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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 深夜官宣大调整!奥特曼全员信:放弃营利转型,开源强大模型

十年前,OpenAI 诞生在一张厨房餐桌边,创始人们当时想的不是怎么盈利,而是如何让 AI 为人类服务。

十年后,这家已估值千亿、拥有 ChatGPT 的技术巨头,依旧在追问那个最初的问题:AGI 应该属于谁,又该为谁所用?

今天凌晨,OpenAI 董事会以及创始人 Sam Altman 用一封公开信给出了一个制度层面的回答:将旗下营利业务转为「公共利益公司」(PBC),使命不变,由非营利组织继续掌控,但治理框架更为清晰。

与当下 Anthropic、xAI 等公司所采用的架构相似,公共利益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它在传统公司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责任。

如果 AGI 是一场工业革命的新引擎,比起立即启程,OpenAI 显然更愿意先握稳方向盘。

OpenAI 也在 X 平台上总结了此次组织结构调整的四个关键点:

  • OpenAI 将继续由现有的非营利组织控制
  • 我们现有的营利实体将转型为「公共利益公司」(PBC)
  • 非营利组织将控制 PBC,并成为其重要股东
  • 非营利组织与 PBC 将继续秉持相同的使命

不过,在经历了 2023 年的「宫斗风波」以及 Ilya 后续的离职之后,OpenAI 的初心仍被外界普遍质疑。尤其面对 Altman 人设的崩塌,网友们也不再轻易买账。

评论区里也不乏尖锐发问:「非营利组织真的拥有 51% 以上的控制权吗?」

董事会致员工的信

OpenAI 董事会已经制定了一项更新计划,用于推动 OpenAI 的组织结构演变。

  • 1. OpenAI 最初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成立,如今仍由该非营利组织监督和控制。未来,它仍将继续由该非营利组织监督和控制。
  • 2. 我们旗下的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LLC)自2019年以来一直隶属于该非营利组织,现在将转型为「公共利益公司」(PBC)——这是一种使命导向的公司结构,既要考虑股东利益,也要兼顾使命。
  • 3. 非营利组织将控制 PBC,并成为其主要股东之一,从而拥有更强的资源来支持多方面的公共利益。
  • 4. 我们的使命保持不变,PBC 也将秉持相同的使命。

在听取公民领袖的意见,并与特拉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进行建设性对话后,我们决定由非营利组织继续掌控 OpenAI。我们感谢两个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支持,并期待继续展开这些重要对话,确保 OpenAI 能有效推进其「让 AGI 惠及全人类」的使命。

以下是 Sam 写给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的一封信,解释了我们为何对这一新方向如此振奋。

Sam 致员工的信

OpenAI 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也永远不会是。

我们的使命是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

在创办 OpenAI 时,我们并不清楚要如何完成这个使命。那时我们只是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思考该做哪些研究。

那时我们还没考虑产品或商业模式。我们也无法想象 AI 能直接带来的好处,比如提供医疗建议、提升学习与生产力等等,更没预料到训练模型和服务用户可能需要数千亿美元的算力。

我们真的不知道 AGI 将如何被构建、如何被使用。很多人设想 AGI 像个「神谕」,能告诉科学家和总统该怎么做,虽然这可能极其危险,但或许少数人可以被信任来掌控它。

在 OpenAI 早期,许多人认为 AI 应该只掌握在少数可靠的人手中。

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新道路——AGI 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具,直接赋能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相信人们将为彼此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果,推动社会和生活质量的进步。

当然,它不会只被用于善意的目的,但我们相信人类的善意将远远超过潜在的负面影响。

我们坚定地走在「民主化 AI」的道路上。我们希望把强大的工具交到所有人手中。我们为用户用我们的工具所创造的成果感到惊喜和欣喜,也看到他们渴望使用它的热情。

我们希望开源一些能力非常强的模型。我们希望给予用户高度自由,在宽泛的边界内使用这些工具——即使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完全一致——并让用户决定 ChatGPT 的行为方式。

我们相信这是前进的最佳路径——AGI 应成为全人类互相帮助的手段。

我们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观点。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大脑,并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使用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

人们正在使用 ChatGPT 来提升自己作为科学家、程序员等身份的生产力。

人们也用它来解决重大的医疗挑战,学习更多知识。

人们还在用它来获取应对复杂局面的建议。

我们很自豪能提供这样一项服务,它真正为无数人带来了帮助,这也正是我们使命的直接体现。

但人们希望使用得更多;而我们目前的 AI 供应远远跟不上需求,不得不对系统加以限制并降低运行速度。

随着系统能力不断增强,用户会希望用它做更多、更精彩的事情。

我们当初在将近十年前创建这个研究实验室时,完全没料到世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现在看到这个局面,我们感到无比兴奋。

是时候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了。我们希望实现三件事:

  • 我们希望能以一种能获得所需资源的方式运作,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广泛惠及全人类。这目前需要数千亿美元,未来甚至可能需要数万亿美元。我们相信,这是实现使命的最佳方式,也是人们用这些新工具相互创造巨大价值的路径。
  • 我们希望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历史上最大、最有效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用AI实现最具杠杆效应的积极成果。
  • 我们希望交付有益的 AGI。这包括引领安全和对齐(alignment)的发展方向;我们为目前发布系统的安全记录感到自豪,也为我们的对齐研究、「红队测试」流程以及像模型规范这样的透明机制感到骄傲。随着 AI 的加速发展,我们对安全的承诺也更加坚定。我们希望民主化的 AI 取得胜利。

在听取公民领袖意见,并与加州和特拉华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由非营利组织继续掌控公司运营。我们期待与他们、微软以及新任命的非营利委员会成员深入推进这个计划。

OpenAI 最初是作为非营利机构成立的,如今仍是非营利组织监督并控制着营利部分,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这一结构。这一点不会改变。

非营利组织旗下的营利性 LLC 将转型为公共利益公司(PBC),使命保持不变。

目前很多其他 AGI 实验室(比如 Anthropic 和 X.ai),以及像 Patagonia 这样的使命驱动公司,已经采用 PBC 这一结构。我们认为这对我们同样适用。

我们将放弃目前复杂的「利润上限结构」——它在当时只有一个主导 AGI 项目的世界里是合理的,但在如今多个优秀 AGI 公司的世界里已不再适用。我们将采用常规的股权结构,所有人持股。这不是出售,而是转为更简单的结构。

非营利组织将继续控制 PBC,并成为 PBC 的重要股东,股份比例由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支持。这样,非营利组织将拥有更多资源,支持 AI 为不同社区带来益处,持续推进我们的使命。

随着 PBC 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也会增加,进而开展更多工作。

我们很期待即将收到来自非营利委员会的建议,了解如何确保 AI 真正造福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

他们的建议将聚焦于如何通过非营利的努力,推动更民主的 AI 未来,并在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科学发现等领域产生切实影响。

我们相信,这一结构将支持我们继续快速、安全地前进,把强大的 AI 带给所有人。

构建 AGI 是我们为人类进步所铺下的一块砖,我们迫不及待想看到你们将添上的下一块。

Sam Altman
2025 年 5 月

附上原文地址:https://openai.com/index/evolving-our-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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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的高性能车,也进入了纯电时代

前不久我们聊到,2025 年的汽车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三排六座混动大 SUV 变成了「版本答案」,是各大品牌接下来的主要发力点。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品牌去做小车了,相反,专注小车的品牌反而有了更多彰显性格的机会。

今年的精品小车市场同样会有很多新成员,譬如上周上市的蔚来萤火虫,领克 Z20 也已经开售一段时间了,每个月能卖个五六千辆,达到了领克的预期。

而 MINI 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小车品牌,也迎来了他们的纯电新成员——MINI JCW 和 MINI JCW ACEMAN,售价分别为 22.48 万元和 23.99 万元。

续航方面,两车均搭载 54.2kWh 三元锂电池组,其中 MINI JCW 的 CLTC 工况续航为 412km,JCW ACEMAN 则是 406km。

这样的续航注定了它是一个只适合城市通勤的「大玩具」,但如果你在燃油车时代就对 MINI 情有独钟,那么现在的纯电 MINI,依然会不负你的期待。

什么是 JCW?

实际上,两款全新 JCW 车型已经在去年的巴黎车展上露过面了,还收到了不少好评。

首先是它的尺寸,即便转为纯电,MINI JCW 的尺寸依旧克制,在这一点上,MINI 的与隔壁家 smart 的思路截然不同。

这辆黑红色的小车,车长只有 3.8 米,车宽 1.75 米,轴距约 2.5 米。它的车高也依旧低矮,仅为 1458mm,只比款 Cooper S 高了 8mm。

更难得的是 MINI 在车重上的坚持——在配备了一块 51.5kWh 的三元锂电池的基础上,MINI JCW 仅重 1.6 吨。

MINI 很清楚,要造出一辆手感灵活的小车,在尺寸和重量上保持克制一定是第一要务,即便是在纯电时代,物理定律也未被打破。

环绕车身,可以看到 JCW 的徽标分布在这辆红黑小车的各个角落,那不是「金城武」,也不是「脚臭味」,它代表着的只有两个字——性能。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 JCW 这个与 MINI 高度绑定的高性能品牌, 毕竟精品小车本就是个小众细分市场,高性能精品小车更是小众中的小众。

和 AMG 一样,JCW 最初也是一家小型改装厂。

1946 年,工程师查尔斯·库珀(Charles Cooper)和他的儿子约翰·库珀(John Cooper)在英国的萨里郡萨顿镇(Sutton, Surrey)创立了 Cooper Car Company。他们将自家的汽车修理厂转型为一家以制造赛车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开启了传奇的赛车制造之旅。

▲ 一辆 1951 年的 Cooper 500

在接触 MINI 之前,这家公司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们的首款产品 Cooper 500 方程式赛车所向披靡。这俩父子更是打造出了历史上第一台采用中置引擎的 F1 赛车,并在 1959 年拿下了车手冠军和制造商冠军。

也正是在这一年,第一辆 MINI 从英国汽车公司(BMC)的厂房中驶出,那是一辆以省油为核心目标,只有 34 马力的经济型小车。

很快,John Cooper 留意到了这辆小巧的车,他看重的自然不是 MINI 的经济性,而是其在拉力赛场的潜力。于是在他的改造下,MINI Cooper 诞生了。

相比普通 MINI,MINI Cooper 的动力系统显著强化,功率提升到了 55 马力,悬挂系统也经过了强化,让它拥有了卡丁车般的驾驶感受。此外,MINI Cooper 还用盘式刹车取代了传统的鼓刹,这是盘式刹车在小型车上的首次应用。

多方面的提升,很快就让 MINI 在赛车界崭露头角,赢了众多赛事的冠军,甚至还在著名的蒙特卡洛拉力赛拿下了三连冠。从省油到性能,MINI 在各种赛事中展现了它所蕴含的无限可能。

来到 21 世纪,在宝马治下,MINI 重新梳理了他们的产品线,MINI Cooper 瞄准追求时尚感的城市年轻人群,而 MINI 基因里的「性能」则由 JWC(John Cooper Works)产品线来继承。

如今,在这辆纯电 MINI JCW 里,我们依旧能够寻得 60 多年前 John Cooper 赋予这辆车的激情。

「它好在哪?好在指哪打哪」

尽管和之前的燃油版 JCW 相比,新上市的 MINI JCW 已经便宜了十多万元,但作为许多人眼里的「杂牌电动车」,它还是遭受到了不少质疑。比如:卖 20 万还是前驱?

然而,在宝马 MINI 和许多 MINI 粉丝看来,MINI 就应该是前驱。

「我们在纯电 MINI JCW 上还原了一辆 MINI 应有的驾驶感受。」说这句话的人叫做 Micheal Platzer,前宝马工程师,现任光束汽车底盘及驾驶动力总监。他表示,对于纯电 MINI JCW 而言,最重要的,自始至终都是驾控感受。

Platzer 进一步介绍称,为了抵消掉纯电车型带来的 300kg 额外重量,工程师将主销后倾角的主销拖曳距增加了 15%;车轮的外倾角达到 -1°。

主销后倾角(Caster Angle),是指前轮转向轴在纵向平面内相对于垂直线的后倾角度,而主销拖曳距(Trail)是主销后倾角导致的轮胎接触点与转向轴地面的投影点之间的距离。

更大的后倾角和拖曳距,能够提高转向的回正力,提升驾驶精准感,驾驶员也能够更清晰地感知路面反馈。

而车轮的外倾角,则是指车轮在横向平面内相对于垂直线的倾斜角度。负外倾角表示车轮顶部向内倾斜,类似汉字「八」,能够在弯中获得更好的抓地力。

底盘上的性能化调优,当然也包括减震和防倾杆,另外,还有宝马新推出的 DIVC 数字大脑(Dynamic Integrated Vehicle Control)。这套系统能够实时整合转向角度、轮速传感器等数据,将方向响应延迟缩短至 60 毫秒,也就是 0.06 秒。

总之,MINI 在 MINI JCW 上作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弯道快」。

而在直道,MINI JCW 准备了一台功率为 190kW 的碳化硅电机,峰值扭矩为 350N·m。另外,拨动方向盘后的 Boost 拨片,车辆会额外提供 20kW 的动力,并持续 10 秒,零百加速时间为 6.9 秒。

的确,6.9 秒的加速成绩在 22.48 万元的价位上并不算突出,与价格相近的 Model 3 后轮驱动版(6.1 秒)相比,慢了近 1 秒。

但话又说回来,并不妨碍 MINI 成为一辆驾驶者之车,MINI 从来都不以动力取胜,即使是出自 John Cooper 之手的版本,也不是依靠动力赢下蒙特卡洛拉力赛。

为了变而变,可能不是 MINI 想要的,在他们认为该坚持的地方,MINI 还是那个 MINI。市场上从来都不缺能力均衡的水桶产品,缺的反而是眼前这辆,有自己性格的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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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s by Design: Wallpaper

Not content with adorning the walls of their mansions with paintings, some of the nobility covered them with tapestries, for which artists like Francisco Goya were employed to create cartoons. They were expensive, and those who still aspired to fortunes used wallpaper instead. That could be hand-painted, or more usually printed, and became sufficiently popular by the time of Oliver Cromwell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be a bone of contention with his Purit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became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wallpaper in Europe, largely because it lacked the tapestry factories that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other royal courts, and for the period 1712-1836 England even had a wallpaper tax.

Because paper could only be produced in relatively small sheets, early wallpaper had to be assembled from many of those. For example, Albrecht Dürer’s woodblock print of The Triumphal Arch for the Holy Roman Emperor Maximilian I in 1516-1518, required a total of 195 woodblocks printed onto 36 separate sheets of paper.

Wallpaper came of age and appeared on the walls of many more homes when paper could be produced in long rolls using the Fourdrinier proces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1 1858 by Augustus Leopold Egg 1816-1863
Augustus Leopold Egg (1816–1863), Past and Present, No. 1 (1858), oil on canvas, 63.5 x 76.2 cm, The Tate Gallery, London. Photographic Rights © Tate 2016, CC-BY-NC-ND 3.0 (Unported),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egg-past-and-present-no-1-n03278

The first of Augustus Egg’s narrative series Past and Present from 1858 shows an ordinary middle-class drawing room, with a deep-coloured heavily patterned wallpaper typical of this Victoria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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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Degas (1834–1917), Interior (‘The Rape’) (1868-9), oil on canvas, 81.3 x 114.3 cm,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PA. Wikimedia Commons.

In Edgar Degas’ famously enigmatic Interior from 1868-69, the wallpaper is lighter and floral, matching the pattern on the lampshade, and making an association with the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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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douard Muller (1823-1876), The Garden of Armida (1854), block-printed wallpaper, 386.1 x 335.3 cm,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PA. Wikimedia Commons.

This exquisite wallpaper designed by Édouard Muller in 1854 is now in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its five long rolls forming a trompe l’oeil of this enchanted garden from Torquato Tasso’s epic poem Jerusalem Delivered. Trompe l’oeils like this became popular, and have their origins in frescos painted on the walls of Roman villas in classical times. While a fresco was a costly one-off, improvements in printing made such wallpapers more widely available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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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 Still Life: Apples and Pears in a Round Basket (1872), oil on canvas, 45.7 x 55.2 cm,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Princeton, NJ. Wikimedia Commons.

Camille Pissarro painted a few delightful still lifes, among them this Still Life: Apples and Pears in a Round Basket from 1872, which ingeniously adds floating flowers from the wallpaper in its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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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ave Caillebotte (1848–1894), Mademoiselle Boissière Knitting (1877), oil on canvas, 65.1 x 80 cm,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TX. Wikimedia Commons.

Gustave Caillebotte’s portrait of Mademoiselle Boissière Knitting from 1877 is one of the first in which he might be said to be painting in Impressionist style. Its east Asian inspired wallpaper is typical of increasingly popular designs of that period.

Edwardian Interior c.1907 by Harold Gilman 1876-1919
Harold Gilman (1876–1919), Edwardian Interior (c 1907), oil on canvas, 53.3 x 54 cm, The Tate Gallery (Present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Chantrey Bequest 1956), London. © The Tate Gallery and Photographic Rights © Tate (2016), CC-BY-NC-ND 3.0 (Unported), 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gilman-edwardian-interior-t00096

Harold Gilman’s early Edwardian Interior from about 1907 shows the drawing room of his family home in the Rectory at Snargate, with the artist’s youngest sister as model. This wallpaper has a more complex design to make it appear less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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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nnard (1867-1947), Le Bol de lait (The Bowl of Milk) (1919), oil on canvas, 116.2 x 121 cm, The Tate Gallery (Bequeathed by Edward Le Bas 1967), London. Photographic Rights © Tate 2018, CC-BY-NC-ND 3.0 (Unported), http://www.tate.org.uk/art/artworks/bonnard-the-bowl-of-milk-t00936

Wallpapers in the home of Pierre Bonnard make cameo appearances in several of his paintings, and usually feature bold stripes of colour, as seen in his famous Bowl of Milk from 1919. Although it looks informal if not spontaneous, this painting is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compositional work, 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such as the form of the pillars on the balcony outside. In its informality is formality, in the model’s pose, the layout of the table settings, and the echoing verticals in the window and wall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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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douard Vuillard (1868–1940), Madame Vuillard Sewing (1920), oil on cardboard, 33.7 x 35.8 cm,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 国立西洋美術館 (Kokuritsu seiyō bijutsukan), Tokyo, Japan. Wikimedia Commons.

When Édouard Vuillard painted his mother Madame Vuillard Sewing in 1920, he returned to a more Nabi style, and a wallpaper with a simple and bold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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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Ravilious (1903–1942), Farmhouse Bedroom (1939), watercolour, further details not known. Wikimedia Commons.

Further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even bolder patterns appear in some of Eric Ravilious’ interiors, such as this Farmhouse Bedroom from 1939.

《出走的决心》

《出走的决心》,8/10

看片一向不及时的我,最近才终于看了《出走的决心》。两周前的大年夜,电影的原型,苏敏阿姨官宣离婚。我原以为,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电影会看得更心旷神怡一些。但,仍然看的很憋气。尤其是一些家务的场景,联想到之前《好东西》里,被大家盛赞的那段,妈妈家务劳动时的各种音效。对比之下,是不一样的感受。

电影最触动我的一个镜头,是阿姨刚买了户外帐篷,在屋里支起来的时候。作为住过上千次帐篷的人,也很多次在屋里给别人搭起,当作有趣的行为或景致。然而,看到电影里的画面,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场景,在意象上,可以成为「一间只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


憋气的场景看多了(这里感谢姜武的爹味演绎^^),以至于会觉得,这算不算是电影不足的地方?——电影把生活环境描写得过于极端了,很多典型的生活困境,和典型的油腻男气息,都集中在一起。在我的想象里,这会让一些观影的人,因为自己并没有这么惨,而为自己找一些不出走的理由?譬如,很多家里老公会做饭,会给老婆打伞,多数家庭至少言语和睦,偶尔也能一起出去旅行,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当然也不止是老公,女人也很多……于是,人们把电影和自己的现实一对比,哦,原来我没有那么惨,所以我没有出走,也是 ok 的。

但是,当我和别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发现对方的回应是:她老公已经算不错了,没有酗酒、家暴、吸毒、赌博、传销、网贷……虽然我觉得对方大概也是在开玩笑嘲讽,但每个人的认知底线也确实不同吧。我确实不擅长去想象别人的边界感。


现实中,我也会给身边困住庸碌生活中的人,家人、朋友、爱人,提供安慰,或者带他们玩各种有趣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做牛做马;但是这些行为,会不会也为他们的各种意义上的「不出走」,加了一把力呢?我不知道。回想起来,很多次我带他们体验有趣事物的时候,真的在以一种希冀的目光看着他们, 希望他们突然说出, 不, 这样不够, 我还要更嗨。

然而并没有。

然后我发现就这么看电影时把自己看哭了。然后开始反思,我确实容易陷入这种「沉默的羔羊」式的自我感动,从起初想要不顾一切带着羊离开,到后来淡然着,看着羊们一次次地,偶尔露出些不清晰的对离开的憧憬,但很快又缩回去。——也可以理解成,被无形的文化之手抓了回去。而我对自己的淡然状态,是否应该又罪恶感呢?是否只是在享受廉价的自我感动呢?仍然不清楚。

觉醒的节拍

讨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朋友说,前面那些冗长的,十年前的回顾,是有意义的,是把当年那些美好的日子,和如今(片中的 2020 年)相对照;就像片尾曲,用了邵夷贝李志的《黄昏》,同样是让人回想曾经美好的时光。

笑。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几年前,并不是什么美好的过去,那时的我,已经确定这个体系无可救药,所谓「历史的垃圾时间」,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然而,更年轻的人,或者「觉醒」的时间更后面一些的人,每个人都有各自认知中的「过去的美好时光」。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对他们来说,和更后面的日子相比,可能仍然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

而当对「美好时光」的时间点,有着相似的认知的人,彼此相遇,或者很多相似的人成为主流,他们之间的共鸣会更强一些。譬如导演认为 2010 年美好,而安排了这样的情节,那些同样认为 2010 年美好的人,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这样的时间错乱的例子还有很多。

譬如,有人认为,新浪微博刚开始的氛围,也是很美好的。但对我而言,新浪微博出现的背景,是民间各种自建 twitter 网站被审查、夭折,然后大鳄们在尸横遍野中进场,之后的明星进驻,和原本的互联网风格相比,也很走偏。而且审查一直存在(限流和 shadow ban 大概是后来的新发明了……)。所以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譬如,有《好东西》的粉丝,根据小孩的年龄,推算铁梅放弃做记者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算出来是在 2014~15 年,「中国调查报导从初冬转向严寒」。——但那个时间点,真的没什么特别显著的事,中国新闻在那之前很多年,之后很多年,一直是严寒。

譬如,朋友说厌恶春节,因为当年武汉疫情时,万家宴的歌舞升平,给了他很大冲击。我想了想,类似的反差感里,让我冲击最强的,还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山东作协主席王兆山的诗,之后就大多是麻木了。


说这些,不是在倚老卖老,也不是在为自己的麻木做辩解;而是说,如果大家只是因为在觉醒的时间节拍上不搭,或者觉醒的姿势不大一样,而无法深切共情,是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要因此而影响彼此的同温关系。

经常有人,很认真地问我: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让你的性别意识、或者反贼意识,觉醒的?问话的人,眼里闪着光芒,大概期待着我说出一些事件,然后说「呀,我也是」或者「我知道那个」,在共鸣中进一步增进友情。然而对我来说,确实不存在某个明确的觉醒时刻,就是从一开始就怀着最朴素的正义感,在各种事件熏陶中,一点点加深认识。但这样的说法,似乎经常让对方不满意?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处理这些。

规则的悖论 – 1

跟女孩子骑了一程重型摩托车,渐渐发现,每次她在红灯路口停下来时,动作都很一致:左脚撑地,右脚踩住刹车,——但这样的姿势,如果离合器在空档位,是没有办法直接从静态起步的,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挂在一档,左手要一直捏住离合器。感觉手很累。

相比之下,我的动作则散漫很多。停车时我通常会右脚撑地,离合器挂在空档,左手完全松开,启动时用左脚踩进一档,然后直接前进。——但这种姿势和地形有关,如果停在斜坡上,车子前后溜动,缓一点的坡,可以勉强用脚撑住;陡一点的坡,就需要用右手捏住刹车,而捏久了觉得累,就也切换成右脚踩刹车,左脚踩地的姿势,但此时已经是空档了,启动时需要先换成右脚踩地,未免手忙脚乱。

但女生骑重机的最大问题在于,240kg 的摩托车,倒了是真的扶不起来。而任何车身的不稳、摇晃、倾斜、甚至一阵强风吹来,也都会导致撑不住,而最终倒下。所以,我的那些(勉强用脚撑住、换脚踩地、手忙脚乱)的情景,对她们而言,是完全不允许出现的状况。于是,这种停车时,手一直捏住一档离合的姿势,大概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统一最优解?我这种野路子出身,并不知道这样的姿势,是对方长年骑车的自我经验总结,还是经过了一套「女生如何骑重机」的专门学习培训?回头问问去。

另一方面,这种容错率很低的,对远超自己体重的机械驾驭,在骑行过程中,是否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时刻紧绷的状态,当心自己随时会翻倒?——大概是的。虽然不同人在精神紧绷程度上存在差别,但应该不会像我那样散漫放松。而我也时常会忽视这种差别,停车时发现对方后座行李歪了,顺手扶了一把,却给对方造成了惊吓。

对方骑重机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帅!对车子的驾驭技术也比我好,为了能骑上这么帅的重机,所付出的努力,也肯定比我多。——那么,设身处地,从我个人的角度,换做我是那个体重轻的女生,我是否愿意为了骑重机,而投身到更多的规则和努力之中?


从这个角度分析下去,其实和「女性生存状况」、以及「在日本生活的方式」,其思路上都有些隐喻的成分。当然,首先要批判的是环境因素:

  • 女生、or 力量轻的人,骑重型摩托车更困难,这是摩托车工业体系造成的不公平。
  • 我,对于这种状况的,所有的「我可以选择其它方式」的思考,都存在着自身 privilege 的体现。

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从文化规训、以及个人选择的维度上,

  • 为了能克服困难骑重机,需要更严格地遵守一些规则。这样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在其它维度上,也对「遵守规则」这件事本身,产生习惯性的规训,从而越发偏向「守序」阵营?
  • 守序阵营有什么不好的?为了享受一些更好更嗨的东西,让自己迈入一种,更主动更严格地,遵守一些规则的状态,这件事是否 合理 or 不合理?
  • 我为什么会对「守序」这种东西,有一种默认去抵触的思路?这样真的是正常的吗?除了让自己警省,在国内的极权环境下,「遵守规则」背后往往掩盖着巨大的恶和虚伪,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待续。


标题致敬 David Graeber 《规则的悖论》,但目前想写的这些,大概和书里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湄洲天后宫

湄洲岛,传说是妈祖林默的故乡。北宋年间,岛上出现了最早的妈祖庙(灵女祠),经历朝扩建为大片宫殿,文革期间全毁,1980 年代后,由散落到各地的香火信徒集资重建的仿宋建筑群。被妈祖信徒们戏称为「东方麦加」……

除了在码头附近的大型祖庙外,湄洲岛上的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各自的妈祖庙,盖的都不小。去不同的堂口进香,也是信仰和交流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一些祭日,人们会扛着妈祖像,把所有的庙都逛一遍。

但其中一些庙,路不熟的话,并不好找。于是我上岛时,被唤醒了踩地图之魂,骑着电动车,把所有妈祖庙都找了一遍,标上准确的 GPS 位置。

每座庙的 GPS 位置(WGS 84),由北向南:

地点纬度 °N经度 °E
湄洲祖庙25.09379119.14317
上英宫25.09035119.12628
上林宫25.09007119.12889
上兴宫25.08973119.13972
寨山宫25.08211119.12082
莲池宫25.08169119.12598
回龙宫25.08014119.11606
龙兴宫25.08008119.12268
进福宫25.07523119.11157
湖石宫25.07453119.12075
天后行宫25.07068119.11253
文兴宫25.06453119.12972
白石宫25.06218119.12382
天利宫25.04815119.11863
麟开宫25.04398119.11643
麟山宫25.04026119.11625

大约有一半的妈祖庙,是比较好找的,就在主路的边上,甚至在高德地图就能搜到。但其中也有坑,譬如,我第一个去的是「莲池宫」,按地图上搜到的位置,找过去,却关了门。因为是第一家,我并不知道岛上的庙,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以为自己不走运,很多庙不在祭日都会关门;正在遗憾,看到里面仿佛有人,敲门问了问,才发现,这家莲池堂,其实是个耶稣教会………

真正的莲池宫,藏在另一个方向的村子里,穿过几条土路才会看到。所有的妈祖庙,其实都是这种金碧堂皇的样子,平日一直开着门。

岛上还有很多其它的庙:有耶稣教会、有完全不供奉妈祖的佛寺、有很小只的土地庙、关帝庙、海神庙、有家族私姓的祠堂、有看着很像妈祖庙,但不知是做什么的「三一教」……海边的「天后行宫」,在妈祖庙背后,修了个更大一号的如来大雄宝殿,于是感觉并不是很靠谱,有人介绍岛上除了祖庙,有 15 家妈祖庙,就没有把天后行宫算在里面。

但有些神灵,是可以放在妈祖庙的侧位一起供的,譬如,齐天大圣……

有的庙正在修葺,就让妈祖像暂居到村子的土地庙/城隍庙里,因为妈祖更大牌,所以城隍要把中间的位子让出来~

有的已经建好了新庙,于是旧庙广场上,用来晒鱼干。

所有的庙旁边都有戏台,还有很多社区的老年中心,也挂牌建在庙场旁边。但大家也经常直接在庙里活动:织网、打牌……赌金还不小。

庙修的都很精美,但赞助者的签名,就磕碜了点儿。

希望小朋友考出好成绩。

路过其它小庙在举行仪式,搭台唱戏。但感觉不同信徒之间,是有些隔绝的。很多时候问路,几百米外的妈祖庙,对方并不知道在哪里,甚至没听说过。

岛上有很多游客、有夜市、很漂亮的画了彩虹线的海边公路。游客们穿着小清新的样子,打卡拍照。但似乎很少有人会去这些庙里逛逛。似乎是两个世界。

不要成为睡死的人

男性到了一定年纪后,会不自觉地掉入「好为人师」的陷阱。有爹味是其次的,那最多不招人喜欢;最要命的是,会因此被困在原地。

不进步有问题吗?

没有,只要愿意,怎么躺都可以。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躺,而是困在原地是一种不自知的状态,被困住了还不知道自己被监禁的真实,这才是最糟糕的。

潮来潮去,如藤壶,如游勇,或沉底,或游猎,都是选择,但在睡梦中被流沙淹没,实在不能算一种舒服的死法。

好离乡 – 2

观影会上看纪录片,流亡的巴勒斯坦妇女们,合作编织一条传统工艺的挂毯,以此为线索,把个体的流亡叙述,联系在一起。电影拍的不错。观影者们,也纷纷映照自身经历,讨论各种美好的文化,被战争或强权摧残,是多么可惜;以及作为物理或精神上的流亡者,如何从文化叙事的角度,相互连接、支撑。进而强调口述性历史的学术意义。

然而,几乎所有的反映难民的作品或讨论,都是类似的视角,赞扬受害者原先的文化或者美好的生活,从而凸显破坏这些的行为,是多么的不义。

这样的视角看多了,忍不住想:从摧残文化的角度去谴责战争,真的是合理的么?

1.

我所在的文化里,有很多糟粕、或是庸碌,是我们日常在坚持努力抵抗着的。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同样也有很多,是日常和这些文化氛围对抗着的少数派。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遭遇战火,成为难民,那么,在这个关于难民或离乡者(diaspora)的叙事中,我们之前在群体内部的反抗,那些苦苦坚持着的自我,就,消失了?变得全无意义?甚至,在和 diaspora 同温层的交流中,仅仅是提到这些,都变得不应该?

关于 diaspora 如何不自觉地被迫形成群体性,以对抗整体的政治性,在学术界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只是从被湮没的个体的角度,又一次想到这些。

2.

:这部电影让我很感动……我不想让我所在的文化,或者我自己,从历史上消失,被抹去。

:我也很感动,——但是,如果,我不在乎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我,仍然会面对不公而反抗,也会为遭受不公的你们去反抗,那么,我的这些反抗,是否会因为我不想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变得更弱一些呢?

就像我不是因为自身利益才支持女性主义那样,我反抗的,是更纯粹的不公。而不是什么相关利益,或者附加的理由。

3.

我承认,在难民群体中,用文化来团结大家,保持连接,在人们的现有认知中,是很有效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操作,平空又多了一道工序:对自身文化的美化和维护。网上关于巴勒斯坦、乌克兰、乃至香港的争论,很多也都流于这个模式——

黄丝:香港原有的美好传统,被摧残得不剩什么了。

小粉红:就你们那点破传统,譬如啥啥啥陋习,有什么可保留的?(这里的很多例子,其实我是同意的……)

黄丝:艹,你们的啥啥传统才叫做垃圾,blah blah

然后争论的重点,就歪成了「这个文化是否足够好,是否值得保留。」——然而,如果这个被摧残的文化,它不够好,那么它反抗强权的合理性,就会减弱吗?

好离乡 – 1

我还以为这篇早就写成 blog 了,想引用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当年只是在 mastodon 发了一条。那么还是贴过来吧。感觉最近想写的很多话题,都与之隐约关联。回头再慢慢展开(大概会写一堆「同温层里标榜个人主义」的画风……


(2022年,疫情后,谈论「润」的人自然渐渐多起来。)

这段时间关于「润」的讨论,无论只是讨论,还是已经在行动,给我的感觉,更偏向于一种「被迫」才考虑的状态。社区里,大家经常交流,过去的哪个事件,成为了下决心跑路的底线。——于是联想到自己。但感觉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底线事件,或者说,远远不是到底线才润的,甚至也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水准;仅仅是护照可以方便去更多地方,以及不想让自己说话时受委屈。

这正是我这些年怨念的地方:各种动荡下,原先那种「为了探索新世界才做啥啥」的情怀,没人谈起了;一切都塌缩回「保障自己物质或情绪上生存」为导向的行动策略。以至于,我期待的,原先为了探索的人终于聚在一起讨论的内容,也变成了被迫跑路后讨论如何在异地找个稳定工作。——熟悉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并不是在物质无忧的条件下说这种风凉话的。事实上,需要把物质前提,在意到什么程度,本身也是文化导向和自我审视的结果。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玩一些。

Nomadland – 6,燃气系统

关于车里用的燃气炉灶方案。因为只是简单的 van,而不是正式的房车,不存在内嵌的燃气系统,只是每天把各种气罐炉头搬来搬去。简要地说,每天使用最多的方案是:

从大号液化石油气罐(POL),先转成美式一磅罐卡口(UNEF 1″),再转接到户外圆罐炉头(Lindal B188)上。

这样的组合,可以随时把其中的一些环节,替换成其它款式的气罐和燃气用品。


户外常见的气罐接口,大概有这五种:

① POL,也就是最常见的大号「煤气罐」,准确地说,叫「液化石油气罐」。我这边日常可以买到的,有 3.7kg 和 8.5kg 两种容积。大的更划算,但我的床板下面只能放进小号的,换一瓶气大约 $20,Bunnings 和很多加油站都有换。

还有一种 LCC 27 接口,是 POL 的升级版。近年来政府渐渐把 POL 气罐,升级成更安全的 LCC 27 接口。这个是向下兼容的:原先用在 POL 上的管线,仍然可以拧进 LCC 27 的气罐;反之则不行,LCC 27 专用的管线,不能用在 POL 气罐上。所以,使用 POL 的管线,就不必在乎每次换到的气罐,是旧接口还是新接口。

② 3/8″ BSP-LH,另一种大号石油气罐的接口,通常只有专门的户外型房车才会使用。加油站很少见,更换气瓶也远不如 POL 方便。可以很方便地改成 POL,户外店有转接头卖($15)。

③ UNEF 1″ / BOM,北美常见的一磅重的绿气罐,北美的加油站和便利店到处都是,但澳洲和中国很少,只有专门户外店才有。

④ Lindal B188,又名 7/16 UNEF,户外背包露营时,最常见的扁圆气罐。虽然北美有很多炉头,都是 ③ 的 UNEF 接口,但毕竟 UNEF 接口过于笨重,自己背而不是车载露营的话,国际通用的炉头,更多的还是 ④ 的接口。

⑤ 常见的火锅店长气罐。虽然工艺远不如 ③ ④,但是更便宜也更好买,所以很多用 Lindal 圆罐炉头 ④ 的人,都会常备一个 ⑤→④ 的转换头($5)。(长罐到美式一磅罐 ⑤→③ 的转接头我从来没见过,大概因为美式罐太笨重了)

还有一些不常用的接口,譬如和 ④ 很像但是不带螺纹的气罐、以及一些笨重烧烤台用的 1/4” BSP……与本文无关,就不面面俱到地提及了。


一张图显示我日常的炉灶系统:

  • ① POL 大号液化气罐,3.7kg,连瓶 $60,换气 $20
  • ③ UNEF 美式一磅罐,$10
  • ⑤ 火锅长罐,通常是聚餐时剩下的,在车里慢慢用掉,$1.5
  • ⑥ POL 转接 UNEF 的管线,①→③,价格和管线长度有关,感觉 1.5m 的比较舒服,$30
  • ⑦ UNEF 转接 Lindal 圆罐炉具的转换头,$5
  • ⑧ 户外炉头,和 ④ 匹配的 Lindal B188 接口,$30-50。这款 Kovea Camp 4 已经陪我二十多年,早就停产了。如今有很多国内牌子(火枫、兄弟…)也很好用。这种自带支架的款式,架七寸锅也没问题。于是,本来准备了更大的、火力更强的炉头,但日常也很少拿出来用。
  • ⑨ 火锅长罐转接 Lindal B188 户外炉头的转换头,⑤→④ ,$5
  • ⑩ 从 POL 大罐往美式一磅罐里灌注燃料 ①→③ 的装置,把一磅罐反复使用,$5。关于灌装的事情,后面会说。

于是,日常使用最多的组合方案,包括:

  • ①→⑥→⑦→⑧,从大气罐直接连到户外炉头
  • ③→⑦→⑧ 或 ⑤→⑨→⑧,有时做饭的地方离车远,不想拎着大气罐,就把小气罐接在炉头上
  • ①→⑩→③,从大气罐往美式一磅罐里灌装

日常煮食时,炉头和锅放在旁边的桌板,或者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并不需要专门把气罐搬出来用。

其它车内需要用到燃气的装置,还有:

  • ⑪ Mr Heater 暖气炉,UNEF 接口,冬天直连大气罐 ①→⑥→⑪,或者用一磅罐 ③→⑪
  • ⑫ 更大的、火力更猛的炉头,可以架更大的锅,甚至炒菜,Lindal 圆罐接口,①→⑥→⑦→⑫
  • ⑬ 喷枪,做炙肉料理!,Lindal 圆罐接口,通常接小罐用,③→⑦→⑬ 或 ⑤→⑨→⑬
  • ⑭ 本生灯,做一些手工时加热用,Lindal 圆罐接口,接一磅罐用(因为需要很稳的底座),③→⑦→⑭
  • ⑮ 热水淋浴装置,Lindal 圆罐接口。这个很少用,因为日常都在蹭健身房淋浴间

以及,必须的,一氧化碳监测仪,$25


ps,关于灌装。所有的一磅罐、户外圆罐、火锅长罐……厂家都是禁止用户自行灌注燃料反复使用的。但所有这些罐子,都存在着自行灌装的黑科技,以及相应的很便宜的转接头卖。其中美式一磅罐因为自带减压阀,比其它罐子更安全一些。个人感觉重复灌几次,还是没问题的。网上也不乏号称一个罐子反复用了一辈子的。但我还是不推荐读者贸然使用,请自行斟酌。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下小罐子,多买几个一次性火锅气罐也就是了。

卖转接头的网店图。——但是连卖家的演示图,也是错误的。灌装时应该把大罐子倒置,让沉在下面的液态的石油气流进小罐子,而不仅仅是挥发的气态。

友人帐

我的双眼可以看见时光的流逝,目睹一切有生之物的死亡。在我的眼中,人类的肌肤干缩衰老,春天的树芽枯萎掉落,岩石粉碎成灰,只有长寿的精灵族中的少年在我看来不受影响。即使是如此,他们在我眼中也像是即将凋谢的花朵。

–《龙枪编年史》

这些年 emo 的主线之一,就是看着曾经能够一起讨论的朋友、乃至喜欢的人,渐渐地沉到各种坑里。——「坑」当然只是我的视角,他们都很快乐。

改变不是瞬间发生的。曾经还一起是好友的时候,我就能隐约感觉到这样的痕迹。甚至很多次的离开,也都与此有关。但离开后我无数次地回顾,质疑自己曾经的选择。每一次看到他们下沉,我都在问自己:如果我当时不离开,选择努力去沟通、改变,是否结果就不一样?于是我的离开,算不算一种逃避?我看着他们时,那种比看其它路人更深的难受,是否因为我没有继续尝试而内疚?

有时我试着去努力,但最终并没有掰赢,围绕着他们的更强力的文化;有的我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无能为力;有的我一直不知道答案。

甚至改行去学一些东西,也有很大程度是为了,把这些「隐约感觉到的痕迹」弄清楚。我做到了。关于如何从各种细微痕迹中,看到文化对人产生影响,以及如果当事人不警省或者放弃坚持,如何不自觉地渐渐沉入其中。——但这也只能让自己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变化的过程和原因,而不知如何去影响、扭转。

这一切仍然在重复。我仍然能交到各种,三观上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其中大多数是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乃至都没必要去考虑从朋友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但在很多人身上,我仍然有发现各种下沉痕迹的感觉。我仍然对他们一二十年后变成什么样子,表示悲观。

很多「痕迹」,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无理取闹的:当你刚刚毕业,抱怨上班很烦很累,却仍然去打卡的时候;当你交流社会经验和办公室技巧的时候;当你只是因为寂寞而去各种社交的时候;当你因为被客户认同又能赚到钱而欣喜的时候。

这就是阅历吧,我恨这种感觉。

我知道这一篇充斥着巨大的 ego。其中的很多环节,并不是必然的断言,只是我个人在这个时代的主观经历中,总结出的感受。不对劲的也很可能是我自己。我也能看到新的一代人的,可能的好的一面:虽然大多数人沉的更深,但幸存下来的人,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氛围,变得更清醒,清醒到有足够能力来意识到,之前说的那些加诸自身的细微文化影响。希望能抱抱他们。

里世界 – 6

看到年轻人旅行回来,继续打着鸡血,说「____那里很好,想时不时去呆上一阵」,突然意识到,自己最近这几年,纠结的点之一,在于:已经没有那样的地方了。

——任何看上去很好,可以待着很欢乐的地方,或者人群,都需要我放弃一些方面的思考,才能去融入。而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安然欢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选择了去无视某些,这个环境里没有被提到的东西。然后,这种「无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也会让安然其中的人们,发生变化。

那些没有提到的东西,包括但远远不限于:各种权力的体现(政治、性别、阶层……)、消费主义、对认同感的依赖和屈从、对多样性的接受以及主动探索……这些年研究文化对人的影响,也就对那些「无视」导致的变化,感知更加明显。

可以说,那些坚持去思考的东西,叫做「执念」。但「执念」这种说法,仍然只是为了舒适而放弃某些东西后的自我解释。


而我这些年的变化,也是从「要不要为了在这样的地方快乐生活,而改变呢」;

变成「不想改变的话,就真的没有这样的地方了吗?再努力找找吧」,然后因为找不到而焦虑,渐渐又因为意识到这样的地方不存在而焦虑;

再变成「这样的地方不存在,那又能怎样呢」,然后再分析,那样的一个理想化的环境,——无论是期望现实中存在的,还是在脑海中凭空构造的,——它对我的吸引力,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呢?很多因素,经过这样的分析后,都可以选择从自我身上去剔除(aka 修仙)。

Stop finding neverland,不是因为要脚踏实地了,而是接受「没有」的状态,让自己根本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 land,作为支撑。

当然,能够去玩得很开心的地方,我自信还是能找出很多的。但世界总体,仍然只是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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