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萨娜·萨贝里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德黑兰的监狱。当看到以色列轰炸埃文监狱时，她对自己2009年遭到关押的100天里所经历的单独监禁、无休止的审讯、捏造的间谍罪名和走过场的审判的记忆不寒而栗。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是伊朗政治镇压的核心。

像许多海内外的伊朗人一样，萨贝里也陷入了矛盾：一方面她梦想着伊朗现政府垮台，从而释放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平民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她担心家人和朋友的安危。对解放的渴望和对停火的期盼相互交织、牵扯。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自己有生之年能回到伊朗，”48岁的萨贝里拥有伊朗和美国双重国籍，是一名暂时停止了记者生涯的作家。“我还想到，伊斯兰共和国几十年来指控成千上万的女权人士、异议人士等等是间谍，结果却抓不到真正的间谍，这多么荒谬。”

那些间谍主要来自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他们渗透进了伊朗最高政治和军事阶层。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在经济困境中摇摇欲坠的伊斯兰共和国将如何利用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所说的“变革的黄金机会”。这一机会也伴随着极端的，甚至关乎存亡的风险，源于一度有美国参与的一场为期12天的以伊战争。

这场军事行动有意推翻将铀浓缩视为伊朗民族自豪象征的神权专制政权，但未能杀死86岁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哈梅内伊的死将“结束冲突”。成立46年的伊斯兰共和国仍在蹒跚前行。

与此同时，伊朗斥巨资资助从黎巴嫩到也门的反西方代理人，但其“抵抗轴心”已经瓦解；同样耗资巨大的核设施遭到毁灭性轰炸，这些设施不仅从未造出原子弹，甚至连个灯泡都没点亮过；伊朗还将领空拱手让给敌人，颜面尽失。

他玩的是一场谨慎的生存游戏，现在面临着他执政36年来最大的考验。

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萨纳姆·瓦基尔说：“要理解伊朗、哈梅内伊和他身边的人，就要明白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永远是一种胜利。”

这场战争引发的危机如何解决，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显现。

佩泽什基安总统似乎倾向于自由化改革，通过可能达成的核协议修复与西方的关系。他近日提到了“改变我们的治理观的机会”。

虽然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许多伊朗人赞成加强民选体制，让最高领袖更多地成为一个象征性角色，而不是最高权威。他们寻求一个更具共和国性质的伊斯兰共和国，让女性拥有权力，让年轻一代不再感到被一个年迈的神权体制所压迫。

强硬派将任何不团结视为危险信号。他们认为让步预示着垮台。1991年苏联在成立69年后的解体、将西方民主带到后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都对哈梅内伊及其手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对任何核协议都持怀疑态度，并坚持认为伊朗必须保留在本土进行铀浓缩的权利，而以色列和美国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在伊朗最具权势的机构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瓦基尔说，革命卫队有15万到19万名成员。他们控制着相当部分的伊朗经济，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给他们带来大量既得利益。去年垮台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缺乏的就是他们这种巨大的体制缓冲机制。

伊朗人以前目睹过这一幕。一些人想知道，如果他们要再次面对这种打击，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人们想知道谁应该为多次失败负责，但没有领导人能够挑战这个政权，”阿联酋著名政治科学家阿卜杜勒卡勒克·阿卜杜拉说。“一个虚弱的伊斯兰共和国可能还是能维持四五年。”

这种虚弱似乎根深蒂固。哈梅内伊宣称的“胜利”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伊朗现在是一个威慑力几乎为零的国家。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杰弗里·费尔特曼说：“我想，在掩体深处，哈梅内伊的优先事项必定是重建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基于核计划、导弹计划和武装代理人，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土崩瓦解。”2012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的费尔特曼，是为数不多见过这位最高领袖的美国人之一。

费尔特曼回忆道：“哈梅内伊坚信美国满嘴谎言，而且好战。他的眼神是亲切的，但他以平静、低沉的单调语气说出的话，绝不亲切。”

随着最近战事的发展，身在北达科他州父母家中的萨贝里时而燃起希望，时而又陷入绝望。尽管她本能地觉得不妥，但随着这12天过去，她发现自己找出了自己的伊朗护照，考虑拿去换新。

自获释以来，她在16年里没有回过伊朗，因为正如她所说，她知道回去“将是一张单程票”。但她对第二故乡伊朗的思念之情依然存在，她曾在那里生活了六年。

她说：“伊朗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血液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它一样，我知道很多身居海外的伊朗人，如果政权垮台，他们会回去贡献力量。我父亲80多岁了，他把时间都花在翻译波斯诗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