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似虹(Tess Johnston)曾任美国外交官，在越战期间派驻南越并记录了她作为女性在那里的经历，此后长居上海，为保护这座城市逐渐消失的租界建筑奔走呼吁。她于9月14日在华盛顿去世，享年93岁。

她在一家辅助生活机构中离世，死因是新冠并发症。这一消息由“上海旧踪”(Historic Shanghai)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蒂娜·卡纳加拉特南宣布。江似虹与卡纳加拉特南及其丈夫帕特里克·克兰利于1998年创办了该组织，旨在帮助保护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的建筑和文化。近年来，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景观都被闪亮的高楼大厦所取代。

“上海旧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江似虹通过她的书籍和讲座呼吁人们关注保护“这座历史名城，以免其面目全非”的重要性。声明还说：“她慷慨地与一代作家、学者和老上海人分享了她的知识。”

并非历史保护科班出身的江似虹专注于上海兼收并蓄的租界建筑——包括其20世纪初的西班牙式别墅、洋葱头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是由侨居者在1842年至1949年（即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将市中心割让给英国，直到“二战”结束和共产党接管）期间建造的。

这些建筑主要集中在法租界，也散布在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人在该市的聚居区。江似虹记录了几乎每条街道上的建筑。她与上海摄影师尔冬强合作，于1993年出版了《最后一瞥——上海西洋建筑》(A Last Look: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这是她关于建筑历史和徒步旅行的二十多本书中的第一本。

她还录制口述历史，并收集了大量具有时代印记的小物件——包括蟋蟀笼、电话簿和带有秘密抽屉的桌子。她后来将全部的档案资料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江似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从未失去她的美国南方口音——她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她从1981年开始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职，直至1996年退休。她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定留在那里。到2016年返回华盛顿时，已经很少有——可能完全没有——外国人居住在上海的时间比她长。

谈到她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时，江似虹曾说：“我从未去过一个看起来如此彻底和完全西化的外国城市。它被完美地保存了下来，是1938年的华沙和加尔各答的结合体，一座完全西方的城市，却有着亚洲的人口。”

她在1997年告诉《卫报》，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更关心意识形态而非拆除：“我们还得感谢文化大革命对上海的‘保护’。否则，我们会提前25年走到今天。什么都不会剩下。”

不过她也提到，1981年抵达上海时，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只有22层；而当她离开时，已经有三座摩天大楼比帝国大厦还要高。

江似虹（本名莱斯汀·丽贝卡·约翰斯顿）于1931年9月17日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是家中独女。父亲莱斯特·约翰斯顿从事石油产品销售，目前阿尔玛·约翰斯顿（娘家姓尤德尔）主持家务。她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长大。

高中毕业后，莱斯汀（她常用泰丝这个名字）曾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工作。在一位亲戚辅导她掌握打字和速记技能后，她于1953年以秘书的身份加入了美国外交系统。

她被派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美国领事馆工作，在那里对老式建筑产生了兴趣。不久她回到国内，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学位。她说，她本想主修建筑史，但发现本科女性不能选择该科目。于是她转而学习英语、历史和德语文学，于1961年获得教育学士学位，1963年获得德语硕士学位。她还于1964年获得了威廉与玛丽学院的硕士学位。

同年，她加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派驻南越，担任威尔伯·威尔逊和约翰·保罗·范恩的助手，这两位是南越军队的军事顾问。她在2018年的回忆录《一场远方的战争：一个美国女人在越南，1967-1974》(A War Away: An American Woman in Vietnam, 1967-1974)中记录了她在越南的经历，书中她回忆了亲历1968年北越和越共发动的春节攻势。

江似虹从不畏惧深入危险战区。她回忆说，范恩“喜欢有胆量的女性”，当到访的政要不愿陪同范恩乘坐直升机视察战场时，范恩会回答：“我的秘书们经常和我一起出去。”

（范恩后来对这场战争感到失望，他于1972年在南越因直升机失事身亡。前《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希恩在他的著作《闪亮的谎言：约翰·保罗·范恩与美国在越南》(A Bright Shining Lie: John Paul Vann and America in Vietnam)中为他立传，该书于1989年获得普利策奖。）

战争结束后，江似虹重新加入了国务院，先后在新德里和德黑兰任职，随后于1981年调往上海，被任命为总领事行政秘书。除了1980年代末在巴黎短暂逗留外，她接下来将在上海生活35年。

1986年，她因在协调罗纳德·里根总统访问上海方面发挥的作用，被评为“年度外交秘书”。

江似虹没有直系亲属在世。

她在1998年告诉《纽约时报》，尽管上海在她开始保护运动以来指定了数百座建筑为历史地标，但其他中国城市仍在忽视它们的历史遗产。

她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不过，她还是希望她的著作能够使上海作为“东方巴黎”和她所说的“东方最邪恶城市”（因19世纪美国水手被下药和绑架事件而来）的这种双重声誉成为永恒。

她说：“也许有一天人们会看着我们的书说，‘原来中国那时是这个样子。’”

在她的脑海中、在她的书中，以及在她出力保护的那些近百年的建筑中，上海的过去一直活生生地存在着。

“我到达时看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式城市，坐落在不可思议的中国海岸上，”她在2010年接受《上海日报》采访时说。

“上海似乎有一种魔力，抓住了外国人，让他们难以离开，”她还说。“所以我没有离开。”

孔杰荣(Jerome A. Cohen)是研究不透明的中国法律体系的先驱人物，他是首批在中国执业的外国律师之一，并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公开发声。他于上周一在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95岁。

他的儿子伊森和彼得证实了他的死讯。

孔杰荣最初似乎注定将拥有一个按部就班却辉煌的法律教授生涯。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先后担任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书记员，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任教，讲授法学中的主流议题。

但他遇到了一个学习中文和中国法律的机会，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革命的动荡之中且基本禁止美国人访华，他仍毅然投身这一领域，这让一些同事感到不解。

学习了中文之后，孔杰荣通过采访逃到香港的大陆人，深入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法院和检察机关的运作方式。他后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创立了东亚法律研究项目，1964年至1979年间在该院任教。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寻求西方投资，孔杰荣的职业生涯再次转向，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为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为渴望了解商法的中国官员传授相关知识。

1990年，孔杰荣开始在纽约大学执教，期间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律师、法官和人权倡导者。直至去世前，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日益严厉的政治压制的公开批评。

他的“久病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许章润在网络期刊《China Heritage》上发表的悼文中写道。“孔公希望播种法意以达公义，借助法权以捍卫人权。”

孔杰荣于1930年7月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在邻近的林登长大，是律师菲利普·科恩和教师比阿特丽斯·科恩（娘家姓考夫曼）夫妇的次子。

高中时期他成绩优异，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之后又进入该校法学院深造。

在大学期间，他遇见了琼·勒博尔德，两人于1954年结婚。孔杰荣的遗属包括妻子琼、三个儿子伊森、彼得和塞斯，以及七个孙辈和六个曾孙辈。

但他依然取得了卓越成就：毕业后与妻子移居华盛顿，先后担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与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书记员。他曾在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执业，还曾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任检察官，随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59年开始执教，最初讲授刑法课程。

次年，法学院请孔杰荣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物色合适人选，去研修中国语言与法律。当时中国对美国几乎完全封闭，其司法体系的运作模式鲜为人知。孔杰荣未能找到人选，于是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亲自上阵。

一些同事对此持怀疑态度。孔杰荣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法学院院长威廉·普罗瑟曾对他说：“不要把你的职业生涯浪费在中国上。”

但孔杰荣仍毅然投身其中。对亚洲艺术怀有兴趣的妻子开始研习中国历史与文化，后来更成为艺术史学家、策展人、作家和摄影师。

学习中文后，孔杰荣于1963年携家人移居香港。当时关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文献极为匮乏，他着手采访来自大陆的难民，包括曾经的警察，以深入探究法律的实际运作。1968年，他出版了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1949-1963)》(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63）。他累计主编、撰写或合著了十余部著作，其中多部是关于中国法律的指南读物。

“他展现了关注现实层面以了解真实情况的重要价值，而非仅仅依赖书面材料，”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在采访中说。

孔杰荣后来转赴哈佛大学，并积极参与推动美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他亦渴望亲身前往中国大陆，曾多次尝试未果——包括提出书面请求，以及为一座美国动物园购买一只大熊猫的提议。

1972年，机会终于降临，他加入一个规模不大的学者代表团，访问了北京等城市。他忆及在一家早餐店与警惕的当地民众喝着豆浆艰难攀谈的情景。此行最精彩的部分则是与周恩来总理共进晚宴。

“我知道你写了很多关于我们法律体系的著作，”孔杰荣回忆周恩来当时对他说道，语气中“隐约暗示，我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描述恐怕与现实不符”。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欢迎更多国外来客和投资，孔杰荣在中国法律领域的学识因此备受跨国公司青睐。他还开始为渴望学习如何起草合同、商法和税法规章的中国官员开设讲座。

在宝维斯工作期间，他和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参与合同起草、企业咨询，以及商业纠纷的调解。

“他始终怀抱着求知的渴望，”由孔杰荣招进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伊冯·陈回忆道，“即使在艰苦的谈判中，他也会提出些看似偏离主题的追问，只因他迫切想要理解对方的立场。”

孔杰荣于2000年从宝维斯律师事务所退休，但一直担任纽约大学教授至2020年，他在该校创办了美亚法律研究中心。他持续造访中国，并偶尔接手案件，包括曾为《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辩护——该案在检方撤回“泄漏国家机密”的最初指控后，在2006年以欺诈罪判决赵岩入狱。

“他曾组织过一次研讨会，以确保人们关注这个案件，”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采访中说，“他帮我联系到很多人并整合资源，他不希望他们被人遗忘。”

孔杰荣时常感叹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日益严厉的政策，但他拒绝陷入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