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界面文化｜豆瓣书店，19年青春散场
“为什么开一家书店？”这是采访时，豆瓣书店的老板卿松和邓雨虹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喜欢看书啊。”这是他们的答案。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言下之意，独立书店遭逢寒冬，理想如何与现实抗衡。
“我们没有坚持，坚持是需要资本的，我们开不下去就立刻不开了。”邓雨虹坐在店内，一边说着话，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在取悦自己和顺应潮流中间，夫妻俩似乎已做出最终的选择。近日，书店积压已久的困境走到了某种临界点。他们即将关店的消息也很快扩散开来。
书店黄金时代的尾声
2003年，一个年轻人来到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求职，顺利通过面试并踏上了自己人生第一份工作旅程，他就是22岁的卿松。风入松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除了售卖书籍，它还提供了一个场域，让热爱学术的同频人可以在这里相聚。
次年，卿松从风入松离职，随后和女友邓雨虹接手了北大周末书市的一处摊位，凭借着这一米宽、两米长的木板，以及一辆自行车，两人开启了卖书的生涯。
卿松书摊上卖的是出版社积压的库存书。一套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曾打五折出售，引来很多人成捆地抢购，光一个周末，就卖了2000多块钱。
2006年前后，卿松和邓雨虹开始寻找正规店面，于是有了豆瓣书店。地址起初在万圣书园旁边的服装城里，后来经历了多次搬家，来到了现在成府路262号的地址。
“那是北京图书黄金时代的尾声。”采薇阁书店的总经理王强跟界面文化回忆道。他与卿松相识，尚记得当年，这位老友不仅拥有多个地方存书，还雇佣了不少店员，“有次我拖着几包书送去，好几个人帮忙卸货，从商场门口推到最里头的店面，都不用自己卸货，好羡慕。”
彼时，类似的场景不仅出现在豆瓣书店一家。图书销售的热潮，曾养活一大批各有特色的书店。王强介绍，2006年前后，北京大学周边有近百家以书为业的经营者。除了北大周末文化市场、五道口市场、中国人民大学书市，还有一大批民营书店，包括第三极这样的大型书店，以及以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国林风等为代表的学术型书店。此外，还有北大西便门车库附近的第三波、畅畅、车库、乌有之乡书店，北大学生楼下的汉学、博雅堂、野草书店，北大东门蓝旗营的光合作用、豆瓣、府学博古、脉望、合众书局、书铺胡同、墨盒子、猫时光、蓝羊书坊等书店，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海缘阁、心一堂、文雅堂、传习堂、家谱书店等，北大西门的万泉河畔、采薇阁、汲古书店等，北大北边的清史、知识流书店等……“当时，北京大学周边的这些书店都有些裙带关系，比如，这个书店的老板曾经是那个书店的采购或者经理，那个书店的采购或者经理，又是从另一家跳槽过来的。”王强说。
2007年北大周末文化市场
起初，王强也经历过在各大高校跳蚤市场摆地摊的阶段，很快，他的采薇阁书店在北大承泽园开了起来。
彼时来淘书的顾客，不乏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著名学者、青年学者和博士，他们无一不蹲在地下找书，一待就是小半天。“书虫们各有各的奇葩爱好，”王强回忆，“有人买书时，要对着书看四面上线（书有四面八个边），要闻闻内页味道，不能油墨味太重，最后一页一定得是空白页，书的书口不能有霉点……还有人看书过于专注，把自行车停在书店门口，结果忘了骑回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曾是采薇阁和豆瓣书店的常客。“欧阳老师经常会在夏天夜晚的8点半到10点左右，来书店淘书，一待都是一个多小时，他选书选得很仔细，最角落的书架、书架底层等偏僻的地方他也会看。他每次买的书不多，都是十来本，结账时，会和我说下其他书店的价格，然后掏出好多零钱甚至硬币结算。”
价格战、电商和转型
2009年的7月，消息传出，位于海淀中关村第三极大厦的第三极书局，由于长期亏损，将搬离原址。同期面临迁址的，还有位于圆明园东门已创立3年的单向街书店。
当年，在向媒体解释书店经营不好的原因时，第三极书局的总经理关波说，开业三年来，他们一直与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激烈的折扣战，这给书局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第三极曾经的竞争对手——中关村图书大厦，是新华书店体系下的国营公司，由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统一采购进货，享受“行规”内的价格优惠，相比之下，第三极等民营书店只能从出版社取书，从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赚得差额，进书成本显然更高，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其在折扣战中落败。次年，搬迁至昊海楼地下一层的第三极正式关门。
单向街书店则搬到了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蓝色港湾。单向街的经营者参考了万圣书园和光合作用书坊的模式，发现纯粹的人文类书店若想盈利，需要凭借咖啡馆、英语图书这两大版块。书店的目标定位也受到了蓝色港湾的影响。由于地处东四环、与诸多世界著名品牌并列，商场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高端的读书、聚会的文化场所”。三年后，由于遭遇房租涨价，单向街书店再次搬家，移至朝阳大悦城商场内。
挤压民营独立书店生存空间的，不仅是“国字头”企业，还有新兴的电商平台。
图源：豆瓣书店
“2010年左右，京东开始卖书送券，满100-30之类，很多新书7折左右销售，综合用券后才3.5折就买到了。这个价格远都低于我们从出版社5.5折左右进货。甚至有的书店，用券在网上买了书后，在书店打5折左右销售。”王强告诉界面文化。
一家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称，电商平台在起步阶段，出于抢占市场、实现引流的目的，在图书业务中投入了大量补贴。“其实每一次渠道的变革都会带来折扣的下降。”他表示，从最初的实体书店，到电商平台，再到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直播带货，“最低价”已几乎成为标配，这也迎合了读者对于价格的敏感。
那一阶段，不少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或转型。书店中人挤人的场景再不复见。
单向街书店选择了以媒体化的方式转型，迎接冲击。书店的创始人是媒体出身，2016～2017年，他们参与制作的《十三邀》第一季节目播出，第十期请到了哲学家陈嘉映对谈，进而推荐他的新书，这期节目在视频网站上的浏览量达到上千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豆瓣书店书架上积了灰的几十本陈嘉映的文集。
王强所在的采薇阁也经历了两次转型，“采薇阁很弱小，只有6个人，只能做卖书挣钱很直接简单的事情，无法陪着互联网烧钱，而且价格透明，如何盈利？我就想选择一个不透明的市场，就是台版书。”很快，采薇阁再次转换思路，进入出版行业，公司也从北京迁到了成都。
和老朋友的两次告别
新的生存赛道上，“懂书”开始为“懂市场”退让。
“我们只是一家最传统的小书店，我也不是一个活泛的人。”被问及关店原因时，卿松反复说道。尽管豆瓣书店和单向街书店前后脚诞生，后者在圆明园东门的时候，还曾从卿松和邓雨虹这里进过书，但时代的潮涌下，豆瓣书店选择了“不变”，保留它原本朴素的样子。
进入豆瓣书店60多平方米的空间，仍能看到那张用透明胶带粘贴在书架横梁上的纸条，上面手写着“二手书的尊严即：继续被阅读！”。在销售模式上，他们做出的最大改变，是在朋友圈发书讯，碰到有意向的读者，就邮寄卖书。此外，他们也曾短暂推出图书盲盒等活动，但效果并不理想。选书的标准仍旧是传统的：只挑店主觉得经典的、有趣的书，是否畅销并不在考虑之列。打包模式也没怎么变：由店员将书用细绳紧捆起来，读者用两根手指勾住绳扣便可拎走。
摄影：张帆
豆瓣书店也撑过了不止一次难关。2017年早春的一天，卿松和邓雨虹刚刚提交了执照年检，也交了房租，突然，十几个穿制服的城管登门，告诉店员，书店所处的位置曾是一堵围墙，根据相关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将靠街的门窗封上。这次整改通知曾引起一波媒体关注，也有很多读者闻讯前来买书。后来，整改令不了了之，书店也重新归于安静。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书店变得更为冷清，卿松开始兼职做图书封面设计，以补贴生计。疫情之后，情况并未好转。2024年夏天，一位曾经为豆瓣书店做过报道的记者再去书店探望，得知房租已达每月2万元，仓库租金则要4000元，店内雇了两名店员，但书店每日图书的销售额只有1000元出头，等于说一直是在靠贴钱支撑。
“现在读书可能没办法为很多人带来情绪价值了，都是用刷短视频或者打游戏这样的娱乐方式取代。”邓雨红说。对于周边高校的学生来说，除了保有逛书店习惯的，多数人也不再是书店的常客。“我们卖的这些属于闲书，对他们写论文和考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邓雨虹说。有几次，一些年轻的大一新生拿着老师指定的书单来店里选书。邓雨虹很惊讶，“书单上列的，有些甚至都不是书名，只是某个作者某本选集中一篇文章，而这些都是很基础的读物，他们怎么会到了上大学才看？”
邻近豆瓣书店的墨盒子书店，创办于2008年，是成府路上还留下的极少数独立书店之一。书店负责人青云告诉界面文化，他们的读者群体中有80%是儿童，“但是疫情之后，适龄的幼儿园小读者越来越少。”此外，墨盒子绘本的的读者以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的年轻教师的孩子为主，随着学校家属区的搬迁，书店的客源也流失了过半。
最大的劲敌依然是电商平台和直播。青云说，她能够理解读者购书习惯的变化，但实体书店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有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面对面看到彼此的脸，听到对方的语气，感受到人的温暖，能够触摸到纸质的书，领取我们制作的印章等衍生品，这些都是有趣的、有爱的、幸福的事情。”
在即将关店的消息传出后，豆瓣书店迎来久违的人潮。其中既有新面孔，也有老朋友。
一位已毕业、工作多年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缅怀。曾经，她是万圣书园和豆瓣书店的常客，时常和朋友在书店待上一整个下午，到了晚上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后来，万圣书园搬家，她的工作也忙碌起来，不再有闲情逸致逛书店或看完一整本书，直到最近在网上得知豆瓣书店即将关店、处理库存的消息。“这真的很像和熟悉的朋友的两次告别，一次默默无言，一次哀荣备至。”她写道。
北大教授欧阳哲生也来了店里。十多年前，卿松曾骑自行车给欧阳哲生送过书。“成府路的书店时代结束了，”欧阳哲生感慨道。他和卿松握了握手，约好正式落幕时再见。两个人都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