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本文为节选。阅读原文请访问作者BirchTree的Substack页面。

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的2025年，在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北京高调同台”庆祝“的时候，所有人去了解这段历史非常必要。 因为相聚北京的这三个政权是当下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场表面上为了”庆祝和平”的盛大仪式，发生在中国经济凋敝，失业率暴增，民不聊生的当下，是中共面对现在内忧外患的一个政治秀场。 这后面的中共的政治操弄，也需要更多人能看懂。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历史， 和为什么中共前70年没有“庆祝”

1. 东京湾上的二十分钟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中央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是日军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早上9点，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走上讲台宣布：“我们不是来报复的，而是来缔造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随后，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走向签字桌。那一刻，意味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紧接着登场的是中国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徐永昌将军。徐永昌出身山西，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赴德国深造。他在抗战期间长期负责军队的建设与军政事务，为维持中国军队的抗战潜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投降书上写下“中华民国”四个字，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出了这场战争。在徐永昌之后，美国的尼米兹海军元帅、英国的弗雷泽元帅、苏联的德列维扬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依次签字。九个名字，九个国家，把共同的意志写进历史。

2. 没有中共的抗日战争

在亚太战场上，对战胜日军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但这个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共的政权，是中华民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8年，用上千万人的死伤撑到了和平的一天。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只反政府武装，躲在陕西边远地区窑洞里，制定的是721 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也就是借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发展自己的武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间共发生了22场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型会战。这些决定战争走向的会战，都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关系。整个8年抗战中，中共发动的唯一能被称为“战役”的主动进攻，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战后，军事首领彭德怀，因为暴露实力、违背了党中央“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且在后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被重新翻出作为彭德怀的罪证：毛指控彭“为个人荣誉发动大战”“给根据地带来严重损失”，甚至说他“给日本人送刀子”，说他当年的抗日是为“反革命行为”。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长期关押，身患癌症却得不到医治，最终于1974年12月病逝。

3. 被日本军国主义”成就“ 的中共政权

从彭德怀的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并不想”抗日“，否则也不会说彭德怀因为“抗日”而是“反革命”了。但中共的确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1945年8约驻中国东北的 日本关东军约70万人向苏联红军投降。苏军迅速进占东北，缴获了极为庞大的军需物资，包括坦克、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枪械、车辆、弹药、粮食等，可供数百万军队使用。随着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斯大林考虑到苏联利益，逐步把一部分武器交给中共，以牵制蒋介石。这些装备使得些装备使得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成为中共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中共也从一个小的反政府武装长成为可以和国民政府军对峙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在1945-1949的内战中取胜。

所以中共是非常“感谢”日本的，首先通过日本对华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力量，然后自己又接收了关东军可以武装百万军队的装备。所以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1977）这本书里引述毛1950年代对日本人的谈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也许不能那么快夺取政权。”

4. 不被庆祝的”胜利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庆祝“抗战胜利”是件尴尬的事。毛邓时期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知道“抗战胜利”是靠美国和他们的”敌人“ 国民政府取得的。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是趁国民政府被战争削弱，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得利者，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人“。

所以前几十年中共官方高调庆祝是内战胜利，从“2万5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政府军追得逃跑）到“（对国军的）三大战役”。北京每年10月1日是最大的庆祝日，庆祝他们夺取政权。 而对于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很少提及。因为如果他们高调庆祝抗战胜利，可能会“暴露真相”。 多少有点有常识的人就会想：抗战期间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谁？肯定不是中共政府。是谁在正面战场上抵抗了侵华日军的主力？肯定不是中共的军队。

5. “抗战胜利”作为政治工具

1991年，中国国务院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的背景是1989天安门屠杀，中共用军队和坦克杀戮学生，很难在国内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他们诉诸永远好用的工具：民族主义，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而最方便的敌人就是日本了，于是和日本相关的宣传基调从80年代的中日友好，转向打反日民族主义爱国牌，宣传喉舌重新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

其实中共自成立以来，所有操作都是基于当下政权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和历史事实以及逻辑无关。这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理解中共的难点。

到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操纵民族主义的反日和“爱国”情绪已经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于是在这种新的政治需要下，习近平在2015年做了第一次大阅兵，10年后再来一次，而且规模更大，规格更高， 还重金请来了俩大独裁者。

所以刘宗坤评论这次阅兵是，“一层被精心编排的政治光环“，是中共政权“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的无耻行径。并引用130年前中国的大翻译家严复的话：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图：2025年9月3日， 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体系和工作单位都强制看阅兵，洗脑不留死角

6. 80年， 庆祝什么？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80年，当然值得庆祝。 但问题是，庆祝什么？

1945年的中国是”胜利者“，是不是2025年的中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就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 去“庆祝”？日本当年是1945年的战败国，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就永远都是罪人？ 鸠山由纪夫是日本人，是否就可以代表日本在北京”谢罪“？ 这里面有太多的偷换概念，而中共是偷换概念，操纵语言构建表象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高手。而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表象。

破除这些中共精心打造的表象，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1945年的中国是“战胜国”， 但中共1991年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操作，和1930年代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纳粹的意思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和中共宣称的“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什么两样。中共通过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在中国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在2025年的中国，养老，医疗都没有保障，大量企业被掠夺性的经济和政治迫害逼得倒闭的时候，习近平拿出巨资做大阅兵。 而当他和和另外两个独裁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俨然已经是是新时代的”轴心国“。普京已然是侵略者， 中共政权穷兵黩武，在亚太制造冲突，拥有核武的北韩政权是人权的地狱和黑洞。他们这次以”和平“为借口的军事秀，才是对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胁。

7. 普通人能做什么？

首先，普通人要明白，发动战争，永远是政权得利，普通人遭殃的。普通人要么因为被政权的洗脑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是枪炮下的家破人亡。无论是的当年发动战争的的日本还是德国，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一样的。

其次， 普通人要警惕和排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国籍的人， 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人即敌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在普京的“帝国梦”里，也在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里， 在日本的“日本第一”里。优先发展自己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前提是“别人”都是“敌人”，那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终究会滑向战争和灾难。

我们如果有敌人的话，是制造这些思想的政权，他们的暴力机器和舆论机器。而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了解历史真相，独立思考，和持续发声。

2024年诺贝尔奖颁发给日本原子弹被害者团体联合会，意义非凡。我看到田中照美先生和其它幸存者以90多岁的高龄还在不遗余力地游说，非常感动。他们向日本政府争取对被害者更好的支持和赔偿，在全球范围推动核武器禁用，收集幸存者证词，推动国际社会铭记核爆悲剧。他们有深切的切肤之痛，希望其它人，无论什么民族，国家，信仰，文化的人，都不要再经历他们经历的苦难，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们毕竟老了，生命在走向尽头。有人说，二战的幸存者还健在，就不会再次爆发战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些老人们已经做了太多了。我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需要接过这个接力棒，了解历史，揭示谎言，独立思考，同理他人，建立共识，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愿意这样持续地努力，我们才有希望避免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

写在2025年9月3日

（节选）

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脖子哥已经算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出来吐槽车企的逆天营销了。

但或许是因为现在竞争的压力太大，车企们的营销部门总能想出更加逆天的 “ 新想法 ” ，刷新人们对于车圈营销的认知下限。

而在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续航能耗、智驾能力都被玩坏了以后，原本应该最能客观反映一台车的市场表现、表示人们对一台新车喜好程度的订单量，现在也彻底变成车企们营销 play 的一环，失去本应具备的参考价值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前几天资深汽车媒体人吴佩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说某家新车 “ 小订破万 ” 的成绩其实早在发布前的几个月就内定了，上市以后发出来就是为了哄领导开心。

这里说的小订，指的其实就是新车发布以后用户先付的一部分订金，大概在 2~5 千左右。交了这个钱就相当于通知了车企你想买车，如果后悔了也可以随时找车企退回来。

微博一发，随即引发了各种讨论。

毕竟按他的意思，某车企的小订成绩不错压根就不是卖得好，而是为了在领导面前显摆，搁老早就定好的一个营销动作啊！

到底是哪家车企能未卜先知的就知道新车的订单量？而且最近发布的新车这么多，也几乎都发了自己的订单成绩海报，它们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点水分呢？

我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无法证伪的数据，车企们的大定和小订数量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盒。

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而在连续 N 年围绕销量做宣传之后，确实也有不少厂家为了撑起面子，而在里子搞小动作了。

是的没错，销量营销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新概念，而是市场营销里头一个非常老套但却十分吃香的招数。

毕竟如今大伙都信奉买的人越多就是产品越好，一个亮眼的销量数据，可能比车上的各种配置更能给人下单的信心。

其实早在燃油车时代，车企们就已经开始美化销量数字了。区别在于当年的销量营销方式其实非常朴素，就是逼着 4S 店们多卖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车企们会给 4S 店们设立各自的年度销量目标。达到了，后者就可以获得数额可观的现金奖励，反之则一毛钱没有。

这也是为啥直到现在，年底的时候各种合资品牌也还是各种优惠一起来。因为即便是卖车的时候亏点，也能马上靠着厂家的返利回血。

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刷销量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力度很大的促销。人们拿到的优惠是实打实的，车也是真实卖出去的，虽然也催生出了很多别的问题（ 比如经销商资金链承压最终跑路等 ），但也远说不上销量 “ 作假 ”。

可从第二波冲销量的趋势开始，有些心思不正的车企们就开始往数据的真实性上动手脚了。

从 2023 年开始，咱们停止了对于新能源车企造车的补贴政策。原本车企每造一台绿牌车就能获得 4000~12600 元的现金补贴，停补后这部分的车企们就得自己承担了。

对于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的新势力车企们来说，这完全可以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车企选择了涨价来平摊成本，但也有一小部分车企想出了一个歪路子，那就是在补贴结束前尽可能多的把车子造出来、上牌，薅补贴的羊毛。

于是他们先用自己的员工或者供应商企业们的购车指标，把车子先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假装是已经卖出去的。再用更低的价格和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用户，等有真的消费者下单再配合过户。

这种行为一多，自然就会让车企的 “ 销量 ” 变得非常逆天。不信大伙可以回去看看 2022 年的销量，很多车企的数据其实都高的不太正常。

而这种思路延续到现在，就变成了大伙很熟悉的、很多车企都在用的刷量套路：

零公里二手车。

如果大伙能看到有品牌是月度的销量一直很高，但是二手车商或者展厅里头还有很多准新二手车在卖的，那大概率就是车企把新车挂在车商或者员工名下充销量呢。

而这种行为本质上，其实是把未来的销量数字提前预支，用来给现在撑脸面了。

可能有兄弟会觉着，人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新车岂不是好事吗？

可正如咱们开头说的，掺假的高销量本身就会给人们传递错误的市场信息，在我看来基本和虚假宣传无异。另一方面，零公里二手车这种变相的降价促销本质上就是在内卷，打价格战。

而一味的追求低价，最终也只会反映在更差的产品质量和供应商们更严酷的生存环境上，并不是一条足够健康的竞争路线。

也是因此，几个月前商务部就牵头开了个闭门会议，说得整治一下已经有些过分的零公里二手车乱象。

那这时候有些车企就又开始想了，给经销商压货和做准新二手车都有不少的副作用，有没有一种又方便、效果又好、还不用担什么风险的销量营销方式呢？

非正式的小订和大定订单，这时候看着就非常完美了。

它们不仅非常能反映人们对于一台车的 “ 上头程度 ”（ 一般都是发布会结束后开启预定 ），还压根就不需要真的把车卖出去！

再加上金额本身不大，还随时可以退款（ 大定本来是不能退的，但是从某家车企开始大定也能取消了 ），大小订订单里头的可操作空间可就非常大了。

比如脖子哥认识的一位资深公关从业者就表示，他在帮车企做项目的时候，如果遇上发布会项目，就一定需要在发布会后下够一定数量的订单，否则就不能拿到全部的项目款项。

另一名供应商负责人也表示，说自家的企业也被主机厂绑定了所谓意向金的指标（ 本质上就是小订 ）。在新车官宣之后，光他一个人就下了23个意向金订单。

甚至于很多品牌的内部员工，都被要求在新车发布的时候用自己的钱 “ 自愿支持 ” 一个订单。

这些订单和真正想要买车的用户订单加在一起，很容易就能达到一个好看甚至是非常离谱的数字，也很容易给人传递出卧槽这车怎么卖得这么好的信息。

而这，同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一方面，这种风气久而久之必定会造成订单数量的通货膨胀。

毕竟当一款车开始刷单之后，后续的新车为了超过前者的成绩，在宣传上看着更有面，就得取得一个更高、更离谱的成绩。而为了超越这个本就不真的数字，它也大概率得选择上面那些刷单的路子。

这样循环往复之下，车企们发布的订单成绩也只会左脚踩右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逐渐高到离谱，也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开头说到的那种提前确定小订成绩的情况。

能到，当然是最好。到不了？Bro，不可能到不了的 you know 。

而另一方面，受这种风气影响最严重的，其实是那些真真实实获得了订单，真正受到了市场欢迎的车型。

毕竟就算真正卖得好，也不一定有别家掺水的成绩亮眼。如果是同级车型，还可能给外界传递出市场更看好别家的错误信息，导致订单的流失。

当然，这种刷单的方式鉴别起来也并不难。

首先就看车企会不会公布小订大定之后的退单率有多少，以及有多少下订单的人最后选择了提车，也就是订单的转化率。

如果公布了，就说明车企对于订单的真实性是有底的。

其次咱们可以看发布时候的订单数和每月交车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在零部件供应都很顺畅、工厂的产能也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订单明明有好几万，但最后交车只有每个月一两千的车型，那它多半就是在订单数上掺水了。

说白了，和之前的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等营销一样，在产品同质化严重、新能源汽车逐渐白热化的当下，订单数对于很多车企来说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反应市场销量的指标。

而是反过来，变成了一个用来给予市场预期的工具。

并且，同样已经开始变味了。

这里我其实不想跟大伙说，以后车企的订单营销就看了个乐吧，都是包装出来的。

因为在一众离谱的数据里头，可能真就藏着一台或是几台现象级的新车。它们通过设计、配置和定价获得的市场肯定，不应该被这么轻易的否定。

但与此同时，和之前每一次吐槽过度营销一样，脖子哥还是想跟车企们说一句，所有的营销方式，本质上都只是产品里的点缀。

没有它们，人们也不会失去对一台车价值的判断。

好产品即使不公布订单、不搞预售、甚至是不开发布会，都会有大量的用户追着下单。

产品不灵，即使在短时间里拥有了看上去还不错的成绩，最后也只会变成回旋镖，啪啪的打在自己的脸上。

毕竟一个连订单数量都不敢自信公布的产品，又有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来源： 差评X.PIN 作者：致命空枪 编辑：脖子右拧&面线

几天前，胡锡进在谈吴京人设崩塌时，用了“突然”这个词。在他看来，吴京口碑的反转是最近才发生的——网友的恶搞玩梗、他本人戏路太窄（主打爱国英雄主义电影）以及近两年没有突出作品，是造成这种处境的主要原因。

看得出来他想为吴京叫屈：一个演员而已，又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不能把他当日本人整。但胡锡进显然没意识到，吴京“沦落至此”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吴京的爆火得益于《战狼》系列，尤其是2017年的《战狼2》，被誉为主旋律与商业成功兼顾的典范。不过，这种成功并非电影本身有何特别之处，而是吃了时代的红利。

2017年是中国快速崛起的第十年，从奥运会、四万亿刺激计划、基建狂潮、消费升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制造、一带一路、移动支付、房地产与互联网经济，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墨子号卫星升空、出国热和留学潮。

可以说，这十年是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十年。但平静之下亦有暗流，这十年也是民族心态转向的十年。

奥运会将民族自豪感推向空前高点；汶川地震的全民动员，社会团结则大大激发了国族认同；金融危机下西方受挫，中国率先恢复并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强化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感。

此时的中国人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情绪，是群情激昂的爱国情怀，较少带有对外敌意。

但从2012年钓鱼岛事件开始，中日关系全面恶化，民粹与极端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南海仲裁又让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对外敌对情绪加剧。之后，随着微博、微信、B站兴起，青年一代通过网络参与掌握舆论话语权，更让民族主义草根化与即时化，成了泱泱大潮。

自此，中国人原本单纯的自豪感中掺进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既有敏感的防御性，也有激进的进攻性。而当整个社会处于这样一种高度自豪与高度焦虑的张力状态时，长期累积的情绪便需要一个大众层面的释放口。

就在这时，《战狼2》横空出世。

很难说它是为了迎合社会心理量身定做，还是恰巧押中了题目，但它确实完美契合了当时的民族情绪。因此可以看到，尽管这部电影故事老套、人物僵硬，质量不算出色，但5天10亿的票房足以说明，促使人们涌入影院的理由其实很朴素：吴京饰演的角色将中国人近些年的梦想与期待“具象化”了，让身处集体中的自己热血奔腾。

电影最后出现的那行字幕，很清楚的阐释了这一点：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新华网当时的评价是：“《战狼2》 好就好在，枪林弹雨里，在一幕幕刺激眼球、震动耳膜的视听奇观里，个体与国家深情相拥。”我想这是很多人看完电影后的直观感受，觉得自己的爱国情怀在大荧幕上找到了归宿。

但问题是，在一个缺乏边界意识与理性教育的社会，人们往往分不清，驱动自己的是爱国情怀还是民族主义。结果就是，电影一结束，随着荧幕上冷锋的消失，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便把他的饰演者吴京当成了替代品，捧为民族自豪感的代言人。“战狼”二字也从电影名称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宣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诛你，是因为你犯我，这是防御性的，隔得远再也要诛你，这是进攻性的。

接着，吴京又陆续主演了《流浪地球》与《长津湖》，其民族代言人的形象更上一层楼，算是被彻底绑定在了这一波爱国电影浪潮中，公众对他的期待到达顶峰。

与民族自豪感绑定、成为爱国标签自是无上荣耀，但也危机四伏。因为你要时刻警惕自身行为以符合民族主义期待，任何小偏差都会被放大，任何喜好、错误甚至旧闻都会被政治化解读。也许支持者会对你宽容，但反对者可不会轻易放了你。

这一点从《战狼2》就能看出来。不少人批评其过度英雄化、浮夸不实、表演式爱国。尽管彼时的夸赞声仍占绝对上风，可用不了多久，形势就将逆转，因为一件大事正在发生。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物质层面的破坏重新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体验，进而深刻改变了他们的观念，那疫情之于中国也是一样：经济下行、预期下降、消费降级、工作压力、信任危机，这些物质层面带来的生活体验让很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就像嗑嗨的人突遭当头一棒，再狂热的情绪也能冷静下来。

加上后来的佩洛西“窜台”、缅甸电诈园区等事件，让人意识到现实与电影的巨大脱节。就像爱国情绪需要释放一样，个人与民族层面的失落感也需要释放。于是，作为战狼的化身，民族主义的代表，吴京成了被嘲讽与攻击的靶心。

2019年，有人挖出吴京曾因酒驾被行政拘留了十天，称其有前科；2022年，他因代言国产手机却用苹果手机，被质疑伪爱国；2023年，吴京与妻子早年参加综艺节目的片段被翻出，他又被解读为暴力男、巨婴；到后来，只要发生涉外事件，网友们都会戏虐般的呼叫吴京出手。

实际上，从客观理性而言，这些指责统统站不住脚，毕竟酒驾是十多年前的事，用苹果手机既不违反合约，也是个人自由，至于暴力男的形象，他妻子站出来澄清过，而且吴京虽不能复刻电影内容，但却做过不少国内公益。

然而，舆论场从来不讲理性。民族主义者可以用爱国之名来给反对者扣帽子，那反对者也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将政治化批判用在吴京身上：一个爱国者怎能知行不一、道德败坏呢？虽然这招不地道，但却很好用，毕竟吴京说过“爱国无罪”，那打倒伪爱国者又何罪之有呢？

雪上加霜的是，在亚文化盛行的当下，被剥夺了爱国正当性之后，吴京曾经得意忘形时说的那些妄语，也成了污点，被制成段子和梗在网络上恶搞传播，虽然制作者可能只是图一乐，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在无形中构成了一场持续的审判，将战狼的人设彻底碾碎。

于是，只消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变成谎言符号，最后沦为抽象符号。而这一切的起始离不开民族狂热与在背后煽动的胡锡进之流。有趣的是，当这种狂热遭到反噬，首先跳出来劝人理性的，也是他们。

当然，胡锡进有一点说对了，只要吴京再出几部口碑之作，他的形象就能得到修复。不过，对他的狂热肯定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那时人们多半已经找到了另一个战狼。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2025年，茉莉花价格遭遇断崖式下跌。从2024年高峰时的40元/斤，一路跌至最低1.5元/斤。尽管后期价格有所回升，达到15-16元/斤，但即便这个价格，仍低于种植成本，花农辛苦劳作却面临亏本。如今价格波动剧烈。

横县茉莉花本就占据全国60%的产量，2025年大规模扩种后，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愈发明显，产量远超当地市场承载规模。而茉莉花价格具有特殊性，完全由当天天气和采摘量决定，真正影响每日花价的核心因素，仍是当天的天气与茉莉花采摘量。更关键的是，茶厂收购鲜花后必须当日窨制——因为鲜花香气散得快，一旦开放就无法使用，茶厂常常半夜拌花窨制，无法通过囤货调节市场供需，这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花农的生产与劳动困境愈发突出，极端劳作环境与高强度体力消耗让花农苦不堪言。花农需在40℃高温下持续采摘，热得发昏，汗流进眼睛里刺痛；雨季时，雨水导致茉莉花无法开放，淋雨的花苞直接废弃，但花农仍需冒雨抢收。且茉莉花需一日一采，花苞隔夜开放即失去价值，迫使花农日日无休；人工采摘效率还低，熟练工一天最多摘40-50斤（约6-7小时）。

与此同时，种植茉莉花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采摘工价达到8-10元/斤，一旦花价跌破10元，花农请人采摘就得倒贴钱。花价暴跌至1.5元/斤时，收入甚至不够支付采摘工钱。即便花价能达到15元/斤，农户一天采摘40斤，也仅收入600元，且这需要2-3人协作完成，人均日收入仅100元左右，扣除各项成本后，几乎难以盈利。

经济压力与健康损耗的双重折磨，让花农生活雪上加霜。一些老年花农即便腰痛、头晕仍坚持下地，因为不摘一分钱都没有；更有花农因长期超负荷劳作（如抽水抗旱、通宵淋花）突发疾病。市场波动下的生存焦虑也时刻笼罩着花农，2024年高价（40元/斤）吸引大量花农赌命式投入扩种，可2025年价格暴跌，不少花农投入数万元血本无归；低价时部分花农宁让花烂在地里也不愿亏本采摘。

60岁以上老年群体因无处打工，只能依赖种花维生，即便在高温环境下，也被迫下地劳作，中暑风险极高，甚至有70岁老人凌晨4点就下地采花，双手发抖仍坚持，可一斤花仅能卖几块钱；就连家中孩童暑假也要出去采花补贴家用，晒脱皮也坚持。而年轻人则纷纷放弃种植，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花农种劳动力结构失衡。

茉莉花自身还面临产品时效性强、难以储存的难题。鲜花苞必须即收即用，一旦开放，香气就会消散，无法囤货；一旦当天卖不出去，隔夜花便一文不值。花农每天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延误，辛苦采摘的茉莉花就会失去价值。

同时，种植成本高企进一步挤压了花农的利润空间。农药、肥料投入高昂，一亩地的打药成本就超过千元，在价格低迷时，花农连成本都难以收回。2024年扩种时，不少花农投入大笔资金购买花枝花苗，可到2025年价格暴跌，这些前期投入“全亏光”，许多花农血本无归。

2024年，茶饮品牌大力推广茉莉花茶，带动了茉莉花需求；可到2025年，茶饮热度消退，奶茶店茉莉口味销量下降，采购量锐减。不仅如此，“禁酒令”的实施波及高端茶叶消费市场，茶厂库存积压严重；茶商不敢送礼，礼品市场萎缩，进一步加剧了茉莉花的销售压力。市场需求端的疲软，让本就过剩的产能更难消化。

2025年初，横县遭遇大旱，花农不得不进行人工浇灌，有人甚至通宵抽水；7月的暴雨又让鲜花含水量过高，品质下降，“水花”只能贱卖。而且，茉莉花的花苞需要在晴天采摘，下雨时花朵不开，淋过雨的花也没人要，极端天气直接影响了茉莉花的产量和品质。更有部分花农过度使用增产剂，增产叶面肥虽让花体增大，却导致香味变淡，这使得茶厂需要增加窨制次数。

从产业结构来看，横县茉莉花产业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困境。首先是缺乏有效的产业协调机制，未能合理引导种植规模。当地没有专门机构调研供需情况，导致“消息混乱”，花农无法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只能盲目跟风种植。而行业协会的作用十分有限，仅能提供信息，对农民无强制约束力，即便给出市场预警，也难以被花农接受和执行，无法形成统一的种植规划和市场应对策略。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横县34万花农分散种植，没有联合组织参与议价，处于产业链底端，缺乏议价能力；加工企业掌握定价权，花农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在价格博弈中毫无话语权，只能任由市场和企业摆布。小农经济注定追涨杀跌。

当前，横县茉莉花产业链以原料供应为主，深加工能力薄弱。本地仅有少数香精厂，加工主要依赖茶厂窨制，精油、香精等深加工产品的产能有限，消化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消化过剩的鲜花产能。有建议提出地方政府引资建加工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周顺来、莉醇等本地品牌替代代加工模式。不过，这需要长期投入和培育。

从市场价格来看，终端溢价高但惠及农户少的问题十分突出。拼多多上干花售价80-100元/斤，而花农卖出的鲜花收购价仅几元，巨大的差价让中间商赚取了大部分利润。如何优化产业链利益分配，让花农更多地分享产业利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组织化与政策支持方面，组建农协争取定价权的呼声较高。可参考日本农协模式引导种植规模，但这种模式在横县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当地花农分散，组织难度大，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短期内难以有效推行，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对于是否应建立“托底收购机制”，争议较大。部分人呼吁政府出手，为花农提供保障，缓解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非粮食作物难兜底”——政府财政压力大，且托底收购可能扭曲市场机制，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如何在保障花农利益和维护市场规律之间找到平衡，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外，小农户还面临缺乏风险对冲机制的问题。茉莉花作为小众作物，没有交易所开设期货品种，小农户无法参与期货套保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在市场波动面前只能被动承受损失，难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工具稳定收益。

除劳动力困境外，土地矛盾也逐渐显现。部分农田改种茉莉花后，花农面临土地使用与政策要求之间的矛盾，前期投入可能因政策调整而付诸东流，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农民看啥涨就种啥，次年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卷死所有人。花农赌天气、赌行情、赌老板收花，但永远赌不赢资本和市场。”一位网友评论道。这句话道尽了横县花农的无奈。

要让花农真正从这个产业种植中获得稳定收益，需加强产业规划和引导，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企业应加大深加工投入，打造知名品牌，优化利益分配；协会要提升协调能力，搭建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花农则需转变观念，积极参与组织化经营，提升抗风险能力。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找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让这个曾经辉煌的产业重新焕发生机。

我现在发现，互联网的方向，就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不是说大话，而是一个事实。人类的就是无序，无厘头加不可预测….但事情发生后，你一分析，又觉得完全合理，合乎逻辑…

战狼2我在一个老大哥强烈要求下陪他去看过…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不算差….可看性是有的。毕竟那些英雄主义的片子，基本也就是这个套路…

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他把电影当现实宣传。什么在国外拿着护照就可以….呵呵，这除了哄骗没出过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就连驻外使馆都发过警告，一是遵守所在国法律，二是遇到事要及时脱离…..三是，最好别去那些混乱的地方。你要说这就是个电影没关系，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样说，真误导真坑爹。

其实在国内瞎吹蒙蒙老百姓还是其次，想一想当“战狼”成为某种标签，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会不会找来看一看，看完会不会笑死，然后承受他们最多嘲笑的是谁？还不是中国驻外的同志们？

那些武功呢？就连成龙大哥，也说电影上的功夫是花架子，李连杰更是不讳言这一点：

讲真，这都是相对比较诚恳的演员，不像吴京整天开个坦克道具，跟真上过战场一样，这不惹人烦才怪。

更重要的是，一个主打爱国电影的，却把自己是满清正白旗搞的很贵族，很光荣，到底爱的什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大清国？

可是哪怕这一点，懂历史的随便一查也就知道是满嘴跑火车。

2006年，吴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说自己家族里出过武状元，被雍正皇帝赐姓为“吴"。2010年，吴京表示自己家族的武状元，最大的官做到御林军统领，我大爷跟我说，我们是多尔衮那支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正白旗。

然而，多尔衮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东莪，或早天或被送去蒙古和亲，亦无后人。多尔衮一直到临死前半年，才放弃了自己生儿子的念想，过继了同母兄弟多铎的儿子多尔博。

顺治帝福临亲政后，不止将多尔袭挫骨扬灰，后人包括多尔博都被赶到正蓝旗去了。即使百年之后，乾隆帝追论多尔衮的功劳，赐谥号“睿忠亲王”，让多尔博的后商世袭爵位，也是留在正蓝旗。所以，吴京肯定绝无可能是多尔衮、也包括其嗣子多尔博的后裔，和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毫不沾边，纯粹是旗人后裔的信口胡吹，自我牛逼。

说了这么多，这是吴京被全网群嘲的原因吗？是，也不是。

为什么说是呢？毕竟有这么多黑点和那做派，说话没个正形，摇头晃脑一看就毫无教养，满嘴跑火车一屁三个谎。

为什么说也不是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今天第一天才有，是当年就这样，也有人写过文章。当年如果不是那个老大哥硬拖着我去看，我不可能跑去看这种电影。但我不想看，也阻挡不了当年那种电影拿高票房的事实….

所以，一个人被群嘲，也不仅是他自己因素，他自己那些槽点只是群嘲的素材，而非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时过境迁….那个时代，是下图的时代….

大众是什么，大众是跟随本能和动物性思考的群体，大众没有自己的核心，大众是靠感受替代思考的生物。

房价涨、工资涨的时代，就威风凛凛；房价跌，工作完蛋的时代就垂头丧气…..我有个好友就说过，他认识的不少周围的人，股票赚点钱，房子涨点价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帝王….牛逼哄哄不可一世。

吴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恰好迎合了那样的心态和情绪罢了。而这个时代呢？是一切鸡血都打不下去的时代，再怎么往血管里直接推鸡血，银行的催款短信和现实的残酷性，都会让这种鸡血显得可笑可悲，无聊甚至无耻。一肚子气怎么发作？吴京是个好靶子。

不是吴京变了，不是观众变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顺应大势，才能事半功倍的原因啊。

（完）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转载仅为学术传播之所需，并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按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著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的党政不分或者以党代政使得党会较多地依靠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较少地受到来自实际情况如预算、资本、劳动力等的限制,从而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

三、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分布特征

1954~196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 5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6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全国范围内,饥荒的迹象在1959年开始出现,该年的死亡率为14.59‰,比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49‰)高3.10‰。饥荒在1960年最严重,死亡率在这一年达到了25.43‰。1961年以后死亡率开始下降,1962年死亡率已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于这次饥荒中非正常人口损失,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统计技术进行估计,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蒋正华与李南(1988、1996)对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为1700万人,此估计值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实际人口损失的下限;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估计数字有:Peng(1987)为2300万,Coale(1981)为2700万,Ashton等(1984)为2950万,曹树基(2005,a、b)为3246万。

表1：分地区人口净损失

说明: 作者以 1957年作为基期并结合 1955~ 1957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到的 1961年全国应有人口数为 68902万人, 则非正常人口净损失为 3860万人。最后一列中的负数表示这段时间该省人口在增长。

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次饥荒的特点是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表1描述了中国各省份的非正常人口净损失,根据该表估计的人口净损失区间的下限是2400万,上限是3860万人。从绝对数来看,四川省在饥荒期间人口净损失数为11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损失的38.34%。从比率上来看,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是安徽,该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为56.87‰(安徽省1955~1957年年平均死亡率是11.73‰,1960年死亡率是68.60‰)。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工业省份辽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是2.23‰,仅为前者的1/25。就城乡差异看,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以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为例,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28‰,而城市仅为13.73‰。从表1可以发现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基本没有非正常死亡记录。三个直辖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7.13‰,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6.96‰。人口损失的不同地区分布为后续探索饥荒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地区差异。

四、饥荒的定义及成因

(一)关于饥荒成因的两种一般性理论

在阿马蒂亚-森之前,人类对饥荒的认识仍停留在马尔萨斯阶段。该观点认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主要通过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当粮食生产无法跟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或由于天气、生物灾害而减产时，战争和饥荒就成为对人口抑制的典型表现(Malthu1798)。粮食的整体供应是该理论考察的重点,该理论认为粮食供应的突然下降将导致饥荒。饥荒因此被定义为“极端的、广泛的食物匮乏”(Ravallion,1997)。上述理论被称之为“食物供应量下降”(以下简称FAD理论)。

森(Sen,1981)在考察一系列饥荒案例后,发现饥荒在粮食总产量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照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尤其显著。森因此认为饥荒并不是单纯的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不足甚至可能不是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中某个职业(阶层)的人们在市场化条件下失去或者被剥夺了获得粮食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才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森的观点一般被称为“权利理论(entitlement approach)”。这种理论对饥荒的定义是“大范围的、非正常的、威胁生命的饥饿”(Ravallion,1997)。显而易见,相对于传统定义,该定义的适用范围要更广,因为它没有将粮食产量的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彼此对立。首先,传统FAD理论为“权利”理论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中国1959~1961年饥荒和前苏联1932~1933年饥荒都源于之前激进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均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显著下降(Massmio,1993)。而Lin(1993)和Massmio(1993)关于激进集体化运动导致的粮食减产的发现启发了众多后续研究,其中包括运用“权利”理论来解释饥荒的发生。其次,虽然有些饥荒最初确实来自粮食减产,但由于饥荒影响在人口中并不是均匀分布,出现了人口中的一部分群体受到的打击相对特别大。因此为什么正常的粮食减产(波动)会引起大规模的“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进而导致饥荒?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饥荒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也许有助于减缓饥荒的影响。

传统的FAD理论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粮食总量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上,而“权利”观点更加侧重粮食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识别饥荒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因此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方法就比较明确：前者只需要考察粮食是否出现突然下降，而证伪后者直接的方法是观察遭受饥荒打击的人群是否存在职业(阶层)分布。

按照非正常死亡率计算,1960年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就当时的粮食生产而言,1958和1959年粮食总产量的两年移动均值为142.44亿斤,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581.97斤。该数量折成热量后大约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的每日最低摄入热量(1900~2400千卡)(FAO,2008)。这意味着粮食如果能在领土境内按人口平均分配，饥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对于中国这次饥荒的有限解释力还表现在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465.35斤,反而低于3年饥荒时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证据都表明粮食减产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就非正常人口损失的分布来说，现有研究均认为饥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在下面两个部分,我们将从这两个理论入手综述关于这次饥荒的相关研究。应该注意到,前一个理论的重点是寻找粮食减产的原因,而后者则着力分析影响城乡及分地区死亡率分布的因素。

(二)关于FAD理论的相关文献

饥荒在粮食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灾后政府相对公平的分配及福利政策。然而粮食总产量在1959年以后的显著下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0万吨,较上年下降15%，1960年的产量又在这个基础上减产16%。Lin(1990)、Li和Yang(2005)的研究旨在发现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因素。此外,粮食的过量消费同样会降低库存,Yang(1996)、Chang和Wen(1997)因此考察了大跃进期间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的食堂制度对死亡率的影响。

Lin是第一位采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中国饥荒的学者。Lin(1990)解释了生产效率在农业合作化以后降低的原因。Lin在该文中检视了3个传统的饥荒成因:(1)连续3年的坏天气(饥荒前后由天气导致的全国受灾情况见图2)；(2)公社管理失败；(3)过大的集体组织规模导致激励问题；他指出集体化和低效率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真正导致效率损失的因素是1958年秋天农民退社权的丧失；该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对于那些偷懒的社员，其他公社成员无法选择退社来保证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侵蚀。作为理性的回应，他们只能降低劳动投入以避免损失，最终导致了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此后整个集体化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徘徊不前。

对于退出权丧失是否真正是农业生产下滑的原因，文献中存在争论。Kung(1993)质疑退出权是否真正导致了减产，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按照Lin的逻辑,在1958年秋之前由于社员之间可以用退出权互相制约,因此该阶段对监督的要求并不高。Kung认为该理论的预期与事实不符:可以选择退出高级社时,高级社实行的却是要求有更高监督水平的计件工资(piece rate),而之后恰恰采用了容易施行的计时工资(tmie rate)。第二,虽然1958年秋天之前农民有权利选择退出高级社，即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真正退社的成本极其高昂,农民在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因此,在Kung看来,退出权在1958年前后没有实质性变化,因而不能用来解释此期间的生产率差异。

1956~ 1966年全国受灾面积比重 (% )

数据来源: 51949- 1995 中国自然灾害报告6 ( 1995) , 中国统计出版社;1949- 1988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6 ( 1989), 水利部计划司。

Li和Yang(2005)的研究对粮食减产做了系统性考察。他们首先建立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的动态模型,描述了急于加快发展步伐的中央计划官员试图通过农业集体化更快地获取农业资源。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业生产滑坡。结合搜集的天气描述以及劳动力征调的数据并运用1952~197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该文发现对农村的资源汲取可能是导致饥荒的最重要因素,该变量可以解释33%的粮食减产;对农村地区的高征购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可解释28.3%的减产;而坏天气仅仅解释了12.9%。Li和Yang最终认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业灾情应当归咎于国民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央计划的风险。虽然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分解出农业产量下滑的原因,但是将农业产量下滑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却值得我们再思考。结合本文第二章节的论述,大跃进运动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试图绕开传统的苏联中央计划模式转而依靠发动群众来实施国家建设的一次努力。建立自我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冲击统计局以及全民大炼钢铁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计划官员在那段时间遭受严重冲击甚至“靠边站”。我们还需注意到的事实是,建国后到1978年以前中国都处于中央计划时代,为什么只有那段时间出现农业灾难?以上这些证据均说明,将饥荒的责任笼统的归咎于中央计划至少与大跃进期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表2：大跃进期间基层食堂运行情况

说明: 从 1958年 7月到 12月, 24个省份的地方党报共有 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报道。

数据来源: 香港科技大学社 会科学部 Kung,Kai- sa ,i James提供的数据,

以上文献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原因。就粮食的消费来说,对大跃进期间在农村普遍建立的粮食消费组织——公共食堂是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学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观点。由于食堂中的食物消费至少在口号和政策层面是“敞开吃饭”,因此该现象为检验Hardin(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著名假设提供了机会。Yang(1996)利用各省参加食堂的人口比重检验了食堂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食堂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此外,Chang和Wen(1997)是第一篇系统考察食堂在饥荒中作用的经济学文献。作者估算的结果是,截至1958年秋天,在全国范围内大约建立了265万个食堂,到10月底,有70%~90%的农业人口已经加入食堂。非理性的食物消费使得在短短20天内就消耗完半年的粮食储备,结果在秋季丰收之前没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Potter and Potte1990)。采用和Yang类似的定量分析,Chang和Wen也认为食堂的建立显著地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作者最终的结论是食堂应该为人口损失负最重要的责任。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有理由怀疑统计上的显著是否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名义的消费政策是否在实际中被不打折扣地执行,如果基层并没有按照口号提出的“敞开吃”,食堂对死亡率的贡献就会被高估。上述文献提供的定量证据是关于加入食堂的人口比重,而构造模型的前提则是加入食堂的农民均“敞开吃饭”,因此检验食堂作用更为重要的信息是食堂实际的运行情况。对于食堂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当时各地报纸的报道,我们发现该政策在地方并不是被无折扣地执行:从当时各地报纸记录的情况看,从1958年7月到12月,24个省地方党报上共有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从这些新闻的内容上看,仅有22%是无限额消费的,而有限额消费分为3种类型:按人口(占食堂总数的43.33%)、按家庭(占总数的8.33%)以及按粮票(占总数的25.83%)(数据描述及来源见表2)。此外,即使是无限额的消费也仅仅限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仅在农忙时间才被允许。

(三)关于“权利”理论的相关文献

森将研究设定在市场机制下,而中国的这次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在饥荒中城乡间死亡率差异巨大,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否和森研究中那些受饥荒打击的职业(阶层)成员有相似的特点?

中国在计划经济初期,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城镇居民(多数为工人和事业单位成员)的生活必需,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城镇居民的福利不被进城移民消散;另一方面,建立连接城乡的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村获得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因此,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粮食的获得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证,尤其在特定情况下,农民负担就会被过度增加。围绕上述逻辑,以下介绍的文献主要以“权利”理论解释饥荒成因。Lin和Yang(2000)第一次对“权利”理论和FAD理论在中国饥荒课题上的适用情况进行检验。他们发现一个省份城市居民比重越多,该省农村居民的负担就越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就越高。Kung和Lin(2003)在此基础上用超额征收率更加准确地测量了城市偏向政策。Kung和Chen(2011)的进一步研究将重点放在解释导致超额征收率跨省差异的因素方面。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数据来解释这些差异。

Lin和Yang(2000)采用一个省中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当时“城市偏向政策”的代理变量,用人均粮食作为传统FAD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省及年固定效用之后,他们发现两个因素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饥荒期间这两个变量都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该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城市人口比重”并不是“城市偏向”的直接测量指标,而仅仅作为代理变量进入方程。因此在其后的研究中,Kung和Lin(2003)进一步用“超额征收率”作为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程度的直接测量来检验政治激进程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将现有文献中考察过的因素如食堂、政治环境等纳入考察范围,以求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检验。他们发现大跃进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对非正常死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该文同时发现在控制该变量以后食堂变量失去了显著性,该文认为粮食在食堂中的配额消费是造成食堂不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范子英与孟令杰(2006)从缺粮区的划分来解释饥荒的分省分布。从“权利”理论角度,他们将研究样本分为城市、传统产粮区以及缺粮区并认为在饥荒中传统缺粮区因为可以获得粮食返销反而灾情较轻。该结论被Meng等(2010)的发现进一步证实。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死亡率在各省间的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寻找造成该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检验了森的饥荒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情况。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这些研究都没有区分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使得观察值具有异质性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效率。同时,现有证据发现当时的领导机构对下面发生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会相应地调整政策并收敛激进的程度(周飞舟,2003)。因此,政策或者激进程度和饥荒严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同时受到遗漏变量和联立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进而影响系数估计的一致性。

政治激进变量在Kung和Lin(2003)的研究中被当做死亡率的解释变量。作为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典型特征：激进的政治氛围,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集中在路线分歧上,比如Chang(1975)和MacFarquhar(1974)提出的“两条路线”观点。

Bachman(1991)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架构研究官员集团不同的部门利益,特别是“计划和重工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一些部门对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诉求推动了大跃进政策的实施。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观察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而非严谨的因果推论。同时,从因果识别角度来说,上述基于中央层面的研究无法解释各个省份在推行激进政策时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有些文献注意到个别地方政府在大跃进期间的活跃表现,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将其归咎为该省领导人的激进性格及行为。例如Yang(1996)、Teiwes和Sun(1998)认为:不同的省领导人的确影响了该省的激进政策。Chen(2011)比较了饥荒期间的安徽和江西两省,他将这两个省份在饥荒期间的显著差别部分地归结到两省最高领导人的差别上。这些研究提供的丰富史实加深了我们对当时情况的理解,但将所有激进行为都归结为领导人的性格或者信仰无疑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无法就全国范围内各省的激进程度差异做出系统性解释。

Kung和Chen(2011)采用“超额净征收率”作为政治激进程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探索政治激进在省与省之间差异的系统性成因。他们认为省委领导的激进行为源于体制内蕴含的激励机制:在其他变量被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的省委书记更有动力通过推行激进政策谋求晋升。作为对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对个人角色重视的回应,该文采用个人虚拟变量控制住各个省份领导人时间不变的因素发现前述结论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为是性格、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利用来自中国大跃进的历史数据,Kung和Chen的研究第一次指出基于理性的职业晋升激励同样是激进行为的重要原因。需要特别指出,该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同样存在,只不过晋升的考核指标由大跃进期间的征收率转到了可以使“多数人受益(all-encompassing)”的经济增长(McGuire and Olson,1996)。该文的发现对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并在更深层次指出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的制度设置(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and Sun,2009)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数据方面,该文发掘并采用了很多新的数据来降低测量误差。比如,该文第一次考虑到返销粮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由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该文采用受灾比率来测量饥荒程度。此外,该文应用一系列变量如右派数量、农业“高产卫星”的数量、参加食堂的人口比率及农业集体化进度来系统测量分地区的政治激进程度(见表3)。

表3：分省激进指标

说明: 样本中没有包括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需引用本表所涉及的数据,务必同时注明原始出处及本文。

数据来源: 由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农业高产卫星0数据摘自5人民日报6 1958年 6月~ 1960年 12月; / 加入食堂人口比重0为 1959年底的数据, 来自5农业合作化重要资料汇编: 1949-1957 (1990)中央党校出版社; / 超额征收率0为 1959~ 1961年平均数字, 来自5农业经济资料: 1949- 19836 ( 1983)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右派0数据来自/ 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报告0 ( 1959),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 农业合作社进度反映的是 1956年夏天的情况, 数据来自 Chung ( 2000)。

上述关于饥荒原因的文献显示出明显的前后继承性。在早期研究中,文献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饥荒本身的严重程度上,试图通过地方差异来揭示饥荒的成因。从FAD角度看,文献发现天气、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激励问题、退出权丧失以及粮食调出导致的粮食不足等是形成饥荒的因素;从“权利”角度,文献发现的成因有城市偏向制度导致农村居民余粮不足、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汲取、粮食的过量征购以及大跃进运动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导致粮食减产也加剧了分配不公。对上述研究的总结性描述见表4。

随后的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作为前述研究解释变量的政治激进所产生的原因。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作为分析单位,他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省与省之间饥荒和激进程度的差异。已有研究也发现省以下的死亡率差异同样显著,例如同处于河南省且彼此相邻的两县,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差别达10倍以上(曹树基与廖礼莹,2010)。以上基于省级的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省内差异。针对这种差异,Bernstein(1984)开创性的研究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执行有关政策时往往偏袒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如果这种干部特质具有地区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饥荒或者激进在基层出现差异的原因。

表4：现有研究关于饥荒成因的观点

五、饥荒的长期影响

(一)对政治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口方面入手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长期影响。Yang和Su(1998)将饥荒和1978年之后的农村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首先,饥荒促使国家领导人将1958年建立起来的大公社制度改变为“三级所有结构,生产队为基础”的组织,农民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被默许。其次,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中央领导人对农村政策的分歧,为农村基层进行制度尝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后,饥荒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农民和干部逐渐认识到大而全的公社制度内在的弊端。对制度偏好的转移导致中国农民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自下而上地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并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Yang(1996)发现那些遭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也是最早推进制度改革的省份。

Kung和Bai(2010)用更加系统的数据检验了饥荒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促成公社化运动的理由是更有效率地动员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以抵御自然灾害。但是他们同样观察到1978年去集体化的直接原因却是安徽省严重的旱灾。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制度选择?该文和Yang(1996)一样,发现那些饥荒越严重的省份开展去集体化运动越早。同时,饥荒对制度变化的影响又随着去集体化时期的天气条件的变差而加大。天气状况越差,农民对利用人民公社抵御自然灾害的信心就越不足,进而越推动去集体化过程。该文的着眼点并不单纯是饥荒研究,而是一个更具一般性且更重要的问题:制度是如何产生及变迁的?该文认为各个省份当年不同的饥荒严重程度可以用来解释后来的制度变化。

Yang(1996)、Yang和Su(1998)及Kung和Bai(2010)的研究揭示出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制度转变并不是一个突然和孤立的事件,其中孕育的逻辑发轫于60年代初并且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大跃进运动和对灾后的反思为后来的制度突破提供了内在的激励和推动力。

(二)对人口方面的影响

利用饥荒检验灾害对人口的长期影响,严格意义上应当不被视作饥荒研究。该领域内学者的注意力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传统研究问题,而非饥荒发生的原因、分布的地理特征等。在这些研究中饥荒仅仅被视作一个外生冲击。由于该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同时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此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文献。此外,本部分涉及的论文大都为工作论文,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代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来识别特定因果关系的前沿水平。

胎儿或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对成年之后的影响是医学及劳动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对该因果关系的识别往往需要外界环境的变化,但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果是内生的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饥荒提供了改变环境的外生冲击。饥荒之所以被认为是外生冲击,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变化来自于饥荒,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则外生于母亲。以上是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识别胎儿环境对后续人口结果影响的方法论逻辑(Currie,2007)。由于这次饥荒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其提供的时间长度足以检测对人口的长期影响(包括代际影响)。我们首先介绍影响该因果识别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然后以此逻辑综述已有文献。我们简要叙述其发现后,再指出它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对于那些没有将内容主要放在因果识别上的文献,本文也简单地介绍其关注的问题及得到的结论。

检验中国1959~1961年饥荒在人口方面的长期影响,因果识别上会受以下6个问题影响:(1)反向因果问题,正如Chen和Zhou(2007)所论证,“家庭的生育行为可能会针对饥荒的严重情况做出调整,如果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及时调整生育行为,饥荒对于健康的影响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因果关系”。(2)遗漏变量问题,即该因果关系会受到许多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干扰。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将饥荒的打击作用与个体异质性的作用区分开来。(3)测量偏误问题,如何对饥荒打击的严重程度进行准确测量。(4)人口迁移问题,如果饥荒之后人口有跨地区移动,我们就无法将观察值在饥荒期间受打击的程度和后期的人口结果联系在一起。该问题是第3个问题的具体化。(5)饥荒对人口打击有选择性作用(selection effect):那些最强壮的人幸存概率最高,因此直接用幸存者检验饥荒的打击作用会导致对该作用的低估(估计值是真实值的下限)。(6)由于饥荒很可能是其他事件比如战争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统计上将这些事件和饥荒对人口的作用区分开来。

作为第一篇检验中国饥荒影响的经济学经验研究,Chen和Zhou(2007)研究了饥荒对于幸存者身高、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该文发现1955、1957、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在身高、劳动力供给及家庭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劣势,其中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劣势最为明显:相对于非饥荒时期出生的群体,饥荒幸存者在身高上要矮3.03厘米。在识别方法上,该文利用饥荒对不同出生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的情况,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erence indifference,DID)检验饥荒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是标识出生群体的哑变量和1960年省非正常死亡率的乘积。在作者看来,饥荒期间一个省的非正常死亡率可以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具有足够的外生性。针对上文提到影响因果关系的问题(1)和问题(2),作者认为:第一,土改之后地主和富农阶级被消灭,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1958~1962年)农民的私人产权被取消并全部加入公社且失去退出权,这意味着所有家庭在社会经济指标上均是同质的,因此反向因果关系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第二,采用DID方法,利用外生的非正常死亡率作为衡量饥荒打击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而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同样将大饥荒视作自然实验,Almond等(2008)发现饥荒幸存者在识字、劳动及婚姻市场以及财富上均处于劣势。该发现被Brandt等(2008)的研究印证。同时,饥荒增加了生女孩的概率,该作用将会持续两代人:被饥荒直接打击的父母辈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同时利用香港出生率调查数据,比较了香港本地人的孩子和经历过饥荒的内地移民的孩子,发现后者在出生时体重轻而且女孩比重更高。该文的发现和Fung(2009a、b)及Kmi和Fle isher(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Girgens等(2011)的研究没有发现饥荒的幸存群体和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之间在身高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归咎于饥荒打击的选择效用(在作者们看来,未来身体较高的孩子在饥荒中生存概率也较高)对饥荒造成的发育迟缓作用(stunting effect)的抵消。因此如果要识别饥荒打击效果,必须控制住饥荒的选择效果。该文认为,决定能否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因素可以通过遗传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只要控制了孩子的特质就可以消除饥荒的选择效果,从而估计出饥荒的打击效果(该文处理的是上文提到的问题5)。

Meng和Qian(2009)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那些胎儿或者幼儿时期遭受饥荒打击的群体在身高上要矮2.8厘米,体重轻1.4公斤,教育年限少0.6年。从识别方法上,该文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饥荒严重程度的测量偏误。如果偏误随机分布,将会导致对饥荒影响的低估。第二,饥荒的影响可能并不随机,饥荒可能更倾向于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地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饥荒的影响可能是虚假的,背后真实的作用也许是出生地区繁荣与否对人口结果的影响。为了克服上述两个问题,作者依靠两个比较外生变量,1997年的自然环境和播种面积及不同出生群体上的差异(饥荒期间年龄越小,受影响程度越大)作为饥荒影响程度的工具变量。背后的逻辑来自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发现产粮区遭受饥荒影响最严重(Mengeta.l,2010)。第三,饥荒对幸存者有选择效用,正如上文提到该效用会低估饥荒打击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采用县级水平的饥荒期间出生的群体规模来测量饥荒严重程度。为了克服饥荒对幸存者的选择效用,该文采用分位数分析方法(quantiles analysis)并认为高分位的估计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饥荒的真实影响。①在克服了以上问题之后,他们的结果发现饥荒的选择作用和测量偏误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较真实值低估1倍。针对上述问题(4)和问题(6),作者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影响因果结论,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对识别灾害影响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当时严格禁止城乡及其他跨地区移民,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饥荒,可以比较精确的测量饥荒的影响;第二,这次饥荒是在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之前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可以较为独立地将饥荒作用识别出来。该文所用的数据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89年中国人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医学上认为早期营养不良会导致成年后身体肥胖。文献利用这次饥荒来检验该假设。Luo(2006a、b)的发现证实了该假设,他们进一步认为该作用同时具有性别及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女幸存者患肥胖病的概率要高0.086,但饥荒对城市居民却没有影响。用来自某直辖市的人口及体检数据,Wang和Wang(2010)检验了幼儿时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肥胖的影响,作者们也认为该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饥荒导致女性变胖、男性变瘦。和其他研究类似,该文也发现饥荒会导致幸存者变矮。此外,Fung(2009a、b)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遭到饥荒打击的女性身体过胖概率比那些没有遭到打击的女性要高5%,但该作用对男性不明显。Fung认为其中的机制是生物学上的,比如过量饮食、久坐等,而不是个体行为上的。

一些研究重点关注饥荒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Shi(2008)发现女幸存者在教育禀赋和劳动供给上较男性幸存者更具劣势。Mu和Zhang(2011)也发现女性幸存者具有较高的残疾及文盲概率,而男性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他们将这种原因归咎为男性在饥荒期间的死亡率更高,这意味着针对男性的选择效用更大。

针对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Xu和Sun(2009)利用G自治区L市精神病院1971-2001年的病人病例来检验饥荒对于成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比较饥荒前后的出生群体,他们发现在母体中经历饥荒的群体比没受饥荒打击的群体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高2倍。类似的研究还有Song等(2009)。

六、结论性评述:如何避免饥荒的再次发生

学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认识随着新数据的发掘而不断深入。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饥荒中人口损失的估计、对死亡率地区及性别分布特征的描述上。随着数据的不断发掘,特别是分省数据的获得,研究从描述性推论拓展到因果推论。最先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是利用这次饥荒检验现有理论,研究者试图解释饥荒分省分布的成因。这些研究揭示出这次中国饥荒更大程度上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粮食供给下降问题,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分配的研究成为学者考察的重点。**他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偏向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以及大跃进期间对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非正常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后续学者主要考察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政策,发现谋求晋升是地方官员推行激进路线的原因。对于饥荒的后续影响来说,这次饥荒被视为一次难得的观察契机。

此外,饥荒至今的50多年的长时段也给学者调查饥荒的人口影响提供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经济学、医学及人口学文献试图探索饥荒在个体生理状况(身高、体重等)、生活质量及精神健康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受限于各个领域的传统关注点,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这次饥荒回答或者检验本领域关心的问题和假设,却没有涉及如何避免饥荒再次发生这个重要问题,该问题应当被视作饥荒研究的直接目标。

阻止饥荒的再次发生不仅涉及对1959~1961年饥荒本身的理解,而且对其思考也要超越事件本身而审思相关的制度设置、政府决策、信息搜集、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及储蓄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等问题。具体来说:

(1)在控制各地区的天气因素及当地政治措施之后,饥荒是如何在地区间蔓延的?当时的制度设置是加剧还是阻止了饥荒的扩大?①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粮食的横向(省际)与纵向(中央–地方)调拨程序和运输系统以及制度的调整。②(2)如果上述制度可以在正常时期运作,在突发性灾难的重大打击下(如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国际封锁及禁运、局部或全面战争等)能否依然发挥正常功能。(3)就信息搜集处理来说,基层的饥荒信息在传递到上级政府过程中是否存在制度性障碍?①各地上报的粮仓存粮量是否反映真实数字?如何准确识别粮价的非正常高企?如何对人口中不同人群的营养不良水平及对由饥荒导致的人口流动进行准确估计和跟踪?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单纯增加粮食总供应,比如动用储备粮、增加粮食进口等并不能快速地阻止饥荒的发展(Bowbrick,1986),因此,有针对地发放救济可以显著缓解饥荒。(4)就个人及社会层面来说,家庭在面临饥荒威胁时如何调整当期消费水平以及是否选择迁移(所谓的“用脚投票”机制)需要我们思考。②(5)由于1959~1961年的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从饥荒中积累的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值得我们考虑。③从这个意义上,针对发生在其他市场化国家的饥荒开展比较性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工作。

最后,就世界范围看,由于国际救援机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协调机能的提升,饥荒发生的概率将越来越少。学界对饥荒的研究也逐渐转向另外一种更加隐蔽但是危害性更大的福利损失形态———饥饿上来。然而毋庸置疑,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为学术界提供一个难得机会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和人口变迁。其中蕴含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也将启发学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考察这次饥荒,深刻理解饥荒的发生扩散机制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有助于预防及阻止饥荒再次发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薄一波(199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

曹树基(2005a)：《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2005b):《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曹树基,廖礼莹(2010)：《国家、农民与‘馀粮,:桐柏县的统购统销——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工作论文。

陈硕：《身份、国家力量与饥荒——基于江苏省宜兴县1959-1960年档案的分析》,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论文。

范子英、孟令杰(2006)：《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第8期。——(2007):《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第2期。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2008)：《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经济学(季刊)》第1期。龚启圣(1998):《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第48期。

蒋正华、李南(1988)：《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余扬斌(2009)：《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钢铁工业》,《冶金经济与管理》第2期。赵胜忠(2001):《大跃进中曲折发展的统计工作》,《统计与预测》第109期。

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21岁的网约摩的司机阿凡・库尼亚万，像往常一样奔波在雅加达的街头。

他的手机里，新的外卖订单提示音不断响起，那是他生活的希望，也是沉重的压力。

这个夜晚，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也让整个国家震荡的漩涡之中。

彼时，雅加达的街头已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民众们对国会批准的议员高额住房补贴一事极为愤怒，这笔高达每月 3075 美元的补贴，是：

雅加达底层劳动者10个月的收入，

贫困地区民众 20 个月的收入。

在物价飞涨、税收增加、失业率攀升的艰难时刻，议员们的贪婪之举，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

抗议的声浪从各个角落涌起，民众高呼着削减议员工资，指责这些：

腐败的精英。

库尼亚万在送餐途中，正好碰上了防暴警察驱散抗议人群。

混乱中，一辆装甲警车径直冲向了他。

瞬间，他的身体被撞倒，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辗轧过去，生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而他，不过是这个庞大国家中，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

他每日风里来雨里去，靠着送外卖和开摩的，勉强维持生计，却未曾想，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成为了这场社会风暴的牺牲品。

他的死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抗议瞬间升级为暴乱。

全国的愤怒被彻底激起。

在印尼，贫富差距犹如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社会中间。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曾发布报告称：

印尼4个最富有者的总身家，超过了该国最贫困的1亿人口的财富。

印尼长期位列世界上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国家前列。

雅加达的街头，一边是高耸入云的豪华写字楼和富人居住的高档社区，围墙内绿树成荫，安保严密。

而几步之遥，便是密密麻麻的铁皮屋组成的贫民窟。

在贫民窟里，一家人挤在狭小昏暗的房间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们在污水横流的街道上玩耍。

这里的居民，大多从事着最低端、最辛苦的工作。

以摩的司机这个群体为例，他们数量众多，是城市中最常见的底层劳动者。

雅加达交通拥堵，摩的成为了很多人短距离出行的选择。这些摩的司机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守在各个路口、公交站，等待着客人。

他们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破旧且沾满灰尘。

一单生意可能只有几千印尼盾，除去车辆的油费、损耗，一天辛苦下来，挣到的钱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

遇上雨季，道路湿滑，生意更差，还得冒着生病的风险出车。

而他们，只是众多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缩影。

工厂里的工人，在闷热嘈杂的环境中：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微薄。

街头的小贩，时刻担心着城管的驱赶，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和顾客讨价还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的富人们。

雅加达的高档商场里，奢侈品店琳琅满目，富人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在这里一掷千金。

印尼的富豪们拥有私人飞机、豪华别墅，他们的财富多到让人难以想象。

苏哈托家族在其当政期间，垄断国家资源，中饱私囊，据估计，其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有：

200亿美元，最高可达1000亿美元。

这种贫富的巨大反差，在印尼社会存在已久，像一颗毒瘤，深深侵蚀着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腐败，一直是笼罩在印尼社会上空的阴霾，难以驱散。

印尼肃贪委员会曾指出，国会议员是导致印尼贪污猖獗的罪魁祸首。

从政府官员到司法系统，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2024年10月，印尼最高法院退休官员扎洛夫・里卡尔的贪腐案震惊全国。

在他位于雅加达的住宅中，调查人员搜出：

价值9200亿印尼盾（约合4.17亿元人民币）的各币种现金和51公斤黄金。

扎洛夫在2012年至2022年间，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多个案件中帮嫌疑人脱罪，收取巨额贿金。

这起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此前，印尼中央银行前高级副总裁米兰达为了在央行竞选副总裁时胜出，贿赂多名议员。

司法系统的腐败，让民众对法律的公正丧失信心。

就拿罗纳德・坦努尔的案件来说，2023 年 10 月，罗纳德在俱乐部停车场开车撞死了女友，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然而，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泗水地方法院却认定罗纳德：

无罪。

法官们称其女友死于饮酒过量，罗纳德还为其提供了救助。

判决结果一出，舆论哗然。

在民众的压力下，印尼肃贪委员会展开调查，最终牵出了背后的腐败链条，包括多名法官受贿，而扎洛夫正是帮助这些法官受贿的：

中间人。

这样的案例，让民众看到的是有钱有势者可以轻易逃脱法律制裁，而普通民众哪怕遭遇不公，也投诉无门。

根据相关机构近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印尼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5位，清廉分数仅34分（满分为100分），属于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印尼前总统佐科也曾无奈表示，因贪腐而入狱的印尼官员太多了，但腐败却并未停止，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库尼亚万的死，成为了点燃民众怒火的最后一根火柴。

2025年8月29日清晨，五千辆摩托车包围了雅加达警察总部。

那密密麻麻的摩托车队，像是一股黑色的洪流，宣泄着民众的愤怒。

学生们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社会：

公平正义。

随着时间推移，示威规模迅速膨胀至：

数万人。

部分示威者开始失去理智，他们破坏交通标志和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

抗议活动不再局限于雅加达，迅速蔓延至梭罗、三宝垄、万隆、茂物、日惹、泗水和望加锡等城市。

在望加锡，一座议会大楼被纵火，造成至少 3 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雅加达周边地区，财政部长穆丽亚妮的住所遭强行闯入。

抗议行动逐渐演变为大规模的纵火、冲击与抢掠，整个印尼社会秩序严重恶化。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他亲赴库尼亚万的灵堂吊唁，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

国会议长布安也代表国会公开致歉与哀悼，7名涉事警员被拘留调查。

印尼政府宣布取消议员的多项福利和特权，试图平息民愤。

但这些措施，似乎未能完全浇灭民众心中的怒火。

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民众不仅要求严惩涉事警察，更要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深层次问题。

在这场社会动荡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经济陷入停滞。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生计更加艰难。

而对于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其国际形象受损，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

雅加达的街头，抗议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被焚毁的公交车站，街头散落的碎裂玻璃与被烧毁的车辆，警察局外墙那焦黑的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刚刚经历的风暴。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关注印尼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审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蛙蛙和洼

图｜新闻报道，侵删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在体育比赛中，垃圾时间是指胜负已定，比赛进入毫无悬念的阶段。若将垃圾时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北宋的最后八年，绝对是帝国的垃圾时间。

北宋最后的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内外交困中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亡国悲剧，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奇耻大辱收场告终。

第一、内政糜烂

宋徽宗痴迷艺术和享乐，纵容以蔡京、童贯、朱勔等六人为核心的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上只剩下了阿谀奉承和党同伐异。

比如蔡京，他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史书评价他“穷民膏血”，北宋的民间经济被搞得凋敝不堪。

还比如六贼之一的朱勔，他在江南大肆搜罗奇花异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他们设置应奉局，四处出击、勒取花石，再用船从淮河和汴河运入京城，这项工程连年不绝，周遭百姓生灵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1120年，大名鼎鼎的方腊起义爆发，口号就是诛杀朱勔。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参与的百姓非常多。据史书记载：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或乱箭穿心。足见民怨之深。方腊起义虽然被童贯率精锐的西军镇压，但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东南的财税重地，还极大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

第二、外交短视

宋徽宗君臣并无雄才大略，反而好大喜功，整天做梦幻想着“燕云十六州”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名臣李纲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国之患犹可枝梧，金人狼虎，异日必为大患！意思是说辽国的问题，还可以应对，但金国是虎狼，联金攻辽是在与虎谋皮。

果然，最终燕京被金人攻下，北宋又被迫花费巨资，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但被金军劫掠一空的“空城”。这场拙劣的表演，将北宋的腐朽懦弱暴露无遗。对此，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评价说：可轻取东京，也就是可以轻松拿下北宋的都城汴梁。

第三、军事无能

金国灭辽一年，便大举入侵北宋，并轻松的长驱直入，来到北宋都城汴梁。

宋徽宗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仓皇出逃。随后，宋钦宗签下了城下之盟，送土地、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送人质，还尊金国皇帝为伯父。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凑足天量的赔款，北宋开始疯狂搜刮，甚至将宗室和官民女子明码标价抵给金国。北宋朝廷的行径，将千年帝国的尊严践踏殆尽，是人类历史耻辱的第二名。不要着急，第一名也是他们创造的。

1126年秋，金人再次南下，宋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然相信江湖术士的“六甲神兵”，把统御守军的权力交给了江湖术士，成为了王朝末日最辛辣的讽刺。

随后，为满足金人的胃口，宋钦宗下令搜刮全城、掘地三尺。1127年，金人在汴京疯狂洗劫，并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一群达官贵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从1120年到1127年，这八年的垃圾时间，是北宋系统性溃败的总爆发。这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顶峰，朝纲废弛，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最高统治者昏聩怯懦、投降派苟且偷生，士大夫虚妄迷信，加上战略短视、军事无能，最终引狼入室、自毁藩篱。

岳飞在《满江红》中痛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耻”和“恨”，正是对那八年“垃圾时间”的精炼总结。当一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彻底腐败无能、丧失担当，纵有个别的忠贞之士，也难以在“垃圾时间”中力挽狂澜，最终还是会走向不可救药的覆亡深渊。这不仅是北宋的挽歌，更是历史的镜鉴。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可以想象，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亲人，离开祖国，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做女佣，长年生活在主人家的院子内，整日负担繁重而漫长的劳动，妈姐这个群体是很难有常规婚恋机会的。也因此，妈姐这个群体里面成为终身未婚自梳女的比例就很高。

妈姐们成为自梳女，更多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主动选择，更多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富足，更多是被传统宗族势力所剥削，而不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抗。

实际上，就和现在一些菲律宾女性出国做住家保姆，被称为“菲佣”一样，曾经向国际市场输出女性帮佣劳动力的主要是中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最多，这也是自梳女群体主要出现在广东的原因之一。

她们往往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一个女儿，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小要帮家里干活和照顾弟弟妹妹，等到十六七岁可以独立工作了就被安排到海外做妈姐，赚到的钱大部分要寄回来补贴家用。

无论是终身不嫁为家里打工赚钱，还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嫁个好人家”换回彩礼与联姻资源，都是被原生家庭吃干榨净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梳女群体的底色是相当悲凉的。

不过呢，因为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自梳女群体在晚年养老时倒是有了一些温情与亮色。

在广东顺德钧安镇，有一处地方叫“冰玉堂”，取的是冰清玉洁之意，其中居住的就是终身未婚的自梳女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南洋做了半辈子妈姐后回到家乡来养老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龄未婚的女性既不方便独立居住，也不方便与父兄家庭合住，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有类似境遇的自梳女们自发组织起来，拿出毕生积蓄集资修建了冰玉堂这个地方，供自梳女们集体互助养老。

冰玉堂里，自梳女们既不用照顾老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她们操劳一生，终于有了一段人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精细的手工艺品，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工序繁复费功极多的菜肴，她们甚至拿南洋的香料与烹饪方法和顺德菜融合，开创了“妈姐菜”这一独特的顺德菜分支。

跑个题，过去几年，我带队的每一期顺德美食之旅都会带大家去参观冰玉堂，并在附近餐厅品尝妈姐菜。

再说回主题。

自梳女这个群体，因为终身未婚，游离于传统宗族社会文化之外，又因为女性身份和时代局限，没什么表达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需求，所以适合她们过的，能够集中反映这个群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传统节日是几乎没有的，适合她们崇拜的神仙也是几乎没有的。

春节和中秋，阖家欢聚不适合，端午赛龙舟当时是不让女性上船的，上元节，是谈情说爱约会的日子，重阳节，当时是老男人的专属……

只有七夕，作为乞巧节能够代表一些她们的劳动价值，作为女儿节，能够寄托一些她们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寄托一些终身未婚的道德自洽。

所以，自梳女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七夕，在这一天，她们隆重祭拜“七姐”，也就是传说中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七仙女。

这是她们的选择。

更是因为她们的一生无从选择。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

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

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注意重点：恰好只有这一笔算错了。

上面这张长篇大论的内容就是回应，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部分，前期情况。别看内容很长，其实就是些自吹自擂的话，哪个部门介入、严肃调查，严格落实责任，维护谁谁谁的权益这些。大可忽略。

第二部分调查情况，看最后一句话就行了：初步判定原因为加油机设备软硬件及信息交互故障而导致重复计费。

注意最后四个字：重复计费。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把上一个车主加油的钱，意外的算到了后一位车主头上。

至于后面一二三四小点总结，分别就是说：

1，加油机在检定期内，也没遭到破坏和篡改；

2，工作人员没有异常操作；

3，涉事车主的油箱确实是50升；

4，自从上次该加油枪检测以来，2863笔加油记录中，仅算错这一笔账。

怎么什么油出了问题，都是经查仅此一例？

总结为加油机没问题，工作人员没问题，车辆油箱容量没问题，就是最后交易结算时突然跳了一下异常。

有人说，虽然事情属实，多收了200块。但谁都没有责任，谁都没有错。如果非要有个过错方，也是机器的错。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错，毕竟你看，除了中间这一笔账突然在各种巧合之下“结算异常”算错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不都没有算错吗。

这机器明明也是好的。

换句话说，这次“50升油箱加出67.96升油”的事情，虽然属实，但没有任何一个过错方。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刚好出了一次错，刚好出在这个车主身上，刚好是多收了200块钱，刚好这个人特别细心，并且还要坚持追查到底。

错在“刚好”。

可值得提一句的是，如果这种“刚好”，出在另一个人身上，算错的数字小一点，他是否能够敏锐的察觉呢。举个例子，这次是多加了20几升，多收了200块；万一下个人，只多加个几升，只多收了十几块，他能“刚好”意识到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的标签就是自己的机器不会出问题，大家也默认你的机器不可能出问题，同时消费者并不具备什么“防御”的能力。但现在的事实却证明，你的机器有时候会悄悄的出错，神不知鬼不觉。

那么，要如何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呢，不是说出现了，一句“刚好”，一句“巧合”就结束了。毕竟意外和代价出在消费者头上，而对加油站，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总而言之一句话，下次再发生这种悄悄摸摸的“巧合”怎么办？普通消费者，要如何防御？事实上，这并不是消费者该做的事。

开门见山，先发一下我收到的《告知书》：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

猫盟方面采取的是“致电”的形式进行咨询，这尚不算一种太正式的途径。于是在获悉这个信息之后，我决定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公开“雅下水电工程”相关的环评及批复文件，这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相关环评报告到底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另一方面，若相关信息确实涉密，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涉密的具体原因，如具体的密级、定密依据等，而不仅仅是一个宽泛的理由。

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申请公开的内容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环评批复文件。

在该申请当中，我列明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为“雅下水电工程”）涉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区域，总投资约1.2万亿元，系国务院核准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雅下水电工程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审批通过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而根据公开新闻报道，雅下水电工程已于2025年7月19日正式开工，表明环评程序已履行完毕。

• 雅下水电工程项目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跨境流域，涉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地质灾害等多重敏感因素，其建设与运营对流域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跨境环境协调具有重大影响，关乎公共环境利益与公众知情权。公开环评信息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前提。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项目涉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也可对文件做脱密处理或对非涉密部分作区分处理后予以公开。

• 申请人作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申请公开上述信息，旨在全面了解雅下水电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估结论、生态保护措施有效性及审批合规性，同时为公众参与流域生态保护监督、提出合理建议提供依据，以维护流域生态安全与公共环境利益。希望贵部予以配合。

最终在8月26日晚，我便收到了开头所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生态环境部的答复还算迅速。

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也借此做一个简要的法律评析。

“雅下水电工程”作为投资达1.2万亿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显然属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该项目必然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与此同时，对于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也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来看，“雅下水电工程”大概率是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负责审批。

在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公众也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二）公众参与说明；（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有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法定职责，实践中，通常是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官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下的“主动公开”部分进行公示。

此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因此，对于环评相关的批复文件，也同样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的范围。

以上是常规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公示的基本流程，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不得公开。”此次我所收到的《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正是援引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的法律规定，作为拒绝公开的理由。

事实上，在实务中，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而在我此前撰写的《法律 |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南 2.0》一文当中，我就曾指出过：一般而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其实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相关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认定，应当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进行严格限定，否则该理由便很可能被滥用。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目的便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所以原则上对于政府信息都应予以公开；其次，谁有权认定某个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被申请的行政机关自身吗，倘若当真如此，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则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便可能被架空。故此，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理由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应该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在《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并没有告知“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具体理由及事实依据（不过这也算实务中的常态）。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究竟基于何种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确定为涉密？希望在后续的行政复议过程中，能够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

——颜森林

2025.8.27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

公开资料显示，行政会议成员包括主席(行政长官)，及21名官守议员(即问责制下担任政府公职的行政会议成员)中的20人分别拥有私人物业，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没有可申报物业。

在公开的官员财产中，最多的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他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内地城市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三名司长的财产与去年相同。其中，李家超与妻子共同拥有一个位于油尖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各占一半权益)。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有限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有三个住宅单位，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除司长及副司长外，一众局长也公布了各自的物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以妻子名义，拥有一个将军澳区自住物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荃湾区的自住物业；

发展局局长甯汉豪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湾仔区自住物业连车位；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与丈夫共同拥有湾仔区一个住宅单位及一个车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和妻子拥有一个九龙城区住宅单位，供家庭成员居住；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单位和一个自用车位；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拥有一个鸭脷洲区住宅单位，作出租用途。

香港官员公开财产包含6项内容，其中第4项“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区拥有的土地及物业”，以下三种情况均须公开，即：本人拥有用作自住；以配偶、子女、其他人或公司名义拥有，但实际由本人所有；虽非本人所有，但本人在其中有实际利益(如租金收入)。

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

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官员有几套房？不知道；

官员有没有海外资产？不清楚；

官员有没有经商持股？更是“无可奉告”。

明明是该拿出来晒晒太阳的东西，却偏偏搞得跟国家机密似的，难怪有网友调侃——“内地官员财产，比海底捞的毛肚还难捞”！

都是中国的官员，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香港官员敢把家底亮出来，一是制度硬——申报不实要担责，二是公众监督盯着，想藏也藏不住；

可内地呢，申报制度像“纸老虎”，要么范围窄，要么核查松，要么结果不公开，最后成了“自己人查自己人”，查来查去总是“一团迷”。

针对内地官员财产公布，有恬不知耻者说——“官员隐私要保护”！

官员是公仆，领着纳税人的钱，又行使着民众赋予的权力，财产状况本该就是“公共信息”，怎么会拿“隐私”来作为“挡箭牌”呢？

香港官员许正宇7套房敢公开，没人说他炫富，反而觉得“坦荡”；内地要是有官员敢晒家底，哪怕只有一套房，老百姓也会觉得“靠谱”。怕就怕“藏着掖着”，越不公开，越让人猜疑，越猜疑越容易出问题——毕竟，见不得光的财产，十有八九是藏着猫腻！

说到底，官员财产透明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公开不是丢人的事，藏着掖着才让人怀疑，敢当公仆，就该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

什么时候，内地也能像香港一样，把官员财产摆到阳光下，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才是真的“取信于民”！

否则，总让大家对着“模糊信息”猜来猜去，不仅伤了民心，也给某些“有心人”留了钻空子的机会……“不透明”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其实远比“透明”要大很多！

香港官员的财产都公布了，大陆的官员，还会等多久呢？

文｜西坡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或一种组合是重复发生过的：短命大一统王朝+长命大一统王朝。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最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每次琢磨都觉得意味无穷。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长时间的分裂之后，一个统一王朝横空出世，煊赫一时，所向披靡。但这个王朝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便轰然倒地。在它的残躯之上，各种势力勃然兴起，相互征伐。最后其中一支力量统一全域，开启一个几百年的强盛王朝。

后一个王朝不仅是替代了前一个王朝，而且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创举。前一个王朝像是后一个王朝的预演，又像是后一个王朝的老师，更准确的比喻是大体老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用来打天下的力量也是前者直接“赠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组合就是“秦-汉”与“隋-唐”。

秦朝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结束战国分裂局面，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修筑万里长城、灵渠、驰道，营建咸阳。统一文字、度量衡。但是二世而亡。

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营建大兴城。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同样二世而亡。

很多人都知道，楚汉之争是两个楚国人的战争，但很少人意识到，楚汉之争其实也是秦地对六国的又一次征服。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但是鸿门宴之后，项羽又把地盘抢走了。只不过项羽在咸阳大肆焚掠之后，自己就走了，留下三个秦人的叛徒统治关中，当然还留下两个成语“衣锦夜行”和“沐猴而冠”。

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后，重新占领关中，自己率军出关和项羽争霸，留下萧何经营大本营。刘邦一次次被项羽清空兵力、装备和粮饷，萧何又一次次给他填满。也就是说，刘邦是依靠秦地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

萧何进入咸阳之后，派人收集保管秦朝的律令、户籍、地图、典籍文书等。项羽进入咸阳后，只想回老家显摆。其实刘邦和项羽没太大差别，刘邦也不信任韩信，最后也回老家显摆一场，只不过刘邦可以暂时忍耐。

唐对隋的“接管”就更加不用多说了。李家和杨家本就是亲戚关系，同出于关陇贵族集团。

虽然秦隋都是短命王朝，但无论他们的长城、大运河这些物质成就，还是郡县制、科举制、均田、租庸调这些制度框架，都被后来者继承了。汉承秦制，唐也承了隋制。

自己播下的种子，收获果实的却是别人。想一想当然是心里很不平衡的，假如秦隋也有粉丝的话。但是看一看秦末和隋末的情况，亡国之兆都非常明显。

古代史书上总结秦末和隋末的教训，都倾向于强调人力因素尤其是帝王的道德。这种道德叙事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

秦二世的懦弱昏聩，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或许都是存在的。但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换个朝代换个时间，只是一个普通皇帝而已。同样，换一个其他皇帝到他们的位置上，就能阻挡局面的崩坏吗？

我们通常从一个家族的角度去看一个朝代，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非人的角度，系统的角度去体会历史。

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

秦二世和隋炀帝，一弱一强两个亡国之君，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位置上的玩家，得强弱适中到何种程度，才能驾驭得了？

我个人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假设：换谁都不行。这套系统一旦架设好，就会以单方向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对普通人来说，会超出可以负担的忍受范围，对皇帝来说，也会超出人性可以掌控的区间。这是一头怪兽，吞噬所有人。

那么为什么后面的汉唐可以拥有那么长的寿命呢？

历史书也告诉我们了，无论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唐初也有贞观之治，轻徭薄赋。

但仔细看那些君臣的聊天，你就会发现，那些明君贤相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前朝为什么会崩，他们总结出的很多东西是错位的。比如汉高祖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废封建行郡县，于是又把自家子弟分封为王，希望这些自家人将来可以顶得住。结果天下还没乱，自家人先闹起来了，这就是七国之乱。

但有一点是这些开国君臣真正掌握了的——怕。他们见识过前朝是怎样从极盛局面，一眨眼就大厦倾覆的。他们意识到了系统的强大是有代价，有隐患的，硬币还有另一面。

他们继承了前朝的操作系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套系统好用，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出别的选项。但是因为有亲身经历，他们习得了一种畏惧感，操作起来就不敢使全力，一脚油门之后会下意识带一句刹车。

魏征他们劝谏唐太宗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句式：陛下觉得自己跟杨广相比谁更聪明，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唐太宗也总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胡闹，他只是不知不觉就把系统驱过了临界点。杨广到最后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可能都在疑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

也就是说，汉初君臣和唐初君臣对前朝教训的总结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也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要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不要那么着急去做。损失一些效率，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由此增加了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增加了王朝的寿命。

无论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后退一步，再杀回马枪”的动作。

对汉来说，文帝景帝时期的无为只是暂时的手段，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此外“独尊儒术”也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

对唐来说，虽然隋炀帝是征高丽而亡，唐太宗自己在晚年也多次东征高丽，同样无功而返，虚耗民力。只不过这个时候王朝的身体已经比较强健了，唐太宗动用的资源也较为克制。

反过来说，光是“知道怕”这一点，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觉悟了。我们所说的系统，只是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是看得见、易操作的部分。任何制度，都是以社会有机体为母体的。但人的智力似乎总是只及于看得见的部分，只有见过系统崩塌的人，才能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大概就是由于，事非经过不知怕。

何为系统的极限，大概可以界定为：控制和转化的逻辑，压倒了生长和传续的逻辑。

我自己也是烟民，抽了三十多年了，戒烟好几回，最长一次戒了三年半，最后还是复吸了。

我并不觉得抽烟有什么好，只是我意志软弱戒不掉而已，对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或许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改不了，就这么简单。

这次关于“浙江绍兴游客孙女士以“误导青少年”为由，投诉鲁迅故里景区“鲁迅夹烟”墙画，建议更换为“握拳”形象”这件事刚登上新闻的时候，我与身边绝大多数朋友看法一样，觉得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的。但事后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件事并没错，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公众场合不吸烟，这应该是所有文明现代人的共识。不在公众广告画面或者媒体中出现吸烟的画面，不过是这种共识下的一种妥协：有害，没法禁，但不出现总可以吧。

2、拿历史人物真实场景来表示这事儿没问题，也不对，历史人物的相关画像太多了，生活场景太多了，郁达夫还嫖妓呢，怎么他富阳故居面前不立个郁达夫喝花酒的雕塑？蔡锷还逛八大胡同呢，怎么岳麓山不搞个松坡抱美图？这些难道不一样都是真实吗？可见经过现代文明的洗刷，在大众的脑海里，嫖妓已经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而公众场合抽烟，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3.大家嘲讽或者鄙视这个投诉，背后还有一种对“举报”的厌恶。确实，这个正常的向公权力表达某些不满并期待修正的公民权利，在被各种裹挟“伪民意”包装后滥用，成为钳制公民的标准借口，这种事太普遍了。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把手伸进你的裤裆里，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但是，不能说因此就断绝举报的合理性，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不道德的举报，那板子也要打在不分青红皂白断糊涂案、或者乘机胡作非为的公权力上，这一点也应该成为共识。

4、在公众场合，换一幅不抽烟的画像，这就影响了大先生的真实或者伟大吗？我不觉得。他的伟大在于怜悯和冷静、尖锐和深邃，而不在于他有烟瘾。丘吉尔牛逼是因为丘吉尔抽雪茄吗？不是的，这仅仅是个历史画面或者符号，如果抽雪茄就牛逼，那我是不是要赶紧去PCC买几盒罗朱的宽丘？

5、在一个烟草专卖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支柱、禁烟法规执行得一塌糊涂的半现代社会，通过公共事件来推动进步，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意义被消解在嘲讽或者貌似理性的批判里。吸烟的老卵愤愤不平、粉艳青年呼喊着抽烟就是捐军费、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举报被滥用、地方文旅正义凛然轰起涌涌……一浪又一浪的垃圾比特在各处管涌，然后过一阵子就忘了，风平浪静。

当下的舆论场充满禁忌和审查，想讨论的东西都不能碰，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热烈交谈，地方融媒体和文旅小编又需要话题来吸引眼球完成KPI，否则发不出工资只能❌的去开摩的⭕️的去做鸡，所以就拿着噱头新闻大肆报道了。你看你都积极报道了，那群众就积极讨论啊……这事儿传开，官员们又装出尊重民意的样子，就变成需要认真对待的正经工作了。而这一切，不过是普通国家和文明国家都无比正常的小事。

公众场合抽烟不单纯是什么尼古丁危害，任何人都有自己寻欢作乐哪怕付出身体损伤作为置换条件的权利，公众场合吸烟最大问题是影响他人，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烟味太讨厌了。哪怕我自己抽烟，我也厌恶烟味，经常打通宵麻将掼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要是密封房间里有两三人抽烟，清晨出来每个人身上那种腌透了的臭味，就像腐朽的帝国一般作呕。

所以，我觉得，公众场合禁烟要大力推进下去，在公众场合的人物像上取消抽烟的图片，换成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对的。

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员去承接这双重任务：控制社会以汲取财富，汲取财富以支撑控制。这样的循环，便是帝国统治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一是打造严密的控制体系，防止叛乱、维持秩序、保护生产，这是统治的基础。二是设计强悍的汲取体系，通过汲取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庞大的体系运转，这是统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层级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县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军、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礼教、科举制度、正史编纂等等；四是资源管控，比如户籍制度、盐铁专营等等。

汲取体系主要也有四个方面，一是赋税，比如田赋、丁税、户税、商税等等；二是徭役，无偿修水利、筑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专卖制度，盐、铁、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垄断经营；四是官营贸易，朝廷和官府控制关键产业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贸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稳定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动力，维持庞大的治理体系，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这就有两个困境，一是官员作为连接皇权与社会、执行控制和汲取双重任务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个需要被巨额资源供养、且极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的关键一环。它的规模和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汲取的规模和社会的负担，一旦汲取过度，超过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体系崩溃。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对象都是百姓，控制过度、就会失去活力，从而难以汲取，而汲取过度，又会激化矛盾，从而难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间复苏，汲取量小于财富的增长量，汲取相对合理，社会因此蓬勃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丧心病狂，基本都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体系因为腐败、堕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为维持控制力度，官僚体系便开始膨胀，为维持供养体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员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他们自然会利用手中权力，在汲取过程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控制能力进一步瓦解，最终突破阈值，王朝崩溃、皇权脆断。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环重启。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官员队伍臃肿、边军庞大，导致财政开支巨大。为应对开支，不得不加重赋税，扩大盐铁专营的范围，甚至发明“交子”等等纸币，不惜用疯狂的通货膨胀来竭泽而渔。

还比如明末的财政，40%用于供养官员，30%用于供养宗室，10%用于供养皇家，20%用于支付军费。虽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极强，民间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资源却没有到达朝廷，而是被中饱私囊，从而陷入了一个越汲取越没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强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这也解释了大名鼎鼎的“黄宗羲定律”。明末启蒙思想黄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员体系膨胀带来的无限汲取与社会有限承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回望历史的烟云，帝王的倚仗从来不是水，而是与帝王一条船上的官员，然而官员又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工具，它是一个具有自身意志和庞大胃口的巨兽，只要没有给它套上缰绳，关进笼子里，它就会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从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韩非子对帝王的谆谆告诫：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国若将控制和汲取的双轨循环奉为圭臬，却把真正的根基当做予取予求的矿藏，那么它终将在困境中迎来命定的终结。

文 | 修明

上周和凤来仪聊，他提到了历史宿命，他说就算重来100次，就算官员们知道会被李自成、刘宗敏拷饷，也不会给崇祯捐钱。

我认同这个说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链中，君臣之间毫无互信，谁也不会把家底交出来。

官员们绝没有很多网民想得那样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们不交钱可能死，但交钱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国难当头，大臣们应该交钱，因为满清或者李自成打来，他们谁也活不了，但问题是交钱就能活吗？

没人比官员们更了解明朝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腐败，钱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实处，一定会被层层盘剥，1万两银子有1000两能到下面就不错了。

大明朝廷，拿了钱也办不了事，既然是无用功，捐钱干嘛。

而且，皇上赢了就能保命吗，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经登峰造极，秦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中间层，只有利维坦和广大原子人的社会，形似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秦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贵族、豪强和富商。

朝廷的目标是将所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愿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员们的钱，显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县令年俸大概20-30两，一品官员也就100两银子，按照法定俸禄，大臣们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捐钱，有钱捐那一定贪污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主动暴露，所以崇祯一说捐钱，他们马上哭穷，证明自己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卖掉锅碗瓢盆，有的去卖棺材，表明家里一贫如洗。

国丈周奎，是人尽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穷，崇祯再三恳求，才拿出1万两白银，这他都要找女儿诉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两私房钱补给他。

国丈都不捐，还有谁会捐，最后捐款变成了一场闹剧，大臣们你一个100两，我一个100两，满城官员，加上周奎，捐了一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捐，商人也不会捐，他们太清楚“为国效命”的下场了。

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国库窘迫，富商沈万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动出资修建南京城墙。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结果朱元璋却以“私通外番”，“骄奢僭越”的罪名将其抄家流放。

民间普遍认为，沈万三被抄家是因为他说要包建南京城墙，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认为沈万三富可敌国，威胁到了皇权。

沈万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险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农民和工人都低，连绸缎都没资格穿。

商人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战战兢兢、闷声发财。

明末工商业发达，有钱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向满清偷运粮食（晋商），也不愿给大明朝廷效命，无他，只为保命。

官员、商人还可以说是外人，那宗室呢，总该救救大明朝吧，很遗憾，也没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视明朝败亡。

崇祯多次号召宗室捐钱，帮助朝廷剿贼，但宗室响应者寥寥。

崇祯14年，李自成攻击开封、洛阳，当地明军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钱补充军用，福王却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攻克洛阳，斩杀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们和朝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祖制不允许他们为国尽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权成功，所以后世皇帝对宗室防范极严，宗室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衣食无忧，但不能随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随意交往，至于私养家丁，干预朝政，更是大罪。

崇祯年间，确实有两个藩王想要协助朝廷，但下场都很惨。

如唐王朱聿键，想要镇压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祯担忧他趁机叛乱予以拒绝，结果他竟然变卖王府财产，在南阳募兵数千，主动找流寇作战，被打的大败亏输。

虽然输了，但毕竟是为皇上分忧，总该表彰吧，但崇祯没有，他立即以违反祖制为由降罪唐王，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

另一个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击开封时，周王变卖家产，悬赏守城官兵，规定“斩首一级，赏银50两，射死一敌，赏银30两”。开封官兵士气大振，击退了李自成的进攻。

捷报送到崇祯面前，崇祯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派钦差去监视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车之鉴表明朝廷宁愿义军做大也不愿宗室行动，把宗室视为比农民军更大的威胁。看到崇祯如此态度，宗室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愿给朝廷奉献分毫了。

看了这些案例，你还会觉得历史重来结果就能改变吗？无论重来多少次，官员、商人、宗室，还是不会救大明，这是大明朝的制度决定的，非个人能够改变。

大明朝是比较特殊的王朝，别的朝代都有基本盘，汉有军功列侯，唐有关陇集团，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则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个防范所有人的朝代，将皇权的自私发展到极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

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七年战争，英法两个霸主大打出手，两国实力半斤八两，军力也互有长短，打到最后，两国都债台高筑，债务都达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终英国撑下去了法国却撑不住，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信用更好，人们愿意借钱给英国而不愿借给法国。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权，政府借债有议会背书，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和去向较为透明。

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政府提供稳定的国债发行平台，使国家债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国债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让债权人对英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抱有信心。

相对英国，法国的信誉则很差，法国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信用机构，债务由国王个人信誉担保，而历史上法王多次违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减记国债。频繁的违约让债权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纪末，法王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之后，独立战争爆发，法国支援华盛顿击败了英军，但这次失败并没让英国伤筋动骨，反倒是法国因为战争，债务问题进一步激化，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

在英国不是问题的政府债务在法国却引发了一场革命，体现的是两国政府信誉和金融体系的差距。

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一

今天来说华山派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薛公远。

金庸小说，很多小人物都不容错过。他写这个恶人薛公远，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都恶得传神，你会觉得这辈子见过的烂人都融合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拍影视剧的真该仔细学一学，看看怎么塑造人物。

小人物薛公远出场，是在“蝴蝶谷大型求医”事件中，他是患者之一。

这伙病患都来自各大门派，粗鲁傲慢，摆着类似“我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的架子，态度很不友好。

比如华山派一瘦小弟子，“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说话则是“你拿着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

被打伤了还这么牛，又是破坏桌子，又是你啊我的，对医生胡青牛也是只称外号“见死不救”，全无敬意。

薛公远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他说的是：“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一句“相烦”，一句“先生”，堪称最有素质的患者，在粗野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小张无忌正在谷中当学徒，等于是前台站接待的男护士。他对薛公远印象很好，感觉此人好懂礼貌。

二

此后，随着疯批患者越来越多，薛公远的形象也越来越好。

有一位崆峒派的高手“圣手伽蓝”简捷，现场情绪失控，发作起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紧急关头，薛公远闪电出手，一招制服失控的简捷，呵斥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这一举动，不仅果断，更极具表演性。他精准地判断出此刻最该站在哪一边，哪怕对方武功高于自己。

更精彩的是他接下来的应对。见胡青牛医生仍不松口，他立刻转向学徒张无忌，磕头恳求：

“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这番漂亮话，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最后还真就成功了，由小张无忌出手，给众人治好了病。

如果一切就到这里为止，薛公远将是讲文明懂礼貌的模范患者，接下来就是合影送锦旗了。然而这些都只是金庸的铺垫。

三

一段时间之后，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小张无忌带着小杨不悔挣扎求生，再次遇上薛公远与简捷一伙。

一看是熟悉的老患者，小张无忌还以为救星到了，“登时宽心”。他完全料不到这伙人会忘恩负义，想要吃了两个小孩。

简捷跟过去一样不遮掩，“突然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

薛公远却十分缜密，不动声色地试探：“这女孩的妈妈呢？”

小杨不悔的母亲是峨眉派的，来头不小。等确认孩子母亲已死，没有保护伞了，薛公远才突然变脸，将两人绑了要吃。

张无忌出言恳求，提起当初的救命之恩。谁知“模范患者”薛公远是这么回的：

“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再救我们一救吧。”

这人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相：早先求医的时候，自己已经得罪了他了。

当初他的客客气气背后，已经藏着怨毒与不忿。有些人就是这样，不会感念恩情，反而因自己不堪的一面被看见而心生恨意。

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自洽能力：吃了你不是因为忘恩，是因为我太要脸面了。

四

接下来，薛公远的表现可说是一个人性至暗面的大暴露时刻。

小张无忌恳求不得，转而威吓：你不怕我二人师门问罪？不怕张三丰祖师和灭绝师太？

简捷真被唬住了，有点犹豫，薛公远却丝毫不怕，只是冷笑：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吃了你俩，张三丰老道能查得到？

甚至他反而还兴奋起来：“哈哈，武当派、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吃了，张三丰老道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这人不但比简捷冷静、敏锐，反过来，他还能从非人的恶行中得到别样快感。

之前在蝴蝶谷求医时，一口一个先生、医仙、小兄弟，无比恭敬，而眼下就变成侮辱性的“三丰老道”、“灭绝老尼”，恭敬时的姿态越低，报复时的快乐就越甚。

最后，小张无忌自感脱身无望，便提出以命换命，吃掉自己，放过小杨不悔。

一直穷凶极恶的简捷居然有所触动，觉得张无忌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踌躇起来。

薛公远却冷冷地说，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武当峨眉寻仇，“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

一记补刀，让简捷恍然大悟，也断了小杨不悔的最后生路。估计简捷也挺惊讶，靠想不到有人比我的底线还低。

五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

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

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

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道德底线还比“一般恶人”更低，并且作恶时还有爽感，天然具备作恶的成瘾体制，这种人才是“天选禽兽”。

通过这个人小人物，金庸寥寥几笔，就写活了一种道理：

单纯暴躁易怒、习惯性搞破坏的人，还不是害处最大的，最烂的是薛公远这样，先会迎合、投机、谄媚的。

因为善于迎合，所以才更明白社会防御机制的弱点，真正吃人时才更无所顾忌，也不留首尾，破坏性更大。

并且他还有瘾。因为经常的迎合谄媚，他们丢失了的尊严，都要靠报复社会、践踏他人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薛公远比简捷下手还更狠、做得还更绝。

讽刺的是，这个薛公远的门派偏偏顶了个响亮的名头，叫华山派。

后来张无忌揪出华山孽徒，里面的人还怒斥：我们华山派的名头被你搞得不成样子！自己倒成了受害者。

金庸小说真是太有趣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15分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逝世，享年88岁。在弗兰克法官断案的那些视频（《Caught in Procidence》）里，他处理的多是小额行政处罚案件，这在法律人看来是相当普通常见而琐碎无聊的案子，好比一个呼吸内科医生天天给感冒患者量体温开感冒药一样日常。然而弗兰克法官的这些视频在油管上却意外爆红，播放量近5亿次——只因为他让旁听者明白，法律并不只是冰冷的训诫和惩罚，法律也可以是温暖的感化和帮助。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法律人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我们可不可以复制或学习他的判案模式。粗看下来，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独立审判、经验和道德标准、审判公开这几个方面，而这些要素，奠定了弗兰克法官的司法正义。

先看法律的权威。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法庭上的人对于弗兰克法官那是相当地尊重。这不是因为弗兰克法官仁慈，而是因为美国法律的权威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法庭上坐的不是弗兰克法官而是严厉的张法官李法官，大家也不敢造次。

美国法律看重涉诉者的诚实和信用，当你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宣誓时，就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否则将承担伪证罪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英美判例法虽然繁琐，但是给了裁判者和旁观者非常直观的借鉴模式，大家不必为了法言法语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歧义，可以将判例的现实意义延续下去，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诚信和稳定性相当重要。法律其实就是一部契约，是司法者与公民达成的协议，既然是契约，那么诚信和稳定性就很重要，是法律权威的基石，除非基于必要理由的调整。倘若一部法律三五年一次司法解释，五六年一个修正案，犯罪量刑数据随着通货膨胀不断上涨，新法旧法溯及力原则不停换来换去，“过去我们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民众如何适应法律如何尊重法律？

其次谈独立审判。

很显然，弗兰克法官判案的视频是精心挑选过的。视频里的弗兰克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当庭决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不必去跟他的“领导”或者“院长”或者“审委会”汇报，在我们这里这是很少发生的。案子里很多感人的酌定情节，在我们法律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能随意据此增减处罚，但是弗兰克法官却把这些酌定情节放大了并予以温暖化处理。现实里的弗兰克法官是否真的可以这样独断处理先放到一边，无论如何，这些视频并未损害当地法院的形象，相反地，弗兰克法官判案已经成为了当地温暖司法的一个标志。

弗兰克法官当庭直接断案依据的是独立审判这一司法原则，这是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具象化。司法独立我们当初也喊过，喊着喊着就成了空谷回音，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整个司法体系抱团取暖，形成自身苟且的利益共同体，用纷繁复杂的诉讼机制保护自己，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法官们越来越丧失司法自信。我们现在随便去看一个法院审理的案子，不论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不论小额诉讼还是死刑案件，有几个法官敢当庭下判的？不要说当庭下判，连旁听者都要反复审查，旁听的座位都要临时拆掉，出庭律师的手机电脑都要被翻来翻去。法官完全没信心去面对刁钻古怪的律师和千奇百怪的当事人，以及无法回避的错案冤案，很多时候法官连宣告无罪的勇气都没有。当事人拿到一纸没啥说理内容云里雾里千篇一律的判决书，如何来尊重这些法官大人？

第三是经验和道德标准。

在我们看来，弗兰克法官判的有些案子完全是随心所欲，全按着他的“自由心证”折腾。比如对于穷人和弱者的宽容，对于曾经对国家有过历史贡献的荣誉老兵的网开一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机械的讯问式审判和成文法规则的我们来说，完全是出乎想象。

我们的法学院校在过去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法律学生，充实到司法各部门，原以为用这些法律精英替换掉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工就可以万事大吉，完成司法的理念统一并进行精英式的管理，但实践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社会实践的纷繁复杂以及无法独立审判的尴尬，形成了精英司法体系的苟且特点，实践中大方向一旦走偏则很难扭转，出现污染的诉讼证据和司法事实时审判纠错能力及其低下，大家都按照既定方针办即可。

我们往往认为大一统的成文法相比较英美判例法更容易形成国家司法的统一，可以大大降低法官贪腐的可能性，促进司法廉洁高效。而事实上，最近10年就有3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数十名高级法院领导落马，更不要谈我们的司法部长前前后后的全军覆没。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和法的类型及形式无关。

弗兰克法官并非出身名校，他从小家境贫寒，对于生活和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在法庭上往往怀有悲悯之心。法律这个科学，一般人会感觉深不可测，可是弗兰克法官的视频告诉我们，法律和一般人日常所需的萝卜青菜没啥不同，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善良就是善良，丑恶就是丑恶，不会因为被法律人包装解释过了就变成了陌生的奢侈品。法律不该成为专业人的禁脔，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要成为判案的根据，一个案件的处理不单单只交给法官，还要交给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参与其中，打破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信息垄断，也打破这个行业无法消除的身份尴尬。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的确需要跨过专业这道门槛，而一旦进入这道门后，如何遵循经验常识和逻辑，就成了考验法律人职业操守的第二道门。比如一个刚出校门还没有和女朋友同居过的年轻人，你让他去承办离婚案件可能就很不靠谱；比如执掌生死大权的刑事法官，若不知生死为何物，如何下得了沉重的判决？法律走到最后，经历了经验常识和逻辑又达到了第三道门：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就像弗兰克法官判的案子那样，对他来说，法律到最后只是一个道具，是为了彰显做人的道德而撑起的背景布。

所谓大道至简。

最后谈谈审判的公开。

审判的公开包括审理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关于审理的公开我在前文里谈到了司法的不自信，这里想谈谈判决的公开。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的发问和说理是公开的，很多案子的法律道理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宣示出来。在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里，对于审判的公开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着走着有的事情似乎又峰回路转了，比如刑事判决书的查阅。虽然我们奉行的是成文法，但是由于国家的广袤，地域的辽阔，当事人和律师们很多时候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就遇到了瓶颈。一个个本该公开的判决书，也成了国家秘密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也是不知道法官判决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一句“辩护人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就结束，彰显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无知和颟顸。

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业务优秀的法官，但是，我们这里肯定出不了弗兰克这样的法官，他不属于这片土地。

法律当然是有力量的，在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冰冷不是力量，温暖才是。

点击蓝字关注，多点在看防失联

声明：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日本检测出永久化合物污染的新闻再度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一年多前，日本检出这类污染物的新闻就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无论是一年前，还是当下，新闻里说的污染物都是指一类特定的含氟化合物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化学性质稳定（这类物质有极为稳定的碳氟化学键），在自然界中降解缓慢，也被称为永久化合物或永生分子。

PFAS应用广泛，例如利用一些PFAS分子“油盐不进”的特质，它们被用于构建防水防油涂层。听到这防水防油不必往复杂工业上想，打开衣柜，你那具备一定防水性质的衣服，应该都有PFAS涂层。

近一二十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广泛使用的PFAS可能威胁人类健康，尤其是两个过去使用最广泛的PFAS：PFOA和PFOS。PFOA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PFOS是2a类致癌物，即前者被认为有充分的人体致癌证据，后者有可能导致人类癌症。这两个PFAS也被很多国家禁止生产使用，正想办法淘汰。

但由于PFOA与PFOS曾被广泛使用，加上它们的降解极为缓慢，如今全球各地都能检测出这些PFAS，美国有，日本有，中国也有。最突出的一个威胁来自水体中的PFAS，可以直接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当然，人体内也能检测到——我的身体里有，你的身体里也有。

关于PFAS的详细科普，可以参考这篇（也放在今天二条了）：

潜藏于普通人血液中的永久化合物，和被化工巨头“掩盖”了几十年的真相

去年国内媒体突然集中报道日本PFAS污染，大概是由于当时——2024年6月，日本宣布要对全国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调查。

从2020年起，日本对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出了初步规定：PFOA和PFOS这两种危害最大的PFAS总量不应超过50 ng/L。

2024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对全国两千多个公共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年有11个水源出现过PFAS超标，2021年是5个，2022年4个，2023年3个，2024年当时截止9月底未出现超标情况。

12月，日本又公布了对私有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24年间，近2000个水源里有44个超标。问题最突出的包括：

水源地点	饮用水PFAS含量（ng/L）
福冈县芦屋空军基地	1500
东京都西部东千岁营地	343
东京都府中空军基地	245
东京都西部府中监狱	204

可以看出，军事基地成了重灾区。这是由于PFAS的一个关键用途是泡沫灭火器，尤其是针对航空燃油火灾的AFFF泡沫灭火器，活性成分是PFOA加上PFOS，导致泡沫灭火器使用极多的消防训练场所、军事基地、机场，都是潜在重污染区。

44个超标的日本私有水源，去年年底时，26个已采取整改措施，如切换到公共水源，14个开启紧急应对方法，如分发瓶装水，剩下4个计划增加水处理设备。

这两天国内媒体又关注起日本的PFAS问题，大概是因为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媒报道了来自京都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34个污水处理厂，有33个的污水污泥里检测出了PFAS。

这项研究和日本政府正在推广的一项农业政策有关：将污水污泥作为农业肥料使用。

污水污泥是污水处理时分离出来的半固体物质，一方面，它们可能含有重金属、微塑料等多种污染物，另一方面，也含有有机物质。经过进一步处理，能作为肥料。

日本政府近年来希望提升污水污泥提取出来的肥料在农业肥料中的比例。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肥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肥料价格飞涨，这也是导致过去一年日本大米价格飞升的原因之一。增加污水污泥的肥料占比，能增加日本的农业用肥自给率。

可是，污水和饮用水一样，都有可能被PFAS污染，污水污泥自然也有该风险。去年，日本政府检查了86个污水污泥肥料的样本，显示PFAS含量低于检测下限，由此提出使用这种肥料，不必担心PFAS风险。

但是，京都大学的研究显示至少在肥料源头上，不少污水污泥有PFAS。检测结果显示污水污泥里主要的PFAS为PFOS，平均PFOS含量是5.1 ng/g，即十亿分之5.1，最高达69 ng/g。

这意味着使用污水污泥的肥料，仍应注意对农民、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利于指导建立合理的管理标准。

日本PFAS的管理也即将有变动。日本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量不得超过50 ng/L的规定，目前并无强制性，从明年4月起将改为强制性，即饮用水处理厂不仅要检测公布，一旦超标必须采取措施改进达标。

中国媒体对日本PFAS的持续关注度令人佩服。只是，如果这些中国媒体能拿出一半的积极性到中国本土的PFAS污染上就好了。

实际上，21世纪初，欧美率先禁了PFAS生产后，不少产线转移到亚洲。亚洲又经历了先转到日本，日本禁产后再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在2021年停止了PFOS生产，2023年将PFOA列入优先管理的污染物，停建相关产线，但很多研究都显示PFAS广泛存在于中国的环境中，包括饮用水水源。

比如，2021年清华大学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可能有一亿人的日常饮用水水源PFAS含量超过当时国外一些地方设立的安全标准。自贡（502.9 ng/L）、连云港（332.6 ng/L）、长沙（122.4 ng/L）、成都（119.4 ng/L）、无锡（93.6 ng/L）、杭州（74.1 ng/L）是研究中饮用水PFAS含量最高的城市。

2022年同济大学的论文显示在太湖采集的水样，PFAS最高为189 ng/L。

2025年5月一篇来自湖北的论文，显示当地一家曾是全球最大的PFAS生产工厂，关停两年后在其附近采集的地表水、地下水仍能检出极高含量的PFAS。其中河水PFAS总量最高达23225 ng/L，饮用水/地下水最高达67937.9 ng/L。研究人员强烈建议该地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不要使用地下水。

在饮用水PFAS的标准上，日本是PFOA与PFOS总和不应超过50 ng/L。该标准属于滞后水平。虽然2016年美国EPA的研究认为考虑安全冗余，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和低于70 ng/L，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在2024年，EPA设定的新饮用水PFAS规定中，PFOA与PFOS上限都被降到4 ng/L，还增加了其它多种PFAS的上限标准。

中国在2022年第一次提出饮用水PFAS标准：PFOA上限80 ng/L，PFOS上限40 ng/L。

不仅上限显著高于欧美国家，而且至今，PFAS并非中国饮用水需要常规检测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中国水体中的PFAS含量数据，都来自研究人员的科研项目，并非对居民用水安全的监测。

如果媒体拿出对日本PFAS污染一半的持续关注热情，来追踪一下国内PFAS管理，说不定现在中国饮用水的PFAS上限标准与检测频率，都会大不相同。当然，可能PFAS也有橘生淮南淮北的区别，在日本才是致癌物。

最后，如果你特别担心饮用水里的PFAS污染，无论是活性炭还是逆渗透机制的净水过程都能有效移除饮用水里的PFAS。其中逆渗透去除PFAS非常高效，可以移除99%以上的PFAS。

下次去日本旅游，害怕被日本的PFAS致癌物害了，就去超市买个净水器。

订阅关注防失联

前沿医药，请关注

参考资料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50820/p2g/00m/0sc/035000c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1/29/japan/no-excessive-levels-pfa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2/24/japan/science-health/pfas-exceeding-limits-at-private-suppliers/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563439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20-00425-3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html/2022/em/d2em00073c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5-01128-6#Sec2

更多精彩内容见Youtube：Y博的科普园

Y博也有播客了，欢迎关注《说医解药》

小宇宙、苹果播客、Spotify同步更新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

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

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从昨天文章发布后，在各大平台、各个群组都掀起了一场对我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举报和谩骂：

这些只是随手一截，冰山一角罢了。

除此之外，在评论区和私信，我还收到了上千条对我的侮辱谩骂，内容不堪入目：

可以看一下这个间隔时间。几乎每分钟都在不停地收到田力的谩骂攻击。我说四位数的恶意私信并没有夸张。

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让这些田力如此破防和恐惧，一定不敢让这篇文章被大众看到呢？

答案是，我的这篇文章，详尽地梳理肖明瑫性骚扰证据和事件发生过程，有力地证明了：

肖明瑫性骚扰一事证据确凿，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 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第一，肖明瑫进行不雅行为证据确凿。

受害者拍下的视频证据。

请问，对着这段视频，谁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 么“不是性骚扰”、“是湿疹抓痒”？

更可笑的是，这段动图在很多平台根本发不出 去，理由是“涉黄”：

如果仅仅是“抓痒”，为什么平台会如此认定 呢？好难猜啊？

第二，肖明瑫对自己的行为当场认罪道歉。

我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假如你衣服上不小心 被溅了一些酒，但你自己并没有饮酒。而后开 车时被交警拦下，问你说，你怎么一身酒味， 你是不是酒驾？

你会选择：

A.虽然略有紧张，但立即和交警解释只是衣服上被溅到了酒，自己并没有喝酒，可以进行酒精检测证明自己。

B.立刻痛哭流涕，说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酒 驾，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 求您别抓我，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如果没有酒驾的人，绝对不可能选择B。如果 选择B的人，绝对没有可能不是酒驾。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

同样的，在记录下证据后，女生直接找到肖明 瑫质问。而肖明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看到事 情败露后无比惊慌，连连哀求女生不要声张， 说“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并当场道 歉和写下道歉信：

女生记录的录音。

这个女生非常非常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了视频 和录音。而在对质录音中，从头到尾肖明瑫没 有提到一句“湿疹”。试问，如果他真的是被冤 枉的，说一句我不是性骚扰我只是湿疹抓痒就 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只字不提、守口如 瓶，反而当场认罪？？？这有一丝一毫的可能 ? ? ?

所以说，“肖明瑫被冤枉”一说，根本就是无稽 之谈。替他洗白说什么“湿疹”的，如果肖明瑫 当时反应也能这么快就好了。（笑）

此外，现场还有别的目击者呢：

现场另外的目击女生给杨同学写的纸条，表示愿意帮忙作证。

第三，肖明瑫“湿疹”完全是伪证，未被采信。

事发几个月后，肖明瑫终于想起来了自己有“湿疹”，并提供了一份漏洞百出的“证据”：

所谓肖明瑫提供的“湿疹”的证据...不是，造假也得认真点吧？年龄、性别、姓名，有一个能对得上吗？糊弄鬼呢？？？症状居然还是“双眼”有湿疹？？？

可想而知，这样侮辱人智商的所谓“证据”当然不会被采信：

所以，洗白肖明瑫说什么“湿疹”的，完全是造谣。

第四，杨同学败诉是因为不能认定肖明瑫的行为是针对她，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未进行龌龊行为。

在我国，性骚扰的认定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侵害性”。即行为必须要明确针对受害人，并且造成侵害后果，才能认定。判决并没有认为肖明瑫未进行不雅行为，只是认为该行为未明确针对杨同学，也没有造成危害性后果。

法院判决原文。

再说一遍，杨同学败诉只是因为不能确定肖明瑫是针对她进行的性骚扰，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没有进行性骚扰！！！舆论铺天盖地地造谣说什么“诬告”，对女生进行谩骂攻击，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第四，肖明瑫从高中起就是性骚扰惯犯。

肖在高中时就已经“全校闻名”，其高中的同校同学纷纷站出来揭发他：

PDF内容。几百亿市值的公司的董事长。

不是说好的阶级大于性别吗？互联网不是仇“富”吗？怎么这时候又不拿出骂d小姐，骂黄杨，以及骂曲w婷的劲骂他了？能心疼作恶被抓的男罪犯希望“不要毁了他”，能对着各种“夺走自己人生的天龙人”喊打喊杀（前提是性别为女），但就是共情不了优秀上进勤奋勇于发声但陷入网暴的女性，就是仇视不起来男富二代、男特权阶层和男惯犯。

事实上，这个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知，最喜闻乐见的桥段就是“天真无辜”的助人，被“心机深重"的女人所害。只要出现这个故事，就能迅速激起最广大的愤怒和同情。而无人关心现实中到底是心机女害白花助的事情多，还是随时随地进行骚扰和冒犯的田力多。

所以，根据以上内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还不清楚吗？

多么讽刺，一件事实如此清楚，证据如此确凿的事情，尚且能让当事人遭遇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谩骂和造谣，那更多难以取证的性骚扰呢？更多被造谣被污名化的女性呢？

这件事的颠倒黑白已经到了最荒诞的小说家也创作不出来的程度。杨同学遭遇世所罕见的网暴，肖明瑫却被视为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丑闻。

来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这还是人吗？

连田力拳大V都看不下去了。

有名人说，这件事不处理好，会“人人自危”；

到底怕的是“人人自危”，还是男男自危？

我只担心那个优秀向上的女孩仅仅因为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被全网攻击到置之死地的程度。我只担心像她这么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下来性骚扰过程的女性都如此艰难，甚至还被倒打一耙，那更多没有她聪明没有她勇敢的女性怎么办？我只担心以后男的性骚扰再也没有代价，因为曾经勇于揭发的女性自己却遭到了世所罕见的网暴。这不就是他们的愿望吗？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所以，一定让他们不会得逞的。

其实我昨天在文章被下架后，感到无比的疲惫。不是因为被田力围攻谩骂，这种程度的别说大风大浪了，对我来说连风浪都不是。我只是恨，恨我们的声音如此难以传播。我们在极端不公平的环境里和他们作战。这段时间，生活中我也极其忙碌，很多事情让我心力交瘁。

最近一个月，我的文章已经被屏蔽十几篇了。能在主页看到的我的文章，只剩下寥寥数篇了。

昨天晚上，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嗯。于是我躺下，开始放空。过了一会，收到了一个姐妹给我发的截图，是杨同学的朋友圈：

我惊坐了起来，如鲠在喉。

我本以为，我现在已经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
我本以为，已经不再有什么事情会让我有天量的情绪波动。

我不放空了，我要写出来，我要讲出来。我有

这个声量，我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很心疼杨同学，我想抱抱她。我想告诉她，你真的特别特别棒，你做的很好。那些龌龊下流的渣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终究有彻底清算他们的一天，终究有时代的车轮把他们彻底碾压成齑粉飞灰的一天。

疲倦是生物的本能，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我在此希望并呼吁：

首先，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严惩性骚扰犯肖明瑫，而不是仅仅说什么“她没有诬告”。她本来就没有。正如这件事发生在湖北，都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再去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攻势，而不是自证和守势。

第二，彻查肖明瑫是如何“保送”武大的，这其中有没有利用家庭优势的不正当行为？

第三，依法严惩对受害者杨同学进行网暴造谣者和泄露隐私者，严惩煽风点火、颠倒黑白是非的无良楣体。

第四，全面还原事实真相，维护杨同学声誉和身心健康。

最后，跟姐妹们说一下最近收到的后台私信太多太多了，短时间内看不完可能也无法进行回复……

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今晚斯律师的讲座“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不能举办了。

不能算完全意外，也不是特别气愤或难过。告诉大家，我更多的是平静。

我也不想像有些朋友所说的，换一个主题，或者搞成闭门分享——我的原则是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活动不能举办，准备活动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阅读：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因为“you在场”报名通道，没有一键退款的操作，还需要大家自己来点击退款。下图是官方退票路径演示：

有退票成功的朋友可以留言写出操作流程，我来放出评论。店员设置的退票时间是2000小时，所以未来几十天都可以。

感谢连夜制作海报、上线活动的小伙伴。感谢105个报名的读者和更多关心这一话题的朋友。

“抑郁与坚守”，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更深了。或许有些话也不必说出，因为它已经在你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