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一则被歪曲的新闻说起。

当尼泊尔因社交禁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后，国内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

比如微博大V、自称记者的“小凡好摄”就说，“尼泊尔失控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10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了什么不言而喻，评论区已给出了答案。有意思的是，在500多条评论中，没有人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他还在博文下面加上“黄媒不会说的真相”的词条，好像自己才是告知大众真相的良心媒体。

当然，相比于“孤烟暮蝉”“唐哲同学”等习惯性造谣者而言，这位记者确实相当良心了，至少说出了一半的真相。

在尼泊尔的抗议游行出现流血事件之后，确实有一份联合声明，一开始是7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后来加入了德国与挪威，变成9国，而非10国。

联合声明的内容是：

“我们对今天在加德满都及尼泊尔其他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悲痛，其中包括示威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我们向遇难者的家属、所有受影响的人士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

我们各国政府重申对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这一普遍权利的坚定支持。我们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确保这些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可以看到，这份声明行文规范严肃，属于标准的官方口吻，且主张支持和平集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而非良心记者所说“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这种明显具有引导性的表述。

连核查信源、忠实原文这种最基本的记者操守都不具备，看来他博文下的词条不是自我标榜，而是自我介绍。

类似“小凡好摄”的博主有很多，支持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计其数。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迷思，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走上街头就是聚众闹事，而人民群众始终是淳朴善良、温顺听话的，他们不会聚众闹事，如果聚众闹事，那也不是出于主观自愿，而是背后有人煽动。

这套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暂且不提，仅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真实解释，而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话语工具。因为其彻底否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与利益诉求，将人看作是一群需要牧民驱赶才知道如何行动的牛羊。

牛羊即便被鞭打、被宰杀，也不会群起而攻击，但人不一样，尤其是当现实处境触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尊严与权利时，哪怕再能忍耐，也会抗争。农民会因赋税沉重而抗争，工人会因资本剥削而抗争，学生也会因教育不公而抗争。可以说，抗争是人类的天性，亦是社会矛盾的自然体现。

相反，如果按照“颜色革命”的叙事方式，那历史简直没眼看了。不仅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了境外势力煽动，连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也成被煽动的结果了。世界史从此不再是战争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而是煽动史。

其实纵观中外，群众运动都是有其内生逻辑的，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外来思潮与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根源还是自身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的累积。这一点之于英国是这样，之于波兰是这样，之于阿拉伯是这样，至于尼泊尔也是这样。

换言之，你不能只在东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称之为人民被煽动，而西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则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吧？难道东方人都是提线木偶，西方人才能算有头脑的公民？

所以承认吧，人就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这是本能，不需要任何人煽动，除非不把自己当人。

CDT编者按：转载“涉港澳台”审查部分仅为呈现中国“出版审查”现状，并不代表同意原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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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巡检司，巡遍天下书。大家好我是今日当值一巡。

整理完这期公号文章，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国的出版业现状吗？

这些图书全部诞生于新时代的编辑之手，我完全无法想象近几年的图书中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19家出版社的编辑真的是心大……

这19家出版社分别是：

燕山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这里面有7家高校出版社，更有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大社。震惊！！！

1.燕山大学出版社

2.天津大学出版社

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企业管理出版社

5.中山大学出版社

6.西泠印社出版社

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商务印书馆

9.方志出版社

10.南京大学出版社

 11.云南人民出版社

12.上海三联书店

13.中国青年出版社

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山东人民出版社

16.新华出版社

17.天津人民出版社

18.文汇出版社

19.南海出版公司

原本为了惠民利企的“国补”政策，却在落地过程中被人动了手脚。这些“国之蛀虫”，神人共愤！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

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

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有人可能会说，骗补不就是一些商家、个人钻空子，占了点便宜，没啥。但这类“便宜”绝非无关痛痒的小聪明，而是对国家经济治理大局的严重消耗。

国补政策的初衷非常明确：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形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在近几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国补是典型的“财政撬动市场”的手段。

然而，一旦补贴落地沦为“灰色套利”，政策效能就被严重削弱，原本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却落入黄牛、职业骗补团伙口袋，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真实消费。

还会造成价格扭曲，一些企业“先涨价再补贴”，消费者非但没有享受到实惠，反而被收割。

更重要的当然是信任侵蚀：当公众发现补贴名不副实，政策信任受损，消费意愿反而下降。

财政资金就如同血液，本应当为实体经济输送营养。如果这股血液在循环过程中被一层层“截胡”，实体经济就会营养不良。

骗补行为，本质上就是在慢性消耗经济的活力。

这次审计披露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旧机顶新、虚构交易、临时提价、虚假流水……几乎涵盖了骗补的全部“套路”。

关键是，这些套路并非孤立的个案，而往往形成了灰色产业链。

某地审计报告显示，“两新”政策资金专项审计发现，一些县部分经销商通过以旧顶新、更换铭牌等方式使用旧机具、样机、劣质农机等骗取补贴资金。

还有个别地方家电承办企业临时提价，某市3家家电企业活动期间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均高于近3-5个月的销售价格。

所以说，骗补并非简单的“一念之贪”，而是一些地方执行监管不到位和市场逐利心理交织的结果。

一些地区的政策流程简单化，缺乏风险识别环节，执行粗糙；监管疲软也是问题，审核把关流于形式，缺乏跨部门联动，导致很难及时发现造假。

最终，形成一种逐利合谋：当商家、消费者、甚至部分地方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骗补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骗补行为不仅是腐败问题，更会带来三重冲击。

第一冲击：政策效能受损。

国补政策本质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经济需求”。一旦补贴资金被截流，政策就失去了加速器的作用，消费拉动效应减弱，经济恢复乏力。

第二冲击：市场秩序被破坏。

“先涨价后补贴”破坏了正常竞争机制，优质企业反而被“投机型”企业挤压。久而久之，市场生态失衡，劣币驱逐良币。

第三冲击：公众信心下降。

消费者原本期待政策“让利于民”，却发现“买贵了”或者“补不到”。一次次失望会转化为对政策的冷漠甚至抵触，从而损害宏观调控的长期信任。

那么，该怎样杜绝这样的行为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漏洞”，而在于“能不能堵住”。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三条路径值得推广：

第一，强化流程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核，形成闭环监管；建立全链条监测系统，用大数据盯紧每一笔交易。流程细化、技术赋能，可以明显降低骗补的空间。

第二，跨部门联动。

国补涉及财政、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所以要建立跨部门共享机制，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报、追缴、移送司法。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让骗补无处遁形。

第三，严厉惩处机制。

骗补成本过低，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高压态势：骗一次，取消资格、全额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另外还应该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很多骗补行为，消费者是第一知情人，如果能让社会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骗补的土壤将大幅压缩。

财政补贴，本质上是全民税收的再分配，骗补的每一分钱，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的背叛。

如果说腐败是“暗处的黑手”，那么骗补则是“明处的蚕食”。它不像行贿受贿那样隐秘，但其危害却在无声中积累：资金被盗用，政策被架空，经济被削弱，政策信任被透支。

在今年国补资金规模提升至5000亿元的背景下，堵住漏洞已刻不容缓。否则，惠民政策就会沦为少数人眼中的“盛宴”，而广大民众只剩下“看热闹”的无力感。

唯有加强治理，国补才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民生改善的真正动力，而不是被蛀虫吞噬的“唐僧肉”。

·END·

看到一个热搜话题特别有意思：

夸克忘了我们

一群外国来华留学生在小红书上哭诉，说中国大学生都在用的夸克AI对留学生搞差别对待，所有中国大学生都可以凭学籍免费领取夸克SVIP会员，但同在一个学校上课的留学生却只能眼巴巴看着领不到，夸克把他们忘了。

留学生们甚至还根据外网的习惯，专门建了一个We Study in China的留言墙网站，供在华留学生上去发声许愿，呼吁夸克AI给他们同等待遇，同等会员。

这一幕，很像之前TikTok在美国关停时涌入小红书的“TT难民”，都是想用中国互联网服务而不得的老外。

事情很小，但意义非凡。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看到外国学生也在追捧中国AI工具，甚至还“伸手讨要福利”，网民们乐坏了，评论区充满了扬眉吐气幸灾乐祸的空气。

也算意料之中吧。这些年，中国社会对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那是积怨已久，如今终于看到留学生们被差别对待，感受了一次低国民待遇，那可不得抓住机会狠狠出一口恶气？

集中代表这类想法的观察者网就发了一篇欢呼的评论，兴高采烈地宣布“中国的标配，成了外国人的顶配”。

是，中国的AI现在是出息了，各家的AI工具在不同生活场景应用中也的确做得很不错，毕竟应用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强项。

但是，夸克AI赠送会员把留学生排除在外这件事，其实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投入天量资金培养外国留学生，却很少取得实际成效。

据统计，2025年度在华留学生数量已突破50万人。

很多人印象中来华留学的是非洲学生最多，但实际上占更大比例的是亚洲学生，如巴基斯坦（很好理解）、韩国（他们国内比中国还卷）、泰国（华裔多）等。我上本科的时候学院里有几位留学生来自越南，因为肤色面相差别不大，所以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但无论留学生数量达到几十万，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几乎都是没有存在感的。即便偶尔因负面事件上了新闻，也几乎听不到留学生们自己的声音，都是中国网民自己在吵。

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在主动创造软隔离，包括给留学生单独的宿舍楼，单独的食堂，甚至专门给留学生开的课，在学校里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交流就不多。另一方面，留学生们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机会其实很小，他们也缺乏动力融入中国社会，心里念的都是拿个学历赶紧走人。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支持培养外国留学生，但因为缺乏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入，既没有为中国输入人才外援，也比较少通过留学生学成回国输出文化影响力。

两头都不占，投入岂不是打了水漂？

夸克AI这次发免费会员福利把留学生排除在外，看起来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行为，其实背后是整个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投射。

当然，这只是在华留学生日常状态很小很小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戏剧性的反差效果才上了热搜。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

中国社会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看待来华留学生和来华外国人？

十年以前，社会上对外国人总体上还是仰视占绝大多数，友善态度居多。而当前社会心态面向外国人则是仰视和俯视并存，俯视和鄙视居多，仇视言论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都不是什么健康的心态。

此前外国用户大批涌入小红书的时候，社会对“洋人来了”的心态就集中展现了一轮。只是如今，这些外国用户在小红书又留下了几个呢？

回到本文标题来，表面现象是夸克AI忘了留学生，背后本质其实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平视留学生，没有平视外国人。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平视外国人，能以平等开放的心态接纳留学生融入学校，融入中国社会，那时才是真正的从容自信了。

Gen Z protests.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101.html

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

看了一篇乱七八糟的报道，我猜里面很多是臆想和胡说。有意思的在于下面评论里的读者，竟与内容颇为神似，很多人用看不起、谴责尼泊尔人的语气表态，“查查是不是美国搞得。”

其实尼泊尔这次事件中是没有多少雾霾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一步一步都存在具体的理由，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这是具体的，美国大概率是无法操控）。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也稍微说两句。

起因，是9月4日尼泊尔官方作出了一个决定，禁掉一系列外国的社交产品，包括Instagram、WhatsApp、x、facebook等等，大概26个左右。理由是这些社交产品，没有按照尼泊尔新出的规定注册，拒绝接受尼泊尔官方对隐私信息的监管。

就是这个事情引发了尼泊尔人的抗议，尤其是“Gen Z”学生群体将此事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当然，事情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尼泊尔官方是没想到的。他们不知道，一方面尼泊尔本土资源太少，把这些社交软件封掉了，普通人就没有其他替代品可用，增加了不满的程度。再加上这些软件尼泊尔人已经用了很久了，突然不让用，和干脆在这些软件广为人知前就不让用，完全是两种概念。即吃惯了细粮突然让你吃粗粮，和从一开始就让你吃粗粮的区别。最后也是最严重，尼泊尔这个社会本来就长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腐败、不平等、就业机会匮乏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在尼泊尔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加上精英层子女晒奢侈生活的视频，形成更浓烈的对比，于是乎这次事件成了点火索，把尼泊尔人的广泛不满给点着了。

之后就是9月8日，几万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聚集，他们冲击了议会。尼泊尔官方进行了催泪瓦斯、水炮、橡胶子弹等方式的阻止，最后甚至开枪射击，据说导致了数十人重伤，超过19人以上的死亡（这个数据在变化）。

由于问题还在变得更严重，总理的房子都被他们放火烧了。结果是9月9日，尼泊尔官方部门撤销了之前对那些社交软件实施的禁令，恢复了上述那些软件的访问权限。同时，内阁部长辞职，尼泊尔总理K.P.SharmaOli被迫辞职，新的“过渡领导”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抗议的尼泊尔人满意，他们还在继续焚毁议会建筑、政治人物住宅。导致机场关闭，尼泊尔的航班迫降到了印度的城市里。与此同时，相关内容也上了我们的热搜。

其实1990年之前，尼泊尔还是相当封闭的，属于特权王国，当时他们的国王手握实权。但在2006年尼泊尔的第二次人民运动之后，国王的权力被废除了，尼泊尔变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到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宪法已经确立了民主、世俗、多民族联邦框架。

这种开放性在南亚还是算比较高的，唯一的尴尬之处在于尼泊尔始终属于低收入国家，再加上精英家族的严重垄断和他们的派系斗争，导致很多问题始终存在，进而衍生出现在的画面。

你如果非要说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或者有外国人的影子，那就是你说得对。毕竟，从能有这种逻辑的人眼里来看，引发问题的原因不正是那些外国软件吗。其中美国的最多，自然美国是幕后黑手了。

嗯，很有道理。

今天上午，我和区域内唯一的一位尼泊尔工程师进行了一次线上交流。这是尼泊尔业务并入印度区域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员工谈话。交流中我意识到，过去因为业务体量有限，尼泊尔一直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当地员工自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谈话结束后，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文与社会背景，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尼泊尔“Z世代”抗议的报道——内容令人震撼。

导火索：社交媒体封禁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Nepokid”浪潮：权贵与草根的强烈对比

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没有领袖的“最后一代”抗争

社会学者Dipesh Ghimire称，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创造性重击”。在他们手中，社交媒体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揭露特权、动员抗议的武器。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抗议逐渐获得社会支持。加德满都市长Balen Shah、知名演员Madan Krishna Shrestha与Hari Bansha Acharya等纷纷声援，部分公众人物甚至捐款支持示威。

抗议之外：一次世代觉醒

总理奥利则为禁令辩护，强调“国家独立高于少数人的利益”。但批评者指出，这不过是为腐败精英保驾护航。事实上，尼泊尔政府早已多次出手打击社交媒体：2023年曾短暂封禁TikTok，2018年还颁布过色情网站禁令。

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THE END

网友恶搞图“邪恶三巨头”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最终，轴心国于1945年战败，二战也随之结束。

墨索里尼、希特勒、松冈洋右（日本外相）

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并首次将朝鲜、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之后，布什的幕僚进一步提出“边缘邪恶轴心”，将古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纳入。

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评论员丹妮尔·普莱特卡首次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称为“新邪恶轴心”，并将中国视为核心。她的理由包括：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限制香港民主，武力威胁台湾，对新疆实施集中营式管控，并且还同俄罗斯建立了“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美印太司令部司令也表示，中俄伊朗朝四国“邪恶轴心”处于新生阶段。

丹妮尔·普莱特卡的评论文章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国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一贯声称保持中立，但在政治、外交、经济层面一直助攻俄罗斯，实质上大力支援了其战时经济。朝鲜则向俄罗斯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并在2024年底直接派遣军事人员赴乌作战，两国成为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与朝鲜之间则拥有“唇齿相依”的传统伙伴关系，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2024年普京、金正恩两人会面

相比之下，当伊朗与以色列交战并遭到美国轰炸核设施时，其余三国并未迅速提供援助，中俄两国只是象征性地谴责了美方行动。因此也有评论认为，伊朗与中俄朝三国的关系不算紧密，并且伊朗在意识形态层面（神权国家）有更大的不同。

中国“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中朝俄伊四国首脑罕见聚首。值得注意的是，参会名单中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批评者认为，这场阅兵更像是中国在借机集结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同时中国“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

9·3阅兵无任何西方主要国家参与

当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而上一次类似画面还是出现在七十多年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讽刺的是，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强调，“人们应共同铭记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多名网友共同总结道“三个国家都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三个国家目前都是专制极权国家，三个国家试图建立反西方的新世界秩序，三国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谋求了‘无限连任’，三个国家都具有典型的‘法西斯特征’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个国家都对邻国进行了武力威胁或直接侵略，对当今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

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

有评论指出，虽然之前伊朗因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而被削弱，但中国仍通过这场阅兵向世界传递了重大的信号——一个以中俄朝为主的新轴心联盟已经成形。它们与西方为敌，彼此抱团取暖，与当年的二战轴心国一样，试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其中，中国凭借工业、资金以及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成为新轴心之首。这也意味着，一个中美直接对抗的新时代正式被开启。也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向普京道别“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

前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水电油气领域从来不承认计量造假水，还有一些自称业内人士的读者评论说，现在的智能水表电表计量不可能造假。

呵呵。

来看一个最新的案例：

据浪潮新闻报道，江西上饶市龙潭新苑小区有业主反映，其最近两年的水费缴费单显示，有7个月的水费都是49.93元。

隆冬腊月，一家人一个月用水量19吨，水费49.93元，六月盛夏，一家人用水量19吨，水费还是49.93元，两年时间里，这个数字重复出现了七次。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哪怕是每天掐着表数着滴用水，也很难做到七个月水费一分都不差这么精确吧？但在江西上饶，就这么真实地出现了。

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抄表员偷懒估算的用水量呢？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明确说了，这个小区采用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重复一遍，是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自然就不存在估算，也不存在用水吨数取整数的问题。

传统水表和智能水表的对比

自来水公司认为，7个月重复的19吨水和49.93的水费，纯属巧合。

这么粗糙的剧本，我也不问你信不信了，就问你服不服吧？

反正自来水公司肯定是不服的，不仅不服，他们还向公安部门报案了，要追究用户诬告的责任，而公安部门居然已经立案。

好了，这下不服也不行了，再不服只怕要被抓进去踩缝纫机……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

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

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

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

真是厉害啊！

文|大 何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

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

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

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往年这个数据一般都在7月份陆续公布了，最晚到八月份怎么也得公布了吧，但是截至2025年9月8日，还没有可靠的信源看到有哪个省份公布了这项数据。

再拖下去，马上国庆节放假通知可能都要先来了。

上海人社部门给出的答复是数据还要在统计中了，还要再等等，暂时按去年的标准执行。

难道是今年的数据太复杂太难算了？

我觉得在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算不上一个合理的解释。

迟迟没公布，并不是没数据，相反，就是因为有数据了所以才两难。

截至9月3日，31个省份中，有24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2024年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拿北京举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北京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其中，北京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24608元（涨幅2.9%），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905元（涨幅0.9%）。

非私营单位人数比私营的多一倍多

如果参照往年的计算经验，北京今年的缴纳基数应该还会微涨2%左右。

好消息，又要涨了。

坏消息，不是工资。

但是社保缴纳基数并非涨的越高越好，他会存在一个临界值。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一道数学题：一件商品，单价提得太高，买的人就少了，最后总销售额可能不增反降。

社保现在就是面临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

因为社保基数是按照社平工资定的，下限是60%，上限是300%，也就是社平工资如果是8000，那最低缴纳基数就是4800元。

哪怕你一个月收入3000元，也是按照4800元的基数收的。

想涨，没办法涨。

你把缴纳基数再一抬高，最先扛不住、最先“断保”的，就是那些自己交全额社保的灵活就业大军（单位里面的打工人其实并没得选）。

他们一看这么贵，那还是先顾好眼前吧，干脆不交了。

最后，收上来的钱可能不增反降。

你要是降，也没办法降。

降了很多地方不够支出，而且这玩意挂钩着社平工资，岂不是告诉大家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年都5%增长，但是大家的工资反而降低了，这面子上可挂不住。

所以你看，它就卡在这儿了，进退两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可能在等什么信号，才好决定怎么办，要不就先按原来的办。

而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数据涨跌，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主要因为这俩城市吧，它平均工资太高了。

北京去年的社平工资（社保口径）是11761元每月，上海是12307元每月。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都经过了一轮高增长。

2020年至2024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3613元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88.8%。

假设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一直按缴费基数下限交养老保险，按照20%的缴纳比例，2019年每个月是722.6元，到2024年变成了1364.2元，涨了641.6元。

不得不说，从社保基数的涨幅上来看，北京人民是真的“幸福”。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了，但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和社保基数却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

很多人怀疑数据可能是“编”的，其实根本用不着。

只需要在统计时，把越来越多低收入的人筛出去，那剩下那个“拔尖”的人群来计算平均，自然就逆势上扬了。

这个统计人群“提纯”的过程，比直接改数字要高明得多。

社保缴纳基数这东西，从纸面上看，它的设计初衷听起来挺公平的。

它说，咱们按社会平均工资来定一个100%的缴费标准。

但考虑到贫富差距（也就是“马太效应”），有钱人会把平均数拉得很高，大部分人的收入其实达不到平均线，所以又很“贴心”地设了一个60%的最低档。

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逻辑上还挺照顾大多数人的？

但魔鬼，恰恰藏在“社会平均工资”这六个字里。

你以为是“全社会”的平均工资吗？

错了。

这个统计，它只算那些在城镇里面的正式单位（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人的工资，而把那两三亿的灵活就业大军——比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完美地排除在外了。

不仅如此，统计口径还只算税前，把你自己交的五险一金也算成你的工资，甚至公司发的米面粮油这种福利也要折算进去。

总之一句话：想方设法让这个数字看起来越高越好。

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较荒诞的场面，我称之为“武当梯云纵”（左脚踩右脚上天）。

你想想，对于那些收入刚好在最低缴费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名义工资可能没怎么涨，甚至还在降，但因为那个被“掐尖”拔高了的“社会平均工资”一直在涨，所以他们要交的社保费也跟着水涨船高。

结果就是，明明账面上的工资在涨，拿到手的钱却可能原地踏步甚至变少。

钱去哪儿了？

变成不断上涨的社保费了。

特别是那些自己承担全部社保的灵活就业者，这种被承压的感觉只会越来越真实，网上的抱怨声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拔高基数呢？

因为社保本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资金池，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去养现在的老年人。

等我们老了，再由下一代人来养我们。

它不是什么储蓄账户，不是你交多少、等额返还，而是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系统。

不过现实呢？

前年的统计年报，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快3个亿了，而同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900万出头。

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数据：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

也就是说，老人在急剧增加，新生儿在断崖式下跌，未来谁来填社保的池子？

你可能会说，靠经济增长不行吗？

但现实是，2023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要靠中央财政“输血”才能发出工资。

事实也是这些年来，财政补贴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年补贴规模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2万亿。

随着老龄化加剧，领钱的越来越多，交钱的（未来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的缺口自然就越来越大。

要填这个窟窿，除了国家财政输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多交钱。

可问题是，能交钱的年轻人总量已经连着十几年在减少了，怎么办？

最简单粗暴的路径依赖就来了：

既然人头数不够，那就想办法让每个人交得更多——提高缴费基数、研究延长缴费年限，就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优解。

然而，这套玩法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正在亲手锯断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

那个被“掐尖”出来的社保基数，从根子上就在排斥和抛弃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者。

经济环境越不好，被“筛”掉的人就越多，这个基数就越虚高，反过来又会让更多的人觉得“交不起、不划算”，干脆不交了。

这对于“增加社保收入”这个目标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悖论。

今年很多地方的社保缴费基数迟迟定不下来，其实就是卡在这个困境里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绕过正确答案的解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成本。

历史从不争辩，它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4期：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2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9月1日—7日，这一周。

“战狼”导演兼演员吴京近来遭遇了史诗级的人设翻车，沦为了全网群嘲的对象。8月22日，吴京出品的电影《再见，坏蛋》票房惨淡无奈撤档，上映十天票房不足30万元。讽刺的是，当年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2》不仅登上中国票房榜首，还一举打破了多项影史纪录。这种“前热后冷”的反转令人瞠目，吴京怎会沦落至此？于是有人开始深挖吴京的过往，试图寻找到一些答案，却未想翻出一堆黑料。例如，有人讥讽吴京是唯一一个没当过兵却还得了“退伍综合症”的人，他过度沉溺于硬汉人设，至今都困在自己的‘战狼光环”里“。还有人批评，吴京一直在刻意打造“爱国表演艺术家”人设，实际上却常常言行不一，早年他甚至还以满洲八旗子弟后人自居自傲。也有网友发现，吴京有种刻在骨子里的“巨男子主义”，生活中自负、油腻、爹味，他与妻子在参加一档综艺时，不但让妻子闻自己的脚，还对妻子实施冷暴力，甚至炫耀自己的家庭地位很高。不少人感叹吴京的妻子谢楠在婚姻中太憋屈和卑微，以至于用“妃子和皇帝”来形容二人的关系。

当然，最终让吴京彻底翻车的，还是八年前的“迷之采访”，并非人们熟知的“我爱国无罪”、“艾姆拆腻子I’m chinese”，而是另外两段更抽象、更迷惑的表达。当年《战狼2》大火后，有记者在采访吴京时问到“拍电影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吴京摇头晃脑、自信满满甩出三句话：“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枪炮是不长眼的”、“还有黑哥们儿的语言是不通的”……吴京本意或许是想说，自己的团队克服了大量困难才完成拍摄，但那种“爹味自信表达”让人感到格外不适。在另一段采访中，他还大谈特谈自己在军事电影时的惊险经历：“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被坦克压过！你被压过吗？”、“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

吴京一连串夸张炫耀的言辞最终导致了他的人设崩塌，如今各大视频平台掀起了一波恶搞潮流。许多网友用最新AI技术大肆玩梗——“司马懿是没有后世敬的”、“西天取经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考试怎么跟同桌沟通的”…….曾经的全民偶像彻底成了梗王与小丑，硬生生跌下了爱国神坛。之后，胡锡进在微博上为吴京叫屈，没想到却火上浇油。有人表示吴京的言行固然让那些视他为偶像、标杆的人失望，但当初他与爱国强绑定、成为战狼的化身，也是离不了官方的推波助澜。正如吴京当年在采访中所言“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前后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沦为抽象符号，这种民间心态的转变耐人寻味。的确，当掏出护照也逃不出妙瓦底，常呼口号也缓不了现实困窘，炽烈的狂热终将归于冷静，甚至反噬成怨气。

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大型阅兵仪式，并对外展示了各类尖端的军事装备。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并无西方主要国家，而俄罗斯、朝鲜、伊朗领导人悉数到场。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因近日国内的示威浪潮曾计划取消出访，但最终还是于3日凌晨抵京。3日上午，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上一次出现类似画面已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不少网友嘲讽三人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的确，除了金正恩依靠世袭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则通过各自的政治操作实现了“无限连任”，三人无疑都已成为了非常典型的独裁者。此外，普京自2022年起挑起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欧洲至今动荡不安。中国与朝鲜则长期对邻国（指台湾、韩国）武力威慑，动辄扬言开战。三国无疑都是当今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然而在本次大阅兵上，解放军却打出“和平必胜”、“正义必胜”的标语，真可谓“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更何况，细数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就会发现，它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反对自由民主、大搞军事主义，而这恰恰是中朝俄三国的共同共同写照，但如今他们却自诩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

当独裁者压制所有反对、握有至高权力之后，他真正想要的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既令人意外，又并不意外，无非是更漫长的统治，甚至妄图长生不老，以求权力久续。在此次阅兵式开始前，习近平通过翻译对普京说“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而如今人们到了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回答道：“随着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接着回答“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番对话让不少人惊诧不已，甚至一度怀疑它是AI生成的，之后多个信源证实了其真实性，可谓“现实疯过AI”。有人发现，习近平所提的“150岁”正好与301医院6年前提出的“981首长健康工程目标”（延长领导人寿命至150岁）吻合，这显示出普京和习近平两人一个是真懂器官移植，一个是真想要活到150岁。

目前央视已删除这段争议视频，并撤销了相关外媒的视频版权。在墙内平台上，“长生不老”、“150岁”成为了敏感词，遭到严厉审查。有人感叹，他们在有直播的公开场合毫不避讳谈论这些内容，属实让人难绷，因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而这也引爆了很多“地狱梗”。有人追问，那个68岁的孩子算不算幼年早逝，难不成别有隐情？有人调侃，在人生路上习近平还是个小学生，所以简称巨婴。有人惊讶，“拉清单”原来指的是器官移植名单吗？有人嘲讽，在强制为人民服务方面，他还给自己规划了78年的任期。有人批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中没有走出来。而中国的皇帝，也在几千年的求长生美梦中没有走出来。有多家媒体都评论道，习、普的对谈无意间显示出他们都意图长期执政，而独裁者的长寿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信息，预示着对整个世界的深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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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8月404文章统计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7篇墙内文章遭到“404”（绝大多数为微信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江油事件、亮证姐事件、杨兰兰事件、《八分半》被封杀、董袭莹/协和4+4事件后续、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强制社保”政策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218篇。

• 【CDT关注】中共强化“九三阅兵”期间审查力度，多名网民遭禁言和拘留

近日，针对“九三阅兵”，中国的言论审查的强度明显提高，多名中国网民因在社交媒体或微信群等批评阅兵遭到禁言，甚至被拘留。1.在微信群批评阅兵，被行政拘留十天 2.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被禁言7天 3.微信视频号批评阅兵被禁言30天 4.襄阳网民发布诋毁九三阅兵言论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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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民议】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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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 awsb｜帝国的黄昏：为何声势浩大的阅兵，往往是时代终结的序曲？
• 自由的海豹｜观察者网这篇文章，问题很大
• 建设性意见｜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阅兵开始前，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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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股市大好，一边是截至9月4日，今年留置的大型企业家已达37人。相比2024年全年，41家上市公司的51人被留置，包括27名实控人兼董事长、12名董事长、5名董事、2名独董、5名高管。凤凰网「风财讯」据此得出结论：大概率会超去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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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张雪峰的一段演讲。张雪峰在演讲中声明，支持祖国统一，“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M的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M的打那天，老子直接打5000万进去。”“整体最起码捐他M一个亿——就他M的祖国统一，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成功，我始终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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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之后，我回武汉，我妈跟我说当时她去殡仪馆看到一地的骨灰，用一个个小口袋装着，铺满整个地面，她哭了，她说，想到你姥姥就那样一直躺在冰凉的地上就觉得难过，不能入土为安。她想了那么多种姥姥离开的方式，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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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故事：

• 凤凰网｜河北孟村，一个“完美妻子”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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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物周刊｜生死之间：网暴漩涡中的产科医生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

• 思恩府驿站｜谁吃掉了茉莉花的利润？横县花农的脆弱和苦楚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 【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实习生 张启扬 编辑 甘浩 校对 卢茜

按照“每打包1万块砖130元的报酬”计算，智障工人李松岭最多的一个月，搬过68万块砖。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他需要11.33万次夹起20多斤的砖块，摆上流水线。

单调、重复，且没有报酬的劳作，日复一日。

直到今年6月初，进入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飞砖厂）暗访的媒体记者报警，李松岭和其他4名被工头“捡到”砖厂的智障人员，才得以被解救。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李松岭等5人自2023年3月陆续被带到艳飞砖厂。截至案发，5人应当获得的46万余元报酬，均被工头据为己有。

带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劳动以牟利，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砖厂，陆续爆出存在智障人员被带进砖厂劳动的情况。

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至今10年间，至少有50家砖厂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或被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强行将智障人员从一家砖厂带至另一家砖厂劳动，成为牟利的“工具”。而砖厂则因“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不影响生产”“好管理”等因素，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工头和砖厂，成了共谋。

▲李松岭被接回家后，父亲用新买来的剃须刀，帮儿子刮胡子。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失踪十八年

7月21日下午，河南省睢县救助站的门前，一辆湘F牌照的警车还未停稳，74岁的谭照真便几步凑到车前，激动地往车里张望。

警车，载着她18年未见的儿子李松岭，从湖南省临湘市赶来。

47天前，李松岭和其他4名同样有智力问题的工友，在临湘市艳飞砖厂被警方解救。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报道，5人被工头控制在砖厂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

“那活儿，他能受得了啊？”刚得知儿子的消息时，谭照真心疼没下过力的儿子，她窝了一肚子的话，想问。

警车刚停稳，没等随车护送的民警介绍，谭照真便认出了失踪18年的儿子，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失声痛哭起来：“我嘞孩儿哎，我是恁妈妈呀！”

留着平头、满脸胡茬，高过母亲一头的李松岭，似乎已忘了眼前的老人是谁。他目光瞥向高处，举起另一只手对谭照真“摆了摆手”，便随众人走向救助站院内。抛下追问着他的家人，“不认识恁妈妈了吗？”

李松岭在家排行老二，2002年从商丘某师范类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白楼乡一所小学教书。不过，因为家里拿不出8000元的“安置费”，李松岭便南下打工，之后精神异常。

谭照真已记不清儿子最后一次外出打工是哪一年了。她只记得，那年李松岭提着装有身份证、毕业证、课本和衣物的蛇皮袋外出，几个月后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家门前。“找不到工作了，一路捡东西吃，从深圳走了一个多月，走回来的。”谭照真称。

因为精神状态恶化，待在老家的李松岭，经常往外跑，“走不远。外面跑两三天，自己就回家了”。2007年中秋节前后，在院里刚剥完棒子（玉米）的李松岭，光着膀子便出门了。父亲李元青追出去，远远地看见，他一个人穿过干枯的河道，“喊了几声也不应。”

那天晚上，秋风骤起，再也没了李松岭的消息。

新闻里报道邻县车祸事故致一人死亡，老两口去看过；乡镇的村落、街头、河道、桥洞，老两口去找过；南方务工的亲戚邻居，老两口也打听过。“这么多年，想着不是饿死，也冻死在外面了。”谭照真说。

再见李松岭，父母觉得，儿子似乎变了一个人。说话听不懂、不认识家人，曾经因精神问题时常狂躁、总往外跑的他，如今坐在救助站的长椅上，安静得像个犯错的孩子。

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松岭交谈接触被动合作，思维贫乏，情感淡漠，记忆功能减退。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不清楚国家首都是哪，鸡与鸭的区别说不清楚。

李松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韦氏成人智力54。

“你还认识我吗？”“在那儿想不想家？”“干活累不累？”一同前来的家人抛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试图唤起李松岭的回忆。

得不到回应的家人，又在手机上扒出电视台的报道问：“松岭，这是不是你？”画面中，李松岭戴一顶磨破了帽檐的咖色帽子，正弯着腰站在一米高的砖架上。

他所在的工棚，堆满了一摞摞红砖。

▲李松岭曾经工作的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车间内堆满了砖块。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68万块砖

电视画面中的这个工棚，是湖南临湘市艳飞砖厂的打包车间，这里距离李松岭的老家河南睢县，有700公里。

在这里，李松岭并不叫李松岭。

他被工头唤作“开友”：来自云南、没上过学，无兄弟姐妹。

从临湘市区沿017县道，北行14公里，进入聂市镇的红土村土屋组，一处建在山坡处、占地1.5万平方米的厂区，便是李松岭被解救的砖厂。公开资料显示，艳飞砖厂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艳飞，预计年产量1.2亿块砖。

8月10日，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这座砖厂两面靠山，未设大门，只有临路一侧建有10余米的半封闭围墙，可随意进出。院内靠山体搭建的上千平方的工棚下，摆放着一摞摞出窑后还未打包的红砖。

沿着工棚进入厂区内部，6名工人并排站在离地不到1米高的砖架上，手持砖夹将砖块放上长8米、宽约0.5米的传送带。传送带尽头的机械手，自动将砖块叠放、打包，“一层54块砖，叠13层，打包成一墩”。

一位码砖的工人告诉记者，砖夹是固定只能夹5块砖，左手再拿一块，这样3次，18块砖，放在传送带上正好是一列，方便机械手抓取打包。

记者尝试使用砖夹单手提砖，感觉稍有吃力，“5块砖大概20斤重。”有工人称。

夹起20斤砖块，摆在传送带上。在今年6月份之前，这种单调、重复的动作，李松岭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据调查做出的工资表显示，最多的一个月，李松岭搬砖68万块，平均每天21935块。按照每次搬6块砖计算，他需要每天重复“夹砖、弯腰、放砖”的动作3655次。

被解救47天后，砖夹在李松岭右手指肚上磨出的两排老茧，仍清晰可见。

李松岭是怎么到的湖南？是不是还在其他砖厂干过？工头有没有对他打骂、控制？如果没有，他为啥不跑？

接回李松岭后，家人有好多疑问，但从李松岭这儿得不到答案。

▲8月10日，艳飞砖厂打包线上，几名工人正在将砖块放在打包流水线上，由末端的机械手将砖块打包成捆。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捡来的”

护送李松岭回家的临湘民警介绍，李松岭是2023年3月，被工头带到艳飞砖厂劳动的。

新京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证实，与李松岭一同在艳飞砖厂被解救的，还有“富贵”“水牛”“李太星”和“李金太”等4名智障人员。他们分别被3名工头带进砖厂工作。

事发后，这3名工头与艳飞砖厂法定代表人刘艳飞，因“涉嫌强迫劳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过，据记者了解，李松岭最早干活的砖厂，是岳阳市如斯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斯砖厂）。

公开资料显示，如斯砖厂位于临湘市羊楼司镇如斯村吴家组，2019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2021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艳飞。

工头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2023年年后，她跟着丈夫，从云南彝良老家到了如斯砖厂，那时候厂区空地上堆放的砖，都长出了“青苔”，像停工很久了。大概2月底，砖厂“点火”烧窑，他们也开始正式干活，“也是打包砖”。

2023年3月份，付某发从外面相继带回了“开友”和广东籍的“富贵”两人。“据他说，是在临湘看到他们在街头流浪，便把他们带到了砖厂”。吕女士称，直到2023年10月，艳飞砖厂投产运营，他们才到了艳飞砖厂。

在“开友”和“富贵”被带至如斯砖厂的第二个月，付某发的同乡付某学，将“水牛”带到砖厂。2024年12月、2025年2月，工头李某学将“李太星”“李金进”带至艳飞砖厂。

▲临湘市羊楼司镇的如斯砖厂。2023年3月份，李松岭被工头带到该砖厂劳动，后转至艳飞砖厂。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有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付某学、李某学两人，也自称是在路边“捡”到的“水牛”三人。

8月11日，新京报记者在临湘市救助站见到了籍贯广西龙胜的“李太星”。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从砖厂解救的5人中，只有“李太星”的智力接近常人，他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44岁的“李太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本名叫粟某辉，因为工头说“大家都不用真名”，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粟某辉称，他2003年从老家外出务工，大概2012年在岳阳市街头流浪时，偶遇李某学。当时李某学说可以送他回家，他便坐上了李某学的车。之后，他被李某学带着，十余年间到过河南、山东等地的多家砖厂搬砖。

吕女士觉得，带“开友”“富贵”到砖厂工作，其实也帮了他们。“管他们吃、住、穿，还有饮料、啤酒喝，给他们买烟抽，偶尔还会给点零钱。”吕女士数说着对他们的好，但就是没提及丈夫私吞了他们所有的工钱。

95492元工资

李松岭的这笔工钱，有95492元。

在睢县救助站，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向李松岭的家属转交了2000元的慰问金和95492元的工资。

这是李松岭在砖厂27个月的劳动所得。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的工资核算表显示，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4日，李松岭每个月的工资，从1335元到8840元不等，共计为130592元。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人社局下属机构）负责人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依据公安的调查、砖厂支付给包工头工资以及打包工人的考勤表，分别核算出了5名被解救人员应得的工资，并扣除了他们的生活费。

李松岭每月1300元的生活费，27个月共计扣除35100元。“生活费是按照工头的口供、消费记录等信息整体评估的，5个人因为日常开销不同，扣除的生活费也不一样。”该负责人称。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工资核算表。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新京报记者从多个信源确认，截至案发，三名工头靠李松岭等5名智障人员，共计从砖厂获利46万余元。刨除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计算出的5人正常开销，仍有35.8万元。

若非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的介入，5名智障人员靠搬砖赚来的辛苦钱，或许永远也拿不到。

8月10日，一位临时管理艳飞砖厂的股东王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12月份，刘艳飞与工头付某发签订“外包协议”。协议约定，付某发承包砖厂生产砖块的打包工作，每打包1万块砖，工钱为130元，“砖厂还另外补贴10元的带班费，给付某发”。

王先生称，砖厂每个月都会按期根据打包量，将工钱全部结算给付某发，从未拖欠。付某发招来的打包工人的工资，由他根据工人上工的情况，自行发放。

案发前，包括付某发和其妻子吕女士在内，在艳飞砖厂内搬砖的工人共计17人。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付某发统计的“2025年5月份工人出勤表”显示，当月，5名智障人员只有“富贵”休息了两天。而工头付某发，31天只在有工人缺勤时，上工3天。

吕女士称，他们16人每8人分为一班，12小时换一次班。工人共同上下班，根据打包砖量算出的工资，也由8人平分。

只不过，5名智障工人的那份工资，被工头直接克扣了。

“谁带来的人，钱就由谁领。”吕女士称，“水牛”是付某学找来的，他的工资会直接发给付某学。至于最终有没有给“水牛”，他们不知道，也不会问。

6月份，临湘警方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介入这起案件后，艳飞砖厂重新支付了5名智障工人的工资。“我们挺亏的，其实工钱都已经按打包量付过一次。”股东王先生称，砖厂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核实付某发招来的这些人的身份，“如果当时要求他提供身份证，或许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2025年5月份艳飞砖厂打包工人出勤表显示，李松岭连续出勤31天。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砖厂与工头

带着智障人员搬砖，工头获利颇丰。

2020年，临湘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强迫劳动案中，就涉及如斯砖厂：云南宣威籍的工头高某宽，带领14名智障人员在如斯砖厂装、卸砖块，3年获利125万余元。

暴利之下，一起起类似的案件，在多地发生。

新京报记者梳理2015年至2025年的45份判决书发现，有50家砖厂曾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或精神病人搬砖牟利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

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强行拉走，或被工头花钱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将智障人员从砖厂强行带走，跨省转运至别的砖厂，为自己牟利。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就曾发生一起持械抢智障工人的案例。

2017年，浦某彦得知马龙区一家砖厂内有6名智障工人，便与陈某等人，凌晨4时蒙面持械进入砖厂，强行将砖厂内的3名智障工人带离。之后，驾车将工人带到贵州省从江县某砖厂进行劳动。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周某和张某在2022年，以8万元的价格，从湖北“购买”8名智力低下的人员，先后带到山东、河南等砖窑厂从事体力劳动，并通过辱骂和殴打等方式，强迫他们劳动。

还有不少智障人员，是工头以香烟、零食等手段诱骗而来。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杜某鹏案，用这些手段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周边区县，诱骗了19名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工作。

“带智障人员到砖厂干活，听说过，也见过。”8月20日，河南豫东地区一位砖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装、卸砖块的工作，比较脏、累，本地人很少做，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很多砖厂为了省事儿，都把这块工作外包了。认为外包出去后，工头招聘、使用什么样的人，跟砖厂没有关系。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艳飞砖厂股东王先生也承认，因为将流水线外包的缘故，他们并未要求付某发提供工人的身份证，未尽到核查的责任。

▲艳飞砖厂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德源伟业砖厂）相关负责人称，码砖装车的工人流动性比较大，人也比较杂。他们只与对接的工头核算工资，至于工头带了几个人干活，这些人是什么人，砖厂并未留意。今年6月份，德源伟业砖厂被爆有工头控制3名智障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薛长礼认为，“外包”模式并不能成为砖厂负责人免除刑事责任的“防火墙”。砖厂负责人“明知”或“应知”工头存在使用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不但不制止，反而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或默许的，也构成强迫劳动罪的共犯。

多起相关判决书显示，在使用智障工人的案件中，一些砖厂负责人不仅知情，还存在协助工头在相关部门检查中隐匿智障工人的情况。

2017年，云南大理市法院做出的一份判决显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清查砖厂非法用工时，某砖厂负责人多次将消息告知工头，并让其转移藏匿智障人员，清查结束后再通知其带人返回，继续使用智障人员，强迫其劳动。

有砖厂负责人表示，因为砖厂生产不正常，不好招工。而工头带领的智障人员好管理，且随时都可以上工，便默许此类情况发生。

艳飞砖厂有没有类似情况，记者未能向公安机关证实。但在大象新闻的报道中，卧底记者和志愿者报警20分钟后，一名工头驾驶面包车离开砖厂，警方拦停面包车发现，李松岭、“水牛”等5名智障人员全在面包车内。

对于“记者报警后，工头带领智障人员外出”的情况。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他们并非接到了谁的通知转移智障人员，“只是当天风机坏了，带他们出去兜风。”

被困在砖厂

艳飞砖厂，并不具备控制或拘禁智障工人的条件。厂区没有大门，院内的宿舍楼也24小时开放。

智力水平高于其他4名智障人员的粟某辉，在被记者问及“为何不跑”时，只是低着头简短地回答：“没钱。”

曾有记者询问被解救后的“水牛”，“不用干苦力了，送你回家好不好？”表情呆滞、始终低着头的“水牛”开心得像个孩子。9月4日，临湘市救助站发布“寻亲信息”称，公安部门通过司法鉴定、人脸比对、DNA比对，均未能查询到“水牛”户籍信息。

▲从“开友”居住的宿舍楼上俯瞰临湘市艳飞砖厂，院内堆放着大量打包好暂未售出的红砖。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他们显然不具备“主动离开”的能力。有判决书称，工头正是利用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智障人员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非法获取被害人劳动所得。

对于艳飞砖厂内5名智障人员长时间被迫劳动而未被发现的问题，临湘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临湘市有5000多家企业，从业者约有10万人，每年的投诉有1000多起，立案的有200多起，但劳动监察室只有6个人。

“再加上此前未接到过关于艳飞砖厂的投诉，如果日常排查到砖厂，也不一定就能发现存在强迫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称。

对此，薛长礼教授认为，多地出现智障人员被带到砖厂劳动，长时间未能被发现，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末梢短板和强迫劳动系统性的监管失灵。

薛长礼称，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采取法律、监管、技术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既要强化法律适用与惩戒，加大刑罚力度，尤其是对“幕后”雇主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对犯罪链条的需求端作出惩戒。同时劳动监察、残联、民政、公安的监督触角也需深入基层，打通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并设立便捷的强迫劳动举报渠道。

在李松岭被接回家两天后，家人将他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谭照真称，在与家人相处中，李松岭逐渐回忆起了18年前的事，他能说出哥哥、嫂子以及大侄子的名字，对家人也产生了依赖，“出门去哪，他都跟在我们后面。”

如今，家人每周到医院探望一次李松岭。

“先治疗半年，等他的精神状态好转，再把他接回家。”李松岭的家属告诉记者，目前，家人已为李松岭办理了残疾证，并向当地民政部门提交了申请“五保户”的资料，“审批通过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

值班编辑 古丽

前两天张雪峰的一段视频挺火。视频中，这位号称“研途考研VIP名师，微博知名教育博主”的张雪峰当众官宣“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公司整体捐款不低于1亿元。他同时补充到“公司账上永远备有这笔钱”。当时有朋友发给我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也没太当回事。毕竟痴人多妄语。这年头喜欢喊打喊杀的人多如牛毛，也不缺他一个张雪峰。但随后他的另外一则视频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在视频中，张雪峰在一阵狂笑后摇头晃脑的说：“那个视频被发到外网上去了，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跟我说，你查一查他妈谁发的，太他妈坏了！爱咋咋地，爱咋咋地，老子不移民。你爱怎样怎样，我不在乎。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妈的，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啊……”后面巴拉巴拉的就不再重复，朋友们可以先看相关视频。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过这段视频后有何感想。我只觉得，这哪里还是什么为学生指明“成功人生路”的考研VIP名师，分明就是一个大金链子鸡腿裤夹着小包满嘴炉灰渣子的流氓！恍然间此君又与吴京那段著名的“不爱看别看”的视频发生影像重叠。而张雪峰的表演与成名爱国表演艺术家吴京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视频中一口一句：妈的、老子，俨然把“小人得志”四个字清晰地写在脸上。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人。但仅从这几句话，就可以大致看出张雪峰的成色。首先是狡猾。他先抬出所谓的“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然后借所谓“领导”的嘴说传播视频的人“坏”。其中的威胁味道隔着屏幕都能闻得出来。话说你凭什么要“查一查”人家？！难不成，W信办是你家开的不成？这就像是街头混混打架，一方心虚了就开始讲“谁谁谁你认识不？那是我大哥”。但问题是，你一个张雪峰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互联网时代，既然话都从你嘴里说出来了，别人帮你传播一下不是正合你意么！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张雪峰所在的当地政府。这年头能够随时拿出来5000万捐款的人并不多，怎么就忽略了这么一个宝藏级的慈善家？务必要为张雪峰创造出更好的捐款环境，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落下一个“捐5000万还得预设前提条件”的骂名不是？别让网友指着脊梁骨说他既要收割爱国流量，又不想真正动到个人利益，这有点不符合爱国人设啊！总之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说什么也不能寒了张雪峰这颗火热的心。

要说的第二点是在他这段话里看不到半点人性。张雪峰所说的“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应该指的是此前讲的“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我们审视当今世界，虽然战乱频发但主流依然是和平。我们国家也一直都在宣传祖国的和平统一。貌似只有X头李毅之流才会说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虎狼之词。如果仅仅是李毅那类不学无术的下流牲口也就算了，张雪峰可是“名师”头衔加身的教育大V。对自己的同胞非但毫无血浓于水的情感，反而公然与国家声音唱反调，是何道理？且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言之凿凿的自称“不怕这么说”。可见在他的字典里，人性、生命这些字眼是早早就被抠掉的。后面为朋友们呈现的例子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三是可以看到这个人满嘴谎言。张雪峰说“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我觉得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可能。难道升学规划不应该结合当年的政策来做吗？除非张雪峰能掐会算，或者准确的握有一张台湾统一时刻表。否则拿什么去给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拿张雪峰的嘴炮吗？而这些话在仅仅几秒钟后又被他自己当场推翻，变成了“到时候马上作准备”。就这样一个耍小聪明、满口谎言、缺乏人性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以“名师”自居。足见这世上的名师竟如此不值钱了！如果以后谁要管我叫“名师”，我一定指着他的名字骂回去：你才是名师，你们一家子都是VIP名师！

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张雪峰可能是因为最近生意走下坡路，所以开始换爱国赛道了。殊不知，张“名师”早在这条赛道上耕耘多年。下面的内容都来自于张雪峰个人微博以及下面的评论。我希望他第一不要删微博，第二是能把“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的风格坚持到底。

无论如何包装，人的性格是不会变的。从这两段张雪峰当年的微博里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动辄就是“投放氢弹，来个海啸地震”。这些言辞背后，是赤裸裸的反智和对生命的漠视。让我们看一下张雪峰的粉丝在2023年的留言。这些毫无人性的留言能说明什么，张雪峰的言论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必过多解释。

别的不说，仅凭张雪峰这句“日本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好日语，将来好统治他们”就足以和那位在日本随地大小便的“铁头”划等号。只不过有些流氓把尿撒在地上，有些则撒在粉丝的脑袋里。一个真正有知识、有内涵、有头脑的人会用理性思考反思历史，而不是像张雪峰这样公然散播反智。不过问题又来了。既然是要统治日本，不是应该让日本人学中文吗？为什么还得要学好日语呢？逻辑明显不对啊！莫非那时候某位“名师”正忙于推广日语课程，急于绑定爱国营销？粗糙，真的是太粗糙了！看来“名师”这些年没大长进啊！话说回来，如果张雪峰真的那么反对侵略，为何不见他为海参威、黑瞎子岛、库页岛、唐努乌梁海发一句声？难道那里不曾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不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sha？如果谈到收复这些地方，不知“名师”打算捐多少？

其实从今年各高校的招生情况就可以看出，随着应届毕业生的逐年递减，高校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招生不足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张雪峰们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虽然还有168元的高考预测卷可卖，还有售价9999元的6天5晚研学营可以收割，还有考研考公的“小灶”，但秋天的第一片树叶早已经落下。身为行业一杆大旗的张雪峰一定会被自己这条赛道卷起来。这时候利用热度转战爱国营销也并不奇怪。但关键问题是，爱国营销这碗饭如今也不那么好吃了。“名师”总会有下课的那一天！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新闻，曾经的带货网红头部大咖“辛巴”在企图潜往美国的途中受阻，目前滞留香港。这位当年也曾把爱国流量玩到天昏地暗还号称绝不移民的大网红。有这样的结果一点不出人意外。正所谓“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而同样宣称“我不移民”的张雪峰还在一会儿“老子”如何如何、一会儿“妈的”怎样怎样的复刻着低版本爱国表演，迟早也会迎来他的专属铁拳。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张雪峰的爆红反映出的是中国教育的丛林化正在加剧。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剧场效应”。意思是说在一个剧场里，大家原本都踏踏实实坐着看表演。这时候如果前排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跟着站起来。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得站着看表演。观看效果并没有改善，反而把自己搞得更累。同样的道理在如今的教育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从个体层面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带来成绩的提升和所谓“避坑”。但整体层面上讲是分数线的水涨船高，成本提高、优势反而降低，学生、家长以及老师纷纷陷入“耗竭性竞争”。社会层面上看，资源投入巨大，却没有创造额外教育价值。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是张雪峰这种天生表达自带煽动性的网红。他们只不过是恰好摸对了赛道，碰到了刚需市场罢了。其赌定的不外乎是家长们在这样的环境和市场中很难说“不”。且越是压力上升，越是没有人敢先停手。其实连张雪峰自己本人也承认，他这一套在美国根本就吃不开。说白了就是专门为国人量身定制。

表面来看，中国的教育体现出显著的“剧场效应”是因为家长们都想竭尽全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本质其实是社会就业环境的恶化。真正好的岗位总是会留给“基因更优良、更有准备”的孩子们。然后让剩下的千军万马陷入惨烈的相互吞噬。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踏上协和“4+4”直通车成为董小姐。于是剩下的一小部分在刷掉对手、卷死同类后，变成精于算计、擅长寻找政策漏洞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更多的人在献祭了青春和梦想后成为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所以说，之所以会有张雪峰们大显身手的机会，真正的原因是就业资源倒逼教育。而信息的不透明和资源分配不公又在加剧这一现象。

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虽然我并不从事教育，但始终在关注中国的教育。教育，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成绩、学历。教育本身是一种“塑造人”的过程。带给人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等全方面的发展。教育，需要的是能照亮灵魂的灯火，而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散播反智的所谓“名师”。最后要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教你如何争取自由，而有的人则是教你如何当好奴隶。不断为你加高牢笼，然后告诉你做不到是因为还不够努力。对于后者，可以送他们四个字“趁早滚蛋”！

武大开学典礼整了一批白椅子，在白椅背上，特意贴上了红圈圈，瞬间炸了锅。

图书馆的前事本就尚未了结，裤兜还没擦干净，不小心在抗战胜利的大好日子里，再来这么一轮视觉冲击，踩中了公众敏感神经。武大这轮实在想唾面自干都不容易。

不过武大吸取教训，这次倒是回应得很快。回复大意是，事发时间为研究生开学典礼，为了引导师生就坐，在部分白色座椅和蓝色座椅靠背上用红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和圆形、五角星形等不同形状的标签进行了分类标识，其中部分白色座椅靠背所贴红色圆形标签引发误读。

现场确实这么排布，解释整体还算合乎情理。不管有理没理，武大本就终究是为挑逗敏感神经致了歉。在大背景下，也不怪公众神经过于敏感。

按理说，9月5日武大就这事儿道了歉，到这就应该了了。

可大河报不甘心。致歉2天后，9月7日中午，它突然发布檄文，三问武汉大学座椅标签事件”，剑指武大没有守住民族大义。

大河报的灵魂三问是这样的：

一、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刚刚结束，武汉大学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工作疏忽？

二、既然标签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为什么一定要在长方形的白色椅子靠背上贴圆形的红色标签？

三、座椅标签争议是没注意细节问题，还是没守住民族大义？

这三板斧发文，你很难说是毫无道理，但又有一种活脱脱一副“我抓着大问题了”的亢奋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它代替相关部门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

这几个问题是阴狠的。它先入为主，不管对方已经回复说清了事由，直接关联上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刚结束后这一特定时间节点，把小工作失误进一步升格成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第二个问题，阴狠点在问题里“一定”这两个字上。武大确实贴上了圆形红标签，但它从来没有“一定”要这么贴的意思。而这句发问，把“一定”这顶主观动机的帽子，偷偷藏在了贴圆形标签这件客观事实的罅隙里面，夹带私货，生怕武大不被一锤砸到地板上去。

第三个问题就更夸张了，它抛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二选一选择题。这种带有恐怖主义的问话逻辑，似乎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从来就没少听过，令人记忆犹新。

很难想象，这是一份曾经声名遐迩的都市大报，经过三审三校能发出来的评论。

姑且不论长方形的卫生巾沾了血，还是一大片红点。本身是可大可小的工作失误，口诛笔伐也就够了，人家也表示了歉意。经过它们一番“上纲上线”的操作，一下把一所985大学打成了民族罪人，精日间谍。

媒体的职责本应该是客观报道、理性引导。可大河报在这件事上，既没有去深入采访武大工作人员，了解事情和武大的回复是否有明确出入；也没有采访在场同学，了解同学在现场对这件事的观感和态度。它反其道而行，一上来就带着预设的批判立场，把小事放大，把失误扭曲。

很难说，这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还是在消费公众的爱国情感，把严肃的 “民族大义”变成自己博眼球的筹码。

这份吹毛求疵的劲头，要是用在监督真正的社会问题上，也不至于现在让人觉得它在“没事找事”。

受大河报这篇评论启发，我也有三个问题想问问大河报：

一、大河报的“大河”，为何与大和民族的“大和”同音？背后有什么深意？

二、你们这红底白字的LOGO，为什么这么像一个“日”字？既然图形有各种各样的组合，你们是不是别有用心？

三、你们是彻底忘记了侵华战争里的国仇家恨，还是想潜移默化地美化小鬼子的罪恶行径？

这次，轮到你们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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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日—8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7篇墙内文章遭到“404”（绝大多数为微信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江油事件、亮证姐事件、杨兰兰事件、《八分半》被封杀、董袭莹/协和4+4事件后续、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强制社保”政策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218篇。

文章按删除时间倒序排列（从新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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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标题后的时间为在CDT网站的发布时间，并非删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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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知名视频博主 @户晨风 发微博建议“年轻人应该要待在这样的城市”，并列举了4个标准，其中包含“有山姆会员店”，该帖引发了网民热议。有人认为户晨风的观点本质是在探讨“城市宜居标准”，其潜台词是经济活力、开放程度、发展程度等，具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人批评户晨风的说法是“暴论”，过于偏颇过于粗糙，是有意制造争议吸引流量。

在知乎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如何评价户晨风的观点——‘没有山姆的城市年轻人不要待’？”针对此话题展开了深度探讨，部分网友给出了严肃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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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摘自部分知乎网友的评论：

马飞飞：见过一个更准确的标准，即“体制内公积金缴纳占比”，也就是一座城市的体制内公积金缴纳，除以这座城市总的公积金缴纳，这个比例越高，这座城市越不宜居，能跑尽快跑。

帅到北约来围剿：无聊随便说两句。这句话的争议点在于很多人觉得自己老家也挺好的，为啥仅仅因为没有山姆就变得不适合发展了。这个原因在于你老家是皇粮经济，有山姆的地方是市场经济。能去外地发展的年轻人，基本是不考公考编的，皇粮经济地区都是拿财政补贴的，要不就是整个城市就是靠房地产，确实高楼大厦也盖得挺漂亮，可是哪儿有私营企业发展空间呢？更何谈个人发展了。你觉得有钱人也不少，可都是县城婆罗门， 贫富差距极大，中产阶级特别少。山姆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靠市场经济诞生的。

子楠：这观点粗糙了一点，但是我换个说法你就理解了。没有跨国公司认证的经商透明的城市，年轻人不要去。这种大公司有专门的团队去评价当地营商环境，居民收入，社会治安等，达到一定标准才会在当地落户，所以很多官员的考核指标会有个引进外商，你别的弄虚作假，但是资本家精得很，他们不乐意来你城市，那你当地官员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既然洋大人都不看好的城市，你除非爹妈在那边当官，不然你去干嘛？

miu0093：这个逻辑的背景就是相信山姆超市对于本地购买力的测算，以及未来对于年轻人口的吸引力。你要相信做生意的组织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急切程度，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山姆，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投入产出比完全不划算。这是一个非常市场的逻辑与决定。如果你相信商业投资的眼光，那么本着对未来收入预期与发展潜力的规划，选择有山姆的城市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合理简单的选择方式。

Tobamovirus：他的底层逻辑并不是教你如何选城市，而是山姆负责选择城市，你跟风就行，这个逻辑没有任何问题。

一缸茶：没有山姆的城市可以粗暴的理解为——就剩公务员与服务员了。那么矛盾就会爆露，到底是公务员为服务员服务，还是服务员为公务员服务。

黑桦：最近三年国内山姆扩张有些盲目。于是查了查国内山姆换将之前的门店分布，大概捋了一下。确实很有意思。基本都是过去十年间活力相对较好的城市。这些城市也有足够数量的低端中产能撑得起山姆的购买能力。换言之，对年轻人而言，同样都是做买卖或者服务业，这些区域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更强，机会更多。不愧是零售业的老大哥，眼光还是很毒辣的。顺带一提，山东的两家山姆在2026年计划开业，分别在青岛和济南。山东也是东部沿海省份里开的最晚的省份。

pansz：其实这跟很多决策的基石类似，本质上就是「相信权威」。比方说很多企业招人可以唯学校论，就是因为相信高考这个权威给出的答案。山姆的母公司沃尔玛是全球第一的零售企业，山姆就是全球第一的零售企业旗下的会员店，这个店能开起来说明他们认为有足够的目标客户在这个城市，能获得足够的收益。户晨风的观点本质上就是要你相信全球前列的大企业经过调研做出的综合选择。而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相信权威」。外来的和尚就好念经吗？其实不然，有很多外企，在中国的业务并不理想。因此，相信山姆并非是因为外企，而是因为，它不光是全球第一，即便在中国范围内，依然还是第一的会员制超市。这说明它的本地化也做到位了，它做出了成绩，那么自然可以相信其眼光。

雨落长川：我们以前去县城看地的时候，到了当地要先考察，有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如果没有就直接pass。这个套路虽然很简单，但是在十年前还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方法。后来肯德基开店速度实在太快了，在长三角地区看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浙江地区的县城已经被同行挖了好几遍，我们就开始往乡镇下沉——这个时期我们开始看星巴克，如果一个镇上有星巴克，那这个地方就多花些精力仔细研究一番。

轩辕铁蛋：你可以讨厌资本，但是你不得不佩服资本的眼光，资本不会投资没有活力的城市。

贰仟圆：这玩意跟“巨无霸指数”是类似的，相当于世界级的供应链企业按照内部标准画了一道线，然后你就借用这条线来评判城市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等各种因素，比你自己闭门造车要有效的多。没读过书的农民都知道邻居用啥我用啥，某些人就觉得自己比世界500强的眼光更好。

虚无人：其实就是抄作业嘛。作为普通人你也许不知道当地经济如何，当地法治是否健全。合法经营能否得到保障。但是你可以直接参考肯德基这些全球餐饮巨头。他们在哪开店，在哪买肯定都是有考量能赚到钱的。如果你是商人，你会去一个法制不健全，随时随地工商城管消费隔三差五让你歇业整顿的地方开店吗？同理山姆在国内是中产超市，他愿意去开店的地方肯定也有大量中产，也就是说有人从工作中赚到了钱。人数不少有消费能力。

大顺秦王：不因人废言，没必要看到户子和山姆就哈气。大前提是你在自己家乡没有什么人能托举助力，很难获得发展，那趁着年轻，不管性别、学历、知识背景，去大城市是最优解。年轻人去陌生城市就是做电池的，贡献青春的肉体和生命力。都是做电池，去相对上限高下限低有保证的地方没错。山姆的建设对于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一定的标准的，你自己考察不如让专业团队帮你干了。就像对于普通人，你做小餐饮就可以无脑开在肯德基附近，买二手房要选在星巴克附近。

觉醒的老实人：聪明且简单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在国内，目前山姆所有门店都是直营模式，而且是固定投入很大的超市，所以门店选址都要经过严格的投资经营评估。跟那种拿加盟者的钱去试错只有几十平方的加盟店不一样，你完全可以相信山姆经营班子的评估模型和评估能力。而且山姆是外资主导，没有太多以往地产商业综合体的屁股交易，例如以前的万达广场或者BGY的碧乐城，很多都是给地产项目做配套或者帮助当地领导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尤其是国内山姆高层人士变动后，新班子加速扩张，开店步伐大大加快。可以说当下正是山姆在国内开店评估最宽松的时期，过去很多没进驻的城市都要开山姆了。在山姆这一波加速扩展中都没被选中的城市，只能说明这些城市连山姆最宽松的评估标准都过不了。山姆的进驻意向，确实是一个简单可行、没有门槛的城市状况分析方法。跟以前置业要看附近有没有麦当劳和星巴克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小鸟：一般我们认为公民面对zf只要有合理的质疑就可以，而不需要掌握足够强的证据，因为官方有垄断权力和证据的能力，如果要求公民也像“谁主张谁举证”那样，是不公平的。一个人不可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一个城市的医疗，教育，保险，交通，城建等综合实力，所以用山姆超市等指标衡量一个城市适不适合生活，是无可厚非的。山姆主打大包装和高品质，一个城市有山姆，肯定是该地区有大量的中产和消费能力，虽然有很多夸张的地方，但是对于公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对于公民来说，也可以用其他指标衡量城市发展，比如前几年的体制内强度指数，一个城市体制内公积金占比超过33%，说明经济活力差，比如说上市公司数量，国际学院数量等等，还有人用星巴克数量来衡量小区是不是好小区，我认为这些数据都非常好。

here hiro：真正的原因在于，上层社会、中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信息隔离太恐怖了。你会发现真的上层人和底层人的操作居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大部分国家的穷人，只是缺乏能力、金钱，并不是不知道很多东西好。而这里是真的不知道，不认同。更准确的说，是这里会出现这样一种神奇的现象，就是任何公开信息都说一个东西不好，但是从上到中的人都一定会去做。下层也有部分人坚决去做。但是公开信息还是都在说这玩意不好的神奇现象。比如，去美国。

dudu：普通人没有能力对复杂的事物做出全面的分析，网上的自媒体信息纷繁复杂，而专业人士们公开的社科研究或智库报告常常互有冲突，我们知道有人确实提供了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没有能力判断那个人是谁，而ai的分析也会受到以上所有信源的制约。因此，普通人选取关键指标（如山姆超市），仅通过容易获得的确定事实+已知的常识+逻辑推理做出大概的判断，或是个可行的办法。就像《曹刿论战》讲的故事，庄公作为能够掌握全面国情的国君，却难以判断“何以战”，而曹刿仅通过“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一关键点，认为庄公判案认真，说明做君主尽了责，判断出可以一战。以上仅为个人有感而发的简单思考。

撰文 | 巫英蛟 刘虎 

陈林存款时42岁，现在62岁了，失踪的存款还未追回。受访者供图

湖南邵阳女子陈林在2005年和2006年将500万元存入邵阳农村商业银行。然而，2008年当她前往支取时，却被告知这笔钱已被银行划走，她手中握着的五张定期存单原件也当场被银行扣押。

震惊之余，陈林立即向警方报案。讽刺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她并未得到保护，反而遭遇连夜疲劳“审讯”，警方一再逼迫她放弃向银行追索的念头。自此，一场长达17年的维权之路由此拉开序幕。2024年湖南高院驳回了她的再审申请，认为她向银行追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17年追索无果，500万元存款就这样凭空消失，无人承担责任，可谓冤无头、债无主。这起离奇事件的背后，暗藏着当地公检法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暧昧难明的关系。

01

500万银行存款不翼而飞

陈林与郭学群原系夫妻，二人于2005年协议离婚。在离婚前后的10月6日至13日期间，郭学群先后在邵阳市中心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安街分社（后更名为“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中支行”，下称“邵阳农商行宝中支行”）为陈林账户存入三笔定期存款，每笔100万元，存期六个月、到期自动转存，年利率为2.07%。

邵阳农商银行宝中支行。刘虎 摄

郭学群选择在这家银行存款，与一名叫朱萍的职员密切相关。朱萍不仅是该银行的员工，同时还经营着“长盛轮胎超市”。郭学群当时从事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与她有往来。“她说自己在农商行有揽储任务，完成任务就不用上班，可以专心做生意。她还承诺给我一些好处费，大概是每100万每月几千元。算起来既划算，又能帮个忙，所以我才把钱存进去。”郭学群回忆道。

同年10月6日，朱萍向邵阳农商银行宝中支行递交了一份伪造的《抵押担保书》，文件上竟盖有陈林印章并署名。担保书内容写道：“我（陈林）于2005年10月6日在贵社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存期半年，到期自动转存。自愿为邵阳市双清区长盛轮胎超市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抵押，直至还清为止。特全权委托朱萍前来办理此业务。”

此后，2006年4月6日，陈林又通过郭学群追加两笔定期存款，每笔100万元，条件与此前相同。直到2007年7月26日，朱萍再度伪造出一份《承诺书》，明确写道：“本人（陈林）承诺上述承兑汇票500万元到期后，由贵社直接从陈林名下在贵社的存款500万元划转至双清区长盛轮胎超市账户，用于支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

随着长盛轮胎超市未能如期偿还，邵阳农商银行宝中支行径直将陈林名下500万元存款划扣。

2008年11月19日，郭学群受陈林委托，携五张定期存单前往银行支取，结果却被告知500万元早已被划走，连五张存单原件也遭到扣留。“当初这笔钱是为了孩子出国留学准备的，没想到存在银行竟然也不安全！”陈林说。

事发后，郭学群与陈林立刻向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报警。警方初步查明，正是朱萍冒用了陈林的签名，才导致巨款被划扣。

02

受害人沦为被“审”对象

2008年11月21日，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决定对朱萍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鉴定结果显示，朱萍于2005年10月6日出具、并加盖陈林印章的《抵押担保书》，并非陈林本人书写。

然而，案件接下来的走向越发诡异。一个月后，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通知陈林及其前夫郭学群前往接受询问。按照常理，作为受害人的他们，在首次报案并做完笔录后，不应再被频繁传唤，除非案件侦办有新的进展。但在2008年12月26日至27日的两天里，公安机关却对两人反复进行“询问”——郭学群5次，陈林3次，并采取疲劳审讯的方式连夜追问。

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刘虎 摄

“从全部笔录来看，公安的真正目的并非查清案件事实，而是通过连续询问、夜间施压，逼迫两人放弃对500万元存款的追索权，以替邵阳市农商银行化解风险。”陈林的代理律师指出。

陈林与郭学群一到公安局，就被强行分开，各自关进一个办公室接受询问。郭学群回忆：“他们威胁我，一个小伙子甚至对我动手。如果不按他们写好的笔录签字，就不让我离开。”

下午，警方又带郭学群前往看守所见朱萍。“她在吊水，说是割腕自杀过。警察借机威胁我：不签字就把我关进来。”随后，郭学群被带回公安局继续“审讯”，直到第二天。

警方问话的核心只有一个：要郭学群表态不再向银行追讨500万元。最终，他在笔录中写下：“只要朱萍能够弥补我的损失，我不会再向信用社要钱。”

这份笔录落款时间为2008年12月27日16时40分，距他首次接受询问已过去整整28小时10分钟。律师直言：“期间公安不让他睡觉，通宵审讯，手段比对待犯罪嫌疑人更为残酷。”

陈林同样遭遇了逼迫。“五六个人围着我恐吓。第一次笔录我还看了下，后面几份根本没怎么看，都是他们写好让我签。我不签，他们就不让我走。我儿子当时读高三，他一个人在家我很担心，那天晚上折腾到凌晨两点，我才被迫签完字回去。”

在她的笔录中，赫然出现这样一句：“以我名义存在邵阳市大安信用社的500万元钱是郭学群的，到不到大安信用社取款由郭学群决定。”陈林的律师指出，这句话字迹拥挤、超出线框，明显是事后补写，即便属实也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不是对债务人说的，而是对公安机关说的，只能证明公安违法插手经济纠纷。”

陈林“承认”500万元属于郭学群，而郭学群又向公安承诺“不再追索”。至此，警方替银行“解了围”。

邵阳公安在夜间上演的这出荒诞剧，不仅颠倒了受害人与嫌疑人的位置，更为陈林随后长达17年的维权之路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03

银行败诉，一审判决返还500万

在陈林和郭学群看来，即便在警方威胁下被迫放弃对银行的索赔，只要朱萍最终被追责、偿还损失，也能接受。然而，现实却再次出乎他们意料。

2009年3月3日，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将朱萍涉嫌诈骗一案移送审查起诉。但同年8月21日，大祥区检察院发函，认定案件“尚不符合起诉条件”，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意见，继续补充侦查。此后，案件一直悬而未决。直至2021年7月7日，大祥分局以“犯罪已过追诉期限”为由，正式决定撤销此案。

这一纸《撤案通知》，彻底击碎了陈林与郭学群最后的心理防线。那笔凭空消失的500万元，不仅无人偿还，更无人追责。为了追回存款，陈林不得不将矛头再次指向银行。她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将邵阳农商行及其宝中支行告上法庭。

2021年12月30日，邵阳市北塔区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陈林陈述：本案的刑事部分已由公安结案，朱萍并未被追究刑责。自己作为储户，将500万元存入银行，已与银行建立合法的储蓄合同关系，银行有义务保障资金安全。银行因审核失误，导致资金被冒领，责任完全在银行一方。更严重的是，银行不仅未能履行保障义务，还强行扣押了她的存单，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赔偿。

她的诉请十分明确：要求两被告赔偿存款本金及利息，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

邵阳市北塔区法院。刘虎 摄

邵阳农商行及其宝中支行则抗辩称：涉案存款实为第三人郭学群所有，陈林只是名义上的户主，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储蓄合同关系，陈林不具备适格原告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求。

北塔区法院经过审理查明：郭学群的确曾将500万元存入陈林名下的账户，并由银行开具五张金额各为100万元的定期存单。这些存单上的户名均为“陈林”，相应的存款凭条上也有陈林的签名。法院认定，陈林与银行之间已经形成真实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陈林作为账户持有人，是该法律关系中的合法权利主体。银行关于“实际所有人为郭学群”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

与此同时，法院还确认：朱萍利用伪造的《抵押担保书》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该文件既无效又违法。银行在审查过程中未尽到合理谨慎义务，却试图以朱萍的诈骗行为为由推脱责任，这是明显的法律错误。法院强调：“朱萍的欺诈对象是银行，而非陈林，受侵害的资金属于银行，而不是储户陈林的存款。银行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兑付。”

2022年5月9日，北塔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邵阳农商行及宝中支行须在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陈林存款500万元，并按年利率2.07%支付自存款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陈林其他诉请。

04

从希望到绝望，非法笔录合法化

北塔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看似为陈林追回存款点燃了希望。然而好景不长，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随即陷入迷雾之中。

邵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令人震惊的是，北塔区法院在重审时作出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结论。

2023年7月4日，北塔区法院裁定驳回陈林的起诉，理由是：公安机关此前认定朱萍因诈骗“超过追诉期限”而撤案处理并不妥当，应当继续侦查朱萍是否涉嫌诈骗。

邵阳中院。刘虎 摄（资料照片）

随后，邵阳中院维持了这一裁定。走投无路之下，陈林只得将案件一路申诉至湖南高院。

2024年7月9日，湖南省高院作出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其理由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陈林的笔录。陈林在公安询问中曾陈述：案涉500万元系郭学群所有，能否取款也由郭学群决定。

郭学群的笔录。法院引用郭学群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他曾与朱萍协商，以这笔存款为朱萍经营的长盛轮胎超市办理承兑汇票作抵押，朱萍则向其支付报酬。因承兑未能履行，导致500万元被划扣。

陈林“知情”与“追认”。陈林对郭学群以其名义存入500万元、为朱萍担保办理承兑一事“明知”，且曾从朱萍处收取过所谓“高额利息”。虽然她并未在担保书上签名，但因未提出异议且收取费用，应视为对担保事项的追认。

“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强调，郭学群曾在公安机关签署协议书，放弃向银行追索500万元，并在检察机关再次确认，这属其“真实意思表示”。既然当事人已放弃追索，陈林再次起诉，“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就此，湖南高院以“放弃追索+明知担保”为由，彻底否定了陈林的再审申请。然而，陈林的律师提出了尖锐质疑：

“高院所引用的笔录内容，与案卷中真实存在的笔录并不一致，存在断章取义、甚至添油加醋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裁定书完全无视公安机关在2008年采取夜间疲劳‘审讯’，对报案人和受害人强迫形成笔录的事实，却仍然采信这类非法证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律师进一步指出，再审程序本应仅审查申请理由是否成立，而本案法官却逾越权限，对案件实体作出裁判，严重背离程序正义。

05

储户成替罪羊，犯罪者逍遥法外

陈林与邵阳农商银行的储蓄合同纠纷，从2008年一路延宕至今，几乎走遍湖南各级司法机关。湖南高院驳回其再审申请后，她别无选择，只能转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陈林的代理律师郭雄伟、吕姣直指：北塔区法院在重一审中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涉及经济犯罪”为由驳回起诉，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其理由有三：

第一，本案纯属储蓄合同纠纷，陈林与邵阳农商行均不构成犯罪主体，储蓄合同合法有效，根本不触及刑事领域。

第二、与案件相关的所谓“犯罪行为”早已由公安机关侦查并撤案，不存在“未发现的犯罪行为”。法院无权在民事案件中否定公安机关的结论，否则将直接冲击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第三，即便法院认定存在犯罪嫌疑，也只能移送线索，民事审理不应中止。将储蓄合同与骗取承兑汇票混为一谈，无异于以刑事逻辑替代民事裁判。

然而，蹊跷之处远不止于法律适用。陈林在监督申请中直言：这场近二十年的纠纷，背后掺杂着邵阳农商银行与当地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利益勾兑”。

她罗列了一连串“反常现象”：

其一，朱萍伪造担保书、骗取承兑汇票，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本应是追责重点，却十余年未被追究，最终仅以“追诉时效届满”收场；相反，警方却通过长期威胁、关押陈林及前夫郭学群，迫使后者放弃合法权益。

其二，即便伪造担保书，金额仅为300万元，银行却径直划走陈林500万元存款。这一做法更像是为银行自身开脱，以规避追究内部责任。

其三，办案人员竟将郭学群在贴息业务中获得的利息歪曲为“担保所得”，并借受制于人身自由的口供改写存款归属。更荒唐的是，再审裁定刻意忽略朱萍的询问笔录。

事实上，朱萍伪造的《担保书》落款时间是2004年2月4日，但询问笔录却显示，当时长盛轮胎超市早已停业，不具备任何开具承兑汇票的资格。直到2005年，该超市才重新办理营业执照。换言之，那份担保书从一开始就毫无法律效力。

更关键的是，朱萍在询问中亲口承认：她不仅频繁通过承兑汇票套现，还利用他人名义购置房产、车辆，将资金迅速转移。这些操作勾勒出一条精心编织的诈骗链。笔录还揭示，朱萍与郭学群、胡宝良之间存在大量票据往来，关系早已超越“揽储”，而是深度卷入承兑业务。但讽刺的是，在所有询问中，朱萍从未指控陈林在其诈骗中提供过任何帮助。

邵阳市检察院。刘虎 摄

更令人警醒的是，朱萍供述中的细节，多次直指银行工作人员的重大过失。《监督申请书》中写道：

“银行工作人员张秀香声称深信朱萍所持担保书是真实的。正是这种‘深信’，让她不顾制度要求，连一个电话核实都不做，就为朱萍开出了300多万承兑。何其胆大！”

这些环节的失职，让诈骗链条得以顺利运转，但在司法裁判中却无人被问责。

所有迹象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灰色图景：当法律条文被故意曲解，当责任被刻意转移，公检法与涉案银行的关系，已然暧昧不清。

“我们向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监督申请，检方完全不对监督请求进行回应，却违法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也驳回了复查申请。”郭雄伟、吕姣两位律师说，两级检察院在监督功能上是失职的。

自500万元存款在银行账上“人间蒸发”以来，陈林的维权之路已走过近二十年。

陈林愤懑地说：“在国家存款实名制下，500万元是我合法存款。银行既未经过我和郭学群同意，就擅自划扣；如今我通过诉讼维权，竟被湖南高院称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多么讽刺！”

中国跑得“最快的女护士”，凭什么不能成为“最快乐的女护士”？

作者 |何驰

编辑 | 吴慧

题图 | 直播截图

一个原本应该以光明结尾的励志故事，却因为几句话，成了职场低情商的典型案例。

8月31日，“最快女护士”、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士张水华参加2025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最终以2小时35分27秒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斩获国内女子组全马冠军。

在赛后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中，张水华哭着说，希望领导支持她周末调休参加比赛。舆论场炸了，有人喷她情商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告领导的状，调同事的班，拿自己的奖”；有人试图教她怎样做人，贡献了如何感谢领导、感谢同事、感谢医院的公关话术。

张水华。（图/网络截图）

张水华犯了什么大忌？不过就是一个拥有个人梦想的普通人，恰好在情绪崩溃的节点上没有说出足够的漂亮话而已，“牛马何苦为难牛马”，不必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他人，绑上道德枷锁，也不必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去疯狂打压甚至试图毁掉一个人。

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中国最快的女护士”凭什么不能成为“中国最快乐的女护士”？

“她是一个思维比较简单，

说话比较直白的人”

事后，张水华的丈夫王岢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解释，当时他在赛场听到有黑龙江媒体问妻子：“你作为全职护士，工作很不容易，能取得这个好成绩，相信你有很多心酸。”他说这一下戳中她的泪点，因为她去年一整年状态一般，一直憋着一股子劲。

视频中，张水华边说边哭：“我们领导说，你要参加比赛，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业余爱好，我没办法排班给你，你自己去跟同事调，同事愿意调你就去，同事不愿意调你就没必要去。所以我这次跑哈尔滨，我一直在心里有一个信念，就是希望我自己能拿国内第一，希望能够证明自己。”

张水华接受采访。（图/网络截图）

“我这次来参加这场比赛，是特别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医护工作者是特别的忙、特别的累，我通过自己在业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来参加这场比赛。我不需要领导给我特别的假期，我只希望领导能够给我周末调休，只是调休，不是说给假。”

“她是一个思维比较简单，说话比较直白的人，在那种环境下，心情非常激动，言语可能有不当的情况。”王岢说，为了参加8月31日（周日）的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妻子周四晚上（8月28日）上了一个大夜班，周五凌晨才下班，周六日是休息日，周六凌晨抵达哈尔滨住进酒店。科室里有15名护士参与排班，周末一般有4到6人值班，大家关系比较融洽。

有网友晒出张水华频频参赛的时间表，指出这可能影响工作，王岢回应称，马拉松赛事有固定的赛季，会预先发布日程，妻子一般至少提前半个月提出调休申请，基本不会临时打乱排班计划，去省外跑才需要花两天的时间。面对可能强迫同事替班的质疑，王岢说，妻子一个月正常有两次休息次数，参加的25场比赛中只有两三次需要临时换班，换不了的也就没去参加。

受争议影响，有网友涌入361°直播间，要求其与张水华解约。9月3日，澎湃新闻获悉，361°“基于双方发展路径的调整”，与签约跑者张水华的合作关系暂告一段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翁山耕则回应《红星新闻》表示，医院鼓励员工发展兴趣爱好，当然是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关于以后张水华的班次安排，还没有研究”。

被忽视的护士职业困境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事实上，张水华的调休困境并非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护士这一职业面临的集体困境。

（图/《急诊室故事》）

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563万人，每千人口护士数仅为3.98人，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千人口5名护士的标准相比，缺口超过400万人。

巨大的缺口背后，是整个护士群体面临的超负荷运转。《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2019年8月“医学界”发布）显示，91% 的护士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29% 的护士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更有 9% 的人每天在岗超过 12 小时。

一边是群体性的结构性短缺与超负荷工作，一边是“白衣天使”“无私奉献”的职业标签，其间产生的错位，无形中压抑了每一位护士作为个体“自我实现”的需求，剥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来理应拥有的权利，免除了网络批判者自身的愧疚感。

张水华社交平台账号。（图/网络截图）

张水华要完成多少次静脉穿刺，才能换来一次合理调休？

实际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以张水华“为傲”的。

2023年，在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曾这样报道张水华：

2023哈尔滨马拉松比赛，2小时38分12秒，我院“90后”护士张水华荣获女子国内第一，成为又一个跑进2小时40分大关的业余女选手，达标国家马拉松女子运动员健将级别水准，她也是福州历史上达标马拉松健将级别的第一人。

张水华是全科医学科的护士，出生于1991年。她不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也是一个乐观向上、酷爱运动的女生。这已不是她夺得的第一个马拉松冠军。从2018年开始，她参加了全国大大小小几十场比赛，包括全马、半马、越野赛等，跑步成绩不断刷新，频频跑进前三名，成了赛场上的一匹“黑马”。

刚开始跑步时张水华也感到吃力，但吃苦耐劳、不轻言放弃的护士精神推动她坚持下去。“马拉松是一项需要毅力和耐力的运动，很考验人，但只要有恒心与信念，目标都可以实现。”

护士的工作很忙，张水华经常需要“三班倒”，没有固定休息时间，但她还是坚持训练，利用工作之余灵活安排练跑，还经常游泳、跳绳，锻炼各方面的运动能力。

在跑道上，张水华与时间赛跑；在工作岗位上，她与死神赛跑。她还是福建首批支援宜昌医疗队的一员，被同事和跑友们称为“最美马拉松跑者”“最快白衣天使”。

文章最后写道：“为你骄傲，希望你朝着更高的目标奔跑”。

《新京报》报道称，张水华曾被评为2020年“援鄂专项优秀护士”，2025年哈马赛后也有不少同事对她表示祝贺，有医生说，大家为她的成绩感到开心。

 “跑马拉松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张水华在接受“女子跑步”（Womens running）采访时称，她说那番话的本意是，自己这个夏天训练比较刻苦，如果最后因为排班排不过来而无法参加，会很遗憾和难受，没想到给大家造成了误解。“跑马拉松是个人爱好，也是个人私事。它对我来说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部分。但因为职业性质，时间不那么自由。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过去给予我的很大支持。正因为他们的理解和付出，才有了我过去马拉松路上的坚守。以后，我也会多为领导和同事考虑。”

张水华说，她回到福州后，收到了医院领导的祝贺和关心，大家都希望她不要被舆论所困扰。她也会一如既往，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先。并表示感谢网友的各种建议和意见。

张水华没有抄论文、骗学历、玩出轨，没有把病人麻醉后扔手术台上、没旷工、没迟到、没早退，只是因为想正常调个休参加一下积极健康而有益身心的运动，跑个马拉松而已，何错之有？“中国最快的女护士”凭什么不能成为“中国最快乐的女护士”？

（图/徐州马拉松）

“女子跑步”曾在2023年列了一份“中国最快护士”张水华的行程单：10月13日在医院上夜班；14日凌晨时分下班；14日上午从福州飞天津，午后抵达；在酒店入住后，去办理2023天津马拉松的一应参赛手续；因为很累，晚上不到8点就睡了；15日一早参加比赛，以2小时39分37秒的成绩排在全程女子组第8位，在所有参赛的国内女选手中位列第一；15日晚上的航班从天津飞回福州，到家已是深夜；16日早班，一大早就离开家去医院了……

作为一名内科全科护士，张水华面对的病患多是需要调养的老人家，也包括临终关怀。在接受采访时，她仍会优先回复病患信息，“一位病友问我看病的事，别让他等着急”。

张水华就是一名平凡的职业女性，擅长用跑步这项个人爱好来平衡护士这份职业的工作强度，热爱在赛场和生活中不断努力向前奔跑。“跑完步整个人精神状态会很好，心情也会很好，晨跑完去上班精神会保持兴奋的状态，工作也会很有激情。通过运动，更加能够元气满满地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张水华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只有在一个有毒的职场，才会把一个人仅仅只当作一个数字、一件工具、一份耗材。在一个真正健康的职场，会把人当人，看得见一个个活生生的、充满个性与思想的人，给予足够的尊重，释放每个人的潜能。

医院并不只是救死扶伤之所，更应是健康生活的倡导者，一个张水华成了一块活招牌，她恰恰正在带动医院的许多同事、患者和福州市民，加入到奔跑的行列，去追求健康而有益的生活，去成为敢于勇敢追逐梦想、实现自我的超级个体。

人人都在抱怨紧绷，但解决紧绷的第一步，理应是发自内心地容纳自己和他人的松弛，这种容纳应该是一种制度，更该是一种氛围。

衷心祝愿张水华和张水华们，能够找到热爱，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继续奔跑吧！

不小心把“981首长健康工程”的目标说出来了？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阅兵开始前，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当三人并肩走向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时，有网民注意到在外媒的直播中普京同习近平谈起了“寿命话题”。画面显示，普京对习近平说：“再过几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道：“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将来可以活到150岁。”

最初，这段两人公开讨论器官移植的内容被转发到推特平台时，大量疑似网评员的账号声称这是由AI生成的“伪造视频”，指控其为境外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之后，有网友通过对照 BBC、ABC、凤凰卫视、ANN、CNA、CGTN等多家媒体的视频进行了交叉验证，确认这确实是普、习两人的真实对谈。

ABC推特频道专门截取了这段内容

多个视频来源显示了这番对话的存在：

• BBC｜中國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　習近平普京金正恩同台亮相 （约3:40）
• CNA｜China’s 2025 Victory Day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80th anniversary of end of WWII （约15:45）
• 凤凰卫视｜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中俄朝三國領導人齊登天安門！中國新一代武器集中亮相 （约54:37）
• ABC中文｜普京与习近平谈“长生不老”（完整片段）

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的直播中也出现了这部分内容：（约2:06:36） 注：官方已将视频设为了私享。

（2025.9.4更新）彭博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该话题似乎由习近平发起，他提到“以前，人们很少能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了你还是个孩子。”

（2025.9.4更新）彭博社已对此事进行了报道《Xi Muses on Living to 150 in Hot-Mic Moment With Putin, Kim》

有网友指出，习近平在回应中提到的“可以活到150岁”或指的是“981首长健康工程”，这显示出他对类似的医疗保障服务非常熟悉。据2019年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工程是301医院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专设的高端医疗服务（又称为“首长医疗保健体系”），于2005年正式启动，整合了最为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其五大核心任务包括：防癌、防猝死、慢病管理、抗衰老和性腺维护。工程的目标直白且明确——延长中共领导人的寿命至1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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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脖子哥已经算不清，这是我第几次出来吐槽车企的逆天营销了。

但或许是因为现在竞争的压力太大，车企们的营销部门总能想出更加逆天的 “ 新想法 ” ，刷新人们对于车圈营销的认知下限。

而在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续航能耗、智驾能力都被玩坏了以后，原本应该最能客观反映一台车的市场表现、表示人们对一台新车喜好程度的订单量，现在也彻底变成车企们营销 play 的一环，失去本应具备的参考价值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前几天资深汽车媒体人吴佩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说某家新车 “ 小订破万 ” 的成绩其实早在发布前的几个月就内定了，上市以后发出来就是为了哄领导开心。

这里说的小订，指的其实就是新车发布以后用户先付的一部分订金，大概在 2~5 千左右。交了这个钱就相当于通知了车企你想买车，如果后悔了也可以随时找车企退回来。

微博一发，随即引发了各种讨论。

毕竟按他的意思，某车企的小订成绩不错压根就不是卖得好，而是为了在领导面前显摆，搁老早就定好的一个营销动作啊！

到底是哪家车企能未卜先知的就知道新车的订单量？而且最近发布的新车这么多，也几乎都发了自己的订单成绩海报，它们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点水分呢？

我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无法证伪的数据，车企们的大定和小订数量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黑盒。

数据真不真，全看车企的良心。

而在连续 N 年围绕销量做宣传之后，确实也有不少厂家为了撑起面子，而在里子搞小动作了。

是的没错，销量营销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新概念，而是市场营销里头一个非常老套但却十分吃香的招数。

毕竟如今大伙都信奉买的人越多就是产品越好，一个亮眼的销量数据，可能比车上的各种配置更能给人下单的信心。

其实早在燃油车时代，车企们就已经开始美化销量数字了。区别在于当年的销量营销方式其实非常朴素，就是逼着 4S 店们多卖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车企们会给 4S 店们设立各自的年度销量目标。达到了，后者就可以获得数额可观的现金奖励，反之则一毛钱没有。

这也是为啥直到现在，年底的时候各种合资品牌也还是各种优惠一起来。因为即便是卖车的时候亏点，也能马上靠着厂家的返利回血。

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刷销量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力度很大的促销。人们拿到的优惠是实打实的，车也是真实卖出去的，虽然也催生出了很多别的问题（ 比如经销商资金链承压最终跑路等 ），但也远说不上销量 “ 作假 ”。

可从第二波冲销量的趋势开始，有些心思不正的车企们就开始往数据的真实性上动手脚了。

从 2023 年开始，咱们停止了对于新能源车企造车的补贴政策。原本车企每造一台绿牌车就能获得 4000~12600 元的现金补贴，停补后这部分的车企们就得自己承担了。

对于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的新势力车企们来说，这完全可以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车企选择了涨价来平摊成本，但也有一小部分车企想出了一个歪路子，那就是在补贴结束前尽可能多的把车子造出来、上牌，薅补贴的羊毛。

于是他们先用自己的员工或者供应商企业们的购车指标，把车子先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假装是已经卖出去的。再用更低的价格和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用户，等有真的消费者下单再配合过户。

这种行为一多，自然就会让车企的 “ 销量 ” 变得非常逆天。不信大伙可以回去看看 2022 年的销量，很多车企的数据其实都高的不太正常。

而这种思路延续到现在，就变成了大伙很熟悉的、很多车企都在用的刷量套路：

零公里二手车。

如果大伙能看到有品牌是月度的销量一直很高，但是二手车商或者展厅里头还有很多准新二手车在卖的，那大概率就是车企把新车挂在车商或者员工名下充销量呢。

而这种行为本质上，其实是把未来的销量数字提前预支，用来给现在撑脸面了。

可能有兄弟会觉着，人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新车岂不是好事吗？

可正如咱们开头说的，掺假的高销量本身就会给人们传递错误的市场信息，在我看来基本和虚假宣传无异。另一方面，零公里二手车这种变相的降价促销本质上就是在内卷，打价格战。

而一味的追求低价，最终也只会反映在更差的产品质量和供应商们更严酷的生存环境上，并不是一条足够健康的竞争路线。

也是因此，几个月前商务部就牵头开了个闭门会议，说得整治一下已经有些过分的零公里二手车乱象。

那这时候有些车企就又开始想了，给经销商压货和做准新二手车都有不少的副作用，有没有一种又方便、效果又好、还不用担什么风险的销量营销方式呢？

非正式的小订和大定订单，这时候看着就非常完美了。

它们不仅非常能反映人们对于一台车的 “ 上头程度 ”（ 一般都是发布会结束后开启预定 ），还压根就不需要真的把车卖出去！

再加上金额本身不大，还随时可以退款（ 大定本来是不能退的，但是从某家车企开始大定也能取消了 ），大小订订单里头的可操作空间可就非常大了。

比如脖子哥认识的一位资深公关从业者就表示，他在帮车企做项目的时候，如果遇上发布会项目，就一定需要在发布会后下够一定数量的订单，否则就不能拿到全部的项目款项。

另一名供应商负责人也表示，说自家的企业也被主机厂绑定了所谓意向金的指标（ 本质上就是小订 ）。在新车官宣之后，光他一个人就下了23个意向金订单。

甚至于很多品牌的内部员工，都被要求在新车发布的时候用自己的钱 “ 自愿支持 ” 一个订单。

这些订单和真正想要买车的用户订单加在一起，很容易就能达到一个好看甚至是非常离谱的数字，也很容易给人传递出卧槽这车怎么卖得这么好的信息。

而这，同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一方面，这种风气久而久之必定会造成订单数量的通货膨胀。

毕竟当一款车开始刷单之后，后续的新车为了超过前者的成绩，在宣传上看着更有面，就得取得一个更高、更离谱的成绩。而为了超越这个本就不真的数字，它也大概率得选择上面那些刷单的路子。

这样循环往复之下，车企们发布的订单成绩也只会左脚踩右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逐渐高到离谱，也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开头说到的那种提前确定小订成绩的情况。

能到，当然是最好。到不了？Bro，不可能到不了的 you know 。

而另一方面，受这种风气影响最严重的，其实是那些真真实实获得了订单，真正受到了市场欢迎的车型。

毕竟就算真正卖得好，也不一定有别家掺水的成绩亮眼。如果是同级车型，还可能给外界传递出市场更看好别家的错误信息，导致订单的流失。

当然，这种刷单的方式鉴别起来也并不难。

首先就看车企会不会公布小订大定之后的退单率有多少，以及有多少下订单的人最后选择了提车，也就是订单的转化率。

如果公布了，就说明车企对于订单的真实性是有底的。

其次咱们可以看发布时候的订单数和每月交车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在零部件供应都很顺畅、工厂的产能也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订单明明有好几万，但最后交车只有每个月一两千的车型，那它多半就是在订单数上掺水了。

说白了，和之前的风阻系数、碰撞测试等营销一样，在产品同质化严重、新能源汽车逐渐白热化的当下，订单数对于很多车企来说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反应市场销量的指标。

而是反过来，变成了一个用来给予市场预期的工具。

并且，同样已经开始变味了。

这里我其实不想跟大伙说，以后车企的订单营销就看了个乐吧，都是包装出来的。

因为在一众离谱的数据里头，可能真就藏着一台或是几台现象级的新车。它们通过设计、配置和定价获得的市场肯定，不应该被这么轻易的否定。

但与此同时，和之前每一次吐槽过度营销一样，脖子哥还是想跟车企们说一句，所有的营销方式，本质上都只是产品里的点缀。

没有它们，人们也不会失去对一台车价值的判断。

好产品即使不公布订单、不搞预售、甚至是不开发布会，都会有大量的用户追着下单。

产品不灵，即使在短时间里拥有了看上去还不错的成绩，最后也只会变成回旋镖，啪啪的打在自己的脸上。

毕竟一个连订单数量都不敢自信公布的产品，又有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来源： 差评X.PIN 作者：致命空枪 编辑：脖子右拧&面线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等。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因近日国内的示威浪潮，原本计划取消出访，但最终还是于3日凌晨抵京。

此前，路透社记者曾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名单中没有提到任何西方主要国家，邀请西方政要参加对中国来说有多重要？”但发言人并未正面作答。有网友评论认为，这场阅兵活动更像是中国在集结一场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

3日上午，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最后，三人在中央观礼台就座。

有媒体报道称，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搭乘专列于1日离开平壤，2日凌晨通过国境线。中方在沿线进行了严密的安保布防，甚至将部分列车停运。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北京站迎接了金正恩一行。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反正义联盟”、“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结成的法西斯同盟，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核心）。

还有网友指出，“三国轴心”早已初具雏形。2021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没有禁区，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同样的，中国一直同朝鲜保持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在俄乌战争期间，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武器和雇佣兵，两国形成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用户评论：

Songwoyiduo：向全世界宣布邪恶轴心。

icccco_yy：21世纪三大独裁者。

john92914：邪恶轴心终于成型，习近平終將遺臭万年。

shawyunfeng：三傻大闹天安门！继承法西斯的光荣独裁传统！

shnfng960296870：世界性耻辱，和这两个世界独夫混一起，中国人在世界上都抬不起头来！

KangoMochizuki：还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逼脸都不要。

bbocfather：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thefanda2：相互壮胆。

leewei62230852：三个国家都是终身制了，确实一路货。

alex80731277：完蛋玩意要过苦日子了。

wuyuesanren：新轴心国确实拉胯～ 93阅兵其实就是个“狗撒尿、画地盘”的展示，把自己以为的势力范围、可能的盟友标出来。

ming_wu15014：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世界新軸心國聯盟指明方向。

teuroteuro：铁幕落下。

Tibet32092425：孙子排中间。鹅爹在左。儿子在右。

chenyuwen397230：玛德，大煞笔想把中国带进深渊吗？

ArthurDoyl221：這回是正宗的普習金了。

harrywa10530390：要看清中共的野心，中國賺飽美金發展軍事恫嚇美國。

txsrbtg：三战轴心国联盟誓师大会。

几天前，胡锡进在谈吴京人设崩塌时，用了“突然”这个词。在他看来，吴京口碑的反转是最近才发生的——网友的恶搞玩梗、他本人戏路太窄（主打爱国英雄主义电影）以及近两年没有突出作品，是造成这种处境的主要原因。

看得出来他想为吴京叫屈：一个演员而已，又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不能把他当日本人整。但胡锡进显然没意识到，吴京“沦落至此”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吴京的爆火得益于《战狼》系列，尤其是2017年的《战狼2》，被誉为主旋律与商业成功兼顾的典范。不过，这种成功并非电影本身有何特别之处，而是吃了时代的红利。

2017年是中国快速崛起的第十年，从奥运会、四万亿刺激计划、基建狂潮、消费升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中国制造、一带一路、移动支付、房地产与互联网经济，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墨子号卫星升空、出国热和留学潮。

可以说，这十年是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十年。但平静之下亦有暗流，这十年也是民族心态转向的十年。

奥运会将民族自豪感推向空前高点；汶川地震的全民动员，社会团结则大大激发了国族认同；金融危机下西方受挫，中国率先恢复并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强化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感。

此时的中国人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情绪，是群情激昂的爱国情怀，较少带有对外敌意。

但从2012年钓鱼岛事件开始，中日关系全面恶化，民粹与极端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南海仲裁又让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对外敌对情绪加剧。之后，随着微博、微信、B站兴起，青年一代通过网络参与掌握舆论话语权，更让民族主义草根化与即时化，成了泱泱大潮。

自此，中国人原本单纯的自豪感中掺进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既有敏感的防御性，也有激进的进攻性。而当整个社会处于这样一种高度自豪与高度焦虑的张力状态时，长期累积的情绪便需要一个大众层面的释放口。

就在这时，《战狼2》横空出世。

很难说它是为了迎合社会心理量身定做，还是恰巧押中了题目，但它确实完美契合了当时的民族情绪。因此可以看到，尽管这部电影故事老套、人物僵硬，质量不算出色，但5天10亿的票房足以说明，促使人们涌入影院的理由其实很朴素：吴京饰演的角色将中国人近些年的梦想与期待“具象化”了，让身处集体中的自己热血奔腾。

电影最后出现的那行字幕，很清楚的阐释了这一点：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新华网当时的评价是：“《战狼2》 好就好在，枪林弹雨里，在一幕幕刺激眼球、震动耳膜的视听奇观里，个体与国家深情相拥。”我想这是很多人看完电影后的直观感受，觉得自己的爱国情怀在大荧幕上找到了归宿。

但问题是，在一个缺乏边界意识与理性教育的社会，人们往往分不清，驱动自己的是爱国情怀还是民族主义。结果就是，电影一结束，随着荧幕上冷锋的消失，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便把他的饰演者吴京当成了替代品，捧为民族自豪感的代言人。“战狼”二字也从电影名称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宣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诛你，是因为你犯我，这是防御性的，隔得远再也要诛你，这是进攻性的。

接着，吴京又陆续主演了《流浪地球》与《长津湖》，其民族代言人的形象更上一层楼，算是被彻底绑定在了这一波爱国电影浪潮中，公众对他的期待到达顶峰。

与民族自豪感绑定、成为爱国标签自是无上荣耀，但也危机四伏。因为你要时刻警惕自身行为以符合民族主义期待，任何小偏差都会被放大，任何喜好、错误甚至旧闻都会被政治化解读。也许支持者会对你宽容，但反对者可不会轻易放了你。

这一点从《战狼2》就能看出来。不少人批评其过度英雄化、浮夸不实、表演式爱国。尽管彼时的夸赞声仍占绝对上风，可用不了多久，形势就将逆转，因为一件大事正在发生。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物质层面的破坏重新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体验，进而深刻改变了他们的观念，那疫情之于中国也是一样：经济下行、预期下降、消费降级、工作压力、信任危机，这些物质层面带来的生活体验让很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就像嗑嗨的人突遭当头一棒，再狂热的情绪也能冷静下来。

加上后来的佩洛西“窜台”、缅甸电诈园区等事件，让人意识到现实与电影的巨大脱节。就像爱国情绪需要释放一样，个人与民族层面的失落感也需要释放。于是，作为战狼的化身，民族主义的代表，吴京成了被嘲讽与攻击的靶心。

2019年，有人挖出吴京曾因酒驾被行政拘留了十天，称其有前科；2022年，他因代言国产手机却用苹果手机，被质疑伪爱国；2023年，吴京与妻子早年参加综艺节目的片段被翻出，他又被解读为暴力男、巨婴；到后来，只要发生涉外事件，网友们都会戏虐般的呼叫吴京出手。

实际上，从客观理性而言，这些指责统统站不住脚，毕竟酒驾是十多年前的事，用苹果手机既不违反合约，也是个人自由，至于暴力男的形象，他妻子站出来澄清过，而且吴京虽不能复刻电影内容，但却做过不少国内公益。

然而，舆论场从来不讲理性。民族主义者可以用爱国之名来给反对者扣帽子，那反对者也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将政治化批判用在吴京身上：一个爱国者怎能知行不一、道德败坏呢？虽然这招不地道，但却很好用，毕竟吴京说过“爱国无罪”，那打倒伪爱国者又何罪之有呢？

雪上加霜的是，在亚文化盛行的当下，被剥夺了爱国正当性之后，吴京曾经得意忘形时说的那些妄语，也成了污点，被制成段子和梗在网络上恶搞传播，虽然制作者可能只是图一乐，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在无形中构成了一场持续的审判，将战狼的人设彻底碾碎。

于是，只消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变成谎言符号，最后沦为抽象符号。而这一切的起始离不开民族狂热与在背后煽动的胡锡进之流。有趣的是，当这种狂热遭到反噬，首先跳出来劝人理性的，也是他们。

当然，胡锡进有一点说对了，只要吴京再出几部口碑之作，他的形象就能得到修复。不过，对他的狂热肯定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那时人们多半已经找到了另一个战狼。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2025年，茉莉花价格遭遇断崖式下跌。从2024年高峰时的40元/斤，一路跌至最低1.5元/斤。尽管后期价格有所回升，达到15-16元/斤，但即便这个价格，仍低于种植成本，花农辛苦劳作却面临亏本。如今价格波动剧烈。

横县茉莉花本就占据全国60%的产量，2025年大规模扩种后，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愈发明显，产量远超当地市场承载规模。而茉莉花价格具有特殊性，完全由当天天气和采摘量决定，真正影响每日花价的核心因素，仍是当天的天气与茉莉花采摘量。更关键的是，茶厂收购鲜花后必须当日窨制——因为鲜花香气散得快，一旦开放就无法使用，茶厂常常半夜拌花窨制，无法通过囤货调节市场供需，这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花农的生产与劳动困境愈发突出，极端劳作环境与高强度体力消耗让花农苦不堪言。花农需在40℃高温下持续采摘，热得发昏，汗流进眼睛里刺痛；雨季时，雨水导致茉莉花无法开放，淋雨的花苞直接废弃，但花农仍需冒雨抢收。且茉莉花需一日一采，花苞隔夜开放即失去价值，迫使花农日日无休；人工采摘效率还低，熟练工一天最多摘40-50斤（约6-7小时）。

与此同时，种植茉莉花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采摘工价达到8-10元/斤，一旦花价跌破10元，花农请人采摘就得倒贴钱。花价暴跌至1.5元/斤时，收入甚至不够支付采摘工钱。即便花价能达到15元/斤，农户一天采摘40斤，也仅收入600元，且这需要2-3人协作完成，人均日收入仅100元左右，扣除各项成本后，几乎难以盈利。

经济压力与健康损耗的双重折磨，让花农生活雪上加霜。一些老年花农即便腰痛、头晕仍坚持下地，因为不摘一分钱都没有；更有花农因长期超负荷劳作（如抽水抗旱、通宵淋花）突发疾病。市场波动下的生存焦虑也时刻笼罩着花农，2024年高价（40元/斤）吸引大量花农赌命式投入扩种，可2025年价格暴跌，不少花农投入数万元血本无归；低价时部分花农宁让花烂在地里也不愿亏本采摘。

60岁以上老年群体因无处打工，只能依赖种花维生，即便在高温环境下，也被迫下地劳作，中暑风险极高，甚至有70岁老人凌晨4点就下地采花，双手发抖仍坚持，可一斤花仅能卖几块钱；就连家中孩童暑假也要出去采花补贴家用，晒脱皮也坚持。而年轻人则纷纷放弃种植，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花农种劳动力结构失衡。

茉莉花自身还面临产品时效性强、难以储存的难题。鲜花苞必须即收即用，一旦开放，香气就会消散，无法囤货；一旦当天卖不出去，隔夜花便一文不值。花农每天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延误，辛苦采摘的茉莉花就会失去价值。

同时，种植成本高企进一步挤压了花农的利润空间。农药、肥料投入高昂，一亩地的打药成本就超过千元，在价格低迷时，花农连成本都难以收回。2024年扩种时，不少花农投入大笔资金购买花枝花苗，可到2025年价格暴跌，这些前期投入“全亏光”，许多花农血本无归。

2024年，茶饮品牌大力推广茉莉花茶，带动了茉莉花需求；可到2025年，茶饮热度消退，奶茶店茉莉口味销量下降，采购量锐减。不仅如此，“禁酒令”的实施波及高端茶叶消费市场，茶厂库存积压严重；茶商不敢送礼，礼品市场萎缩，进一步加剧了茉莉花的销售压力。市场需求端的疲软，让本就过剩的产能更难消化。

2025年初，横县遭遇大旱，花农不得不进行人工浇灌，有人甚至通宵抽水；7月的暴雨又让鲜花含水量过高，品质下降，“水花”只能贱卖。而且，茉莉花的花苞需要在晴天采摘，下雨时花朵不开，淋过雨的花也没人要，极端天气直接影响了茉莉花的产量和品质。更有部分花农过度使用增产剂，增产叶面肥虽让花体增大，却导致香味变淡，这使得茶厂需要增加窨制次数。

从产业结构来看，横县茉莉花产业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困境。首先是缺乏有效的产业协调机制，未能合理引导种植规模。当地没有专门机构调研供需情况，导致“消息混乱”，花农无法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只能盲目跟风种植。而行业协会的作用十分有限，仅能提供信息，对农民无强制约束力，即便给出市场预警，也难以被花农接受和执行，无法形成统一的种植规划和市场应对策略。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横县34万花农分散种植，没有联合组织参与议价，处于产业链底端，缺乏议价能力；加工企业掌握定价权，花农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在价格博弈中毫无话语权，只能任由市场和企业摆布。小农经济注定追涨杀跌。

当前，横县茉莉花产业链以原料供应为主，深加工能力薄弱。本地仅有少数香精厂，加工主要依赖茶厂窨制，精油、香精等深加工产品的产能有限，消化能力不足，无法有效消化过剩的鲜花产能。有建议提出地方政府引资建加工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周顺来、莉醇等本地品牌替代代加工模式。不过，这需要长期投入和培育。

从市场价格来看，终端溢价高但惠及农户少的问题十分突出。拼多多上干花售价80-100元/斤，而花农卖出的鲜花收购价仅几元，巨大的差价让中间商赚取了大部分利润。如何优化产业链利益分配，让花农更多地分享产业利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组织化与政策支持方面，组建农协争取定价权的呼声较高。可参考日本农协模式引导种植规模，但这种模式在横县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当地花农分散，组织难度大，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短期内难以有效推行，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对于是否应建立“托底收购机制”，争议较大。部分人呼吁政府出手，为花农提供保障，缓解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非粮食作物难兜底”——政府财政压力大，且托底收购可能扭曲市场机制，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如何在保障花农利益和维护市场规律之间找到平衡，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外，小农户还面临缺乏风险对冲机制的问题。茉莉花作为小众作物，没有交易所开设期货品种，小农户无法参与期货套保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在市场波动面前只能被动承受损失，难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工具稳定收益。

除劳动力困境外，土地矛盾也逐渐显现。部分农田改种茉莉花后，花农面临土地使用与政策要求之间的矛盾，前期投入可能因政策调整而付诸东流，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农民看啥涨就种啥，次年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卷死所有人。花农赌天气、赌行情、赌老板收花，但永远赌不赢资本和市场。”一位网友评论道。这句话道尽了横县花农的无奈。

要让花农真正从这个产业种植中获得稳定收益，需加强产业规划和引导，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企业应加大深加工投入，打造知名品牌，优化利益分配；协会要提升协调能力，搭建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花农则需转变观念，积极参与组织化经营，提升抗风险能力。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找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让这个曾经辉煌的产业重新焕发生机。

我现在发现，互联网的方向，就是人类历史的方向。不是说大话，而是一个事实。人类的就是无序，无厘头加不可预测….但事情发生后，你一分析，又觉得完全合理，合乎逻辑…

战狼2我在一个老大哥强烈要求下陪他去看过…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不算差….可看性是有的。毕竟那些英雄主义的片子，基本也就是这个套路…

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他把电影当现实宣传。什么在国外拿着护照就可以….呵呵，这除了哄骗没出过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就连驻外使馆都发过警告，一是遵守所在国法律，二是遇到事要及时脱离…..三是，最好别去那些混乱的地方。你要说这就是个电影没关系，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样说，真误导真坑爹。

其实在国内瞎吹蒙蒙老百姓还是其次，想一想当“战狼”成为某种标签，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会不会找来看一看，看完会不会笑死，然后承受他们最多嘲笑的是谁？还不是中国驻外的同志们？

那些武功呢？就连成龙大哥，也说电影上的功夫是花架子，李连杰更是不讳言这一点：

讲真，这都是相对比较诚恳的演员，不像吴京整天开个坦克道具，跟真上过战场一样，这不惹人烦才怪。

更重要的是，一个主打爱国电影的，却把自己是满清正白旗搞的很贵族，很光荣，到底爱的什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大清国？

可是哪怕这一点，懂历史的随便一查也就知道是满嘴跑火车。

2006年，吴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说自己家族里出过武状元，被雍正皇帝赐姓为“吴"。2010年，吴京表示自己家族的武状元，最大的官做到御林军统领，我大爷跟我说，我们是多尔衮那支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正白旗。

然而，多尔衮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东莪，或早天或被送去蒙古和亲，亦无后人。多尔衮一直到临死前半年，才放弃了自己生儿子的念想，过继了同母兄弟多铎的儿子多尔博。

顺治帝福临亲政后，不止将多尔袭挫骨扬灰，后人包括多尔博都被赶到正蓝旗去了。即使百年之后，乾隆帝追论多尔衮的功劳，赐谥号“睿忠亲王”，让多尔博的后商世袭爵位，也是留在正蓝旗。所以，吴京肯定绝无可能是多尔衮、也包括其嗣子多尔博的后裔，和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毫不沾边，纯粹是旗人后裔的信口胡吹，自我牛逼。

说了这么多，这是吴京被全网群嘲的原因吗？是，也不是。

为什么说是呢？毕竟有这么多黑点和那做派，说话没个正形，摇头晃脑一看就毫无教养，满嘴跑火车一屁三个谎。

为什么说也不是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今天第一天才有，是当年就这样，也有人写过文章。当年如果不是那个老大哥硬拖着我去看，我不可能跑去看这种电影。但我不想看，也阻挡不了当年那种电影拿高票房的事实….

所以，一个人被群嘲，也不仅是他自己因素，他自己那些槽点只是群嘲的素材，而非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时过境迁….那个时代，是下图的时代….

大众是什么，大众是跟随本能和动物性思考的群体，大众没有自己的核心，大众是靠感受替代思考的生物。

房价涨、工资涨的时代，就威风凛凛；房价跌，工作完蛋的时代就垂头丧气…..我有个好友就说过，他认识的不少周围的人，股票赚点钱，房子涨点价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帝王….牛逼哄哄不可一世。

吴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恰好迎合了那样的心态和情绪罢了。而这个时代呢？是一切鸡血都打不下去的时代，再怎么往血管里直接推鸡血，银行的催款短信和现实的残酷性，都会让这种鸡血显得可笑可悲，无聊甚至无耻。一肚子气怎么发作？吴京是个好靶子。

不是吴京变了，不是观众变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顺应大势，才能事半功倍的原因啊。

（完）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转载仅为学术传播之所需，并向原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按

一、内容提要

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一般是指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3年。此前,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于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底,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薄一波,1997)。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作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系统性表述(L iebertha,l 1995)。中央政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并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该方针具有显著的非计划色彩。在此期间,关于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分歧,这一认识分歧反映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等反复过程中,最终以大跃进运动结束。1958年3月以后中央政府计划决策所依靠的重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基本为高指标的制定服务。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地区推进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计划指标的制定方面,相对于1957年3700亿斤的粮食产量,1958年的计划产量最初为4316亿斤,该数字在1958年9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上被修订为6000~7000亿斤,其后在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最终被提高到7500亿斤(薄一波,1997)。在农业合作化领域,建立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来取代原先的高级社,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和钢铁冶炼;为了增加劳动供给,在农村地区广泛建立公共食堂以此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Chen,2008)。工业方面典型的跃进发生在钢铁等重工业领域,钢铁产量指标也和粮食计划一样被不断地向上修正,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要“超英赶美”的口号。

高指标客观上导致传统计划部门通过编制计划、制定预算、实施计划的方式不再适用。在农村地区发动的大炼钢铁运动说明企业无法完成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高指标,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成并纳入中央计划的城市钢铁厂产量有限：一五期间实现的炼钢能力为281.6万吨,整个一五期间产钢1656万吨,其中1957年产钢535万吨(余扬斌,2009)。当时“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薄一波,1997)。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的党政不分或者以党代政使得党会较多地依靠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较少地受到来自实际情况如预算、资本、劳动力等的限制,从而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

三、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分布特征

1954~196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 5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6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全国范围内,饥荒的迹象在1959年开始出现,该年的死亡率为14.59‰,比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49‰)高3.10‰。饥荒在1960年最严重,死亡率在这一年达到了25.43‰。1961年以后死亡率开始下降,1962年死亡率已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于这次饥荒中非正常人口损失,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统计技术进行估计,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蒋正华与李南(1988、1996)对于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为1700万人,此估计值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实际人口损失的下限;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估计数字有:Peng(1987)为2300万,Coale(1981)为2700万,Ashton等(1984)为2950万,曹树基(2005,a、b)为3246万。

表1：分地区人口净损失

说明: 作者以 1957年作为基期并结合 1955~ 1957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到的 1961年全国应有人口数为 68902万人, 则非正常人口净损失为 3860万人。最后一列中的负数表示这段时间该省人口在增长。

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次饥荒的特点是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表1描述了中国各省份的非正常人口净损失,根据该表估计的人口净损失区间的下限是2400万,上限是3860万人。从绝对数来看,四川省在饥荒期间人口净损失数为11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损失的38.34%。从比率上来看,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是安徽,该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为56.87‰(安徽省1955~1957年年平均死亡率是11.73‰,1960年死亡率是68.60‰)。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工业省份辽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是2.23‰,仅为前者的1/25。就城乡差异看,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以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为例,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28‰,而城市仅为13.73‰。从表1可以发现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基本没有非正常死亡记录。三个直辖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7.13‰,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6.96‰。人口损失的不同地区分布为后续探索饥荒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地区差异。

四、饥荒的定义及成因

(一)关于饥荒成因的两种一般性理论

在阿马蒂亚-森之前,人类对饥荒的认识仍停留在马尔萨斯阶段。该观点认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主要通过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当粮食生产无法跟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或由于天气、生物灾害而减产时，战争和饥荒就成为对人口抑制的典型表现(Malthu1798)。粮食的整体供应是该理论考察的重点,该理论认为粮食供应的突然下降将导致饥荒。饥荒因此被定义为“极端的、广泛的食物匮乏”(Ravallion,1997)。上述理论被称之为“食物供应量下降”(以下简称FAD理论)。

森(Sen,1981)在考察一系列饥荒案例后,发现饥荒在粮食总产量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照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尤其显著。森因此认为饥荒并不是单纯的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不足甚至可能不是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中某个职业(阶层)的人们在市场化条件下失去或者被剥夺了获得粮食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才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森的观点一般被称为“权利理论(entitlement approach)”。这种理论对饥荒的定义是“大范围的、非正常的、威胁生命的饥饿”(Ravallion,1997)。显而易见,相对于传统定义,该定义的适用范围要更广,因为它没有将粮食产量的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彼此对立。首先,传统FAD理论为“权利”理论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中国1959~1961年饥荒和前苏联1932~1933年饥荒都源于之前激进集体化运动,这些运动均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显著下降(Massmio,1993)。而Lin(1993)和Massmio(1993)关于激进集体化运动导致的粮食减产的发现启发了众多后续研究,其中包括运用“权利”理论来解释饥荒的发生。其次,虽然有些饥荒最初确实来自粮食减产,但由于饥荒影响在人口中并不是均匀分布,出现了人口中的一部分群体受到的打击相对特别大。因此为什么正常的粮食减产(波动)会引起大规模的“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进而导致饥荒?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在饥荒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也许有助于减缓饥荒的影响。

传统的FAD理论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粮食总量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上,而“权利”观点更加侧重粮食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识别饥荒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因此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方法就比较明确：前者只需要考察粮食是否出现突然下降，而证伪后者直接的方法是观察遭受饥荒打击的人群是否存在职业(阶层)分布。

按照非正常死亡率计算,1960年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就当时的粮食生产而言,1958和1959年粮食总产量的两年移动均值为142.44亿斤,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581.97斤。该数量折成热量后大约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的每日最低摄入热量(1900~2400千卡)(FAO,2008)。这意味着粮食如果能在领土境内按人口平均分配，饥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对于中国这次饥荒的有限解释力还表现在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465.35斤,反而低于3年饥荒时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证据都表明粮食减产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就非正常人口损失的分布来说，现有研究均认为饥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在下面两个部分,我们将从这两个理论入手综述关于这次饥荒的相关研究。应该注意到,前一个理论的重点是寻找粮食减产的原因,而后者则着力分析影响城乡及分地区死亡率分布的因素。

(二)关于FAD理论的相关文献

饥荒在粮食没有恢复到灾前水平的情况下就已经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灾后政府相对公平的分配及福利政策。然而粮食总产量在1959年以后的显著下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0万吨,较上年下降15%，1960年的产量又在这个基础上减产16%。Lin(1990)、Li和Yang(2005)的研究旨在发现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因素。此外,粮食的过量消费同样会降低库存,Yang(1996)、Chang和Wen(1997)因此考察了大跃进期间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的食堂制度对死亡率的影响。

Lin是第一位采用经济学观点研究中国饥荒的学者。Lin(1990)解释了生产效率在农业合作化以后降低的原因。Lin在该文中检视了3个传统的饥荒成因:(1)连续3年的坏天气(饥荒前后由天气导致的全国受灾情况见图2)；(2)公社管理失败；(3)过大的集体组织规模导致激励问题；他指出集体化和低效率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真正导致效率损失的因素是1958年秋天农民退社权的丧失；该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对于那些偷懒的社员，其他公社成员无法选择退社来保证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侵蚀。作为理性的回应，他们只能降低劳动投入以避免损失，最终导致了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以及此后整个集体化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徘徊不前。

对于退出权丧失是否真正是农业生产下滑的原因，文献中存在争论。Kung(1993)质疑退出权是否真正导致了减产，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按照Lin的逻辑,在1958年秋之前由于社员之间可以用退出权互相制约,因此该阶段对监督的要求并不高。Kung认为该理论的预期与事实不符:可以选择退出高级社时,高级社实行的却是要求有更高监督水平的计件工资(piece rate),而之后恰恰采用了容易施行的计时工资(tmie rate)。第二,虽然1958年秋天之前农民有权利选择退出高级社，即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真正退社的成本极其高昂,农民在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制度的权利。因此,在Kung看来,退出权在1958年前后没有实质性变化,因而不能用来解释此期间的生产率差异。

1956~ 1966年全国受灾面积比重 (% )

数据来源: 51949- 1995 中国自然灾害报告6 ( 1995) , 中国统计出版社;1949- 1988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6 ( 1989), 水利部计划司。

Li和Yang(2005)的研究对粮食减产做了系统性考察。他们首先建立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的动态模型,描述了急于加快发展步伐的中央计划官员试图通过农业集体化更快地获取农业资源。而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业生产滑坡。结合搜集的天气描述以及劳动力征调的数据并运用1952~197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该文发现对农村的资源汲取可能是导致饥荒的最重要因素,该变量可以解释33%的粮食减产;对农村地区的高征购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可解释28.3%的减产;而坏天气仅仅解释了12.9%。Li和Yang最终认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业灾情应当归咎于国民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央计划的风险。虽然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分解出农业产量下滑的原因,但是将农业产量下滑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失败却值得我们再思考。结合本文第二章节的论述,大跃进运动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试图绕开传统的苏联中央计划模式转而依靠发动群众来实施国家建设的一次努力。建立自我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冲击统计局以及全民大炼钢铁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计划官员在那段时间遭受严重冲击甚至“靠边站”。我们还需注意到的事实是,建国后到1978年以前中国都处于中央计划时代,为什么只有那段时间出现农业灾难?以上这些证据均说明,将饥荒的责任笼统的归咎于中央计划至少与大跃进期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表2：大跃进期间基层食堂运行情况

说明: 从 1958年 7月到 12月, 24个省份的地方党报共有 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报道。

数据来源: 香港科技大学社 会科学部 Kung,Kai- sa ,i James提供的数据,

以上文献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原因。就粮食的消费来说,对大跃进期间在农村普遍建立的粮食消费组织——公共食堂是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学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观点。由于食堂中的食物消费至少在口号和政策层面是“敞开吃饭”,因此该现象为检验Hardin(1968)提出的“公地悲剧”著名假设提供了机会。Yang(1996)利用各省参加食堂的人口比重检验了食堂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食堂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此外,Chang和Wen(1997)是第一篇系统考察食堂在饥荒中作用的经济学文献。作者估算的结果是,截至1958年秋天,在全国范围内大约建立了265万个食堂,到10月底,有70%~90%的农业人口已经加入食堂。非理性的食物消费使得在短短20天内就消耗完半年的粮食储备,结果在秋季丰收之前没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Potter and Potte1990)。采用和Yang类似的定量分析,Chang和Wen也认为食堂的建立显著地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作者最终的结论是食堂应该为人口损失负最重要的责任。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有理由怀疑统计上的显著是否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名义的消费政策是否在实际中被不打折扣地执行,如果基层并没有按照口号提出的“敞开吃”,食堂对死亡率的贡献就会被高估。上述文献提供的定量证据是关于加入食堂的人口比重,而构造模型的前提则是加入食堂的农民均“敞开吃饭”,因此检验食堂作用更为重要的信息是食堂实际的运行情况。对于食堂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当时各地报纸的报道,我们发现该政策在地方并不是被无折扣地执行:从当时各地报纸记录的情况看,从1958年7月到12月,24个省地方党报上共有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从这些新闻的内容上看,仅有22%是无限额消费的,而有限额消费分为3种类型:按人口(占食堂总数的43.33%)、按家庭(占总数的8.33%)以及按粮票(占总数的25.83%)(数据描述及来源见表2)。此外,即使是无限额的消费也仅仅限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仅在农忙时间才被允许。

(三)关于“权利”理论的相关文献

森将研究设定在市场机制下,而中国的这次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在饥荒中城乡间死亡率差异巨大,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否和森研究中那些受饥荒打击的职业(阶层)成员有相似的特点?

中国在计划经济初期,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城镇居民(多数为工人和事业单位成员)的生活必需,因此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保证城镇居民的福利不被进城移民消散;另一方面,建立连接城乡的统购统销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村获得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因此,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粮食的获得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证,尤其在特定情况下,农民负担就会被过度增加。围绕上述逻辑,以下介绍的文献主要以“权利”理论解释饥荒成因。Lin和Yang(2000)第一次对“权利”理论和FAD理论在中国饥荒课题上的适用情况进行检验。他们发现一个省份城市居民比重越多,该省农村居民的负担就越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就越高。Kung和Lin(2003)在此基础上用超额征收率更加准确地测量了城市偏向政策。Kung和Chen(2011)的进一步研究将重点放在解释导致超额征收率跨省差异的因素方面。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数据来解释这些差异。

Lin和Yang(2000)采用一个省中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当时“城市偏向政策”的代理变量,用人均粮食作为传统FAD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省及年固定效用之后,他们发现两个因素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饥荒期间这两个变量都显著地增加了死亡率。该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城市人口比重”并不是“城市偏向”的直接测量指标,而仅仅作为代理变量进入方程。因此在其后的研究中,Kung和Lin(2003)进一步用“超额征收率”作为城市向农村汲取资源程度的直接测量来检验政治激进程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将现有文献中考察过的因素如食堂、政治环境等纳入考察范围,以求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检验。他们发现大跃进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对非正常死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该文同时发现在控制该变量以后食堂变量失去了显著性,该文认为粮食在食堂中的配额消费是造成食堂不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范子英与孟令杰(2006)从缺粮区的划分来解释饥荒的分省分布。从“权利”理论角度,他们将研究样本分为城市、传统产粮区以及缺粮区并认为在饥荒中传统缺粮区因为可以获得粮食返销反而灾情较轻。该结论被Meng等(2010)的发现进一步证实。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死亡率在各省间的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寻找造成该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检验了森的饥荒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情况。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这些研究都没有区分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使得观察值具有异质性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效率。同时,现有证据发现当时的领导机构对下面发生的灾情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会相应地调整政策并收敛激进的程度(周飞舟,2003)。因此,政策或者激进程度和饥荒严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同时受到遗漏变量和联立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进而影响系数估计的一致性。

政治激进变量在Kung和Lin(2003)的研究中被当做死亡率的解释变量。作为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典型特征：激进的政治氛围,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集中在路线分歧上,比如Chang(1975)和MacFarquhar(1974)提出的“两条路线”观点。

Bachman(1991)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架构研究官员集团不同的部门利益,特别是“计划和重工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一些部门对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诉求推动了大跃进政策的实施。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观察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而非严谨的因果推论。同时,从因果识别角度来说,上述基于中央层面的研究无法解释各个省份在推行激进政策时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有些文献注意到个别地方政府在大跃进期间的活跃表现,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将其归咎为该省领导人的激进性格及行为。例如Yang(1996)、Teiwes和Sun(1998)认为:不同的省领导人的确影响了该省的激进政策。Chen(2011)比较了饥荒期间的安徽和江西两省,他将这两个省份在饥荒期间的显著差别部分地归结到两省最高领导人的差别上。这些研究提供的丰富史实加深了我们对当时情况的理解,但将所有激进行为都归结为领导人的性格或者信仰无疑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无法就全国范围内各省的激进程度差异做出系统性解释。

Kung和Chen(2011)采用“超额净征收率”作为政治激进程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探索政治激进在省与省之间差异的系统性成因。他们认为省委领导的激进行为源于体制内蕴含的激励机制:在其他变量被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的省委书记更有动力通过推行激进政策谋求晋升。作为对政治学及历史学文献对个人角色重视的回应,该文采用个人虚拟变量控制住各个省份领导人时间不变的因素发现前述结论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为是性格、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利用来自中国大跃进的历史数据,Kung和Chen的研究第一次指出基于理性的职业晋升激励同样是激进行为的重要原因。需要特别指出,该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同样存在,只不过晋升的考核指标由大跃进期间的征收率转到了可以使“多数人受益(all-encompassing)”的经济增长(McGuire and Olson,1996)。该文的发现对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并在更深层次指出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的制度设置(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and Sun,2009)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数据方面,该文发掘并采用了很多新的数据来降低测量误差。比如,该文第一次考虑到返销粮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由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该文采用受灾比率来测量饥荒程度。此外,该文应用一系列变量如右派数量、农业“高产卫星”的数量、参加食堂的人口比率及农业集体化进度来系统测量分地区的政治激进程度(见表3)。

表3：分省激进指标

说明: 样本中没有包括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如需引用本表所涉及的数据,务必同时注明原始出处及本文。

数据来源: 由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农业高产卫星0数据摘自5人民日报6 1958年 6月~ 1960年 12月; / 加入食堂人口比重0为 1959年底的数据, 来自5农业合作化重要资料汇编: 1949-1957 (1990)中央党校出版社; / 超额征收率0为 1959~ 1961年平均数字, 来自5农业经济资料: 1949- 19836 ( 1983)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 右派0数据来自/ 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报告0 ( 1959),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 农业合作社进度反映的是 1956年夏天的情况, 数据来自 Chung ( 2000)。

上述关于饥荒原因的文献显示出明显的前后继承性。在早期研究中,文献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饥荒本身的严重程度上,试图通过地方差异来揭示饥荒的成因。从FAD角度看,文献发现天气、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激励问题、退出权丧失以及粮食调出导致的粮食不足等是形成饥荒的因素;从“权利”角度,文献发现的成因有城市偏向制度导致农村居民余粮不足、对农村地区的资源汲取、粮食的过量征购以及大跃进运动期间激进的政治氛围导致粮食减产也加剧了分配不公。对上述研究的总结性描述见表4。

随后的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作为前述研究解释变量的政治激进所产生的原因。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级作为分析单位,他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省与省之间饥荒和激进程度的差异。已有研究也发现省以下的死亡率差异同样显著,例如同处于河南省且彼此相邻的两县,饥荒期间的死亡率差别达10倍以上(曹树基与廖礼莹,2010)。以上基于省级的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省内差异。针对这种差异,Bernstein(1984)开创性的研究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执行有关政策时往往偏袒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如果这种干部特质具有地区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饥荒或者激进在基层出现差异的原因。

表4：现有研究关于饥荒成因的观点

五、饥荒的长期影响

(一)对政治及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口方面入手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长期影响。Yang和Su(1998)将饥荒和1978年之后的农村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首先,饥荒促使国家领导人将1958年建立起来的大公社制度改变为“三级所有结构,生产队为基础”的组织,农民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被默许。其次,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中央领导人对农村政策的分歧,为农村基层进行制度尝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后,饥荒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农民和干部逐渐认识到大而全的公社制度内在的弊端。对制度偏好的转移导致中国农民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自下而上地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并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Yang(1996)发现那些遭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也是最早推进制度改革的省份。

Kung和Bai(2010)用更加系统的数据检验了饥荒对经济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促成公社化运动的理由是更有效率地动员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以抵御自然灾害。但是他们同样观察到1978年去集体化的直接原因却是安徽省严重的旱灾。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截然相反的制度选择?该文和Yang(1996)一样,发现那些饥荒越严重的省份开展去集体化运动越早。同时,饥荒对制度变化的影响又随着去集体化时期的天气条件的变差而加大。天气状况越差,农民对利用人民公社抵御自然灾害的信心就越不足,进而越推动去集体化过程。该文的着眼点并不单纯是饥荒研究,而是一个更具一般性且更重要的问题:制度是如何产生及变迁的?该文认为各个省份当年不同的饥荒严重程度可以用来解释后来的制度变化。

Yang(1996)、Yang和Su(1998)及Kung和Bai(2010)的研究揭示出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制度转变并不是一个突然和孤立的事件,其中孕育的逻辑发轫于60年代初并且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大跃进运动和对灾后的反思为后来的制度突破提供了内在的激励和推动力。

(二)对人口方面的影响

利用饥荒检验灾害对人口的长期影响,严格意义上应当不被视作饥荒研究。该领域内学者的注意力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传统研究问题,而非饥荒发生的原因、分布的地理特征等。在这些研究中饥荒仅仅被视作一个外生冲击。由于该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同时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此简要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文献。此外,本部分涉及的论文大都为工作论文,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代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来识别特定因果关系的前沿水平。

胎儿或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对成年之后的影响是医学及劳动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对该因果关系的识别往往需要外界环境的变化,但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果是内生的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饥荒提供了改变环境的外生冲击。饥荒之所以被认为是外生冲击,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变化来自于饥荒,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则外生于母亲。以上是劳动经济学利用饥荒识别胎儿环境对后续人口结果影响的方法论逻辑(Currie,2007)。由于这次饥荒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其提供的时间长度足以检测对人口的长期影响(包括代际影响)。我们首先介绍影响该因果识别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然后以此逻辑综述已有文献。我们简要叙述其发现后,再指出它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对于那些没有将内容主要放在因果识别上的文献,本文也简单地介绍其关注的问题及得到的结论。

检验中国1959~1961年饥荒在人口方面的长期影响,因果识别上会受以下6个问题影响:(1)反向因果问题,正如Chen和Zhou(2007)所论证,“家庭的生育行为可能会针对饥荒的严重情况做出调整,如果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及时调整生育行为,饥荒对于健康的影响就有可能是虚假的因果关系”。(2)遗漏变量问题,即该因果关系会受到许多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干扰。这就需要在方法上将饥荒的打击作用与个体异质性的作用区分开来。(3)测量偏误问题,如何对饥荒打击的严重程度进行准确测量。(4)人口迁移问题,如果饥荒之后人口有跨地区移动,我们就无法将观察值在饥荒期间受打击的程度和后期的人口结果联系在一起。该问题是第3个问题的具体化。(5)饥荒对人口打击有选择性作用(selection effect):那些最强壮的人幸存概率最高,因此直接用幸存者检验饥荒的打击作用会导致对该作用的低估(估计值是真实值的下限)。(6)由于饥荒很可能是其他事件比如战争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统计上将这些事件和饥荒对人口的作用区分开来。

作为第一篇检验中国饥荒影响的经济学经验研究,Chen和Zhou(2007)研究了饥荒对于幸存者身高、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该文发现1955、1957、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在身高、劳动力供给及家庭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劣势,其中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劣势最为明显:相对于非饥荒时期出生的群体,饥荒幸存者在身高上要矮3.03厘米。在识别方法上,该文利用饥荒对不同出生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的情况,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erence indifference,DID)检验饥荒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是标识出生群体的哑变量和1960年省非正常死亡率的乘积。在作者看来,饥荒期间一个省的非正常死亡率可以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具有足够的外生性。针对上文提到影响因果关系的问题(1)和问题(2),作者认为:第一,土改之后地主和富农阶级被消灭,同时在人民公社时期(1958~1962年)农民的私人产权被取消并全部加入公社且失去退出权,这意味着所有家庭在社会经济指标上均是同质的,因此反向因果关系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第二,采用DID方法,利用外生的非正常死亡率作为衡量饥荒打击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而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同样将大饥荒视作自然实验,Almond等(2008)发现饥荒幸存者在识字、劳动及婚姻市场以及财富上均处于劣势。该发现被Brandt等(2008)的研究印证。同时,饥荒增加了生女孩的概率,该作用将会持续两代人:被饥荒直接打击的父母辈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同时利用香港出生率调查数据,比较了香港本地人的孩子和经历过饥荒的内地移民的孩子,发现后者在出生时体重轻而且女孩比重更高。该文的发现和Fung(2009a、b)及Kmi和Fle isher(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Girgens等(2011)的研究没有发现饥荒的幸存群体和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之间在身高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归咎于饥荒打击的选择效用(在作者们看来,未来身体较高的孩子在饥荒中生存概率也较高)对饥荒造成的发育迟缓作用(stunting effect)的抵消。因此如果要识别饥荒打击效果,必须控制住饥荒的选择效果。该文认为,决定能否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因素可以通过遗传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只要控制了孩子的特质就可以消除饥荒的选择效果,从而估计出饥荒的打击效果(该文处理的是上文提到的问题5)。

Meng和Qian(2009)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经历饥荒的群体,那些胎儿或者幼儿时期遭受饥荒打击的群体在身高上要矮2.8厘米,体重轻1.4公斤,教育年限少0.6年。从识别方法上,该文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饥荒严重程度的测量偏误。如果偏误随机分布,将会导致对饥荒影响的低估。第二,饥荒的影响可能并不随机,饥荒可能更倾向于在粮食产量不高的地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饥荒的影响可能是虚假的,背后真实的作用也许是出生地区繁荣与否对人口结果的影响。为了克服上述两个问题,作者依靠两个比较外生变量,1997年的自然环境和播种面积及不同出生群体上的差异(饥荒期间年龄越小,受影响程度越大)作为饥荒影响程度的工具变量。背后的逻辑来自作者的另一篇论文,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发现产粮区遭受饥荒影响最严重(Mengeta.l,2010)。第三,饥荒对幸存者有选择效用,正如上文提到该效用会低估饥荒打击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采用县级水平的饥荒期间出生的群体规模来测量饥荒严重程度。为了克服饥荒对幸存者的选择效用,该文采用分位数分析方法(quantiles analysis)并认为高分位的估计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饥荒的真实影响。①在克服了以上问题之后,他们的结果发现饥荒的选择作用和测量偏误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较真实值低估1倍。针对上述问题(4)和问题(6),作者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没有影响因果结论,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对识别灾害影响有两个优势:第一,中国当时严格禁止城乡及其他跨地区移民,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饥荒,可以比较精确的测量饥荒的影响;第二,这次饥荒是在一个政治比较稳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之前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可以较为独立地将饥荒作用识别出来。该文所用的数据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89年中国人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

医学上认为早期营养不良会导致成年后身体肥胖。文献利用这次饥荒来检验该假设。Luo(2006a、b)的发现证实了该假设,他们进一步认为该作用同时具有性别及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女幸存者患肥胖病的概率要高0.086,但饥荒对城市居民却没有影响。用来自某直辖市的人口及体检数据,Wang和Wang(2010)检验了幼儿时期营养不良对成年后肥胖的影响,作者们也认为该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饥荒导致女性变胖、男性变瘦。和其他研究类似,该文也发现饥荒会导致幸存者变矮。此外,Fung(2009a、b)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遭到饥荒打击的女性身体过胖概率比那些没有遭到打击的女性要高5%,但该作用对男性不明显。Fung认为其中的机制是生物学上的,比如过量饮食、久坐等,而不是个体行为上的。

一些研究重点关注饥荒影响的性别差异问题。Shi(2008)发现女幸存者在教育禀赋和劳动供给上较男性幸存者更具劣势。Mu和Zhang(2011)也发现女性幸存者具有较高的残疾及文盲概率,而男性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他们将这种原因归咎为男性在饥荒期间的死亡率更高,这意味着针对男性的选择效用更大。

针对幸存者的精神健康问题,Xu和Sun(2009)利用G自治区L市精神病院1971-2001年的病人病例来检验饥荒对于成年患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比较饥荒前后的出生群体,他们发现在母体中经历饥荒的群体比没受饥荒打击的群体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高2倍。类似的研究还有Song等(2009)。

六、结论性评述:如何避免饥荒的再次发生

学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认识随着新数据的发掘而不断深入。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饥荒中人口损失的估计、对死亡率地区及性别分布特征的描述上。随着数据的不断发掘,特别是分省数据的获得,研究从描述性推论拓展到因果推论。最先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是利用这次饥荒检验现有理论,研究者试图解释饥荒分省分布的成因。这些研究揭示出这次中国饥荒更大程度上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粮食供给下降问题,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分配的研究成为学者考察的重点。**他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偏向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以及大跃进期间对粮食的过量征购是造成非正常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后续学者主要考察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政策,发现谋求晋升是地方官员推行激进路线的原因。对于饥荒的后续影响来说,这次饥荒被视为一次难得的观察契机。

此外,饥荒至今的50多年的长时段也给学者调查饥荒的人口影响提供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经济学、医学及人口学文献试图探索饥荒在个体生理状况(身高、体重等)、生活质量及精神健康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受限于各个领域的传统关注点,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这次饥荒回答或者检验本领域关心的问题和假设,却没有涉及如何避免饥荒再次发生这个重要问题,该问题应当被视作饥荒研究的直接目标。

阻止饥荒的再次发生不仅涉及对1959~1961年饥荒本身的理解,而且对其思考也要超越事件本身而审思相关的制度设置、政府决策、信息搜集、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及储蓄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等问题。具体来说:

(1)在控制各地区的天气因素及当地政治措施之后,饥荒是如何在地区间蔓延的?当时的制度设置是加剧还是阻止了饥荒的扩大?①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粮食的横向(省际)与纵向(中央–地方)调拨程序和运输系统以及制度的调整。②(2)如果上述制度可以在正常时期运作,在突发性灾难的重大打击下(如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国际封锁及禁运、局部或全面战争等)能否依然发挥正常功能。(3)就信息搜集处理来说,基层的饥荒信息在传递到上级政府过程中是否存在制度性障碍?①各地上报的粮仓存粮量是否反映真实数字?如何准确识别粮价的非正常高企?如何对人口中不同人群的营养不良水平及对由饥荒导致的人口流动进行准确估计和跟踪?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单纯增加粮食总供应,比如动用储备粮、增加粮食进口等并不能快速地阻止饥荒的发展(Bowbrick,1986),因此,有针对地发放救济可以显著缓解饥荒。(4)就个人及社会层面来说,家庭在面临饥荒威胁时如何调整当期消费水平以及是否选择迁移(所谓的“用脚投票”机制)需要我们思考。②(5)由于1959~1961年的饥荒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从饥荒中积累的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值得我们考虑。③从这个意义上,针对发生在其他市场化国家的饥荒开展比较性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工作。

最后,就世界范围看,由于国际救援机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协调机能的提升,饥荒发生的概率将越来越少。学界对饥荒的研究也逐渐转向另外一种更加隐蔽但是危害性更大的福利损失形态———饥饿上来。然而毋庸置疑,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为学术界提供一个难得机会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和人口变迁。其中蕴含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也将启发学者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考察这次饥荒,深刻理解饥荒的发生扩散机制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有助于预防及阻止饥荒再次发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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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2005a)：《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2005b):《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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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身份、国家力量与饥荒——基于江苏省宜兴县1959-1960年档案的分析》,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论文。

范子英、孟令杰(2006)：《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第8期。——(2007):《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第2期。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2008)：《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经济学(季刊)》第1期。龚启圣(1998):《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第48期。

蒋正华、李南(1988)：《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余扬斌(2009)：《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钢铁工业》,《冶金经济与管理》第2期。赵胜忠(2001):《大跃进中曲折发展的统计工作》,《统计与预测》第109期。

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21岁的网约摩的司机阿凡・库尼亚万，像往常一样奔波在雅加达的街头。

他的手机里，新的外卖订单提示音不断响起，那是他生活的希望，也是沉重的压力。

这个夜晚，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也让整个国家震荡的漩涡之中。

彼时，雅加达的街头已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民众们对国会批准的议员高额住房补贴一事极为愤怒，这笔高达每月 3075 美元的补贴，是：

雅加达底层劳动者10个月的收入，

贫困地区民众 20 个月的收入。

在物价飞涨、税收增加、失业率攀升的艰难时刻，议员们的贪婪之举，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

抗议的声浪从各个角落涌起，民众高呼着削减议员工资，指责这些：

腐败的精英。

库尼亚万在送餐途中，正好碰上了防暴警察驱散抗议人群。

混乱中，一辆装甲警车径直冲向了他。

瞬间，他的身体被撞倒，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辗轧过去，生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而他，不过是这个庞大国家中，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

他每日风里来雨里去，靠着送外卖和开摩的，勉强维持生计，却未曾想，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成为了这场社会风暴的牺牲品。

他的死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抗议瞬间升级为暴乱。

全国的愤怒被彻底激起。

在印尼，贫富差距犹如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社会中间。

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曾发布报告称：

印尼4个最富有者的总身家，超过了该国最贫困的1亿人口的财富。

印尼长期位列世界上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国家前列。

雅加达的街头，一边是高耸入云的豪华写字楼和富人居住的高档社区，围墙内绿树成荫，安保严密。

而几步之遥，便是密密麻麻的铁皮屋组成的贫民窟。

在贫民窟里，一家人挤在狭小昏暗的房间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们在污水横流的街道上玩耍。

这里的居民，大多从事着最低端、最辛苦的工作。

以摩的司机这个群体为例，他们数量众多，是城市中最常见的底层劳动者。

雅加达交通拥堵，摩的成为了很多人短距离出行的选择。这些摩的司机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守在各个路口、公交站，等待着客人。

他们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破旧且沾满灰尘。

一单生意可能只有几千印尼盾，除去车辆的油费、损耗，一天辛苦下来，挣到的钱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

遇上雨季，道路湿滑，生意更差，还得冒着生病的风险出车。

而他们，只是众多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缩影。

工厂里的工人，在闷热嘈杂的环境中：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微薄。

街头的小贩，时刻担心着城管的驱赶，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和顾客讨价还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的富人们。

雅加达的高档商场里，奢侈品店琳琅满目，富人们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在这里一掷千金。

印尼的富豪们拥有私人飞机、豪华别墅，他们的财富多到让人难以想象。

苏哈托家族在其当政期间，垄断国家资源，中饱私囊，据估计，其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有：

200亿美元，最高可达1000亿美元。

这种贫富的巨大反差，在印尼社会存在已久，像一颗毒瘤，深深侵蚀着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腐败，一直是笼罩在印尼社会上空的阴霾，难以驱散。

印尼肃贪委员会曾指出，国会议员是导致印尼贪污猖獗的罪魁祸首。

从政府官员到司法系统，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2024年10月，印尼最高法院退休官员扎洛夫・里卡尔的贪腐案震惊全国。

在他位于雅加达的住宅中，调查人员搜出：

价值9200亿印尼盾（约合4.17亿元人民币）的各币种现金和51公斤黄金。

扎洛夫在2012年至2022年间，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多个案件中帮嫌疑人脱罪，收取巨额贿金。

这起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此前，印尼中央银行前高级副总裁米兰达为了在央行竞选副总裁时胜出，贿赂多名议员。

司法系统的腐败，让民众对法律的公正丧失信心。

就拿罗纳德・坦努尔的案件来说，2023 年 10 月，罗纳德在俱乐部停车场开车撞死了女友，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然而，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泗水地方法院却认定罗纳德：

无罪。

法官们称其女友死于饮酒过量，罗纳德还为其提供了救助。

判决结果一出，舆论哗然。

在民众的压力下，印尼肃贪委员会展开调查，最终牵出了背后的腐败链条，包括多名法官受贿，而扎洛夫正是帮助这些法官受贿的：

中间人。

这样的案例，让民众看到的是有钱有势者可以轻易逃脱法律制裁，而普通民众哪怕遭遇不公，也投诉无门。

根据相关机构近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印尼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5位，清廉分数仅34分（满分为100分），属于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印尼前总统佐科也曾无奈表示，因贪腐而入狱的印尼官员太多了，但腐败却并未停止，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库尼亚万的死，成为了点燃民众怒火的最后一根火柴。

2025年8月29日清晨，五千辆摩托车包围了雅加达警察总部。

那密密麻麻的摩托车队，像是一股黑色的洪流，宣泄着民众的愤怒。

学生们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社会：

公平正义。

随着时间推移，示威规模迅速膨胀至：

数万人。

部分示威者开始失去理智，他们破坏交通标志和基础设施，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

抗议活动不再局限于雅加达，迅速蔓延至梭罗、三宝垄、万隆、茂物、日惹、泗水和望加锡等城市。

在望加锡，一座议会大楼被纵火，造成至少 3 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雅加达周边地区，财政部长穆丽亚妮的住所遭强行闯入。

抗议行动逐渐演变为大规模的纵火、冲击与抢掠，整个印尼社会秩序严重恶化。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他亲赴库尼亚万的灵堂吊唁，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

国会议长布安也代表国会公开致歉与哀悼，7名涉事警员被拘留调查。

印尼政府宣布取消议员的多项福利和特权，试图平息民愤。

但这些措施，似乎未能完全浇灭民众心中的怒火。

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民众不仅要求严惩涉事警察，更要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深层次问题。

在这场社会动荡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经济陷入停滞。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生计更加艰难。

而对于印尼这个国家而言，其国际形象受损，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

雅加达的街头，抗议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被焚毁的公交车站，街头散落的碎裂玻璃与被烧毁的车辆，警察局外墙那焦黑的痕迹，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刚刚经历的风暴。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关注印尼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审视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蛙蛙和洼

图｜新闻报道，侵删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2期：“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5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25日—8月31日，这一周。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于近期遭到一名孙姓女士（网名“非吸烟者权益策略师Ada”）的投诉。她认为，该画面可能诱使游客去拍摄“点烟照”，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呼吁纪念馆进行更换。该女士还将此事投诉到了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很快，此事便在网上引发热议。多数网民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就是一种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做法，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当然，也有网民认为在公共场合去除吸烟形象，本身也是一种文明趋势，尽管它在当下的不文明中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指出，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投诉举报心存恐惧，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举报文化”的土壤，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能够将个人诉求包装成宏大的“全民意志”，并且这样的举动往往屡屡得逞。例如，2024年1月，就有网民举报在南宁某地铁站里的一幅宣传画形似日本军旗旭日旗，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为息事宁人将图案撤下。此后，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碰瓷事件”多次上演，且愈演愈烈，连官方媒体最终也忍无可忍，批评称“碍国流量不能纵容”。孙女士的举报虽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缘由，但有媒体后续报道指出，其动机可能是借控烟之名推广所谓“尼古丁袋”，这也导致微博对其做出了封号处理。

还有人指出，中国的文化审查本身就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只需一个理由即可。因此，公众不仅惧怕审查本身，也惧怕随时可能被拿来当作借口的“理由”。就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出现了裸体少女，认为有伤风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展示对外开放形象，默许了它的存在。但如今，公共场所内还会出现裸体画吗？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因此，要求鲁迅放下香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毕竟文化领域存在已久的垄断性话语权一直在压制多元价值观。难怪有网友调侃，鲁迅抽烟被投诉后，李白连夜将诗改成了《将进茶》，屈原怕被人举报引导跳江赶忙上岸，岳飞精忠报国的纹身分分钟被清洗，关公也收起了管制刀具，武松为了避免非法狩猎办理了打猎证……

因此，人们的嘲讽或鄙视更像是一种民意的应激性反弹，担心“举报”会被包装成伪民意并滥用，担心“举报”成为钳制公民的又一借口，担心“举报”会上纲上线从而无休无止。不过，也有人批评媒体小题大做，各大博物馆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奇葩投诉。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下舆论场充满禁忌与审查，许多议题无法触碰，人们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地热烈交谈，于是一些本无太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被炒上热搜。毕竟，在鲁迅所处的年代，他抽烟的场景被刻画无可厚非，人们甚至觉得那很生活化、很有个性。但在习近平新时代，若将鲁迅改为右手握拳，一些人自然会追问：他要打倒谁、推翻谁？这种百年后再现的战斗姿态未必解释得清，所以投诉本身也未必会被采纳。

8月29日晚，重庆大学城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巨幅投影标语，分别是：“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50多分钟后，多名警察才找到了投影设备所在的酒店房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抗议者留下的一台监控拍摄到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而在桌上，还有他留给警察们的一封信，信中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并写道“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若不得已，请把枪口抬高一点。”、“每个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

之后，人们从多个途径得知，这名抗议者名为戚洪，1982年出生于重庆，曾为电商创业者，他使用户外投影灯、监控设备、远程定时、光雕机等设备实施了这起独狼式抗议，方式类似于去年1月的“济南万达广场投影标语事件（抗议者为柴松）”。早在8月20日，戚洪便设置好了设备离开中国前往英国，29日他从远端操作投影提前实施了计划。戚洪还坦言自己受到了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这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川渝联动”。目前，戚洪在重庆乡下的亲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戚洪的有勇有谋引来大量关注，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关于此抗议的首发推文，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600万，创造了中推圈的一个新记录。

就在本月7日，昆明抗日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男子举起写有“习近平走人”的横幅；9日，苏州万象城，一位外卖员背着白板，上书“权力只会对它的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不满的声音、勇敢的声音逐渐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重庆投影抗议标语事件”只是最新一例，绝非终结。有网友评论说，类似抗议的变多，大有烽烟四起之势，但看桥员、守厕员、查房员……总有维稳力量捉襟见肘之时，而中共极致的恐惧也会陷入“男儿悖论”——因为严防垮台而走向垮台。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在采访戚洪后表示，此人的经历有代表性且特别，经历了“农村长大—辍学—打工—被警察侮辱—经商—幻灭—反抗”，而这就是许多平凡国人的写照，不乏苦难，也不缺勇气。戚洪的举动无疑会让更多人意识到，反抗的声音真实存在。即便身处高压之下，反抗仍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而他的行动也已成新的符号，在死水上掀起涟漪。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CDT关注】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吴薇：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

• 【CDT关注】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 【真理部指令】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iSweeety的空间｜播客在美国为什么活得很好？但像喜马拉雅和小宇宙在中国做不太起来？
• 舞文弄乐｜梁文道即使“出事”了，也没什么关系！
• 锵锵如故｜梁文道被禁了，许子东也被提醒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 【中国哭墙】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8月1日-8月31日，2025年）

XYMT688：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李医生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 噪音｜我投诉大先生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 特正经的张某某｜为了鲁迅能继续抽烟，我给纪念馆打了个电话
• 亮见｜投诉的风，还是吹到了鲁迅纪念馆
• 新新默存｜王五四：鲁迅最近的烦恼
• 老萧杂说｜投诉鲁迅夹烟，代表一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
• 天花乱坠黄阿狗｜让鲁迅先生不抽烟，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坏姐姐来了｜刘铭瑶之死
• 竹不倒｜沧州孟村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恐怖”！
• 走读新生｜河北孟村这件事，最“恐怖”3个问题不能不说！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 吾我五木｜“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属于国家秘密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 竹不倒｜成都加油站这事的答案，就两个字“巧合”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 句号未满月｜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 传媒茶话会｜又更新啦！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发布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

一周讽刺：

• 六神磊磊读金庸｜金庸：顶级的坏人，往往都特别善于自洽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 现实的模样｜一批”中国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了
• 家庭回忆录｜李主席公布了逐月收礼清单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 李驭尘｜爱国大V“唐哲同学”被永久取消广告资格，因将俄博物馆展品指为731部队罪证，其曾挪用汶川地震照片充当加沙现场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 星球商业评论｜美国国企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了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张3丰的世界｜李微敖是一个好记者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 阜成门六号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
• 夫子张｜放弃幻想吧，劳务派遣开始常态化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 修明札记｜猜疑链与崇祯死局：重来100次也不会给朝廷捐钱
• 捉刀漫谈max｜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
• 西坡原创｜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
• 捉刀时间max｜北宋的最后八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 【404文库】幸福剧团｜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一周故事：

• 极昼工作室｜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 工劳小报｜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

• 食通社｜做了两年半农业记者，但我依然“看不见”食物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