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卖鸡排的小贩，因为笑容、因为乐观、因为草根的气息，成了全民热议的对象。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正能量”，喜欢他的勤劳与乐观。

但问题是，鸡排哥背后站着的，是整整2亿灵活就业人员——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群体。

根据《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截至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

再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测算，202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04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032万人，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占到了全国就业人员的27%，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3%。

也就是说，我国每100位就业人员中，约有27位从事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成多。

如果我们只把鸡排哥当作励志符号，而忘了这群人的处境，那这份流量也就只能带来短暂的狂欢。

所以，当鸡排哥笑着出现在镜头前，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他为什么这么乐观，还应该注意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得不成为“鸡排哥”？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夜市、地摊，但他们财务状况、收入状况极其脆弱，更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

“灵活就业”听上去是个中性甚至正面的词：自由安排时间，自主选择工作，充满了理想主义。

可现实，却远比词语残酷。

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自由”，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在方向盘后面，靠疯狂多跑单才能维持看似体面的收入。

一个外卖员的“自主”，是被平台算法驱使，分秒不差，在红绿灯间疯狂穿梭，在小区里气喘吁吁奔跑。

一个摆摊者的“选择”，是交不起高额房租，只能在街头谋生，还可能面临随时随地的“被迫迁移”甚至停业。

所谓的灵活就业，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就业。它不是现代劳动者的“自由”，而是劳动者的一种无奈选择。

灵活就业，意味着收入起伏不定，意味着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更意味着：一旦停工，就等于失业。

财务脆弱性，是灵活就业者最大的特征。他们，每天都活在悬崖边上。

“财务脆弱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一个家庭能不能承受突如其来的支出。比如，忽然需要5000块钱甚至几万块钱，能不能拿得出来？

对灵活就业者来说，这个问题往往没有答案。

他们的收入大多是“日结”、“月结”，如果是自雇，也是“日赚”或者“月赚”。他们今天赚的钱明天就要用来吃饭、交房租、付油费、还信用卡，手里往往没有缓冲的存款。

我们经常在社会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情景：灵活就业者一个人生病，全家遭殃；一场意外，家庭就可能被高昂的医疗债务吞没。

我看过一个视频，有个外卖小哥在车祸中被撞得满身是血，但他坚持要求离开医院，因为他不想承担额外的医疗费。这种事情，就是一个缩影。

鸡排哥表面是笑容，背后也是财务上的岌岌可危。

很多人说鸡排哥看上去嘴有点发黑，需要看病，但他们有没有接触过底层？底层人不到彻底病倒的地步，是不会去看病的——一没时间，二没钱，即便是几百元的检查费也是一个负担。

专家们在谈论鸡排哥的卫生许可、大豆油安全程度，但没有一个专家站出来，谈谈鸡排哥的社会保障。

鸡排哥的走红，的确触动了人们的情感。但“正能量”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它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足够努力、笑对生活，就能战胜一切困境。

笑一笑解决不了问题——社会保障的意义，就是“兜底”，保证一个底线，让失业者也能有着落。

当然，为鸡排哥的笑容点赞没错儿，但如果因此忽略了两亿灵活就业者普遍的焦虑与困境，那就等于用个体的幸运遮蔽了群体的脆弱。

正能量可以治愈片刻的心灵，但无法解决一个庞大群体的现实脆弱。

很多人说，灵活就业至少给了人们工作机会、赚钱机会，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灵活就业者实现了财富自由。

的确，这是现实层面的“兜底”，但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群体被挤到“灵活就业”的境地？就业结构亟待改革，也是背后存在的重大问题。

经济转型之下，制造业岗位不断减少，大企业裁员潮也一波接一波，体制内的名额极其有限，稳定的“铁饭碗”越来越少。这种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在被迫进入零工经济，用时间和体力填补结构性的缺口。

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别无选择”。自由的外衣下，藏着的是稳定岗位、优质工作数量不足的真相。

灵活就业者的财务脆弱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像涟漪一样，传导到整个社会。

一个人失业，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失去支柱；一个人因病破产，则意味着孩子教育、父母养老连带受拖累。

当这样的个体数以亿计，社会就要面对极大的连锁反应，比如现在的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现在倡导提振消费，但这2亿人该如何参与？

这也是为什么灵活就业看似是个人问题，实际上是整体风险；2亿人的财务脆弱性，意味着整体的潜在脆弱性。

面对这个问题，鸡汤是没用的。真正需要的，是就业结构、社保体系的改变。

社保体系不仅要能覆盖他们，而且要真正“够用”。如果一场病下来虽然医保也报销了一部分，但自己还得掏几千元、几万元，依然是巨大的负担。

另外，金融体系还要为他们提供缓冲。灵活就业者不是“信用弱势群体”，他们的交易数据、工作时长都可以成为信用依据，帮助他们获得小额贷款，而不是在急需时被网贷、高利贷压垮。

社会也要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而不是把他们永远困在低附加值岗位里。技能培训、再就业支持，才能让灵活就业不等于终身的漂泊。

更重要的是，对于灵活就业要有司法认定、劳动法的保护。他们不是自生自灭的“浮萍”，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这种尊严必须要靠法律来保护。

如果这些不解决，“鸡排哥们”就只能在短视频的流量中，一次次被猎奇和消费，但又永远受到系统性的无视。

看着视频哈哈大笑的时候时刻不要忘记，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两亿人生活在同样的处境里。他们每天奔波，他们努力生活，他们看似坚韧，但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意外陷入深渊。

社会不能永远靠“草根逆袭”的个案安慰自己。真正的进步，是让这两亿人不用活在财务的脆弱边缘，而是拥有真正的自信和尊严。

一句话：别只看鸡排哥，要看见他背后的那两亿人。

话费套餐升级、宽带安装、积分兑换、升级5G送手机……这样的营销电话，接的人烦，打的人也烦，但又不能不拨。

张欣曾是浙江一家联通营业厅的业务员，2025年7月辞职了。在工作的两年里，她几乎每个月要打500通左右的营销电话，如果完不成，月底考核会被通报批评。

每个月，数字都在追着她：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3个“139PRO”。没有完成，就会罚款。

她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一张工资单显示，有一个月没完成携号转网的任务，被罚款近2000元，而她月均到手工资也不过就两三千元。

在移动、联通、电信，数十万名“张欣”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电话营销网。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电信服务投诉量比上年增长99.1%，不正当营销是主要投诉内容之一。

运营商们也表态要改。2025年8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发文，各自确定官方唯一的外呼营销号码，分别为：10085、10016、10001。

这被很多人视为运营商整治电话营销的里程碑时刻。那么，它能根治顽疾吗？

“每天都要破0”

一位中国联通用户在8月有三次情绪爆发。4日，他在黑猫投诉上，投诉一个以“053”开头的营销号码，明确要求：别再打电话了。投诉还没处理完，电话又来了。

21日，他第三次投诉：“说的加入白名单，不会再推销，结果依旧骚扰客户。”

中国移动的一位用户也在8月9日写下500字帖文，控诉几个月来，多次明确拒绝后，每天仍会接到运营商的两三次营销电话。电话总在他工作或休息时拨入。他认为，自己作为付费用户，有权享受清净的通信环境。

电话的另一端，拨打者，也觉得困扰。

小红书的帖子里记录着一位外呼人的无奈。9月8日，她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时长要求。她要尽可能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超过30秒，才能记入总时长。

外呼人员，通常来自承接了运营商业务的第三方外呼公司，专门帮客户打营销电话。

陈浩文是一家外呼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之前一直做外呼业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90%的客户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

外呼的号码从哪里来？他透露，主要看承包的运营商级别。省公司可能会直接开放外呼系统权限，若是级别更低的部门，大概率通过微信或其他联系方式。

在2021年中国电信（601728.SH）回归A股上市的招股书中，梳理过这个结构：公司的自有渠道，包括营业厅和业务外包厅；社会渠道，指公司授权，渠道商开的线下门店。2021年，电信有超过20万家门店，自有渠道2万家、社会渠道17万家。

中国移动（600941.SH）2021年招股书显示的架构与此类似，但没有写明数量，只说有近33万家实体渠道。包括客户经理、网格经理在内，有超过10万人的销售团队。

陈浩文说，运营商的外呼网络也复杂。很多营业厅网点的电话营销业务，可能是1包、2包，甚至3包、4包。最基层网点的合作，也不需要招投标。有的可能是，一些个人向网点经理自荐，小区周边人头熟，就可以做电销，从中提成。

作为外呼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把运营商发来的号码全打完。号码的拨打次数、接通率都是重要指标。客户意向也很重要，如果说了“是的”“好的”，相关业务就会被转给运营商的业务员。

不过，即便办理了业务，考核也没结束。未来用户可能的撤销也被考虑在内。他们会事先约定好每100个用户的撤销率，如果3个月内超过10％，结算时会进行相应扣除。

陈浩文说，各级运营商都有很多外呼供应商，运营商会根据业务完成的情况和质量给这些公司评级。达不到指标，评级就会下降。那些高质量的数据——经过多轮电话营销筛选出来的，被贴上“消费能力（高）”“好说服”标签的客户，就会流向A级供应商。

营销电话，不仅外呼公司在打，运营商营业厅里的业务员也在打。

曾在联通营业厅工作过的张欣列举，自己每个月要完成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还有3个“139PRO”——一个月资费139元，包含宽带、机顶盒、摄像头，还送一台手机，这个指标少一个，就要被扣400元左右。

“如果用户办完手机卡，用了不满半年就不用了，后续也得扣。这张卡相当于白开了。”张欣说。

通过公司内部软件，她可以看到同一个分公司下属的附近几家营业厅办理过手机卡的客户。看到详细信息，可以针对性营销。如果显示是单卡用户，就去营销开通宽带；流量不够用，推荐加流量包；已有300兆宽带，就升级千兆。

“都是做样子，很少有要办理的。我真希望用户直接挂。反正我打了，领导也不说啥了。”

张欣说，投诉处理群里，每天都有各种投诉，领导说“安抚赔偿点就可以了”。“（业务量）每天都要破0”才最重要。“有的人试用期还没完，就被指标吓跑了。”

冯玉洁2024年来到联通工作，此前在移动营业厅。她观察到，移动更注重电话营销，能发展的业务也更多，联通基本上紧盯宽带。

在联通，她是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的外包人员，但被统一管理。如果公司要求某个月完成10条宽带，落到营业厅，数字也是如此。

“移动不一样。”她解释，移动有很多营业厅是包给第三方的，自负盈亏，员工也归第三方管。移动的要求可能是5条宽带、10个手机终端合约。但第三方觉得20条、50个才挣钱，员工收到的指令就是后者。

在第三方，业绩不达标，惩罚手段也“很羞辱人”， 冯玉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会对员工“体罚”：深蹲、跑步、跳绳、转呼啦圈。

“习惯了每天的固定节目是下班了开始找个角落自拍。”一个是自拍深蹲，一个是自拍念营销内容，一天得拍两次。每周完成不了微信添加数量的，要额外深蹲30下。“真的很好笑，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下意识还是录了视频。”

每个月完成不了任务的，拉出去跑步。店长也不好过，业务员任务没完成，意味着她没尽责督促，也会被“罚”：“转呼啦圈，不会的，跳绳也行”。

通信业专家付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通信电话营销上，第三方公司最有积极性，他们的收入和业绩直接挂钩。

有的第三方甚至会私自把用户信息卖给别的运营商。号码几经流转后，一个用户可能至少面临两三波不同的电话营销。

一位小红书用户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中旬，一周内接到三个携号转网的电话。她气不过，向第三个电话发火，“为什么没完没了打电话”。对方也很委屈，“我之前没打过你的电话”。

她感叹：“遍地都是电话销售。拿着相同的名单，换不同的牛马，打相同的电话。”

一位外呼人员一天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她还得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农健 / 图）

“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戴着数字指标的紧箍，营销也滋生出更多灰色手段。

陈浩文形容，为了推销，很多时候是“啥都没讲清”。

“您好，您是某某某吗？”——接通后的第一句，验证是否本人。此后通话中，只要能让对方说出“是的”“好的”，就代表完成了业务确认。对外呼公司来说，就是一单业绩。

推销的业务，包括短信、彩信，流量套餐更换、升级，携号转网，以及保证几年内不变号，就送一部手机。

网上有大量关于这类业务的“避雷帖”“维权帖”。不仅是营销打扰，送手机背后也藏着诸多套路。

比如，每月要有保底消费，合约期两年、三年的都有。一旦违约，可能要付出比手机价格更贵的违约金。有人发现，家里长辈在拿到手机后，还被开通了花呗、网贷的分期贷款。

“基本是轰炸老年人，他们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陈浩文说，“不能小看这些几十元一个月的业务，数量大了，收入惊人。”

还有积分兑换。陈浩文解释，他们通常会以积分兑换来联系消费者，兑换酒、电器等商品，“其实没啥优惠”。每卖出去一笔，运营商也要从中抽成。

不过，外呼公司经常不被看作“自己人”。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江苏联通某区县分管领导李静用“我们自有人员”和“他们”来区分两者。

李静介绍，运营商的外呼，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人员”，通过统一的营销号码外呼，这些人大多是外包员工，但也归运营商管理；另一类是外呼公司。

“对‘他们’，我们深恶痛绝。”她把被投诉的风险，归因于“他们”在电话中会出现对业务介绍不完全对的问题。“用户即便在‘他们’那里办理的业务，如果宽带属地是我们片区，还是由我们后续维系，我们说的可能和‘他们’不一致，又会引发用户的不信任。”

“他们”也往往是在与客户发生纠纷时，运营商推卸责任的理由。

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详见2025年7月2日报道《起诉推销来电》），2020年，山东女律师孙千和，因频繁接到推销电话，起诉移动滨州分公司的故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辩称，来电号码均非移动公司号码，否认与推销行为有关。但法院认为，营销人员自称是移动公司工作人员，推销的也是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套餐升级、加包月流量等内容。通话后，移动也发送了相应的验证码。最终判孙千和胜诉。

事实上，李静所谓的“不完全对”，就一线业务员的经历来看，也是有意为之。冯玉洁工作的营业厅，属于移动承包给第三方的，她说，“电话营销的口径是设计好的”。

“您用的是59元的套餐，5G流量，现在能零差价升级5G套餐，收费依然是59元，但有30G流量，给您办理好吗？”用户同意后，业务员会补一句，“优惠期一年，一年到期后恢复原价”。

“乍一听是不是以为一年后恢复原套餐？”她说，但并不是。

从同意的那一刻起，套餐已经变成了139元30G。第一年每个月确实可以减免80元，费用59元。但一年后恢复的原价，是新套餐的原价。

这还没完。推销电话可能又会在套餐到期的那个月响起。

“您保持现在的套餐，继续使用三年，可以送一台手机。”冯玉洁说，有人觉得，反正是一直用的59元套餐，还免费得一个手机，于是同意，但用户可能完全不知道，在用的套餐已经是139元。“没有欺骗，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5月发布了“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其中一条就是“规范营销推广行为”，要求电信业务推介做到全面准确，关键内容显著提示，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

“累是真的很累”

采访中，一位曾担任联通某市一运营中心负责人几次纠正南方周末记者对于“电话营销”的表述。她强调，这叫“维系”“服务”。

她承认，确实会推荐一些增值业务套餐，但出发点一定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增加少量费用的基础上，节省更多花费。原则是“尽可能少打扰用户”，并且通话都有录音，内部也检查话术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误导用户的现象。

但为什么人们仍感觉被打扰？它们真的如此被动吗？

在运营商官网上，可以看到各地分公司发布的招募渠道合作商的公告，需求多围绕着“销售和服务”展开。

“上面有一个大目标，落到基层不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肯定要精确到具体的动作。”作为区县公司的分管领导，李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动作被分解成数字指标，一层层再分解下去，落地时可能变形。

对于前文张欣要完成的业绩指标，李静觉得“只能说是‘不多不少’”。她所在的区县，一些外呼数据，也是上级单位下派的，落到具体员工的头上，每天也有二三十个。

接受采访这天是周六，前一天晚上，她凌晨1点到家，早上7点又被业务电话叫醒。“累是真的很累。业绩压力非常大，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运营商这么爱打电话推销？

前述负责人说，就进行服务而言，电话最便捷。上门服务，拜访三个用户，可能一天就过去了，但一个业务员一天能打几十个电话。

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马继华今年6月发表文章分析，电话营销的底层逻辑在于“精准”。

用户信息库中积累的套餐偏好、流量使用等数据，能让外呼团队将“19元升级5G流量包”“宽带免费提速”等话术精准匹配用户画像，转化率是传统广告的3-5倍。

文章提到，某地2023年新增宽带用户中的35%来自电话营销转化。

在马继华看来，层层衰减的管控机制，使电话营销就像高速行驶却刹车失灵的汽车，企业知道风险所在，却难以在业绩压力下踩刹车。

抢夺0.8%

目前，全国14亿人口，移动电话的用户数已达18.19亿户。

此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5年8月末，全国有移动互联网用户16.0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12.39亿个。

前8个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1.18万亿元，同比增长0.8%。2024年的全年增速是3.2%。

具体来看三大运营商的半年度财报。中国移动（0941.HK/600941.SH）上半年家庭宽带客户净增623万户。移动客户净增56万户，相比2024年上半年926万的净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

中国联通（0762.HK/600050.SH）移动和宽带加起来的用户净增数超过1100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5%和5.1%，但增幅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

中国电信（0728.HK/601728.SH）宽带用户净增116万户，移动用户净增819万户。营收同比增长1.3%，与去年同期的2.8%相比，同样腰斩。

可以看到，三家生意都不好做。在全国增量见顶的情况下，蛋糕难再做大，只好彼此争抢。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他特别提到了携号转网业务。这一业务本是为了改善服务、赋予客户选择权，却演变成了恶性竞争手段。不合规、不正当竞争也多出现在携号转网上。

携号转网，就是换运营商，手机号可以不变。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三大运营商竞争的缩影。

根据《通信产业报》2022年的报道，2019年11月，携号转网在全国推出，此后逐渐“变味”。有部分业务员甚至会“代客投诉、申请、转网”。报道认为，本质是行业的内耗。

该文提到，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共有5700万用户携号转网，但对行业整体用户增量贡献为零，而携转业务工单量超过1.14亿次。工单背后的人力、物力、管理等支出，是一本可见但难以计算的成本账。

一位工作了14年的移动老员工周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天都得有量。工资越来越少，绩效占比越来越高。”

每个月，周慧要完成19条宽带、15个全屋Wi-Fi，其中“携号转网的考核依然超级重”。

本文开头，张欣就是因为有一个月没有完成携号转网的指标，被扣罚近两千元。她甚至会提前找亲戚朋友帮忙，开好移动或电信的号码。指标不够，就去找他们办携号转网。

对外比，对内也比。冯玉洁最近就在早出晚归地参加公司的“大兵团训战”。

几个县的分公司聚集在一起，被拉到一个群里，分小队比拼。有一晚，直到21点，她还在乡村摆摊，看谁家没关门，就去推销宽带。

有专人会在群里实时更新竞赛数据，“A区10条，C区为什么只有5条，你连人家汽车尾气都吃不到……”冯玉洁形容，那种氛围，像传销。

王文志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电信某市分公司工作。年底冲业绩，他也会被派往乡镇支援。以送米、送油为优惠，打电话邀请附近客户到线下营业厅充话费。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只有来到线下交的话费，才算是营业厅的收入，才能层层汇总，成为上级分公司当年的业绩。如果用户在App上交了话费，就会被算成别的渠道收入。

“省公司对分公司的考核，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净利润多少，而是收入有多少。所以就会拿米、拿油换收入，有时也会把本来要发给员工的钱，换算成企业收入。”

统一号码之后

2025年3月，新华社发文揭露通信营销电话藏了多少“坑”。

不久，三大运营商相继发文，表示对问题高度重视，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将迅速整治，全面规范电话营销行为。

5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发布，其中两件都是关于营销电话治理的。除了规范营销行为，还有推广“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要求依据用户登记意愿提供营销电话、短信个性化防护。

8月1日，三家运营商发文，确定各自官方唯一外呼营销号码。并要求，如果用户明确拒绝电话营销的业务，就不能再继续呼叫。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运营商将营销电话剥离出来，让用户可以对来电有更明确的预期，有利于双方沟通。

但运营商治理电话营销存在天然的矛盾。盘和林说，运营商一边面临电话营销合规的要求，另一边有盈利压力，不可能自我完全切割电话营销业务。这也是过去很多年，电话营销治理并不彻底的原因所在。

陈浩文对于“统一号码”的落地并不看好。“各级公司、下属网点的合作方式太多了。想统一，我都不知道它从哪个级别开始。”

在他看来，统一营销电话、治理外呼的关键在于，运营商内部能否做到所有业务的合作都只走集团公司，而不走自营网点或合作网点。

如今，统一营销号码的举措已过去一个多月，效果如何？

冯玉洁说，公司发了通知，如果打电话，要在系统设置成官方的外呼号码。

周慧也说，最近对外呼的管理确实很严，不允许他们用私人号码打给客户。

“但这对完成业务，相当不方便。”她解释，有些业务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但官方规定的号码无法回拨，用户并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电话推介业务，后续办理就很难进行下去。而指标依然悬在头上。

张欣介绍，通过公司的“网格数字化”App，可以实现统一外呼，号码显示为10016。不过，作为官方号码，接通率不高，业务员们更倾向于用个人手机或营业厅的座机打。

关于治理成效，过去两周，南方周末记者给三大运营商的官方邮箱两次发送邮件，多次拨打公开的联系电话，均未收到回复。

不过，就现实来看，频繁的电话推销并没有成为过去。

9月16日，小红书有网友发帖：不是统一外呼营销号码了吗？为什么一周内还是接到好几个私人号码打来电话推销套餐？一问工号是多少，就挂断了。

这条帖子下，汇集着很多一线业务员的心声——“求求投诉吧，好讨厌打电话。”四川一个营业厅的业务员解释，“公司明着说不能外呼，但还是催指标，厅里没办法，让我们用其他号码，不要用工号卡外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欣、陈浩文、冯玉洁、李静、周慧、王文志为化名。）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

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相关阅读：工劳小报｜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这场悲剧并非个例。在有关记录和工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长白山种人参的农民、沈阳另一个小区的绿化工人、沈阳周边农村收西瓜的村民，均有人因热射病倒在了这个盛夏。

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倒下

这一天是2025年7月10日。早晨五点左右，63岁的张拥伦像往常一样醒来。前一天晚饭时，他说在超市买的猪肉吃着不香。妻子孟桂荣准备去楼下的早市，买几斤现杀的土猪肉。

吃过早饭，张拥伦准时出门。6点半，他需要到小区附近的“单位”报到，那里是包工头老赵租下的一个车库，存放着园林绿化需要的设备和工具，位于沈阳市郊。几十名工友先在此集合，再像麻雀一样散开，三三两两分组，开始一天的劳作。

从早市回来，孟桂荣把刚买来的土猪肉切好、分类，有炒菜的，有包馅的，还有做红烧肉的，她还买了张拥伦喜欢的酸萝卜。孟桂荣烧得一手好菜，从工厂下岗后，她开过餐馆，还在幼儿园做过厨师。

上午9点57分，张拥伦给妻子发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正在备菜的孟桂荣隔了十分钟才看到，决定午饭自己也随便对付一口算了。前一天中午，张拥伦也没回家吃饭。平日他一般在家旁边的小区干活，最近几天，他被派往离家约5公里的一处单位大院。

整地、挖坑、种植、施肥、打药、浇水、剪枝……园林绿化的工作繁琐又辛苦。7月10日这天，张拥伦的主要任务是“打草”——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打草机，清理与园林植物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很多从事体力劳作的工人一样，张拥伦晒得皮肤黝黑，六十出头便满头白发。

张拥伦和工友的上班时间是7:00-11:30，13:00-16:00。上午的工作结束了，“外派”工作的午餐可以报销，包工头老赵没给餐标设限，但张拥伦和搭档吴国友一共才花了10块钱，吃的是包子和粥。

这已经比吴国友平时吃的丰盛了。他家离“单位”有五十多公里，每天四点多起床，和几名工友一起坐老赵的车来。在没有外派的平日里，午餐要自费，他一般吃三张饼，不吃菜，扛饿。

当天是吴国友第一次跟张拥伦搭班，张拥伦嘱咐他：“天气热，要多喝水。”

当天沈阳最高温35℃，市气象台已经连续三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下午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两人准时开始工作。

打草要保持安全距离，两人相距十几米，沉默不语地干活。耳边响起打草机的轰鸣，地面不断扬起的灰尘、杂草、碎石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下午三点左右，张拥伦突然反常地提出，他要提前下班。

吴国友看到他脸色煞白、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垂下头，便不再言语，怎么叫都不吱声。

吴国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叫老赵来。头顶的太阳毒辣辣的，两人合力把张拥伦抬到树荫下，赶紧喂他喝水、给他洗脸，见张拥伦还是没有清醒，便拨打了“120”。

厄运

谁也不知晓，张拥伦究竟是从何时起感到身体不舒服的，直到无法坚持而倒下之前，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或许正因如此，没能让他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张拥伦被确诊为热射病。张拥伦的儿子大安（化名）后来得知，父亲被送到抢救室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在他身上放冰块，头上戴冰帽，当时他的体温高达42℃，摸起来甚至有点烫手。

广东肇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卢辉每年都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他介绍，区分热射病和中暑最关键的指标是人体核心器官的体温——热射病人达40℃以上，而普通中暑病人一般不超过38.5℃。

人体有一套精妙的散热系统，通过出汗和血管扩张来排出多余热量。然而，在高温下，这套系统可能崩溃——汗液无法蒸发，散热能力下降；剧烈劳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额外的热量，如果无法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体温飙升，迅速突破人体的安全极限。

人们常形容，“得了热射病的患者，身体的器官就像被水煮过一样”。从出事倒下到救护车送到医院，只间隔不到1小时。

他的肺脏受损，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血压异常低，要靠升压药维持；肌红蛋白高，说明肌肉出现溶解；肾脏衰竭，补液3000ml后，一滴尿也没排，不得不做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厄运突然降临，大安和母亲呆立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头脑发蒙。在高纬度东北地区生活的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更没想到，中暑还能死人。酷热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热射病的死亡率极高。一项2022年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我国西南地区83家医院收治的873例热射病患者，总体死亡率高达32.4%。即便能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性命，由于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多数患者的余生也将与痛苦的后遗症相伴。

热射病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根据2025版《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年我国因热射病就诊人数达到53.9万，是2021年就诊人数的3倍左右。

“如果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中午休息好，再加上防晒和补水，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卢辉说，热射病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经典型热射病两类，而张拥伦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其常见于在户外作业的人群以及运动员等，这类人群往往都身体健康，甚至年富力强。

在大安的描述中，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病，就连前两年偏高的血压，做园林绿化工作后也趋于正常。父亲曾跟他说，找人算过命，自己能活到八十多岁。

张拥伦照片。受访者供图

吃苦

生活在城市，张拥伦却过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工作时，他每天和阳光、植物、泥土相伴；生活里，他唯一的爱好是种菜，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黄瓜等蔬菜。

1961年冬天，张拥伦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家里还有三个哥哥，贫困和饥饿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岁时，初中都没读完，张拥伦就跟随大哥来到东北打工，从干杂活的小工做起，自学手艺，逐渐成长为黑龙江伊春一家木材加工厂的钳工。

张拥伦脑子活泛，喜欢钻研，精通电路、电焊、机械等各种技术，是厂里受人尊敬的“万能工”。妻子孟桂荣记得，之前没有电话，队长经常半夜三更骑车到家里敲门，厂里的机器坏了，丈夫二话不说，“啪”地起床就随人家出发。

在大安的记忆里，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几乎没有父亲不会修理的东西。街坊邻居这家锁坏了，那家盆儿漏了，都来求助。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智能手机玩不转的父亲，却能修好台式电脑。

张拥伦49岁那年，木材加工厂效益不好，买断了他的工龄。下岗后，他找到一份在另一个厂子里做工的活，谈好了日薪10元，却遭到恶意拖欠，白干了近两个月，一分钱工资没领到。这件事至今让孟桂荣耿耿于怀：“每天零下30多度骑车上班，老遭罪了。他就是心眼老实，搁一般人早就不乐意了。”

孟桂荣和张拥伦同时下岗，听说山东教育水平高，为了儿子读书，两人回到张拥伦的山东老家，男人开摩托车修理铺，女人在旁边开饭店，但生意并不太好。

后来，一家人又搬到沈阳。张拥伦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但在59岁时，因年龄太大被辞退。

闲不住的张拥伦，又开始做园林绿化这份工作。63岁的他，甚至算是队伍中的“年轻人”，连包工头都比他大两岁，不少同事超过70岁。

大多数工友仍然要为生计打拼。他出事那天的搭档吴国友69岁，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和22岁的孙子。儿子在工厂上班，隔三差五“被放假”，常常领不到工资。老吴没有退休金，为了供养儿孙，园林绿化的差事他已经做了14年，每天工资100元。下班回家后，他喝几两小酒解解乏，然后去一家翻砂厂打更（守夜），每个月还能再挣几百块钱。

比起大多数同事，张拥伦一家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小康”了。夫妻两人每个月共领6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儿子大安做服装生意，甚至近几年冬天，夫妻俩还会去海南、云南旅居数月。孟桂荣最近常对丈夫说，“咱俩吃了大半辈子苦，近两年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就买啥”。

然而，大半辈子经历的艰辛，似乎刻在了张拥伦的基因里，吃苦耐劳才是他的“舒适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打园林绿化这份工。

每年工期从3月开春持续到11月入冬，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但张拥伦从不休息。2025年4月到7月的考勤记录显示，无论是“五一”假期还是周末，张拥伦没放过一天假。遇到雨天其他工友能休息，而张拥伦作为四个班长之一，还要值班。

据长期跟张拥伦搭班的李大姐（化名）观察，一般工人干一会活就要抽根烟休息下，张拥伦不抽烟，也不挑活，“一个劲就是干”。

就连孟桂荣有时都无法理解丈夫的节俭。路边看到的螺丝，他要捡回家去。几毛钱一双的白色劳保手套，干完活后“黑得没样了”，张拥伦回家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缝缝补补。“我都瞅烦了，破手套直接扔了就得了，他偏舍不得。”

除了干活，生活中的张拥伦沉默寡言。大安觉得，父亲活得就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没什么存在感。一家人去旅游，父亲永远跟在后面默默拎包，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偶尔喝酒和种菜，大安想不到父亲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刷刷短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生活里，张拥伦最大的爱好是种菜，他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官司

7月11日14时17分，被送到医院后不到24小时，张拥伦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他爱吃的土猪肉还在冰箱里存着。死亡证明上写道，直接死亡原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的疾病是“热射病”。

张拥伦去世那天，沈阳市气象台连续第四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几天后的7月16日，辽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酷暑终结生命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张拥伦的工友们选择麻痹自己对危险的恐惧。“我不想这个事儿，我都快七十岁了，干一天算一天。”吴国友说。

“中暑只能靠自己注意（防护），但你说谁不注意呢？老张不注意吗？那还能咋整呢？”李大姐无奈道。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不久的6月26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为保护高温天气下的劳动者，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须通过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张拥伦出事以后，下午的工作依然在1点钟准时开始，几位工人都没听说过需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园林绿化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危险。“打草”时飞溅起来的石子，像突然从地下射出的暗箭，常常将工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修剪枝条时用的油锯，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2024年，一位工友的手指就被削下来一个指节，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

园林绿化工人穿的围裙沾满了草屑。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发生安全事故，雇佣他们的老赵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在张拥伦的劝说下，2025年4月，老赵给58名工人买了雇主责任保险，保费每人每年330元，包含50万元的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和5万元的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然而，这笔保险并没有起作用。因为保单清晰地写着，工作场所只限于张拥伦平时工作的园区，出事当天外派的地点并不在受理范围内。保险公司拒赔有充分的理由。

“我连字都不识。”老赵说，长达23页的保单到底写的是什么，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保险的投保人是沈阳的一家环境工程公司，该公司将园林作业外包给老赵，张拥伦等人受老赵雇佣，并不直接与这家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工人们与老赵之间甚至从未签署过纸质版的劳动合同，老赵通过微信转账或发现金，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即便这样不正规的雇佣关系全是“坑”，也不乏大量劳动力愿意主动往里跳。对于超过60周岁的工人们而言，这份差事并不好找。

现有法律也不支持将张拥伦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否则家属可以领到约100万元的工亡金。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曾称：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张拥伦已经在领退休金，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纠纷。

大安依据律师建议，提出89万元的赔偿要求，包括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和医药费等。经调解失败后，大安将老赵、父亲工作的单位物业和环境工程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劳动法专家、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桂彬律师看来，张拥伦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目前制度设计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

“职业危害防护应该更关注用工过程，而不是用工关系。”洪桂彬说，我国传统的职业病保障，以标准的劳动关系为主，对退休返聘人员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保护不足。

许多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故意将用工关系复杂化，起到“甩锅”的目的。洪桂彬说，这起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事之后，企业很容易以“不是我的员工”或“没有劳动关系”等借口，逃避责任。

不过，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调整。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新规”，废止了实施15年之久的“超龄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工伤保险将成为“强制项”，要求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保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夏天接近尾声，2025年9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刊文回顾称，2025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如今，沈阳进入初秋，天气告别炎热，张拥伦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冷冻着。家属请的律师建议，在可能长达八个月的官司打完之前，张拥伦最好先不要入土为安。

小区里，张拥伦种的蔬菜郁郁葱葱，绿叶宽大饱满，茎上开出黄色小花。但大安没看到果实，“可能都被别人摘走了”。不久后的冬天，繁茂的景象将要消亡，来年冰雪化冻、春暖花开，张拥伦的同事们照料的园林植物会再次发芽，而这些蔬菜却无法重焕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