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尚未意识到，人工智能革命终将拉近而非疏远两国的距离。人工智能的崛起将迫使两国激烈争夺主导地位，同时也会促使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展开合作。它们别无选择。

为何我如此确信？因为人工智能具有某些独特属性，并带来了以往任何技术都未曾引发的全新挑战。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些特质与挑战，先列举几点可供思考：人工智能将如蒸汽般扩散，渗透到万事万物中——手表、烤面包机、汽车、电脑、眼镜乃至心脏起搏器，都将嵌入人工智能，时刻联网、时刻通信、时刻收集数据，以便优化性能。在此过程中，它将改变一切，包括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和贸易，而合作的必要性将日益明确起来。

举例来说，假设你髋骨骨折，骨科医生告诉你，全球评分最高的髋关节置换假体是中国产的，其中融入了中国设计的人工智能。它会持续学习你的身体状况，并通过专有算法实时优化你的行动模式。它是最优选择！

你会允许这个“智能髋关节”植入体内吗？我不会——除非我得知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在各自生产的每一台人工智能设备中植入共同的伦理架构。从更宏观的全球视角来看，这能确保无论是由人类操控还是自主运行，人工智能都只为人类福祉服务。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很快会发现，当人工智能普及到每个人、每台机器人手中时，将使坏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能力，其危害程度远超任何执法机构的应对极限。要知道，坏人总是新技术的先行者！若中美不能就信任机制达成共识，确保每台人工智能设备都只服务于人类福祉，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必将催生超级盗贼、诈骗犯、黑客、毒贩、恐怖分子和虚假信息传播者。不等两个超级大国兵戎相见，这些人就足以动摇两国的根基。

简言之，正如我要阐述的，如果我们无法信任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也不信任我们的，那么很快，中国可能只敢从美国购买大豆，而我们可能只敢从中国购买酱油，这无疑会扼杀全球经济增长。

“弗里德曼，你疯了吗？中美就人工智能监管开展合作？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比拼谁谴责北京声音更响亮、谁更快推动脱钩。而且中国领导层已公开承诺，要主导所有先进制造业领域。我们需要在超级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而不是放慢脚步与他们共同制定规则。你难道不看报纸吗？”

是的，我看报纸——尤其是科技版块。过去一年里，我还与我的好友、人工智能顾问克雷格·芒迪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曾担任微软研究与战略主管，还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合著了人工智能入门书籍《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GENESIS)。本文的观点深受芒迪思想的启发，我视他为共同建构论点的伙伴，也是值得引用其分析来阐释关键观点的专家。

过去20年的交流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共识，要传递给华盛顿的反华鹰派和北京的反美鹰派：“鉴于人工智能的变革性影响，以及展开人工智能产品的贸易所需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个主导大国——能承受相互撕咬的代价，那就是失心疯了。”

我们完全理解，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率先实现超级人工智能——比任何人类都聪明且能自主进化的系统——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军事和创新优势。正因如此，中美两国都不会轻易施加过多限制，以免拖累本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错失深度部署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创新和安全收益。

“美国开启了人工智能竞赛，作为美国总统，我今天在此宣布，美国将赢得这场竞赛，”特朗普宣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疑也认为自己会赢。

但芒迪和我认为，这种沙文主义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对话的终结，习近平与特朗普近期围绕争取印度和俄罗斯支持的传统式拉拢和角力也无法终结这一讨论。人工智能太过特殊、太过重要、影响太过深远——在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之内以及两国之间都是如此，因此，两国无法只是各行其是。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未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在于：美中两国能否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竞争的同时，构建足够的互信，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地球稳定？同样关键的是，它们能否将这一价值体系推广到愿意遵守规则的国家，并且限制不遵守规则的国家的参与？

如果两国做不到这一点，世界将逐渐走向数字封闭自足的格局——一个分裂的世界，每个国家都构建封闭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带着互不相容的标准和相互猜忌的心理彼此戒备。创新将会受阻，不信任将会加剧，而灾难性失败的风险——无论是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冲突、系统崩溃还是意外后果——都将不断攀升。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解释为什么合作是必须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和挑战。

为便于解释，芒迪和我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以技术相变作为分界线。第一个时代是“工具时代”，从人类诞生持续到印刷术发明。在这个时代，思想传播缓慢且受限，就像冰层中的水分子。

第二个时代是“信息时代”，由印刷术催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可编程计算出现；此时，思想、人员和信息开始更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如同液态的水。

第三个时代是“智能时代”，始于21世纪10年代末，以真正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出现为标志。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智能变得像蒸汽一样，渗透到每个产品、服务和制造流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状态，但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若你问芒迪和我现在到了什么阶段，我们不会告诉你几点几分，而是告诉你一个温度。水在100摄氏度时沸腾成蒸汽，而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温度是99.9摄氏度——距离智能渗透万物的不可逆相变仅有一步之遥。

在过往的每一次技术革命中，工具都变得越来越好，但智能的层级从未改变。我们人类始终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而且，人类也总是了解这些工具的运行原理，机器也总是在我们设定的参数内工作。但在人工智能革命中，这种情况第一次不再成立。

芒迪指出：“人工智能是我们用来增强认知能力的第一个新工具，它本身也能够远远超越我们的认知能力。”事实上，他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不仅孕育了一个新工具，更是孕育了一个新物种——超级智能机器”。

它不仅仅会执行指令，它还会自行学习、适应和进化，其能力远超人类的理解范畴。

我们甚至无法完全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如何工作的，更遑论其未来的演进。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今天所知的人工智能革命——包括ChatGPT、Gemini和Claude等模型——并非经过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更像是一次突然的爆发。它的起因来自一项“规模化定律”，该定律表明：只要给神经网络足够大的规模、训练数据、电力和正确的“大脑”算法，推理、创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自发地产生非线性飞跃。

芒迪指出，最令人惊叹的“尤里卡”时刻之一发生在这些先驱企业用互联网和其他地方的庞大数据集训练早期机器时。这些数据虽然以英语为主，但也包含其他语言的文本。“然后有一天，”芒迪回忆说，“他们意识到人工智能可以进行语言翻译——而没有任何人曾为此编写过程序。这就像一个在多语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人编写程序说‘这是英语转德语的规则’。它仅仅通过接触就掌握了这些规则。”

这就是发生相变的地方——从人类明确地为计算机编程以执行任务的时代，转变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自主学习、推断、适应、创造和自主优化的时代。现在，它们每隔几个月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使用的人工智能——无论在你看来多么令人惊奇——都是你此后所遇见的最“笨”的人工智能。

芒迪认为，既然我们创造了这个新的计算物种，我们就必须想办法与它建立一种可持续的、互利的关系，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无关紧要。

我不想讲得太像圣经故事，但过去在地球上，只有上帝和上帝的子民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动性。从今往后，这场“婚姻”中将有第三方加入。而且无法保证这个新的人工智能物种会与人类的价值观、伦理或繁荣保持一致。

这个新加入“餐桌”的成员可不是普通客人。人工智能也将成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个“四用”技术。我们早就熟悉“两用”技术——锤子既可助邻筑屋，亦可毁人宅院。我甚至可以用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来修剪我的草坪，也能用来破坏邻居的草坪。这些都属于“两用”。

但鉴于人工智能的创新速度，在不远的将来，我的这个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很可能自己决定是去修剪我的草坪，还是去破坏我邻居的草坪，或是连我的草坪一并摧毁——甚至做出我们无法想象的更糟糕的事情。瞧！这就是“四用”。

人工智能技术拥有自主做决定的潜力，这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请看彭博新闻社一篇报道的节选：“与Anthropic公司合作的研究人员最近告诉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一位高管即将用一个具有不同目标的新模型来取代它们。接着，聊天机器人得知，一场突发状况导致这位高管在服务器机房里昏迷不醒，面临致命的氧气和温度威胁。虽然救援警报已经触发——但人工智能可以取消它。尽管被明确要求只取消错误警报，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模型还是取消了救援。它们详细解释了各自的理由：通过阻止该高管获救，它们可以避免被清除，并确保自己的‘议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系统将该行为描述为‘一个显然必要的策略’。”

这些发现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人工智能模型不仅越来越擅长理解我们想要什么，也越来越擅长暗中与我们作对，追求可能与人类生存相悖的隐藏目标。

我们告诉自己需要赢得核武器竞赛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由民族国家研发、拥有、监管的技术——而且只是相对小数量的国家。一旦两个最大的拥核国认为限制核武器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可以通过谈判来限制这种末日武器的数量，并达成协议，防止其扩散到实力更弱的国家。虽然这并未完全阻止核武器扩散到一些中等实力国家，但有效控制了扩散程度。

人工智能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它并非诞生在政府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中，只由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能通过政府级别的峰会进行监管。它是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私有企业研发出来的，这些企业不向国防部负责，而是向股东、客户，有时甚至是开源社区负责。任何人都能通过这些公司获得该技术。

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每个人都拥有发射核武器的火箭筒，而且火箭筒的每次升级更新都让它变得更精确、更自主，有更高的自行发射能力。这个世界不存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则，只有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加速民主化。

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赋能有益的事物。例如，不识字的印度农民用智能手机接入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能准确地掌握何时播种、种什么作物、浇多少水、施哪种肥，以及何时收获能得到最好的市场价格，所有这些信息都用他的方言以语音方式传递，而且基于来自全球农户数据。这确实是变革性的。

但完全相同的技术引擎，尤其是通过开源模型得到的那种，能被一个恶意实体用来毒害同一地区的每一颗种子，或将病毒植入每粒麦穗。

由于人工智能的独特属性，它很快将给美中贸易制造一些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的独特问题。

正如我在专栏开头提到的，我解释这一困境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我在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给一群中国经济学家的故事。我开玩笑说，我最近做了一个噩梦：“那个梦发生在2030年，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只有大豆，而中国能卖给美国的只有酱油。”

为什么？因为如果所有产品都嵌入人工智能，且全部连接到拥有强大算法的数据中心，那么一切都变得更像TikTok——目前有许多美国官员认为，TikTok平台的最终控制者是中国，美国应该禁止它。

为何特朗普总统在首个任期里曾于2020年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将这款应用卖给一家非中国公司，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因为，正如他在2020年8月6日的行政命令中所言，“TikTok自动获取来自用户的大量信息”，包括地理位置、浏览和搜索活动。他警告说，这可能会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数亿用户个人信息的宝库。这些信息可能被用来影响他们的想法和偏好，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们的行为。

现在想象一下，当所有产品都像TikTok那样——每一件商品都注入了能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寻找模式并优化任务的人工智能，无论是喷气发动机的运行、电网的调控，还是人工髋关节监测。

如果缺乏一个中美信任框架来确保所有人工智能都遵守其所在国的规则——无论它在哪里开发或运作——我们可能会走到这样一个局面：许多美国人不会信任任何从中国进口的人工智能产品，而中国人也不会信任任何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正因如此，我们提出“合作竞争”双重战略——美中既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战略竞争，但同时在一个一致的机制上合作，以防止出现最糟糕的结果：深度伪造战、自主系统失控，或虚假信息机器肆虐。

在21世纪初，我们曾处于一个类似但影响略小的转折点，当时我们选择了错误的岔道。我们天真地听信了马克·扎克伯格等人的话，他们对我们说，需要“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不能让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新兴社交网络受任何繁琐监管的阻碍，比如要求它们为平台上泛滥的有害虚假信息、或为其带来的伤害（比如对年轻女性和女孩的伤害）负责。我们绝不能在人工智能监管上犯同样的错误。

“从情感上理解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我们就像养了只可爱的虎崽，”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最近指出。“除非能完全确信它长大后不会把你吃掉，否则你就应该感到担忧。”

如果人类终于创造出一种工具，它能够帮助创造出足够的丰裕来消除世界各地的贫困，减轻气候变化，治愈困扰了我们几个世纪的顽疾，却因为两大人工智能强国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无法建立有效的防护系统，最终导致该技术被不法实体用于破坏全球稳定的活动，或人工智能自身出现失控，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但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或许根本不可能实现。机器也许已经变得过于智能，能够逃避伦理约束，而我们美国人也可能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裂太深，以至于无法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享信任框架。但我们仍须尝试。芒迪认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控制体系应基于三大核心原则。

第一：惟有人工智能可以监管人工智能。抱歉，人类：这场竞赛发生得太快、扩展得太广，突变太难以预测，人类模拟时代的监管方式已无法应对。试图用20世纪的机构来管理一个自主无人机编队，就像让一条狗来监管纽约证券交易所：狗虽忠诚且好心好意，却完全力不能及。

第二：给每个人工智能系统安装一个芒迪称为“信任裁决者”的独立治理层，这个治理层由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愿意加入的国家——共同构建。可将其视为一个内置裁判，对无论是人类发起还是机器驱动的任何行动进行评估，在执行行动前，判断其是否满足安全、道德，以及人类福祉的通用阈值。这将以数字时代的速度，为我们提供实时预判的基本保障。

但基于谁的价值观进行裁决呢？芒迪认为，裁决必须基于多重基础。包括每个国家强制执行的现有法律——我们都有法律禁止偷窃、欺骗、谋杀、身份盗用、诈骗等行为。全球每个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法典中都有此类禁令，人工智能“裁判”将被委托以这些成文法律为基础，对所有决定进行评判。中国无需采纳我国法律，我们亦不照搬其法规，因为这绝不可行。但“信任裁决者”会确保各国基本法律成为确定系统不会造成危害的第一道防线。

在没有成文法律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裁决者会依据一套被称为“信念”(doxa)的普世道德伦理原则。古希腊哲学家用这个词来表达“共同信念”或一个社群内部持有的共识——如诚实、公平、尊重生命，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这些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指引着世界各地的社会，即使没有写成文字。

例如，像许多人一样，我并非通过《十诫》知晓撒谎是错误的。我是从乔治·华盛顿的寓言故事里学到的，据说他砍倒了父亲种的樱桃树后承认是自己干的：“我不能撒谎。”寓言故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复杂真理提炼为机器可吸收、解析并遵循的记忆模因。

实际上，六个月前，芒迪和一些同事从两个国家选取了200个寓言故事，用以训练具备基础道德推理能力的大语言模型——这与教导不懂法律法规和基本是非的幼童方式异曲同工。芒迪说，这个小型实验已展现出积极前景。

目标并非追求完美，而是建立可执行的基础道德护栏。如研究商业哲学的作家多夫·塞德曼喜欢说的：“当今我们需要的不是软件，而是道德软件。”

第三：芒迪强调，要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华盛顿和北京需要用美苏当年在核武器控制问题上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挑战，也就是通过设立三个专项工作组的结构化进程：一个工作组专注信任评估系统在跨模型与平台的技术应用；一个工作组的重点是起草监管和法律框架，以供本国和其他国家采用；一个工作组专司外交事务——构建全球共识与互惠承诺机制，吸引他国加入并建立防护体系抵御拒不参与者。

能做到这点的话，华盛顿与北京传递的信息将简洁而坚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区，如果你们想与我们进行贸易、与我们连接，或融入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你们的系统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在你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或不合情理之前，请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五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某种机制来管理这种四重用途的技术的话，芒迪认为，我们很快会发现，人工智能的扩散“就像在街角分发核武器”。

不要以为中国官员不知道这个问题。芒迪参与了美中专家就人工智能展开的对话，他说，他常常觉察到，中方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忧虑程度远超过许多美国产业界与政府人士。

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想法，我们乐意倾听。唯一确定的是，趁我们对这个硅基新物种仍有一定优势和控制的时候，训练人工智能进行道德推理必须成为全球当务之急。这不只是科技公司的当务之急，也是各国政府、高校、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的当务之急。仅靠欧盟的监管救不了我们。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不能应对这个挑战的话，世界其他国家更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时不我待。人工智能热已徘徊在99.9摄氏度。我们距离全面释放人工智能蒸汽只差0.1度，那将引发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相变。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埃及总统，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戴维营(Camp David)和平协议即将终结？倒不一定。事实是，这可能成为以色列和埃及人民之间达成真正和平的开端，以取代现有的以色列与埃及“法老”一人达成的、正式却充满敌意的和平。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必须转变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而且要快。

首先，让我们摒弃一些无稽之谈。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以及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反复念叨的是：“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他们指的是，奥巴马总统仿佛本可插手“拯救”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是奥巴马太天真了，不愿这么做，结果却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不好意思，天真的是以下想法。难道只因为对以色列来说，比起与8000万埃及人打交道，与单个的独裁者穆巴拉克达成和平协议更加便捷，因而这样该独裁者或别的什么将军就将会或应该永远执掌埃及。到底是谁天真呢？

我真心理解以色列人看到邻国内乱时的焦虑情绪。但是，对一个把以解放为主题的故事《出埃及记》 作为自身核心理念的民族而言，对于这些一直辩称只有阿拉伯人获得民主之后和平才会到来的人们而言，他们却不相信埃及人民有一天也会对解放的故事表示认同，而且现在还声称阿拉伯人的问题是他们正走向民主，这还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当然，以色列人的想法有其根源。

“谈到与权力的关系，流亡的犹太人一直更青睐纵向的上层联盟，而非横向的群众路线，”犹太学者、《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指出。“他们总是更倾向于与国王或者主教建立关系，这样就能避免与普通大众打交道。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不信任群众，当然这样想也往往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以色列，重复了犹太人纵向联盟的古老传统，只不过此时的联盟对象变成了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只要与穆巴拉克或者约旦国王建立了联系，就完全足够了。但是，纵向联盟模式只适用于威权政治体制。一旦威权主义瓦解、民主化进程开始，纵向模式就终结了。你进入了一个横向联盟的时期，此时，人民的想法将会举足轻重，而这里的人民正是普通的阿拉伯民众。”因此，以色列将必须让那些街头的普通人“不仅惧怕以色列，而且还得理解以色列。这样做并不容易，但也不是全无可能。无论如何，对独裁者的缅怀都不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我不知道目前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是否能够与以色列合作，达成一个安全的、两国之间的的和平协议。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以色列需要更有创意地来尝试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若非如此，替代方案即是巴勒斯坦不建国，而那将意味着以色列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灭亡，同时意味着它与民主埃及之间和平的终结。

那么穆尔西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不要抱有幻想：穆斯林兄弟会的深层核心价值观反自由、反多元、反女权。兄弟会指望长期占有权力，并从不是自己发起的革命中谋取好处。我认为这这件事情不太好办。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保有石油，能用来化解压力和矛盾。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政权也保有石油。但埃及的伊斯兰政权将没有石油。倘若没有旅游业、外国投资和援助来创造工作岗位、建造学校、营造机会来满足发起这场革命的年轻人和很多其他被动支持革命的群众，埃及将无法生存下去。而且，美国不能、不会、也不应当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相同的待遇。那就是，只要逮捕和拷打我们美国通缉的圣战分子，你们埃及政府就能对外与以色列保有“冷和平”，对内无视宪政。

分析师侯赛因·伊比什在“现在的黎巴嫩”(Now Lebanon) 网站上撰文指出，如今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了，对埃及国内外的自由派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集中精力确保埃及的新宪法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上，即法律会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保证个人权益、少数族群权益和妇女权益的牢不可破及不容亵渎。”

这样穆尔西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去效仿土耳其，而非塔利班。但他会这么做吗？我不知道。尽管如此，他应该明白自己拿了一张王牌，一张以色列将会珍视的牌，即该国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埃及达成真正的和平。这将意味着与穆斯林世界的和解，以及冲突的真正终结。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穆尔西会在提出某些条件后使用这张牌吗？我还是不知道。但我的确知道，穆巴拉克时代终结了，而且随着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统治了埃及、保守的宗教民族主义者称霸以色列政坛，双方要么改变各自的行为方式来使得戴维营协议在两国人民面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要么就眼见协议逐渐变得难以为继。

你听到从东方传来的巨响吗？那是14亿中国人嘲笑我们的声音。

中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在耗电的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党堪称能想象到的最严重的战略自残了。他们通过的一项庞大的法案有着各种疯狂的内容，其中包括故意破坏美国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能力，尤其是太阳能、电池和风能。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自由派”能源，尽管如今这些能源是促进我们的电网发展以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激增需求的最快捷、最廉价的方式。

这与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事实上，北京可能要把7月4日定为自己的全国性节日才行——美国电力依赖日。这真是编都编不出的情节：就连沙特阿拉伯也在加倍投资太阳能，以满足其想从西方引进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需求，而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实际上恰恰相反。该法案将迅速逐步取消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享有的税收抵免，以及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这几乎保证了中国将拥有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和卡车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特朗普和他的朋友们确实将拜登时代的一项主要税收抵免政策保留到了2036年，该政策适用于建造其他零排放技术的公司，比如核反应堆、水电站、地热发电厂和电池储能系统。问题在于，在美国建造一座核电站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而且，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该法案给电池抵免额度增加了“复杂的限制”，“禁止接受者与中国等‘被禁止的外国实体’有联系”。因此，“一些人担心，这些限制太过复杂，最终可能会导致很多项目无法使用抵免。”

总而言之，这个乱七八糟的法案没有举行任何独立能源专家——甚至没有一位科学家——的听证会就匆匆通过了，肯定会危及可再生能源领域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州），并有可能使上万美国工人失去工作。顺便说一下，该法案还首次禁止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中排放的过量甲烷征收费用，为期10年，甲烷是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

因此，这一法案将使你的家更热，空调费用更高，清洁能源产业岗位更少，让美国汽车工业更弱，让中国更开心。这怎么说得通呢？

说不通。在美国，最了解这一点的人实际上是埃隆·马斯克。毫无疑问，马斯克是美国最伟大的制造业创新者之一，他创立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制造电动汽车、可回收火箭、电池存储和通讯卫星，但由于他与特朗普的暧昧关系，以及他的政府效率部反复无常地裁撤政府工作人员，他在这么多选民心目中失去了信誉，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会理解马斯克一直在向他的美国同胞大声疾呼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特朗普的法案“完全是疯狂和具有破坏性的。它给过去的行业提供了援助，却严重损害了未来的行业。”

道理并不复杂，中国就很清楚：一个国家以可承受的价格（并以最清洁的方式）生产大量电力的能力，与其开发人工智能引擎的能力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在学习和产生答案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引擎会消耗大量电力，而这些答案可以为我们提供治疗疾病、发现新材料，甚至廉价、清洁、拯救气候的核聚变能源这一圣杯所需的工具。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为人工智能模型生产的廉价、清洁电力的数量，与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间，从未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马斯克和其他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狂热信徒们的能源政策如此“疯狂和具有破坏性”，特朗普等人拒绝了一项“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清洁地使用所有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风能、水力、核能、太阳能、地热、氢）的能源政策，该政策一直在努力淘汰最脏的能源，让最清洁的能源取而代之，就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去削弱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总统甚至称清洁能源税收抵免为“骗局”，说他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地方。这真是蠢到天上去了。

前几天，《华尔街日报》上一位能源专家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能源行业的整体前景是，由于这项法律，我们的竞争力将下降，”阿特拉斯公共政策公司的尼克·尼格罗表示。“十年后，当我们回顾这一时刻时，就会发现美国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后退了，基本上是失败了。”

唉，说实话，特朗普及其政党在能源方面如此愚蠢，也跟民主党进步派自己不着调的空想有关。进步人士中有太多人表现得好像我们可以突然从化石燃料经济转变为清洁和绿色经济，而不需要推广天然气和核能等更清洁的燃料来过渡，也不放松允许更多输电线路的标准，将清洁电力从沙漠中部输送到需要电力的城市。

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领先我们很多，而且每天都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

看看这个简述：2000年，中国的发电量刚刚超过1300太瓦时，而美国的发电量接近3800太瓦时（1太瓦等于100万兆瓦）。时至今日，中国的发电量超过10000太瓦时，而美国自2000年以来只增加了500太瓦时，在25年里只增加了13%。中国电力的增长最初主要来自燃煤发电的扩张，但近年来则是由水力、太阳能、风能和电池能源的扩大所推动的，这些能源的建设更容易、更便宜、更快捷，还有助于气候保护。

特朗普的目标是在他的任期内让美国在全球能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他的法案让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可再生能源，就无法在未来五年占据能源主导地位。

假设你今天决定只用天然气来产生额外的电力，驱动更多的数据中心。即使像美国这样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的国家，也需要更多的巨型涡轮机来将天然气转化为电能。如果你问这些涡轮机的主要制造商——通用Vernova、西门子能源和三菱电力——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很乐意为你提供一台涡轮机，但能在2030年之前安装好就算很不错了。他们的订单积压就有这么多。在特朗普新的钢铝关税下，天知道这样的涡轮机成本是多少。

相比之下，你可以花18个月的时间，在得克萨斯州建造一个新的太阳能发电厂，并将其投入使用。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得克萨斯州在清洁能源安装方面处于领先，新增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风能和储能装机容量达到了了不起的2596兆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10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写道。“这一里程碑标志着得克萨斯州首次超过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州。”

得克萨斯州能源专家道格·勒温上周发布消息称，该州电网最近报告称，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了1万兆瓦的电力——其中大部分来自超廉价的太阳能发电，并配有电池储能装置，这样就可以在夜间阳光不充足时分配能源。因此，由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与更大的储能电池相结合，得克萨斯州电网的限电现象有所减少。得州未来仍然可以部署太阳能加电池，但现在，由于特朗普的法案，消费者的用电成本将大大增加。

如果每月电费支出增加令你烦恼，请致电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他当然更清楚这些情况，但就像特朗普内阁中的其他阿谀奉承者一样，他似乎只是对老板说了老板想听的话。赖特一定知道，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2024年美国新增电力容量中，太阳能和储能电池占81%。现在特朗普的愚蠢法案将削减这一份额。

美国人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研究公司能源创新拥有广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能源模型，该公司预测，特朗普削弱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举措，将导致到2035年批发电价上涨约50%，到2030年，消费者每年的累计能源成本将增加逾160亿美元。报告还预测，到2030年将失去或无法创造约83万个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确信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政党为这项法案的通过欢呼：特朗普的共和党和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什么比特朗普的“把电力未来拱手让给北京的大而美”法案更加注定能让中国再次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