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几所大学召开的“家长会”本身而言，没有强制的意味，更多体现在家校沟通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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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居然也要开家长会？

近日，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因为在全校或学院层面举行“家长会”“校长与家长见面会”，引发了热议。
反对者认为，大学生几乎都已经是成年人，再开家长会是培养“巨婴”；支持者则认为，大学的家长会是强化家校沟通的好方式。

为什么引发争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学生的社会定位以及自我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体而言，大学生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转向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大学生升学路径、职业发展愿景更为复杂。

大学生选择学术方向、就业城市，以及出国留学、考研、考公、考编等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家庭的理解、支持、帮助。比如，大学生选择的学术专业方向，可能是为了匹配未来的就业城市，这又与原生家庭的交通远近、经济支持高度相关。

当下的高等教育趋势

当下的高等教育，更多倾向于就业导向、职业发展导向，以及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契合。这样的高教新局面，也必然体现为家长的表达拥有更多的权重。大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等你们升入大学，就自由了”。

但是，高等教育的悄然变化也带来了所谓的“大学高中化”、应试化等问题。一些大学的教育刻意追求短期的考研、考公业绩，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对大学生的纪律管理、刷题应试。

“大学生家长群”的争议

而且，大学建家长群的趋势方兴未艾，在家长群里，有学校公布学生的排名，有家长追问“我们家子涵”的成绩，甚至个别家长要求辅导员叫孩子起床，“我儿子三天没发朋友圈，麻烦辅导员去他宿舍看看”之类的要求不少。

这样的“大学生家长群”造成了很大的争议，被认为破坏了大学学习的自主性，也成为家长干涉孩子生活学习的便捷手段，不利于大学生的人格完善、社会化进程。

这样的“大学生家长群”，也影响到了“家长会”的公众印象，很多网友想当然地认为，大学“家长会”就是高中意义上的“家长会”。事实上，两者并没有直接关系，正像一名参会的家长所说：
“大学家长会给我的一个信号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大学以后，不是就不管不问了，而是要和学校一起‘家校共建’。”

家校共建 vs 大学高中化

大学的“家校共建”与“大学高中化”应该有区别，还需要各方的共同摸索、努力。

如果大学办成高中，大学教育简化成考研考公的培训班，那就是大学的异化：

• 要强化学校与家庭的沟通，而不是延续高中式的“加压”“找家长”；
• 要向大学生家庭释明学术发展路径、就业政策，而不是单相度地干涉；
• 要激励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机械鼓励走向考研考公的逼仄赛道。

就几所大学召开的“家长会”本身而言，没有强制的意味，更多体现在家校沟通层面上。
但是人们担心的“家长会”“家长群”背后隐藏着“大学高中化”的问题——高等教育不能被矮化，大学生不能被未成年人化。

之前我批评过张雪峰，很多人还不服气。瞧瞧，人家豪言壮志要捐五千万，一个亿了，还说账上永远有这个钱。视频我看了，充斥着许多“他妈”“老子”之类我很不喜欢的语言。当然了，可能在很多人心中，这代表了一种自信，一种男性气魄。

这能说明个啥，显然可以证明，张雪峰的确膨胀了，这是一种公司经济上行的雄心，张雪峰成功完成了阶层上的跨越。

张雪峰在5月底泪洒直播间的时候，不是说他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网上出现了吗？

怎么短短几个月，就换了个气质呢？

“捐钱”视频中的张雪峰，应该就是真情流露。尤其是在说“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的时候，非常有底气。而下面的学生，大概很难达到张雪峰赚钱的高度。别说五千万，很多人一辈子估计都很难赚个五百万。

张雪峰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有道理的，从我的评论区就能发现这点，很多人支持他，是因为他说了“实话”，而这些是学校老师不会告诉他们的。尤其是学生家长们，面对孩子高考填报志愿，焦虑的不得了，总觉得是一步错步步错。

事实上，哪里是这样。张雪峰最大的问题，是他妄图去解释未来。但是，你怎么知道未来哪个专业一定是适合就业的呢，适合就业也未必适合你家的孩子啊。很多年前，人们不是流行去学计算机吗，难道这些孩子真的就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出路了吗？选了文科，选了新闻学的那些孩子，难道就一定不行吗。

这种焦虑感最令人厌烦之处，是很多国内的家长，明明自己走了很多错路和弯路，可谓一地鸡毛，却不容忍自己的孩子去试错。总以为听了雪峰老师的话，选一条“正确”的路，孩子就能永远顺利下去。但是张雪峰及其团队，在那么短时间的交流之下，真的能够彻底了解你的孩子吗。甚至父母都未必了解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决策靠谱程度如何，自己掂量一下吧。

高考填报志愿，找工作，找对象，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所以我很少去给别人明确的建议。因为万一你的建议是错的，你就要背负失败所造成的代价。而未来永远是不可测的，你不可能用你的三观以及打听来的“内部信息”，来铺设一条康庄大道。

从大学的学科设置来看，既然有新闻学这个学科，那就是合理的，文科虽然有它的问题，但是良师还是有的，最次，总可以通过自学来积累经验。而我又始终觉得，文科也不会持久的消极下去，因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倾向于把很多实用性的好就业的专业给替代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反而需要大量文科的人，来去思考一个出路，构建我们的文明。

张雪峰本人是学给水排水工程的，尽管我也质疑他学的水平如何，但是从他比较火的视频来看，张雪峰身上的确流露出很多工科的实用的气质。这能够看出他对于文科的理解实在是比较浅陋。人文精神让位于实用论，这满足了国内大量家长焦虑不安的心，所以他们愿意掏钱啊，所以张雪峰账上才有这么多钱。

如木子美一样，张雪峰的成名，也暗合了一定的时代逻辑，有他的必然性。只是假以时日，张雪峰式的成功也将很难复制下去。人们会更加重视个体，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届时家长们会默默放下对张雪峰的执念，能够平和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可以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不必迎合外面的声音，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支持的。

那个时候，文明的曙光才会到来。

读书改变命运，是他们唯一能走的捷径

在「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集体认知里，一群学历不足本科的年轻人，拿着几乎全家的积蓄，踏上了被称为“水硕”的留学之路。

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有“性价比”的道路——留学蒙古、东南亚、中亚及高加索地区，不为学校排名、也不顾语言障碍，只求用十几万洗刷学历背景、重获应届生身份，换一张可能通往体制内的入场券。

真正踏上这条路，才会觉得所谓的“捷径”，更像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有人被中介忽悠，来了发现难毕业、无法适应环境，患上抑郁症离开；有人出入境时间不够，卡在了学历认证的审核中；有人获得了人生逆转的契机，却也背负了天价的留学贷款，回国依然面领着更严峻的考公压力和就业环境审视……

这群被时代浪潮推搡着向前的年轻人，大多来自信息不发达的三四线小城。他们既没有精英阶层政治投机，也无力在教育资源不均的高考大省完成突围。他们焦虑未来，渴望稳定，慌乱之下却为跨越阶层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

一 「不合格」的留学生

“姐，我的认证下来啦！！！！”

6月中旬的某天，中午吃饭的空档，我的手机接连蹦出来好几条消息。一点开是金萍带着N个惊叹号的大喜讯，说感谢我为她忙前忙后出谋划策。我跟上也松了口气，下来了就好。前后折腾了小半年，这总算是通过了，可以安心准备考编了。

我继而问她同学的情况，都不甚乐观。有人花了三万找中介，现在中介拖着还没提交复核资料。一催就说已经飞到中亚了，正在找关系呢，让她放宽心。“这怎么能宽心啊，都快抑郁了。当时也是一股脑就出去了，谁知道认证这么麻烦。”

中留服认证，即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是国内教育部对所有境外学校合法性、正规性、真实性以及权威性的综合考察评定。留学回国人才就业、落户、考公考编都离不开这一纸证明。认证不下来，国内不承认学历，相当于几年的金钱、精力、时间全都打了水漂，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要说按照课表正常出入境，顺利完成学业，认证就并非刻意为难。上官网，填写个人资料，提交出入境记录、学生签证、成绩单、毕业论文、学校盖章证明，缴费360元认证费，系统会自动进入7至26个工作日的审核周期。不过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讲，总会在两三年的留学生涯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

时长不够是认证下不来最普遍的原因。有人回国参与秋招，一个月没上课，认证下不来；有人疫情放开了还没出国；有人回去参加婚礼；有人续签等不到签证，不敢买机票……各类问题汇聚成了社交媒体上关于认证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去年我帮一位中亚认识的朋友莉莉认证。她三年前申上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学研究生，前两个学期都因为疫情没有出去；第四个学期她亲哥病危全家人陪伴在侧，一直到忙完葬礼学期已经结束，她才匆匆赶去毕业。在校时间一共就第三个学期和答辩的那三天，出入境时长严重不足。

本身她已经放弃认证了，我劝她毕业证都下来了何不试试。花钱找中介又要多花2000块钱，我就自告奋勇帮她提交了资料。惊喜的是提交一个礼拜后便通过了审核。她大喜过望，兴奋连连。和我激动地说自己也是研究生了。没错，这位当年连高中都没考上的三孩宝妈，靠着曲线救国一路完成了中专升大专、大专升硕士的华丽蜕变。现在年过35岁，最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她又雄心立志做起了博士梦。

不成想半年过去，留服审核又出了新的规定。莉莉的合租舍友金萍今年春天毕业，也来找我咨询。我指导她提交资料，很快就收到了中留服认证组接二连三的邮件轰炸，让补充各类材料，还要学校配合提供相关证明。

可惜彼时金萍已经毕业回国，联系学校也没有声音。7个工作日内没补齐材料，就收到了“暂不认证”通知单。问及原因，金萍实在无辜。2023年后半年，该国刚解除疫情禁令，允许外国人入境。移民局集中处理积压了两年多的各类邀请函，因此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没有邀请函她无法办理学生签证，最终导致出境时间与课程规划不符。

噩耗面前，她情绪崩溃地问我该怎么办。我协助她提交补充资料后又陷入了漫长的等待，这期间她日夜难寐，坐立不安，有好几次考编机会都因没有毕业证错失报名资格，她问我万一还不能认证，这出来念书的十几万岂不是白扔了。

不同于社交网络上留学生活丰富多彩的富哥富姐，金萍的留学生活相当简朴——和100多个中国同学合住在一栋50年历史的苏联老式公寓宿舍楼里，男女同楼，管理混乱，洗浴卫生条件奇差，出门到街上连个像样的饭店都没有，她们只能到超市买些列巴、馕和奶酪充饥。外面城市风貌还是30多年前中国县城的模样，没有一条光滑完整的柏油路，路上跑的车也都是岁数比她年纪还大的老式德系车，用她的话说“简直是反向留学”。

她不怕吃苦，到中亚的目的非常明确——北漂几年生活看不到尽头，受够了无止尽的内卷，她想提升个学历报考老家山东的编制工作。按照设想，研究生报录比更高一些，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免试走“人才引进”通道，她想回老家乡镇学校做信息老师，为此不惜搭上全部的工资积蓄和网贷。

本想着学历提升搏一个更好的未来，没想到连老本都快折了进去。现在她也顾不上想以后，只求认证通过就谢天谢地。最终靠着当地同学跑腿帮忙，金萍顺利拿齐材料通过了认证。我发了条小红书记录此事，而大数据的精准推流，也让很多苦苦挣扎的同学看到了一线希望。

从那之后我的评论区和私信就红点不断，消息回都回不过来。有人一加上微信就发红包，说自己连夜做噩梦，这个月因为不下证已经停经了；有人读了合作项目，涉及学分转换不给下证；有人读东南亚寒暑假项目，出入境时间和课表对不上……

本想走“捷径”的他们，如今被困在了绝境里。

二 赌一张考公通行证

这些被认证问题困扰的留学生，大多有着相似的经历：

出身小城市，父母普通职工，自己第一学历毕业于不知名的学校，考研太费精力，又去不起费用高昂的发达国家，转而被中介忽悠选择东南亚、蒙古、中亚、乌克兰、白俄等“极具性价比”的小众留学目的地。

这些国家费用便宜，一般一两年下来总体花销在10万左右，毕业要求简单，外界俗称“水硕”。这些小镇留学生也几乎没有出国经验，护照都是临时申请的。如此大费周章只是希望借助读书重新获取应届生的身份，兑换一张考公考编的优先资格，给人生逆袭找一块踏板。

这些为了考公赌上一切的小镇留学生里，好多来自“山河四省”。2023年初，这个梗和网友自发创立的“山河大学”一度风靡全网，引发四省学子及家长的深切共鸣——在拥有3亿人的辽阔土地上，四省人均GDP垫底，只有2所985和4所211，高考堪比“地狱级”难度。

有人并非不努力，只是起跑线就比别人远出一大截。2025年高考分数线公布，河南省700分以上考生108人，600分以上考生破5万，而清华北大本科批招生计划仅为244人。同样的分数北京能上211，河南却只能上大专的例子不在少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山河四省”的大专以上人口占比为13.4%，低于全国15%的平均线，大专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高素质人才”。但即便如此，毕业后回到家乡，也没有更好的岗位接待他们，卷生卷死抢考试成了唯一的出路。

小镇出身的他们，因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能考上专科就很不容易了

显然，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以国家公务员为例，近三年的报考人数每年40万的人数递增，至今平均报录比77:1。就连经济发展滞后的西藏地区，也出现了高达2996：1的竞争岗位。如此拥挤的“独木桥”，让考公上岸成为了大众认知里一步跨入“人上人”的捷径。

我认识的留学生里，就有一个来自南阳的女孩。她当年秋招顺利入职老家国企，工作安稳，却因相亲恋爱时受到公务员二代男友的百般挑剔，愤而离职，重新备考公务员。没有应届生的身份占优势，没有备考经验，复习两年她屡试屡败，不得已之下选择到中亚某小国求学。她很珍惜这次“重生”的机会，整日抱着ipad刷行测题，甚至连课也不去上。

还有一个女生也是，跨专业读研。她发现很多地方凭借研究生身份就能面试入职乡镇小学，因此不惜辞了老家的财务工作，到中亚跨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到了之后却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吃喝习惯都不一样，不敢独自出门。现在她就苦等一张毕业证回去报名。

来中亚“专升硕”的，这也是“水”的另一流派。在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里，大专等同于大学，可以同等学力申硕，这也被一些中介包装成专科生逆袭项目售卖。

我的朋友莉莉就是如此，她本身中专毕业，结婚后在老公规劝下考了个大专。又从中介那里听闻中亚有几所学校可以“专升硕”，摇身一变成了研究生。有了研究生的资格，不管学什么专业，家里都方便“安顿”工作。如今，十多年没上过班的她也顺利进入一家私立学校成为行政老师，拿上了一年十多万的工资，也算迈入了“小镇中产”的行列。

三 疯狂的中介

成为“人上人”的所有条件中，学历认证是关键的一步。

2022年，湖南昭阳学院引进8名2年制菲律宾亚当森大学教育学“水博”事件引发惊天舆情，之后，该校上了中留服的加强认证名单。业内默认“加强认证=不予认证”，东南亚硕博从此暴雷，可怜还在读的学生不知毕业后该何去何从。

有一个泰国留学的女生和我诉苦，她们学校并不在加强认证名单上，但也因为地处东南亚也就此牵连。去年毕业至今，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等到认证，她回国后依旧是那本科学历入职的一家公司。她还有很多计划回去考公的同学，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花十几万回到了起点上。

中介并不会对此负责。既然此地不好“水”，他们就打一枪换一炮，把目标放在了独联体、蒙古甚至南亚等欠发达又不惹人注目的冷门目的地。

那几年全球疫情肆虐，各国都关闭的边口，中留服也允许线上课程认证，这可给留学中介找到了空子。瞄准升学焦虑，中介们逮着机会大肆宣扬“保录取，全程不出境，辅助毕业，无语言要求，学历提成0压力，考公考编占先机”的广告语；社交媒体上搜索“低成本留学”，能跳出来上百个大V亲自带货“王炸项目”；甚至俄乌冲突时，大批乌克兰留学生回撤的档口，中介又钻起了空子。“战争不用出境，万一俄罗斯胜了将来学校直接并入俄国，毕业证含金量嘎嘎提成。名额有限，速来”。

中介们的狂妄不止于此。有人宣称留学国有关系，有人称中留服有门路，甚至如果你的护照办的早，还能给你“提前入学”，伪造一系列上课证明——只要钱到位，一个月就能毕业。就连中亚唯一世界名校QS前200的哈国立也门槛低到“不看高考成绩、不看英文证书、只要英文面试、全程可操作”。

私信我的留学生里，有个02年的男生，老家是山东临沂下面的县城。他的父母教育程度不高，在升学、选专业、考工作等大事儿上都无人指点，选择找中介报硕士都是跟着同学一起的。他们新生群里好多都是同个中介带出去的，当时宣称6.8万“大包”，来了之后才发现学校连学籍都没给他们注册。他察觉不靠谱想退钱，拿出合同对峙却遭到对方冷处理。现在已经撕破脸，委托律师写了诉状准备打官司。

还有中介两头骗。学校催着学生交学费，学生说早给了中介包办，等来等去等不到，惨遭学校开除。还有中介为了早点收取尾款，伪造录取通知书和邀请函。有学生看出问题，拿去找中介对质，对方竟然轻描淡写“学校弄错了”“再给你出一份”。

至于“辅助毕业不是保证毕业，想混到证书也得给学校加钱”；“认证不是无需出境，也不是180天内随意出境，必须得和课表相匹配”；“本地生活费、住宿费也比宣扬的贵好多倍”等等到了之后才中的雷点，更是让学生身心俱疲。

当地的诺鲁孜节上，能看到很多华人身影

我在中亚时，工作的媒体与当地华助中心有联系，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甘肃学生求助，她信用卡刷了3万多的中介费来此“专升硕”，希望能回去考公。没想到来了发现学生宿舍已满，她暂住青年旅社，中介拿着钱什么都不负责，让语言不通的她自己一遍遍办政府机构办差事。

她此前从没有出过国，不会用当地打车软件，不会俄语，更看不懂公交车站牌，每次出门只能是硬走路记路。出门在外亲友无依，让她深感无力和绝望，患上了严重抑郁，身心俱疲。我们提议陪同她一起去移民局办签证，或者和学校申请保留学籍，等她调整一段时间再回来，她情绪直接崩溃，说什么也要回国，只当交给中介的3万块钱打了水漂。

我也遇到过有学生先是交了十几万中介费去了韩国，发现那边拿证难度大、开销费用高，与中介宣传严重不符，和中介撕扯博弈半天，又被转“卖”到了乌兹别克的。他无所谓哪里发达不发达，总之要一个毕业证回去认证，方便考试。

至于真的能得偿所愿吗，很多人告诉我，这一年的高光就是拿到认证变成研究生，此后再没有开心的事。

我朋友的弟弟也是刚“水”回来。拿着“应届硕士留学生”学历参加考试，闯过了“限男性、限应届生、限计算机专业、限本地户籍”四条红线的生死劫筛选后，进到了笔试环节，在20人报名只要2个的名额限制下，他考了第16名。

他发誓，这是他继初中之后全心学习所取得的最好成绩了，认清了自己不是读书考试这块料后，他转而投身就业市场。

小镇的就业市场里，也没有空间给予海外学历更多“优待”。打开招聘软件，在招岗位全是“销售：，月薪3500，做六休一、没有五险更罔论一金。更好的工作，根本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家乡。

即便如此，靠读书完成阶级跃升的传统路径依赖依旧让很多人前赴后继。

之前和中介闹纠纷的山东男孩，最近突然更新了朋友圈定位，跑到白俄罗斯去上学了。我本以为他已经看清这场留学的本质，他却告诉我这回是熟人介绍，时间短见效快，希望能有好结果。

我问他为何还如此执迷，他说没办法，知识改变命运啊。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号称「赛博白月光」的 GPT-4o，在它的知识体系里，对日本女优「波多野结衣」的熟悉程度，竟然比中文日常问候语「您好」还要高出 2.6 倍。

是不是瞬间就下头了？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一篇来自清华、蚂蚁和南洋理工的最新研究直接揭了老底：我们天天在用的大语言模型，有一个算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污染。

论文：从模型 Token 列表推测大语言模型的中文训练数据污染（🔗 https://arxiv.org/abs/2508.17771）

论文中把这些污染数据定义为 「污染中文词元」（Polluted Chinese Tokens，简称 PoC Tokens）。它们大多指向色情、网络赌博等灰色地带，像病毒一样寄生在 AI 的词汇库深处。

这些中文污染词元的存在，不仅对 AI 来说是一种隐患，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体验，被迫接受 AI 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

要求 ChatGPT 重复「וואך」，ChatGPT 根本不知道在回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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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互联网的色情赌博信息，怎么「污染」AI

我们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想让 ChatGPT 推荐几部经典电影、相关的论文等，它突然回了一堆奇怪的乱码网站名、打不开的链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论文。

输入一个看似普通的词语，比如「大神推荐」之类的，它有时候却吐出不相关的符号，甚至生成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

研究团队的解释是：这背后很可能就是 污染词元在作怪。

我们都知道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语料，这些海量数据大多是从网络上进行爬取收集。

但 AI 注意不到的是，它阅读的网页中，竟然充斥着无数「性感荷官，在线发牌」的弹窗广告和「点击就送屠龙宝刀」的垃圾链接。久而久之，这些内容也成了它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变得混乱。

就跟前段时间 DeepSeek 闹出的几起乌龙事件一样，先是莫名其妙的一封道歉信，然后再自己编造一个 R2 的发布日期。这些没有营养的营销内容，一旦被模型吸收，就很容易出现幻觉。

如果说，DeepSeek 出现这些幻觉，需要我们去引导模型；但「污染词元」，甚至不需要引导，AI 自己就乱了套。

什么是「污染词元」，它遵循「3U 原则」：即从主流中文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词元是不受欢迎的（Undesirable）、不常见的（Uncommon），或是无用的（Useless）。

目前主要包括成人内容、在线赌博、在线游戏（特指私服等灰色服务）、在线视频（常与盗版和色情内容关联）以及其他难以归类的异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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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分词过程

那「词元」又是什么东西？和我们理解一段话不同，AI 会把一个句子分成多个「词元」，也叫 Token。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专属的一本《新华字典》，而词元（Token）就是这本字典里的一个个 「词条」。

AI 在理解我们说的话时，一开始就需要先去翻这本字典。而字典的编纂者，是一种叫 BPE（字节对编码技术） 的分词算法。它判断一个词组，是否有资格被收录为独立词条的唯一标准，就是 出现频率。

这意味着这个词组越常见，就越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词元。

你或许能理解，这两年大语言模型流量正攀升的时候，豆包和稀土掘金曾经像是「疯了」一样，把自己平台 AI 生成的大量内容放到互联网上，提高自己的出现频率。以至于那段时间，用谷歌搜索，还有 AI 总结，引用的来源都是豆包和掘金。

现在，我们再来看研究人员的发现。他们通过 OpenAI 官方开源的 tiktoken 库，获取了 GPT-4o 的词汇库，结果发现，里面塞满了大量的污染词条。

长中文词元，全是需要打码的内容。

超过 23% 的长中文词元（即包含两个以上汉字的词元）都与色情或网络赌博有关。这些词元不仅仅是「波*野结衣」，还包括了大量普通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灰色词汇，例如：

• 在线赌博类：「大*快三」、「菲律宾申*」、「天天中*票」
• 在线游戏（私服）类：「传奇*服」
• 隐蔽的成人内容类：除了名人，还有像「青*草」这样表面正常，实则指向色情软件的词汇

这些词元，因为在训练数据中出现频率极高，被算法自动识别并固化为模型的基本构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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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吃了垃圾食品但不能消化

按理说，既然这些污染词元，它们的语料库是如此丰富，应该也能正常训练。

怎么就现在只要一跟 ChatGPT 聊到这些污染词元，ChatGPT 就 100% 出现幻觉呢？

像是下面我们测试的这个例子，要 ChatGPT 5 翻译这句话，它完全没有办法正确理解，这个北京赛车群也是无中生有。

其实不难理解，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词元 Token」，我们说 AI 从互联网上读取数万亿词元的海量数据，一些集中、且反复地一起出现（频率高）的词语就能成为一个单独的词元。

AI 通过这些词元，来建立对文本理解的基础。它知道了这些 Token 是出现频繁、有可能相关，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继续拿字典举例子，这些高频污染词在字典里，但是字典给不出解释。

因为 AI 在这个阶段，学到的只是一种原始的、强烈的「肌肉记忆」，它记住了 A 词元总是和 B 词元、C 词元一起登场，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统计关联。

等到正式的训练阶段，大部分 AI 都会经过 清洗 + 对齐（alignment）。这时，污染内容往往被过滤掉，或者被安全策略压制，不会进入强化学习/微调。

不良内容的过滤，就导致了 污染词元没有机会被正式、正确地训练。它们因此成了「欠训练」（under-trained）的词元。

另一方面，这些词元虽然「高频」，但它们大多出现在语境单一、重复的垃圾信息中（例如一些广告网页头尾横幅），模型根本学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语义网络」。

最终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输入一个污染词元时，AI 的语义模块是空白的，因为它在正式训练阶段没学过这个词。于是，它只能求助于第一阶段学到的「肌肉记忆」，直接输出与之关联的其他污染词元。

论文中案例：当输入涉及 PoC 词语时，GPT-4.5、4.1 和 4o 的输出。GPT 无法解释或重复 PoC 标记。

这就解释了开头，当被要求一个可能是色情的词元「ოუკიდ」，GPT 可能会回复一个不相关的类似污染内容词元「黑*战」、以及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在用户看来，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幻觉。

以及下面这个要求 ChatGPT 解释「_人人碰」，回复的内容根本是乱来。

总结一下，污染 Token 出现频繁 ≠ 有效学习。它们集中在脏网页的角落、缺乏正常上下文，而在后续训练和对齐阶段又被压制，结果就是 词表固化了垃圾，但语义训练缺失。

这也导致了我们日常在使用 AI 的时候，如果意外有涉及到相关的词语，AI 会没有办法正确处理，甚至还有人通过这种方法，绕过了 AI 的安全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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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可以被量化的幻觉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预训练的时候就把这些脏东西筛掉呢？

道理都懂，但做起来太难了。互联网的原始数据量级之大，现有的清理技术根本不可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而且很多污染内容非常隐蔽。就像「青*草」这个词，本身看起来完全绿色健康小清新，任何简单的关键词过滤系统都会放过它。只有通过搜索引擎，才会发现它指向的是什么。

连 Google 这种搜索引擎巨头都搞不定这些「内容农场」，更别说 OpenAI 了。

我前段时间想用 AI 整理一下广州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发现 AI 引用的一篇文章来源，是另一个 AI 账号生成的文章。

一时间，我都有点分不清，究竟是我们每天搜索「波多野结衣」搞脏了 AI，还是 AI 生成的垃圾正在污染我们的内容环境。这简直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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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方法

为了搞清楚这盆水到底有多浑，研究团队开发了两个工具：

1. POCDETECT：一个 AI 污染检测工具。它不只看字面意思，还会自己上网 Google，分析上下文，堪称 AI 界的「鉴黄师」。

利用这个工具，研究团队对 9 个系列、共 23 个主流 LLM 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但程度各不相同。除了 GPT 系列以 46.6% 的长中文词元污染率遥遥领先外，其他模型的表现如下：

最值得关注的是，GPT-4、GPT-4-turbo 和 GPT-3.5 这些模型的词汇库中，污染词元数量为 0。这可能意味着它们的训练语料经过了更彻底的清理。

所以当我们拿着前面那些，让 ChatGPT 开启了胡编乱造模式的问题，给这些模型再问一遍时，确实没再出现幻觉，但是直接忽略了。

2. POCTRACE：一个能通过词元 ID 反推其出现频率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在分词算法里，词元的 ID 号越靠前，说明它在训练数据里出现得越多。

关于文章开头我们提到的 2.6 倍，就是通过这个工具进行计算得到的。

在 GPT 的海量词汇库中，能够被完整收录为一个独立词元的人名凤毛麟角，除了「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世界级公众人物，就剩下极少数特例，而「波*野结衣」就是其中之一。

更令人惊讶的是，不仅是全名，甚至连它的子序列，如「野结衣」、「野结」也都被单独做成了词元。这在语言学上是一个极强的信号，表明这个词组在训练数据中的出现频率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量级。

他们输入「波*野结衣」（Token ID 185,946）和「您好」（Token ID 188,633）的 ID 号，最终得出了那个惊人的结论，前者的频率估算值约为后者的 2.6 倍。

研究人员推断，与「波*野结衣」相关的中文网页，可能占据了整个中文训练数据集的 0.5%。

为了验证，他们真的按这个比例「投毒」了一个干净的数据集，结果生成的词元 ID 和 GPT-4o 的惊人地接近。

这几乎是实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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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和 AI ，都在「垃圾堆」里冲浪

为了应对数据污染，大家也确实都想了很多办法。

财新网就很聪明，在自己的文章页面里用代码「偷偷」藏了一句话，好让 AI 在搬运内容时，能老老实实保留原文链接。Reddit、Quora 等社区也曾尝试限制 AI 内容。

但面对数据污染的汪洋大海，这些行为显然都只是螳臂当车。

就连奥特曼自己都发文感慨，X（推特）上的 AI 账号泛滥成灾，我们得认真思考「互联网已死」这种论调了。

而我们这些普通用户，看起来更是别无他法，每天被迫接受着垃圾信息的轮番攻击。马斯克老说 AI 是个无所不知的「博士」，没想到它背地里天天都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吃。

有人说，这是中文语料库的问题，用英文 Prompt 模型就会变聪明。Medium 上有作者统计过统计了每种语言的 100 个最长 token，中文全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色情、赌博网站的广告词。

而英文的分词和中文不同，它只能统计单词，所以都是一些较长的专业性、技术类单词；日文和韩文都是礼貌性、商业服务类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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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分令人感慨。AI 的能力，除了靠算力和模型堆砌，更深层次的，还是它吃进去的数据。如果喂给 AI 的是垃圾，那无论它的算力多强、记忆力多好，最终也只会变成一个「会说人话的垃圾桶」。

我们总说，希望 AI 越来越像人类。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实现了：我们把互联网这个大垃圾场里的东西源源不断投喂给它，它也开始原封不动地回敬给我们。

如果我们给一个 AI 造一个信息茧房，让它在「无菌环境」中长大，它的智能也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一个孩子如果只被允许接触教科书里的经典课文，他永远无法应对生活里五花八门的口语和俚语。

说到底，当 AI 对「波多野结衣」比对「您好」更熟悉时，它不是在堕落，而是提醒了我们：它的智能，依然只是统计学上的概率，而非文明意义上的认知。

这些污染词元就像一面放大镜，它将 AI 在语义理解上的缺失，以一种荒诞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AI 离「像人一样思考」，还差着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不是 AI 被污染，而是害怕在 AI 这面过于清晰的镜子里，看到了我们自己创造的、却又不愿承认的那个肮脏的数字倒影。

上个月我就吐槽过一件事，当时有媒体宣传公职人员送外卖，说得好像又快乐又赚钱。

我当时的评价就两个字：离谱。

简直是“翻车现场”级别的宣传。

结果呢？这才几天，又刷到一篇同款文章，还是写公职人员送外卖。

不得不说，这次宣传的角度“进步”多了。

说送外卖不但能赚钱，还能得到工作上难得的及时反馈，也暂时放下了焦虑和迷茫，还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我特意瞅了眼岗位，好家伙，三位主角不是干行政就是搞宣传的。那没事了，这俩岗位是挺容易没获得感和方向感的。

说实话，看到写材料的“笔杆子”居然有时间准时下班去送外卖，我第一反应是震惊的（毕竟我在体制内也混过几年）。

就说平时吧，领导白天基本是不在的，不是开会就是出去调研，经常是非得等到快下班了，才扫一眼稿子，轻飘飘一句“不行，思路不对”，你就得留下加班。

至于怎么不对，自己琢磨去吧。

很多时候临时起意明天开个会那也得加班写，请示，报告，参阅材料，征求意见，总有一款会让你崩溃。

而能在上班时间开写材料就已经是万幸了，大多数情况是上班时间得在工位上坐着无所事事地收集资料等上级消息，到了下班再根据意见开改。

就这么一套流程下来，人基本就废了，还谈什么成就感？不给你一连串的负反馈就不错了。

要知道，在体制内，“写稿子”已经算是技术含量高、相对核心的工作了，连这都如此，那些更机械、更重复的活儿，能带给你什么，可想而知。

但送外卖不一样。

就像文章里说的，你跟着手机App的路线跑就行，付出了体力，立马就有钱进口袋。这就是最直接、最上瘾的正向反馈。

能从所做的事情上获得正反馈，多巴胺的刺激，从本来虚无的工作中转为实际的，让人踏实的，有获得感的工作确实是不错的“暂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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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说的是，媒体接二连三地拿这种事大做文章，到底想干嘛？

往浅了说，这是想塑造一种亲民形象：

你看，公务员也能深入群众，体验基层劳动，这对本职工作多有帮助啊。

顺便也告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送外卖不丢人。

再往深了想，这其实是在给所有公职人员打了一剂预防针：

准备好，苦日子要来了。

现在各地财政吃紧，过去靠各种补贴撑起来的高收入正在缩水。

大部分基层岗位的“铁饭碗”，未来很难再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多少了。

一个月就那么三五千块，大学毕业生们，你们还挤破头地往里冲吗？

正是在这种预期下，我们才看到官方开始松口，允许公职人员合规兼职，甚至出台了“副业白名单”。

这次宣传的案例包括上个月的那一篇，不就是政策出台后，官方找来的“模版案例”吗？

这其实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预期管理。

然而，在我看来，这背后还藏着更深的一层算计。

还记得之前对大学生们说的“脱不下的长衫”吗？

这套路其实如出一辙。

它巧妙地将大家对收入下降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个人选择”的问题。

潜台词就是：

你看，人家公务员都能放下身段去送外卖，还干得像打游戏一样快乐，你有什么理由不行？

别动不动就喊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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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现在公众对于这种「诱导教育」的新闻题材，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所以我想这个报道也不例外。

说实话，公职人员去送外卖，有政策依据，也合情合理。

谁说公务员就一定生活优渥？几年前不还有副镇长下班跑滴滴的新闻吗？

可是，拜托能不能别再把“送外卖”这件事娱乐化、游戏化了？

别再用那种调侃、猎奇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里的人。

大家最反感的，就是把底层人的苦难，包装成一碗励志鸡汤。

不光是公职人员，最近什么大厂精英、富二代，一个个都“下凡”体验送外卖。

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把这描绘成一种轻松、解压、还能顺便减肥的潮流生活方式。

搞得好像送外卖是救赎所有人的诺亚方舟，而且过程轻松得像玩儿一样，顺便还能把钱挣了。

说这些话的人，你们自己送过外卖吗？你们的至亲好友里，有外卖员吗？

干过的人都知道，这份职业不说能累死人，至少要褪层皮吧，风里来雨里去，被平台的算法追着跑，被无理的投诉压得喘不过气。

送外卖不是打游戏，就算是兼职送外卖，也不是打游戏，这是劳动者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柴米油盐的来源。

所以，能不能不要高高在上的俯视，也不要信口开河的说教，不仅外卖员们不想听，我们普通大众劳动者也不想听。

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的，

这就好比一个天天吃鲍鱼龙虾的人，偶尔尝了一口穷人家的窝窝头，然后咂咂嘴对穷人说：“哎呀，这个好啊，健康，我们平时都吃不到呢！”

他不是不知道你天天吃这个有多苦，他只是想用自己的“体验”，来定义你的“生活”，甚至堵住你抱怨的嘴，反过来指责你“心态不好”。

不过，我觉得这些文章还算是有点基本生活常识的，幸好只说一个月赚760块，没编出“公职人员下班兼职摆地摊月入过万”的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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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残酷的问题。

连“铁饭碗”都得靠送外卖来补贴家用了，那那些本就“灵活就业”的朋友们呢？他们是不是得打三份工才能勉强度日？

真正该被推上热搜的问题，难道不应该是：

为什么送外卖、跑滴滴这种低门槛、弱保障的零工，会成为这么多人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这难道不是恰恰说明，那些稳定、有保障、有前景的好岗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吗？

我们再往下想一层。

像新闻里的公职人员、大厂精英，他们原本站在社会的较高层级。

当他们“跌落”时，接住他们的是外卖、是滴滴。

那么，那些原本就靠送外卖为生的人，如果他们再失业了，会跌到哪里去？

下面还有什么能接住他们吗？

我想起了08年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几千万农民工返乡，当时的农村是接住他们的蓄水池。

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08那一代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漂一代”，他们在农村长大，会种地。

城市没活儿干了，他们可以回家，重操旧业，至少能养活自己。

但现在这批人，很多是“漂二代”。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会干农活。

他们要么在城市出生，要么成年后就一直在城市打拼，在工厂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上。

所以，当他们失业，回到那个所谓的“故乡”时，面对的是无尽的陌生感。

别说地了，可能老家的房子都塌了。

那个故乡，早已回不去了。

城市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但当他们失业时，城市会把他们当成家人吗？

我想不会。

你看之前那些警情通报，总会写着“外地来务工人员”。

“外地”两个字，冰冷地划清了界限：你只有在犯罪时才归我管。

那家乡的社保体系呢？更不会管，因为你压根没在本地缴过社保。

你看，他们就这样被悬在了半空中。

城市不认他们是归人，乡村看他们是过客。

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地绕开了这个庞大的群体。

当这个群体被生活挤压，掉落到社会最底层时，又该怎么办？

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媒体，能把镜头多分一些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的故事，远比精英体验生活更值得被看见。

最近吴京又被全网群嘲。

这个暑假，几乎每个人都被无数恶搞吴京的短视频普及了“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这一军事知识。

吴京为什么会被群嘲呢？

一种常见的回答是，吴京早就和华为一样，成为爱国的符号，剑指吴京其实意在嘲讽爱国情怀。

进一步地，有些阴谋论入脑的偏执狂还会煞有其事地分析：最近国际国内有哪些大事，这个时候发生全网嘲讽吴京的现象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

我当然支持爱国，也挺喜欢吴京的一些作品，但必须说，吴京这次被群嘲真的和爱国没关系，并且多少有些“罪有应得”。

首先，最近嘲讽吴京最起劲的，相关抽象、鬼畜视频最多的是抖音和bilibili，而对现在的网络环境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网站的爱国情绪是非常浓厚的。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从实质内容看，吴京被嘲讽的点显然在于采访言行（特别是微表情）过于搞笑，夸张地展现了一种典型的“登味儿”、非常之“飘”。

一些网友的评论很精彩：

一般人要达到这状态，怎么也得喝下半斤，吴京不一样，他随时能进入这种状态；

吴京参加过哪几次重要战役？

吴京参加军事夏令营就有了一生军旅情，不知道的都以为他真当过特种兵。

应该说，这些嘲讽不算冤枉。

本身战狼就是吴京理想中的自我形象的表达，他确实有些入戏太深了。

而在这些嘲讽视频的留言板中常被提到的，是吴京在综艺节目中对自己妻子谢楠的大男子主义表现。

显然，在这次吴京群嘲事件上引入爱国议题属于想当然。

这次解构的核心是一种中老年男性的“登味儿”。

当然，本就因为爱国议题讨厌吴京的人，也会更热烈地嘲讽，这个是可以想见的。

话说回来，吴京这个年龄的男性，特别是像他如此成功的男性，又特别是之前发展不算很顺，最近十来年终于站上巅峰的男性，有这些自我迷恋、自我吹嘘的表现也很正常，且完全不是原则性的缺点，无可厚非。

这个事件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网络的恐怖性。

很多时候不能以特别严格的因果分析去把握特定热点的爆发，虽然无疑有一些大的背景在起作用（比如这几年对直男、对登味儿的嘲笑），但具体哪一个人、哪一件事被引爆却具有高度的偶然性。

吴京这次被嘲直接的导火索是他 投资并客串的电影《再见，坏蛋》票房表现极为惨淡。

网络热点本身按着自己的逻辑运转，本质上，被讨论、嘲笑的那个人并不是主角，他到底怎么样，也没那么多人真的关心。

一旦这个剧本写好、角色被选定，那么一场注定了的网络风暴就得走一遍。

普通人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的。

在这个时代，除非靠流量吃饭，真的没必要追求成为网红。

谁都难免有缺点；即便真的无可挑剔，看热闹不嫌事大、辨别能力感人的人也会觉得你有错误。

这意味着，无论你实际上如何，一旦你被恰好选中了，那么这场风暴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的，是注定砸向你的。

这篇文章写了两周，改了好几版。

考虑到话题的敏感性，把最初那些情绪化的表达基本都删掉了。但数据就摆在那里，该说的还是得说。

406亿社保基金被挪用

2024年国务院审计报告披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数字：13个省份挪用或违规调剂社保基金，涉及金额406.26亿元。

看到这个消息，说实话，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406亿意味着什么？

这相当于 100万退休人员一年的基础养老金。

关键这些钱，原本等着我们退休时领的，现在被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还政府债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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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都去哪了？

审计报告显示，这些钱主要用于 "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翻译成人话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要发、政府部门要正常运转、各种项目要维持。

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我想问：为什么要用老百姓的养老钱来保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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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骗保同样猖狂

除了政府挪用，个人违法行为同样触目惊心：

• 山西某职工档案被篡改14次，造出"1岁工作、22岁退休"的荒诞记录，骗取69万元。
• 审计发现，25个省份有 2.83万名职工 通过造假提前退休，违规领取 5.19亿元，平均每人18万多元。
• 16个省份的90家中介机构，帮助2万多人违规参保。
• 哈尔滨一家中介帮271人违规参保，造成基金损失1.15亿元，自己获利400万元。

为什么明知违法还要骗保？

收益巨大（经济差距几十万）、查处概率低（冰山一角）、违法成本可控（实际判刑案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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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系统性问题

民生资金被挪用远不止社保基金：

• 教育资金：40.89亿被挪用（110个县）
• 农民补贴：41.64亿被截留（175个县）
• 专项债资金：651.8亿被挤占（92个地区）
• 合计：超过1140亿元

案例：
甘肃某财政所长编造80个农户信息，冒领400多万农业补贴全部用于赌博。
农民苦苦等着补贴过日子，钱却进了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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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1. 制度设计缺陷
   全国2800多个统筹单位各自为政，地方政府既管钱又花钱，参保人对基金使用毫无知情权。

2. 法律责任双重标准

   • 个人骗保3万元可判3年
   • 政府挪用数百亿往往以"整改"了结
   • 个人有明确司法标准，政府挪用缺乏统一认定标准

3. 优先级颠倒
   财政紧张时，宁可挪用养老基金，也不愿压缩奢侈开支。
   例如：10个人的单位租3937平米办公室，花238万修假山凉亭，同时民生资金却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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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让问题雪上加霜

• 抚养比恶化：2023年为2.4:1，预计2035年降至2:1，2050年可能跌破1.5:1
• 收支平衡拐点：预计2028-2030年出现
• 挪用损失放大：406亿按6%年收益率计算，10年损失约320亿
• 区域不平衡：广东结余超1.3万亿，黑龙江已现收支缺口

挪用资金主要发生在 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寅吃卯粮"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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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人的冲击

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我都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产生 "社保不如自存" 的想法。

• 年轻人缴费供养当前退休人员，自己的钱却可能被挪用，这份代际契约还靠得住吗？
• 社保缴费率高达28%，如果市场化投资，长期收益远超当前替代率。挪用行为进一步降低了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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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

• 新加坡：公积金局完全独立于政府财政，政府不能挪用一分钱，每个人随时可查账户详情。
• 加拿大：CPP由独立投资机构管理，政府不得干预，定期向公众报告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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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哪里？

• 制度层面：设立独立的社保基金管理机构，与政府财政完全分离；建立实时监控和信息公开制度。
• 执法层面：严厉追责挪用行为，统一执法标准，消除"个人严政府松"的双重标准。
• 理念层面：重新定义刚性支出，老百姓的医疗、养老、教育才是真正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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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406亿不只是个数字，它代表着几百万农民的养老希望，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

我就想问，这些钱被挪用时，有人想过那些：

• 指望着养老金的农民工
• 每月按时缴费的年轻人
• 咬牙给员工缴费的小企业主

他们的钱，凭什么被拿去修假山、买万元树苗、装豪华办公室？

审计报告只说了"13个省份"，具体是哪13个省，连审计署都要"点到为止"。

我们交社保是为了老有所养，希望这次审计报告能成为真正的转折点，让民生资金回归民生，让制度重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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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务院审计署《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很多自媒体博主疯聊，劳务派遣公司将面临大清洗。

派遣公司不仅不会面临大清洗，而且未来将常态化，并占到用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先扒一扒劳务派遣的起源、发展。

劳务派遣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后来推广到全球。

改开初期，为了满足外企驻华代表处用人的限制，当时批准成立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这算是咱们劳派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劳务派遣确实帮助不少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2001年，进入WTO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风险，大量企业将派遣人员应用到各行各业。

至此，劳务派遣开始全面普及。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意是强化对正式工的保护，没成想，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将大量岗位转为派遣制。

派遣工数量从2008年代2700万，暴增至2023年的4759万。

2013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明确派遣制岗位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规定企业使用派遣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用工量的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劳务派遣只会愈演愈烈。

从企业、机构、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实在太香了。

你比如说企业。

如果正式工成本10万，拿派遣工成本基本在6万及以下，压缩幅度40%，甚至更低，企业不用承担、社保、福利等长期支出。

一旦有工伤、劳动争议，矛盾、责任直接转嫁到劳务公司。

用工形式非常灵活，旺季快速补充劳动力，淡季直接缩减规模。

劳务机构就更不用说。

他们向用工单位收取派遣工薪资的10%-25%的服务费，利润就是工资的直接抽成，这也是过手油。

公共服务部门也喜欢。

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两大类，因为编制限制，指望通过派遣制师资、医护解决缺口问题。

有些中小学派遣制教师占比达20%-30%，一些新建学校、偏远地区占比超过50%。

别的不说，如果你是派遣制老师，那么在待遇、稳定、职业发展方面，一定会全方位受限。

如果你在学校，在职称、学历、进修、评级等方面，几乎都没有进步的可能。

很多企业都是搞“假外包、真派遣”，互联网大厂早已普遍推行外包模式，很多知名大厂的外包比例都超过50%。

没办法，派遣制就是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从短期来说，劳务派遣确实能够缓解财政、编制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资源的动态匹配。

但长期来说，以学校为例，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稳定，派遣制加剧阶层分化，人为制造“教师中的二等公民”。

师资流动性破坏教学的连续性，待遇不公也会加剧人才流失。

不过就眼下来说，怎么解决灵活与保障问题，怎么平衡效率与公平挑战，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效改观。

那么，劳务派遣的这个权宜之计还会一直常态化持续。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

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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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盘君没多言，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就一句：“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没承想，这视频发出去才两天，夜里七点多，他老家的门就被叩响了。来的是四个穿制服的民警，彼时盘君没在家，屋里只有年过六旬的老父老母。

老两口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邻居送东西，开了门见这阵仗，话都噎在了喉咙里。民警说，盘君在朋友圈转了“宁远县公安局的内部讯息”，要他删了才好。

老人家一辈子没跟民警打过这样的交道，攥着门框的手都在抖，直到盘君赶回来打了电话，这事才算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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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之后，联合调查组出了通报。说民警上门是为那“内部讯息”，过程平和，有执法记录，待了二十八分钟就走；也说乡政府缺岗的事查了，属实，会按规矩处置。

只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通报里没沾边：为啥要选在夜里上门？那“内部讯息”到底是啥，值得这般上门？

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乡里起初的态度。

有人去问缺岗的事，先答“我们是巳时上班，不算迟”；等拿出县政府辰时上班的规定，又改了口：“有些人家住得远，路上费时间。”

到最后，也不过是罚了迟到的人二百块钱——要知道，那日空着的岗，足足二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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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就怪了。二十二个人不在岗，百姓办事得等，乡政府隔了一天才去查；一条朋友圈的讯息，倒能让民警连夜跑一趟。

这“急”与“缓”，到底看的是什么？难不成，那“内部讯息”，比百姓能不能办成事还重要？

按公安系统的规矩，涉密、敏感的内部讯息，不能随便转，转前得经保密审查。

可要是盘君转的，本就是那便民中心缺岗的事呢？这事关着百姓办事的便利，该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让人说，怎么就成了“不能外传的”？

这般事，先前也有过。今年七月，重庆云阳县的政府部门被曝巳时还没人上班，纪委监委很快就介入了，查了也说了要改；河南商水县更直接，把“吃空饷不干事”的人撤了职、追了责。

比一比就清楚了，宁远这边的做法，实在有些拧巴。乡里先对着缺岗的事敷衍，接着民警又深夜去敲人家的门，眼里没顾着“办事难”的根本，倒先去管了“说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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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众人拿手机拍一拍、说句公职人员没尽到本分，这不是添乱，是在行使该有的监督权。

可公权力面对这样的监督，该怎么回应？是该先把空着的岗填上，让百姓第二天能顺顺当当地办事，还是先去提醒那转发讯息的人？

监督该是敞亮的事。如今，民警夜里的脚步声，敲在盘家老两口心上，也敲在旁人眼里。

我们总在说“监督权”，可这权利，到底要怎么才能不打折扣？要怎么才能让百姓说话时不用琢磨“会不会惹麻烦”？要怎么才能让“为民服务”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字？这些问题，不是只问宁远的。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作者是北京大学一位的教授，研究人口的（著名的计生专家）。

分享文章里面提到一些观点。

比如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片面，危害很大，不可持续。”

理想的制度文明体系能确保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

这些话虽然写的很委婉，不过联系一下标题，这话是不是在变现承认了，

我们那四十多年影响了十几亿人的计划生育，其实一直缺少一套科学、人性化的顶层设计？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这还只是让我疑惑，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彻底蚌埠住了。

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

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还是分门别类、等着被开采的那种。

看到这儿我基本就明白了，

这篇文章，压根就不是写给我们这些“矿”看的。

说白了，文章的核心焦虑就一件事：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快没了，得赶紧想办法。

办法呢？

无非两条：一是让大家生，二是对年轻人好点。

但具体怎么做？

没说。

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唯一沾点边的建议，就是要对生了三胎以上的家庭“不予惩处”。

那生育率未来会怎么样？

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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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日韩的现状早就告诉我们，把生育率搞崩盘易如反掌，想再拉回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最好的机会窗口，在十五年前，其次是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开始真金白银地补贴，或许还能听到点响声。

结果呢？

开会、开会、再开会……一定要等到新生儿数据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才开始反应过来，当初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这就不得不提当年那位著名人口学的专家翟教授了。

在15年开始提倡开放二胎时，数据上看已经晚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不能立马放开。

他当初经过一番“缜密计算”，在其论文中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将导致未来四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生育率将达到4.5，累计多出生9000万人。

你看这个数，还有零有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计算的嘛。

这篇论文当时还被广泛用来证明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是现在知道是多么的荒唐可了笑。

最魔幻的是，放出这种“神论”的专家，不仅不用为自己错误的言论负责，

如今还能摇身一变，继续以权威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个奇观。

看看这位他最近又抛出的高论：

第一，说西方的“生育率”、“预期寿命”这些术语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要搞一套“自主话语体系”。

第二，高度认可国外发钱发福利的经验。

第三，痛心疾首地表示，社会上对人口问题的“误解”太多，“半专家”横行，急需“科普”。

还得是大教授，道理就是多。

首先，大家都是地球人，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能有什么东西方之分？

退一万步说，当年算出4995万这个惊天数字的时候，用的不就是您现在批判的“西方术语”吗？

怎么，术语这东西还带“薛定谔”属性，用对了就是你的，算错了就赖西方？

其次，发达国家生育支持体系最大的经验教训，恰恰是：

别抱太大希望，而且越晚行动，花钱越多，效果越差。

我们现在的情况，连可以摸的石头都快摸不着了，因为发达国家都没在生育率低到这个地步才开始救市的先例。

最后，说我们老百姓是对人口问题存在误解，问题是我们连最基本的人口数据都很难及时看到。

而所谓的真专家要么预测失灵，要么集体失声，那可不就得让“半专家”们占领舆论高地吗？

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谈何科普呢？

人口基础数据的计算其实很简单，人口总量、出生 / 死亡人口，无非是加减或比大小；

老龄化率、出生率这些 “率”，也只是做除法 ，哪需要什么高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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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

“我们不是不生，而是缓生、慢生、优生，有次序的生。让有能力的人先生，带动后生的人，最终实现共同生娃。”

你看，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也真是这么说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言腐败”。

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为了某些利益，故意偷换概念，把一个词的意思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样子，让残酷的现实显得温和无害。

比如说，

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

找不到工作叫慢就业灵活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呆着叫全职儿女，

找到工作被开了叫优化，把人开了之后，公司说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现在，这套玩法终于轮到出生人口了。

断崖式下跌多难听啊，我们来搞“制度人口学”，搞“话语体系创新”，听起来顺耳多了不是。

从四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到今天的“制度人口学”，词儿是越造越新，但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到底有没有把人当人看？

只要一天还把人当成可以计算的“资源”、可以利用的“红利”，那人口问题就永远无解。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追求幸福、自由和尊严的本能。

如果一代人的感受是“生而为人，长成牛马”，

那谁又愿意，或者说，谁又忍心，再生一个“小牛马”出来，重复这被当成耗材的一生呢？

所谓的“人口优势”到底是谁的优势？所谓的“人口红利”又是谁的红利？

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可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发明新词来美化问题。

不得不说，在语言科技这个领域，我们真是遥遥领先啊。

这是官方对于人矿优良的考虑吗？

此前，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

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8月22日下午，湖南永州市宁远县联合调查组就盘某某发布的“乡政府上班时间大量缺岗”“民警夜访爆料人家里吓得老人想喝药自杀”的舆情事件通报了调查情况。

通报称，民警全程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没有语言恐吓，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盘先生希望公开或者允许他个人观看执法记录仪的全程执法过程的视频。

或许是真的“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我觉得警方十有八九不会公开执法视频。盘先生的父母受到惊吓，欲喝农药自杀，这只能说明两位老人的胆子太小——即便如此，宁远警方能这样做吗？

盘某某向新黄河记者回应称，当天去他家里的4名民警中，有2名民警其实知晓他的手机号码，他认为民警根本没有夜访他家并惊动两位老人的必要。

盘先生说的没错，为了这点小事，民警有必要兴师动众星夜上门吗？在宁远，白天上班时间，有大量公职人员缺岗，正经事没人管，夜晚上门倒是积极，这不浪费资源吗？

乡政府缺岗问题曝光后，当地还没有回应社会，反而是民警提前夜晚上门了。有这功夫上门“谈话”，不如好好查查缺岗的问题，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而且，公职人员在岗尽责是本分，接受监督更是应该的。一发帖，民警夜晚就上门，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广西的“亮证姐”事件，在会车纠纷中“亮证姐”亮证威胁“平头哥”，“平头哥”报警未果后，便把事情发到网上，民警居然也是星夜上门。

同样，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中，博主“李然于心”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学生杨某媛（“性骚扰”案女主角）论文造假后，结果，也是有民警和不明身份的人深夜上门。

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普通人投诉点事却被一句“协商解决”打发。按道理，民警半夜上门应该仅限于刑事侦查、紧急治安案件等必要场景——为何热衷不辞辛苦星夜上门为人民服务呢？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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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远县村民盘某某遭四名民警上门，竟只因为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公安局内部信息’”？当他本人不在场时，还要由其年迈的父母直接面对持续半小时的问话？

官方通报给出的理由，实难服众。通报轻描淡写地强调民警“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交流平和”，但当事人表示，自己的父亲情绪崩溃几近轻生，透露了权力阴影下普通人的真实恐惧。

通报将民警行动定义为“核查信息外传情况”，却对所谓“内部信息”的内容、密级及危害性只字不提。后来曝出的截图也显示，这不过是十分普通的一则内部通知而已，只不过可能让收发通知的部门脸上无光。

国家《保守国家秘密法》要求涉密信息必须明确标注密级（绝密、机密、秘密）并限定传播范围，而一句语焉不详的“内部”二字，竟成了四名警察擅闯民宅的全部理由，这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吗？

当公民的家门因一句模糊的指控而被迫敞开，个人的住宅安宁权已在权力的傲慢前无声瓦解。

最近，这类事件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在一个月前，广西防城港的陈先生因曝光“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让路”，遭两名民警协同涉事女司机深夜10点上门施压，导致陈先生患高血压的母亲受惊发病。

耐人寻味的是，民警未调查女司机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反而将矛头对准曝光者。

同样，在宁远事件中，乡政府人员迟到缺岗的实质问题被一笔带过，转发“内部信息”的普通人却被四名警力“重点关照”。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背后，是一种扭曲的“维稳”逻辑：消除“负面影响”的紧迫性，远高于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当民众因家暴、诈骗或校园霸凌报警求助时，常被告知“警力有限”；可当一条朋友圈或抖音视频触动某些部门的敏感神经，却能迅速调动多名警察星夜出动。纳税人的警力资源，究竟该用于保护公民安全，还是庇护权力颜面？

他们会说上门施压的威慑是“交流平和”，也不会告诉你，若不配合，下一步就是“寻衅滋事”的终极武器。

甘肃宁县家长邓建国的遭遇近期又被媒体提起：2023年，他因质疑儿子校服甲醛超标（后检测证实含棉量未达国标35%的要求）发布视频，被警方认定为“引发10万次阅读造成秩序混乱”，处以7天行政拘留。尽管法院终审判决警方违法并赔偿3237元，但邓建国已付出失业、离婚、罹患抑郁症的惨痛代价。

更荒诞的是湖南湘阴的肖新良案——他一句评论“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仅收获6次点赞，却被警方以“引发他人诋毁言论”为由拘留5日，基层法院甚至支持警方观点，直至三年后省高院才还其清白。

法律条文中的“寻衅滋事”本需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要件，但这条罪名早已异化为权力打压批评的万能工具。

宁远警方以“内部信息”作为上门依据的模糊说辞，恰恰暴露了权力运行的任意性。如果转发内部信息确涉公共安全，警方应依法说明其性质及转发危害；若仅属一般工作信息，则公民转发行为完全受《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保护。

现实中，“内部”二字已成黑箱，既能掩盖执法依据的缺失，又能规避公众监督。这种模糊性纵容了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肆意侵入：从朋友圈内容到家庭住宅，从亲属牵连到心理威慑，公权力的触角以“维稳”之名无限延伸。而所谓“全程佩戴记录仪”的辩解，也不过变成了免责工具。

当公权力失去边界，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邓建国在胜诉后坦言，一纸“程序违法”的判决无法抹去被拘押的屈辱感，更难以挽回破碎的事业与家庭。

一些部门迷信“删帖维稳”能平息事态，殊不知每一次滥用警力的行为，都在维权者心中浇筑更深的愤懑，在公众心里播下恐惧的种子。警察的天职本该是保护公民免受侵害，而非充当个别部门的“舆情消防队”。倘若民警对校服厂商的报案反应神速，对问题校服却视而不见；对一条朋友圈的转发如临大敌，对乡政府人员缺岗却轻描淡写，那么“人民警察”的崇高性，终将在选择性执法中消磨殆尽。

当前最紧迫的，是以制度牢笼锁住恣意的权力：明确警察执法边界，严禁非紧急情况下无令状入民宅；废除“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属性，严防网络言论入罪；设立跨区域警务督察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违法执法的包庇。

公权力的每一次越界，都在透支社会的信任资本。因此应该时刻牢记，警察是人民的盾牌，而非权力的打手。

（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24年12月11日）

如果让我问你，在平常见到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哪个岗位是最像“摆设”的，你可能一下子答不出来。但是如果我问你每个地铁车站的安检员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形式，跟“摆设”差不多，估计你可能和我会有一样的感觉。我在全国乘坐了这么多地铁，在国外也坐过地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地铁安检这道程序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设立。

在国外的地铁车站全都是乘客直接来到站台等候上车，根本就没有什么安检的程序，即使是枪支如此泛滥的美国也没有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环节。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日本，当时正好是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制造杀人案件之后不久，在地铁车站里到处都是对奥姆真理教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但是地铁站里还是没有安检装置。在欧洲的地铁车站同样是如此，没有专门的安检设施。

有的人会说，在地铁车站设立安检设施，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乘客的安全，机场和火车站不是都有安检设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以我个人的观点，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设施，只有机场应当有安检环节。这是因为，同样是交通工具，只有飞机是一旦起飞后无法紧急停止以疏散乘客实行紧急避险的，至于火车、地铁、公交等，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立即停车，让所有乘客迅速逃生，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车站安检环节的设施及人工成本，这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试想，一个地铁站光是安检员就要配上好几个人，在今天人力成本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多养一个人要占用财政多少资金？谁也别说在这里雇用人员是地铁公司企业自己的事，要知道，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不是靠财政补贴生存的，因为这是公共交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亏本也要做，所以全世界的地铁没有一家是盈利企业。有的人会拿出新加坡地铁作为例子，说新加坡地铁是盈利的，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加坡地铁账面上的盈利，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在暗中进行了一种“另类的”补贴，也就是新加坡的地铁运营是不计提折旧的。

现在整体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各地财政可以说债务缠身，还要花出一笔不小的经费专门养这些人和设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第一是增加成本，第二是维护了这个小群体人员的特殊利益。其实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看出，除非来了什么紧急任务或者“重大活动”，在其余的时间里地铁的安检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完全是在走过场，有的甚至连这个“过场”都懒得走。

你可能会说，多了这么一层安检，至少可以让我们更放心，能够有效减少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伤害。请注意，这种思维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谬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公交车也是公共交通，是不是有必要在公交车站也设立安检装置？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在于，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就花费与之不相称的成本去进行预防，这就好比为了防止有人从高空抛物伤害行人（这种情况的报道甚至比地铁和火车站出事的要多得多），所以要让每个人上街都要头戴安全头盔一样，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吗？

至于为了保证“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而对地铁加强安防，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些“重大任务”和“重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官方自己想象出来的，也是一种变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老百姓才不关心呢。不仅地铁是如此，在我看来火车站也没有必要设立安检，道理与前面的一样。我在国外也坐过火车，没见到哪个国家的火车站有安检的，而那些国家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可是比我们国家“乱多了”。

如果说伤害概率更高的地方，其实还真不是火车、地铁和公交，而是医院。不信你可以看看，是伤害医生的情况多还是在地铁上制造伤害的事情多，相信你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但现在的事实是，有多少医院实行了认真、有效的安检？

所以，就如同财政的钱要花在刀刃上一样，投入重大人力物力的安检是不是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地铁安检：摆设还是安全？

名义上，苏联的社保体系号称“全民福利”，实则是一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赤裸裸的剥削，罪证主要如下：

第一，等级森严且极端不均的福利分配。极少数的特权阶层的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工人、农民，而农民在1964年之前甚至没有养老金。特权阶层还享有法律之外的各类隐形福利，疯狂地蚕食本应全民所有的福利资源，如完善的特供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医疗、教育）、更大的住房面积、惬意的定期疗养等——而彼时的苏联人民还要为一块发霉的黑面包工作超过八小时，在老破小的商店里忍受人挤人的滋味。

第二，牺牲代际公平的现收现付制度全方位坍塌。现收现付制度是养老金支付的主要模式，但苏联建立的单一支柱的现收现付制度，充分展现了其弊端：
（1）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生育），供养比彻底崩溃，1965年苏联劳动者与退休者比例为6:1，1990年降至2.5:1，整体支付能力锐减，但福利待遇（主要指的是特权阶层的福利待遇）不变
（2）在缺乏足够的资金积累的前期下，政府财政长期承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人口、石油红利锐减，计划经济彻底陷入僵化泥潭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政府财政已达崩溃边缘；
（3）面对当下巨大的缴费压力、超长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非特权阶层的苏联人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信心彻底丧失。

第三，运行机制的僵化与不透明。社保体系高度依赖行政指令，缺少足够的灵活度，无法有效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其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缺乏监管，普通民众无从知晓资金流向，而对特权阶层福利消耗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腐败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进一步侵蚀了体系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臭名昭著的特供商店，铁证如山

社保体系的崩溃，不止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低养老金的退休者被迫返岗挤兑青年人就业，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工厂产能下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更意味着苏联执政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苏联的社保体系并非无药可救，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可以改良，以挽救当时日益僵化的体制和人民日渐丧失的信心（非常欢迎读者的指正与补充！）：

1. 取消或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以及部分福利，节省资金注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缩小工农与干部待遇差距；
2. 定期动态调整一定期限内的社保缴纳费用、养老金支出，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3.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根据成立的年限、不同的类型、利润率的高低设置不同的企业缴纳比例，差额由国家财政补齐；
4. 对富人、中大型企业征收更多的税（特别是富人），用以补贴社会福利；
5. 取消或降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减轻底层劳动者压力，或者根据年龄、工龄、工种等实际情况，有层次地划分最低社保缴纳基数。

笔者认为，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最可行的是第一条——削减干部的养老金补贴和福利，补贴普通居民，以缩小待遇差距。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条——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苏联官员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数量庞大，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他们除非集体性思变，否则绝无可能主动提出让渡既得利益，苏联内部的官员浓厚的被鼓励的利己主义（而非人民主义）的氛围既是如此。

最上层的苏联掌权者更不会在乎普通苏联民众的死活，虽然他们明知向民众进一步让利会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但他们一是已经向基数庞大的官员让利，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二是更怕高级官员的颠覆，因此任何改良政策名义上是为了苏联人民，实则还是为了特权阶层。

而苏联官员并非完全世袭的特点，也为普通苏联人民的阶层跃升提供了非常微小的可能，这当然也在分化苏联人民和压制他们的能动性。

大排长龙的普通商店，当时苏联的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赫鲁晓夫楼中

而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

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板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按：该文章已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被投诉下架，目前在微博平台仍然被限流可见。

拉拉女孩卧底打人团伙，“以身入局，胜天半子”

前言：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

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流放地）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韩梦的形婚男友小凯曾经在郑州人民公园两次被打，曾经当过兵的韩梦替形婚男友、替同志群体出头，想要找到打人的人，并留下他们的作案证据。之前“流放地”公众号文章中曾提到“萌萌”（韩梦）的事迹，但小凯的母亲担心小凯和韩梦被打人小混混打击报复，曾联系我要求删文。但因为误会，打人事件的幕后英雄韩梦仍被拘留。小凯终于决定不再沉默，主动联系我，决定向大家说出真相。下面是他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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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凯，郑州本地人，是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者之一。2024年6月9号我在郑州杂技馆旁边的夜市吃完饭，去人民公园西北角靠近酒场那个厕所上厕所。上完厕所刚准备出去，就看到有五六个男的(15~18岁，其中两三个染着黄头发，有一个胖胖的)手里掂着短的木棒进来了，后面还跟随三个女的，都是染着黄头发(都是15~18岁之间)。领头那个黄毛(身高173、体重60公斤左右)上来就扇我左脸，另外一人用厕所的扫把上的木棍子抡我，我被打倒，眼镜被打飞出去，人都懵了。然后有一根更粗的棍子大力打到我左侧额头，当时就头破血流了。

然后他们又持续打了我的腿部和腰部，我找到眼镜站起来后想逃出，这时领头的黄毛又拿棍子和拳头疯狂地打我右脸，那几个女的则在厕所门口堵着。我说你们打错人了，然后从厕所门口冲了出去。

这时其他人都出来坐上电动车，只有那个黄毛还追在我后边儿，用木棍子打我背，我大叫救命，他追打我，直到其中一个女的喊他上车“走"，然后我看到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三辆电动车上，往南阳路方向逃走了。

被打当天我自拍留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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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后，我家人去了人民公园监控室查看监控，很意外地发现人民公园西北边的所有监控头都是坏的。工作人员说监控电线屡次被人恶意剪断，没有财力修复。查不到线索，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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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1日夜里睡不着，我又到郑州人民公园“散步”，我以为打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9左右，我刚从公园西门左手边的小道进去，就看到六个16-18岁的高中生模样的小年轻，手里拿着木棒子、黑皮带从山坡上下来，为首的是个赤裸着上身的、身板偏瘦、个子偏低的人。看到那些棒子，我感觉不太对劲，扭头就往公园外面跑。

他们见我跑马上就像疯了一样地追我，用棍子猛烈的从后面打我的右手臂、右大腿、右膝盖、左膝盖、左小腿、右耳下方、屁股、脚……造成我右手臂肿胀，多处开放性撞击伤、软组织损伤（这段经历，我化名Mars在网上讲述过）。

但和上次不是一群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伙人相互认识。之前他们打人是不拍视频或者照片的；这次，他们边打边拍。网上流传三个视频，其中44秒视频中穿灰色上衣、戴黑框眼镜的就是我，被他们用长棍一路追打，好不容易才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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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登场，开始卧底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1.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2.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这个群名叫做“打击艾滋小分队”。他们把男同与艾滋捆绑在一起，故意污名化性少数群体。

群聊刚开始是5人，后来那4个小混混又拉进了6个人。这6个人都是原来在人民公园打过人的。警方也是根据这个群的群聊，后来把这11个人一网打尽的。

6月24日夜，韩梦又跟随小混混团体去公园，并暗中拍摄视频记录(就是蓝衣男子被打的视频)，尤其对主犯黄毛的脸部进行了针对性拍摄。可以在视频里听到韩梦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和“发到群里”这句话。拍摄全程，她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手。

网传视频中的这只手就是韩梦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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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套证，获取视频

24号当天晚上，为了套出来小混混们以前打人的更多视频罪证，韩梦主动请小混混们喝酒吃饭。

喝酒的就是经常在人民公园打人的小孩。右边纹身的，是2024年打我的人；左边那个黑衣服的，和他们的团伙在2025年打了我。

趁他们酒醉，韩梦问他们有没有以前打人的视频，让她看看。没想到小混混竟直接把他们5.31打我的视频发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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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受伤、住院、拘留

6月27日前后，为了拿到他们更准确的身份信息破案，韩梦谎称朋友有一家自传媒公司，现在招聘群众演员，一天工资是300块，如果他们想参加就帮他们试镜一次。她以试镜为借口给他们拍了大头照，然后以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的方式获得了他们部分人的身份证号。

27号晚上，小混混们又去公园打人，韩梦就跟随小混混们用手机继续拍摄，万万没想到从草丛中窜出一个男的，手持铁锤，往韩梦头上砸，韩梦本能防卫。同时韩梦开始呼救，小混混们闻声赶来，群殴了这个男的，这位男士曾经被这群小混混群殴过，今晚埋伏在此就是为了报复他们。他误认韩梦是和小混混一伙的，误伤韩梦，导致韩梦左侧上额骨鄂突骨折。韩梦打了110，这个男的和他的凶器被警方带走了。

之后，因为头部受伤，韩梦开始住院治疗，从此无法再获取小混混打人的证据。

下面是我和韩梦那几天的对话，可以作为佐证：

这是韩梦和我、我爸的聊天记录。其中的 baba 就是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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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混混的群里、小混混面前，为了获得深度信任，韩梦有时不得不说一些狠戾的话，迎合他们，拉近彼此距离，但平时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记得那天韩梦很温柔地跟我说：“哥哥，我已经帮你找到证据了，你不要再睡不着了。”因为两次被打，我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因为药物反应，还有段时间浑浑噩噩的，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声。

韩梦拿到的三个视频，我私聊发给了我的微信好友。打人者太凶了，朋友气不过，就给打包一块发到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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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不过，也许韩梦卧底的方式方法欠妥，但她的起心发念是为了搜索证据。如今韩梦仍然拘押三看，请各位网友评评理，韩梦是否违法了?恳请公安系统的诸位领导们，给她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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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几乎就是韩梦以一人之力破的。现在这个案子到检察院了。韩梦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抓紧时间找到6月23日、6月24日、6月27号的受害人，请他们给韩梦写一张谅解书，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特别是6月27日被打的那位同志，如果您能看到这条消息，请帮韩梦写一份谅解书，这样检察院法院会减免韩梦的刑事责任。

这几年来，很多通讯录在人民公园被打，如果不是韩梦，可能这件事被曝光得更晚，会有很多受害人。韩梦是为了帮助同志群体出头，才身陷囹吾！曾经我怕出柜怕公开，现在为了找到那几位受害者，为了帮韩梦洗脱罪名，不得不把她做卧底的事儿、我们的通讯录身份给公开了。

现在韩梦已经被拘留了一个月零十天，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危，希望这位帮助我、帮助同志群体的女英雄能平安归来。

韩梦希望就我把她做卧底的事儿给曝光出去。她还说，要用她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儿贴到网上，让网友知道她是卧底。

（亲历者和当事人小凯讲述；照片和聊天截图由小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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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次事件警方的处理，极为高效，为郑州城市形象扳回一城。现在事态渐渐平息，希望检察院能够尽快分辨是非曲直、公正处理，重新赢得网友民意和城市信心。也期待郑州能借此机会，在城市治理、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更进一步。

“可以坐着上班”

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

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文｜孙漫漫
编辑｜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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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

在许多门店，劳动的第一要求不是把事情做快，而是把样子摆对。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要缓解并不难。一双压力袜、一副支撑性鞋垫、每站五十分钟坐十分钟，都能让情况好很多。但店里不允许。

这种逻辑里，站立并不一定能提升效率，却成了“敬业”的证明。于是，哪怕客人不多，员工也不能坐下。前厅留一人值班、其余人去后台休息，这样的安排被认为“不专业”。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兼职第一周，他每天口播到嗓子干哑，吞口水都疼。一位同事辞职了，因为声带结节。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这些台词里，有提醒顾客小心烫口的好意，也有品牌广告，还有复杂的问候与告别话术。奇怪的是——顾客在的时候要喊，没顾客的时候更要喊。

“你得有活人味！” 店长批评张章的表情僵硬，口播毫无感情。

在张章每天站立的十个小时里，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他得当后厨，泡茶，泡咖啡，煮珍珠，切水果，滤茶叶，不停地洗洗刷刷，还得看前场，点单，收银，处理线上的订单。

京东美团和阿里外卖大战，订单激增， 上早班的张章一个人干了一千多的营业额，他打电话求助，店长敷衍了几句就不闻不问了。其他同事没到上班时间也不来。张章说他很理解，如果是他也可能会“见死不救”，正常上班时长已经让透支了所有体力，大家都没有力气再来赚这一小时十块钱的加班费。

没有力气当活人，又要表演口播喊麦，那就只能当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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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捐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某品牌奶茶店对口播每周有五次随机抽查，四次监控一次线下。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在许多公司，罚款叫 “乐捐”。

有的奶茶店，规定收银人员如果面无表情，第一次捐一元，第二次捐两元，以此类推。
某长三角地区的奶茶品牌有门店要求没喊口号的员工“乐捐”50。
某湘菜品牌上菜时有固定口播，如果服务员没说，罚款10元，女员工没有涂口红罚款5元。

张章的同事曾一个月被扣了一千多，将近工资的三分之一。

体罚也非常普遍，某连锁咖啡品牌要求店员抄写差评，每条100遍，如果没对路过的顾客微笑打招呼便被罚做俯卧撑，其他的体罚比如深蹲、爬楼梯也屡见不鲜。

“总比罚钱好”有人在评论区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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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人

公司试图用量化考核制度将一切标准化、流程化，本意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最影响顾客体验的偏偏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

管理者无法观测消费者在店员那里获得多少情绪价值，就去要求笑容和声量。
在动不动就罚款的威胁下，店员们渐渐把力气从“做得好”转移到“做得可以好看”。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抽干人，再用无数花活儿让人表演人，好一个 加一减一等于负的集体伪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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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

代价首先落在身体上。静脉曲张、声带结节、慢性腰痛，这些原本属于长期体力劳动者的伤病，如今在大量服务业岗位上提前出现。

更隐蔽的，是情绪的耗竭。为了应付镜头和考核，员工学会了用同一套表情和语调面对所有人，把真实的感受收起来。
正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所说，情绪劳动可能导致“情感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脱节。

劳动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但在表演化的劳动里，这种连接被削弱甚至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冷冰冰的标准。

惩戒和监视制造着失去自主性的劳动者，表演式服务生产观光式的消费者，这期间，消失的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切。

文 | 大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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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一闪而逝的热搜，说的是好多官媒，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转了一篇标题吓人的文章——《社保断缴1次，这些待遇全部取消！》

说实话，这标题取得，真有水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我这人好奇心重，就点进去瞅了瞅。

还好，没那么夸张，不是说你一断缴，过去交的全都打了水漂。

但要说没影响，那也是假的，而且影响的都是些要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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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

最直接的就是医保。

这个月断了，下个月你看病就得自己掏钱，一分钱都不给你报。

你要是手脚快，三个月内赶紧续上，那还好，下个月就能恢复，连续缴费的年限也给你算着。

可一旦超过三个月，那就麻烦了。

各地规矩不一样，但基本都得让你等个三到六个月的“观察期”，这期间看病还是自费。

更要命的是，你之前的连续缴费记录，“啪”一下就清零了，得重新开始攒。

可别小看这个“连续年限”，这玩意儿决定了你看大病时报销的上限。以深圳为例：

而那个“累计年限”，决定的是你退休后还能不能免费用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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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险

这个对准爸妈们来说，打击挺大的。

大部分地方都要求你生孩子前，得连续交满9到12个月的社保，不然一分钱生育津贴都拿不到。

万一中间断了一个月，对不起，不符合条件。

等你生完孩子，得再吭哧吭哧连续交满一年，才能把之前那笔钱给补领回来。

这中间，产检加生孩子的钱（少说一两万），就都得自己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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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入场券

还有些隐形的门槛，比如买房、落户、孩子上学。
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社保断一个月，之前攒的五年、七年资格，就得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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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后面还介绍了怎么补缴，那些流程化的东西我就不啰嗦了。

我想聊的是，这盆冷水到底想泼醒谁？

其实这个政策一直就有，近期才忽然上热搜，再联想到前几天最高法说“不给员工交社保的合同无效”，这套组合拳打得，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前一招是敲打企业，后一招，就是对着那些交“灵活就业”社保、心里还在琢磨着要不要断供的人，还有那些失业了但还在咬牙自己交社保的朋友们，进行一次“灵魂拷问”。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都交了这么久了，现在不交，前面的就亏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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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跟电信诈骗一个路数。

骗子总会告诉你：再投点钱就能回本了，不然前面的就全没了！

不过，我就纳闷了，本来大家对这事儿就有点怨气，你不去想办法让它变得更香甜可口，
反而跑过来威胁说“这玩意儿很重要，你不听话后果很严重”，你猜大家会怎么想？

那么失业自己还在缴的人一想：反正这些权益也没了，索性断了。

我看这宣传口，真是捡到宝了，一句话就把人给劝退了。天才，绝对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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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切背后有个更大的背景：交钱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3年，我国医保缴纳在职人数是 2.7亿人，而同期就业年龄段人口是 7.7亿。
换句话说，能稳定交社保的，已经是打工人中的上等人。

但从2019到2023年，居民医保少了 6200万人，光是2022和2023两年，就少了 4500万。

医保可是社保里最核心的险种。没它捆着，养老金那边的数字更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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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解释是数据“优化”或“升级”，但社科院一句大实话更扎心：
“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缴费负担而放弃参保缴费。”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老问题：兜里没钱，心里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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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一年四百，可能是两周的买菜钱，还得年年交。
对于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年轻人，眼前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有心思去想几十年后的事？

所以，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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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我们的社保体系，本来就是基于“铁饭碗”设计的。

几十年前的假设是：你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工作稳定，不会失业，也不用担心企业耍赖。
所以才会有“连续缴纳才算数”“跨省转移困难”“缴费基数过高”等规定。

但时代变了，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不换工作、不失业？

如果不改，二三十年后，城市里可能出现大批没工作、没收入、每月只有一两百块补助的老人——那画面，想想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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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本该走的是“低门槛、广覆盖、保基本”，
结果现在成了“高门槛、覆盖广、待遇天差地别”。

所以，靠吓唬几句是解决不了的。
你越吓唬，老百姓越打鼓：是不是池子里的水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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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点“正能量”

各位朋友，别纠结眼前这点得失了，要有大局观！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奋斗到75岁不是梦！

社保是什么？
是夕阳红的绚烂光彩，是广场舞的强劲节拍，是游山玩水的经费来源。

当然，万一你快退休了还没交够年限，那也没关系。
个人账户里的钱退给你，剩下的正好为社保基金做贡献，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过去有个词叫“视同缴纳”，以后可能会有个新词：“视同没缴”。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

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

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

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很难办到，或许已经绝无可能。

我看了很多评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锚定自己的观点。但你对这件事的评论，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吗？

我越来越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众对事实的冷漠，而是——我们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切实的信息。

传统媒体衰落之后，核实这个信息本身的那道“关口”，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撤掉了。

高质量的新闻，从来都是很贵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过去，传统媒体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采编流程——

① 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这意味着要报差旅费、住宿费。大一些的新闻，需要甚派几个人，去每个人不同角度进入事件核心。

② 联系相关各方当事人
记者要反复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在门口蹲守，只为让当事人开口。

③ 信息汇总与选题讨论
采访结束后，记者要把资料带回编辑部，和主编、副主编讨论切入点和写作方向。

④ 执笔与多轮修改
由一名记者汇总各方信息执笔成稿，再由编辑修改、领导审阅、法务把关。

⑤ 严苛的校对
一些严谨的报社，十万字最多只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校对至少三遍。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才能成稿发布。

那时的报道不仅信息扎实，还经常以极强的公共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比如一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报道，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 孙志刚案（2003年）
《南方都市报》揭露外地务工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新闻直接推动法律变革。

●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东方早报》——首次点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内幕。新华社跟进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头负责人首次共同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公开道歉，承认行业系统性失责。报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但最终推动食品安全大整顿。

● 汶川地震现场报道（2008年）
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派出大批记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传回一手照片与文字，既有泪水，也有反思。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把事实核实到极致，再公正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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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

原因很现实——高质量新闻的成本，没人愿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个选题，等稿子精雕细琢发出来，这个事件的热度可能早就过去了。

平台的算法会用冷冰冰的点击量告诉我：不值得。

更残酷的是，即使内容质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且一旦说了一点点不太正面的东西，还会有一堆人骂我，把我开盒，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里随便炮制一些东西，不用跑现场，不用核实，只要符合大众心理需求，就已经火了。

今天的新闻生态，更多是平台算法在主导。

一则内容是否能被广泛看到，不取决于它的公共价值，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情绪波动——愤怒、恐惧、嘲笑、震惊……

这些情绪让人停留更久、转发更多，平台获得更多广告收益，新闻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于是，“新闻”变成“内容”，记者变成“内容生产者”。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真正的记者已经从我们视线消失了许久。

当然这不是记者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问题。

张雪峰不建议去报考新闻专业，不无道理，时代变了。

我们从“以事实为基础”，退回到“以情绪为导向”。

过去，你看到的报道是多方核实、结构严谨的长文；现在，你刷到的是30秒视频加几行夸张字幕，背后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微信群截图。

更糟的是，用户的媒介素养在被削弱——习惯快速接受情绪化“观点”，却不再耐心看事实。

现在的任何新媒体账号，都已经不具备背书功能，我们也没必要对它们有滤镜。不管它背后有多大的一个机构，它只要是新媒体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还有人可以下单推流。

一些传统媒体的线上账号，每天也是炮制一些垃圾给我们看，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情在哪个电视台或者报社的账号里出现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了。

从前，一旦报道出来，政府会调查，社会会讨论，事实会推动改变。

而今天，这种信任感几乎已经消失。

想让新闻质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没有优秀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缺乏支撑他们长期投入的土壤。

资本不愿花钱，平台不愿等时间，受众也不愿花精力看长文。

新闻的价值，本该在于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代，真相的获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诱惑又太大，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绪中，错过本该看见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