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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专家预测福建舰或“十一”成军 恐动摇台澎防卫作战基础

中国大陆海军星期五(9月12日)通报,大陆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赴南中国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台湾军事专家预测福建舰可能会在10月1日成军,并警告解放军一旦具备三支可作战的航母战斗群时,台军在台澎的防卫作战基础很可能因此被动摇。

大陆官媒新华社引述海军新闻发言人冷国伟海军大校星期五介绍,这次组织福建舰跨区试验训练,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台湾国防部则表示,台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对此全程掌握。

联合新闻网星期五引述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推测,北京很可能会在10月1日举行福建舰的成军典礼,但因之后还需进行舰载机联队的训练,整个航舰战斗群也需要出海进行组合与作战训练。因此福建舰真正具备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还需一些时间。

揭仲研判,福建舰真正具备作战能力时,意味着解放军拥有三支航母战斗群,理论上就能做到“一艘在港维修、一艘率战斗群在南海进行训练、一艘率战斗群在台湾东面的西太平洋水域巡弋”。

换言之,当解放军拥有三艘航舰后,就可能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有航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战术位置巡弋。

揭仲说,这项新趋势可能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台军无法在解放军航母战斗群进入西太平洋前,先在各战略水道进行截击。

第二,台军海空军在台湾东部的战力保存区,可能直接暴露在解放军航母战斗群的打击火力范围内,导致台军的战力保存计划遭到严重挑战。

揭仲解释,根据原本设想,当解放军航母在对台作战的关键阶段中,尝试从宫古、巴士与巴林塘海峡等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时,由于这些水道比较狭窄,提供台军F-16战斗机、潜舰、甚至水面舰的雄三导弹机会,向航行在这些水道中的解放军航母战斗群发动攻击。

不过,当解放军可常态化在西太平洋部署航母战斗群时,台军甚至美军想利用解放军穿越战略水道时发动攻击的构想,都可能付诸东流。

另一方面,根据台军目前的台澎防卫作战计划,当解放军出现对台动武的明显迹象时,台军海空军主力会转往西太平洋海上,以及花莲佳山与台东石子山洞库保存战力。

但如果解放军能常态化在台湾东面部署航母战斗群,不仅台军舰队会直接暴露在解放军航母战斗群的射程范围,连台空军在花莲佳山与台东石子山的坑道口,也会失去中央山脉屏障。

揭仲并指出,福建舰可搭载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半径、雷达侦测距离都超越以往,使福建舰的远程防御范围,大幅延伸到600公里,高于另两艘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的185至400公里。台军搭载鱼叉导弹(射程270公里)的F-16战机,届时需冒更大风险、深入解放军的远程防空范围才能发动攻击。

美台将达成贸易协议 台行政院:关税谈判有一定进展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受访时表示,美台将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对此,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回应称,台美关税谈判有一定进展。

据中天新闻网报道,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星期五(9月12日)应询时说,台美关税谈判持续推进,双方皆肯认有一定进展,目前有待美国安排总结性会商。

经贸办强调,由于目前的暂时性对等关税对台湾产业带来冲击影响,因此台方希望透过达成协议,争取更好、更合理的对等关税税率,以及232关税优惠待遇,若有相关进展将适时向各界说明。

台湾《自由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称,卢特尼克指的“重大协议(big deal)”是对等关税和232条款一起处理。

此前,台谈判团队一直强调,既要争取美国调降关税,也期盼能与攸关晶片关税的232条款一起谈,但当时仅台方表达期待。

如果诚如上述知情人士所言,台美谈判最新进度或是,美国已同意把台湾的对等关税与232条款一起谈。像欧盟一样,他们的晶片关税与一般关税皆同时降为15%。

卢特尼克星期四(11日)接受CNBC访问时说,美台将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但未说明协议的具体内容。

苹果合作伙伴云上贵州大数据董事长被查

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司为苹果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唯一合作伙伴。

贵州省纪委监委星期五(9月12日)公布上述消息。

公开资料显示,徐昊1968年9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于2023年12月被推荐为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

云上贵州官网显示,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17亿元,是由贵州省政府批复成立的省属国有大一型企业,致力于服务全省大数据战略行动和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该公司也是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

徐昊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8月27日,在2025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之际,贵州大数据集团与三六零数字安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爽爽贵阳”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鸿祎,贵州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昊出席仪式并致辞。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起草新一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表示,有关方面正在起草新一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研究下一步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措施。

訚柏星期五(9月12日)在国新办“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起草新一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研究下一步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措施。

訚柏表示,将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他说,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法治中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历史性成就,为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提供了有力保障。具体体现在,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有力,和法治服务保障大局作用充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更为坚实,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显著加强等方面。

訚柏也提到,通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国县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全面运行,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依法惩治突出违法犯罪,2024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5.7%,“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他也在发布会上说,中国将深化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确保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破解执行难的问题;完善和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对强制措施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

Skint and SkintM version 1.09 are compatible with macOS 26 Tahoe

With macOS 26 Tahoe due to be released on Monday 15 September, I’m delighted to provide version 1.09 of my simple security checker Skint and its menu bar sibling SkintM.

These new versions should recognise Tahoe correctly, and check its version against an updated database.

Skint and SkintM versions 1.09 are now available from here: skint109
from Downloads above, from their Product Page, and via their auto-update mechanism.

Note that, because of the way it (mis)handles Dock icons, Skint might prove to be one of the few apps you run in Tahoe that doesn’t conform to its standard icon format. I also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make these version 26.

柯克是如何让年轻男性产生共鸣、“感受到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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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是如何让年轻男性产生共鸣、“感受到力量”的

SABRINA TAVERNISE, ALYCE McFADDEN
2019年,柯克(左)与特朗普的儿媳拉拉·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转折点”活动上合影。
2019年,柯克(左)与特朗普的儿媳拉拉·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转折点”活动上合影。 Veasey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查理·柯克不必上大学——他甚至不认为大学值得一读——就能在全美大学校园里吸引狂热的追随者。大学校园虽被广泛视为自由主义堡垒,却是柯克的主要战场,他带着保守主义的信息而来。
他发现,年轻人正置身于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漩涡中,这有时会在大学校园引发激烈动荡。他对美国最棘手问题给出的答案清晰直白,虽然这些答案偶尔也尖锐刻薄,但往往直击要害,尤其能打动那些在社交孤立、生活日益线上化的时代步入成年的年轻男性。
“说出自己的信念是件挺可怕的事,尤其是在这种取消文化的背景下,”22岁的波特·拉费伯说。他是犹他谷大学的理科生,周三参加了柯克遇刺的那场活动。“查理·柯克好像完全不受这一套的影响。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那些可能有点胆怯的人一个发声的机会。”
“他让我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拉费伯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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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费伯说,跨性别权利是个尤其棘手的话题。作为基督徒,他总觉得自己没法坦诚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
柯克走进大学时,总是随时准备好进行言辞交锋,愿意探讨最棘手的话题——从堕胎权到种族问题。他抨击跨性别权利,宣扬传统家庭价值观(比如主张男人和女人应优先考虑婚姻和生育),还称《民权法案》是个错误。有些学生觉得他的观点深刻且鼓舞人心,另一些则感到震惊。
他的校园之行常会引发持不同意见学生的激烈抗议,比如反对他对跨性别权利的批评,以及他支持所谓的“大取代理论”——该理论称非白人移民将取代美国白人。
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抗议者聚集在路障后,当柯克在临时帐篷下与学生辩论时,他们高喊“你散播仇恨,你散播谎言”。4月,他在普渡大学公开露面时,抗议者举着硬纸板标语,挥舞LGBTQ骄傲旗。而柯克的支持者似乎很享受这种对抗,还在抗议者面前自拍合影。
柯克察觉到了许多学生表示难以应对的困境。
“他揭露了进步文化的僵化,”埃里克·鲍尔斯鲍夫说。他是倾向左翼的政治组织者,在包括游戏领域的网络空间与年轻人打交道。“这让很多年轻男性感受到力量,觉得自己比那些推行这些文化规范的人更优秀。这既危险又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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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好契合了许多年轻男性的感受:左翼文化变得压抑、无趣,并且,说白了就是在针对他们。
“他深谙年轻男性被边缘化的痛点,堪称行家,”鲍尔斯鲍夫说。
柯克18岁时创立了“美国转折点”,将这个不起眼的小团体打造成了一个宣传巨头,其活动包括播客、巡回演讲和经常包含辩论的校园活动。他是演说高手,深谙网络传播的门道,还不知疲倦地与全国各地的学生互动。
“说出自己的信念是件挺可怕的事,尤其是在这种取消文化的背景下,”22岁的犹他谷大学学生波特·拉费伯说道。作为柯克的拥趸,他参加了周三的活动。
“说出自己的信念是件挺可怕的事,尤其是在这种取消文化的背景下,”22岁的犹他谷大学学生波特·拉费伯说道。作为柯克的拥趸,他参加了周三的活动。 Porter LaFeber
拉费伯在高中通过收听另一位右翼播客主持人本·夏皮罗的节目知道了柯克。这些年里,他渐渐喜欢上了柯克的大胆——那种直言自己想法的魄力。
拉费伯说,和左倾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时,他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哪怕一点小错都可能导致自己被“取消”。比如,他在大通银行当出纳时,几位同事会聊政治,但是从来不问他的观点。他推测,他们觉得他肯定和他们想法一致。但他其实不认同,于是他就保持沉默。
周三,拉费伯很兴奋地去参加了柯克的活动。他站在约3000人的人群中,目睹了柯克被枪击的瞬间。随后他趴在地上,最后逃了出来。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震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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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校园,骑上摩托车回了家。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心想‘天哪,这真的发生了吗?’”他说,“我很伤心,但说实话,我也很愤怒。事情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
柯克31岁,与大多数全国性政治人物相比,他的年龄更接近大学生。他的影响力触及大量年轻男性受众——他们正处于关键的成长阶段,正在努力理解自己的身份、并探究自身信仰的根源。
12月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国转折点组织活动上,盖布·圣与柯克合影。
12月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国转折点组织活动上,盖布·圣与柯克合影。 Gabe Saint
柯克去世后,接受采访的一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年轻男性说,他们能与柯克产生共鸣,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辩护。他们觉得主流自由主义文化看不起宗教,而柯克为宗教辩护的做法让他们很认同。
“我从小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很多价值观都能引起我的共鸣,”21岁的科尔顿·安德森说。他是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柯克被枪击时,他离讲台约35米远。他期待这场活动已经好几个星期,特意空出日程来参加。他说,自己有时做作业时会放柯克的视频,因为那些视频让人放松,有时还很有趣。
很多人说,他们并不认同柯克的所有言论,也知道他可能很挑衅。但他们说,在一个常让他们感到被贬低的大文化环境里,柯克让他们没那么孤独了。
安德森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鲍尔说,枪击事件让他“感到恶心”。他说,作为基督徒,他和柯克产生了共鸣,而同样有意义的是,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也喜欢柯克,这种感觉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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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还有人跟我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想法,真的很欣慰,”鲍尔说,“这让我更确信自己不是孤单一人,不是别人可能认为的那种疯狂的激进分子。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孤独。”
周三晚上,拉费伯仍在努力消化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和朋友们点了外卖,聚在一起聊这件事。他说,他很担心人们可能的反应。
“他们要杀掉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吗?”他想起去年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什么时候是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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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连接|短剧中的道德与国情:不能反抗祖宗,没有超级英雄

CDT 档案卡
标题:短剧中的道德与国情:不能反抗祖宗,没有超级英雄
作者:张倩
发表日期:2025.9.9
来源:正面连接
主题归类:短视频
CDS收藏:真理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

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

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我们都以为短剧的特点是虚假夸张、无底线,但实际上这种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并且因为生产时间、成本等的要求,更加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能生存发展。

短剧的道德迎合普通人,也影响着更多普通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达到6.96亿,占全部网民(11.23亿)的六成还多。短剧创作确实成了一项“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工作。

短剧如何爽而有度

鼓风机吹动帷幔,从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镜头趁机直入,“窥探”到了帷幔背后男女之间的互相撕扯:皇帝动手扯下了臣子妻子的华服,镜头中的女子霎时露出了半个肩膀。

这是短剧《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第一集开头前10秒钟的画面。第二个10秒,镜头中偷情的男女继续拉扯,开始吻肩、摸脸、掐脖子。按照镜头惯性,下一个10秒,观众以为演员会露出更多身体部位。

这是短剧的优势,区别于正襟危坐的长剧和电影,懂人性、懂欲望。“最早做短剧和最靠短剧挣钱的群体其实就是之前推广小黄文的那批人”,一位行业内人士说。“所以短剧会让观众惊喜于,还能看到这个”。

不过接下来观众预期中的镜头并没有出现。这不是因为制片方不想,而是演员如果继续露下去的话,剧集会无法过审。接下来的画面中,演员也就只是继续露出了那半个肩膀。

这部剧的导演是King,他说:可以理解为这是导演在勾着观众上当。

中国的影视作品不实行分级制度,而是实行审查制度。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越级电影,所以对相应的镜头由统一的审查代替了分级。“这是想保持人的纯洁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文艺希望能够熏陶人,培养高雅的志趣,远离低级趣味,以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欲望可以被压制,但无法被消除。所以King虚晃一枪的镜头,会吸引很多观众点击进这部短剧。“短剧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色情和暴力剧情的存在”,一位影视行业的投资人说。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想看,却在常规影视剧集中看不到的。

对于导演拍摄的画面和观众的期待,一位从事短剧审核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只要画面没有触犯广电总局规定的不能露出敏感部位的要求,他一般都会以包容的心态放行。“那就仅是两具肉体堆在一起而已,纯商业行为,对于世道人心、公序良俗形不成啥冲击”。这是短剧被包容的基础。

不过,业内偶尔也会有争议。那是一副男女主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并排躺在床上的画面,女生拿手抚摸男生的脸部轮廓。这个镜头让审核人员感到不适,从影视创作的专业角度而言,这个镜头和前后剧情没有衔接:作品既没有交代某个故事事件引发了这个暧昧场景,这个抚摸也没有引发另一个故事事件。它没有押上台面的故事价值,谈不上是一个故事事件,这个孤零零的镜头单纯是出于一种男色凝视。让审核人员举棋不定的是,它仅暗示片中男女主发生了性行为,根据剧情设定,这两人是刚认识不久的一对恋人。所以前述业内人士问同事:这个镜头暗示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呈现感觉无处不在,这个,你怎么看?

被询问方答复称:这个无所谓吧?现在不是鼓励生育吗?微短剧现在都是先下迷药,再怀孕,再爱情。现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影视作品如果对这类内容进行限制,内容就更受限了。

但询问方并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这个画面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婚前性行为的合理与否,而是这部短剧并没有清晰交代男女主的情感脉络,本质上这牵涉到剧中人物的性道德问题。“国外甚至港台地区,对于性都是有原则和道德感的。但是这部短剧,没有情节,这个片段就像是平白无故插入的一段婚前性行为广告”。

不过,本着广电机构对短剧要包容、要扶持的工作原则,这部剧和上述有争议的画面最后还是被编审放行了,因为这部剧的主题和内核被认为都很正。审核人员的这种开明态度为短剧导演制造了延续短剧商业模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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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演碍于审查规定让观众看裸露画面的愿望落空后,为了继续留住他们,King用纱巾蒙住了镜头,让男女主继续撕扯着入镜,纱巾加持下,意境朦胧,镜头外的人可以无限遐想。这被导演称为“合法擦边”。

合法性在于,没有人能扒开观众的脑袋看看他们到底遐想到了什么程度,而根据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广电单位也无法认定这种程度的擦边镜头有动摇世道人心的力量。“毕竟画面没有露点,不需要卡”。

什么样的会被卡?这是一个被要求整改的案例:剧集背景设定在古代的仙侠世界,男主为了救女主采取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的措施。审核员认为这不符合常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是现代医学知识,怎么会出现在古代?本着求真的态度,审核员查阅了文献,果然发现,古罗马的人工呼吸用的是风箱,而古代中国没有相关的记载。

最终,审核意见为:鉴于这是一部古装剧,如果剧集一定要呈现人工呼吸的桥段,请按照《金匮要略》的记载使用芦苇,本着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展现心肺复苏时的胸外按压需女性施展,以免故事情节为刻意展示对女性进行的猥亵。

这位审查人员说,“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剧情是想表演摸女性的胸和亲女性的嘴唇。想看摸胸和亲嘴没什么,但不能打着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旗号”。

另一部名为《不漏声色的爱,老师你别走》的短剧,言语、画面低俗,是打着师生旗号的软色情植入,这样的剧集也绝对不会过审。

“这就是短剧的‘度’”,广电机构的某位负责人表示。负责对短剧进行管理的单位曾多次下发关于短剧要“爽而有度”的宣传指导,“爽”作为一种感官刺激,如何进行“度”的限制?

“‘度’意指日常生活的理性。举个例子,喝咖啡没问题,但是如果想直接把咖啡因萃取出来,让人填鸭式服用,然后导致大脑皮层失控,进而行为失当,那就不行了”。

造反要有合法性

行为失当在短剧中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庶女攻略》中,皇帝为了表示对庶女玉祯的爱,宣布废除翻牌子制度,要搞一夫一妻制。但短剧管理方认为,剧集对男主角人物的塑造无中生有地美化了男人的人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失当。

《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也有类似的剧情设计:身为皇帝的男主为了已嫁为人妇的女主,拒绝了所有参加选秀的秀女。但对于导演来说更难处理的是接下来的情节:男二是女主的丈夫,他被皇帝夺妻,奋起造反,并在造反途中大肆屠杀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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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执导了这部剧的全部剧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横店华夏文化园的拍摄片场对着空气骂骂咧咧,说剧情降智。对着空气纾解完,他又迅速切换到了彬彬有礼的拍摄状态。不过直到剧集杀青,他都没搞懂,男二造反就造反吧,为啥非要屠杀百姓呢?

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过审——男二伤及无辜百姓的行为会削弱他起兵造反的正当性,让他的造反失去合法性,符合乱臣贼子注定要走向失败的传统价值。

这样的价值设定传承自长剧。事实上,短剧中的“硬核”价值观多是在临摹长剧,因为对价值观呈现的方式是决定剧集能否过审的绝对底线。就像广电机构的工作人员所透露的:文艺作品,有统一的指导方针。

所以当《楚汉传奇》、《隋唐英雄传》之类聚焦于推翻前朝残暴统治的剧集从荧幕上消失后,聪明的影视剧导演就知道了该如何对造反者们定性。这种默契延续到了短剧中,导致短剧中的造反者道德权威一定是受损的(譬如乱杀百姓)。

King觉得这种剧情设计很不合理,“男二像被莫名夺舍了一样”,但他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如何在过审的基础上把它修改得更让人信服,只能任其荒谬下去。或许这也是很多导演的苦恼,有时候打不过只能放弃,所以现在霸屏的古装剧中,只剩下修仙、魔道、宫斗、宅斗。

癫的边界

关注短剧之后,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部女尊题材的短剧切片,切片中,女主为当朝皇后,目睹太监在皇帝的授意下,将受宠妃嫔的孩子与她的孩子偷偷进行了调换,之后太监更是直接将女主的孩子溺死在了池塘(这个孩子也是皇帝亲生的),而女主目睹一切发生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位网友在评论区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并附带一句话:“这也太癫了”。

但这只是开胃小菜。之后的剧情揭示,女主一切的隐忍只是为了在被调换的孩子长大后,她起兵造反,直接废掉皇帝,再将皇位传给由她抚养长大的妃嫔的孩子。后续剧情还有亲生母子离心、异族血缘之类的奇思妙想。

我把看到的切片以及网友的评论都发给了另一名短剧导演丁译文,初衷是想收获导演对这种剧集的批判。但出乎意料,丁译文告诉我,他认为“癫”是一个好评,如果他是这部剧的导演,会把剧情做得更癫。

“观众觉得癫,说明剧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那这就是一部好剧。如果剧情都能被猜中了,那观众干嘛还要花钱看短剧呢?”

思路打开,我竟突然觉得短剧中一胎生了99个儿子、豪门少爷爱上了和父母同辈的保洁阿姨、亲子鉴定结果相似度0%的剧情,是合情的。虽然最后一个案例被专业医生站出来进行了科普:0%相当于生了个插座,就算生个瓜子,也还有15%到25%的基因相似度。

网友给短剧编剧提供了新的剧本思路:下次就写霸道总裁生了个插座;大熊猫和人的基因相似度超过了50%,请霸总申请大熊猫的抚养权。甚至在虚幻、浮华的仙侠故事中内嵌了样板戏风格的情节,并直接点题说呈现的就是样板戏。审核员对此很无语,“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蠢还是坏?搞出了这种荒腔走板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各方都会试图规范这类荒腔走板的剧集,并为短剧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有用吗?“没用”,相关工作人员回答。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太强大,就像在编户齐民的明朝,士大夫的思想空间受到钳制后,转头写出了《金瓶梅》,“人民群众总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那么“癫”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我问导演King:你们真的有可能会拍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么?他说应该不会,因为需要考虑两国影响,“毕竟我们国家是热爱和平的”。

除去涉及国家政治的题材,以及建国后动物不能成精的硬性规定,短剧世界的禁忌是由不断“阵亡”的剧集暗示出来的。

譬如,因被认为渲染极端伦理复仇而被下架的《黑莲花上位手册》,便是前车之鉴。“在这之后,就没人拍这种剧集了,资方也不会投”,King说。

那打工牛马奋起反抗996是可以拍的吗?“可以,但是需要穿越到古代,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同样的逻辑,暴力、血腥、黑社会也得穿越到古代,否则就否认了政府扫黑除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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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专业的审核意见中,涉暴力剧情被视为“模糊了法治边界”。而且警察和黑社会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警察更不能认可相关概念的存在,否则便是矮化了代表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国家机关形象,弱化了代表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的力量感,与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即使必须要承认灰色地带的存在,警方也必须展示出蔑视、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狂飙》仍然被拍出来了。短剧制片人邢栋(化名)对此回答说,“(因为)那是长剧,一部短剧的投资才几十万不到100万,哪有钱去疏通关系。” 他说,要想拍,只能穿越。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年3月份曾针对短剧市场发布过一份《管理提示》,再次指示短剧要“爽”而有度。对于“穿越”类满足受众摆脱现实束缚、体验不同人生的心理需求的题材,《管理提示》指出切忌沉迷于恣意编织和过度娱乐化的表达,应当在鼓励创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满足受众好奇与期待的同时,坚守创作的生活逻辑、法治逻辑、历史逻辑、科学逻辑,观照现实,关注时代精神,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导演丁译文觉得,这是短剧的难以承受之重,他拒绝通过短剧对观众进行教育。他认为,短剧就是商品,不应该有价值观。

“如果观众想被教育,那他们去看长剧、去看电影、去看各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宣传片不就好了吗?”

国情

霸总、单亲妈妈、皇帝、贵妃、婆婆、媳妇儿、庶女、王爷、保洁员、快递员、外卖员甚至熊孩子,在短剧世界里是绝对的主角。而且他们的人生必须要经历卑微到尘埃的绝境,有时候甚至是接二连三的绝境。

制片人邢栋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设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完全开了外挂,能够连续打怪升级,就和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美式超级英雄没区别了,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从来没有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设定,这自然也不会符合中国人对成功人生的想象。“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一体的”,他说。

美国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们,都梦想当总统,想当总统不是僭越,这种文化底色让中文互联网一度对于美国真的上演了短剧《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的谣言深信不疑。

不过毕竟中国的短剧观众没有当美国总统的想象,所以超级英雄式的设定也无法平移到中国的短剧中。 

“绿巨人和钢铁侠来送外卖?那是一副怎样的画面?我想不出来”,邢栋说。

King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徒弟,他曾跟着师傅在《妖猫传》和《长津湖》剧组工作。King并不赞成师傅那一辈的国内导演们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欣赏,他觉得他们被西方文化影响了。在他看来,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应该是属于集体的,会为了集体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就像那些作战英雄。

所以,对于剧本中一些他认为太扭曲的三观,拍摄时King会尽量想办法把它合理化。那什么样的三观会是好的三观呢?

“不要瞧不起没钱的人,穷人当家做主,还有就是为人民服务”,King说。他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每次沟通都会给我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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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中,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去合理化一些剧情,也是李慷作为短剧导演的职业操作。

采访开始时,他刚刚在成都杀青一部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妈妈的短剧。你相信这个故事吗?我问他。他回答说,作为导演,他必须相信,因为只有他相信了,观众才会信。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相信,他刻意淡化了“霸总”和“离异母亲”两个身份之间的对立。他将离异带娃的妈妈合理化为了霸总的白月光;妈妈在照顾孩子时的无微不至和母性光辉的发散也给霸总带去了情感冲击,因为在李慷新增加的设定中,小时候的霸总缺乏亲情关怀;更重要的是,和霸总在一起后,不再缺钱的离异妈妈仍然保持了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持续打动着霸总。

这种将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渗透到作品中的操作,还产出了一个让李慷引以为傲的案例,那是他的一部爆款剧,播放量达到了5.3亿。

这部爆款剧的初始剧本中,父亲会无端讨厌自己的大儿子,更喜欢二儿子和三女儿。剧情设定中,父亲一直在打压大儿子。直到大儿子的女儿回来,开始反抗自己的爷爷。

李慷认为这种反抗不合理,他向编剧建议: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爷爷打骂爸爸,作为孙辈也是不能反抗的,“那是你祖宗,你怎么能反抗呢?”

因此李慷把大儿子的设定改成一个不争不抢的人,把二儿子和三女儿设置成更绝对的坏人,然后再将孙女的反抗对象从爷爷换成了非直系血缘的叔叔和姑姑。

不过,李慷拒绝将坏人脸谱化,“坏人也应该有人性的弧光”,他说。让坏人变得更坏,只是为了突出主角行为的合理性。

在丁译文看来,相对于伟光正的长剧,短剧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呈现人物坏的一面,“太极是分阴阳的,如果没有黑的一面,根本对比不出白的一面有多白,所以一定要有暗才能衬托亮。当常规的剧本不让好人和主角有黑暗面的时候,亮的部分也就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短剧无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譬如,短剧中,穿越回80年代的家庭主妇可以回击曾经欺辱过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在很多影视剧的观念中,只有真、善 、美、忍是优秀品质,反击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现在,观众为这种短剧剧情的慷慨解囊是对剧中人物行为的赞赏和支持,也是思想解放。“这本质上更是对怨妇的扶正”,邢栋说。

“而且长剧不可能让人平白无故的暴富一下,或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战力,然后去藐视天下,也不可能让一个女生成为女尊去拥有无数男宠,但这些都是观众想要的”,丁译文告诉我。

另外还有太多人想回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去抓住错过的机遇,以实现人生的翻盘。但在现实世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只有在短剧中才能做到。

那为什么短剧可以做到呢?这牵涉到了一个行业秘密。根据有关规定,影视行业投资额超过50万的剧集,需交由国家广电总局进行审核,30万至50万投资额的剧集则由省级广电单位审核,30万以下的不需要审核。

作为制片人,为了绕开国家广电总局,邢栋宁可将投资额超过50万的项目拆分成上下两部,分开进行制作。甚至有些影视制作公司还会对外谎报数额,比如请演员花了10万,对外宣称只花了5万。这一点得到了业内人员的确认:“大家都假装自己的投资在30万以下”。

所以,大量的短剧其实没有被广电机构审过。

但是导演们自己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譬如,建国后动物是万万不能成精的。更重要的是,观众一旦发现了“有毒”剧集,可以随时举报。被举报下架后的项目,会导致资方的投资难以收回,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广电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短剧这一影视形式没有能力承载特别宏大的主题和厚重的叙事,商业属性更加明显,而商人为了挣钱,做事会非常有分寸。

多方加持之下,短剧就被很多人贴上了low、俗、离谱、辣眼睛的标签。但King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短剧的道德感可比现实高太多了。“短剧中对坏人的描述有时候虽然很降智、很离谱,但我觉得现实更降智、更离谱,比如邯郸三个未成年人把另一个小孩儿打死了。短剧里的坏人坏的是有原因的,另外,都能成功播出来了,它又能坏到哪里去?现实中有太多东西播不出来了”。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导演King曾拍摄过一段剧集,根据剧情设定,男主带着女主去到了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男主告诉店员,把世界上最贵的那件衣服给他“叉”下来。“叉”这一动作多出现在乡村大集和县城里的服装摊上,一开始King不理解“叉”为何在编剧的笔下会与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兼容。

刚开始执导短剧的时候,他会拿着剧本去找编剧:这样写对吗?这不是把观众当傻子吗?

不过剧的火爆告诉他,编剧就是对的。后来他懂了,那是编剧所处的真实世界和其想象中的世界的融合。而编剧身处的真实与想象,与短剧观众恰恰是一致的。

如果由一个从来没有到达过短剧观众世界的人来写同样的剧情,他很可能会将场景设置在买手店,然后提前预约好的专属sale会瞻前马后,有专门的VIP试衣室和试衣人员,客人更无需去发号“叉”的指令。不过这不会符合短剧观众的期待,只有下沉世界的编剧才能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

“人是无法合理想象自己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阶层和世界的”,King说。

这就像出身南京第一豪门望族的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中写翡翠羽衣、金凤鲟龙翅、面筋芦蒿糟蒸鲥鱼、苡米野鸡汤、糟香掌信、松仁鹅油卷,而续写《红楼梦》的高鹗只会让林黛玉吃“麻油醋拌五香大头菜”。

林黛玉吃香油拌大头菜的违和与短剧世界里的霸道总裁挥一挥衣袖就为公交车卡充值了500万人民币、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霸总仍然可以毫无阻碍的周游世界,底色是一样的。

后者也是King真实拍摄过的短剧素材,这也是短剧编剧提供给他的世界观。成为短剧导演后,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去顺从编剧和观众的世界观,而不是去违背,只有这样,拍出来的剧才会有人看。他现在的执导原则就是,尽最大努力去还原编剧的剧本。他给编剧的备注是“编剧爹”。

King拥有导演和表演的双硕士学位,硕士期间,是公认的同寝室四个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个。离开学校后,他进入了师傅陈凯歌的剧组,在那里,见识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正是在陈凯歌的剧组,King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师傅的阶层,这和努力无关。

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阶层跨越的故事,但这不影响他愿意去拍摄编剧笔下的世界。访谈中他反复跟我强调,编剧是最懂短剧观众、最懂人性的人。

而居高临下的教导和兀自评价他人眼中世界的行为则注定是傲慢和令人讨厌的。“很多人忽视了,世界是分层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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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译文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没有接触过长剧和电影的从业者,他的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短剧爆发时,为了挣钱而一头扎入了这个新新世界。他从来没有过和编剧“较真儿”的经历,身上也没有背负“艺术”、“理想”这些沉重且奢侈的包袱。在他眼里,短剧就是商品。

“短剧是我们国家最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商品,观众是付费方,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应该拍什么。如果我们拍的不是他们想看的,他们会拒绝付费。多么公平”。

作为制片人,邢栋需要对短剧的受众进行画像描摹,在对大量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了短剧观众特质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生存、无法做到衣锦还乡,更没有改写人生的机会和力量,内心极度落寞的群体。

根据这样的结论,包括制片人、编剧、导演在内的短剧制作团队,主要职责便是依据画像为目标群体定制他们想看的剧情,直击他们内心。所以短剧成为了在出租屋里花9块9就能买到的心灵按摩。

供需与内卷

丁译文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供应方,会花大量时间去捕捉身边的蛛丝马迹,感受观众的喜好。

女性主义的崛起和女性综艺的火爆让他感受到了市场的风向。他会在工作间隙追问他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渴望什么样的情感关系?她们想象中的男性魅力是怎样的?

他会在自己执导的短剧中夹带私货插入一点女孩子之间的相处剧情,呈现女生之间情感的细腻与美好。

但也不能太过,他曾在朋友圈转发过别人拍的耽美剧情片段,很快链接就被404了。“看来还是不允许拍”。

同样因为广电总局的限制,他无法展示更为直观的画面,光影和色彩就成为了营造美好的工具。他发来了一张拍摄现场监视器的画面,镜头背光,女孩儿们周身的主要色调为暖橘色,画面整体气氛柔和温暖。

“女孩子之间的情感真好”,他说。

所以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吗?我问道。他否认,说他不想把自己的作品抬高到任何“主义”的高度,更不想从作品里提炼任何思想。他只想为观众提供有关恋爱、情感的美好观感。

“我就是一个直男,一个觉得其他短剧直男导演们拍摄的情感镜头太过暴力和粗鲁的人”。

在横店采访期间,我去到了华夏文化园、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这是横店短剧剧组扎堆的几个拍摄场地,前者主要提供古装场景,后两者用于现代剧取景。

在华夏文化园,《玉腰奴》剧组正在拍摄: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主龇牙咧嘴掐住女主脖子,女主开始吐血,同一个场景,全景、怼脸、侧脸、逆光、正反光镜头依次进行,女演员不断的喝红色颜料,拍摄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因为这是一场重头戏”,在背着导演的地方,一位剧组工作人员偷偷告诉我。

而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正在表演把女主角摔到床上、男主用力捏着女主下巴大喊“你想怎样”的情节。为了拍出美感,第一个女孩儿被摔了一次又一次,另一个女主角则在导演喊咔后捂着下半张脸待了近半个小时。

短剧男演员申浩男曾在直播中说,他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去锁喉、去掐人脖子,还要拿绳子把人绑着,把女主的头按到水里,还要抱着女主去跳河。

为什么这类剧情会流行?“因为虐最容易供给”,丁译文说。轮回感、宿命感、抽离感之类的感性画面对导演的镜头语言要求比较高,不是所有的短剧导演都有实力进行这样的高阶表达。相比之下,“虐”的门槛最低。

而且观众也愿意为“虐”买单。在爆裂短剧、DataEye等多个平台的短剧热度排行榜中,虐恋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天下。

“这其实还是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的生产”,李慷表示。他认为虐恋本身就是一款产品,有些观众就是喜欢看,带着产品思维出发去看待这件事情,完全合理。

以“危险”为底色,除强制爱外,短剧还衍生出了包括小妈、骨科、女尊在内的多类型剧集,后者也是丁译文想要尝试的题材,他想给观众提供更多的商品选择。

而商品生产,他认为最好的模式应该像富士康一样,策划、编剧、导演、制片都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策划负责捕捉用户喜好,然后交由编剧进行文字生产,再由导演进行最终的视听语言呈现,最后由制片方进行制作。“每个人都是生产环节上的螺丝钉,这样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商品逻辑也对短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快。制片人邢栋在访谈中反复强调,时间就是短剧的生命,因为短剧行业的推陈出新速度实在太快,越短的拍摄周期越能确保投资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

譬如,当下最为火热的选题是宗馥莉的继承者之战,数不清的短剧制作公司在使用AI加人工辅助的模式生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现代的、古代的、穿越的多套流水线剧本。之后多个剧组会同时开工,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就会充斥大量的“继承者”剧集。而只有最早投入市场的那一批,才能获得平台最多的流量扶持,然后赚到最多的钱。

这种高周转的快速赚钱方式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热钱开始涌入短剧行业,今年7月,京东集团以最高140万元年薪公开招聘短剧内容策略运营岗,创行业薪资新高,这被认为是京东在加速布局短剧市场,即将开辟与快手、美团、字节跳动、咪咕视频等平台的新战场。

不过竞争的加剧让行业越来越卷——主要体现在不断被压缩的拍摄时长和拍摄预算上,这是受访导演们的共同遭遇。丁译文形容,这就像淘宝,一双袜子,有人卖一块钱,就有人卖9毛,竞争之下,大家只能血淋淋的拼刺刀。

也因此,短剧导演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创作能力,而是效率高,能“熬”。King的最高记录是,有一次连续拍了52个小时。丁译文说,当其他导演需要7天才能完成的拍摄,他只用5天就能拍完,其他人“卷”到5天的时候,他已经将作业流程优化到了3天,而当其他人也能在3天内拍完时,他可以只用两天。甚至现在,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外加8个人的团队、两盏灯、一台摄像机,以及一万块钱的预算,他就能拍出一部可以被市场接纳的30集共计30分钟的微短剧。

7月18号和28号,King有两部剧接连在武汉开机,剧情是他拍过无数次的霸总和虐恋题材,这两部剧之后,还有很多部他同样拍过无数次的题材在等着他。“根本拍不完”,他说。有一天他在朋友圈发文:感觉自己越来越像王晶了。

在我们最近一次的交流中,他直言特别累,正被越来越低的拍摄预算压得喘不过气,而同样长达150分钟的剧集,拍摄周期也从原来的9天被压缩成了6天。

所以离开大导演的剧组有没有后悔过?我再次问他。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没有。于经济层面,他还有房贷要还,持续不断的拍摄邀约可以让他一直有钱挣;于工作成就方面,师傅在拍《志愿军》,而他拍的是另一种精神慰藉,所以没什么可失落的。“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在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他说。

南方周末|一名绿化工人,倒在东北的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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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名绿化工人,倒在东北的盛夏
作者:林方舟、卜芙蓉
发表日期:2025.9.12
来源:南方周末
主题归类:低端人口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

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这场悲剧并非个例。在有关记录和工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长白山种人参的农民、沈阳另一个小区的绿化工人、沈阳周边农村收西瓜的村民,均有人因热射病倒在了这个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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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倒下

这一天是2025年7月10日。早晨五点左右,63岁的张拥伦像往常一样醒来。前一天晚饭时,他说在超市买的猪肉吃着不香。妻子孟桂荣准备去楼下的早市,买几斤现杀的土猪肉。

吃过早饭,张拥伦准时出门。6点半,他需要到小区附近的“单位”报到,那里是包工头老赵租下的一个车库,存放着园林绿化需要的设备和工具,位于沈阳市郊。几十名工友先在此集合,再像麻雀一样散开,三三两两分组,开始一天的劳作。

从早市回来,孟桂荣把刚买来的土猪肉切好、分类,有炒菜的,有包馅的,还有做红烧肉的,她还买了张拥伦喜欢的酸萝卜。孟桂荣烧得一手好菜,从工厂下岗后,她开过餐馆,还在幼儿园做过厨师。

上午9点57分,张拥伦给妻子发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正在备菜的孟桂荣隔了十分钟才看到,决定午饭自己也随便对付一口算了。前一天中午,张拥伦也没回家吃饭。平日他一般在家旁边的小区干活,最近几天,他被派往离家约5公里的一处单位大院。

整地、挖坑、种植、施肥、打药、浇水、剪枝……园林绿化的工作繁琐又辛苦。7月10日这天,张拥伦的主要任务是“打草”——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打草机,清理与园林植物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很多从事体力劳作的工人一样,张拥伦晒得皮肤黝黑,六十出头便满头白发。

张拥伦和工友的上班时间是7:00-11:30,13:00-16:00。上午的工作结束了,“外派”工作的午餐可以报销,包工头老赵没给餐标设限,但张拥伦和搭档吴国友一共才花了10块钱,吃的是包子和粥。

这已经比吴国友平时吃的丰盛了。他家离“单位”有五十多公里,每天四点多起床,和几名工友一起坐老赵的车来。在没有外派的平日里,午餐要自费,他一般吃三张饼,不吃菜,扛饿。

当天是吴国友第一次跟张拥伦搭班,张拥伦嘱咐他:“天气热,要多喝水。”

当天沈阳最高温35℃,市气象台已经连续三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下午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两人准时开始工作。

打草要保持安全距离,两人相距十几米,沉默不语地干活。耳边响起打草机的轰鸣,地面不断扬起的灰尘、杂草、碎石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下午三点左右,张拥伦突然反常地提出,他要提前下班。

吴国友看到他脸色煞白、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垂下头,便不再言语,怎么叫都不吱声。

吴国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叫老赵来。头顶的太阳毒辣辣的,两人合力把张拥伦抬到树荫下,赶紧喂他喝水、给他洗脸,见张拥伦还是没有清醒,便拨打了“120”。

厄运

谁也不知晓,张拥伦究竟是从何时起感到身体不舒服的,直到无法坚持而倒下之前,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或许正因如此,没能让他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张拥伦被确诊为热射病。张拥伦的儿子大安(化名)后来得知,父亲被送到抢救室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在他身上放冰块,头上戴冰帽,当时他的体温高达42℃,摸起来甚至有点烫手。

广东肇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卢辉每年都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他介绍,区分热射病和中暑最关键的指标是人体核心器官的体温——热射病人达40℃以上,而普通中暑病人一般不超过38.5℃。

人体有一套精妙的散热系统,通过出汗和血管扩张来排出多余热量。然而,在高温下,这套系统可能崩溃——汗液无法蒸发,散热能力下降;剧烈劳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额外的热量,如果无法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体温飙升,迅速突破人体的安全极限。

人们常形容,“得了热射病的患者,身体的器官就像被水煮过一样”。从出事倒下到救护车送到医院,只间隔不到1小时。

他的肺脏受损,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血压异常低,要靠升压药维持;肌红蛋白高,说明肌肉出现溶解;肾脏衰竭,补液3000ml后,一滴尿也没排,不得不做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厄运突然降临,大安和母亲呆立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头脑发蒙。在高纬度东北地区生活的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更没想到,中暑还能死人。酷热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热射病的死亡率极高。一项2022年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我国西南地区83家医院收治的873例热射病患者,总体死亡率高达32.4%。即便能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性命,由于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多数患者的余生也将与痛苦的后遗症相伴。

热射病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根据2025版《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年我国因热射病就诊人数达到53.9万,是2021年就诊人数的3倍左右。

“如果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中午休息好,再加上防晒和补水,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卢辉说,热射病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经典型热射病两类,而张拥伦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其常见于在户外作业的人群以及运动员等,这类人群往往都身体健康,甚至年富力强。

在大安的描述中,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病,就连前两年偏高的血压,做园林绿化工作后也趋于正常。父亲曾跟他说,找人算过命,自己能活到八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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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拥伦照片。受访者供图

吃苦

生活在城市,张拥伦却过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工作时,他每天和阳光、植物、泥土相伴;生活里,他唯一的爱好是种菜,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黄瓜等蔬菜。

1961年冬天,张拥伦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家里还有三个哥哥,贫困和饥饿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岁时,初中都没读完,张拥伦就跟随大哥来到东北打工,从干杂活的小工做起,自学手艺,逐渐成长为黑龙江伊春一家木材加工厂的钳工。

张拥伦脑子活泛,喜欢钻研,精通电路、电焊、机械等各种技术,是厂里受人尊敬的“万能工”。妻子孟桂荣记得,之前没有电话,队长经常半夜三更骑车到家里敲门,厂里的机器坏了,丈夫二话不说,“啪”地起床就随人家出发。

在大安的记忆里,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几乎没有父亲不会修理的东西。街坊邻居这家锁坏了,那家盆儿漏了,都来求助。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智能手机玩不转的父亲,却能修好台式电脑。

张拥伦49岁那年,木材加工厂效益不好,买断了他的工龄。下岗后,他找到一份在另一个厂子里做工的活,谈好了日薪10元,却遭到恶意拖欠,白干了近两个月,一分钱工资没领到。这件事至今让孟桂荣耿耿于怀:“每天零下30多度骑车上班,老遭罪了。他就是心眼老实,搁一般人早就不乐意了。”

孟桂荣和张拥伦同时下岗,听说山东教育水平高,为了儿子读书,两人回到张拥伦的山东老家,男人开摩托车修理铺,女人在旁边开饭店,但生意并不太好。

后来,一家人又搬到沈阳。张拥伦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但在59岁时,因年龄太大被辞退。

闲不住的张拥伦,又开始做园林绿化这份工作。63岁的他,甚至算是队伍中的“年轻人”,连包工头都比他大两岁,不少同事超过70岁。

大多数工友仍然要为生计打拼。他出事那天的搭档吴国友69岁,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和22岁的孙子。儿子在工厂上班,隔三差五“被放假”,常常领不到工资。老吴没有退休金,为了供养儿孙,园林绿化的差事他已经做了14年,每天工资100元。下班回家后,他喝几两小酒解解乏,然后去一家翻砂厂打更(守夜),每个月还能再挣几百块钱。

比起大多数同事,张拥伦一家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小康”了。夫妻两人每个月共领6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儿子大安做服装生意,甚至近几年冬天,夫妻俩还会去海南、云南旅居数月。孟桂荣最近常对丈夫说,“咱俩吃了大半辈子苦,近两年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就买啥”。

然而,大半辈子经历的艰辛,似乎刻在了张拥伦的基因里,吃苦耐劳才是他的“舒适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打园林绿化这份工。

每年工期从3月开春持续到11月入冬,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但张拥伦从不休息。2025年4月到7月的考勤记录显示,无论是“五一”假期还是周末,张拥伦没放过一天假。遇到雨天其他工友能休息,而张拥伦作为四个班长之一,还要值班。

据长期跟张拥伦搭班的李大姐(化名)观察,一般工人干一会活就要抽根烟休息下,张拥伦不抽烟,也不挑活,“一个劲就是干”。

就连孟桂荣有时都无法理解丈夫的节俭。路边看到的螺丝,他要捡回家去。几毛钱一双的白色劳保手套,干完活后“黑得没样了”,张拥伦回家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缝缝补补。“我都瞅烦了,破手套直接扔了就得了,他偏舍不得。”

除了干活,生活中的张拥伦沉默寡言。大安觉得,父亲活得就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没什么存在感。一家人去旅游,父亲永远跟在后面默默拎包,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偶尔喝酒和种菜,大安想不到父亲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刷刷短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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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张拥伦最大的爱好是种菜,他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官司

7月11日14时17分,被送到医院后不到24小时,张拥伦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他爱吃的土猪肉还在冰箱里存着。死亡证明上写道,直接死亡原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的疾病是“热射病”。

张拥伦去世那天,沈阳市气象台连续第四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几天后的7月16日,辽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酷暑终结生命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张拥伦的工友们选择麻痹自己对危险的恐惧。“我不想这个事儿,我都快七十岁了,干一天算一天。”吴国友说。

“中暑只能靠自己注意(防护),但你说谁不注意呢?老张不注意吗?那还能咋整呢?”李大姐无奈道。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不久的6月26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为保护高温天气下的劳动者,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须通过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张拥伦出事以后,下午的工作依然在1点钟准时开始,几位工人都没听说过需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园林绿化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危险。“打草”时飞溅起来的石子,像突然从地下射出的暗箭,常常将工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修剪枝条时用的油锯,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2024年,一位工友的手指就被削下来一个指节,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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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人穿的围裙沾满了草屑。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发生安全事故,雇佣他们的老赵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在张拥伦的劝说下,2025年4月,老赵给58名工人买了雇主责任保险,保费每人每年330元,包含50万元的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和5万元的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然而,这笔保险并没有起作用。因为保单清晰地写着,工作场所只限于张拥伦平时工作的园区,出事当天外派的地点并不在受理范围内。保险公司拒赔有充分的理由。

“我连字都不识。”老赵说,长达23页的保单到底写的是什么,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保险的投保人是沈阳的一家环境工程公司,该公司将园林作业外包给老赵,张拥伦等人受老赵雇佣,并不直接与这家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工人们与老赵之间甚至从未签署过纸质版的劳动合同,老赵通过微信转账或发现金,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即便这样不正规的雇佣关系全是“坑”,也不乏大量劳动力愿意主动往里跳。对于超过60周岁的工人们而言,这份差事并不好找。

现有法律也不支持将张拥伦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否则家属可以领到约100万元的工亡金。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曾称: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张拥伦已经在领退休金,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纠纷。

大安依据律师建议,提出89万元的赔偿要求,包括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和医药费等。经调解失败后,大安将老赵、父亲工作的单位物业和环境工程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劳动法专家、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桂彬律师看来,张拥伦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目前制度设计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

“职业危害防护应该更关注用工过程,而不是用工关系。”洪桂彬说,我国传统的职业病保障,以标准的劳动关系为主,对退休返聘人员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保护不足。

许多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故意将用工关系复杂化,起到“甩锅”的目的。洪桂彬说,这起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事之后,企业很容易以“不是我的员工”或“没有劳动关系”等借口,逃避责任。

不过,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调整。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新规”,废止了实施15年之久的“超龄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工伤保险将成为“强制项”,要求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保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夏天接近尾声,2025年9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刊文回顾称,2025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如今,沈阳进入初秋,天气告别炎热,张拥伦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冷冻着。家属请的律师建议,在可能长达八个月的官司打完之前,张拥伦最好先不要入土为安。

小区里,张拥伦种的蔬菜郁郁葱葱,绿叶宽大饱满,茎上开出黄色小花。但大安没看到果实,“可能都被别人摘走了”。不久后的冬天,繁茂的景象将要消亡,来年冰雪化冻、春暖花开,张拥伦的同事们照料的园林植物会再次发芽,而这些蔬菜却无法重焕生机。

鸡蛋bot|“旁听士”吴云鹏被郑州警方处以治安拘留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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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郑州警方传唤一刑案旁听人员惹争议:庭审记录缘何涉案?
作者:鸡蛋bot
发表日期:2025.9.11
来源:鸡蛋bot
主题归类:中国法治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

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该辩护人表示,9月11日上午,有青岛律师收到吴云鹏家属消息,称其已被郑州警方带走。

9月11日下午,多位赶至现场了解案情的律师在管城区公安分局北下街派出所外见到了吴云鹏本人。据现场律师了解,吴云鹏是被管城区法院法警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者于10日晚间将其案件交由北下街派出所处理。

有关民警告诉现场律师,因吴云鹏所发旁听记部分内容不属实,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参与旁听,故对其进行传唤。现场视频显示,吴云鹏向现场律师表示,其所写旁听记绝大多数内容为法庭上真实见闻,若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其想申请暂缓执行。

11日16时许,现场律师告诉笔者,吴云鹏已被办案人员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个人判断)疑似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据多位与吴云鹏相识人士的描述,吴云鹏年近六旬,曾在体制内长期担任工程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因热心法律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经常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刑事案件旁听,并在其个人公号“旁听士”发帖记录。“旁听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实报道法庭情况而已。”吴云鹏曾发帖称:“旁听不仅仅是旁听案子本身,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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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位现场律师与吴云鹏见面

对于吴云鹏疑因旁听涉案,多位法律人士公开声援。

北京和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撰文称,旁听记,大多数是对旁听情况的客观记录,可能会有少量的旁听感受。但无论是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都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吴云鹏只是如实记录旁听的事实,记录他听到的案情,对于公开开庭的案件,这何罪之有?如果吴云鹏在记录旁听实况以外,还对公权力有公开的评价甚至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琮亦在其文章中直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司法公开明显式微,庭审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书选择性公开,大量案件限制旁听,旁听记成为司法公开为数不多几种方式。“若吴云鹏被带走确与其旁听行为有关,或将是对司法公开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李宇琛|郑州多名律师出庭激辩“公安抢管辖权”,法院带走记录此说法的旁听人员交给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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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郑州多名律师出庭激辩“公安抢管辖权”,法院带走记录此说法的旁听人员交给警方
作者:李宇琛
发表日期:2025.9.11
来源:李宇琛
主题归类:中国法治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60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41年前讲起。

1984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7000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14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传唤超过12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41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不值钱”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旁听士”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90%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How to preserve a document’s versions no matter what

In recent discussions here about the version system built into macOS, two potential problems were raised: first that a file’s versions don’t go with it wherever the file goes, and second that versions wouldn’t preserve datestamp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you can easily work around the first, and how the second isn’t correct.

The tools I use here are admittedly my own, but they’re free, and available from this Product Page. They’re also compatible with all versions of macOS from Big Sur (or earlier), and should work perfectly next week when Tahoe is released.

To pose my apps a challenge, I deliberately picked one of my source code files (for LogUI) that I can’t afford to move out of its current folder. This has a total of 230 versions tracking that file’s changing cont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app, from its inception last year. Of course, as this is in Xcode I could have used a Git server for full version control, but versioning can do everything I want without going to that trouble.

These are the last few versions shown in Revisionist, simply by dragging and dropping the original file onto it. For each saved version, this displays its datestamp and size in bytes. To preview any of those, just double-click its entry and it will be opened as a QuickLook preview.

With the file open in Revisionist, I could click on the Archive button to save all its 230 versions to their own folder. However, if you just want to archive or move the file with all those versions, that’s quickest using the drag and drop feature in Versatility. Drop the original file on its window, then find the right location to save its versions in their own folder.

This is the result: the top of that folder of 230 versions, each numbered in sequence. QuickLook any of those and you’ll not only see their contents, but the datestamps on each version are those for that original saved (version) file. This original version was created on 7 July 2024, and last saved the following day.

You can now compress that folder of versions and move it wherever you want. I dropped mine onto my drag-and-drop compression utility Cormorant to turn the folder into a 16 KB Apple Archive, just 1.6 KB larger tha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at document. I have thought about building that option into Versatility, but you’ll probably prefer to use your own compressor like Keka.

If you wished, you could discard unwanted versions from that folder, because Revisionist and Versatility will reassemble the versions in order, and don’t notice if some of the numbers are missing. If you really wanted to, you could reorder the numbers, but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confusing. The version system doesn’t rely on differences between versions, as it stores each version complete.

Once you’ve got your version archive where you want it, decompress it back to a folder, and drag and drop that onto Versatility. Save the file where you want it, and every one of those 230 versions is back inside it, just as they were in the original.

Here’s the copy I made earlier, seen in Revisionist, with the very first version previewed in QuickLook.

There are some relevant notes:

  • Versions do still work in iCloud Drive, but each Mac only sees the versions created and saved on that Mac, not those created by others. I try to avoid mixing versions with iCloud Drive because of that added complication.
  • If you select a version in Revisionist and click the Save button, the copy of that version is faithful, but is created as a new file, so has fresh datestamps.
  • Versions only work on HFS+ and APFS volumes, although you can pass archived versions across any file system.

'Please come forward,' Stephen Lawrence's mum says to witnesses as review begins

The new review is the "last opportunity" for justice, Doreen Lawrence told the BBC's Daniel De Simone

Stephen Lawrence's mother has urged witnesses to come forward with information about her son's murder, as an official review - triggered by a BBC investigation - has begun.

Baroness Doreen Lawrence told BBC News the review was the "last opportunity" for full justice and said she cannot grieve until that is achieved.

Investigators working for the College of Policing are examining information held by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to identify any outstanding lines of inquiry.

In a statement, the College said the review was being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of the Met Police".

Baroness Lawrence told the BBC she hoped people who hol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urder will now feel able to talk.

She said there were "reasons why they felt they couldn't do it at the time".

"This is the last opportunity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the complete justice that I think Stephen so deserves.

"So I would like to ask them, whatever they felt at the time, or whatever happened if they tried to help, please come forward now."

Family handout/PA An old, grainy photograph shows Stephen Lawrenc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large houseplant.Family handout/PA
Stephen Lawrence was murdered in a racist attack in 1993

The review was announced last year following a series of BBC reports which publicly named a sixth suspect in the murder, exposed a series of police failings, and led to an apology from Met Commissioner Sir Mark Rowley to Baroness Lawrence for broken promises by the force.

A lo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followed over what the review would examine - with the Met conceding a series of key demands by the Lawrence family, including the full involvement of Clive Driscoll, the retired Met detective who achieved two murder convictions in the case.

In 2014, Mr Driscoll was replaced as senior investigating officer by the Met before he could complete his inquiry.

The review team will be led by a recently retired senior detective who had a career outside the Met.

It will seek to identify if any lines of enquiry were missed, not pursued properly, or now require a fresh approach.

One focus of the review will be the news reports by the BBC. If viable lines of inquiry are identified, they will be passed to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body.

Institutionally racist

Stephen was 18 when he was stabbed to death in a racist attack in Eltham, south London, in April 1993. He had been waiting for a bus with his friend Duwayne Brooks, who said there were six attackers.

The Met's failures to properly investigate the five prime suspects in the case became notorious and led to the force being branded "institutionally racist" by a landmark public inquiry. Two of Stephen's murderers were finally convicted in 2012, but the other suspects have remained free.

Metropolitan Police Police photos of Neil Acourt (in 2017) and Jamie Acourt (in 2018)
Metropolitan Police
Key suspects Neil and Jamie Acourt "believe they've got away with it", says Baroness Lawrence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was closed in 2020, with the Met saying everything possible had been done.

Baroness Lawrence told the BBC that key suspects, brothers Neil and Jamie Acourt, have "been sitting quite pretty".

"They believe they've got away with it, and the police have allowed them to think that they've got away with it," she said. The Acourt brothers have always denie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 murder.

Two years ago, the BBC publicity identified a sixth suspect, Matthew White, who died in 2021 and exposed a series of failures by the Met relating to him. Evidence that implicates White also implicates the key outstanding suspects.

"It's been going on for 32 years, and we haven't come to an end of it," said Baroness Lawrence.

"Most people have come to the end and [are] allowed to grieve in private. We haven't been given that opportunity."

The Met said its objective remains "to achieve the arrest,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of all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Stephen's murder".

A spokesman added: "The review is being led by an experienced investigator working for the College and will focus on identifying any outstanding lines of enquiry which could reasonably lead to a suspect being brought to justice."

The review team can be contacted at StephenLawrenceReview@college.police.uk.

Ros Atkins on... Israel's war in Gaza and proportionality

BBC An Israeli tank manoeuvres at the Israel-Gaza border, as seen from Israel, 26 August 2025 (copyright: REUTERS/Amir Cohen). BBC Verify branding in blue and green has been added - with BBC Verify written in white lettering.BBC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 in Gaza has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destroyed thousands of buildings, and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supply of food.

The operation was launched after Hamas rampaged through villages, military posts and a music festival in Israel on 7 October 2023, killing about 1,200 people and taking 251 others hostage. The United Nations' (UN) human rights body would later conclude that Hamas had committed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at the time that "like every country, Israel has an inherent right to defend itself". He argues his country's military operation in Gaza is a "just war" with the goals of destroying Hamas and bringing home all the hostages.

In January 2024, he said that "Israel'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law is unwavering". That commitment is coming under ever-increasing scrutiny.

Leading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some countries accuse Israel of ethnic cleansing and acts of genocide. Netanyahu denies this and has strongly criticised such allegation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ow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s to wars i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w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t means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warfare used must not b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military advantage sought".

BBC Verify has spoken to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s to ask whether they consider Israel's actions to have been proportionat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ertainty, told us that Israel's actions are not proportionate. In drawing that conclusion, some reference Israel's conduct of the whole war, some focus on events in recent months.

"I would struggle to see how Israel's military conduct in Gaza could potentially be characterised as proportionate," says Prof Janina Dill from th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Dr Maria Varaki, from Kings College London, told us that "it is undisputable, non-disputable, actually, that the use of force in Gaza has been disproportionate".

Prof Yuval Shany,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states: "The military campaign can no longer be seen as proportionate."

And Prof Asa Kasher of Tel Aviv University, who was the lead author of the IDF's first code of ethics, told us the number of non-combatants killed "seems too high to be taken to result from reasonable proportionality considerations".

How is proportionality assessed?

International law is made up of a series of agreements that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igned. The agreements detail what states can and can't do. They include the UN Charter and the Geneva Conventions, both of which Israel is party to and both of which are relevant to proportional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not set out in one place, nor is it governed by a central authority. As we will see, its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are open to considerable debate.

Regarding proportionality,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es this in two distinct ways.

Firstly, when a state has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the overall military response must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threat being responded to.

In addition, if at any point dur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 it ceases to be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no longer applies.

For example, some argue, such has been Israel's success in weakening Hamas, the military operation is no longer proportionate to the threat that Hamas currently poses. This, I should emphasise, is contested.

The second way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es proportionality concerns each individual military action within a conflict, such as an air strike.

The expected harm to civilians or civilian buildings must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expected military advantage gained from that particular action.

Intent is a vital consideration here. What civilian harm is anticipated? And is the expected military advantage proportionate to this?

AFP via Getty Images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peaks at a podium with microphones in front of him. He wears a dark suit, white shirt, and red tie, with a yellow ribbon pin on his left lapel. His right hand is raised with fingers spread apart.AFP via Getty Images
Israeli PM Benjamin Netanyahu says Israel'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law is "unwavering"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intentionally harming civilians is alway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portionality is not a consideration if this is done.

Also, while international law does allow for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ivilians are killed during the course of a military action, there is always an obligation to minimise civilian harm wherever possible.

Both areas of law are clear: whatever the provocation or the threat, there are rules and limits on what can be done - in the overall response and individual actions. They must be proportionate.

Let's begin with the impact of Israel's overall operation.

Civilian casualties

More than 64,5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by Israel during its campaign - almost half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according to Gaza's Hamas-run Ministry of Health. The ministry's figures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Israel has challenged the accuracy of the ministry's figures, both the overall number and the demographic breakdown, but they are quoted by the UN and others as the most reliable source of statistics on casualties available.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recently declared "the levels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Gaza are without parallel in recent time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the Israeli military said it had killed about 20,000 Hamas operatives, although it has not provided evidence, and does not allow foreign media, including BBC News, free access to Gaza.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 has not provided any figures for civilian casualties.

The IDF told us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mitigating civilian harm during operational activity" and that it "makes great efforts to estimate and consider potential civilian collateral damage in its strikes".

Israel also accuses Hamas - which is proscribed as a terrorist organisation by the UK, Israel and others - of causing casualties by operating within civilian areas.

It has released numerous videos of what it says are Hamas tunnels running under civilian buildings, including hospitals. Israel says Hamas uses these underground networks to plan and organise attacks. Some of the freed hostages have also described being held in tunnels.

Reuters A soldier in dark tactical gear is holding a rifle with a mounted flashlight, illuminating a narrow, dimly lit tunnel with rough stone walls. The tunnel extends into the distance, curv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Reuters
Israel has released numerous videos of what it says are Hamas tunnels that run under civilian buildings, including hospitals

Prof Nicholas Rostow, former legal adviser to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gues that "Hamas used hospitals, schools... as a bas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putting civilians at risk. That was their intention".

Because of this, Prof Rostow says he is "not prepared to say that Israel has acted disproportionately". He says he knows how the IDF operates and that it "bend[s] over backwards to respect the laws of war".

But even if that is the case, Israel has still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A large plume of smoke rises into the sky from a densely built urban area, suggesting an explosion or fir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multi-story buildings and a tall communication tower are visible on the left. The sky is clear, with no clouds apart from the smoke.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The aftermath of an Israeli airstrike on the Gazan city of Khan Younis

Dr Nimer Sultany, editor-in-chief of The Palestin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air of the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is categorical. "Israel's campaign has been disproportionate since October 2023, be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civilian harm it caused in Gaza," he told us.

Gerry Simpson,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told us, referenc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killed and other consequences for Gaza, that: "It is hard to seriously argue that the campaign has been conducted with due regard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roportionality and distinc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laws of war."

Access to food

The impact on a population's living conditions is another factor in assessing the proportionality of Israel's overall response.

Israel's restricting of goods into Gaza is not new. This was happening before 7 October and increased after the attack.

Then, in early March this year, Israel began a total blockade of aid into Gaza. It said it was doing so to stop Hamas stealing supplies and using them "to finance its terror machine". Hamas denies doing this.

The blockade was condemned by the UN and many countries.

Senior UN officials accused Israel of using food as a "weapon of war", which is a crim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uch actions cannot be proportionate.

"You can never use starvation of either enemy fighters 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says Prof Mary Ellen O'Connell,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 "You must permit the entry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at is a princip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ou cannot use starvation. There are certain weapons you can never use."

Benjamin Netanyahu denies this is a weapon that Israel is using.

The UN also accused Israel of "deliberately and unashamedly imposing inhumane conditions on civilians". Israel denies doing this too.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A group of children reach over a barrier with various pots and pans, seeking food or water. The crowd includes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ages, with many arms extended in a chaotic scene. The cookware varies in size and type, including metal pots, plastic containers, and ladle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the urban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of Gaza City.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A quarter of Palestinians in Gaza are suffering from famine, according to the UN-backed global hunger monitor

In May, Israel partially eased the aid blockade and introduced a new system of food distribution operated by a US and Israel-backed group called the 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GHF).

More than 200 charities and other NGOs have called for the GHF to be shut down, claiming Israeli forces and armed groups "routinely" open fire on those seeking aid.

The United Nations says more than 2,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around aid sites and convoys in recent months. In August, it said most of the killings were by the Israeli military. Israel denies this.

Israel says the GHF's system provides direct assistance to people who need it, bypassing Hamas interference.

But many people who need assistance are not receiving it.

The latest assessment from the UN-backed global hunger monitor (IPC) is that a quarter of Palestinians in Gaza are suffering from famine.

Israel'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alled this assessment a "tailor-made fabricated report to fit Hamas's fake campaign". The IPC has issued a response defending its methodology.

Aid agencies, senior UN officials, the UK government and others all say the famine and starvation in Gaza are a result of Israel's actions.

Israel justifies the change of aid system as a necessary part of its effort to defeat Hamas. But even if it is - and that is strongly contested - as the current occupying power, Israel ha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civilians in Gaza, including providing adequate access to food.

Netanyahu says that any food shortages are the fault of aid agencies and Hamas. Also, despite the mounting evidence, he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starvation is taking place.

Destruction of buildings

Civilian harm caused by the overall operation also includes the damage or destruction of buildings.

In May, Israel's far-right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declared that "Gaza will be entirely destroyed". That is getting closer.

The latest UN estimate is that up to 42% of buildings in the Gaza Strip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37% damaged.

Prof Emily Crawford, who teache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Law School, told us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necessary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s clearly disproportionate".

Destruction is what is being threatened. In August, Israel's Defence Minister Israel Katz looked ahead to an assault on Gaza City. Posting on social media he demanded that Hamas frees the hostages and disarm: "If they do not agree, Gaza, the capital of Hamas, will become Rafah and Beit Hanoun."

These are both cities that Israel has reduced to ruins.

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image shows a vast area of destruction with numerous collapsed and damaged buildings. Rubble and debri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landscape, indicating extensive devastation.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partially standing structures with visible damage. A bird is flying in the sky above the ruin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more destroyed buildings extending to the horizon under a clear blue sky.AFP via Getty Images
Nearly 80% of buildings in the Gaza Strip have been damaged or destroyed, says the UN

As well as destroying and damaging buildings during its offensives, BBC Verify analysis suggests Israel has also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buildings in areas it controls.

The IDF said t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is only performed when an imperative military necessity is demanded".

To Israel the overall "military necessity" of its operation is not just the severe weakening of Hamas, but its complete defeat.

Former UK Supreme Court Justice Lord Sumption wrote in a recent article: "The destruction of Hamas is probably unachievable by any amount of violence, but it is certainly unachievable without a grossly disproportionate effect on human life."

Lord Sumption told us that Israel has concluded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destruction and casualties that they can inflict, provid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feat Hamas". He says: "This is plainly incorrect."

A graphic showing three vertical maps of Gaza, laid out side-by-side, left to right. Red areas show damage to buildings. The left-most maps is from 12 Oct 2023 and has barely any red areas. The middle map, 29 Jan 2024, shows large red areas, particularly on Gaza City (north of the map) and Khan Younis (to the south), with smaller red areas between. The right map is from 8 July 2025 and shows the most red areas, with red patches across the entire map

Other experts also suggest Israel's own legal assessments have given the government huge leeway in how it can act.

Dr Nimer Sultany believes Israel has "repeatedly invoked wild and highly permiss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 including the question of proportionality, that defy both common sense and authoritative understandings of international law".

Israel insists it adheres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applies it correctly.

BBC Verify asked Israel's government for the legal advice, or a summary of it, that supports its view that its overall military response to 7 October has been proportionate.

We did not receive a reply.

Assessing individual attacks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second way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es proportionality concerns individual actions within a conflict.

Is the expected harm to civilians and civilian buildings from a particular action proportionate to the expected military gain that is sought?

In the case of this conflict, Israel's targeting of Hamas members - and the resulting civilian casualties - has been a particular focus.

For instance, on 27 June this year there was a strike near the Palestine Stadium in Gaza City, aimed at what Israel called "a suspicious individual who posed a threat to IDF troops operating in the northern Gaza Strip".

Reuters Three women wearing headscarves and long-sleeved clothing stand together outdoors. The woman in the centre has both hands extended forward with palms facing up.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street scene with people, buildings, and parked cars.Reuters
At least 11 people were killed - say witnesses - in the 27 June strike near the Palestine Stadium

The IDF told BBC Verify: "The IDF struck a Hamas terrorist. Prior to the strike, steps were taken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harming civilians as much as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dics and witnesses, at least 11 people, including children, were killed by the strike.

The IDF told the BBC it has comprehensive processes to "ensure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It says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are given "target cards" which "facilitate an analysis that is conducted on a strike-by-strike basis,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xpected military advantage and the likely collateral civilian harm".

Sir Geoffrey Nice KC is a barrister and former prosecutor for the UN. On Israel's calculations around the proportionality of its targeted strikes, he says: "The number of innocent Palestinians killed would seem very hard to justify by the search for an individual Hamas person, however senior that person might be."

The organisation UK Lawyers for Israel has published a "Q&A on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 and Gaza". On the issu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military strikes, it says "it is impossible to assess this without having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the IDF commanders at the time".

Israel doesn't provide details of its decisions on individual strikes, so this assessment is difficult. However, patterns of individual strikes can in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Israel's calculations.

"The burden is now on [Israel]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proportionate," argues Sir Geoffrey.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Underpinning Israel's campaign is its assertion of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This is laid out in Article 51 of the UN Charter - the "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if an armed attack occurs".

As we said earlier,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connects to the first way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es proportionality.

The question being: when the right of self-defence applies, is the overall military response proportionate to the threat being responded to?

Immediately after 7 October,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UK, made clear that Israel had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In its "Briefing Note on Proportionality in Warfare", UK Lawyers for Israel argues that "Israel is entitled, in self-defence, to enter that territory [Gaza] to dismantle that organisation [Hamas] to prevent it from ever repeating its murderous aim".

Prof Neve Gordon of Queen Mary University, London, is the author of "Israel's Occupation". Recently, he took part in a two-day event which described itself as an inquiry into the UK's role in Israeli war crimes in Gaza.

On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he says: "I think it is obvious again to anyone with eyes in their head that Hamas carried out a violent attack on 7 October, massacred hundreds of civilians, and I think most states would respond to such an attack."

But he adds that legally this remains complicated.

In fact, several of the experts we spoke to emphasised that, in this instance, Israel's right to self-defence, as detailed in the UN Charter, is contested.

EPA Israeli soldiers carry the coffin of Israeli soldier Tal Cohen during his funeral at Mount Hertzel military cemetery in Jerusalem. The Israeli flag covers the coffin. The photo is taken slightly from above, looking down on the occasion.EPA
The funeral in October 2023 of an Israeli soldier, killed in a gunfight with Hamas fighters in a kibbutz

Francesca Albanese is the U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Gaza and the West Bank). She is a fierce critic of Israel's actions and is banned from Israel because of comments about "Israeli oppression" made after 7 October.

Albanese told us that Israel "has completely capsized the current use of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principle of military necessity, precautions, and propor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On self-defence, she points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ICJ) advisory opinion in 2004, that Israel could not invoke self-defence against a population it maintains under occupation.

Israel rejects this argument. It claims it was not occupying Gaza before 7 October because it withdrew its troops and settlers in 2005.

However, the UN still regards Gaza as occupied territory because Israel retained control of Gaza's airspace, shoreline and most of its land border. An ICJ advisory opinion last year found that Israel's occupation of Gaza did not end in 2005, and that Israel's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is unlawful.

Gaza's status before 7 October is relevant to whether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applies, according to Prof Ralph Wilde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ast year, he represented the states of the Arab League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proceedings relating to Israel an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Prof Wilde told us: "Israel's use of force after 7 October was not a new use of force. It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at pre-existing use of force, amplifying it to an extreme level. It was, therefore, a continuation of an illegal use of force."

Israel rejects such an argument.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why some believe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doesn't apply to 7 October. Francesca Albanese argues that this right only applies if an attack comes from another state.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s we spoke to disagree.

Lord Sumption told us such a position is "barely arguable".

Prof Crawford,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Law School, told us that "since the 9/11 attacks, many states have been prepared to accept that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extends to uses of force against the state by non-state actors". In other words, it does apply to Hamas and 7 October.

This debate is relevant to whether Israel's overall response can be considered a proportionate act of self-defence.

Though Gerry Simpson,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adds: "Even if Israel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ce, the exercise of it has been disproportionate."

Prof Kasher, of Tel Aviv University, argues the right to self-defence continues to apply so long as Hamas poses a threat to Israel and its population. "Self-defence is well justified as long as the goal is defence," he says.

Whether it is the goal, though, is contested.

Israel's goals

Israel's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said in May that his country's goal was "destroying everything that's left of the Gaza Strip". He also talked of "conquering, cleansing and remaining in Gaza until Hamas is destroyed".

In July, the Israeli defence minister proposed re-settling the entir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of Gaza at a camp in the south of the territory, according to Israeli media. The UN had previously warned that the forcible transfer of an occupied territory's civilian population is "tantamount to ethnic cleansing".

The proposed "humanitarian city" was discussed by the Israeli cabinet, but no plans to move forward have been made public.

Israeli statements, proposals and actions are causing some to question whether its goals and its actions go beyond self-defence.

"This is not a war where the goal is defeat," claims Prof Neve Gordon of Queen Mary University. "It is a war where the goal is destruction."

Reuters A close-up photo of a man with a beard wearing a suit. He is looking to the right of the camera, and there are other men in the background, their faces out of focusReuters
Israel's goal was "destroying everything that's left of the Gaza Strip", said Finance Minister Bezalel Smotrich in May

Prof Gerry Simpson from the LSE told us that "the Israeli response looks more like revenge, or the continuation of a long-running erasure of Palestinian identity, than anything one could call 'legitimate self-defence'".

And Prof Janina Dill told us: "If we listen to Israeli security forces and Israeli decision-makers,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incapacitating Hamas] is not anymore, or predominantly, the aim Israel is pursuing in Gaza."

Israel rejects any such suggestions.

The IDF told BBC Verify: "The terrorist organisations in the Gaza Strip systematically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liberately carry out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withi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e IDF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gainst the terrorist organisations in the Gaza Strip whenever and wherever necessary."

A case to answer?

In late 2024, judge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issued an arrest warrant for Netanyahu, saying there we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he bor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alleged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the Gaza war.

It also issued arrest warrants for former Israeli Defence Minister Yoav Gallant and Hamas's then-military chief Mohammed Deif, who Israel says it has now killed.

Netanyahu called the decision antisemitic, and the US later imposed sanctions on four ICC judges, claiming the court was politicised. Further ICC officials and the UN's Francesca Albanese have also now been sanctioned.

A case was also brought to the ICJ by South Africa in 2023, arguing Israel was committing genocide. Israel has dismissed the allegation as baseless. The case is ongo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often deals in years and decades, not weeks and months. There are limitations on what it can do during or after a conflict. And the US hostility to Netanyahu's arrest warrant shows Israel has significant support from the world's superpower.

However, in time, the institutions that apply international law can and do draw definitive conclusions. These rulings matter - as do the laws themselves. However imperfect, they are the rules that most countries have agreed should define what they can and can't do. As such, they still count for a lo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xperts we spoke to believe that all or some aspect of Israel's actions have not been proportionate, in particular with regards to its overall operation. They reach that conclusion for different reasons and with differing degrees of certainty.

Prof O'Connell,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told us: "There are rules, and they're not being complied with."

Prof Yuval Shany, from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says there is an argument that Israel's actions were initially proportionate but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however, a point crossed at which Hamas has been weakened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military campaign can no longer be seen as proportionate in nature, given its extensive scope, scale and consequences".

And Prof Hovell of LSE told the BBC: "Propor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s a pretty blunt tool. In many modern conflicts, applying that standard can be difficult. But in Gaza, the case is, sadly, strikingly clear. Israel's campaign has been grossly disproportionate."

Meanwhile, the conflict continues. A much-diminished Hamas is still fighting, still holding hostages and still denying Israel's right to exist.

Israel insists it followed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out this conflict - and that its actions are proportionate. But nearly all of the experts we spoke to aren't convinced.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Jemimah Herd

李干杰吁加强中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本周在广东调研三天,要求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特别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教,系统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据中新社报道,李干杰星期一至星期四(9月8日至11日)在广东调研,期间到汕头市、广州市,走访了宗教活动场所,调研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情况。

李干杰表示,要系统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引导在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并要求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特别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教,促进各宗教健康传承,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即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此前,中国千年古刹少林寺7月27日通报,原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

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释永信案的调查结果。通报上看,释永信除涉经济犯罪、腐败和个人作风问题外,还有更严重的刑事犯罪。

另一方面,李干杰本周在广州也调研了侨资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听取企业创新发展和网络信息化工作情况介绍。

他在粤还考察高等院校、华文教育创新发展基地、港澳青年之家,了解华侨高等教育、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和服务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情况;走进华侨历史文化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察看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保护情况。

调研期间,李干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干杰表示,要坚持中共全面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各方面,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

他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挖掘华侨华人历史文化遗产,引导侨胞传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化为侨服务,完善涉侨政策法规体系,加强侨务法治宣传教育,推动服务精准化便利化,为侨胞工作生活提供更多支持,形成依法护侨良好氛围。

李干杰说,要支持引导广大侨胞发挥独特优势,在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促进中外友好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研究海南岛居民享受部分进口商品免税政策

中国研究海南岛内居民免税消费部分进境商品,以提升岛内居民的获得感,促进境外消费回流。

据《证券时报》旗下“人民财讯”报道,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定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为提升岛内居民的获得感,中国有关部门正联合开展岛内居民免税消费部分进境商品的税收政策研究,因政策受众面广,将同步制定配套管理措施,待条件成熟后将及时出台。

中国从2011年开始实施海南岛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报道称,“离岛免税”已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金字招牌”。目前购物限额已提升至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1万8014新元),推动离岛免税销售额占全球免税市场的比重超过8%,有力促进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新一轮离岛免税政策优化调整研究,推动实施优化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政策吸引力,促进境外消费回流。

海南岛离岛免税消费一度受到欢迎,但在中国经济整体疲软、消费减少的背景下,海南岛的免税消费去年大幅下降近三成。

医院的复诊仅当天有效,但是很多检查报告当天出不来

tuding:

前两天去看病,比较严重,挂的专家号,挂号费 92 块钱,医生开了几个检查,但是要 48 小时才出结果,这就很扯了,报告出来了我还得再挂个专家号。 所在城市,去过的三甲医院都是复查仅限当天,但是很多检查当天是出不了结果的,特别是如果下午才去门诊的话。刚才打市长热线投诉建议了。

好奇你们所在的城市,医院复查这块是怎么操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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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ll: 干了个啥

兄弟们,最近不是都在玩各种 AI 编程助手嘛,Claude Code 、ChatGPT 、Codex…
结果一看,要么封号,要么太贵,要么用起来各种限制,整得人直呼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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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v 友的劳动仲裁 来分享一下我艰难的仲裁之旅

renyixu: 背景:

我此前在青岛一家公司工作,入职四年,月薪 15k (工资条显示:基本工资 12k + 绩效 3k )。公司作息为每天 8.5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周六固定加班)。

纠纷起因:

2024 年公司提出不续签劳动合同,同意按 N+1 ( 5 个月工资)支付补偿金。我提出要求支付四年来的周六加班费,但公司拒绝,因此我申请了劳动仲裁。

仲裁结果与核心问题:
1.赔偿金支持: 仲裁委支持了 2N+1 的赔偿( 9 个月工资),远超公司的出价。
2.加班费驳回: 我主张的周六加班费未被支持。关键原因在于劳动合同:合同中将基本工资定为 2200 元(青岛当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注明其余部分为“加班费、绩效等补贴”。我无法举证合同签订时这一栏是空白的或存在欺诈,因此仲裁委认定 2200 元为计算加班费的基数,导致我的诉求无法实现。

最终,我在赔偿金增加但放弃加班费的结果下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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