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星辉

9月，一则几乎被忽略的新闻从内蒙古锡林浩特传出——警方自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男性居民血样，录入地方DNA数据库。官方解释称，这是为了“完善公民身份信息”、“防范走失”与“便于证件办理”。然而这份看似温和的公告，却打开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当国家开始系统性地采集男性DNA，我们究竟站在怎样的社会门槛上？

人脸识别、指纹录入之后，DNA信息的收集，是信息化治理的又一次跃进。但它与前者不同——指纹识别的是“我”，DNA识别的却是“我们”，是一整个家族、血统乃至潜在亲缘网络。它不仅是个体识别技术，更是一张铺开的家系地图，是人类身体最深处的社会档案。

一、从“破案利器”到“家系网络”：权力的技术延伸

在刑事侦查领域，Y染色体家系排查技术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突破。白银案、南医大案等长期悬案的告破，都离不开Y-STR比对。其原理是：男性的Y染色体从父系稳定遗传，因此只需家族中一人入库，便可在家族范围内追溯潜在嫌疑人。公安系统称这种思路为“以Y找群，以常锁人”。

然而，这种“找群”的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男性个体的DNA信息，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条父系血脉。换句话说，一个人被采样，整个家族都被纳入了隐形的监控半径。技术的精准，并没有消解它的社会风险，反而拓展了国家治理触角的生物学边界。

这正是Y库的本质所在：它并非只是侦查工具，而是一种家族化、血缘化的社会治理手段。它让“嫌疑”的定义在生物层面上被扩张，从具体的个体，延伸到潜在的基因共同体。

二、没有立法的“技术合法性”：当程序失语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DNA样本的采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员。锡林浩特警方却以“完善公民身份信息”为由，对辖区所有男性采血，这显然越过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在法治原则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任何数据收集若未经明确立法授权，就属于越权行为。而此次行动，却以“非强制”、“自愿”之名掩盖了行政压力的实质性存在。在一个小城镇，警察上门、村医随行、村干部动员，所谓“自愿”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技术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断裂，恰是当代中国信息治理最突出的风险所在。我们太容易接受“技术中立”的神话——只要它有效、便捷、能破案，就被默认为“合理”。但在法律缺席、监督缺位的前提下，技术的中立只是幻觉，它所嵌入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公权在采集，个体在被采集；信息在积累，隐私在消失。

三、“姓氏基因”与“社会谱系”：隐私的再政治化

Y库技术的核心，是对男性家系的追踪。它依赖的基因片段被称作“姓氏基因”，因为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与传统父系社会的“传姓”极为相似。这种巧合极具象征意义：它把中国社会那种深植于血缘与宗族的文化逻辑，数字化、技术化地复活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生物血缘化”的治理模式，恰恰与现代公民身份理念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立在法律关系上，而不是血缘关系上；公民应当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个体，而非某个家系的成员。当国家在生物层面上重新标定公民身份——哪怕只是出于侦查需要——它无形中就把“家族”重新拉回了政治场域。

这种“隐私的再政治化”，远不止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公权力不再仅仅管理公民的行为，而开始管理公民的身体与血统。信息主体的“可识别性”变得无限延展：你的身份不仅由身份证号定义，还由你无法改变的遗传密码定义。

四、侦查效率与公民权利：技术扩张的悖论

支持Y库的人常以“侦查效率”为理由。确实，DNA比对让积案侦破率提高，成本降低。然而，效率并非社会治理的唯一目标。任何治理手段，都应当在效率与权利之间保持平衡。

极端地说，如果效率至上，那么安装家家户户摄像头、强制佩戴定位芯片、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都会让犯罪几乎无所遁形——但那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吗？现代法治的核心，不是最大化控制，而是限制控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破案速度，而在于不因破案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

DNA数据库尤其特殊，因为它几乎无法“退出”。一旦信息入库，就可能永久存在。Y染色体的“家系代表性”使得数据即使当事人去世，也能被无限追踪。这种时间上的“永生”，让数据治理的责任也变得永久——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法律、技术与伦理机制来承担这种永久性。

五、从技术治理到身体政治：未来的隐忧

Y库的出现，是技术治理逻辑的一次极端化表达：治理者掌握的信息越多，社会就越“安全”。然而，安全的另一面是控制。当个体的身体信息被系统化、编码化、数据库化之后，身体就不再是私人的，而成为一种可被调用的资源。

在国际上，DNA数据库的伦理争议早已持续多年。欧洲国家普遍采用“比例原则”，即只有在严重案件、确有必要时方可采集DNA，并设定严格的销毁期限和用途限制。即便如此，仍有大量质疑指向“基因歧视”“数据滥用”“家族关联追踪”等问题。而在中国，尚未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DNA数据库的采集程序、使用范围、监管机制与退出制度。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远远超前于法制保障的阶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生物信息治理的逻辑，一旦确立，将极易扩展。今天是男性Y染色体，明天可能是SNP检测、外貌预测，乃至疾病基因筛查。技术从来不会自我约束，它总是在被发现“有用”之后，迅速滑向“泛用”。

当DNA数据被纳入公民身份系统，不再只是侦查工具，而是社会治理基础设施时，公民的身体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从“社会管理”到“身体管理”的转变，是当代技术政治最深刻的趋势之一。

六、沉默的社会与缺席的立法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众的沉默。锡林浩特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响平淡。没有大规模质疑，也没有官方解释的充分回应。相比人脸识别、个人征信等议题，DNA似乎距离普通人太远，技术太复杂，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种“知识盲区”恰恰成为最危险的空间——因为不了解，人们更容易默认“无害”；因为不抵抗，权力就能更顺滑地推进。

然而，隐私的丧失往往不是一次剧烈的剥夺，而是缓慢的滑坡。从指纹到人脸，再到DNA，每一次技术扩张都以“便利”“安全”“防走失”之名出现，每一次公众都在“反正我没做坏事”的心理下逐步退让。最终，我们也许会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却彻底不自由的世界里。

七、立法滞后的代价：当监管永远在“追赶”

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立法。自1990年代DNA数据库兴起以来，中国尚无任何专门法律对其采集、存储、使用进行规范。国家标准《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仅关注技术质量，而非权利保护。结果是，DNA采集在制度层面处于灰色地带：既非明确合法，也非明确违法，只要挂上“破案”“防走失”的标签，便可堂而皇之地执行。

这种“灰色治理”是风险最大的状态。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使用，意味着责任无法追溯，滥用无法惩戒。信息一旦泄露，不仅会揭开家族隐私、非婚生子、领养关系等社会禁忌，还可能在就业、保险等领域引发基因歧视。技术人员、行政部门、第三方承包公司、数据管理者……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源。

当DNA数据库的建设与扩张持续推进，社会必须追问：谁来监管采集行为？谁能访问数据库？信息保存多久？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删除？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再先进的技术都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

八、当“血缘”成为治理逻辑

Y库并非单一的技术项目，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权力、隐私与安全关系的真实态度。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侦查工具的进步，更是一种治理思维的转向——从社会控制到身体控制，从行为监督到基因识别。

它让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在追求安全与秩序的名义下，我们愿意把多少身体的、私密的部分交出去？而谁又能保证，这些数据不会被用在另一个“合法”却危险的方向？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比犯罪更难防范的，是技术被权力驯化后的野心。那时，真正被锁定的，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我们每一个被数据库标记的普通人。

这片上映时刚上大学，那会被各种事情填满，根本不会想要去看一部陈奕迅和容祖儿的电影，尤其这种名字电影。

没想到过了 20 年，竟然因为一条切片唤醒了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今天在工作室里一边干活，一边穿插着把它看完了。没想到年近 40 居然被 一部这样神神经经的喜剧 给感动了。

二十年一眨眼就过了，好多事情都变了，物是人非，少年心气也被磨得所剩无几。

最近这个月状态好多了，我庆幸抑郁症强制让我停下来的这一年。停了足够长的时间，足够让我的灵气和勇气开始重新发芽。

这部片子里有两句话，让我忍不住截图。

他们走在街上碰到了疯疯癫癫的阿成，杰对男说：这个世道疯疯癫癫的比清醒要好。

在菲菲的房间里，成对她说：

重新开始。

奔跑确实会给人力量，无论在哪里奔跑，竭尽全力的奔跑，大汗的奔跑。无论会换来什么，你都可以确信一件事：

你是可以奔跑的。

前些天偶然看到一则新闻：

“湖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罗友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角级别不高，坊间有些兴趣的点，大概是猜想“落马后的监狱长如何在牢底与狱友相见”。

其实，严格来说，罗友田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更没有法院判决，因此，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罪犯，不能说他一定会坐牢。万一“留校查看、以观后效”呢？万一保留退休待遇呢？万一嘛，都说不好。

但，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官职不高的罗友田，对当下中国而言，早就具有了标本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2019年，湖南红网（省级地方党网）曾经发表了一篇报道《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灵魂的救赎者》。

有了这篇报道，罗友田成为国内诸多获“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称号的干部的突出代表。 这篇报道的开头是这样的：

高墙里，罗友田投射着阳光：和风细雨的文化建设，直抵人心的活动关怀，倍感温暖的基础设施……

阳光下，他又亲手将良善的种子种入人心：面对面与人犯交流，拉扯掉队的狱警，为一线的警察鼓劲……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1月16日，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总结他在监狱系统30年工作经验时，淡淡地说。末了，补充了一句：“家庭生活也该如此。”

总之，在报道中，罗友田是太阳，投射着阳光、播种着良善，在家庭里同样熨帖。

所谓伟光正、高大全，不外如是。

在某一范式的宣传语境中，这样的拔高是习惯使然，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毕竟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有很多干警被称为“灵魂救赎者”，最近这些年也不少，这篇报道不过是承袭之作，也不算越轨。

但稍稍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称号的荒谬之处：

罗友田是体制内一名党委书记、监狱长，在他所在的国家和政府，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一，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是不承认有灵魂的。甚至，“灵魂”因其非物质性，与唯物主义天然对立，所以，不仅是不承认，而且是不能承认、无法承认。

因此，一个单位主官、党委书记成为“灵魂救赎者”，可谓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了。尤其近些年来，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更是突飞猛进，飙升到了1400个以上，全国学术机构里，马克思主义相关专职研究者超过10万。万一这十来万专职研究者认真起来……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灵魂救赎者”呢？

这是一个有宗教、文学、哲学色彩的概念。那些创建了宗教思想体系的人，比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穆德等先知，为信徒提供了终极救赎承诺与道路，可以用这个称呼；那些社会改革和民权运动的领袖，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致力于现实社会中将被压迫者从制度性的不公和苦难中拯救出来，也可以用这个称呼；还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墨子，通过他们的思辨，努力将人类从蒙昧、偏见、虚假意识中唤醒，走向理性的自觉，也可以用这个称呼；以及，那些重要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苏轼、李白、杜甫、贝多芬、索尔仁尼琴，因为作品触及人类灵魂深处，为读者提供慰藉、理解和超越痛苦的视角，也可以用这个称呼。

而罗友田，何德何能？我看这篇报道，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监狱管理者的正常工作而已。其中最“感人”的两个细节是：“女子监狱原有的热水系统年久失修，考虑到女犯的特殊情况，第一时间争取资金对热水系统进行重建。”“听说有一名被禁闭的顽危犯李某已绝食数日……他不顾李某身上散发的恶臭，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可能是立场不同吧，我只觉得这些细节很一般。灵魂怎会如此容易救赎？如果这都算灵魂救赎者，那任何一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人，都可以以此自称了。

其他类似的“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报道，也差不多，甚至，大多数还不如罗友田，更加干巴巴，更加没有细节。

监狱是一个特殊区域，在这里工作得力，确实有在精神上帮助犯人的效果。比如，我手边刚好有一本书《监狱里的图书馆》。作者是阿维.施泰因贝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美国波士顿监狱图书管理员。这本书记录得很散碎，作者没有自称“灵魂救赎者”，也没有人以此称呼他，但他在与犯人们互动时的体贴、默契、信任，恰恰是自称为“灵魂救赎者”的人所没有的，以开头前几页段落为例：

有时，我会收到一堆囚犯突如其来的请求，有的合理，有的无理。比如说，有人要我违反规定，给法院、假释委员会、“外面的兄弟”、老妈、孩子他妈、老婆和情人打电话，当然最后都被我一一拒绝了；也有人悄悄地向我打听艾滋病的信息，打听尿中带血是什么病，或者请我帮忙看一封信，这些我倒是答应了，白纸黑字地用小本本记下来。有的囚犯请求用我的电脑“上一会儿网”，我没有同意。有一个犯人指控我是以色列间谍，最后却被我四两拨千斤地转移了话题，变成问我“真的去哈佛念过书吗”，我言之凿凿地说去过；对方又问，如果真是哈佛毕业的，为什么会沦落到来监狱工作，这个问题被我跳过了。还有一个囚犯要我搜索他的饶舌唱片网站，身为监狱自封的“CGO”（首席谷歌搜索官），这个请求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我还担任法律顾问。有人问我蓄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在法律上有何区别，让我给他们找保释条例和刑期指南；甚至还有囚犯向我要绑架儿童、引渡和持手榴弹抢劫等相关的法律条文。监狱里不乏机灵的罪犯，有个耍小聪明的犯人想学马萨诸塞州有关古枪支和古军火的法律条文，希望这些条文不那么严谨，最好漏洞百出。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另一个囚犯正在炫耀他脸上那个用油性笔画的胡子—古代火枪手才会蓄的那种，他还一脸沾沾自喜地用英国人的口音说话。有人可能需要吃药了—像这种琐事我也会细心记下。

一个囚犯感谢我建议他去听“谢伯特”（他想说的其实是舒伯特）的音乐；有囚犯来找我借涅槃乐队 [涅槃乐队：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摇滚乐队。]的书，想从中参悟涅槃的境界；还有不少人来借瑜伽书、“如何做一名好爸爸”的自助书、关于“如何混合化学物”的书以及房地产指导书。想借“如何混合化学物”的那几个，我没有把书给他们，反而建议他们去看零门槛的“傻瓜书”，先入门再说。先前，有些囚犯很敏感，怕我喊他们傻瓜，所以我只好委婉点。有一个社工突然冒出来，想借一本关于老虎的书。她是一个疯婆子，总是捏造自己和欧洲王室约会的谣言，一讲就停不下来。在后面耐心等着的是甜哥，他是一个皮条客传记作家，头顶的毛发稀疏，为人机灵善变，想请我校对他改过的自传。尽管与骗子和流氓的谈话十分有趣，偶尔还能引发精彩的讨论，但我现在的重点是专心做好手头的工作，而不是和他们聊个没完。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年纪大点的皮条客对一个新来的囚犯说：“我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是孵出来的……”我正心痒痒地想听下文，就看到泰挤到队伍前面来，礼貌地要求与我谈谈，并且立刻就谈。

泰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婴儿脸，个子很高，下颚刚毅有力，仿佛一口就能咬开一颗核桃。但他今天像只彷徨的兔子，我刚把门关上—平时我很少关门，但今天却一反常态—他就哭了。他的母亲上个月去世了，葬礼在其他州举办，所以他参加不了。昨天，与他许久未见的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这种状况很少见，虽然我以前也经历过几次，但今天却不知怎么安慰他。

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描写波士顿第一座监狱旁边的野玫瑰：“这让人不禁想象，当囚犯走进监狱的大门或是出来受刑的时候，它会对他们轻轻地吐露出芬芳和娇媚，向他们表示胸襟广阔的大自然，对他们永远保有怜悯，永远保有柔软。”

这些细节，我在所有“灵魂救赎者”宣传中都没有见到过。

把一些常规本职工作拔高、升华，就像是在沙地里建摩天大厦却不打地基，最后总是避免不了塌方的结局。

徒增笑耳。

远不如真实、多角度、不做作的细节来得动人，来得有烟火气、有人味。

客观来说，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老一套的那种“伟光正”“高大全”的宣传，已经渐渐少了。但隐蔽在其后的思维定式却是藕断丝连，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斩不断、理还乱。

上一个类似的人物，大约就是著名的直辖市副市长、“英雄”、“学术大师”王立军了吧。事发之前，他拥有几十所大学的教授称号，其中许多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大学。在他那张著名的名片上，罗列了国际刑侦专家、教授、博导、法学博士4个头衔，以及美国、中国、国际三类9个学术机构的职务。在他的简历上，这位副总警监熟悉和有造诣的领域包括刑侦、心理、法医、法学、颅面鉴定、人力资源、资本运营等，在各个场合，他也表明在哲学、书法、美学、服装设计、建筑学等诸领域有着较高造诣。他的即席讲话稿被整理为重达两公斤的书籍《视界》，书里，他被誉为“警中豪杰，师中楷模”、“他呕心沥血， 念兹在兹，为的就是安天下佑庶民”。一位总队政委的研读感受也写在书里：“似一位哲人对民众、国家、历史的贡献。”

实际上呢？根据后来《南都周刊》等媒体报道，29岁之前，王立军只有初中文化学历。他从部队转业后，当过司机，1984年被招至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4年后，通过了辽宁省中专教育自学考试，成为一名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派出所所长。1992年始，王立军成为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他在某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二年，获得了成人高教大专文凭。他还获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1997-1998年度世界名人称号，该中心各种头衔均在官网上明码标价出售。 2002年，王立军通过美国加州大学远程教育获得MBA文凭，而该所大学经方舟子等人考证是一所靠招收中国官员发财的“克莱登大学”。

一个如此底子的人，为何会拼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横跨多领域的国际天才？我并不知道，如果猜的话，大约是那个年代成长的人难以摆脱“伟光正”“高大全”的心理定式吧。“安天下佑庶民”都出来了，甚至还要抢哲人、师者的帽子。

在重庆时，王立军手下有一个二十多人的文宣团队，称为“蓝精灵”，每日工作之一是用各种ID发帖赞美，然后再打印出来作为网络正面声音上报给他。一位团队成员对媒体记者说：“这三年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给他办一份《顺天时报》 。” 

大约，每个这类人物的心里，都有一个袁世凯吧，复辟后的那一版袁世凯，都需要一份《顺天时报》包装、吹捧、拔高自己，并抚慰自己空虚的内心。即便一个小小的监狱长，也自比太阳，高谈“救赎灵魂”。

这些人啊，真莽，也真是病得不轻。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也希望本文之后，所有体制内的“正能量”们，杜绝“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这类称号。如此，善莫大焉。

20251014呦呦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