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元朝历史的网络直播，让新疆哈萨克族男子克依扎提·艾尔肯的人生彻底改写。他因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汉人在元朝社会地位最低”，被中国警方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名拘押，并遭受长时间酷刑审讯。他目前流亡海外。

克依扎提日前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从公安局地下审讯室到阜康市拘留所，从被电击口腔到举家逃亡海外，他形容自己“只是个热爱历史的普通人”，却因言论触及敏感，被国家机器打成“分裂分子”：“我们只是讨论元朝的历史，怎么就成了分裂国家？”

克依扎提告诉记者，他正要离开斯洛文尼亚难民营，准备前往德国；“我从难民营跑出来了，准备从意大利威尼斯或米兰，到法国，目的地是德国，“我发誓要“把发生在新疆的事说出来，让世界知道真相”。

1988年出生的克依扎提·艾尔肯，原籍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曾是居住于昌吉州阜康市的文职人员，也曾当了六个月的特警辅警。他因为讨论历史而被指控“煽动民族仇恨”、遭受长时间酷刑、并带着年幼儿子逃亡哈萨克斯坦，辗转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他说：“讲真话，在中国会坐牢，会被打死。”

因一句“元朝汉人地位最低”被举报

2023年6月19日，一场普通的网络直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他和一百多位网友在抖音直播中谈到元朝社会结构，顺带提及“当时汉人社会地位最低”，本是一段教科书上都能查到的公开历史，却被人截屏举报。

“有人说我攻击汉人、传播极端思想。”他说。

不久，阜康市公安以涉嫌“分裂国家”展开调查，警察直奔他家，搜走全部历史书籍和他床头的一本《古兰经》，并以此作为“宗教极端”证据。他被押入公安局地下三层，连续17小时不许进食、不准休息，反复被逼问是否借古兰经煽动仇恨。

他否认一切，强调自己从小在汉语学校长大，身边都是汉族朋友，从未有民族歧视言论。然而，警方最终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对其行政拘留：“我根本就看不懂古兰经，作为穆斯林，我收藏了古兰经，我还没打开看过。我叫警察检验古兰经内页有没有我的手印。”

电击口腔、拳击胸部　“那不是审讯，是虐待”

在阜康拘留所，克依扎提说，他经历的是“系统性酷刑”。警察用书本垫在他胸口，猛击其上；电警棍伸进他嘴里，直到他昏厥。“脸烧伤、眉毛焦了，昏倒后被冷水泼醒。”他说。

他患有糖尿病，低血糖时多次晕倒，看守不准送医，反而加派警力以“精神异常”为由加强监管。监室108号是最内侧，“三面石墙，看不见光，摄像头用布蒙着。那是专门打人的地方。”

克依扎提曾短暂担任阜康辅警，2016年亲眼目睹一名维吾尔男子阿不都伊木在拘留所被打死，官方称其“自身原因死亡”。那次经历令他患上抑郁症，之后辞职回家开牛肉饼店，“其实是在做逃离的准备”。

逃亡与追捕：儿子随行，黑熊出没

在被“取保候审”后，他受到严格限制不得离阜康市。2023年12月，他携5岁儿子逃至哈萨克斯坦，却仍遭中国国保通过微信、短信骚扰，不仅被要求回国，还连累其姐姐受到威胁。他说：“他们逼我和姐姐断联。”

哈国移民局也数度骚扰他，疑似配合中国施压。担心被遣返，他四处躲藏，靠朋友资助于2025年6月27日搭机飞往波黑，接着步行穿越边境。

“6月28日走森林时，两次遇到黑熊，一次只隔六米。”他苦笑道，“只能静立不动，等它走。还遇到一条毒蛇，庆幸被我儿子看到了，他惊叫我才发现，躲过一劫。”

6月30日，克依扎克进入克罗地亚后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后遣返，次日再入境，7月3日到达萨格勒布里耶卡，4日进入斯洛文尼亚。

克依扎提讲得一口流利汉语，他表示，新疆的再教育营早在2014年已秘密启动，2016年起大规模抓捕哈萨克和维吾尔人，2017年达到高峰。他说：“警察强迫维吾尔人去哈萨克村抓哈萨克人，然后又叫哈萨克人区回民村抓维吾尔人，村民人心惶惶。光我老家的柳城子西村就有两成牧民被抓，有夫妻吵架的，双双也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孩子被送孤儿院。”

向人权组织提供证据　“让世界知道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今年3月，克依扎提向哈国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提交证言及录像材料中说明他在新疆受到酷刑的经历。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本周五向本台证实其说法属实。该组织成员特列克. 尼亚孜别克 （Tilek Niyazbek）也表示：“克依扎提担心被遣返，委托我们组织保存影像，一旦出事就对外公布。”

本台就此致电阜康市公安局办公室以及曾要求克依扎提回国的公安国保，但电话无法接通。

哈萨克族在新疆长期受到文化、语言和宗教压制，许多人因讨论历史、信仰伊斯兰教或使用社交媒体被指控。他说，自己讲述这些并非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留下证据”，“让外界知道这些事真的发生过，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分裂分子，只是讲历史的普通人。”

责编：李诺

浙江一国企创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近期被员工指控，自7月起以“降本增效”为由，擅自将原有“两班倒、做二休二”的工作制度，调整为“做四休二”，并大幅缩短白夜班轮换周期。另有实习生公开举报公司未征得员工同意、亦未依法申报，即变更工时安排，并对原有实习生进行不当解聘，继而招募新实习生，涉嫌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网传这家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半导体制造企业计划自7月起，将现行“两班倒、做二休二”的排班制度调整为“做四休二”，并大幅缩短原本两个月轮换一次的白夜班周期至每六天轮换一次。有员工批评此举将大幅提高劳动强度，削减休息时间，影响身体健康。

广东深圳一名NGO工作者李先生周三（25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说，频繁倒班将严重扰乱生理节律：“现在做四休二就是四天连上高强度班，哪有时间恢复？”他强调，浙江创芯在劳动合同中明订标准工时制度，如今却绕过员工协商，推行变相加班，已涉嫌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每日工时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四十小时的规定。

实习生举报“未报批改班制”与侵权问题

一封由匿名实习生发布的举报信近日在社交媒体流传，内容指浙江创芯未经协商与报批，单方面更改工时制度，严重侵害员工合法权益。信中并点名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彻查企业是否违法，并呼吁为服务期满半年的实习生补签劳动合同、依法补缴社保。

浙江绍兴人社系统退休官员薛建诚也对本台表示，轮班制属“特殊工时”，依法须经地方人社局核准备案，若企业擅自实施，将构成行政违法。他批评：“不能因为是国企就无视劳动法规。现在不少企业拿经济压力或国际形势当借口，把风险转嫁给劳工，是极不负责的行为。企业员工若遇到这类情况可以直接向省有关部门投诉。”

除工作时间调整争议外，浙江创芯也被揭发对实习期满一年的学生“用完即弃”。据举报，该公司拒绝为已满服务期的实习生续签劳动合同，反而计划另行招募新一批实习生顶替其岗位。对此，薛建诚指出，一旦实习生持续履行实际工作职责超过一年，企业恐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如无合同、未缴社保即清退，存在严重法律风险。

浙江创芯一名去年毕业、已工作一年的员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听说要裁掉我们这些实习生。现在还没轮到我，这一决定让旧实习生很无奈。”

网络平台用户持续揭露劳工问题

海外知名X平台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长期关注中国劳工权利问题，该账号本周二（24日）引述“网友投稿”写道，“国企浙江创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要在7月进行降本增效 ，原来的做二休二两班倒改成做四休二，且原先是两个月倒班一次，而现在是做完四天白班休息两天改成夜班。但合同里明确是标准工作时间。并且已经实习一年的实习生也马上要被赶走，剩余的岗位打算招募新的实习生来。”

自由亚洲电台致电浙江创芯总部，接听电话的办公室人员拒绝就此作出回应，仅回答“我不清楚，无可奉告。”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创芯成立于2020年11月，主营12吋CMOS集成电路制造平台，曾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并为浙江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尽管拥有政策支持和产业定位，其用工行为却引发争议。

责编：许书婷

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方财政紧张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与民众遭遇所谓“罚款式执法”。交通、城管、市监等部门频繁上阵，不断增加执法检查的頻率和提高罚款额度，引发社会强烈不满。多位受访者向本台表示，一些高速路段甚至悄然涨价，收费翻倍，“只要政府缺钱，就想办法开罚单”，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广东深圳居民崔冠武本周二（6月24日）对自由亚洲电台直言，地方财政紧张已成普遍现象，执法部门被动员“创收”：“现在地方政府没钱了，买地收入少了，财政根本扛不住，就只好交警、城管、环卫都出来搞罚款。现在动不动就罚钱，老百姓真是吃不消。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没戴头盔，就被罚了两千块。现在交警规定，电动车只要载人、载物，就是罚两千！两千块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啊。越罚越狠。”

城管执法同样引发争议。江苏苏州居民苏强告诉本台，尽管国务院去年已将小商小贩、流动摊贩从“文明城市”考核中剔除，试图减少城管执法干预，但实际执行并未跟上：“现在对小贩每次罚二十块，看上去没那么狠，但你可以继续摆摊，就好像交‘保护费’一样。在其他城市更夸张，要交八百、一千二，那摆摊能赚几个钱？”

他补充道：“这不是管理，是打压。你看着没钱收税，就对这些小老百姓下手。”

类似情况并不罕见。根据法治日报网站去年12月24日报道，江苏盐城市一名农民因售羊获利180元，竟被大丰区市场监管局罚款10万元。案件引发舆论哗然后，监管局最终将罚款降为1万元。

除个体户、摊贩外，不少中小企业也成为高频执法的对象。山东一家民营公司在2021至2023年三年内，累计遭遇上百次行政检查，经营几近瘫痪。

来自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揭示了这一趋势的背景：2024年，中国全国非税收入高达4.47万亿元，比前一年增长25.4%。非税收入，包括各类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款，已成为地方财政的关键来源。

针对企业反弹情绪和民间舆论压力，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1月发布《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明确企业接受检查的频率不得超过每三个月一次，并要求流程规范化。此后，司法部也启动全国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四类问题。

不过，受访者普遍反映，现实中的执法行为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仅企业受罚频繁，普通居民也难以幸免。

过路费、跨区执法罚款、强制消防器材 手段无奇不有

正在贵州旅行的上海居民郑先生告诉记者，过路费由原来的每公里5毛钱涨至一元钱，景区门票原本优惠60岁以上，现在提高至65岁：“现在什么都在涨价，贵州高速公路费现在每公里一元，涨了一倍。景区门票以前年满60岁半价，现在要65岁。”

长沙网民张晓农透露，他朋友经营一家制衣厂，最近先是被消防部门强制要求购买新款逃生软梯等器材，不买就被罚。接着又遭湖南省外的警察以“商品涉嫌侵权”为由远程执法，最终被罚款50多万元：“什么叫远洋执法？你说我朋友在长沙，湖北警察跑过来说产品侵权，哪有这种道理？”

河北廊坊一位退休教师王女士也无奈地说：“原来一瓶煤气70块，现在要换政府指定的新罐，一个140块，不换不给气。你说这不是强制消费吗？”

据澎湃新闻调查，今年多个省份的非税收入增幅甚至超过100%，包括河北、湖北、陕西在内的地方政府并未公布具体罚没收入明细，信息不透明问题也引发质疑。

责编：许书婷

上周，中国多地爆发密集群体抗议。据本台统计，短短四天内，全国至少发生21起涉及工资、土地、强拆、学区、医疗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抗争事件。这些来自基层的愤怒与绝望正透过自媒体与网络视频传播，揭示中国社会日益紧张的深层矛盾。

自由亚洲电台根据民间抗争统计平台‘昨天’（Yesterday）与社会观察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记录，这一轮抗争潮自6月16日起分别发生于广东、福建、湖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江苏、贵州、青海、甘肃、湖北、北京与上海等十多个省市。

记者归纳发现抗争事件集中于企业欠薪、削减工资福利、住房维权、抗议强拆及访民被打压等。广东一位不愿具名的刘姓律师6月2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四天内至少发生二十多起肉眼可见的群体事件，实属罕见。这一连串问题反映出当前经济环境恶化，农民工的收入与福利持续遭到盘剥，劳动者生存压力剧增。”

讨薪罢工为主轴　政府失信频现

在福建福清，一家超过三十年历史的港资企业——祥兴箱包公司因十个月未发工资，数百名女工于6月17日至19日连续罢工。网络视频显示，工人高喊口号并前往福清市政府门口请愿，要求当局介入。最终在抗议压力下，公司承诺先发放一个月工资。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山东青岛招商造船厂、陕西西咸新区物流园、湖南永州祁阳鑫利大酒店、山东中铁、陕西兴平丝路云仓、广东潮阳农村、山东东营蓝海大酒店等地。许多项目的工资拖欠周期超过三个月，涉事人数从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深圳一位前非政府组织成员王先生（为安全考虑，使用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进入6月以来，东莞、中山、佛山等地持续爆发工人维权行动。例如长安镇某劳务中介在代工厂招聘中克扣近一半工资，被工人投诉；锦辉塑胶厂长期欠薪，工人维权而政府不闻不问。”

此外，6月17日，陕西渭南市第二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医院已连续三个月未发工资，且无五险一金。”这一“编制外医护被财政抛弃”的情况引发大量转发与讨论。

强拆与住房维权升温　居民难敌政府机器

除劳资纠纷外，多起抗议与土地、住房问题有关，尤其是强拆与烂尾楼问题愈演愈烈。

6月中旬，河北邢台平乡县于柳庄村、中位村等地，村民指控政府在未发出书面通知的情况下强拆房屋。部分房屋刚建成或即将完工，用料讲究，投资超过百万元。有家庭试图爬上挖掘机阻止施工，但因担心牵连自家工程，最终放弃抵抗。

6月19日晚，山西太原富力天禧公馆业主因房产证长期难办、配套学校跳票、消防问题严重，集体堵路抗议。现场被大量公安与警戒线封锁。有居民称：“我们维权已多年，开发商一再失信，政府却态度消极。”

广州白云区夏茅村6月16日也因强拆引发警民冲突，有村民受伤。此外，陕西咸阳恒大小区家长因不满学区划分堵路抗议，最终多人遭殴打并被带走。

维权遭打压　制度救济持续收窄

部分抗议者尝试透过正规渠道维权，却遭遇粗暴干预。6月16日，上海就业促进中心外，多名购买“外来人员综合保险”的维权人士被保安殴打。原为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这项保险，如今在转社保过程中权益被大幅缩水，引发不满。

上海绿地香港的建筑工人集体敲桶罕见的讨薪；杭州余杭一烧烤摊贩推车被上百名警察强行扣押；北京街头也出现特警驾车企图拦截访民的场景，虽未得逞，却再次引发关注。

江苏南通一名高二学生6月13日因不堪教师辱骂跳楼身亡，家属连续三日在校门口抗议讨说法。15日警方强制清场，多人被捕。死者祖父母与村民当晚前往镇政府要求放人，但无官员出面回应。

舆情难控　底层现实靠网络传播

这些事件多由抗议者本人或目击者拍摄上传至微信、小红书或抖音等社交平台，再被网民转发至海外网站。虽然不少视频被迅速删除，但“昨天”“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等账号持续转发，使信息得以流传。

其中，6月19日，一段“贵阳城管碰瓷倒地被小贩拖走”的视频引发热议，有网民讽刺道：“水军为城管洗地的努力白费了。”

西安一电台前记者董舒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大多数维权者其实已经走完了所有正规渠道，在多次申诉无果后才走上公开抗争之路。在这种情境下，容易引发极端事件，例如当年的杨佳案。”

她表示，四天内密集爆发21起大规模或中型抗议，已非偶发维权所能解释，“面对经济下行、法治失衡与言论受限，中国基层社会的不满正不断积聚，传统的高压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责编：许书婷

中国成都异议人士陈云飞刑满出狱尚不足三个月，再度陷入打压旋涡。警方多次传唤讯问、限制其行动自由，其91岁老母在他服刑期间不仅遭强制驱离、受伤，家中财物亦神秘消失。陈云飞维权无门，正准备提起民事诉讼。

今年3月24日，陈云飞结束为期四年的刑期出狱。但据多位友人透露，他未获自由，反而进入另一轮持续性的维稳监控。4月30日至5月30日之间，陈多次因在社交平台发布或转发敏感言论被带走讯问，内容包括对民生观察网站文章的转发，以及对中共高层的政策提醒。

陈云飞的同道人关先生本周三（18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6月3日下午3点，陈云飞再次被成都郫都区国保与犀浦派出所人员带走：“在长达五小时的讯问中，陈云飞被迫坐上“老虎凳”。警方称其涉嫌“寻衅滋事”，所依据的证据包括他转发王怡牧师、学者明居正及异议人士蔡楚的推文。期间警方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手机与Wi-Fi设备亦被扣押三天。陈再三抗议后才于当晚获返还。”

据友人关先生说，警方传唤陈云飞位出示传唤证：“这根本是非法传唤，警方拿不出传票，也不敢立案，却反复用讯问和恐吓制造寒蝉效应。”

老母遭暴力驱离 财物神秘失踪

因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全名的关先生介绍，陈云飞服刑期间，其91岁母亲独居成都一出租屋。2021年3月，社区工作人员未经法院程序，强行将其母抬离住处，头部受伤后入院治疗一个多月，至今仍有后遗症。

关先生表示，更令人震惊的是陈家大量现金与生活用品随之下落不明。陈云飞表示，这些财物包括其母为外孙女留学积攒的3万美元养老金、5800美元现金及约4万元人民币。

友人杨先生对此也表示愤怒，他告诉记者，今年4月3日，陈云飞出狱后，前往原租处取回物品时，发现屋内空无一物。他当即报警，但警方拒绝出具报案回执，也从未立案调查：“他们不让你有任何证据去告他们。政府说不归他们管，公安说找社区，他们就这样推来推去。”

苗圃被掠、列“老赖” 生计断绝

除了人身自由受限与财物遭劫，陈云飞的经济也陷入彻底崩溃。杨先生说，出狱后陈发现，自己曾经营多年的苗圃已被不明人员清空，资产不翼而飞。法院未作任何通知，却将他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进入“老赖”名单，无法使用银行账户，也无法重新开展工作。

目前，陈云飞失去生活来源，靠接济度日。其友人方亮披露：“他现在连租房都困难，只能靠朋友捐款和借贷勉强维生。前些日子，王宇律师到成都来看望陈云飞和他母亲，并表达慰问。”

“六四”36周年前夕，陈云飞再度失去自由，方亮说；“6月3日晚讯问结束后，陈云飞与母亲被警方强行带往距市区20公里外的“凌云草堂”别墅区实施24小时软禁。警方拒绝提供洗漱用品，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草率提供一次性牙刷与湿巾。”

打压异议者已延伸至家庭与出狱后

旅居日本的学者洪朝阳认为，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将对异议者的压制延伸至其家属和出狱后阶段。虽然表面上刑期已满，但实际上维稳手段无所不在，形同“隐形牢笼”。他对本台说：“陈云飞的经历显示，中国人权捍卫者出狱后依旧难逃‘社会性死亡’。”

一位熟悉中国司法系统的山东法律学者陆先生说：“这是典型的‘次级惩罚’模式，目的是通过非司法手段维持对异议者的控制。行政复议不作为、警察故意不出回执、逼迫高龄母亲失所……这不是执法，是政治胁迫。”

他指出，陈云飞案中，警方的行为明显违法，如无合法手续扣押财物、使用“老虎凳”讯问、实施无期限制自由的软禁，甚至没有任何刑事指控作为支撑，“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程序的嘲弄”。

不惜付出代价 持续争取自由

陈云飞自八九民运以来，因言获罪已非首次。2007年，他曾因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六四母亲致敬”的广告被监视居住六个月。2015年起接连入狱。多位友人披露，陈云飞正在准备提起法律诉讼，追回母亲丢失的财物，并对警方滥权提出控告。

责编：许书婷

中国北京、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国有企业近期再次传出减薪消息。无论是公务员、央企白领，还是民企员工，几乎所有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从办公室到菜市场，收入锐减引发消费信心崩塌的连锁反应。有评论指出，一场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信任危机，正在浮现。

随着经济环境持续恶化，2025年初以来，中国普通家庭的压力日益突显。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是某央企基层员工，他本周一（6月1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大吐苦水：“我原本一个月拿六千元，现在只剩五千了，有些津贴也没了，我老婆她们公司（民企）有的人减工资，有的人接到裁员通知，说做到七月底。”

另一名在北京国企工作的马先生也透露，自2023年以来，公司已进行两轮减薪裁员。“基本工资缩水，公司还取消了餐补和交通补贴。今年工作实际减幅按不同职位减5%，到20%，原来两三个人做的工作，现在要一个人来做，整体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应对开支压力，部分员工不得不兼差维持生活。吴先生说：“我现在只能到外面找活干，但也不好找，只得托朋友介绍一些企业外包的设计类业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25年起，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央企都在采取“优化措施”，以降低成本。据财新网早前报道，中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已经陆续开始实施薪酬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高管和员工的薪酬，目标是将年薪上限设定在100万元人民币，且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能被削减一半。

据中金公司一名基层员工透露：“我们整栋楼的人几乎都降薪了，有最低级别的也要降薪5%，中高薪员工听说降得更多。”

公务员体系“象征性”降薪已成实质性压缩

浙江诸暨的郑先生表示，该省公务员普遍被纳入降薪范围：“我的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听说今年普通公务员的一年的工资又降了五六万元，科级以上降八到十万，再高一点的降十五万左右。前年已经降过一次了。今年再降薪。不过，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是应该的。”

去年，浙江省财政厅公布的《2023年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导致行政支出大幅削减。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在全国多地蔓延。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告诉本台：“我的一个亲戚在县当公务员，听说一些乡镇干部薪水打折，除了发七成，还延迟发放。现在县财政也没钱，派出所警察的福利也比以前少了。”

在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多个地区的警察薪资水平已大幅回落：“年薪从前年的30万元下滑到20万元。”东莞一名国有银行中层职员也透露：“我们两年降了30%，绩效奖金几乎全砍。”

另据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图文显示，6月15日，山东一名博主曝光县级财政困难。 他县副科级干部的表妹称，近两年县里一块土地也没卖出去，很多房地产项目停着。县财政负债较多，一直没缓过劲来。她们部门去年8月份用于办公的租车费用，到现在也没能兑现和支付。她自己出差的费用，半年了也一直没报销。

消费市场骤冷 通缩压力蔓延

山东居民孟先生指出，政府虽然力图刺激内需，但降薪潮导致居民收入缩水，消费力被严重压制。他告诉本台：“价格战成为许多小商户最后的挣扎，比如我们这里好的排骨才卖人民币十二块钱一斤，生猪收购价才几块钱。猪肉价格直线下滑，连带餐厅也拼命打折求生，这样搞不是竞争，是互相拖垮。”

北京海淀居民苏女士也忧心忡忡：“我们这边小超市在疯狂压价，我怕再撑几个月全倒闭了。”她观察到日常消费大幅缩水，从“品牌替换”开始，延伸到减少聚餐、削减娱乐：“现在全家每周六聚餐一次，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去一次我家附近的餐馆，以前一周去两三次。”

尽管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经济“总体平稳”，但地方财政数据却揭示另一面。例如，浙江省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0.2%，税收反而下降0.3%，非税收入增长1.8%，其中多数来自罚款与“非常规项目”。

江苏经济学者吴勤学分析，国企减薪、民企关停、商户恶性竞争，代表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他说：“政府没钱管人，百姓没人愿意花钱。我们从体制内的减薪，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崩塌，整个社会正在悄然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

吴勤学认为公务员降薪只是开始，真正的问题是“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企业失去了发展信心，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在收缩。”

记者采访发现“内卷”、“通缩”、“降薪”以及“谨慎消费”，似乎成了描述中国经济状况的关键词。吴勤学警告：“过紧日子’如果只是口号，尚可忍受；若成为常态，甚至变成‘无日可过’，那社会的弹性与信心将真正面临极限考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日前赴上海直播参访，引发两岸强烈关注与巨大争议。有人赞其“打破偏见”，也有人批其“沦为统战样板”。从“高铁平稳”惊叹到“厕所有门”点赞，这场直播到底是真诚转变还是流量表演？舆论已呈现鲜明裂痕。

上周，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汉现身上海，与前艺人汪小菲共进晚餐，并在YouTube同步直播。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当晚在线观看人数一度突破43万人，刷新台湾YouTube历史纪录。随后几天，他的直播内容包括参观高铁、体验磁浮列车、逛商场、进厕所、看垃圾桶，几乎全程保持高热度，腾讯新闻称其每日观看量累计高达190万人次。

大陆作家批评“馆长”变色龙

四川一位不愿署名的作家将“馆长”上海之行称为“表演”，他接受本周一（16日）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以首短诗评论“馆长”：“台湾变色龙，社会小爬虫，亲爹可以卖，只要当网红。”这位不愿具名的作家解释：“在过去，陈之汉一度在台湾被视为爱台抗中的代表人物，甚至骂过中共、挺过民主。如今却在直播中高呼’上海发展超越台湾’，引起部分台湾网民和知识分子的反感，我也认为馆长像‘变色龙’。”

直播中，陈之汉不时露出惊叹神情，称赞大陆高铁座椅“有靠背”、厕所“干净有门”、还有“送餐机器人”“城市人情味浓”等，言语之间完全颠覆了其以往对中国大陆的批判立场。

重庆早期泛蓝联盟成员章之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据其观察，“馆长”并非一位有政治立场的网红，而是在权势之间钻营讨好、不择手段求名逐利的人：“他在台湾虽然拥有众多粉丝与影响力，但精神上却在‘大场面’前自我矮化、靠谄媚维生。大陆不少网民对他本人毫无兴趣，反而认同八炯的观点。”

这次“大陆之旅”之所以引发舆论海啸，不只是因为流量，而是“馆长”态度的惊人转变。过去长期标榜“反共、抗中”的陈之汉，曾多次在节目中批评中国制度与人权议题，此番却在直播中大力称赞大陆的基础建设和社会氛围。

中国网民注意到陈之汉在高铁上，他惊呼“有靠耶！”、“哇！厕所里面有门！”、“居然还有送餐机器人！”在商场和民宅间穿梭，他更盛赞上海“连小区垃圾桶都智能化”、“人都很热情”，甚至感慨“大陆建设真的领先太多”。

陈之汉还公开表示：“台湾人应该要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要关在自己的茧房里。”他甚至呼吁恢复双城论坛等两岸交流机制，“我们明明是自己人，为什么要吵架？”

台湾人需了解北京对台策略

对此，贵州退休教师黄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北京当局一向透过舆论引导台湾两千三百万人舆情走向，不惜砸下重金、动用各种手段推进所谓的统一目标。他说：“陈之汉此次上海之行，并非他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庞大统战工程中的一环。在社交媒体算法主导的时代，自媒体已成为最强大的统战工具之一，大陆方面对此心知肚明。台湾民众若想真正了解’馆长’，就必须先了解中共。”

陈之汉在上海的一番言论，在大陆收获部分民众的肯定与赞誉。据报有网友称其为“民间和平大使”、“用实际体验粉碎谣言”，认为他亲身直播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到大陆的真实面貌。但更有众多人质疑其动机，怀疑这次行程是否为“剧本安排”，甚至称他是“演给台湾人看的”。大陆微博上一位用户评论道：“看他在高铁上真诚点赞，那表情是被震到的，不像作秀。”也有人说：“厕所门和高铁靠背都是真的，但他被安排得太顺了，像软统战样板。”

台湾方面的反应则明显对立。绿营支持者指责其“亲中卖台”，称其遭到“信息战洗脑”。有网友讽刺他“墙头草转得比风还快”，还有人开始检举其社群内容涉嫌“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对“馆长”赴大陆实况直播一事发表了支持评论，强调他“公开透明、大辣辣地告诉全台湾民众、公开直播”，民进党立法院总召集人柯建铭直言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演这场戏”，并批评这种行为是对台湾人民的“非常大的侮辱”。

部分台湾年轻观众留言支持：“没想到大陆厕所都有门欸，我以前以为很脏。”、“这次看到上海的样子，真的刷新我三观。”但也有江苏网民顾天方告诉本台：“汪小菲宴请馆长吃龙虾视频，背景音乐响起《我爱你，中国》、还有中天跟拍……都像是剧本导览。”

两岸认知差距凸显

陈之汉此次上海之行带来了庞大流量与舆论关注，也折射出两岸在彼此认知上的巨大鸿沟。

近期，在微信、抖音等平台上，不少台湾账号发布展现台湾社会文明与人文关怀的视频，例如：中学生操练花枪、捷运车厢门口服务员协助轮椅或失明乘客上下车，以及月台上客服人员维持秩序、保障高铁安全运行的画面。这些细节不仅让大陆网民眼前一亮，更获得广泛好评。有网友在评论区感慨：“这才是我想要的制度，尤其是台湾的健保制度全球最棒。”

浙江学子陆豪表示，陈之汉扮演的究竟是“和平使者”、流量艺人、还是“朝贡角色”？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趟旅行，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在真假混杂、立场分裂的舆论场中，一次“真香”式转弯，激起的，不只是掌声，还有雷鸣般的质疑。

责编:许书婷

广东东莞市大朗镇杨涌村近期因一项“围村收费”新政，引发数百名外地务工人员的集体抗议。由于抗议规模大、民怨沸腾，警方未能强行驱散，收费设施最终被连夜拆除，当地村委会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已取消停车场收费。”

事件爆发于上周一（6月2日）傍晚，持续至晚上十一点钟，村委最终连夜拆除停车收费设施，并暂停收费政策。据多名现场目击者回忆，6月2日晚6时许，一些外来工将电动车和私家车停靠在新设的停车点前，表示对收费不满。随着不满情绪蔓延，越来越多居民加入，至晚上8时许，聚集人数达两三百人。

当地一快餐店员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送餐回来，看到路口围了很多人，大家都说交这个钱没道理，电动车也收费，我们每天为这点钱辛苦奔波，我一个月不到4000元，每月还要交租金，要吃饭，现在要交停车场费，突然就来个240元一个月，我们哪吃得消？这也太离谱了。”

村委“智慧管理”说法难平众怒

根据杨涌村委6月1日贴出的通告，自当日起非本村居民的机动车进入村内停车将收取费用，月票240元，临时停车一小时3元，每日18元。村委宣称该举措是“智慧停车管理”的一部分，旨在改善村内交通秩序与资源分配。

但在以外地租户居多的居民结构中，该政策引起强烈反弹。来自广西的黄女士在当地从事家政工作，她告诉本台：“谁都没收到通知，就直接装杆收费，很多人靠一台电动车接活为生，如今连停在家门口都要交钱，大家才愤怒地站出来，有人还边直播边喊话，说‘让全国人看看打工人的日子’。”

社交平台X账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高喊“拆杆、还路”，并动手拆卸停车场围栏与道闸。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事件当晚的视频迅速传播。画面中，大量群众围堵村委会和收费站，高呼“退钱”“拆掉”“我们要活路”等口号，引来众多网民关注。有评论指出：“村委就是看准打工人没组织、没后门，才敢这样乱搞。”但也有本地村民表示支持收费，称“这些年乱停车太严重，村里该管就要管。”

警方未强制清场 村委连夜拆除设施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集会，当地警方于当晚8时许派出大量警员赶往现场戒备，但未采取强制清场措施，而是以维稳为主，劝离未果。至当晚11时，在警方协调下，多辆工程车进入现场，将新近设立的收费道闸、围栏等设施拆除。拆除过程中，现场爆发阵阵掌声与欢呼，气氛略显激动，但未发生大规模冲突。

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说，此次收费实为村委试图增加集体收入：“说白了就是收钱增加村委会收入。但他们做法太粗暴，事先也不打招呼，一纸通告就要大家交钱，很多人不满。”

记者致电杨涌村民委员会，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证实设施已被拆除，并称建停车场本意是“为规范管理”。她表示，“我们这里哪一个村没有收费停车场？你可以去周围问一问，我们村现在把停车场拆掉了，事情解决了。”

不过，广州的法律界刘律师认为，村委未经上级政府授权，擅自设卡收费，可能构成“乱收费”行为，涉嫌超越法定职权范围。他对本台说：“目前多数村集体无收费权限，尤其面对外来人口采取选择性收费，更易激化矛盾。”

关注劳工问题的学者陈先生说，此事件暴露出当前基层治理模式中的制度短板，尤其在处理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利益冲突方面，缺乏有效协调机制。“打工群体长期被忽视，政策制定几乎没有他们的参与，这本身就是一个隐患。”

近年来，广东多地农村推行“围村式”停车管理模式，设置围栏、道闸并对进入村庄的外来车辆收取费用。这类“智慧管理”在提升村庄集体经济的同时，也不断引发舆论争议。

广州增城新塘镇亦曾发生类似抗议

2024年12月，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大敦村就曾因设立停车收费制度遭遇大规模反对。村民与租户集体联名反对，最终村委不得不撤销政策，恢复开放通行。

网络观察人士评论认为，在人口流动频繁、外来务工群体密集的珠三角城郊结合地带，类似矛盾正日益凸显。如果没有参与机制的治理，只会制造更多的人群对立。

另外，6月8日晚，大朗镇大井头村的村民再次赴大朗镇政府静坐，追讨3.6亿元项目保证金，他们的维权行动已经持续了两年。据海外X平台账号“昨天”发布的视频显示，大井头村民坐在马路两侧，拉起横幅要求当局归还项目保证金。现场未见当地政府出面干预村民的行动。

责编：陈美华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6月10日头版刊登对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专访，标题为《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对话任正非》。在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紧张的背景下，官方媒体罕见地将一位民营企业家推至头版头条位置，传递出高层强化自主创新、重新强调民企角色的政治信号。

中共机关报这篇专访采用问答形式展开。任正非延续其一贯冷静、克制的风格，多次提到“困难”与“基础研究”等关键词。他强调：“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据统计，文中“困难”一词出现超过10次，“理论科学家”与“基础研究”分别提及约6至7次。

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和芯片限制，任正非直言，华为在芯片上仍有差距，但通过“数学补物理”、集群计算等方法，依然能满足应用需求。他坦承，真正的挑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教育体系与人才梯队的建设。他指出：“我们的教育还缺少一部分对科学家精神的引导。”

“干劲”式动员难替代制度性支持

河北资深媒体人许浩然（化名）认为，这篇专访在中美科技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加码对华芯片禁令的背景下刊出，释放出一种“激励民营科技企业干事创业”的政治意图。他本周三（1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任正非说’干就完了’，某种程度上像毛泽东当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号召，试图以精神鼓舞克服现实困境，但当年的经验也说明，口号无法替代系统性支持。”

专访特别强调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任正非引用多个案例，讲述科研“孤独”与“长期主义”的价值。从抗战时期的农学家罗登义，到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再到科学家黄大年，他们的长期坚持被赋予国家科技进步的象征意义。任正非透露，华为每年1800亿元的研发投入中，有600亿元用于基础研究，并不计较短期回报，体现企业对未来的战略耐心。

华为“样板企业”角色难以普遍复制

科技政策学者陈志佳（化名）则指出，这篇专访虽然聚焦民营企业，但实则传达出国家对“举国科研”的再度强化。他告诉本台：“任正非的务实风格令人尊重，但华为的成功离不开政府长期投入和政策扶持。将其经验套用于普通民企，未免有失偏颇。”陈志佳认为，任正非如今的角色，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的荣毅仁，是国家资源倾斜下的“样板力量”。

科技竞争延伸至话语体系

除了政策宣示意义，专访中还暗含“制度自信”的叙事。比如，任正非提到，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肯定中国高铁系统的高效运行，并以此为例说明中国在基础设施、电力与通信系统上的相对优势。这一部分尽管语气克制，却显露出中共官方试图将制度竞争纳入科技叙事的用意。

微信公众号“边城蝴蝶梦”当天发表评论称，《人民日报》借任正非之口释放出“国家没有放弃民营企业”的信号，强化民企仍是科技突围主力军的说法。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高层真正的战略重点并未转移至扶持民企，而仍是以国家力量统筹关键核心技术，任正非的访谈更像是对外释放“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舆论姿态。

重申“办好自己的事”的意义

事实上，任正非曾多次被官方媒体高规格采访，包括《人民日报》2019年曾刊登整版专访。一名匿名学者认为，这次该报头版专访任正非，超越了一篇企业家言论的范畴。它不仅展现中国在当前全球科技博弈中的应对思路，也传递出高层强化技术自主、重申制度优势的政治信号。面对技术封锁与全球脱钩趋势，北京借任正非之声重申“办好自己的事”，不仅是一种姿态宣示，更是一种对内动员。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因病去世，享年74岁。有信息指出，他早在2024年9月已离世，但死讯长期未被公开。知情者称，当局对其死讯严加封锁，家属承受巨大压力，邻里不许外传，骨灰也在极低调状态下安葬，引发各界质疑。

上周末，北京学界与社交圈突然传出章立凡已去世的消息，不少人质疑当局为何隐瞒一位历史学者的死亡时间，舆论哗然。据多家自媒体与学者指出，章立凡于2025年3月病逝，骨灰近日安葬于北京怀柔九公山陵园，但并无公开仪式，也不见悼念照片。

然而，一位章立凡的邻居近日透露，章立凡早在2024年9月中下旬已去世。本周一（6月9日），北京一位因安全考量不愿具名的人士对本台表示：“我们得到邻居的消息，说章立凡去年9月就去世了。听说他的骨灰前天在怀柔下葬，但不知道谁去了，也没看到任何相片。”

这位知情人补充说：“章立凡的邻居杨团曾多次敲他家的门，他的妻子杨洁就是不开门，可见她面临多大压力。如果真在前天安葬了章的骨灰，作为邻居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显然有人在刻意隐瞒章立凡的死讯。”

学界邻友悼念 生前遭受极大压力

章立凡楼上的邻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离休干部杨团，于周日在微信朋友圈留言悼念章立凡，她写道：“章立凡和我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相交甚笃，尤在风波年代。知他故去约在去年9月，但一直联系不上家人，细节无法确定，却难过了好一阵子。总觉得此人是吾辈不可多得之人，不该就此湮灭，心中甚痛。”她并提到毛寿龙教授为章立凡撰写传记，称其“贵有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时弊直言不讳，对公义挺身而出”，“吾深以为然，心获慰籍。”

北京一位章立凡的学界友人张先生告诉本台，近日曾向北京多位学术圈人士打听章的死讯与骨灰下葬之事，但无一人知道具体情况：“我昨天问了很多人，都说章立凡的骨灰已下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也没人知道谁去了。”

近日，一份署名“陈立群”的讣告在网络流传，称章立凡于2025年3月22日病逝，但当事人陈立群随即否认发布过该讣告，也表示不了解章的情况，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信息混乱背后的封锁猜疑。

章立凡的友人李欲晓回忆，2023年11月其丈夫杜高去世时，章立凡曾私下透露自己因脑梗卧床已超过两年，可推测发病时间为2021年4月。2024年4月，他尚能在家中拄拐行走。她说，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在2024年8月11日，之后便再无回应。

李欲晓还提到：“章夫人杨洁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期陪伴丈夫身边，无所谓‘小女友’。我本人多次发微信给章立凡，均未获回复。”

最后社媒发文停于去年9月

本台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章立凡最后一次在平台X上发文是2024年9月8日，标题为《关于史家胡同51号（原24号）大宅门的若干掌故》。

资深媒体人蔡慎坤日前发文称，章立凡“学识渊博，谈吐尖锐深刻，深受网民欢迎”。他是抗战时“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之子，章乃器曾任全国工商联创始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获得平反。

据香港《明报》6月8日报道，章立凡的骨灰已安葬于怀柔九公山陵园，但报道亦提到其家属承受巨大压力，整个过程极为隐秘，未对外公布。

章立凡曾因家庭成分遭受政治牵连，早年入狱。文革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因参与调解天安门事件离开体制，成为独立历史学者。他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评论中国政治与历史议题，是近年来极少数仍活跃公开表达的历史知识分子之一。

死后仍遭噤声 引发知识界愤怒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发文哀悼，称章立凡“仙逝月余”，“溘然长逝，留世间诸多遗憾”。

北京学界普遍对当局封锁消息感到愤怒。一位学者对本台表示：“近期关于章立凡的死讯互相矛盾、前后不一，反映出连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亡消息都要被严控，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也令人悲哀。章立凡一生坚持独立思考、仗义执言，如今却在死亡后也不得安宁。”

责编：许书婷

“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低调前往海淀区万安公墓祭奠逝去亲人。今年，当局首次切断她们与外界的所有通讯，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实施全面信息封锁。

6月4日清晨，警方安排专车护送天安门母亲进入万安公墓，悼念1989年被射杀的亲人。记者多次拨打发言人尤维洁、成员张先玲等电话，均无人接听或提示号码不存在。加密通讯工具亦无法联系，显示“已离线”或“无法接收信息”。记者尝试联系其亲属、维权律师及关注群体的学者，也未获回应。

最终，一位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知情人证实，今年祭奠确实举行。他回忆：“几位年迈母亲手捧白菊，静默步入墓区，在亲人墓前献花默哀。我尾随和远距离观察，发现公墓安保尤为严密，大门口和周边均有便衣人员巡逻，路边禁止停车。”

公安严控祭奠现场 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

5月31日，“天安门母亲”发布由108名难属联署的公开信，悼念过去一年中离世成员，重申诉求：要求公正调查事件、公布死难者名单、赔偿家属、追责相关责任人。87岁的张先玲日前在视频中哽咽：“36年来，我们一再寻求与当局对话，却只有监视和打压。”

据知情人透露，6月3日晚，国保警告参与者“不得携带手机和相机”，并强调“文明悼念”。祭奠当天，警方派车接送张先玲等人，现场布满便衣拍摄监控，公墓入口悬挂告示：“入内者需登记，部分区域禁止拍照”。

(GREG BAKER/AFP)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3日深夜在北京南长街与长安街交叉口被子弹击中，年仅19岁。

网络空间异动 微信头像被统一替换为“绿色企鹅”

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也出现异常反应。6月初，腾讯旗下游戏《金铲铲之战》中，所有微信用户头像被统一更换为绿色企鹅且无法更改，引发玩家广泛关注。一位网民在X平台感叹：“企鹅本是娱乐象征，如今却成了审查的面具。”此外，六四当天微信及腾讯用户均被禁止更换头像。腾讯称此举为“高考期间净化网络环境”，但网友纷纷质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独立观察者指出：“头像、颜色、表情包，这些看似无害的符号，均可能被视为政治威胁。”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社交平台都会封锁“广场”“坦克”“8964”等关键词，相关内容即刻被删除，发布账号面临封禁。

驻华使馆纪念活动引发国内删帖禁评

6月4日当天，人权律师浦志强在X平台发表纪念言论后遭公安警告删除内容。与此同时，德国、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在微博发布纪念信息，英国大使馆更上传“坦克人”照片及动漫视频，引发国内大量删帖和禁评。

一位经历六四的《人民日报》前记者李先生感慨：“今年当局对六四的敏感度史无前例，天安门母亲的祭奠本是最基本的人性表达，却被视为政治行为。”

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询问头像事件和六四难属通讯被切断，电话始终为忙音，无人回应。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展开大规模跨省抓捕行动，逮捕了多名创作耽美及“限制级”题材的女性网络小说作者。这些作者中，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刚入职的年轻职场新人，且不少人并未通过写作获得明显盈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行动波及人数可能达到两三百人。这一事件迅速在法律界和公众中引发对“淫秽物品牟利”认定标准、执法管辖权范围及创作自由边界的讨论和争议。

自2024年安徽绩溪警方启动“清朗网络环境”整顿以来，针对女性向网络小说平台海棠文学城的执法行动持续扩散。6月1日，微信公众号“李宇琛的笑诞记”披露，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警方也展开了前所未有规模的跨省抓捕行动。文章援引知情者称，波及的作者多为写作耽美、R18（限制级）题材的女性。参与抓捕的单位包括兰州市公安局下辖的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分局及森林分局等多支警力。

与安徽绩溪案件根据“获利金额”区分刑责不同，兰州警方针对即使是“无偿写作”或仅获微薄打赏的作者，也以“为平台引流、构成整体牟利”为由依法处理。此举引发社会对“牟利”定义边界的强烈质疑。

此次兰州警方的行动被业内称为继安徽绩溪案件后的“远洋捕捞”式抓捕。去年6月至12月，安徽警方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抓捕五十多名耽美作家，兰州则于今年再度开展类似行动。

本台曾尝试联系兰州市公安局及兰州新区分局，但电话无人接听。

兰州资深媒体人刘阳本周二（3日）接受采本台访时表示，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听闻相关消息，但未想到波及人数如此众多。他说：“文化市场一直是重点监管领域，尤其是涉及同性恋情感的作品。去年安徽警方已经搞过一轮‘远洋捕捞’，这次好像又抓了一批，说文章有淫秽内容。我真搞不懂他们，是要强调政治正确还是想钱想疯了？公安局现在没钱，抓人也成了挣钱手段。”

耽美文学主要描写男男恋情，因不符合中国严苛内容审查，许多作者选择在台湾成人付费网站如海棠文学城发布作品。去年安徽警方认定这类行为构成“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自2024年6月20日起，警方在重庆、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展开大规模抓捕。

“李宇琛”公众号文章提到，一名仅获得“两个海棠币”打赏的作者也被立案移送检察院；有作者向律师透露，“即使文章免费发布，也被视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证据”。执法单位被指“批量处理”案件，拒绝取保候审。

“李宇琛的笑诞记”由知名网络文化评论人李宇琛运营，该公众号以深度剖析中国网络文化和社会热点闻名，特别关注网络文学领域的内容审查及作者权益，影响力较大。李宇琛本人因持续关注耽美文学及女性亚文化，在网络平台披露相关执法动态及受害作者声音，是业内重要消息来源。

985高校女作者讲述心路历程

今年5月，多位微博用户披露亲身经历。一位985高校女学生，在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不久后被警方带走调查，校方随即通知家属并取消其录取资格。她回忆说：“写作只是想攒钱去看川西的雪山，没想到结果却是一纸退学通知。”

微博用户“似锦的似锦”坦言，自己写作仅获四千余元稿费，如今这些收入却成为定罪证据：“我真想不到，靠文字维生竟然走到这一步。”另一位作者“记得披马甲”透露，为缴纳罚款不得不变卖电子设备，自称“才二十岁，却已经烂掉得太早。”

作者“冰冰棒棒丷”形容自己在家中穿睡衣被警方带走的场景：“过去写下的每一个字，现在都变成铐住我的铁链。”

轻者缓刑 重者入狱 头部写手判刑四年以上

有媒体报道显示，涉案金额低于二十五万元且积极退赃的作者，多数可获缓刑。头部写手“云间”即便退赃，仍被判四年六个月；未能筹资退赃的“辞奺”面临五年半刑期。

中国某大学法律系讲师宋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场针对女性耽美写手的大规模跨省打击，是近年来关于“制作、复制、出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适用中最广泛、最具争议的一次。他强调：“打击非法牟利不能以牺牲表达自由为代价。执法边界不能模糊，虚构创作与传播必须区别对待。”

宋涛进一步指出，《刑法》第363条第一款明确，制作、贩卖淫秽物品以牟利为罪。但兰州警方将“无偿发布”或“微额打赏”均认定为牟利，严重扩展了罪名边界。

法律学者陆沉渊评论称，即便诺奖作家莫言的文学作品也含色情元素，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三言两拍》甚至《红楼梦》都存在色情描写，西方文学同样如此：“文学作品不该如此严苛限制，这根本算不上违法。”

律师质疑警方越权抓捕合法性

江西律师马国光对本台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应由犯罪地或被告人住所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兰州警方为何跨千里执法全国作者，“远洋捕捞”合法性存疑。他质疑：“缺乏公开司法协作和统一认定平台，这种非本地‘统一执法’难免越权。”

马国光继续说，中国尚无针对“虚构文学作品”中淫秽表达的司法解释。耽美、R18亚文化文本是否等同淫秽物品、何种情况下构成“社会危害”，均无定论。立法空白与标准模糊情况下，刑法强力介入恐将产生寒蝉效应，严重影响写作生态。

法律与文学的边界 谁来划定？

法律学者指出，“淫秽物品牟利罪”适用历来争议巨大。面对虚构情节和文学表达的网络小说，更应审慎适用。社会舆论质疑此次行动的广泛性和严苛性，或与地方部门“创收”或“指标性执法”有关。

微博用户“你才屁咕瓣”感叹：“这次执法不看盈利，点击率低、纯兴趣写作的也一并抓。”不少声音担忧，重压将给中国年轻女性创作者带来心理重负，甚至引发寒蝉效应。

本台去年12月报道过这场自绩溪延烧至兰州的“文学打击行动”，其波及面之广、尺度之严已超传统“扫黄打非”。数字平台上兴起的女性亚文化写作，正站在法律审视的临界点。某作者绝望地写道：“只盼法律能看到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给我们一个公正结果。”

责编：许书婷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责编：陈美华

临近“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当年参与北京戒严行动、后因拒绝镇压学生而被军方除名的张世军，近期再度传出困厄消息。他于去年突发急性心梗入院急救，因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提前出院，至今未能完成出院手续。他的友人披露，其医保账户长期停缴，连最低保障额度也被暂停。

生活陷于艰难窘迫之中的前首都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集团军162师士兵，1989年参与北京戒严任务，亲历“六四”镇压。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后，他向部队申请提前退役，未获批准，反遭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命令”为由除名。1992年因公开表达不满，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动教养三年。

在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于5月27日带往广西桂林“强制旅游”近十天。今年虽尚未接到国保的“旅游”通知，但张一位友人吕先生（因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姓名）本周三（28日）告诉本台，张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无钱买药治病：“去年八月份，张世军因突发急性心梗进入医院急救。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出院结束治疗。出院快一年了，但至今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原因是目前医院执行的报销制度——出院即报销结账。”

历尽波折 今陷医保断缴无钱治病

55岁的张世军去年突发心梗入院，但在医院“出院即报销”的新政策下，因其医保账户欠费，医院拒绝处理报销手续。吕先生继续说：“他被迫自行出院，停止药物治疗，至今病情悬而未决。张世军的医保仅覆盖部分大病住院费用，不包括日常用药，而最低医保账户也早已停缴。”

本台记者辗转联系到张世军本人，他告诉本台，朋友所言属实，目前他尚在家乡，但因各种原因不便受访：“今年（六四期间），我还没接到旅游通知，其它暂不便接受采访，原因你懂的。”

“公安没预算”面临维稳困境

张世军另一友人老孔告诉本台，因为“六四”周年日临近，当地国保已在部署维稳措施，控制网络舆情。他说：“可能公安没太多的预算，没听说有人被带到外地去旅游，但张世军还没接到通知，大概走不了，他们（公安）没钱。”

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六四”平反，是首位公开忏悔的戒严部队成员，引发地方当局警惕，他并被软禁。十多年来，他生活困顿，靠零工度日，曾从事围棋培训，疫情期间亦中断。

六四见证者健康困境成社会缩影

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说，张世军年逾半百，身体每况愈下，正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他说：“张世军的这本书接近写完了，他对我说，‘我要留下这一段信史，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2010年起，自由亚洲电台持续十多年关注张世军的困境。他因反对解放军暴力镇压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一直为生存奔波，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十年来，又因体制缺口使其面临无钱治疗的处境。王先生说，张世军去年出院时，每天药费约二十元人民币，现在几乎无钱买药：“他的医保被切断，政府提供的低微治疗费，还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他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对体制如何对待‘良知者’的残酷注脚。”

责编：许书婷

长期以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被视为中央集权式运作。但一份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披露，河南省已独立于国家“防火长城”（GFW）之外，部署了具备自主审查与拦截能力的省级封锁系统。这一“墙中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息管控正呈现地方化、碎片化趋势，审查权或已“下沉”至基层浮出水面。

该报告由GFW.Report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合作完成，于5月11日发布。研究自2023年11月起持续监测发现，河南省主要网络出口节点已部署非国家级、由地方运营的内容过滤设备，能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

封锁域名超420万 波及学术及政府网站

研究指出，河南“墙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国家级防火墙五倍，涵盖学术、技术、企业等众多非政治类网站，甚至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报告警告，这种地方性过滤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网民面临更隐蔽、复杂的审查环境。

河北一名网络工程师赵源本周一（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早在四年前，新疆、西藏、湖北等地已陆续部署类似系统。他说：“以前能打开国家防火墙未封的海外网站，现在河南、湖北连VPN都不好使，连不上国外部分大学网站，审查越来越严。”

赵源认为，地方政府的“加码”行为或出于落实上级指令，也反映国家审查机制日益碎片化：“中央放权，地方背锅，让你察觉不到，限制却真实存在。”

技术分析显示，河南部署的封锁设备由地方电信运营商或网信机构独立设置，过滤规则粗放，常基于关键词如“vpn”“proxy”“free”等，一旦触发即断开连接。

研究团队还指出，“墙中墙”系统存在误判现象，常错误屏蔽与关键词无关的网站，波及教育、科研、媒体等多个领域。

网络工程师张嘉南则表示，地方若拥有审查权却缺乏法律规范，容易导致“过度封锁”。他对本台说：“官员宁愿多封乱封，也不愿担责。于是你看到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世界关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魏思聪分析，近年来中共强调“属地管理”“数字维稳”，地方为应对突发事件及“跨境炒作”。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主动建立本地封锁系统，表明高层对信息流通日益警惕。”

分析指“中央放权、地方背锅” 模式日益显现

前记者、数字治理研究者郝百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地方化审查是“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手法：“这是典型的审查机制下沉现象，是一种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治理模式，长远看，这将造成各省网络信息环境的进一步割裂。”

自由亚洲电台查阅网上资料发现，早在2023年12月，河南一大学就计划采购一套专门针对留学生、学生及异议人士的“舆情监控系统”，并进行公开招标。

据河南科技大学“资产与财物管部”网站信息显示，该大学曾经启动2024-2025年度舆情监测服务系统采购，预算12万元。系统将实现对全网舆情信息7×2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分析与危机应对，覆盖新闻网站、微博、抖音等平台，支持千万级日采集量。

对此，本台周一致电河南科技大学当年采购联系人魏老师，接听电话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本台，他们正在使用该套旧系统：“当时还没买，现在正在招标新系统，我现在正是这个系统的使用人，现在还在使用旧系统。”

该研究已被国际网络安全权威会议IEEE S&P 2025接受，并引发学术界与人权组织关注。斯坦福研究人员表示，目前仅在河南发现类似系统，但不排除其他人口密集或政治敏感地区如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仿效。

郑州学生实证难连海外 电信工作人员称不清楚

郑州大学一名张姓学生告诉本台，他在郑州时，无法访问国外学术网站：“有的同学在北京、上海就能连上，我们在郑州不行，只能靠翻墙软件。”

中国移动郑州客服则回应称：“你连不上外国网站我们不清楚，也不归我们管。”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王先生（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具名）认为，中国许多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令从来都不公开：“在缺乏通报机制的环境下，多数人只能感受到压力，但不知为何，无论在互联网，还是学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这是数十年的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弊端，谁能改变？”

截至发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河南网信办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已向相关部门发送采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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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锦裕纺织公司本周发生严重火灾。一名27岁员工文某因被拖欠800元工资情绪失控，纵火焚烧工厂，火灾持续约37小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此事件引发社会对劳工权益、社会公平与法治保障的广泛讨论。

事件发生在本周二（20日）中午，地点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王场工业园。据网民上传至微信及海外社交媒体的视频和目击者说法，文某在纵火前曾与厂方因薪资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并扬言：“我活不活不重要，但我要你（厂长）死。”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经过长时间扑救，火势终被控制。据初步估计，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元。

四川宜宾网民王树冬本周五（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事件在全国网络引发热议，人们普遍在反思制度失能：“当被欠薪者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法官不见了，劳动部门人员也不见了，当文先生放火以后，公安就来了，法官也出现了。当百姓需要依法维权时，法律成一纸空文。工人讨要薪水被官员称为恶意讨薪，那么工厂欠薪为何不说是恶意欠薪呢？因为法律保护当权者利益。”

【27岁工人讨薪800元无果怒纵火烧厂】
【网民称“800哥”一把火烧出打工人心酸】
中国各地出现讨薪潮，四川宜宾屏山经济开发区一名27岁工人讨薪800元失败，一怒之下在锦裕纺织厂纵火，引发关注。网民称他“800哥”，一把火烧出打工人的心酸。 https://t.co/DrjnPbNlbp#800哥 #讨薪 pic.twitter.com/dJWFnbydG7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3, 2025

警方通报：纵火者已被刑拘

屏山县警方于5月22日凌晨发布“警情通报”，确认该县发生一起纵火案。经查，嫌疑人系27岁男子文某，当天上午前往纺织厂车间纵火，随后被现场民警控制。警方表示，文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包括其动机、作案过程及损失评估。不过，警方未说明企业是否存在具体责任。

王树冬补充称，他在新闻中看到纵火者文某家庭贫困，家人重病急需用钱：“我在网上看的新闻说，他家里的环境本来就困难，母亲生病，但是老板拖欠800元的血汗工钱。”

本台致电锦裕纺织公司办公室和屏山县政府，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锦裕纺织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浙江嘉兴对口援建的产业扶贫项目，曾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的典范。然而，这场火灾不仅摧毁了一座工厂，也撕裂了社会对于劳工保障的信心。

事发后，文某被网民称为“800哥”，相关话题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许多网友表达了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同情，认为其行为虽极端，但“被逼无奈”。也有人指出，纵火属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理。

社会从“可共存”转为“残酷斗争”

四川学者唐刚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社会正转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日益紧张：“从可化解、可包容、可共存的传统社会，变成完全不可调和、不能包容共存的残酷斗争社会，这就是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成果。这个‘伟大转型’，有一人居功至伟。”

贵州劳动关系研究学者薛先生认为，宜宾纺织厂被烧一事反映了当下劳资关系中存在的矛盾被激化问题。他对本台说：“近年来劳动关系领域频繁出现了引人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部分企业的工会主席由老板指定，导致工会未能有效代表工人利益，而工人维权艰难，导致劳资矛盾升级。其次，劳资雇佣关系高度市场化，工人收入分配缺乏公平原则，一些工厂在处理员工问题上缺乏透明与公正性，激化了矛盾。”

他还说，若企业能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机制，确保员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可有效降低类似极端事件发生机率。他呼吁政府部门、企业与社会各界共同解决这类问题，防止类似“800哥”事件重演。

“800哥”现象成为舆论焦点

连日来，“800哥”已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标签与热搜词。有人称其为“英雄”，也有人批评其举动可能危及其他员工生命安全，“不值得效仿”。有网友评论：“一个普通人为800块烧厂，心里得多无助。”也有人提醒：“从此以后，老板破产，数百名工人的生计中断。”薛先生感叹：“一位年轻人以极端方式表达不满后，可能面临法律惩罚。当愤怒无法被倾听、权利得不到保障，极端行为便可能成为最坏的‘沟通’。”

自5月中旬以来，中国各地频现工人讨薪维权事件。5月22日，深圳美的洗悦家员工讨薪9小时，甚至以“准备跳楼”相威胁，雇主仍称“没钱”；同日，山东潍坊某乡镇卫生院已被欠薪六个月，员工称：“最近还降薪，感觉不到生活下去的动力了。”浙江中建一局、湖南中建五局项目亦遭遇数年、或半年欠薪问题。

学者：制度修复才是根本出路

兰州社会学者岳天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设法避免更多“800元悲剧”的发生。他强调，除了法律惩戒，更亟需制度修复、基层治理的人文温度，以及一个真正倾听普通人声音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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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地信访部门近日一份文件被曝光，内容披露正建立“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通过分析信访行为，评估个体风险等级，重点甄别非法、越级及恶意上访人员。该模型以蓝、黄、橙、红四色标记不同预警等级，旨在锁定“核心带头人”及“潜在活跃信访者”。据山东一名访民披露，当地更将访民“风险”细化为六个等级。

中国地方政府阻挠访民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的行动已持续二十多年，并配套建立所谓“预警机制”。近期公布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准确甄别各种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员”，并重点识别“无序越级上访”“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这份流传中、名为《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文件目前已进入“第二次修改”。模型将信访人划分为四个预警等级，依据其过去一年中的上访记录评估风险等级。

访民揭“黑色等级”为顶级管控

上海老访民郑先生本周四（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看到的文件内容属实。他透露，各地政府均有类似分级文件用于阻止访民进京：“他们监控访民的上访风险等级有蓝色、黄色，还有红色，我是最高等级——黑色。这种划分早就存在了。我们这里的市领导也跟我说你属于（防控）最顶级的一类，比如北京开‘两会’，别人还没被控制，我已经被监控了。”

该内部文件长达数页，显示当局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访民动向，重点聚焦“核心带头人”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江西维权人士刘乐群对本台说，地方政府早已通过数据模型限制访民上访，现在更蔓延至其生活各方面，包括外出办事、探亲访友等。他说：“每次开两会，政府会雇七、八个保安提前盯着你，不准外出。平时外出，他们用手机定位你。前不久我去江浙、沪等地，在杭州一酒店就被查房，警察问我来干什么、和谁一起来的、想见谁、车牌号是多少，他们查得很细。”

近年来，中国法院系统也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红、橙、黄”三级预警管理，对应不同信访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处置措施。

早在2010年，天津工业大学学者阎耀军等人就曾发表文章提出，“对信访及信访过程中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监测、评估和研判，在此基础上提前发现并预报可能引发的信访问题”。

风险等级成打压工具 维权难逃监控

这些机制引发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广泛担忧。山东访民陆秋敏对本台表示，当地将信访预警分为六级，她属最高一级：“我是最高等级的，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信访办联合监控。当地政府派‘稳控人员’一直跟着我。”

她指出，地方官员担心访民进京会影响仕途：“国家信访局对地方官员有扣分制度。只要访民去了国家信访局，地方官员就会被扣分，可能影响升迁甚至丢官。现在网上流出的文件，其实是地方内部材料，各地都有。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山西学者邓广清指出，当局将访民视为“潜在隐患”的逻辑，早已广泛用于维稳体系。他说：“从维权律师到宗教信众、从工人组织者到少数民族，中国式‘精准治理’就是打着‘预测’与‘预防’的旗号，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异议群体。”

“潜在隐患”逻辑扩展至访民群体

南京维权人士朱先生（因安全考虑不愿公开全名）说，公安系统已将“是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作为访民评估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有可能’做什么。现在，这一逻辑也应用到了访民身上。”

一位北京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对本台表示，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法治保障的前提下，这类预警机制极易被当作打压维权的工具：“一旦缺乏公开透明和申诉机制，这种预测性治理就变成任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手段。”

目前，这份文件原文已难在网络上搜索到。本台尝试致电南京与景德镇信访办，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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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日，中国多地爆发集体讨薪事件，涵盖建筑工人、教师、环卫工与医护人员，反映出地方财政紧张背景下基层劳工处境日益艰难。同时，浙江一村庄强行向居民收取“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甚至威胁不缴者将“锁车处理”，引发广泛争议与民愤。当地政府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5月中旬，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墁塘村村委会发布通告，宣布自5月10日起，向全村常住与务工人员征收“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成年人每年80元，儿童40元，汽车与三轮车每辆500元。通告还称，逾期未缴者自6月1日起将被“清查”，每人补缴200元至100元不等，车辆将被锁车，撬锁者将被“按破坏公物处理”。

该村租户李先生本周三（21日）对本台说，这项收费从未经过村民同意，也未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我是外来租户，根本没听说村民大会通过这种收费。原本在镇上居住，清洁费按户收，现在却按人头计费，属于典型的乱收费。”

村委会强收“卫生费” 被批敲诈勒索

有村民批评村委会此举是“赤裸裸的敲诈”。另一村民张顺（化名）对本台说：“我们这一家有五口人，每年就要交400元，根本承担不起。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国家吗？”

对此，郑州维权人士贾灵敏对本台说，村委会属基层自治组织，所有收费必须取得《收费许可证》，否则即属违法：“清理垃圾、收停车费必须获得政府授权。否则不仅是乱收费，还有可能涉及村干部与其亲属利益输送。”

本台周三致电古山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承认此事“在网上引发高度关注”，但表示需将采访请求上报市委宣传部，暂无法直接回应：“您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关注度较高，我们在处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要上报市委宣传部，等待批准后才能接受采访。”

截至发稿，官方尚未说明该收费是否具备法律依据。

讨薪潮遍地蔓延 基层劳工维权无门

在村级乱收费引发争议之际，各地的讨薪潮也密集爆发。5月18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河北石家庄一项目工地发生集体讨薪事件。工人们拉起横幅，抗议工资长期拖欠。一名工人向本台透露，自春节以来，公司多次承诺发薪却一再失约。“我们干的活又苦又累，一分钱都没少他们的，但钱却一直拖着。有的工友家里有人生病，急等钱救命。”

在广东阳信高速公路项目，由中铁七局承建的标段也因工资问题引发集体维权。5月19日，工人聚集项目部办公室前，要求支付被拖欠薪资。一名工人在视频中说：“我们就住在板房里天天守着，他们说了好几次发工资，连个日期都不给。”

广西南宁市，32名建筑工人因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拖欠工资，自5月16日起在公司门前搭帐篷、生火做饭，表示“准备长期抗战”。

教师、环卫薪资拖欠长达半年

除了建筑行业，教育系统也深陷欠薪泥潭。5月20日，山东枣庄市多名编外教师透露，薪水已被拖欠长达六个月。一位小学教师称：“我们月薪只有三千多，这半年靠借钱生活。”

同日，山西一位教师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帖称，学校要求追回自2021年起发放的年终奖，以及部分“课后服务费”，引发教师群体不满。

据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账号“昨天”发表视频报道，5月19至20日，江苏南通海门市千里马绣花厂的工人连续两天到工厂以及老板家讨薪，但仍然没有拿到工资。5月17，浙江金华东阳市韵达快递工人连续两天罢工，讨要工资。16日，四川遂宁万象汇购物中心因中介“跑路”，多名保安在商场门口拉横幅讨薪。黑龙江七台河市龙煤集团下岗职工则于同日集体到市政府前抗议三个月未发放的基本保障、社保及医保等。

除此之外，医务与环卫系统的薪资问题也在浮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甘肃一名公立医院护士称月薪仅1300元，绩效奖金已四个月未发，生活陷入困顿。江西一名环卫女工哭诉：“每天早上五点上工，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一个月才1400元。下辈子再也不做人了，太苦了。”

专家：稳定结构正在“反噬”自身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张先生（因安全原因匿名）表示，地方债务高企与中央政策收紧，已严重影响基层财政运作，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一线劳动者与合同制人员，他对本台说：“过去讨薪的是农民工，现在是教师、医生、环卫工，这说明中国的‘稳定结构’正开始反噬自己。”张先生说，“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一旦发声就会被打压为‘闹事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六十个国际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见附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张展的持续任意拘留和即将到来的再度审判，呼吁立即释放她，并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知情者说，张展案再度延期开庭。

世界各国人权与新闻机构5月17日联署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让世人聚集于中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张展因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真相而广为人知，她所记录的医院拥挤看病、居民恐慌和政府封控手段，曾一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防疫黑箱的关键窗口。然而，她也因此于同年5月被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监禁。

避开“六四”周年日 张展案延庭审

去年8月，张展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被捕。今年5月14日，正值她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张展却身陷新一轮的起诉。中国一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全名的刘先生，本周二（20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原定于4月份开庭，再次延期：“张展案又延迟开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快到六四周年日了，总之他们（官方）很紧张。”

本台曾经报道，张展自2024年8月28日再度被捕后，始终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她在获释仅三个月后即再次遭羁押，原因是她赴陕西声援另一位被捕民主行动者张盼成，并继续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中国维权人士受压情况。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说：“张展去年5月13日才出狱，没多久，她要去探望一位同样遭受当局迫害的张盼成，就在途中被抓，并且再次以超期羁押的方式迫害她。她的案件久拖不判，无疑是当局不断的通过延长案件审理期限，长期把她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内。”

民间团体声明促中国释放张展

据维权网报道，世界各国人权团体声明指出，张展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中国近年来打压独立媒体与异议人士的系统性操作之一。据“无国界记者”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全球180国中排名第178，仅高于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组织统计显示，自2019年起，已有逾百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寻衅滋事”。该罪名也屡被国际法界批评为“口袋罪”，可任意适用于任何言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对于良心犯一贯采用长期羁押的策略是为了击垮当事人的意志，他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让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是应有之行为，但是他们（当局）能拖延就拖延，包括人权律师谢阳案也如此对待。这样做违法了联合国组织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

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打压维权者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在2021年即认定张展首次被拘为非法，并呼吁中国立即放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中方，要求保障张展及17位人权捍卫者的基本权利，防止其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中方回应仍是“一纸空言”，声称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未就具体关切作出回应。

去年3月4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中也曾公开呼吁中方修改“寻衅滋事”罪，并释放所有因和平言论而遭拘押人士。多国外交部亦在双边会议中就张展案表达忧虑，但中国政府迄今未有实质让步。

对此，中国一位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前律师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张展尚未被定罪：“她是无罪的，但是当局往往根据政治形势需要、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开庭前再调整控罪，但是羁押时间越长，被定罪的机率越高，因为如果判你无罪，你会提出国家赔偿，于是即使你无罪也会转为‘有罪’。预料张展这次被判刑期肯定超过四年。”

国际社会齐声谴责任意拘留

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60家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罕见齐声发声。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罪行，却仅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残酷迫害。她的拘押是对中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公然羞辱。”

这些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不仅要在高级别外交场合继续点名施压，更应在与中国开展执法及法治合作时，将释放张展等人作为前提条件。

此外，声明也敦促中国尽快提交逾期五年的《禁止酷刑公约》国家报告，并公开有关秘密拘留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机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数据。

有学者认为，张展案的再次发酵，不仅是对一位前律师、公民记者的压迫，更折射出中国在言论自由领域愈加紧缩的政治生态。在社交媒体遭严密审查、境内媒体噤若寒蝉的当下，张展坚持以肉身践行“记录即正义”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政府亟欲扑灭的“火星”。

责编：许书婷

附件：世界六十家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声援张展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Den norske Tibet komité）

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aiwan Office）

保护权利组织（Fortify Right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

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Gerakan Media Merdeka）

全球支持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ibet & Persecuted Minorities）

葡萄牙援藏组织（Grupo de Apoio ao Tibete-Portugal）

挪威香港委员会（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法国基督徒废除酷刑组织（l’ACAT-France）

越南法律倡议（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

拒绝与种族灭绝为伍联盟（No Business With Genocide）

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圣塔芭芭拉西藏之友组织（Santa Barbara Friends of Tibet）

苏格兰香港人（Scottish Hongkongers）

团结中国（Solidarité Chin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台湾人权促进会（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

人权基金会（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丹麦西藏支持委员会（The Tibet Support Committee, Denmark）

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

西藏团结组织（Tibet Solidarity）

爱尔兰西藏支持小组（Tibet Support Group Ireland）

西藏观察（Tibet Watch）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温哥华香港行动者联盟（VAHK）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协会（VSSDM）

维多利亚香港人协会（VHKA）

越新党（Viet Tan）

世界自由国会（World Liberty Congress）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进入5月下旬，新冠病毒在中国多地出现季节性反弹。自由亚洲电台连日采访发现，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与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佩戴率也较4月显著提高，官方虽称“无需恐慌”，却未公布详尽数字。

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在中国多地持续上升。湖北武汉居民赵志本周一（5月1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近期他到医院就诊时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热患者仍例行核酸检测：“最近我去医院看病，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给患者做核酸检测，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患者，不少人外出戴口罩，有的患者需要住院。”

同城的董先生亦证实，湖北省中医学院门口“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我现在医院里看病，街头重现早前‘口罩潮’，发热门诊的人也多了。”

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当天接受本台查询时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热者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近期出现上升情况，如果您发烧或者感染的话，您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免去人群多的地方，同时要口罩。”

过去两个月，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3月下旬开始的一轮新冠波动仍在持续，但整体强度明显低于去年夏季高峰。专家判断，这一波将在5月下旬触顶，属“正常季节性起伏”，公众应保持防护、不必过度恐慌。

地方政府被指“淡化疫情”

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感冒特别多”，市民外出几乎“人手一罩”，但校方暂未出现停课迹象：“四、五月份，这里患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否新冠要到医院作检测。官方公布的数据准确性存疑，但我个人判断区县一级政府都在淡化新冠病毒。如果疫情严重，我们学校就会停课放假，目前还没有停课。”

从官方监测到街头观察，本轮自3月以来的疫情正在爬坡，病例与阳性率或将于5月底触顶。专家呼吁，公共场所“口罩＋洗手＋通风”仍是最经济有效的“三件套”，高风险人群应及时接种针对JN.1株的更新疫苗，并在出现症状后尽早就医。

江苏泰兴居民曾健则告诉本台，口罩虽多见，但社会情绪“已经把新冠当普通流感”：“大家现在都觉得新冠就是这么一回事，也没人因此过度防疫或者去医院治疗。”

孩童住院检出新冠 网络讨论升温

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留意到微信群近日讨论再感染风险，却并不恐慌。高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疫情又出现了，我看到外边行人戴口罩的比上一个月多了，但这波疫情没有对社会造成恐慌，可能是因为新闻没有刻意去报道这件事，国内大部分老百姓通过新闻报道内容作判断，不会独立思考。”

济南居民王欢对本台透露，其幼子4月因“流感”住院，却被确诊为新冠。她说：“现在凡是感冒发烧，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检测出新冠病毒的比较高，我最小的儿子4月份住院，医院检测出新冠病毒，最近患新冠的孩子不少。”

阳性率两月翻倍 专家称“5月下旬触顶”

据《中国经营报》本周日（18日）引用中国疾控中心数据，今年3月第14周起，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由7.5%升至4月第18周的16.2%，南方高于北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侗曾预判，本轮“半年到一年一次”的高峰可望于5月下旬见顶，总体强度“低于去年夏季”。

李侗曾分析，距上一次大规模感染已逾半年，群体抗体衰退，加上Omicron XDV亚分支NB.1.8.1免疫逃逸增强，以及“五一”期间人员流动，均推高传播速度。

至于疫情是否再度引发大范围冲击，南京的社会学者钟涛对记者说，这取决于政府信息透明度与医疗资源调配。眼下，“淡化”与“警惕”之间，中国社会仍在摸索与新冠长期共存的平衡点。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一名自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青年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忧该青年将被“沉默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

据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本周五（5月16日）向本台通报，该组织于今年3月底接触到一名自称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州巩留县的哈萨克族青年叶勒加那特·阿巴依（Yerzhanat Abai），男，23岁，出生于2002年4月11日。他于2025年3月27日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于四天后前往该组织寻求帮助。

该组织表示，叶勒加那特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最初不愿公开身份信息，仅简要介绍自身境况。据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透露：

“3月31日，叶勒加那特在到访阿拉木图的组织办公室时，明确表示处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暂不希望公开其身份信息，仅在镜头前简要陈述了自身情况。他还说，除非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时，才可公开他的情况。叶勒加那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有被关押进‘集中营’的危险。”

青年逃亡求助失联 恐被秘密移交

本周初，该组织接获叶勒加那特朋友的通报，指其已被哈萨克警方拘留。阿塔珠尔特随后确认其失联，并正式启动紧急人权求助机制，公布其身份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赛尔克坚说，叶勒加那特目前被羁押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看守所，该地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四十公里：

“他很可能随时被新疆国保或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偷偷押送到中国，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斯坦政府才无法遣返他。”

目前，叶勒加那特的拘留时间、法律依据与程序均不透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致电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亦未能接通。

新疆“再教育”阴影持续 加强边境控制

哈萨克族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与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族群与语言联系。过去，许多新疆哈萨克人与哈国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许多人失联、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关押。

“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自2017年起长期记录和公开新疆少数民族失踪、拘禁和受迫害案例，其收集的证词已被多个国际机构引用作为调查材料。

据联合国与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名，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集中营”系统，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说法。

赛尔克坚表示，尽管国际关注已减弱，新疆当局的迫害仍未停止：

“好多在新疆当地的年轻人，动辄被公安约谈，或找各种理由把他们送到学习中心，说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安排他们去内地工厂工作，大部分是去有害健康的化工厂，而且工资比新疆还低。”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居民叶尔肯也向本台证实，许多哈族青年试图逃离中国，但遭遇重重限制：

“因为新疆局势很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人逃过来，虽然中哈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无法取得出国护照，持有护照的人也会被公安没收。但汉族人可以办护照出国。”

中亚与中国合作紧密 遣返风险激增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对来自新疆的难民问题普遍采取低调或压制态度。多起案例显示，部分逃亡者在未获正当程序下即被“非正式引渡”回中国。

自2017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哈萨克人逃亡哈国后遭捕并面临遣返风险。例如2018年，新疆巩留县“教育营”教师喀衣夏·阿汗逃亡至哈萨克斯坦；2019年，她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2019年10月1日，新疆伊犁额敏县的哈斯铁尔·木沙汗和木拉格尔·阿里木逃至哈萨克斯坦。

尽管部分案件因国际舆论介入而避免强制遣返，但更多人仍陷法律真空之中。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多次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将个体在缺乏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和迫害的国家。

哈国人权组织呼吁哈方政府立即公开叶勒加那特·阿巴依的去向，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难民地位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确保其不被遣返，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与庇护程序。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一所民办学校“丰翼小学”近日传出突然关停，引发超过一千名学生家长到市政府集体抗议。事件持续多日，政府派警戒备，最终当局宣布“丰翼小学不会关闭”。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近年来针对民办教育政策收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本周日（5月11日），南宫市因一所民办学校疑似被强制关闭，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涉事学校为位于南宫市经济开发区的丰翼小学，隶属于涵盖多个学段的丰翼教育集团。

抗议活动发生于5月11日。据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大量家长聚集在南宫市政府大楼前，高喊“不同意”“领导出来”等口号，要求撤销关停决定，或至少保障目前在校学生可以顺利毕业。据目击者称，抗议持续至当晚深夜，期间政府调派大批警力在场维持秩序，并对周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关闭了政府广场照明设施。

政府派警维稳 家长持续声援

抗议次日，仍有家长持续聚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本周四（5月1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丰翼小学在当地口碑良好，家长多通过公开摇号争取入学名额，突然关停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拟分流至的公立学校存在管理混乱、师资不稳等问题，家长普遍无法接受这一决定：“这次有上千家长向市政府抗议，他们（政府）太过分了，看学校教育质量高，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送孩子去丰翼小学，就要把它关掉。”

本台记者致电丰翼学校办公室，接听人员确认小学确有抗议事件，但强调自己隶属中学部，对小学事务并不清楚：“我这里是中学，小学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南宫市政府办公室一名官员于周四（15日）回应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证实，确有“几天前上千名家长抗议”的情况发生，但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丰翼小学不会关闭”。对于家长人数及具体处理方案，该官员称非其职责范围，细节不详：“教育局在处理这件事，我这里不了解情况，现在没事了。”

【河北南宫 家长抗议丰翼小学被关停】
【公立学校招生困难 政府限制私校发展】… pic.twitter.com/DiWRfO316O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4, 2025

公立学校招生难 民办学校受压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集中，优质私校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然而，为缩小公私教育质量差距，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致民办小学数量被人为减少。根据中国教育部去年10月24日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民办学校总数在过去四年间已累计减少逾两万所，仅2023年就减少了1.1万多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减少了425所，在校生人数减少逾134万人。

教育人口下滑 政策倾向扶持公立学校

河南郑州退休教师贾灵敏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下降，入学儿童人数也逐年减少，许多公立学校存在招生不足、面临关闭的难题。她表示，如果关闭民办学校，可增加公立学校的招生人数：“因为出生率低，很多县城、乡镇的公办学校招不到学生就要关停，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师就要失业。现在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高，教学环境好，许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

河北邯郸一位家长女士姚黎对记者说，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免除学费，但在教育质量、管理方式与教师水平等方面，家长们普遍仍青睐民办学校。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南宫市教育局办公室进一步核实，截至截稿时未获回应。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将从此前120%的税率下调至30%，并取消原定于6月1日将每件包裹固定关税提高至200美元的计划，维持现有的100美元标准。多位外贸商表示，他们正赶着出货，但也在调整出口布局，以免再受高关税的冲击。

白宫本周二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削减所谓的“低价值商品（de minimis）”关税，涉及从中国及香港进口的低价商品。根据新规，小型进口包裹将被征收54%的关税或100美元的统一费用。另据路透社周三报道，根据一份白宫行政命令及行业专家的消息，美国对来自邮局以外通路的中国小额包裹关税将再降至30%，以进一步缓和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伤害。

该政策被视为美中两国在瑞士举行贸易会谈后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美国将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从145%下调至30%，而中方则承诺将对美商品关税从125%下调至10%。双方希望通过该协议缓解不断升温的贸易紧张局势，并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

跨境电商积极调整谋求重启对美出口

浙江绍兴电商蒋先生本周三（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根据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开始发货至美国：“我们通过Shein平台专做服饰、饰品、礼品等等，小包裹直邮，走的是空运。预计商品一到两个礼拜就到美国客户手中。这次虽然关税降到54%，但还是很贵，这批订货寄出后，再发货就走海运拼箱，可降低成本。现在担心海运时间长，怕美国那边关税再变，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哪受得了高关税。”

同时还经营家居用品的蒋先生说，他们在政策调整后，重启了部分对美直邮产品：“尤其是一些单价在50到100美元之间的厨房用具和智能小家电，在目前的税率下仍有盈利空间。不过，很多同业最担忧的还是政策反复。我们已经不敢做太多库存，更多是往海外仓库挪。”

本周一，中美双方就持续一个多月的关税战达成协议后，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的外贸公司接到美国客户通知。深圳外贸公司负责人葛女士对本台说，该公司终于等到美国客户的催促，正在出货中：“我们前两天已经接到美国客户电邮，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出货，现在正抓紧时间把产品装船。这两天，同行也在忙着出货，争取尽快清仓。”

福建厦门一位与Temu合作供货商陈建林告诉本台，高关税几乎让他们放弃美国市场：“Temu的订单一下子掉了六成。这次美国下调关税算是给了我们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的缓和。我们现在有三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在越南设了海外分仓，并开始试着把产品打进东南亚的几个平台，这样可分散风险。”

中国电商紧锣密鼓筹备向美国发货

关税下调的消息对于依赖低价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如Shein、Temu而言，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此前，美国在4月初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令这些平台一度面临价格上涨、物流延迟等挑战。

陈建林认为54%的关税仍远高于以往的零关税水平，因此多个电商企业正在紧急部署应对策略。他说，很多商人为规避高额直邮关税，已加大对美国本土海外仓的投入，通过提前发货、仓内分拣，实现降本增效。他说：“不少企业探索第三国转口路径，如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家中转，降低贸易壁垒。另外，开拓美国以外市场，比如欧洲、东南亚和拉美市场。”

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倍。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已超12万家，跨境电商企业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万个。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1.2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6.9%，美国依然是最大出口市场，占比达35%。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未来关税不确定性大增

在浙江从事外贸的商人李巧仁告诉记者，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经历了这场中美关税战冲击，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已有众多涉外贸易工厂停运，甚至倒闭。中国商人必须调整全球布局，寻求生存和发展：“不调整没出路啊，我们也提高了出口商品单价，美国虽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是你不知道哪天遇上高关税。现在我们要做多手准备，应对这个问题。必须开辟新兴市场。”

李巧仁表示，尽管短期内中美贸易局势有所缓和，但本轮关税下调仅维持90天。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中国业界普遍担忧：“如果后续双方谈判破裂，出口商品再度遭遇高税率的风险你是无法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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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部门近期通报第一季度全数据显示，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涵盖各级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13万人，村干部1.9万人。

根据中纪委监委网站4月22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被处分和立案调查人员涵盖各级各类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分别有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高达13万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万人。

夏粮补贴、农药开支成“黑洞”

本台记者在网上搜查发现，两年前，官方公布的村干部贪污人数每年约6万人左右。对此，山东临沂村民韩翠华本周二（1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村支书或村主任虽然职位低，但掌握这全村的财富分配权力，而在当下的环境，有权就有贪腐显现。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获的利益太多了呀，打一个比方，农村的夏粮补贴、农药补贴，还有说为了帮助老百姓，租用小飞机集体洒农药，但洒的农药比例低，说是用3瓶农药，但实际用半瓶农药，还有的甚至用假农药，甚至不用农药，他们向农民家庭收取的费用不就被村官贪了嘛。另外，喷洒农药的亩数也可以虚报。”

村官被指“最直接的施害者”

在中国某些地区，村官利用权力克扣低保补助金。河南安阳农民何慧芹告诉记者：“农村仍然有贫困户，比如低保户、五保户的补助金，村干部也会克扣，给低保户的节日慰问金也会克扣，还有农民的拆迁房、危房改造、回迁房，村集体土地出让金、村内工程款，村民孩子去当兵，很多人问农村干部怎么贪污这么多，我说他们其实贪污很多。”

何慧芹说，相比省部级高官贪污需特殊渠道，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基层领域可谓无处不在。她继续说：“村官是对中国农村村民迫害最直接的施害者。”

对比中纪委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国已有7.7万名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超过2023年全年6.1万人的总数，显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情况日趋严重。

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在工程项目、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惠农补贴、低保评定等事项中谋取私利：不得收受贿赂或变相接受“回扣”“好处费”：不得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处置或占有村集体财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必须公开透明。

新修订《规定》防农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近期对该周刊说，《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

江苏泰兴新街镇村民顾大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村官通过各种工程项目非法获利，百姓苦无证据：“村支书通过绿化工程、村路建设、河道维修、农田面积造假等，凡村干部参与的工程，村官都可从中获利。我们村里，村官可赚钱的地方不算多，但在有些富庶的村，村干部参与企业经营，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就很多。”

受处分人员七成来自基层

通报显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受处分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相比查处受贿官员，当局对行贿者的查处较少。根据官方通报，一季度共立案查处行贿人员7027人，向检察机关移送954人。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高层闭门会谈中，双方就关税等核心议题达成罕见共识，宣布取得“重大”与“实质性”进展，并承诺建立经贸磋商机制，为缓解近年紧张的双边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将在90天内将对中国商品的对等关税降至1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降至10%。另外中方采取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由于美国与芬太尼相关的关税及其他措施将继续保留，因此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货品共课征30%关税。

在全球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关注之际，中美官员上周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高层闭门会谈。新华社12日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提到，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取消4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对等措施，将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至10%，并取消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当天刊出了英文版《联合声明》，有关双边关税税率的表述大致相同。

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分别在周日表示，双方将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个“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以定期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

中国独立学者张立本周一（12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何立峰和贝森特在日内瓦会晤，并取得“重大进展”对缓解中美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他说，双方仍有许多细节未公开：“双方对这一次的会谈预期是不同的，他的‘重大进展’本身只局限于正式确立了双方贸易磋商的机制，也就是标志着中美双方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贸易谈判进程中。”

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为期两天、聚焦关税问题的贸易谈判中，中国与美国已就建立一项“贸易磋商机制”达成一致。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补充说，该机制将“就相关贸易问题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

美中高官表态积极 声称将定期磋商

贝森特则强调，此次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补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全面掌握”谈判成果，并对此次“富有成效的对话”表达支持。

美方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补充说，新协议“有望缩小美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全球商品贸易逆差”。他称，与中方的谈判过程“迅速、务实”，并盛赞中方代表是“强硬但专业的谈判者”。

研究中美关系走向的张立说，在谈判中，中美双方都试图获得各自利益最大化：“此次会谈中，双方至少形成了贸易均衡的一个共识。这对中方来讲，这降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始，对美国来说，美方对这次日内瓦会谈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实际上是达成了一项交易。这和特朗普政府上一任手法一致，更热衷于这种谈判的象征意义，这对特朗普政府可能更为重要。”

特朗普说中美谈判“全面重启”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表评论称，中美会谈“友好且具有建设性”，他并以大写强调：“取得了重大进展！！！（GREAT PROGRESS MADE）”但未透露是否包括取消或下调关税等实质措施。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则对外称，中方“非常、非常渴望”恢复与美方的贸易对话。

中国学者郭先生（不便公开全名）告诉本台，美中贸易关系存在著巨大障碍，此次谈判仅仅是降低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双方都在通过对这种象征性意义的夸大，来掩盖贸易谈判进程的困难以及美方对贸易战所给予的期望，比如对中国形成持久的压力。中方对此也相当警惕，中方意识到谈判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又是一个陷阱，中国似乎正在按照美国谈判艺术风格，不得不踏入无法拒绝的陷阱。”

尽管官方声明措辞积极，但双方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显。特朗普此前表示，可能将对华145%的高关税降至80%“较为合适”；而中国媒体评论则反复强调，美方应“纠正单边关税做法”。《人民日报》5月10日发表评论称，中美关税谈判一两次就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似乎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方面此次目标明确：缩减与中国高达29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并促使中国放弃美国所称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鼓励中国提升国内消费，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中国进行敏感的政治改革。

贵州学者王鹏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总结为期两天的瑞士日内瓦中美贸易谈判，对美国是一次重大胜利：“就像特朗普第一次上任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效果是一样的，财长贝森特也迎合特朗普的风格，确立中美双方开始谈判本身为贸易战的交易定调。”

本轮会谈在日内瓦郊区哥洛尼举行，地点为瑞士常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路透社报道指，会谈期间气氛紧张但有序，“黑色奔驰轿车频繁穿梭，阳光明媚之下，别墅区安保严密”。此次瑞士再次充当中立调解平台，表明其在国际外交中的角色。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多个省份出现了教师与公务员工资被拖欠、津贴削减甚至“打折”发放的情况。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多位受访者反映，他们的收入已被压缩至仅剩“基本工资”，而发薪也时常延迟，引发基层公务人员群体的不满。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多个区的教师工资和福利被延迟发放，公务员也仅领到“基本工资”，不再包含各种津贴和补贴。据本台采访了解，山东、广东等地亦出现类似现象。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原为五千元左右，在福利取消后仅剩三千元，而且常常延迟发放。

退休教师贾灵敏本周五（9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财政紧张是主要原因：“他们（政府）财政紧张，去年就开始，有些公务员就在抱怨他们只剩下基本工资了……现在他们各种补助都没有了。基本工资也就是那两、三千块钱。他们说三千块钱左右。”

土地财政崩塌后的连锁反应

贾灵敏分析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与土地出让收入骤减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密切相关：“土地财政一退市，房地产楼市疲软以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都非常紧张。”

她特别提到郑州市的二七区，甚至已被法院列为“老赖”：“法院把二七区政府定为‘老赖’……他们好像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了。二七区法人不能坐飞机和高铁。”

网络舆情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图文，指出郑州多区教师工资被拖欠。在小红书一则贴文中，留言区众多教师回应：“数字区（二七区）没有”、“惠济区没有”、“港区没有”、“中原区没有”、“东区没有”、“哪哪都没有”；“工资都拖欠两个月了”、“绩效考核也拖欠”、“班主任费也拖欠”。

山东居民李霞证实，当地不仅教师被拖欠工资，就连公务员也难以幸免：“我听说有的地方就连公务员都没发出来……现在往后拖个十天、半个月。有的县区工资有欠薪，有延迟发放。现在有好多乡镇欠薪比较严重。”

不止教师 公务员也“被欠薪”

她补充说，乡镇及居委会一级的基层公务员月薪大约五千元，但现在往往只能拿到三、四千元：“发个三千、四千。上级意思是少发一点工资，延迟一点（发薪水）时间，去年就有了。”

在广东东莞，从事建筑行业的张诚表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拖欠工资早已司空见惯：“早年经济还不是这么差的时候就有拖欠教师工资，何况现在经济这么差。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减薪，年薪减几万块钱。”

他还提到税务系统的朋友的遭遇：“税务、财政部门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的收入回到可能连九十年代都不定能赶得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夸张，这是我听到的极端个例。”

张诚还透露，近期各地政府进行的所谓“远洋捕捞”、“纪委捕捞”等行动，实则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不仅是中东部经济大省，西南地区亦未能幸免。据报，云南昆明自去年年底起，有区级机关单位已连续三个月未足额发放工资和年终绩效，津贴和加班费几乎全部取消。本台曾报道，云南省昭通市一家医院的医生被上级部门追讨过往五年的夜班费及绩效工资，当局指该笔款项属于“违规发放”，因此需要收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即便确有资金困难，也需在一个月内补发，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一张广为流传的网络图片，以讽刺性语言梳理出中国贪官如何“悄悄收钱”的多种路径，引发舆论关注。这张图片将腐败行为按“低、中、高”三个层次分类，呈现了从红包回扣到海外资本操作的演变过程，凸显权力寻租在中国不同官阶间的结构性特征。据知情人士披露，目前官场行贿手法已到中纪委一时难以查核的隐蔽程度。

近日，一张题为《贪官都是怎么悄悄收钱的》的图文内容在社交平台微信群内迅速传播。图片以类“经验总结”的方式，用三段结构化内容概括了中国贪腐生态中常见的“隐秘金流”路径。尽管语言表述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但其中所描绘的情景却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影射。

在被称作“低层次”的收钱手法中，贪官往往通过传统的回扣、礼金、贵金属转赠、团购卡、茶叶礼盒等方式实现权钱交易。这些手段虽不高级，却因隐蔽性强、操作频繁而仍被广泛采用。

基层官员权小送礼者少相对“廉洁”

上海居民甄先生本周四（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基层官员权力有限，受贿程度相比高官不算严重：“基层干部权力越小，送礼的人越少。一般送礼都给比较有权力的人，比如你想获得好的工作，比如在居委会，你要停车，就要送上任的领导礼物，你要向上升职，肯定要送礼。包括在军队里，你要当班长，送礼多少，当排长要送多少，级别越高，送礼越贵，送钱送礼品，都有。”

在被称作“低层次”的收钱方式中，图中列举的现金红包、招标回扣、购物卡等，均是纪委通报中最为常见的贪腐模式。比如，原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副主席李兴华便被查出接受企业主赠送的超市卡、购物卡、高档茶叶和名酒。这些礼品多数通过节假日拜访、单位集体采购“变相分发”形式完成，隐蔽而日常。

图中提及的“茶叶礼品店”则让人联想到中国官媒曾经报道，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案。秦长期与地方富商交往密切，多次以“茶叶”“收藏品”为名接受巨额财物，包装手法日益精致，金额却数百万计。

中层官员收礼被“合法化”

到了“中层次”，腐败手法则表现为与教育资源、股权利益绑定。例如：通过设立奖学金名义为官员子女保送名校，或在企业上市前将股份分配给特定亲属，再在高估值阶段套现。这类行为更加注重“合法”外衣，实质上却是利用政策便利或内幕信息谋取私利。例如，2022年落马的湖北省原副省长曹广晶，其子在地方某能源企业持有股权，该企业后在当地政策支持下高速发展。

对此，不愿公开全名的甄先生说：“高官收礼品可以通过律师咨询事务所，开咨询费、服务费等，变相收礼。”

另一起典型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其子刘德成曾先后在多家企业担任董事，其公司在多项能源审批中获利颇丰，外界普遍质疑其“身份便利”背景。而所谓的“奖学金保送”“房产赠与”之类故事，在多起官员受审过程中屡屡浮现，例如将国外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以逃避财产申报制度。检方指控，刘铁男在担任有关职务期间，收受他人的钱款、汽车等物，总涉案值高达3500余万元。

长期在广东的社会观察人士李芳林告诉记者，中国官场送礼方式五花八门，有底层、中层、高层还有“层外层”：“中国人的所谓玄学、道家，所谓智慧送礼，有的路径让人看不见摸不着，总之就能达到目的。中国体制是一个逆淘汰体制，不仅是官员受贿那么简单，受贿仅仅是物质层面，他（官员受贿）要你从内心理会他的真谛，而且要外人看不出来，就是让你（官员）知道我是你的人，绝不是你给多少钱的概念，给人给资源。”

最引人关注的是“高层次”段落的描述。图中指出，一些高级权贵已将洗钱、变现、避税等手段通过海外壳公司、离岸账户和艺术品拍卖等方式操作完成。例如投资影视作品、操作虚拟货币、频繁出入澳门赌场，甚至利用清代瓷器拍卖完成跨境资产转移。其复杂程度远非一般纪检手段能轻易察觉。

高官贪腐更隐蔽 中纪委查案面临难题

湖北省一位曾经从事房地产业的人士彭先生对本台披露“层外层”贪腐行为，即使中共中纪委也很难在短期内找到高官贪腐证据。他说，高官已经停止收取现金和财物，即使聚餐也是官员亲自埋单：“不收你的钱也不收你的房子，什么礼品都不收，但当你（十几年）退休以后，你有一份资产由代持人转到你的名下，从你亲戚的名下划给你，他现在不收你钱，你（外人）看不见他收了房产等贿赂，他什么都不要。他周边代持财产的也不一定是他的亲戚，但是他非常信任的人，没办法查。我跟高级别的金融界的领导干部吃饭，连账单都不要你付，都是他们自己埋单。他说‘我埋单好’，他还说他埋单好。”

彭先生说，这张网络图片虽然无法作为法律证据，但却具有一定的社会观察价值。它不仅呈现出贪腐行为从粗放到精致、从地气到金融的“演化路径”，也揭示了制度漏洞如何被“技术型贪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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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先后发布消息，宣布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9日至12日访问瑞士，期间将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标志着两国正式重启经贸对话。中美学者都认为，外界不应对此次接触会谈期望过高。

这次会谈是双方在当前紧张贸易局势下的重要接触。中国商务部指出，近期美方高层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中方释放信号，表达希望就关税等问题展开对话的意愿。商务部表示，中方经过认真评估，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国利益以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诉求的基础上，决定同意与美方接触。

美国前贸易副代表、美国华盛顿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席科特勒（Wendy Cutler） 对本台指出，周末的对话将是当前贸易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但是外界应保持着 “适度的期待，（因为）这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第一步，而这一进程本身就因为中美缺乏互信、以及对贸易执行的根本分歧看法而十分复杂。”

学者提醒：勿对“何贝会”期待过高

中国学者张立认为，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只是两国政府漫长谈判的首次接触，他本周三（7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虽然中国已经打开谈判的大门，但目前仅仅属于“接触”：“不久前，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悄悄会见之后，以瑞士何立峰和贝森特为标志，中美算是启动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外界对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多数抱着乐观态度，以为在特朗普的关税重锤之下，中美之间可能会达成新的协议，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中国总理何立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前中美经贸谈判的中方牵头人。此次与贝森特在瑞士会晤，标志着自2020年中美高层经贸沟通机制中断以来，双方首次正式恢复对话。

据贝森特对媒体表示，他是在准备前往瑞士与瑞士政府进行谈判时，发现中国代表团也会到访欧洲，但他未进一步说明那一方先打电话安排这次对话。他强调，美国并不想脱钩，只是寻求推动公平贸易，而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温”。

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张立说，他认为中美贸易谈判距离达成协议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中美之间围绕着芬太尼、关税，芯片以及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会展开持久的谈判。这类旷日持久的谈判可能要贯穿特朗普政府的整个任期，形成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这也是构成中美新冷战的特色。”

贸易战阴影犹存 谈判恐将旷日持久

另一位贵州学者杨先生也认为，未来四年中美将处于既脱钩又对抗的关系状态。他对本台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将在瑞士会晤是中美正式对关税战谈判的开始。中美双方将对贸易问题的冲突展开辩论打下基础，但是外界不应该对这次接触式谈判抱有多么高的希望。未来四年，中美谈判主要围绕既脱钩又对抗，还要对危机进行管控的主要方式来进行。”

尽管中方同意展开接触，不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强调对话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原则，并警告“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中方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以谈促压”或放弃自身原则的协议。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双方互征惩罚性关税，贸易结构和投资环境深受影响。尽管2020年两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曾一度缓和紧张关系，但因美方指责中方未完全履行采购承诺，以及中方对美高科技打压反击，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动荡。而此次中美高层会谈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财政新团队与中方首次面对面接触，为两国经贸关系的下一阶段发展释放出积极但谨慎的信号。

国内政局影响外部谈判 学者指中方方向未明

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学者王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美中贸易会谈结果并不乐观，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并不利于这次谈判，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这次谈判：“国内的政治气氛，高层的人事布局斗争那么激烈，在没有斗争出结果之前，外交谈判未必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当国内的政治斗争如此激烈，现在的老板（领导人）究竟何去何从，究竟是‘跪’，还是‘不跪’，我对前景是不乐观，因为国内对问题没解决好，外交问题通常不会有结果，中国以前也是这样，没有斗争结果之前，毛泽东是不会考虑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据中国外交部通报，何立峰在结束瑞士访问后将转赴法国，于5月12日至16日与法方共同主持第十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外界认为，中方此行除与美方接触外，也在通过多边合作寻求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稳固自身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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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异议人士张长虹日前第二次刑满出狱，结束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的牢狱生活。他因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六四”事件而屡次被捕、关押，甚至曾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张长虹在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出狱后当地警方持续对其进行“思想状况”监控，而他只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坚持。

2021年，张长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再度入狱，被判刑四年，直至2025年4月19日刑满出狱，返回天津家中。然而，他的生活并未恢复正常。

张长虹本周二（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是2017年被判刑3年3个月，2020年获释，出狱后又被抓进去坐牢，又被判刑四年，罪名都是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我无非是写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在公众场合造成的影响挺大的。”

张长虹还说，警方将他对“六四”的言论视为挑战官方定调，因此再次将其入罪：“他（警察）说这个问题（关于六四）政府已经下结论了，已经定性的事，你现在还想着翻过来，就是寻衅滋事。我第一次入狱在张北监狱，第二次在天津监狱。”

出狱后，警方对他的“关心”并未间断，他对本台说：“刚才派出所所长来电话了，说一会到我家里来，快到了。你这样吧，礼拜天再来电话。”

在记者试图进一步采访时，警察已经来到他家门口敲门。张长虹匆匆结束通话：“现在跟你说，外面已经敲门了，派出所的现在来了，过一个星期左右就来，现在正敲门呢，先挂了。”

从八九到茉莉花 坚持民主理念逾三十载

张长虹自1989年“六四”事件起便走上了维权之路。当年，他曾亲赴天安门广场，参与声援学生，并在天津大学演讲，介绍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因此被警方收容审查，关押四个多月。此后多年，他持续张贴大字报纪念“六四”，呼吁平反，屡次被拘留。

据报，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爆发，中国也出现类似“散步”行动。张长虹在天津鼓楼举起写有“埃及的解放广场 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诉求 不一样的结果”的大字报，被警察带走。

此前张长虹接受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采访时说，当局试图将他送入精神病院，但初次鉴定为“无精神疾病”，未得逞。其后因成立“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他再次被拘捕并最终被关进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长达三个半月。

“六四不是可以遗忘的历史”

在中国官方长期封锁“六四”信息的背景下，张长虹被视为少数持续公开表达异议、坚持纪念的人士。

时任解放军54军162师的政治宣传员张世军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当时随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死人的问题，第一，天安门广场很大，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第二，我到天安门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当时学生还在，我们把学生围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动手，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放学生，让学生走，很多人说学生是从广场纪念碑东南角走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队（方队）是从西南口走的，我在西南口，就是毛泽东纪念堂位置。总体来讲没有爆发正面冲突，（学生）基本上是放出来的。”

张世军继续说：“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但传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这绝对不是事实。”

如今距离“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仅剩不到一个月，张长虹再次出狱，却仍被持续监控。另一位异议人士赵先生说，张长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坚持历史记忆者所承受的高昂代价，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历史叙事、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上的长期禁忌。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上民主的道路。”这是张长虹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十余年后，他依然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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