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编者按：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

小区的物业不好，应该是换物业而不是搬家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讲述了中国家庭教会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如何通过“信仰抗命”的传统坚持其独立性。

文章回顾了家庭教会维权行动的演变。从21世纪初以蔡卓华案为代表、维权律师积极介入、争取公共空间和法律权利的“公民社会活跃期”，到如今的“严冬”时期，教会的抗争策略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以王怡、范亚峰等为代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律师，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推动宗教自由，并使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然而，随着政府推出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和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打压全面升级，标志性事件包括浙江强拆十字架和成都“12·9秋雨教案”。面对系统性压制，教会的重心从追求世俗权利转向为信仰本身作见证，将“为信仰坐监”视为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即使被迫转入地下和原子化，也坚持信仰的纯洁性与独立性。

以下为本文内容节选：

三十年前，一首由赞美诗唱作人小敏谱写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成为中国宗教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复兴的写照。它在家庭教会内口口相传、甚至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如今，李英强视“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为家庭教会“后三十年”的开始——2018年，随着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冲突将再次来临。在李英强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本质是驯服，这与同化乃至消灭教会无异。他希望借祷告会凝聚和激励更多家庭教会和传道人，在这个时代站出来。

“中国公民社会今天几乎寸草不生。教会作为其中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继续活跃、保持生命力、在艰难中成长，为主坐牢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不义面前，社会转型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英强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维权运动所关心的权力（power）或权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为信仰坐监的基督徒群体是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现象，不止震动监狱，也要震动整个社会的良心。”

蔡卓华案被称作“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宪政学者范亚峰发起组织了八人维权律师辩护团，除他外还有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滕彪、许志永、陈永苗、王怡，其中后三位因手续问题被拒绝出庭辩护。借助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舆论声浪，长期处于地下的家庭教会由此迈入公共空间，信仰自由问题成为当时轰轰烈烈的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滕彪当年写下的庭审实录，法庭辩论中，首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张星水律师，直指世俗法律不应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然而，有关信仰自由的论述，被法官游涛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十余次，一位陪审员甚至当庭称“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对此，高智晟律师严肃抗议，提醒法官和陪审员承担法律义务，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发言。

当事人蔡卓华也在答辩中推翻侦查阶段口供，直言被诱导和威胁作供，“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

2005年，《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赞赏他们“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善用互联网力量，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代理蔡卓华案的律师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后决定皈依基督教。而当时，已有评论指出，不应忽略维权运动中的基督徒维权人士或律师，或是维权运动发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在中国，“家庭教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后，政府强调“宗教必须与帝国主义决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为主的基督教领袖推动下，《三自宣言》发表，标志“三自爱国运动”启动，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接受政府领导。1958年，在政府推动的“联合崇拜”下，许多教堂关闭，不同宗派的教会被强制合并。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领袖，坚决认为“三自”属于“不信派”而拒绝加入，后被指控为“反革命”入狱。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转入地下聚会的“家庭教会”逐渐萌芽，尤其当“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三自”教会也被迫解散时，家庭教会成为保留信仰的火种弥散开来。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张坦曾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道，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河南农村传教人分享称，他们当初聚会只能深更半夜进村，“不但躲避人还要躲避狗”，因为一旦狗叫，就会引来民兵围剿，传教人抱着圣经赤脚拼命奔跑，逃出围困时才发现脚上已经血肉模糊。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基督教家庭教会率先在农村复兴，尤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及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村最为蓬勃。这批民间自发兴起的教会，重视祈祷医病、赶鬼、异梦等经验性的“神迹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会领袖为中心的家长制“人治”模式。它们强调“他世”而不关心现世，避免涉入社会公共事务。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报告认为，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该机构综合分析了多家中国境内学术团体的调查及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自认基督徒的成年人从2010年的2320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万人，参与 “有组织的宗教” 活动的比例也从40%降至35%。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杨凤岗曾公开质疑调查结论，认为它离真实情况有距离，但报告仍有让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据杨凤岗观察，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

“12·9秋雨教案”后，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秋雨教会被迫放弃过去20年在“教义、教制、教职、教产”等方面的建造和积累，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地下化的状态。在公安部门威胁下，教会坚持不改名，也不与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松懈、退缩，以至于到后来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溃败崩溃。”李英强在一封牧函中这样解释“坚守阵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合理合法’，而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许多部分……”

自驾西部，路上总能看到一些很大的字，满坑满谷，蔚为大观，比山坡羊更能让人起怀古之思。

于是精神开始出轨，想起《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一段对话。

商鞅在秦变法成功，当了十几年的大良造（约等于相国），自以为把秦国治理的繁荣富强，成就感爆棚。殊不知，因为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秦国公室、贵族对他怨望颇深。

这时候，一个叫赵良的人来见他。

赵良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见商鞅，史料欠奉，有人说他是一位隐世的贤者，有人说他是秦国贵族，这些都不重要。《商君列传》中，商鞅一见赵良，第一句话就是：“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我能认识您，是通过孟兰皋的介绍，咱加个微信交个朋友，行吗？

姿态不可谓不低。没想到，赵良拒了：“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我听说，非其位而居之，是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是贪名。我要是跟您这位大良造做了朋友，那就有贪位、贪名之嫌，请恕我未能从命。

这话说的，看似谦卑，实则绵里藏针。很多时候，所谓我高攀不上，其实就是“我不想跟你为伍”的委婉说法。而“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这两句，足以让每个听得懂的贪位贪名者坐立不安。

商鞅就是听得懂的人，虽碰了个软钉子，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立即反问：“子不说（悦）吾治秦与？”你对我把秦国治理成这个样子很不高兴吗？

这是一个坑。因为商鞅变法，是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才能无障碍进行，变法取得的成就，秦孝公也很满意。你赵良如果对我的变法成果不满意，就是对国君不满意。

赵良也不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

能听进得别人意见，叫聪；能自我反省，叫明；能战胜自我，叫强。舜说过，人若自谦，就会得到他人尊重。您要是能行虞舜之道，就不用问我了。

又是一种敲打。赵良听得出，商鞅对自己治秦的政绩颇为自得，恨不得也在秦国山河刻上他的丰功伟绩。所以他提醒商鞅，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自省、自谦，能做到这一点，就毋须在意别人的看法。

可惜，商鞅不知道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继续吹嘘他为秦国作出的贡献：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现在我给秦国带来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又大搞基建，把秦国建设成像鲁国、卫国一样的文明国家。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羖[gǔ]大夫比，谁更伟大？

五羖大夫，就是三百多年前辅助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名臣百里奚，据说原来是一个陪嫁奴隶，秦穆公知道他的贤名，用五张黑公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来（羖即黑公羊，五羖大夫之名就是这么来的），并任命他为秦相。百里奚协助秦穆公内修国政、外图霸业，提倡教化、发展生产，秦国国力大增，击败晋国、称霸西戎。

既然商鞅拿自己跟“五羖大夫”比，赵良便也用羊皮来比喻，说出一个金句来：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掖，即狐狸腋下的毛皮，是狐皮中最轻薄柔软、保暖性最强的部分，一张狐皮仅有少量的“掖”，其珍贵可想而知。诺诺，诺即答应，二字连用，指连声答应、顺从附和的样子，甚至带有盲从的意味，常用来形容马屁精；谔谔，指直言争辩、敢于说出不同意见，常用来形容有风骨、有担当的谏臣或贤士；墨墨，则是昏暗或沉默不语之意。

赵良的意思，一千领羊皮，比不上一狐之掖；一千个随声附和的人，也比不上一个正义直言的人。商纣王不允许大臣提意见，商朝灭亡了；周武王允许大臣们有话就说，于是他夺得了天下。您如果觉得武王是对的，那么，我整天向你提意见，你受得了吗？能不杀我吗？

话说到这份上，商鞅也被架上去了，便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您如果真的愿意整天说正直的话，那就是治我的良药，我将会侍奉您，您又何必推辞呢。

赵良便毫不客气地说，百里奚对秦国的贡献，远在你之上，他虽出身鄙陋，但当秦相之后，劳累时不坐马车，酷暑也不需有人撑伞，在都城内出行，一人一车，不带随从也不带兵器。他的功名都记在充盈的府库中，德行流芳千古。所以，他死后秦人都悲痛不已。而你呢？你能见我国君，是太监介绍的，首先走的就不是正道；你担任秦相后，不关心百姓疾苦，却大搞基建，这不但不是你的功劳，还是你的罪过；你教化百姓，靠的是强权推行，而不是道德为先；你贪恋权势，以封君自居，动辄对公室成员绳之以法，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光了；你出行戒备森严，随从的车便有几十辆，武装护卫前呼后拥，非常夸张。在我看来，你非常危险，秦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的下场就会很惨，勿谓言之不预也。

志得意满之时，听到这样的话，商鞅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但他已说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话，也不好发作，只是完全不把赵良的话当回事，继续我行我素。而他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被赵良说中了，在秦孝公死后，被秦惠文王五马分尸。

赵良此人，可能历史上并不存在，只是司马迁虚拟出来的嘴替。不过，商鞅变法之是是非非，不在本文射程之内，重点想讲的，是赵良那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这话并不是赵良最早说的，《史记》中，另一个也叫“鞅”的人说的更早。

赵鞅，也就是赵简子，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三家分晋赵国的奠基人。据《赵世家》载，赵鞅有一家臣叫周舍，“好直谏”。周舍死了，赵鞅每次上朝都郁郁寡欢。大夫们向他请罪，他说：“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是以忧也。”

你们也没什么罪，只是，我听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各位大夫上朝，我只听到一片唯唯诺诺，却听不到像周舍那样的忠言直谏，所以才忧心忡忡。

司马迁之后，西汉刘向那本主打给治国作参考的《说苑·正谏》载，孔子也说过这么一段话：

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

此话在《孔子家语·六本》中作：“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唯唯，跟上面的墨墨、嘿嘿[mò mò]，意思大同小异，都是无条件顺从，或沉默不发声之意。

孔子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周武王身边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家得以昌盛；商纣王身边的人都不敢发声，国家最终灭亡。推而论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友朋……都一样，主事者身边没有敢谏的人，于国于家，败亡都是指日可待。

直白如同鸡汤，不用初中文化都能听懂。故此，“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应该是先秦之时早就有的古话，是远古治国经验谈，放之古今四海而皆准。

可惜，正确归正确，两千多年王朝兴替，基本都逃不了“以谔谔之士始，以诺诺之士终”的怪圈。推翻旧王朝时，上下一心，谔谔者得重用；新王朝建立之后，权威开始不能冒犯，渐渐的，诺诺者如鱼得水，谔谔者如履薄冰。套用那句著名的诗来说，便是：“诺诺是诺诺者的通行证，谔谔是谔谔者的墓志铭”。

于是，诺士淘汰谔士，诺诺者越来越多，纵有想挽狂澜之既倒的谔谔之士，如范增，如伍员，如清末力谏“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以及“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而被砍头的袁昶、许景澄，以生命献祭，也无力回天，只能看着他朝着作死的路狂奔，最终把一个国家也带入深渊。

历史，便一次又一次的由愕愕而昌走向诺诺而亡，不可逆转，无间循环。

短短几天之间，一个叫作“K签”的生僻词语火遍大江南北。

所谓“K签”，是中国在今年8月7日才新增的普通签证类别，专门面向“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将于明天（10月1日）正式施行。

这样一个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实际关系，更谈不上利益攸关的签证政策，却在国内舆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事实上，在这个政策公布后的一个多月间，舆情几乎是古井无波，也就是在这几天，突然“爆了”。

就像胡锡进同志说的那样：“K签证还没开始落地执行，很多人的反对声就起来了。”

“K签”真的如社交媒体渲染的那样，会严重影响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大举抢夺国内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吗？

这可能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01

到目前为止，关于“K签”并没有出台细则，只有有关部门在8月中旬发布的一个框架式的“五问五答”。

“五问五答”说得比较空，大概也只有这一句有信息量：

K字签证签发给从境内外知名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领域专业毕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学士学位及以上），或者在上述机构从事相关专业教育、科研工作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不就是国内几乎每个中小学生父母都知道的那个鸡娃名词嘛：STEM。

我反复看了“五问五答”几遍，试图从中读出什么“微言大义”，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社交媒体上，很多高人就解读出了很多盛世危言，比如有人声称“K字签证是可能对国内人才市场、社会结构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移民政策调整”。

按照这些人的解读，中国此次是大幅放低了外国人入华工作的门槛，往小里说，会严重冲击业已卷至天际的就业市场；往大里说，会涌入大量国外低端人口，给国内社会治安和移民管理造成巨大压力。

一个信息量寥寥的K签“五问五答”，竟被社交媒体渲染出了“五胡乱华”的调调，直让人喟叹今夕何夕。

02

K签之所以迅速出圈，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勾连上了国人某种难以言传的民族情绪：印度人来了。

按照网络的传言，据说这几天的印度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的K签证，印度一些大学生都在跃跃欲试。胡锡进也大声疾呼：

拜托中国驻印度使领馆把K签证的印章看紧了，原则上轻易不能给他们的毕业生发K签证。

一时间，很多群众都被印度人大举入华抢工作的前景惊呆了，恐慌情绪与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使得前一段火爆影院的“731部队”也过气了。

网民的“恐印症”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毕竟，就在这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都接连爆出了收紧移民的相关新闻，印度人由于移民体量巨大，也的确成为了主角之一。比如，美国最近收紧的H-1B签证，去年印度人拿到了71%。

但细想一下，这套印度人大举入华的“大棋论”有一个致命bug：印度人为什么要来中国？

印度人现在蜂拥而至的国家，要么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多，比如美国，高科技行业动辄几十万美元的收入；要么是福利好，比如加拿大、新西兰，印度人跑过去生一堆孩子，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生孩子还有牛奶金一类的育儿补贴。

这些，正在兴头上的网友们扪心自问一下：咱们有吗？

说到就业机会，如今连中国大学生找工作都不容易，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印度人凭什么能够找到工作。

中国的一线城市或许工作机会多点。但很多外地大学生在北上广深时，纷纷吐槽当地的高房租高生活费，生活只会更不方便的印度人拿什么去付中国一线城市的房租？

再说福利。这两年很多国家对印度人的经典吐槽就是“到处占便宜”，有些印度人甚至将申请难民作为一条拿身份的捷径。

如果印度大学生真的像中国网友“期待”的那样蜂拥来到中国，他们又有什么福利可以“占”？他们难道可以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生一堆娃，然后靠福利养活自己？

中国的职场卷，教育更卷，在其他国家“占便宜”占得风生水起的印度人又何苦将自己陷入“hard 模式”。

说白了，印度人称霸欧美的优势“英文好、理工科好、能生娃、能吃苦”，在中国一个都不通：英文在中国没用，中国理工科毕业生的数量冠绝全球，中国的生育环境极其一般，中国人也能吃苦。

有人说了，印度媒体最近的确在热炒K签，这难道不能说明他们想来中国吗？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印度媒体的“炒作”。最近欧美都在收紧移民限制，印度媒体渲染“K签”，无非是做戏给欧美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印度媒体和中国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没有提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就算放松了一些工作或入境规定，各种门槛仍然高于那些正在收紧的国家。

就说一点，美国和加拿大的工签不仅附带各种福利，还可以导向拿身份，中国可以吗？

国内网友们，就别跟着印度媒体一起闹了，人家是装糊涂，我们是真糊涂。

03

我们自己的国情和职场是啥样，网友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国内网友们喜欢吐槽996，印度虽然比中国穷，但劳动法只会比我们更严，一言不合就闹罢工，你觉得他们的技术人才可以忍受996吗？

再说网友最恐惧的“国外低端劳动力入华”，这就更不靠谱了。欧美的蓝领收入不错，有些开卡车一类的蓝领工作收入完爆普通白领，中国网友眼中的“低端印度劳动力”到了欧美可是如鱼得水。

中国某些白领工作收入的确不错，但蓝领拿多少钱加多少班，这个真的对“国外低端劳动力”有吸引力吗？

有些网友啊，明明自己的工作干得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平日里各种吐槽，但一说到“K签”，似乎自己的这份工作又成了全球群众羡慕的香馍馍，这算是精神分裂吗？

趁早别跟着那些社交媒体“大V”闹腾了，你们的恐惧就是他们的流量。

俗话说得好：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格。

比如韩国的国格很不一样。

最近韩国爆发多次反华游行，一些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仇视中国，排斥中国游客，他们特意选在中国国庆假期，到首尔中国游客集中出现的区域游行，不仅给中国游客添堵，更是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

你猜这些极右翼反华势力打的是什么口号？那当然是爱国主义，是誓死维护大韩民国利益，是警惕境外反韩势力入侵。他们认为韩国正在被中国“吃掉”，再不反对，国将不国。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显然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在他们自己以及一部分韩国民众看来，他们是韩国真正的爱国者。

那，刚刚批准了中国团队游客免签入境的韩国政府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群打着爱韩国主义旗号，实际上却在破坏韩国经济发展的行为呢？

韩国总统和韩国政府的反应特别耐人寻味。

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日在会议上表态：

1.对这类缺乏文化素养，低劣且损害国格的行为不能放任。

2.必须彻底清除这种对国家利益与形象百害而无一利的自残行为。

3.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消费购物，欢迎还来不及，不应该辱骂、闹事。

很欣慰，虽然韩国不出所料还是那个民粹指数堪称亚洲第一梯队的国家，但韩国总统李在明还是智商在线明事理的。

局势愈演愈烈之际，李在明没有迎合民粹去支持这些反华势力，也没有明哲保身假装看不见，而是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径。

当然，这些参与反华游行的韩国人肯定是不服气的：

我们爱韩国，有罪吗？

这种以爱国为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在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都屡见不鲜。

当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时候，一国政府是应该引导鼓励加油拱火，欣慰于民心可用，还是应该明确反对及时制止，忧虑于反噬自身？

或许这就是一个还能抢救的国家与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的区别。

比如印度政府，遇到这类仇外事件时，一贯是视而不见默许存在或者积极引导煽风点火的。莫迪就不可能出面明确批评一群打着印度爱国主义旗号的混蛋。

两个国家同样面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啊。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极端民族主义这种野火你不赶紧扑灭，到时烧到哪里只怕是你也控制不了的。

蛀虫慌了，下一步会怎么办？

这是经济学家毛振华前段时间的一个公开发言，他说当前退休金太高了，比在岗工资还高，他老家农村的小学教师，在岗的一个月四千多块钱，退休的能拿八九千块钱，“退休制度是要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而不是过很优雅的生活”。这段话引起了很多讨论，一大堆人留言说身边的案例，相当普遍。

但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这么幸福。所以，真正幸福的是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多数企业职工要除外。此处的“体制内”包括国企，国企虽然不属于行政事业单位，但仍然是广义的“体制内”，大家说的“进体制”其实也包括进国企，尤其烟草电力等垄断国企。

再给大家看条视频：

博主说：他的邻居从烟草局退休，退休金14200元，生活补贴1000多，年金2000多，还有年终奖，拿到手将近19000元。他还测算了一下：这样一个人需要30个年轻人交社保才能负担，他活到90岁问题不大，可以领30年，一共领684万。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位老人的同龄人有2900万，今年新生婴儿900万，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不到，22年后，这些新出生的婴儿，他们就要交社保了，你觉得未来会如何呢？

这条视频在抖音上有超过10万点赞和7000多条留言，又有一堆人纷纷留言说身边国企退休的待遇如何如何好。他的具体措辞或可商榷，比如是否需要30个年轻人？能否活到90岁？以及2900万老人中真正负担重的是10%左右的体制内退休人员，但总体而言，他说的事实大体不差，问题也是真问题。

过去一年，这样的网络热点层出不穷，以各种面目出现，我之前简单总结过：

退休收入畸高隔三差五成为社会热点：场景有“加班回家路上我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个案有“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现象有“老年人正在成为上海商场最大金主”，整体有“中国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彭远文，公众号：往事和随想不交钱确实可以领养老金——论中国应该实行普惠养老金的九个理由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点：体制内退休金不能再这么涨下去了！

现行养老制度的起点是按体制内外和城乡之间把人分三六九等，终点则是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差距，过去我已谈过很多，这篇就谈中间的调整机制。

2024年10月养老金并轨改革十年过渡期结束，虽然名义上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实现了制度的统一，但结果看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改革的目的是要缩小体制内外的待遇差距，但现在比十年前更悬殊。

这个图表来自2021年一篇题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会带来新的养老鸿沟吗？》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到，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开始的时候，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金差距已经降到了30%的低点，但改革之后，短短三年时间，迅速攀升到了接近70%。文章统计截止2017年，到现在，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一倍。

我在“中国养老制度的五个常识中”一文中梳理过这些年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增长情况，从2009年到2023年：

体制内月退休金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多元，增长了4000元左右，每年增长285元左右

企业职工月退休金从10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增长了2000元左右，每年增长140元左右

城乡居民（农民）月基础养老金从55元增加到了223元，增长了168元，每年增长12元（超过一半省份低于150元，每年增长6元左右）

体制内养老金增长幅度如此之大，必然导致财政补贴越来越多，根据“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体制内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财政补贴超过了3000元/月，是农民的18倍。

这是我引用最频繁的一个报表，9月4日，财政部发布了2024年的数据，不出所料，资金缺口进一步增大。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5883.20亿元，比预算超支了728.13亿元，其中“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6439.19亿元，比2023年增长了773.46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2024年给农民养老金涨了史上最高的20元/月，1.8亿人一年也就432亿元，而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不声不响就涨了773.46亿元，人均财政补贴增长额是农民的14倍。

企业职工也好不到哪里去，2024年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一共补贴12396.47亿元，1.8亿城乡居民（农民）加上1.2亿企业职工，人数是体制内的13.6倍，财政补贴只多了3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总数15883.20亿元减去在职体制内补贴6563.75亿元，剩下的9319.45亿元基本上都是针对体制内退休人员的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体制内财政补贴虽然超支了728.13亿元，但对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农民）的补贴比预算还少花了292.02亿元，实际只超支了436.11亿元，还是很会过日子的。

报表就说到这里，具体数据大家可以去财政部网站搜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看第八项就行。

言归正传，这里面原因很多，简单的说，就是按比例增长导致的问题：基数越大，涨得越多，差距自然越来越大。退休金一万和两千同样每年涨5%，十年之后差距有多大？这就是“复利”的神奇力量。

而从制度设计的细节来看，基本遵循了“凡事有利于体制内”的原则。比如对于“老人”来说，如果按老办法拿得多，就按老办法来，如果按新的计算方式拿得多，就按新的来，这是最直接的“有利原则”。

还有比较复杂的，比如新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就比之前“更优”。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会带来新的养老鸿沟吗？》一文中的测算，原文引述如下：

“养老金并轨改革之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无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养老金来源于财政补贴，替代率在75%～90%之间。在养老金并轨改革后，当法定退休年龄为女55岁、男60岁时，不同情境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在76.2%～110%之间，其下限与原有体制的替代率基本持平，上限则超过原有替代率水平，由此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差距拉大。”

这是并轨后“新人”分年龄在不同缴费基数条件下的目标替代率的测算：

如图所示，假如60岁退休，缴费基数为1，替代率超过110%；如果65岁退休，替代率更是可以达到惊人的160%左右。

这又是什么概念呢？全世界退休金替代率一般在50%左右，举世闻名的北欧高福利国家也就60%，其中特别高的丹麦冰岛也就80%左右，所以中国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遥遥领先”当之无愧。

所谓“替代率”就是退休收入与在职工资的比率，本来体制内的平均工资就高于企业职工，这么高的替代率，退休后自然更是高于绝大多数在岗职工了。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开头说的退休金高于在岗工资是怎么来的了吧？

这个事情的不正常不需要我说了吧？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养老金替代率都在50%左右？因为不干活的人不应该比干活的人拿得还多，这里有个代际公平的问题，要给年轻人留条活路。

所以这里我也想跟年轻人说：过去我一直在谈农民农民农民，不要以为这跟自己无关，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躲到体制内，体制内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即便现在能躲进去早晚也要出问题……一个不公平的制度伤害的是大多数人，而解决之道只有一个，就是公平公平公平。

何谓公平？就社保制度而言，就是一定要承担起“纠偏”的功能。

“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句话放到现代社会，就是社保制度要弥补自由竞争的不足，制度设计上一定要“劫富济贫”。

这方面有各式各样的制度设计，一个办法是通过普惠养老金的“歧视”政策，比如在加拿大，不用缴费就能领取的老年保障金就设置了收入门槛，高于一定水平要减少，达到了一定金额要归零。澳大利亚更严格，普惠养老金会做严格的收入测试和资产测试，同样会根据收入资产越高而递减直至归零。这方面绝不能“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其中的道理我在《养老金为什么不能“多缴多得”？》中有详细论述。

再举个例子，即便最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在养老金制度上也有类似设计，通过分段累进替代率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简单的说，以一个人过去35年最高收入作为标准化工资水平，低于一定水平乘以替代率90%，中间值32%，高于一定水平替代率只有15%——你把个税门槛倒过来就能理解了。我用ChatGPT算了一下，年薪3万美元的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58%，投资收益率2.7倍；而年薪15万美元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29%，投资收益率1.35倍。也就是说，有钱人虽然缴的养老保险费多，但实际到手的退休金不成正比，制度设计导向的最终结果是：收入越高的替代率越低，收入越低的替代率越高。

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最终结果是：收入最高的体制内（含国企）替代率最高，达80%～100%甚至更高；创造财富最多但收入一般的企业职工替代率40%～50%；收入最低的农民（平均收入不足城里人一半）替代率只有10%左右。那么，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会导向这样一个结果？此处请自行思考。

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重点看加粗字体：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三条  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公众号：陈旗社保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全文

我认为，社保法的立法宗旨是对的，只不过十多年下来走偏了，该走回正道了。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实行普惠养老金制度，不求劫富济贫，但求补贴均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亦是正道。

话费套餐升级、宽带安装、积分兑换、升级5G送手机……这样的营销电话，接的人烦，打的人也烦，但又不能不拨。

张欣曾是浙江一家联通营业厅的业务员，2025年7月辞职了。在工作的两年里，她几乎每个月要打500通左右的营销电话，如果完不成，月底考核会被通报批评。

每个月，数字都在追着她：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3个“139PRO”。没有完成，就会罚款。

她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的一张工资单显示，有一个月没完成携号转网的任务，被罚款近2000元，而她月均到手工资也不过就两三千元。

在移动、联通、电信，数十万名“张欣”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电话营销网。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电信服务投诉量比上年增长99.1%，不正当营销是主要投诉内容之一。

运营商们也表态要改。2025年8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后发文，各自确定官方唯一的外呼营销号码，分别为：10085、10016、10001。

这被很多人视为运营商整治电话营销的里程碑时刻。那么，它能根治顽疾吗？

“每天都要破0”

一位中国联通用户在8月有三次情绪爆发。4日，他在黑猫投诉上，投诉一个以“053”开头的营销号码，明确要求：别再打电话了。投诉还没处理完，电话又来了。

21日，他第三次投诉：“说的加入白名单，不会再推销，结果依旧骚扰客户。”

中国移动的一位用户也在8月9日写下500字帖文，控诉几个月来，多次明确拒绝后，每天仍会接到运营商的两三次营销电话。电话总在他工作或休息时拨入。他认为，自己作为付费用户，有权享受清净的通信环境。

电话的另一端，拨打者，也觉得困扰。

小红书的帖子里记录着一位外呼人的无奈。9月8日，她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时长要求。她要尽可能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超过30秒，才能记入总时长。

外呼人员，通常来自承接了运营商业务的第三方外呼公司，专门帮客户打营销电话。

陈浩文是一家外呼公司的创始人，2023年之前一直做外呼业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90%的客户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

外呼的号码从哪里来？他透露，主要看承包的运营商级别。省公司可能会直接开放外呼系统权限，若是级别更低的部门，大概率通过微信或其他联系方式。

在2021年中国电信（601728.SH）回归A股上市的招股书中，梳理过这个结构：公司的自有渠道，包括营业厅和业务外包厅；社会渠道，指公司授权，渠道商开的线下门店。2021年，电信有超过20万家门店，自有渠道2万家、社会渠道17万家。

中国移动（600941.SH）2021年招股书显示的架构与此类似，但没有写明数量，只说有近33万家实体渠道。包括客户经理、网格经理在内，有超过10万人的销售团队。

陈浩文说，运营商的外呼网络也复杂。很多营业厅网点的电话营销业务，可能是1包、2包，甚至3包、4包。最基层网点的合作，也不需要招投标。有的可能是，一些个人向网点经理自荐，小区周边人头熟，就可以做电销，从中提成。

作为外呼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把运营商发来的号码全打完。号码的拨打次数、接通率都是重要指标。客户意向也很重要，如果说了“是的”“好的”，相关业务就会被转给运营商的业务员。

不过，即便办理了业务，考核也没结束。未来用户可能的撤销也被考虑在内。他们会事先约定好每100个用户的撤销率，如果3个月内超过10％，结算时会进行相应扣除。

陈浩文说，各级运营商都有很多外呼供应商，运营商会根据业务完成的情况和质量给这些公司评级。达不到指标，评级就会下降。那些高质量的数据——经过多轮电话营销筛选出来的，被贴上“消费能力（高）”“好说服”标签的客户，就会流向A级供应商。

营销电话，不仅外呼公司在打，运营商营业厅里的业务员也在打。

曾在联通营业厅工作过的张欣列举，自己每个月要完成新办60张电话卡、8个携号转网、15条宽带，还有3个“139PRO”——一个月资费139元，包含宽带、机顶盒、摄像头，还送一台手机，这个指标少一个，就要被扣400元左右。

“如果用户办完手机卡，用了不满半年就不用了，后续也得扣。这张卡相当于白开了。”张欣说。

通过公司内部软件，她可以看到同一个分公司下属的附近几家营业厅办理过手机卡的客户。看到详细信息，可以针对性营销。如果显示是单卡用户，就去营销开通宽带；流量不够用，推荐加流量包；已有300兆宽带，就升级千兆。

“都是做样子，很少有要办理的。我真希望用户直接挂。反正我打了，领导也不说啥了。”

张欣说，投诉处理群里，每天都有各种投诉，领导说“安抚赔偿点就可以了”。“（业务量）每天都要破0”才最重要。“有的人试用期还没完，就被指标吓跑了。”

冯玉洁2024年来到联通工作，此前在移动营业厅。她观察到，移动更注重电话营销，能发展的业务也更多，联通基本上紧盯宽带。

在联通，她是和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的外包人员，但被统一管理。如果公司要求某个月完成10条宽带，落到营业厅，数字也是如此。

“移动不一样。”她解释，移动有很多营业厅是包给第三方的，自负盈亏，员工也归第三方管。移动的要求可能是5条宽带、10个手机终端合约。但第三方觉得20条、50个才挣钱，员工收到的指令就是后者。

在第三方，业绩不达标，惩罚手段也“很羞辱人”， 冯玉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会对员工“体罚”：深蹲、跑步、跳绳、转呼啦圈。

“习惯了每天的固定节目是下班了开始找个角落自拍。”一个是自拍深蹲，一个是自拍念营销内容，一天得拍两次。每周完成不了微信添加数量的，要额外深蹲30下。“真的很好笑，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下意识还是录了视频。”

每个月完成不了任务的，拉出去跑步。店长也不好过，业务员任务没完成，意味着她没尽责督促，也会被“罚”：“转呼啦圈，不会的，跳绳也行”。

通信业专家付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通信电话营销上，第三方公司最有积极性，他们的收入和业绩直接挂钩。

有的第三方甚至会私自把用户信息卖给别的运营商。号码几经流转后，一个用户可能至少面临两三波不同的电话营销。

一位小红书用户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中旬，一周内接到三个携号转网的电话。她气不过，向第三个电话发火，“为什么没完没了打电话”。对方也很委屈，“我之前没打过你的电话”。

她感叹：“遍地都是电话销售。拿着相同的名单，换不同的牛马，打相同的电话。”

一位外呼人员一天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依然没有达到要求。她还得把每通电话撑到30秒。（农健 / 图）

“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戴着数字指标的紧箍，营销也滋生出更多灰色手段。

陈浩文形容，为了推销，很多时候是“啥都没讲清”。

“您好，您是某某某吗？”——接通后的第一句，验证是否本人。此后通话中，只要能让对方说出“是的”“好的”，就代表完成了业务确认。对外呼公司来说，就是一单业绩。

推销的业务，包括短信、彩信，流量套餐更换、升级，携号转网，以及保证几年内不变号，就送一部手机。

网上有大量关于这类业务的“避雷帖”“维权帖”。不仅是营销打扰，送手机背后也藏着诸多套路。

比如，每月要有保底消费，合约期两年、三年的都有。一旦违约，可能要付出比手机价格更贵的违约金。有人发现，家里长辈在拿到手机后，还被开通了花呗、网贷的分期贷款。

“基本是轰炸老年人，他们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陈浩文说，“不能小看这些几十元一个月的业务，数量大了，收入惊人。”

还有积分兑换。陈浩文解释，他们通常会以积分兑换来联系消费者，兑换酒、电器等商品，“其实没啥优惠”。每卖出去一笔，运营商也要从中抽成。

不过，外呼公司经常不被看作“自己人”。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江苏联通某区县分管领导李静用“我们自有人员”和“他们”来区分两者。

李静介绍，运营商的外呼，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人员”，通过统一的营销号码外呼，这些人大多是外包员工，但也归运营商管理；另一类是外呼公司。

“对‘他们’，我们深恶痛绝。”她把被投诉的风险，归因于“他们”在电话中会出现对业务介绍不完全对的问题。“用户即便在‘他们’那里办理的业务，如果宽带属地是我们片区，还是由我们后续维系，我们说的可能和‘他们’不一致，又会引发用户的不信任。”

“他们”也往往是在与客户发生纠纷时，运营商推卸责任的理由。

南方周末此前报道（详见2025年7月2日报道《起诉推销来电》），2020年，山东女律师孙千和，因频繁接到推销电话，起诉移动滨州分公司的故事。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辩称，来电号码均非移动公司号码，否认与推销行为有关。但法院认为，营销人员自称是移动公司工作人员，推销的也是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套餐升级、加包月流量等内容。通话后，移动也发送了相应的验证码。最终判孙千和胜诉。

事实上，李静所谓的“不完全对”，就一线业务员的经历来看，也是有意为之。冯玉洁工作的营业厅，属于移动承包给第三方的，她说，“电话营销的口径是设计好的”。

“您用的是59元的套餐，5G流量，现在能零差价升级5G套餐，收费依然是59元，但有30G流量，给您办理好吗？”用户同意后，业务员会补一句，“优惠期一年，一年到期后恢复原价”。

“乍一听是不是以为一年后恢复原套餐？”她说，但并不是。

从同意的那一刻起，套餐已经变成了139元30G。第一年每个月确实可以减免80元，费用59元。但一年后恢复的原价，是新套餐的原价。

这还没完。推销电话可能又会在套餐到期的那个月响起。

“您保持现在的套餐，继续使用三年，可以送一台手机。”冯玉洁说，有人觉得，反正是一直用的59元套餐，还免费得一个手机，于是同意，但用户可能完全不知道，在用的套餐已经是139元。“没有欺骗，只是一些话不说清楚。”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5月发布了“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其中一条就是“规范营销推广行为”，要求电信业务推介做到全面准确，关键内容显著提示，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

“累是真的很累”

采访中，一位曾担任联通某市一运营中心负责人几次纠正南方周末记者对于“电话营销”的表述。她强调，这叫“维系”“服务”。

她承认，确实会推荐一些增值业务套餐，但出发点一定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增加少量费用的基础上，节省更多花费。原则是“尽可能少打扰用户”，并且通话都有录音，内部也检查话术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误导用户的现象。

但为什么人们仍感觉被打扰？它们真的如此被动吗？

在运营商官网上，可以看到各地分公司发布的招募渠道合作商的公告，需求多围绕着“销售和服务”展开。

“上面有一个大目标，落到基层不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肯定要精确到具体的动作。”作为区县公司的分管领导，李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动作被分解成数字指标，一层层再分解下去，落地时可能变形。

对于前文张欣要完成的业绩指标，李静觉得“只能说是‘不多不少’”。她所在的区县，一些外呼数据，也是上级单位下派的，落到具体员工的头上，每天也有二三十个。

接受采访这天是周六，前一天晚上，她凌晨1点到家，早上7点又被业务电话叫醒。“累是真的很累。业绩压力非常大，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运营商这么爱打电话推销？

前述负责人说，就进行服务而言，电话最便捷。上门服务，拜访三个用户，可能一天就过去了，但一个业务员一天能打几十个电话。

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马继华今年6月发表文章分析，电话营销的底层逻辑在于“精准”。

用户信息库中积累的套餐偏好、流量使用等数据，能让外呼团队将“19元升级5G流量包”“宽带免费提速”等话术精准匹配用户画像，转化率是传统广告的3-5倍。

文章提到，某地2023年新增宽带用户中的35%来自电话营销转化。

在马继华看来，层层衰减的管控机制，使电话营销就像高速行驶却刹车失灵的汽车，企业知道风险所在，却难以在业绩压力下踩刹车。

抢夺0.8%

目前，全国14亿人口，移动电话的用户数已达18.19亿户。

此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2025年8月末，全国有移动互联网用户16.0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12.39亿个。

前8个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1.18万亿元，同比增长0.8%。2024年的全年增速是3.2%。

具体来看三大运营商的半年度财报。中国移动（0941.HK/600941.SH）上半年家庭宽带客户净增623万户。移动客户净增56万户，相比2024年上半年926万的净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

中国联通（0762.HK/600050.SH）移动和宽带加起来的用户净增数超过1100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5%和5.1%，但增幅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

中国电信（0728.HK/601728.SH）宽带用户净增116万户，移动用户净增819万户。营收同比增长1.3%，与去年同期的2.8%相比，同样腰斩。

可以看到，三家生意都不好做。在全国增量见顶的情况下，蛋糕难再做大，只好彼此争抢。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他特别提到了携号转网业务。这一业务本是为了改善服务、赋予客户选择权，却演变成了恶性竞争手段。不合规、不正当竞争也多出现在携号转网上。

携号转网，就是换运营商，手机号可以不变。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三大运营商竞争的缩影。

根据《通信产业报》2022年的报道，2019年11月，携号转网在全国推出，此后逐渐“变味”。有部分业务员甚至会“代客投诉、申请、转网”。报道认为，本质是行业的内耗。

该文提到，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共有5700万用户携号转网，但对行业整体用户增量贡献为零，而携转业务工单量超过1.14亿次。工单背后的人力、物力、管理等支出，是一本可见但难以计算的成本账。

一位工作了14年的移动老员工周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天都得有量。工资越来越少，绩效占比越来越高。”

每个月，周慧要完成19条宽带、15个全屋Wi-Fi，其中“携号转网的考核依然超级重”。

本文开头，张欣就是因为有一个月没有完成携号转网的指标，被扣罚近两千元。她甚至会提前找亲戚朋友帮忙，开好移动或电信的号码。指标不够，就去找他们办携号转网。

对外比，对内也比。冯玉洁最近就在早出晚归地参加公司的“大兵团训战”。

几个县的分公司聚集在一起，被拉到一个群里，分小队比拼。有一晚，直到21点，她还在乡村摆摊，看谁家没关门，就去推销宽带。

有专人会在群里实时更新竞赛数据，“A区10条，C区为什么只有5条，你连人家汽车尾气都吃不到……”冯玉洁形容，那种氛围，像传销。

王文志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电信某市分公司工作。年底冲业绩，他也会被派往乡镇支援。以送米、送油为优惠，打电话邀请附近客户到线下营业厅充话费。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只有来到线下交的话费，才算是营业厅的收入，才能层层汇总，成为上级分公司当年的业绩。如果用户在App上交了话费，就会被算成别的渠道收入。

“省公司对分公司的考核，不是今年赚了多少钱、净利润多少，而是收入有多少。所以就会拿米、拿油换收入，有时也会把本来要发给员工的钱，换算成企业收入。”

统一号码之后

2025年3月，新华社发文揭露通信营销电话藏了多少“坑”。

不久，三大运营商相继发文，表示对问题高度重视，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将迅速整治，全面规范电话营销行为。

5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十件实事”发布，其中两件都是关于营销电话治理的。除了规范营销行为，还有推广“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要求依据用户登记意愿提供营销电话、短信个性化防护。

8月1日，三家运营商发文，确定各自官方唯一外呼营销号码。并要求，如果用户明确拒绝电话营销的业务，就不能再继续呼叫。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运营商将营销电话剥离出来，让用户可以对来电有更明确的预期，有利于双方沟通。

但运营商治理电话营销存在天然的矛盾。盘和林说，运营商一边面临电话营销合规的要求，另一边有盈利压力，不可能自我完全切割电话营销业务。这也是过去很多年，电话营销治理并不彻底的原因所在。

陈浩文对于“统一号码”的落地并不看好。“各级公司、下属网点的合作方式太多了。想统一，我都不知道它从哪个级别开始。”

在他看来，统一营销电话、治理外呼的关键在于，运营商内部能否做到所有业务的合作都只走集团公司，而不走自营网点或合作网点。

如今，统一营销号码的举措已过去一个多月，效果如何？

冯玉洁说，公司发了通知，如果打电话，要在系统设置成官方的外呼号码。

周慧也说，最近对外呼的管理确实很严，不允许他们用私人号码打给客户。

“但这对完成业务，相当不方便。”她解释，有些业务不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但官方规定的号码无法回拨，用户并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电话推介业务，后续办理就很难进行下去。而指标依然悬在头上。

张欣介绍，通过公司的“网格数字化”App，可以实现统一外呼，号码显示为10016。不过，作为官方号码，接通率不高，业务员们更倾向于用个人手机或营业厅的座机打。

关于治理成效，过去两周，南方周末记者给三大运营商的官方邮箱两次发送邮件，多次拨打公开的联系电话，均未收到回复。

不过，就现实来看，频繁的电话推销并没有成为过去。

9月16日，小红书有网友发帖：不是统一外呼营销号码了吗？为什么一周内还是接到好几个私人号码打来电话推销套餐？一问工号是多少，就挂断了。

这条帖子下，汇集着很多一线业务员的心声——“求求投诉吧，好讨厌打电话。”四川一个营业厅的业务员解释，“公司明着说不能外呼，但还是催指标，厅里没办法，让我们用其他号码，不要用工号卡外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欣、陈浩文、冯玉洁、李静、周慧、王文志为化名。）

我们曾深信不疑的童年公主童话，其“毒性”究竟是在何时悄然渗入意识的？

是当白雪公主逃离继母的嫉妒，却仅凭符合父权分工的家务技能在七个小矮人处栖身，最终被动等待陌生王子的吻来“救赎”？

是当小美人鱼甘愿被剥夺歌喉、承受步步刀割之痛，只为换取人类双腿单向追逐一面之缘的王子，最终自我消解为泡沫？

是当睡美人因触碰象征性别规训的纺锤，沦为百年无意识躯壳，其存在价值归零，唯一意义是成为王子“值得吻醒”的客体？

还是当灰姑娘在系统性压迫中挣扎，救赎之路竟是魔法强化的美貌，让王子以物化符号将她选中，步入被定义的幸福婚姻？

1950年迪士尼动画《仙履奇缘》

日本性别研究学者若桑绿在《扔掉水晶鞋》中犀利指出：此类故事构建了年轻美貌至上主义与老年女性污名化的二元对立（如白雪公主VS恶毒继母），其评判标准实为男性凝视的具象化——女巫魔镜即男性目光的隐喻。她更强调，《灰姑娘》与《白雪公主》共享着同一逻辑，它们都将女性苦难归因于“恶女”，将救赎权垄断于男性手中。

童话和神话一样都是能够快速解释民族深层心理的关键。在媒介选择相对匮乏的21世纪初，也就是迪士尼童话鼎盛时期，这类单一化、浸透着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故事模板，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力，塑造了数代人对性别角色与幸福范式的狭隘想象。它们提供的“解药”，本身可能就是慢性毒药。

那么，在经历了“MeToo”运动洗礼、性别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创作者们如何重新审视这些沉淀着时代尘埃的公主故事？她们又是如何将这些既熟悉又充满“毒性”的素材，锻造成批判的武器或重构的基石，以回应我们对平等与多元的深切呼唤？

*触发警告：本篇内容会涉及有关女性身体伤害的描写，有可能会引起创伤反应，请在自己状态良好、做好准备的前提下阅读，如果感到任何不适，也请及时退出阅读。

文｜怪兽

编辑｜Sharon

从配角到主体：解构童话中的性别政治

《丑陋的继姐》不是第一部对《灰姑娘》进行解构的影片。

在它之前，2021年“卡妹”卡梅拉版的《灰姑娘》就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作为一部具有现代性和女权主义的新式公主电影，本片中的灰姑娘不再深陷于浪漫爱意识形态的魔咒之中，她机灵勇敢、挑战权威，并专注于自己的裁缝事业。与此同时，王子也意识到了父权制对男性的压迫，他勇敢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当王子不愿继承王位时，解决方案并非寻找另一个男性继承人。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女性角色——王子的妹妹格温公主被引入。她智慧、果决，对治国充满抱负。影片让她凭借自身能力，直面并最终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名正言顺地成为王位继承人。这彻底颠覆了“王位必须由男性继承”的古老设定。

我特别喜欢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当“教母”用魔法帮灰姑娘换装后，灰姑娘表示：

“好漂亮的水晶鞋，但你能把它弄得舒服点吗？”

“不能，女人的鞋就是这样的，魔法也是有极限的。”

 一句诙谐的吐槽既增添了灰姑娘的主体性，她开始逃离“他者”的既定命运，又揭示了女性身体长期作为文化符号的困境。

《丑陋的继姐》

那么《丑陋的继姐》又是如何颠覆这个老旧的童话故事的呢？

影片视角移向了原故事中最常被忽视的角色：继姐艾尔维拉。她与灰姑娘怀抱同样的愿望，为了参加舞会嫁给王子，她参加名媛培训班，定制漂亮的裙子，进行身材管理。可当艾尔维拉在课堂上被老师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时，她第一次意识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丑陋的、是不够格的，是属于最后一排的。影片便在此刻最后一排的艾尔维拉与第一排的灰姑娘的对峙中，浓缩了当代社会对女性美貌竞争的残酷寓言。

灰姑娘的奇迹只在午夜之前，而艾尔维拉的挣扎却是所有普通女性的真实写照。她们被迫将美貌视为获取认可的“战争筹码”，互相攀比，却无从逃离。通过将视角聚焦到艾尔维拉身上，我们得以窥见普通女性如何被裹挟进一场又一场争夺美貌的战争之中。

与艾尔维拉相对的，是还未成年的艾勒玛。这又是一个不同于原版故事的人物改编，本该是继姐之一的艾勒玛在影片中年纪小于艾尔维拉和灰姑娘，没有进入社交场资格的她得以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艾尔维拉和灰姑娘两人的“美貌战争”。

年幼的艾勒玛为我们注入了一股现代的、带着“初潮觉醒”意味的观察者视角。艾勒玛既是姐姐艾尔维拉的陪伴者，也是观众的替身。她默默见证这场“美貌战争”，最终带领姐姐骑马走向充满迷雾的森林，用一双稚嫩却坚定的双手，以隐喻的形式帮助艾尔维拉脱离肉体与制度的双重桎梏，进而走向未知的女性乌托邦。

电影的这一改编，不仅在人物年龄和身份上做出了巧妙调整，更在故事结构中植入了批判与希望的双重张力。艾尔维拉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在竞争中被异化，身心俱疲；艾勒玛则预示着下一代女性，对美貌神话的质疑与超脱。二者的交织，令这则古老童话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与情感能量。我们看到，在血色与鲜活之间，被围困的个体开始觉醒，她们的挣扎，也预示着现代女性共同书写新叙事的可能性。

血肉刑具：美貌神话的身体规训史

为了成为王子的妻子，艾尔维拉听从母亲的建议，进行了整容手术，从削鼻到种植下睫毛，影片借身体恐怖类型的痛感渲染，使观众体验到与另一部影片《某种物质》同源的窒息感：父权审美本质是施加于血肉的酷刑。在这种痛苦中，我们感受到了父权审美对女性的残酷迫害，美丽成为了一种刑具，迫使她们以肉身为代价去满足社会设定的高标准。

这种自毁式的“美丽”实践根植于历史性的暴力。在维多利亚时代，医学将怀孕和更年期视为疾病，把月经归为慢性紊乱，把分娩当作外科手术，甚至以阴蒂切除术治疗所谓的“歇斯底里”。设想如果今天有人宣称月经、性欲、子宫都是病症，那种荒谬与残酷多么不言而喻。

为什么过程如此痛苦也要自愿走上手术台？因为在于整形手术不仅满足了女性对美貌的渴求，更强化了她们对“美丽神话”的依赖。正如记者杰里米·威尔·奥尔德森在《自我》杂志中提到的那样，全球每年超过一百万例乳房整形手术，为行业带来了数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一切都深植于女性对被预设角色的顺从之中。

《丑陋的继姐》

除了制度性的规训，为何整形手术会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需要回到一个被我们忽略的角色上来，他是影片中帮艾尔维拉进行面部手术的男医生，也是《某种物质》里那个提供药水的神秘人。

整形市场的兴盛绝非偶然，它依赖于一个由整形机构、贷款公司和时尚媒体组成的庞大生态。这些机构不断向女性兜售“新一代”医美方案，让她们在对外貌的不安全感中循环消费，从而永远无法真正摆脱自我憎恨。

《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中提到了性工作者无法彻底脱离色情行业的原因：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她们是金钱流转的媒介。性工作者的上游是成千上万的整形机构和贷款公司，他们“圈养”着这些依靠外貌谋生的人，源源不断兜售新的产品，以获取“不竭”的利润。而对于性工作者而言，他们必须不断购买最新的医美服务，视为一种对自己的投资。

据相关行业研究报告统计：2024年，全球整容手术市场规模的价值为569.4亿美元。预计该市场将从2025年的591.3亿美元增长到2032年的767.7亿美元，在预测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3.8%。

然而整形市场本身是虚构的，从业者的收入依赖于扭曲女性的自我感知与增加女性的自我憎恨。从上世纪《时尚芭莎》等杂志公然在版面中刊登肯定整容手术的广告，到今天医美旅游成为韩国旅游的一种分类，我们在批判个体“服美役”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其行为背后的宏观运作机制，因为不是我们想美，而是社会需要我们美。

更可怖的是，这条路径永无终点。当艾尔维拉以为自己已经足够美丽，却仍被不断提高的审美标准拒之门外时，影片又将她引入更深的怪圈——绦虫减肥法。

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美丽指南”，鲍尔斯（S.D Powers）的书《丑女孩》（The Ugly-Girl Papers）中提到：“绦虫减肥法备受青睐。”

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信吞服含有绦虫卵的“药片”能让身体将摄入的营养转交给寄生虫，让女性轻松保持骨感身材；可真实的后果却是肠梗阻、营养不良，甚至寄生虫幼虫穿透肠壁，在大脑和脊髓中形成致命囊肿。

《丑陋的继姐》

尽管这个方法备受质疑，但绦虫减肥法依旧以其可怕的虐体想象，成为一些恐怖类影视作品用以反讽的内容载体。比如在《美国恐怖故事集》第三季中，就以绦虫减肥法为主题讲述了一个讽刺故事：在时尚行业打拼的模特不断被严格的身体标准压迫，继而选择服下绦虫药片快速瘦身，不断吸收营养、不断长大的绦虫最终从模特的阴道中流出，张着大口袭向了模特，以婴儿诞生的姿态象征反噬的到来。

从《美国恐怖故事》的血腥演绎到《丑陋的继姐》里艾勒玛从艾尔维拉下体扯出一节节绦虫的骇人场景，都让观众在惊魂未定中，深刻体会到“瘦”如何变成了对女性血肉最残忍的压迫。

人们讨厌肥胖，这种厌恶已经成为了一种默契的社会共识，它不仅针对肥胖的女孩，甚至还会针对肥胖女性周遭的男人。在《不缩水女士》中，作者凯特·曼恩针对“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一个具体情节进行了批判。在四部曲最后一本《最后的孩子》中，女主莱农目睹了尼诺和仆人的偷情，并表示那个胖女人和瘦弱的尼诺的交媾场面让她感到无比恶心。对此，凯特·曼恩分析到：“性肥胖恐惧症之所以能不断赓续，女孩和女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她们不仅将其内化，还蓄意将其武器化，以管制其他女孩和女人，并凌驾于她们之上。”

那么，为何女性必须殚精竭虑地保持半饥饿的状态？为何“瘦即美”成为跨世纪的审美铁律？

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在《禁食女孩：神经性厌食症作为一种疾病出现》中指出，厌食症患者的数量占美国女孩与成年女性的5%-10%。似乎，瘦已经成为了当代女孩完美身体的唯一形态。

可奇怪的是，直到75年前，在西方男性艺术传统中，女性天生的丰满还是她们的美貌；而对女性裸体的表现则沉溺于女性丰饶的生育能力。性感脂肪的不同分布方式是根据时尚而被强调的——15世纪到17世纪是宽大而成熟的腹部，19世纪早期是圆润的脸和肩膀，直到20世纪才日渐大方地描绘了带酒窝的臀部和大腿，在女性解放被纳人法律以前，从来没有对女性体态（female state）的全盘否定时尚。[1]

并且在17世纪，推崇瘦身的观念在某些圈子里初现端倪。但那时候人们的想法是男性才应该保持纤细的体态，而不是女性，因为纤细的体态是男性理性思维的外在显现。

《丑陋的继姐》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答案要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女权革命与经济解放。1965年口服避孕药的普及让女性首次从母职的捆绑中获得自由，超模崔姬以纤细身姿象征着对传统丰腴审美的反叛，苗条遂被赋予了独立与力量的象征。然而，她们在反抗母职束缚的同时，也无意间被父权体系利用，使得“娇小”“无害”成为新的理想女性形态。在父权制经济的默许下，这场审美的转向由女性运动、经济自由及生育自由混合导致。

正如意大利女性主义者毛拉·甘奇塔诺所言：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落入了这个陷阱。它的闪光点是质疑了所有的社会结构，但最后局限于白皮肤、瘦削和自然美的身体。女性终于可以做自己了，但“做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由空间。[2]

回到本片，在《丑陋的继姐》里，身体规训的严酷和美貌神话的残酷被集中放大。它不仅让我们看见单个女性为符合标准所付出的血肉代价，也照出一个资本与权力合谋塑造的全球审美机器。在这样的结构图景中，身体既是被奴役的战场，也是女性觉醒的起点。

欲望的暗面：被消声的女性性意识

在性方面，《丑陋的继姐》同样毫不避讳。顺着艾尔维拉的视线，在小山坡上我们看到了王子暴露在外的臀部，在夜晚漆黑的马房我们看到一根硬挺的阳具和一段禁忌的性爱行为。

裸露的人换成男人，究竟是所谓的“女性凝视”，还是对男性权力的另一种崇拜？在凝视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这种观看是否反而强化了“菲勒斯中心主义”（即以男性阳具及其象征意义为中心来建构语言、文化、价值和权力体系的观念），而非真正解构？

本文的重点绝非想讨论“女性凝视”目前的争论，更想深入到这两段大尺度镜头背后的性欲发生机制。

影片中这些镜头绝非简单的性别反转——当男性身体成为被观看的客体，暴露的恰是女性欲望在文化系统中的结构性缺席。

女性的观看本质是认知性而非占有欲，是对真相的渴求，是对被异化现实的祛魅。

正如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40周年回顾会议上所说：“女性凝视并不是男性凝视的镜像调转。因此，我转向另一个思路，向神话、民间故事和女性侦探致敬，将女性的观察方式与好奇心联系起来——对知识的渴望、对用心灵之眼去看的渴望。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别化，是对凝视中的欲望元素的压抑。另一方面，好奇心提供了一个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去反思、解读，通过陌生化的视角去看待已然被陌生化的事物。”

《丑陋的继姐》

回顾我们的文化生产，会发现女性性意识的文化倒置开始得很早，男性本身却将性欲的产生视作理所当然。

从高雅文化到低俗文化，独立的男性欲望都得到了呈现，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到向听众说的黄色笑话。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男孩的性欲望。但年轻女性自身之中的性觉醒的场景并不存在，除了在为男性偷窥狂所提供的模拟场景里。[3]（注：以上列举的人名都是著名的男性作家或经济学家。作者娜奥米·沃尔沃指在阐述一种围绕男性建构出的公共话语空间。）

我们通过影视媒介，在校园片里看到的是啦啦队女孩们上下抖动的胸脯和姣好的面庞，在特工片里看到的是穿着开叉长裙、脚踩高跟的S型身材美女，在警探片看到的是身穿睡裙主动勾引人的邻家女孩……整个主流文化中，书籍、音乐、影视，所有的媒介都在宣泄着男孩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学到的不是对他人的欲望，而是被渴望的欲望。

女孩的欲望是不在场的，不仅是被视为禁忌的自慰，更是女性对于他者的欲望。在强制异性恋这个框架下，男性身体从未以唤起女性欲望的方式被再现，更没有成为一种女孩圈内的社交谈资。

于是，当艾尔维拉目睹马夫阳具时，镜头给予了以往同样的慢镜头展示，宣告着男性身体作为欲望符号的诞生。艾尔维拉的窥视并非欲望宣泄，而是对欲望机制本身的质询。当镜头定格于男性身体时，画面传递的并非快感，而是困惑。

这一点和被誉为“女性凝视”代表之作的剧集《我爱迪克》共享同一表达基因。剧中的女主角克丽丝，将欲望对象转化为学术研究对象，以情书为载体，用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解构欲望的生产机制。回到本片，艾尔维拉带着质疑和不解目睹马夫勃起阳具时的慢镜头，瞬间把这个被神化的男性符号拉回到冰冷的肉体现实——它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体部位。

当男性身体沦为被观看的客体，暴露的恰是文化系统中那个巨大的沉默黑洞，原来女性从未被允许建立主体性的欲望语言。

《丑陋的继姐》

最后。

历史从不记录公主的叹息，正如童话永远终止于婚礼的钟声。

灰姑娘在嫁给王子后过上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却从来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开心。毕竟，那“从此幸福快乐”的结局，不过是父权叙事为女性编织的又一层遮羞布，她被许诺了王子的宠爱，却不得不放弃自我，进入一个同样由他者裁定价值的牢笼。

在《丑陋的继姐》中，这层童话幻象被撕得支离破碎。灰姑娘的完美金童玉女并非唯一可能，而后台旁观的艾尔维拉与艾勒玛，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凡我”。

在这个不断被“重启”“翻拍”的童话时代，创作者们有责任不再满足于华丽的舞会与魔法水晶鞋，而应深入探询一些更加重要的议题。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对身体的温柔照料，是对欲望的勇敢表达，还是对他者期待的适时反叛？

今天，我们或许急迫需要看见新的童话叙事，进而能够穿越回童年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份理解世界的全新框架。

譬如，《她来劈开这山》就是写给女孩子的童话故事，不但解构了旧的童话——

丑小鸭不再羡慕白天鹅，而为自己的“鸭鸭湖”感到骄傲；美杜莎的能力不再对所有人生效，而变成了对“不轨目光的惩戒”；豌豆公主不再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开启了一场新的游戏；白蛇不再对救命恩人以身相许，因为救命恩人是个女孩；被困人间的仙女不再需要羽衣，因为她自己本来就会飞……

还创造关于女性主体性的新故事——

关于母职，它说：“母亲跑得远，女儿才能跑的远”。

关于美，它说：“可爱的小女孩，世上并没有针对你的考卷”。

关于衰老，它说：“谢谢你，我的挚友。这重返青春的阴谋，让我明白年级带给我的阅历和威望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好像，那些有毒的童话故事真的开始破碎了。

当小女孩们读着会飞的仙女与自豪的丑小鸭入睡，她们的梦境将成为孵化未来性别政治的培养皿。

当大女孩们看着恐怖电影开始将童年的公主故事作为载体，我们完成了一次对陈旧叙事的集体疗愈，一场用清醒目光完成的叙事起义。

未来，童话不再只是王子与公主的浪漫结局，而是所有女孩共同书写的、关于身体、欲望与幸福的新的神话。

[1] 娜奥米·沃尔夫. 美貌的神话 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05. [2] 毛拉·甘奇塔诺（Maura Gancitano）,张亦非. 服美役 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03. [3] 娜奥米·沃尔夫. 美貌的神话 美的幻象如何束缚女性[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05.

实话说不得

在众多体育运动中，毫无争议起源于中国，并且自有国际比赛以来一直由中国选手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项目，有且只有一个：

象棋，也称为中国象棋。

自从象棋界最高规格赛事世界象棋锦标赛创立以来，36年时间，18届赛事，所有项目，无论男女、个人团体、快棋慢棋，均由中国选手获得金牌，无一旁落。

除非，是中国象棋界自己找死。

象棋的规则由中国制定，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象棋玩家与职业选手，最完善的象棋青训与职业比赛体系，所以，中国统治象棋项目是毫无疑问、绝无意外的。

直到2025年，第19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男子组标准棋比赛中，越南选手赖理兄战胜中国选手尹昇夺得男子个人冠军，终结了中国象棋保持36年包揽所有金牌的历史。

夺得金牌的越南选手甚至没有准备国旗

国耻，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场失败。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向来反对用民族主义绑架体育比赛，竞技体育有输有赢，实属兵家常事。中国选手赢了，我们欢呼喝彩，输了，也报以理解安慰，没必要扯上国家民族这些宏大概念。

但是这场象棋比赛的失败不一样。

中国选手尹昇苦战失利是技不如人，但作为刚刚20岁的年轻棋手，能杀入象棋世锦赛决赛，他虽败犹荣，我们不能怪他。

真正耻辱的，是中国象棋界，这个从上到下烂透了的名利圈，把中国象棋运动的脸都丢尽了，也让整个中国在国际上丢人现眼。

中国象棋界从上到下烂透了，这话可不是我凭空讲的，而是由公检法系统查明宣判的：

此次比赛前3天，被誉为“中国象棋反腐第一案”的特级大师“买卖棋”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当前中国象棋第一人，号称“天才棋手”的王天一当庭认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9个月。另有多名顶尖棋手因收钱输棋和花钱赢棋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今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再次通报象棋“录音门”调查情况，41名违规人员被处罚，多人被终身禁赛，撤销中国象棋协会技术等级称号。

近十届全国象棋男子个人锦标赛冠军，几乎全军覆没。

从上到下，老中青几代棋手，从根子上都烂透了。这一场输给越南棋手，是中国象棋界多年来乌烟瘴气腐败作假的必然结局。

这一场输给越南棋手，让全世界关心象棋运动的人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象棋界，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界最肮脏的一面。

连象棋这么纯正的“中国体育项目”都能输掉，标志着中国体育界的腐败已经到了烂无可烂，输无可输的程度。

不是我危言耸听，乒乓球、体操、跳水这些“中国传统优势项目”也正在跌落的轨道上一路飞奔，被脱掉底裤露出屁股的那一刻只怕已为时不远。

再强调一遍：

运动员个人输掉比赛并不丢脸，但能用同样的腐败内斗方式把一个又一个优势项目全部折腾败光，这是真正的有辱国格，有伤国体。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技术不行，可以苦练，人品不行，大环境不行，建议就别玩儿了。

可耻！

两年来，崔丽丽常在噩梦中惊醒。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的右腿被连根砍断，鲜血喷涌而出。

梦是现实的投射。2023年9月22日，当时身为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到杭州出差，其间参加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到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经过一场艰难的诉讼，2024年4月2日，法庭判决王某犯强奸罪，服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3000元。

崔丽丽赢了官司，却丢了工作。她被公司开除，丢了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被迫告别打拼了17年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还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崔丽丽认为，她在工作中遭到上司的性侵犯，这属于工伤范畴。于是，她又开启了工伤认定的维权之路。

酒局之后

在德科智控担任销售总监，是崔丽丽的第三份工作。入职时她38岁，以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因此充满了干劲，打算在汽车销售行业干到退休。

2023年9月，崔丽丽和老板王某等人去杭州出差、拜会客户。9月22日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日料餐厅宴请客户。饭局开始前，王某对崔丽丽说，一定要让客户“喝美了”“把他拿下”。

他们先是点了一瓶清酒。崔丽丽的理解是，主要是让老板和客户“放开喝”，自己只需要做好倒酒、点菜、买单等后勤工作。大约一小时后，王某与客户喝完了一瓶720毫升的清酒，给崔丽丽发微信：“你陪着多喝点，我快挂了。”随后补充道，“（这酒）后劲大啊。”

崔丽丽想，可能是老板喝不惯清酒。于是，她听从了老板的指示，成为陪客户喝酒的主力。晚上十点多，崔丽丽买完单后，晕乎乎地回到包厢，发现桌上又多了两瓶清酒，王某一直劝她“敬客户一杯”。结果，她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断片了，再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

凌晨四点多，崔丽丽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王某房间的床上，衣服散落一地。王某躺在旁边的床上，仅穿一条内裤。

惊慌失措中，崔丽丽赶紧穿上衣服跑回隔壁自己的房间。后来，她洗了澡，并清洗了自己的内衣裤——这成为了她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崔丽丽在天津安定医院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她回过神了，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去找王某对质，对方说那天晚上她喝多了，他们一起打车回酒店后，他背着崔丽丽到房间，却发现她的房门打不开，于是就把她带去了隔壁他的房间。

王某还说她吐了一床。但这都不是崔丽丽想问的，她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我为什么没穿着衣服？你是不是侵犯了我？

接下来的几天，崔丽丽都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9月26日，崔丽丽再次见到王某的时候，才逐渐想起了更多模糊的细节——在床上，王某摁着她的手，捂着她的嘴，让她不要说话。但整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忆一直是模糊的。

第二天，她给丈夫吴东（化名）打电话说：“感觉我被欺负了。”吴东一听就来气，问道：“什么叫‘感觉’？有没有被欺负、谁欺负的，你不知道？”

崔丽丽一直在自责，自责喝醉了，自责没有保护好自己。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可以去查酒店的监控。在咨询了律师之后， 她来到酒店查监控，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当晚的情况：回到酒店，王某抱着昏迷不醒的崔丽丽，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而后径直走进了他的房间。

这与王某之前的说辞出入很大。崔丽丽一边看监控，一边哆嗦发抖。随后，她又向酒店前台、保安、保洁等员工录音取证。事发当晚，前台工作人员看到崔丽丽被王某抱着，还曾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崔丽丽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王某把崔丽丽抱回他的房间后，前台给王某房间的座机打电话，又派保安敲门，提醒王某把崔丽丽送回她自己的房间，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保洁人员则回忆说，打扫王某和崔丽丽的房间都没有发现呕吐物，这与王某此前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查完监控后，崔丽丽对于是否报警还很挣扎。“报警的代价是什么，老公能承受吗？”“家中老人能承受吗？”“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怎么办？”最让崔丽丽纠结的是她的事业，“汽车行业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她苦苦思索了许久，并和好朋友商量了一番，决定先采用一个折中的方式：和王某对质，先看看他的态度。

2023年10月6日，是崔丽丽所在公司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她一早就走进了王某办公室，向对方提出一个个问题。王某没有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早知道你这样不知好歹，就不应该照顾你”。崔丽丽彻底被击碎，决定报警。

当天下午，王某给她发了条微信，称自己“无论多醉，不应该把你抱到我的房间，也不应该把你的裤子脱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王某还在微信中表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当中间人，商量赔偿。两天后，崔丽丽收到直属领导的信息，称“他（王某）希望你提出具体要求，他来考虑。”

“我不会再和他沟通。”崔丽丽回复。

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拉扯，压制住内心的耻感，崔丽丽终于下定了决心。2023年10月10日，事发后第19天，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在杭州报警。

关键证据

在这起案件当中，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原告崔丽丽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是不够的。但办案的检察官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地查看监控，看到崔丽丽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23日凌晨1时30分，住在涉案酒店房间隔壁的一位客人突然开了门，走到涉案王某房间门口停留了几分钟，并且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发现这个细节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

后来，那位房客作为证人告诉检察官，自己当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挪床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觉得很奇怪，就循着声音走到王某的房间门口。在门口，他就听得更清楚了，于是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时间。这段录音成为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法庭上，王某拒不认罪，反口指称崔丽丽业绩不好，担心被开除主动勾引他。王某的辩护被检察官一一驳回。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工伤认定

案件虽了，但事情没有结束。

从事情发生之日起，崔丽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她到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问诊，确诊了抑郁症，随后她向公司请了病假。2023年10月27日，她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公司股东群、管理群、部门群等所有微信群，不再能登录办公系统，工资也停发了。

王某被批捕的时候，正值公司准备上市的关键时期，公司领导很担心王某的案件会影响公司上市。有一天晚上11点多，投资人给崔丽丽发信息，说哪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崔丽丽“要以大局为重”。 

天津市安定医院为崔丽丽开具的诊断证明。

“我才意识到，自己要对抗的不只是老板，还有整个公司，这是一个权力系统。”崔丽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王某的刑事案件判决后，崔丽丽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她向公司提出，补发从事发到判决期间半年的工资，加上合同期内解约的赔偿和工伤赔偿，总共18个月工资。但公司方面只接受半年工资加解约赔偿，共10个月工资，不认同工伤赔偿。

更让崔丽丽不能接受的是，公司还认定崔丽丽旷工110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要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崔丽丽直接就去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在她看来，性侵本身是重大伤害，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因工作原因遭受了重大伤害，就是工伤。王某和公司的每一点反应，都直接影响着她的情绪和状态。从事发过后的恍惚、羞耻和恐惧，到报案后的噩梦缠身，她的精神始终处于反复波动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她独自出门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处一部电梯都让她感到恐惧。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多位律师，没人看好她这桩劳动仲裁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律师，崔丽丽干脆让丈夫吴东担任自己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夫妻俩认真研究起了法律和《工伤保险条例》。

他们通过研究了解到，遭遇性侵本身并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她需要证明三个关键点：第一，受到性侵与履行工作职责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精神损伤是否由性侵直接导致？第三，遭性侵后的精神损伤是否属于工伤？

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崔丽丽发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她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

然而，工伤认定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要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她的工伤。这意味着她此前在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无法用于认定工伤。

而在丈夫吴东看来，以崔丽丽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于是，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次的诊断结果显示，崔丽丽不光有之前在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疗后，她拿到了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明。随后的7月16日，她第二次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人社局当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请。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崔丽丽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

认定书的结尾写道：“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看到“崔丽丽同志”几个字，她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被认可、被保护。

接着，崔丽丽和公司协商确认停工留薪期，并要求公司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补缴社保。

协商未果，崔丽丽向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

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做出裁决：德科智控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周六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共计113万余元。但驳回了崔丽丽要求公司支付她来回杭州取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诉求。双方都不服此次裁决结果，均向津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月16日，工伤案宣判，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8月11日，历时20多天的等待，公司未提出上诉，工伤案《行政判决书》最终生效。至此，崔丽丽正式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醉酒状态不免除企业的工伤责任”，这些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模糊地带。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简称千千律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这在全国女职工劳动维权领域，以及工伤认定领域里，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及借鉴意义的案例。”

沉默才是帮凶

“没有一天是不做噩梦的，总是梦见他们不停往我身上泼屎泼尿扔鸡蛋，要不就把我的右腿连根砍断。惊醒后，被恐惧、愤怒和痛苦裹挟着，情绪跟蹦极一样忽高忽低，时而无比悲愤、慷慨激昂，时而抑郁消沉、毫无能量。”崔丽丽表示，她将追究王某、企业及其代理律师作伪证、诬陷诽谤的责任，并追究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捏造理由将她开除的责任。这些处理完，等停工留薪期满，再把劳动能力鉴定等事情处理好，才算给她的维权之路画上一个句号。

而崔丽丽真正想做的事，远不止给自己维权。“这件事打开了我的视野和思路，以前我只关注汽车领域小圈子里的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和女性权益扯上关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做很多事。”崔丽丽说。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刊物《方圆》杂志刊登的文章“女子出差被老板强奸，隔壁房客录下关键证据”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该文有两亿多浏览量，九千多条评论，五十多万人点赞。崔丽丽一夜没睡，翻完了所有评论。有人鼓励她，“主动报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支持她后续争取赔偿；也有人心疼她，“什么都没做错，却丢了工作，丢了健康”。

为了给自己维权，崔丽丽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以寻求法律支持。

“网友们救了我。”崔丽丽说。这么多陌生人给了她鼓励，让她更有勇气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决定接受更多的采访，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女性面对性侵和职场性骚扰不再沉默，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她甚至不再化名，“我想要作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不再害怕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这么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想起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裸泳》一书中写道，记者在拜访韩国慰安妇时，问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崔丽丽对这句话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自己身上长了一个“不死的肿瘤”，这种无法消弭的痛苦，让她更加坚定了做点儿什么的决心，“我现在是带瘤生存，既然它不死，那我就要想办法和肿瘤共存。”

如今，她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私信。其中有一位农村的15岁留守少女，被30多岁的熟人男性性侵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老想划手自残。崔丽丽一听到小姑娘的遭遇就气爆了，指导着小姑娘取证、报警，三天就立了案，7天对方就被抓了。对方亲属想给小姑娘3万元钱撤诉“封口费”，崔丽丽又一步步指导着小姑娘，不上这个当。

她逐渐意识到，做这些，不止是为自己，也是为千千万万个“丽丽”去战斗。这些在她的心理医生看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暴露疗法”。心理医生也经常让崔丽丽思考：“你到底能从这场伤害中，学习什么，成长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样的人（性侵受害者）是很孤单又无助的。很多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求助，甚至，都不知道能和谁聊这个事。”崔丽丽说，她想等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之后，自己的状态再好一点，把报警流程、证据清单、心理援助电话做成“求生地图”，做成一键求助资料包，走进校园、企业，告诉姐妹们，“沉默才是帮凶”。

她还想成立一个反性骚扰的公益组织。在职场的十七年，她换过三家公司，受到过各种培训——基层岗培训、管理岗培训，但唯独没有反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培训。她希望，如果有一天能重回职场，她要给女性做安全培训。她想告诉更多人，性别暴力是一种权力压迫，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想告诉职场女性，遭遇侵害不是耻辱，沉默才会让施暴者更猖狂。”崔丽丽说。

灾难啊，我真在怀疑，西贝是不是不想做了，真不想做了….

9月23日，西贝公众号发布文章《7岁的毛毛：我以为自己再也吃不到西贝了》。文章以7岁儿童毛毛的视角，讲述了毛毛从2岁起开始吃西贝，妈妈因为最近的新闻不让毛毛光顾西贝，毛毛哭着、闹着，哪怕妈妈用玩具“诱惑”，也要遵守与西贝的“约定”，最后妈妈想通了的故事。

灾难啊，真是灾难…

如果用凤学九艺去衡量，这是什么学？这是嘤嘤学….

就是委屈了之后不直说，就在那嘤嘤嘤，还是借一个”七岁小孩“的口，还有诸多的夸张动作，比如抱着服务员阿姨的大腿哭…

我在这里建议一下贾老板，如果这是配合不想做的”意图“，那就没问题，如果这是想继续做生意而进行的公关，建议你把西贝所有的公关，全部开除….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样的公关，会引发群嘲。

首先，这场公关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敷衍的 “无诚意”，像一张没填任何有效信息的空白支票，根本无法回应公众的质疑，更别提拿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措施。

公众之所以对西贝产生顾虑，大概率是此前的新闻触及了消费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 可能是食品安全、服务争议，或是其他关乎权益的隐患。可这篇以 7 岁孩子为主角的文章，对这些关键质疑避而不谈，既没有解释问题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承诺会采取哪些改进措施，比如加强食材管控、优化服务流程，甚至连一句真诚的 “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都没有。

它只是沉浸在自己构建的 “委屈叙事” 里，试图用孩子的哭闹转移焦点，可消费者要的不是情绪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与知情权。这种避重就轻、毫无担当的公关，就像面对考题只会交白卷的学生，除了让人失望，只剩反感。

更让人不适的是，这篇公关文里满是 “乡愿” 的虚伪和道德绑架的气息，硬生生把一家餐饮店的存在感抬到了不该有的高度，搞得好像没了西贝，小朋友们的味觉就无处安放，生活都要少一块似的。

“乡愿”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表面迎合大众情感，实则违背常识，西贝这波操作正是如此。它刻意塑造 “毛毛从 2 岁吃到 7 岁，没西贝就哭闹” 的形象，暗示自己早已成为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潜台词仿佛是 “质疑西贝，就是在剥夺孩子的快乐”。

可现实是，市场上的儿童友好餐厅、美味餐食数不胜数，一家餐饮店的暂时争议，绝不会让孩子陷入 “味觉无依” 的困境。这种强行绑定 “孩子情感” 的做法，本质上就是道德绑架 —— 用孩子的纯真当挡箭牌，逼迫公众放下质疑，甚至产生 “是不是我太苛刻” 的自我怀疑。可大众又不全是傻x，这种刻意煽情的绑架，只会让人觉得虚伪又傲慢，加戏加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最后，这场公关里的虚假成分，简直像农村职业哭丧的妇女，声嘶力竭地嚎啕，没有半分发自内心的悲痛，只剩刺耳的吵闹。7 岁孩子的视角本应是天真、直白的，可文中 “抱着服务员阿姨大腿哭”“非西贝不吃”“坚守与西贝的约定” 等情节，夸张得脱离了正常儿童的行为逻辑。

哪个7岁孩子会对一家餐厅有如此强烈的 “执念”，甚至为了吃一顿饭和妈妈激烈对抗，还能说出 “遵守约定” 这种成人化的表述？这些情节更像是公关团队为了煽情刻意编造的剧本，每一个细节都透着 “人工雕琢” 的痕迹。

就像哭丧者只在乎哭声够不够大，却不在乎是否真的悲伤，西贝的公关也只在乎情绪够不够浓烈，却不在乎故事是否真实可信。这种没有 “心” 的表演，没有真情实感的支撑，只会让公众觉得荒诞又可笑 —— 明明是想挽回口碑，却用虚假的故事把自己推向了更尴尬的境地。

无诚意、搞绑架、满是虚假，西贝这场公关从头到尾都踩在了大众的反感点上。它既没解决问题，也没传递真诚，只靠编造的情绪故事试图蒙混过关。这样的公关，不引发群嘲才怪。

这就是所谓的凤学九艺之嘤嘤学，本质是一种撒娇。可你是个餐饮企业卖吃喝的，你撒什么骄啊？

大公司经常发生史诗级公关灾难，让人奇怪他们的公关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吗？

建议西贝开掉所有公关团队，退一万步实在不会公关，来问问我也行啊。

“为什么开一家书店？”这是采访时，豆瓣书店的老板卿松和邓雨虹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喜欢看书啊。”这是他们的答案。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言下之意，独立书店遭逢寒冬，理想如何与现实抗衡。

“我们没有坚持，坚持是需要资本的，我们开不下去就立刻不开了。”邓雨虹坐在店内，一边说着话，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在取悦自己和顺应潮流中间，夫妻俩似乎已做出最终的选择。近日，书店积压已久的困境走到了某种临界点。他们即将关店的消息也很快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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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黄金时代的尾声

2003年，一个年轻人来到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求职，顺利通过面试并踏上了自己人生第一份工作旅程，他就是22岁的卿松。风入松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除了售卖书籍，它还提供了一个场域，让热爱学术的同频人可以在这里相聚。

次年，卿松从风入松离职，随后和女友邓雨虹接手了北大周末书市的一处摊位，凭借着这一米宽、两米长的木板，以及一辆自行车，两人开启了卖书的生涯。

卿松书摊上卖的是出版社积压的库存书。一套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曾打五折出售，引来很多人成捆地抢购，光一个周末，就卖了2000多块钱。

2006年前后，卿松和邓雨虹开始寻找正规店面，于是有了豆瓣书店。地址起初在万圣书园旁边的服装城里，后来经历了多次搬家，来到了现在成府路262号的地址。

“那是北京图书黄金时代的尾声。”采薇阁书店的总经理王强跟界面文化回忆道。他与卿松相识，尚记得当年，这位老友不仅拥有多个地方存书，还雇佣了不少店员，“有次我拖着几包书送去，好几个人帮忙卸货，从商场门口推到最里头的店面，都不用自己卸货，好羡慕。”

彼时，类似的场景不仅出现在豆瓣书店一家。图书销售的热潮，曾养活一大批各有特色的书店。王强介绍，2006年前后，北京大学周边有近百家以书为业的经营者。除了北大周末文化市场、五道口市场、中国人民大学书市，还有一大批民营书店，包括第三极这样的大型书店，以及以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国林风等为代表的学术型书店。此外，还有北大西便门车库附近的第三波、畅畅、车库、乌有之乡书店，北大学生楼下的汉学、博雅堂、野草书店，北大东门蓝旗营的光合作用、豆瓣、府学博古、脉望、合众书局、书铺胡同、墨盒子、猫时光、蓝羊书坊等书店，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海缘阁、心一堂、文雅堂、传习堂、家谱书店等，北大西门的万泉河畔、采薇阁、汲古书店等，北大北边的清史、知识流书店等……“当时，北京大学周边的这些书店都有些裙带关系，比如，这个书店的老板曾经是那个书店的采购或者经理，那个书店的采购或者经理，又是从另一家跳槽过来的。”王强说。

2007年北大周末文化市场

起初，王强也经历过在各大高校跳蚤市场摆地摊的阶段，很快，他的采薇阁书店在北大承泽园开了起来。

彼时来淘书的顾客，不乏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著名学者、青年学者和博士，他们无一不蹲在地下找书，一待就是小半天。“书虫们各有各的奇葩爱好，”王强回忆，“有人买书时，要对着书看四面上线（书有四面八个边），要闻闻内页味道，不能油墨味太重，最后一页一定得是空白页，书的书口不能有霉点……还有人看书过于专注，把自行车停在书店门口，结果忘了骑回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曾是采薇阁和豆瓣书店的常客。“欧阳老师经常会在夏天夜晚的8点半到10点左右，来书店淘书，一待都是一个多小时，他选书选得很仔细，最角落的书架、书架底层等偏僻的地方他也会看。他每次买的书不多，都是十来本，结账时，会和我说下其他书店的价格，然后掏出好多零钱甚至硬币结算。”

价格战、电商和转型

2009年的7月，消息传出，位于海淀中关村第三极大厦的第三极书局，由于长期亏损，将搬离原址。同期面临迁址的，还有位于圆明园东门已创立3年的单向街书店。

当年，在向媒体解释书店经营不好的原因时，第三极书局的总经理关波说，开业三年来，他们一直与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激烈的折扣战，这给书局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第三极曾经的竞争对手——中关村图书大厦，是新华书店体系下的国营公司，由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统一采购进货，享受“行规”内的价格优惠，相比之下，第三极等民营书店只能从出版社取书，从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赚得差额，进书成本显然更高，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其在折扣战中落败。次年，搬迁至昊海楼地下一层的第三极正式关门。

单向街书店则搬到了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蓝色港湾。单向街的经营者参考了万圣书园和光合作用书坊的模式，发现纯粹的人文类书店若想盈利，需要凭借咖啡馆、英语图书这两大版块。书店的目标定位也受到了蓝色港湾的影响。由于地处东四环、与诸多世界著名品牌并列，商场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高端的读书、聚会的文化场所”。三年后，由于遭遇房租涨价，单向街书店再次搬家，移至朝阳大悦城商场内。

挤压民营独立书店生存空间的，不仅是“国字头”企业，还有新兴的电商平台。

图源：豆瓣书店

“2010年左右，京东开始卖书送券，满100-30之类，很多新书7折左右销售，综合用券后才3.5折就买到了。这个价格远都低于我们从出版社5.5折左右进货。甚至有的书店，用券在网上买了书后，在书店打5折左右销售。”王强告诉界面文化。

一家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称，电商平台在起步阶段，出于抢占市场、实现引流的目的，在图书业务中投入了大量补贴。“其实每一次渠道的变革都会带来折扣的下降。”他表示，从最初的实体书店，到电商平台，再到近几年兴起的新媒体直播带货，“最低价”已几乎成为标配，这也迎合了读者对于价格的敏感。

那一阶段，不少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或转型。书店中人挤人的场景再不复见。

单向街书店选择了以媒体化的方式转型，迎接冲击。书店的创始人是媒体出身，2016～2017年，他们参与制作的《十三邀》第一季节目播出，第十期请到了哲学家陈嘉映对谈，进而推荐他的新书，这期节目在视频网站上的浏览量达到上千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豆瓣书店书架上积了灰的几十本陈嘉映的文集。

王强所在的采薇阁也经历了两次转型，“采薇阁很弱小，只有6个人，只能做卖书挣钱很直接简单的事情，无法陪着互联网烧钱，而且价格透明，如何盈利？我就想选择一个不透明的市场，就是台版书。”很快，采薇阁再次转换思路，进入出版行业，公司也从北京迁到了成都。

和老朋友的两次告别

新的生存赛道上，“懂书”开始为“懂市场”退让。

“我们只是一家最传统的小书店，我也不是一个活泛的人。”被问及关店原因时，卿松反复说道。尽管豆瓣书店和单向街书店前后脚诞生，后者在圆明园东门的时候，还曾从卿松和邓雨虹这里进过书，但时代的潮涌下，豆瓣书店选择了“不变”，保留它原本朴素的样子。

进入豆瓣书店60多平方米的空间，仍能看到那张用透明胶带粘贴在书架横梁上的纸条，上面手写着“二手书的尊严即：继续被阅读！”。在销售模式上，他们做出的最大改变，是在朋友圈发书讯，碰到有意向的读者，就邮寄卖书。此外，他们也曾短暂推出图书盲盒等活动，但效果并不理想。选书的标准仍旧是传统的：只挑店主觉得经典的、有趣的书，是否畅销并不在考虑之列。打包模式也没怎么变：由店员将书用细绳紧捆起来，读者用两根手指勾住绳扣便可拎走。

摄影：张帆

豆瓣书店也撑过了不止一次难关。2017年早春的一天，卿松和邓雨虹刚刚提交了执照年检，也交了房租，突然，十几个穿制服的城管登门，告诉店员，书店所处的位置曾是一堵围墙，根据相关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将靠街的门窗封上。这次整改通知曾引起一波媒体关注，也有很多读者闻讯前来买书。后来，整改令不了了之，书店也重新归于安静。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书店变得更为冷清，卿松开始兼职做图书封面设计，以补贴生计。疫情之后，情况并未好转。2024年夏天，一位曾经为豆瓣书店做过报道的记者再去书店探望，得知房租已达每月2万元，仓库租金则要4000元，店内雇了两名店员，但书店每日图书的销售额只有1000元出头，等于说一直是在靠贴钱支撑。

“现在读书可能没办法为很多人带来情绪价值了，都是用刷短视频或者打游戏这样的娱乐方式取代。”邓雨红说。对于周边高校的学生来说，除了保有逛书店习惯的，多数人也不再是书店的常客。“我们卖的这些属于闲书，对他们写论文和考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邓雨虹说。有几次，一些年轻的大一新生拿着老师指定的书单来店里选书。邓雨虹很惊讶，“书单上列的，有些甚至都不是书名，只是某个作者某本选集中一篇文章，而这些都是很基础的读物，他们怎么会到了上大学才看？”

邻近豆瓣书店的墨盒子书店，创办于2008年，是成府路上还留下的极少数独立书店之一。书店负责人青云告诉界面文化，他们的读者群体中有80%是儿童，“但是疫情之后，适龄的幼儿园小读者越来越少。”此外，墨盒子绘本的的读者以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的年轻教师的孩子为主，随着学校家属区的搬迁，书店的客源也流失了过半。

最大的劲敌依然是电商平台和直播。青云说，她能够理解读者购书习惯的变化，但实体书店仍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有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面对面看到彼此的脸，听到对方的语气，感受到人的温暖，能够触摸到纸质的书，领取我们制作的印章等衍生品，这些都是有趣的、有爱的、幸福的事情。”

在即将关店的消息传出后，豆瓣书店迎来久违的人潮。其中既有新面孔，也有老朋友。

一位已毕业、工作多年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缅怀。曾经，她是万圣书园和豆瓣书店的常客，时常和朋友在书店待上一整个下午，到了晚上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后来，万圣书园搬家，她的工作也忙碌起来，不再有闲情逸致逛书店或看完一整本书，直到最近在网上得知豆瓣书店即将关店、处理库存的消息。“这真的很像和熟悉的朋友的两次告别，一次默默无言，一次哀荣备至。”她写道。

北大教授欧阳哲生也来了店里。十多年前，卿松曾骑自行车给欧阳哲生送过书。“成府路的书店时代结束了，”欧阳哲生感慨道。他和卿松握了握手，约好正式落幕时再见。两个人都哭了。

2025年9月22日，某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播出吉林舒兰大米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段记者采访当地水稻种植户，问他家里50亩水稻今年产量能达到多少，种植户回答说最低是七十五万斤。

非专业人士乍一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概念，就感觉好像还挺多的，但作为曾经的农业记者，我一听这个产量就炸毛了：

50亩，75万斤，平均每亩产量1.5万斤！

好家伙，你这2025年的产量比1958年还要高啊！亩产一千多斤的水稻，愣是被你给翻了10倍……

在观众指出这个问题后，电视台已经在节目播出3天后对官网发布的版本作出修改，剪掉了这两句关于亩产的对话。

信息来源：https://tv.cctv.com/2025/09/25/VIDE58M9FYqSBSyj9XKcQDGI250925.shtml

不过我有原始视频，没有冤枉他们就是了。

当然，对这段采访本身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它和1958年的水稻亩产万斤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属于是“宣传工作中的技术失误”，而非恶意浮夸。

之所以判断2025年这段采访没有恶意浮夸，是因为后续讲到预计收入的时候，种植户大哥回答的是最低15万元，也就是每亩收入3000元，这个数据是相对靠谱贴近现实的。

由此推算，当地水稻亩产1500斤，50亩总产量预计7.5万斤，收购价2元一斤，总收入15万元，这才是真相。

一名朴实的水稻种植户，面对中央媒体的镜头时精神紧张，语气亢奋，脑子一下转不过来说错了话，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以前和电视媒体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见过不少，十几秒的镜头要重拍五六遍才能过。

以前作为文字记者，一直不爱跟电视媒体一起采访。这帮人都是直勾勾的诱导性提问，经常对要采访的事情一点基础了解都没有，问的都是特别肤浅的问题，还要优先安排采访拍摄，像极了那些“干啥啥不行，出风头第一名”的同事。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在于现场采访的记者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关于水稻的基本常识，对数字不敏感，所以采访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不对劲，负责剪辑制作与审片的编导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发现这么离谱的问题，最终让这个错误留在了节目里。

不过，这样的错误本身其实是有必然性的：

第一，电视台现在营收压力特别大，广告收入腰斩再腰斩，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包括地位高高在上的那几家电视台，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现在很多电视台都默许员工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不然队伍真要散了……

还在干活儿的这些人，要么业务能力一般，要么做节目态度敷衍了事，更多的情况是能力不行态度也不行，出点错误是常有的事，大家也没那么在意了。只是水稻亩产万斤这种错误过于离谱，才有点讨论的价值。

第二，这期节目其实是电视台借着农民丰收节（今年是9月23日）的由头，从吉林舒兰市拿了一笔宣传经费制作的专题节目，目标是宣传舒兰大米品质高，产业发展好。大概率，从采访对象安排到提问回答的脚本都是当地准备好的，电视台派几个人去露脸走个过场而已。所以，对节目内容审核不仔细也就并不意外了。

第三，不只是这一期节目，而且整个这一类电视节目从来不是以“调查报道真实情况”为准则，而是以“寻找素材支撑宣传主题”为准则，对信息的真实性严谨性并不在意。

水稻亩产万斤这样的浮夸不至于，但各种夸大职业收入、美化底层生活的操作可以算是常规了。

什么东北县城女孩卖鸵鸟年入百万，靠摆摊卖螺蛳粉老板月入8万，985毕业生男子捡垃圾8年实现财富自由……这些离谱新闻，大部分都是电视台（以及附属融媒体账号）搞出来的。

就很没意思……

这些电视台的存在现在就非常尴尬，新闻报道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党政宣传的价值其实也体现不出来，就单纯是为了维系电视台本身的存在而消耗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时不时还要捅出几个娄子来。

估计撑不了多久啦。

【编者按】

大饥荒时期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刊人顾雁教授，于2025年8月24日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顾雁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二十年的囚徒和准囚徒生活，他1960年10月因“星火案”在上海被捕，后与林昭、梁炎武同案起诉，1965年5月底，三人同案判决，分别开庭。顾雁被判处17年徒刑，先在上海、后到青海服刑。直至1980年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兰州大学任教。也是在此之后，他与同校教师顾淑贤结为伉俪，开始了他重归物理学的研究生活。

顾雁于2001年从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是理论物理研究专家，著有《量子混沌》一书。直至2025年，顾雁依然有研究论文在国外的物理研究刊物上发表。 

顾雁与林昭是北京大学校友，未见面前，顾雁曾亲手刻印林昭的长诗《海鸥》，在朋友们之间散发。也是他决定将林昭的另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刊发在《星火》第一期上。1959年底，他顶着“右派”帽子，从天水“劳动考察”的困境中突围，自行回到上海谋生。这时，他与同样因病返回上海的林昭开始交往。两人在上海、苏州，往来信件数十封，彼此心心相印。

本文是《顾雁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分上、下两篇。顾雁在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与林昭的交往，讲述了林昭与《星火》的关系、他与林昭和而不同的思想经历，并表达了他对林昭的终生怀念。

【前记】

到2025年4月29日，林昭遇难已经五十七周年。二十六年前，林昭的闺蜜倪竞雄就曾约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一直没有成文。

这些年里，我接受过胡杰、傅国涌、吴明卫、江雪的采访，回复过胡杰、依娃、谭蝉雪、连曦关于林昭的来信，都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我与《星火》、与林昭的关系。

我与林昭分别于1960年秋天，此后作为同案，同时被起诉、判决。我活下来了，林昭遇难，一起创办《星火》的难友张春元牺牲。我们相识时都才二十多岁。耄耋之年，写下这段记忆，是幸存者的责任，也是我的夙愿。

我认识林昭，缘起于林昭的诗《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案情与《星火》相关，后来的命运一度交织在一起。

我大哥顾鸿和妹妹顾麋也因为我与林昭受到牵连，他们在“文革”中，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很多研究林昭和《星火》案的人，都把林昭看作《星火》的创办人之一，这不符合事实。林昭与我和张春元，的确有思想共鸣。我和她的私谊，更是终生难忘。但我未曾加入校友、同龄人对林昭的回忆里，也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倒是我妹妹顾麋还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是我妹夫李惠康代为执笔的。

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北大校友张元勋在回忆中写到的经历。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张元勋去提篮桥监狱探视林昭。见面时林昭对他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林昭写给我的信，至少有三十封以上。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给我写的信，应该是最多的。如果要编《情书一束》，需要从我们的案卷里，将当年搜走的信件提取出来。我希望将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档案开放，我能收回我和林昭之间的全部书信。   

上篇

林昭（1932-1968）

一 我刻印了林昭的《海鸥》

与林昭见面之前，我先读到了她的诗稿《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以下简称《海鸥》），印象中大概是在1959年的4-5月，张春元在狱中交代的是暑假期间，即7-8月，也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

诗稿是通过孙和传来的，孙和是上海人，他妹妹孙复是林昭的同班同学。张春元从孙和手里拿到了这首诗，他传给我看；我那时已经在天水二中教物理了。读到这首诗，受到诗中那种正气的感染，也很喜欢。我说：我们把这首诗刻印下来。为什么要刻印？也是因为想分享给几位好友。我在钢板上刻好蜡纸，在马跑泉的拖拉机站印了若干份。张春元是站长，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油印工具都是他办公室的。

半个世纪后，谭蝉雪在天水终于找到《星火》案卷，其中就有这首诗。谭蝉雪拿到以后与我核对，她问我：案卷中的《海鸥》是不是林昭的笔迹？

我说：这是我的笔迹。她说这是案卷里的材料，怎么可能是你的笔迹？我说这本身就是油印的，原始的诗稿在张春元那里。看到复印件上的字迹，我马上就认出来了，因为是我排的版，我刻的。

为《海鸥》写《跋》的作者，署名鲁凡。谭蝉雪问我：鲁凡是谁？我告诉她，是张春元用的笔名，他当时跟我讲：鲁迅已走，把走之去掉，就成了凡字。张春元《跋》的文字也是学鲁迅笔法，他交给我《海鸥》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写了《跋》。

张春元肯定了《海鸥》诗中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同时他也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是“显得浮夸了”。他觉得，不应该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而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行动。为了保护林昭，规避风险，他有意将落款时间写为1949年五四前夜，并说明：“诗的作者系一青年学生，有志于文艺事业，曾于两年前学生运动高潮中，因误会被当局逮捕”，后下落不明。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转移视线。

顾雁重读当年刻印的林昭《海鸥》一诗与署名“鲁凡”的《跋》复印件,2024年5月，艾晓明摄。

我将《海鸥》印好后，张春元发给了在天水一起劳动考察的右派同学，具体是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最初，林昭的诗和《星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星火》的创刊是后来的事情。

【根据张春元狱中交代文字：1959年9月，孙和至西宁归来后，经孙复的介绍，孙和开始与原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林昭通信，并收到林昭寄来的长诗《海鸥》。

同年9~10月，在天水东泉拖拉机站，以张春元为主油印了几篇文章，计有《论粮食问题》《毛主席给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的一封信》《海鸥》《替曹操翻案幕后》等。艾晓明注】

林昭还有一首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那首不是我刻的。这两首诗中，我先读到了《海鸥》。

在北大，我比林昭早入学两年，我是1952级，她是1954级。林昭是调干生，有工作经历，年龄也比我大两三岁。在北大时我还不认识她，但知道她是个有名的人物。我后来跟林昭讲，我那时要碰到你，你看也不会看我一眼。你看她在北大拍的照片多神气，就是这样一个人，谁都瞧不起。

印完《海鸥》不久，张春元要去上海出差。他跟我商量，说他要去找林昭。张春元从孙和那里拿到林昭的地址，直接去了茂名南路的159弄11号，并把我们刻印的《海鸥》和《跋》带给了林昭。

可能两人谈得投机，思想有共鸣，林昭主动把近期写的诗给了张春元。诗是写在浅蓝色信笺纸上，整页的信笺纸被裁成了八分之一大小，数页装订在一起，可以直接放入口袋。这个小册子外观精致，林昭的笔迹秀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首长诗就是《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借用希腊的神话故事，表达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我想，她也许是要告诉我们，她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消极。

1959年11月，我、张春元、苗庆久和胡晓愚四人在北道埠的一个旅社里聚会，商议创办《星火》。我说，把普罗米修斯这首诗收进去。原稿应该是由苗庆久带回了武山，他当时主动提出，刻印《星火》的事由他负责。

1959年12月，决定刻印《星火》后，我们这群人就兵分两路了。这时的离散并非有明确的行动计划，主要还是现实所迫，各人有对自己出路的考虑。苗庆久、胡晓愚分别留在武山和天水，我回到了上海。谭蝉雪已经回到广西，张春元也准备回河南。

因此可以说，林昭并没有参与筹划和创办《星火》。她与《星火》这个刊物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两首诗。而这两首诗，也不是她主动要求我们刻印出来，而是我们自己做主印出来的。所以林昭被捕以后，她还说我“侵犯”她的版权嘛。的确，我刻印《海鸥》时，和她连面也没见过，当然也不可能征求她的同意。

【林昭：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

——《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1961年10月14日），谭蝉雪整理。以下林昭相关引文，均出自林昭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写下的这篇文章。艾晓明注】

有关林昭、张春元和我共同创办《星火》的说法，流传甚广，但不是事实。2003年，倪竞雄寄给我一份《林昭年表》，我看到这个说法后，曾通过倪竞雄转了一封信给编者，要求更正。然而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其后我发现，在《走近林昭》（2007年，明报出版社）附录的《林昭年表》中，编者仍坚持此说。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具体策划，但她的两首诗对我和张春元的思想认识，对《星火》的诞生有直接的影响。至少，这使我们俩都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还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们愿意为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而牺牲。

二 “‘两只脚’来找你了”

1959年底，我以养病的名义回到上海。住在我家的老房子“德星堂”里，用“顾羽”这个假名字报上了户口。

临走时张春元告诉我，见到林昭时用暗语，这是他与林昭约定的，听到这个暗语便知道是我，具体的暗语是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因为读过林昭的诗，我对林昭是非常尊敬的。1960年1月初，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来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一栋红砖楼房的二楼，敲响了她的家门。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在这栋红房子的第二个入口，原来没有外墙和铁栏门。2018年2月23日，顾雁（时年83岁）从合肥回上海探亲，特意走到这里，拍下这张照片。

林昭开的门，她知道是我后，便让我去附近的复兴公园等她。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我带去了刚印出来的《星火》第一期，其中刊有她那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离开天水时，我从胡晓愚那里拿到五份《星火》，一份给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此时他也被打成右派，另一份给了林昭。余下的三份，后来被静安分局搜走了。

几天后，林昭来信，约我到中山公园会面。这次她带来一本吕思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自己正在读这本书，写得很好，借给我读一下。这天在公园里，她向我讲了些民国年间的名人轶事，也说了她本人的大致情况，却只字未提我带给她的《星火》；我也未敢径直询问。

从这时起，到我当年10月18日被捕，我们有九个月的交往。在林昭家里，我有个外号叫“两只脚”。林昭妈妈应该是见过我的，林昭没有正式地介绍我，我找林昭，她出来后，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比林昭高，她妈妈在后面，就看见我的两只脚。因为这个印象，我去后，她就问林昭：“是不是两只脚又来找你了？”

在那九个月里，我和林昭见面十多次，书信来往不下数十封；她从未与我谈及对《星火》的评价。她没有问过我是如何成为右派的，我也未问过她有关《红楼》与《广场》之事。在后来的会面中，她甚至从不主动谈及严肃的政治和思想理论问题。我曾多次向她提到我和张春元计划中的活动，我不是在乡下印东西吗？我希望她能出些主意甚至参与进来，我感觉，林昭都有意回避了。

张春元来上海也直接找过她，希望她加入我们的行动。那么她对张春元是怎么表态的，我不清楚。张春元讲过，他也看得出来，林昭不太想加入我们这一伙。我觉得这很自然：你们两个人她倒是认识，你们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她完全不认识。我明确地意识到，她想和我们的团体活动保持距离。这无疑使我对她有些失望，但我也完全能理解。

大概是1960年3月，张春元到上海来，把我和林昭叫去，我们俩都去了。张春元说今天我请客，我们去的是上海绿杨村酒家，在南京西路上。它的扬州菜非常有名，有高价售出的小笼包子。张春元请客，为什么呢？他是正式地告诉我们，他和谭蝉雪结婚了。

我感觉林昭对张春元是很倾慕的，张春元请我们吃饭，也是正式地讲明他和谭蝉雪的关系。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到当时的碧柳湖公园划船。那天，林昭也喝了酒，他们喝的是白酒，林昭喝醉了。我不会喝酒，没有陪他们喝。

我还记得，1960年初，张春元在去广西接谭蝉雪回河南之前，他突然来到上海。他说，他要做结扎手术，已经有了两个侄儿，不想要孩子了，不要给谭蝉雪添麻烦。他真的去做了这个手术，在上海的中山医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那时候，我也有些灰心，张春元把心思都放在谭蝉雪偷渡那里，林昭对《星火》也保持着距离。我感到，她跟我想象的那个人不一样。张春元曾经说过开一次会，大家来定下组织纲领。因为我在上海，和林昭联系方便，便让我联系林昭。题目都定好了，请林昭写反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写《论寡头政治》，分析政治体制问题。我跟他们说，不要找林昭了，她不想弄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林昭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既然她不回应我，我也不跟她谈政治了。

三 别梦苏州

林昭在上海时，一般都是她给我来信，约我到公园去见面，大概一两个礼拜她来一封信。记得有一次见面，她说新蚕豆刚上市，她母亲托我在黑桥乡下买上几斤。我与乡下的邻居从不来往，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她见我无回音，在下一次见面时就说，已经托别人买到了。我知道她对此很不高兴，但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她的《星火》，她藏在一个抽屉的厢肚里。老式的抽屉，抽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一点空间，只有把抽屉全部抽出来，才能看见藏在最里边的东西。那一年的端午节前夕，她们家大扫除，她母亲发现了藏在里面的《星火》。林昭和我一样，划右派后的处分是劳动考察，因身体不好被母亲从北京接回上海。她母亲得知我们这种思想倾向，马上禁止她再和我来往。

在此之前林昭还跟我讲，她母亲对我印象不错。发现《星火》后就改变了态度，母亲不许她继续留在上海，她要林昭去苏州居住。

林昭去苏州前，约我在襄阳公园见面，与我告别。她还转述了母亲对《星火》的评价，大意是说，《星火》“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对当局发泄不满之举”。她给了我她在苏州的地址，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许萍。我不知许萍是谁，她说是她自己。这应该是化名，用了她母亲的姓。但林昭去苏州后，不仅没有与我断绝往来，而且来信更多，写得更长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你不让交往我偏要交往。她一个礼拜来两三封信，我一封回信还没有寄出，她的下一封信就到了。她约我到苏州去，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看我。

1960年5月底，林昭回苏州，到10月份我被捕，我们密集通信和见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林昭的来信不到两行字，主要是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碰头。到了苏州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封信长得不得了，一写五六张纸，这位老兄实在笔头会写。

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那一次我们真正是像男女朋友date 一样。她一早做了好多点心，带了菜，约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接了她以后，我们到虹口公园，吃好饭，我再送她回苏州。

我到苏州去过三四次，林昭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就约我去。我们先在观前街一个庙前见面，然后她说要回家去换衣服，记得是到虎丘还是什么地方去玩，要乘长途车。她领我到了她家，叫我在院子里等，她进去换衣服。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所以也不知是她们一家人住还是与别人合住。

我随她在苏州那些巷子到处转，苏州那些私家花园很多，她熟得很。路上碰到人，一会儿跟这个打招呼，一会儿跟那个打招呼。吃饭、看戏，到哪里去，反正听她指挥。

在苏州逛街，我看到有人在地摊上卖旧书。我过去看，有不少外文书。其中有一本是法文原版的数学名著，好多数学书里都引用过它。那些书的主人去了哪里呢？也许跟我们的命运一样吧。我喜欢这些书，林昭还帮我与摆书摊的人还价，但那时候我没有钱，也买不了。在兰大读研究生时，每月还有六十块钱，反右以后就取消了。从天水逃回上海，生活上还需要父母接济，口袋里就是哥哥妹妹给的十块钱。苏州虽然离上海很近，车票也要四五块钱，我去后还要住旅馆，都需要花费。

那年我25岁，从没有交过女朋友。林昭是28岁，伶牙俐齿的，道理都在她嘴里。反正，她想对你好的时候，也是很好，很可爱的。后来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大胆了，我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但在上海时，我请她去我家，她也不去。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心里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她在讲话，我只是听。关于政治笑话、小道消息，还有北大的事情，她知道的多得很。

有一次她跟我讲到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在劳改还是劳教吧？她说她不久前去看她父亲，坐了船，不知是不是在白茅岭农场。

【网载：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55年9月被捕，初判徒刑7年，他不服上诉。1956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历史身份已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基本交代，偷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但念其在解放后不久，又未大肆传播，此外无其他罪行足以惩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1957年反右运动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因与许宪民离婚，长期无工作，以典贷、跟人做佛事过日，被安排到一街道小厂做敲工，月发16元。】

1960年6月2日，谭蝉雪在偷渡途中被抓。偷渡之前谭蝉雪来我家时，我介绍她认识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也说好了，她在广州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梁炎武。谭蝉雪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她真的给梁炎武写了信。梁炎武接信后，设法通知了张春元。因为传递了信息，梁炎武被牵连进我们这个案子。

梁炎武和我在北大同学四年，人品正直，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任教，结果也打成右派，送到工厂劳动考察。1960年4月，他辞职回到广州的家中。

梁炎武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他的几个姐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只有他学了物理。

张春元得到梁炎武的信后，立即去开平，准备营救谭蝉雪。以前他都是先到上海，但这次他没有先来与我商量，直接过去了。他用了假身份，被看出破绽。7月15日，张春元也被捕了。

我是从梁炎武那里知道张春元被抓的，那时梁炎武的一个姐姐刚好要从广州回上海，梁知道事情严重，立即托她带信给我告知此事。信由他姐姐带到上海，他写信给我，让我到她姐姐家里去。我去后，他姐姐把梁炎武的那封信给我，里面就讲，谭蝉雪已经出事，张春元也被抓起来了。

张春元被捕，他是怎么通知了梁炎武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和张春元在广州见过面，他们之前是否有约定，后来我没有细问。

总之，得知张春元被捕了，我感到情况不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林昭。我没有苗庆久的地址，跟苗庆久从来不联系的，所以我没法告诉苗庆久。

我直接去了苏州，到苏州时我觉得，背后可能已有人在监视。

在苏州一见到林昭，我就跟她讲：今后我们不要来往了。你把我的信全部烧掉，因为我要一出事情，我们之间写了那么多信，肯定要受连累。

她一听就火得很，好像我无缘无故要跟她分手。她也不跟我说怎么办，她似乎不相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远在广东开平的偷渡案，怎么会影响到她和我。她心里可能想的是：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啊！

临走时，我要她不要送我。她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份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火车了，打开一看，是她最近写的一篇文学评论，关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知道她的意思呀，什么分手啊，不要轻易放弃。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别，我都没有机会和她说清楚，并不是我真的要和她分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烧掉我的信没有。

四 信义

我在乡下住的老房子很大，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高多了。每一间房都有隔板（天花板），隔板中有一块是可以打开的，把这个板抬起来，上面就像阁楼一样，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很暗。我在阁楼里藏了很多东西，有油印机、印好了的张春元文稿、林昭的全部来信……所有要紧的东西，我都藏在里面了。

这些事情，还有我对被抓捕的预感，我一点也没有告诉过家里。

从苏州回来以后，我还在翻译法文小说。那段时间，译完了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一个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其中讲的是科西嘉岛上一家人的故事。这家人中的父亲在当地声誉很好，还是一个神枪手。他有一个独生子，大概十来岁。一个逃犯为躲避追捕，拿出5个法郎给这个小孩，自己藏到了他家的干草堆里。而官兵随即赶来，要求小孩指认逃犯的去处。小孩开始时拒绝了，可是，当官长拿出一只银质挂表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为了得到挂表，他指出了逃犯的藏身之处。这时，他的父亲回来，被捕者对着马铁奥的家门唾骂道：“奸贼的家！”

他的父亲背上枪，叫小孩跟他走，走到山里，只听见砰的一枪，他把自己的儿子处决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父亲很没人性，但这里突出了一个信义的主题，有人就是把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顾雁保存至今的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另一译名是《卡门》）法文版。傅雷翻译过这部小说，玻璃镇纸下是傅雷亲笔书写的译文字条，原来是夹在书中的。

1960年10月，我刚好翻完这篇，准备拿给傅雷看的。我推测现在这篇译稿应该还在我的案卷中。 

苏州别过，林昭不再来信了。她的信没法寄到我在乡下黑桥的住处，这里邮差可以来，但是地址很复杂，老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和林昭约定，若是来信，寄到我在西康路的家里。

所有来信，我都是到西康路家中去取的。妈妈知道，我妹妹也知道；她们看到苏州一封信寄来，不久又一封信寄来，信都放在底楼厨房的灶台上，信封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很秀丽，她们就问我是谁。

我说是林昭，北大的一个同学，中文系的，人在苏州。所以她们都知道林昭，知道我们在通信。

我从黑桥可以寄信，但要回去收信。那时也没有电话，只有回到上海，才知道她是不是来信了。我经常回去，从黑桥到西康路。至少每周一次，甚至更多。如果想看看林昭来信没有，我就回去了。那时只有信件交流这一个方式。

所以家里人知道得很清楚，经常来信的人就是林昭。张春元来信也是寄到上海家里的。那天来黑桥抓我的同时，警方也派人去了西康路的家中搜查。公安人员还问了三楼住在阁楼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单身老头，我不清楚他的情况，平时见面也是很客气的。但警方搜查时问邻居，顾雁平时有什么异常表现？他跟警方汇报，说我在三楼的晒台上烧过一次信。

确实，我接到梁炎武的信就烧掉了。张春元的信、其他人的信、我在上海收到的所有同学的信，全部烧掉了。只有林昭的信，我下不了手。她写信很用脑筋，信封信纸，都很讲究。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把写信当作工作来做的，非常认真。所以我就觉得她有那个意思，我原来给她写信称兄的，后来就改称姐。结果她又发火了，好像我在瞎想。我也火得很，她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一次在苏州，我们走到一处院子，她跟我说，这个院子清静，很好。如果能在这里买一处房子过晚年，也是挺好的。

那个老头所住的三楼阁楼，对面是个晒台，在亭子间上面。我烧东西就在那个晒台上，他讲我烧东西，所以静安分局知道了。

审讯的时候他们就问：你烧的是什么东西？

你问有什么用处啊？我烧也烧掉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这硬碰硬的事情。我是烧掉了，但是烧了哪些？你要问我怎么问得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我在瞎讲，只能问问就算了。

我把所有其他的信都烧了，不要连累别人呀！就是林昭的信我不舍得烧，我跟她讲我烧掉了，其实全部留下了。张春元、梁炎武、徐诚的信……全都没有留，我给张春元的信，他也一封都不留。就是林昭的信，我全部都藏在阁楼上。至于她烧了我的信没有，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也没有烧；因为她是不相信会发生意外的。

所以，审讯的人清清楚楚，她和我的交往，我们之间上海至苏州的来去时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到什么地方会面。你跟顾雁在干什么，信里都写了。所以，审讯的人从来不问，我跟林昭到底有什么交往。

如果不抄我的家，也不会跟她扯上关系。结果，把我的家一抄，她的信就全部被抄走了。何况，《星火》里又有她的诗；这就把她卷到案子里来了。

单从这些信来讲，我想，林昭的信应该是帮了她的。办案人肯定要问她，什么时候跟顾雁来往？这些情况通信里都有，我去了几次，她来了几次……信中完全没有写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策划的那些行动，跟她根本不搭界的。她跟武山的人和事也不搭界，谭蝉雪和她碰过一次面，其他的人她都不认识。

五 “抓坏人”

他们不是马上抓我的，至少已经跟踪了我半个月。估计我到苏州去，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有时要从黑桥去周浦镇，买点肉或者生活用品，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个人跟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他还跟我打招呼，后来这个亲戚也被调查了，问他到底跟我讲了些什么。

对，我跟林昭打好招呼了，我的东西都藏好了，我也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我知道他们要来抓了。不可能逃啊，往哪儿逃？

顾雁，1960年10月被捕前的照片，从老照片中截图。

我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家在一座院子的西边，东边是我叔叔他们家，但他们人都不在，房子是空的。突然一个亲戚来跟我说，队里要租一间房子，公社大队里下来的人。我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叔父的。

后来那边就搬进来一个租客，是个北方人，因为农村人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来。我心里就有点怀疑了，我也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人家早就在我对面租了房子，就在一个院子里，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960年10月18日早晨，大概8点左右，我已经吃过早饭。大队书记先来，他一看我在家，跟着就又进来四五个人。来人马上把我反绑起来，铐子也铐上了。我对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学生，你们这样，算什么呢！而我心里明白，这个结局终于来了。

有个人算不错的，他从墙上拿下我的一件皮的大衣说：披上！

10月下旬，天气已经有点冷了。我的手是反铐的，无法穿衣，他把那件皮外套披在我身上。我离开了位于瓦屑镇黑桥我的家，还要走一段路到名为六灶港的河边，那里有机器船开往周浦镇。每天只有一班，9点钟上船，上船后就只有两个人留下来押送我了，其他几个人没上船，他们回去搜查我的住处。

我在黑桥家里还养着鸭子、鸡什么的，都在门外。我还种了好多菜，种了南瓜。

船到周浦镇要上岸，上岸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长途公共汽车站。时间接近中午，经过镇里小街时，我披着衣服，手反铐着，后边跟了一大群小孩，他们都在喊：“抓坏人！”“抓坏人！”

长途车发车也不定时，上车前，押送我的可能先跟司机讲好了，让我第一个上车。上去以后，我到最后一排的位置上坐好，这两个人坐在我边上，车上至少还有二三十个乘客。

从周浦到上海要过江，那时候没有隧道，也没有桥。长途车先开到黄浦江边的周家渡，其他乘客统统下去了，这两个人也不急着下车。我看到有一部吉普车停在那边，他们打个招呼，吉普车开过来。我下了公交，上了吉普车，那两个人也上来了。我还听见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因为那时全国的饥荒已波及上海，所以交谈的主题是今天晚饭吃什么。他们问司机，司机也有两个人。

吉普车再渡江，至少要一刻钟。车到了江对面，就直接开到静安分局门口。到达时天色已晚，他们把我押进了审讯室，那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让我坐在小凳子上。

印象中进去以后，可能把我的手铐打开了。一个审讯员坐在我对面，两个大汉站在两旁，审讯大概都是这样。审讯员看上去很年轻，大概从学校刚刚毕业不久，文质彬彬的。

他们怎么问我，那么我就怎么回答，我知道会是这么回事。

从早晨抓了我，一路押送过来，我中饭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在审讯室里了审了一个晚上，他们有夜宵的，我说我肚子饿了，后来给了我一个馒头。我说我要水喝，有人倒水给我喝了。

审我的人换班，我就一直坐在里边，连续地受审。他们脸板起来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吧，肯定是这副样子。我想好了，你们怎么审，我就怎么答。

问了哪些问题，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我一点都不慌的，开了饭店还怕大肚子来吃饭啊，对不对？早就预料到了，你们要判几年就判几年。

1962年8月14日，天水的办案人员到上海市静安分局，从顾雁案卷第114-115页中摘抄张春元《论人民公社》一文的第一页。

我基本上都是照实讲的，既然我来了，我干了嘛，我承认。但我没有讲发起《星火》的过程，没有讲要寄发《论人民公社》给几省市党政领导人，这些事情当然不讲了。他们问我别的，我就回答吧。

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突然一个人进来，他跟审讯的人一说，他们马上高兴得不得了。我明白了，肯定是我藏的东西都被搜出来了。我家里有个很长很大的梯子靠在墙边，估计他们一看起疑了：怎么这里还有个梯子的？

六 我听见林昭进来的

林昭跟我一样，先被关到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在我被抓的六天之后。我知道她也进来了，女犯进出都要走过我们被关押的监房，因为女监在走道的最里边。

静安分局的原址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一栋花园别墅，一般只有两到三层，但别墅都有地下室，看守所的监房就设在地下室里。

【网载：由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使用的南京西路1550号住宅，原为已故旧上海房地产巨商程谨轩的遗产。该花园住宅占地8500平方米，门前有两只石狮子，分列左右两旁。园中建造了一幢八角型式的庭院，高三层楼，中间有大理石的阔型楼梯，庭院后面又建有四层十六间楼房，其中二、三层与庭院相通。】

我们进来时是从地面往下走，楼梯下来先进一道大铁门，眼前是一个走道。走道一边是一排监房，有铁栅门关着。房间一大半在地下，里面没有窗。在与铁栅门相对的那堵墙上边和天花板之间有一条透气窗，里面钉着铁条。从铁条的空档里望出去就是外边的路面。我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了，就那么一条很窄的透气窗，室内一天到晚都开着灯。

这个看守所到底有多少间监房，我不清楚，他们也不会让你看。我被押进一个房间，铁门啪的关上。我脚伸进去，里面都是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就在马桶边上坐下了。

此时已经是10月19日的早晨，监房里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坐着。

晚上睡觉，监舍里有地板，睡觉都是地铺。别的犯人有被子，我没有。不过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间里，倒也不觉得冷。隔了两三天后，他们通知了我父母，家人把被子送进来了。

那些犯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一下子这个人放掉了，然后又进来新的人，监房里乱得很。

几天以后，林昭来了。他们提审时要叫名字的，我听见外面有人喊：林昭！接着听见有脚步声从我们监房的门口走过。

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关了两个月，那确实苦，白天基本上动也不能动。很小的房间，最多的时候关了四五十个人。隔几个小时可以放风一次，其实也就是排好队，在监房里哗啦哗啦走一圈。

以后我就知道了，上海市的看守所，有市所与区所之分。后者属区公安分局管辖，规模小，只收容临时在押人员，而流动性大。我和林昭第一次被关进去的静安分局看守所，就属于区所。后来“文革”期间，我妹妹被关进虹口分局看守所，它也是区所。

我在静安分局看守所，被关了大概两个多月，1960年底，我被转到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后来我知道，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轨迹与我相同。而林昭再次入狱则与我不同，她很长时间都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这两个所都属于市公安局管辖。市所的规模大，可收容长期在押人员。其中，第一看守所在南市，三十年代就有了，是租界外中国地带的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思南路，是法租界的看守所（俗称法国监狱）。

现在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的案件被认为案情重大，短时间里不可能释放。事实上，从起诉到判决就拖了五年。虽然我、林昭和梁炎武，我们三个北大校友的名字在同一张起诉书上，但无论是转运期间，还是开庭判决，我和林昭都没有再见过面。在静安分局看守所时，我还不知道梁炎武也被抓了。转到二所后，一次在放风时我见到梁炎武，那时才知道，他也被抓来上海了。

七 在二所

转到思南路的法国监牢，即第二看守所，那里的条件就好多了，比后来在提篮桥的条件都好。二所的楼层都是通风透气的，有很大的玻璃窗。

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顾雁摄于2018年2月23日。

每个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多，挤的时候四个人，稍微空点的时候三个人，一般是两个人，但不会让一个人一间。

四个人一睡下就肩碰肩了，房间很小，其长度在四人躺下后刚好放一个马桶。早上起来，每个人都要按标准叠好被子（即做内务），白天被子不能打开。管理严格的时候也不让你用被子垫着坐，我们一天天长时间地坐在地上，非常辛苦。地上太硬，我拿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当垫子坐。看守走过来看到就吼：喂！垫子拿掉！

四个犯人，就一直坐在地铺边上。一看有人过来了，也互相告知是谁来了。我们给他们几个主管起了外号，一个叫巡洋舰，一个叫主力舰，还有一个叫“活动政府”，因为那时他们训话，口口声声都是“人民政府”如何如何。

有时候，看守沿着铁栅门偷偷地过来，窥视我们在干什么。一般情形下，他们走对面的那条走廊。这整栋楼的结构跟船舱差不多，中间是房子，外边有个套子，沿套墙一圈也有走廊，它与监房外的走廊之间是铁丝网，两个走廊间用木板的通道相连接，所以从四楼走廊上可以直接看到底楼。晚上看守大多都是从对面通道走，因为安全一点。你想，万一沿着我们这边走，里边的人手伸出来扒一下……大概是这个考虑。

从我们囚室对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广慈医院。它是上海最早的传染病医院，那边有很大的青草地，可以看到里边也有人接见，在一个小亭子里，病人的家属送东西进来。

我想到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我也无法告诉他们。父母肯定忧心如焚，哥哥妹妹，必然也会受到我的连累。每念及此，内心隐痛，但也无可奈何。

1960年大概是9月，大哥顾鸿离开上海赴大连军工单位，全家人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前排：母亲孙缦真、父亲顾仑布；后排：妹妹顾麋、大哥顾鸿和我）

不知什么原因，二所的犯人经常被调换房间。从三楼换到四楼，四楼换到五楼，我就这样待了四年多。进去不久后得到一个好消息，可以写送物单了，也就是说，可以让家人送东西进来，每个月一次。这个做法叫“接济”，但不能和家人见面；就像广慈医院的传染病人一样，家里人把东西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再交给我。

林昭在二所的环境，与我可能是差不多的。

八 林昭写了《思想历程》

隔了半个世纪，我才从谭蝉雪找到的案卷资料中，了解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经历。林昭是1960年10月24日被捕，转到二所后，关到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

1961年10月14日，她写了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谭蝉雪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注明了，这份资料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执行股预审卷宗》张春元卷。

这种思想总结之类的东西，当然都要写的，我也写过。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里没怎么写，它那边就是要你坦白交代，给你一张纸，交代了以后按手印，走个简单的程序，不会叫你写长篇大论。监房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铺，白天坐在地上，晚上睡在地上，各人用自己的被子，一半垫一半盖。

转到二所后，这里是地板，但也没有桌子。长篇交代都是在二所写的，因为关押的时间太长，交代来交代去也就是那么多事。交代完了，就叫你写认识，他给你笔和纸。有可能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到外边的桌子上写。

从林昭这份《思想历程》的内容来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确实是林昭写的。但在复印件上再度复印的纸件相当模糊，我只能根据谭蝉雪后来编辑到《林昭文集》里的文本来看林昭的观点。在复印件和整理稿中，我看到大量使用了省略号，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办案人员从上海抄来，自己加的省略号？犯人写交代是不可能用省略号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原件，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研究。此外，我还认为，办案人员来上海，主要是要了解我的交代；林昭的这份《思想历程》，他们只是附带抄一下而已。

林昭的这份检查，可以证明前面我的观点：林昭与《星火》案，与我们这群人，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鸣。我和张春元，都是她很重要的朋友；但是，她对于我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的确不想介入。如我上面所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简言之，根本就不应该抓她，她跟这个《星火》案没有太多关系。如果我要反省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有刻印《海鸥》，如果我没有和她走得那么近，如果我没有保留她给我的三十多封信，很可能，她不至于因为《星火》案被抓。

在这篇检查中，有几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次提到我，她说，她通过我，了解了北大和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

从第一句话来看，应该是以我的名字做了代名词。邀请她去西北看看，或许是张春元与她第一次见面时说过。我是离开天水回到上海后才认识她的，不可能再邀请她去西北。但她不想多扯张春元，就用了“顾雁他们”这个措辞。在这段话之后，她谈到自己对我们这些人以及行动的看法，她认为，应该“独立存在、独立作战”，不斤斤计较什么组织不组织，她说我其实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昭与我们没有组织联系，这份文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她第二次提到我的名字：

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

在写到《海鸥》一诗的情况时，林昭第三次提到我的名字；可见当时在查抄到我刻印的《海鸥》后，静安分局最初提审林昭，一个重点就是这首诗。但林昭对此也不在乎，她并不介意朋友传阅，但她很明确地表示，没有必要刻印散发。我从这里感觉到，她对我是很有点火的。由于我的刻印，她的诗从地下写作变成了公开写作，她认为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都受其害。她是这么写的：

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到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

我看她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主要就是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第一，她不知情。第二，若是知道，她也不会同意。她用了很不以为然的语气来贬低我们刻印《海鸥》的意义，把我们的行为说得好像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一副“哗众取宠”“煞有介事之态”。总之就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这种事情我以前早就搞过的，比你们还要高明得多呢，不过是我不做罢了。

她为什么不做呢？她接下来就说，因为印秘密宣传品，印的人是冒险，读的人同样是冒险。还有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新东西给别人看呢？如果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也并不值得去印。

我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准备将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刻印出来，传递到高层干部手里；这在林昭看来，似乎就是老生常谈，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们还误解她了，以为她是怕，但她并不是怕——我不参与，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她就是这么写的：“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那么，林昭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心里话，还是为了减罪而避重就轻呢？

我觉得，这两种成分都存在。既然是根据办案方的要求来写，而且是写检查，在认识上写些符合大形势的套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林昭对我们行为的否定，我看了以后是不认同的。

此外，从这份检查里，还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那就是林昭保外就医离开二所后，为什么又会再次入狱。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我觉得是林昭对形势判断错了。不仅是她，我当时也有误判。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的考虑，我要活着出来。而林昭为了理想，她是不顾一切的。这和她的思想、经历和个性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和她是有差异的。

如今来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对照林昭的思想历程，对这种差异能看得更明显。当我们俩在一起时，处在那种朦胧的情感状态，我前面说过，彼此很少谈那些政治话题。你想想，我将《星火》送给她时，里面那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她当然了解我们的思想倾向。我写的《发刊词》，她还不明白我对现实的态度吗？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不用重复。我们在一起，讲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话题。

现在来看，我们卷入政治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从家庭来说，我的父母都属无党派；虽然我的姨父姨母也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但我们受父亲影响是主要的，对执政党、政党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跟你讲过嘛，斯大林死的时候，要我们戴黑袖套致哀，我们几个人就不肯戴。而林昭那时写了《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一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比今天更使我们痛心！”

林昭的家庭政治色彩比较浓，她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的老同学证明她在中学里加入了共产党。在《思想历程》里，她也表明，她是“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后来据说是因为她没有服从命令撤离苏州，失去了党籍。她在《思想历程》里表白说：

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

而我从中学时代就希望投身物理研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想搞政治。1980年2月，我和梁炎武都在上海，等待案件复查，9日，我们一起去苏州，参加为林昭母亲召开的追悼会。在车上，我第一次遇到倪竞雄，她知道我是林昭的同案，就问我：你搞物理学的，怎么也来搞政治？我说不是我要搞政治，而是政治来搞我啊。

还有，林昭也有一定的城府，不是我在初读《海鸥》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她比我的社会经验丰富，有更多的阅历。她参加过土改，在报社工作将近两年。我则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本科到研究生。如果不是到天水劳动考察，社会经验就更有限。她对政治的很多思考，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

为什么被捕前，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近，一度感觉像男女朋友一样呢？应该是我们共有北大情怀，又都因为反右遭到重创，心意彼此相通。我们同样被断送了专业前程，都是在混乱中回到上海。我们命运未卜，思想上离经叛道，欣赏彼此的才智。只不过，这种倾慕的情愫正在萌生，就被这场政治围捕阻断了。

到我们被抓进去后，我完全没有想到，林昭后来会遭到那么惨烈的虐待，以至于牺牲生命。我是一进去就准备好了，我不抱什么希望，随便你们判几年；反正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就守住我的一套。我的想法是承受一切考验，我要活着出去。

但是林昭后来的变化，和她在《思想历程》里写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她没有预料到，我那时也不可能知道，狱方会把她放出去。而且，放她还另有目的，那就是要找到“大哥”。林昭觉得自己是清醒和自觉的，她哪能知道背后的罗织和拿她做钓饵的预谋呢？她是真诚地相信党的路线已经改变，已经在革新了，这是她在《思想历程》里写到的。

我无法确认，她写这个思想检查时，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保外就医的承诺，就是说很快会放她出去。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她以为写了检查，这个案子就过去了，不仅会放她，也会放我们这些人。她明确表了态，拥护党的路线；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我读了《思想历程》，一个强烈感受是，她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看得毫无价值。你本应该倒过来强调：他们的批判是有意义的，虽然我没有参加，但他们是正义的——你应该这样做的。

而她在文中把我们讲得那样幼稚，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们是认认真真，冒了风险去做的。林昭却居高临下，把我们讲成那个样子。

你可能会说，林昭贬低我们，也是想为我们开脱，让警方认为，这些人也并没有干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林昭并不是这样玩世不恭，她的检查里，很多内容、包括她的思想转变，只有她写得出来，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有相当的真实性。我能感觉到，她对我也是很火的：你们搞这些根本不像样的东西，把我拖了进来。

下篇

顾雁（时年90岁），2025年4月于合肥家中，艾晓明摄

一 林昭被保外就医

从1961年初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下来，我在二所被羁押了四年五个月。我、林昭、梁炎武，我们三个人被列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起诉。我保留了1962年8月1日的起诉书和1965年5月31日的判决书，在这两份文书里，我们三个北大校友同案，我名列第一，是为首犯。在起诉书中，我和梁炎武的状态都是“现在押”，林昭是保外就医，“暂住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艾晓明：这份由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拟定的起诉书，下面有三个编号：“沪静检诉字第416、423、431号”。后来收入《林昭文集》里林昭对起诉书的批注，不是这一份，而是单独对林昭的起诉，上面只有林昭的名字。在1964年11月4日对林昭的起诉书上，署名与1962年8月1日对顾雁、林昭、梁炎武的起诉书相同，乃“检查员吴泽皋”。林昭以血书加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这份起诉书编号为“（64）沪静检诉字第423号”，由此可见，423编号属于林昭。由此推测，顾雁编号为416，梁炎武编号为431。由于三人被列为同案，故在1962年最早的起诉书上，包括了这三个编号；而1965年对三人的判决另有一个编号，即“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

1962年8月，我在起诉书上看到，林昭已经被保外就医了。那时我是很为林昭高兴的。我内心的负疚感终于减轻了，她本来就没干什么事，是我把她牵连进来的。我想，只要她在外面平平安安，就算从我们这个案子中解脱出来了。

我觉得，林昭之所以能保外，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也有关，并非对林昭特别照顾。主要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风向就有点转变。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七千人大会，我们在监房读报时得知了这些消息，否则是不可能放她出去的。另外她母亲在上海，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她是苏州市的政协委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在里面一年多，这个案子审来审去，应该也弄清楚了。刚开始审讯时，那些人很凶的，后来我看到有点变化，他们显得比较客气了。

还有，林昭给我的那些信，也确实证明她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她也不知详情，所以就先把她放出去了。

倪竞雄保存了林昭的这张照片并加注：摄于62年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她最后一张在人间的照片。艾晓明2012年10月在倪竞雄家拍。

1962年形势的变化，让我也得到一些特殊优待。就是在林昭放出去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位干部医生突然来到我监房门前，她叫我站起来，对我说：看你脸色不好嘛。我心说，把我关了那么久，饭也吃不饱，好久都不能晒太阳，脸色怎么可能好嘛。没有镜子，自己也知道的。

其实，要不要把你当病号，都是上边一句话。不久，没有做任何身体检查，我就被调到二楼病号监去了。本来监房都是三个人、四个人一间，乱七八糟挤在一起，而二楼的病号监是一人住一间。

这样我在病号监里住了一个多月，吃病号饭，条件稍微好一点。

说到吃饭，我刚进二所的时候，早晚都是吃稀饭。送过来时是放在一个铝制的格子里，一个人只给一格子稀饭。我们叫它四眼粥，看上去稀饭里面也有两个眼睛，就稀薄到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酱菜给你。

中午吃山芋，蒸红薯，那就给得比较多了，有一二斤，满满的，管饱。后来中午改成米饭，很小的铝格子，也有点菜，一点点，不够吃。

在二所可以得到家里接济了，每个月能送进来十个鸡蛋。我叫家里送鹅蛋，比鸭蛋大一点。后来家里买不到鸡蛋，就在亭子间里养鸡。关在二所的那几年，妹妹每个月给我送进来十个蛋。

1962年10月1日，国庆节，那时我刚好在病号监，可以开大账。大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身上的钱可以存在那边，家属也可以为你存一点钱，那就可以买一点生活用品。那次过节，劳役犯,就是送饭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买一斤猪头肉、半斤糖果，其他犯人没有的。他说，对你是特殊待遇，跟干部一样。他们干部过节，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我很久都没有吃过肉了，一斤猪头肉，没几天我就吃光了，半斤糖果吃的时间久一点。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分案审理。把《星火》案中我们三个人从甘肃天水那边分离出来，交给上海审理，在上海判；而不是交给甘肃判。检察院的院长亲自来提审时跟我讲，他们打官司打赢了。我那时还不理解，他说：你放心，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的案件我们管。甘肃那边要求并案，把两个案件并为一个案子，我们不同意。他知道，我在1959年底就离开了天水，林昭在上海，梁炎武先后在北京和广州，与张春元在天水那边搞的事情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坚持不让并案。我想，这样重要的事情，他居然告诉我。

如果交给天水那边审判，估计我们的遭遇会差很多，后来平反的阻力也更大。而留在上海，分别立案，那么审理、判刑，送到市监狱，还有档案怎么写，权力都在上海的机关手里。检察院的院长还说：你好好表现，会对你从宽处理。

我对二所的管理人员，印象要好一点。他们对犯人，在人格上还是尊重的。原因在哪里呢？据说那个监狱长是地下党的工作人员，解放前就在监狱里管犯人。他对国民党的管理是看不惯的，解放后他当了头头，很神气的一个人。犯人们传说，他是前国民党监狱的留用人员，其实不是。那时共产党渗透到很多关键地方，监狱里也有他们的人在。那么一解放，就反过来由他来负责主管了。二所也有一部分是留用人员，可能原来也是帮过共产党的。监狱长就是那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对这里最熟悉。1961年上海的粮食供应还是很紧张，而他对犯人的口粮还是保证了的。林昭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那边就和二所完全不一样了。从林昭写下的文字来看，她在一所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二 林昭去了我家

在二所等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书出来了。我被判十七年，林昭刑期更长，判了二十年，梁炎武被判七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林昭又被关进来了。

我们三人应该是同时转到上海市监狱的，就在提篮桥这个地方，判决结束后，一辆车送我们过去。开庭时我没有见到林昭，转监狱时在车上我遇到梁炎武。时隔五年，我们俩第一次近距离见面了。

他和我都拿了行李，我的行李中，有家人给我带进来的外文书。我想，他家在外地，估计没有人给他送书，我就拿了两本外文的物理书给他。

进监狱时要拍照，拍好照以后，分到各个监房。梁炎武被分到六号监，我被分到一号监。他后来被发配到白茅岭服刑，刑期虽然比我少十年，刑满后也不能离场。一直到“文革”结束，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北京与妻女团聚。他没能在北大物理系恢复教职，而是去了一所纺织学院任教。

判决后，家人就可以到提篮桥探监了。第一次探监是我母亲跟我妹妹两个人来的。那天来了很多人，至少有十多个窗口，全部是装好了铁栅栏的。

母亲和妹妹把一些接济我的东西交给看守人员，由他们转交给我。我们可以交谈，但每一个犯人都被盯住的。顾麋比较灵活，她胆子大。她居然说：林昭到我们家来找过的！

我想旁边有一个人看着的，你敢说……她跟我讲了，我不敢回应。旁边监视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林昭是谁。但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见，那人就在旁边，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听见的。

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到家里去过了。我被关了五年，没有和亲人见过面，这是第一次，回来监室后我哭了。

我母亲心里也是很难过的，我妹妹年纪轻，还不满二十八岁，她无所谓。她说林昭来过好几次，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对我的态度。她并没有因为我牵连了她而回避我和她的关系，更没有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自由，而约束自己那任性的独特性格。

结果，问题就来了。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时的林昭，和之前与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的林昭完全不一样了，和《思想历程》里的林昭相比，简直可以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保外后她不仅没有安稳下来，而且行动更激进了。她后来的情况我在狱中不可能得知，都是我在刑满后探亲以及1980年平反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所以我现在有以下的分析：

首先，她在得知保外时，没料想到，所有同案犯中，我们都还被关押在里面，单独把她释放了。她将此举看作对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坚决拒绝出狱，她妹妹讲过当时的情形。

【彭令范接受张敏采访——她就是讲：“他们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来，用不着这样麻烦。”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亲接她出来，她不肯出来，里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僵在那里。后来，分局的人就对我母亲讲：“你想办法把她带走就算了。”后来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她朋友，他们家有一个花匠，来把她带上三轮车，送回去。】

林昭出来后，经常到我家去，还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要他站出来为学生说话。她母亲知道了，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头，还是要她回苏州去，避开上海这个案发地。结果，她在那里认识了朱红、黄政，搞了一个组织，还有纲领。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你越是禁止，她越要搞，另起炉灶，她就走这条路了。

我看《思想历程》时认为，第一次被捕，她心里是怨我的，是我把她拖进来了。但把她放出去后，她倒过来认为她有亏欠了：你们会认为我写了那个思想检查，跟你们划清界限，就把我放出来了。肯定是我交代了什么东西，才得到了宽大。她要证明，不是的！所以她第一步要到我家里去解释清楚：我没有出卖顾雁。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我家里讲清楚，我推测她是这样一个心情。

所以她也跟我妹妹讲，她拿了个包裹，到静安分局去静坐，要求把她抓回去。那意思就是，你们当初抓是不应该抓我，但是你们放也不应该放我——要放就全部放。不是我无罪，大家都无罪。既然你们不放他们，也不应该放我。

我认为这时她意识到，在《思想历程》里写得有点过分了，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说得毫无意义。现在好了，她因此就被保外了，这对她的道德良知是一个侮辱。

你说人不会因为个人意气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不是个人意气呀，她这样做有她自己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人的信仰是有道德支撑的，我不是跟你讲过，战国时代有“齐大饥”的故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礼记·檀弓 下》

这个人，人家讲了他一句，嗟！来食！他就火得不得了呀。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林昭就是这样，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点污点。所以她出来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这个态度：把我放出来，顾雁没有放出来，不是因为我写检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我是想在里边的，我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

倪竞雄也跟我讲过，她说林昭释放后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完全变掉了。林昭从她母亲那里，肯定知道张春元在1961年越狱后，也是从甘肃到苏州，一路找过来。他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又到苏州去找她。林昭出来以后，她也是同样如此，她要找到我们其他人的下落。结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还关在里边，其他人也都关在里边；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三 顾麋的回忆：林昭经常来

顾麋，生于1937年，1960年顾雁被捕时，她刚满23岁，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上海业余中学任教。

那是1962年早春，林昭放出来后，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我家。那时我们住在552弄23号，那个地方底层已经被改造成公共食堂。很多人在食堂吃饭，出出进进，她来就比较方便，并不引人注意。

到了夏天，我父母到乡下去住。那一段时间，就我和大哥在家。林昭经常来，来了就滔滔不绝地和我大哥讲话。所以我大哥受了林昭的影响，1965年5月底他们这个案子宣判后，我大哥匿名给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寄去了这本书——菲·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7月第一版封面

林昭把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信，还有她写的诗歌给我。我又给我爸看，她喜欢写现代诗。在我们家，她无话不谈，有时就一个人，自管自讲话，她也不要你回答。她讲安徽吃不饱，饿死人，她好像都知道的。我就写在日记本上，结果，“文革”抄家被抄去日记，这是我很重要的一条罪行。

她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倒是没有人来问过。后来是小哥说的，当然没有人来问，因为警方有意让她出来，还要看她和什么人联系，看有什么人逍遥法外，没有落网。他们要找到那个幕后不出来的人，特别是那个叫“大哥”的人。

四 伏脱冷·鲁凡·大哥

【艾晓明：“大哥”是谁呢？37年以后，1999年3月16日，林昭的同学和闺蜜倪竞雄给顾雁写信，询问这位“大哥”的下落——

倪竞雄：“还有一件事，我们还想找到一个人，即林昭很崇拜的一位大哥，据说也是流放在甘肃（即你们被发配的地方）的一位大学生，曾越狱逃走，外号“江洋大盗”。据苏州与林昭同案的黄政说林昭一直在盼望见到‘大哥’，不知你可知道这位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有否他的消息？能否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他。”】

林昭的闺蜜倪竞雄，退休后全力收集林昭遗稿，推动纪念林昭活动。（艾晓明2012年10月拜访倪竞雄，吴娟摄）

顾雁：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问：“大哥”是谁？我说“大哥”就是张春元啊。林昭和我在通信中，不提张春元的名字，而是用“大哥”来替代，例如问“大哥情况怎么样”。除了林昭以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称呼张春元为“大哥”的。

【艾晓明：1961年8月10日，张春元逃出监狱，此后一路流浪跋涉，从兰州至上海，上海至苏州。他在苏州见到林昭的母亲，得知林昭被捕的情况，又返回上海，并给林昭寄出一张明信片。林昭肯定没有收到这张明信片，二所截留了它，后来转到天水张春元的案卷里了。四十六年后，谭蝉雪在天水寻找张春元案卷时，找到了这张明信片，并作为《星火》一书的插图——

根据右上方的邮戳可以看出，明信片是1961年9月1日从上海寄出，收件人地址为“本市思南路第九十九号”，即第二看守所的地址，因为明信片装订在案卷中，右边图文不完整。信文写在左边，谭蝉雪引用了这样几段：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

她引用的另一段文字，应该是写在这张明信片的反面：

“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争，只有敢于⽃争的⼈才能敢于胜利。”

明信片插图左边中间还有六行字，谭蝉雪没有引用，但十分重要，我这里补充录入：

“你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到了上海，很简单，伏脱冷先生是被人称为鬼上当的，有人愿意让他的大哥自由自在的走路的。

关于你在那儿的生活和学习，我个人有390天的亲身体会，其材”（图左文字完）

谭蝉雪在《星火》中写道，张春元以林昭母亲的名义给林昭写了⼀封信。但如果考虑到“伏脱冷”“鬼上当”的提示，就能明白，这与母亲的口吻不符。伏脱冷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身为逃犯，诡计多端。张春元相信，林昭看到这里，当明白“大哥”他已越狱成功。此外，这张明信片正面右边，在通讯人地址姓名那一栏，第一个字是个连笔字，看上去像简体字母亲的“亲”，实际是更近于草体的“章”。张春元在《电影文学》1959年6月号上发表的剧本《中朝儿女》，笔名正是“司马章”。如果林昭真能收到此明信片，定能意会寄信者谁。】

顾雁：张春元到西康路我们家来过的，第一次是他和谭蝉雪两个人从河南过来，我从黑桥过去把他们接到乡下去住，所以他和谭蝉雪都知道我在上海西康路的住址。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我是看着他从弄堂里走进来的。那时我正好在窗口搞卫生还是干吗，时间应该是中午，下面在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他上来时，没有人注意。

那时我和妈妈住在大房间，这是正房，向南的；北边是小房间，亭子间，我爸一个人睡在那里。张春元直接走到亭子间，他好像知道一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我爸在亭子间里，隔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左右，我爸进来找我，他说：张春元来了，给他全国粮票。

我们没有请他吃饭，我爸肯定告诉他了，小哥被抓，家里被抄过。我看着他走的，他也不到大房间来跟我打招呼。应该是他有意回避了，不要跟我有直接的接触。

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房间的窗口看他，他一直往前走，头也不回。快到弄堂口了，他头回过来，看一看。然后再转过去，走得也不快。

后来爸爸就过来，他跟我说：张春元监狱里逃出来。

他走了以后，事情多了。有两个人来，拿了张春元的照片，问我妈：你认识这个人吗

张春元照片，谭蝉雪2007年4月6日从天水案卷中翻拍，艾晓明据胡杰再翻拍照片重修。

这两个人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在上班，没碰到。我妈那天并没有见到张春元，她肯定说不知道是谁。

弄堂里的邻居跟我妈说：你们家里来了个什么人？警察要我们看照片。但是看也看不清楚，没法辨认。因为弄堂里那么多人，食堂里人来人往，他走出去，人家当他是来吃饭的，谁会注意？没人注意。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走的时候好像是秋天。

顾雁：静安分局一直认为，为林昭的诗《海鸥》写《跋》的鲁凡，是一个老手。《跋》那里注明的时间不是1949年以前吗，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非要找出来。

我说这个鲁凡没有的，是化名。是谁的化名？我说是我的，我写的《跋》。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给他们摆的一道。第一我要跟张春元通信息，告诉他，我也进来了。因为我的口供，公安肯定要去找他对质的嘛，一对他就知道我的处境了。还有就是讲义气吧，不要认为我顾雁会叛变他，我顾雁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也清楚的。他可能是想不到的，我一口咬定，那个《跋》是我写的。张春元可能会这样想，顾雁还是有一手的。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道：“张春元和顾雁分头执笔写跋，最后采⽤了顾雁所写的，但顾雁本⼈已记不清了，至今他还认为是张春元写的‘跋’，他只记得为什么用了‘鲁凡’笔名，寓意是鲁迅⾛了。”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就是有意这么做的。张春元肯定承认《跋》是他写的，而承办员找他对质时，他就会明白我在有意说谎，于是他又随口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我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跋》。天水当局被糊弄过去了，但静安分局感到此事有蹊跷。他们觉得有一个可能——我和张两人都在说谎，意在包庇这个叫“鲁凡”的人。而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我和张春元“分头执笔”，我认为是在案卷里看到了我的口供，但她没有把这些案卷资料给我。

张春元那次逃跑，如果是为了逃生，那就跑错路了。他不应该往南跑，如果往西北跑，逃到少数民族地区，他谋生的能力强得很。在那些地方，户口管理也不像上海这么严密。但他逃到这边来，他是想找到我们，而我们全部都被抓了啊！

胡杰纪录片里讲，把林昭放出来，是要找到张春元；其实不是的。1962年3月林昭被放出来时，张春元已经在1961年9月6日归案了。放林昭，一个方面是我前面说的，形势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也是要看她出来后与哪些人联系。他们不是要抓什么小人物，而是要找大人物，例如，那个“鲁凡”究竟是谁。那么第二次抓了林昭以后，到1963年夏天还放了一个张茹一出来，让她以林昭同监室狱友的名义，联系我妹妹，又去了苏州，继续找“大哥”。这些都说明，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以为“大哥”是另外的人，此人不是张春元，他还在外边活动。

五 张茹一来找“大哥”

顾麋，时年85岁，顾雁摄。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张茹一来了。她一来就问我：大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茹一长得什么样子？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被抓的。她家在上海边远郊区，自己讲上海话的。她的家我知道，那边全是农村。她的妈妈还在，她爸已经不在了，估计是有什么问题。她本人那时还很年轻，好像二十岁不到，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梳了两根辫子，一看就像个中学生。她跟我说，是林昭叫她来的，而且还带了林昭的亲笔信。

林昭写的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张茹一说，她跟林昭关在一个监狱里。她谈了林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不像是编造出来的。也可能静安分局有意把她们安排在一起，都在提篮桥市监狱。

【艾晓明：林昭第二次被捕是1962年11月8日，到12月23日，她被关进提篮桥市监狱，在那里羁押八个半月。市监狱原本是关押已决犯的，但把未决犯林昭关进去，可能是一个别有用意的处理。与林昭同监室的一个犯人，名叫张茹一，在对林昭的起诉书上，张茹一被称为“诈骗犯”，但林昭在对起诉书的批注里说张茹一是政治犯。1963年7月，张茹一被释放的同时，接受了公安布置的特殊任务，她先到了顾雁在上海的家，然后又去了苏州，找到了林昭的朋友朱红和黄政。】

顾麋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日张茹一来访：

上图左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到右页第七行，文字如下：

1963年7月19日

昨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经过三年考验的，虽比我年轻却比我经历得多。

由于受林的影响，虽目前家庭落难，但她对前途充满信心。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讲现在的青年是无前途的，但时间是不留情的，年龄逐增，人生最好的青春是不等人的。我们这一代算是倒霉透了。

我准备去看她。

今晨寄了一封信给小阿哥，要他耐心等待。

顾麋：张茹一约我到复兴公园，每一次，她一定要问大哥。我说，我哥现在在上班，蛮好啊。

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监狱里派来的，我相信她是和林昭一起的，先放出来了。因为林昭的关系，我还是蛮关照她的，她要借钱，借书，我都同意了。

【顾麋1963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她上星期借去8元，拿了几件衬衫，使得我们的经济，窘得连票子的钱也无法对付。”】

张茹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宝山，有一次她跟我说，到她老家去玩，说她那边还有一些同伴。听她讲的情况，不像是骗人。

不久，我大哥顾鸿跟我说，不要再睬她了，离她远一点。而且，顾鸿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来就盯上我，叫我到哪里碰面。每次翻来覆去就是问大哥，后来我光火了，我讲：你说大哥，我们只有一个大哥，我们不叫大哥，叫阿哥。你老是大哥大哥，到底是啥人啊？没有这个人啊！

她从此就不来了。

大哥到底是谁？这个谜底后来揭晓了。

我妈有一次收拾东西，从五斗橱里翻出来一个空盒子。我妈跟我说，这个盒子是林昭留下的，你看一看，不要扔掉。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是1967还是1968年，林昭已经抓进去了。反正，我妈给我看，一个放苏州豆腐干的盒子。我讲，你放个空盒子干啥，拆开来看看。结果我妈把盒子盖掀开，什么也看不见。底板上有一张纸，掀开拿起来那底上的一张纸，下面有几个字，抬头写的就是“大哥”。这句话写的是什么，那我倒不记得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下面是不是林昭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为什么记得这个“大哥”，因为张茹一一天到晚就在问“大哥”。我恍然大悟，她要找的，就是这个大哥。张春元。你们是叫大哥的对吧？这个盒子，可能是林昭让我们家保存的，她在里面给张春元留了这个短信。

在张茹一之后，接下来，又来了一个男的。他说是跟顾雁在监狱里一个监房的，对顾雁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人三十出头，不像青年人。正好我们的亭子间空着，他一来就说要住到我们家里来，说我给你们五十元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也不过五十左右，这笔数很大的。我爸有点犹豫，我说不行。我说：你住到哪里去？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就没有同意。

他看样子，就好像要跟我谈朋友一样。我睬也不睬他，跟他没话讲。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跟我父亲说，他在江湾的医院里面，要我去看他，一定要去一次。这桩事让我很反感，我父母倒没有勉强我。也许他给了我父母什么好处？好像也没有。总之这个人坚决地说，要我到江湾去一次，最终我没有去。

那时我们在亭子间里面原来放床的地方，养了几只鸡。那时买不到鸡蛋，我们养鸡，为了吃鸡蛋，还要给顾雁送鸡蛋。我在窗台这里切菜皮，准备给鸡吃，这个人就坐在我台子对面，我不管他，乒乒乓乓切菜。他也不走，那边就是五六只鸡，还有一只鸭子。他好像来过两趟，他说是跟顾雁一起的，他这样跟我们讲。

顾雁：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刚抓进去的时候，每人一个角落坐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起来，排好队在监房里转一圈，他就跟在我后面。

记得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他是部队里的，是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很警觉。这么大年纪了，专门来找我，肯定是公安局派来的嘛。我就不睬他，两次以后，他不来了。

顾麋：你怎么晓得啊？

顾雁：监房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当然晓得啊，估计还就是这个人。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青年，十五六岁的，他说想逃香港被抓了，这样的人讲话我还是相信的。那个人说是部队里面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来路不明。年纪这么大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青年呢。

每次可以站起来走一圈的时候，他就跟在我后面。后来就不见了，因为进进出出人很多的。

六 分别起诉，同案宣判

【彭令范：因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亲呢，总是觉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这么跟共产党斗争，或者呢，有的地方什么事都推在她身上。因为有一阵子，我母亲有好多写给监狱长的信，不晓得是几百，千封也有了。】

在我、林昭、梁炎武三人的判决书上，林昭确实是判得最重的。我是第一被告，被判十七年。林昭是第二被告，被判二十年。梁炎武是第三被告，被判七年。请注意，这张判决书的编号是“1962年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它与我手里的起诉书同年（1962年8月1日），但当年没有判决，而是拖了近三年，到1965年5月31日才发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中间，我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羁押状态，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11月8日保外就医。那么，判决拖了这么久，就是静安分局要扩大战果，继续布网。他们认为破案计划未完成，即使张春元归案了，那个“鲁凡”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大哥”，他们要继续找。所以派了张茹一来找顾麋，又有那个人自称是“彭德怀的部下”，去我家租房。张茹一又到苏州去找朱红、黄政，结果导致黄政被判了十五年。

林昭保外期间在苏州的活动，我当时不可能了解。而在我自己的口供里，不存在把事情推在林昭身上的情况。我这篇文章一直坚持的就是：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活动，她最多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上的同道。至于梁炎武，他所干的具体事很少，只是为谭蝉雪、张春元传了信。他与林昭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把事情推给林昭。

对我们三人的判决，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她在保外就医这段时间，还有一段经历。她另外有一张起诉书，我和梁炎武不在其中，是1964年11月4日单独针对林昭的起诉。

林昭抄写了这份起诉书，林昭平反后，这份手稿和林昭的其他手稿一起退还给彭令范了，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林昭在抄写时，字里行间以括号加注，写了很多反驳。

这份起诉书，编号依然是423号，林昭被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到1965年5月底的判决书中，林昭又被归入到我和梁炎武三人案里。其中，1960年的《星火》案、1962年林昭保外期间的活动，特别是林昭第二次被捕已经八个月后，由张茹一联络参与在苏州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归到了这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中。我、林昭、梁炎武都羁押在上海，我们三人作为同案，同时宣判。

为查寻林昭的经历，倪竞雄找过张茹一，没有找到。我和顾麋的“反革命”案平反以后，张茹一主动打电话给顾麋，她向我妹妹道歉，承认自己在公安那里领了任务。公安承诺给她安排工作，但并没有兑现。张茹一后来去了新疆，也苦得很。文革后她也回到了上海，就住在浦东。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平反了还是没有平反。

她不敢到家里来，她跟顾麋说：现在他们都来找我，我也是受骗的。

七 “纪念夏瑜”

提篮桥监狱正门，艾晓明摄于2012年10月

和林昭同在市监狱，我被调进翻译组，算是一种特殊待遇吧。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抱着逆来顺受的想法。不同的是，从二所到提篮桥，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数学、物理问题，这是我的精神寄托，也让我与现实的痛苦相对隔绝。可以说，我的处境比很多人幸运。

我见不到林昭，只是知道她被当作“反改造”的典型。吴明卫问过我：有没有想到过劝她？那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接触，狱方也不会让你接触。

1967年7月，我和一批大刑犯人被遣送青海西宁，安排在青沪机械厂服刑。

大概是1969年1-2月，我得知林昭遇难的消息。当时是上海派人来提审我，那个提审员告诉我：林昭已经被枪毙了，你知道吗？

我此后写信告诉了父亲，但我不能直说，所以暗示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记得那封信原来是在上海的家里，我专门拿出来带到合肥的家里，但现在我找不到了。那时我想，审查信件的管理员知道秋瑾，不见得知道鲁迅笔下的夏瑜。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

我母亲保留了我的青海来信，她装订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在上海家中看到母亲装订的家信，其中有我在当年3月份写的信：

爸爸、妈妈：

这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何故？上月我给你们的信中曾向你们要五元钱，不知有否寄出？根据政府最近的规定，你们今后来信的书面地址应改写如下：“青海省、西宁市、青沪机床厂，8523 顾雁”。我最近身体很好，前日去大炉间帮助拉煤，顺便在磅秤上秤了一下，体重为119斤。记得我逮捕前，体重最高记录为121斤，逮捕后的最高记录是131斤。那时在二所病号间，肺病渐愈，思想上又无负担，体重自然要增加了。一个人的身体好坏，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主要还是思想的好坏；有的人虽然死了，但其精神则千古传诵，比之于或者而感到无聊的人，胜过何至千倍。鲁迅曾在《药》这篇文章里纪念夏瑜，并在文末添上一个花圈，以示希望。回忆自己的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悲痛惭愧之余，唯有认真踏实地改造自己，也许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添一朵最平凡最微贱的小花。这就是我的希望。

祝好

儿雁上

69.3.27

我不能直叙胸臆，只能这样曲笔暗示。终是意难平，忍不住在“惭愧”二字前面，又添加了“悲痛”二字。

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他已有一年五个月没有给我写信。接到我的信后，连续两个月都是他给我写信。

父亲能说什么呢？“文革”期间，大哥顾鸿因为给法官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本书的事，被当作“漏网反革命”轮番批斗，还追查他跟张茹一说了什么。在巨大压力下他非常绝望，自杀未遂。妹妹顾麋的日记被查抄后，她被送进虹口分局看守所，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顾麋的“日记罪”，后面专文再写）。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不能告诉我，他只能用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来勉励我，要我“纠正自己空虚和错误的思想”。

回复父亲的这封信时，我直接写出了林昭的死：“林昭的死并不能影响我的改造决心”。信要通过狱方审查，我不能不用这种违心之语。我引用了秋瑾的诗，告诉父母，自己不会沉湎于悲痛中，以免除他们的担心：“记得前人曾留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这是历史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精神状态。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碰到天雨的话，我相信所想到的一定是雨后万物竞生的新春景象，因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69年5月8日，父亲回复我，套话之外，他鼓励我：“凡是进步的人，都是青春常在。我希望你坚持着改造的信心和勇气，千万不要灰心。”

父亲此后再未来信，这是我保留的他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八 她提出的：我们去祭奠林昭

1974年，我因技术革新成绩被减刑三年，但刑满释放后仍然是强制留厂就业，只不过是从犯人圈子调换到就业人员的圈子。离开厂区还是要经过批准，与家人通信还是要被检查。这时我终于明白，不管你刑期多长，满刑与否，判半年也好，判二十年也好，总之是没有自由，也不能离开劳改单位。

一直到“文革”结束，形势才有了新的变化。到1978年底，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案子有了定论，我知道我们的案情多少与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相关，由此，我看到了平反的希望。妹妹在这年得到平反，我给母亲去信说，相信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1979年2月12日，我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案件复查；同时也就1958年被划右派问题，给兰州大学党委写了申诉。

当年3月2日，兰州大学发出了关于我的右派改正通知。我继续敦促法院复查，但几乎没有进展。我从其他渠道得知，主要是因为林昭的案子平反困难，其原因和经过，容后详述。

1979年6月22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境：

报上大力宣传的张志新的事迹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林昭，想到了我与她在选择人生之路上的分歧。每当在想象中出现林昭英勇就义的一幕时，我总隐隐地感到，如果我不能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的话，那末我的活着将是可耻的。我能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偷生者”这一不名誉的称呼呢？像《复活》里那位主人公一样，抛弃一切为挽救自己而努力吧！

我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朋友说过，是我害了林昭。而我们之间选择的不同在于，我的抗争行动，进监狱后就结束了。但她却从迈出监狱开始，一直到拼死抗争，献出生命。

1980年5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决定，对我和梁炎武的案子撤销原判。这一编号为（80）静刑复字012号的判决书中写明：

至于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

法院宣告我和梁炎武无罪，予以平反。只不过，当初一起被起诉和判重刑的还有林昭，而留在这张判决书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林昭案子经过复查，在三个月以后，即1980年8月22日，由上海市高院宣判无罪，但原因是说因林昭反右后就受到刺激，患有精神病，被错判后精神病复发，而不应将发病期间行为当作反革命而处以极刑。

在1980年10月30日给母亲的信里，我写到对这个判决的看法：

梁炎武来信说北大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去谈话，说北大要给林昭开追悼会，问他的意见，另外也问他对林昭平反判词的意见。梁的答复是说林60年就有精神病不合事实。我觉得这次林昭平反，阻力是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目前这个判决只是一个暂时的折中方案，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林并无精神病。现在不知北大的追悼会究竟怎么开法。

1981年3月，陈伟斯在《民主与法制》刊物上发表《林昭之死》一文，推动了对林昭的彻底平反。顾雁一直保存着这份刊物。

由于彭令范的申诉及各界努力，林昭案在1981年12月30日得到再审判决，这个判决纠正了前一个判决的错误说法，宣告林昭无罪，彻底平反。

我自己平反后，找过林昭的弟弟和妹妹，她弟弟还住在茂名南路的房子里，妹妹在医院的宿舍住。我和彭恩华的来往多一些，他当时在学法文，我送给他了两大本法文字典。到苏州，办林昭和她母亲的葬礼，送花圈，都是彭恩华来和我联系的。我、同时也代梁炎武，一起表达了我们的哀思。

1980年7月，离开兰州大学二十二年之后，我回到兰大物理系任教，从助教做起。因为师母的介绍，1981年7月，我与力学系的讲师顾淑贤结为伉俪。结婚之前，我给她看了我的平反判决书，还有陈伟斯在1981年3月发表在《民主与法治》上的那篇纪念林昭的文章。

顾淑贤与顾雁，顾雁母亲孙缦真根据儿媳与儿子的结婚照绘看，1985年5月于兰州

1982年5月25日，《新民晚报》上刊载了冯英子的短文《悼许宪民林昭》，母亲将剪报寄给了我。

我从文中得知，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大的部分校友，在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冢侧，为林昭与她母亲营墓建碑了。

倪竞雄寄来林昭墓地照片，1982年。

是淑贤提出来的：我们到苏州去纪念林昭。她说，你应该要去一次。当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去了苏州，淑贤买了好多香烛带去灵岩。那时林昭的墓地还很小，就是一块碑而已。

结婚前，我向母亲要一个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境况比较好的时候，父亲到南京路的首饰店买了一个翡翠的珠宝给母亲。母亲一直为我留着，哥哥和妹妹结婚，她都没有给他们。

那些年我在西宁，林昭罹难，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最好的、最贵重的纪念品，母亲说留给林昭。

2025年4月7日初稿，8月11-19日再改。

被封的原因找到了

众所周知，北京邮电大学在网络防火墙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前校长方滨兴更是被业界尊称为“防火墙之父”。为了中国网民的上网安全，北邮历代师生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近日，北邮再立新功，成功自主研发国际首个聚焦物理层与网络层协同安全防护的多维一体化“卫星互联网防火墙”安全载荷，并通过谷神星一号火箭发射成功。

句子太长，名词太多不好理解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卫星互联网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类似马斯克Space X 公司星链卫星那种网络，以卫星作为信号中转，让人们在天涯海角雪山沙漠都能上网冲浪。

但是卫星互联网你也跟我一样从来没用过对吧？其实不止美国有这些卫星，中国公司也发射了不少可以用于互联网通信的卫星，事实上具备了提供卫星网络服务的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用上呢？答案说来也简单，因为“不够安全”。国家担心我们在卫星上网时受到来源不明的伤害，所以，在确保足够安全之前，就暂时没有全面放开卫星互联网服务，但相关准备工作一直在开展的。

“卫星互联网防火墙”安全载荷装星图，来源：北邮官网

这不，北邮师生的这项国际首创的成果就是确保卫星互联网服务安全性的关键一环。感谢北邮师生的贡献，中国用户距离用上卫星局域网，啊不，距离用上卫星互联网服务又迈进了一大步。

而且你看北邮多厉害啊，自主知识产权，而且是全球首创！SpaceX被远远甩在身后，耶鲁剑桥MIT也都望尘莫及，在互联网防火墙方面，北邮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当然，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世界唯一，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值此大喜之日，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称不上建设性意见哈：

鉴于方滨兴教授和他的徒子徒孙们为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事业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如今又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再立新功，我认为除了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之外，还应该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荣誉。

比如，将方教授与卫星互联网防火墙的安全载荷一起送上天去。

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青藏高原腹地举办了一场名为“升龙”的烟花表演。

据主办方介绍，表演是该品牌“向上致美”第三季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艺术探索高山在地文化。表演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境内的查琼岗日山脊，烟花燃放从海拔约4600米处开始，沿山脊向上延伸至5050米山顶，形成“飞龙腾空”的视觉景观。

活动视频截图

活动在互联网播出后，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质疑，相关话题冲到当日微博热搜榜第一名。质疑点包括艺术价值、文化冲突、品牌形象等方面，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表演对当地造成的环境影响。

9月20日，随着讨论升温，视频在多个平台下架；主办方发出公告：

主办方针对活动的说明

9月21日凌晨两点多，“云端珠峰”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

9月21日上午八点左右，始祖鸟和蔡国强工作室分别发布道歉信：

我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植物学和濒危物种保护的研究工作，对当地的植被比较熟悉，也很有感情，因此也对这次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和傲慢深感震惊。主办方最初关于不会破坏环境的解释，完全无法说服我。因此我在这里详细分析一下，这样一场烟花表演，到底会造成哪些环境影响。

事发地点是生态脆弱区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也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然而，青藏高原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或许没有之一。所谓生态脆弱地区，是指生态环境抵御干扰能力低下、恢复能力不强、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退化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青藏高原完全符合这个定义。

首先，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极为严酷。这里海拔高、气温低，全年无霜期非常短。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植物的生长期相当有限，积累有机物和固定碳的速度远低于水热条件更好的地区。因此，青藏高原的地表生物量很低，一旦受到干扰，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很差。

其次，高原上充满了多种极端环境因素：低温、低氧、强风、强紫外线等，这些都对生命构成巨大挑战。为了适应这样的极端环境，本地物种演化出了独特的适应方式。比如说，塔黄需生长三十多年才能攒够开花所需的营养物质，种子成熟之后植株就死亡了。可以想象，这样慢节奏而孤注一掷的生命过程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中途被打断，意味着多年积累血本无归，完全没有恢复的机会。

塔黄需生长三十多年才能攒够开花所需的营养物质｜Tyger / Wikimedia Commons

有人或许会说，西藏那么大，表演所在的地方也不在保护区里，区区一座山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说法不对，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座山，也是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能如此轻易地加以破坏。

高山草甸的植被破坏极难恢复

事发地的海拔高度介于4500-5050米之间，主要的植被类型是高山草甸，此外低处河边可能有少量灌丛，高处可能还有一些流石滩或冰缘带植被。高山草甸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植被类型，它们的外观并不起眼：由于草长得非常矮小，没有温带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牛羊站在草甸上甚至连蹄子都遮不住。

高山草甸的关键结构是“草毡层”。草毡层通常只有10-20厘米厚度，由薹草属等建群植物的地下茎和根系紧密交织而成，像是一张天然毯子覆盖在地表。它虽然薄，却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还固定了大量有机碳。从生态功能看，这层草毡虽然薄，却支撑着整个高原食物网：草养活了食草动物，后者又供养食肉动物。可以说，一整张生命网络都建立在这层薄薄的草毯之上。

青藏高原典型草毡层景观｜The Innovation，Zhang G., Yang F., and Long H. (2023)

草毡层既重要，又脆弱，过度放牧、基础建设或大型活动（比如说本次烟花秀的事前搭建和事后清场）都很容易对其造成破坏。牲畜啃食和踩踏会使草毡破碎，露出底土；机械开挖则会直接撕裂草毡结构。在高山草甸中，草毡层下面就是土壤母质，也就是是由岩石风化形成的碎屑。草毡层破坏之后，土壤母质极易流失，刮风会变成扬尘飘走，下雨会变成泥汤子流走，而流失的过程还会进一步加剧草毡层的破坏。

由土壤母质开始的植被自然恢复也非常困难，因为它极度贫瘠，几乎不含有机质和微生物，无法支撑植物生长。只有经历了极其缓慢的有机质积累过程——先锋植物偶然定居、死亡后贡献有机质、以及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反复发生——土壤母质上才有可能长出新的草甸，而这一自然恢复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

这就不得不提到主办方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操作：声称“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

翻土在土层深厚的地区可能是个有效的修复手段，把地表的污染物埋到地下等待自然降解，翻上来的土也是肥沃的，可以长出植物，从而不至于对植被和景观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但这一点在高山草甸上行不通，因为深埋的是表层宝贵的有机质，翻上来的是没有营养的土壤母质，就算在上面播种也是很难长出草甸的。可见，如果不理解高原植被的脆弱性和恢复规律，所谓的修复，不过是对自然的又一次伤害。

“盐砖引诱鼠兔离开烟花燃放区域”不可行

主办方声称，燃放前通过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动物离开燃放区。的确，很多食草动物有舔食盐分（岩盐、土壤渗出物或尿液）以补充矿物质的习性，但这种行为在鼠兔中并不常见。就算鼠兔喜欢吃盐，指望靠盐砖就能将鼠兔引离特定区域，也是不切实际的。

高原鼠兔｜Kunsang / Wikimedia Commons

鼠兔身形小巧，目力所及不远，多数时间在洞中活动，根本无从知晓远处放置了盐砖。主办方又不可能“挨家挨户通知鼠兔”，所谓“引诱”也就无从谈起。此外，鼠兔是非常胆小的动物，为了避免被天敌捕食，觅食时不会离开自己安全的洞穴太远。它们宁可在洞穴附近的退化草地上觅食，也不去远处比较丰美的草场，完全是为了降低长时间暴露在外所带来的被捕食风险。盐砖是有多大的吸引力，能让鼠兔忘记死亡的威胁？

一个明显的反证是：在传统草原鼠害防治中，鼠兔常常被视为防治对象之一。如果盐砖真能有效吸引鼠兔，直接投盐显然比广泛投药更经济高效；但现实中并未采用这种方法，也从侧面说明其无效性。

顺便澄清一下，鼠兔并不是所谓的“草原害兽”，而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作为初级消费者，鼠兔将植物固定的能量和蛋白质转化为肉食动物的食物来源。人们常常误解鼠兔增多是草甸退化的原因，实则不然。真正的情况是，草甸一旦遭到破坏（如草毡层破碎），鼠兔更容易打洞栖息，因此数量显得更多——这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盲目灭鼠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速生态失衡。

退一万步说，即使能把鼠兔引出来，它们也没理由长期待在盐砖边上。舔上几口，盐吃够了就该回家了，一直跟那儿舔是想变成燕巴虎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盐砖对野生食肉动物和鸟类是没有吸引力的，主办方并没有提出保障这些原住民权益的措施。秋季正是动物们“贴秋膘”或储备越冬食物的关键时期，此时受到惊扰将直接影响其冬季生存概率。烟花燃放产生的巨大噪声和震动可能导致小型动物的强烈应激反应，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而依赖鼠兔为食的捕食者同样会受到干扰，甚至因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

这样看来，盐砖的作用只不过是主办方的一厢情愿罢了。网友对此也有精彩评论：把鼠兔从家里骗出来，然后把它家炸了，却说这是在保护它们，Excuse me？

“可降解材料”不是万能药

主办方在说明中称，项目所采用的烟花彩色粉均为生物可降解材料，经过国内外多次燃放验证，符合环保标准。我并不质疑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可降解材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版本答案，更不是免责声明。

生物可降解材料，顾名思义，降解过程是需要生物参与的。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食腐动物、真菌、细菌等等）种类以及活跃程度，决定了这些材料是否能被降解、降解成什么物质、以及降解得有多快。打个比方，一块香蕉皮丢在热带森林里可能一天就没了，但丢在5000米的高山上可能第二年还在那儿，因为高山上温度低降水少，分解者不活跃，甚至都没有能分解香蕉皮的微生物——因为香蕉皮本就不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材料”。

同样的水果皮，在不同生态系统中降解速度不同｜lnt.org

我在艺术家之前活动的访谈中听到他说，烟花的彩粉是用玉米淀粉制造的。玉米淀粉对青藏高原来说也是外来生物材料，多久才能降解是需要实验数据来说话的。

此外，玉米淀粉是白的，要呈现五颜六色的视觉效果还得添加各种颜料，这些颜料的降解过程也需要考虑。联想到前面说的修复措施，我十分怀疑翻地的目的就是把被染色的表土和植被掩埋起来……

烟花用了各种颜料｜活动视频截图

法律风险

我国于202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旨在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防控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下是本次活动可能涉及的法条。

第二十三条　国家严格保护青藏高原大江大河源头等重要生态区位的天然草原，依法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挥最基本、最重要作用的草原划为基本草原。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青藏高原草原保护，对基本草原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生态保护修复。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优化草原围栏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草原原生植被，科学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实施黑土滩等退化草原综合治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青藏高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三）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六）破坏自然景观或者草原植被。

一场不到一小时的“高原烟花表演”，就有可能造成多个方面的环境影响。影响程度有多严重、是否达到触犯法律的程度，从有限的现场图片和视频中还看不出来，需要详细的事后评估和监测才能判定。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表演——它侵犯了属于全民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却只满足了艺术家的表现欲和品牌的传播需求（还是负面的），实在应该引以为戒。

如今品牌方和艺术家都道歉了，但对植被、动物、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已经造成，公正的评估和实质的弥补举措才是更重要的。

毫无疑问这样放烟花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

但是破坏环境的事有很多。318自驾去拉萨，一路上看到的工地，人们只会赞叹伟业。

如果纯粹从对环境破坏的程度来考虑，就很难理解蔡国强和始祖鸟这次事件所引发的如此广泛的愤怒。

这也能够理解，为何这个项目在日喀则能够一路绿灯。在当地干部眼中，它真算不上什么。同样是海拔5000米的地方，开一条公路又如何？

那是民生呀，剪裁和唱歌都没有问题。

蔡国强在日喀则放烟花的争议，表面上是环保，更深处则是经济、精神转折的一种折射。

为了“国家强大”或者“改善民生”，喜马拉雅地区的变化都是正面的。但是蔡国强的“艺术”和始祖鸟的“商业”，就是一种冒犯。

从此之后，蔡国强放的烟花，就只是烟花而不是艺术了。评估它的是环保和材料。

艺术往往意味着某种冒犯。但是当蔡国强道歉，就意味着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放烟花不再是艺术表达，而只是一种“燃放行为”。以后在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就算是终结了。

和其他当代艺术家不同，蔡国强的“爆破”，是通过烟花来展现想象力，制造某种“盛景”。

这次的主题是“升龙”，其实也有讨好主流文化的意思，毕竟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升龙，就意味着整个群体精神的上升。

蔡国强想表达根本不是“高山在地文化”，而是讨好内地居民，尤其是始祖鸟的消费者。

如果是在2008年它会赢得掌声。但是蔡国强迎面撞上的并不是一个“升”的时代，而是相反。

下沉时代的特征是挑剔。人们会抓住小的事情不放，是一种“怪罪”和迁怒文化。这就是不断下沉一种证据。

这也能够理解，为何反对“升龙”的并不是日喀则当地人，更多是大城市的白领。

没有没踩过的坑

在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润”美之路受阻。德国之声近期发表文章《润美失败后 他们的人生何去何从》，讲述了两个“润美”失败的典型故事。

第一个主人公韩余，因在中国难以赚钱，选择通过“走线”到美国。尽管他勤劳工作并攒下积蓄，但最终在移民突击搜查中被捕，并选择“自愿离境”返回中国。回国后，他不仅在海关遭到长时间审问，还受到社区的持续监控。

第二个主人公苏珊·胡则代表了另一类试图通过合法途径留在美国的人。她因频繁入境且停留时间过长，在海关被审问后，旅游签证遭撤销。尽管韩余和苏珊的留美之路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并未放弃离开中国的念头。他们认为，与中国当前“死气沉沉”和年轻人就业困难的环境相比，在美国付出的辛劳能得到成正比的回报，因此依然渴望寻找新的机会再次“润”出去。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韩余是2023年9月进入美国，和绝大多数“走线”客一样，他申请政治庇护，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安全号和能在美国合法工作的C8卡。他在纽约，加州等多个地方打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他的自述中，他很勤劳，学东西也快，在餐馆帮厨也好，在按摩店打工也好，他很快就成为同一批“走线”人中间表现更好的那个，也攒下了一些积蓄。

他因为庇护案件已经出了一次庭，第二次出庭，即决定庇护申请的正式听证会(Individual Merits Hearing)的时间安排在2026年。但今年6月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加大了对洛杉矶各地居民的突击搜查力度，而他在突袭行动中与几名其他国籍但同样非法入境的同事一起被拘捕。他被送去ICE在得州的拘留所，并进入了“快速遣返”程序。

韩余的案例被认为不足以证明他害怕回到中国，他怕被遣返之后留下不良记录，便接受了“自愿离境”的选项，他自己买机票从洛杉矶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过关进入深圳。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规定，自愿离境允许移民在特定时间内自费离开美国，以避免被驱逐出境。自愿离境的好处是移民记录中不会出现驱逐令，驱逐令可能会阻止该移民在十年内再次入境美国，或者使其失去申请某些移民福利的资格。

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收紧，不仅影响了如韩余这般的走线人，持有旅游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人在入境海关时也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

二十六岁的苏珊.胡(Suzan Hu)的旅游签证是在2023年获得，但她今年夏天在持有旅游签证入境时被美国海关单独审问了超过12个小时，签证最终也被撤销。

她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有“润”美的想法，家中有不少经商的亲戚也已经凭借投资移民定居美国，亲戚一直告诉她美国更先进，也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但她从大四开始，屡次考托福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找中介申请美国的大学也不太顺利，但向往美国文化的她拿到旅游签之后，几次前往美国，也在美国本地找过各种律师和中介，希望能有好的办法留下来。

“可能是因为过去两年里我已经来了三次美国，而且我上一次待得比较久，基本待满了六个月”，她认为这是自己入境时签证被撤销的原因。

虽然韩余和胡小姐想要在美国学习或者工作，并且在此长期生活的梦想破灭，但他们想要“润”的念头都依然存在。

韩余告诉记者，自己“走线”之前，并没有觉得美国多么多么好，只是因为身边有人这么做了也成功了，才亲自去试了一试。但是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他越来越喜欢美国。

胡小姐则开始计划申请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的学校，并咨询了中介公司。

“我是一定要离开中国的，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实在太难了，我22年大学毕业，同学里不少都没找到稳定的工作，也有一开始工作了然后被炒的，也有送外卖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工作岗位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我看到加油站的员工都能赚大几万美金”，她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太死气沉沉了，我现在就是啃老，因为看不到什么奋斗的希望。但也没想好到底怎么润是最好的，我还有亲戚说介绍个老外给我，结婚之后润出去。反正再看看吧。”

拳打西贝这个选择，对罗永浩来说是真正有伤害的分水岭。自此而后，他无法再在舆论中争取多数支持者，他曾经娴熟掌握的、引领公众情绪的“指挥棒”就此丧失过半神效。也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总能勇立潮头的人物，时代浪潮正与他擦身而过。

这个判断源于两个大小不一的背景。小背景是，罗永浩此前作为脱口秀评委遭到年轻观众的厌恶，成为Z时代净化脱口秀舞台的目标老登。这一动向证明，老罗在古早互联网时代积累的形象与人设开始崩塌，这种崩塌在他脚踢西贝时加速。

大背景则是，一个即使像罗永浩这般具备硬通货气质的网红，在穿越互联网周期的末段歧路时，也要承受道德号召力枯萎的命运。在舆论场中，意见领袖或网红靠营造道德制高点而一呼百应的时代终结，道德感召力不再是民间私人能拥有。

这个大背景不仅投射在罗永浩身上，也投射在发声支持西贝的于东来身上——他很快删除了支持发言，就说明他意识到这一点，道德交战会损毁道德，于东来要是加入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但罗永浩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许了然却难自抑。

甚至于，这样大背景还彰显在被淘汰的司马南那里。他以粗鄙的国家主义观念棒打民企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还。司马南在被移出舆论场前的最后时段，因直播中绊倒而被哄堂大笑——这与眼下罗永浩规训西贝的社会反响类似，即使他俩很不一样。

评论区一些人将罗永浩打西贝与他当年砸西门子冰箱并列，以此突出他混合了消费者与意见领袖的威力。这种并列除了些许史料价值，其实是错置，并无现实意义。很简单，罗永浩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网络环境剧变，他无法完全复制他自己的成就。

西贝实际上没有违法，它的制成品也没有违背食安法，它只是代表一种餐饮工业化的趋势，矛盾在于餐饮业与食客在彼此的定位上有差距，但冲突和缓，前者在时间换空间上已有大成，食客们不见得有什么损失。罗永浩成为此种态势下部分食客的嘴替。

哪怕是附和罗永浩、借助他拳打脚踢西贝来浇胸中块垒的人，也会很快发现：模拟行政透明化的名义，要求餐馆在预制菜的消费端增加道德自律，只能建议而没有强加的法律依据。罗永浩盛赞老乡鸡标注预制菜，也不过是就坡下驴鼓吹道德内卷，引起更多反感。

有人会说，既然强制预制菜菜单的透明化没有依据，罗永浩做出这种呼吁，也是值得赞赏的。这种看法中存在不多的公共性，但同时会被罗永浩的行事动机冲淡。正如阑夕的观察，罗永浩每次变换赛道，都会拿名企祭旗，“已成肌肉记忆”“有疲劳感”。

从始至终，罗永浩受到嫌弃，与贾国龙怎么说、如何做没有必然关系，这两下不仅没有因果关系，就连相关性也薄弱。这也是很多人拒绝被罗永浩所谓“西贝公关差”带节奏的原因，人们只是纯粹厌烦罗永浩始终正确的腔调，而与贾国龙是否正确无关。

阑夕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标识了罗永浩被嫌弃的根本原因，亦即：人们拒绝被他PUA，厌烦罗永浩实际上就是厌烦总是跟随他起舞。在罗永浩缠斗方舟子时，人们乐见老罗使出“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招数，但在他打击西贝的套路中，“支持即奴役”的觉醒让人看清老罗。

罗永浩是那种带着追随者逐水而居的网红，因为构成网红身份的内核从公知演化为锤子主理人，再从脱口秀评委变身带货主播，随着他的不纯粹，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逐渐离去。终有一天，罗永浩的网络身份无法承载起他全盘的商业企划，怒打西贝就是这一预言的关键节点事件。

自然，在京沪两地为数不多的“互联网”至尊宝中，罗永浩绝非最让人讨厌的人。他的支持者曾赞助他的所有举动，因他的政治化追随他的去政治化，用购买与关注托举他的“真还传”。如今，老罗与支持者面目皆含糊，人间既换，网络算算变天账又有什么稀奇？

最近又出了奇葩事。

鱼叔之前分享过的电影《同甘共苦》，本要这月上映内地院线。

起初我还想，这么大尺度的片子该怎么处理啊。

结果影片首轮点映时，就爆出大笑话。

除了意料之中的删减，这次居然还出现了离谱的新操作——

AI换性别。

片中一对同性恋，被直接变成了异性恋。

从「删减」到「篡改」。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剪刀手，而是彻底的「二创」了。

荒诞至此，前所未见。

如今，影片已在群嘲之下，宣布撤档。

闹剧虽然结束，但引发的话题却一时难以褪去。

恐怕，这样的操作并不会是最后一次……

其实《同甘共苦》这部电影，引进前就不被看好。

看过的鱼友们应该不难理解。

电影内容本就敏感：神秘宗教、两性生活、同性恋情、怪力乱神……

还涉及不少大面积身体裸露的画面。

这些不只是噱头，而且是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的关键。

按照我们的惯用思维，这样的片子肯定过不了审。

即便引进，肯定也或多或少有删减、打码。

毕竟，之前类似的例子太多。

尤其像《致命感应》《异形：契约》《死神来了》这些恐怖片，无一例外都剪掉了血腥、惊悚的镜头。

所以看到《同甘共苦》定档后，观众已经降低了期待。

但没想到，现实还是超出了想象。

除了删掉大尺度画面，还改了角色性别和性取向。

这已经不仅仅是删减，而是变成了「深度二创」。

这个事情就变得有些黑色幽默了。

就像很多网友吐槽的，没想到AI技术发展，最先推动升级的是审查删减技术。

从打马赛克、加黑底字幕、改翻译台词。

到后来P衣服，调色调、裁画面。

现在竟然性别都能改了。

说实话，引进片遭删减，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观众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内地特供版」。

单是近期上映的几部，都没逃过被剪的命运。

只是程度有所区别，有的只是删去一闪而过的画面，有的则是像这部片，改得面目全非。

这种差异，其实和电影的引进方式也密切相关。

《同甘共苦》《伊甸》《蜗牛回忆录》这些电影属于买断片，中方发行方一次性买下大陆发行权后，拥有更大的的修改处置权。

为了尽快过审、抢占档期，发行方往往会主动大幅度删改，甚至不惜魔改，只求安全上映和票房最大化。

再加之这些影片本身「敏感点」很多，最终呈现在影院的版本几乎是「重制版」。

而像《死神来了：血脉诅咒》这样的分账片情况就有所不同。

分账片的版权仍在原片方手里，中方只能在审核基础上提出删改要求。

虽然也被诟病删掉了精髓内容，但相比买断片，删改幅度还是控制得相对较小。

全片删减不到一分钟，血腥内容依然保留了大部分，不至于破坏原作整体表达。

如果说后者至多只是让人惋惜，那前者的魔改则更让人愤怒。

无论如何，面对被删减的电影，观众的心理落差都一样大。

一方面，这不只是删掉几场戏的问题，而可以说是对本身作品表达的扭曲，对创作者身份的僭越。

像《同甘共苦》《伊甸》《蜗牛回忆录》几部电影的删减，都让影片核心的主题崩塌。

《同甘共苦》作为身体恐怖类型，也潜在表达了边缘群体在宗教压迫下的身份认同和身体异化，男同角色就是这一主题的支柱。

改成全员异性恋后，就变成单纯猎奇的恐怖爱情故事。

关于社会边缘、压迫与认同的议题被彻底抹去。

《伊甸》中大量大尺度戏，是为了探讨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变化等问题。

删去最富冲击力的画面后，无法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荒岛环境下人性滑落的恐怖，影片的说服力也会相应削弱，

黏土动画《蜗牛回忆录》更是典型案例。

影片删去了很多涉及裸露、亲密关系和动物交配的台词、画面。

这些镜头看似出格，实则是导演用以表达创伤、坦诚、孤独的现实语言。

删掉后，电影只剩下一个可爱外壳。

原本阴郁的成人寓言，就此被淡化为一个关于古怪小女孩的普通合家欢电影。

类似这种经过「阉割」引进后的电影，已经完全不是原汁原味的作品。

就像预制菜，倒也能吃。

但口感相差太大，心理也会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愤怒，觉得这钱花得太不值。

也就不怪乎很多人宁愿看盗版资源。

但另一方面，面对惨淡的电影市场，也还有不少人觉得，引进总比不引进的好。

很多人认为，能在大银幕看这类电影，哪怕删减也很满足。

有些人即使知道删减也会买票支持，只为好的票房能推动更多好作品引进。

这让鱼叔不由地想起一度引发热议的「正版受害者」现象。

国内视频网站购买海外剧的版权，却只能播放删剪版。

观众花钱看正版，却得到残缺版本。

转而去看完整的盗版，又被指责不支持正版。

如今，院线引进片观众的处境几乎一样：

想在影院支持导演，花几十块买票，却只能看到AI换脸、情节都不连贯的版本。

看盗版，又会被扣上「不支持正版」的帽子，也让作品在市场上失声。

很明显，矛盾的不只是观众。

很多人都在问，既然这么不敢播，到底为什么要引进？

尤其近两年，很多人们都觉得肯定不会被引进的电影，居然都引进了。

答案显而易见——商业利益。

近年来，很多看似小众、敏感的类型片在内地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异形：夺命舰》内地票房大爆。

《死神6》在删减和滞后上映的情况下，还能收获2亿票房。

这都让片方和发行商看到了巨大的商业空间。

于是形成了一个悖论：

尤其对于买断片来说，删改得越狠，通过审核的概率越高，上映速度越快，赚钱也更快。

片方和发行方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主动大刀阔斧魔改作品，换取一个所谓更安全的版本。

若只是单纯裸露或者血腥的画面消失，问题还没有那么大。

毕竟，审查和文化差异也是全球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很多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分级制度来解决。

内地上映《奥本海默》的「小黑裙」，同样出现在印度影院。

更多被当作笑料，也没有影响到市场传播和作品口碑。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眼下很多删改已经不是几个镜头的问题。

大量以假乱真的「二创」版，更是悄然抹去了原本承载的社会议题和文化表达。

牺牲了的，是反思多元观念、理解社会复杂性的机会。

尤其是《同甘共苦》这类身体恐怖片，这几年在全球大爆，靠的不只是惊悚、裸露的画面。

而是它借由身体的极限表现来探讨身份认同、性别表达和社会边缘议题的方式。

当院线发行方只考虑审核结果和商业利益，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时，不只是画面消失，不同文化语境和多元观念的交流也相应被切断。

观众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导演建构起来的关于恐惧、权力、身体与社会关系的世界，而是一种深加工后的平行宇宙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要观众满意地买单，也难怪会激起民愤。

鱼叔也不止一次地陷入困惑，「我们买的票，到底是在支持谁？是在支持创作者，还是在支持这种魔改机制？」

说来说去，买票支持院线阉割版，还是看盗版守护原版？

之后很长时间，这恐怕还是会不断横亘在影迷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当阉割的尺度越来越大，当一部电影本身的表达越来越不被珍惜时。

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也必然会越来越清晰。

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中国的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狂飙，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抱持着一种善意、好奇和开放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也变得更多。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比如1996年到1998年，作家何伟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去重庆涪陵教英语，在他去之前，学校里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志愿者。

但近十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外国志愿者都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教育也变得有越来越多的规范和规定，他之前能做的，后来都做不了。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广西共青团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直接办住院，没保险的“先回家观察”。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失败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工作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了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

何止拖后腿……

张赞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顶尖的博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去年9月，在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曾孝濂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出乎意料地，他的妻子张赞英第一次被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她与主持人许知远的一段对谈出圈了。当她谈起自己的婚姻与一生，谈起岁月的蹉跎与不甘，她掩面而泣。

许知远：您觉得曾老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张赞英：我除了喜欢他的画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笑）。

许知远：那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不过，绝对不过。你说我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我想走哪儿走不了，就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这段27分钟的访谈，意外踩中了观众的情绪，引发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一开始是网友惊喜于一位女性的勇敢表达，舆论发酵之下，很快撕裂成无数立场。张赞英被扣上“家庭妇女”“米虫”“失去自我”的帽子，网友怒其不争，曾孝濂则是“吸血虫”。一些人将她的眼泪和对于岁月蹉跎的指控，全数指向婚姻，特别是她的丈夫曾孝濂。除了善意的关注，坚硬的正义感，当下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老一辈的婚姻模式。

如何理解这段维系了57年的婚姻？故事开始于动荡的年代，两个边缘人的相依相靠，他们用自己的小家抗衡世界的崩塌。后来情况慢慢变好，画家暮年成名，她退居家庭，作为画家背后的妻子。

他和她的婚姻稳固，称得上相濡以沫，但张赞英的眼泪和遗憾也是真的。对于丈夫曾孝濂，参与完成的126册墨绿封皮《中国植物志》绘图和数不清的植物画是他一生的注脚，而张赞英呢？除了自己的工作，她年复一年承担着“第二份班”——家务，照料家人。作为职业女性和妻子的困境，几乎贯穿她这一生。

当我们以张赞英为第一视角回望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努力与无力，那些将她抛入命运低谷的力量和观念，以及时代的蹉跎。如果夫妻之间，注定一方付出更多，那么两个人的结合就像一场博弈。但事实当然不只是这样，完满难有，遗憾常在，走过漫长的岁月，最后剩下的都是关于陪伴的细节。

画家的妻子

张赞英今年80岁了，在傍晚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昆明植物所”），你很可能偶遇她，正出神地盯着一棵树，一片叶子，抑或一朵刚开的花，身旁是她的丈夫曾孝濂。张赞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灰白发微卷，一张苹果脸圆圆的，戴一幅银框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范。她个子不高，讲话中气十足，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

不时有路人认出二老，上前打招呼，多是昆明植物所的后辈、学生，还有来参观的游客，慕名而来的年轻画家。去年《十三邀》节目播出后，经常有人先认出“张老师”了。往往张赞英还未反应过来，陌生的面孔已经雀跃着小跑过来，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语速飞快地表达，“太喜欢您了，您就像我的妈妈和奶奶，她们……”

张赞英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含笑，耐心、温柔地听完，说，谢谢你的喜欢。她遇到过最热情的粉丝，是一位中年男人，问她，“我可以喊你一声妈妈吗？”这吓了她一跳，连忙摆手，语无伦次地拒绝。

更多是困惑，张赞英自觉和年轻的观众间隔了大半个世纪，跨越时间的鸿沟，“我不知道，我哪点影响到他们了”。

而谈起一度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这是天大的误会。”张赞英说，她想解释，却无从说起。她请后辈帮着注册账户，署名“张赞英”，在评论区留言，她解释，自己有工作，而非“家庭妇女”，她的眼泪也并非因丈夫而起，而是那个时代。她打字很慢，经常写完一大段发送后，淹没在了海量评论里，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

还有很多人鼓励她“出走”，离开这段婚姻，推荐她去看“勇敢出走的苏敏阿姨”。她真的去搜了，“但是我没有被家暴，也没有失去自我，我要出走去哪里？”她很不解。那段时间，她每天看评论到深夜，直到眼睛干疼，视线变得模糊才放下平板。

刷到有意思的帖子，张赞英读给正在画画的丈夫，有的是骂曾孝濂的，“你不就是一个画画的嘛，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吗？”曾孝濂听完哈哈大笑，继续手里的画。还有很多长文章分析两人权力关系，牺牲与付出，曾孝濂听得入神，末了点评道，“写得很认真，像写了篇论文。”丈夫的反应宽慰了她。

张赞英在曾孝濂画展上

舆论最盛的那段时期，正值曾孝濂的自传出版，张赞英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人多的地方不敢去，一波一波的人认出我”。一位老同事将链接分享到退休职工群里，没有人多说什么，但她知道，她成为了很多人的话题。

长年与曾孝濂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联系张赞英，想给她出一本回忆录，讲一讲她和丈夫这一生。张赞英本来没有动心， “我这一生的经历有必要写下来吗？这一生太普通了。”

编辑试图说服她，“你之前的话成了一把攻击曾老师的矛，刺向他。”这句话让张赞英上了心，她问及丈夫对他的影响，曾孝濂摆摆手，他说，不必介怀。张赞英却始终放不下，她难得失眠了，感受到舆论的失控，甚至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舆论汹涌，人言可畏，这是两位八旬老人经历的一次深刻的互联网教育。

两个边缘人

去年和今年，都有人问她，你是丈夫的附属品吗？张赞英苦笑，“我不觉得我是附属品（笑）”。

张赞英18岁只身来到昆明植物园，那是1963年。植物园还不向公众开放，属于昆明植物所，为科研服务。

她是植物园的工人，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外省人”。张赞英出生在1945年的北京，父亲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为筹拍电影《勐垅沙》招募文艺兵，在北京招人，上初二的她通过了考试，来了昆明。在部队待了短短一年，因为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引发肠粘连，无法练功和文艺汇演，她被调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三年后机构精简，她被分配到了昆明植物所。

年轻时的张赞英在植物园劳动

张赞英的工作从磨镰刀开始，割草、挑担、挖地、施肥、还要拉车。尖刀草的根扎得很深，割不断，几锄头挖下去，才能挖断缠绕的根系。一天下来，体力到了极限，只剩麻木的感觉。下了工，她得仔仔细细洗手指缝里的泥土，双手总有血口。长期劳作，她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双手粗粝，肩膀被扁担磨破，血与脓粘在衣服上。

最磨人的是挑粪。一车一车的大粪运来，她和工人们一起用桶挑到林子，浇在一条条的树塘里，给茶花树施肥。老师傅直接舀起大粪泼到土堆上，喊她筛土，土和着粪扬起来，呛得简直喘不上气。她戴上口罩，老师傅骂她娇气，说要汇报给组织。

她经常一个人待着，因为身份敏感以及身上洗不去的大粪的味道。“我不希望这种臭味让别人闻到，让别人感觉到讨厌。”这几乎是关乎自尊的逃避。植物园里工人大都来自周边农村，说云南方言，她听不懂，也没人与她说话。

直到遇到另一个独行者曾孝濂。他是云南人，比她大六岁，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牵涉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1958年被当时的副所长、植物学家蔡希陶破格招录进昆明植物所，分配到绘图组做见习员，半工半读，学习植物科学画。

在昆明植物所，他们都是边缘人，曾孝濂自称“自由的群众”，没有组织，更没有几个朋友。“我是以所为家，他也是以所为家。”张赞英说。

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只有在曾孝濂工作的标本馆和单人宿舍，没有三六九等的成分，他们不谈出身与家庭，难得能放松、自由地交谈，喝一杯白开水。

但“武斗”兴起了，昆明植物所的山上不时传来爆炸的声音。出于安全考虑，所里允许职工回家暂避。研究所人去楼空，张赞英匆忙回了北京，曾孝濂作为植物画师，还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出差，完成代号“523”的特别国家任务，寻找治疗疟疾的中草药。

张赞英记着曾孝濂无家可回，她留了一封信，写下北京家里的地址，还有一句，“必要时可以去找我。”很快，曾孝濂任务提前结束，他坐火车去了北京，一个多月后，得到张赞英家里默许，俩人返回昆明，决定结婚。

“没有想过更多的事情，只是为了互相照应。”张赞英回忆。

1968年3月25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们和所里另外两对年轻同事步行到山下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来回走了三个多小时。所里仓促腾出一间空宿舍，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两人的行李卷凑在一起。曾孝濂托人买了点可可粉和白糖，同事来祝贺，就给客人冲上一杯。

1968年，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

没有世俗意义上新婚的喜悦与甜蜜，政治运动很快再次波及到她和丈夫。1969年开春，曾孝濂被下令写检讨，张赞英成为批斗对象，她当时怀孕四个多月。

张赞英记得，批斗会在昆明植物园会议室开，她被要求检举丈夫和几位同事的言行。一屋子人批斗她，她先是被要求跪到桌子上，等她从桌子上下来，造反派里一位大姐突然起身狠狠地踢了她的肚子。旁边人拉住她提醒，她（张赞英）有娃娃了。踢她肚子的人说，“有娃娃咋了，生下来还不是个黑崽子。”

张赞英痛得蜷缩起来，那几个人见状放过了她。张赞英缓过来，没有回宿舍，而是往山下黑龙潭走，原本打算跳湖。“太受侮辱。”张赞英说，但一想到孩子，“孩子无罪无错，我一死，一切就都说不清了。”她就这样坐在湖边，一直到天黑，曾孝濂找来，两人恍若劫后余生。

后来经历先兆流产保胎，生产时缺氧难产，孩子生下来全身青紫，落下手抖的毛病。张赞英无法不想到肚子被踢的那个下午。在《十三邀》里，也是提及此事，她流下眼泪。

曾孝濂还是不时被批判，被要求写检查。开春天冷，张赞英背着孩子在植物园四处走，冻僵了才回到屋里，暖和了又出去，留给他清静的空间。形势缓和后，她扛着锄头去劳动，被一株不认识的花吸引，它的花很亮，花瓣很薄，就像蝴蝶的翅膀。守门的老师傅告诉她，这是罂粟。张赞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不是特意为我开的，但我依然被它的美感染。”

她给自己提要求，要认识园区里的植物，包括杂草，“干植物园这个工作，不认识植物不行的呀。”后来每次路过门房，老师傅都会考她，“你认识几种植物了？”“今天见到了辣子草。”张赞英回他，辣子草的学名是牛膝菊。

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她熟识了园区里很多植物，最主要就是茶花。她从不认为时代的车轮将止步于此。

直到1978年冬天，张赞英孕期被踢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所里通知她，要对踢她肚子的人记大过处分，希望她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就算了了”。张赞英当时在北京林学院林业系读书，给丈夫写信，她不想回来，她不能原谅这个人。

曾孝濂回信，踢她肚子的那个人，丈夫因工作意外去世，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受了处分，事情就算是过去了。我问起这段历史，曾孝濂说，在历史潮流面前，每个人只是一粒沙子，沧海一粟，那时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熬过来了。”他也这样劝慰妻子，“从自己内心来说，我们是仰不负天，俯不负人，自自在在，坦坦荡荡的就行。”

张赞英收到信，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问题唯一的分歧。张赞英说，她理解丈夫，同在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件事留下的伤痛太具体了，她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

在一次西双版纳做讲座时，年轻女生们将困惑抛给张赞英，她们和伴侣主要的矛盾都发生在家务上，“谁都不愿意做”。“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张赞英说，“没有人想干，那没办法，就得我干。”

结婚后，她和丈夫住在所里的宿舍，门外一条长长的走廊，做饭都在走廊里，一开始烧柴，后来烧煤。门对着门住着同事，稍微大点声说话，隔壁、对面都能听见。宿舍外有三个水龙头，供一栋楼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早晚都得排队，上厕所得走到坡下。

不能画画的日子，曾孝濂自学做家具。他去村里买木板，自己设计，打了衣柜、沙发、板凳，一张吃饭桌和一张书桌，张赞英就在吃饭桌旁补衣服。那时植物园外只有山林，入夜后一片黑寂，零星有几盏村里人家的灯。“文革”结束后，儿子上初中了，他们才从集体宿舍，搬到昆明植物所旁边家属院一套两室一厅。

这是他们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但两人的感受并不一样。

年轻时，曾孝濂一度以为人生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直到收到昆明植物所的录取通知书。绘画是他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工作，他痴迷于钻研画法，哪怕“文革”期间工作暂停，也从未真正撂下画笔。

“他没有下班时间的。”张赞英说，而她同样没有下班时间，回家还有“第二轮班”——她主动揽过去绝大部分的家务，照料孩子。“我的工作可以搁一搁，他的（工作）是不能够耽搁的。”

这是两人婚姻里的默契与共识，尽可能保证曾孝濂画画的时间。

张赞英日复一日做着那些家务。上午和下午劳动中间能休息半个钟头，她快走回家，赶回去劈点柴火，烧火备菜煮饭，走的时候熄火，一下班，饭已经焖熟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是安排一家人吃饭的事情，就足够费脑细胞了。粮食是定量的大米混着蚕豆、玉米和面粉，敞开吃肯定是不够的，她得盘算着怎么才能撑过这个月。

周日也不得闲。儿子写作业，曾孝濂要画画，她一大早上得去赶集采买。等到下午四点，他们都忙完了，一家人上山，丈夫写生，儿子认认植物。张赞英想着在山上找点柴火，她心里总是记挂着家里的事情。

她每一天都过得兵荒马乱。可哪怕这样，她依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如人”，她佩服所里其他的妻子们，家里家外一手抓，干活利索，有条不紊， “太能干了”。

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循环往复。那个时代的夫妻好像都是这样过的，“男主外，女主内”。一进家门，家务事就自动归家里的女人了。

世俗的偏见是很难打破的。张赞英记得，有一天清晨在公共洗漱的地方，她和当时所里一位男领导打了个照面，平时早上去厕所倒痰盂的总是女人们。他特意赶早，提着一个痰盂过来，见到张赞英才尴尬地笑了笑，张赞英也笑笑。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领导倒痰盂了，“男的做点家务事，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

尽管大家似乎都忽视了，女人同样要上班。

张赞英每年也要去野外出差，那时，曾孝濂就接过家务。等她回来，一进家门，俩人打上照面，孩子被照顾得还不错，只是曾孝濂夹起画册就往外走，“家里的事情还给你了。”他要把这段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

生活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张赞英难免操心更多，性子更急，显得絮絮叨叨，而曾孝濂很少回嘴，有条不紊。

张赞英有时来气，数落一旁气定神闲的丈夫，喝完水能不能把杯子、餐具顺手收到厨房？喊他吃饭更是要喊好几次，他才从画纸里抬头。

“她会发点牢骚，骂我（加班）不回家，孩子有什么事我都不管，她忙不过来了。”曾孝濂也笑，“我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惹她不快，保证会注意一点。”可就连数落他，张赞英也一刻不停地在收拾，扫地，抹桌子，归置餐具。曾孝濂静静看了忙忙叨叨的老伴一会儿，“她心软，（事情）说了就过了。”

职业女性

我在昆明那几天，正是茶花园盛开的时节，张赞英每天领着我去散步，一路上不同品种的茶花，有的还是花骨朵，有的已经开得极盛。每一株茶花都不同，颜色、花型还有气味，云南最常见的山茶花在园子最里边，种了一大片。她从红花油茶、茶梅、“恨天高”和粉色“童子面”讲到她和同事去广西引种金花茶。

摄影师提议她摘一朵茶花别在耳旁，张赞英吓了一跳，摆手，“千万不能随意摘，太伤植物，有些好几年才能够开一朵花，特别是‘恨天高’，这枝子开了这朵花以后，它就不再开了，可惜了呀。”

汹涌舆论里，最刺痛张赞英就是“附属品”和“米虫”两个词，这几乎全然否定了她的一生。

张赞英走路很快，特别是在她做膝关节手术之前，这是多年野外工作留下的职业习惯。研究所人事处张全星回忆，2019年第一次见到张赞英，她完全不像一个七旬老人，“老太太风风火火就走过去，上一秒在花坛边蹲下看花，下一秒就起身走了，利落得很。”

在茶花组，每年冬天到来年3月，张赞英去山里，做授粉、杂交，跟着当地村民学爬树，采集花粉。野生茶花多开在云贵川的大山里头，溪水边，走路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她背个筐，放上小锄头和标签牌，带瓶水，有时候带个馒头。挖完花苗再走三四个小时回到村里公社，累得两条腿都抬不起来。那时所里经费不足，她有时和组长夏丽芳研究员搭伴，有时一个人。在野外，碰到什么都害怕，担心野兽，也担心陌生人。还碰到过毒蛇，她的手指头被咬，变成紫黑颜色，整个胳膊都肿了。卫生所在山脚下，走路要半个小时，她果断冲下山，心慌得厉害。

张赞英在做山茶花授粉

她的工作以年为单位，一旦管理不当，嫁接苗说死了就死了。实践多了，她愈发觉得自己对于培育茶花的理论知识太少了，工作很吃力。

1976年，张赞英偶然听所里办公室的人说，北京林学院支援三线建设搬到昆明，这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所里有两个名额。当时昆明植物所建了加工厂，很多工人更愿意占个编制。听到张赞英想去读书，丈夫曾孝濂第一反应是劝她，不要去了，孩子才7岁，马上要上小学。

张赞英摇头，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去读书，只要所里能让我去。”她的语气坚定，曾孝濂没再反对。

录取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张赞英32岁了。第一年在昆明远郊笔架山上课，离昆明植物所五六十公里，孩子就留给曾孝濂了。张赞英这一届班里二十多个同学，只有四个女生，她们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来到这间教室。

张赞英在北京林学院

张赞英自觉底子较差，只能笨鸟先飞。晚上没课，班里组织去附近部队医院看电影，张赞英从来不去，留在教室看书。

最后一学年，北京林学院搬回了北京，张赞英必须去北京上课。曾孝濂作为随队绘图员，大半年都在野外驻扎，张赞英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北京，孩子跟着姥姥，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在北林的遗传育种实验室和无菌操作室，她经常是最后离开的人。

毕业时，林学院的老师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可以留校继续做科研。张赞英很动心，写信问丈夫的意见。

“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对我们有恩，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应该为所里服务。”他回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张赞英知道丈夫是对的，虽然感性上，她多希望留在北京林学院，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时很多同学都单方面毁约，原单位也无从追究。

张赞英又回了昆明。“我们那个时候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张赞英说，回来后她的处境尴尬，茶花园已经建起来了，但没什么经费做新的课题，研究所经营困难，有一段时间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只是维持着茶花的常规育种。

1987年，茶花组推荐张赞英去日本东京学习，为期一年。她在日本接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细胞组培方式，设备珍贵，时间紧迫，她夜里有时宿舍都不回，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她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攻克远缘杂交成活率”的课题。

1987-1988年，张赞英在日本东京学习

上大学、去东京，这是唯二的两次她主动将自己从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试图只为自己活。但由于现实因素的掣肘，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她在事业上始终拓展艰难，总是碰壁。

相比之下，丈夫曾孝濂则越来越忙碌，作为绘图组组长，接连参与《中国植物志》《中国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重要工作，去一次野外长达数月。上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行政事务愈发繁忙。

于是，张赞英更多收束自己，回归家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我在工作上很难取得成果，那是我自身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他要做的事情更有目标，更有意义，也有了成绩，那我就成全他。”张赞英说。

退休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科学院首次在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中，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几十年来只有这一次。曾孝濂当时是副高职称，而昆明植物所已经内定了三个人选。张赞英听到消息，一个人去找人事处询问。

“谁告诉你的，这事是保密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人事处这么回她。

“那就让大家评嘛。”张赞英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没有灰心，反而鼓励丈夫，“你试一试，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

曾孝濂所在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几位研究员也鼓励他，他终于鼓起勇气报考。

他们争到了。答辩那天，台下许多同事为曾孝濂鼓掌，张赞英高兴地眼角泛泪，她太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了。两周后评审结果出来，曾孝濂被正式授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职称，这是历届评职称罕见的事。

而同一年，张赞英参加副研究员的职称评定，她没能入选。职称评定要求逐年变得严格，学历和论文数量成为硬性要求。张赞英心里知道，作为一个没有高学历基础的人，她的起点太低，走得太慢，只能遗憾画一个句号。她的职称停留在助理研究员。

她没能找到可以奉献一生的事业，像丈夫曾孝濂那样。人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枷锁，他挣脱了，她没有。

1998年，张赞英53岁，提前和丈夫一起退休了。

牺牲与成全

现实里，夫妻之间一般是“谁的工作多以谁为主”，科研单位尤其如此。

虽然，大部分退让的是妻子。“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没有办法的。”张赞英说，她有时也感觉委屈，结婚后，“事情都是我的，我的事情还是我的。”

曾孝濂当然清楚，“我们之间不用说那些安慰的话，她是以我为主，她要管家，保证我能画画，她的下班时间全部被我占了，所以她的事业永远差一点儿。”曾孝濂说，这是没办法回避和轻描淡写的事实， “因为她管了我嘛，我永远欠她的债。”

“所以我告诉你，我一事无成。”张赞英将头转向了窗外，我们坐在昆明植物所山顶草木百兼馆的咖啡馆里，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外不时有年轻的面孔抱着书经过，那样的青春时光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夫妻之间，注定有一方要付出更多，那婚姻就更像一场博弈。如果女人不肯“退让”呢？张赞英在同事李恒身上见到过，那意味着更多的决心，以及打碎一些什么。

张赞英说，昆明植物所里，李恒与丈夫王今维是个特例。王今维是高级工程师，名校毕业，受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邀请，负责昆明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大家叫他“王工”。他待人温和，“很有才的一个人，温文尔雅，我们在干活时碰到，大家笑一笑。”

但李恒才是两人中学术成就更大的那一个，可以说成就斐然，特别是在人生的后半程。1961年，32岁的李恒随丈夫王今维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调任昆明植物所，从俄语翻译转向植物学。44岁她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后半生，她出版了44部专著，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H.W.Schott奖”。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工作狂，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超过100天，直至晚年都未停下。

李恒和曾孝濂

曾经学生问过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她回答，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给吃饭，已经不错了，她没想那么多，更多是择一事而终一生。张赞英也是这样的，她先来到昆明植物园茶花组，才爱上茶花，研究茶花，可在学术的成就上，她的“效果总是达不到”。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像别人一样系统地上学，读个学位，申请到课题，认真工作，有所建树，我也想走自己的路。”张赞英说。

李恒和王今维夫妇，和所有其他夫妻相处模式都不同。大家经常能见到王今维采买食物、做饭和做家务，一下班就匆匆赶去食堂打饭。他们育有一双儿女，也多由丈夫照顾。

“我们的社会好像习惯了女人管家，反过来男人顾家顾得多，很多人的眼光就显得不是那么真诚。”张赞英从不参与评价友人的婚姻，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夫妻之间的事。

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女科学家背后的男人。张赞英回忆，大家提起王今维，“他全力成全了李恒”。

张赞英记得有几次，王今维突然来找曾孝濂，满脸疲色。见他来了，曾孝濂放下画笔。他们都热爱书法，常常一起写字，聊上几句。这一次，没聊几句，他就在沙发椅上沉沉睡去。“他说家里事多，寻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张赞英二人没再多问什么，也没叫醒他，让他睡了一个多钟头。

后来王今维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当时正是李恒去云南独龙江科考前夕。李恒当时已经61岁，筹备了快两年，科考机会轻易不会再有，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李恒最终选择去了独龙江，留一双儿女照顾父亲。

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惊涛骇浪。

对于李恒的选择，曾孝濂意外地有些理解，“我经常说，她就是个亡命徒，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她可以不要命。”

2019年，已经90岁的李恒找过来，请曾孝濂帮她画一幅滇重楼的标本图，她正在写一篇关于重楼属植物的文章想投给《自然》杂志。当时曾孝濂正要去北京做肺部肿瘤的手术。

一见面，没有探望病情的关心，也没有任何忌讳，李恒直奔主题，“我有个东西，你得赶紧给我画”。

现场的其他人都惊讶的不得了，但曾孝濂二话没说，接过资料。他们是同类中人。在北京手术前两天，他完成了画作，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友人。

画家和他的妻子

曾孝濂成名时快60岁了，昆明植物所绘图组已经撤销，没有工作与行政杂事打扰，他进入了“随心画画”的阶段。国家邮政局请他创作一系列邮票，其中三套获得了最佳邮票奖，《中国鸟》在国际上获奖。

他的名气外溢到了植物科研圈外。邮局特意从外单位拉了一根电话线到他们当时的住处，安了楼里第一台电话。之后，曾孝濂的两本画册《云南花鸟》和《花叶》在互联网时代走红，名声愈盛。聊到成名后，曾孝濂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普通人，有的人能实现理想，有的人不能实现，我实现了一部分，是我和张赞英共同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而退休后，张赞英还是被世俗生活绊住了。她再次回到北京，儿子一家定居在这里，孙子出生后，张赞英就去带孙子。

当她推着婴儿车在小区散步时，还是有些失落。小区里很多来带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唠嗑儿，打牌，跳跳广场舞，怡然自得。但张赞英不会打牌，又对家长里短的谈话敬而远之，她常常推着孙子去看植物。

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照顾孙子时合影

丈夫则在昆明的家中专心画画，两人每天通个电话，聊上半个小时。有一回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人家让我发个言，我张不开口了，该怎么说话，不会了。”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整日说不了几句话。

张赞英有点担心，每天电话里嘱咐他，“画画久了下楼走走”“你再自己练习练习说话”“有活动的话还是去参加”。

分隔两地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曾孝濂也去了北京，两人在北京待了14年，又一起回了昆明。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丈夫名声愈显，两人的角色愈发固定了，固定在“画家和他的妻子”。曾孝濂不卖画，所有的画只画一幅，他打下的草稿，张赞英都会妥善整理，一张纸上只要是丈夫写的字，她绝不自己做主毁掉。

“我们在家庭里有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生活里的事情听我的，他从不会不尊重我。”张赞英说。

曾孝濂以一种苦修式的状态绘画，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早上张赞英醒来，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有时清晨五六点，有时四点钟，他就睡不着了。等一起吃过早饭，曾孝濂继续坐回窗边，一直到中午吃饭，张赞英提醒几次，他才能从画里缓缓抬头，仿佛回过神来。

他一直画到傍晚，如果没错过食堂的饭点，他就去食堂打点菜回来。饭后如果张赞英的腿不疼，他们总要在园区走上一小圈，否则曾孝濂的运动手表，会在深夜提醒他，“今天你只走了30步”。

要是张赞英腿疼，他们就待在宿舍。“一个人走没劲。”曾孝濂说。晚上回来，曾孝濂又回到了画里，张赞英则要处理俩人的家务，洗衣服和准备第二天的早饭，然后才有时间，回复手机上的消息。很大一部分消息，都是帮曾孝濂回复的，他不大想花时间在这上头，交由张赞英处理。她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画出笔画，缓慢而得体地打出一长段文字回复。

张赞英还是半个“家庭医生”。分好药，提醒丈夫吃药，她当作工作一般严谨对待，定上闹钟。这两年，曾孝濂经历了两三次轻微的脑梗，突然间说话大舌头了，心慌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张赞英赶紧拉上他去医院。散步时偶尔碰到昆植所卫生室的医生，她会抓紧问问丈夫这几天的情况，“他夜里还是睡不好，安眠药要不要换一换？”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的妻子同她抱怨，下辈子绝不跟艺术家结婚了，“太苦，也太孤独了”。

张赞英能够理解这份孤独，但不是从自己，而是从丈夫的角度理解的。画画需要心静，心一咯噔，线碰一块儿，这张画就废了。为了画画，丈夫放弃了许多世俗生活的享受。“他这一生很可怜的，没什么爱好，不爱吃不爱穿，吃不好睡不好，给什么是什么，从来不挑剔，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张赞英说。聊天时，她很少主动谈起自己。

我问张赞英，那你的爱好呢？

张赞英想了一会儿，“茶花吧，我喜欢植物。”

一起老去

我在昆明的那段时间，正在展出曾孝濂的展览“雨林来信”，张赞英邀请我和文工团三位老战友一起去看展，她给我们送了很多曾孝濂的画册周边。

那几天下午，我们从昆明植物所山脚走到山顶去喝咖啡，山坡很长，每当我停下来问张赞英，她都说，“还能走”。她拎的包很重，一路将几本丈夫的画册送给同事、后辈学生，甚至门卫、保洁。她说，两位退休老人住在所里，给大家带来太多叨扰和麻烦了。

今年是他们搬回所里的第5年，曾孝濂86岁了，愈发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记挂着自己的热带雨林，他要画100幅，还差一半，他还有太多想画的主题，一辈子也画不完。

可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们都很清楚。

“我没有想过陪他回来，或者我要专门去照顾他。”张赞英说，“实际上我们是平等的，他在这里边工作、生活，我也在这里生活，做自己的事情。”

在昆明植物所青年人才公寓，进门窗边一张小方桌，一盆紫色的兜兰开得正好。这是张赞英去参加昆明花展带回来的，后来她接待几波拜访丈夫的人搁置了，兜兰养在塑料瓶里，一直没空移栽，倒是开得极好。桌旁的电饭煲咕嘟冒着热气，公寓没有厨房，她平时简单焖个米饭，炖个汤。

公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床，一张乒乓球台占据了屋子中心，这是曾孝濂画画的工作台，堆满了画笔、纸和书。一天里，除了画笔摩擦纸上的声音，屋子里总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动静。窗外正对着一棵大槭树，常年郁郁葱葱。

张赞英给我讲老伴新闹的笑话：前几天，他去园子里找植物，出门得急，路上遇到学生看着他笑，原来他穿着一只皮鞋，一只运动鞋。昨天他又记错了研究所新春团拜会的时间，提前一天带着她走到大礼堂，俩人对着空空的礼堂面面相觑。

末了，张赞英感慨，他只对画上的事情较真儿。

每个季节，两人一定要搭伴出去几趟，收集素材。别人是到处旅游，她和丈夫去哪里，都是看植物，看生态，回来后曾孝濂⼊迷地投⼊创作。

曾孝濂多年的愿望是画胡杨林，新疆太远，俩人就坐车上内蒙额济纳旗去看。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写生，70多岁时去爬了北京野长城，去看了壶口瀑布，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又到美国看红杉，澳洲看桉树，常去西双版纳，为了看热带雨林、寄生花和望天树。

对于植物，张赞英有自己的感受。望天树足有二十层楼高，看向远处郁郁葱葱，在它之下，张赞英看到了龙脑香、四树木、罗望子和大榕树，天地辽阔。寄生花难得一见，曾孝濂趴在地上观察，时间久了腿软，站不起身，张赞英使劲拽着他起来。

2024年，张赞英与曾孝濂在西双版纳看寄生花

这些年，他们太习惯彼此的陪伴了。有时张赞英进城办事了，下午还没回来，曾孝濂完全不记得妻子的叮嘱——吃午饭、吃药和站起来活动。等他缓过神来已经下午三点，他给妻子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赶公交车呢，不和你说了。”电话那头，张赞英没说几句就挂断了。反而是曾孝濂有些无奈，“我对她有依赖，我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依赖？”要是天黑了妻子还没回，他走去公交站等她。有一次下雨，他在路边水坑处绊倒，人没大事，但摔了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张赞英回来看见狼狈的丈夫，着急又心疼，叮嘱他下次千万不要来接，太晚了她自己打车回来，但丈夫还是会等在那里。

这十年，他们真正感觉和对方一起老了。2015年，张赞英查出肺癌早期，切除了一叶肺。2019年，曾孝濂确诊肺癌中期，做了手术，少了两叶肺。他们的身体都换过几个零件，如同两台机器在老化。

2022年一天夜里，人事处张全星接到曾孝濂电话，“张老师在卫生间摔倒了。”这是张赞英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第二天。他赶到公寓，曾孝濂已经把妻子抱到床上，打了120，张赞英的左手腕骨头摔骨折，骨头折成了Z字形凸出来。“不知道曾老师怎么突然这么大力气抱得动的，两个老人一起摔倒可不得了。”张全星回忆。

忙到夜里一点多钟，张全星开车将二老送到医院急诊，两个医生检查、拉伸张赞英的手腕，矫正骨头，他听到老太太重重的呼吸，神情忍耐，但一句疼都没喊。反倒是曾孝濂，站在门边，心疼地脸都发白，“复位过程不敢看”，但他也不离开，就站在张赞英能够看到的地方。

张赞英能忍。她的腰疼了十几年，发作的时候不能躺，不能坐，她就硬扛，后来每天都要吃两种止疼药，效果却越来越弱。如今她的膝盖附近有积液，经常疼得厉害，腕部也是，时常麻木伴随疼痛。

2018年她去医院确诊腰椎滑脱症，做了手术植入了四枚螺钉。膝盖也是一直细微的疼着，直到2022年秋天，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她才在昆明的医院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术，2023年又做了右膝膝关节置换术，双膝都置换人工关节。

张赞英手术的日子，曾孝濂停掉了画画，在医院守着。在手术室外，他翻手机里的植物资料照片，打发等待的时间，也静下心。出院后回家，张赞英躺着修养，曾孝濂就在旁边画画。他给老伴约法三章，言辞严肃，“好好躺着，有事叫我，站起来必须叫我搀扶。”

现在晾收衣服、跑腿拿重物都是他的事儿，一看到老伴在柜子上层翻找，他就停下工作帮忙。夜里十点多，到了妻子睡觉的时间，埋头画画的曾孝濂听到动静，马上抬起头，问张赞英，腿还疼吗，要不要敷个药膏？

“她管我一辈子，我管她一阵子。”曾孝濂说。

除了画画，曾孝濂平时万事不上心，但他也有心细的时候。有一次，张赞英参加文工团老战友聚会回来，心情失落，说起老战友们打扮时髦，烫了头发，涂着口红，生活丰富多彩，飞往各地旅行。那天妻子站在画桌对面，纠结地问他，自己脸上长了斑和皱纹，有没有很难看？

这次曾孝濂停下画笔，端详了她一会儿，很认真地回答她，“我们年轻时候都不讲究，现在年纪大了嘛，也没什么。”这件事他记在了心里。后来负责给他出版自传的特邀编辑可可过来，曾孝濂特意问她，有没有适合老伴的祛斑产品。

关于他们这一生的往事，张赞英手写了几张便签，她拿给我看，最后她是这么写的，“这一辈子酸甜苦辣都尝遍了，烦我是他，累我是他，知我是他，疼我也是他。我们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老了更是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搀扶着慢慢往前走了，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张赞英和我说起早上刚发生的趣事。平常她起床时，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但那天早上6点多了，丈夫还在隔壁床上沉沉睡着。张赞英一下完全清醒，不顾膝盖疼痛，跨下床到丈夫身边探了探鼻息，过了几秒心才落下来。曾孝濂却被她惊醒，诧异地问，老婆子，你干嘛？张赞英回他，我看看你还有没有气儿。

张赞英说，他们从未真正谈论过死亡的话题。只是两个人都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那些关于自我的得失，在人生尽头都变淡了，遗憾仍有，但陪伴已经足够珍贵。

曾孝濂没有说什么，轻轻拍了拍老伴的手。

玻璃杯里的铁观音泡了半天，像团发胀的海带。下午三点，这个西北县城的乡政府办公室里，王琦盯着杯底这团褐绿色的“海带”出神，他推了推眼镜，“真怀念湖北老家的绿茶。”窗外的山是赭黄色的，六盘山余脉在此铺开，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一年前，23岁的王琦从武汉一所“985”高校毕业后，一心考公。他算过笔账：老家大城市动辄几百比一的报录比是独木桥，而这个离家1000公里的西部小镇，报录比不到20:1，是阳关道。

“1000多公里呢。”母亲感叹。王琦点开手机地图，从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镇的直线距离，像从作业本这头划到那头。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林源。他的准考证仍夹在《二号首长》里，A4纸的边缘磨出了毛边——那是他“上岸”的凭证。照片上的他穿西装、留寸头，一脸严肃。他本想让相机捕捉自己“稳重可靠”的气质，结果打印出来，倒像是落马官员的通报照。

林源的老家在华北的一个县城，2021年临近毕业时，体制内的家人告诉他，“现在逢进必考，谁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为了绕开当地的激烈竞争，他报考了西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边境乡镇。

当考公赛道变得空前拥挤——以2025年国考为例，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万余人。其中一个仅招录1人的岗位，甚至出现了1万多人报名——“去远方上岸”对年轻人来说，成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现实主义选择。

他们从华中、华北等地出发，背离繁华，朝着地图上那些用虚线标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里外的风沙与高原红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凉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由于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资和绩效加起来，能拿1万多，平时几乎花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他每年有两个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记得。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搁浅、逃离与重返

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

周舟，今年大专毕业，学的是铁道技术类专业。他的成绩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学里排在中下游。当年选铁路类学校，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路院校好就业”，可今年仅专科（高职）毕业生就高达552.58万人，就业压力一点没减。更关键的是，毕业前夕他才发现，很多铁路局的岗位至少要求本科学历，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千挑万选后，他看中了西部某铁路局下属边远工段在招一个操作岗——铁路局直接签约，相当于“铁饭碗”，还免笔试。他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去吧，虽然远，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远？周舟点开手机地图一搜：距老家3580公里。若不是这次找工作，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地名。很快，他按要求报了名。当时他挺自信，觉得那么偏僻的地方，总该没什么竞争压力。他跟同学念叨着要去西部，家人也开始帮他收拾行李。

可录用通知迟迟没等来。家人托了几道关系打听，才知道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说，今年报名的就我一个大专生，其余都是本科。我现在能做的，要么继续提升学历，要么找个第三方派遣到铁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边远地区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来了。”

郭少军也感受到了这种“卷”。学校缺语数外老师，音体美老师则已经饱和，“我2023年考试时，一个岗位只有几个人报，现在已十几个了。”他还听说，好像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都不招高中学历以下的老师了。

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去边远地区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来的。

做老师后，郭少军注意到，每年办公楼走廊的公告栏里，都会贴着最新的教师名单，一半以上的名字来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来了三个南方姑娘，过年回去就没再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空位，“她们说受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风沙。”

王剑就当了“逃兵”。他学的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通过校招，进了国家电网某省公司的一座变电站。当初选这个岗位，是因为它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后合同期通常为“3年+5年”，表现优异者可转无固定期限合同，算是电力系统的“铁饭碗”。他拍着胸脯说“没事”，心里盘算的是“编制稳了，工资比老家高两千”。

变电站设在边远地区的大山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余时间都得待在几乎没人迹的大山里。第一个月，王剑跟着老师傅巡线，背着二十斤的仪器在山里走，脚后跟磨得出血，他咬着牙没吭声，晚上用热水泡脚，血水混着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线的辛苦更难挨的是孤独。冬天大雪封山，可能两个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去县城的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也不让保洁员打扫。屋里总飘着泡面味和烟味。以前他讨厌这些味道，现在却觉得是“人间烟火气”。

山上的网络时好时坏，于是他到电竞酒店还有个任务——在手机里下载电视剧，专挑长的下。《甄嬛传》《琅琊榜》《亮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两遍。除了剧，还有各种玄幻网文，越长越爱。

上班第二年起，他开始失眠，后半夜总听见铁塔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飞，他只得爬起来绕着院子走。熬了几年，失眠没好，幻听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辞了职，在家歇了段时间，去了一家接网络预约的维修公司，日常帮客户修电器。“不后悔去变电站，也不后悔辞职，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不一样。”王剑不再想“上岸”的事了。这让他看清一个悖论：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胡鹏飞的样本似乎更加复杂。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乡镇，带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一本485页的《大清帝国》离开了家乡。上班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农合款项，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50多岁的女主人端来热水，他喝了几口才敢开口，“新农合今年涨了30元，您家5口人，总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没说话，从床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零钱。数到最后还差5块，胡鹏飞自己垫上了。

2024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辞职。收拾行李时，发现当初带来的新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至于那本《大清帝国》，他连100页都没看完。

镇领导说，“去年来的选调生，待了俩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鹏飞没接话，他发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转而创业，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房贷都还不起。今年他重新翻开《行测》，准备再次考公。

“我今年28岁，还有7年时间。”胡鹏飞制订了计划：先尽着老家的公务员、事业编、国企考，实在考不上就再选边远地区。要是边远地区也考不上，就找个民营企业上班。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那时可能过了35岁，民企或许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说，“要不我考研吧，这样‘上岸’机会兴许更大些。”“你看着办吧，我已经累了。”妻子说。

胡鹏飞重新翻开的《行测》教材上，落了层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农合款那天，垫上的5块钱。当天回宿舍时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面，才发现没水——水管冻住了。他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朋友圈里，大学同学正在上海外滩，烟花把黄浦江面照得通红。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地点与姓名，均做了隐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