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实习生 张启扬 编辑 甘浩 校对 卢茜
按照“每打包1万块砖130元的报酬”计算，智障工人李松岭最多的一个月，搬过68万块砖。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他需要11.33万次夹起20多斤的砖块，摆上流水线。
单调、重复，且没有报酬的劳作，日复一日。
直到今年6月初，进入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飞砖厂）暗访的媒体记者报警，李松岭和其他4名被工头“捡到”砖厂的智障人员，才得以被解救。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李松岭等5人自2023年3月陆续被带到艳飞砖厂。截至案发，5人应当获得的46万余元报酬，均被工头据为己有。
带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劳动以牟利，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砖厂，陆续爆出存在智障人员被带进砖厂劳动的情况。
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至今10年间，至少有50家砖厂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或被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强行将智障人员从一家砖厂带至另一家砖厂劳动，成为牟利的“工具”。而砖厂则因“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不影响生产”“好管理”等因素，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工头和砖厂，成了共谋。
▲李松岭被接回家后，父亲用新买来的剃须刀，帮儿子刮胡子。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失踪十八年
7月21日下午，河南省睢县救助站的门前，一辆湘F牌照的警车还未停稳，74岁的谭照真便几步凑到车前，激动地往车里张望。
警车，载着她18年未见的儿子李松岭，从湖南省临湘市赶来。
47天前，李松岭和其他4名同样有智力问题的工友，在临湘市艳飞砖厂被警方解救。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报道，5人被工头控制在砖厂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
“那活儿，他能受得了啊？”刚得知儿子的消息时，谭照真心疼没下过力的儿子，她窝了一肚子的话，想问。
警车刚停稳，没等随车护送的民警介绍，谭照真便认出了失踪18年的儿子，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失声痛哭起来：“我嘞孩儿哎，我是恁妈妈呀！”
留着平头、满脸胡茬，高过母亲一头的李松岭，似乎已忘了眼前的老人是谁。他目光瞥向高处，举起另一只手对谭照真“摆了摆手”，便随众人走向救助站院内。抛下追问着他的家人，“不认识恁妈妈了吗？”
李松岭在家排行老二，2002年从商丘某师范类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白楼乡一所小学教书。不过，因为家里拿不出8000元的“安置费”，李松岭便南下打工，之后精神异常。
谭照真已记不清儿子最后一次外出打工是哪一年了。她只记得，那年李松岭提着装有身份证、毕业证、课本和衣物的蛇皮袋外出，几个月后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家门前。“找不到工作了，一路捡东西吃，从深圳走了一个多月，走回来的。”谭照真称。
因为精神状态恶化，待在老家的李松岭，经常往外跑，“走不远。外面跑两三天，自己就回家了”。2007年中秋节前后，在院里刚剥完棒子（玉米）的李松岭，光着膀子便出门了。父亲李元青追出去，远远地看见，他一个人穿过干枯的河道，“喊了几声也不应。”
那天晚上，秋风骤起，再也没了李松岭的消息。
新闻里报道邻县车祸事故致一人死亡，老两口去看过；乡镇的村落、街头、河道、桥洞，老两口去找过；南方务工的亲戚邻居，老两口也打听过。“这么多年，想着不是饿死，也冻死在外面了。”谭照真说。
再见李松岭，父母觉得，儿子似乎变了一个人。说话听不懂、不认识家人，曾经因精神问题时常狂躁、总往外跑的他，如今坐在救助站的长椅上，安静得像个犯错的孩子。
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松岭交谈接触被动合作，思维贫乏，情感淡漠，记忆功能减退。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不清楚国家首都是哪，鸡与鸭的区别说不清楚。
李松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韦氏成人智力54。
“你还认识我吗？”“在那儿想不想家？”“干活累不累？”一同前来的家人抛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试图唤起李松岭的回忆。
得不到回应的家人，又在手机上扒出电视台的报道问：“松岭，这是不是你？”画面中，李松岭戴一顶磨破了帽檐的咖色帽子，正弯着腰站在一米高的砖架上。
他所在的工棚，堆满了一摞摞红砖。
▲李松岭曾经工作的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车间内堆满了砖块。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68万块砖
电视画面中的这个工棚，是湖南临湘市艳飞砖厂的打包车间，这里距离李松岭的老家河南睢县，有700公里。
在这里，李松岭并不叫李松岭。
他被工头唤作“开友”：来自云南、没上过学，无兄弟姐妹。
从临湘市区沿017县道，北行14公里，进入聂市镇的红土村土屋组，一处建在山坡处、占地1.5万平方米的厂区，便是李松岭被解救的砖厂。公开资料显示，艳飞砖厂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艳飞，预计年产量1.2亿块砖。
8月10日，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这座砖厂两面靠山，未设大门，只有临路一侧建有10余米的半封闭围墙，可随意进出。院内靠山体搭建的上千平方的工棚下，摆放着一摞摞出窑后还未打包的红砖。
沿着工棚进入厂区内部，6名工人并排站在离地不到1米高的砖架上，手持砖夹将砖块放上长8米、宽约0.5米的传送带。传送带尽头的机械手，自动将砖块叠放、打包，“一层54块砖，叠13层，打包成一墩”。
一位码砖的工人告诉记者，砖夹是固定只能夹5块砖，左手再拿一块，这样3次，18块砖，放在传送带上正好是一列，方便机械手抓取打包。
记者尝试使用砖夹单手提砖，感觉稍有吃力，“5块砖大概20斤重。”有工人称。
夹起20斤砖块，摆在传送带上。在今年6月份之前，这种单调、重复的动作，李松岭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据调查做出的工资表显示，最多的一个月，李松岭搬砖68万块，平均每天21935块。按照每次搬6块砖计算，他需要每天重复“夹砖、弯腰、放砖”的动作3655次。
被解救47天后，砖夹在李松岭右手指肚上磨出的两排老茧，仍清晰可见。
李松岭是怎么到的湖南？是不是还在其他砖厂干过？工头有没有对他打骂、控制？如果没有，他为啥不跑？
接回李松岭后，家人有好多疑问，但从李松岭这儿得不到答案。
▲8月10日，艳飞砖厂打包线上，几名工人正在将砖块放在打包流水线上，由末端的机械手将砖块打包成捆。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捡来的”
护送李松岭回家的临湘民警介绍，李松岭是2023年3月，被工头带到艳飞砖厂劳动的。
新京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证实，与李松岭一同在艳飞砖厂被解救的，还有“富贵”“水牛”“李太星”和“李金太”等4名智障人员。他们分别被3名工头带进砖厂工作。
事发后，这3名工头与艳飞砖厂法定代表人刘艳飞，因“涉嫌强迫劳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过，据记者了解，李松岭最早干活的砖厂，是岳阳市如斯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斯砖厂）。
公开资料显示，如斯砖厂位于临湘市羊楼司镇如斯村吴家组，2019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2021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艳飞。
工头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2023年年后，她跟着丈夫，从云南彝良老家到了如斯砖厂，那时候厂区空地上堆放的砖，都长出了“青苔”，像停工很久了。大概2月底，砖厂“点火”烧窑，他们也开始正式干活，“也是打包砖”。
2023年3月份，付某发从外面相继带回了“开友”和广东籍的“富贵”两人。“据他说，是在临湘看到他们在街头流浪，便把他们带到了砖厂”。吕女士称，直到2023年10月，艳飞砖厂投产运营，他们才到了艳飞砖厂。
在“开友”和“富贵”被带至如斯砖厂的第二个月，付某发的同乡付某学，将“水牛”带到砖厂。2024年12月、2025年2月，工头李某学将“李太星”“李金进”带至艳飞砖厂。
▲临湘市羊楼司镇的如斯砖厂。2023年3月份，李松岭被工头带到该砖厂劳动，后转至艳飞砖厂。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有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付某学、李某学两人，也自称是在路边“捡”到的“水牛”三人。
8月11日，新京报记者在临湘市救助站见到了籍贯广西龙胜的“李太星”。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从砖厂解救的5人中，只有“李太星”的智力接近常人，他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44岁的“李太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本名叫粟某辉，因为工头说“大家都不用真名”，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粟某辉称，他2003年从老家外出务工，大概2012年在岳阳市街头流浪时，偶遇李某学。当时李某学说可以送他回家，他便坐上了李某学的车。之后，他被李某学带着，十余年间到过河南、山东等地的多家砖厂搬砖。
吕女士觉得，带“开友”“富贵”到砖厂工作，其实也帮了他们。“管他们吃、住、穿，还有饮料、啤酒喝，给他们买烟抽，偶尔还会给点零钱。”吕女士数说着对他们的好，但就是没提及丈夫私吞了他们所有的工钱。
95492元工资
李松岭的这笔工钱，有95492元。
在睢县救助站，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向李松岭的家属转交了2000元的慰问金和95492元的工资。
这是李松岭在砖厂27个月的劳动所得。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的工资核算表显示，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4日，李松岭每个月的工资，从1335元到8840元不等，共计为130592元。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人社局下属机构）负责人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依据公安的调查、砖厂支付给包工头工资以及打包工人的考勤表，分别核算出了5名被解救人员应得的工资，并扣除了他们的生活费。
李松岭每月1300元的生活费，27个月共计扣除35100元。“生活费是按照工头的口供、消费记录等信息整体评估的，5个人因为日常开销不同，扣除的生活费也不一样。”该负责人称。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工资核算表。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新京报记者从多个信源确认，截至案发，三名工头靠李松岭等5名智障人员，共计从砖厂获利46万余元。刨除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计算出的5人正常开销，仍有35.8万元。
若非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的介入，5名智障人员靠搬砖赚来的辛苦钱，或许永远也拿不到。
8月10日，一位临时管理艳飞砖厂的股东王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12月份，刘艳飞与工头付某发签订“外包协议”。协议约定，付某发承包砖厂生产砖块的打包工作，每打包1万块砖，工钱为130元，“砖厂还另外补贴10元的带班费，给付某发”。
王先生称，砖厂每个月都会按期根据打包量，将工钱全部结算给付某发，从未拖欠。付某发招来的打包工人的工资，由他根据工人上工的情况，自行发放。
案发前，包括付某发和其妻子吕女士在内，在艳飞砖厂内搬砖的工人共计17人。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付某发统计的“2025年5月份工人出勤表”显示，当月，5名智障人员只有“富贵”休息了两天。而工头付某发，31天只在有工人缺勤时，上工3天。
吕女士称，他们16人每8人分为一班，12小时换一次班。工人共同上下班，根据打包砖量算出的工资，也由8人平分。
只不过，5名智障工人的那份工资，被工头直接克扣了。
“谁带来的人，钱就由谁领。”吕女士称，“水牛”是付某学找来的，他的工资会直接发给付某学。至于最终有没有给“水牛”，他们不知道，也不会问。
6月份，临湘警方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介入这起案件后，艳飞砖厂重新支付了5名智障工人的工资。“我们挺亏的，其实工钱都已经按打包量付过一次。”股东王先生称，砖厂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核实付某发招来的这些人的身份，“如果当时要求他提供身份证，或许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2025年5月份艳飞砖厂打包工人出勤表显示，李松岭连续出勤31天。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砖厂与工头
带着智障人员搬砖，工头获利颇丰。
2020年，临湘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强迫劳动案中，就涉及如斯砖厂：云南宣威籍的工头高某宽，带领14名智障人员在如斯砖厂装、卸砖块，3年获利125万余元。
暴利之下，一起起类似的案件，在多地发生。
新京报记者梳理2015年至2025年的45份判决书发现，有50家砖厂曾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或精神病人搬砖牟利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
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强行拉走，或被工头花钱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将智障人员从砖厂强行带走，跨省转运至别的砖厂，为自己牟利。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就曾发生一起持械抢智障工人的案例。
2017年，浦某彦得知马龙区一家砖厂内有6名智障工人，便与陈某等人，凌晨4时蒙面持械进入砖厂，强行将砖厂内的3名智障工人带离。之后，驾车将工人带到贵州省从江县某砖厂进行劳动。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周某和张某在2022年，以8万元的价格，从湖北“购买”8名智力低下的人员，先后带到山东、河南等砖窑厂从事体力劳动，并通过辱骂和殴打等方式，强迫他们劳动。
还有不少智障人员，是工头以香烟、零食等手段诱骗而来。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杜某鹏案，用这些手段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周边区县，诱骗了19名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工作。
“带智障人员到砖厂干活，听说过，也见过。”8月20日，河南豫东地区一位砖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装、卸砖块的工作，比较脏、累，本地人很少做，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很多砖厂为了省事儿，都把这块工作外包了。认为外包出去后，工头招聘、使用什么样的人，跟砖厂没有关系。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艳飞砖厂股东王先生也承认，因为将流水线外包的缘故，他们并未要求付某发提供工人的身份证，未尽到核查的责任。
▲艳飞砖厂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德源伟业砖厂）相关负责人称，码砖装车的工人流动性比较大，人也比较杂。他们只与对接的工头核算工资，至于工头带了几个人干活，这些人是什么人，砖厂并未留意。今年6月份，德源伟业砖厂被爆有工头控制3名智障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薛长礼认为，“外包”模式并不能成为砖厂负责人免除刑事责任的“防火墙”。砖厂负责人“明知”或“应知”工头存在使用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不但不制止，反而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或默许的，也构成强迫劳动罪的共犯。
多起相关判决书显示，在使用智障工人的案件中，一些砖厂负责人不仅知情，还存在协助工头在相关部门检查中隐匿智障工人的情况。
2017年，云南大理市法院做出的一份判决显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清查砖厂非法用工时，某砖厂负责人多次将消息告知工头，并让其转移藏匿智障人员，清查结束后再通知其带人返回，继续使用智障人员，强迫其劳动。
有砖厂负责人表示，因为砖厂生产不正常，不好招工。而工头带领的智障人员好管理，且随时都可以上工，便默许此类情况发生。
艳飞砖厂有没有类似情况，记者未能向公安机关证实。但在大象新闻的报道中，卧底记者和志愿者报警20分钟后，一名工头驾驶面包车离开砖厂，警方拦停面包车发现，李松岭、“水牛”等5名智障人员全在面包车内。
对于“记者报警后，工头带领智障人员外出”的情况。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他们并非接到了谁的通知转移智障人员，“只是当天风机坏了，带他们出去兜风。”
被困在砖厂
艳飞砖厂，并不具备控制或拘禁智障工人的条件。厂区没有大门，院内的宿舍楼也24小时开放。
智力水平高于其他4名智障人员的粟某辉，在被记者问及“为何不跑”时，只是低着头简短地回答：“没钱。”
曾有记者询问被解救后的“水牛”，“不用干苦力了，送你回家好不好？”表情呆滞、始终低着头的“水牛”开心得像个孩子。9月4日，临湘市救助站发布“寻亲信息”称，公安部门通过司法鉴定、人脸比对、DNA比对，均未能查询到“水牛”户籍信息。
▲从“开友”居住的宿舍楼上俯瞰临湘市艳飞砖厂，院内堆放着大量打包好暂未售出的红砖。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他们显然不具备“主动离开”的能力。有判决书称，工头正是利用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智障人员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非法获取被害人劳动所得。
对于艳飞砖厂内5名智障人员长时间被迫劳动而未被发现的问题，临湘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临湘市有5000多家企业，从业者约有10万人，每年的投诉有1000多起，立案的有200多起，但劳动监察室只有6个人。
“再加上此前未接到过关于艳飞砖厂的投诉，如果日常排查到砖厂，也不一定就能发现存在强迫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称。
对此，薛长礼教授认为，多地出现智障人员被带到砖厂劳动，长时间未能被发现，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末梢短板和强迫劳动系统性的监管失灵。
薛长礼称，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采取法律、监管、技术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既要强化法律适用与惩戒，加大刑罚力度，尤其是对“幕后”雇主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对犯罪链条的需求端作出惩戒。同时劳动监察、残联、民政、公安的监督触角也需深入基层，打通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并设立便捷的强迫劳动举报渠道。
在李松岭被接回家两天后，家人将他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谭照真称，在与家人相处中，李松岭逐渐回忆起了18年前的事，他能说出哥哥、嫂子以及大侄子的名字，对家人也产生了依赖，“出门去哪，他都跟在我们后面。”
如今，家人每周到医院探望一次李松岭。
“先治疗半年，等他的精神状态好转，再把他接回家。”李松岭的家属告诉记者，目前，家人已为李松岭办理了残疾证，并向当地民政部门提交了申请“五保户”的资料，“审批通过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
值班编辑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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