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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梁文道《八分半》播客、木蹊说、有病要讀書plus。

一、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八分半》是香港文化人、传媒人梁文道于2024年4月推出的付费单囗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收费299元人民币。节目除了讨论文艺作品，也关心社会热点事件，以及世间一切有意思的物事。《八分半》是中国付费播客的“顶流”节目之一，仅播客平台“小宇宙”上就有超过3万5000人付费收听。

2025年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以港版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7月下旬，该节目在喜马拉雅等多个平台下架；8月19日，该节目也在播客平台“小宇宙”被下架。

梁文道曾对媒体《香港01》表示，被多平台禁言15天，节目将在8月初恢复更新。然而直至8月19日小宇宙下架前，《八分半》并未恢复正常更新，仅在8月6日发布一首音乐称“两周没见了”，再无更多内容。

8月20日凌晨，《八分半》在小宇宙发布通知，称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深表歉意。有听众在这条通知下发布蜡烛等表情表示支持和怀念。此后，节目页面被删除，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

之后，梁文道发布了一段20多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

编者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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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蹊说：请停止说谎

微信公众号“木蹊说”长期针对发生在中国的各类热点事件、社会舆论话题发布评论文章。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多篇该号所发的文章，其中部分遭到审查删除。

目前，在微信平台搜索“木蹊说”，已无法展示相关账号内容。

在该号于2022年12月31日发布的文章《2023，请停止说谎，相信真话的力量》中，作者写道：

真话，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因为说真话越来越少了。

我们看到的是大V们四处带节奏，一边在外国置产买房，申请绿卡，一边描述国外水深火热、阴险狡诈。

我们看到的是专家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边自己布洛芬和进口药，一边向农村朋友推销中成药。

[…]说真话，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

因为这个时代并不奖励说真话的人。

李文亮医生说真话，被训诫。张文宏医生不过是一再重复自己三年都没怎么变观点，突然就成“汉奸”。

说假话的呢？

有的在日本，每日离岸爱国。

有的在美国买房，然后让你别吃西药。

有的主动染阳写日记，一天流量、打赏好几万。

还有的自己都过意不去了，在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出个视频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会被他骗，如何防止被他的同类骗。

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呢，就在充斥着假话的舆论场，以讹传讹，自我感动。

渐渐地，不堪的成了被褒奖的，普通的成了优秀的，平凡的成了英雄的，牺牲的成了感动的。

渐渐地，常识成了真理，真理成了阴谋，正常的人成了异类、成了不合群。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有些牺牲本可以避免的，有些感动本不应该存在。有些错误更要去反思，去追责！

而不是一句“新年快乐”，一切就翻篇的。

今人不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病毒不会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而消失。

那些擅长说假话的人，不会因为到了新年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时间不是解药，时间只是遗忘药。

都说文艺工作者要不辱使命，不负时代。

怎么完成使命呢？

我想，首先就是去播种说真话的种子。

即便有些真话不能说，那也要做到不说假话。

这三年，遗憾有之，荒诞有之，可歌可泣亦有之。

而我们的良心，就是忠实的记录这一切，不要扭曲回忆，不要忘记伤痛，不要跟着一些人说谎作恶，干点有出息的事儿。

没有一个人会被真话带偏。

没有一个社会会被真话扭曲。

没有一个国家会被真话辜负。

三、有病要讀書plus｜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讀書plus”，发布文章对中国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进行评论，同时对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进行质疑和嘲讽。目前，在微信平台搜索该号已无法显示。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该号所发布的多篇404文章。

疫情期间，该号发布讽刺文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测其核酸，查其绿码，盘你疫苗……》

文中作者写道：

这几天网上发生了个很搞的事情，起因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今的教科书把“斯”改成了“是”，然后网上就吵起来了。

有人说自己学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人说自己学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前者有的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斯人”，后者有的说“绝对是是人，说斯人的都是嘴犟”。

结果有这么多人吵得如此真情实感和龇牙咧嘴真是令人震惊，大有粉圈互殴的气势。

我问了我周围七八十年代的小伙伴，他们都很不服气，我们的教科书绝对写的是“斯”，你以为我们当初屁屁是白揍的？

我觉得这点事情就是人教社的问题，你就格局高一点，承认有别的版本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没有这个争论了。

你硬要摆出一副我才是天下正宗你们都是歪门邪道的样子，强调自古以来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等于硬生生的把我们这些学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记忆给抹去了。

换谁不疑惑呢？

说来说去，是和斯的意思在这里是一样的，都表示这个。

如果你不是直接引述孟子原文，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算错，因为语意并无分别。

我奇怪的是，就这么件不算事儿的事儿，怎么能吵那么久，网上的讨论竟然达到了亿的级别。

这只能说明，现在既能引起争议又安全，达到广泛传播又不触及任何G点的话题已经不多了。从最早的甜咸粽子，到今天的“斯人”“是人”，媒体也是辛苦了，以前用来挖掘真相的能力，全面转向正儿八经地扯犊子了。

儒家文化，就真的很爱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扯来扯去，就那几个字在原地转圈。

实际上，现实社会的绝大多数时候，老天苦你心志，劳你筋骨，饿你体肤，空乏你身，都不是为了降大任于你，而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奉献与服务那些不苦、不劳、不饿、不空乏的已得大任之人。

再说了，疫情期间，现在老天即使想降大任给你，也已经不管你饿不饿肚子了，都要先测你核酸，查你绿码，盘你疫苗，调你轨迹先了。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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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〡李老逵

昨天自媒体圈荡起一个不小的风波，那就是知名公众号“呦呦鹿鸣”回归了。

我印象中之前他因为写山东的“下跪”文化惹下了麻烦，停更过一年左右，后来复出，结果没过半年，又再次停更，这次足足停了一年半。

有消息说他这次闭关，不仅仅是因为麻烦，还有身体原因。

不过回来了，总归是好事。时事评论类的头部公众号，现在早已凋零的差不多了，作为为数不多敢写点真话的作者，“呦呦鹿鸣”和主理人黄志杰也称得上是前沿阵地和先锋旗手了。

上一次回归，他的文风和缓了许多，话题也变得温和。而这一次回归似乎有点不同，保持了原有的犀利，而且选题《我的朋友盘能文》仍然是题目波澜不惊，但内容波涛滚滚。

而且，我觉得他的文风现在很像当年的南方周末。

我其实和黄老师没有私交，印象中他是2018年底因为最高院那个丢卷的案子火的。因为我那时才刚刚开始写文，所以印象还比较深刻。

他在那个案子之前，还是个小号，排版什么的都还比较粗粝。

然而，一篇“员外郎”的文章，让“呦呦鹿鸣”迅速火遍全网。

我当年也很关注这个案件，并且也写出了现象级的爆文《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最高法院》，这篇文章有三百多万阅读。

不过黄老师是搞媒体出身，知道边界和红线，而我当时还是初出茅庐，所以只知道凭勇气冲锋陷阵，于是在随后的一篇质疑调查结论的文章上给自己惹了不小的麻烦，以至于后来的几年有点“一蹶不振”，加上工作繁忙，甚至停更了两三年。

那三年期间大家都憋在家里，我重新出发，写了不少抨击的文章，以至于号又被永封了，现在的号是2022年重打锣鼓另开张的。

而黄老师呢，一直“日拱一卒”没有停歇，继续高歌猛进，写出了《干柴劣火》等一系列现象级的爆文，终于成为了头部大咖。

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比如被投诉“洗稿”，被举报封号等等，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麻烦。

只要是个有基本常识和人生阅历的国人都知道，从古到今，在这片土地上想靠文字吃饭，如果不爱唱赞歌又不喜欢敲锣鼓，又贫穷又危险的命运是注定的。

支撑我自己，我相信也支撑黄老师坚持下去的，大概是一种所谓的使命感和不妥协吧。

我有个公号作者群，里面有好几百个号主，但是仍然坚持在写时事评论的，只有我和另一位作者，其他人基本都是医疗健身，娱乐八卦，聊的也都是怎么运营赚钱。用群里一位作者的话说，那就是“有底线都是赚不到钱的”。

看到人家晒广告收入和账单，那数字，我这点可怜的广告费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也就够在路边的苍蝇馆子里要俩菜喝瓶啤酒，还得是在城乡结合部。

大家都对我的做法不理解，觉得现在都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写那些危险的话题图啥呢？所以，号主们看着我就像一个火星来的白痴。

是啊，说不定哪天我也写着写着就和黄老师一样“抑郁了”呢，毕竟当年的小崔也抑郁了，大概是因为习惯了“实话实说”。

我最近在读一位时事公号作者朋友推荐的南周当年出过的一本系列小册子《后台》，里面写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记者采访实录，读之令人深思且唏嘘。

不过，现在的南周，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南周了。从前的南周，是骨气担当，是群众代言，现在的南粥，是鸡汤达人，是八股神仙。

如今的南方周末，不如改叫南方知音吧。那时，他们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现在，他们却总有一锅白粥让我们消灭味觉。

我们这个时代，敢于揭露真相，刺穿黑幕甚至哪怕是说点实话真话的人，大概已经和大熊猫一样稀缺了。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里感叹道：“世上每一次拥抱都以松手告终，就像每一次遇见都以告别为结局。不过他还是见得少了，其实比松手更悲伤的是还没来得及松手，结局和告别就已提前到来。

虽然如此，人活在这个世界，总还是要有一点情怀的。说点真话，至少可以在这个让人只想沉默的世界之外，还保留可以与自己灵魂对话的另一个世界。

用我《2025年新年献词：坚持中的希望》中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只有活着，坚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

“既然求雨了，就不怕泥泞”。《圣经·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应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之后，自有公正的冠冕为我留存。”

本文送给“呦呦鹿鸣”和黄老师，送给像他一样还在坚持的斗士，他们就像这篇文首的题图一样，是黎明前夕穿破云层的那束光。

这篇文章也送给自己和读者，希望我们也都能“缘分匪浅”。

-完-

CDT编辑注：本文为节选。阅读原文请访问作者BirchTree的Substack页面。

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的2025年，在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北京高调同台”庆祝“的时候，所有人去了解这段历史非常必要。 因为相聚北京的这三个政权是当下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场表面上为了”庆祝和平”的盛大仪式，发生在中国经济凋敝，失业率暴增，民不聊生的当下，是中共面对现在内忧外患的一个政治秀场。 这后面的中共的政治操弄，也需要更多人能看懂。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历史， 和为什么中共前70年没有“庆祝”

1. 东京湾上的二十分钟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中央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是日军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早上9点，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走上讲台宣布：“我们不是来报复的，而是来缔造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随后，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走向签字桌。那一刻，意味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紧接着登场的是中国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徐永昌将军。徐永昌出身山西，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赴德国深造。他在抗战期间长期负责军队的建设与军政事务，为维持中国军队的抗战潜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投降书上写下“中华民国”四个字，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出了这场战争。在徐永昌之后，美国的尼米兹海军元帅、英国的弗雷泽元帅、苏联的德列维扬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依次签字。九个名字，九个国家，把共同的意志写进历史。

2. 没有中共的抗日战争

在亚太战场上，对战胜日军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但这个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共的政权，是中华民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8年，用上千万人的死伤撑到了和平的一天。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只反政府武装，躲在陕西边远地区窑洞里，制定的是721 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也就是借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发展自己的武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间共发生了22场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型会战。这些决定战争走向的会战，都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关系。整个8年抗战中，中共发动的唯一能被称为“战役”的主动进攻，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战后，军事首领彭德怀，因为暴露实力、违背了党中央“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且在后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被重新翻出作为彭德怀的罪证：毛指控彭“为个人荣誉发动大战”“给根据地带来严重损失”，甚至说他“给日本人送刀子”，说他当年的抗日是为“反革命行为”。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长期关押，身患癌症却得不到医治，最终于1974年12月病逝。

3. 被日本军国主义”成就“ 的中共政权

从彭德怀的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并不想”抗日“，否则也不会说彭德怀因为“抗日”而是“反革命”了。但中共的确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1945年8约驻中国东北的 日本关东军约70万人向苏联红军投降。苏军迅速进占东北，缴获了极为庞大的军需物资，包括坦克、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枪械、车辆、弹药、粮食等，可供数百万军队使用。随着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斯大林考虑到苏联利益，逐步把一部分武器交给中共，以牵制蒋介石。这些装备使得些装备使得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成为中共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中共也从一个小的反政府武装长成为可以和国民政府军对峙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在1945-1949的内战中取胜。

所以中共是非常“感谢”日本的，首先通过日本对华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力量，然后自己又接收了关东军可以武装百万军队的装备。所以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1977）这本书里引述毛1950年代对日本人的谈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也许不能那么快夺取政权。”

4. 不被庆祝的”胜利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庆祝“抗战胜利”是件尴尬的事。毛邓时期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知道“抗战胜利”是靠美国和他们的”敌人“ 国民政府取得的。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是趁国民政府被战争削弱，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得利者，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人“。

所以前几十年中共官方高调庆祝是内战胜利，从“2万5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政府军追得逃跑）到“（对国军的）三大战役”。北京每年10月1日是最大的庆祝日，庆祝他们夺取政权。 而对于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很少提及。因为如果他们高调庆祝抗战胜利，可能会“暴露真相”。 多少有点有常识的人就会想：抗战期间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谁？肯定不是中共政府。是谁在正面战场上抵抗了侵华日军的主力？肯定不是中共的军队。

5. “抗战胜利”作为政治工具

1991年，中国国务院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的背景是1989天安门屠杀，中共用军队和坦克杀戮学生，很难在国内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他们诉诸永远好用的工具：民族主义，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而最方便的敌人就是日本了，于是和日本相关的宣传基调从80年代的中日友好，转向打反日民族主义爱国牌，宣传喉舌重新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

其实中共自成立以来，所有操作都是基于当下政权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和历史事实以及逻辑无关。这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理解中共的难点。

到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操纵民族主义的反日和“爱国”情绪已经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于是在这种新的政治需要下，习近平在2015年做了第一次大阅兵，10年后再来一次，而且规模更大，规格更高， 还重金请来了俩大独裁者。

所以刘宗坤评论这次阅兵是，“一层被精心编排的政治光环“，是中共政权“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的无耻行径。并引用130年前中国的大翻译家严复的话：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图：2025年9月3日， 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体系和工作单位都强制看阅兵，洗脑不留死角

6. 80年， 庆祝什么？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80年，当然值得庆祝。 但问题是，庆祝什么？

1945年的中国是”胜利者“，是不是2025年的中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就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 去“庆祝”？日本当年是1945年的战败国，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就永远都是罪人？ 鸠山由纪夫是日本人，是否就可以代表日本在北京”谢罪“？ 这里面有太多的偷换概念，而中共是偷换概念，操纵语言构建表象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高手。而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表象。

破除这些中共精心打造的表象，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1945年的中国是“战胜国”， 但中共1991年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操作，和1930年代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纳粹的意思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和中共宣称的“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什么两样。中共通过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在中国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在2025年的中国，养老，医疗都没有保障，大量企业被掠夺性的经济和政治迫害逼得倒闭的时候，习近平拿出巨资做大阅兵。 而当他和和另外两个独裁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俨然已经是是新时代的”轴心国“。普京已然是侵略者， 中共政权穷兵黩武，在亚太制造冲突，拥有核武的北韩政权是人权的地狱和黑洞。他们这次以”和平“为借口的军事秀，才是对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胁。

7. 普通人能做什么？

首先，普通人要明白，发动战争，永远是政权得利，普通人遭殃的。普通人要么因为被政权的洗脑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是枪炮下的家破人亡。无论是的当年发动战争的的日本还是德国，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一样的。

其次， 普通人要警惕和排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国籍的人， 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人即敌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在普京的“帝国梦”里，也在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里， 在日本的“日本第一”里。优先发展自己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前提是“别人”都是“敌人”，那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终究会滑向战争和灾难。

我们如果有敌人的话，是制造这些思想的政权，他们的暴力机器和舆论机器。而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了解历史真相，独立思考，和持续发声。

2024年诺贝尔奖颁发给日本原子弹被害者团体联合会，意义非凡。我看到田中照美先生和其它幸存者以90多岁的高龄还在不遗余力地游说，非常感动。他们向日本政府争取对被害者更好的支持和赔偿，在全球范围推动核武器禁用，收集幸存者证词，推动国际社会铭记核爆悲剧。他们有深切的切肤之痛，希望其它人，无论什么民族，国家，信仰，文化的人，都不要再经历他们经历的苦难，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们毕竟老了，生命在走向尽头。有人说，二战的幸存者还健在，就不会再次爆发战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些老人们已经做了太多了。我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需要接过这个接力棒，了解历史，揭示谎言，独立思考，同理他人，建立共识，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愿意这样持续地努力，我们才有希望避免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

写在2025年9月3日

（节选）

疫情结束之后，我回武汉，我妈跟我说当时她去殡仪馆看到一地的骨灰，用一个个小口袋装着，铺满整个地面，她哭了，她说，想到你姥姥就那样一直躺在冰凉的地上就觉得难过，不能入土为安。她想了那么多种姥姥离开的方式，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走的。

如果说可以自由写作，那么提笔第一个事情就是想记录下2020年的那个开始，一个全家感染的武汉人所经历的一切。

5年了，很多事情那个时候不能说，不能发，但是也不会忘记，因为我最爱的亲人在那一年离世。2020年2月7日，我还记得事情结束之后，我回武汉，我妈跟我说当时她去殡仪馆看到一地的骨灰，用一个个小口袋装着，铺满整个地面，她哭了，她说，想到你姥姥就那样一直躺在地上就觉得难过，不能入土为安。她说她想了那么多种姥姥离开的方式，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走的。

当时我一个人在上海，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去，本来想要他们来上海，因为政策一直不明朗，最后封城不给出去了。我跟我妈说，听说你们那边很严重，她不以为然，说:“我们这边啥事儿都没有啊，根本没人在意，你们搞得吓死人的。” 可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记得微信上买口罩，如果是湖北的买家，是给卖一盒的，但是其他地区只能论个卖。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能买口罩的机会，我给家里还有武汉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买到了一盒口罩（万万没想到那盒口罩让他们撑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我妈一开始出现症状我并不知道，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问我妈呢？他说在隔壁房间的时候我察觉出来不对劲，后来他就告诉我我妈可能也染上了。我很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开始各种搜索，发微博求助，想要去医院，去隔离，那个时候第一时间还是相信政府的，大家都觉得国家会管我们的。事态越来越严重之后，感染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知道，只能靠自己了，这乱糟糟的时候，不顾自己就可能是炮灰了。

由于我在微博不停发帖，居委会很快就来接我们家，把我爸送去酒店隔离，我妈送去医院。是一个不太好的医院，一个废弃的楼，四个人一间房，没有暖气，头顶有一个吸氧的设备，没有热水，护士基本放下药就跑了，医生直接都没有出现过。2月份的武汉阴冷的刺骨。

我妈说：“在这里太难受了，连个热水都没有的喝，我想回家。”

我问：“你能回家吗？”

二十分钟后。。。

我妈： “我到家了，没人管我们，我自己出去扫了一个共享单车骑回家了，大街上也没什么人。”

感觉那个时候武汉的是把健康的人关起来，生病的人在街上走，因为很多人要从家里往返医院，而那些都是感染的人。

我妈说，“有些家庭没有车，就要靠走路，走去医院打点滴，有一个阿姨感染了，她就一个人在街上走，然后后面远远跟着一个人，是她儿子，他怕自己母亲万一撑不住。”

就在我妈去医院的那一天，我接到了我表姐的电话，说姥姥去世了，在大姨家走的，上午十点打救护车电话，下午四点多来人说，人走了，叫殡仪馆吧。

原来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们的倒下，她们的妈妈没撑住，离开了，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天，因为从小是姥姥把我带大的。五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难过，为什么我不能在她在的时候多陪陪她。

姥姥走后没两天，二姨爹也走了，因为糖尿病没办法去医院，也在家走的。

不到一周，两位亲人离世。让我觉得死亡太近了，这次真的太近了。

我妈回家了，我赶忙开始给她张罗吸氧和药，这个病反正也没有药，无非就是吸氧和减轻症状，那我们就在家里自己治疗好了，起码家里暖和，还舒服。

我拿着她之前在医院集中收治时候做的化验单还有ct照，在上海给她开药，然后用顺丰一次次的寄，那个时候顺丰只允许寄酒精和药品。然后再在微博联系人给我妈送氧气瓶，再联系买制氧机。

当时第二次ct 病情变严重了

那个时候的钱都不是钱，只要能送到，一般都不问价格了。外加接连两位亲人离世，我真的很紧张，我买了很多很多药，有用的没用的，不确定有没有用的，统统都寄过去了。还加了一位医生的微信，遇到的医生也很好，说：“有什么问题就问我，我也很关注你们武汉的疫情。”

刚回家的那两天，外加上两个亲人接连离开，我妈很泄气，跟我视频，说话像喘不过来气一样的，然后开始告诉我银行卡在哪里，密码是什么。我说：别说了，我用不到的。

或许是舒适的环境可以好好休息，我妈在一周之后氧饱和就在上涨，从90开始到92，每天都涨一点。然后逐渐都有力气开始包饺子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安心了。

妈妈包的饺子

而这个时候三姨的情况最严重，一直不见好转，状态持续了一个月，毕竟她是最先感染的，然后我妈都开始好转了，她也没见起色。且在武汉开始分批收治的时候，她由于一直没有发烧(身体素质很差的人有些就不发烧)，导致氧饱和已经掉到75，还被留在酒店隔离。最后我发微博开始求助，那个时候话题很高，转发很多，曝光量很大，外加政府也很怕这些高曝光的帖子，所以，第二天就有医院的人联系，把她接走了。进医院第二天她就上了呼吸机。三姨说，在她前面那个上呼吸机的人没挺过去，走了，她当时害怕极了。

逐渐上升的氧饱和

二姨家，因为我哥很刚的一个人，她一直也为他妈妈的收治还有看病跟人吵架battle，都是为了自己家人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作斗争。她是初期感染的那一批，我哥给她跑买药弄吸氧机，然后自己在家就慢慢好转，退烧了也精神了之后，街道硬要拉她去隔离，去医院。我哥就拦在门口跟街道的人抗争，“当初病的时候没人管，现在好了你要把我妈拉去跟那些感染者呆在一起！”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我想了很多，看了很多。2019年的出柜跟家里闹不愉快，2020年的疫情让我跟我妈冰释前嫌，我妈嘴上没再提这件事儿，大家默不作声，可能离死亡更近一点之后就发现，原来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喜欢男人女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许很多人记得更多的是2022年，上海的封控与物资不足，那一年声势浩大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件在发生，白纸运动，乌鲁木齐大火，北京四通桥，让大家看到了民主意识的爆发。而我刚好那一年也在上海。（可真是精准踩点）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最重要的亲人在那一年离开了，每每想起covid，跟别人谈起covid，我能联想到的，只有不停的买药，寄快递，哭泣，然后微博发帖。

当然那些帖子也都找不到了，事情过去之后街道一个个电话催着我们赶紧删掉。回首疫情三年，都是满屏的“内容违规”

CDT编辑注：原文2021年7月9日发表于墙外博客“幸福剧团”。“眼看他起高楼”和“意轩书屋”等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了该文章，目前这两个公众号均被404。

“眼看他起高楼”微信公众号截图 / CDT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此刻，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使个体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欲望。而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并且，按照《乌合之众》中所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而法西斯美学，就是要将这种群体无意识最有害的一面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法西斯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

——苏姗·桑塔格

所谓法西斯美学，不是为了美化法西斯，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美学风格。人们总是探讨它，是因为法西斯尽管远去，但是它给人类施加的影响一直存在。

法西斯美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些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此概念源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戈培尔在1933年说，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订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纳粹的电影，例如《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纪录片的巅峰之作。

《意志的胜利》是瑞芬斯塔尔193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对象是纳粹党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瑞芬斯塔尔在这部影片中树立了一种美学，被后来的导演如弗兰克·卡普拉、以及我国的一些导演等一再模仿。她的镜头语言非常适合表现人类的强健、更适合表现宏大叙事。

影片记述了1934年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意在宣扬德国的复兴。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纳粹宣传，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无私奉献，全民要团结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要平等更要服从，要和平更要强大。这些宣传都来自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的演讲。里芬斯塔尔把那些毫无美感的冗长发言剪辑掉，只留下简短而煽情的号召。她把更多镜头投向会场外的队伍，扛着铁揪的劳工阵线成员，手捧丰收作物的农民，朝气蓬勃的青年团，步伐整齐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

据说，由于影片展示的不可抵御的美和力量，电影学院的教授们甚至不敢在课堂上把它放完，他们担心学生们看完影片，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美学从对情境的控制，对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得到发挥（并找到正当理由）。这种美学颂扬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苦役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现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的艺术夸耀屈服，歌颂愚昧无知，美化死亡。

——《迷人的法西斯》

法西斯并非只在电影绘画摄影展示光荣伟大，从雕塑到建筑，乃至服装的设计，都无不在展示完美和力量。

希特勒认为，“军装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才愿意来参军。”因此纳粹德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帅气的军服——这些精致的勋章、皮革、近乎完美的剪裁，也进一步成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优秀的道具。在癫狂的法西斯主义下，军装从一件衣服变成了地位与力量的象征——如同那些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的六芒星一样，在封闭的人性实验室中，衣服成为标识人类属性与地位的标志。

纳粹军服

纳粹宣传画

纳粹集会仪式

法西斯美学是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产物，人们在其中获得的审美愉悦更多来自对暴力的屈服，对机械服从的赞美。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大而齐，浓墨重彩是人造的、扭曲的，就不难跳出这个审美层次，而去找寻自然的、真实的审美体验。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也就是人民多狂热，就给他们看多狂热的东西而已。

而希特勒的早期画作，则完全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一枚小清新。

希特勒作品

记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是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我国一些导演拍出推崇秦始皇等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影片也带有法西斯审美趣味。以及他们导演的一些大型晚会等也是运用了类似的拍摄手法。这些导演可谓法西斯美学在大陆的继承者。如影评人说的他们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一些影片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某些开幕式中也十分常见：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

他所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

这样的美学风格是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效应，至今仍然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它令人们激情高涨，热泪盈眶。我们介绍、分析法西斯美学，并不是为了学习和运用它，而是警惕它，因为在这种群体主义的壮美面前，人们极易放弃独立的思考，而加入乌合之众的洪流。

上个月我就吐槽过一件事，当时有媒体宣传公职人员送外卖，说得好像又快乐又赚钱。

我当时的评价就两个字：离谱。

简直是“翻车现场”级别的宣传。

结果呢？这才几天，又刷到一篇同款文章，还是写公职人员送外卖。

不得不说，这次宣传的角度“进步”多了。

说送外卖不但能赚钱，还能得到工作上难得的及时反馈，也暂时放下了焦虑和迷茫，还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我特意瞅了眼岗位，好家伙，三位主角不是干行政就是搞宣传的。那没事了，这俩岗位是挺容易没获得感和方向感的。

说实话，看到写材料的“笔杆子”居然有时间准时下班去送外卖，我第一反应是震惊的（毕竟我在体制内也混过几年）。

就说平时吧，领导白天基本是不在的，不是开会就是出去调研，经常是非得等到快下班了，才扫一眼稿子，轻飘飘一句“不行，思路不对”，你就得留下加班。

至于怎么不对，自己琢磨去吧。

很多时候临时起意明天开个会那也得加班写，请示，报告，参阅材料，征求意见，总有一款会让你崩溃。

而能在上班时间开写材料就已经是万幸了，大多数情况是上班时间得在工位上坐着无所事事地收集资料等上级消息，到了下班再根据意见开改。

就这么一套流程下来，人基本就废了，还谈什么成就感？不给你一连串的负反馈就不错了。

要知道，在体制内，“写稿子”已经算是技术含量高、相对核心的工作了，连这都如此，那些更机械、更重复的活儿，能带给你什么，可想而知。

但送外卖不一样。

就像文章里说的，你跟着手机App的路线跑就行，付出了体力，立马就有钱进口袋。这就是最直接、最上瘾的正向反馈。

能从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正反馈，多巴胺的刺激，从本来虚无的工作中转为实际的，让人踏实的，有获得感的工作确实是不错的“暂时”选择。

但是，我想说的是，媒体接二连三地拿这种事大做文章，到底想干嘛？

往浅了说，这是想塑造一种亲民形象：

你看，公务员也能深入群众，体验基层劳动，这对本职工作多有帮助啊。

顺便也告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外卖不丢人。

再往深了想，这其实是在给所有公职人员打了一剂预防针：

准备好，苦日子要来了。

现在各地财政吃紧，过去靠各种补贴撑起来的高收入正在缩水。

大部分基层岗位的“铁饭碗”，未来很难再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多少了。

一个月就那么三五千块，大学毕业生们，你们还挤破头地往里冲吗？

正是在这种预期下，我们才看到官方开始松口，允许公职人员合规兼职，甚至出台了“副业白名单”。

这次宣传的案例包括上个月的那一篇，不就是政策出台后，官方找来的“模版案例”吗？

这其实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预期管理。

然而，在我看来，这背后还藏着更深的一层算计。

还记得之前对大学生们说的“脱不下的长衫”吗？

这套路其实如出一辙。

它巧妙地将大家对收入下降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个人选择”的问题。

潜台词就是：

你看，人家公务员都能放下身段去送外卖，还干得像打游戏一样快乐，你有什么理由不行？

别动不动就喊躺平了。

问题是，现在公众对于这种「诱导教育」的新闻题材，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所以我想这个报道也不例外。

说实话，公职人员去送外卖，有政策依据，也合情合理。

谁说公务员就一定生活优渥？几年前不还有副镇长下班跑滴滴的新闻吗？

可是，拜托能不能别再把“送外卖”这件事娱乐化、游戏化了？

别再用那种调侃、猎奇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里的人。

大家最反感的，就是把底层人的苦难，包装成一碗励志鸡汤。

不光是公职人员，最近什么大厂精英、富二代，一个个都“下凡”体验送外卖。

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把这描绘成一种轻松、解压、还能顺便减肥的潮流生活方式。

搞得好像送外卖是救赎所有人的诺亚方舟，而且过程轻松得像玩儿一样，顺便还能把钱挣了。

说这些话的人，你们自己送过外卖吗？你们的至亲好友里，有外卖员吗？

干过的人都知道，这份职业不说能累死人，至少要褪层皮吧，风里来雨里去，被平台的算法追着跑，被无理的投诉压得喘不过气。

送外卖不是打游戏，就算是兼职送外卖，也不是打游戏，这是劳动者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柴米油盐的来源。

所以，能不能不要高高在上的俯视，也不要信口开河的说教，不仅外卖员们不想听，我们普通大众劳动者也不想听。

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的，

这就好比一个天天吃鲍鱼龙虾的人，偶尔尝了一口穷人家的窝窝头，然后咂咂嘴对穷人说：“哎呀，这个好啊，健康，我们平时都吃不到呢！”

他不是不知道你天天吃这个有多苦，他只是想用自己的“体验”，来定义你的“生活”，甚至堵住你抱怨的嘴，反过来指责你“心态不好”。

不过，我觉得这些文章还算是有点基本生活常识的，幸好只说一个月赚760块，没编出“公职人员下班兼职摆地摊月入过万”的童话来。

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残酷的问题。

连“铁饭碗”都得靠送外卖来补贴家用了，那那些本就“灵活就业”的朋友们呢？他们是不是得打三份工才能勉强度日？

真正该被推上热搜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

为什么送外卖、跑滴滴这种低门槛、弱保障的零工，会成为这么多人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这难道不是恰恰说明，那些稳定、有保障、有前景的好岗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吗？

我们再往下想一层。

像新闻里的公职人员、大厂精英，他们原本站在社会的较高层级。

当他们“跌落”时，接住他们的是外卖、是滴滴。

那么，那些原本就靠送外卖为生的人，如果他们再失业了，会跌到哪里去？

下面还有什么能接住他们吗？

我想起了08年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几千万农民工返乡，当时的农村是接住他们的蓄水池。

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08那一代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漂一代”，他们在农村长大，会种地。

城市没活儿干了，他们可以回家，重操旧业，至少能养活自己。

但现在这批人，很多是“漂二代”。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会干农活。

他们要么在城市出生，要么成年后就一直在城市打拼，在工厂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

所以，当他们失业，回到那个所谓的“故乡”时，面对的是无尽的陌生感。

别说地了，可能老家的房子都塌了。

那个故乡，早已回不去了。

城市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但当他们失业时，城市会把他们当成家人吗？

我想不会。

你看之前那些警情通报，总会写着“外地来务工人员”。

“外地”两个字，冰冷地划清了界限：你只有在犯罪时才归我管。

那家乡的社保体系呢？更不会管，因为你压根没在本地缴过社保。

你看，他们就这样被悬在了半空中。

城市不认他们是归人，乡村看他们是过客。

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地绕开了这个庞大的群体。

当这个群体被生活挤压，掉落到社会最底层时，又该怎么办？

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媒体，能把镜头多分一些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的故事，远比精英体验生活更值得被看见。

最近吴京又被全网群嘲。

这个暑假，几乎每个人都被无数恶搞吴京的短视频普及了“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这一军事知识。

吴京为什么会被群嘲呢？

一种常见的回答是，吴京早就和华为一样，成为爱国的符号，剑指吴京其实意在嘲讽爱国情怀。

进一步地，有些阴谋论入脑的偏执狂还会煞有其事地分析：最近国际国内有哪些大事，这个时候发生全网嘲讽吴京的现象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

我当然支持爱国，也挺喜欢吴京的一些作品，但必须说，吴京这次被群嘲真的和爱国没关系，并且多少有些“罪有应得”。

首先，最近嘲讽吴京最起劲的，相关抽象、鬼畜视频最多的是抖音和bilibili，而对现在的网络环境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网站的爱国情绪是非常浓厚的。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从实质内容看，吴京被嘲讽的点显然在于采访言行（特别是微表情）过于搞笑，夸张地展现了一种典型的“登味儿”、非常之“飘”。

一些网友的评论很精彩：

一般人要达到这状态，怎么也得喝下半斤，吴京不一样，他随时能进入这种状态；

吴京参加过哪几次重要战役？

吴京参加军事夏令营就有了一生军旅情，不知道的都以为他真当过特种兵。

应该说，这些嘲讽不算冤枉。

本身战狼就是吴京理想中的自我形象的表达，他确实有些入戏太深了。

而在这些嘲讽视频的留言板中常被提到的，是吴京在综艺节目中对自己妻子谢楠的大男子主义表现。

显然，在这次吴京群嘲事件上引入爱国议题属于想当然。

这次解构的核心是一种中老年男性的“登味儿”。

当然，本就因为爱国议题讨厌吴京的人，也会更热烈地嘲讽，这个是可以想见的。

话说回来，吴京这个年龄的男性，特别是像他如此成功的男性，又特别是之前发展不算很顺，最近十来年终于站上巅峰的男性，有这些自我迷恋、自我吹嘘的表现也很正常，且完全不是原则性的缺点，无可厚非。

这个事件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网络的恐怖性。

很多时候不能以特别严格的因果分析去把握特定热点的爆发，虽然无疑有一些大的背景在起作用（比如这几年对直男、对登味儿的嘲笑），但具体哪一个人、哪一件事被引爆却具有高度的偶然性。

吴京这次被嘲直接的导火索是他 投资并客串的电影《再见，坏蛋》票房表现极为惨淡。

网络热点本身按着自己的逻辑运转，本质上，被讨论、嘲笑的那个人并不是主角，他到底怎么样，也没那么多人真的关心。

一旦这个剧本写好、角色被选定，那么一场注定了的网络风暴就得走一遍。

普通人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的。

在这个时代，除非靠流量吃饭，真的没必要追求成为网红。

谁都难免有缺点；即便真的无可挑剔，看热闹不嫌事大、辨别能力感人的人也会觉得你有错误。

这意味着，无论你实际上如何，一旦你被恰好选中了，那么这场风暴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的，是注定砸向你的。

这篇文章写了两周，改了好几版。

考虑到话题的敏感性，把最初那些情绪化的表达基本都删掉了。但数据就摆在那里，该说的还是得说。

406亿社保基金被挪用

2024年国务院审计报告披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数字：13个省份挪用或违规调剂社保基金，涉及金额406.26亿元。

看到这个消息，说实话，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406亿意味着什么？

这相当于 100万退休人员一年的基础养老金。

关键这些钱，原本等着我们退休时领的，现在被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还政府债务了。

钱都去哪了？

审计报告显示，这些钱主要用于 "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翻译成人话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要发、政府部门要正常运转、各种项目要维持。

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我想问：为什么要用老百姓的养老钱来保这些？

个人骗保同样猖狂

除了政府挪用，个人违法行为同样触目惊心：

• 山西某职工档案被篡改14次，造出"1岁工作、22岁退休"的荒诞记录，骗取69万元。
• 审计发现，25个省份有 2.83万名职工 通过造假提前退休，违规领取 5.19亿元，平均每人18万多元。
• 16个省份的90家中介机构，帮助2万多人违规参保。
• 哈尔滨一家中介帮271人违规参保，造成基金损失1.15亿元，自己获利400万元。

为什么明知违法还要骗保？

收益巨大（经济差距几十万）、查处概率低（冰山一角）、违法成本可控（实际判刑案例少）。

这是系统性问题

民生资金被挪用远不止社保基金：

• 教育资金：40.89亿被挪用（110个县）
• 农民补贴：41.64亿被截留（175个县）
• 专项债资金：651.8亿被挤占（92个地区）
• 合计：超过1140亿元

案例：
甘肃某财政所长编造80个农户信息，冒领400多万农业补贴全部用于赌博。
农民苦苦等着补贴过日子，钱却进了赌场。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1. 制度设计缺陷
   全国2800多个统筹单位各自为政，地方政府既管钱又花钱，参保人对基金使用毫无知情权。

2. 法律责任双重标准

   • 个人骗保3万元可判3年
   • 政府挪用数百亿往往以"整改"了结
   • 个人有明确司法标准，政府挪用缺乏统一认定标准

3. 优先级颠倒
   财政紧张时，宁可挪用养老基金，也不愿压缩奢侈开支。
   例如：10个人的单位租3937平米办公室，花238万修假山凉亭，同时民生资金却捉襟见肘。

老龄化让问题雪上加霜

• 抚养比恶化：2023年为2.4:1，预计2035年降至2:1，2050年可能跌破1.5:1
• 收支平衡拐点：预计2028-2030年出现
• 挪用损失放大：406亿按6%年收益率计算，10年损失约320亿
• 区域不平衡：广东结余超1.3万亿，黑龙江已现收支缺口

挪用资金主要发生在 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寅吃卯粮"成为常态。

对普通人的冲击

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我都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产生 "社保不如自存" 的想法。

• 年轻人缴费供养当前退休人员，自己的钱却可能被挪用，这份代际契约还靠得住吗？
• 社保缴费率高达28%，如果市场化投资，长期收益远超当前替代率。挪用行为进一步降低了投资回报率。

国际经验

• 新加坡：公积金局完全独立于政府财政，政府不能挪用一分钱，每个人随时可查账户详情。
• 加拿大：CPP由独立投资机构管理，政府不得干预，定期向公众报告投资情况。

出路在哪里？

• 制度层面：设立独立的社保基金管理机构，与政府财政完全分离；建立实时监控和信息公开制度。
• 执法层面：严厉追责挪用行为，统一执法标准，消除"个人严政府松"的双重标准。
• 理念层面：重新定义刚性支出，老百姓的医疗、养老、教育才是真正刚需。

写在最后

406亿不只是个数字，它代表着几百万农民的养老希望，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

我就想问，这些钱被挪用时，有人想过那些：

• 指望着养老金的农民工
• 每月按时缴费的年轻人
• 咬牙给员工缴费的小企业主

他们的钱，凭什么被拿去修假山、买万元树苗、装豪华办公室？

审计报告只说了"13个省份"，具体是哪13个省，连审计署都要"点到为止"。

我们交社保是为了老有所养，希望这次审计报告能成为真正的转折点，让民生资金回归民生，让制度重获信任。

数据来源：国务院审计署《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近日开学季，有自媒体账号爆料，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5个班级仅有22名学生，却配备了23名专职教师。

教师比学生还多，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配备比例，放在全球都非常罕见！于是，有记者给浦东新区教育局打电话咨询，结果被告知情况属实。很多人听到这消息，感觉都要炸裂了！大家都听过，一个遥远的山村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但这毕竟是在上海，而浦东新区又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虽然可能是动迁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人口出生下降的本质原因。

这里面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比如，上海的新生儿严重下降。

2024年全年上海新生儿仅10万余人，较2019年的16.9万出生人口下降超40%，小学入学需求同步萎缩。

往年这时候幼儿园都在抢生源，今年家长可能面临没得选的尴尬境地——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招不到学生，已经躺平了，倒闭了！

2024年在园幼儿数为3500万。预估2025年在园幼儿数为3100多万，较2021年的4800万，整整少了1600多万！年均减少400多万。

今年幼儿园开始招收2022/2023年出生的孩子，2022年开始出生人口跌至1000万以下。

2022年到2024年分别为：

956万，902万，954万。

所以后续在园幼儿数会进一步跌到2700-2800万。

伴随幼儿的减少，幼儿园大量的开始倒闭，从2021年的29.49万所，降低到2025年的预计24万所。

短短四五年时间，幼儿园减少5万所。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就减少2万所幼儿园，减少的趋势幅度越来越大。

幼儿园的减少，最直接的影响是幼师的失业。

2023年，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减少17万人，2024年再减24.18万，总人数降至283.19万。

连续几年，累计失业人数可能会突破150万！

而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的大幅度降低，会给小学带来肉眼可观的冲击。

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小学在学规模已于2023年达到顶峰，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1616.63万人，比上年减少261.25万人，

并且2024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3.63万所，相较于2023年减少7200所，大家可能感觉7200所小学的减少量并不高。

一年时间，幼儿园关停2万所

一年时间，小学关停7200所，这是什么概念？

给大家举个例子：

整个安徽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才5739所，包括整个山东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是8147所，这样一对比就意味着每年小学的减少体量，快相当于一个省份所有普通小学的数量了。

这些失业的幼师并没有像网传的转去做直播了，30%的失业幼师转向0-3岁幼托领域，去照顾更小的小朋友。

毕竟直播不是一个稳定职业，挖花园挖成网红的只是少数。

而另一方面，有些富裕的多娃家庭家长开始聘请“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照顾幼儿。家庭教师比只会做家务的阿姨薪酬高出数倍，一般也比其在教育机构拿到的工资高出数倍。

而据相关研究，幼师教育指导技能和养老护理技能迁移率高达72%（沟通/护理/健康营养指导/心理评估/能力），而养老社工岗位缺口超300万。

有意思的是，倒闭关停的幼儿园主要的转型方向也是这些：

1》发展托育一体，将3-6岁班改造为2-3岁托班。比如，山东对合规托班按每托位1万元补贴，普惠托育生均经费与幼儿园同标准。这个趋势之下，以后幼儿园的上学年龄将进一步提前。

2》发展为老年活动中心，补充目前养老院不足的问题。

3》还有些地方改造为社区图书馆，小学生托管机构等等。

失业老师考个职业证可以再上岗，工作地点都不带变的。

很少有幼儿园转做其他用途，如大家一下子想到的餐厅，会所，甚至改建别墅等。

是因为大部分幼儿园的土地性质是教育用地，不管是改成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都会面临巨额的土地款补充。

住宅用地的价格是教育用地的两三倍，因为涉及教育资源规划，还面临很复杂的审批手续。

而目前幼儿园这些转型都依托财政补贴，比如，部分地区转型社区中心给予50-200万元启动资金。

最难的还是这10万民办园，或者2万非普惠民办园，如何自救成为问题。

有些幼儿园不得不转型"托管+研学"，周末开设自然教育课程，与周边小学合作开发"幼小衔接"课程，从3-6岁向"0-6岁全周期照护+青少年课后服务"延伸。还有的幼儿园转型老幼共托，同一场地设置养老区与托育区，提供助餐、健康管理、文娱活动等复合服务，如深圳“老幼一体化”示范项目。

估计以后幼儿园相当大部分会逐步变成“社区服务综合体”！

前阵子，道长的自媒体节目在内网阵亡，引来哀鸣一片，很多人将其视为环境变化的又一例证。

今天，公众号呦呦鹿鸣阔别一年半后又重新开始发文章，引来欢呼与怀念，也有很多人感慨虽然多有波折，但庆幸舆论场总还是有发声的空间。

其实，这些感慨或多或少都有些过度解读的成分。心情可以理解，但很可惜都与现实不符。

真实的情况是，对某一个自媒体账号的关或者放，往往只是受到具体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孤立事件。

这些年舆论环境大的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但试图通过某一个自媒体账号的生死存亡反过来揣测风向的变化，注定会是徒劳。

对一个自媒体大号的处理，一般有几种情况：

一是在某个涉及现实利益的事件中得罪了一些特别有能量的机构或者领导，这些机构或者领导本人通过特定渠道表达不满，进而导致自媒体被禁言，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短一点。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把事情做绝，还会给账号留有解封的机会。呦呦鹿鸣经历过的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被处理了就只能接受，并没有诉讼申诉机会的。

二是在某些特定时间节点之前，或者某些敏感时期之内的发言被判定为不受欢迎，账号就会被处理。很多时候，这些发言和相应尺度放在平时可能也就过去了，但在特定时间就会被放大审视，这倒是一定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情况的处理往往就会比较重，因为执行者神经格外紧绷，会秉持宁枉勿纵，宁重勿轻的原则来处理，可能是账号被长时间禁言，甚至直接封号。

三是自媒体的发言触碰到了一些绝对不允许触碰的红线，或者相关发言影响到的领导决定赌上政治风险，一定要下死手整治，就有可能使账号被永久封禁。

前一类“绝对红线”的部分，一直做自媒体的老手其实都是很清楚的，等闲情况下也不可能去自杀式主动触碰，只有某些新手会在这方面栽跟头。但后一类情况就有很强的偶然性，有时自媒体自认为只是开展了常规力度的监督与批评，预估最坏结果就是作品被删账号被禁言而已，但没想到一不小心碰到了不理智的对手，非要把事情升级，那就只能认倒霉了。

总的来说，坚持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自媒体，因为不可避免会触动一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被禁言几乎是注定的宿命，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每次禁言相当于一次“有期徒刑”，到期后自动释放，并不能反映什么特别的信息，没必要去过度解读。

作为创作者，遭遇这种事本质上是屈辱的，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区别是，有的创作者会遭受打击走不出来，有的则会心平气和对待，等到有机会发声时依然保持高质量的输出。

向道长和呦呦鹿鸣致以问候！

与大家共勉。

一点建设性意见：

看到喜欢的账号被禁言，不要问为什么，不礼貌。

这是一个比较讽刺的事情，没有任何宣传的意义：村干部吃饭“打欠条”，经年累月欠下小饭馆高达28万元的账，欠得饭馆老板只能借钱开店，直到“撑不下去了”。

是不是感觉这一幕似曾现实？但是请先别多想，这是9月1日也就是今天的一篇新报道，另一件事只是“另一件”，与此无关。

但我觉得，这篇里的“画面”，更有水准。

套路情节还是老招数，干部们去饭馆吃饭，只打欠条不付钱。少的都不肯付，多了更不用说。欠着欠着越来越多，累计到惊人的28万，更没人愿意付了。

地方政府自然也不愿意出这笔钱，一方面又不是自己吃的，凭什么让自己付钱；另一方面，“新官懒理旧账”，反正不付钱你也没办法。

但无论如何，欠债还钱，你不还，总得有个说法。

这个说法，便是“没钱”。

有点讽刺，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发不出工资的报道，其中一些欠下的甚至是农民工的工资，理由同样是“没钱”。于是被网民调侃欠债的有理，讨薪的恶意。

但干部们吃饭欠的债，也可以用“没钱”当做理由吗？这根本不符合正常逻辑，因为没钱，就别吃呗？吃完不付，那不就是霸王餐。和"抢"的性质有些类似，只不过没那么直接罢了。

抢是直接动手，而这种嘛，无非是借了一个“干部”的身份，给老百姓一种“我有钱”的感受。说难听点，这就是骗与抢的结合体。

用身份唬住你，用权力吓住你。普通人看你的身份，以为你有钱；又怕被你用权力恶意刁难，只好给你赊账。

这是第一点：干部能不能去跟老百姓“赊账”？

我个人认为是不该允许的，想象一下古代的画面，一个县令吃了东西不付钱，说挂账，普通人能有啥办法，去县衙里告他吗？

至于第二点，更是讽刺异常：本来是没钱，媒体一报道，就有钱了，就在一天不到的时间里，把账付清了。

这次事情之所以上新闻，主要还是那个被欠账的村民，给民生周刊写了封求助的信，民生周刊记者跑去暗访了一下，给他发了出来。事情解决了，村民给记者送锦旗，于是引发关注。

那么我就想问了，到底是没钱所以不还钱，还是因为对方只是个普通村民，所以不还钱？

这两个答案，区别可大着呢。如果是有钱故意不还，那和违法犯罪有什么区别。可笑报道里用词精彩，看得我简直流连忘返。

“连夜召开”、“研究清欠事宜”、“推动问题整改”、“仅用18小时49分钟”……好家伙，我觉得这面锦旗应该送给当地政府，实在太不容易了。

就是从我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也实在想不通，还个钱而已，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玩意儿可研究。

而且，20年的顽疾，又何故只需要十几个小时，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村宴多年账未清，锦旗一面换分明。若非纸上风雷动，哪得顽疾半日平。

这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一个场景：晁盖一伙人劫取生辰纲，甭管别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本质上就是强取豪夺。有趣的是，晁盖这伙人嘴上说的最痛恨的，正是倚仗权势、武力横征暴敛之辈。结果他们自己，俨然也在做着相同的事。

不同点在于，生辰纲的钱财，是另一群人打着身份的幌子，披上合理的外衣，把“赊账”玩出了艺术，用比晁盖一伙人稍微文雅一点的方式弄来的。本质上，前前后后两方人，不都是吃拿卡要吗？

所以要说这条新闻带来了一些什么，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曝光”，把那些丑恶放在阳光下晒一晒，让它们的面貌给全世界的人看一看，比一切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慷慨激昂的陈词都更有效。

二是“缩影”，这次饭馆账目的闹剧折射的最简单道理：当权力缺乏约束和曝光的条件，哪怕只是一顿饭钱，也能被玩成欺压的工具。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只是那28万的账单，而是他们那份随意对待民生的心态。

编者注：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已授权中国数字时代全文转载。

访谈重点摘录：

……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它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经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一直到 2019 年，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它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我自己撰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外界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准再 follow 的，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

第一句话是，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

吴薇：长平老师，欢迎你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就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三十年新闻行业的变迁，这部新闻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个人每个人的史，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新闻的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您是一个必须我要采到、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少有的，就是从中国的 90 年代开始，一直写评论中国新闻走到今天。而且你现在虽然身居德国、身居海外，但是你的触角，你的接触中国和评价中国时政的这种笔触是从来都是仍然很锋利、很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做这个访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很兴奋。

所以其实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评价一下长平的三十年和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长平：谢谢吴薇，谢谢观众朋友。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我们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在国内的工作而言，我很幸运，当时读者多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都会拷贝到各个网站，到处都是。因为当时互联网很发达，不只是因为我的读者多，互联网需要大量的这些素材，需要这些内容，竞争也很激烈。另外我们作为作者也没有那么有版权意识，觉得有人看也不错。有些网站是给我说了，很多网站包括一些房地产专栏也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开的专栏，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我写的专栏，当然很多都跟我说了，有些甚至不跟我说，他有个编辑跟着你发了文章就贴过去，作为你的专栏，好像你每天在他那里更新专栏一样。我们也不介意，就觉得有人看，这个也不错，反正当时是那样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的文章在网上容易查到。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发现，去搜索越来越少，到今天去搜索长平，几乎只剩下什么地名、什么历史跟着相关的历史字条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我很早就发现了。对。但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外界所知道的都是不准再发了。对，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另外包括我刚才提到，有些可能努力甚至于反抗的姿态，去留下的一些历史记录，因为它很，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审查机制，让一些人写的这样一些记录中，可能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注意到这点是读到类似几篇文章。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叫孙小果案。就是在云南昆明，有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确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 1997 年，我和《南方周末》另外一位记者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昆明采访，采访了之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很受重视，对这个案子的宣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了，但是他们家里有各种关系，包括公安内部的关系，一直各种拖延，受害人根本不敢声张。我们去做了采访之后，的确是让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沉冤昭雪。看起来当时以为是作恶者罚当其罪。当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为死缓。但不管怎么说，他会几十年关在狱中。我的那位同事还受到过威胁，他还离开广州，躲了一个月，然后感觉到应该没有问题就回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到 2019 年，这个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作恶打黑什么的，他再次成为什么全国督办的案子。他再次被判死刑，然后在 2019 年被判死刑，然后被执行死刑。而且他的一个系统很多人都被判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让媒体非常的感慨，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包括……包括有些人就是感慨，当年的《南方周末》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案子都再也不能得到像当年那样的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都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了。然后这些案子的解决都靠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实质为政治斗争，名义上的所谓反腐，这些来解决。那有人就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就写到当年的报道。而且就怀念当年的调查记者，比如说有篇文章，它还讲，“孙小果案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的什么南方系的英雄”。这个文章，它因为要在中国网络发表出来，它列举了过去我的很多同事，这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提到我自己撰写的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没有提出我的名字。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感觉就是你看不出他自己抹掉了什么。对。

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还是挺让我感慨的。我当然并不是介意一篇网文是否提到……一篇一篇网文是否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感慨这种让一九八四都自叹不如的审查机制。那就是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这个历史也被改得不着痕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消失的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踪。直到去年，有一篇网络文章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袁莉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的名字叫《在加速崩溃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它是基于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帖子。对。有一个作者，他的叫何加盐，有一个博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溃》。他讲，就是我们原来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袁莉也去测试了，她在这篇文章也测试了，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人说，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他们过去的留下的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记录，都被删除。

这个……袁莉也采访了我。她引用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说，我的确，我之前就已经发现，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的比早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整个的坍塌，或者这整个这么大的部分，都像金鱼的记忆一样都不存在了。我说那是我……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丧失。这个我感觉到是自己的个体生命被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来谈我的个人历史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社会生命存续的一种增长，也是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的一种抗争。

当然在国内那些我曾经的同道，他们的名字是可能出现在国内的这些文章中，但是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怀旧、忧伤、叹息。叹息调查记者一事，叹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很难说出来，比如说抗争，比如说一些对当下抗争的启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虽然未必是为他们代言，因为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所以更主要的是我替自己发言，说出我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又带出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跟我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唱响。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2008 年，那是一个被我称为真正的中国梦的元年。虽然很多人把“中国梦”是从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开始算起，但是我觉得 2008 年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这样计算。实际上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割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其实就已经为“中国梦”、为习近平时代做了准备。2008 年的奥运会和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很多中国媒体也非常的兴奋，不只是央视。可以说从头一年开始，因为我们都要准备第二年的这些议程，我就在各种文章中，以及在跟媒体同行的各种讨论中，我就希望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想到，在这种集体叙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个人立场、个体价值、个人尊严。

那一年刚好我被邀请，同时为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你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我自己当时当然曾任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词或者是社论，或者是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等等。我自己也写了好多，为《南方都市报》上海的《新闻晨报》、北京的《青年记者》、《新京报》等等，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是特别有意识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像我给《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写的定的原标题一样，叫《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到后来他们改了这个标题，当时还给过他们一个标题选择叫《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就是希望警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以新年献词为例，我在开头是这样写，当然都是新年献词的那种文艺腔：“帷幕许起灯火璀璨，在 2008 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在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就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出……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当年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社论，当时也写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大概那个社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叫“纪念不为赞美，得失均需反思”。就是我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这个我自己当时主编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周年纪念，我就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就叫“三十年个人进化论”。当时我在主编寄语中写：“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很容易被认为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但是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对我后来也一直写，包括我每年在六四当天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年，我记得的就是讲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我的意思就是说，讲述个人历史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是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记录其他人的个体抗争、个人生命历程。那我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的回答。

吴薇：听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非常的感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史就是更重要的历史，或者说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其实在构成真正的历史。这个话搁在其他国家，它的上下文的意义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技术的自由，给每个人所谓的这个赋予权利，好像不管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记录，当年还有直接用手机这种公民记者参与的这种抗争。好像曾经不管是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这种反抗，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抵抗，极权对原子化的这种，就是原子化的控制社会的这种手段的这种能力，好像都曾经有过提升。但是在大家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好像就是把手机也都当作了就是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它也可以用技术的力量完全抹去所有人的共同记忆和个体记忆。而且像你这么一个有意识在文字里面去呈现记忆、呈现历史、呈现历史的书写的人，你没想到的是你以为你写下来就有了，可是你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被技术和这种使用技术的政权它完全抹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些能够，第一还有记忆，第二还属于年富力强，没有老到我们曾经采访的那些人到耄耋暮年到白发苍苍去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有鲜活的记忆，仍然还有非常活跃的思路，而且还有发声渠道的这些人，在今天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下来。离我们没那么远，我们以为不那么着急需要记录的东西，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紧迫。我也是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

长平：是的。我之所以举那几十年前的例子，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我们几十年在做的，一直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就是外界不一定能够看到，外界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会给一些比较肯定的，你们很勇敢，你们一直在抗争，一直坚持做。但是背后这条线，我很高兴你今天给一个机会，我们把这条线理一下。这条线为什么……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就是为什么当局这么在意这条线，为什么我坚持这条线，最后是要撞上红线。它是一个集体叙事和个人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一直到今天。

吴薇：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三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要怀旧，我们哪里有时间怀旧啊对吧？是因为如果想看眼下，更加理解中国现在的技术、政治、社会和媒体的现状，甚至去找到往下走的这种动能和力量，它必须我们要去研究中国怎么走到现在的，而且怎么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确立了这么一种数字的利维坦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塑造了中国的现在的政治面貌、权力结构，这种官民的互动，甚至整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舆论环境。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媒体生态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这种权力和公众的这种对抗，都没有对抗，但是已经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非常固定化的一种模式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往下聊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点上谈三十年，它不是一个回顾历史，简简单单去怀旧去看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沾沾自喜的过程。是我们其实在记录和分享我们的经验，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哪些事情做出来了，哪些事情做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再往下走。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投射和预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政治传播、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结构框架下，你想怎么去总结和回顾它呢？

长平：我想用三句话来作为一个回顾。我的一个非常短的演讲，就 2016 年底，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给了我一个奖，我当时做了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获奖感言，说了……然后当时本地媒体，有一家电台，本地媒体做了报道。有一家电台的报道让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他把两句话直接就作为最开始的要点提出来，恰好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第二句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言论即自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其实实用主义或者效益主义，也叫功利主义。这个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邓小平的那句“黑猫黑猫白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放到自由上来说，他可能会说自由本身并不重要，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他可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说能够实现国富民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如果只是手段，那么他是可以替换的。如果通过专制体制，也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甚至更有效率，比如说举国体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自由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可能来自就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意思说人拥有绝对价值，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个自由也是这样。言论自由，就能够说话本身就是自由，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要讲的。那首先就是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这一点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一直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或者是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是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告诉我，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个我们需要去配合他们。对。这我们不要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最最被说的多的就是“好总理”。这个我为此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能记得的，比如说 2011 年我在《南华早报》我的专栏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谎言》。这个 2013 年我在我主编的《阳光时务》写过一篇主编的话叫《总理、青蛙和王子》。2022 年，那时候总理已经换了，但是仍然是“人民的好总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李克强会从好总理到英明领袖吗？》。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他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专制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理想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但是它一直在人民的想象中延续至今。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由于宣传机器的洗脑功能的空前强大，直到现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民间想象是超级的丰富。文革之后的影视作品中，比如彭德怀、贺龙、陈毅等等元帅都被渲染成刚正不二的青蛙，作为明君形象连连破产之后的替代品，那还得靠贤相。除了双手沾满六四鲜血的李鹏，他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其他总理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总理”。从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总理们都清廉正直、体恤民情，而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想说对总理保有希望没有问题。问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有人告诉我，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也能接触到一些好像有些内部消息的人，他们会非常殷切，而且非常带有强迫性的责怪我，总理深谋远虑，为运筹帷幄，我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添乱。简单的说，就配合总理或者总理也可以是代替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为了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应该退居其后。我在长期的专栏写作中，我一直在拒绝这种请求。所以我要讲言论即是自由，自由即是目标。

第二句话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言论也是工具。它不只是工具。言论自由是通向其他自由，实现其他好的目标的一道大门。当时我在获奖典礼上，列了一大堆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列这些，在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奖项上，为什么要列这些政治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中国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言论犯，都是因言获罪。在中国他们可能以各种罪名获刑，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仅仅是表达了异议。一方面就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的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比如中共早年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组织工人罢工、买武器或者建一个党，中国目前的异议人士都没有机会去做。另一方面，独裁者比谁都能看到言论的巨大威力，他们非常明白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除了这两句话，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大家怀旧，或者感慨空间越来越紧。很多人主要聚焦于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政治理念、政治手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从来不是谁给予的。我在 2011 年在南都写过一篇社论，叫《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当时我就讲，因为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但我就指出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指出自由的可贵、思维的乐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同时他也给他事实……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不是时评作者，他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上一些争论，但是他事实上通过他的文章告诉人们，对，在社会上一些争论的答案。比如说法律和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等。他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自然而然的追求。但是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他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力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就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所以社会上当时争论的“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他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我在那篇社论中讲，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并不是一条在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就是这条道路本身。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这个想法过了几年，我到了德国，2015 年的叫什么……新闻自由日的 5 月 2 号，我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的总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当时我提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卡夫卡。他有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其中不一定是他的重点，但是那句话，我一直对我可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就描述一只豹子，他讲了只豹子，这个它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力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对。就是豹子之所以像豹子，是因为它牙齿中带着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希望我的笔，我的脑子中一直带着自由，带着自由本身。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也很快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在现实中，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跟马戏团囚禁豹子的笼子不一样，关我们的那个笼子是一只易变的笼子。它随时都在偷袭我们，稍不留神，它就会缩小一圈。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功能好像主要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经被体制利用成为维稳的利器。很多人都被它欺骗，被那个笼子欺骗。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时的香港人，甚至现在的台湾人、美国人都在想，只要这个笼子它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要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在笼子里面的人会这样想：“我们只要不去碰它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在外边的人想：“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个笼子就像紧箍咒，它变小是因为我们不肯顺从。但事实上，这个笼子它有很多限制自由的方法，它不仅囚禁你的身体，它也改造你的思想。它让你相信这些说教，这些想法。就是不仅笼子里边的人被洗脑，笼子外边的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固定不变。

到今天，我认为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是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正在减弱。这也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我的写作，时评写作，它不是我最初想当作家的那种写作，这个写一个东西，成名立腕，不朽，而是一种行动，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就像我刚才讲的，世界上没有那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或者静待未来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这是我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界定三十年新闻史的几个特征。我为什么要用这三句话？在我看来，它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实质上的历史和它的特征。当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特征，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将来我们的在接下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细谈。

吴薇：我们再整个总结一下，就这三句话。你现在……现在谈的这三句话，因为你讲的特别哲学，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大家要往下稍微要拓展一下。你现在能帮我再总结一下这三句话吗？

长平：第一句话叫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第三句话是，如果我们不为言论抗争，那就将失去自由。理念、方法和抗争和行动。理念、方法和行动。在我看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吴薇：其实你是用一些最终总结出来的这种结论来概括这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有一种误区，就是说自由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然后相对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只有就是得到自由、获取自由和没有获取自由这几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误区，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做了。但是你的逻辑是自由本身就是目标。自由是等不来的。你怎么能等到有自由，你再去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以为不动，或者离这个笼子远一点，你原来有的自由它就还在那，或者你如果没碰这个笼子，它就不出来咬你。但这个其实我的形容……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个……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这个病毒你不是说你躲着它，它会走出来的。那这是我前几年的形容，结果没想到后来在这个 COVID 期间就被证实了。就是当全世界其实都慢慢地觉得，那我跟这套体制保持一些距离吧，好吧？或者就说包括像德国，这还是一边跟中国谈生意，一边也去说一说人权。还有很多国家就假装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控制这些事情，这么恶劣的一个国家，但是还是可以跟它在其它方面合作、共生对吧？甚至你好我好。但事实是它是一种病毒，它会蔓延的。它会走出它的边界的。所以你用的是这一个笼子，而且在笼子里面的人以为，我只要不去踩这个红线，我就能维持我现有的空间。笼子外面的人想，我只要不去进去这个笼子，反正我在外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墙内，就是中国领土里面的，包括香港越来越，这个笼子它是带在每个人的身上和脑子里面的。那大家集体的言论和行动的停止、萎缩，它最终会影响到你每天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萎缩。那墙外也是一样，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这种长臂管辖，还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式的传播和媒体形式都在走向全世界，走向海外，走向所有海外的这些自由平台。那你就知道你哪躲得过这个笼子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和一个回应，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是结论。

长平：这不仅仅是结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经常……我这些都包含着，因为经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你观察习近平还会专制到哪一步？习近平对媒体还会怎么样？那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自由是一种动态，是一种动态。就是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它不是一个他脑子里有一些成套的计划。就算他有一些蓝图，但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完全严格的按照他的蓝图执行。事实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跟每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相关。这就是后来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用的很普遍的所谓混沌理论，就是说在什么南太平洋上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引起一场飓风。那只蝴蝶非常的渺小。我是相信这种理论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能产生的确切的效果。但是你要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一再会被问到，就是在这么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写作，还能坚持抗争？我当然有过很多思考，就包括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抗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自由了，就解放了，然后我们才去行动，这不是一种投机吗？或者都不需要你的那一个微博的行动了。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行动就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带来解放，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混沌理论，我相信自由是一种动态，我相信这世界不是由习近平和普京决定的，他们也是在看外部世界的反应。这其实不是结论，这是一个状态。

吴薇：而且其实是一个生存和做事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做事它就是有动能的，而且这种相信你的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写作、我们记录、我们表达，实现了它就有意义。就是这种自由表达本身它就是意义。

长平：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你写也换不来自由，甚至让你失去自由，那你还为什么要写？既然你说的写作本身它就是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意义。

吴薇：现在我们来谈中国三十年，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怀旧，怀念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媒体人还有空间，那个时候因为有空间所以做出来事，而现在是因为没有空间所以做不了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但其实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个体制它并不是现在习近平一个人制造的。它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十年的所有的决定因素。可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换一个领导人，一切就会好。所以现在会看到大量大量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习一个人。所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认为就是说媒体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过去是因为觉得看当年能做事是因为有那几个领导人，现在做不了事，就把习变成了大家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唯一解释，你同意这样的一种目前这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吗？

长平：是的。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领导人的这个个人角色在这个政治学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对谈中，我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当年那些怀疑就是事实，但也不是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当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直处于危险当中。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B3-Ss6dJm2o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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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2025年8月1日—8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957—1987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

张张你要加油呀: 亮哥，很久没过来看你了，来跟你报告个好消息，我买房啦，住在自己的小窝里幸福感爆崩，每天都很开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啦

用户8001876998: 道长的节目被下架了 之前听他读大家给你的留言的时候曾经泪流满面～现在只留一声叹息～

Muse0718: 李医生第一次给您留言 道长八分185集说了很久关于你的故事 今天节目都下架了 我很难过 不知道去哪里找道长 就想给你说一说 谢谢您

XYMT688: 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 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 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 李医生 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宇野Suki: 文亮，有个妇产科资深女医生跳楼了。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

牛马老李: 河南妇产科一位非常优秀的邵医生跳楼以死明志，这个世道怎么了

张门永存: 老李 同为医护工作者 看到邵老师的以死明志真的是痛心万分 谁又能真的理解我们医护人员啊

Jiasunshines: 看到周口妇产科医生跳楼事件，真是意难平

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

痴心王想不想: 李医生，河南的邵医生去看您了，怀柔的支书夫妻尹女士和蔡先生也去了。。。他们都是好人

Xavier2026: 今天特地去公园看看，已经有鲜花摆上了。

满杯芝士奥利奥: 李医生 我今年考上家乡城市的警察啦 好想你呀 我一定做一个超级超级正义的警察 超级超级好的人 和你一样。

誓做抢票小能手: 2025.8.8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来李医生这里

乒乒乓乓962464520: 李医生，最近接连几起校园霸凌、亮证姐、还有虐猫事件让我焦虑失眠，为什么有些人骨子里那么坏，这世界那么的不公平。人类相对于宇宙不过是一粒尘埃，却处处明争暗斗、相互攀比、战争战乱不断。我经常有种想法，就是来一场末日大审判，好的坏的、有钱的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通通消失，还地球一片清净。

厚道芒果爱社会: 李医生，好多年过去了。周围还是那么令人窒息。

雾野的山茶: 李医生，刚刚下班。想起5月份去过一家店的粥挺好吃的于是过去了。去到目的地我才发现这家店已经倒闭了。。。

Alice2590: 李医生：梦秋至，思念深。 愿您一切都好，也愿您生活的空间，没有世间的酷暑，没有乱七八槽的纷扰，更没有隔段时间爆出的惊人大瓜……那样，正义感极强的您。就不会困惑……

杉栐芽衣: 李医生我很久没来了，上一次还是22年9月自己成为经历者被系统处理中，但是还想着考研去改变自己，试图找到人生的方向，结果三年后的今天我依旧那么迷茫。即使真的成为研究生了，看着别人的成功会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和能力。24岁我依旧把自己活得像个小朋友，甚至一些焦虑不安就可以把我逼的崩溃大哭…

奇妙的和谐v: 偶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李医生的帖子下面评论，好感动

正方形的椭圆: 你走之后，还是群魔乱舞，没有人学到教训

盈坡开了向日葵: 亮哥下午好啊，好久不见！我似乎不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了，似乎是正为着毕业找工作的事情焦灼烦闷的时候。不过，现在我已经工作了，上班了将近九个月，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觉得理应告诉您一声，也告诉过去的那个自己，后面会慢慢变好的，坚持下来了。谢谢我的树洞

从头学起de博客: 所谓“性别对立”说穿了其实就是底层互害。对不。老李。

蓝烁0127: 2025-8-24，想起李文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来看他 一晃快过去6年了你在那边还能看到我们的留言吗

Emanuel_2020: 李叔，我又来看您了，突然想念您了，依旧无比思念。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变故，使我三观都重塑了。作为曾经的唯物者，如今投入了耶稣基督的怀抱。这段时间读了些圣经故事，对离别感到释怀了，曾经和古人一样很看重离别，认同一期一会的人生哲学。现在看来，人与人之间总会再见，要么在天国，要么在人间。

少年永远十七岁: 李医生，已经五年多了，生活早已恢复如常，只留下一段集体记忆。

可是你都还记得吗: 老李，又来跟你说晚安啦，往下翻了许多网友的评论，发现大家各有心事，谢谢你的微博，老李，是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那天访谈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微博不在了，我们这些人又该去哪里倾诉

w45023: 李医生，我今天返校了，研二生活正式开始了！祝我一切顺利吧！！！希望这学期能得心应手一点，立个小目标：在这学期结束回家过年之前第一篇小论文能接收，第二篇小论文可以完成初稿

小刘吃点啥: 五年了李医生 大家一直都没忘记您

这个是可用昵称: 2025.08.27 今天出差第一次来武汉 路过医院 看着沿路风景 内心控制不住颤抖

肖尹希: 老李，最近我的生活进入平稳阶段，工作感情一切都顺利。下个月22号就30岁了。之前跟你说过的很多事，似乎都迎刃而解了。 你也会替我感到开心吧 之前吐槽太多不开心的事，我想我也要跟你说说我开心的事。 你最近怎样呢？？最近天气凉爽很多，感觉一切都很美好的感觉

用户7413397532: 来看你了李医生。在这个太滥的社会我在努力的活着。

-陳長城-: 李医生 我又跟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女孩子联系上了，我曾经以为我不会结婚，不会恋爱，可是那个人是她，我想跟她挽手过一辈子，两年前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导致我们分开，命运就像开了个玩笑，我们又相遇了，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修成正果的那天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娃娃脸儿93106: 李医生，刚刚过了医师节。来看看你。很多人像我一样，把你的微博当成港湾。

开辟未来的永远是年轻的生命: 这么久了，原来这里每天还有人啊，你被大家一直惦记着，真好。疫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从高一到大学毕业，这些年对于我而言活着的感觉逐渐从压抑转为麻木了，告别高中灰暗的时光后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差，但是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很好了，每天还是非常怀念过去……

这是麦德居替: 聚焦于他人的丑闻，让自己的过错名正言顺。

可口不乐521: 李医生，上次跟你聊天还是六个月以前。时间过得飞快呀。还好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媳妇生了，双胞胎男孩。替我感到高兴吧噢，对了，两个小朋友都转到新生儿科去了，其中一个法洛四联症，在用呼吸机。希望他们两兄弟能挺过来。祝福我们吧。下次给你留言可能要等到他们出院了。再来给你带来好消息。

用户7494830016: 恨无金刚力却菩萨心 自己过得一地鸡毛却见不得人间疾苦 或许只有感同身受才那样心疼 愿世界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祈祷][祈祷][祈祷]

世旭好像不会上篮: 老李，想你了，我突然发现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工作不顺利，生活不如意，来来回回的跳槽，没有感情，也不想搞，前女友谈恋爱了，哈哈哈哈，本来以为不会太有波澜，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有一点点小触动，上班吧，各种赚不到钱，我都想送外卖去了，但是我啥时候能褪去我的长衫呢，哈哈虽然里面可能啥都没穿

麦兜也叫麦仲肥: 当妈三年半，很久没出过远门，最近来北京出差，火车站候车的时候在德克士吃饭，突然想到你说德克士手枪腿是最好吃的……你好呀！再见！

长空高飞的名单: 早，李医生！合群是为了自保，孤独才是真正的自由。

当时只道是寻常927: 李医生，亏的扛不住了。在武汉跑网约车了，希望有一天能接到嫂子和孩子。我会好好跟嫂子鞠个躬。 向您致敬。

yy岁月柔的宝宝: 邵医生好可怜…请你抱抱她，对她说我们爱她[拜托]想她[拜托]有时候我真想做一名律师，专门保护这些可怜的善良的人…

小木晴子520: 亮哥，今天想起你，也想起沙白。我给她留了言，也想给你留言。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觉得你和沙白都是活出了自己气节的人。亮哥，无论此时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还是活出你自己的样子而不悔！

一只无名小卒哒: 李医生 不一定非得大富大贵 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不也是很好么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很多自媒体博主疯聊，劳务派遣公司将面临大清洗。

派遣公司不仅不会面临大清洗，而且未来将常态化，并占到用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先扒一扒劳务派遣的起源、发展。

劳务派遣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后来推广到全球。

改开初期，为了满足外企驻华代表处用人的限制，当时批准成立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这算是咱们劳派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劳务派遣确实帮助不少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2001年，进入WTO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风险，大量企业将派遣人员应用到各行各业。

至此，劳务派遣开始全面普及。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意是强化对正式工的保护，没成想，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将大量岗位转为派遣制。

派遣工数量从2008年代2700万，暴增至2023年的4759万。

2013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明确派遣制岗位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规定企业使用派遣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用工量的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劳务派遣只会愈演愈烈。

从企业、机构、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实在太香了。

你比如说企业。

如果正式工成本10万，拿派遣工成本基本在6万及以下，压缩幅度40%，甚至更低，企业不用承担、社保、福利等长期支出。

一旦有工伤、劳动争议，矛盾、责任直接转嫁到劳务公司。

用工形式非常灵活，旺季快速补充劳动力，淡季直接缩减规模。

劳务机构就更不用说。

他们向用工单位收取派遣工薪资的10%-25%的服务费，利润就是工资的直接抽成，这也是过手油。

公共服务部门也喜欢。

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两大类，因为编制限制，指望通过派遣制师资、医护解决缺口问题。

有些中小学派遣制教师占比达20%-30%，一些新建学校、偏远地区占比超过50%。

别的不说，如果你是派遣制老师，那么在待遇、稳定、职业发展方面，一定会全方位受限。

如果你在学校，在职称、学历、进修、评级等方面，几乎都没有进步的可能。

很多企业都是搞“假外包、真派遣”，互联网大厂早已普遍推行外包模式，很多知名大厂的外包比例都超过50%。

没办法，派遣制就是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从短期来说，劳务派遣确实能够缓解财政、编制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资源的动态匹配。

但长期来说，以学校为例，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稳定，派遣制加剧阶层分化，人为制造“教师中的二等公民”。

师资流动性破坏教学的连续性，待遇不公也会加剧人才流失。

不过就眼下来说，怎么解决灵活与保障问题，怎么平衡效率与公平挑战，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效改观。

那么，劳务派遣的这个权宜之计还会一直常态化持续。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

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

1.

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盘君没多言，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就一句：“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没承想，这视频发出去才两天，夜里七点多，他老家的门就被叩响了。来的是四个穿制服的民警，彼时盘君没在家，屋里只有年过六旬的老父老母。

老两口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邻居送东西，开了门见这阵仗，话都噎在了喉咙里。民警说，盘君在朋友圈转了“宁远县公安局的内部讯息”，要他删了才好。

老人家一辈子没跟民警打过这样的交道，攥着门框的手都在抖，直到盘君赶回来打了电话，这事才算暂了。

2.

之后，联合调查组出了通报。说民警上门是为那“内部讯息”，过程平和，有执法记录，待了二十八分钟就走；也说乡政府缺岗的事查了，属实，会按规矩处置。

只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通报里没沾边：为啥要选在夜里上门？那“内部讯息”到底是啥，值得这般上门？

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乡里起初的态度。

有人去问缺岗的事，先答“我们是巳时上班，不算迟”；等拿出县政府辰时上班的规定，又改了口：“有些人家住得远，路上费时间。”

到最后，也不过是罚了迟到的人二百块钱——要知道，那日空着的岗，足足二十二个。

3.

这就怪了。二十二个人不在岗，百姓办事得等，乡政府隔了一天才去查；一条朋友圈的讯息，倒能让民警连夜跑一趟。

这“急”与“缓”，到底看的是什么？难不成，那“内部讯息”，比百姓能不能办成事还重要？

按公安系统的规矩，涉密、敏感的内部讯息，不能随便转，转前得经保密审查。

可要是盘君转的，本就是那便民中心缺岗的事呢？这事关着百姓办事的便利，该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让人说，怎么就成了“不能外传的”？

这般事，先前也有过。今年七月，重庆云阳县的政府部门被曝巳时还没人上班，纪委监委很快就介入了，查了也说了要改；河南商水县更直接，把“吃空饷不干事”的人撤了职、追了责。

比一比就清楚了，宁远这边的做法，实在有些拧巴。乡里先对着缺岗的事敷衍，接着民警又深夜去敲人家的门，眼里没顾着“办事难”的根本，倒先去管了“说问题的人”。

4.

众人拿手机拍一拍、说句公职人员没尽到本分，这不是添乱，是在行使该有的监督权。

可公权力面对这样的监督，该怎么回应？是该先把空着的岗填上，让百姓第二天能顺顺当当地办事，还是先去提醒那转发讯息的人？

监督该是敞亮的事。如今，民警夜里的脚步声，敲在盘家老两口心上，也敲在旁人眼里。

我们总在说“监督权”，可这权利，到底要怎么才能不打折扣？要怎么才能让百姓说话时不用琢磨“会不会惹麻烦”？要怎么才能让“为民服务”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字？这些问题，不是只问宁远的。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选题多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和财报。绩效要求我每个月要出十几篇稿子，导致我绝大多数稿子都是电话或者微信采访，当天就必须把稿子写完。只是偶尔才会出差去实地采访。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写“吃”的问题，我依然看不见食物——大公司的财报只会描述宏观的状况。这种描述相当笼统，只靠着财报里的三张表（注：即财务体系的三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无法解释得清食物是怎么被生产、被处理、被消费，又是怎么在中途被丢弃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记者吗？

一、看不见的猪脓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看不见”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养猪企业的猪到底卖到了哪里。这家企业号称每年能给1亿人提供猪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没看到任何猪肉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售卖。我把问题抛给一位分析师。他说，这家公司只需要把猪卖给屠宰场就够了，他们不需要面对消费者做品牌。

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我继续查资料，居然意外撞见了一条线索。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猪前腿脓包修不完。”——说的正是那家企业。评论后面有人回他，“打针太多了。”还有人说，“收脓包肉回去喂狗。”

他们的身份不难猜，基本都是屠宰场的人。在生猪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条修整。生猪身上那些不适宜食用的部分就在这一步被切除，成为废肉。有的超市和猪肉贩还会对猪肉进一步精修再售卖。

“打针”，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还没有完全吸收，那头猪就被宰杀了，它的身上就会有脓包。这必然是养殖企业过于追求养殖效率的结果，增效本就是现在养殖行业在周期下行时保住自身利润的办法。

◉农业展会上，各类猪企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智能化水平，以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图片｜谢小丹

我找了张图片，看了看所谓的脓包，长得就像是猪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长着脓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售给消费者的，可剩下的猪肉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健康隐患。但当天手头的稿子不需要补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条很常规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业最近几年的业务发展、生猪周期走势和它的业绩波动等等。哪怕在众多对该公司的报道里面，它都极其普通。

一时间我没有精力去追踪。于是，我选择了暂时放下，先交掉这篇稿子。

在那两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这样的宏观农业稿件。写大公司，确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训练，每天追踪业务变动和市场挑战，很快就能摸清行业走向，商业又是弄清楚社会运转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写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对农业却是门外汉，最终很多报道都突破不了宏观数据分析和供求关系讨论的框架。

所以发现“脓包”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兴奋的。这个线索没有人写过，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讲，如果能把问题弄清楚，也许还能换来那家公司公关对我另眼相看——过去，我跟这家公司一直沟通艰难，他们就像是躺在我通讯录里的“活死人”，无论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们都不理。后来有同事写了一篇“触动”到了他们的稿子后，我们才跟那家企业勉强建立了沟通关系。

但最后，我还是没把自己的线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为畏难。无论如何，手头的资源都无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链条上的人去采访，或者真的进入一家屠宰场寻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时间马上又要到了。

二、当记者自己遇到了下行周期

做了农业记者之后，第一个选题就是写牛羊肉价格下跌。采访一位内蒙古养殖户后，我们变成了朋友。之后牛肉价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反倒是他问我，各地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说，没有。是真的没有，过去的两年半，我大部分选题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行业下行、价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涨价，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涨价是因为羽毛的成本上涨，羽毛成本上涨却是因为贩子们收不到毛了——养鸭亏损，很多养殖户已经退场。这个线索让我偶尔还能在数据和研报之间，找到一点点食物和人的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肉鸭这条产业链里，鸭肉就不如副产品值钱。因为不值钱、又需要销路，就会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卖。一份报告里还说，很多鸭肉最终流向了建筑工地的团餐。在这个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肉蛋奶消费，也能划分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做了农业记者，我可能也不会留意菜市场里的价格涨跌，更不会在网上买菜、点外卖的时候去想，这些食材从哪来，卖给了谁。然而，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不再买奶了，为什么有人吃不值钱的鸭肉，未尝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们有一套常用的报道框架，其中一项是观察价格波动。价格是个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观市场有关，又能映照每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价格波动，往往是因为供需失衡。不凑巧的是，我进入农业领域的时机刚好是价格下滑的周期，特点是供给过剩和消费下滑。过剩来源于在上行周期里的乐观预期，人们好像以为市场会无限大，几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来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现实是，上行周期会结束，人们会消费降级。

◉水稻试验田。图片｜谢小丹

写农业的这几年，我能看到行业的下行，现实常常让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学会了这套商业分析逻辑，我总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业和公司。做记者还是什么好职业吗？大家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也会尝试着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条线形势一片向好，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像是科技媒体的老师们大概率日子还好过。媒体要自保，势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须要更关注那些欣欣向荣的行业和企业。甚至，这些年很多主流媒体公号上的重磅长篇农业文章，常常来自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软文：某家电商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某短视频平台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某大厂如何用新技术让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真正种地养猪的农业显然不在此列。每年财报季，那些农业公司的营收，甚至还赶不上科技、工业公司的利润。农业公司多数又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没什么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体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确实没什么人看，流量总是垫底，我最终没保住自己的工作。

三、标准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其实，在农业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叙事。有蓝莓企业跟我介绍过，如何将蓝莓做得标准化。标准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传感器不断监测数据，再用上设备辅助调节，最后保证果树能得到统一一致的光热水肥条件。

这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看天吃饭和产品非标品的难题，降低了他们的运营难度。而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意味着买水果不再仿佛开盲盒，不会这次觉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在云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过类似理念的果园，果树与果树之间不光行距、株距统一，就连果树的形状都修剪得一样，像部队的方阵，让每一颗果子都能获得同样的光照。果实也有标准的分级，有特定的机器对水果做分拣，能确保大小、形状甚至甜度的统一。

甚至我还体验过上百万的智能拖拉机。当我们还在争议城市里智驾是否安全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落地的场景——大规模农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买辆兰博基尼拖拉机，而是买辆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拖拉机，也就不会一开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工作人员为参访者介绍东北黑土地上的百万拖拉机。图片｜谢小丹

养殖行业也一样，今天的养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精确地知道每头猪吃了多少饲料，再计算出这些饲料能让他们长多少肉，这种精细化运营可以有效地降低喂养成本。

刚进入农业报道那会儿，我也曾对这些故事充满兴奋，以为凭借技术手段，农业可以克服看天吃饭，克服一切不确定性，最终消灭饥饿、让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这种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新鲜水果蔬菜，买菜可以选择送菜上门，不想做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厅解决……

生存需求看似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但真正的“吃饭”变得越来越轻飘飘，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食物的生产过程，浪费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耻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种极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约束，需要被政府发起的“光盘行动”来教育。

作为消费者，或许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缓解焦虑。但作为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环，我却更无力。企业会讲规模化、讲产地直采、讲订单农业、讲二维码溯源……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商业判断和解决方案，做了他们市场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无法全心全意拥抱那个商业世界。哪怕从逻辑上讲，规模化生产也不真的意味着安全，只意味着有问题的食物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再加上庞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波及的范围就会更广。

◉每个城市都有几个这样的农贸市场才能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但它仅仅只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的一个枢纽。图片｜谢小丹

农产品流通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连接零散小农户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于是，从一块土地上的农作物出发，要经过产地经纪人、集贸市场、产地批发商，再穿越销地的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最终抵达商超、农贸市场或餐饮企业，才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无法填补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费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可能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尽了自己一份力。况且，这套体系又太长，层层加价让农户和消费者都难以获益。

我还有种不安。过去，那个养牛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很多人把回家养牛作为避风港。今天，“返乡种地”也是媒体们喜欢做的选题。可他们返乡后，假如以这种方式经营农业，成本将会巨高无比，又要经历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返乡务农真的是出路吗？如果小农户都退出了农业，在城市里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四、我的实验田

写农业稿的时候，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时刻。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学习：去年，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共享农场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决了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终于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我又焦虑了起来，开始担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当然是收不回来的，只不过能身体力行地对自己的报道领域又加深了一点点认识。

在农作物长势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来9天。临出发前，我还拜托朋友去帮忙浇水。后来一看天气预报， 北京那段时期要连着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说，不要去了。

回来后，又遇上北京连日降雨，地里变得格外泥泞，没法下脚，所以前后大概半个月没法去查看那一小块地的情况。我以为，老天爷会帮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结果面对的却是一片狼籍：所有的叶菜都死了，辣椒泡烂了，番茄幸存了几棵，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只有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苏，在暴雨过后依然生机勃勃。

之后的八月，高温多雨，即便补种也没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为天气原因，蔬菜种植户们跟我一样损失惨重，去年夏天，蔬菜价格飞涨，在气候变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几乎是同样脆弱。

◉2024年北京夏季高温暴雨后，辣椒、茼蒿、生菜全军覆没，没有救活。图片｜谢小丹

我不仅遭遇了天气的挑战，身体也因为种地饱受摧残。

种地最初，我决定不除草，因为听说保留杂草可以给土壤提供更多覆盖，保留根系还可以减少对土壤里微生物生长环境的破坏。

但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邻居大爷同样停下来问我，我便兴致勃勃地分享学到的知识。

结果他反问，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骗了。于是我继续辩解，却惹恼了他。我没能修复邻里关系，之后再在农场碰面，他再也没有理过我。

后来我没能抗住压力，跟杂草斗争了很久。因为蹲在地里除草，膝盖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彻底痊愈。

种地其实除了心理疗愈外，对做农业记者没什么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层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农业领域里也有一些新选题：返乡的新农人，消费企业介入种植上游，甚至火锅、茶饮里又出现了新的农产品……这种选题有很多。然而，这些选题真的载得动农业吗？

在写阳光玫瑰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阿姨，费劲让她相信我是记者之后，她立刻情绪激动了，大骂媒体无良。她说，家里做建筑生意被骗了很多钱，想着做阳光玫瑰保住生计，却又遇到了烂市，采访就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那天，我惹了烂摊子，努力给她发微信和短信补救，又费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抚好。她还把自己丈夫的号码发给了我，让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没有再去联系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全删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种植户素材，选题也很简单，就是要写一写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如何失败的，已经没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况且一个轻飘飘的选题，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家庭伤痛。

过去的两年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农业报道，要怎么去做？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前领导。他说，我们的优势是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时了解行业里的变化。我被这句话戳中了，把它奉为了金科玉律。

来做了农业后，写了两年半稿子，农业呈现给我的面貌越来越复杂。它不光是商业模式，也事关生计，不光有智慧农业，也有它传统的那一面，我也越来越不甘心待在商业的框架里去报道农业。

究竟怎么做，我还没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门外汉的方式来写农业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领导的那句话，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我得离得再近一点了。

食通社作者：谢小丹，前农业记者，梦想有一小块地自己种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重映的电影——《青蛇》

本来这部重映是我近期最想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结果却成了我最不敢推荐的一部。

和《死神来了；血脉诅咒》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不知道该给大家推荐哪一版本，感性上我相信这部在影院里看是很难得的体验，但理性上我认为只有看它未删减的版本才能获得它的表达。

为何《青蛇》有如此强的唯一性，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部追求爱情的故事，爱在整部电影里只占据着一角，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那层不可见的“欲”展开的。

它讲的是一条蛇想成人的故事，是一条蛇懂了爱的故事，更是两个女人追求欲望的故事。

它是一个奇情故事，是一个神话传奇，更是两个女性命运的历史书写。

一旦没有了欲只剩下情，这一切都将不成立。

我们今晚的这篇文，就主要去聊这一个词——情欲。

一、

这部与历代白蛇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放大了蛇的蛇性，是最重视蛇这一意象的作品。

青白二蛇即便化形也遮挡不住她们的蛇性，能躺着绝不走着；白蛇和许仙的交往身形摆弄似是缠绕；两蛇化形初始脖颈相交摩挲纠缠；青蛇从房顶落到声色场的地面上，更是像一条蛇倏然落下，软绵绵地缠着舞女共舞。

所以要了解这部片，我们就要先了解蛇。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蛇的象征和文化意涵很早就出现了。因其身似性器官，它最常见的是与性相关，又因其水陆两栖而被认为阴阳同体，在先民的崇拜和认知中，它多被视为雌雄同体的生物。

比如在世界文明中广泛存在的衔尾蛇图像，我国出土的凌家滩玉龙同样是一条衔尾的蛇形生物；以及女娲和伏羲画像尾部的缠绕，尤其汉画中他们多以连体孪生的形象出现，两性同体存在于很多地区的崇拜中。

所以因其性的象征，蛇一方面被作为生殖崇拜，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性欲交合，代表纯粹的欲望本身。

《青蛇》首先还原了蛇身上的第一层意涵，那就是蛇与欲总是相关联的。

电影的开篇就勾勒出了欲的氛围，第一个镜头就是顺着水流漂下的青色纱巾，配合着婉转泣诉的音乐；青白二蛇的出现是为一个赤裸身体在林中生育的产妇挡雨，而产妇的赤裸又成为了法海最初始的欲望心魔。

白蛇与许仙的交合凸显的是白蛇和许仙的欲，许仙并非是为爱沉沦，而是为欲沉沦，所以在看到白蛇的那一刻低头注视的是白蛇半隐半露的胸部，在看到青蛇扭腰舞蹈时会眼睛发直。

青蛇去引诱许仙更是对姐姐的追逐，她想要体验到姐姐的快乐，所以姐姐在水池里与青蛇缠绕欢笑，这构成了她们之间的欲。

而当法海让青蛇历练他的心魔，命令青蛇引诱他时，青蛇与法海又构成了另一重欲。电影的插曲《莫呼洛迦》多次响起，莫呼洛迦本就是人首蛇身的大莽蛇神，当青蛇抱着法海水中露出的蟒蛇蛇尾交欢时，两人已经完成性欲交合。

欲是勾连起片中每一个角色的索道，在青白想要成人的世界里，整个世界充斥着蛇性，充斥着情与欲的交合。

只有做到这种极致，才能彻底抛开性别的枷锁，进而进入人内心因欲而产生的情爱世界。

二、

欲不是青白二蛇寻找的最终答案，她们来到人间是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关于情与爱的那一面。

《青蛇》删去了传统版本白蛇报恩的剧情，白蛇化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人。想要学会人的感情，了解人间的情爱。

所以白蛇选择了许仙，她看到秦楼楚馆之外的水上学堂，那是与色欲完全相悖的场所，而在学堂里她看到了一个看似离色欲最远的人，那就是批评耽于情欲的学生的夫子许仙。

白蛇早早流下了那滴属于人类的泪水，也因为她比青蛇多修炼了五百年，她更早地懂得了如何去区分自己的情与欲。

电影对于情爱的探索，重心放在了青蛇身上。

她不信任姐姐追求的情与爱，她觉得情是不存在的，因而她入世的第一站就是风月场，人世间在她看来只有欲的存在。

所以她欣然答应帮法海修炼心魔，以情欲去勾动法海；她会去引诱许仙，不止是嫉妒和好奇，她更想看看即便是姐姐相信的飞不出她手心的老实人许仙，是不是也会耽溺于情欲，在她的引诱下变得没有定力。

但与她相处五百年的姐姐发现了她有情的一面，她看出了青蛇与她的反目和斗法只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还紧张她，她的情放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姐姐让她回紫竹林，继续去做蛇，做她想做的事，不要承受因人间的情爱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

青蛇直到姐姐即将死去的那一刻才真正懂得了情。

当姐姐弥留之际用脸颊摩擦她的脸，镜头闪回了二蛇刚化形的时候也是这样摩挲。情与欲在这一镜头中被缝合在了一起，漫天的雨、水和泪掺杂在一起，这是青蛇开始懂得情的那一刻，她体会到的是即将失去的痛苦。

而她真正落下了第一滴清晰完整的泪，是见到被剃度的许仙的那一刻，她这滴泪是为自己也为姐姐而流，她发现了自己的情在姐姐身上，感受到了自己即将失去的痛苦，也感受到了姐姐当时那滴泪落下的心境。

最后她杀死了许仙，因为她想要满足姐姐最后的情感需求，于是她选择杀死许仙让他永远陪伴姐姐。这不是法海口中妖性的一面，反而是至情至性的一面。

三、

欲不止与寻找到自我有关，同样还与权有关。这是这部电影尤其是李碧华原著的另一面。

之前聊《白蛇：浮生》的时候，我们列举过白蛇故事的演变，包括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到明清时期的贤妻良母甚至是《义妖传》中将青白二蛇进行有情有义的改写。

这其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点，那就是在白蛇身上，对情欲二字的彻底消除。美女蛇尚且是以情欲引人的，到了“义妖”二字之后更是对于性的完全剥离，也是对白蛇化身的女性身上的情与欲的剥离。

在白蛇身上出现的性压抑与封建礼教的发展契合，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中，女性的欲望被首当其冲地压制，被认为是不洁不贞的，是危险并且害人害己的。

对欲望的拥有其实就昭示着对权力的拥有，而白素贞与小青作为两个在历代文本里无法表达欲望的女性，她们在《青蛇》的文本里以极大的声量发出了女性追求爱欲的呼声。

这是她获得权力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妖想要成为人，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女人想要在情感层面上获得和男人同样的位置。

就像是王秀珊在《自白蛇传说之原型意涵论李碧华<青蛇>中的女性爱欲与命运》中说的那样：在文本为男性所掌握的叙述之下，白娘子愈演变愈多情执着的形象除了代表着民间大众对追求爱情自由的呼声，并且还藏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声音，幽幽诉说关于爱欲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原型命运。

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白素贞要如何将自己缝合进男性的世界方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书斋的老夫子在发现白素贞治病救人后才纷纷称赞许仙找了个好老婆；众人也是因此而赞颂白素贞。

直到她为许仙诞下一子，才被法海承认她获得了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她得到了以法海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秩序和规则的承认。

这与传统家庭中女性获得地位的身份是结婚和产子别无二致，只有生下了儿子让自己获得“母亲”这一社会身份之后才能获得相对应的社会位置。

《青蛇》不止是对情欲的追求，也写出了情欲与权力的对照，以及她们追求权力的方式。

在李碧华小说的最后，依靠破四旧这样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破坏才成了雷峰塔倒、青白蛇团聚的契机，这当然不是她对这段历史的赞颂，但它意味着唯有彻底的破坏才能迎来重生。

她们被更大的权力误打误撞地“拯救”，她们在塔倒后继续追求自己的欲望，小青看向姐姐想到“素贞不安定了。嘿，一有男人在，她就不安定了！”

何必安定，所以“横竖素贞看中了，就让她上吧”。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图源：澎湃美数课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高温劳动导致的工伤和工亡常因发生时间和地点的模糊，而被用工单位推诿责任和拒绝赔偿。7月，西安猝死的保安周某就因在上班前一小时出事，且长期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职工宿舍严格意义上不算作工作环境，遭遇相关责任方的推诿，小区物业称周某属于外包员工，劳务中介则认为周某是在正式用工前一小时猝死，不符合工伤，公司仅愿意进行有限的人道主义赔偿。现实中热射病发病以及因高温造成的伤病实际发作的时间地点可能有延迟或模糊性，由于缺乏更明确的政策细则执行落实的规定，企业得以规避工伤责任。

另一暴露在特殊脆弱性的高温劳动群体是大量就业不稳定、处于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包括建筑业、农业、家务劳动者、拾荒者和街头小贩等。例如，平台接单的家庭服务业劳动者大多为灵活就业的网约工，尽管其工作环境符合高温津贴的标准，但由于ta们大多没有和平台或外包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便规避了提供权益保障的责任。非正式劳动者的高温劳动保障非常不足，这类工作又因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多吸纳了需要承担双重劳动的女性。这再次提醒我们，高温天气的风险哪怕在劳动者当中也并非均等，原本就落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的工人没有退出高温工作的选择，也更缺乏制度保障。

暴雨洪水多发，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

今年的汛期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前，从6月下旬开始便呈“南方久涝、北方急涝”的态势：6月27日后，华中西南一带（河南、贵州等）连续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与山洪，公路中断、工地与小作坊被迫停摆，外来务工者与临时工首当其冲，很多人既无带薪停工也无灾后补偿的预期。7月下旬的雨带北抬，北京在7月28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公共交通与文旅场所大面积停运，对零工、骑手、环卫与文旅服务业的即时收入形成断崖式影响。截至7月末，北京近郊多地受灾，受灾居民与小微企业、保洁与民宿服务人员等在保险与社会救助覆盖上的薄弱处境，延长了ta们重启生计的时间成本。8月初，南方暴雨再度“倒水式”倾泻：深圳多次触发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街道在66小时内录得累计891.6毫米极端雨量，地方层面一度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综合措施。节律交替的降水过程，把基层劳动者置于两难境地：停工无薪，出勤又高危。      

无人机视角显示，2025年7月29日，中国北京密云区因强降雨发生洪水，村庄民房及其它建筑物部分被淹没。图源：路透社

今年发生多起暴雨失联案，劳动者在通勤、返乡或临时工地转换途中陷入联络中断与生命危险。把今年的情境与既往经验对照，则更能看清结构性问题：汛期红色预警即代表停工停运，但平台与外包体系的层层转包，使得用工调度与气象预警存在严重脱节。今年南方多地的暴雨里，清晨出工的通勤包车最易陷入“预警已发，车仍在路上”的风险之中，农忙季或采摘季的短期招工队伍尤为脆弱，一旦遇山洪就可能失联。在这些情况中，谁来下停运指令、何时通知、出了事谁负责等问题，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暴雨和洪水的多发也暴露出交通与物流业的脆弱：运输能力骤降，站点关停，从业者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洪水冲毁道路桥梁后，货车司机、快递与仓配从业者既担“车损自担、货损自赔”的合同风险，又面临平台考核延迟与罚款的压力；此前小报总结过洪灾对运输与出版等行业的连锁伤害，道路虽能很快抢通，但劳动者的保障却无法跟上：谁付停工的钱、谁赔损坏的工具、谁负责理赔，往往没有明确责任人。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灾后的漫长恢复。对于涿州而言，灾后重建的迟滞首先体现在产业链节点的受损：作为北京出版业的库房腹地，涿州的图书物流园区“整园受淹”，有企业自述8000平米库房、约360万册存书几近全损；而图书库存常被保险拒保或保额有限，巨额亏损只能在企业与一线从业者之间层层消化，影响从编辑、仓配到营销的整条产业链条。对交通与即时配送来说，洪水后的“重启”同样艰难：城郊的快递集配站往往最早失守、最晚恢复，北京房山区一处站点曾一度困住80人；水退之后，即便车辆还在，但电瓶报废更换动辄上千元，自担成本直线上升。

此外，暴雨天气对外卖骑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骑手在暴雨中工作有更高的风险，容易遭遇交通事故，更是因为，在暴雨天气，城市居民对外卖的需求量会剧增。在暴雨天气，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长时间淋雨而生病，脚长时间浸泡在不干净的水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在雨天发生滑倒、翻车、撞车等意外。上述风险会因缺少高质量的防雨装备（比如能够抵挡暴雨的雨鞋、雨衣）而加剧。同时，暴雨天气也会带来手机进水、电瓶车电瓶泡水等问题，带来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暴雨中的外卖员，图源：食通社

关于暴雨或洪涝，相关的制度性保护很少。洪水突发往往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由此造成的工厂被淹、工人没能及时撤离而遇难，在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可能不算作工伤。而对于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伤保险覆盖不足，更可能面临“无人负责”的情况。对于农户而言，农作物在洪水中受损可以通过相关农业保险获得相应理赔款，但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与洪涝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性保护是蓄滞洪区补偿。依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2025年）》，国家会针对住房、农田、专业养殖、经济林等区域在蓄滞洪区运用期间的水毁损失予以补偿，补偿力度在损失的40%到70%之间。不过，该项补偿只限于被划定到蓄滞洪区范围的情况，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该补偿只针对洪涝中一般性的财产损失，也非为劳动者提供的针对性保护举措。

结语

长期在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劳动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去应对气候风险。面对高温，建筑业、环卫、制造业等户外劳动者缺乏遮阴、降温、防护设备等基本设施；外卖骑手在极端高温、暴雨、台风等气候事件中仍需作业，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收入有限，ta们往往也难以通过购买空调、防护服、高质量雨具、保险等方式来提升防护能力。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则使ta们无法及时获得气象预警和健康指导等关键信息。这些条件上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气候风险时更加被动。而制度性保障的缺位，则将ta们推向更加危险和脆弱的境地。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

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

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

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那些曾为他带去无数点赞与拥趸的帖文，最终成为了清算他时最无可辩驳的罪证清单。

这份清单上，记录着一个内容投机者的全部路径。

他用以构建其爱国叙事大厦的砖石，并非事实、考据与理性，而是更轻便、更廉价、也更易燃的材料：

情绪。

唐哲同学的微博认证是历史博主，他也曾试图证明自己的专业性。

2022年初，他转发过一张号称是作家张爱玲祖母的老照片，引人怀旧。

照片很快被证实为现代人拍摄的艺术照。

唐哲同学删帖道歉，承认自己“张冠李戴”，并将失误归结于：

“知识浅薄，难免差错。”

这句谦辞，在日后看来，更像是一份精准的自我鉴定。

当历史考据无法快速兑换为流量时，他便熟练地转向了另一条更汹涌的航道。

在这条航道上，事实的准确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是否正确，情绪是否到位。

他开始娴熟地剪辑苦难，拼贴仇恨。

他的一篇关于加沙儿童的帖文，配图催人泪下，广为流传。

根据网友的溯源，那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的确记录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只不过那场灾难的名字叫：

汶川。

挪用国殇去点缀异域的烽火，这种操作对唐哲同学而言并非孤例。

他最近的“代表作”，是一组据称是731部队的“核心罪证”图。图中的婴儿标本，足以点燃任何观者的怒火。

这些“铁证”迅速引爆了舆论。

只是，有心人根据线索查证后发现，这些婴儿标本静静地陈列在一家俄罗斯的博物馆里。

一件普通的医疗展品，就这样在他的微博上，跨越时空，成了一段血腥历史的元凶。

这种时空错乱的叙事，曾经在他一篇关于以巴冲突的帖文中达到了顶峰。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名华裔女子被哈马斯围困，在危急关头高喊“我是中国人”，随即被武装人员挥手放行。

这个堪比战狼剧本的情节，连他自己的部分粉丝都表示难以置信。

有媒体查证后指出，这纯属一则为了迎合民族自豪感的：

三无杜撰。

当事实的硬核被抽空，剩下的便只有情绪的空壳。

他攻击辉瑞的新冠药物，却无视公开的临床数据；他影射诋毁国内知名学者，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他批判通信专家项立刚，甚至连对方的出生年份都张冠李戴，以至于被微博社区的公开笔记直接标注为：

思维混乱，引用内容不实。

终于，在2024年的“清朗”专项行动与2025年平台整治极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座由谎言、拼凑与情绪构筑的大厦迎来了推土机。

微博管理员的公告写得清晰：

“经核实，所示违规用户@唐哲同学多次通过拼凑不实信息、张冠李戴等方式，以“爱国”之名博取流量，因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广告收益。爱国是人民最质朴、最淡然、最没有利益纠葛的情感释放，不应成为某些心术不端者的谋利工具。造谣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传播秩序，更亵渎了历史，亵渎了爱国两字。”

唐哲同学成为了那个被“亵渎”的爱国主义所献祭的典型。

他的倒下，与更早一些的前辈们如出一辙。无论是散播“人肉汉堡”谣言的“至道学宫”，还是利用爱国流量卷走粉丝6亿P2P投资的“黄生”，他们的商业模式并无本质不同。

他们都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流量富矿，这座矿的名字，叫爱国。

他们要做的，不是开采和冶炼，只是将那些最廉价、最劣质的原矿石甚至是假矿石，直接打包贩卖给那些最饥渴的灵魂。

就这样，神圣的情感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几乎没有门槛，只需煽动与复读的生意。

在这门生意里：

真相是负担，考据是累赘，理性是绊脚石。

而当监管的重锤落下，生意戛然而止。人们看到一个投机者被清出场外，于是纷纷拍手称快。

只是，少有人追问，那座曾被疯狂开采的矿山，在被挖得千疮百孔之后，还剩下些什么。当一种本该凝聚共识、团结国民的伟大情感，可以被轻易地标价、贩卖、并最终因质量低劣而被下架时，它的损耗，又该由谁来计算？

喧嚣过后，一地鸡毛。那些曾经的狂热与眼泪，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流量的骗局。

而最大的荒诞在于，骗子倒下了，但曾经为他鼓掌的观众，却早已转身去寻找下一个更新、更响亮的舞台。那里，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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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试点吗？

全国能推广吗？

8月22日，香港领导的财产情况于政府官网公开。包括主席李家超在内的领导，有中英两种文字版本的《利益登记册》PDF版可供下载。

其中李家超的情况比较简单，与其妻子共有一处位于油尖旺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夫妻二人各占一半权益。

除此之外，还要看社会和企业兼职情况。与内地官员只能有一个社会兼职不同，李主席有整整三页清单：

行政长官获赠礼物名册也需逐月公开。

我查了一下，今年前7个月，李主席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去年底倒是连续两个月都有。

其中11月份获赠一本书、两盒食物、一瓶酒、一件摆设及一盒食物：

12月份获赠4瓶酒：

除李主席外，其他人在内地买房很积极。看来到内地来炒房的大军中，也不乏香港官员的身影。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是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申报了三处房产，包括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间中自用；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

•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

•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申报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申报的7个物业均为住宅，一个在中西区，3个在湾仔区，1个在杭州，1个在澳大利亚，1个在新加坡。

•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分别申报与家人拥有2个及以上物业。

•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申报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看到如此景况，内地网友的反应非常有趣，纷纷点赞这个「试点」搞得好。

他们可能不知道，香港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非试点，亦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林副统帅叛逃的1971年，根据新修订的《防止贿赂条例》，官员利益申报制度就运作了。

而且，香港也不是我国惟一一个公开官员财产的城市。1993年7月2日，我国台湾公布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并在同年9月开始实施。

至于有网友希望在全国推广，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不太合适。

毕竟，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但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正确的做法是，香港应该向内地看齐，内部申报、组织掌握即可，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危害国家安全。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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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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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七使2022”。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质疑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广东各地为防治基孔肯雅热而采取的各类过度措施。

文中接着写道：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当然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远处喷枪的呜呜怪啸，然后就开始到处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二、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郑州人民公园社会青年围殴同性恋事件在网络发酵后，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

遭到刑事拘留的11人中，有一名同性恋女孩韩梦，是打入该团伙的“卧底”，也正是她拿到相关证据发布在网上。而她至今仍被拘留关押。

为此，微信公众号“流放地”作者“路边有片海”发布韩梦形婚男友、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人之一小凯的讲述，呼吁释放韩梦。但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三、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8月19日，劳东燕教授发布了一条微博，以十分温和的语言诉说对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感受。即便全篇未提及任何敏感话题，该帖仍被审查，目前已是不可见状态。

她写道：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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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懂王是跟谁学的，现在很喜欢在周五搞个大新闻。

上周五，也就是8月22日，他和英特尔宣布美国政府将用89亿美元认购4.333亿股英特尔股票。再加上之前《芯片法案》给的22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是英特尔的：

第一大股东。

神奇的是，这些钱大本来就是《芯片法案》要给英特尔的补贴，懂王现在一运作，补贴直接变股权了。要么说还得是搞房地产的人胆子大。

乃悟看了看博弈过程，人家英特尔祖上毕竟是吃过皇粮的，也不是傻子，肯定不同意。懂王直接明码呼叫CEO陈立武下台。这之后，英特尔基本就怂了。

乃悟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孤例。英伟达和AMD要把对华销售额的15%上缴美国政府；美国钢铁被日本新日铁收购，但美国政府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美国政府现在还是全国唯一稀土企业MP的最大股东。

再这么搞下去，美利坚合众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就要成立了？

玩笑归玩笑，很多朋友还停留在帮懂王算账的层面，说89亿美元就算任期内翻一倍，放在每个公民身上也就够充个话费。为了这点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核心价值观都不要了？

当然了，也不能都不要。按照协议，美国政府不会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但是不干预经营你当什么大股东啊？

据我猜测，懂王回身四顾，能产芯片的公司，领导人全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只剩下英特尔算是艾美莉卡土生土长的正硅旗，是唯一能不靠台积电还能产芯片的，虽然也是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CEO，但是还好，他刚来5个月，还有救。

曾几何时，英特尔在CPU市场那是遥遥领先了。PC市场8成以上都是用的英特尔，大家都是听着登，登登登登的音乐长大的。

那时候的英特尔恨不得鼻孔朝天看人，产品成天挤牙膏，上一代CPU换个封装接着卖，而被很多PC用户称为：

牙膏厂。

然而最近几年，随着AMD、英伟达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英特尔已经远远落后了。

无论在PC还是服务器方面，市场占有率都几乎以年10%的速度被AMD蚕食。推出的13、14代CPU芯片蓝屏事件给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在游戏等方面的性能表现更是被AMD的各种X3D等按着头暴打。

标志性的事件是，2022年2月15号，AMD的市值正式超过英特尔，到现在，AMD的市值已经是英特尔的：

2.5倍。

AI浪潮更不用说了。2024年,英特尔自己预计，一年的AI芯片就只能卖出去5亿美元。

而在重要的芯片生产端，英特尔在重要的10nm和7nm方面连续落后台积电，连续砸了很多钱，成本和良品率均不如对手。

大家别看英特尔好像也能搞先进制程，接连推出如英特尔3，现在又在搞什么A18（英特尔1.8nm），但同样的制程，同样的芯片，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逻辑制程、内存堆叠和热管理领域的技术思路和能力可能差别很大。但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美国原商务部长曾经极力向AMD和英伟达推销英特尔的产品，但被两家直接回绝：

不感兴趣。

这就是吃了不懂技术的亏。现在英特尔自家的芯片很多都找台积电代工。也不怪英特尔自己没啥信心，自家确实效率太低。你就拿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来说吧，2012年，奥巴马就站在工厂门口宣布说明年投产。

但事实上，这个工厂一直等到拜登胜选前的2020年，才真正实现了产出。这一拖，拖了整整7年。2012年，14nm还属于尖端技术。2020年，3nm都快量产了。

至于俄亥俄的工厂，更是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建好。

受到自产芯片业务的拖累，2024年，英特尔巨亏188亿美元。英特尔也早就想把自产芯片的业务卖掉。新任CEO陈立武今年7月的内部备忘录就表示不会再无条件投入，会根据市场放缓工厂的建设。这也是他和懂王的矛盾点。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

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

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

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好好好，妙妙秒。什么自由竞争，市场法则，不能替美国还债的都往后稍一稍吧。

前几日，梁文道的付费播客节目《八分半》在大陆全面下架。

《八分半》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发表的官方声明说：

“由于技术原因，《八分半》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有他的粉丝询问AI，为什么《八分半》会下架，AI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请换个话题。

还有人跑去问“小宇宙”官方客服，得到的回答是：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八分半》节目无法按原计划上线后续内容。

DS回复

其实，被下架节目这类事情在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平常了，以至于大家都麻木了，说话之前都要考虑再三。

特别是搞自媒体的，发什么东西前自己都要预设一条红线。

只是，这次被下架的节目是那个很多人心中的“知识偶像”——梁文道先生所制作的。

并且更让人担心的是，这次下架后，梁文道先生是否还能出现在大陆的公众平台发声？

是否还有制作其他节目的权限？

梁文道在节目被下架后的音频声明中倒显得坦然，他说自己作为佛教徒，不会倾向于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多坏人，而是认为这么做的人也许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一个人人自保的年代，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得到理解”。

看着《八分半》历史节目的标题，我似乎知道了被下架是为什么。

“小宇宙”官方回复

“小米汽车事故为何引人关注？”、“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学生：厌女情绪下的叙事模型”、“广东梅大高速塌方”……

其实，我很难想象梁文道现在正开始评论一些社会热点，特别是一些公共事件。

也许是社会现实逼的太近，让所有人喘不过气，不得不说几句。

也许是他曾经的读者们在当下生活中有太多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可能就与这些事件相关或者类似。

读者们希望梁文道出来讲一讲，哪怕只是做一做心理按摩。

也许是梁文道开始“任性”起来，要和《锵锵三人行》的那些节目里一样，说他想说，做他想做。

但无论如何，当曾经的国民“知识偶像”变成了“追”社会热点的公知，风险当然就来了。

梁文道

尽管如此，在当代文化领域，梁文道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职业阅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

梁文道1970 年出生在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1988 年，他开始在文化评论、媒体工作等领域展露才华，为《信报》写时评、散文、文化评论，成为了拥有20年写作经验的专栏作家。

2009 年，他在内地出版《常识》，汇集了各类时评文章，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试图唤起人们对常识的重视。

他在书中直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同年出版的《我执》则记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从个人的视角展现出对生活、人性的深刻洞察。

这两本书也让大陆很多人认识了梁文道。

在媒体的经历，更是放大了梁文道的知名度，因为读者发现他不仅会写，还会说，不仅会说，还形象气质好。

1998 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他与窦文涛的二人组合吸引了众多粉丝。

在节目中，梁文道展现出了他多元文化的背景和知识渊博的特点，无论是政治、财经，还是文化、环保等话题，他都能信手拈来，成为了节目中的 “知识担当”。

窦文涛曾开玩笑地戏谑：“梁文道是渊博，许子东是刻薄，我是浅薄”。

《锵锵三人行》

此后，还有2008 年推出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梁文道每天为一本书做 8 分钟的读书解读，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成为了很多青少年的文学启蒙节目。

2015 年推出的《一千零一夜》，梁文道将节目搬到了午夜的北京街头，他会根据图书主题精心挑选拍摄场景和搭配服装。

那种边走边讲的独特方式，引领了一波文化潮流，他也被称为“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道长”。

可以说，梁文道的影响力和他的职业生涯一样，横贯了80、90、00后三代人。

他的《常识》迄今为止卖出了几十万本，他的专栏文章常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

《常识》

他的身影随着《锵锵三人行》、《一千零一夜》、《圆桌派》等节目一同出现，成为90、00后知识青年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梁文道还会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美好的记忆，不会被科技手段所抹去。

政治哲学家们设想的那个“重返人类最初时代”的过程，不可能实现，原因无他。

即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技术、建筑、艺术等都可以被瞬间摧毁，但记忆却是永存的。

只要还有记忆，人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它们。

所以，人们要想怀念道长，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这种差异肯定不是简单的“运营策略”或“市场阶段”不同所能解释的，更多的原因在于媒体生态的架构、国民消费心智和注意力资源的结构性差异。

相关阅读：【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一、平台生态结构性差异

播客的英文“Podcast”本身就包含了“iPod”和“Broadcast”的含义，其技术核心是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是一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协议。创作者制作音频后，将其上传到任意一个支持RSS的服务器（Host），生成一个RSS Feed链接。用户通过任意一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如Apple Podcasts, Overcast, Pocket Casts）订阅这个链接，即可收听。

在这个模型中，权力掌握在创作者手中，创作者拥有其内容的绝对所有权和分发权。

听众订阅的是创作者的RSS，而不是平台：创作者与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可迁移的关系。如果创作者对某个分发渠道不满，可以随时带着自己的订阅者迁移到别处，几乎没有损失。

创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商业化：无论是通过Patreon等平台接受听众直接赞助，还是在音频中自行洽谈植入广告（Host-Read Ads），都无需经过平台抽成或审核。Spotify和Apple即使是巨头，但它们在播客服务上也是在扮演一个“搜索引擎”的角色。它们后来的付费订阅服务，也是建立在这个开放生态之上的一个增值选项。

在这个生态里，创作者有极强的安全感和动力去进行内容创新和商业探索。广告主也更倾向于与创作者直接合作，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创作者个人品牌的背书和与听众的深度信任关系，这种广告转化效率比较高。

中国的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小宇宙，是走平台逻辑的，集“托管、分发、播放、社交、商业化”于一体。

创作者将内容上传至平台，分发逻辑、推荐算法、甚至内容的可见性完全由平台决定。用户订阅的是“平台上的某个节目”，而非创作者栏目。平台通过技术和产品设计，将用户关系牢牢锁定在自己的生态内，创作者无法带走听众。创作者的商业化路径高度依赖平台，并且十分匮乏，无论是平台的广告分成、付费节目抽成，创作者的议价能力都被削弱。

中国的纯播客创作者（不做视频平台）就是平台的“内容佃户”：议价能力低下，创作自由度受限。

平台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追求增长，必然走向“流量思维”——优先推荐能带来最大公约数听众的内容，而那些小众但可能有价值的内容容易被边缘化（做不到抖音那种算法个性化推荐）。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早期音频平台内容同质化严重，多以“知识付费”、“有声书”、“情感电台”等强功利性、易于规模化的品类为主。

二、消费心智：关系付费vs. 交易付费

消费的底层驱动力——“我为什么愿意付钱？”在中美市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美国，听播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陪伴场景和身份构建，是基于“身份认同”与“价值支持”的关系付费：听众因为一个播客而感觉自己是某个“圈内人”。

当美国听众为播客付费时，其底层心理不是买商品类型的服务，而是“支持我喜欢的创作者继续做下去”。他们付费，可能是为了维系这段“关系”，并获得额外的身份象征（如进入私密社群、获得专属内容）。这种付费意愿更持久，金额也更高。

基于同样的逻辑，听众对“主播口播广告”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因为这被视为创作者精心挑选、符合其社群调性的产品推荐，是信任关系的延伸，而非骚扰(当然前提是主播也会自己筛选，维持好这段关系）。

中国的音频平台，像喜马拉雅，早期成功的主要是“知识付费”模式，其次是泛娱乐模式（没有达人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交易。用户付费的心理是“节省我筛选信息的时间”或者干脆就是（在短视频平台没出现之前）用来打发时间。我付钱买你给我服务，这种交易一旦完成，关系就结束了。当用户发现听完没啥收获时，或者听了没意思，或者有更廉价/免费的替代品（如短视频讲解）时，付费会断崖式下跌。

当然也不完全是中国人不为关系付费，而是音频这种媒介形式在中国尚未能普遍地、大规模地建被用户接受（在第三点里谈）。音频创作者的人设建立更慢、更依赖内容本身，小宇宙虽然在努力构建社区，但其用户体量和社区氛围的成熟度，都达不到（商业化做得不太好的）B站的水平。大多数音频平台及其创作者，尚未能有效地与听众建立起那种值得付费的“强关系”，因为为爱发电也是有忍耐极限的。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又习惯了互联网的“免费”模式，对广告的容忍度极低，尤其是打断内容的贴片广告。平台主导的广告系统，无法建立起类似美国主播口播广告的信任度，只能以低价的、效果驱动的广告为主，效果不好收费当然也就不高。

三、注意力场景与精神需求：驾驶室的孤独vs. 地铁里的拥挤

一个人的物理环境和时间分配，决定了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形态。

美国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家家有大车，人人开车通勤），大量的通勤时间是在独立私密的驾驶室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完美的播客消费场景：双手和眼睛被占用，但大脑和耳朵是自由的。

这样的环境催生了对高质量陪伴和深度信息的需求。播客中长达1-2小时的深度对话、叙事故事，可以填补这一精神空缺。这种沉浸式的收听，也有助于培养比较高的用户粘性和忠诚度。

中国大城市的通勤场景主要是拥挤、嘈杂的公共交通，这种环境极易被打断，不适合需要高度专注的深度内容（沉浸式收听甚至可能都不太安全）。

在这种碎片化的场景下，用户的注意力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他们更倾向于消费即时反馈、强刺激、低认知负荷的内容，这也正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崛起的核心原因。短视频用15秒的强力反馈，彻底击败了需要30分钟才能渐入佳境的深度播客。音频平台在中国，是在与短视频、社交媒体、手游等巨兽争夺用户本就稀缺的“注意力残渣”。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数迷局：内容佃户这个词很有意思

ZJ：主要还是内容不好，

iSweeety的空间：好的内容得在没限制的情况下有变现激励啊 什么都没有

六顺子：谈论的没抓到核心，懂的自然懂

哇嗷！说德道礼：我知道你想说审查，但短视频做的起来播客就做不起来？

lowy：不是因为美国人开车吗？另外美国人付费本来就利落，从意识到习惯都不同

Rubble：梁文道的八分半直接没了

核桃糖：app设计也有影响 国内app太花哨了 同样的频道同样的内容我宁愿在Applepodcast听

唯他：说到底就是，好吧，不说了，听Spotify去[吃瓜][旺柴]

CDT编辑注：原文2021年7月9日发表于墙外博客“幸福剧团”。“眼看他起高楼”和“意轩书屋”等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了该文章，目前这两个公众号均被404。

“眼看他起高楼”微信公众号截图 / CDT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此刻，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使个体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欲望。而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并且，按照《乌合之众》中所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而法西斯美学，就是要将这种群体无意识最有害的一面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法西斯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

——苏姗·桑塔格

所谓法西斯美学，不是为了美化法西斯，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美学风格。人们总是探讨它，是因为法西斯尽管远去，但是它给人类施加的影响一直存在。

法西斯美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些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此概念源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戈培尔在1933年说，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订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纳粹的电影，例如《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纪录片的巅峰之作。

《意志的胜利》是瑞芬斯塔尔193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对象是纳粹党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瑞芬斯塔尔在这部影片中树立了一种美学，被后来的导演如弗兰克·卡普拉、以及我国的一些导演等一再模仿。她的镜头语言非常适合表现人类的强健、更适合表现宏大叙事。

影片记述了1934年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意在宣扬德国的复兴。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纳粹宣传，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无私奉献，全民要团结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要平等更要服从，要和平更要强大。这些宣传都来自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的演讲。里芬斯塔尔把那些毫无美感的冗长发言剪辑掉，只留下简短而煽情的号召。她把更多镜头投向会场外的队伍，扛着铁揪的劳工阵线成员，手捧丰收作物的农民，朝气蓬勃的青年团，步伐整齐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

据说，由于影片展示的不可抵御的美和力量，电影学院的教授们甚至不敢在课堂上把它放完，他们担心学生们看完影片，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美学从对情境的控制，对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得到发挥（并找到正当理由）。这种美学颂扬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苦役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现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的艺术夸耀屈服，歌颂愚昧无知，美化死亡。

——《迷人的法西斯》

法西斯并非只在电影绘画摄影展示光荣伟大，从雕塑到建筑，乃至服装的设计，都无不在展示完美和力量。

希特勒认为，“军装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才愿意来参军。”因此纳粹德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帅气的军服——这些精致的勋章、皮革、近乎完美的剪裁，也进一步成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优秀的道具。在癫狂的法西斯主义下，军装从一件衣服变成了地位与力量的象征——如同那些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的六芒星一样，在封闭的人性实验室中，衣服成为标识人类属性与地位的标志。

纳粹军服

纳粹宣传画

纳粹集会仪式

法西斯美学是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产物，人们在其中获得的审美愉悦更多来自对暴力的屈服，对机械服从的赞美。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大而齐，浓墨重彩是人造的、扭曲的，就不难跳出这个审美层次，而去找寻自然的、真实的审美体验。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也就是人民多狂热，就给他们看多狂热的东西而已。

而希特勒的早期画作，则完全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一枚小清新。

希特勒作品

记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是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我国一些导演拍出推崇秦始皇等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影片也带有法西斯审美趣味。以及他们导演的一些大型晚会等也是运用了类似的拍摄手法。这些导演可谓法西斯美学在大陆的继承者。如影评人说的他们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一些影片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某些开幕式中也十分常见：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

他所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

这样的美学风格是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效应，至今仍然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它令人们激情高涨，热泪盈眶。我们介绍、分析法西斯美学，并不是为了学习和运用它，而是警惕它，因为在这种群体主义的壮美面前，人们极易放弃独立的思考，而加入乌合之众的洪流。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

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中低收入者的社保覆盖率过低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话题。根据人社部统计，2024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7.34亿，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险人数仅有4.72亿，医保参险人数为3.78亿，失业参险为2.45亿，同时享有养老和医保的只有3.78亿人，同时享有“三险”的仅为2.45亿人，仅相当于就业人数的30%左右，其余人如果失业或退休大部分将处于“裸奔”的状态。

这些没有“三险”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中低收入人群”。如果最近一二十年，他们的社保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他们仍旧要像父辈那样，退休以后仅靠一两百元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生活，仍旧要超龄劳动，这将是我们社会现代化成就的一个缺失。

另外，随着60后、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现在社保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最近十年，每年平均要增加8000亿左右，预计2035年度支出要达到18万亿左右，之前积累的结余将耗空，这也亟需现在扩大社保缴纳范围，增加社保基金储备，让我国更从容面对老龄化问题。

9月1日即将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被外界认为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覆盖面的一个重要一步。虽然司法解释不能当做执法依据，但是鉴于它在判例指导中的作用，以及规定的违规的成本，实质仍对企业产生强大软约束，过去种种规避社保的路子渐渐走不通了，以后所有的劳动关系都将与社保逐渐强制挂钩。

不过《解释（二）》的出台也引发了社会较为强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扬它的进步性，也有很多学者担心此举将大大加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复苏，这将减少就业机会，最终不利于中低收入者的生计。那么如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既要有明确的目标，也兼顾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要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我国企业的社保税属于全球最高的一档。根据资深社保专家宋晓梧先生的研究，统计范围内的全球175个国家企业负担社保缴纳费率平均值为14.27%，中国为28%，企业社保负担全球排名第14，是极高负担国家。中国应该逐步降至全球14%的水平，降低企业的社保缴纳比例，才能既保障社保覆盖面，又兼顾企业长远发展。中国个人承担社保费率也过高，全球平均水平为8%，而中国为11%，也应该逐步降低，才能提高个人缴纳积极性。

第二，要改变社保城乡双轨、条块分割的状态。中低收入群体相当大一部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也有相当一部分大是跨省异地工作人员。但是我国的社保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在城市缴纳社保，一旦回农村，就将断档、资金沉睡起来，享受不到待遇；在A省交社保，到B省报销就非常繁琐。我国的社保体制还有大量计划残余，尽管专家学者长期呼吁，但是一直没有大的改革变动，我们应该建立与市场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社保体制。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进行社保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扩容的前提，在机制尚未理顺之前，就仓促扩大社保征缴面，其实是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都不利，不能让社保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也不利于提高大家缴纳的积极性。

第三，要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盈利能力。中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大型用工平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报告，全市2024年度小微企业利润约1500亿，雇佣140万左右的全职劳动者，如若完全缴纳社保，企业将要负担300亿左右，意味着利润减少20%。北京的中小微企业尚是全国经营情况最好的，以全国平均来看，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小微企业人均创造营收49.1万，按照8%的净利润以及全国城镇全职职工平均工资68000元计算，那么企业净利润将减少50%以上。

如果大幅提高社保征缴面，大型灵活就业平台公司的利润也将大幅减少，甚至亏损，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发挥“就业蓄水池”的稳定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如果用工平台每年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话，每人每年将支出2万元左右。按照1000万的骑手规模，全行业每年的保障支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合规成本的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京东送外卖半年来，全职骑手规模才15万人，但集团利润下降了一半，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市场补贴等费用支出，但把“零工”变“全职”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它最近不再炒作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目前，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创造了至少3.5亿就业机会，2010年以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基本上是以上两者创造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巩固这个成果，让他们发展行稳致远，而非竭泽而渔。

第四，要考虑中低收入者的真实支付水平和最迫切需求。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尤其是进城、跨省的就业者，他们的最迫切需求是增加短期收入，而社保是长期的、高数额投资，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最急需的。根据法律规定，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才能领取社保金，这期间员工每年将少获得7000元左右的收入，考虑到企业缴纳社保会相应降低工资发放，员工一年至少减少1-1.5万元收入，约占他们收入的20%-25%。

外卖骑手的社保制度改革，是解决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缺失的一面镜子。从劳动力结构、来源等角度看，他们以青年农民工为主、跨省就业流动性强，又横跨城乡居民保障和城镇职工保障两个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很强、难度很大，但必要性又最高。

客观来看，在骑手社保改革中，外卖平台长期以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他灵活用工平台也差不多。这其中自然有改革和创新的压力，也有舆论的压力，甚至是污名化。

当然，随着社会公众对于社保制度观念的改变，以及灵活就业群体保障改革的落地，许多问题也是不证自清,不辩自明。比如，根据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团队对3万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仅有10%的骑手愿意承担“五险一金”的支出。所以，强制企业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数中低收入就业者的心意，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距离养老退休还很远的人，对强教抵触很大，缴与不缴应该建立在尊重就业者意愿的基础上。

对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美团今年4月3日试点的“参保补贴”方案是一个同时兼顾企业支付能力和劳动者意愿的路径。“四三方案”具体内容是，一旦骑手在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本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愿意以灵活就业人员行使参保的话，美团就补贴50%的费用。四个多月以来，美团已经在福建、江苏、湖北、广东等六省七市展开试点，年底将覆盖全国，近百万骑手将受益。

这种“参保自愿、企业补贴”的形式，关键在于灵活、自愿、包容，或许是较为稳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社保问题的备选路径之一。

第五, 涉及数亿人的中低收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保费征收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全局性社会问题，仅靠雇主无法解决，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也有相应的责任。客观上来讲，小微企业主利用微薄的资本，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社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再让他们沿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新就业形态下的3-4亿中低收入就业者的长远福利保障兜底，那实质上有失公允。

当然，这里并不是为用工平台和企业开脱责任，而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灵活和多元的解法，以及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抱着旧办法削足适履。

笔者认为，比如地方政府就有责任，外来就业者为所在地贡献了低廉的劳动，贡献了消费，支撑起当地发展，当地享受到这个红利，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比如深圳现在仍旧有200万湖南籍人口、120万四川籍人口，他们劳动和纳税支撑起深圳的繁荣，如果再把养老负担甩给原籍政府，那就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所以，张丹丹教授讲，地方政府也应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保补贴。

另外，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上述企业和个人社保负担过重，直接原因就是政府社保支出过低导致的。比如2023年，一个城镇退休职工能够平均领到3973元的收入，其中政府发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仅有223元，主要还是靠以前企业和自己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750元），国家、企业/个人承担比例分别为5.6%和94.4%。而日本分别是37%和63%，每位国民无论是否在退休前交过社保，每月都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5.7万日元国民养老金。所以，未来我国政府应该增加国民年金性质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如果能逐渐提升到1000元/月水平，中低层社保问题将大大缓解。

全民属性的国有企业也应该在解决国民养老问题上发挥作用。2017年，国务院制订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划转中央和地方国企、金融机构10%国有股权给社保基金。不过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的数据，到2025年上半年中央机构和金融单位划拨额仅为2.1万亿，不足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权益总额44万亿元的5%。

并且这些划拨资本收益率很低， 2024年仅分红264亿元，占当年社保支出的0.25%左右，对于解决问题是杯水车薪。笔者认为，郭树清先生此前提出的，划拨30%—50%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的力度，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盈利高的垄断性企业，要用法律规定强制划拨比例。

总之，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问题，涉及数亿人、上亿个市场主体，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应该谨慎周密、统筹推进，注意减轻企业负担，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动力。

毫无疑问，尽量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覆盖面、应保尽保，是我们的坚定目标，但是这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理顺机制，再扩容；要兼顾企业和个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既要落实中小微企业的责任，也要落实政府和国企的责任；要鼓励地方和企业探索更互惠两利、更灵活的方式，避免一刀切，否则事倍而功半。

苍鹰高飞遮日影，草民低首盼天明。

历史告诉我们，最冷的不是冬天，而是当正义失声、谎言横行。

河北孟村女子被钝器打死这件事，仍旧备受舆论关注。尤其在沧州市指定另一个县城的公安进行侦办后，人们看到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多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媒体“潇湘晨报”的消息里提到，事情发生在8月21日晚上，女子被钝器殴打头部致死，但是第二天医生竟然出了一张“心梗”的死亡证明。

这不是错误，而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被钝器殴打致死，和“心梗死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明显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分辨的出来。因此，医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是相当可怕的画面，我举个例子，这次是被钝器打死的，有明显外伤。所以女子的娘家崩溃了，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事情闹大，让外界看到。才有了舆论和现在的后续。

万一下次是中毒呢，医院再说“心梗”，家属还能不能分辨的出来。而若连家属都分辨不出来，还会有舆论争取公道和真相吗，千里万里之外的网友又能多说什么。

可怕的不只是“心梗”二字，还有它背后的冷漠与胆大妄为。

那将意味着，凶手很有可能会逍遥法外。而一条生命，就这么毫无代价的被剥夺了……画面，是何等可怕。

白纸偏能涂黑字，铁案竟成笑谈文。

当权力可以操纵医学，当谎言能盖过事实，一个人就可能被“合法”地抹去。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个重点，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权力，便能轻而易举能让医院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那恐怕在另一些部门里，同样的方式做点假，让失去生命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尽管凶手和他的家属已经被控制，仍需要立即回答人们：是哪个有天大本事的人，让医院开了假的死亡证明？

第二个问题，是办案的速度。

从通报看，很容易能发现，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8月21日晚上，但通报回应却在8月24日。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家暴把人打死，这种没有提前计划和预谋的刑案，凭现代警方各种高科技加持的实力，不说一两个小时吧，顶多一天就能查到水落石出。

但真相却在3天后、在无数舆论的声音要求之下，在无数爆料和斥责声裹挟之中，姗姗来迟。

搁这儿给群众表演0.5倍速的“慢镜头”吗，可这是现实，不是电影啊！这效率放在外卖行业，顾客早饿死了。

这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故意拖着想敷衍公众，甚至根本不想把真相公之于众？

第三点在于凶手一家的身份。

其实这个问题，从事情发生被曝光到网上之后，就各种爆料不断了。人们仅观问题之严重却无法律之闸刀，就猜到这家人的不同寻常。

然而即便如此，当地就是任由网上的舆论和各种对凶手一家身份的猜测四处流传，始终不曾回应。直到今天，才承认凶手的确在当地检察院工作，但也依旧一口咬定，只是“临时工”。

“临时工”三个字的背锅属性，已经比塑料袋还要万能了。

至于凶手金某的家属身份，依旧如泥牛入海般，无半点声响。

这可能吗？一个检察院的“临时工”，即他们口中的普通干警，能做到让医院开假的死亡证明。这可不是小事，作伪证，在古代甚至是掉脑袋的大事。

古人说：“纸包不住火。”

古人还是太天真了，今人偏要试一试，用厚厚的权力和关系，去蒙住所有人的眼睛。

所以，为什么不在舆论刚开始议论，在无数网民对金某一家人的身份刚开始曝光之际，就给予回应呢？真就是真，假便是假，制止“谣言”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真相”吗。

可惜，他们选择了沉默。直到火烧眉毛了，才稍稍回答了很少的东西。

当权力与真相之间失衡，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普通人。

以上，就是我想指出的几个关键点。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关键都非常恐怖。他们证明着，权力一旦交易、勾结，差点就让一个普通人悄无声息的死去。

什么叫“悄无声息”？就是被谋害，而冠以疾病、自杀，甚至更多不可思议的借口。

且不说这对死亡的人何等冤屈，对正义是何种打击，就仅仅是对受害者的家属，会是怎样的惊天噩耗。若是再加上权力操弄之下，明明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却又求助无路、伸冤无门，那简直是把人活活憋死、气死。

乌云能遮月，长夜难挡晨。

青天自有明月在，铁证难容黑幕遮。

提出这些疑问和关键，不只是愤怒，更是希望警惕的画面，能带来一线转变。因为一个社会，若连最基本的真相都无法保障，那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都只是幻觉。

近两天议论声非常多的新闻，一名女子在家里被杀害了，婆家的人帮忙销毁证据，又从医院搞到“心梗”的诊断结果。

总之网上的信息总结起来看就是一句话，凶手的势力在当地那个小县城里很大，所以“只手遮天”。

先说一下，目前还没遮成，舆论声音巨大，警方通报也称“刑事案件”，不是心梗，更不可能是自杀之类。

我想说的话题，可能比较偏离这起刑事案件本身。8月22日发生的凶案，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被人们热议了3天，什么角度的猜测、爆料，甚至扯淡，都有。

真假信息满天飞，以至于不少对这类消息关注的人，都不知道该信谁。

这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造成的，非常重要。

而这种风声鹤唳、人言可畏之中，人们最关注的，往往和权力脱不开关系。比方说，如果是普通的家暴，丈夫把妻子杀害了。那就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呗。可一发现这个丈夫竟然颇有手段，竟然连杀人这种罪行都能找关系遮掩，甚至能弄到医院的“心梗证明”来撇清关系，大家就开始来劲了：他是不是当官的？

你可能会说：管人家是不是当官的，就事论事便可以了，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按照一个好的环境来说，是这样没错，就是论事即可，当官又无妨。

可现在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就是一点点权力的介入，便让问题无法就是论事。像此事中，若不是女子的娘家揪着不放，多留了个心眼，说不定一条人命，就以“心梗”的结果草草收场了——何其恐怖。

毕竟医院都出结果了，你不信，你不信还能怎么样。

一前一后，互为因果。正是大家对权力的不信任，才导致了事情发生3天，还在纠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是假，小道消息是否可信，又是不是通报里故意遗漏的关键。

之前没什么媒体的声音，但在风言风语以及大量真实的“爆料”之后，当地检察院回应记者，称犯罪嫌疑人金某，确实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一普通干警，干杂活的。

可为什么不早点主动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不在金某和其家属第二天拿给女方家属一个“心梗死亡证明”时，就跑出来说这个金某在检察院工作呢。

其实这些消息在网上早就传开了，不仅是金某在检察院上班，还有家里人谁是院长，一家全在公职单位等等。

人们确实不敢全信，但是人们也不会完全的一点不信。拖着拖着的，拖掉的不是谣言的可信度，而是官方的公信力。

本来他们说金某家有人是院长，人们可能还会鄙夷的嘲讽两句，“弄到心梗证明就是院长？哪来那么多院长。”

结果你们沉默，于是当人们看到金某确实在检察院工作的消息，以及可笑的撇清干系的手法后，就会动摇：不会真有个院长在里面吧？毕竟前面的“谣言”里，已经有条被证实了。

有时候，沉默，亦是帮凶。至于狡辩，玩文字游戏，就更是自己把自己的立场往臭坑里推了。

这就是借这件事想说的，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那么警方介入后，很快发个通报把其中细节告知家属，解释一下他们的疑惑，压根不必闹到网上连续多天舆论这种情况。

其实从通报里也能看出问题，事情发生在孟村回族自治县，但上级市沧州却指定“异地办理”，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行侦办。

可见，凶案之外，的确出现了权力部门介入操控的情况。而这，也正是导致此事会在互联网引起很多讨论，甚至真假信息满天飞，舆论沸沸扬扬的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热搜、新闻里出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背后催生它的东西，才是关键。而这个关键，大多数时候，又都是权力。

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力。

比如之前的亮证、警察半夜上门、贪腐等等。哪一件不是“权力”导致？

可如何呢，怎么杜绝呢？

我昨天看到“第一财经”提到的一句话说得很好，“莫把有事找警察，变成有事上警察”。

同理，不要让用来“服务”的权力，变成拿来“享受”的权利。如果一些人的“权力”无法成为他们“走方便之门”的专利，那么这类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当然，这很难。从我们看到沧州市指定“异地侦办此案”就能看出。

如果真正意识到问题，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异地侦办这起案件，该办侦办的，还包括那个“本地”的派出所。

你都明知道它有问题了，通融、不秉公执法、牵扯不清。却又好像没问题一样的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