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电影《731》上映。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东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这里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并大肆抓捕苏联人、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姜武饰演的小贩和其他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特设监狱”。

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有观众质疑影片中情节与细节背离真实历史，比如囚犯居住的牢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墙面贴有瓷砖、有干净的水和马桶、饮食是鸡蛋和苹果。在叙事上，也有观众认为姜武饰演的小贩带领众人越狱的情节过于“主角光环”，显得失真。

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今年5月，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南香红对细菌战有长达23年的记录，这本书中，她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南香红写道：“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我们访谈了南香红，从电影《731》的争议聊起，核实了电影呈现的一些事实，也从细菌工厂谈到了细菌战。以下内容根据访谈和《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整理而成：

“圆木”们**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编号731属于关东军序列内“防疫给水”的部队编号，但731部队实际上是细菌战研究中心之一。

在731部队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被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被视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耗材，以根计算。

一根“圆木”在731部队制造死亡的工厂流水线上流转，各部按照各自的实验目的进行注射、切割，要被多次使用，做各种各样的活体实验。

“圆木”大多是从哈尔滨弄来的。被关在731细菌工厂的7号、8号楼。这里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容纳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汉族中国人、苏联俘虏、蒙古族人、朝鲜族人、被指控间谍或各种罪状的各民族的欧洲人。他们被“特别移送”到死亡工厂，来到这里的人大致分为几类：犯有间谍嫌疑罪的人、中国游击队员、抗日分子。

电影《731》中，多次出现受害者食用苹果、鸡蛋的画面。这一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有历史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医生们会为“圆木”治疗身上被宪兵拷问时留下的伤疤，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也比日本本土一般家庭好得多，同时还得防止他们因为食物太好造成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

被“精心照料”的背后，是残酷的科学理由——确保“圆木”在接受实验前处于一个标准、健康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取所测试病原体效果的准确数据。

“这些临时客人得到的待遇，正如那些神户牛的饲主，为产出鲜嫩的牛肉以不负神户牛的名声，而对牛毫不吝啬地倾注爱护。一个技术人员回忆，1945年春日本军已节节溃败，一般国民只能吃野菜和糠，而圆木的食谱却是：早晚都是白米饭，只有午饭里混些少量杂大豆……副食也充分保证营养，每天都有猪肉，不时地变换花样。”谢尔顿·H·哈里斯写道。

每个“圆木”都会被编号。号码从101开始到1500号。一旦满1500号后，接下来再从101号开始。实验材料不断补充进来，“圆木”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循环。

由于这种编号制度，调查者很难确定在整个平房作为实验材料被杀害的“圆木”的准确数字。一个权威的估算是至少3000名。

“石井疯子”和他领导的731部队

电影《731》的第一个时间坐标是1945年2月。电影中，731部队的创立者和指挥官石井四郎说：“用科学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吧。所谓的《日内瓦公约》不过是狂热分子的一纸诗文。如今，除了打一场细菌战，帝国恐将毫无希望。就让它们（鼠疫菌跳蚤）从帝国痛失的焦土上启航。”

石井四郎渴望用细菌战拯救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的失败。他提到《日内瓦公约》，是因为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尽管该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它并未禁止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储存。石井四郎利用了法律局限。20世纪初叶，日本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石井四郎，他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

1941年获少将军衔的石井四郎

电影《731》开头，石井四郎先展示了他的“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当众向滤水器里撒尿，并喝了尿净化出的水。

这一荒诞的情节被日本军人的回忆证实。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中，石井四郎被称为“石井疯子”。据说，天皇曾两次观看石井的示范。石井在一个滤水机中撒尿，然后把过滤后的混合物呈给天皇饮用，天皇拒绝了，但是石井很高兴地把由尿变成的水一饮而尽。

石井研究的滤水器，是一种能为作战部队即时提供过滤净水的装置，以免前线部队受到霍乱、痢疾侵扰。没人会对部队提供可饮用水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防疫给水部”，成了石井理想的保护伞。

石井四郎坚信，细菌战是能为资源匮乏的日本赢得战争胜利的“决胜武器”。他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成立了18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这支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推向战争运用。

最终，石井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通称的731部队。平房离哈尔滨南部不到24公里，是个由至少6个村庄组成的大集聚地。1939年，平房设施完成时，基地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匹敌。

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物，包括研究室、宿舍、解剖房、实验动物小屋、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关押实验用活人的特殊监狱，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甚至还有游泳池等娱乐设施。

为确保绝对保密，平房领空不允许飞过飞机。通过平房的列车规定必须用窗帘将所有乘客的窗户都盖住，并且必须要在平房站的前一站就拉上窗帘。若有乘客出于好奇心，透过窗帘的空隙偷看，立即会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投入监狱。

在731细菌工厂里，石井为日本人居住者盖了一座城中之城，包括22栋最新式的宿舍，有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还配备图书馆和酒吧、游泳池、花园、酒馆、饭店、保存鱼和蔬菜的仓库、运动场等。一所混合学校，为职工和军人的子女提供传统的日本式教育。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

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进入过731细菌工厂的当事人回忆：10月的满洲已经相当寒冷，气温的急剧下降使他冻得发抖。但是在新建的会议室内，暖气适中，脱掉外套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空气中飘着石头和油漆的清香，桌子排成了马蹄形，房间里未加装饰，一只四角形的花台上菊花盛开着。”

在平房所建的150多栋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圆木”的7号楼和8号楼。这个牢房在本就精心防卫的基地中被更严密地看守，中国人不准走近这两座楼房，就算是日本人，没有被派遣到7号楼和8号楼执行任务也不允许进入。为了保证监狱秘密不泄露，石井委任他的哥哥为典狱长。

731部队分为8个部门。4个部门被冠以数字，另外4个则没有被标上数字——这也是石井为向外部隐瞒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策略。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那些被认为对细菌战有用的病原菌。 这些病原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破伤风，他们也研究结核和有关冻伤。同时，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押“圆木”的监狱。

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可能性开发和测试。

第三部被称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正规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

第四部是部队的制造部，主要管理、运用大量生产病原菌的设备进行操作。这个部同时还负责储存和保养731部队随时制造出来的巨量的细菌。

还有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教育培训。部队队员定期从日本本土调防到平房或各研究支队，在这里受训的医学学生大多才十五六岁。

731少年队

与石井四郎一同来到731细菌工厂的，还有一些少年班的少年。他们来自日本国内，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是731部队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少年们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

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是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他是家里的长子，本可以继续做农民在家乡种地。但当时战争气氛浓郁，经济不景气，对日本青年来说，“中国满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去那里是冒险、开拓，有可能失败，但很大概率成功。日本政府的宣传册上，也写着“中国满洲是移民的乐土”。

出发时，筱冢只有15岁。他领到了自己的制服：上等羊毛面料的土黄色西装和同色的领带，长筒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些东西是农家子弟平时见不到的。1939年5月，他抵达哈尔滨。进入这幢被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群时，筱冢良雄全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崭新、漂亮、宽敞······有抽水马桶和中央集中供暖，水龙头能放出热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细菌战也一跃成了日本的国家战争谋略。筱冢良雄正好赶上了日本细菌战突飞猛进的“大开发”时期。

少年队的队员每天早晨6点被起床号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个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出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有痢疾课、伤寒课、霍乱课、毒物课。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而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

下午是实习时间，少年们被分派到研究室，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学习处理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之所以处理活菌，是因为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会下降。而处理活菌则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学员会更加精神集中。

1941年，筱冢接触到731部队的核心部门——细菌培养课。他做得最多的事，是进行鼠疫毒力实验：“用吸管液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

筱冢仍然记得：痢疾菌的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这是极其难把握的工作，一旦过度，就会把细菌吸到嘴里。

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

“自己的少年队队员感染了，也是要进行活体解剖的······”筱冢每每讲到这些，都痛苦得不断摇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说是不能浪费了材料，这和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啊！”

细菌战

731部队实验开发的最重磅的细菌武器，是鼠疫。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人类可以掌控鼠疫，使之成为细菌武器。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共识是，鼠疫菌从空中投下去会死亡，根本达不到传染疾病的目的。

731部队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功做到实战攻击的呢？答案是：感染鼠疫的跳蚤。

南香红在书中写道：让跳蚤感染鼠疫，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鼠疫菌与其他细菌一样，如果只从上空投下细菌，由于空气的压力、气温的变化，细菌很可能死亡，从而失去感染性。石井和他的科学家们转换思路，想到鼠疫跳蚤。

731部队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再散播这些跳蚤，让这些跳蚤叮咬人。跳蚤体型小、重量轻，从空中散播时，空气阻力会大大减缓它们的下落速度，从而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和高温的伤害。

鼠疫跳蚤是日军选出来的最有效果的细菌武器，观察跳蚤的跳跃能力是其中的一个实验

炭疽菌是另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平房的专家们反复测试了炭疽菌的散播方式。在5、6年的试验过程中，大约有2000枚炸弹被投到安达实验场的活人身上。受实验者被绑在十字形的柱子上，身体的重要部位被防护起来，以防被炸死。然后，装有炭疽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细菌会喷溅到他们身上。

经过2000次以上的活人实验、4000次以上的不同飞行高度飞机投弹或者静止爆炸实验后，证明炸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热量使病原体很难存活。石井发明了外壳是陶瓷的炸弹，陶瓷传热缓慢，细菌不会因为高温而死。

细菌武器研制好后，被投放到战场。《731》电影的切入点是 1945 年，但是细菌战远远不止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目前所知的大规模细菌战攻击从1940年开始。

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对浙江衢州进行攻击。同月，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一克重量的跳蚤放在掌心不过一撮，它们会有多少只？

答案是1700只。每克1700只，10克跳蚤约等于17000只。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被放逐出来，瞬间四散跳开，寻找它们吸血续命的对象，不管是鼠类还是人类。它们身上携带的鼠疫菌，靶向精准地在人间传播、流行。

1942年，美军杜立特空袭队轰炸日本本土后，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省境内的衢州机场等地迫降。日军为防止该机场被再次用于轰炸日本，发动了“浙赣作战”，旨在摧毁沿线铁路、机场等，制造无人区，使中国无法再次修复使用。

正面的浙赣作战枪炮对决，血肉撕杀，日军占领了衢州、丽水、江山等重要战略要地，对机场、铁路等战略物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正面战场外是秘密的细菌战，用空中撒播与地面直接散播相结合，在破坏后撤离时还往水井、河流、池塘中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痢疾菌。他们甚至将细菌注入特制的饼中，放在居民的餐桌上，诱使饥民捡食。这是导致疫情在平民中迅速爆发的关键手段。

一旦一个地区受到污染，鼠疫就会反复流行。浙江衢州从1940年受到鼠疫攻击后，鼠疫年年爆发，一直到1948年才止住。

真相的隐藏与揭露

1945年8月10日，石井四郎接收到来自参谋部长的命令：

“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31部队仓皇撤退。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了其在哈尔滨平房的核心设施，建筑全部由工兵爆破。他还下令处决了剩余的404个“圆木”实验对象。杀害的方式是用送气泵往房间里面输送毒瓦斯，密闭门窗。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大屠杀相比，731部队最后的屠杀更为残酷。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人活了下来，这里则无人生还。

同时，大部分书面档案、实验记录被焚毁。石井四郎下令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不能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知道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禁止成员间相互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井四郎并没有舍得把所有研究成果全部销毁，而是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带回国内，并成为和美国达成交易的重要筹码。

美国的掩盖让细菌战成为秘密。战后，美国在与盟国的共谋同意下，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进行了一场交易：后者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以此换取石井及全体731部队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日本则唯恐使用细菌战这一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施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后，细菌战成为了历史的黑洞。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与细菌战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获得了大量口供，并确认了开展人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的事实，但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加害国日本，一些日本人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开始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南香红梳理了其中非常关键的几个日本人：

森正孝，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教科书对侵华历史，特别是细菌战等内容进行了大量掩盖和粉饰。森正孝觉得自己的历史课没办法讲了，利用假期，他多次自费前往中国，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他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教师应有的职责。”

松井英介，一名医生。他与森正孝一同深入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

森村诚一，日本作家。1981年，森村对日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采访，结合从中国、美国搜集来的731部队相关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写出了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进行的非人道人体实验。该书在日本发行了约300万册，在日本社会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94年，森村诚一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一起组建“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讲述真实历史，在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举行公演，引发社会关注。

与此同时，90年代后，以王选女士为代表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

王选，1952年生人，如今已经73岁了。她生于上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在日本，她获硕士学位，精通日语、英语和中文。王选的家乡，是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曾在1942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1994年，王选回崇山村探亲。家乡的亲人们告诉她：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家乡的亲人请求王选，找到这两个日本人。

1995年8月3日，王选在订阅的一份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两个日本人的报道，他们正是历史教师森正孝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在电话联系时告诉他们：“我自愿加入你们的调查。”

由于王选的加入，中日两国的力量开始拧在一起。细菌战这个历史的黑洞，逐渐被大众所知。

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增至180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公开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最右为王选。

国内媒体大多把关注焦点放在王选或中国原告的身上。王选说，细菌战官司能打得起来，其实背后有一大批日本人，没有他们，官司不会一步步推动下去，细菌战事实不会得到确认。

诉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土屋公献。土屋公献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日本海军成员，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战后，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并当选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细菌战诉讼案之初，只有十几位律师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但当土屋公献出任律师团团长后，他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200多名律师，他们尽管政治立场各异，却都为了同一目标而团结一致：免费为180位中国原告提供法律援助。

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调查团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认。面对日本法庭的严谨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事实都不能有任何纰漏，这对整个律师团是巨大的考验。

土屋公献深知这场诉讼的意义。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他承诺：“要用毕生的精力，陪中国人把官司打到底！”

案件进入三审阶段时，土屋公献已身患癌症并接受了手术。为了不“动摇军心”，他要求律师团对中国原告，包括王选保密。诉讼进入二审后的一次开庭，王选发现，法庭上发言的土屋公献扶着桌子的手在颤抖。他用余光注意到王选在看他，手就不抖了，但一会又开始抖。开完庭后连续几个小时的游行、到政府抗议、会见记者，都是土屋公献为首；在中国原告的招待会上，也是他带头唱国际歌。王选后来发现，他的西装都显得空荡荡的。

最终，土屋公献陪同细菌战受害者走完了十年的诉讼之路。三审结束三年后，他离开了人世。

1997年，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前排右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土屋公献、椎野秀之、西村正

历时十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的40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最终在2007年5月9日被驳回。作出此判决的理由是：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以此断定在国家法上被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尽管败诉，但日本司法系统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早在2002年的一审判决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认定了细菌战是根据原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事实，承认中方原告所提出的至少在中国8处发生了1万人以上的死亡，同时指出细菌战“受害是极其悲惨和巨大的，原日本军的军国主义行为是非人道的”。这一认定，将侵略真相固化为法律事实。这段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打捞、还原、保存、记录。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文｜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陈晓舒

校对｜张彦军

王琳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

2024年7月的一天，在郑州柯贞素质拓展营（以下简称“柯贞拓展营”）里，有学员看见王琳在食堂里扯住心理老师，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那时她已在柯贞拓展营待了一个多月了。被人记住的方式是以“另类”的姿态抵抗着“规矩”。

反抗被教官认为是“不服从命令”，她为此受到惩罚——倒立、在烈日下暴晒、不让吃饭，或者是三四个女生围上来的拳打脚踢。

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位昔日学员里，没人理解王琳持久的反抗，在他们眼里，反抗不如忍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反抗——惩罚——继续反抗的模式在王琳身上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一切结束——2024年9月26日晚，在医院长时间昏迷近一个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似乎是特校严苛的规则“杀死”了她，可又不止于此。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回溯，在特校外面的世界里，从她休学开始，或者更早以前，“成绩决定成败”的评价体系，紧紧地掐住了这个14岁休学女孩的脖子。

在给父母的信里，她留下痛苦的话语，“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2025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没寄出的求救信

在一段近一分钟的视频里，王琳鼻孔里插着管子，大张着嘴“啊啊啊”地哭喊着。妈妈轻拍她的肩，喊着她的小名，但她没有平静，转而急切、短促地重复着，“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

被子下面，已结痂的紫色伤痕遍布她的胳膊、腿、背、臀和腰。母亲孙佳心痛极了。父亲王旭东拉住送女儿来医院的阴某利，不让她走。

阴某利是王琳在柯贞的班主任兼心理老师。王旭东回忆，去年女儿厌学让他一度烦恼，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所封闭式管理的特校广告，宣传中号称专注家庭教育15年，能通过国学教育、心理咨询和体能训练，改掉孩子叛逆、厌学的习惯。

交了两个月将近3万元学费后，他把女儿送进去了。后来他才知道，学校不允许孩子和家长联系，想孩子时只能让阴某利发照片和视频。

在阴某利给王琳父母的电话录音里，她如此描述送医那天的情形：在看到王琳时，“那一刻很心疼”，孩子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屋里，说没有吃饭。她买了面包和营养快线，带孩子去宿舍吃。两人聊了会儿天，王琳突然倒下，躺了会儿喝了水也不见好。她解释，可能是天气突然变冷，孩子有点发烧，给领导反馈决定送医。

然而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当天王琳出现晕厥，伴四肢无力、站立不稳等。约一周后，病情加重，狂躁咬舌、胡言乱语、双眼呆滞，进而意识水平下降、无自主呼吸。2024年9月11日深度昏迷、四肢瘫软，她被送进了神经重症监护室。9月26日，她停止了呼吸。

一份当地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记载，“王琳符合因长时间日晒及摄入不足、呕吐等多种因素引起电解质代谢紊乱……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王琳送医后躺在病床上。受访者供图

出事后，涉事教官与学校一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阴某利也被当地检察院起诉。起诉书中指控，王琳因呕吐、心脏疼痛写信请求父母将自己接走治病。她把信交给了阴某利，希望帮忙转交。阴某利却擅自将信隐匿，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

王旭东说，女儿在医院苏醒时曾问过他，有没有收到三封求助信。他只收到一封，那是女儿刚去没多久写的。

今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在庭上王旭东得知了被隐匿的信件内容，有很多个“想回家”，有一串长长的清单：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看看宠物小狗，找朋友聊天，睡个好觉，把病看好……在信里，女儿近乎哀求父母，把这些事做完，再回柯贞拓展营也可以。

阴某利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据此前红星新闻报道，阴某利承认了拦截信件，她说大约在7月中旬，王琳写过两封信说想家。但学校有规定，信中不允许出现诸如想家的内容，她没有把信寄出去，“这是我的错误。”

王旭东回忆，庭上出示的证据清单中，还包括警方在阴某利家搜到的100多封学生信件。

一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柯贞拓展营共写了6至8封信。其中写训练艰苦和渴望回家的信被拦截一次，退回三次。另一位学员写了挨打的事，他把信藏在裤兜，掉出来后被教官捡走。紧接着，他被惩罚趴在烈日的操场下暴晒两三个小时。

“如果家长看见求救信件肯定会来接的。”一位学员说，心理老师对待求救信，不是驳回重写就是没收。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罪不可赦。”王旭东坚信拦截信件与女儿去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她把信拦下来，孩子不会出现意外。”他曾当庭质问阴某利，为什么孩子身体如此糟糕还选择隐瞒？阴某利哭着说，因为恐惧。

在多位学员的印象里，在柯贞拓展营，阴某利算是“好人”。“她找学员谈话的次数多，如果要点书，或者想吃拌饭酱会给买。”一位学员说。

“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以前我管学生，（同事）说我管了个闲事。”一段阴某利打给孙佳的电话录音里，她声音哽咽地说，送医当晚只睡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疼。”

从中牟县开往柯贞拓展营旧址的路上，周围大片农田和废弃的房屋、厂房。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类”的反抗

时间回溯到2024年6月至8月，14岁的王琳，在柯贞拓展营的两个月里是如何度过的？

从郑州中牟县出发，越过大片农田、参差不齐的树木和错落的废弃平房、厂房，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狼城岗镇南韦滩村。出租车司机说，这是最偏远的一个村。

王琳没有尝试过逃跑，在那里，这并不现实。

一位男学员说，刚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趁午休时间成功翻墙，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可那里太偏了，他没有遇到可以拦下来的车，最终被赶来的教官抓了回去。

“铁丝网上都是翻墙的人划的血。”另一位学员把逃跑计划告诉了在里面最信任的朋友，但对方转头告诉了教官。逃跑一位学员，教官要被罚500元，而向教官举报，可以讨根烟抽。

他说，那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被踹倒在地，拽起来，再次踹地上，在教官的指示下，五个学员加一个助教参与了这次殴打。他依稀记得被扇了十几巴掌，挨了四五十脚，被打得不再动弹了。

屈辱，沉默。他屈服了，不再逃跑，也不想反抗。在给父母的信里，他写道，“儿子知道错了，我想你们了，我想回家。”

“其实都是骗人的，一点改变也没有。”他满脑子只想着父母赶快把他接回家，“在那里面只有无尽的恨。”

反抗，挨打，之后学乖。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学员身上，“反抗只会挨更狠的惩罚，只能服从命令。”一位学员说。

但适应似乎没有发生在王琳身上，一份录音里，阴某利告诉孙佳，王琳因为体型胖，一跑步就呼呼气喘，似乎很难受。她常常“犟得很”，不想跑。

在一位女学员的记忆里，一次，不想跑的王琳被生活老师叫了三个女学员拉着，在水泥地上拖着跑。这一幕还有另三位学员作证。

在操场上，很多人都见过被男教官体罚的王琳。据目击者称，一次，“打手”们抓着她的腿，让她倒立，然后再一松手把她摔地上。还有一次，她拒绝跑步，被踹倒在地打了一顿后，被罚在地上暴晒。

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王琳近两个月体重下降20公斤。但阴某利在家长对接群里说，“王琳瘦了好多，越来越漂亮了。”她没提及，变瘦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不服从的惩罚——不让吃饭。

当地公安局出具的对王琳死因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王琳送医后的一份电话录音里，阴某利对孙佳解释，有一次不知道王琳做错了什么，生活老师向所有老师宣布，不允许给她东西吃，“这个孩子本身吃饭也断断续续的。”阴某利说，她常因看不下去，私下买面包和酸奶给王琳，“每一次都是哄着她吃。”

另一份录音里，孙佳也提起过，女儿在入校前存在进食障碍，有时暴饮暴食，有时不吃。“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多位男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肉几乎没有，作为配菜的炒鸡蛋还没小拇指指甲盖大，馒头上一股馊味，常有霉斑，甚至飞出过苍蝇。

可是训练容易饿，这样的饭菜孩子们也抢着吃。

一些学员分析王琳不吃饭的原因，一方面是真的吃不下，另一方面她在用这种方式抵抗着一切。“在那地方，我们都抱着能活下去的心态忍受着，但是她的心态就像‘我都不搁这儿待’。”一位学员说。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

“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

尽管柯贞拓展营里有那么几个还算“温柔”的心理老师，但和家长对接的也是他们。一位学员说，他的家长早就想来接，却一直被心理老师劝阻，理由是孩子的表现还有待提高，建议再延期一段时间，“他们就跟你说，让你表现好点，好好改造。不会真的来救你。”

王琳却似乎渴望过心理老师阴某利能救救她。“这孩子黏我。”阴某利曾对孙佳这么说过。

王旭东注意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显示，有一次王琳追到阴某利办公室，说要打电话给家长，未果。还有一次，在食堂里，她扯住来打饭的阴某利问，“凭什么不让我回家。”在食堂目睹这一幕的学员记得，阴某利的回答“很官方”，不是不让回，而是要看她表现。

王旭东记得，女儿在医院时睡梦中说过一句脏话，紧接着是愤怒的呐喊，“凭什么打我？”

在柯贞拓展营，王琳唯一“寄出”的信。 受访者供图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

“（我）是一个悲观但是又爱世界的人。”在唯一发给父母的信里，王琳写道。

她的生活似乎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闪闪发光的。她喜欢古筝和中国舞，也喜欢读书。她的涉猎很广，有罗翔的《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也有一大堆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还有被塑料袋小心封起来的网络小说和追星手册。纸箱里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荧光色的画笔、彩色卡片、很可爱的手办……

王琳喜欢的网络小说。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另一半的她是心事重重的。朋友小月说，初一时王琳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会请假，用来调整心情。那时，她的烦恼是“上学没意思”。

初一时，她的成绩年级排名20左右，小月说可以稳上当地重点高中。可到了初二，她请假的次数多了起来，成绩也开始滑落，后来干脆办理了休学。

学校对于王琳来说，似乎不总是快乐的。一次，她和老师起了争执，因为一位成绩差的同学被罚站，王琳为此打抱不平。还有一次争执是因为同学说她坏话，最后闹到老师把双方家长叫来了。

“她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去。”王旭东说，女儿打小聪慧，比同学早上两年学，在女儿身上他寄托了很多期望。

这种期望似乎是他过往经历的延续。王旭东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农村，家里有七个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复读了两年没有考上高中，他认为是缺乏父母指点，“他们靠体力挣钱，见识少。”

1997年王旭东去广东一家制衣工厂打工，他说那时有冲劲，学技术快。2000年，他回到河南搞服装批发，利用信息差赚了第一桶金。再后来他转去北京做工程，钱越滚越多。

这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实践者不能接受女儿躺平。小月回忆，一次王琳约她出来，两人走到学校附近时，王琳说起被父亲在校门口打的经历。她记得王琳边哭边说，挨打是因为她不上学，她觉得自尊没了，门卫都看见了。

“她爸爸太看重成绩了。”孙佳说，“孩子不上学，急都急死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休学这件事本身，也让王琳感到挫败。

“我恨我自己不争气。”在柯贞拓展营时她给父母的信里充满自责，“爸妈，这两个字偶尔对你们来说也很沉重……谢谢你们爱我，接受我的一切，只是接受了太多夸奖，如果没有做到，我很焦虑，很痛苦。”

在信里，她告诉父母，“可能你们不知道吧，我在自己刷题，看线上的一些课程，我也想上课想学习。”

“那时候我才知道误解她了。”王旭东看到信，自责涌了上来。出事后，一些王琳在网上的朋友告诉他，女儿的梦想是靠写小说赚钱，“如果知道她想走文学这条路，我会支持她的。”他说。

孙佳曾带女儿去看过精神科，量表结果显示轻度焦虑。休学期间，王琳在吃抗焦虑的药，开始发胖，暴饮暴食。药停了以后，又厌食，情绪反反复复，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最严重的一次，王琳割腕了，父母以为她是因为不想上学才闹的脾气。“她很伤心，觉得父母不理解她。”小月说。

王旭东承认，他们的确不理解孩子。王琳为什么厌学，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还是家庭矛盾，这些都是事后的猜测。女儿去世后，他们才知道她在网上写小说，“迷上小说不想念（书）了。”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但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女儿不上学的问题。在王琳休学将近一年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了柯贞拓展营。

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庭审结束后，王琳父母走出法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幸存者”

在柯贞拓展营，不少孩子和王琳有着相似的困境。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名学员，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背景也各异，但他们被送进去的原因都一样，不想上学了。

王浩然15岁，身高1米7，走起路来瘦弱的身子在T恤衫里晃来晃去。这天出门，他给烫着小卷的头发打了一层发蜡，戴上了一颗银色小蛇的耳钉，这些打扮让他觉得自己不普通。

但是被父亲接回家的大半年里，他都戴着一顶帽子。在柯贞拓展营的第一个礼拜，“比命还重要的”发型被一下子推成了两三厘米长的寸头。

教官说他们是“社会的蛀虫”“父母不要的败类”，“那些肮脏的词汇都不能表达对我们的恶心。”更可怕的是，这些话他听进去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很好的人。”

脱轨是从初一开始的。小学时，他说成绩还可以，各科没有低于90分，还顺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初中。但自从迷上了手机游戏，他无心写作业，成绩一落千丈。渐渐地，他不想去学校了。

另一个男孩王丛还没过13岁生日，刚和学校请假一周，焦虑的父母就给他报名了柯贞拓展营。

也是从初一开始，王丛总是完不成作业，上课也不想听了，趴课桌上睡觉。一天24小时，他能睡20个小时，剩下4个小时吃饭、上厕所、玩手机。后来老师跟家长说，上课睡觉会影响其他同学，让他请一段时间假。

他松了一口气，不去学校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了。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被打，“莫名其妙的原因。”或者是他“性格太软”。他从不反抗，“笑笑就过去了。”他说，在学校，一次没写作业，一次睡过头迟到，老师让他罚站，用棍子打。

在家，父亲也打他，“因为学习。”他的父亲和王旭东有着相似的信念，出生农村、考上了大学，在单位身兼数职，也发展了副业，通过从未停止的努力，过上了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他骗王丛说家里很穷，想逼他自己努力。

他常给孩子讲历史名人、革命先烈的故事，盼望着王丛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事与愿违。“他想看到的是我一直在奋斗，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但我走不动了。”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丛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家里“躺平”，打游戏、抽烟、看闲书，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玩。

王丛是唯一一个新京报记者访问的学员里，认为在柯贞拓展营比外面还快乐的孩子。“在里面，我只需要想中午吃什么饭就行了。”而现在，没有人要求他该怎么过一天，他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称之为“虚无主义”。

他本来可以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人生，念完中学，然后考大学，顺利就业。但现在，他脱轨了，和王琳类似，不上学让他严重焦虑。

“我迟早要去医院看看。”他认定自己脑子有点问题，有时候玩着玩着思绪飘远，开始胡思乱想，想未来怎么办。想离父母远远的，但是能去哪儿呢？

当下的空虚和未来的迷茫，折磨得他受不了。无数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快把他杀死了，他想过一了百了。

这些念头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不想说。和家庭的撕裂，在王丛身上表现出一种“无所谓”。在营地里，他“被逼着”给父母写过一封半页纸不到的信，内容忘了。父亲回的那封，他也忘了，“没有任何感觉，跟废话没区别。”

在那封父亲写的信里，有鼓励，“要相信自己”，也有祝福，“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心、快乐、健康。”

“爱字咋写？爱字下面是友，我和他们是朋友吗？”王丛认为他从未有过自己的选择，每次意见和父亲相左，总要被无止境的打骂和唠叨淹没，久而久之，他不再做选择，“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王浩然也不是个习惯于反抗的人。父亲是干工程的，常因四处要债未果喝闷酒，喝醉了就打他和妈妈，掐脖子、拧胳膊、扇耳光。他太害怕了，不敢反抗，“把我搞懦弱了”。

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浩然对家里的“讨厌”变成“恨死了”。去年他想去河北打工干物流，父亲说送他一程，结果目的地是柯贞拓展营。拓展营是母亲在网上找的，对儿子却说不知情、没参与。“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信任了。”现在他每天睡觉都会反锁房门，害怕半夜被父母拖走。

因辍学、休学被家长“骗”进柯贞拓展营的孩子不少。一位学员是被家长骗去旅游，深夜开车进的柯贞拓展营。也有被强行拖走的，一位学员因不想参加父亲报的夏令营离家出走，被带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架走了。

王丛也是被架走的。那天柯贞拓展营来了两个壮汉到家里，把他“拎起来”就带走了。王丛说他当时一路拼命反抗，心如死灰。这是他第二次去柯贞拓展营了。第一次待了两个月，回来他和家人说过那里打人，没人相信。

包括王丛、王浩然在内，至少6位男孩（或家属）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他们在柯贞拓展营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猥亵。2024年8月，一位马姓学员被父亲接出来后报警。警方的受案回执单显示，当地公安已受理该教官涉嫌强制猥亵一案。

一段孩子家长拍摄的视频里，柯贞拓展营当时的校长接受了两家本地媒体的采访，他确认了上述案情的真实性。据澎湃新闻报道，公司负责人马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出事以后，王丛母亲突然想开了，孩子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自责淹没了她，她曾抱着孩子痛哭，说着“妈妈对不起你”，但她没把握孩子能原谅她。

“你让他多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好少年，好孩子。”王浩然的父亲对新京报记者说。送孩子进柯贞拓展营那天是父亲节，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最悲伤的父亲节”，画面里眼泪流个不停。出事这一年来，他也被自责和屈辱感缠绕，三天两头为了案子奔走，“我简直是走投无路，一辈子也忘不了。”

2024年9月4日，“中牟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涉事的河南柯贞拓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关停。当地村民中还有不少人对在这个常年封闭的营地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孩子在家里管不住，送到这里就对了。”一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说。

（王琳、孙佳、王旭东、王浩然、王丛、小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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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irchTree｜习近平的阅兵式，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异常大型阅兵仪式。

此次阅兵共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等。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因此，有网友评论认为，这场阅兵活动更像是中国在集结一场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更有海外网民将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的同框称作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

对于这场“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活动，时事通讯平台Substack上一名署名为BirhTree的作者发布评论文章《习近平的阅兵式，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

• 阅读原文请访问作者BirchTree的Substack页面

文中节选部分写道：

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的2025年，在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北京高调同台”庆祝“的时候，所有人去了解这段历史非常必要。 因为相聚北京的这三个政权是当下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场表面上为了”庆祝和平”的盛大仪式，发生在中国经济凋敝，失业率暴增，民不聊生的当下，是中共面对现在内忧外患的一个政治秀场。 这后面的中共的政治操弄，也需要更多人能看懂。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历史， 和为什么中共前70年没有“庆祝”

没有中共的抗日战争

在亚太战场上，对战胜日军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但这个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共的政权，是中华民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8年，用上千万人的死伤撑到了和平的一天。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只反政府武装，躲在陕西边远地区窑洞里，制定的是721 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也就是借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发展自己的武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间共发生了22场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型会战。这些决定战争走向的会战，都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关系。

整个8年抗战中，中共发动的唯一能被称为“战役”的主动进攻，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战后，军事首领彭德怀，因为暴露实力、违背了党中央“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且在后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被重新翻出作为彭德怀的罪证：毛指控彭“为个人荣誉发动大战”“给根据地带来严重损失”，甚至说他“给日本人送刀子”，说他当年的抗日是为“反革命行为”。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长期关押，身患癌症却得不到医治，最终于1974年12月病逝。

被日本军国主义”成就“ 的中共政权

从彭德怀的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并不想”抗日“，否则也不会说彭德怀因为“抗日”而是“反革命”了。但中共的确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者。

1945年8月驻中国东北的 日本关东军约70万人向苏联红军投降。苏军迅速进占东北，缴获了极为庞大的军需物资，包括坦克、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枪械、车辆、弹药、粮食等，可供数百万军队使用。随着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斯大林考虑到苏联利益，逐步把一部分武器交给中共，以牵制蒋介石。这些装备使得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成为中共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中共也从一个小的反政府武装长成为可以和国民政府军对峙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在1945-1949的内战中取胜。

所以中共是非常“感谢”日本的，首先通过日本对华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力量，然后自己又接收了关东军可以武装百万军队的装备。所以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1977）这本书里引述毛1950年代对日本人的谈话：“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也许不能那么快夺取政权。”

不被庆祝的“胜利”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庆祝“抗战胜利”是件尴尬的事。毛邓时期的很多人都是亲历者，知道“抗战胜利”是靠美国和他们的“敌人” 国民政府取得的。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是趁国民政府被战争削弱，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得利者，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人”。

所以前几十年中共官方高调庆祝是内战胜利，从“2万5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政府军追得逃跑）到“（对国军的）三大战役”。北京每年10月1日是最大的庆祝日，庆祝他们夺取政权。 而对于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很少提及。因为如果他们高调庆祝抗战胜利，可能会“暴露真相”。 多少有点有常识的人就会想：抗战期间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谁？肯定不是中共政府。是谁在正面战场上抵抗了侵华日军的主力？肯定不是中共的军队。

“抗战胜利”作为政治工具

1991年，中国国务院把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的背景是1989天安门屠杀，中共用军队和坦克杀戮学生，很难在国内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他们诉诸永远好用的工具：民族主义，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而最方便的敌人就是日本了，于是和日本相关的宣传基调从80年代的中日友好，转向打反日民族主义爱国牌，宣传喉舌重新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

其实中共自成立以来，所有操作都是基于当下政权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和历史事实以及逻辑无关。这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理解中共的难点。

到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9月3日确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操纵民族主义的反日和“爱国”情绪已经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于是在这种新的政治需要下，习近平在2015年做了第一次大阅兵，10年后再来一次，而且规模更大，规格更高， 还重金请来了俩大独裁者。

所以刘宗坤评论这次阅兵是，“一层被精心编排的政治光环”，是中共政权“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的无耻行径。并引用130年前中国的大翻译家严复的话：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80年， 庆祝什么？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80年，当然值得庆祝。 但问题是，庆祝什么？

1945年的中国是”胜利者“，是不是2025年的中共就是”胜利者“的代表？就可以代表”正义的一方“ 去“庆祝”？日本当年是1945年的战败国，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就永远都是罪人？ 鸠山由纪夫是日本人，是否就可以代表日本在北京”谢罪“？ 这里面有太多的偷换概念，而中共是偷换概念，操纵语言构建表象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高手。而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表象。

破除这些中共精心打造的表象，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虽然1945年的中国是“战胜国”， 但中共1991年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操作，和1930年代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纳粹的意思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和中共宣称的“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中共通过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在中国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在2025年的中国，养老，医疗都没有保障，大量企业被掠夺性的经济和政治迫害逼得倒闭的时候，习近平拿出巨资做大阅兵。 而当他和和另外两个独裁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俨然已经是是新时代的”轴心国“。普京已然是侵略者， 中共政权穷兵黩武，在亚太制造冲突，拥有核武的北韩政权是人权的地狱和黑洞。他们这次以“和平”为借口的军事秀，才是对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胁。

普通人能做什么？

首先，普通人要明白，发动战争，永远是政权得利，普通人遭殃的。普通人要么因为被政权的洗脑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要么是枪炮下的家破人亡。无论是当年发动战争的的日本还是德国，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是一样的。

其次， 普通人要警惕和排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国籍的人， 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人即敌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在普京的“帝国梦”里，也在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里， 在日本的“日本第一”里。优先发展自己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前提是“别人”都是“敌人”，那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终究会滑向战争和灾难。

我们如果有敌人的话，是制造这些思想的政权，他们的暴力机器和舆论机器。而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了解历史真相，独立思考，和持续发声。

二、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三、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近日，华人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发布对时事评论家、媒体人长平的专访视频。

在与大声主播吴薇的对话中，长平对过去“长平的三十年”与“中国新闻的三十年”进行描述与总结。他这样说道：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长平还谈到他接受这个访谈的第三个原因，跟他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他说：

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畅想。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