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卿今年25岁，结婚4年，当上了全职妈妈，有一个快3岁的儿子。在朋友和邻居眼中，她漂亮、温柔、爱家庭，和丈夫金波从校园恋爱一路走进婚姻，符合人们对于一位“完美妻子”“完美妈妈”的期待（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刘雨卿、金波为化名）。

也是这一年，8月22日清晨，她冰凉地躺在医院抢救室，失去了生命迹象。两天后，来自河北沧州市孟村公安局的警情通报称，刘雨卿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而犯罪嫌疑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波。**此外，金的母亲也涉嫌制造伪证被刑拘。

这位宝妈之死，迅速传遍中国网络。人们惋惜一个年轻美好的生命以如此离奇的方式凋零：丈夫**将**她活活打死，公公婆婆参与协助。有人从这位热爱生活而温驯的宝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遭遇家暴，却不敢离婚。也有站在丈夫角度的人看完了她的所有微博，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金某会下如此狠手，“这么温顺的女孩我只能说世所罕见……难道这种妻子很好找吗？她甚至都没有年老色衰啊，她才25岁”。

这起家暴悲剧究竟如何发生？事发后，我们来到河北孟村县，见到了刘雨卿的弟弟、邻居和高中同学，也拜访了她去过的地方——她居住的小区，她日常打卡的健身房、美容院，她想去工作的馒头坊，还有她那位于华北平原、摆放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鲜花的墓地。我们试图还原这位受害者真实生活的一隅。

高中同班同学王乐最后一次见到刘雨卿还是在2024年，当时她去县城广场遛弯，碰到这一家三口——刘雨卿、金波和他们的小孩。刘雨卿像往常一样热情地跟她打了招呼，笑得很甜。

据王乐回忆，刘雨卿和丈夫金波相识于高中。当时刘雨卿15岁，就读于孟村县回民中学，金波是比她高一届的学长。金波长脸，浓眉，单眼皮，个子不高。王乐说，二人的姻缘始于校园恋情，高一开学没多久，刘雨卿就和金波在一起了。王乐对金波印象一般，集“斗狠”和“妈宝”于一身，“他一直好打架斗狠，出了事以后就躲到父母身后，父母帮他去平事儿”。

这一说法也得到刘雨卿一位学妹的印证。小两届的学妹张爽记得，金波高三那年，就在学校食堂和人起过冲突。这起校园纠纷始于微末，具体原因她也记不清了，“好像是那个男生看了他一眼”。之后金波带了几个人，冲到张爽所在的教学楼，把那个男生给打了。张爽的印象中，当天晚上，有120救护车来。

张爽认识刘雨卿是个偶然。初中时，她住在县城东南边缘的一个小区，每天都独自步行20分钟上学。刘雨卿也住那里。有天，刘雨卿见她一个人走路，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细节过于温暖，张爽一直记到现在。那会儿，刘雨卿留着齐耳的波波头，带着眼镜，老穿一双粉色的耐克鞋。

“她像大人都比较喜欢的‘冲实’的小孩（注：河北话，指人性格直爽外向），”张爽说，“她很温柔，又有点自来熟，有时候看到她也很羡慕。”

刘雨卿发在微博上的自拍照

她是一个爱美也爱分享的女孩

王乐也一直记着同学刘雨卿的热情。初三下学期，她和刘雨卿前后脚，从市里转学回到县里初中。她身体不太好，容易低血糖，有段时间刘雨卿总给她带巧克力。

读高中后，学妹张爽见到刘雨卿的次数少了很多。通常，中考后，孟村县优秀的学生都会往外走，流向衡水中学或者沧州市一中、二中，留在当地回民中学的基本都是成绩中游的学生。回民中学又按学生的入学成绩，分快班A部和慢班B部，各自有独立教学楼和食堂。刘雨卿在B部，张爽在A部，很少碰到彼此。也因此，高二时，第一次在县城里看到温柔学姐刘雨卿和“好打架斗狠”的师兄金波一块出现时，张爽非常惊讶。

尽管悲剧发声后，网上不乏议论声，猜测金家属于“县城婆罗门”，刘雨卿则是“高嫁”过去，过上了富足的县城太太生活，但在**王乐看来，现实并非如此。金波家庭条件的确不差——父亲在县中医院工作，母亲在平安医院负责做B超——但刘雨卿自身条件也不错，个高肤白，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乡长**，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

若硬要算一笔婚配账，王乐觉得刘雨卿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她不太明白，为什么刘雨卿非他不可：这个男生长相普通、个子不高，还传过出轨绯闻，说是高中在和刘雨卿闹分手的一段时间里，和刘当时的闺蜜在一起过。

但无论外人如何看待，对于这段感情，刘雨卿自己是非常珍惜的。高中毕业后，她自愿降了很多分入读金波所在的河北政法学院，学商务英语。在社交平台上，她分享和金波的合影，配文道，“当你被爱着的时候，你的心里只有感谢，‘谢谢你来爱我’”。她的大学室友也回忆，上大学的时候，刘雨卿给自己买二十多块钱的短袖，却在优衣库给金波买一百多块的衬衣。

2021年2月，刘雨卿还没毕业，还没通过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就已经在社交平台透露了婚礼定在10月。婚宴在县城最好的酒店东兴楼举办，致辞时，新娘刘雨卿在稿纸上写了一段自白，后来她弟弟把这段话发了出来：

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遇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也要谢谢我的公公婆婆，谢谢你们让我在新的环境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很开心我们有缘成为一家人。

刘雨卿发在微博上的结婚照

当时她的网名叫“锦鲤是我”

金波称不上是一个能干、多金的丈夫。他在检察院任职，看似稳定、体面，但却只是个编外的劳务派遣人员，就王乐了解，就**连这份月薪1300元的**工作，也是金家父母托人给他安排的。

回中同学们再一次听到关于金波的新情况，来自于2022年夏天的一则轶闻：在县城广场，金波打了一名68岁老人。**当时**有人拍下视频，视频里，金波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一只手抓住老人手臂，另一只手多次殴老人的头部，在旁人拉架的情况下，仍不肯松手。这事在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连在外地读书的张爽都有听闻。

涌向孟村县的媒体回访了当事老人，老人表示当晚，这个金姓年轻人酒后和同伴在广场骑小蹦车玩，突然骑车向他冲去，双方发生口角后，扭打在一起。事后，金波父亲、爷爷登门道歉，赔偿了医疗费，但金波本人怎么说也不愿意道歉。老人的妻子说，“他（金波）这个狂劲让人接受不了”。

和街头暴力相比，家庭暴力的发生显然更为隐蔽。

结婚后，刘雨卿和金波住进了位于县城东环的观澜城。这是当地最好的小区，开发商是保利，户型以三室两厅为主。以前几年的均价来算，刘雨卿住的房子售价接近百万。但关起这个县城高档住宅的家门，没有人知道刘雨卿在家里经历了什么**。就连刘家人，所知也并**不多。

刘雨卿一家三口居住的小区，在当地算数一数二

2021年10月29日，婚后第12天，刘雨卿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里，金波就有些发狂了。就刘雨卿的弟弟刘思明回忆，那天，金波叫朋友来家里吃饭喝酒，不知道为什么就对刘雨卿动手了。那次家暴，刘雨卿打电话告诉了娘家人，很快，双方父母都来处理。刘思明当时也来了，他看见姐姐手上有伤，美甲都脱落了。作为郑重其事的道歉，金波父母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金波。

那次，刘雨卿原谅了金波。几天后，孟村下雪了，她在社交平台写：初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之后几年，刘思明偶尔还会看到姐姐身上有伤，但刘雨卿没再跟家里讲过。直到刘雨卿去世，给她做骨盆修复的美容师看到新闻后努力回想，她**还**曾见过这位客人身上的淤青，不过，刘雨卿当时的解释是，自己摔伤了。

一而再的攻击性事件表明：金波的确有长期暴力倾向。据王乐说，事发当晚和金波喝酒的男性朋友，目前都在派出所接受问询。我们走访了金波父母住的位于北环的自建房别墅区，邻居均大门紧闭。附近一家超市的老板娘说，金家父母平时上班，早出晚归，她接触得不多。在刘雨卿死后、金波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8月22日她曾去刘家求情，在刘家人拍摄的长达15分钟的视频里，刘雨卿母亲对金母说：“你在这里不是也为孩子忍这些年吗，雨卿跟你不是一样吗……别看你能挣，我还觉着你挺可怜，我可怜你这辈子。”有网友因此推测，强势的父亲、忍辱负重的母亲，也许是金家一直以来的家庭模式。

如今，朋友们也很难明白刘雨卿是如何完成自洽的。从2019年2月8日写下第一条微博以来，她对外展现出的，多是知足、幸福的状态，她有着一位贴心的丈夫，时常送她花，也会在醉酒后为她带回一盒红彤彤的草莓，还在怀孕期间为她做爱心早餐。她在2022年写下对人生的期待：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刘雨卿在微博上晒出丈夫送她的鲜花

刘雨卿结婚时，张爽曾看过她发的朋友圈，第一感是惊讶：没想到他俩能谈那么久。第二感是，金波之前是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但可能他对刘雨卿挺好的吧，也许他上班了、成家了，在刘雨卿的影响下，心智上也成熟了。

但就在2025年8月中旬，事发前几天，张爽去取快递，在快递站，又意外偶遇了刘雨卿。这些年，张爽在外地读研究生，又搬过几次家，很久没见到刘雨卿了。没想到，现在两人又住到同一个小区。不同于上学路上那个波波头、耐克鞋的暖心大姐姐，也不同于朋友圈里那个幸福的妻子，这**次，张爽对刘雨卿的印象是，“她好憔悴**”。她穿着长袖，戴了一顶遮阳帽，看起来很瘦，气色不太好。跟朋友圈里积极向上的她相比，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回去的路上，张爽想，可能是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

刘雨卿去世后，她的一位大学室友在微博上发文，说一路以来，她见证了刘雨卿结婚、生孩子的重要时刻，但对刘被家暴一事却一无所知，她痛心地说：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你骗了我，也骗了所有人。

种种迹象表明，刘雨卿婚后的物质条件确实不错。虽然丈夫工资不高，但二人婚后住进百万豪宅，还有一辆售价18万左右的大众迈腾。刘家姑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结婚时，刘家给了20多万陪嫁。一位本地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当地婚俗，彩礼正常24万起步，女方不必给陪嫁。能给陪嫁，说明女方家也有经济实力，而且很重视闺女。

婚后第二年，二人有了孩子，刘雨卿也做起了县城全职太太，这年她22岁——在孟村，这是**女性**惯常的选择。孟村是一个拥有23.2万人口的回族自治县，刘雨卿和金波都是回族。王乐解释说，出于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的考虑，回族女孩很少外嫁，结婚生子也比较早，倾向于在本地发展。

孟村县城不大，从南到北，最主要的商业体都分布在建设大街上。美甲美睫店、服装店、餐饮店都是个体户，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不多。支撑孟村经济的产业是弯头管件制造业，这里素有“中国弯头管件之乡”之称，在县城边缘，坐落着大量工厂，但张爽认为，开工厂要靠几代人的积累，除非是厂二代，年轻人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同龄的女生回孟村的，可能进工厂做做会计、发货员，等怀孕了，基本就全职在家了。

孟村当地街景

从刘雨卿的社交平台来看，她有健身教练，做美甲，会去美容院做骨盆修复，去美睫店接睫毛，今年5月还刚做完近视手术，经常晒自拍和幸福的带娃生活。看起来她并不缺钱，过着当下媒体叙事中“县城贵妇”模版般的生活。

但实地走访后，**刘雨卿光顾过的商家对我们表示，她的生活其实“非常节俭”**，蹭的是免费瑜伽课，兼职做过返利App，还差点去时薪10元的馒头店上班——她在努力省钱，也在想方设法挣钱。

出事当天晚上，刘雨卿去了一趟瑜伽馆。在健身教练琳琳的描述里，刘雨卿“是个非常节俭的女孩儿”。她上一次来报名上课还是2023年。之后，尽管她“非常喜欢运动”，经常咨询琳琳时间，但她只在有代金券的情况下才来上一两节课。这期的课，也是免费的，是刘雨卿介绍了三个学员后，瑜伽馆送她的。

琳琳回忆说，刘雨卿那天来上小班课，还带了酵素、减脂期小饼干，分给其他学员。头一天她刚接完睫毛，第一次接，她怕太夸张了，有点不好意思，还特意戴了个眼镜。

琳琳没注意到刘雨卿身上有没有伤痕，“她来上课会穿长袖，有时候我还说，你穿长袖会比较热，她就笑笑，小丫头很爱笑，你问她什么，她一笑就完事了。”刘雨卿身材匀称，琳琳说，她唯一的诉求就是塑形：生完孩子皮肤有点松弛，想紧致一点。

王乐告诉我，她再次和刘雨卿联系上，是两年前，她兼职做返利App，刘雨卿来问她，给别人找优惠券、自己拿佣金的模式赚不赚钱，她能不能也来兼职？王乐当时没有多问，只是猜想大概她刚生完孩子，手里头也不富裕。后来她一直在用那个App买东西，直到8月20日晚22点还下单了一笔婴儿湿巾。数据显示，她兼职的累计收益为1219.56元。

这之外，刘雨卿也想过拍短视频。半年前，她问过邻居旺旺，怎么用剪映。旺旺是全职宝妈，也是母婴类短视频博主。两人是初中同学，也住一个小区。不过，旺旺说，刘雨卿只拍了半个月，之后就放弃了。悲剧发生后，旺旺经常想，如果她劝刘雨卿坚持拍下去，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毕竟拍短视频会把自己的大部分生活展现，会不会家人朋友能发现什么。”

刘雨卿在微博上分享和儿子的合影

就在去世前一周，8月13日，刘雨卿还曾在微信问过一家餐厅老板招聘的事。那是一家离她家步行20分钟的馒头店，实行轮班制，上早班的话，不耽误接孩子。“不会蒸馒头到那儿学行吗姐姐？”她问老板。她**在微信上**应下这份工作，尽管时薪仅为10元，她说，等把孩子送幼儿园去，就去上班。但**没多久**她又找理由回绝了。之后，馒头店老板看新闻才知道，是丈夫金波不让她去，嫌她丢人。

据王乐分析，金波下了班之后，经常去吃点烧烤喝点酒，“靠他（金波）的工资养家是完全不够的，只能靠双方父母帮衬。”在社交平台上，刘雨卿几次晒婆婆，都是婆婆为她买零食、为宝宝买衣服。

她努力求职，或许是因为逐渐意识到在婚姻中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去年冬天，刘雨卿和一位孟村的朋友吃饭，说很喜欢她身上的裤子，但是最近花钱太多了，不能再买了。她又说，搬新家的一个月里，花了5000块钱，金波就和她急了，说她不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她还说，自己没价值，在家看孩子没价值。

这样的态度终于清晰体现在刘雨卿2025年2月的微博里，“以后一定要经济独立”。一直处处为人着想的她，开始表态：“**请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很难说这个因为校园爱情步入婚姻的妻子“觉醒”于何时，但从微博来看，孩子一岁以后，她晒恩爱的时刻越来越少，反而时常在劝自己，要体谅和包容丈夫。后来，刘家人向媒体揭示了刘雨卿近期在这段婚姻中遭遇的一次暴击：她在今年7月，发现丈夫出轨。

刘雨卿的一位好友在她出事后两天，于社交媒体发文说，发现丈夫出轨后，刘雨卿和丈夫发生过肢体冲突，刘雨卿来她家里玩时，额头上就青了一块。刘雨卿把这事告诉了双方父母，金母**劝她说“男的都这样”，母亲则劝她离婚，但她开始摇摆，不想离，担心会和孩子分开**。这位友人可能是刘雨卿身边唯一知情的人，但她也很快，把这些内容转为了私密。

家人朋友都觉得，刘雨卿最后是被孩子束缚住了。儿子出生后，她偶尔在微博抱怨，“什么时候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全职宝妈真的太累了”，但她又如同天底下所有痛并快乐着的母亲那样说，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

刘雨卿在微博上晒出儿子的百日蛋糕

弟弟刘思明说，8月份，姐姐就很少回娘家了，也不再提丈夫出轨的事，她怕家人担心。他和母亲也担心姐姐，到了晚上，经常遛弯去姐姐小区楼下，看看她家里开灯没。

据琳琳回忆，就在8月21日20点20分，刘雨卿上完那节免费的瑜伽课，她喊刘雨卿消消汗、聊聊天再走，刘回绝说待不了了，“姐，我着急去婆婆那儿接孩子。”不久后，邻居旺旺也在建设大街的红绿灯遇到刘雨卿，她像往常那样笑着和旺旺打了声招呼，往北去婆婆家了。

之后，就是22点03分监控录像记录的最后一幕：她带着儿子，和金波回到自己的小区，进入电梯。金波赤膊，进电梯后蹦了几下，之后掏出手机查看。刘雨卿对他笑着说了几句，随后，金波又蹦了起来，打了**她**后脑勺一下，打第二下时，被刘雨卿挡掉。电梯门开后，金波步伐不稳，跌到了两梯两户的对面电梯门处，疑似醉酒。

8月22日清晨，刘雨卿再次出现在电梯监控里，已经是躺在担架上了。她身上盖着白布，身边站着金波和他父亲，还有两名医护人员。金波看起来神色淡定。

出事后，刘家门前被贴上警戒封条

刘思明再见到姐姐的时候，她脸部青紫，浑身是伤，已经毫无生命迹象了。刘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孩子跑到哪个屋，他就追到哪个屋……她就活活地让人打死了。”

孟村县急救中心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急救中心于7点08分接令，7点20分，救护车抵达现场时，患者刘雨卿已经死亡，“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当日中午，县医院出具的CT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心包少量积液……”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有网友根据这份病案分析，这说明事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受害人的身体已经遭受创伤。

两天后，警方通报，确认刘雨卿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

8月26日下午，刘雨卿去世第五天，刘家人还在等待二次尸检结果。我们在西赵河村，刘雨卿老家的门口，见到了刘思明和他母亲。姐姐出事后，刘思明频繁在网络上发声。他今年20岁，大学还没毕业，正在县里一家酒店实习。

他看起来神色疲惫，以较为客套的口吻，回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之后一天，他和我们通了二十分钟的电话，但说话断断续续，**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他解释说“这个事对我来说刺激性很大，我现在脑子有点受惊了，缓不过来”**。他和姐姐感情很好，在他写的对姐姐的回忆里，姐姐总是在他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车带她出去玩，看见他在家光穿睡衣，第二天就带他去县城最好的盐百商场买了身新衣服。姐姐也经常在微博里表达对家人的爱，每年的新年愿望，都是家人平安健康。

他说，姐姐生活在一个“幸福有爱”的家庭。出嫁后，父母一直保留了她在娘家的房间，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姐姐的婚事，刘思明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父母一开始并不同意，金波情绪不太稳定，但考虑到姐姐的坚持，最终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

姐姐走后，刘思明更新了自己的抖音，他对姐姐说：“下辈子，别被孩子束缚了。”

8月29日早上9点，刘雨卿在老家出殡。那天早上，许多网友自发赶到现场，进村的路一度塞车。刘猛是邻市泊头市人，他在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时，就赶到了现场。他也是回族，买了油条、包子，给刘家送了丧饭。张柏住在邻村，刘雨卿父亲是他的初中老师，他和刘雨卿同龄，在村里和她打过照面，得知这起悲剧后，他“心里很不舒服”，出殡那天，他7点多就到了西赵河村，**说“想送她最后一程”**。

刘雨卿的老家，河北省孟村县西赵河村

按回族习俗，那天，刘家人和众亲属乡邻，到村委会门口的广场上，请阿訇为刘雨卿传经。张柏看见，刘雨卿的父亲抱着她的儿子为她送行，弟弟在传经时因为过于悲痛，哭晕在地。

这个时节，华北平原里种着齐人高的玉米。远远望去，苍茫的天空下，穿着白色殓衣的村里人高抬着黑色棺木——这是回族给亡者的最高规格的仪式，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地，送她入坟地。

一位同去送她最后一程的本地网友说，“同为母亲我理解你的感受，同为女儿我也理解你的顾虑，可是你为了所有人，谁又为你呢？”另一位网友专程从廊坊开车过去，买了束粉色的花，放在西赵河村的界碑旁，他说：“我只是心疼这个女孩。”

张柏后来也专程去了一趟墓地。他受三十多个网友的委托，在得到刘家应允后，给刘雨卿送去一车鲜花。一位陕西网友给他转了600块钱，问他能不能送点花和零食去刘家？张柏用这笔钱买了400枝白色菊花。

那些花的卡片上写着人们想对刘雨卿说的话，多以感叹号结束。其中一张写：“雨卿你辛苦了，下辈子请一定很很幸福！”另一张写着：“漂亮的女孩雨卿一路走好，在那边好好爱自己！”

还有一张写着：“下辈子一定要做个市井小民！”

2021年5月17日，刘雨卿所记录的日常一天

应对方要求，文中王乐、张爽、刘思明、琳琳、旺旺、刘猛、张柏为化名

军国主义，指的是将军事扩张作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正在实行或者试图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会呈现鲜明的特征。

如果要举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么朝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军国主义国家：

政治体制上，朝鲜的国家元首最优先的身份不是政府首脑或者政党领袖，而是军队统帅，称呼的第一位是最高司令官或者大元帅。

经济体制上，朝鲜的经济结构中有相当重的比例都是军事工业，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武器，他们最新的创造外汇的出口服务是派出军队帮其他国家打仗；

文化上，朝鲜的整个社会氛围与语言体系长期以军事对抗为主基调，并且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堪称深入骨髓。

之所以很多人没有第一时间把朝鲜归类为军国主义，是因为朝鲜暂时还不具备武装入侵邻国的实力。在邻国里面，无论是中国、俄国还是韩国（加上驻韩美军），朝鲜目前都打不过，这是他们还没有发动对外战争的唯一原因。但凡有三成的胜算，朝鲜发动对外战争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这就是军国主义的可怕之处，他们在底层价值观上就把邻国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当成军事敌人，当作潜在的军事占领目标，并且持续为之作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军国主义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侵略战争。

当下生活在城市里的读者们可能有很多都不认识同一栋楼的邻居，更别说良好的邻里关系了，但是这样并没有问题，因为通常我们都相信邻居不会突然提着菜刀闯进我家砍人。

问题在于，如果邻居相信他家过得不好都是因为被我阳台的绿植抢走了风水，认为发家致富的最佳方案就是把我家洗劫一空，而且天天晚上在家里磨刀霍霍，那我肯定过得胆战心惊。

邻居家是穷人或者富人都没关系，但邻居家认为自己贫穷是被隔壁抢了风水，或者认为抢走隔壁的家产就能发家致富，这种观念就特别可怕。

这就是每个正常国家都应该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因：

没人愿意与疯子做邻居。

上个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都是军国主义，所以当其军事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迫不及待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些侵略战争的本质是牺牲本国普通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品质作为武器，去屠戮他国百姓、抢占他国领土资源，唯一受益的只有军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

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和中国百姓来说，奉行军国主义的统治阶层是共同的敌人。

在当下，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抬头。对于有侵略前科的日本与德国，的确需要格外警惕，但对于其他国家潜在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能放松警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军国主义从来都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伪装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德意志）”、“大和（德意志）民族是最高贵的”，都是历史上军国主义的伪装。在当代，军国主义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伪装，在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清醒地区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容易，提醒大家甄别这些观念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但是没办法，作为热爱和平、向往文明的地球公民，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包括每一位日本人和中国人：

警惕军国主义思想，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2024年，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48%的应届毕业生将国企作为就业首选。这意味着，在1179万应届毕业生中，有565.92万人期待进入国企工作。单看数据，我只需要保持呼吸，就已经赢得了几百万同龄人的羡慕。

2023年7月，我入职，开始享受国企无微不至的便利，每天跟着同事们挑选食堂制作的麻辣虾尾、砂锅、米线等半成品，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但很快，工作从最初的简单重复，变得繁琐、荒诞，甚至让我感到耻辱。我开始思考，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

两年之后，2025年，我放弃了这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选择裸辞。

工作的两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在这里，存在着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之外的另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如此抽象，谁也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阐释，但同时又是如此具体，你能从长期处在这套系统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它的痕迹。系统要求了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又反过来形成了“国企”的动作。

我尝试记录下这套系统的痕迹在我眼前浮现的过程。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在国企的故事会分三篇发表，这是第一部分（CDT编注：第二部分点击此处）。在进入这家国企的第一年里，我从一个旁观荒诞剧的看客，逐渐成了荒诞剧的演员本身。演员会有自己的想法吗？

国企员工的一天

2023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垄断性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上班。我被分配到综合部新闻文秘室，算上我，科室共有五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内网系统里发布内宣新闻稿。

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八点一刻到九点之前，是我缩在自己工位上悄悄化妆的时间。我会一边化妆一边装模作样看看电脑，时不时撩起眼珠子观察一下周围工位的同事们有没有站起来的动向。（入职一个月后我不再化妆了。）

九点之后，我开始工作，主要内容是审核发布各部门和地市分公司的内宣新闻。每天需要处理的新闻稿件基本稳定在10篇以内，处理这些工作显然用不上一天时间。只有赶上节假日，稿件数会浮动到十几二十多篇。

我谨记着已经工作的朋友传授的上班技巧，无论手里活多活少，都不能太快交付。为了防止表现出自己处理那些稿子太快，我会刻意把编辑好的新闻稿存在草稿箱里，每隔几小时点击一次发布。其余时间，我煞有介事盯着电脑，其实只是在看自己下载好的电子书、公众号文章，摸鱼突然回神时，就猛地乱点鼠标一通假装自己好像很忙碌。如果有时露出傻笑，则可能是在和朋友发消息。

中午通常是十二点下班，但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大家就会自动从工位上起身。这时，莹莹姐会招呼我一声：“走小赵，吃饭走。”莹莹姐三十出头，皮肤白皙，额头光洁，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第一次见面时，她便对我格外热情，向别人介绍我为“新来的大宝贝。”所有人的分工中我也只对她的职责有认知：新闻宣传。我们同岗位。

饭后，我拉开工位上的床，宛如昏迷一般迅速睡去。下午两点半，我醒来，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恍惚地把下巴搁在桌面上醒神，直到同事突然响起的键盘敲击声将我唤醒，于是重复上午的动作。

下午五点多钟，我会再消失个二十分钟左右，参加一项 “捡外卖” 活动。单位食堂每天会准备可以外带的餐品，通常包含馒头花卷一类的主食，鸡排春卷一类的小吃，以及麻辣虾尾、砂锅、米线一类的半成品，供员工选购。每天早上，在外卖系统里抢外卖也是一项颇具竞争性的活动，紧俏的外卖如莲花菜包子、虾尾总是很快一扫而空。五点后，系统停止选购，没有抢上或者忘记抢外卖的同事就会下楼去捡漏，看看有哪些是未被订购或被取消预定的。第一次向我发出捡外卖邀请的人仍是莹莹姐。无论是否有捡外卖的需求，能站起来上下楼活动活动、打发下班前最后一小时的时光显然都是美事一桩，所以我总会跟着下到二楼食堂一趟。

有时捡外卖也可替换成“买水果”。国企的周边衍生物之一是小商贩。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关系，顺着大楼外围的保安、保洁、会议服务人员，沾亲带故，再由这些人衔接上一两个大楼里的工作接口人，消息就有了进入楼里的通道。

品质和方便是这里最重要的两道敲门砖，好的东西，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也可以比市场价高，楼里的人不大在乎，更用不着比价，总是能负担得起。除此以外，触手可得是最好的。2023年秋天的某一天起，一位出现在楼下的小贩满足了这两个需求。小贩是个门牙黑洞洞的老爷爷，他主要卖两种水果：小番茄和草莓。前者一年四季供应，草莓则春天上新。他常带着壮年的儿子送水果，父子俩总是开上一辆破旧的银色小三轮车直接到公司楼下。

为了买小贩的水果，公司有个专门的微信群，群主已经不可考，最开始建起来是因为买小番茄，因此群名就叫【xx公司总部小番茄】。群里有人反反复复催问“小番茄来了吗？”或者“草莓今天来吗？”小贩在群里的备注简单粗暴：菜农。有时群里催急了，菜农就扔一条语音：“正给你们摘呢。”再问什么时候来，回答又前言不搭后语：“最迟四点多，最早四点多”。

菜农一来，莹莹姐也问我要不要去买。我想起朋友说过小小的草莓更好吃，太大的草莓是打了膨大剂，凭自己很难找到这样便利可靠的货源，便欣然答应。才出了货梯，就闻到芬芳草莓香气。转出走廊，一撮撮中年同事，每人手里拎着几篮草莓，脸上挂着一种无差别的、喜气洋洋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见过很多次，中秋节发米面油的时候，春节前到公司超市成箱成箱拿年货的时候。那是一种没有理由不满意、不开心，进而无意识的、生理性的笑容。

我也那样高兴着，小跑步到小贩的车前。围着一辆旧旧的银色三轮，和办公室的姐姐一起嗅草莓，挑选草莓，享受14块一盒的内部价。再拎着草莓回到楼上。

终于，时间来到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手机充电器从插座拔出的声音渐次响起——办公室的同事们已经收拾完毕准备下班。我雀跃起来，跟着拔下充电器，插销离开插孔的钝响听在耳中充满快感。谁最先收好东西，便说“我去按电梯。”其实不过是出门前礼貌的一声招呼。随后，大家放轻脚步，观察四下无领导后迅速闪身到电梯间。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同事们自有如此行事的理由——出于服务领导之便，综合部位于整栋大楼的顶层15楼，与公司一、二把手共享一层办公空间。我们所在的小办公室与公司一把手办公室正对着，一把手常会直接走进来下达工作指令，或者索要某项工作的材料。

小办公室里一共有8个人，我所在的新闻文秘室4人，部门其他科室4人。 在这个员工平均年龄超42岁的部门，我们这8人属于中坚力量。

偶尔，我会去到其他楼层的工区，气味在此时变得有存在感。以5楼或11楼为例，踏入工区首先闻到的是臭味。臭味与臭味则又有分别，11楼烟臭味重，5楼则更像夏天男生宿舍的汗臭脚臭味。我无从分析气味产生的客观原因，只从楼层同事的特征揣测。11楼聚集着跑工程的同事，多为中年男性，而5楼以数智业务为主，同事年龄大多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

另一个气味存在感显著的地方是厕所。11楼的厕所散发着真正的厕所味，蹲坑的边沿也会残留秽物。这些信号明确提醒到访者：这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而这些我都鲜少在15楼体验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有时散发着水果的清香，更多时候没有气味。15楼的女厕所则总是散发着一股芳香，无论何时进入，总能保证有干净的坑位可上。

入职几个月后，我逐渐发现15楼小办公室的更多好处。办公室有一位经理负责物资管理，某天，她突然搞来一台全新的微波炉放在我们办公室里，就在我身后的位置。不久后，负责物业和保安管理的同事清理仓库时又发现一台小冰箱。从此，我过上了每天在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的生活，如同在家一般。

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同事马姐，女儿只比我小三岁。上班时间，马姐常常会突然发问：“小赵在不？”

“哎，在呢马姐。”我应上一声。

“哎呦这个娃娃咋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的。我还当你不在呢！”

“哪有哇马姐！我有声音，你没听见！”每逢此时，我都仿佛在家里和大姨撒娇一般回应一句。

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现在，来谈谈我的主要工作：发布内宣新闻稿。

那些稿子本身很简单，是最不新奇的企业内部新闻。无非关于今天哪位领导开了会，哪个部门开展了工会活动，哪个部门又进行了员工培训，或者哪个部门的某项工作又取得了进展。比如，工会活动的内容大致遵循“开展依据-活动现场-表忠心”的套路展开，领导调研则按照“行程概述-现场走访-领导讲话-表忠心”的结构组织。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点开工单、下载附件、打开word文档、检查是否有错字语病，随后复制粘贴进新闻发布后台，加上图片，整理排版，点击发布。

新闻刊发在公司内部系统最显著的位置，公司级领导也常常浏览，甚至会评论新闻稿件，内宣新闻因此成为各部门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

头几个月，我常遇到不满我对稿件审核标准的人打来电话。第一通来自地市分公司的某位同事：我们那篇员工关爱的稿子为什么不能发？

我点开对方说的那篇稿子，一共两段。第一段讲的是分公司某位领导带着几箱饮料去县区慰问员工，提出鼓励。第二段是员工们很受鼓舞，表示一定再接再厉。一张图片插在文字中间。领导站中间，几个员工排在两边，面前摆着几箱冰红茶、娃哈哈。八月的大太阳底下，每个人都觑着眼、皱着眉，呲出笑来。

我告知对方，原因是新闻性不足，内容也比较单薄。对方声音尖利：可是之前都是这么发的啊，怎么现在又不能发了？

我感到对方难缠，皱起眉头向对方提建议：如果特别想发，可以再修改一下，挖掘一些好的故事。

对方妥协了。那是她第一次和我打电话，尽管不熟悉我，但这位同事明白现在规则掌握在我手里。第二次她再和我对接，说话风格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气亲热喊我“北鼻”。我表面上则若无其事地接受了对方这种调整，心下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和对方对抗式交流了。

当然，也有人不愿妥协。有一次，财务部一位主任提来一篇工会活动稿件，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活动中的游戏规则罗列一遍。我耐心写上修改建议后退回，这位主任照旧打来电话，我把修改建议重复一遍，对方应是。半小时后，我的直属领导——综合部副总经理任总打电话给莹莹姐，询问财务部的稿子是怎么回事。

我很谨慎，退稿前总会先问莹莹姐的意见。接到电话的莹莹姐向任总表示：确实发不了，小赵也和他们说了怎么修改了，他们没修改。并向任总展示稿件原稿。

对方“告领导”的做法让我意外，这和哭喊着告老师的小学生有什么区别？莹莹姐挂断电话，我忍不住这样向她吐槽，她软语说：就是的，让他们改也不改，我们新闻发布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就按规定执行。

莹莹姐还传授给我几种对方无法反驳的拒稿说辞，比如领导出席的一般性会议不发布是出于“八规”管理要求，党建类的稿子不发布是应党建部意识形态把控的要求，工会活动的稿子严加审核是因为内容新闻性不足，防止过度同质化影响领导观感。

几个月后，这种电话终于变少。我开始领略发布内宣新闻这项工作真正的技术含量：1.把握每一层级领导的名讳以及合适的位置；2.展示领导的良好形象。

一份新闻稿，若每位领导都在场，首先要严格按照其位置高低排列名字，一二把手是最好确认的，随后几位分管领导的位次却并无书面明文规定，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从大会通知或印发的文件中寻找参照。不同领导拥有不同的头衔，党内职务排在最前面，到底是党组、党委还是党支部，需要格外注意。

除了头衔，领导拥有的动词也不相同，如果是公司内部领导班子集体出席的会议，往往是二把手“主持”、总经理“出席并讲话”，其余副总经理及纪委书记“列席”（这里还需特别注意，只能说领导“发表讲话”，而绝不能说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其次，领导的位置高低也是相对的。倘若是省政府或集团公司来了领导，自然是政府、集团领导名字在前，负责主接待的公司领导在后（通常是公司一把手），其他陪同的分管领导一律甩到文章末尾，用“xx副总经理陪同接待”一带而过。

我不是党员，甚至连团员都不是，上学时没做过学生干部，对我而言，这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我没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全靠从过去的新闻稿里找参照，如果有些问题新闻稿不能覆盖，便向公司发布的文件中找答案。通常，党建工作部与综合部（新闻文秘室）发布的文件最可靠，作为“专门干这个”的部门，这些细节不允许出错。

第二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展示领导良好形象，主要指领导图片的拍摄和把控。

每当公司领导在办公楼内有接待活动，我就要负责拍照，为此，我总结过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几点要素。脑子要快，走位要活，同时还要具备信念感——“出图高于一切”，唯有如此，才能支撑摄影师站在所有领导与来访嘉宾正侧面。但同时，外形气质上，摄影师最好低调、没有存在感，站在那里也如同不存在一般。

莹莹姐很擅长这项工作，一次我和她一同拍摄，只见她脚步轻快地穿梭在人群中，一个跨步就能精准站在合适的位置，拍照时她总是微微收敛下巴专注盯着相机，一旦确定有可用的图片立马放低相机稍微躬身退步出场。我全力地模仿莹莹姐，把工装和相机当我的隐身斗篷，几番后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内宣稿件里照片的把控也很重要。领导笑的太亲切、幅度太大不能放，领导表情太严肃、太疲惫也不能放，领导弯腰、驼背、头前伸、跷二郎腿或视觉上手垂落裆部的照片当然更不能放。

有一次，公司一把手到地市调研，被某些情况触怒，现场训了人。我对研讨现场的情况并不知情，处理稿件时只觉得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不想这张图片竟然招来公司二把手关注，二把手的意见经过了几道曲折才传达到我的耳朵里：“领导明明都那么不高兴了，这种照片你们也放？”闻讯，我一边阿Q地安慰自己“反正没骂到我头上”，一边赶紧撤下那条新闻。

新难题：如何让自己显得忙碌

上班几个月后，我发现“显得自己十分忙碌”是比做工作更有难度的事情。而这件高难度的事情，我最终没能完成。

2023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任总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挂断电话，我赶忙从厕所出来，奔回办公室抄上笔记本往领导办公室赶去。任总笑着招呼我坐——这位80后副总经理总是如此谦和地微笑着，眼角绽开几道鱼尾纹。随后，他眼神落在桌面上，似乎在思考：“是这样的，刚刚刘总来找我，说她分管的几个科室里头，马姐工作任务太重，想把咱们部报账的工作交给你干，她认为你也是新人，需要在各项工作内容中锻炼。”

刘总与任总平级，是综合部另一位副总经理，分管部门另外两个科室。我意识到谈话的内容似乎并不简单，语气飘忽地“嗯”一声作为回应，开始无意识地按动圆珠笔屁股上的按钮。

任总显然早已想好对策：两个科室各自报账。顿了顿，他继续说：“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因为刘总就觉得新员工嘛，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是啥都干。”

我皱起眉头，挺了挺自己勾着的背，眼睛却只盯着笔记本上的白页看。我应该说什么？大拇指继续碾着圆珠笔屁股发出细碎响声，我语速缓慢地开口了：“嗯……我觉得报账这件事上，我和您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是干自己职责内的事情。然后……意思就是马姐那块搞不过来了吗？”

任总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很快将讨论拉回到我们科室。他好像是担心我：“之后刘总可能也会单独找你，到时你可以告诉她你手头的工作，新闻信息的审核，舆情，或者文件……怎么说呢……”领导声音越说越小。我从鼻子里叹一口气。领导沉默了三五秒：“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他们眼里你工作量不够。”

我尴尬地笑了，领导也跟着笑了：“就是你不能给人这种感觉。或者你干活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毕业后直接来的省公司，他们当时进公司都是先到分公司，什么都干，就比较苦，承担的确实比较大吧。”

这不是任总第一次表达我“承担不够”的想法，第一次谈话时，我甚至没有理解领导的意图，第二次谈话后，我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情况，在笔记本上罗列了一页我能观察到的、新闻宣传岗位的工作量：且不论怎样才算“承担够多”，我目前手头所有的工作都由莹莹姐分配，即便我想要主动承担，看起来也毫无通路。

但这无疑是领导表达最强烈的一次，我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会点头，要抓住机会表明自己的问题。这场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左右。从任总办公室离开，我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给自己找活儿了。没费很大力气，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趁着年底办工作会的时候策划一期工作会幕后筹备vlog。这既符合任总一直以来想要提升部门在公司口碑的需求，又能赚取部门同事一些好感。

拍保洁为大会现场做清洁时，负责物业管理的同事站在一旁，突然凑近我用一种自己人的语气悄声说：俺们这些人一直干的都是些脏活，谁逑管你做啥了？现在这个机会正好让大家都看看，要我说，把什么保洁大姐扫厕所的都拍上才更好呢！ 

就是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笑着应和。

年底工作会之后没多久，我的直属领导换了，任总被调走，新来的领导叫周玉珍，来自党建工作部。她四十出头，每天全妆上班，长发松松从脑后结成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一侧，发尾总是缀着与衣服色彩相呼应的绑带。

办公室同事称新领导为玉珍姐——因为她总经理助理的职位还不够资格成为“玉珍总”，自然也无法享受独立办公室，只好与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办公。玉珍姐上任第一天，就找我单独谈话。她与我沟通职责分工问题，“沉淀 ”“担当” “积累”是那场谈话的高频词。我不做他想，只当是新领导上任的例行动作。但之后三到五月，玉珍姐保持着一月同我谈话两到三次的频率。

谈话随时可能触发。新员工考评打分结果出来，她与我谈心：“我们新闻文秘室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顶起来，科室每个人都很辛苦了，你是新人，更应该给自己多加压。”安排我出差的间隙，她也要抓住机会谈一场：“工作不仅要赶着往前做，还应该主动做。你要靠前谋划你的工作。你是新人，现在正是你沉淀的时候，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我们当年进公司的时候真是啥都得干，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像这样和我说这些话。”

小会议室成了我和她除办公室外最容易同时出现的场景。每次她说出那句“小赵，走咱俩出去一下”，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夹起笔记本自觉地尾随她走进那间会议室。进了会议室，她一手拍开灯，一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我则掩上门，转身，在昏暗的光线里，拉开和她隔一个位置的椅子。

几番谈话后，我对玉珍姐要说的话已经完全有预期，坐在她对面，垂着眼睛，在她需要回应的时候 “嗯” 上一声。直到四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季度员工绩效考评结果出来了，按照规定，领导需要请员工确认。手掌宽的绩效工资条摊在桌上，玉珍姐用手指戳着我的C等级，问我：“难道你不想拿B吗？你好好干，多多承担，绩效上去了，到手的钱多了，自己也高兴是不是？”

这好像是一个我不得不回答的问句，我只好含混着回答：“是，我也觉得拿B好。”对方因为这句话更加燃起激情，声音又拔高几分：“对啊！成绩干上去了，大家都高兴对不对？还是要多承担！你看像莹莹那样，她现在任务真的很重，我们科室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紧张，我来综合部也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来的，我实在没办法再帮大家分担，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

我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抬起的头，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盯着她涂了大红色口红的嘴巴一张一合。终于，在她安静的间隙，我由衷困惑地发问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承担够多呢？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一件是不干的，现在外宣新闻权限还没有向我开放，我没有合作的记者资源，但我看到好的线索也会编辑好交给莹莹姐，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叫承担够多？”

玉珍姐大概没想到我会反问，愣了一下，手指重重往桌上一点发出啪嗒声响：“好！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就把外宣的权限给你打开，你来负责这一部分，可不可以？”

我不想全盘接手外宣工作，对于没有投放渠道的我来说这项工作是完不成的kpi，但“没有渠道资源”又成为了对方论点的支持，玉珍姐大声地下了结论：“所以说要你跟着莹莹多干多学！”

这之后大约一周左右，我突然接到莹莹姐打来的电话，让我第二天接待一位电视台记者到地市分公司采访。我一边殷勤接下别人递来的工作，一边唯恐领导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我密集出差，期间白天参加培训，晚上处理各项工作，发内宣新闻、改外宣稿子，做节日策划。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部门每年都会和一些央级媒体以及行业垂直媒体签合同，稿件由这些平台负责发布即可。除了一两个本地官媒报社记者需要从我们这里拿一些素材以外，更多的外宣工作人脉资源积累，实际与公司拨付的宣传费直接挂钩。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态轻松许多。编辑外宣稿件也算是相对令我感到舒适的工作。但处理了约十篇稿子后，我发现自己被一套陈旧的语言系统支配了。

比如某部门给某政府单位打造一个监控平台，安装摄像头并加上AI分析功能，业务部门就会将事件描述成“数智赋能某某领域精准监管”，对项目具体内容则一带而过。我不得不为此打电话反复确认这项工作的原理及亮点，但就算明白了项目的原理（及水份），竟然也找不到 “数智赋能”之外的其他语言。不仅如此，对接几次后，我发现当地官媒记者也钟爱这种表述，带着“数智赋能” 这类字眼的稿子总是会更快被采纳，我猜想这也与报社内部编委的偏好有关。

除了“数智赋能”，“打通链路”“构建生态”，也是常见词汇。所谓“构建生态”是指有两个及以上的相关项目，“打通链路”则指两个项目之间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衔接。我尽量通过回归事实来拒绝这些高深莫测又笼统含糊的词语，在标题里写明公司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总结出，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实体项目建设的部门提交的素材往往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工作内容必须落到实处，不含水分且容易量化。

直到某一天我重看人物杂志2021年发布的《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困局》，才意识到，原来这些让我难以超脱的语言，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大厂中流行。而如今，它们充斥在我的四周。新闻稿甚至称得上黑话含量低的领域，在向领导得到汇报中，“以XXX赋能某某某场景”“以XXX为抓手深化某某某工作”“打通某某链路，加强某某感知”“构建某某生态，打造某某体验”这类句式更加泛滥。平日同事交流工作，也爱说“颗粒度还不够细”“拉齐一下进度”。

新领导也改变了办公室氛围。从她搬来小办公室的那天起，家长里短的闲谈和捡外卖活动都消失了，更不会有人在五点五十八分拿起包走向电梯。每一个人都默契地延后了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间。

莹莹姐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她依旧在六点后准点拔下手机充电器，只是走得更加悄无声息。我后来观察到，衣服的放置地点是她“无痕”下班的关键。冬天厚重的外套，莹莹姐总是挂在办公室进门的衣架上，因此每次下班她都像“暂时离开工位”一样走到门口，再拿下衣服飘然离去。我想效仿，但挂架上还盛着马姐、物业姐、文件姐的大衣，已经没有新加入一支衣架的空间。

线下阵地的意识形态检查

我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之前任职的党建工作部，在我司一直属于强势部门。这除了与大环境相关，也与集团公司整体考核办法挂钩。按照集团规定，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考核，不盈利的省公司没有参加评优的资格，而党建考核是个例外。由于我司仍处在亏损阶段，党建考核就成了将领导送上集团公司表彰大会领奖台唯一可能。（2023年我司确实在集团党建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这块奖牌也成了2024年我工作中常常涉及的热点。）

在考核的指挥棒下，其他省份在集团党建考核中的目标是“不出错”，而我司的目标却是“要出彩”。为做好管理，就涉及到党建工作部每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省公司党建考核。

省公司党建考核工作采取部门互查的方式。刚入职不久时，我、莹莹姐以及一位巡察工作办公室的男同事陈哥，就曾被党建工作部抽调，到各地市检查“线下阵地”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规范。

所谓“线下阵地”，通俗来说就是地市分公司的企业文化宣传栏、宣传墙及各种海报，下属营业厅也在检查范围之内。而至于规范具体有哪些要求，很遗憾，出发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检查标准。

每到一地，我们双脚才踏下车就有人急急忙忙来迎接我们，虽然接待的人口中亲热地寒暄 “来了”“路上辛苦了”这些话，但面上却是掩不住的不安，因不安又更生出几分谄媚，笑容仿佛是扯在脸皮上。我看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同事如此客气又敬畏地伴在我身侧，又始终落后我半个身位，只觉得手足无措，谁对我笑，我便也对谁抿着嘴笑，边笑边微微点头，试图通过表达友善让对方对我的态度自然一点。但对方显然无法因此放松下来，毕竟他们怕的是我所代行的、由党建考核赋予的权力，而非我本人。地市分公司平均每月都要迎接至少一次来自省公司的检查，他们比当时的我更清楚检查的实际情况。而一旦检查没有标准，会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从想象了。

我的年轻和友善没让迎检同事放松，倒是让她们意识到了我并不是主导这场检查的人。不再有人环绕我周围，我乐得清闲，一个人缀在检查队伍的后面。这家分公司有一间位于办公楼院外街面上的营业厅，我们的检查就从这里开始。

每到一面墙或者通告栏边，我就学着莹莹姐和陈哥的样子仰头看。由于事前没得到任何检查标准，因此实际检查中，陈哥和莹莹姐也只能凭自己理解来查找问题，比如对领袖的称呼、中央各项会议、文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表述是否正确，重要时间节点是否有误等等。

没有哪个地市分公司会在经历了数场检查后还犯下这类“政治性错误”。但陈哥坚信一个道理：对于检查问题的人来说，“无问题”也是一种大问题。没有问题，就要扩大检查问题的范围。我们检查完营业厅后，步入院内办公楼。玄关处右手边便设有一个公告栏，一行人驻足沉默地打量着，陈哥盯着其中一张寡白的打印纸半晌，突然说：你们这个xxx他的党费交这个数？

地市同事显然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后回答：嗯，是啊。

陈哥露出一种质疑的笑容：不可能！他都什么职级了？怎么是这个数啊？这肯定交少了！

地市同事将信将疑地回答：没有吧，他的职级就是这个呀。

陈哥见地市同事还坚持自己的主张，断然地把手一挥：咋可能呢？你们这肯定有问题！

迎检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检查组理论或争执的，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分寸就会沦为“态度不端正”，某种程度上，态度问题将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走向，于是这位同事最终决定息事宁人，承诺之后让相关人员再核对。

陈哥大体满意了。我们离开这个公告栏，爬上二楼。二楼大厅处，有一张企业文化立牌海报，陈哥又走向这张海报，这次他的话说的倒是更快：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海报了呀？这公司广告语都换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摆着？

我看着那张海报，印的是集团公司统一的slogan。海报或许是几年前的，但slogan并没有变化。然而地市同事大概是因为海报落款时间的原因自觉被捏住了把柄，也不敢争辩，直接喊人把海报收下去。

陈哥点点头，我们继续向里走，走廊里有一面墙用作企业文化宣传，贴着很多照片，我看到这类墙面就自觉停下，装模作样开始“检查”。但陈哥又发现了问题：这个照片墙，怎么老总的照片一张没有，副总的照片这么多？

陪同的同事又赶紧点头应是：对对，主要是去年X总来我们这儿多……

陈哥不依不饶：那也不行啊，还有这宣传手册，这都是前任一把手在的时候的，现在老大都换了你们还看这个？

就算是我，也能分辨出 “没有现任大领导的照片”和意识形态规范并没有什么冲突。我盯着陈哥的背影，他年届四十，身材宽短，油腻的头发盖在头皮上，行动间双手背在身后，更挺出大肚腩来。迎检同事说话或打招呼，他一概不怎么搭理，只把眼光往说话人的方向一转，从鼻腔里哼上一声作为回应。但他自己说话又毫无征兆，往往盯着一面墙看着看着，突然语气轻飘飘地丢出一句话，随行迎检同事常常听不清，便只得急急忙忙凑近他身边。

我们一路检查了员工休息室的宣传墙、各办公室墙面上的内容。最终没能在这家分公司再发现任何问题。走吧。陈哥说出这句话时，我从陪同接待的同事脸上看到了今天自见面起第一个发自真心的笑容。一行人返身上车，我照例走在最后，这时迎检的同事突然快走两步，和我挨着肩，悄声问道，我们那个旧海报，算问题吗？

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问题，但我无法保证其他人的想法，于是向这位同事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说，这个我们之后讨论一下。

关上车门，陈哥从副驾驶上扭过脸来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手里捏着用来记问题的文件夹，摇头回答。

那就把那个旧海报记上。总不能一个问题都没有吧？陈哥边说边回过头，将身体向后一送，舒适地靠下休息了。

欢送会

2024年4月，莹莹姐陷入了神秘的忙碌，她与我们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一会儿谈到找照片，一会儿又商讨什么音乐，我听出一个大概，好像是在做一个电子相册。音乐反复几次没能通过，莹莹姐嗔怪地向周玉珍抱怨：哎呀，他到底想要个什么音乐呀！

她们指的是严总——新来的部门领导，周玉珍的直属上司。严总因为对音乐的不满光临我们办公室，表达意见：内容没啥问题，背景音乐“催情”一点！

那一瞬间，为了抑制自己的爆笑，我不得不用右手紧紧按着嘴巴。周玉珍不可置信的声音在我右后方莹莹姐工位上响起：催情一点？

严总肯定地回答，对，催情一点！

但我没想到这场活动里还有需要我参与的部分。四月底的一天，莹莹姐突然叫我，小赵，下午四点半欢送领导，我们两一起到1401拍照。

1401会议室常用来举办合作签约仪式、召开公司级领导决策会。我们要欢送的是一位资深的公司级二把手。为了安置公司各部门领导，会议室里的小桌全被替换成椅子，每边挤挤挨挨地各摆两排，算上公司领导，平时容纳二十几人的会议室生生装下将近五十人。

作为合格的摄像或者文秘，比领导提前到达会场是基本要求。我端着相机，先是坐着，随后听到外面有动静又赶紧站起来。不久，各部门领导到场，按名签坐好，没有人高声说话。我在会议室的一角站好，紧盯着门口，从公司领导一只脚跨进这间会议室的门起，我的快门就要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公司一把手缓缓步入会议室，他边朝里走，边回身让人，紧接着退休领导露面了。短短三十秒里，会议室先由低语嗡鸣声转为鸦雀无声，紧接着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到所有领导都入座方才结束。

严总负责主持会议，他拿着话筒站起身来，还没说两句话，已经哽咽了三次，勉强说完“综合部特意为齐总（退休领导）制作了一个纪念相册，并邀请在座领导过目”后，他坐下来，摘下眼镜擦眼睛。

周玉珍按下播放键，那首“催情”的旋律在拥挤的会议室内响起。我一会儿看看视频，一会儿看看众人反应。不多时，会议桌上有位我不认识的女领导开始抹眼泪，再过一会儿，两排座椅间也传来啜泣声。我一边举起相机按快门，一边怀疑：这眼泪到底是不是真的？领导只是退休又不是死了。

片子播完，严总情绪也整理好了，欢送会进入领导发言环节。现任一把手第一个发言，随后退休领导回应，紧接着，其他公司级副总也一一发言。直到此时我才理解这种在我看来用力过猛、粗糙滥制的煽情电子相册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座诸位公司级领导，发言时无一不提到一句“感谢综合部”。

那场欢送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场所有领导都逐个发言，会议结束时已近六点。这是退休领导此生最后一次下班，公司派出的车辆将准时送领导回家，一群人浩浩荡荡下楼。我和莹莹姐自然比大部队更快到达一楼，为大合照提前做好准备。

六点一到，早已准备好的司机师傅将车缓缓驶到大楼正面，退休领导一只胳膊抱着大捧鲜花，另一只胳膊频频向大家挥手，直到退步至车边，他才转身钻进车里。在那里，严总早就为他打开了车门。

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

四五月份在反复的谈心谈话和我急迫地出活自证中流过去，六月，玉珍姐对我经手的外宣工作提出表扬。谈话开始变少，我们度过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

七月中旬，一个周五的下午，时间马上到六点，玉珍姐快步走进办公室，语气焦躁地叫我们开会。下班开急会，准没好事情。果不其然，她告诉我们，七月底开半年工作会的那天，恰好是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严总让我们科室做一个纪念视频，在大会一开头播放。这时距离开会只有10天了。

啊？会议室里没有人贸然搭腔，只发出一些表达惊讶的语气词，好让玉珍姐的话能够继续往下。

玉珍姐不看大家，皱着眉头盯着桌面，继续说，严总这个人真是的！我都和他说了，还有十天了，我们就这几个人，这怎么来得及？

而后，她举起左手在脸颊旁边挥了两下，仿佛那里有只苍蝇：唉说不通！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得做这么一个片子。

“说不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尽管玉珍姐表现得怒气冲冲，但我猜想实际沟通中她也不过抱怨了一两句领导要求来得太急而已。领导的命令不能违抗，只能温和、微弱质疑，最主要的是，质疑几乎都是无效的，必须落实。无论那些要求多么紧急，多么繁琐，多么不讲科学，最终会归结成“急难险重”四个字，而克服“急难险重”是一个员工必须要做的。

大家眼观鼻鼻观心，都不说话。玉珍姐继续发言，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的目的肯定是要感动大家，可以体现一下公司二十五年发展的历程，形式可以新一些，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片刻时间，我真的以为“新的形式”是指真正像制作一支广告片一样，拍摄、剪辑，但接下来的往来讨论很快让我回归现实。大家挨个发言，但基本无人超出玉珍姐的思路框架：既然是二十五周年，可以选取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和时间节点，做成宣传片。和往常一样，所谓宣传片，不过是图片套上AE模板，再配上旁白和音乐，形成一种视频感。我坐在会议室下首位置，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接着被玉珍姐点名——小赵，这次的工作就交给你来做，可以吗？

我环顾四周，其他在座同事都低着头，玉珍姐则直直盯着我。我觉得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但同时也明白，这次纪念片对领导来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不必独自承担一切。于是我清清嗓子，答应下来。

玉珍姐欣慰地笑了，说，好！这次真的是急难险重的任务，你放心，我们都会支撑你的。

当天下午，我的电脑里拷进十几G的图片资料，桌面上垒起高高一摞过去的纪念册，并嘱咐一直合作的广告公司为这部纪念片的剪辑留出时间。整个周末，我都在做图片整理和资料梳理工作。

第二周，玉珍姐对我的资料梳理成果表示了肯定，但不满意我的视频文案思路，让莹莹姐重写一版，同时，她提出图片的修改要求：

已经落马的官员领导首先剔除，场景重复的图片也不要，人不好看没有“精气神”的也不能要。内容增补方面，25年来历任领导班子都必须有合照一张，现任领导班子年轻时的照片则最好人人有份；素材不能全是过去的照片，必须体现公司的发展和定位的变化；成果当然来之不易，但还要表明这得益于公司全员的共同奋斗……

我按照她的要求，向各部门四处征集询问补足素材。要体现是全员奋斗的成果，就要多放普通员工，但普通员工太多则淹没领导。几次沟通后我揣摩出办法：多放过去的员工和现在的领导。实在需要一些近年来工作场景的图片，就联系一线人员现场摆拍。

历史资料基本梳理完毕后，体现 “现在的发展水平”是要补充的关键信息。歌功颂德的事情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而由谁歌颂显著影响最终效果。玉珍姐让我拎出当年内获得重要奖项的团队拍庆祝视频。于是，相关同事们接到我的通知，从不同工区赶到我所在的办公楼，在平日休闲会客的中厅里站成一排，一边大喊“齐心协力、斗志昂扬，二十五周年快乐！”一边手握成拳胳膊有力地向下一划。

准备好旁白台词，按照台词内容逐字逐句对照好要照片顺序之后，制作环节就交给了三方公司，一个大约有十来个员工的广告工作室。素材交付的第二天，玉珍姐带着我和莹莹姐专门驱车前往广告公司，专程给剪辑师讲片子的站位及重要性。

第一版片子周六发来，我微信发给领导，玉珍姐很快回复：太丑了！太土了！边框太粗、模板不大气、没有科技感是她主要不满的地方。

我和她一起去广告公司现场沟通。边框太粗、颜色太俗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丑的颜色可一律替换成我司logo主色，边框太粗也可缩窄。至于所谓科技感，就是在实拍的画面上加上蓝色网状、光子、粒子特效，营造出一种万物互联的炫酷感觉。但“不大气”就是一个需要结合段落语境来解决的问题了。比如在第一段，当台词内容是高举党的旗帜、感谢集团公司指导以及回忆历任领导班子的坚强带领时，把模板做出“没有模板感”（即没有明确边框）就是大气；但到了第二段，回忆公司业务发展历程时，带有明显边框的模板又无伤大雅。

就这样，片子改到第三版，玉珍姐大体满意，将内容呈给部门领导严总看。由于时间紧张，再加之担心严总无限制地提要求影响进度，玉珍姐向严总建议，请公司级分管副总一同审阅，严总接受了。

审片现场果然不出玉珍姐所料，提建议以公司副总经理——严总的直属领导为主。但等公司副总经理离场后，严总终于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些要求堪称朴素，但又最为麻烦。他要求我们做片子的目的非常纯粹，就是让领导高兴。如何让领导高兴？严总的理解更加简单：多放领导照片。

“把领导单人的照片放上几张”指的是多放公司一把手、二把手及我们部门分管领导的照片。有些公司领导照片的处理则微妙几分。比如分管市场部的副总，据亲身为这两位领导写过某项工作汇报材料的市场部同事说，这位领导与一把手的工作思路常有出入，他的照片既不能放的多，也不能不放。

反复多看两遍片子，严总突然又出声：“书记的照片怎么才一张？也再多放几张！”书记是从外省调来的领导，她的照片再多一些，也不影响其他领导的看法。

一句旁白能对应的照片数量是有限度的，如果增加太多张照片，画面就会因图片闪现过快令人眩晕。而领导的照片要出现，也需要符合语境，否则谄媚的意图就体现的太露骨。玉珍姐是文秘出身的领导，对叙事的整体性有追求，她似嗔怪似玩笑地说道：“哎呀严总！不能那么放！我们这个片子是为了公司整体25周年，又不是领导宣传片，放多了我就怕不合适！”

严总与玉珍姐二人早就共事过，他们自有一套相处模式，听到这番反对，严总也不恼，只是把脸转到一边：“哼。啥不合适，你就是政治站位不够。”

玉珍姐哈哈大笑，“哎呦严总，你又批评我！我们早就知道您的要求，你看这每个领导年轻的、现在的照片都放了！结果还说我站位不够呢！”说着她含笑看向我，似乎要寻求某种认同，我便也赶紧赔笑。

然而玉珍姐的劝阻终究没起什么作用，“加照片”成了严总贯穿始终的修改要求，直到大会召开头一天晚上九点，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布置会场，我在试片子调适设备，他独自一人双手抱胸，赌气似的坐在一边，要求我“再加两张一把手照片”。

在一轮轮追加的、逢迎力度再大一点的修改要求中，审美是最先需要被抛弃的东西，它不会让我获得认可，反而成了让领导觉得“你不够聪明”的累赘。

大会前一天下午，严总突然说片尾“不够大气”，我不得不到广告公司和剪辑师一起挑选模板。模板库翻过近十页，有一款模板吸引了我：深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急促铿锵仿佛下一秒我军就要开拔前线的BGM，以及伴着“轰隆”音效如同炸弹一般向画面正中心袭来的字幕，我一拍大腿，就用这个！

剪辑师蹙起眉头，嘴角向下撇着，眼睛不看我：啊？这行吗？这风格完全搭不上啊，这肯定过不了。而且人家这个效果好看是因为字少，你们这么多字，折行了也不好看啊……

我读书时做过广告实习，那一瞬间我仿佛从剪辑师脸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诚如他所言，片子上一段讲的还是公司如何关爱员工，大家如何一同携手向未来，下一段就进入激昂战斗的音乐画面，两种氛围完全无法融洽衔接。但在原脚本中，片子本来在员工关爱与“携手向未来”之后就该结束。无论是战斗风格的特效，还是这个特效所要承载的喊口号表决心台词内容，都诞生自领导意愿。既然如此，领导的标准就是这一段的标准，字幕一定要大，出字幕一定要加上哐哐的特效凸显力度，至于折不折行、有没有排版根本不重要。

我笃定地告诉他：就选这个，肯定能过。

果不其然，不到十分钟，玉珍姐发来消息：“严总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紧接着她又追加一句：“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也用上。”

我长舒一口气，同时意识到，揣摩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心意，这些我以为自己永远学不会也不愿意学的东西，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全部执行了起来。片子终于定稿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给朋友发去消息：“我的片子终于做完了。”

朋友：“哇怎么样，给我看看！”

“不可能给你看的，这东西不能给我任何一个朋友看，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

第二天，我负责会场拍摄，这项工作考验一个人如何能把自己存在感降到最低但又不至于偷感太重。但我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任务。拍摄到一半，本来负责给公司一把手翻PPT的小利姐，突然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旁侧，不伦不类地举起手机。

现在称呼小利主任或许更加合适，不久前，她刚刚从我的同事升级成了科室三级副经理——公司最低级别的领导。对应公务员体系，类似办公室主任。

我莫名其妙，但没当回事，继续自己的拍摄。等我拍摄到主席台旁边，小利主任招呼住我，向我传达严总意思：去拍显示各分会场实时画面的电视屏，会后要抽查他们的会场纪律。

我觉得搞笑，但还是听令行事。分会场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听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每天都开会，当然什么会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在高层看来这就是不严肃会风会纪。

地市分会场都是通过视频接入大会现场，要看分会场，只能拍电子屏幕。屏幕设在领导主席台对面，我便在主席台旁找了个角落。拍了一分钟，一回头小利主任又招呼我，再次向我传达：去拍我们现在的会场。

她边说边划拉手机，我瞥到严总发给她的几条消息：

笨。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弓着身子拍。

别被人注意。

“像专业记者那样” ，耻辱感瞬间涌上我心头，我想到这些满脑子只知道向上负责、只有形式主义的国企领导对“专业记者”的定义，想着自己如今做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在写企业软文里找一种“从事文字工作”的欺骗感，把一些注水项目说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地群众需求。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的精神好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白纸，越来越软烂、越来越毛边，只靠纸浆的纤维维持着大概整体。

我不想做了。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成这一个想法。我站直身体，目不斜视，大步流星经过大大小小的领导，从会场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莹莹姐正坐在那里。我对她说，严总让拍会场纪律，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意思，要不你去拍一下吧莹莹姐。

莹莹姐没有提问也没有拒绝，她笑眯眯地接过我手里的相机，语气温和地回应：他又搞啥呢嘛，行呢我去看看。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看着科室同事们围绕着这个会场忙碌，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思绪飘到很远。小利主任仍在主席台左侧的小桌子边为领导翻PPT。她几乎和谁都能以一种“自己人”的姿态聊起天来。那种“自己人”的表现方式是很统一的：对方或许因为等领导、或者工作需要而来到她的工位旁，两人先是语调正常地寒暄抱怨两句最近的工作，随后，声音猛地低下去，像小鱼潜入了水面之下，潜行一段之后又若无其事地露出水面，回归正常音量，话题已经是新的一个了。 

平日里在走廊或者门口与她迎面碰上时，她的笑几乎像龇牙咧嘴。嘴巴平平拉开，嘴唇吊起来，苹果肌跟着上移，将两只眼睛挤成眯缝状态。我想起某个早上，严总来到我们办公室布置工作，提到她时说道，小利，马上你身份就变了，说话做事更要注意知道不知道？

我坐在小利主任身后，听到这话恍惚间还以为是后宫里哪位妃子新晋了位份，抬头去看，只见她探着颈，微微低着头，下巴往里收着，好像是有无形的重物压在她的颈背上，嘴角抿出一个笑。

大概是因为“身份变了”，那段时间她也格外热衷教我一些职场生存之道，比如如果有人要突破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给对方制造难度，让对方知道想要从我这里突破没那么顺畅。再比如和玉珍姐沟通做半年工作会PPT时，我不应该说“今年做的简单一点”，因为玉珍姐并不知道我去年做片子的“颗粒度”，在玉珍姐听起来这话就仿佛我在怠慢工作，当然也是怠慢新到综合部的领导本人。

一开始我充满感激地接受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识别出她“调教”我的意图。十一点，我从街边影印店打印完明天要用的会议资料，看到严总在群里发通知要求大家第二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这条消息对我、甚至是我的科室没有意义，我们只可能比领导要求的时间到的更早。我因此没有回复“收到”。然而第二天醒来，我看到小利主任消息，她截图了那条通知，说“这种时候，还得整整齐齐到位哈”。她也是当晚我们科室内唯一回复的同事。

我想起她对我说“让领导欠你东西是件好事”，想到她生病后宁愿午休时在工位睡觉到三点也不肯请假回家休息。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除了作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姿态以外，达不成任何实际性目的，是完全没必要的苦情。而她竟然还想把那些我觉得不屑的做事方法灌输给我。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必须让她知道我不是对一切照单全收的傻白甜。我没回复这条消息。

而就像这场大会中给领导翻PPT一样，综合部的秘书好像永远伴在领导旁侧某个边角位置上，低眉敛目，随时接应，或者准备随时消失，像古代侍立皇帝身侧的太监。无论是否属于综合部的职责范围，公司领导只要有需要，就会推门进来要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对科室有所表示。比如小长假前，公司二把手曾突然走进办公室让我们提前几小时放假；公司举办美食节活动时，领导们为了体现“关爱员工”要挨桌向员工敬酒（员工喝的都是饮料），到我们科室这一桌，二把手总会说，哎呦这几位可是要好好敬一敬。

然而实际上，无论领导如何口头肯定，人员的配置和奖金的分配才真正体现出一个部门的重要性。部门奖金等级评定，综合部永远是最低一级，文秘室也无法在绩效考评中多拥有几个评A的名额。没有人会在表面表达对综合部的蔑视，但私下里，某位市场条线下属单位的三级经理，在得知我以校招生身份进入综合部后，不屑地向他的下属说：年纪轻轻就去综合部这种养老部门，没出息。与此同时，作为不直接产出经营效益的部门，综合部长期人手紧缺，最严重时，一位领导带着两个同事完成三个岗位的日常工作、检查考核和办会要求。

所有新的、旧的事情一齐涌上心头，看着莹莹姐得体地逡巡拍摄会场纪律，看着小利主任继续端坐在主席台一侧翻片子，看着玉珍姐站在会场中段的侧边位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锁定主席台，仿佛机警的犬类一样一边凝神谛听一边准备随时响应领导需求，我的精神逐渐飘离了会场，漫无目的地思索着：

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用尽手段在领导面前表现，实际上是像个胀气的河豚吞下所有的不合理要求，日复一日做着没有任何价值的片子、写着注水的企业软广、永远“稳中向好、一片大好”的材料，在春来秋去里到了三十、四十、五十岁。浪费了仅有一次的人生？深谙职场智慧的小利主任又得到了什么呢？如今终于在一个总共五人的科室里做副经理吗？更别提其中玉珍姐明明与她同期入职，但级别还高出她一级。

我看着她们的样子，想着，如果我努力的终点也不过是这些东西，那这种努力真的毫无必要。

和我萧条的心境相比，公司25周年纪念活动可谓鲜花着锦。公司食堂、物业、后勤都在综合部管辖范围之内，为了庆祝25周年，新闻文秘室负责做片子，这是会场内的工作，而服务支撑室则要在公司食堂切蛋糕、大摆火锅宴，这是会场外的排面。食堂设在二楼，员工先到，随后公司领导班子露面，在二楼正厅入口处为大家切二十五周年纪念蛋糕。

我仍要为领导拍照，这是我见过公司领导笑得最开怀的一次，也是我在公司两年最出片的一次。返图之后，严总看到照片，竟然满意到在支部拍纪念照时专门逡巡到我身边来。

他清一清嗓子，偏过头来低声问我，照片是你拍的？我点头应是。严总点点头，皱着眉放着脸，眼神不看我，说，拍得好，继续努力。说完这句话后便快步走进部门其他员工中间去。

这是严总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如果我是一个有野心在这家公司继续往上爬的人，那也可以将25周年庆的胜利理解成自己的大获全胜。公司领导对我牵头做的片子非常满意，当天下午便叮嘱要将片子给全省每个公司都传达到，玉珍姐在我身旁挨个给各地市领导打电话传达一把手的意思。而当时我正赶着剪辑25周年庆现场纪念视频。还没剪完，人力资源部为公司员工发放的1000元25周年感谢金又到账了，小利主任说是因为我的片子。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得起那纪念片，但那一刻我还是选择相信这种说法：我司共计在职员工2700名，无论如何，我是为广大员工累计创造了270万收益的女人。

当天晚上九点多，我终于结束了视频剪辑工作，与玉珍姐同乘一部电梯下楼。电梯里，她对我大加夸赞：小赵这次真的辛苦了！主要是这次的片子不仅是领导满意，主要是好多公司的老员工看了都特别感动，都给我发消息，你看，咱们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只要工作做到位，大家都能感觉到用心！你还这么年轻，你好好干，这在以后都是沉淀。

我心不在焉地附和她，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单里有一项是“加班申请”，但大概从没有人提过这个工单。法务部与我同期入职的同事曾提过一次，结果是被他的部门总经理单独叫进办公室训斥：可以调休，但别让加班申请“这个东西”再出现在她眼前。

我自然没有勇气给领导提加班申请，但为了制作这支宣传片，我已经连续两个周末没有休息，也很少按时下班。要提调休，就要趁现在。眼看着电梯已经到了七楼附近，我终于顾不得再拖拖拉拉，在接完玉珍姐的话茬之后赶紧跟上一句：对了玉珍姐，我下周能不能调休一下。

玉珍姐的溢美之词刚刚结束，听闻这句话之后，笑容仿佛踩了急刹车却依然撞上前车屁股一般，来不及收回，和错愕的情绪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嘴角还在上扬，但眼中笑意已经退去、眉头皱起的复杂表情：啊？呃，可以啊，你想调几天？

三天吧。我看着她的表情，最终说出这个数字。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9月2日，观察者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谁打败了法西斯？西方在撒谎，我们必须揭示真相》，署名罗一，并注明 #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中国和苏联 字样。

笔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问题很大，它的主要观点是片面的，理论上是错误的，个别用词是荒谬的。尽管笔者认同作者的爱国情怀，理解作者对西方篡改历史行径的愤恨，但笔者同样认为，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作者在文中主要强调英美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把中苏以外国家的历史贡献一笔抹杀，认定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和中国。这在哲学上犯了绝对主义错误，即把英美在反法西斯进程中发挥的消极作用绝对化了。

观察者网文章

英美的绥靖政策，发挥的消极作用，是历史事实。英美对法西斯的抵抗，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历史事实。

因此，不能将事物消极的一方面割裂出来，就以偏概全，视为事物的全部性质。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第一、要看到事物的全面性，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既要看到英美的绥靖政策（消极作用），也要看到其后全面参战的巨大贡献（积极作用）。

第二、要看到事物的阶段性，由于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应该将事物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去考察。英美在1939年之前、1939—1941年、1941—1945年这几个阶段的对策、作用和性质是不断变化的，不能用一个阶段的政策来定义整场战争的全面表现。

第三、要看到事物的联系性，承认反法西斯联盟是一个整体，各成员国相互依存。没有苏联在东线的殊死搏杀，西线登陆可能难以成功；同样，没有英美在西线的开辟和第二战场、没有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海量物资支援（对苏联和中国的援助至关重要），苏联和中国的战争也会艰苦得多。

作者在文中第二个主要观点，是将反法西斯战争视为”帝国主义自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百年侵袭社会主义历程的一章”。这一观点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其错误在于：

观察者网文章

第一、它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混合产物，它从根本上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球霸权并系统性地消灭“劣等种族”和反对派。因此，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是制止法西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而非单纯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轴心国，恰恰说明这场战争超越了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它扭曲了历史因果关系与时间线。1917年俄国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但这一矛盾并非二战的根本起因。二战的直接起因是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国际联盟的失败等等。将二战视为“1917年开始的延续”，忽视了二战爆发的复杂历史成因，是一种简单化、目的论式的历史观。

第三、它忽视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多元性。参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殖民地国家（如印度、非洲国家）以及各国抵抗运动（包括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等），甚至包括法西斯国家内部热爱和平的人士。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vs社会主义”的叙事，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我国现行外交政策。

总之，这样以偏概全的文章无法带给我们民族真正的自信，不利于我们国民的理性思考，更违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正义力量的共同胜利。今天，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我们更需要倡导合作而非对立，强调共建而非独享。只有如此，我们在重温二战历史时，才能有更深刻、更公允的认识，并从中汲取真正的智慧。

近日，针对“九三阅兵”，中国的言论审查的强度明显提高，多名中国网民因在社交媒体或微信群等批评阅兵遭到禁言，甚至被拘留。中国数字时代整理了部分案例：

在微信群批评阅兵，被行政拘留十天

据“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消息，有安徽淮北网民在微信群中评论阅兵：“啥年代了，还在搞这些玩意儿。”，之后三小时内就被警方抓捕，之后被行政拘留10天，

93阅兵期间，有网友在微信群中评论阅兵：“啥年代了，还在搞这些几把玩意儿。”
消息发出于上午9点28分，当天中午12点28分该网友即被抓捕，随后被处以10日拘留。 pic.twitter.com/1guWbQZs6j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September 4, 2025

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被禁言7天

据“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消息，有网民在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之后被禁言7天，理由是“宣扬仇恨”。

93阅兵期间，网友在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结果直接被禁言7 天。随后系统通知显示，理由是“宣扬仇恨”。 pic.twitter.com/mEcmLEvTUf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September 4, 2025

微信视频号批评阅兵被禁言30天

X 网民贾会刚称，在微信视频号下发表批评“九三阅兵”的言论，自己的账户被禁止发表评论、弹幕30天。

我在微信视频号发表了抗议中共9·3阅兵，就被中共禁言30天！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心虚、胆怯，怕人民揭穿它的谎言。它号称‘胜利阅兵’，其实是假抗战、真卖国！ pic.twitter.com/wUUUnl5aZE

— 贾会刚 (@jiahuigang8964) September 3, 2025

襄阳网民发布诋毁九三阅兵言论被拘

据湖北襄阳网警消息，一当地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网友转发“九三阅兵”的评论中发表“诬蔑、诋毁性不当言论”，其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对该网民行政拘留。

在农业时代，权力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权力装在枪杆里；在信息时代，权力藏在代码中。

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胜负就已经注定。

———— 题记

第一部分：历史的韵脚——盛大庆典，帝国谢幕

猎猎军旗，闪亮军刀，声势浩大的武力展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往往会给世人在当时留下国力强盛的深刻印象。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拨开庆典的表像，审视这些阅兵军演的后续历史进程时，却常常会发现，这些盛大的仪式，是当时力量的宣言，是一种政治仪式，是政权在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时，一次绝望的自我肯定。它们试图用有形的、令人生畏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当旧制度面临不可逆转的挑战时，来挽回无形的、正在流失的民众共识，来宣誓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任何一场盛典能够逆转潮流，从大革命中挽救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旧制度。

正因如此，这些宏大的力量展示，也往往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挽歌。

通往断头台路上的最后的表演：法国1790年“结盟节”阅兵

179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巴黎的战神广场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结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为了容纳超过30万名观众，数万名巴黎市民志愿劳动，在泥泞和雨水中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这场庆典是政治戏剧的杰作：由投机的奥顿教区主教塔列朗主持一场弥撒，随后，国民卫队总司令拉法叶、全体国民议会成员，最后是国王路易十六本人，都宣誓效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庆典成功营造了一种强大而短暂的“国家团结的表象” 。

整场阅兵动员了数万名现役军人和巴黎国民卫队参加，涵盖步骑各军种，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阅兵。

然而，在这场和谐的表演之下，是无法弥合的裂痕。旧制度（Ancien Régime）基于神权的合法性已经崩塌，而新的社会契约尚未形成。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危机席卷全国。

这场庆典是君主立宪派试图凭空创造一个共识的绝望尝试，但关于权力、财产和教会角色的根本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仅仅两年后，君主制被废除，路易十六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

解体前的政治涂妆：哈布斯堡1898年登基纪念庆典

1898年，奥匈帝国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庆典，庆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老公）登基50周年。

庆典的核心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大潮中，凝聚已经涣散的封建帝国臣民的忠诚。

在维也纳的阅兵式上，来自帝国11个民族的军队身着各自的传统服装，试图展现"统一在多样性中"的帝国梦想。

可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捷克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他们在阅兵场上扮演着忠诚的帝国臣民，心里却在盘算着独立的时机。

16年后，他的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阅兵式上这支“统一”的军队，不久之后就在欧洲的战场上自相残杀。

这个曾经统治中欧600年的帝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化为碎片。那场盛大的阅兵，不过是为一具即将解体的政治僵尸的最后一次涂妆。

机枪口下的沙皇：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

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办了极尽奢华的三百年庆典，其核心主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回到过去”之旅。宣扬沙皇与他“虔诚的东正教子民”之间存在的联盟。

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哥萨克骑兵、近卫军团、来自西伯利亚的部队，展现着这个老大的帝国的武力。沙皇一家穿着17世纪的古装，仿佛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

由于1905年革命后被迫进行的斯托雷平改革，带着镣铐跳舞，既不够彻底，不能完全保护新生的资产阶级，又威胁到了贵族利益。沙皇当时面临两难：用19世纪的专制体制，管理一个正在进入20世纪的工业社会，而且要尽量两边讨好，以维持国家运转。因此，沙皇才策划了这样的一次阅兵庆典。

但沙皇这种对现实的扭曲，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仅仅四年后，二月革命的洪流将罗曼诺夫王朝冲得无影无踪。

沙皇尼古拉二世整个家族无论老小，都死在革命者的机关枪口下。

第二部分：近代的回声——苏联“西方-81”军演的现代冷战启示录

如果说古代阅兵庆典的记忆已经逐渐尘封，那么苏联的“西方-81”军演及其之后的发展应该还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苏联的亮剑：攘外只为安内

1981年9月，苏联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西方-81”（Zapad-81）军事演习。在8天时间里，10万至15万军队在从波罗的海延伸至中欧的广阔战线上展开行动。演习中首次亮相了SS-20“佩刀”中程弹道导弹等尖端武器，其规模之大，堪比二战中的真实战役。

这场演习有两个明确的目标。对外，它是对北约的赤裸裸的武力炫耀。对内，其目的则更为紧迫：恐吓波兰刚刚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避免传导到苏联国内，维持统治。演习特意在靠近格但斯克的波兰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栖登陆，向波兰人民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苏联随时准备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一样，用军事干预来维护其东欧帝国的统治。

同时，对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苏联内部而言，这场演习也是勃列日涅夫巩固其个人权威和一党专政的工具。

皮洛士式的胜利：战术成功，战略灾难

从战术和心理层面看，“西方-81”军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展示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当时北约的规划者看来是无法阻挡的。苏联展示了全新的作战理念和强大的武器系统，似乎在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然而，正是这武力展示太过成功，使西欧各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而空前地团结起来。这次演习让西欧国家彻底明白，脱离美国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它非但没有离间，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将欧洲更紧密地推向了美国。

这种强化的安全依赖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当美国在几年后为了解决自身的贸易逆差和美元高企问题而寻求国际合作时，其欧洲盟友（如西德、法国、英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一个更加顺从的位置。

为了维系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它们在经济上配合美国的意愿也更强。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背后的大国协调机制，正是在这种紧张的冷战安全格局下才得以实现。

苏联的军事威胁，无意中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棋局中落下关键一子铺平了道路，最终反而增强了对手的整体地缘政治与经济实力。

历史的回响：普京和他参加的阅兵

支撑苏联当时这场宏大军演的，是一个在上一个时代通过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功而拒绝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巨额资源投入到“西方-81”所代表的庞大军事重工业复合体，是对苏联本已畸形的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摧残。当北约各国正在经历一场市场引导的，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而苏联仍在将资本倾注于数量庞大的工业时代钢铁洪流。这是一种致命的资源错配，它榨干了民用经济的活力，扼杀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僵化和崩溃。

十年之后，1991年，这个看似无敌的红色帝国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帝国轰然解体。

历史的韵脚总在不经意间响起。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方大国北边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似乎陷入了一个历史循环：当内部矛盾重重、合法性遭遇挑战时，便诉诸于外部的武力展示。普京的先辈们在不到百年里就干过两次这样的蠢事。而他自己在2024年5月9日那场仅有一辆二战时期T-34坦克的胜利日阅兵，则更像是一场无奈的自嘲。

不知道当普京作为贵宾，在某大国的观礼台上看到那整齐划一的钢铁洪流时，作为一个熟读历史的前克格勃特工，耳边会听到怎么样的近代历史的回响。

第三部分：新时代的挑战——“抢杆子里”再也出不了政权

今天，世界正面临一场堪比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与去中心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个体，一个“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的时代正在到来。

权力的范式转移

旧时代的权力根植于对物理疆域和固定资产的控制。然而，正如《主权个人》书中所预言的那样，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暴力的逻辑” 。在新时代，核心资产——数据、算法、加密资本——是流动的、无形的，可以瞬间跨越国界。国家的传统控制手段，如边境、关税和资本管制，正在变得越来越无效。正如火药摧毁了中世纪城堡的防御能力一样，新技术正在瓦解现在国家体制的权力垄断。

服务型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新范式下，国家被迫从一个“统治者”转变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当最有生产力的“认知精英”可以自由选择在何处生活、工作和存放资产时，国家之间就必须展开竞争，通过提供更优越的法治环境、更低的税收、更开放的创新生态来吸引并留住这些流动的“主权个人”和他们的资本。拥抱开放、拥抱去中心化，是唯一的出路。

无谓的抵抗

然而，一些政权却仍试图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具僵尸，来对抗这场历史变革。它们试图通过加强管制、封锁信息、强化物理边界来阻止资本与人才的出走。

而盛大的阅兵，正是这种“抵抗”的终极心理慰藉：试图用看得见的、物理的、工业时代的钢铁秩序，去对抗看不见的、数字的、网络时代的流动性挑战。

终极的“不合作运动”

这种抵抗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再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也无法阻挡一个个体用脚投票，在链上的资产转移。

这是一种全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它与甘地的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且受众广泛得多，因为它不需要道德号召，而是基于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文章《从圣雄甘地到商人Tom Lee：从非暴力不合作，到非暴利不合作 》中，有深入的阐述）。

这种基于代码和协议的“退出”，正在系统性地侵蚀旧秩序的根基。它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反馈循环：当个体将资本从高税收、高通胀的法币体系中撤出时，他们削弱了该体系的根基，迫使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更高的税收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更昂贵更宏大的阅兵来维持统治），这反过来又激励更多的人“退出”。

国家暴力机器的无人机和导弹，在这场无声的、以经济理性为驱动的全球资本迁徙面前，显得毫无用处。无论是阅兵的仪仗队，还是街道上的防暴警察，他们手里紧握的枪杆子里，可能再也无法有效的获得政权，维持统治！

结论：真理早已不在大炮射程之内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当一个政权的“传统型”权威（如神权或继承权）和“法理型”权威（如法律和民选程序的正当性）都已动摇时，它便会孤注一掷地试图制造一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权威。（是的，你认为很具备暴力美学的那些阅兵，无不是韦伯理论的注脚）

在农业时代，真理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真理装在炮管里；在信息时代，真理藏在代码中。

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结局就已经注定。

“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人可能可以活到150岁。”

🫡

当看到“终止Ⅲ级响应”的新闻时，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终于告一段落了！”

8月26日下午，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白纹伊蚊的战斗中，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蚊子比以前少了，却也更难消灭了。8月中旬，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几乎都已产生抗药性。

抗药性意味着什么？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也带来新的思考：或许，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

蚊子少了，也更难杀了

8月24日，台风“剑鱼”来了。“台风前后，蚊子会多一些。”回到家门口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

25日中午，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一周后就要开学了，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了不少学校的订单。这段时间，公司业务量翻番，许多企业、机构都找他们消杀，反馈也都不错。

工作人员正在消杀。郑子愚摄

工作人员使用的消杀药剂。他携带的篮筐里放着控制药量的量杯、手套、鞋套等工具。郑子愚摄

佛山某城中村，菜市场里摊贩叫卖，老人聚着聊天纳凉。一位餐饮店主称，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

23日下午，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傍晚捕蚊。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一小时后，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对方解释，作为专业人士，在蚊子多的地方，一小时能抓上百只。这次捉到的几只，还多是来自下水道附近的“卫生黑点”。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

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居委会、派出所、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张贴提示、登记住户信息、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派发灭蚊片、清理杂草杂物等。发现发热或积水，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立即处理。

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此时已降至5以下。郑爱华解释，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是评估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则属于相对安全范围；介于5到1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介于10到2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高于20，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有暴发风险。

不过，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

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烟雾中，一只斑鸠从楼顶坠落，无力再飞，而不远处，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

她还发现，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如今被蚊子叮咬后，包肿得更大，且四五天不消，挠破后容易留印，蚊子不但难杀，好像也更“毒”了。

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不过，“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还起来打蚊子，那你就感受到抗药性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说。

杨珊看到一份数据，是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53（低抗），对双硫磷为16.86（中抗），对氯菊酯为41.43（高抗）。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67%，属“可能抗性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属“抗性种群”；对噁虫威的死亡率为98.33%，仍属“敏感种群”。

日前，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

被打破的平衡

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郑爱华说。

郑爱华介绍，早在2.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而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难以彻底消灭。

19世纪，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如农业害虫一样，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简单来说，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遗传到下一代。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驱避剂，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

一个周末，小雨淅沥，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那个地方的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村干部告诉她。

指数“爆表”的是一片工厂区。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垃圾、青苔，明显属于卫生“黑点”。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清理。

王颖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带秤，往往直接倾倒。

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类药“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果。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将药物倒入窨井。“如果杀不死，那就多倒点。”至于抗药性，他们相信，多点剂量总能见效。

工作人员直接倾倒药物。受访者供图

以往的雨前，蜻蜓——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最近几个月，王颖感到，蜻蜓比往年更少了。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夏夜总能听到蛙鸣。如今，蛙鸣消失了。

因消杀人力紧张，刘睿被要求工作日每天半天下沉社区防疫。十个工作人员一组，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再转往下一处。消杀防控后，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病例增速也放缓，“即便穿短裤上街，也不太被叮了”。但他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他感到难过：消杀一种昆虫也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刘睿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蚊子因此更难被杀死。“对长期防控而言，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投入更多成本——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

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蚊子传染病毒有“窗口期”，正式名称是“外潜伏期”。蚊子叮咬感染者后，病毒需在蚊子体内“潜伏”约1周多，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此外，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包括：蚊子密度、人口密度、人蚊接触强度。因此，清除蚊子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学会共存了吗？

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佛山受台风“杨柳”时。当时，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他所在小区有车辆被淹，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

台风过后，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却被落叶垃圾堵塞，导致排水效率骤减。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装纱网是必要的，”他说，“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我们应该提前研判、系统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治理如此，面对自然亦然。

郑爱华表示，我们也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具有抗药性的蚊子，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但是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但是如果蚊子全部都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

此外，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在消杀用药的时候可以采用“鸡尾酒”的方式，有点像艾滋病药物的使用方式。即次消杀过程中，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能延缓抗药性的形成；也可使用“生物控制”方式，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产生不育后代，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杀虫剂等，也能有效地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的问题。

这个夏天，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宝贵经验，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均展现出强大效能。本次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做实做细爱国卫生运动，能快速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切断疾病传播链条。

8月26日，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佛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曹俊烨指出，在蚊媒传染病防控中，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打造健康的人居环境，二是培养公众健康的卫生习惯，三是推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系统性、群众性防控方式，不仅着眼于当前应急，更致力于长效健康治理。

郑爱华出生于1979年，他依稀记得童年时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历。他了解到，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时的清扫整治，更在城市着重环境卫生、在农村管好水与粪污，标本兼治，为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保障群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而当前的蚊媒疫情为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国家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该病更像一种“城市病”。面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路面、管网系统有所欠缺，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他呼吁，在实践中，我们需在过去有效方法基础上，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人与环境、政策与执行、集体与个人——每一种关系，都在重新寻找平衡。

“我住在一楼，有些潮，蚊子也多。”早在多年前，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就给家里装上了纱窗、纱门。她学会通过观察纱门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来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蚊怕水”。

夏琪觉得，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才是有效措施。

每天回家，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再开门侧身进屋。白天室外点蚊香，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床上加装吊顶蚊帐……她逐渐学会了与蚊子共存。

王颖仍被要求参与下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中。她发现，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这些村民家农田在地势较高处，缺少水系灌溉，当地早早禁止打井。而用自来水灌溉成本高，村民们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于是，村民们用水缸、桶收集雨水。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大家并不焦虑，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尽管目前仍有病例，但期待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彭雅说。

8月26日，“终止Ⅲ级响应”的消息传出。彭雅感叹道，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好好休息一下。

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

公园的消杀网格指示牌和喇叭。甘煜敏摄

当天下午5点，不少老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南区公园玩耍。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志愿者拎着驱蚊水，喷在老人的手臂、脚踝处。公园内，一位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一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消杀声时响时停，直到完全消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郑爱华以外均为化名）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CDT编辑按：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

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从8月22日至今，“孟村伤妻致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因为暴力和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家暴”一词对“暴力”行为遮蔽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位逝去的25岁女孩，几乎符合人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所有想象，她人品端正，家世清白，相夫教子，隐忍克制，她曾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只是想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却依然免除不了遭逢厄运，被丈夫暴力致死。

她的过往人生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难以离开屡有暴力行径的伴侣？一个女孩永远地消逝了，但那些关于暴力的讨论、法律边界的探讨，以及纪念的声音远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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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已死亡

死讯是8月22日清晨传来的。

那天，孟村回族自治县下着雷阵雨，这场初秋的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多，7时36分，受害者父亲刘君接到电话，电话内容为，“你女儿在县医院急诊，你赶快过去，”电话内并未提及女儿已死亡。

等他赶到现场，女儿刘铭瑶脸部呈青紫色，有伤，经CT检测，脑部有出血，肿块，肺部受伤，腰部骨折，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刘铭瑶的弟弟刘恒随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医院见到了姐姐，头发散乱，额头、眼眶、脸颊都有青紫色的淤痕，嘴唇乌黑，嘴角破了，有血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都不敢相信这是姐姐”。

一份来自急救中心的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孟村县急救中心于8月22日7时8分接令，7点20分到达现场，患者刘铭瑶“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车到已死亡”。这份报告还显示，她头颅为畸形，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双眼眶、面部、四肢可见淤青，心电图示直线。

另一份医院于8月22日13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这可以说明，受害人身上已有旧伤。

从见到女儿到打出报警电话，刘君花了13分钟。关于那天的记忆，因为过于痛苦也过于突然，刘家一家人都有些处于应激状态，晚上回到家里，至亲们坐在一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交叉印证，把当天所有时间节点一一记录。

他们自制了一张情况说明，时间精确到分钟：8：50左右刑警队人员到达县医院。9：04到达事发地楼底。9：30开锁人员到来，此时警方也获取到开锁密码。9：35左右，全体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进入现场取证。10：14警方取证完成。

受害者家属后来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拍摄留存证据：东南卧室床单留有血渍，床头墙面有数道新鲜利器划痕，地面有未被清理干净的血渍，在光线反射下，大面积清理血痕清晰可见。卫生间地面留有未理清干净血迹，东北卧室地面留有残存血渍。楼下垃圾桶，警方也进行了搜查，发现垃圾袋中有含有血迹的纸巾类物品。

一则电梯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晚，刘铭瑶与丈夫金昊还有儿子一家三口进入电梯回家，金昊光着上身，疑似醉酒，他一进电梯里就蹦了几下，并掏出手机查看，随后，刘铭瑶笑着和金昊说了句话，金昊又跳起来，抬起右手拍打刘铭瑶头部，前后两次。电梯到达所在楼层后，金昊走出电梯时脚步踉跄，因为站不稳，扶了电梯门对面的墙壁几秒后才站定。

另一则电梯监控则显示，8月22日清晨7点多，刘铭瑶躺在急救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弟弟刘恒很自责，在电话那头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姐当晚非常的痛苦，她还是没能熬过那个晚上。”

刘恒记得一个细节，姐姐的手指甲里全是白灰，他猜想，是她在挨打的时候往墙边躲避，拼命地想站起来逃生，墙壁上硬是被抠出一个长长的洞。

余生为你而来

刘铭瑶和金昊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高考后报志愿，刘铭瑶分数比金昊高，但为了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她降分录取去了对方所在的学校。

这段恋情最初就没有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刘家人不太喜欢金昊，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三年前，金昊就曾在县城广场与一位老者发生口角，随后和同伴一起殴打了那位丁姓老人。

据“我们视频”采访当事老人，金昊打人后，家人前往医院赔偿对方医药费，事后他的爷爷、爸爸带着他三人登门道歉，金吴骑着小车匆忙赶来，长辈怎么叫道歉也不张口，丁大爷的妻子评价，“他这个狂劲儿让人接受不了”。

但刘铭瑶依然选择和金昊结婚了。恋爱六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21岁，他们就决定结婚，女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因为女儿喜欢，他们拗不过，还是决定尊重女儿。

刘铭瑶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在县城也是体面的小康家庭，关于网传的金昊家经济情况很优越，家境远超刘家，弟弟刘恒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两家人之间“算是门当户对的那种”。金昊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其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

正因为金昊在检察院工作，此案经沧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一步侦办。

不难看出刘铭瑶对这段婚姻的憧憬——婚后第一天，这位新娘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识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这一路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

据刘家人了解，婚后金昊第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29日，而他们结婚的日期是2021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婚后不到两周，暴力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当时这桩暴力事件的处理办法是，在刘家人的见证下，金昊的母亲打了他，并承认自己“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事后回看，刘家人会觉得，女儿错过了拯救自己最好的时机。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宝宝。刘铭瑶非常爱孩子，弟弟刘恒说，“孩子是我姐姐的命根子”。

结婚4年不到，暴力在刘铭瑶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弟弟记得，姐姐很多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有时是眼角，有时是手臂，家里人问她，她会掩饰，“是自己撞的，是骑车摔伤的”。

有些真相只是身边人不忍戳穿而已。刘铭瑶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回忆：我恨我自己，早就发了端倪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以为的掩饰，其实我早已看穿，我为什么不再多问问你。我恨我自己！大夏天你穿着长袖来我家玩，身上的伤痕你跟我说是摔的，你那么爱面子，用尽力气想保持婚姻的体面，最终却是以这么不堪的结局人尽皆知……

另一位朋友也指出，金吴在婚姻中并非良配。一次，她和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早上起来，刘铭瑶给孩子洗脸刷牙穿衣服冲奶粉洗奶瓶，还要给金吴洗脏内裤，“让他去看热水好了吗，他说他很累不想动，他在沙发上刷一早上抖音他说他很累不想动”，而刘铭瑶没有一点怨言。

作为娘家人，刘家人很想劝刘铭瑶离婚，但她会说，舍不得孩子，他们也想直接找对方父母沟通，被刘铭瑶拦下，因为如果被金昊知道了这些，又会遭来新的暴力。

事实上，刘铭瑶一家都是非常温和的人。8月22日当天，在金昊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刘铭瑶的至亲们曾与她有过一段长谈对峙，一段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记录显示，刘铭瑶母亲虽然悲痛万分，从头到尾没有对金吴母亲有过任何言语和肢体过激行为。

那天的对峙弟弟也在场，他甚至对金吴母亲还保留了对长辈的礼貌。在我与刘恒的通话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克制的措辞，他不想称呼金昊为“姐夫”，也没有用更情绪化的用词，他称呼金昊为“犯罪嫌疑人”。

“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

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常有暴力行径的伴侣？这是很多人对于刘铭瑶的疑惑。

我看过几乎所有她的互联网痕迹，和她弟弟通了40多分钟电话，看到她朋友们的讲述，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她不再能够亲口解答这些疑惑。所有的现有信息，都只是有限的呈现，而不是确凿的判断。我们只能试图拼凑她的过往，去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铭瑶是一个很爱家的女孩，有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但父母对他们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爸妈和弟弟依旧保留好她的房间，不堆放任何杂物，弟弟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墩姐姐房间的地，保持得很干净，我房间养了宠物有一些掉毛，姐姐房间一般比我的干净”。

每次许新年愿望，刘铭瑶几乎都是“希望家人健康”。她曾发动态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人，很想珍惜每一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会拍下爸爸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配文：家人幸福健康就好。

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很幸福，她有着一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婚姻，对方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就没有去找工作。很快，她就怀孕了，成了全职妈妈。

她很爱孩子。新生命确实带给了她幸福感，孩子刚出生时，她写道，“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孩子长大一点，会和她互动了，她会记得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我那聪明又有点调皮的儿子，今天的风很大，早晨和儿子出去的时候，我的头发刮乱了，他一直不停地帮我整理头发”。

她不止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喊话，“不能老和孩子发脾气！记住！”，“少玩会手机，多陪会孩子”。她也从不吝啬对孩子表达爱意，“与其说我陪伴你，不如说你治愈我”，“我也因为有你而感觉到幸福”……

在她的叙述里，她几乎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与压力。从校服到婚纱，刘铭瑶很珍惜婚姻里微小的甜蜜日常。结婚后四个月，她拍摄了丈夫从市场出来两手都提着几袋子菜的背影，以及一桌做好的菜。再比如，一年冬天，她记录丈夫，昨天晚上喝多了但给她买了一大盒草莓回来。

如果说新婚时她不想离婚可能是因为爱情，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愈发难以离开。

她婚后一直没有收入。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妈妈会给她贴补，但她内心一直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丈夫的交流也显得不够有底气。朋友记得，有次一起吃饭，她很喜欢一条裤子，但是因为不想问丈夫要钱，不想看他脸色，就先不买有了孩子之后，找工作变得更难，因为想要多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她曾找过一个馒头铺的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一小时10块钱，她觉得很不错，但丈夫不让她去，在微信里她这样对朋友解释，“我对象不让我去呢，他说我不嫌丢人”，并附上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她感觉自己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于是开始向内自我说服。这几年，她的社交网络常常像是一个女孩在自我安慰——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要有感恩的心；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人啊，健康幸福就足够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会顺利的对吧；今日感慨：自从生完孩子两边妈妈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感觉真的挺满足的，生活更应该多一些知足少一些责怪，我好幸福也很知足。

2023年7月5日，她发布微博，“他也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不是吗？”

弟弟刘恒说，姐姐心里应该也是想过离婚的，但是她没有工作，害怕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争不过男方，于是一次一次放弃。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今年7月，刘铭瑶发现丈夫出轨，并将此事告诉了双方父母。离婚的事情明确地提上议程，男方表示，绝不会放弃抚养权，刘铭瑶很挣扎，7月24日，她在微博上写：思绪很乱。这也是她最后一条微博。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恒发现姐姐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怎么给家人发消息，家里人担心她，又不敢说太多，怕给她压力，“这个也是敏感话题，一聊的话她可能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也很乱。她只是想要孩子，并不是想要那男的。”

亲人不放心，怕那个小家再爆发战争，怕刘铭瑶再受到伤害，到了晚上9点多钟，刘恒和妈妈经常去姐姐家楼下转转，看她家亮灯没，想知道姐姐在不在家。8月20日，他还去商场游乐区帮姐姐带了一下孩子，没想到过了两天，等来的竟然是姐姐的死讯。

“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和刘恒通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哭。他说，“我现在脑子是受惊的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用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面去面对，我非常希望我姐姐能够回来，但我没有办法让我姐姐回来了。”

他点开和姐姐的微信聊天框，发现最近几条姐姐都没有说她自己，“都是她在问我工作怎么样，工作得好不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去年寒假，金昊开了一个火锅鸡餐厅，刘恒怕姐姐太辛苦，也跑去店里帮忙，点菜上菜，他虽然不喜欢金昊，但是为了姐姐，他愿意无偿劳动。

姐姐去世后的深夜，刘恒写了一长段和姐姐的回忆，那是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他说——

姐姐，我今天回咱家楼上，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你嫁出去的时候，我和咱爸妈每天都给你留着，每天把你屋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你柜子的时候有好多大学的荣誉证书，我想你。

你还记得不？我那时候老胖了，我和你在家闹玩，你老爱记录我，还有咱妈咱爸。每次你回家我都可开心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我想你了姐姐。

你每次都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带我出去玩，一开什么店铺，你都带我去吃，有时候自己都没吃过，都给我买。我穿睡衣，你说穿这么破干嘛，我说在家爱嘛紧（不要紧）的，你第二天就带我去盐百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一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你给我买了，你还瞒着我，我当时可开心。

你放心，家里人都在呢，我和咱妈每天晚上9点还去你楼下转一圈，看你家里开灯了没，你回家了吗？你总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弟弟今天把衣服给你买回家了。你为啥丢下我们，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你在天堂找到奶奶了吗，安顿好了吗，缺什么给我托梦，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回来陪陪我吧，姐姐。

仁义、善良，这是很多人对刘铭瑶的评价。许多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对她的缅怀和回忆——

“你疼爱孩子超过你自己，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排在最后，你也答应过我，以后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两天不断地翻看手机相册里咱们的照片，咱们的聊天内容，还是无法接受你不在的事实”。

“瑶瑶，你知道吗？每当我想起你和我说你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好好陪着孩子长大，除此没有任何愿望，我这几晚想起这句话我都会落泪，一个不成愿望的愿望，你从不要求，几乎没有过要求。”

就连当时她结婚时的婚庆工作人员都发帖，“她是我的新娘啊！真真切切的接触，相识相知，现在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少，只能说有教养，善良又真诚。记得婚礼前一天，我们婚礼化妆师，跟拍录像都提前到达宾馆，她会给我们亲自送饭，时刻让朋友照顾我们，试问有多少新娘能把我们当成朋友去对待？因为你要结婚我认识了你，我很幸运，但是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认识你，不要你结婚。”

许多人看完了她的社交网络，“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记得2021年的时候，她21岁，还对自己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她还说，“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文中刘君、刘恒为化名）

近年来，“本升专”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获本科学历的学生。而到了2025年7月底，更明显的转向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从“专升本”，转变为“弃本读专”。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铁）新生微信群里出现了多位分数在560分以上、纷纷报考机车维修、运营专业的年轻人。

“560分还来大专？”群里不少人半是调侃半是惊讶。2025年河南高考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一本线）为535分。560分超出一本线26分，可报考郑州大学（2025年物理类最低录取分548分）、河南大学（535分）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放弃本科选专科的年轻人的心态，从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就业率达92.3%，普通本科毕业生为84.7%，其中双非院校本科因专业不同而就业率有所差异，最低可至76%，而985高校毕业生约超70%选择了“继续深造”。另一方面2023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682元，较2021届增长11.13%；部分专科专业如护理、软件技术等起薪已接近或超过普通本科。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在本科熬上四年，回过头来再争专科对应的就业机会？？十年前本科还是阶层跳板，如今对接明确岗位的专科，成为抵御就业风险的安全绳。

年轻人开始站到“稳定溢价”这一边，“学历溢价”的潮头正在退去。

文｜oscar

编辑｜oi

为什么他们不等四年？

“你为啥要报郑铁？”17岁的杨鹏从以561分报了郑铁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后，这是他被问到得最多的问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是郑铁录取分数线较高的专业之一，也是该校毕业生进入铁路局工作的核心专业。

杨鹏甚至比其他同学都要早确定自己的录取结果——一方面是源自自己在同专业中遥遥领先的分数，另一方面则与他报志愿时的规划紧密相关。

“你读了这个专业，两年后就开始实习。从实习开始，基本上就敲定了工作单位：铁路局。”这件事在郑铁校内，并不是秘密。一位学习软件专业的学长这样告诉杨鹏。杨鹏有些惊讶，“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

读郑铁是杨鹏一家、姑姑一家，以及父亲的战友一家，三家人共同商量后的决定。——对他而言，这相当于用超出一本线的高考成绩，换取 “稳定溢价” 的便捷路径。

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亲作为“内部人”，告诉杨鹏，在郑铁将来工作不愁！经历了金融危机、下岗的父母举了几个同一个家属区里那些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如今失业在家的年轻人，“他们后悔都来不及！”

从郑铁2025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就业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优势。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因与郑州局、武汉局联合成立定向班、订单班，就业覆盖率超 60%，实习转正率达93.2%。而且在2025年7月的《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中，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应届生平均月薪 5926 元，三年后年薪普遍突破10万元。杨鹏的父母告诉儿子，“这样的工作比公务员都不差！”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

可即便有学长的羡慕、家人的劝导，当周围人的关注渐渐淡去，失落感仍像火一样烤着杨鹏的内心 ——他其实想读郑州大学。“除了说出去好听，还有啥用！”他的母亲这样说。“我可以读研！”杨鹏不愿轻易放弃。“你真有那个本事，当初就考好一些，选一个好就业的本科专业。”杨鹏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分数，即便能进郑大，也选不到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杨鹏陪父母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父亲的同事刘伯 —— 刘伯的孩子正是郑大毕业。“老哥，你家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随口问起，刘伯却摆了摆手：“还在家考公呢，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 听说杨鹏选了郑铁，刘伯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懂事。”

真正让杨鹏放弃郑大的，是母亲在深夜忽然冲到杨鹏的卧室，“我跟你爸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一边是父母的压力，一边是对未来的现实考量，杨鹏最终妥协了。

事实上，像铁路系统这样 “就业明确” 的领域，还有电力、邮政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5 年就业报告明确显示，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 93% 毕业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且订单班覆盖率达 85%。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签订的订单班，采用“2+1”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理论，第三年到邮政企业顶岗实习，实习考核合格后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数据显示，订单班毕业生100%进入邮政系统。

“这叫平稳落地。”杨鹏的父母这样对他说。杨鹏终于低下了头。还有谁在乎为了就业，年轻人到底放弃了什么？

谁能进、怎么进？

王铮的高考分数同样在560分、同样选择了郑铁、同样放弃了本科。同专业的学长告诉他，在铁路系统内的技术工人岗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舒坦，在这些岗位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晋级考试。

通常技术工人岗位分为8个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既要求工作经验，也要求能力水平。如果无法成功晋级，哪怕五十岁，也可能和三十岁的人领着一样的工资。

听到这样的情况，王铮多了一个计划，打算大专毕业后先去当兵，再回来就业。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他听父母平时聊天时提到的、铁路系统内一些领导的例子。这些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了。回来后，再进入铁路系统。

同时王铮自己做了功课：退役军人在铁路系统招录中可享受笔试加分5-10分、优先录用等政策。以郑州铁路局为例，2025年招聘中退役军人占比18%，且部分岗位晋升至管理岗的平均年限比普通员工缩短1.2年。

年轻人看似放弃了本科，却没打算放弃未来。尽管杨鹏与王铮都说，自己的家庭很普通，不过是沾了 “系统内” 的光，但这并非个例。《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 年）显示，铁路系统技术岗职工子女的入职率，比非职工子女高 17%-25%。如济南铁路局 2024 年录用名单中，职工子女占比 48%，非职工子女为 31%。

可反过来想：就算没有放弃本科，拿着本科学历，就能和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吗？

沈阳一家事业编制的科研单位，在2023年、2024年招聘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数位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这家事业编制单位，主动选择到装配车间成为技术工人。小许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嘲道，“谁让我没考上研究生呢！”

小许的苦恼，主要是觉得 “一线工人” 的岗位听起来不好听，但单说单位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份好工作。2024年年底，小许拿到了约3万元的一次性年终奖。他说如果当时坚持自己是本科毕业，不肯找这份工人岗位工作，怕是和很多本科同学一样，要么成为了三天两头失业的销售，要么去挤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可就算如此，小许在面试时，竞聘这个岗位的除了自己这样的本科生，仍是以专科生为主。但招聘单位考虑到这一岗位的性质，虽然是工人岗位，但依旧需要对于装配工装的设计和研究能力，于是对“本科生从事专科生工作”有了倾斜，在面试题目中增加了对于机械加工图纸的识别和绘图的能力，这才有了小许今天的工作。“如果单纯比动手能力，我是比不过专科生的。”小许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

小许的同事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本科学校。这让小许的心理平衡了不少。而除了这些本科生成为技术工人外，单位里的科研人员，最低学历已是硕士，据说还要求本科和硕士都是985院校的学历才行。

成为工人后，小许也放弃了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一来单位不承认第二学历，二来工作压力不小，他也明白 “在职刷学历” 不太现实。但刚入学的杨鹏，还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冲劲，依旧想试着突破未来的职业天花板。

确定性之上的天花板

杨鹏始终对放弃本科、选择专科有些在意。又无法说服自己的父母，于是他萌生了 “先稳住工作，再谋更高学历” 的想法。而且，看到高中同学有一半选择了本科，杨鹏还是羡慕的。父母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笃定，“以后他们会羡慕你。”

杨鹏特意问了郑铁的学长。学长说，学校机车维修专业每年会单独列出约 50 个本科毕业生招聘名额，但他从没听说过杨鹏所选的专业，有毕业生毕业后再去考本科的。“说不定等你到了单位，要是干得好，单位会愿意让你继续进修呢！” 学长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杨鹏半自嘲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尤其听说工作后常要加班，就算想考本科都难，更别说冲刺研究生了！

在杨鹏的不快乐中，他看到郑铁的新生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说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讨论的话题也变了，全围绕在郑铁有哪些社团、是不是可以染发、能不能带吹风筒、一个宿舍几个人、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杨鹏忍不住在群里问：“要是工作几年后，本科学历又吃香了，咋办？” 那群已经开始关心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回得很随意：“到时候听家长的呗！” 至少眼下不用慌，总比一进社会就扛着动荡强 —— 这是他们默认的共识。

可只要多留意铁路、电力、邮政这些系统的招聘就会发现：全日制本科学历仍是岗位主力。这么一来，“未来晋升难”，就成了这些 “弃本读专” 的年轻人，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可父辈对于“职业天花板”并没有那么在意。王铮的父母是一线普通工人，他们自身学历不高，但感觉生活压力不大，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并以此劝说王铮。

不过，职场里的某些倾斜，或许能悄悄打破这种 “看似安稳的局限”。比如小许，之前报名单位的岗位晋级时，单位通知 “可按岗位最高学历计分”—— 也就是说，哪怕岗位门槛是专科，只要职工是本科学历，就能拿到更高的计分。这算是对人才提升的一种激励。原来有些时候，学历还是有用的 —— 比如拿到工作后。那一年评优，小许就凭本科学历，竞争过了同岗位的专科同事，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稳定之外

毋须讳言，在就业层面，特定领域的专科专业确实比本科更具竞争力——这些专业通常与国家战略产业、基层公共服务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深度绑定，形成 “学历门槛适配岗位需求” 的结构性优势。除了铁路系统、电力系统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需要的护理专业；邮政局、顺丰等物流需要的邮政通信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也同样呈现出 “专业对口即就业” 的特点。这种 “专业与岗位精准对接” 的优势，也直观反映在录取分数上：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显示，该省 198 个高职专业组的投档线已超过本科线，足见年轻人对这类专业的认可。

但无论年轻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稳定溢价”也许已然成为如今的潮流之选。只是，潮流并非永远不变。教育也终究不该一直被工作焦虑、生存焦虑所绑架 —— 它本该承载更多关于成长、热爱与可能性的期待。

弃本读专的背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未来的稳妥规划；但就像仍在纠结学历与职业天花板的杨鹏，或是为突破局限规划 “专科 + 当兵” 的王铮，仍有不少年轻人没停下思考：在 “稳定” 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兼顾生存与理想的路。而这份思考，或许比 “选本科还是选专科” 的单一答案，更值得被看见。

参考资料

• 云南网《读懂 “本升专” 的需求信号》（2025 年 7 月 3 日）
• 齐鲁壹点《山东在全国首开大学生技师班》（2024 年 7 月 12 日）
• 新华社《瞭望 | 培育 “紫领” 预备队》（2025 年 6 月 24 日）
•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考分数线》
• 郑铁官网《2025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 郑铁《2025 年就业质量报告》
• 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部官网
•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
• 辽宁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可以想象，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亲人，离开祖国，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做女佣，长年生活在主人家的院子内，整日负担繁重而漫长的劳动，妈姐这个群体是很难有常规婚恋机会的。也因此，妈姐这个群体里面成为终身未婚自梳女的比例就很高。

妈姐们成为自梳女，更多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主动选择，更多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富足，更多是被传统宗族势力所剥削，而不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抗。

实际上，就和现在一些菲律宾女性出国做住家保姆，被称为“菲佣”一样，曾经向国际市场输出女性帮佣劳动力的主要是中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最多，这也是自梳女群体主要出现在广东的原因之一。

她们往往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一个女儿，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小要帮家里干活和照顾弟弟妹妹，等到十六七岁可以独立工作了就被安排到海外做妈姐，赚到的钱大部分要寄回来补贴家用。

无论是终身不嫁为家里打工赚钱，还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嫁个好人家”换回彩礼与联姻资源，都是被原生家庭吃干榨净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梳女群体的底色是相当悲凉的。

不过呢，因为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自梳女群体在晚年养老时倒是有了一些温情与亮色。

在广东顺德钧安镇，有一处地方叫“冰玉堂”，取的是冰清玉洁之意，其中居住的就是终身未婚的自梳女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南洋做了半辈子妈姐后回到家乡来养老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龄未婚的女性既不方便独立居住，也不方便与父兄家庭合住，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有类似境遇的自梳女们自发组织起来，拿出毕生积蓄集资修建了冰玉堂这个地方，供自梳女们集体互助养老。

冰玉堂里，自梳女们既不用照顾老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她们操劳一生，终于有了一段人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精细的手工艺品，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工序繁复费功极多的菜肴，她们甚至拿南洋的香料与烹饪方法和顺德菜融合，开创了“妈姐菜”这一独特的顺德菜分支。

跑个题，过去几年，我带队的每一期顺德美食之旅都会带大家去参观冰玉堂，并在附近餐厅品尝妈姐菜。

再说回主题。

自梳女这个群体，因为终身未婚，游离于传统宗族社会文化之外，又因为女性身份和时代局限，没什么表达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需求，所以适合她们过的，能够集中反映这个群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传统节日是几乎没有的，适合她们崇拜的神仙也是几乎没有的。

春节和中秋，阖家欢聚不适合，端午赛龙舟当时是不让女性上船的，上元节，是谈情说爱约会的日子，重阳节，当时是老男人的专属……

只有七夕，作为乞巧节能够代表一些她们的劳动价值，作为女儿节，能够寄托一些她们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寄托一些终身未婚的道德自洽。

所以，自梳女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七夕，在这一天，她们隆重祭拜“七姐”，也就是传说中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七仙女。

这是她们的选择。

更是因为她们的一生无从选择。

当塔学已成往事

保重 @Birds_b_r_32309

CDT编者按：8月2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对“暴女运动”在中国的深度报道，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描绘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与酷儿乐迷的真实处境和行动。

报道揭示了在“反抗”的摇滚乐外衣之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不公。它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女权摇滚运动，也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摇滚圈内从创作、从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性别问题，并最终落脚于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更安全、更友好的音乐环境。

全文阅读：当“暴女运动”闯入中国：女性/酷儿摇滚乐迷的反叛和自由

以下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节选内容：

什么是“暴女（Riot Grrrl）运动”与本土化挑战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摇滚乐场景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乐迷的双重困境：消费主力与被贬低的对象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与安全问题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15分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逝世，享年88岁。在弗兰克法官断案的那些视频（《Caught in Procidence》）里，他处理的多是小额行政处罚案件，这在法律人看来是相当普通常见而琐碎无聊的案子，好比一个呼吸内科医生天天给感冒患者量体温开感冒药一样日常。然而弗兰克法官的这些视频在油管上却意外爆红，播放量近5亿次——只因为他让旁听者明白，法律并不只是冰冷的训诫和惩罚，法律也可以是温暖的感化和帮助。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法律人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我们可不可以复制或学习他的判案模式。粗看下来，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独立审判、经验和道德标准、审判公开这几个方面，而这些要素，奠定了弗兰克法官的司法正义。

先看法律的权威。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法庭上的人对于弗兰克法官那是相当地尊重。这不是因为弗兰克法官仁慈，而是因为美国法律的权威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法庭上坐的不是弗兰克法官而是严厉的张法官李法官，大家也不敢造次。

美国法律看重涉诉者的诚实和信用，当你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宣誓时，就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否则将承担伪证罪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英美判例法虽然繁琐，但是给了裁判者和旁观者非常直观的借鉴模式，大家不必为了法言法语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歧义，可以将判例的现实意义延续下去，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诚信和稳定性相当重要。法律其实就是一部契约，是司法者与公民达成的协议，既然是契约，那么诚信和稳定性就很重要，是法律权威的基石，除非基于必要理由的调整。倘若一部法律三五年一次司法解释，五六年一个修正案，犯罪量刑数据随着通货膨胀不断上涨，新法旧法溯及力原则不停换来换去，“过去我们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民众如何适应法律如何尊重法律？

其次谈独立审判。

很显然，弗兰克法官判案的视频是精心挑选过的。视频里的弗兰克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当庭决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不必去跟他的“领导”或者“院长”或者“审委会”汇报，在我们这里这是很少发生的。案子里很多感人的酌定情节，在我们法律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能随意据此增减处罚，但是弗兰克法官却把这些酌定情节放大了并予以温暖化处理。现实里的弗兰克法官是否真的可以这样独断处理先放到一边，无论如何，这些视频并未损害当地法院的形象，相反地，弗兰克法官判案已经成为了当地温暖司法的一个标志。

弗兰克法官当庭直接断案依据的是独立审判这一司法原则，这是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具象化。司法独立我们当初也喊过，喊着喊着就成了空谷回音，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整个司法体系抱团取暖，形成自身苟且的利益共同体，用纷繁复杂的诉讼机制保护自己，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法官们越来越丧失司法自信。我们现在随便去看一个法院审理的案子，不论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不论小额诉讼还是死刑案件，有几个法官敢当庭下判的？不要说当庭下判，连旁听者都要反复审查，旁听的座位都要临时拆掉，出庭律师的手机电脑都要被翻来翻去。法官完全没信心去面对刁钻古怪的律师和千奇百怪的当事人，以及无法回避的错案冤案，很多时候法官连宣告无罪的勇气都没有。当事人拿到一纸没啥说理内容云里雾里千篇一律的判决书，如何来尊重这些法官大人？

第三是经验和道德标准。

在我们看来，弗兰克法官判的有些案子完全是随心所欲，全按着他的“自由心证”折腾。比如对于穷人和弱者的宽容，对于曾经对国家有过历史贡献的荣誉老兵的网开一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机械的讯问式审判和成文法规则的我们来说，完全是出乎想象。

我们的法学院校在过去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法律学生，充实到司法各部门，原以为用这些法律精英替换掉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工就可以万事大吉，完成司法的理念统一并进行精英式的管理，但实践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社会实践的纷繁复杂以及无法独立审判的尴尬，形成了精英司法体系的苟且特点，实践中大方向一旦走偏则很难扭转，出现污染的诉讼证据和司法事实时审判纠错能力及其低下，大家都按照既定方针办即可。

我们往往认为大一统的成文法相比较英美判例法更容易形成国家司法的统一，可以大大降低法官贪腐的可能性，促进司法廉洁高效。而事实上，最近10年就有3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数十名高级法院领导落马，更不要谈我们的司法部长前前后后的全军覆没。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和法的类型及形式无关。

弗兰克法官并非出身名校，他从小家境贫寒，对于生活和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在法庭上往往怀有悲悯之心。法律这个科学，一般人会感觉深不可测，可是弗兰克法官的视频告诉我们，法律和一般人日常所需的萝卜青菜没啥不同，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善良就是善良，丑恶就是丑恶，不会因为被法律人包装解释过了就变成了陌生的奢侈品。法律不该成为专业人的禁脔，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要成为判案的根据，一个案件的处理不单单只交给法官，还要交给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参与其中，打破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信息垄断，也打破这个行业无法消除的身份尴尬。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的确需要跨过专业这道门槛，而一旦进入这道门后，如何遵循经验常识和逻辑，就成了考验法律人职业操守的第二道门。比如一个刚出校门还没有和女朋友同居过的年轻人，你让他去承办离婚案件可能就很不靠谱；比如执掌生死大权的刑事法官，若不知生死为何物，如何下得了沉重的判决？法律走到最后，经历了经验常识和逻辑又达到了第三道门：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就像弗兰克法官判的案子那样，对他来说，法律到最后只是一个道具，是为了彰显做人的道德而撑起的背景布。

所谓大道至简。

最后谈谈审判的公开。

审判的公开包括审理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关于审理的公开我在前文里谈到了司法的不自信，这里想谈谈判决的公开。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的发问和说理是公开的，很多案子的法律道理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宣示出来。在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里，对于审判的公开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着走着有的事情似乎又峰回路转了，比如刑事判决书的查阅。虽然我们奉行的是成文法，但是由于国家的广袤，地域的辽阔，当事人和律师们很多时候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就遇到了瓶颈。一个个本该公开的判决书，也成了国家秘密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也是不知道法官判决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一句“辩护人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就结束，彰显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无知和颟顸。

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业务优秀的法官，但是，我们这里肯定出不了弗兰克这样的法官，他不属于这片土地。

法律当然是有力量的，在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冰冷不是力量，温暖才是。

2025年2月，一场女性起诉被性骚扰的案件在中国成都与马来西亚分别开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起诉者叫刘娅岚，出生于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师，2024年停薪留职到马来西亚读博。她指控与她一起读博的同学肖淋在读博期间给她发送具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她向两地法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事实材料。

2月20日，在一审开庭后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娅岚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娅岚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结合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法院认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骚扰行为，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故刘娅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淋行为构成性骚扰。

4月10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审裁处宣布了判决结果，认为“被诉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间向申诉人发送短信和视频的行为未经申诉人同意，对申诉人构成冒犯，因此构成性骚扰。”

北京市中业江川（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小庆是刘娅岚在国内的一审代理律师。她告诉本刊，在国内，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为具有性本质内容，二是违背相对人主观意愿，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决是从这几点出发。杨小庆说，本案确实是她处理过的涉及性骚扰内容最为隐晦的案例。杨小庆告诉本刊，马来西亚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判例法，在判决书中也提到了类似案情的案子，几个案子都被判为性骚扰，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张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本刊，两个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与国内对“性骚扰”事件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国内，“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广受关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我国司法体系对于性骚扰的审理和认定也起步较晚。

吕孝权说，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因此，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特殊人格权”或“劳动争议纠纷”为由起诉，案件的论述逻辑重点往往不在性骚扰上。例如，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后因维权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能主要聚焦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雇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解雇，性骚扰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争议，而不是全案的焦点。

“以2019年1月1日作为分界线”，吕孝权说，在这之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司法实践才取得突破。吕孝权发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编 人格权编）》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出界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明确责任”。

但在吕孝权看来，这一法条对性骚扰的界定依然不够详细与清楚，导致不同的办案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别平等观念和实操审理技能强化培训的法官就可能对法条做狭义解读。吕孝权认为，“性骚扰”中的“性”应该做相对广义理解，如性含义、性内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吕孝权告诉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第二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做了进一步细化——“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但这一参考文本，仅有参考意义，“没有法律强制力”，吕孝权说，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会优先引用《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来界定性骚扰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感受到同学的冒犯、到决定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再到经历两场不同的判决，刘娅岚对于女性维权、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她的讲述：

越矩的同学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当我听到马来西亚法官明确地说肖淋存在性骚扰行为，要向我道歉，我长久压抑的心情才终于舒缓。

肖淋是我的同学。我在2024年9月19日和12月10日分别在成都和马来西亚布城起诉了他，递交了同样的证据材料。马来西亚开庭是在2月底。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国内法庭败诉的结果。在马来西亚开庭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我曾是重庆一所民办高校的老师，2024年2月办理停薪留职，3月前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学校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宜新镇，小镇有些偏僻，许多道路两侧都是丛林，我所在的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的教学楼很漂亮，有红、紫、绿等多种颜色组成。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受访者供图）

我和肖淋是在校医院体检认识的，我当时想多认识一些来读博的中国人。他来陪与他合租的一位女性体检。我俩加了微信好友。肖淋跟我在同一学院，出国前在成都的高校任教。他告诉我他32岁，后来开始打官司我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38岁。认识后几天我和肖淋有过友好的往来：一块去行政楼交费、分享科研工具。我们还在同班上必修的马来西亚语课。

3月26日，他约我周六去吉隆坡玩，我想着同行的应该还有那位和他合租的女性，就答应了他的邀约。第二天情况开始有些不对劲。我到他家找他，发现与他同住的女士已经回国了。就我们两人一起乘坐地铁到了吉隆坡，随后去吃火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吃饭时我们对话的细节，只记得他当时总把话题往暧昧的角度引，夸我皮肤好，说他听说女人和男人多接吻就会皮肤变好。我一时感觉他有些猥琐，问他是否已婚、离异。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离婚，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真正让我确定肖淋有问题是在我们当晚打车各自回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满脑子都是你，咋办”“梦里再想你”。我意识到他是想和我发展婚外情，决定之后与他保持距离。但在之后的十来天里，我陆陆续续收到他的骚扰消息。我感觉一阵恶心。4月1日，他给我发消息说“娅岚若住我这里，就好了!大房带内卫不仅给你免房租，包生活，陪你去图书馆看书，打球，逛街，还免费为你找文献”。他告诉我，如果把房子分租给男房客就收900马币，分给女房客则视对方长相定价，租给我则免费甚至倒贴。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我只想躲着他，但有时我感觉无处可躲——我们一起上马来西亚语的网课。后来，他开始给我发一些更加赤裸的信息，比如给我发了一个上半身只穿背心的男子给女子按摩大腿的视频，说“娅岚在的话，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还会在我交作业的时间点跟着提交作业，跟我说“感觉好有缘分”。我尽量不回复他的消息，想着冷暴力能让他理解我对他的排斥。但他还是频频给我发消息，叫我“宝宝”，给我发红包。忍耐达到临界值，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再这样我拉黑你”。他当即表示了道歉，但之后几天一直到4月11日，他仍陆续给我发类似的消息。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4月14日，我想到这些天他对我的骚扰，给丈夫打电话倾诉。丈夫看了一些我们的聊天记录后，说觉得他“神叨叨的”，他建议我先把他拉黑几天，之后再拉回来。因为他是学院里同届唯一的中国人，在学校里我确实也不想和他撕破脸。我从小成长于和谐的家庭，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高校任教，一直以来周围的环境都相对单纯。我不算是有攻击性的人，不想和肖淋产生冲突。一些日子后把他从黑名单里移出后，我发现他把我删除了，想来是放弃了我这个“目标”，我感到安全，就没再继续拉黑他。

两场官司

我是去年8月决定起诉肖淋的。学校6月底结课、7月中下旬答辩完，我8月回到国内。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憋着一股被冒犯的怒火，觉得还是得维权。

原本我没打算在马来西亚打官司，但自从我在去年9月开始在成都提交立案申请，就一直不太顺利。律师告诉我，法官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可以进行庭前调解。律师一边鼓励我说案子的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也告诉我在国内性骚扰不好认定。

来回折腾了快3个月，我感觉在国内开庭无望，才决定走马来西亚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毕业。她表述很乐观，告诉我马来西亚刚建成一个反性骚扰仲裁庭，就是专门来解决像我的遭遇这类事的。这个仲裁庭的形式有些像国内的劳动仲裁，虽然是独立于民事法庭之外，但同样具有法律效益。

在马来西亚启动司法程序后，国内也立案了。两场官司的开庭时间很近。成都开庭是今年2月20日，马来西亚则是2月24日至2月26日三天。我本来对国内的开庭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们败诉了。判决书很短很简单，除了判定肖淋对我的言语不具有性本质，还提到我“在聊天中曾表示‘再骚扰就拉黑’，但后续仍与肖淋存在微信互动，并未实际拉黑或明确终止联系”，“本院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

这之后，我一直沉浸在打击与焦虑中。吃饭没有胃口，就啃几块面包，喝甜饮料维持营养，入睡需要依靠药物，醒来后总是头晕和尿频。每天白天醒来，我就坐在桌前对一对准备法庭上的陈词，在纸张上做笔记、查单词做标注。 我为马来西亚的开庭做了充足的准备，还特意买了一套符合当地人保守审美的西服套装。三天开庭，每天9点开始，我7点就起床准备打车，8点半就和律师到达等候。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审理了刘娅岚起诉的案件（受访者供图）

开庭的地点位于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这个部门位于马来西亚的布城。审判庭内部布置得很温馨。进门正对面坐着三位陪审团成员，都是女性。中间是主法官，把控整个流程，另外两位是专家学者，负责记录、讨论，偶尔也向我们提问。右边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既是安保又是助手的男性，还有一位翻译。我和被告的位置被安排在左边，离得比较远。

肖淋第一天没有出现。我告诉陪审团在国内败诉的情况，说如果在马来西亚不能开庭，那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了。说到激动处，我还在她们面前哭了出来。第二天上午肖淋依然没来，我听到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提示说就算他不来法院也可以照常判决。到了中午，他终于到了。

就是这时，我好像才第一次认真打量肖淋。他整个人看起来偏圆钝，脸、嘴和鼻子都是圆钝的，还有大肚腩。他穿着一件休闲衬衫和短裤，在场其他人都穿着正装，这让我感觉他很不尊重这个场合。在肖淋开始陈述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如此恶劣。他说我经常翘课、穿超短裙，说我们在吉隆坡吃饭那天，是我说自己因为接吻多所以皮肤好，说我还跟他聊天时说起我愿意做有钱人的情妇。他还拿出拍我打高尔夫时的照片，跟法官说我摆出魅惑的姿势叫他帮忙拍照。

我气得手抖。我记得法官问他，为什么在我表示过拒绝后还发那些微信。肖淋回答说因为他对我有好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自信和“正当”。开庭到等待判决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回想庭审时的细节，想是不是哪里没有表达清楚，漏了什么。比如在我和肖淋交恶后，有其他的中国朋友曾提到他，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烦，不想和他接触。如果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能证明我一直在躲避、抵触肖淋。

刘娅岚开始维权后，肖淋曾联系她道歉（受访者提供）

胜诉以后，我的心情才逐渐平缓。宣判当天，法官递给肖淋一张道歉书，叫他在纸上签字。他说自己不会为性骚扰道歉。从审判庭回到家后我细细阅读判决书，内容比在国内的详细，对于事件、说理都陈述得很清楚，除了记载了我们在庭上举证、辩论的过程，还列出了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框架，根据2022年《反性骚扰法》(第840 号法案)第2 条的定义，性骚扰是指以任何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还是身体接触)对某人实施的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该行为具有合理的冒犯性或侮辱性，或对其福祉构成威胁。

判决书中也举了3个过往性骚扰的判例。比如有一个也是以短信的形式，一方给另一方发：“ 不打算再娶别人，但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男人的欲望是什么吗” 。我注意到也有一个案例是女性骚扰男性，这让我觉得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庭的设置还是很全面的。

在法庭之外，这件事引发的与肖淋的纠纷同样消耗着我的心力。自从我2024年4月遇到了肖淋的骚扰，我跟身边许多朋友都倾诉过这件事，一些年长的朋友劝我不要追究，以免遭到报复。我也曾跟母亲抱怨说我遇到一个骚扰我的烂人，想告他。母亲立刻变得紧张，劝我不要这样做，免得引来种种麻烦，让我忍忍就过去了。

有时我也会思考肖淋编排我愿意给有钱人做情妇的事情。我在想，可能他看到我的日常穿着、我背的名牌包，猜测我是一个很追求物质的女人。实际上我的家境比较优渥，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很充足。这一年多我一回想起这些伤害就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关于女性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也注意到一些对当事人审视的声音。比如看到女性在深夜被尾随后，有网友评论她衣着暴露，或是指责她很晚还出门。以前只是觉得愤慨。这次事件后，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2025年9月1日起，新社保规定将正式实施，明确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超龄返聘人员，但已领取养老金的返聘人员可免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了针对50岁以上员工的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用人成本。

表面上，这只是一次政策调整，但其潜在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企业角度看，社保刚性提高了人力成本，对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最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大企业、国企和自然垄断行业受影响较小，而低线城市、青年就业密集的餐饮、零售、物业和服务岗位，则承受更大压力。

不仅如此，招聘模式、外包趋势乃至自动化与AI的投入，都可能因社保政策而加速重塑。年轻人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加碎片化、不稳定，“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正在形成，焦虑和不安全感随之上升。

本文将带你梳理：社保费用如何撬动企业成本结构？不同类型企业和城市会遭遇怎样的不平衡冲击？政策是否会引发产业升级，或带来就业结构的重排？年轻职场人又将如何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行业分化与社会信号，正在悄然重塑一代人的职业环境与心理状态。

文｜中李

编辑｜阳少

社保增加刚性，企业还能承担多少成本？

在讨论企业成本压力前，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保是否“强制”。对此，最高法在7月31日发布了司法解释：

●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劳动者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企业依法补缴社保后，可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保折现补偿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未缴社保”可以成为劳动者主动离职并获得补偿的合法理由。

然而，现实操作中，这种补偿并不总是“划算”。举例来说：某员工在岗5年，月均工资12,000元，企业历年以折现形式每月多发2,000元，共60个月。如果其离职按“N+1”补偿计算，可得72,000元，但需返还已领取的社保折现120,000元，最终反而亏损48,000元。企业方面，需补缴的社保金额则更高。

从账面来看，以“社保未缴”为由的劳动仲裁并非总是有利。若人人都是理性人，可能未必会有大量仲裁行为发生。但真实社会不完全理性，更多是基于信号：这次政策被广泛解读为“强制社保”，虽有简化，但并非完全错误的理解。对许多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抉择，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各类企业开始重新盘算人力成本和合规策略。

而这次社保新规之所以引发“风声鹤唳”， 其实用几组数字就能解释清楚：社保费率、企业净利率、员工成本占比，以及社保合规度（已缴/应缴）。逻辑并不复杂——社保费用会推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在社保费率一定的情况下，净利率越低、员工成本占比越高、合规度越低，企业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假设社保费率为25%。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净利率3%，员工成本占比40%，合规度30%，一旦完全合规，成本将增加6.5%，企业直接由盈利转为亏损。相反，高端服务业净利率8%，员工成本占比35%，合规度30%，虽然利润被压缩，但仍有盈余。由此可见，能相对安全的，其实是那些净利率在5%以上、员工成本占比在35%以下的行业。然而，这样的行业并不多见。

小微企业就是典型。根据北大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小微企业平均净利率只有4.7%。而且这个“均值”并不代表常态：样本中有约40%的企业处于不盈利或盈亏相抵的状态（其中约20%为负净利，约20%微利趋零），真正能跑赢均值的只是少数“幸运儿”。

即便是上市公司，情况也并不乐观。2023年，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净利率为7.86%，剔除金融业后，实体经济只有5.06%。再看快递行业，虽然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直营模式的净利率仅3.9%，加盟模式也只有3.8%。竞争激烈，让很多行业只能在极低的利润空间中生存。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员工成本占比，就能发现不少行业更显脆弱。以陕西省2023年数据为例：软件信息服务业为45.1%，商务服务业41.1%，卫生养护业39.8%，文化娱乐体育39.1%，民办教育35.4%，物业行业更是高达52%。住宿与餐饮虽有差异，但大多也在20%—30%之间。可以说，员工成本占比高的行业，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最后要看的就是合规度。假设某企业净利率为4%，员工成本占比35%，那么它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至少要达到48.7%，才能在新规下维持盈利。对于很多习惯于以最低工资缴纳社保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数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规一出，会让许多企业主感到“捉襟见肘”。

“三小”最吃亏：小企业、小城市、年轻人

在如此严苛的背景下，中国有哪些行业可以受到较小冲击呢？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电信运营商，净利率可超过10%，以联通为例，员工成本仅占16%；大型互联网公司净利率普遍在20%以上，腾讯员工成本占17%；收费公路和基建行业净利率也在10%以上，员工成本占比仅10%；油气勘探、煤炭开采和城市燃气分销行业同样表现相对稳健。

以上行业除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外，很多都是国企或自然资源垄断行业。 这也显示了在中国保持高利润率的一种现实。 且国企央企过去的社保合规度较高，从这个例子中，可见本次社保政策是存在不平衡分配的。

除了企业所有制外，企业规模之间的差异也会拉大，大企业有更厚的利润率缓冲、更成熟的合规度与更长的传导链条，甚至可以把成本向产业链下端转移; 但中小企业微利经营、人力比重高、合规成本也不足。 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来说，大企业更可能“先补后清”，即在补缴后凭合同、工资条与内部邮件等证据，主张要求员工返还过往“社保折现”，避免双重支付; 而小企业往往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这种规模差异沿供应链进一步放大：大企业会把合规要求“外溢”给供应商，通过购销合同嵌入社保条款，最终把订单集中到能够承受成本的厂商。这并非恶意，而是风险控制的自然结果，但对于资金链脆弱的小供应商来说，却相当于另一重淘汰。

城市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大城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多，正式用工比重高，整体合规度较高；低线城市就业更多集中在餐饮、零售、物业、民办教育、养老及建筑关联服务，社保新规将整体冲击这些行业，从而给已经陷入地产困境的地方经济增加压力。

在年龄维度上，分配同样不均。最直观的分化是：年轻人遭受冲击，中老年相对稳定。社保成本上升后，用人单位会优先雇佣能立刻转化为产出的稳定劳动力，而不是需要培训磨合、成本更高的年轻人。青年就业主战场的餐饮、零售、物业、平台服务等岗位毛利薄、人工权重高，一旦补齐社保，很可能先冻招、减班或转外包。这种效应在低线城市尤为明显。

近期已经出现了“退休返聘”的现象：北京环球影城在「中国老年人才网」释出仅面向已退休者的零售服务岗，麦当劳中国亦确认存在退休人员的劳务用工安排。 计入社保成本后，部分岗位的退休人口成本低于新入职的全项社保劳动者。再结合“延迟退休”的渐进推进，中老年在岗时间延长，对青年就业形成长期挤压。

综上，这次社保冲击的是“三小”，小企业，小城市，小（低）年龄者。 正是这样的不平衡，让这次的社保新政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讨论与反响。

能倒逼“产业升级”吗？

面对社保新规，有人评价：一个无法给员工交社保的企业，就不应该存在。表面上看，这次社保新规，能淘汰一批质量不佳的小型企业， 让更有盈利能力、合规度更高的企业占据更多空间，从而让中国的企业生态更健康，实现另类产业升级。

但从前文分析来看，这并不容易。此次新规最容易冲击的，正是街巷里的微型服务、餐饮和小零售。它们退出后，会立即被大型连锁企业接手吗？在人口密集、物流便利、物业集中管理的区域，品牌和平台确实能快速填补空缺；但在低密度、客单价低、需求波动大的广阔区域，连锁模式的成本计算往往不成立，大企业无法覆盖全部市场。

大型企业接盘的条件很明确：标准化程度要高、服务半径要可控、单店盈亏线要清晰。 快餐、咖啡、标品零售属于这个范畴，尤其在县城主街或商场里，不过这类场景一般已经有连锁商业覆盖。 相比之下，清晨的早餐档、社区小菜馆、修配与家政这些依赖熟客与便利半径的微型服务，需求细碎、峰谷分明、人工占比高，就很难被大企业填补。

服务业也是一样，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同样具有一个“成本底限”，不可能向下覆盖所有区域。 对居民和地方商业的未来影响，往往不是“买不到”，而可能是“买得到但更远、更贵、更慢”，选择面也会收敛，地方商业生态的多样性和活跃程度会快速下降。

全行业供应链也将重排。商业集中度增高是全面的，订单与话语权向拥有合规能力的少数大企业聚集，本地小供应商被迫退出或降维成为外包单元。 短期看，质量会上升、成本更可预测; 长期看，集中度上升带来韧性风险，一旦单点出现经营和其他问题，替代难度更大，价格与供应更容易出现剧烈摆动。

即便部分产业出现“升级”，大企业进入带来的并店整合、标准化和自动化会用更少的人实现同等销售额。大量小店关停短期带来失业，而连锁和平台替代的节奏滞后，岗位结构也发生变化——更多配送与标准化岗位，学徒型经营岗位减少。在就业市场压力已高的情况下，这对充分就业并非好消息。

社保压力下的职场新常态

对年轻人而言，职业环境可能会被加速改变。

首先是企业招聘习惯的变化。企业用人策略可能转向“核心人员+临时支持”，以最少的人完成既定交付。新人名额缩水，实习和试用被切得更细，凡是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成效的岗位，都可能被合并、外包或直接取消。

其次是地理套利的“云端外包”。同样一份工作，如果可以远程完成，就可能被拆包，转到社保缴费基数较低的城市或外包服务商。总部保留账务，工单流向异地，从而降低固定成本。

第三是劳务派遣和第三方用工的加速。波动大的任务可打包给供应商承接，企业将更多依赖第三方派遣来隔离风险：固定成本更低、流程更可审计。结果是，固定员工数下降，临时与外部人力占比上升，内部只保留对交付和合规负最终责任的“核心人员”。

最后，最具方向性的力量是自动化与AI的投入加速。 当人均合规成本抬升，原本算不过账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呼叫中心自助化、智能客服、财务质检agent等突然变得“划算”。餐饮前台向自助点单迁移，零售走向扫码与自助收银，物业巡检引入视觉与物联网，这些原本分年推进的方案被压缩到季度完成。更重要的是，流程随技术重写——以标准作业取代自由发挥，即便身处其中，个人的灵活性也会下降。

当然，以上趋势在“后疫情”与AI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早已存在，但社保增加刚性会让变化大幅加速。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尤其明显：稳定的直接招聘岗位减少，临时性外包岗位增加。一方面仍能找到“可做的事”，另一方面却难以获得稳定身份和职业积累。这种“高就业、低确定性”的张力，容易转化为焦虑、内耗和对未来规划的迷茫，也会明显侵蚀自我效能感。

培训和职业人际关系变得碎片化、容错降低、交付节奏加快，个人更难从完整技能学习中获得正反馈；取而代之的是零散任务、拼凑履历和重复考核。这推动了一种急躁的职涯心态：在更短周期寻找“拿得出手的证据”，在更早年龄承受“输不起一次”的压力。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影响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自我和耐心可能成为最稀缺的资产。分析到此，我衷心希望，这一司法解释不必严格执行，能给予市场更多确定性和空间。至少应允许企业以最低工资水平缴纳社保，而非全额缴纳，同时抑制一些城市社保基数的过快增长。

各位好，今天累了，可能因为昨天《普泽会：泽连斯基，是个愿意为国忍辱的人》可能写的太在点子上，莫名踩了一些读者的尾巴，连篇累牍攻击我，拉黑都拉不过来。

用的最多的词，还是那个——臭公知，关于这个，我有一点浅见，今天就发篇稿子，来谈一谈吧。

“臭公知”发微

“臭公知”这个用词，勾起了我的不少儿时的回忆。

我祖父是个物理教师（说话间老人家刚好走了四年了），经历过特殊年代的那种人，他晚年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已经显著提升了，被加了“人民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尊号。

不过可能是年轻时候挨批斗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他晚年还是喜欢自嘲的说自己是“臭老九”。

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仨字儿的意思，上中学时才听说，据说元朝的时候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读书人地位比娼妓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所以叫“臭老九”。

可是大学的时候我读了历史系，却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正如日本蒙元史学家衫山正明所说，今日中国民间对蒙元形象的很多传说，其实是高度失真的，历史上真实的蒙元帝国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种“蒙古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黑暗。

至少像“读书人是臭老九”这种政治贱民划分方式，我们在元朝现存的官方典章制度中是查不到的，正史更是无载。那这东西从哪来的呢？

它的最早出处，其实是一个名叫郑思肖的人。

郑思肖生于在宋末元初，他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大宋经历崖山之役，就已经亡了。郑思肖不愿意出仕元官，就跑到山里隐居起来，靠卖画为生，他画兰花是一绝，比他更有名气的书画家赵孟頫都曾来找他求过画，可是郑思肖嫌弃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居然屈身事元，就躲着拒不见客，还留下一句“头可断，兰万不可得！”弄得赵孟頫下不来台。

按说这么一个铁了心要做前朝遗臣的顽固分子，敢这么对新朝给脸不要，放在明清时代，分分钟那都是抄家灭族的节奏。但好在蒙元时代的朝廷虽然野蛮，却还没有那么小心眼，郑思肖居然开开心心在大元又活了40多年，七十好几时才寿终正寝。他闭眼的时候朱元璋都快出生了。

晚年的郑思肖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著作，留下一本《心史》，这本书里面全是什么《陷虏歌》《大义集》之类的东西，对着元朝廷骑脸输出，其中有一段就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

如前所述，这个都不属于谤讪朝政了，这属于直接造谣，人家元朝从来出过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什么叫“一官”“九儒”？你们儒生读了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讨个官做么？你看人家赵孟頫，同样是读书人，只要跪的下，舔的好，乐于歌颂新朝雅政，那官是可以做的很大的，晚年赵孟頫加荣禄大夫，死后获赠魏国公。我大元很尊重你们读书人啊！

可是郑思肖却不管，他硬要这么写，那意思大约是觉得，你们元朝对我们这些不愿意和你们合作的大宋遗臣不够尊重。

这话倒也对，忽必烈搞的那套“蒙古自由主义”，说到底其实还是国营外贸企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感觉，对民间只是赋税轻一些，财富是没有藏富于民的。像郑思肖这种坚持不愿意出来做官，“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隐士，后半生注定过得比较穷困潦倒。

所以郑思肖老爷子其实是在抱怨一件中国帝制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你身为读书人，不想跪下颂圣、当皇帝的附庸，还想让皇帝尊重你，这在古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然，宋朝养士三百年，可能确实把知识分子养到了一个临近觉醒的门槛上。你看欧洲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郑思肖的同行米开朗基罗，就一边对着教皇骑脸输出，一边还让教皇给他发高薪。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一边写《君士坦丁大帝赠礼的证伪》揭了整个教廷的老底，一边居然还在教廷出资办的神学院任教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时代确实就来了，而紧接着则是人类近代大门的隆隆开启。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这一辈子，是在这种变革之后才活的有那么点意思的。

但你不能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大元皇帝，就算是出奇好脾气的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人家那个“仁”也只是说他在古代中国一众小心眼的皇帝中稍微大度那么一点点，论人文修养和艺术品味，人家一个草原上“套马汉子”出身的朴实牧民，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变化，其实是有明暗两条曲线的，明的一条曲线是如果你愿意考科举、走仕途、进入体制内，天天跪下称颂皇恩，那你基本可以维持社会精英的地位不变。明清为官环境相比前代虽然也惨了一点，但好歹比作社会上所有其他工作都要强一些。所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不是“读书高”，是考上科举高，能被皇上收下当狗高。

暗线则是想独立于朝廷之外。那就比较惨了，宋以前读书人如果家里有地，可能还有点当隐士的自由，元代已经如郑思肖所言，近似臭老九，可大元皇帝好歹还让你或者。你看看后世的明清，

我觉得郑老爷子就应该知足——他如果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我大清，都不用提他公开造谣、污蔑朝廷，就冲他敢写“鞑法”这个敏感词，参照乾隆爷办“字贯案”的成例，让你子孙男的凌迟、女眷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再开棺戮尸、挫骨扬灰、骨灰扬上七七四十九遍都够了。你还敢抱怨你为什么是臭老九？

而如果我们给不想跪的读书人这条地位下行曲线找一个源头，你会发现这个曲线的起点远在先秦那里。

先秦时代的韩非，这家伙想当官想疯了，就写文章给国君出主意，说现在社会上有“黑五类”（五蠹）啊！他们都是社会的蛀虫、吸血鬼，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君权的太阳东升！

哪五种人呢？韩非说，他们是学者（研究学问的人）、言谈者（在民间交头接耳、搞舆论的人）、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敢不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做生意和凭手艺混饭吃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韩非个这疯子，不仅觉得读书人有罪，而且这个社会上大部分自然职业在他眼中都是“没用”而且“有罪”的。

那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职业是有用的呢？韩非说——耕战，也就是种田与打仗，秦国老百姓可以在地里当韭菜和上战场当炮灰之间完成人生的二元切换么！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古代版法西斯理论，但恐怖的是，秦国居然真的执行了韩非这疯子的狂想。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这话送给最终在自己梦想的体系中没得好死的韩非先生非常贴切。

当然，可能韩非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或言谈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人生的最大梦想，就是被某个欣赏他的君王收下当狗。

可是韩非给秦王朝制定的这套社会观，在有效之余却是有两个致命问题。

问题一，是这是一套大秦所有贵族、老百姓都一起受损，只有君主一个人得利的系统。因为韩非说的很清楚，民众的任务就是耕战，在平时的韭菜和战时的炮灰之间来回做二元切换，其他所有不符合君王利益的职业都是非法的、有原罪的，民众在这个体系下生活，肯定不开心，甚至侥幸在内卷中获胜的官员也不开心，商鞅、韩非这帮始作俑者最后都喜闻乐见的作法自毙了，甚至范雎、吕不韦、李斯们做到丞相也不能得好死。最后唯一活的比较爽的，可能就只有秦王一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直觉得秦二世胡亥这小子其实也算个聪明人，因为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吾既已位登九五、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小爷我既然当了这个皇帝，就是吃香的喝辣的、穷奢极欲活个爽啊！要不然法家搞那么些改革为了啥？我爹一扫六合又为了谁？大家都活的苦哈哈、紧张兮兮，不就是为了皇帝能自由快活么？

这话其实聊的很通透，专为君主一人谋划的法家，想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就是这个。

可是胡亥又有另一段名言，就是等秦制这一套最终弄得天下鼎沸、秦国二世而亡的时候，当宦官走上前来，要杀他，他可怜兮兮的开始求饶。说“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当个万户侯，可不可以？

回答是不可以。

那让我带着妻子儿女去做个百姓吧，可不可以？

宦官还是说：不可以，您少废话，拿命来吧！

“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是南朝刘宋的末帝被杀死前发出的千古悲鸣，这孩子被从床底拽出来杀掉前只有十三岁。

法家给古代中国打造的这套帝制系统，明面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为皇权服务的螺丝钉，皇帝是唯一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皇帝和其后代也没办法在这个体系中永久，长期的受益。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之频仍、皇族在王朝覆灭之后下场之惨（而且是越来越惨）是个整体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法家的这套黑色乌托邦，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最终并不有利于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人——当然喜欢看古代王朝地图开疆的意淫者除外。

这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短期的高效之后，长期看却是窒息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发展潜力的。因为你一口气把独立知识分子（学者、言谈者）、民间非政府武装（游侠）和工商业者（工商之民），一口气全打成了黑五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自由基”全部消失了，于是社会就只能跟着独大的皇权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反复治乱循环。

而在近代，我们会发现欧洲之所以能完成近代化，恰恰离不开这些自由基。

非官员的独立知识分子开启了欧洲的科技革命与更重要的理念革命，

民间的“游侠”如哥伦布、皮萨罗、库克们则杨帆冒险、开拓，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同样让韩非痛恨的工商之民，则创造了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一骑绝尘的将其他文明甩在身后。

一切的结果，是等到1840年以后，等洋人带着近代革命的坚船利炮、马克沁水冷机枪打上门来的时候，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帝国只有惊叹洋人器物“变怪神奇”的份儿。

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这种悬殊的差距，其实一场两千年慢性中毒的总发作。

从五蠹，到臭老九、再到臭公知，有些国人总喜欢把从事一些职业的人看成天生低贱、甚至有罪的贱民。其实这个事情推而广之，你会发现不仅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口中是“臭”的、“臭”这个字儿几乎可以被他们用来瞧不起一切行当，臭教书的、臭江湖郎中、臭打工的、臭外地的（乃至外国的），甚至臭资本家（这更不得了，在有些人口中得挂路灯）。一个臭字几乎可以让持此论者睥睨一切行当——一如当年的韩非一样。

而这种瞧不起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认知，就是有大量的人真的觉得这些职业取消掉比存在对他们更好。

这份愚蠢与短视也真的一如韩非。

当然，唯独一种职业他们不敢以臭字贯之，那就是考公务员，进体制内。“臭当官的”这个词儿这帮人估计不敢轻易喊，因为他们知道这惹麻烦，破坏了他们的顺民形象。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方考公考编，进体制内是丈母娘们唯一认可的女婿职业，因为在一个普遍持有这种思想遗毒的社会中，其他职业都被认为是不受到尊重、甚至可能是朝不保夕、随时会被取消的。

所以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但我还是会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写作，不仅是我自己的职业，更是帮助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从一种轮回了数千年的鬼打墙中解脱。

我们的国家需要很多职业，公知是其中的一种。

是的，对“你就是个臭公知”，这就是我的回答：

“臭公知”“臭老九”，若这苦难与艰辛是必须的，若这付出乃至牺牲是值得的，我将以此为荣。

全文完

本来想起题目叫《“臭公知”发微》，其实更准确一些。但我怕这个题目有点掉书袋，有些朋友看不懂，想了想，还是用了现在这个——您看，其实我是个愿意在掉书袋和通俗易懂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的人。

今天的音乐是《Ich hab die Nacht geträumet》（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一首很好听的德国哲思古曲。

选它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传统就起源在法德，法国我写过了，本来今天想再说说德国，可惜今天文章聊不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这本书，《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以后我会讲讲。

订阅了一年多的播客《八分半》停播下架。翻了一下，其前身《八分》是2018年开始做的，我一直记成了2020年，因为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听《八分》讲加缪的《鼠疫》是记忆很深的事情。所以是2018年-2025年，竟然是前后8年的一系列播客。

最近还和朋友都聊到，我们听播客都容易听不下去，除了梁文道的节目。他时至今日还总是能涉足当红议题，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且完全不会说出让你讨厌的话。与此同时，节目还能播出。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平衡能力，他也大概是这一辈知识分子里最进步和少数仍然让你觉得他也在进步的。现在看，平衡能力也不是万能的。该衰败的东西抵挡不住。

不知道导火索是什么，我分享了他纪念蔡澜的那期节目（也是倒数第三期节目），罕见地听到他收敛不住的气愤和不平。虽然他后来又圆回来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官一档节目。之前有《一千零一夜》，有不同报纸上的专栏，有《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把这些串起来，我竟然也看他节目和文章有二十多年。他在早已开始衰败的公共生活里捍卫了一方天地。这次也期待有一档新的节目出现，但大概不那么容易。道长也是在一路撤退，一路以前进的方式退场。

最近回国的几天，逐渐感受到不妙的萧条，一种经济下行时期的人心涣散。一切好像比半年前更加不那么振奋。刚看到《八分半》的消息，很是感伤。一个捍卫公共生活的人被从平衡木上赶下，萧条中该多么寂寞。

劳东燕教授最新的文章，引发广泛的反响——为了不“坠落”，不被洪流冲走，人需要一点儿“反作用力”，需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联系我，专门表达对劳教授的支持。这种联结让人感动，因为它表明劳教授并不是孤军奋战。

当我知道斯伟江律师可以来书店分享的时候，和他讨论主题，听他要“谈谈劳东燕的抑郁和坚守”，我再次被感动了——这就是一种回响。

斯律师和劳教授都是绍兴人，算是老乡。他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又算是劳教授的“师兄”，这让这种“回响”变得更加亲切动人。

媒体（已经坠落）和法律界，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巨变带给人的冲击。他们的无力和悲哀——那种抑郁，从来都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挣扎。

而从另一个角度，他们的坚守也意义重大。即便是且战且退，这种坚守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这一点斯律师和劳教授另一位老乡鲁迅早已说过：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反抗绝望”一直是鲁迅的重要主题。

统战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

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而在今年春天的浙江采茶季，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农村女工，她们几十人共居一间宿舍、喝冷水、吃馒头，随着农事的节律，如候鸟般在全国巡回打零工。

这些新闻，让我们一次次看见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数量巨大，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清晨出门，夜里归家。用极其艰苦的劳动，哺育儿女，贴补家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她们？妈妈为什么要打工？为什么如此急迫地挣钱？她们在焦虑什么？

王欧，或许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超过十年，尤其关注女性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在江苏和广东的工业区、在广西和江西的乡村，他看到了农民工如何劳作，也看到了他们的孩子如何留守。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很重要——他来自江西，出生于1985年，是曾经的留守儿童，一位女工的儿子。

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事故发生后，王欧心中郁结，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的文章，他想要解释：为什么对这些农村女工来说，挣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篇文章发表于今年7月，《人物》也因此找到王欧，想和他谈谈。

王欧观察到，最近十余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在上升。在照料工作之外，农村女性，也越来越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为了挣钱，她们会在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出门打工；做陪读妈妈时，她们也在打零工；中年时她们会进厂，做高强度的工作；到了老年，她们会做清洁工……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化、换挡。

女性农民工对挣钱的强烈渴望，有大的背景。过去十多年，农民工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城乡结构的变化之中。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女工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她们陷入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拉扯之中，有着急，有取舍，有纠结，还有不忍和眼泪。

以下是王欧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女工的眼泪

我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开始于十多年前的田野调查。让我从两个小故事说起。

2013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博，第一年我们都在学校上课，要把学分修完。接下来就要找一个题目，开题、写论文。

说来也巧，2014年，我的导师参与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课题，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他知道我对劳工、农民工、城乡发展等等议题感兴趣，就让我做学生层面的负责人。那年暑假，我们去了研究的第一站，江苏昆山——留守儿童的父母打工的地方。昆山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经济很发达，经常排在全国县级市的首位。

在昆山，我们去了好多工业区，我们当时提出来，要调研那些把孩子留在老家的年轻工人，工业区管委会也很配合，帮我们找人。当然，工人都很忙，白班、晚班两班倒，我们的访问时间，要么是上午八九点，晚班工人刚下班，要么是傍晚，白班工人刚下班。当时也很奇怪，来参加我们调研的，大多数都是女工，是年轻的妈妈们。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家电子厂，那天早上，我也是发问卷，我们的问卷都是A3纸对折，正反各两页，问题很简短，有很多空白。我是填问卷的督导，哎，我突然发现，有个女工，填完问卷没走，还在写，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边写边掉眼泪。我也不敢打扰她。

后来她写完了，我就问她，是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不好，有好多问题没问到，以至于她还要自己写？她说不是，我们的问卷设计得很好，问题都是她关心的。我们当时的问题大概是：你为什么出来打工？打工之后怎么跟小孩联系？联系的频率是多少？打电话主要讲什么？就问得很细。

她说，正因为填了这么多题目，把她压抑在心里的很多话激发出来了，她特别想说。但是小孩太小了，这些话无法跟孩子说，只能把它写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她整个过程都很激动。

等她一走，我就看她写的什么。哎呀，我心里特别难受，她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要打工？她说，妈妈不是很狠心，不是不爱你，不是对你不好，我出去打工是不得已。我必须要出去，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你将来不必像我们一样。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她说这些话的场景。她是安徽庐江人，胖胖的，扎个辫子，眼睛大大的，边写边掉泪。包括那批问卷，这么多年了，一直跟着我，现在放在老家的小书房里。

当时我刚开始学社会学，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这个场景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呢？在那之前，在清华的课堂上，我接触到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当然很多研究就是我的老师、师兄、师姐做的，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判断是——短工化，新生代农民工会频繁换工作，一份工作干不满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他们在劳动伦理方面退化了，不像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忍受长时间的枯燥劳动。

在昆山接触一线工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这些研究和判断。但见到她们，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好多年轻女工，孩子刚出生就出去打工，没有见证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牺牲了非常珍贵的、陪伴孩子长大的时光。她们那么辛苦地加班、倒班，为了她们的小孩去劳作，一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那时候，我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她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再提供第二个例子。昆山的调研之后，我又跑到农民工的老家，看到了另外那批留在家带孩子的女工。

在广西，我认识了一位女工。她是贵州人，嫁到广西，第一胎生了个儿子，第二胎又生了双胞胎儿子。公婆都70多岁了，带不了孩子，丈夫是建筑工，哪里有工程就去哪。所以她只能自己带孩子。我们做了好几次访谈，我就发现，她特别着急挣钱。

这种着急的表现是什么？双胞胎孩子才一岁多，她就想跟着同村的女工去打工。她老公当然不愿意，一直摁着她，说她出去了，孩子没人管。那年过完春节，她趁老公喝完酒心情比较好，就做他的工作。他就同意了，说你去吧，跟着同村人，去哪个城市、去哪个厂，反正也知道。

年过完了，大家要出门了，她也收拾了行李，到河对面的公交车站等公交，准备坐大巴去广东。等车的时候，她老公就知道了，骑摩托过来，把她扣住，不让走。他一个人拦可能还拦不住，后来公婆也来了，一边牵着大儿子，一边背着小儿子，孩子哭着说，「妈妈你别走，舍不得你」。她心一软，瘫坐在地上，「工也打不了了，又出去不了了」，这是她的原话。

当时他们夫妻吵架，她就说，自己在家也没事干，「你做点建筑工，一个人做，我们七个人吃，你做多少就吃多少，都吃完了」。当地很直接，就是这样去算账。

我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留守女工，不是安心在农村留守，她们有非常急迫的挣钱打工的愿望。我也感受到她的纠结，她知道没人带孩子，一直在等孩子长大，一直在纠结，到底孩子多大，她能出门挣钱。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个村子的盖房标准是盖三层，她家还只盖了两层，你想她的经济压力有多大，自己结婚的房子还没盖完，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结婚，她能安心在老家留守吗？她的经济化取向，能不强烈吗？

我觉得，正是这些在田野中碰到的案例，促成我的思考，让我考虑女性农民工的经济面向，后面我写了一篇文章《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就讨论这些问题。

二代女工，相似与不同

我研究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而我们一般谈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60后、70后。研究中我就发现，这两代女工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以结婚作为转折点，结婚前，两代女工的区别就很明显。

第一代女工，出门打工之后、结婚成家之前，比较「懂事」，挣点钱就寄回去给父母，支持哥哥结婚，支持兄弟姐妹读书，她打工还是出于「家庭取向」，是为了她的父系家庭；新生代女工，尤其是90后、00后，家庭目的变得很弱，挣到钱就自己花，买衣服、化妆品、逛街……当然也会给家里一点钱，尤其是逢年过节，但是是以礼物的形式给的，意义不一样。

我访谈新生代女工，真的，她们都说，从刚工作到结婚之前那段时间，是她们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谈到这一段，她们眼睛都是发亮的。她们会认识姐妹，发了工资之后，放了假，她们会先饱饱睡一觉，然后小姐妹就一起逛街，试衣服，试鞋子，买化妆品，做美甲，做发型……逛到脚都走不动了，还要走。真的是一段非常明亮的时间。

到了要谈恋爱、找对象，两代女工也很不一样。

第一代女工，也有自由恋爱的，但不多。我有个姨，就是在广东打工时谈了朋友，嫁到了湖南，但前提是我外公同意，他不同意，她是嫁不过去的。更多女工还是回家相亲结婚。我的另一个姨，打工的时候，有个浙江男孩对她特别好，但我外公不同意，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女儿，坚决不允许她嫁到外面。她后来就相亲，嫁到了隔壁村，后面也不是很幸福。

她们出门打工，当然会碰到单身男工，也可能会有浪漫关系。但她的父母、弟妹、老家的习俗和观念……对她的影响更大。她们也更容易听父亲的话，「弟弟妹妹要读书，家里还这么困难，你要懂事」，等等说辞，都是对未婚女孩的要求。

但新生代女工，家庭的约束就弱多了。现在的家庭不会让她们拿多少钱回家。她们之于家庭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她在外面谈恋爱，要跟一个远距离、跨地域的人结婚，父母一般不会反对，反对也不会成功，我都看到过很多抗拒父母的案例。

这种差异背后，偏学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她们和乡土社会、和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

等她们结了婚，有了宝宝，尤其是宝宝上小学之前，两代女工的区别也非常大。

第一代女工，生孩子之后，很多就会留在农村带孩子。当时隔代抚养没有这么盛行，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的依赖也更强，女工在留守期间普遍务农，学界对此有很多研究，叫「农业的女性化」。她们对小孩教育也没那么重视，不会专门陪读。小孩上了小学，她们又会出门打工。

但是新生代女工非常不一样。往往小孩出生没多久，她们就出门打工，孩子上小学了，她们再回来陪读。我在广西、江西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刚几个月，妈妈就出门挣钱了，孩子上了小学，就回来陪读，她们很重视学校教育。

当然，这个群体也会分层——那些经济条件相对好、能买房或租房陪读的人，才会回来。也有大量80后、90后女工，尽管重视教育，但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她们的小孩依然读村小、镇中心小学、乡镇中学。她们不需要陪读，就一直在外面挣钱。

所以特别不同的是，你读过去关于女工的研究，无论是潘毅老师的《中国女工》（出版于2007年），还是李静君老师的《性别与南中国的奇迹》（出版于1998年），她们写的都是单身女工。女工结婚成家之后，就回老家留守、育儿、搞农业，成为「38、61、99」部队（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的一员。但今天的年轻女工，生子之后，反而是要出去打工。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学教育学、博士论文做儿童发展研究的同学聊起这个现象，她大为震惊——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从怀孕到上学这段时间，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所谓「三岁看老」，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要理解，女工的一生，都是随着家庭的需求而变。根据她们的经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孩子向上流动。所以她们必须把握窗口期，在孩子出生后、上学前的几年，努力挣钱，争取在县城买房，孩子上小学之后，就回去陪读。

虽然不舍，虽然心碎，但她们必须舍弃陪孩子长大的时间。这是她们的理性选择。

妈妈，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这些母亲背井离乡，远离孩子，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

怎么理解呢，我在那些工业区调研，我看到那些女工几乎都是，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你想，如果她是在富士康，每天早晚倒班，几乎没有休闲娱乐，都是在上班挣钱。遇到淡季，工厂单子不多，每月有一两天，她们会有点闲暇。怎么过呢，可能会先睡个好觉，睡到中午，弥补身体的消耗，醒来就刷刷手机。工友、老乡之间也会聚餐，但不再会像年轻时那样下馆子，而是在出租房里做饭，他们觉得这样更热闹，也更实惠。

当时我在深圳沙井工业区做调研，在城中村租房，我的邻居就是工人。我就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男性工人会喝很多啤酒，女性工人就一起做饭，她们会干很多活儿。

跟上一代女工相比，她们还是会为自己保留小小的空间，也会化妆，染头发，穿着也会在她们的审美领域，有一些追求。但是显然，会被压抑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能在自己身上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和金钱。她大量的时间都被劳作占据了，大量的钱，都被家庭拿走了。

当时我们做访谈，在那些出租房里，只要一聊到孩子，那些工人，尤其是女工，没有不掉眼泪的。我现在还记得，在昆山，我遇到一对河南夫妻，在富士康下游的代工厂工作，跟我聊完，那个妈妈就拿着毛巾，情不自禁地掉眼泪。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很傻，我老问她们——每次跟小孩团聚之后又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会怎么跟小孩告别？她们说，都是等孩子出门玩的时候走，睡着的时候走，或者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抱走，小孩子发现妈妈不在了，就哇哇大哭。

我就发现，这些女工，她们无法面对这些创伤性的场面，会把情感隐藏起来，不能碰。她看起来很冷漠，跟孩子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跟孩子打电话，老问孩子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听爷爷奶奶话，感觉她好像一个工具人，就是想着挣钱，就是用经济来弥补孩子其他层面的缺失。

但实际上，她们一直在压抑自己，她不能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表达了，她又做不到，她所处的环境和结构，也没有机会让她表达。所以她呈现出的状态，就是压抑和冷漠。

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精神世界——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

上面我们谈的是出门在外的女工，还有一批在县里陪读的女工。她们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在家不在位」，一个是「在位难工作」。

「在位难工作」，就是当孩子还比较小，或是处于教育的关键期，那妈妈的重心就是陪孩子。但她们又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怎么办，只能去做那种时间弹性的工作，通常是计件工，时薪甚至不到10块钱。

我在江西南部，就看到很多妈妈在做计件工。那边离广东近，承接了一部分内迁的服装产业，县城里有很多小作坊。一个小作坊，三五台缝纫机，就把陪读妈妈召集起来，让她们分包某一个环节，计件拿工资。

她们怎么做事情呢？早上，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去小作坊车衣；到了中午，如果孩子的学校不提供午餐，她就要回去做饭，学校提供午餐的，她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饭，稍微午休一下；工作到下午三四点，接孩子放学、做晚饭、辅导作业，等孩子睡了，她们继续工作到八九点。

还有一点，服装行业有淡旺季，淡季还好，相对从容，旺季就很麻烦。老板要赶在出货期之前，把产品往广东运，这时候女工会非常忙，她们的应对方式就是——三五个女工，统一找个亲戚来帮忙，看一周甚至一个月小孩，以集体育儿的方式来应对。

另外一种就是「在家不在位」，孩子稍微大了点，女工想多挣点钱，就会进到本地的工厂。我调研过中年工厂妈妈，都是每天在流水线上劳作十几个小时。旺季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甚至半天。她们想多挣点钱，就必然要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陪」的环节，会打折扣。

由此您就能感觉到，她们的生活节奏之快，时间挤压之深，又要工作，又要顾孩子，其实她们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没有所谓「从容不迫的陪读」。

我之前读过一些文章，有的说县城陪读女工爱打麻将、婚姻关系不稳定，有的仅仅关心这些妈妈怎么和学校互动，怎么报班，怎么教养孩子。前者让我很生气，后者我觉得视野太狭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女工，她的家庭要进城，她背后的经济压力、家庭分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工到底承受了什么。

城镇化如何形塑女工命运

女工承受的压力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大概起源于2016年，当时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工人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我要研究他们，不能只在他们的打工地，还要去农村，去他们的老家。

我去了江西和广西的两个县，要去农村，通常要在县城中转。当时在江西遂川，我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县里建了非常多的商品房，马路很宽，酒店很新，跟城市差别不大嘛。当时我就很好奇，到底谁在买这些房子？我模糊地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等我进了村，又看到了一些现象：村小基本没有了，小孩子读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很小（甚至还没有课桌高）就去寄宿，要么就只能到县里或者教育发达的乡镇去读书。

在广西调研时我发现，镇上都已经有了房地产楼盘。当时为了省钱，我还借住在那些买房的农民工家里。他们都是老家在村里，为了孩子读书，在外面买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聊到：房子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为什么买，谁出的钱，还欠多少钱……

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老家在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县，有山。那几年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家村子的资源禀赋越差，人出去打工越早、越多，空得越快，出去买房的也越多。我家附近，那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

大概是这些零零散散的调研、阅读与返乡经历，让我看到，中西部县城里建了很多房，而买房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开始更自觉地了解这个现象，了解土地城镇化，了解这对农民工的家庭、小孩与女工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

首先，农民工买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婚，在县里有房，那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会高一大截，尤其在偏远村庄更是如此；二是孩子读书。而且结婚和买房，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买房结婚，那么很自然，孩子就可以读书。

这种城镇化生活，首先我们要承认，农民工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不能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城镇化，但可以离开村庄，在县城买房、定居，让小孩接受城镇的教育，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这种跨越，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代价——买房要花很多钱，江西县城现在的房价，从六千到九千元不等，广西低一点，均价四五千。买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光毛坯房就是五十万，通常装修还要十几二十万。普遍情况是，买房会花光他们的积蓄，还会剩一半房贷，他们也可能不好找银行贷款，就会找亲戚借钱。因此，他们固然可以住进新房，但买房也会留下很多债务。

而且当他们到了县城，生活花费就会变得很高。吃的、用的都要买，县里的孩子，很多也会报培训班，会学才艺。我们就发现，县城孩子的抚养，也有中产化的趋势。县里无处不在的消费场所和消费机会，游乐场和商场，也会让花费变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陪读妈妈，她们的经济压力更大、生活支出更多、经济紧迫性更强。我认识的女工，有的在超市里卖东西，一个月1800块钱工资，都舍不得请一天假，背后就是这样的经济压力。

当然，更大的背景在于，在调研中我发现，在很多农村，建新房已经很困难，农民工被鼓励离开农村，到县里去买房。

在很多县城，好的教育资源都被转移到了新城区，老城区的实验小学、中学，资源越来越少，乡镇学校的老师和骨干，也不断被抽调到新城。

而这样的城镇化，最终加剧了女工的经济取向，加剧了她们在母职的不同方面的冲突。

女性的一生，如何嵌入家庭

我最近在关注所谓「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不能以切片的方式，去审视她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年龄，她们都是嵌在家庭和地方社会里的。每个阶段，她的生命意义都在不断转换。

在我看来，她们的生命周期，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结婚成家、生养子女。结婚成家之前，她们是非常自由的，甚至完全可以像城市的女性一样，去安放自己的亲密关系和生活方式。但结婚生子之后，她们人生的意义和任务都变了，职业生涯也会有巨大的断裂。

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孩子上小学。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随着县域城镇化以及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女工群体会出现分化。家庭条件尚可的女工，会去县城陪读；但大量家庭条件弱一点的女工，顾不了孩子读书，就会一直打工。

第三个转折点，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之后，教育基本定型了。这个阶段，女工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短短十来年，孩子会经历上大学、结婚、买房、给彩礼。尤其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在城市定居，她们压力就更大了，要给孩子在城里买房，至少要付首付。

在这个窗口期，她们会重新成为一个「经济人」、「打工人」，要么出门打工，要么进县里加班很厉害的工厂。有男孩的家庭，女工的「经济化」取向会更强。就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女工们，明明有更轻松的工作可选，她们为什么选工时更长、待遇更高的工作？这是在这个阶段会发生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孩子结婚成家，有了孙辈。她们可能会去带小孩。但现在很多年轻妈妈会自己带孩子，那女工就要持续地打工、给钱，以金钱的方式来帮助孙辈。但在这个阶段，她们不会那么紧迫和焦虑了，因为她们会觉得，孙辈出生，「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

这些阶段结束，女工就到了大龄，开始考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紧迫，这一代女工，普遍没有社保，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城市背着房贷，要么是自顾不暇的农民工。而且她们普遍有个想法，叫「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想自己搞定。

我这些年也在做大龄农民工研究。他们到了60岁甚至70岁，还在外面做工。我在江西回访时就发现，有个62岁的女工，因为她的公公卧床生病，她回了老家，照顾他直到离世。等后事一办完，她又跑到广东做清洁工。当时她给了我很大冲击，60多岁了，你都不能安度晚年，还要出去打工。她们是觉得，能够在外头干活挣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最后的尾巴。

那她们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就是做不动了，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了，她们就停下来，回到自己的村子，度过最后的时间。

纵观女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会觉得，她们的生命，是嵌在家庭里面的，而且因为城镇化的趋势，这些转折变得更加锋利，她们承担的压力也更沉重——城镇化在普及，民办大学与职业学校在扩张，孩子要进入城市。所有这些都会传导到农民工家庭，传导到女工身上，让她调整自己生命周期的转折。

我们说了这么多女工，那男工呢，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呢？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角色比较单一，就是挣钱。如果我们把分析女工的框架，用来分析男工，那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结婚。结完婚，他就变成了一个「当家人」，一个挣钱的人。社会对他的期待，就是你把钱拿回来，这就行了，你就是一个好男人。

从单身工人到丈夫、父亲、爷爷，他们的角色，相对来讲都比较简单。他们很少承担照料义务，一般什么时候会参与呢，过年返乡的时候，或者建筑工在两个工期之间返乡，会参与一些所谓的「家庭照料」，但这种管理也很粗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打一顿」，只有父亲能暴打孩子一顿。

至于这些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总的来说，家里的户主还是男性，他常年在外挣钱，回到老家，还是家里的代表，权威还在。但家里日常小事的决策，包括钱怎么花，其实已经是女性做主。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如果她在陪读，最后孩子不听话，没考上高中，那么丈夫会责怪她，她也会觉得自己没做好。在日常的照料和劳作之外，这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焦虑。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母亲又能怎样帮助到孩子？或许更多要依赖的，是社会和学校教育。

我的母亲，也是女工

最后谈谈我作为研究者的感受吧。我做研究，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大多数人是出于职业或智性方面的兴趣，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尤其是我们今天谈的母职和女工问题，跟我的经历直接相关。

我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幸福的家庭里。从很小开始，我就看到了所谓「母职的经济化」，看到了我妈妈在经济层面，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说我父亲，他是我爷爷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备受疼爱，他在村子里是开手扶拖拉机的，是个技术工，在村里也受欢迎。但他不是很着家，爱喝酒，喝完酒也爱打牌，挣的那点钱，自己胡乱就花光了。

而我妈妈，一辈子都是挣钱的人。在务农时期，她就是主力，我六七岁就跟着她下田，一直看到她很辛苦。农业是季节性的，不忙的时候，她也要干别的活。她去水泥厂扛过水泥，去石灰厂打过工，在工地上干过活。一般女性在工地上都是做小工，但她是做杂工，这是中老年男工干的活。所以你就知道，她一直都是重劳力。

我上初中之后，他们到广东打工，我爸爸不愿意进厂，就在那边开三轮，后来跟着我表哥，承包了一些工厂的废料处理工作。我妈妈更辛苦，她进过厂，做了好多年拾荒的工作。因为我爸爸的性格是那样，我妈妈总得跟着他、管住他，让他不把钱花光。

他们打工打了很多年，直到我和我弟弟大学毕业，中间他们还回家盖房子，也是我妈妈在总负责。

后来我父亲身体不好，因为爱喝酒，他变得很胖，50岁不到，血管就出了问题，偏瘫在家，我妈妈照顾他。但就算这样，她还是会出门做活，找那种凌晨、深夜干的活，这个点我父亲睡着了，不需要照顾，干完了，她就匆匆忙忙回家。那几年，是她最最不容易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妈妈的经济角色非常非常突出。她要挣钱，也要管我爸爸的钱，既要忙外面，也要忙里面。这一辈子，她都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凸显她「经济人」的角色。

这对我妈妈有什么影响呢？后来我弟弟有了孩子，她去帮忙带孩子，你就会发现，她很不适应，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她是典型的「干活的人」，这种照护工作，是她不熟悉的。所以她经常以那种命令的方式去带孩子，会骂小孩，恐吓小孩。她没有那种细心和耐心，也没有那么精致和讲究。所以直到现在，我妈妈生活在弟弟家里，矛盾一直都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母亲强烈的经济角色，她挣钱的辛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她很难兼顾别的层面，母亲、妻子的层面，我都看在眼里。

这种经历也永远影响了我们的母子关系。我小时候也不是她带大的，是爷爷奶奶带的。她常年干重活，后来又在外面打工，我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交流，其实没那么多。

但在做女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逐渐理解了我妈妈——她具备很多我们认为的「男性气质」，如果她不这样，那些活儿她干不下来。如果我不是做这个研究，不去访谈那些女工，可能我一辈子都不能理解她，没有机会去理解，我或许就成为社会上一个普通的养家的男人。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慢慢靠近她。在心底里，我也希望我自己的母亲读到我的这些研究。她为了家庭劳作一辈子，却没有与她的两个儿子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跟她讲，她的一个儿子，在以自己的调研、思考和写作，间接地理解她。

或许再过一些年，等我们都从容一些，我会给她写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口述史。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

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

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当然还有诸如LN省公安厅官微转发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的文章现记者怒怼前记者，网友：这才是记者中的真正脊梁！对我大肆羞辱。

做记者十几年，包括曾在北京电视台旗下北京时间短暂打过几天工，我从未听说过唐宇声。当初唐记者还多次在微博上挑衅我，不知后来何故他又亲自删除了自己的雄文。

在老何看来，自己删自己写的文章，除了食言自肥以外，就好比把自己拉出去的东西吃掉一样恶心，老何是断然做不出删掉自己文章的事情。

而共青团BJ市委官微则转发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文章称过冼村派出所的何光伟，你挑衅警察的样子，真丑！

@CU检说法 系江苏网红检察官王栋所有，作为同龄人老何面对他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六年，就在去年王栋才突然良心发现向老何道歉。然后他这个荣获全国检察类十佳优秀自媒体 @CU检说法 的公号也没了。

我对王栋的致歉深表欣慰，相比鹿邑公安、集安公安、蓝田公安和唐宇声之流，王栋至少明白骂人不对，有机会我跟他喝二两。

还有最高检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也转载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笔名为御史书童的检察官文章再过100遍冼村派出所，你也得配合出示身份证对我大肆指责。

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官微也刊发检察官廖震寰的文章检察官有说法：守法，请从自己做起指出：何光伟“欠缺法律素养”、“缺乏正确理解法条的能力”、“是‘自以为懂法，实际上就是抗法’的鲜活例子。”

就是这个连我工作单位都没搞清楚就猛批我的廖震寰，现在已经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老何只给《南方周末》撰过稿，从未真正在《南方周末》打过工。希望廖震寰这位曾经“广东省十佳公诉人”在办理案件时切不可跟骂老何这样草率，若不搞清楚事实办案那就是要人命了。

与信阳中院书——旧文重发
张战伟传——重发
孙力军传
过凉州户
王然救父
李书耀传
向于凯律师致敬

七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疫情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活着而努力，包括查我身份证的冼村派出所警察和那些在网上骂我的人。

在《过冼村派出所》发表次日一早我家被围时，我已到白云机场登基。我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去山西，因我另一老板的事情，我和施平律师一口气起诉当地警方14次，就是那次持续几天13个案子的开庭，我们一口气胜诉13次。加上此前一次诉当地警方不作为，那家公安一共败诉14次。直接后果就是当地公安局局长下课换人，当然我老板的事情也得到了处理。

过冼村派出所后，当时的广东捕头李春生曾让我们共同的朋友警告我：你都成网红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把我们广东警察的形象全毁了。

我之所以路过冼村派出所，是去找赵绍华律师与我老板黄家仁。赵彼时为黄辩护。黄曾经做过30余年的警察，后遭汕头公安栽赃构陷十余年。

在老赵和我的努力下，我们把黄案的幕后黑手前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奕华告进监狱，将汕头市当时的一位重要领导告到调离汕头，换来了黄案一审无罪。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他在二审宣判前离世。

正是因为黄案，我和黄都曾多次写信给李春生。遗憾的是我这位河南老乡坚决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听闻他的落马也和汕头有关。

这七年我还因卖官窝案起诉信阳公安，我熬走了袒护信阳公安的一堆领导，包括拒绝打贪反腐的信用市两任纪委书记，还熬走了因我诉信阳公安而多次要办我的甘荣坤甘荣坤受审 我申请旁听。

遗憾的是，我老家信阳公安那帮卖官鬻爵的犯罪分子们至今几乎毫发无损。我对此深感无力，只能怪我人微言轻又没钱买个更大官去对信阳公安刮骨疗毒，信阳公安卖官窝案大概率也就烂尾了。

我也因复印案卷材料乱收费过番禺法院，广州市有关部门邀请我亲自围观查处该院小金库，复印费小金库事件听闻也是该院时任院长何国雄落马涉及的其中一个小事。

这七年我还经历了诸如仅罚款100元、过凉州户、广州地铁强行要求戴口罩于法无据等事件，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我所有计划。

我还隆重纪念张宏宇不宜再担任法官一周年 老何发表重要讲话打掉了张宏宇法官的员额，然后在公开谴责中原区法院院长乔亦丹，乔院长继续升官，我再次感受到了司法不公带给我的无奈。

在我被执信中学家委三次踢出微信群后，虽然我呼吁请依法取缔家委会未成功，但广东发改委已发文规定：严禁学校以家委会、班委等名义强制违规收费。

我也等来了秦如培的落马，当年秦如培曾指示贵州高院发函收拾我，让我再次坚信只要是坏人早晚会被天收。

这七年我看到了黑我我老乡胡圣银等人的朱是西挂掉，虽然南阳官场再震荡 朱是西搭档张明体被查，但胡圣银案至今未得到解决。胡案让我看到河南官场利益共同体的顽固，他们可以以法律的名义来“以恶化债”。

我还过绵阳市公安局，我见识了绵阳公安一些办案人员的疯狂，当然也等到了陈思宇无罪归来，我们坚信四川高院能改判曾建斌无罪。

我也过顺德法院，这个至今仍在开庭的宁远喜、温惠冤案，不仅让我见识到了官商勾结的厉害，我更感受到了宁远喜夫人石晓文和温惠丈夫朱春萌及其家人的坚强，如果说石晓文是为夫鸣冤的代表之一，那么朱春萌一定是我见过对妻子不离不弃、持续喊冤的最伟大的丈夫。

我所见过的喊冤者，几乎都是妻子为丈夫、妹妹为哥哥、母亲为子女喊冤，丈夫为妻子喊冤还能如此坚持的人，除了朱春萌我真没见过。希望顺德法院能依法传唤梁维、叶华能等证人到庭，不然真对不起近期网友对顺德法院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还是我们网上看到的亮证姐、帽子姐……我们都能看到诸如查我身份证一样那些警察的身影。无论有没有违法，我们几乎都能跟警察打交道，都可以看到警察经手的事情。

警察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我们的安全、稳定生活也离不开警察。所以我们需要警察讲法、守法，这也是我《过冼村派出所》的初衷。

我绝对不敢跟有些自媒体煽动的那样“与警察对抗”，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老何天生胆小怕事。无论我过冼村派出所还是告信阳公安，我都是希望我们的警察群体懂法守法，希望你们爱惜你们的形象，希望我们警民关系融洽和谐，希望冤假错案不再发生。

七年过去，我知道的一些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新的冤假错案又被制造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警察都守法懂法、都依法办案，还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吗？虽然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在骂我，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年有不少警察也给我点赞，他们认为我过冼村派出所警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法，信阳乃至河南的不少警察甚至认为我告信阳公安，让他们的领导不敢再卖官。我确实人微言轻也没啥能耐，但我肯定会继续坚持自己，做我认为是对的和应该做的事情。相信那些骂我的人早晚也能理解。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警察的执法水准和宽容度自然也不是我老家信阳所能比的。这就是我有些朋友问“你敢回老家信阳过次派出所吗”的原因。我希望警察都能专业守法、依法执法，也希望所有的公安机关能宽容老百姓说几句话，比如我《过冼村派出所》。

无论我们对查身份证这事能否做到统一的看法，我相信司法公平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究的目标。法治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建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法治，无论警察、还是那些骂我的唐宇声之流。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8月4日这天，涌到派出所、市政府和教育局的江油市民，许多有着和周诚类似的情绪：弱势者被霸凌，警察惩处不力——人们为之不忿，也有映射自身的恐惧。刘芳是个母亲，也住在农村，她搭着邻居的摩托车赶到市政府。她决定要发声，用农村的说法就是“闹”，“如果我不闹，以后我的小孩遇到同样的事情怎么办？”

市政府大厅里，林雨母亲跪着，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她与丈夫不停地把头磕在大理石地板上，举起双手跪拜，抓着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前来声援的市民围在他们身后，把市政府大院和附近的道路占满，人群举起密密麻麻的手机屏幕，传播现场视频，为无声者发声。

当晚，聚集群众被警方采用暴力手段驱散。第二天，随着线下清场和网络删帖机器的高效运行，这场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的抗议被迅速地抹平。

事发一周后，水瓶纪元在江油市内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平静。路边的餐馆有人吃夜宵，警车安静地闪着红蓝色的光经过。林雨居住的小镇，街头不再有人讨论这件事，闹市区超市的老板和顾客闲聊，被问及霸凌事件时，只摆摆手说：“我们在店里，那天没去。”过一会又指着一个方向示意，“她（林雨）就住那个山头”。

有当地人称，高速路口仍在排查外地牌照的车辆，林雨事件的一些重点区域，也仍有专人在上报“可疑人员”。江油市政府门前的道路早已畅通，街上的小店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在往返巡逻，无人侧目，一切如常。

恢复平静的江油市政府前（图_水瓶纪元）

弱势者

7月22日，14岁的江油中学生林雨在市区一处废弃楼房内，被三名年龄相仿的女生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现场视频显示，打人者逼迫其下跪，并反复脚踢其头部、脸部、用PVC管击打其身体。施暴期间还有人用手机拍摄。

事发10天后，8月2日，林雨被霸凌的视频片段在社交平台发酵，有人披露林雨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为不识字的农民，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霸凌者“家庭背景深厚”的消息。弱势群体被“上位者”霸凌的情节令许多普通人共情，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

8月3日，周诚看到了同事在微信上发给他的霸凌视频。周诚年近40岁，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儿，和林雨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刚打开视频时，他就觉得画面中被打的女孩面熟，或许在村里上山下山的路上和她有过照面。“这娃好像是我们这儿的”，他告诉同事。“就是你们村的”，同事回复。

周诚认识林雨的父母。他回忆起，林雨的父亲常年不在村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母亲为聋哑人，交流不便。

林雨家位于江油市大康镇某村，距离江油市区十余公里。村落依山而建，林雨家所在村组位于更深的山腰，距村口五六公里。村组不大，不足十户，几栋自建房沿着蜿蜒山路零散分布。这里常发生滑坡、泥石流，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防震避险的通知。

林雨家所在村（图_水瓶纪元）

林雨家是一幢两层的自建房，屋顶覆铁皮棚以防漏雨，自8月初事件发酵以来，家中没再住人。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林雨的祖父数年前到河南的矿井采矿时遇难，平日她与父母、奶奶同住。为便于就学，一家人在林雨上学的镇上租房，假期再回村。全家靠种地维生，林雨的父亲偶尔随施工队接零活。

周诚说，林雨家经济条件一般，几年前，本地的矿山占用了他们原本的住处，给他们迁址建了新房。若非因为矿山占地获得了一些赔偿，他们难以搬入现在这幢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子。

看完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后，周诚感到愤怒。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校园霸凌距离自己这么近，而被霸凌者就在自己身边。最让他愤怒的是，事件中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还将霸凌过程拍了视频。“如果单独找（林雨）谈清楚，甚至扇两耳光，我也不至于这么在意。但拍下视频，再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肢体冲突不罕见，几个人因为口头纠纷打起来，也算正常。他担心的是，一旦录制视频并公开，这样的公开记录会伴随被霸凌者很长时间，影响她未来的人生。

除了周诚，8月3日这天，为林雨的遭遇感到愤怒的还有许多网民。尽管事发一周后，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此事的视频和评论几乎已被删除干净，但从视频被披露到发酵的过程中，林雨被霸凌的视频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力度至少足以覆盖江油这个常住人口70多万人的西南小城。林雨的遭遇让每一个观看短视频的普通人关联到自己的命运——作为弱势群体，被“权贵”欺压。

“霸凌者背景深厚”的说法因此深受欢迎。有人“爆料”，施暴者之一刘某甲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也有传言说，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级警督。尽管在两天后，也就是8月5日，江油官方发布公告辟谣称，霸凌者父母均为普通务工人员，但是，可靠信息渠道的减少和蓝底白字通报的不容置疑，并没有说服事件的关注者们，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官方不同的解释。

恐惧

事发一周后，谈及此事，林雨同村的村民孙飞仍旧愤慨不已，“别人（霸凌者家长）是当官的，（林雨父亲）报了案10天（警方）没有作为，如果不牵涉当官的，派出所早就处理了。”他觉得，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一家，更需要大家一起声援。

随着林雨被霸凌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8月4日上午，江油警方通报处理结果：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中，两名满14周岁的女生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人未满14周岁则受到批评教育。受害者伤情被警方鉴定为轻微伤。

但这份迟来的处理通报，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发了人们更多的猜测。有人认为霸凌林雨的三名女生受到的惩罚过轻，觉得背后“有猫腻”；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曾看到本该接受“矫治教育”的打人者之一出现在台球厅，暗示霸凌者已经逃脱了法律制裁。

8月4日上午，因不满事件处理进展，一些市民开始自发聚集在江油市城郊派出所门口，想为被霸凌女孩林雨一家“讨个说法”。周诚在朋友圈传播的视频里看到，人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林雨父亲一度躺在派出所门口，而派出所方面始终无人出面回应。

看到这段视频后，周诚决定去现场看看。

周诚对霸凌者在视频里的“嚣张”态度尤其印象深刻。在那段霸凌视频里，林雨哀求不要打脸，称父亲看到了会报警时，霸凌者之一表示：“（我们）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有）20分钟就出来了”。

村民刘芳也对霸凌者称不怕报警的言语感到震惊。“出了（霸凌）这个事，那个女孩（霸凌者）说进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了，都不怕别人报警，（好像）法院都是她们家开的，想咋样就咋样，她说这种话，每个人都觉得愤怒。”

刘芳和丈夫都是农民，比林雨父母年龄稍大。刘芳的丈夫曾常年在外务工，多是干装修、建筑等零工。她和丈夫住在一幢二层自建房里，室内简陋得像毛坯房，墙壁和地板都是水泥，屋内陈设着旧沙发、矮桌和置物柜，没有空调，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家中拮据，令刘芳对贫富差距更加敏感。“现在小孩上学，你骑自行车或三轮车去接送，而别人开小轿车，小孩们心中就会对比。即使五六岁的小孩，也认识各种牌子的车。“她告诉水瓶纪元，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也曾受过同学的嘲笑和老师的轻视，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霸凌不曾张扬于更大的范围。

尽管刘芳的孩子已经长大，不会再面对校园霸凌的情况，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想法这段时间一直萦绕着她，“如果我不敢闹，万一以后自己小孩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8月4日下午，刘芳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因与派出所交流无果，人群转而前往教育局和市政府，她决定搭村民的车一同去声援。城郊派出所距市政府3公里左右，在市政府门口，人群和保安发生冲突，从门口涌入市政府院内。

下跪

水瓶纪元走访了解到，与林雨一家同一个山头生活，甚至打过照面的村民们，都没有从林雨的父母口中了解过事情的近况。“他们不会自己到处说”，一位邻居说，霸凌事件及其之后的事情进展，本地人也都是从短视频里看到的。

短视频中，8月4日下午，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名自称是林雨舅舅的男子，和市民讲述自己对警方处理的不满。这位“舅舅”提到，早在7月22日家属就已经报警，直到8月3日，才有警察向家属保证“能处理好事件”。”他称，他们在派出所等了一天，4号早上，警方才发布通报，且通报中，霸凌者抢劫手机、故意殴打等行为都没有立案。室外烈日当头，围观者都用衣帽遮挡太阳，该男子顾不上这些，他情绪激动，嗓音嘶哑，一边说一边在头顶比划，“已经过去10多天了，（女孩）脑壳上面还有包。”

另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也发生在8月4日这天。在市政府，林雨的父母以近乎匍匐的姿态跪在市政府大厅。这对夫妇年龄不大，穿着黑色无袖上衣的林雨母亲身材瘦小，嘴巴焦急地张得很大，但发不出声音。林雨父母在政府大厅不停地磕头，举起双手跪拜，爬行几步后跪倒在一名政府官员装扮的人脚边，抓着他的脚腕希望“求一个公道”。

在视频中，林雨父母下跪的对象自称江油市政法委员会_（下称“政法委”）_副书记。这是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被跪着的林雨父母双手抓住时，他仍站得笔直，手持扩音器对围观群众讲话，似在劝导，目光并未落在脚边跪地哀求者的身上。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位领导回应，林雨父亲一度仰头嚎啕，身边的妻子也因情绪激动瘫倒在地，周围人将她扶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中，许多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现场状况。视频画面捕捉到，有围观市民将拍摄的现场视频发到微信的聊天框内。

周诚当时就在现场，他后来也看到了这段视频，与对霸凌者的反感类似，周诚对该名官员在调解现场的做法也非常不解。他认为，无论事件责任如何、诉求是否充分，面对这种情形，身为领导，最基本的做法应当先将对方扶起来，“人家平民百姓两个人跪在地上把你腿抱住了，就是祈求你，让你’可怜可怜我‘，结果你就一直在那站着。（他们）跪在你面前那一刻，你应该给人家扶起来。”周诚皱着眉说，“这是最基本的，不管官大官小，人人都是平等的。”

周诚记得，起初，在8月4日上午，市民还可以自由出入市政府会议大厅，随着下午到现场的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维持秩序，政府大门被关闭，围观者不能再进入。当天天气很热，周诚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市政府门口等，“希望政府给个说法，要求严查”。

后来，自称是江油市政法委副书记的男人告诉市民，可以到指定的会议室坐下来表达诉求。

周诚回忆，他随人群进入了会议室，市民代表们在台前讲话。这些代表来自市区或周边乡镇，多数为自愿报名，与受害女孩家属并无直接关系。周诚表示，市民代表们的主要意见是，“保护该保护的未成年（人），而不是（只要是）未成年（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内的会议室（图_网络投稿）

多段会议室视频显示，有市民代表手持带底座的话筒，轮流以四川方言质问一名黑衣男子：“受害者父母不识字、母亲是聋哑人，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让他们签字？”“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应当如何处罚？”“家属与官方说法相互矛盾，你们称受害者父亲已同意处理方案，他说你们可能对他进行了诱导。”每段发言落下，室内人群便起立鼓掌、欢呼。

“（市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随后大家又去了教育局。”周诚说，他到场的初衷很简单：施暴一方的监护人应在现场向受害者一家公开致歉。“未成年人可以不出面，但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给大家郑重道歉？”

同样赶到市政府门口声援的还有24岁的陆强，他住在绵阳市区，女儿今年三岁。8月4日，他本来和朋友约好来江油钓鱼，可刷到霸凌视频后，“心情都没有了”。看到有市民聚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和朋友也打算过去看看。

到了人群聚集处，陆强听到了受害者一家的更多情况，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无力感，“这么久了，为什么（霸凌者）监护人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在市政府门口，陆强听到围观群众的讨论，希望政府对霸凌者予以严惩，可陆强觉得“政府也没办法，刑法在那儿放着，不可能让小孩进监狱。”他说，8月4日下午，当他刚站在市政府门口时，他仍然乐观地相信政府会对事件有一个交代，而在此之前，大家给政府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是必须的。

清场那一夜

江油市民将8月4日在市政府门口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网上，大量视频显示，警察和群众产生冲突，市民们被警察拖走。

多名警察围殴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刘芳说，当天她在市政府门口看到很多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她不敢拍视频，也不敢和身边人讨论。她很怕，那天之后，再聊起这件事，她在自己家都下意识地压低声音。但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非如此不可”，除了走上街头让政府“给个公道”，她没有其他办法。

当回忆起市政府门口的聚集人数之多，刘芳似乎也获得了克服恐惧的勇气。面对水瓶纪元，她的语速逐渐变得飞快，声音也大了许多，”农村人没文化没背景，官当得再大，但是我们老百姓人多嘛。我不相信他把几万人一次性给全部搞‘死’嘛。”

实际上，在8月4日下午，当市民代表们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惩治未成年霸凌者时，在市政府门口外，由于聚集的人数不断增加，警方的布防开始升级。数辆黑色有“特警”标识的面包车和大巴车来到现场，人群被拦在道路两边，分散在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东段的整个路段，警察站成一排面向市民，阻止更多人向市政府聚集。根据现场视频，一个市民被多名警察拖行带走，路边被警察拦住的人们喊着“暴力执法”，却未能出力阻止。后又有多人被抬走，包括一名穿着裙子的女士，也被三四个警察抓住，四肢离地地被拖走，有人高喊“抓老百姓干嘛？”

这天傍晚，周诚因工作提前离开市政府的会议室。他指出，随后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里，在市政府外指挥警察拖走一位中老年妇女的黑衣男子，就是此前在会议室里被市民代表质问警方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多名警察在市政府门口拖行一市民（图_网络视频截图）

那段视频让他印象深刻：画面拍摄于市政府对面的江油市第一中学门口，人群被挤到路边，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与一名黑衣寸头的中年男子围住一位瘦小的中老年妇女，两名警察似在说服，而前述据信为政府官员的黑衣中年男子，手持扩音器，手指着该女士反复吼问：“你走不走？”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挡在这位妇女面前，质问黑衣男子：“你要爪子（干什么）？你要把人家老婆婆拖走是不是？”也许是被质问的语气激怒，黑衣男子情绪激动，用手指着青年示意身旁警察，喊道“拖起走”。几名警察冲出，抓住青年的胳膊将其拖走。

在江油市民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当权者欺压弱势者的画面。周诚气愤地说：“（黑衣男子）当的啥子官？我们都是围观者，你不能随便想拖哪个就拖哪个。”

警方的暴力让直面冲突的人群又多了一重愤怒，许多视频中人们喊道：“凭啥子抓人？”“警察打人了！”“就这么对人民群众？”

现场视频显示，到了深夜人群仍未散去，有人带头唱起国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警民对峙加剧：有人摔倒在地，被四五名警员围住并有踢打动作；有人对镜头控诉称，自己被喷射了辣椒水。

凌晨一点后，人群被驱离至诗仙路尽头的中坝广场。警方在广场抓捕尚未离开的市民，有人骑电瓶车逃跑，坐在后座的拍摄者哭叫着喊“他们来抓我们了”，画面中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紧追黄色上衣男子，飞奔穿过广场。网传画面显示，警方至凌晨三点仍在清场，现场传出惊呼声，随后直播中断。另有网友发布抖音直播间截图，页面提示“服务器升级调整中，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8月4日傍晚时分，刘芳在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前离开了现场。其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到多段冲突视频，看到有警察殴打现场抗议的群众，有人被拉牲口的货车拉走。她被强烈的惊吓淹没，“太恐怖了，一个国家政府都这样干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办）？”

当地被用货车拉走的被捕市民（图_网络投稿）

陆强也没有在市政府门口待到晚上。傍晚，他也刷到警民对峙冲突升级，警察暴力清场的视频。尽管曾对政府维持秩序、不公开案件抱有理解态度，但他觉得，用这样暴力的手段对待江油市民是不公平的。“一个老百姓，你说他暴乱了，人家手上又没拿东西，在没有威胁到（警方）人身安全情况下，政府有点太过激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沉重和无奈，“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公平，太可怜了。”

新的一天

8月5日早上，市民再次聚集在诗仙路东段，通往市政府大楼的路口已经设有黑色围栏，道路也以交通管制的名义进行了封锁。市民拍摄的视频中，一个黑色上衣青年隔着栏杆对警方喊话：“你们也有娃，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想政府高高在上，我们在维护江油的形象……人民警察为的是人民，我相信他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的是政府给说法，不是要冲击政府。”

江油市政府所在的诗仙路被管制（图_网络视频截图）

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妇女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娃都是在念书，马上开学了，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但随后，一队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扯开围栏冲向这位青年，把他推到在地上后抬走。一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紧跟其后，喊着“往后退”，并从自己的装备中拿出一瓶雾状液体向市民喷洒，从视频中市民的反应看，这种液体有刺激效果，阻止了其他市民靠近。

许多参与声援的市民将现场的图片、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江油”一度成为微博热搜词条。网友郑月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在8月5日9时许，转发了多条含“江油市民被警方殴打拖行图片”的微博，不久后均被删除。

微博相关话题词被封禁（图_微博）

8月5日，四川绵阳网警回应施暴者父母身份问题，称网上出现“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的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等信息均为谣言。3名违法人员（霸凌者）的父母分别有2人无业、2人在省外务工、1人为本地售货员、1人为本地外卖员，编造谣言者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辟谣信息被网友总结称：施暴者家长“没有背景”，处置迟缓是因为派出所积案过多。但清场事件发生后，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加重，比如刘芳就对官方的说法半信半疑——“你怎么晓得是咋个事情？不晓得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删帖和官方通报双管齐下，8月4日晚，江油警方暴力镇压事件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禁忌”。但网民对霸凌事件的“私力追查”仍在继续。施暴者刘某甲的个人信息被违法“开盒”，家庭住址曝光，甚至有人找上门，在其家门前撒尿、扔纸钱、倒垃圾。施暴者刘某甲家的邻居告诉水瓶纪元，几天过去，施暴者家门口的走廊里仍有异味。

“人不在家，一家人都没在。”这位邻居称，目前小区已经几乎恢复了平静，“（家长）同意赔偿并道歉”。此前，有陌生人到其门口焚烧纸张、撕毁门框对联，但邻居“不清楚是谁”。

刘某甲住址门口有人烧纸（图_网络投稿）

上述邻居告诉水瓶纪元，施暴者刘某甲住的小区是2019年交付的安置房，当时房价每平米四千余元，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农村回迁来的，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钱，我们也都是种地的农民。”这位邻居也确认，刘某甲父母并非权贵，“一个送快递，一个帮人卖货，都是普通人。”

为了回应人们对官方通报的质疑，8月6日，江油当地官媒“涪江观察”继续发布文章称，刘某甲曾有过一次因纠纷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记录，而网传视频中彭某某、刘某甲自称“进去派出所十多次，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的言论系担心受害人报警，故意夸张吓唬受害人。这篇有官方独家信源的文章还披露，打人者及家长已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林雨家人也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再转发视频。”

事件仿佛戛然而止，但在江油市民眼里，霸凌者的监护人没有公开道歉，政府的解释也没能回答大家的质疑。

周诚对这样不了了之的结局感到憋气，“感觉事情就被压下来了，很糙很潦草。”他说，他从前相信公权力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觉得有问题可以找警察，但现在他“切身地觉得世道不公平。”

随之而来的还有担忧。周诚的女儿也在上学，身为家长，自己不能24小时贴身跟着女儿，如果女儿也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他开玩笑地说，“或许应该让孩子学一下散打拳击等搏斗类项目？”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反复告诫孩子，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欺负别人，但如果受到欺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

多位和被霸凌女孩同村的村民表示，当地政府官员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走访“，要求村民不要讨论，也不要传播相关视频。微博搜索栏中，江油仍关联着“警察打群众”的词条，但已搜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微博AI总结的搜索结果中，事件定性一栏显示“无证据表明警察参与殴打群众。”

这些愤怒、担忧和害怕被迅速抹平了。到了8月5日下午，通往市政府的诗仙路口的街面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两天后，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在距江油车程2个多小时的成都开幕，多家媒体宣传，开幕式向世界递交了一张“和合共生”的文化名片。

（林雨、周诚、孙飞、刘芳、陆强、郑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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