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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关注】德国之声|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

CDT编者按:本文为德国之声文章《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部分内容摘录。作者为叶家均。阅读全文请移步德国之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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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德国之声(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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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
作者:长平
发表日期:2025.6.4
来源:德国之声
主题归类:六四
CDS收藏:六四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正义仍然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地相信我们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访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地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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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了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

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张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那张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着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她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 In Namen der Würde an der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说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象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着的意义之一吧。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CDT关注】中国民主季刊|长平: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删改部分就是最佳答案

CDT编者按:《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刊发了笔谈“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其中长平谈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的大量删改。言论自由和出版审查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的重点。经过《中国民主季刊》编辑部同意,我们转发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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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相关阅读:


《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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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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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民主季刊|长平: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删改部分就是最佳答案
作者:长平
发表日期:2025.6.3
来源:中国民主季刊
主题归类:出版审查
主题归类:中国民主季刊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CDT关注】南华早报|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已监控7000万Telegram账户、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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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重点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
作者:Yuanyue Dang
发表日期:2025.5.17
来源:南华早报
主题归类:监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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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能监控Telegram的工具,据称该工具目前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共频道和群组。此外,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也展示了一款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的工具。

以下是这篇报道的中文翻译:

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重点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

作者:Yuanyue Dang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参展商表示,中国未来的警务工作将由人工智能监控工具驱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还能利用受DeepSeek启发的模型分析案件线索。

这些监控设备本周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展出,该展会于周六(5月17日)落幕,是国内同类规模最大的警用科技展。展会为来自全国的警用和防务设备供应商提供了与公安部门争取订单的机会。

参展商包括隶属于中国最高警务机构公安部的研究所,以及多家民营企业。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展会上各类产品的重要卖点,包括监控工具、刑事侦查设备和无人机干扰装备。其中一项展出的技术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推出的“个人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

据该研究所介绍,中国在对“个人极端事件”进行预警时面临安全挑战。该所已开发出AI模型,通过分析购物记录、搜索历史和社交媒体帖子,识别高风险人群。

研究所表示,这款工具基于中国初创公司Dify的AI代理服务开发,Dify是一个开源大语言模型(LLM)应用开发平台。

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多起“独狼”袭击事件,令中国社会震惊。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去年11月,珠海一名男子樊维秋驾驶SUV冲入体育中心外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樊维秋已于今年1月被执行死刑。

自那起事件后,北京方面多次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要求地方官员识别可能实施此类“极端事件”的人员。

该官方研究所还展示了AI辅助的手机取证工具和逃犯追踪系统。

许多厂商将警用设备的安全性作为主要卖点之一。

有公司宣称,其工具可以监控警用设备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上网行为,从而能够迅速发现“涉密信息的非法发布、传输、存储或处理”,以此“确保国家机密和警务工作的保密性与安全性”。

去年,北京对一项旨在保护国家机密的法律进行了重大修订,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随后出台的政府规定,要求厂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创新安全保密产品和涉密技术装备”。

这些规定于去年9月生效,并承诺对“对相关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奖励。

保密也是今年展会的一个主题。

参观者需通过扫码申请才能入场,必须实名登记并提供身份证号码,通过审核后方可进入展会。

展会上,许多潜在买家身着警服,一些展商要求参观者出示警官证后方可拍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产品说明书仅限执法机构购买的设备随同发放给警员。

展厅内一条醒目的标语写道:“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号称可以监控Telegram(一款以隐私和安全著称的即时通讯应用)的工具。该所称,该工具可监控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账户,而中国手机号有严格的实名制要求。

据该机构介绍,目前该工具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

该机构的宣传视频展示了如何通过入侵的中国手机号登录Telegram,监控群聊中的毒品交易。

他们还表示,可以监控Telegram上涉及政治及香港相关话题的消息。研究所称,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者广泛使用Telegram,是开发该工具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大陆,用户需通过VPN访问Telegram及《南华早报》网站,但来自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一款能够检测此类行为的工具。

还有多家公司推广面向警务的大模型,并强调其产品基于如DeepSeek等中国开源大模型。这些AI模型据称可帮助警方更高效地分析线索、管理设备、勘查案发现场和审讯嫌疑人。

一家北京公司宣称,其AI工具可对嫌疑人进行实时心理测试,实现“智能审讯”,并迅速“突破心理防线”。

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展会上推广自家AI模型,宣称适用于执法场景。

【CDT关注】民间档案馆|回眸夹边沟:劳改农场如何成为死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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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回眸夹边沟:劳改农场如何成为死亡集中营?
作者:中国民间档案馆
发表日期:2025.5.12
来源:中国民间档案馆
主题归类:星火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1956年到1957年 ,在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鸣大放”号召之下,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谏言,结果却被卷入“反右运动”,数十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言论也被视作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其中,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被送到夹边沟农场的这些人,只是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夹边沟。酷刑般的劳动,加上规模空前的大饥荒,让夹边沟农场留下累累尸骨。那些死里逃生者,则终生背负着如深渊般黑暗的记忆。

2000年代初,得益于中国当时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警醒世人,让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夹边沟的惨烈情况也吸引了一些记者、作家的注意。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走访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查阅资料,试图还原和重现这段历史。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即是这段时期的成果之一。作者邢同义历时数年写成此书,通过挖掘隐藏于时间夹缝中的碎片,为读者拼凑出一幅关于夹边沟的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图景。邢同义曾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和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层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关键史料和人物,也使得这本书在当事人口述的基础上,还补充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信息。例如,通过后来的夹边沟林场场长,作者获得了当年建立夹边沟劳改农场(后改为劳教农场)的《计划任务书》,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纸面上看似设想周全、合理的劳改农场,如何在现实中却成为死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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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地理位置图。

邢同义还通过当年酒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到当时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这是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的作品较少触及的内容。邢认为,这些人是“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他们大多是因饥饿而偷吃、盗窃或者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起诉。这一个个不幸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中的模糊面孔变得真实而清晰,也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诞。例如,邢同义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马述麒的故事。当时农场一头黑骟骡因与其他牲畜抢食而被踢伤,经精心护理仍不治而死亡。因为黑骟骡是重要劳力,农场为此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还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请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当时担任饲养组组长的马述麒,指其偷吃牲口饲料才导致牲畜打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因劳累和饥饿而死亡的右派分子,死后连一个坟头都没有,遑论像样的死亡报告。

《恍若隔世》中亲历者的讲述清晰揭示出,“反右”并非如官方所说,是一场不小心走过头的言论纠偏运动,而是当权者对于异议言论的蓄意打压;大饥荒也并非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极权制度下的一场人祸。书中不少受访者,包括作者自己,都将问题归结于共产党因犯了“左”的错误而将反右运动推向极端。但书中人物的经历表明,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明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中央号召下提出的建议,从反官僚、反特权,到警惕“党天下”,都恰恰是为了帮助党践行其掌权之初对全社会的承诺,结果却因言获罪。

通过这些个人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遭遇却如此相似,背后的极权逻辑也一以贯之。当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当权者就可以垄断真相、“指鼠为鸭”, 只为讲好整齐划一的“中国故事”。近年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冠疫情中的封控政策:民众在荒谬的封控之下艰难求生,官方却在另一边制造着举国体制战胜疫情的幻象,并将所有试图传播真相的人划为敌对者或境外势力。讽刺的是,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例如书中的李景沆)是因为提意见不够积极而被打成右派,学校领导认为他“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可见,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人们连沉默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就像2022年底不堪忍受而发起白纸抗议的人们,连举起一张白纸都成了罪过。

通过挖掘被埋葬的真相,邢同义让那些被官方长年屏蔽的、历史幕后的主角走到了前台,为无声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今,网络的存在让个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言论审查和更具隐蔽性的政治宣传。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为真相和自由而奔走的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冒着失去自由的代价,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记录,让不同时空的普通人得以看到对方,意识到自身境遇的系统性,也将不断为人们争取自由的抗争提供动力和指引。

本期推荐档案:

邢同义:《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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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biangou Labor Farm project task document.

A Survivor Looks Back at China’s Most Notorious Labor Camp

From 1956 to 1957,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ll for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tellect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ctively offered their opinions and advice to the Party. However, tens of thousands were soon labelled as bourgeois rightists, and accused of launching “vicious attacks against the Party.” Among them, around 3,000 were sent to the state-run Jiabiangou Labor Camp, located in the Gobi Desert near Jiuquan in Gansu Province, fo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Those who were sent to Jiabiangou were a small fraction of over 500,000 individuals labeled rightist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their fates were among the most cruel. Brutal labor and an unprecedented famine turned the camp into a mass grave for more than 2,000. Those who survived carried with them harrowing memories that shadow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the early 2000s, thanks to China’s relatively relaxed environment for free speech, some survivors of Jiabiangou began publishing memoirs and giving interview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hoping to alert the public and prevent such tragedies from happening a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horrific events at Jiabiangou also drew the attention of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They dedicated substantial time and resources to visiting survivors and the families of victims, researching archival materials, and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and bring to light this dark chapter of history.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is one such product of this period. The author, Xing Tongyi, spent several years writing it. By uncovering fragments hidden in the crevices of time, he pieced together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reliable historical portrait of Jiabiangou. Xing formerly served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Jiuqua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background gave him access to ke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dividuals. As a result, the book not only presents oral accounts from those involved but also supplements them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later director of the Jiabiangou Forest Farm, Xing obtained the “Project Assignment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Jiabiangou labor farm. Readers can see how a seemingly well-thought-out and reasonable reform-through-labor farm on paper became a death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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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tion of Jiabiangou Labor Farm on a map.

Xing also learned from prosecutors then working 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bout more than forty Rightists who were prosecuted for resist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a subject rarely touched upon in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Xing considers these people “the most unfortunate among the unfortunate.” Most of them were prosecuted for stealing food due to starvation, petty theft, or making reactionary remarks.

Their tragic stories give real faces and clarity to otherwise vague historical figures, exposing the cruelty and absurdity of political campaigns. For instance, the book recounts in detail the story of Rightist Ma Shuqin. At the time, a black mule was injured during a fight over food with other animals and later died despite careful treatment. Because the mule was a vital source of labor, the farm submitted a detailed report and requested that the local procuratorate arrest Ma, who was head of the feeding team, on the charge of “sabotaging production,” alleging he caused the fight by stealing animal feed. In stark contrast, countless Rightists died from exhaustion and hunger, their bodies buried without graves, let alone any formal death records.

The firsthand accounts in Worlds Away make clear that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as not, as officially claimed, a well-intentioned but overzealous movement, but a deliberate crackdown on dissent by those in power. Similarly, the Great Famine was not an unavoidable natural disaster, but a man-made catastrophe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Many interviewees in the book, including the author himself, attribute the problems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leftist” mistakes that push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o the extreme.

Bu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profiled in the book show that these so-called Rightist intellectuals were, in fact, loyal support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ir proposals—ranging from opposing bureaucracy and privilege to warning against “one-party dominance”—were precisely meant to help the Party fulfill the promises it made to society when it first came to power. Yet they were punished for speaking out.

Through these personal narratives, we can see that in post-1949 China, a country marked by successive political movements, people from different eras often suffered in strikingly similar ways, all rooted in the same authoritarian logic. When only one voice is allowed in society, those in power can monopolize the truth and “call a mouse a duck,” all in the name of crafting a unified “China story.”

A recent example of this is the strict lockdown polic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ordinary people struggled to survive under absurd restrictions, the state propagated an illusion of national triumph over the virus, branding anyone trying to tell the truth as an enemy or foreign force. Ironically,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some people (such as Li Jinghang, mentioned in the book) were labeled Rightists not for speaking out, but for not speaking enthusiastically enough. School authorities accused him of being “more reactionary by staying silent than by speaking.”

This shows that in the unpredictable tid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even the basic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 can be stripped away—just like those in late 2022 who could no longer endure and joined the White Paper protests, where even raising a blank sheet of paper became a crime.

By unearthing buried truths, Xing brings the long-silenced protagonists of history to the forefront. Today, the Internet allows individuals to more easily share their stories, but we also face more stringent censorship and increasingly subtle political propaganda. Even so, countless people continue to risk their freedom to document the truth of our time. These invaluable records enable ordinary people across time and space to se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 recognize the systemic nature of their own suffering, and to draw strength and guidance in the ongoing struggle for freedom.

Recommended archive:

Xing Tongyi: Worlds Away: A Look Back at Jiabiangou

【CDT关注】柴静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近期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在台海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柴静通过一期节目回望了一位九旬老兵的内战记忆,通过这段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深重苦难,引发了观众们对两岸未来的深入思考。

(节目简介)13岁时高秉涵从山东出发,走了14个月,上万公里,在厦门踩着尸体,登上了从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2011年,央视没有人敢批准这个采访,柴静以个人身份去台湾拍摄。节目终于播出时她以为历史终结,内战已成过往。但是,14年后,90岁的高先生联系了她,讲述完整版本的内战往事,因为两岸正笼罩在又一场战争阴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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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柴静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作者:柴静
发表日期:2025.5.12
来源:柴静
主题归类:国共内战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高秉涵先生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提醒人们战争并非遥远的教科书条目,而是与无数个体和家庭紧密相连的鲜活历史,其痛苦影响深远。他那句“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是对当下所有人的沉重警示。

家庭悲剧与逃亡起点

1948年,13岁的高秉涵遵母命,在国共内战爆发时从山东逃亡。他的父亲因国民党身份被处决,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两位姐姐都是资深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人曾获毛泽东表扬。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令一家人骨肉分离。母亲给他象征仇恨的血衣绳子,叮嘱”跟着帽檐有太阳的人走”,这成为他们最后一面。

战争下的军队瓦解与人性扭曲

高秉涵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亲身经历了军队的混乱和失序。北方部队南下后举步维艰,军纪败坏,随意抓捕平民充当挑夫。年仅13岁的他,曾以军法官身份亲手处决过试图逃跑的挑夫。部队还放火焚烧村庄,破坏水井。部队还焚烧村庄、破坏水井。逃亡路上充满恐惧与饥饿,他多次濒临死亡,支撑他的唯一信念是再见母亲,在极端环境下他也曾遇到过施以援手的解放军士兵。

登上末班船与台湾生活

经过14个月跋涉,高秉涵抵达厦门,踩着尸体登上最后一班驶往台湾的船。抵达台湾后,他睡在火车站长凳上,与野狗抢食垃圾。台湾岛屿涌入大量人口,资源紧张,高秉涵凭借母亲留下的初中肄业证明,他考入学校并最终成为军事法庭法官。

军法官的良心挣扎

在金门任法官期间,他首个案子是判处一名为看望病重母亲而擅自离队的士兵死刑。他内心痛苦,认为换成自己会逃得更快。尽管试图抗拒,但在上级命令下,他不得不执行,理由是“军人离阵脱逃者一律死,杀一儆百”。他在行刑前为士兵准备酒菜,并请求延迟几分钟行刑,希望让对方少受痛苦。这一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政治和战争对人性的巨大压迫。

乡愁与归家之路

蒋介石去世后,老兵们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解严后,他们发起”想家”运动。高秉涵通过美国转寄信件回乡,却得知母亲已去世。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后,他终于回到老家,但已物是人非。他在档案馆找到了父亲被处决的档案,罪名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批有被注“杀错了”的人。他认为父亲的死是历史革命的必然,没有个人仇恨。他拜访了被母亲怀疑是举报人的唐叔,展现了他超越个人恩怨的人性。

人性坚守与和平呼唤

高秉涵珍藏母亲遗物,并帮助台湾老兵将骨灰带回大陆安葬。他因亲历战争残酷而极度恐惧战争,深信”不战最好”。面对当前局势,他建议两岸应多交流,“因为咱们是兄弟”。。他认为个体不应依附权力,而应用行动去减少大时代下人的痛苦,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贴上“统战”标签时,他表示自己展现的是人性,台湾养大了他,山东是他的根,两边都是他的母亲,“不放弃,永远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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