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自媒体博主疯聊，劳务派遣公司将面临大清洗。

派遣公司不仅不会面临大清洗，而且未来将常态化，并占到用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先扒一扒劳务派遣的起源、发展。

劳务派遣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后来推广到全球。

改开初期，为了满足外企驻华代表处用人的限制，当时批准成立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这算是咱们劳派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劳务派遣确实帮助不少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2001年，进入WTO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风险，大量企业将派遣人员应用到各行各业。

至此，劳务派遣开始全面普及。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意是强化对正式工的保护，没成想，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将大量岗位转为派遣制。

派遣工数量从2008年代2700万，暴增至2023年的4759万。

2013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明确派遣制岗位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规定企业使用派遣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用工量的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劳务派遣只会愈演愈烈。

从企业、机构、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实在太香了。

你比如说企业。

如果正式工成本10万，拿派遣工成本基本在6万及以下，压缩幅度40%，甚至更低，企业不用承担、社保、福利等长期支出。

一旦有工伤、劳动争议，矛盾、责任直接转嫁到劳务公司。

用工形式非常灵活，旺季快速补充劳动力，淡季直接缩减规模。

劳务机构就更不用说。

他们向用工单位收取派遣工薪资的10%-25%的服务费，利润就是工资的直接抽成，这也是过手油。

公共服务部门也喜欢。

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两大类，因为编制限制，指望通过派遣制师资、医护解决缺口问题。

有些中小学派遣制教师占比达20%-30%，一些新建学校、偏远地区占比超过50%。

别的不说，如果你是派遣制老师，那么在待遇、稳定、职业发展方面，一定会全方位受限。

如果你在学校，在职称、学历、进修、评级等方面，几乎都没有进步的可能。

很多企业都是搞“假外包、真派遣”，互联网大厂早已普遍推行外包模式，很多知名大厂的外包比例都超过50%。

没办法，派遣制就是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从短期来说，劳务派遣确实能够缓解财政、编制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资源的动态匹配。

但长期来说，以学校为例，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稳定，派遣制加剧阶层分化，人为制造“教师中的二等公民”。

师资流动性破坏教学的连续性，待遇不公也会加剧人才流失。

不过就眼下来说，怎么解决灵活与保障问题，怎么平衡效率与公平挑战，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效改观。

那么，劳务派遣的这个权宜之计还会一直常态化持续。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

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

1.

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盘君没多言，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就一句：“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没承想，这视频发出去才两天，夜里七点多，他老家的门就被叩响了。来的是四个穿制服的民警，彼时盘君没在家，屋里只有年过六旬的老父老母。

老两口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邻居送东西，开了门见这阵仗，话都噎在了喉咙里。民警说，盘君在朋友圈转了“宁远县公安局的内部讯息”，要他删了才好。

老人家一辈子没跟民警打过这样的交道，攥着门框的手都在抖，直到盘君赶回来打了电话，这事才算暂了。

2.

之后，联合调查组出了通报。说民警上门是为那“内部讯息”，过程平和，有执法记录，待了二十八分钟就走；也说乡政府缺岗的事查了，属实，会按规矩处置。

只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通报里没沾边：为啥要选在夜里上门？那“内部讯息”到底是啥，值得这般上门？

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乡里起初的态度。

有人去问缺岗的事，先答“我们是巳时上班，不算迟”；等拿出县政府辰时上班的规定，又改了口：“有些人家住得远，路上费时间。”

到最后，也不过是罚了迟到的人二百块钱——要知道，那日空着的岗，足足二十二个。

3.

这就怪了。二十二个人不在岗，百姓办事得等，乡政府隔了一天才去查；一条朋友圈的讯息，倒能让民警连夜跑一趟。

这“急”与“缓”，到底看的是什么？难不成，那“内部讯息”，比百姓能不能办成事还重要？

按公安系统的规矩，涉密、敏感的内部讯息，不能随便转，转前得经保密审查。

可要是盘君转的，本就是那便民中心缺岗的事呢？这事关着百姓办事的便利，该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让人说，怎么就成了“不能外传的”？

这般事，先前也有过。今年七月，重庆云阳县的政府部门被曝巳时还没人上班，纪委监委很快就介入了，查了也说了要改；河南商水县更直接，把“吃空饷不干事”的人撤了职、追了责。

比一比就清楚了，宁远这边的做法，实在有些拧巴。乡里先对着缺岗的事敷衍，接着民警又深夜去敲人家的门，眼里没顾着“办事难”的根本，倒先去管了“说问题的人”。

4.

众人拿手机拍一拍、说句公职人员没尽到本分，这不是添乱，是在行使该有的监督权。

可公权力面对这样的监督，该怎么回应？是该先把空着的岗填上，让百姓第二天能顺顺当当地办事，还是先去提醒那转发讯息的人？

监督该是敞亮的事。如今，民警夜里的脚步声，敲在盘家老两口心上，也敲在旁人眼里。

我们总在说“监督权”，可这权利，到底要怎么才能不打折扣？要怎么才能让百姓说话时不用琢磨“会不会惹麻烦”？要怎么才能让“为民服务”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字？这些问题，不是只问宁远的。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作者是北京大学一位的教授，研究人口的（著名的计生专家）。

分享文章里面提到一些观点。

比如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片面，危害很大，不可持续。”

理想的制度文明体系能确保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

这些话虽然写的很委婉，不过联系一下标题，这话是不是在变现承认了，

我们那四十多年影响了十几亿人的计划生育，其实一直缺少一套科学、人性化的顶层设计？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这还只是让我疑惑，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彻底蚌埠住了。

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

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还是分门别类、等着被开采的那种。

看到这儿我基本就明白了，

这篇文章，压根就不是写给我们这些“矿”看的。

说白了，文章的核心焦虑就一件事：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快没了，得赶紧想办法。

办法呢？

无非两条：一是让大家生，二是对年轻人好点。

但具体怎么做？

没说。

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唯一沾点边的建议，就是要对生了三胎以上的家庭“不予惩处”。

那生育率未来会怎么样？

难说。

邻居日韩的现状早就告诉我们，把生育率搞崩盘易如反掌，想再拉回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最好的机会窗口，在十五年前，其次是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开始真金白银地补贴，或许还能听到点响声。

结果呢？

开会、开会、再开会……一定要等到新生儿数据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才开始反应过来，当初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这就不得不提当年那位著名人口学的专家翟教授了。

在15年开始提倡开放二胎时，数据上看已经晚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不能立马放开。

他当初经过一番“缜密计算”，在其论文中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将导致未来四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生育率将达到4.5，累计多出生9000万人。

你看这个数，还有零有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计算的嘛。

这篇论文当时还被广泛用来证明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是现在知道是多么的荒唐可了笑。

最魔幻的是，放出这种“神论”的专家，不仅不用为自己错误的言论负责，

如今还能摇身一变，继续以权威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个奇观。

看看这位他最近又抛出的高论：

第一，说西方的“生育率”、“预期寿命”这些术语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要搞一套“自主话语体系”。

第二，高度认可国外发钱发福利的经验。

第三，痛心疾首地表示，社会上对人口问题的“误解”太多，“半专家”横行，急需“科普”。

还得是大教授，道理就是多。

首先，大家都是地球人，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能有什么东西方之分？

退一万步说，当年算出4995万这个惊天数字的时候，用的不就是您现在批判的“西方术语”吗？

怎么，术语这东西还带“薛定谔”属性，用对了就是你的，算错了就赖西方？

其次，发达国家生育支持体系最大的经验教训，恰恰是：

别抱太大希望，而且越晚行动，花钱越多，效果越差。

我们现在的情况，连可以摸的石头都快摸不着了，因为发达国家都没在生育率低到这个地步才开始救市的先例。

最后，说我们老百姓是对人口问题存在误解，问题是我们连最基本的人口数据都很难及时看到。

而所谓的真专家要么预测失灵，要么集体失声，那可不就得让“半专家”们占领舆论高地吗？

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谈何科普呢？

人口基础数据的计算其实很简单，人口总量、出生 / 死亡人口，无非是加减或比大小；

老龄化率、出生率这些 “率”，也只是做除法 ，哪需要什么高深知识？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

“我们不是不生，而是缓生、慢生、优生，有次序的生。让有能力的人先生，带动后生的人，最终实现共同生娃。”

你看，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也真是这么说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言腐败”。

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为了某些利益，故意偷换概念，把一个词的意思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样子，让残酷的现实显得温和无害。

比如说，

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

找不到工作叫慢就业灵活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呆着叫全职儿女，

找到工作被开了叫优化，把人开了之后，公司说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现在，这套玩法终于轮到出生人口了。

断崖式下跌多难听啊，我们来搞“制度人口学”，搞“话语体系创新”，听起来顺耳多了不是。

从四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到今天的“制度人口学”，词儿是越造越新，但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到底有没有把人当人看？

只要一天还把人当成可以计算的“资源”、可以利用的“红利”，那人口问题就永远无解。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追求幸福、自由和尊严的本能。

如果一代人的感受是“生而为人，长成牛马”，

那谁又愿意，或者说，谁又忍心，再生一个“小牛马”出来，重复这被当成耗材的一生呢？

所谓的“人口优势”到底是谁的优势？所谓的“人口红利”又是谁的红利？

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可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发明新词来美化问题。

不得不说，在语言科技这个领域，我们真是遥遥领先啊。

这是官方对于人矿优良的考虑吗？

此前，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

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8月22日下午，湖南永州市宁远县联合调查组就盘某某发布的“乡政府上班时间大量缺岗”“民警夜访爆料人家里吓得老人想喝药自杀”的舆情事件通报了调查情况。

通报称，民警全程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没有语言恐吓，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盘先生希望公开或者允许他个人观看执法记录仪的全程执法过程的视频。

或许是真的“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我觉得警方十有八九不会公开执法视频。盘先生的父母受到惊吓，欲喝农药自杀，这只能说明两位老人的胆子太小——即便如此，宁远警方能这样做吗？

盘某某向新黄河记者回应称，当天去他家里的4名民警中，有2名民警其实知晓他的手机号码，他认为民警根本没有夜访他家并惊动两位老人的必要。

盘先生说的没错，为了这点小事，民警有必要兴师动众星夜上门吗？在宁远，白天上班时间，有大量公职人员缺岗，正经事没人管，夜晚上门倒是积极，这不浪费资源吗？

乡政府缺岗问题曝光后，当地还没有回应社会，反而是民警提前夜晚上门了。有这功夫上门“谈话”，不如好好查查缺岗的问题，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而且，公职人员在岗尽责是本分，接受监督更是应该的。一发帖，民警夜晚就上门，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广西的“亮证姐”事件，在会车纠纷中“亮证姐”亮证威胁“平头哥”，“平头哥”报警未果后，便把事情发到网上，民警居然也是星夜上门。

同样，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中，博主“李然于心”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学生杨某媛（“性骚扰”案女主角）论文造假后，结果，也是有民警和不明身份的人深夜上门。

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普通人投诉点事却被一句“协商解决”打发。按道理，民警半夜上门应该仅限于刑事侦查、紧急治安案件等必要场景——为何热衷不辞辛苦星夜上门为人民服务呢？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湖南宁远县村民盘某某遭四名民警上门，竟只因为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公安局内部信息’”？当他本人不在场时，还要由其年迈的父母直接面对持续半小时的问话？

官方通报给出的理由，实难服众。通报轻描淡写地强调民警“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交流平和”，但当事人表示，自己的父亲情绪崩溃几近轻生，透露了权力阴影下普通人的真实恐惧。

通报将民警行动定义为“核查信息外传情况”，却对所谓“内部信息”的内容、密级及危害性只字不提。后来曝出的截图也显示，这不过是十分普通的一则内部通知而已，只不过可能让收发通知的部门脸上无光。

国家《保守国家秘密法》要求涉密信息必须明确标注密级（绝密、机密、秘密）并限定传播范围，而一句语焉不详的“内部”二字，竟成了四名警察擅闯民宅的全部理由，这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吗？

当公民的家门因一句模糊的指控而被迫敞开，个人的住宅安宁权已在权力的傲慢前无声瓦解。

最近，这类事件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在一个月前，广西防城港的陈先生因曝光“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让路”，遭两名民警协同涉事女司机深夜10点上门施压，导致陈先生患高血压的母亲受惊发病。

耐人寻味的是，民警未调查女司机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反而将矛头对准曝光者。

同样，在宁远事件中，乡政府人员迟到缺岗的实质问题被一笔带过，转发“内部信息”的普通人却被四名警力“重点关照”。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背后，是一种扭曲的“维稳”逻辑：消除“负面影响”的紧迫性，远高于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当民众因家暴、诈骗或校园霸凌报警求助时，常被告知“警力有限”；可当一条朋友圈或抖音视频触动某些部门的敏感神经，却能迅速调动多名警察星夜出动。纳税人的警力资源，究竟该用于保护公民安全，还是庇护权力颜面？

他们会说上门施压的威慑是“交流平和”，也不会告诉你，若不配合，下一步就是“寻衅滋事”的终极武器。

甘肃宁县家长邓建国的遭遇近期又被媒体提起：2023年，他因质疑儿子校服甲醛超标（后检测证实含棉量未达国标35%的要求）发布视频，被警方认定为“引发10万次阅读造成秩序混乱”，处以7天行政拘留。尽管法院终审判决警方违法并赔偿3237元，但邓建国已付出失业、离婚、罹患抑郁症的惨痛代价。

更荒诞的是湖南湘阴的肖新良案——他一句评论“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仅收获6次点赞，却被警方以“引发他人诋毁言论”为由拘留5日，基层法院甚至支持警方观点，直至三年后省高院才还其清白。

法律条文中的“寻衅滋事”本需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要件，但这条罪名早已异化为权力打压批评的万能工具。

宁远警方以“内部信息”作为上门依据的模糊说辞，恰恰暴露了权力运行的任意性。如果转发内部信息确涉公共安全，警方应依法说明其性质及转发危害；若仅属一般工作信息，则公民转发行为完全受《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保护。

现实中，“内部”二字已成黑箱，既能掩盖执法依据的缺失，又能规避公众监督。这种模糊性纵容了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肆意侵入：从朋友圈内容到家庭住宅，从亲属牵连到心理威慑，公权力的触角以“维稳”之名无限延伸。而所谓“全程佩戴记录仪”的辩解，也不过变成了免责工具。

当公权力失去边界，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邓建国在胜诉后坦言，一纸“程序违法”的判决无法抹去被拘押的屈辱感，更难以挽回破碎的事业与家庭。

一些部门迷信“删帖维稳”能平息事态，殊不知每一次滥用警力的行为，都在维权者心中浇筑更深的愤懑，在公众心里播下恐惧的种子。警察的天职本该是保护公民免受侵害，而非充当个别部门的“舆情消防队”。倘若民警对校服厂商的报案反应神速，对问题校服却视而不见；对一条朋友圈的转发如临大敌，对乡政府人员缺岗却轻描淡写，那么“人民警察”的崇高性，终将在选择性执法中消磨殆尽。

当前最紧迫的，是以制度牢笼锁住恣意的权力：明确警察执法边界，严禁非紧急情况下无令状入民宅；废除“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属性，严防网络言论入罪；设立跨区域警务督察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违法执法的包庇。

公权力的每一次越界，都在透支社会的信任资本。因此应该时刻牢记，警察是人民的盾牌，而非权力的打手。

（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24年12月11日）

如果让我问你，在平常见到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哪个岗位是最像“摆设”的，你可能一下子答不出来。但是如果我问你每个地铁车站的安检员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形式，跟“摆设”差不多，估计你可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觉。我在全国乘坐了这么多地铁，在国外也坐过地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地铁安检这道程序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设立。

在国外的地铁车站全都是乘客直接来到站台等候上车，根本就没有什么安检的程序，即使是枪支如此泛滥的美国也没有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环节。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日本，当时正好是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制造杀人案件之后不久，在地铁车站里到处都是对奥姆真理教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但是地铁站里还是没有安检装置。在欧洲的地铁车站同样是如此，没有专门的安检设施。

有的人会说，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设施，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乘客的安全，机场和火车站不是都有安检设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以我个人的观点，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设施，只有机场应当有安检环节。这是因为，同样是交通工具，只有飞机是一旦起飞后无法紧急停止以疏散乘客实行紧急避险的，至于火车、地铁、公交等，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立即停车，让所有乘客迅速逃生，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车站安检环节的设施及人工成本，这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试想，一个地铁站光是安检员就要配上好几个人，在今天人力成本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多养一个人要占用财政多少资金？谁也别说在这里雇用人员是地铁公司企业自己的事，要知道，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不是靠财政补贴生存的，因为这是公共交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亏本也要做，所以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是盈利企业。有的人会拿出新加坡地铁作为例子，说新加坡地铁是盈利的，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加坡地铁账面上的盈利，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在暗中进行了一种“另类的”补贴，也就是新加坡的地铁运营是不计提折旧的。

现在整体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各地财政可以说债务缠身，还要花出一笔不小的经费专门养这些人和设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第一是增加成本，第二是维护了这个小群体人员的特殊利益。其实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看出，除非来了什么紧急任务或者“重大活动”，在其余的时间里地铁的安检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完全是在走过场，有的甚至连这个“过场”都懒得走。

你可能会说，多了这么一层安检，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放心，能够有效减少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伤害。请注意，这种思维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谬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公交车也是公共交通，是不是有必要在公交车站也设立安检装置？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在于，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就花费与之不相称的成本去进行预防，这就好比为了防止有人从高空抛物伤害行人（这种情况的报道甚至比地铁和火车站出事的要多得多），所以要让每个人上街都要头戴安全头盔一样，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吗？

至于为了保证“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而对地铁加强安防，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些“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官方自己想象出来的，也是一种变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老百姓才不关心呢。不仅地铁是如此，在我看来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道理与前面的一样。我在国外也坐过火车，没见到哪个国家的火车站有安检的，而那些国家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可是比我们国家“乱多了”。

如果说伤害概率更高的地方，其实还真不是火车、地铁和公交，而是医院。不信你可以看看，是伤害医生的情况多还是在地铁上制造伤害的事情多，相信你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但现在的事实是，有多少医院实行了认真、有效的安检？

所以，就如同财政的钱要花在刀刃上一样，投入重大人力物力的安检是不是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地铁安检：摆设还是安全？

名义上，苏联的社保体系号称“全民福利”，实则是一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赤裸裸的剥削，罪证主要如下：

第一，等级森严且极端不均的福利分配。极少数的特权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工人、农民，而农民在1964年之前甚至没有养老金。特权阶层还享有法律之外的各类隐形福利，疯狂地蚕食本应全民所有的福利资源，如完善的特供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医疗、教育）、更大的住房面积、惬意的定期疗养等——而彼时的苏联人民还要为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工作超过八小时，在老破小的商店里忍受人挤人的滋味。

第二，牺牲代际公平的现收现付制度全方位坍塌。现收现付制度是养老金支付的主要模式，但苏联建立的单一支柱的现收现付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弊端：
（1）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生育），供养比彻底崩溃，1965年苏联劳动者与退休者比例为6:1，1990年降至2.5:1，整体支付能力锐减，但福利待遇（主要指的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待遇）不变
（2）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积累的前期下，政府财政长期承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石油红利锐减，计划经济彻底陷入僵化泥潭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政府财政已达崩溃边缘；
（3）面对当下巨大的缴费压力、超长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非特权阶层的苏联人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信心彻底丧失。

第三，运行机制的僵化与不透明。社保体系高度依赖行政指令，缺少足够的灵活度，无法有效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其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缺乏监管，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资金流向，而对特权阶层福利消耗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进一步侵蚀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臭名昭著的特供商店，铁证如山

社保体系的崩溃，不止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低养老金的退休者被迫返岗挤兑青年人就业，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工厂产能下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更意味着苏联执政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苏联的社保体系并非无药可救，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可以改良，以挽救当时日益僵化的体制和人民日渐丧失的信心（非常欢迎读者的指正与补充！）：

1. 取消或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以及部分福利，节省资金注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缩小工农与干部待遇差距；
2. 定期动态调整一定期限内的社保缴纳费用、养老金支出，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3.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根据成立的年限、不同的类型、利润率的高低设置不同的企业缴纳比例，差额由国家财政补齐；
4. 对富人、中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特别是富人），用以补贴社会福利；
5. 取消或降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减轻底层劳动者压力，或者根据年龄、工龄、工种等实际情况，有层次地划分最低社保缴纳基数。

笔者认为，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最可行的是第一条——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和福利，补贴普通居民，以缩小待遇差距。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苏联官员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数量庞大，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他们除非集体性思变，否则绝无可能主动提出让渡既得利益，苏联内部的官员浓厚的被鼓励的利己主义（而非人民主义）的氛围既是如此。

最上层的苏联掌权者更不会在乎普通苏联民众的死活，虽然他们明知向民众进一步让利会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但他们一是已经向基数庞大的官员让利，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二是更怕高级官员的颠覆，因此任何改良政策名义上是为了苏联人民，实则还是为了特权阶层。

而苏联官员并非完全世袭的特点，也为普通苏联人民的阶层跃升提供了非常微小的可能，这当然也在分化苏联人民和压制他们的能动性。

大排长龙的普通商店，当时苏联的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赫鲁晓夫楼中

而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

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板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按：该文章已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被投诉下架，目前在微博平台仍然被限流可见。

拉拉女孩卧底打人团伙，“以身入局，胜天半子”

前言：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

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流放地）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韩梦的形婚男友小凯曾经在郑州人民公园两次被打，曾经当过兵的韩梦替形婚男友、替同志群体出头，想要找到打人的人，并留下他们的作案证据。之前“流放地”公众号文章中曾提到“萌萌”（韩梦）的事迹，但小凯的母亲担心小凯和韩梦被打人小混混打击报复，曾联系我要求删文。但因为误会，打人事件的幕后英雄韩梦仍被拘留。小凯终于决定不再沉默，主动联系我，决定向大家说出真相。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叫小凯，郑州本地人，是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者之一。2024年6月9号我在郑州杂技馆旁边的夜市吃完饭，去人民公园西北角靠近酒场那个厕所上厕所。上完厕所刚准备出去，就看到有五六个男的(15~18岁，其中两三个染着黄头发，有一个胖胖的)手里掂着短的木棒进来了，后面还跟随三个女的，都是染着黄头发(都是15~18岁之间)。领头那个黄毛(身高173、体重60公斤左右)上来就扇我左脸，另外一人用厕所的扫把上的木棍子抡我，我被打倒，眼镜被打飞出去，人都懵了。然后有一根更粗的棍子大力打到我左侧额头，当时就头破血流了。

然后他们又持续打了我的腿部和腰部，我找到眼镜站起来后想逃出，这时领头的黄毛又拿棍子和拳头疯狂地打我右脸，那几个女的则在厕所门口堵着。我说你们打错人了，然后从厕所门口冲了出去。

这时其他人都出来坐上电动车，只有那个黄毛还追在我后边儿，用木棍子打我背，我大叫救命，他追打我，直到其中一个女的喊他上车“走"，然后我看到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三辆电动车上，往南阳路方向逃走了。

被打当天我自拍留下证据

报案后，我家人去了人民公园监控室查看监控，很意外地发现人民公园西北边的所有监控头都是坏的。工作人员说监控电线屡次被人恶意剪断，没有财力修复。查不到线索，只能不了了之。

2025年5月31日夜里睡不着，我又到郑州人民公园“散步”，我以为打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9左右，我刚从公园西门左手边的小道进去，就看到六个16-18岁的高中生模样的小年轻，手里拿着木棒子、黑皮带从山坡上下来，为首的是个赤裸着上身的、身板偏瘦、个子偏低的人。看到那些棒子，我感觉不太对劲，扭头就往公园外面跑。

他们见我跑马上就像疯了一样地追我，用棍子猛烈的从后面打我的右手臂、右大腿、右膝盖、左膝盖、左小腿、右耳下方、屁股、脚……造成我右手臂肿胀，多处开放性撞击伤、软组织损伤（这段经历，我化名Mars在网上讲述过）。

但和上次不是一群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伙人相互认识。之前他们打人是不拍视频或者照片的；这次，他们边打边拍。网上流传三个视频，其中44秒视频中穿灰色上衣、戴黑框眼镜的就是我，被他们用长棍一路追打，好不容易才逃脱。

韩梦登场，开始卧底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1.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2.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这个群名叫做“打击艾滋小分队”。他们把男同与艾滋捆绑在一起，故意污名化性少数群体。

群聊刚开始是5人，后来那4个小混混又拉进了6个人。这6个人都是原来在人民公园打过人的。警方也是根据这个群的群聊，后来把这11个人一网打尽的。

6月24日夜，韩梦又跟随小混混团体去公园，并暗中拍摄视频记录(就是蓝衣男子被打的视频)，尤其对主犯黄毛的脸部进行了针对性拍摄。可以在视频里听到韩梦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和“发到群里”这句话。拍摄全程，她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手。

网传视频中的这只手就是韩梦的手。

饮酒套证，获取视频

24号当天晚上，为了套出来小混混们以前打人的更多视频罪证，韩梦主动请小混混们喝酒吃饭。

喝酒的就是经常在人民公园打人的小孩。右边纹身的，是2024年打我的人；左边那个黑衣服的，和他们的团伙在2025年打了我。

趁他们酒醉，韩梦问他们有没有以前打人的视频，让她看看。没想到小混混竟直接把他们5.31打我的视频发给了她。

韩梦受伤、住院、拘留

6月27日前后，为了拿到他们更准确的身份信息破案，韩梦谎称朋友有一家自传媒公司，现在招聘群众演员，一天工资是300块，如果他们想参加就帮他们试镜一次。她以试镜为借口给他们拍了大头照，然后以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的方式获得了他们部分人的身份证号。

27号晚上，小混混们又去公园打人，韩梦就跟随小混混们用手机继续拍摄，万万没想到从草丛中窜出一个男的，手持铁锤，往韩梦头上砸，韩梦本能防卫。同时韩梦开始呼救，小混混们闻声赶来，群殴了这个男的，这位男士曾经被这群小混混群殴过，今晚埋伏在此就是为了报复他们。他误认韩梦是和小混混一伙的，误伤韩梦，导致韩梦左侧上额骨鄂突骨折。韩梦打了110，这个男的和他的凶器被警方带走了。

之后，因为头部受伤，韩梦开始住院治疗，从此无法再获取小混混打人的证据。

下面是我和韩梦那几天的对话，可以作为佐证：

这是韩梦和我、我爸的聊天记录。其中的 baba 就是我爸。

在小混混的群里、小混混面前，为了获得深度信任，韩梦有时不得不说一些狠戾的话，迎合他们，拉近彼此距离，但平时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记得那天韩梦很温柔地跟我说：“哥哥，我已经帮你找到证据了，你不要再睡不着了。”因为两次被打，我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药物反应，还有段时间浑浑噩噩的，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声。

韩梦拿到的三个视频，我私聊发给了我的微信好友。打人者太凶了，朋友气不过，就给打包一块发到网上了。

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不过，也许韩梦卧底的方式方法欠妥，但她的起心发念是为了搜索证据。如今韩梦仍然拘押三看，请各位网友评评理，韩梦是否违法了?恳请公安系统的诸位领导们，给她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

这个案子几乎就是韩梦以一人之力破的。现在这个案子到检察院了。韩梦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抓紧时间找到6月23日、6月24日、6月27号的受害人，请他们给韩梦写一张谅解书，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特别是6月27日被打的那位同志，如果您能看到这条消息，请帮韩梦写一份谅解书，这样检察院法院会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这几年来，很多通讯录在人民公园被打，如果不是韩梦，可能这件事被曝光得更晚，会有很多受害人。韩梦是为了帮助同志群体出头，才身陷囹吾！曾经我怕出柜怕公开，现在为了找到那几位受害者，为了帮韩梦洗脱罪名，不得不把她做卧底的事儿、我们的通讯录身份给公开了。

现在韩梦已经被拘留了一个月零十天，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危，希望这位帮助我、帮助同志群体的女英雄能平安归来。

韩梦希望就我把她做卧底的事儿给曝光出去。她还说，要用她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儿贴到网上，让网友知道她是卧底。

（亲历者和当事人小凯讲述；照片和聊天截图由小凯提供）

结语

本次事件警方的处理，极为高效，为郑州城市形象扳回一城。现在事态渐渐平息，希望检察院能够尽快分辨是非曲直、公正处理，重新赢得网友民意和城市信心。也期待郑州能借此机会，在城市治理、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更进一步。

“可以坐着上班”

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

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文｜孙漫漫
编辑｜oi

口播

在许多门店，劳动的第一要求不是把事情做快，而是把样子摆对。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要缓解并不难。一双压力袜、一副支撑性鞋垫、每站五十分钟坐十分钟，都能让情况好很多。但店里不允许。

这种逻辑里，站立并不一定能提升效率，却成了“敬业”的证明。于是，哪怕客人不多，员工也不能坐下。前厅留一人值班、其余人去后台休息，这样的安排被认为“不专业”。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兼职第一周，他每天口播到嗓子干哑，吞口水都疼。一位同事辞职了，因为声带结节。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这些台词里，有提醒顾客小心烫口的好意，也有品牌广告，还有复杂的问候与告别话术。奇怪的是——顾客在的时候要喊，没顾客的时候更要喊。

“你得有活人味！” 店长批评张章的表情僵硬，口播毫无感情。

在张章每天站立的十个小时里，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他得当后厨，泡茶，泡咖啡，煮珍珠，切水果，滤茶叶，不停地洗洗刷刷，还得看前场，点单，收银，处理线上的订单。

京东美团和阿里外卖大战，订单激增， 上早班的张章一个人干了一千多的营业额，他打电话求助，店长敷衍了几句就不闻不问了。其他同事没到上班时间也不来。张章说他很理解，如果是他也可能会“见死不救”，正常上班时长已经让透支了所有体力，大家都没有力气再来赚这一小时十块钱的加班费。

没有力气当活人，又要表演口播喊麦，那就只能当伪人。

乐捐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某品牌奶茶店对口播每周有五次随机抽查，四次监控一次线下。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在许多公司，罚款叫 “乐捐”。

有的奶茶店，规定收银人员如果面无表情，第一次捐一元，第二次捐两元，以此类推。
某长三角地区的奶茶品牌有门店要求没喊口号的员工“乐捐”50。
某湘菜品牌上菜时有固定口播，如果服务员没说，罚款10元，女员工没有涂口红罚款5元。

张章的同事曾一个月被扣了一千多，将近工资的三分之一。

体罚也非常普遍，某连锁咖啡品牌要求店员抄写差评，每条100遍，如果没对路过的顾客微笑打招呼便被罚做俯卧撑，其他的体罚比如深蹲、爬楼梯也屡见不鲜。

“总比罚钱好”有人在评论区这么说。

伪人

公司试图用量化考核制度将一切标准化、流程化，本意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最影响顾客体验的偏偏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

管理者无法观测消费者在店员那里获得多少情绪价值，就去要求笑容和声量。
在动不动就罚款的威胁下，店员们渐渐把力气从“做得好”转移到“做得可以好看”。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抽干人，再用无数花活儿让人表演人，好一个 加一减一等于负的集体伪人时代。

代价

代价首先落在身体上。静脉曲张、声带结节、慢性腰痛，这些原本属于长期体力劳动者的伤病，如今在大量服务业岗位上提前出现。

更隐蔽的，是情绪的耗竭。为了应付镜头和考核，员工学会了用同一套表情和语调面对所有人，把真实的感受收起来。
正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情绪劳动可能导致“情感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脱节。

劳动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但在表演化的劳动里，这种连接被削弱甚至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冷冰冰的标准。

惩戒和监视制造着失去自主性的劳动者，表演式服务生产观光式的消费者，这期间，消失的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切。

文 | 大 何

最近有一个一闪而逝的热搜，说的是好多官媒，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转了一篇标题吓人的文章——《社保断缴1次，这些待遇全部取消！》

说实话，这标题取得，真有水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我这人好奇心重，就点进去瞅了瞅。

还好，没那么夸张，不是说你一断缴，过去交的全都打了水漂。

但要说没影响，那也是假的，而且影响的都是些要命的地方。

医保

最直接的就是医保。

这个月断了，下个月你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一分钱都不给你报。

你要是手脚快，三个月内赶紧续上，那还好，下个月就能恢复，连续缴费的年限也给你算着。

可一旦超过三个月，那就麻烦了。

各地规矩不一样，但基本都得让你等个三到六个月的“观察期”，这期间看病还是自费。

更要命的是，你之前的连续缴费记录，“啪”一下就清零了，得重新开始攒。

可别小看这个“连续年限”，这玩意儿决定了你看大病时报销的上限。以深圳为例：

而那个“累计年限”，决定的是你退休后还能不能免费用医保。

生育险

这个对准爸妈们来说，打击挺大的。

大部分地方都要求你生孩子前，得连续交满9到12个月的社保，不然一分钱生育津贴都拿不到。

万一中间断了一个月，对不起，不符合条件。

等你生完孩子，得再吭哧吭哧连续交满一年，才能把之前那笔钱给补领回来。

这中间，产检加生孩子的钱（少说一两万），就都得自己扛了。

城市入场券

还有些隐形的门槛，比如买房、落户、孩子上学。
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社保断一个月，之前攒的五年、七年资格，就得从头再来。

文章后面还介绍了怎么补缴，那些流程化的东西我就不啰嗦了。

我想聊的是，这盆冷水到底想泼醒谁？

其实这个政策一直就有，近期才忽然上热搜，再联想到前几天最高法说“不给员工交社保的合同无效”，这套组合拳打得，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前一招是敲打企业，后一招，就是对着那些交“灵活就业”社保、心里还在琢磨着要不要断供的人，还有那些失业了但还在咬牙自己交社保的朋友们，进行一次“灵魂拷问”。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都交了这么久了，现在不交，前面的就亏了哦！

在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跟电信诈骗一个路数。

骗子总会告诉你：再投点钱就能回本了，不然前面的就全没了！

不过，我就纳闷了，本来大家对这事儿就有点怨气，你不去想办法让它变得更香甜可口，
反而跑过来威胁说“这玩意儿很重要，你不听话后果很严重”，你猜大家会怎么想？

那么失业自己还在缴的人一想：反正这些权益也没了，索性断了。

我看这宣传口，真是捡到宝了，一句话就把人给劝退了。天才，绝对的天才。

其实，这一切背后有个更大的背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3年，我国医保缴纳在职人数是 2.7亿人，而同期就业年龄段人口是 7.7亿。
换句话说，能稳定交社保的，已经是打工人中的上等人。

但从2019到2023年，居民医保少了 6200万人，光是2022和2023两年，就少了 4500万。

医保可是社保里最核心的险种。没它捆着，养老金那边的数字更不好看。

官方解释是数据“优化”或“升级”，但社科院一句大实话更扎心：
“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缴费负担而放弃参保缴费。”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老问题：兜里没钱，心里没底。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一年四百，可能是两周的买菜钱，还得年年交。
对于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年轻人，眼前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有心思去想几十年后的事？

所以，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趋势。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我们的社保体系，本来就是基于“铁饭碗”设计的。

几十年前的假设是：你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工作稳定，不会失业，也不用担心企业耍赖。
所以才会有“连续缴纳才算数”“跨省转移困难”“缴费基数过高”等规定。

但时代变了，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不换工作、不失业？

如果不改，二三十年后，城市里可能出现大批没工作、没收入、每月只有一两百块补助的老人——那画面，想想都可怕。

说白了，本该走的是“低门槛、广覆盖、保基本”，
结果现在成了“高门槛、覆盖广、待遇天差地别”。

所以，靠吓唬几句是解决不了的。
你越吓唬，老百姓越打鼓：是不是池子里的水快干了？

最后，来点“正能量”

各位朋友，别纠结眼前这点得失了，要有大局观！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奋斗到75岁不是梦！

社保是什么？
是夕阳红的绚烂光彩，是广场舞的强劲节拍，是游山玩水的经费来源。

当然，万一你快退休了还没交够年限，那也没关系。
个人账户里的钱退给你，剩下的正好为社保基金做贡献，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过去有个词叫“视同缴纳”，以后可能会有个新词：“视同没缴”。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

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

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

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很难办到，或许已经绝无可能。

我看了很多评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锚定自己的观点。但你对这件事的评论，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吗？

我越来越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众对事实的冷漠，而是——我们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切实的信息。

传统媒体衰落之后，核实这个信息本身的那道“关口”，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撤掉了。

高质量的新闻，从来都是很贵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过去，传统媒体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采编流程——

① 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这意味着要报差旅费、住宿费。大一些的新闻，需要甚派几个人，去每个人不同角度进入事件核心。

② 联系相关各方当事人
记者要反复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在门口蹲守，只为让当事人开口。

③ 信息汇总与选题讨论
采访结束后，记者要把资料带回编辑部，和主编、副主编讨论切入点和写作方向。

④ 执笔与多轮修改
由一名记者汇总各方信息执笔成稿，再由编辑修改、领导审阅、法务把关。

⑤ 严苛的校对
一些严谨的报社，十万字最多只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校对至少三遍。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才能成稿发布。

那时的报道不仅信息扎实，还经常以极强的公共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比如一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报道，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 孙志刚案（2003年）
《南方都市报》揭露外地务工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新闻直接推动法律变革。

●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东方早报》——首次点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内幕。新华社跟进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头负责人首次共同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公开道歉，承认行业系统性失责。报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但最终推动食品安全大整顿。

● 汶川地震现场报道（2008年）
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派出大批记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传回一手照片与文字，既有泪水，也有反思。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把事实核实到极致，再公正呈现。

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

原因很现实——高质量新闻的成本，没人愿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个选题，等稿子精雕细琢发出来，这个事件的热度可能早就过去了。

平台的算法会用冷冰冰的点击量告诉我：不值得。

更残酷的是，即使内容质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且一旦说了一点点不太正面的东西，还会有一堆人骂我，把我开盒，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里随便炮制一些东西，不用跑现场，不用核实，只要符合大众心理需求，就已经火了。

今天的新闻生态，更多是平台算法在主导。

一则内容是否能被广泛看到，不取决于它的公共价值，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情绪波动——愤怒、恐惧、嘲笑、震惊……

这些情绪让人停留更久、转发更多，平台获得更多广告收益，新闻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于是，“新闻”变成“内容”，记者变成“内容生产者”。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真正的记者已经从我们视线消失了许久。

当然这不是记者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问题。

张雪峰不建议去报考新闻专业，不无道理，时代变了。

我们从“以事实为基础”，退回到“以情绪为导向”。

过去，你看到的报道是多方核实、结构严谨的长文；现在，你刷到的是30秒视频加几行夸张字幕，背后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微信群截图。

更糟的是，用户的媒介素养在被削弱——习惯快速接受情绪化“观点”，却不再耐心看事实。

现在的任何新媒体账号，都已经不具备背书功能，我们也没必要对它们有滤镜。不管它背后有多大的一个机构，它只要是新媒体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还有人可以下单推流。

一些传统媒体的线上账号，每天也是炮制一些垃圾给我们看，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情在哪个电视台或者报社的账号里出现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了。

从前，一旦报道出来，政府会调查，社会会讨论，事实会推动改变。

而今天，这种信任感几乎已经消失。

想让新闻质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没有优秀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缺乏支撑他们长期投入的土壤。

资本不愿花钱，平台不愿等时间，受众也不愿花精力看长文。

新闻的价值，本该在于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代，真相的获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诱惑又太大，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绪中，错过本该看见的真实。

01 一场荒诞冤案的始末

2023年7月5日，49岁的肖新良在社交媒体看到一段30秒的消防车救援视频，画面字幕显示有人坠楼。基于现场画面的直观感受，他在评论区写下疑问：

“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这仅12字的疑问，却因其潜在的指向性（统一招牌工程常被视为地方形象工程），精准刺痛了当地权力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一场司法噩梦。湘阴县公安局迅速行动，以“发表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援引寻衅滋事条款，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事后信息揭示，警方雷厉风行执法的核心驱动力，正是认为肖新良的评论“影射”甚至“攻击”了时任县委书记李镇江主推的工程及其个人形象。

肖新良不服处罚，开启司法维权之路。

汨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迅速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极其荒诞：将案外网友留言“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及6个点赞视为肖新良言论的“延伸扩展”，认定其“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这种牵强附会的逻辑，实则为配合公安打压“胆敢冒犯”县委书记权威的本地人肖新良，提供了司法背书。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昏庸地维持原判，两级法院的“配合”，彻底暴露了地方司法体系在权力干预下的失守，形成了闭环式的错误处罚困局。 彼时，该县委书记的权势如日中天，司法机关俨然成了其个人权威的“家丁”，对外地鞭长莫及的网友无可奈何，对本地的肖新良则“拿捏”得轻而易举。

直至县委书记李镇江这座最大的“靠山”倒台，案件才迎来转机。

2025年6月25日，肖新良历经七百三十天的抗争路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终于撤销原判，明确指出该案“社会不良影响轻微” “认定扰乱公共秩序证据不足”，终还肖新良清白。

省高院得以公正断案，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层级更高，摆脱了县级权力网络的直接捆绑，无需再为倒台的县委书记“服务”，更多的要为自己的公信力负责。

02 权力滥用与司法失守：县委书记阴影下的闭环操作

此案最核心的痼疾，在于地方权力（以县委书记为代表）对执法与司法的深度干预与滥用。公安机关将一句基于现场画面的推测性疑问“还在搞豆腐渣工程？”武断定性为“不实言论”并火速打击，其根本动机并非维护公共秩序，而是为维护县委书记及其关联工程的“形象”与“权威”。法律要求寻衅滋事需满足“明知虚假仍散布”及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要件，在肖新良案中均不存在。这种“因言获罪”、“因疑施罚”的逻辑，本质是权力对任何潜在“冒犯”的零容忍，是基层执法沦为“家丁式”维稳工具的典型体现。

两级法院未能履行独立审判和监督职责，反而沦为错误处罚的背书者。汨罗法院将他人留言强行归责于肖新良，混淆言论主体责任，其判决逻辑之荒谬，若非屈从于地方权力压力（即维护县委书记的“面子”与地方“稳定”），实难解释。岳阳中院未予纠正，暴露出司法系统在地方强权面前“唯上不唯实”、“唯权不唯法”的深层病灶。

本案清晰地再现了“公检法配合制约失衡”的冤案生成模式，但其核心驱动并非简单的“配合”，而是在县委书记意志主导下的“协同迫害”，行政权与司法权共同背离了宪法精神，只为维护特定个人的权威。

历史上“文字狱”源于统治者的疑忌与打压，此案正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威不容丝毫质疑所催生的现代基层版“文字狱”。

03 没有问责的冤案纠错必然冤冤不息

纵观本案纠错过程，一个致命问题浮出水面：无人为冤案担责。从为讨好县委书记而违法行政拘留的民警，到在权力压力下失守法律底线的审判人员，以及最终倒台但未被追溯此案责任的县委书记本人，均未受到应有的追责。这种“纠错不究责”的处置模式，实为对司法公信的二次伤害，更向后来者传递了“依附权力打压异见风险极低”的危险信号。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问责真空是冤案再生的温床。清代杨乃武案平反后，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三百余官员遭革职流放，成为震慑吏治的里程碑。反观当代，赵作海案、刘忠林案等冤狱当事人虽获赔偿，但制造冤案者鲜见被追刑责。刘忠林蒙冤25年后无罪释放，当年刑讯者却早已退休，司法系统仅以“证据不足”轻描淡写带过。这种“个人青春葬送、官僚安然无恙”的结局，无异于变相鼓励权力滥用。肖新良案中，若仅因县委书记倒台而案件得雪，却无人为其在位时的滥权干预司法负责，则冤案根源未除。

终结冤案循环，须祭出终身追责利剑。必须将权力干预司法的行为（如县委书记的指令或压力）纳入追责的核心范畴。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更需打破“集体决策”和“执行上级命令”的责任迷雾，明确追查在冤案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屈从于不正当权力干预的责任人， 如汨罗法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应逐一说明表决意见，让每个参与者在司法史上留下可追溯的签名。对于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否已调离或退休，都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其责任。

当湖南省高院的判决书为肖新良洗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正义的回归，更是司法系统在摆脱特定权力阴影后一次迟到的自我救赎。

这种习惯性迟到多了，我们很难再为之喝彩。

然若问责之剑，尤其针对权力干预源头的问责之剑，再始终高悬不落，今日的“12字冤案”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个重复符号。

清代杨乃武案平反后，尚有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三百余官员遭革职流放，成为震慑吏治的里程碑。内蒙呼格吉勒图冤杀案、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有哪些官人受到惩罚？

今不如昔至于斯呼？

但愿" 十二字评论冤案 ” 就此成为绝响！

2025年9月1日即将实施的社保新规，核心在于废除之前“默许”的自愿弃保，将社保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

每个月缴纳的社保主要涵盖五大险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我们能从新规中明确感知到社保账户存在压力，主要来源就是养老与失业险的支出。

这两项比较敏感，经常看期神文章的朋友应该不需要我去细说了，毕竟上次通过社保局公开数据分析待就业率，就被关了半个月小黑屋。

结论就是社保支出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里，必定会持续爬升，但是现阶段很多年轻人选择放弃缴纳社保，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当下，不去为老龄化社会买单。但是我们得清晰地认识到，社保的池子本质上也是类庞氏，如同资管产品的资金池，是需要通过消耗当下年轻人的流动性，去代际补贴老年人的，毕竟老年人当时缴纳的社保，也是在补贴他们的父母辈。

我们社保基金其实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非常好，无奈通缩带来的支出成本过高，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因此新规的强制缴纳，就应运而生。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另类的税种。哪怕上周五给国债征税，或者不久的未来对黄金征税，作为第一大多头的我都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逆周期品种必须要在通缩期里为顺周期部分买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本身就是逆周期调控的意义。但是社保面向的征收对象，我认为是当下最困难的群体，这无疑是伤害实体经济、饮鸩止渴的最直接表达。

大企业，高薪群体并不会回避社保，因为这只是收入中很小一部分，之前签订自愿弃保的往往是小微企业，雇佣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餐饮业为主，本来在下行社会中做生意就难，禁酒令后再来强制社保，钱从哪来呢？都不是开福利院的，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与员工协商降低工资，转成社保，但是要知道本来这部分员工的工资也就三四千，扣掉社保每个月生活支出都无法覆盖；其次就是裁员，降本增效，甚至关门大吉。这势必会导致待就业率的承压，最终还是会反噬社保支出。

京东可好，为了自身的ESG表忠心，给所有员工上社保，这有集团资金做支撑，本质上还是变相寻租，而且我相信这些政治正确的大企业在未来会通过平台优势把这部分支出赚回来，一边开着“七鲜小厨”与小饭馆争利，一边用社保把小饭馆打趴，真牛逼，这就是我们的头部平台企业，高新科技我唯唯诺诺，与民争利我重拳出击。

各位也别笑，能看得到这篇文章的你们，注定不会是第一波低收入受害者，但是你得想明白，当社保账户在很长的未来里都无法平衡的时候，你的退休时间也许也会被无限度延期。

其实伤害最深的，还是那一批父母没有养老金，自己却要出来打工挣钱的低收入群体，没有得到代际补贴的同时，还得转移支付。

给老年人降降养老金吧，毕竟改革开放最美好的三十年红利期，他们都享受过了，也让年轻人跳跳广场舞。

CDT编者按：该文章目前在微信公众号、网易新闻等平台均已被404删除。

——家属获第三方赔偿，却拿不到学校的工亡认定，谁为科研献身者买单？

2022年2月23日，宁波大学（以下简称“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20级水产学博士研究生李特在南海海域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采样任务时，下水浮潜后失联。这场意外不仅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更围绕着“因公死亡”认定与赔偿问题，在李特家属与宁大之间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议。

优秀学子的成长轨迹

李特是一位在学业、科研与实践中均表现突出的优秀学子。学业上，他一路稳步精进，从宁大科技学院生物工程本科，到宁大海洋生物学硕士，再到食品与药学学院水产学博士，期间荣获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宁大优秀毕业生等多项荣誉。

科研领域，他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核心成员，深度参与南海多地科学潜水采样工作，熟练掌握多种精密仪器操作与专业软件使用，发表了十几篇重要学术论文，SCI国际期刊第一作者一篇，其中一篇还获得2021年中国药学大会分会场论文交流报告第二名。

实践方面，他曾服役于6xxx0部队，获“优秀士兵”“荣誉士兵”称号；在校期间担任班长、研究生会干部等职，2020年被聘为宁大校友工作联络员。作为正式组织人员，他拥有多项潜水资质及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自评“积极认真、吃苦耐劳、勇于挑战”的品质，贯穿了他的成长历程。

事件经过：科研路上的意外失联

2022年2月，李特投身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中光层‘难培养’微生物资源挖掘及其抗感染活性物质研究”（项目编号：421****1）。该项目由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何副教授牵头，执行周期为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旨在通过科学潜水技术探索南海中光层珊瑚礁区域的微生物资源，李特作为项目主要成员，负责“科学潜水与样品采集”工作。

当时，李特刚新婚不到二十天，全家都劝他过完蜜月再出门，可他总说“科研采样很重要，学校和导师要求采样，不得不去”。作为学生，导师和领导的安排他无法拒绝，最终还是听从安排踏上了征程。母亲后来回忆，“就这样，我的孩子就像一个战士一样，去冲锋陷阵，可结果却是这样的让我们寒心”。

2月17日，李特向导师徐教授微信请假，告知将随何老师前往海南采样，计划时长约20天，获得批准。出发前，他与何老师及实验室王老师详细沟通了采样所需的旗子、离心管、培养基等物资准备，以及冷柜空间确认、航行路线等细节，其中“开船三天”“赶着大风疯狂航行”等信息，足以体现任务的艰巨性。宁大食品与药学学院也为此次出行出具了介绍信，明确采样时间为2022年2月18日至3月9日。

然而，2月23日，当李特乘坐琼东渔11xx8船前往南海海域执行采样任务，在该海域某潜点下水浮潜后，意外失联。2024年，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查明其失联经过并依法判决“宣告李特死亡”。2025年3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该事故为重大责任事故，明确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划分。事故发生后，经检察院调解，海南的船东、出海组织者及何老师个人均向李特家属支付了部分赔偿金，家属也出具了相应的谅解书。

家属的核心诉求与家庭困境

这场意外让李特的家庭彻底崩塌。母亲马女士因多种病症失去工作能力，李特的父亲精神失常无法劳动，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巨大刺激导致身体指标异常，长期被悲痛笼罩。“三年多来，我四处奔波处理后事，全靠着能给儿子一个‘因公死亡’的定论支撑着，现在真的快撑不下去了。”马女士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助。

她始终想不明白，儿子是为了学校的科研任务牺牲的，可学校却连基本的赔偿都不愿承担。家里辛辛苦苦培养出一个博士生，如今在执行任务时出了意外，学校怎能毫无责任？她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在学校里跳楼的孩子家属能拿到赔偿，自己这个为科研献身的组织人员儿子，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此情况下，马女士提出了两项核心诉求：

1. 要求宁大确认李特因工死亡，举行悼念活动并宣传其献身科学研究的精神；
2. 要求学校按照工亡待遇依法赔偿，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

她认为，李特作为学校承担的国家级项目核心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发生意外，符合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工伤认定情形。她还提到，与李特一同在事故中失踪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一名工程师，其家属至今仍能领取工资及出差补贴，待宣告死亡后拟按因公殉职待遇赔偿，这让她对李特的工亡认定抱有期待。此外，她强调即使获得第三方赔偿，根据相关规定仍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者分属不同法律范畴。

校方回应与争议焦点

面对马女士的诉求，宁大海洋学院在2025年7月8日的回复函中明确表示，李特生前系海洋学院2020级水产学博士研究生，并非学校职工，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因此不满足因公牺牲的认定标准，建议家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劳动关系”的界定。学校认为，在读博士与学校之间是教育培养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此无法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而马女士则坚持，李特作为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核心参与者，其采样工作是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学校的工作联系远超临时工的事实劳动关系，理应得到工亡认定与赔偿。

为寻求解决，马女士曾向浙江省相关单位写信反映情况，也多次向学校寄送函件，但始终未能改变学校的态度。

争议背后的深层思考

李特用行动践行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报国精神，他的优秀有目共睹，然而意外发生后，其家属的合理诉求却陷入困境。这场争议的背后，折射出在读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时权益保障的空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划书中明确将李特列为核心成员，其为项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容小觑，但在意外发生后，却因“非劳动关系”而难以获得相应保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对同事故中工程师的处理方式，更让这一空白显得格外突出。

目前，马女士仍在为儿子的“名分”与家庭的未来奔走。这场持续数年的争议，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更牵动着学界对科研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当青年学者为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时，如何让他们的家人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或许是这场争议留给社会的重要课题。

不是你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