也缩减为对“亚洲”俄罗斯人和黑人的关注。

这些范畴因此传递出重要信息，既说明受害者是如何“解读”并报告施害者的种族和国籍归属的，也说明警方官僚是如何处理并记录种族问题的。这些范畴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早在战败前后，种族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如何隐隐被部署和重新定义的。

在接下来关于堕胎的讨论中，我们将清楚看到，在对强奸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妇女在向警察和医疗当局呈现某些信息和图像方面有着重要的个人投注。对强奸进行报告的行为违背了有关种族的共同文化知识，而妇女也学会运用那种被文化编码了的速记式描述来博得同情并期望得到医疗干预。作为社会进程和社会政策，军事失败既代表着种族化的性取代了雅利安化的性，同时也被这种性的取代所代表。不过在1945年之后，与之前十年不同的是，这种种族化的性并不涉及犹太人。

堕胎，作为早期占领时期的种族优生学

在德国父权制和自尊心被削弱的时期，德国本土的政府官员以紧急社会政策条款来应对盟军士兵造成的强奸事件。自1945年春天开始，德国官员试图通过暂时放宽“第218条”，即刑法典中禁止堕胎的条款，来消除占领带来的生殖后果。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曾出现过由国家支持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即严格限制雅利安妇女的堕胎，除非她们有严重的医疗问题，亦或除非她们因与“种族异类”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否则她们是（在死刑的威胁下）被禁止进行终止妊娠的。与针对雅利安德国人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相辅相成的，是针对优生学意义上不受欢迎的居民的强制生育控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认为是非雅利安的、不合群的、身心有缺陷的妇女，她们的被迫堕胎是常规的，随后还须进行强制绝育。在战争后期，帝国官员则“开始大规模组织‘无价值’胎儿的堕胎”。

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面对苏联的入侵和即将来临的战败，堕胎政策有所扩大，不受雅利安德国人欢迎的怀孕也被囊括进去。不过，对雅利安妇女堕胎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放宽，国家社会主义将其仅限于强奸的情形，这也是出于对德意志民族种族污染的持续担忧。在放宽堕胎政策时，德国官员特别针对敌军士兵实施的异族强奸行为。1945年3月初，帝国内政部发布了一项法令，向医生、卫生局和医院下达了加快“斯拉夫人蒙古胎儿”堕胎的详细指示。在那个春季，巴伐利亚州政府也紧随其后，发布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明确鼓励在涉及“有色人种”部队的强奸案中施行堕胎。此外，来自奥格斯堡的证据表明，在战败后的几个月里，州级和市政当局对堕胎的批准继续参照着这些命令。因此，虽然强制堕胎和绝育在1945年5月因纳粹法律的废除而停止，但选择性堕胎却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仍然进行着，且在那一年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并非所有的堕胎都是为了应对被发现的种族异类强奸，但大多数确实如此，对种族优生学的承诺继续影响着战败后的堕胎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德国地方和州级当局得在没有盟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处理妇女健康和医疗问题。鉴于盟军需要建立秩序、解除纳粹官员的武装并将其监禁、确保或重建通信、公用事业和食品供应、控制传染病等，所以他们很少关注地方上有关堕胎的举措。虽然盟军管制委员会废除了纳粹刑法，但1933年的《遗传病病患后代防止法》及对异族交融的死刑刑罚是直到1945年11月底才正式废除的。此外，盟军也未能就如何处理堕胎法得出明确结论，即使在1946年末对此进行了首次讨论后也没有改观。

因此，直到1946年，堕胎在整个德国的法律地位都是晦暗不明的，这使得州和地方的医疗卫生官员在解释和执行这一公共政策时有很大的自由度。其实有迹象表明，巴伐利亚州政府官员在国家法律悬而未决时以自己的秘密法令来应对堕胎。1945年6月初，松特霍芬市市长在给各区官员和医生的备忘录中称：

德国妇女被摩洛哥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男性）强奸的案例成倍增加。

根据迄今为止的德国法律，唯有出于优生学的原因终止妊娠才被允许。由于这些迹象都曾与种族有关，因此这一法律标准似乎已经过时。在今天，堕胎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昨天，州卫生局局长贝尔特拉姆博士告诉我，巴伐利亚州政府（Landesregierung）发布了一项秘密法令，根据该法令，在被有色人种部队（farbige Truppen）强奸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妊娠。这份密令一经下达，就由州卫生局还给了区长官。这份文件已被销毁……

战败后以及之后的一年里，地方卫生官员（参照着［已被叫停的］纳粹时期法律或临时法令）继续了战时后期的做法，允许为提供宣誓证词的德国妇女进行堕胎，这些证词详细描述了被敌军士兵“强行”强奸的情况。

堕胎申请遵循特定的模式：妇女在陈述中描述强奸的“舞台背景”——重点在于袭击是在何地发生，她们又是如何来到袭击所发生的地点的，或者，如果发生在家里，袭击者是如何或为什么会进入的。如果被认为是非白人，通过女性使用的“Russen”（俄国人）、“Marrokaner”（摩洛哥人）或“Neger”（黑人）等带有文化色彩的速记词，袭击者会被立即从种族差异的角度被辨别出来。受害者随后会描述袭击者使用了压倒性的武力——重点在于袭击者的体型、体重和力量，或佩戴有武器——以及使她愣住的恐惧、对孩子（如果有的话）安危的担忧，以及她疯狂但失败的身体抵抗尝试。在某些情况下，证词的篇幅超过一页纸，并包含丰富的窥淫式细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证词则简短敷衍，没有对袭击过程进行逐一描述。  

然而在讲述她们被强奸的故事时，所有女性似乎都很关注她们是如何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她们典型地将自己与家庭和家人联系在一起，以强调自己作为（妻子的或母性的）角色和忠诚：她们的证词含蓄地表达着，她们是善良得体的德国女性。这种叙事策略是非常谨小慎微的。因为除了上报强奸的受害者证词之外，官员们还要求证人或知情者提供支持性的陈述，他们显然不仅要描述事件经过（如果他们对事件有第一手了解的话），还要描述受害者在社区中的声誉和地位。在一起没有目击证人的案件中，由当地市长为涉案妇女的良好声誉做了保证。所有这些材料将由一个包含三名医生（最好是妇科医生）的委员会审查，如有可能，委员会还将包括当地卫生局（Gesundheitsamt）的主任医师。他们将共同（且通常在德国警方的协助下）决定是否真的发生了上报的强奸、以及是否批准堕胎申请。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巴登州和符腾堡州，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在整个1945年里一直都在考虑堕胎的法律地位和批准标准。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分别于6月、8月和11月，三次向地方当局发出备忘录，规定了在强奸情况下批准堕胎的硬性标准。根据这些指令，只有经医生证明伴有严重医疗问题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

巴伐利亚官员在坚持严重的医疗征候的同时，从1945年春开始便修改了他们的非正式立场，随后便宣布在强奸案中不能纯粹以优生为由批准堕胎。然而，在正式放弃以优生原则作为堕胎理由的同时，他们却率先通过对什么是医疗必要性做出了更宽泛的解释，非正式地允许优生做法的继续存在。根据巴伐利亚内政部的说法，除身体上的疾病外，“如果强奸及其后果可能导致严重的情感或心理伤害，尤其是当担心这种伤害可能伴随或延续至分娩时，那么对健康的严重危害也尤其会出现”。巴伐利亚官员的这种解释并非孤例。到1946年1月，位于图宾根市的符腾堡–巴登州司法部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采纳了类似的条款，并将其分发给整个州的检察官和法院。这些“准法律决定”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在1945年和1946年初，至少在强奸案中，“异族交融”继续被视为终止妊娠的理由。

在堕胎申请中，妇女强调了跨种族强奸和怀孕对她们自身心理健康和家庭幸福的不利影响。她们还提到了种族主义规范所产生的力量，那是既通过外部社会压力施行、亦通过内在价值观施行的。虽然不应轻视强奸造成的创伤，但妇女们在证词中确实更多地关注于种族厌恶的问题：“作为一名母亲与妻子，我正经受着这起事件带来的可怕的精神痛苦”，一位36岁的妇女称被一名摩洛哥人强奸，她曾如此写道。一位31岁的单身母亲指出：“当我想到我将把一个摩洛哥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时，就会在精神上影响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接受这次怀孕，因为我拒绝怀上并养育黑人的孩子，”一位20岁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我盼着我的未婚夫能回来，尤其因为他病了，他一瘸一拐的，腿冻伤了，还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他不应该留在敌人手里。”“不，我不能生一个黑人的孩子到这个世上，”另一个女人坚持说，“我已经觉得自己因此在道德上被看轻了。如果我生出黑人混血的孩子，以后会怎样呢？作为一名德国母亲，我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否决了。”

德国官员通常认为，只要他们对该妇女的真诚或贞操没有严重怀疑，这样的论据就是有说服力的。在上文提到的那位36岁母亲的案件中，区长官指出：“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事件发生在只有摩洛哥人栖居的森林里，而且即使她有可能感染性病，她也没有把事情告诉她的丈夫。”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她的故事细节和她保持沉默的原因”——即一个生病的、易激动的丈夫——是令人信服的。他总结并批准了此次堕胎：“如果她真的被一个摩洛哥人强奸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推翻），那么精神上的伤害也必然存在。”

令人震惊的是，上报自己被白人士兵强奸的妇女似乎面临着更多官方的怀疑。例如，一位33岁、有三个孩子的寡居母亲称，她在某妇女之家（Frauenhaus）的洗衣房里遭到一名法国白人士兵——“kein Marokkaner”（非摩洛哥人）——的强奸。她发现尖叫或向法国当局报案都无济于事，于是便寻求堕胎。有关官员怀疑这是否是真正的强奸，并推测“如果她尖叫，本可以得到帮助。也许他便会放弃。”但在黑人对白人的强奸案和白人对白人的强奸案之间，最能说明问题的区别是他从医学角度做出的评估，他这样写道：“如果她生下孩子，是否会出现身体或情感问题，这一点值得怀疑。”为此，以及其他上报被法国和美国白人占领军士兵强奸的案件，她们的堕胎申请都被拒绝了。

因此，无论是在妇女说明强奸的情形和结果时，还是在医务人员批准堕胎时，“Rassenschande”或种族污染的观念始终存在。在占领初期，谴责异族交融的共同文化预设为堕胎的语言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依据。

尽管如此，盟军的胜利确实要求德国在占领的第一年内在正当性方面做出一些微妙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堕掉德国白人母亲胎儿的论据，并非基于所生后代天生之低劣之种族主义论据，而是基于生育和抚养“Mischlings kind”或杂种小孩，加诸于德国妇女身上的可预期负面影响。在将诊断重点从后代转向母亲的过程中，德国官员和堕胎申请者预见到了战后社会政策在言论修辞和理论依据上的重要发展：即从强调种族生物学过渡到种族差异心理学。

限制堕胎和女性性自主

自1946年初起，随着堕胎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围绕妇女之“清白”的议题讨论迅速升温。要是她的声誉或故事细节有可疑之处，堕胎就会被拒绝。医疗审查委员会、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以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很快就开始担心：妇女与占领军士兵随意且合意地发生性关系，她们正依靠政府批准的堕胎，来摆脱这种性关系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他们忧惧堕胎的可行会鼓励狡猾的德国女人沉湎于自己的淫乱嗜好，并在事后滥用堕胎，将其作为一种由国家资助的节育措施。在巴伐利亚这一忧惧频频有所表达，1947年，福音派教会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反对堕胎的意见书，其反对的主张甚至囊括强奸案的情况，其部分理由是无法确切证明性关系不是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一点上，福音派教会重申了巴伐利亚内政部自1945年末起声明的立场，即“实际或上报的强奸本身，并不能作为终止妊娠的理由”，内政部还对医生予以了警告，若后者仅以此为标准进行堕胎可能会面临惩罚的风险。在被占领的第一年中，对妇女行为监管的关注与对解决国家和种族玷污问题的关注，两者之间于是有所相互竞争。

而很典型的情况是，当推定的肇事者是白人时，妇女的动机就会受到怀疑，她们的堕胎请求也就会遭到拒绝。在涉及有色人种士兵的情况下，申请仍会得到批准，理由是申请者无可辩驳地声称继续妊娠将会给妇女带来无法忍受的心理或情感痛苦，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这还会给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带来相应的痛苦，面对如此严重的性侮辱和社会侮辱，他恐怕是无法保持平静的。在占领初期，对黑人男性“性掠夺”的种族刻板印象使女性申请者占了上风。然而在战败后的几个月内，病理学意义上淫乱和物质崇拜的“Negerliebchen”或“黑鬼情人”的形象开始传播并流传开来。

“黑鬼情人”与占领区黑人儿童

如果第一个说法有关伴有特定条件的受害者化民族叙事，也有关战后初期以受异国异族侵犯的德国白人妇女为核心的社会政策，那么第二个说法聚焦的则是非强迫的性亲善女（willing sexual fraternizer ）。在话语和表征层面，受害者和亲善者之间的区别是最显而易见的。而在社会交互层面，情况则较为发散。来自街头的证据表明，公众对强奸受害者的感受并不总是同情的。妇女提出的强奸指控，即使是发生在社区内部的“群体强奸”，也会招致怀疑和嘲笑。一位来自巴登州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妇女就是如此，她在申请堕胎时解释说，她没有向警察报告自己被“摩洛哥士兵”强奸，因为当她去报告时，她看到其他受害妇女聚集在一起进行投诉，却遭到围观者的无礼嘲笑。与德国宗教和国家领导人一样，普通德国人也对不被驯服的女性性态表现出了严重的怀疑态度。  

到1946年初，随着强奸和合法堕胎事件的减少，第一批“占领区儿童”出生了。结果就是，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政策，越来越多地从关注强制性行为，转向了关注西部地区男性占领者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合意性行为。来自德国南部的证据表明，除了选择性地与美国占领军发生关系外，德国妇女还选择法国占领军士兵作为情人——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士兵，她们为他们生儿育女，有时还与他们结婚并移居国外。跨多国的、多民族的盟军部队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和生育，有关这个主题方方面面的社会历史仍有待书写。尽管如此，在讨论和处理异性合意性行为时，美国士兵还是引来了德国人大部分的注意和攻击。

从1945年中期到1946年，美国占领区经历了一场“反亲善分子”行动，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这场行动由德国男性、尤其是归国德国士兵针对美国士兵及其德国女友发起的。虽然事件发生率很低（不多于每10万人中有5人、甚至更少），但这一行动攻击的目标和象征意义却非常重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袭击者对美国士兵实施了阉割。这是一种罕见做法，仅有三名受害者，然而这显然是对美国男子气概的性特权（或许也是政治特权）的挑战，既是物理意义的、也是象征意义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冒犯众人的妇女成为了攻击的目标。第一起受到审理的案件是海德堡一名20岁的前德国士兵袭击了一名年轻德国妇女，后者被看到与美国大兵在一起（——是根据肤色判断出的），前者则试图用小剪刀剪掉她的头发。到了1946年，与（无论肤色如何的）美国大兵亲近的女性都会受到骚扰，并遭到愤怒同胞的剃头或殴打，纳粹时期有被控犯有“种族污染”罪（Rassenschande）的德国女性，对她们的普遍惩罚与前者如出一辙。不过战后的形势也鼓励了新词汇的发明，这些触怒众人的女性被斥为“巧克力猪”（Schokoladensau）、“巧克力妓女”（Schokoladenhure）、“亚米逊区”（Amizonen，对“American zone”和“Amazon”的文字游戏）、“米国妓”（Amihuren）或“黑鬼情人”（Negerliebchen），最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从白人大兵那里借来的蔑称。

针对女性亲善者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还伴随公开谴责。1946年期间，德国街头出现了一些匿名海报，上面向妇女和广大德国公众发话：“六年来，德国士兵英勇抵抗。德国妇女连一块巧克力都无法抗拒。莫非你们中有谁的亲人没死在前线或空袭中吗？”斯图加特新教高级合议会的一封通函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函中谴责德国妇女和女孩“在放荡的行为中贬低自己……她们忘记了周身成千上万的坟墓……她们忘记了仍被囚禁或杳无踪迹的丈夫、兄弟、儿子和男友。她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战争伤员。她们忘记了整个祖国的苦难。她们的行为是对回国将士的侮辱，也是对全体民众的搅扰。”德国妇女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密关系被广泛地定性为：对德国男性之为国捐躯和缅怀的玷污，对德意志父国的去神圣化——在某些情况下，更简直就是诋毁。与有色人种占领军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成为公众尤其谴责的对象。例如，1946年1月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指出，在维尔茨堡以西的一个小镇上，有六名女孩因为与黑人大兵发生关系而被剃头和殴打，之后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名女孩被当地警察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怀疑她“怀了黑人兵的孩子”。报告总结道：“该地区平民的谈话表明，反黑人主义已经取代了反犹太主义，成为德国种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形式。”。

德国妇女和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招来谴责，还引发了德美官员并不寻常的共识。在军事占领的那几年里，美国情报部门的备忘录和德国警方的报告都重点关注了这种跨种族关系，这催生出一种形象：黑人美国大兵和德国“婊子”结成犯罪联盟，破坏法律和秩序。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驻德美军是根据“黑白隔离”的二元种族理解组织起来的。这种社会性实践影响了官方对跨种族亲善关系的评估，这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的是，考虑到他们在德国的任务目标，美国官员更愿意在公共场合淡化当前形势下美国和美军的种族关系。尽管如此，在内部行政运作中，他们始终对黑人部队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并在研究疾病（尤其是性病）、生育和婚姻以及各种不当行为的发生比例时，将种族作为分析范畴。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军队情报部门曾指控第596军需洗衣连的一个“有色人种”排，他们占领了巴伐利亚某村庄，并恐吓当地的德国官员为“各色进口妓女”提供住宿。在对此案进行调查后，决定将该连转移到一个不那么“偏僻”的地区，“那里有足够的美国法律和秩序”——换句话说，那里的黑人部队将受到白人同胞更严密的监督。在巴伐利亚的其他案例中，美国军政府办公室（OMGUS）的报告称那里存在黑市活动、“惊人的性病感染率”以及美军口粮和衣物被偷运到德国人家的情况。在此处及其他地方，美国调查人员注意到，非裔美国人部队随时准备好保护他们的“情妇”免遭性病侵袭或逮捕，或者，如果这些妇女已被拘留，前者就准备好越狱的手段，以武力威胁使她们获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黑人军队无视纪律和传染病；情况并非如此。关键在于，美国官员在报告他们所担心的行为时——那些会损害驻德美军政府地位或政治目标的行为，会对士兵的种族表露出明显的兴趣，而且只有当士兵是黑人时才会如此。因此，美国官员在记录和评估非裔美国男子气概的表现时，几乎只关注其不守纪律的、性方面的或不符合军人身份的负面品质。

不消说，美国政府对待其黑人部队的例子并没有成为对德国人进行自由主义种族观念再教育的正面典范。与美国副本类似，德国官员也不赞成性方面的跨种族亲善。例如，1945 年和1946年期间的纽伦堡，德国警察盯上了一些“黑鬼俱乐部”，如“呔呵”（Tally-Ho），他们围捕俱乐部附近所有涉嫌卖淫的妇女。1945年11月，警方的突袭行动每天能抓捕多达120名的妇女。据悉，大多数妇女的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而且虽说有些妇女是被认定为难民或流动人口，但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纽伦堡本地人，“她们在黑人占领者的酒吧或军营里被逮捕”。这些女性嫌疑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往劳改所。1945年后，劳改所继续在巴伐利亚运营，直到美国政府官员姗姗来迟，在军事占领的最后一年下令将劳改所关闭。

说到黑人大兵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在当地政府报告中出现的，可不是什么将德国妇女受害者化的故事，比如那些一战后还是流传的“黑色恐怖”故事，当时一部分莱茵兰地区被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军队占领，或者那些关于1945年春苏联军队在东部实施大规模强奸的故事。相反，1945年后，官员们编造了各种国族失序的叙事，与这样的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种族化的美国男子气概与本土女性无节制的性欲、犯罪欲和物质崇拜。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许多关于美占区的德国口头传说至今仍流传，其中不乏称赞美国黑人军队比白人军队更友好、更有同情心也更慷慨，但正是这种感知——尤其大众把非裔美国士兵与黑市交易和大方送礼联系起来——首先被用来描述、而后被用来谴责与他们交往的女性。

黑人大兵于是成了美式物质崇拜和美式性爱的某种过度版本的代表，其效力（及其被恐惧的吸引力）会因种族差异而增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德国社会工作者询问德国妇女为何与黑人部队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白人部队交好的妇女没有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基于552名妇女的访谈，社会工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对其中56 %的妇女来说，“物质利益是决定性的”：“对妇女本身来说，用美国罐头食品填饱肚子自然是一大诱因，此外，她们还能从有色人种男友那里获得美味佳肴、香烟、丝袜和钱财。”然而，社会工作者也发现这些诱因并非唯一的动机。在接受调查的余下44 %女性中，有27 %的人回答说，她们选择非裔美国情人是出于好感或爱，有17 %的人说她们的动机是性好奇、肉体欲望，或者“只是不想被那些已经有黑人男友的朋友比下去”。

黑人大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被视为胁迫性的——比如像后者和“摩洛哥”或苏联部队的关系那样，而是因为妇女们为了物质层面的好处、性方面的愉悦和浪漫情调而自愿地接受这种关系（尽管有关浪漫的情感“补偿”很少被当代人承认）。与他们的德国同类不同，因为美国黑人男子显然可以为贫困的德国妇女提供很多东西，而德国妇女则提供陪伴，而且往往对前者予以更多回报，所以后者才被斥为自私自利和越轨的妖妇。

对有黑人男友的女性的这种负面描述，并不能被归咎为是对婚外性行为的普遍谴责。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最近已指出，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德国人来说，“非婚的异性性行为……不仅盛行，而且是合理的”。在1949年的一项调查中，60 %的德国人认为未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并不有违道德”。在同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逾70 %的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尤其有52 %的受访者则认为婚前性行为对女性而言是“可取的”。当被问及自己的个人经历时，近90 %的德国男性和70 %的德国女性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可见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女性对伴侣的选择。

占领结束后，人们对涉及跨种族亲善妇女依然存在许多道德预设，并影响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占领区双种族混血儿“问题”的表述方式。从1945年末有第一批这样的孩子出生，到整个50年代，每一位德国时评家，哪怕是其中最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认为不应该让这群孩子为母亲的“罪孽”受苦。巴伐利亚的大量混血新生儿激怒了州政府官员，他们试图与美国军政府就这些孩子的公民身份进行谈判，但徒劳无功。最终，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所有占领区儿童都勉强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但前提是：此前盟军军政府官员已明确表示，他们既不会受理父子关系诉讼，也不会轻易给予其部队在国外的非婚生子女公民身份。尽管有此决议，1946年至1948年间，巴伐利亚州官员仍试图拒绝为该州的混血儿母亲提供公共支持，而该州的混血儿母亲占比是最大的。在这个时期，德国人不分党派地致力于性和社会的正常化，也致力于扭转战时性别和家庭关系的混乱局面，而混血儿母亲却被视为不可饶恕的不合规范者而受到公众的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行为被认为既破坏了（白人）德国人的父权原则，也破坏了为重建可行的战后德国男性身份和国家身份所做的本土努力。

此外，这些妇女对规范的僭越还与她们被假定的阶级和社会地位有关。她们大多数人被错误地预设为是妓女或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她们被定性为超出了德国女性气质可接受的范围。尽管当代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的600名混血儿母亲中，事实上有134人属上层阶级，有180人属中产阶级。在80 %的案例中，怀孕不是源自人们假定的一夜情，而是持续了几个月到几年关系的结果。虽然这些妇女中几乎有一半的人表示打算嫁给她们的黑人男友，但德国时评家和美国官方时评家一致认为，他们无法想象这种跨种族关系是出于双方真正的爱和欲望。结果就导致，对妇女动机的主流解释是所谓的道德或精神缺陷，她们被定性为精神受损的、不合群的人，或被描述为妓女。

值得注意的是，到1949年占领结束时，在黑人占领区儿童及其母亲相关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妇女实际或推定的受害者化情况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事实上，随着德国丈夫从战场和战俘营中逐渐归来，离婚和父子关系诉讼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期间有了新小孩的情况下。在许多此类案件中，丈夫对父子关系提出质疑，并请求免除他这方面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根据德国法律，所有没有男性监护人的孩子都将成为地方或州级青少年管理局的受监护人，因此有资格获得公共资助。

德国政府官员和社会工作者对女性与白人士兵交往的敌视态度逐渐消退，尤其是到了1948年，美国占领军士兵与美军占领区内的德国女性是可以结婚的，货币改革也承诺结束“饥饿卖淫”的状况，这被认为是战后性乱的主要动因。然而，黑人士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仍然被认为是对种族和国家界限的践踏，并受到普遍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异族通婚在当时仍很少见。人口迁徙本可能使这些批评者消停，但美国的官方政策却使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实现。

美军政策一直到1946年底都全面禁止其占领军与德国妇女结婚。即使在禁令解除后，美国军政府仍继续通过制定复杂的程序来阻止此类婚姻，而这套程序的实施对黑人申请者尤其不利。美国大兵若想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必须征得其指挥官（通常是白人）的同意。准新娘则不仅要接受美国随军牧师、部队指挥官以及反纳粹反间谍官员的审查，还要接受一系列的医疗和心理检查，到那时，《新闻周刊》（Newsweek）指出：“她就不仅洁白无瑕，而且几乎被漂得一干二净了”。当然，这些要求对白人大兵来说也是极其繁琐的，所以也招致了他们的抱怨。但对于黑人申请者来说，筛选过程容易致使个别指挥官、随军牧师和医务人员出于对黑人士兵或其白人配偶的个人偏见而干预整个过程，并左右申请结果，从而使拒绝结婚申请成为定局。

统计数据很难找到。不过，1949年由一名美国博士生资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名非洲裔美国士兵中，有280人希望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并填写了相关申请表格。其中，“110人的申请待定，57人没得到答复，91人不予批准，只有22人的申请得到批准”。到50年代初，德国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描绘了一幅更加严峻的图景。在552对接受调查的跨种族夫妇中，有20 %的夫妇（即96对）申请了结婚，但实际上只有一对获得批准并最终结婚。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美方政策导致的结果是跨国异族通婚出奇的少，这并非幸事。这预先关闭了女性亲善者移民的可能性，并使这种关系中产下的子嗣绝大多数成为“非婚生子”，从而使得占领区混血儿和他们触怒众人的母亲在德国土地上继续成为德国公民。

“父国”：**占领区儿童与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

只有在军事占领结束后，占领区的儿童（无论黑白）才成为西德官方持续调查的对象。这个时间点很能说明问题。1949年之前，美国军政府官员明令禁止德国青少年福利管理局在其区域内调查占领区儿童的数量，禁令不区分儿童种族如何，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中包括担心引起对驻外美军的道德行为的负面宣传，以及在性关系导致非婚生子女的情况下，坚决避免官方默许由此产生的德国父子关系诉讼和子女抚养诉讼。

事实上，从1945年到十年后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的主权之前，德国妇女在法律上不可能对其子女的美国父亲提起父子关系或子女抚养费的诉讼。一方面，占领法禁止美国占领军士兵在德国民事法庭出庭。另一方面，美国各州法律要求孩子必须出生在美国，或者母亲方原告及其孩子必须居住在美国境内，这也阻碍了德国妇女在美国法院提起此类诉讼。因此，德国占领区儿童的母亲陷入了法律困境。在战后国家确立不久之后，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就开始谴责美国不负责任的家长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寻求补救的办法。

1950年，德国著名刊物《周刊》（Revue）刊登了一篇关于占领区儿童的讽刺性专题文章，标题是《明日公民寻找昔日父亲》。文章导言铿锵有力：“美国人不再需要驻德占领军，他们只需要为他们生的孩子寄来制服。”文章很快就点明了主旨：“谁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到目前为止，父国才是真正的爸爸。”

事实上，西德自1949年建国之初，就保留了所有非婚生子女及其未婚母亲的父系亲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有关其非婚生子女的问题上，单身母亲在德国法庭上是没有法律地位可言的。相反，孩子及其母亲的利益由公共青少年管理局指定的男性监护人代理。因此，战后男性权威受到的威胁，可以说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个人处境，以及他们在德国女性的家庭、内心和闺房中的不确定地位。当国家权力和民法在西德重组后，父权制却毫发无损。

然而，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这两者似乎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西德法律规定所有非婚生子女都有资格成为国家资助的受益者，但到了50年代初，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样本上：盟军父亲的非婚生子女。1951年，社会民主党（SPD）的议员向西德联邦议院（Bundestag）请愿，要求讨论占领区儿童及其对公共财政造成的经济负担问题。保守派的新教德意志党（Deutsches Partei）的一位议员跟进这一诉求，他称这种情况“无法忍受”，并要求新近成立的德国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向联邦议院通报其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处理情况。这一初步举措调动了国民情绪，最终赢得了包括社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自由民主党（FDP）和德意志党在内的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政治审议和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促使联邦内政部对州级和地方青少年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查，以了解 1951至52年在西德出生的占领区儿童的数量，以及父子关系得到承认的情况。在为期12个月内统计的近15,000名儿童中，只有不到8 %（即1,267人）的父亲自愿声明其父子关系。

在50年代的西德，无论是《周刊》的文章，还是随后有关占领区儿童的政治事务，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美国的政策和父权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到不是因为美国官方在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方面的立场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事实上，西德联邦和各州内政部的官员充分研究过所有同盟国的相关法律，也就是可由德国妇女代表其非婚生子女提起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的相关法律，而他们发现就英国、法国和苏联情况而言，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新闻界和政界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人身上，原因显然有二：首先是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西德占领区的儿童中，美国人父亲的比例较高。一旦这种统计上的比例确定下来，德国新闻界就开始用美元来进行计算。与其他同盟国相比，美国的相对富裕让德国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在费用方面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1952年初的报纸上有一篇题为《谁为占领区儿童买单？》的文章，该文章称，“据估计，德国占领区儿童的人数可达28万。如果按每个孩子每月10美元的抚养费计算，也即与德国政府提供的支出相等，那么每月应付金额将达到280万美元，每年则为3,360万美元。这笔钱在物质和心理逻辑上的投资远远好于美国如此慷慨的许多其他拨款。”西德公众似乎赞同这种观点。在美国新闻署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针对“军人父亲”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问题，71 %的西德人回答说：那么应由他们的政府支付。

然而强调美国责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使得联邦议院和社会福利机构（如德国公共和民间福利协会［Deutscher Verein für öffentliche und private Fürsorge］）中的批评者得以如此声称：长期照料占领区儿童不特是“德国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欧洲问题”。他们指出，自战争年代以来，驻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地的美军轻率地生下并遗弃数以千计的私生子，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到1952年1月，议院法律事务和宪法委员会（Ausschuß für Rechtswesen und Verfassungsrecht）的成员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称这“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该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建议西德联邦议院上诉联合国，以恢复占领区非婚生儿童的“人权”，基于占领法的规定，这些儿童目前得不到西德法律的保护。这种分析明确质疑了美国军事力量及其海外民主化使命的社会意义。

在这十年中，这些德国儿童与其他因军事失败和外国占领而付出代价的人一起被计算在内，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解决与（西）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联系在一起。到了1954年，由于之前的努力仍未获进展，西德联邦内政部下令对所有占领区儿童进行另一次更彻底的全国性普查。虽然官方宣称这次普查的明确目的是经济方面的——确定有多少盟军士兵的后代受德国公共基金的资助，但也并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西德外交部需要这些调查表格，以便在以下两个议题上进行谈判——终止占领法、让西德军队向北约提供军事防务。更重要的一点是，废除所有残余的从属地位，具体而言，就是主张联邦共和国有权在民法领域内，对西德境内的所有居民（尤其是针对由昔日敌人变为盟友的男性军队）确立管辖权。这显然是一个公开的政治举动，旨在于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恢复平等，同时在国家舞台上重新获得国内控制权的一次尝试。因此此次调查特别强调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官员、党派政治利益团体和社会工作者所表达的看法，即西德境内外国军队此前未受管束的社会和性方面的行为，人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约束，使他们遵守德国法律和习俗，并在此过程中确立德国本土男性在国内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相应权威和特权。

最终，这一战略只取得部分的成功。1955年，关于驻德外国军队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其中确实规定了这些士兵受德国法律和德国当局的管辖，这明显背离了占领法的规定。自 1955年5月6日起（但不包括该日期之前出生的孩童），身在联邦共和国的外国士兵可以在西德民事法庭上被传唤进行父子关系诉讼，也可被勒令支付子女抚养费。《斯图加特新闻》（Stuttgarter Nachrichten）对“这些儿童及其母亲的人道主义和法律地位的改变”表示欢迎，并称赞“联邦共和国重新赢得了主权”。

然而，西德法官和青少年事务官员很快就发现，让士兵出庭和募集钱财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在这十年的后半期，西德联邦和各州司法部的官员们一直在追踪和惋惜驻军美军中明显缺乏家长责任感的现象。他们认为，这是美军文化直接和蓄意的结果，这种文化是积极干预的，以保护其士兵免受与德国妇女发生偶然性关系的长期后果。例如，在1956年，巴伐利亚司法部对其区级法院和市级法院进行了调查，以了解涉美军案件的处理情况。不断寄回的报告不仅记录了海德堡美国总部故意拖延的官僚作风，还记录了受到德国民事法庭传唤的人员被迅速转移回美国的情况。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在给联邦司法部的详细备忘录中总结道：“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即使原告提供了确切地址，美国总部也声称无法找到被告。几乎所有的法庭案件都因士兵被送回美国而提前结案，”使得在法律上无法触及这些士兵。

由此，由国家发起的、解决盟军士兵非婚生子女问题的举措，便和德国的政治重建和父权重建问题结合了起来。此外，西德在战后重建工作中还不断指涉美国、并与之对话。在与美国官员就占领区儿童问题进行交涉时，联邦共和国在辞令上披上了“父国”的外衣，它声称其行动不仅是基于保护无辜者的福祉和权利，而且还弥合了裂痕，这裂痕是因个体或集体的美国人选择放弃这一责任而留下的。通过将道德比较建立在国际表达上，西德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屠杀的过往转向了积极应对“异族血统”的无辜者。

以下各章将重点讨论各方对混血占领区儿童的反应，以探讨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的十年间，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考察“种族”的。在20世纪50年代，“有色占领军儿童”（farbige Besatzungskinder）不仅成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最关注的话题，也是媒体报道和电影最喜爱的话题之一。这些研究和图像不仅影响了这些儿童的社会待遇，也影响了战后两种观念之间的匹配：联邦共和国种族身份和国家身份。

到底是谁有损国格？

今天的微博热搜榜赫然放着一个素人女学生的真名实姓（下图已打码）：

通常我以为值得高校做出开除处罚的事情是：男性偷拍女性，男性性骚扰女性，男性是性侵犯，男性虐待动物……

而这次这位女生在热搜上的罪名是“出轨”。

起因是2024年12月，一名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本名Danylo Teslenko）来中国比赛期间，和一位女大学生发生关系，在粉丝群擅自发布自己和这位女生的视频，而他本人已婚已育却跟粉丝炫耀这些，可以说是毫无道德。

网传这个女生和Zeus发生关系时自己也有男友，就算这个女生当时有男友，那也是学生阶段谈恋爱，变动再多没有必要拿着道德大棒谴责到什么地步。男方是公开的已婚已育，显然有婚姻忠诚义务。

△不守男德的外国男人

尤其要注意的是，Zeus是偷拍了那个女生，擅自发到粉丝群，是他侵犯女生隐私并扩散偷拍视频，制造更大范围的羞辱，令女生陷入网暴。

今天很多人说“可是那个女生也是愿意面对镜头的”“那个女生自己也知情会被拍”，这不是事实。

网传视频有三条。第一条是Zeus在飞机上，边上坐着两个女生，他把自拍镜头对着这两个女生让她们打招呼；第二条是在房间内Zeus拍摄女生跟女生对话；第三条是女生已经睡着了，他拍摄睡觉中的女生。

第三条明显是偷拍，侵犯隐私擅自传播，女生应该报警。

其他视频有没有征求过Zeus同意发到粉丝群，也要打问号，也涉嫌侵犯隐私。可以确认的是，微博上开始出现这些视频时，女生要求发布者删除。这不是一次双方同意的“要传播出去给所有人看的拍摄”。

在被迫去验证“女生有没有同意把视频传播上网”的过程里也感到很痛苦。我根本不想看这些东西，但为什么每一次都有人说，“她愿意”“她自找的”“她也不是好东西”。

这个已婚已育的Zeus不止一次借着工作机会约女性，并擅自把女性容貌拍出来发到网络上传播，他是侵犯女性隐私公开羞辱女性的惯犯。

然而追随垃圾男者众，很多中国男性网友自以为占领道德高地，跟着已婚已育的外国出轨男人一起攻击中国女人是“easy girl”。

这些行为足以构成网暴，惊人的是，7月8日，女生所在的大连工业大学却宣布将这名女生开除学籍。

处分依据是什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

好，我们来看，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了学校可以让学生退学的情形，第六款是，“其他情形”，以学校规定为准。

有法律人士提出，“退学”和“开除学籍”是两回事，大连工业大学引用“退学”的规定来执行“开除学籍”的决定，已经涉嫌行政违法和民事侵权。（详见大连工业大学已经涉嫌行政违法和民事侵权）

再看学校规定，《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顺便说一下，上述截图来自大连工业大学官网，在第四款“接受或提供色情服务”部分，色情中间写成了“色_hexie_情”，一个学校的官网为什么不能好好写规范标准的中文，官网的敏感词审查自己不能识别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内容吗？

“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并“有损国格”，所以需要开除，光看这个描述我以为是当间谍，结果这条规定运用的情形是：女生与外国人发生关系并被偷拍传播。

援引法律来看，是外国男性偷拍，女生是受害者。而学校选择把受害者姓名挂到网上，通报全校将其开除。

如果这个女生是跟一个中国男人发生了关系，学校会管吗？

一个女生跟一个外国人发生了关系，立刻算“有损国格”。张艺谋的《满江红》把民族大义投射于女子贞操上，票房大卖，看来是有群众基础。

大连工业大学带头二次伤害并网暴偷拍受害者，而网络上一些低俗男性拍手叫好，其根本逻辑是：一个国家的女性是这个国家男性的私有财产。素不相识的本国女性和外国男性发生关系，已足够令他们男性自尊瞬间受损并应激将自己的自卑上升为“国格”。

收到一条评论精准概括了自卑男性强行绑架民族主义对女性进行荡妇羞辱的心态。其实这一切根本无涉“国格”，只跟“性别”有关，（部分低素质的）男性认为自己就是种族就是国家，性欲和性压抑都能恬不知耻地直接上升到群体荣辱，而女性则被视作一个物品，一个可征服并标记归属的私有物。

女性被偷拍了，她是受害者。

真正维护国格的事情难道不是帮助本国的女性受害者报案，并追究外籍偷拍者的责任？

今天的社交网络，热搜第一位挂着她的真姓大名，多家媒体直接跟着一起发受害者名字。堪称一种“赛博游街”。

请问新浪微博编辑和部分新闻媒体，你们的媒介素养和新闻伦理是被埋了吗？

热搜词里写的是“女生出轨”，评论里又是密密麻麻的“知三当三”，这是仅针对女性的道德指责。那个已婚已育的男性电竞选手Zeus才是真正的婚内出轨啊！

部分男性激动指责受害者的“道德”，充满了对“女人会找别的男人”“本国女人会找外国男人”的恐惧，只能用疯狂的羞辱和谩骂试图把女性都锁进妇道的笼子，大学生谈恋爱一纸婚书都无，就要负上如此沉重的贞操锁。

对比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南京红老头”事件，是红老头偷拍、涉嫌传播传染病。到现在既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后续如何处置。跟红老头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关系的人里面有丈夫、有刚订婚的未婚夫，这些男人姓甚名谁，单位处理了吗，对受害者那些女性如何交代？

不知道。但他们是男大V嘴里应该被同情的“孩子们”。

高校处罚男生的通报，我们在新闻里见过太多了，那些偷拍女性的、性骚扰的、虐待动物的那些男学生，不公布真实姓名，一律是某某某，避而不谈，含糊其辞，处分从轻。还有人跟着说“要给犯错的年轻人机会”。

随手搜几个。

浙大男生努某某，强奸罪，不披露真实姓名留校察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一男生偷拍女生裙底，连姓氏都没披露，留校察看；

武大男生肖某某，在图书馆性骚扰，不披露真实姓名，记过；

广东海洋大学崔某，虐待动物，不披露真实姓名，留校察看。

安徽师大一名男教师，多次威胁性骚扰女生，姓名从未被披露，还在被行政处分后又回到学校保卫处任职，校方回应是：“给他留了一口饭吃。”

以上这些男性违法分子，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向更弱势者下手。

虐待动物的，难道社会影响极差，给公众造成恐慌，难道不是急需干预和处罚措施否则容易变成其他恶性犯罪？

更可怕的是，偷拍、性骚扰、猥亵、强奸女性，犯下这些违法行为的男人，都被学校保护得好好的，名字长相无人知晓，学业不中断、事业能转岗。连强奸犯都能留校察看，连多次猥亵女生的惯犯都能放任其继续在学校工作。

而大连工业大学的女学生被偷拍被外国人侵犯隐私，被侮辱、被网暴了，大连工业大学不能保护学生，直接开除受害者，并公布其真实姓名主动引发网暴，任由受害者被低俗舆论践踏。

这与文明社会的距离，才是“有损国格”。

以前我觉得大学还是有可取之处，读一下也有收获。今天可能要改变看法，像大连工业大学这样的，真的没必要报考了。

你学校的女生和外国电竞选手发生关系，视频被发到网上，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学生，也跟着把她挂到网上：开除，而且公布姓名。

包括新京报、中国新闻网在内的众多媒体转载的时候，都不隐去女生姓名，你们今天也被钉在耻辱柱上。

北京日报不但把女生名字做到标题中，还使用叹号——这是耻辱中的耻辱。

你们这些媒体的编辑都是男的？

我觉得下面这些逻辑是成立的：

1、中国女生和中国男生发生关系，视频被男生公布到网上，男生100%会被拘留；

2、中国男生和外国女生发生关系，视频被男生公布到网上，男生多半封神；

3、中国女生和外国男生发生关系，视频被公布到网上，女生被开除……

这就是中国男性的“性民族主义”。

各视频平台上影射这种内容的作品非常多。一张中国女性和黑人男子的合影，就能被很多人演绎成国恨家仇。

一方面意淫别国女性，而发现中国女性和外国男性发生关系，就怒火中烧——一种自卑而仇恨的心理。

为什么说“有辱国格”？这里存在一个数学公式：女性属于“国有”，也就等于属于“自己”，所以外国男人那样干，等于侵犯自己的“财物”。

但是，不去谴责施暴者，而是惩罚受害者，又是我们一百多年来的传统。“女人祸国”，说到底就是一种无能暴怒罢了。

看到《大连工业大学：李某某，拟开除学籍，不当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新闻，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涉事女大学生（为避免暴露个人隐私，后文简称为“女生”）。在6月份，我刚就海棠案撰写了《法律 | 以海棠案为例，谈高校被处分学生的权利救济》一文，介绍了高校处分学生的限度与救济，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教育行政法的律师，对于此次“Zeus泄露女生隐私”一事，我就先旗帜鲜明地表个态：大连工业大学无权开除隐私泄露事件的受害者。

并且，在此事件当中，女生作为隐私泄露事件的受害者，高校应该做的，是站出来帮助女生，而不是首先就与女生切割，乃至开除女生。在官方通报当中，高校直接公开受害者的姓名，也更是对受害女生的二次伤害。

此次事件的基本事实并不复杂：24年底，已婚已育的外国电竞选手Zeus与中国女生发生性关系，事后还将相关的私密照片及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并将中国女性称为“Easy girl”。此外，网传涉事女生当时也有男友。近日，大连工业大学便发布了上述“拟开除学籍”的通报。

在进行更具体的法律分析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围绕此事件的公共讨论当中经常出现的两种谬误：

一、在此事件当中，Zeus与女生双方似乎都存在出轨的情节。但需要强调的是，“出轨”属于个人感情交往的范畴，是“私德”问题，对此公众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予置评；可事件发展至此，高校对女生作出了“拟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事件的性质就由一个单纯的“私德”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而法律对于高校作出“纪律处分”具有相当严格的规范限定，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应当是高校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合理及合法性。

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事件当中，女生是隐私泄露事件的受害者。如果Zeus只是单纯对外公开了自己与女生交往的消息，那本身并不构成侵权，对此女生也需要自行承受“出轨被发现”的相关后果（比如被男友分手）。可问题在于，Zeus还公开传播了与女生的私密照片及视频，往轻了说，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往重了说，Zeus还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只不过因为跨国执法的现实困难，导致他可能难以被追责，但不代表Zeus对此就无责。也因此，在此事件当中，与其去骂女生崇洋媚外，我们中国人更应该骂的是存在侵犯隐私、传播淫秽物品及发表侮辱性言论等违法行为的Zeus。

回到大连工业大学的通报本身。

1.高校作出拟处分决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根据大连工业大学的通报，其作出“拟开除学籍”处分的规范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予退学处理：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六）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

违反公民道德和大学生行为准则者，根据其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分：

（一）在公共场所有不文明行为，如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电梯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吸烟、说脏话、过度亲密等行为的，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

（二）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三）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制作、复制、传播、贩卖、出租淫秽物品者，或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者，给予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

（四）接受或提供色_hexie_情服务，以及从事其他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色_hexie_情行为的活动者，给予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

（五）有滋扰、猥亵异性等流氓行为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七）踩踏草坪，摘、折花卉、树枝，不听劝阻的，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视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八）在建筑物、课桌等公物上乱涂、乱写、乱画的，视情节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九）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过大，影响他人正常工作或休息，不听制止的，视情节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十）有违反公民道德和大学生行为准则其他情形者，可参照本办法中类似条款或其他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这里首先就暴露了“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大连工业大学对女生拟作出的是“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所规定的是“退学”的相关情形。“退学”与“开除学籍”虽然都会导致学生失去学籍，但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后者属于针对违纪行为的纪律处分，是高校行使教育惩戒权的表现；而前者则属于一种中性的基于学业表现的学籍管理措施，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对道德或行为过错的否定性评价。

对于开除学籍，应当援引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而大连工业大学则是援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来作为“开除学籍”的上位法依据，故该决定本身就存在法律适用的错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通报当中，暂且不论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的问题，大连工业大学对于援引相关法律条款的写法也存在明显问题：《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一共就只有两款条文，而并没有第六款，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相应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一共就只有一款条文，而并没有第六款，正确的写法也应该是“第十九条第（六）项”。从这些细节性的错误，也足以看出大连工业大学对于高校制度合规建设的不重视。【本段内容的观点，感谢朋友孙晨曦律师的讨论与启发】

2.相关校规的合理性存疑

对于“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大连工业大学还援引了《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作为处分依据，相应的处分情形为“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首先，《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的合理性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公民享有恋爱自由与性自由，无论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交往，均属个人自由，高校无权干涉；至于交往是否“正当”，这也属“私德”问题，而并不属于第十九条开头所说的“违反公民道德”（即公德）问题；此外，对于何谓“国格”、“校誉”，其定义也相当模糊，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事件当中，涉嫌女生是隐私外泄事件的受害者，故即便“有损国格、校誉”的事实成立，那么实施“有损国格、校誉”行为的人，也应当是侵犯隐私、传播淫秽物品的Zeus，而非涉事女生。相应的，高校应当将矛头对向Zeus，而不该是自己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的其他条款也存在严重问题。例如根据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享有性自由的权利，高校无权仅以学生“发生未婚性行为”就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高校惩戒权的滥用——从个体层面来说，这是影响学生的性自由；从集体层面来说，这还会影响国家的生育率。对此，我后续将视情况向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等教育行政部门致信，在此也希望大连工业大学能够及时修正相关校规。

3.高校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缺乏上位法依据

前文我已论述，《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本身的合理性就存在严重问题，而在此事件当中，大连工业大学更是直接对学生作出了最顶格的纪律处分——开除学籍。

如果大连工业大学只是对女生作出“记过”或“留校察看”这类相对轻微的、不涉及学生身份丧失的纪律处分，那么通常还能以“高校自主权”为由豁免于司法审查；可问题在于，“开除学籍”作为最严厉的纪律处分，涉及学生学籍的丧失、身份的改变，直接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这项基本权利，因此，法律对“开除学籍”这项纪律处分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仅能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定情形，高校不能随意扩大适用范围。且对此，涉事学生还可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权利救济。

如前所述，对于“开除学籍”，应当援引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条规定明确列举了“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数种情形。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违反 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

（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五）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

（六）违反本规定和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

（七）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而对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与《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可知，《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难以归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中的任何一种违纪情形。因此，大连工业大学无权援引《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直接对女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再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大连工业大学确实要援引《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来处分女生，那么也顶多能作出“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而非“开除学籍”处分。

简而言之，大连工业大学对涉事女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缺乏上位法依据。类似的案件，可以参考（2018）甘行终132号“西北民族大学与林某某开除学籍”一案，人民法院最终便撤销了西北民族大学对学生林某某所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

还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也只是“可以开除”而非“应当开除”。高校作出纪律处分需遵循比例原则与程序正义，“开除学籍”作为最严厉的纪律处分，其适用应慎之又慎。在此事件当中，女生作为隐私外泄的受害者，高校应当积极维护学生权益，而非通过开除的方式进行切割。

目前，根据通报来看，对女生的“开除学籍”处分尚处于“拟作出”阶段，在此希望大连工业大学能够及时更正自己的行为，切勿作出最终正式的处分决定；若高校执意对女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我也强烈建议女生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也欢迎女生联系我【我个人微信号：lawpoetry0309】和我的朋友孙晨曦律师【孙律微信号：1327871985】，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