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刚去世不久，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泼冷水，毕竟死者为大，但眼下对他的吹捧越来越离谱，不仅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学术地位历史前十，甚至说他堪比牛顿、爱因斯坦与麦克斯韦。

杨振宁活着的时候，可没人敢这么吹，咋人一走就开始造神了？因为他没法自辩了吗？

诚然，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称得上大师，尤其是对20世纪后半叶粒子物理与统计物理的贡献，属于绝对顶尖行列。但这终究只是在现有范式内的塑造与完善，而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则是这些基础范式的开创者。一个是开天辟地，一个是继往开来，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实际上，杨振宁的学术巅峰是在1950到1960年代，到了1970年代则逐渐退居二线，八九十年代更是彻底淡出了理论物理的前沿阵地。换言之，他的学术地位很早就已经确立且明晰了。

比如在1999年12月，《物理世界》的千禧年特刊曾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向全球250多位物理学家发送了包含七个问题的问卷，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五位物理学家对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收到的大约130份回复中，前十分别是：爱因斯坦119票，牛顿96票，麦克斯韦67票，波尔47票，海森堡30票，伽利略27票，费曼23票，狄拉克、薛定谔22票，卢瑟福20票，玻尔兹曼、法拉第、普朗克16票，而杨振宁等29人仅各得一票。

尽管这不是严谨的学术地位排名，但得票情况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理学界对此的看法。如果按五票一档，那杨振宁与多普勒、朗之万、洛伦兹、哈勃、泡利、吉布斯、朗道等人属于一个级别；若按十票一档，那杨振宁则与费米、居里夫人等人一个级别。

以上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即便对物理发展史不了解，也多少听说过一些，与他们齐名足以证明杨振宁的水平与地位，过度吹捧反而有损他的声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吹捧角度也很有意思，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在第二年便获得了诺贝尔奖，说明诺奖“姗姗来迟”的规律对杨振宁并不存在。言外之意就是，杨振宁太伟大了，伟大到打破了诺奖的常规。

这当然也是无稽之谈。杨李二人的发现确实伟大，就像麦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以太不存在一样，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的固有假设。但宇称不守恒之所以能在次年便获得诺贝尔奖，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技术足够成熟，能够迅速对理论做出检验。

宇称不守恒是1956年提出的，1957年便通过吴健雄等人的β衰变实验得到证实。正因为这个革命性的理论有了充足的实验数据支持，诺奖委员会这才决定给其颁奖，如果当时没有能力验证，那无论这个理论听起来多颠覆，看起来多完美，也不可能拿到诺奖。

爱因斯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成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其对现代物理学的意义再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然而，诺奖并没有颁给这两个理论，而是给了他排名第三的光电效应。

理由很简单，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在当时的宇宙观下显得太过惊人，也足够复杂，堪称震碎三观。尽管1919年日食期间观测到的光线偏折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尽管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逐渐认可了该理论，但由于验证手段实在有限，属于未完全确证的成果，因此保守的诺奖委员坚持恪守原则，就是不给颁奖。

爱因斯坦等了四五十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因相对论再获得诺奖，难道是因为爱因斯坦不如杨振宁伟大？相对论不如宇称不守恒重要？显然不是。

当然，杨振宁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不遗余力的吹捧，不仅是因为学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毕竟除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嘛。

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本职依旧是物理学家，盖棺论定的事还是交给科学史学者与科学评论家去做，咱们就放过他吧。

10月22日，国家药品联采办正式公布第十一批药品集采相关信息。本次集采共纳入5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糖尿病、心血管用药等重大疾病领域。

去年第十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后，关于“3分钱一片阿司匹林，2毛2一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讨论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的表态是集采药品虽然低价但是药效有保障，还有一些正能量博主说3分钱生产阿司匹林足够，2毛2的间苯三酚也很合理。

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些药都还好吗？

2毛2的间苯三酚好像不太行

今年3月，药监部门检查发现，集采中标间苯三酚注射液生产的四川太极制药在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不符合GMP要求。

这批间苯三酚注射液是由四川海梦智森公司集采中标后委托太极制药生产的。官方通报说的是“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我帮大家翻译成民间大白话，就是“中标的厂家随便看看，生产的厂家随便做做”，交差就行。

四川海梦智森公司中标间苯三酚的价格你猜是多少？正是登上热搜头条的2毛2一支。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查出生产过程不符合规范后，药监部门暂停了四川太极制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生产和销售，并废除其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4月，山西国润制药生产的帕拉米韦注射液被查出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被暂停生产销售，同样被废除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是用于重症流感治疗的药物，第十批集采中，山西阳和医药以7.19元每支的价格中标，委托山西国润制药生产。

第一批药品生产出来还没上市，就被查出来生产质量管理不规范。请注意，这是中标之后的第一批就不合格，厂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不装了，摊牌了，这药就是这么生产的，反正也没利润，爱要不要吧。

那，对于这样完全不负责任的集采中标企业，除了废除此次中标资格外，还有什么处罚吗？

有的！国家集采办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18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惩罚就问你怕不怕吧？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8月，中标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的江西璟瑞药业在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被药监部门责令暂停生产与销售。随后，国采办取消江西璟瑞药业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中选资格。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是用来治疗代谢性酸中毒，补充电解质的药品，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出现酮症酸中毒，或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出现酸中毒，就要靠这个药来救命。这个药如果质量不好，真的会死人的。

通报所说的“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不太好理解，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保障药品生产质量，既要靠硬件（厂房、设施、设备），也要靠软件（生产工艺、操作规程或方法、系统），软件硬件都非常可靠，能确保达到药品质量预期结果，就称为“确认与验证合格”。

“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就是关键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缺陷，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药品符合质量要求。

那为什么不直接点出哪个环节不合格呢？这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了：一种可能是问题不大所以模糊处理，另一种可能是这家药企的漏洞像筛子那么多实在不知道从哪说起。

聪明的你，相信哪一种呢？

同样的，江西璟瑞药业也被列入“违规名单”，并暂停国家药品集采申报资格18个月。

化疗药氟尿嘧啶注射剂也不太好

上周，第十批集采中标企业宁波大红鹰药业委托黑龙江福和制药生产的化疗药物氟尿嘧啶注射液，被浙江药监查出属于“劣药”。

和前面几家过程违规的药企不同，这个是在药品抽检的结果发现不合格。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定义，劣药是指成份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超过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品。

对于需要化疗的患者来说，以上劣药的哪一种情形都是性命攸关的。

那么，查出生产劣药的集采中标企业，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呢？

浙江省药监局对该企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理。

国家集采办就比较严格了，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这两家优质药企，只不过是生产了一点劣质药品，就被剥夺中标资格，还要苦苦等到2027年才能再次参加国家药品集采，实在是太凄惨太可怜了，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当然，北京的朋友们可能会哭得更大声一些。

根据第十批药品集采的中标结果，浙江大红鹰药业中标的氟尿嘧啶注射剂供应市场包括北京、浙江、安徽、贵州和新疆。

是不是有点意外？

前几天，有网友发帖举报，称南昌大学双选会现场出现露骨女主播招聘海报，认为211大学不应被这样的企业混入。其后南昌大学道歉，表示“该企业已在江西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注册登记，此次申请入校招聘的岗位有人事专员、主播、剪辑师助理等，符合校园招聘要求，但该企业摆放的海报未向学校报备。”

我反而不能理解南昌大学的道歉，从涉事海报来看，招聘文字部分很正常，照片确实俗气，但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很多人天天看的抖音快手小红书，这样的打扮不是比比皆是吗？

很多人意难平的点，实际上是这样的招聘海报出现在211高校的双选会上。若是出现在大专招聘会上，他们就未必觉得那么刺眼。

可是，在学历极度贬值、顶级高校博士硕士人数居然超过本科、本科生热衷“本升专”的当下，211真的能继续高高在上吗？至于主播这个行当，真的比一窝蜂考公考编低贱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传统观念中，学历越高，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资本、更优越的职业前景和更高的生活品质。在正常社会状态下，这个规律当然没错。但在社会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学历极度贬值，这个规律自然会被打破。

我是扩招前一年参加高考，曾有同学大致对比过，如果晚一年参加高考，前一年的二本分数足以考上重点本科。经过1999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扩招潮，学历的水分之大已经超乎想象。90年代的高中，能实现100%上线率和五成本科率，就已经可以在省内成为顶流，如今呢？985、211都是成批成批的。

更何况，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学历虽仍是最重要的敲门砖，但在一些新兴领域和行业里，比如内容创业、电竞、短视频和直播等，学历已经不是硬性门槛。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会让个人学习能力和技能变得更重要，学历只能作为参考，尤其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个参考意义甚至相当有限。

当然，在中国人普遍的认知里，“职业不分贵贱”向来只是口头说说，对“高端职业”的认知就是“吃公家饭”。前些年流行的山东段子，“有编制月薪三千叫正经工作，企业里年薪百万叫不务正业”其实从不是山东专利，而是这片土地的普遍认知。原因很简单，“公家饭”意味着权力，即使没有寻租空间，起码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单位和圈子，在人情社会里好办事。

所以，公务员看不起一般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看不起企业，企业看不起灵活就业，是一条相当固定的鄙视链。主播这种新兴行业，不否认有拉低行业下限的人存在，但即使是正儿八经的从业者，在某些人看来也“天然不正经”。同样是高校的招聘会，大国企能让学生平添对学校的自豪感，招聘主播就会让学生觉得学校堕落了。

教育是社会的延伸，社会整体思维以权力为尊，以“公家饭”为荣，教育也会走向“等级导向”而非“能力导向”。

正常文明社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个人的能力、素养、价值观，而非让其成为某个“等级”的象征。但在中国社会，显然不是如此。学校搞校庆，最推崇的校友当然是官员，行政级别就是校友等级。

这当然是现实，但另一个现实也不得不正视，那就是经济下行和学历贬值的就业现实。南昌大学能让主播企业入驻招聘会，即使是所谓的“审查不严”，也是相当务实的做法。它起码客观承认了就业的多元化需求，对接了真实的市场需求。

如果抛开社会本不该有的权力寻租、退休金差异等暗面因素，仅从职业本身而论，主播和体制内一样都是社会需要的合法职业，都需要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没有本质差异。

很多人认为主播行业强调外表，其实外表一直都是个体条件的一部分，有些行业对外表有要求，一直是客观事实，体制内同样如此，甚至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主播比体制内大多数岗位要求的能力都更多（尤其是在许多人考公考编只为上岸，而且体制内充斥大量无意义工作的当下）。相比外表，内容策划、创意、传播手段、表演能力、互动技巧、市场分析，乃至自主品牌的创建、供应链管理等，都更为重要。

我反而觉得，主播行业需要的是个体努力，它固然没有传统观念最看重的“稳定”，也不符合传统观念的“体面”，但实际上比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行当都干净得多。

相反，一窝蜂的考公考编，将之“尊称”为“上岸”，呈现出的功利心态，还有工作后无法避免的说假话、形式主义，打着“适应社会”旗号对人情和权力的服从，都显得比主播行业低贱得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面对爹味领导、无意义工作、形式主义和严苛等级时的唯唯诺诺，真的拥有比主播更多的尊严吗？当然，有人认为只要工作稳定、收入稳定就有尊严，那当我没说过。

南昌大学道歉新闻的评论区里，有一组对话很有趣，可以拿来做此文结尾——

有网友怒斥南昌大学招聘会“乱象”，认为主播行业“虚假、作秀、忽悠人”，另一位网友回复“你说的是主播，还是著名的统计局？”

靴子飞了2个多月，终于落地。

10月10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式公布“经营管理”签证最新规定，将申请时的资本条件提高到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新规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至此，施行已有10年的经营管理签将迎来剧变，“500万日元移民日本”（约合人民币不到25万）的时代划下句点。

从8月份日本第一次明确释放“门槛提高”信号开始，至少2万个华人家庭面临冲击。作为经营管理签证市场热度的风向标，多名日本行政书士表示，客户的心态两极分化极为明显——追赶政策的人，和暂停、观望的人几乎一样多。

已经怀孕4个月的艾婉在走与不走的反复纠结中，最终决定放弃已经铺垫了1年半的日本事业，毅然回国；在国内建筑行业耕耘十余年的赵岳山决定提前登陆日本，争取赶在新政下来前“上船”；魏巍和妻子本来准备在日本开个咖啡店当小老板，新政落地的当晚，他放弃了这条路，开始考虑在日本就职，老老实实做个打工人。

近年来，日本成为中国人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中，超过五分之一是中国人。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次新政对外国人——尤其是依靠经营管理签证移民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记巨大打击。它不仅提高了门槛，甚至是“直接关上了大门”。这场政策地震对超过2万个华人家庭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人们也在关注：未来在日生活的华人是否会出现明显的“回流潮”？

“只要25万人民币，就能到日本开一家公司，全家定居，孩子享受国际一流教育，全家享受日本医疗福利……”——社交平台上，移民中介这样推介日本。

放眼全球，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动辄七位数起的移民门槛，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移民路径。

再加上“拿到永驻不用坐移民监，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依然享有同等权利”等进一步的宣传，日本这个中国人传统认知里的非移民国家，一时成了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

“我是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荐后，才知道日本居然也有‘移民’的途径。”尤琪在2021年左右开始考虑移民，她望遍全球，加拿大太冷，美国太难，西班牙太贵，新加坡太小，澳大利亚蜘蛛太大，新西兰太寂寞……最重要的是，白人饭太难吃。“看了一年多。经营管理签一进入视野，我就觉得，太合适了，就像天上掉馅饼。”

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仔细推敲可行性，在国内参加多个中介的分享会，计算注册公司、办理签证、海外生活的各种成本。虽然25万人民币远不足以涵盖“所有费用”，但账单算下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便宜得令她心动。

赵岳山决定赴日则纯属机缘巧合。2024年，因为一场体育比赛，赵岳山第一次去日本，他发现日本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在某种微妙的秩序感中，他同时体会到，被语言不通的当地人亲自带路10分钟到车站的亲切感。

“我后来带着老婆又去了一次日本，遇到了一个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定居的五十多岁大姐，我这才知道有这个签证。”赵岳山开始考虑举家赴日的可能性。他的孩子马上六年级，正在小升初阶段，学习氛围开始紧张和压抑。

在国内，孩子读的是本地最好的学校，学校和英国合作，采用英国小学积分制，攒够积分可以去英国交换。“我有朋友的小孩去了英国回来的，我觉得他们的状态都不咋地。”他坦言，去英国的话经济上也不太承受得起，“直接去欧美太难了，有签证问题，日本还有可能做个跳板。”

也有一些人，是抱着“重启人生”的希望赴日。对魏巍来说，重启的原因是被裁员了。

2019年前，他曾经多次到日本旅游。虽然很多个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不然来定居吧”的想法，但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适，他并不能真正提起精神来筹谋这么大的人生转折。直到被裁，他终于下定赴日的决心。为了节省成本，他选择先读语言学校，一边适应环境，一边考察经营可行性。“哪怕待两年发现不合适，成本也低。”

“经营管理签证”的雏形，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

1994年左右，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商务投资进入日本，日本推出“经营投资签证”，允许外国人在日本设立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2015年，该签证改名为“经营管理签证”，延续至今。

2018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日本民宿新法》，开办民宿成为合法经营行为。社交平台上不断有中国人分享成功经验，把开民宿称为通向移民“最简单的玩法”——对于国内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来说，卖一套房子，就足够在日本买下一套自住房、至少一套民宿，民宿让中介经营，自己不用费神，手上还能有充裕资金用于日常生活。

10年时间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数翻了一倍多，从2015年年底的约18100人，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其中超过一半持有者是中国人。

许多人拖家带口而来，这意味着，到2025年，以经营管理签证为手段，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保守估计或已超过5万人。

新政落地前，艾婉和丈夫正在京都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公司已经注册，正在等待9月中旬正式递交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材料。

艾婉一毕业就进入国内某一线大厂做IT工作，也在那里认识了丈夫。看到leader因为生孩子被公司边缘化后，她下决心辞职：“我想要自己的孩子，也不想为了孩子放弃我的职业追求。”

之后，艾婉去了深圳单干，后来在这里立足。异地恋谈了一段时间后，艾婉把丈夫挖到了深圳成为合伙人。

两个人的公司，自由度和可能性都是无限的。既然能在深圳做，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

她开始考虑赴日生活，最终采取了用语言学校留学签，过渡到经营管理签的方式，这也是一条常见的迂回之路。

但生活比想象中辛苦。“自己要做很多事情，打扫卫生啦，做饭啦，以前我不用操心这个，什么都可以一键下单。”长时间耗在琐碎的日常事务里，让**她**焦虑，“我期待每天至少能花10个小时在工作上”。

语言能力也不是身在日语环境里就能轻易习得的。每周上五天课，上了一整年，艾婉仍觉得自己水平普通。日常去做个美甲睫毛，不涉及专业术语，还能略微和店员聊两句，但如果去医院，医生讲的话，至少一半她听不懂：“第一次问体温是否正常，答不上来。第二次我胜券在握做了准备，但这次他问我体温多少度，我又懵了。”

赴日“重启人生”的魏巍也面临着自己走出舒适圈的阵痛，在这个看起来礼貌有序却隐藏着“生人勿近”潜台词的国家，他觉得，自己对日本的大部分滤镜，“在落地的第一个月粉碎掉”了。

即便遇到了很多友善的日本人，魏巍仍经历了不少令他记忆犹新的糟糕瞬间。在餐厅拿着翻译器无法自如交流的时候，他觉得沮丧；看了一圈房但没有立刻定下来合适的，就被日本中介夫妻拉黑的时候，他觉得荒谬；在路上骑自行车的时候，他还曾遇到本地人用生疏的中文骂白痴……

定居和旅游是不同的，魏巍开始感受到物价的压力。去吃小夜市，一条烤鱼1000日元，一牙西瓜500日元。热闹是热闹，但还是贵了。

即便是经济实力相当硬核的戴家山，在日本度过的两年多，也并不轻松。

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戴家山落地大阪，这是他第一次到访日本，但他已经通过中介，在大阪豪掷700万，买下4套公寓作为民宿，并请中介代为运营。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移民日本。

不久后，戴家山发现，去掉各种佣金成本，每年民宿的收益所剩无几。旧协议签了5年，无法回头，他琢磨着再买个小旅馆自己经营，于是在2024年，他又买了栋房子，做成简易宿所（日本旅馆的另一种形态）。

但困难接踵而至：他不懂布草清洁，还为垃圾处理发愁。有一次，亲戚来日旅游，住在他的新旅馆。亲友走后，他将留下的可燃垃圾放在门口，以为会有人来收走。但几天过去了，垃圾还在。他查了规定才知道，开民宿产生的是商业垃圾，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

最后，他决定将一碗吃剩的泡面掏出来，晾干，再裹进好几层垃圾袋里，和其他可燃垃圾一起塞进双肩包，步行15分钟带回家，悄悄放进家楼下的垃圾房里。

和戴家山相比，小民宿主运营者王运生的困境更加具体。他在2024年5月开始申请经营管理签证，10月登陆。

他处理了一点国内的房产，凑够100多万，在大阪买了个一户建。“选择民宿是因为我本身在国内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他做了十多年工程师，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来到日本。

11月，民宿开张，生意还行，每个月的入住率能达到20多天。但是一个一户建的经营流水，不足以支撑经营管理签证的合理续签门槛，他又开始拓展替别人打扫民宿的业务、尝试从事摄影兼职等等。

王运生已经接近40岁，做好了熬十年拿永驻的心理准备，决心要努力在此扎根。他一有琐碎时间就拼命学日语，终于在今年7月通过了日语能力测验的N2级，还没开心太久，8月，新政的风声吹来，一次比一次凛冽。他一遍一遍地读新闻，读入管局的官网条文，读社交平台的每一个分析帖。每读一遍，他就感到更沮丧——他觉得这个新政，似乎是为他这样的企业主，量身打造的拦路虎。

根据10月10日发布的经营管理新规，日本拟对经营管理签证提出的新要求还包括：至少雇佣一名日籍或永驻等身份的常勤员工、对申请人或员工有日本语能力检测N2以上水平的语言要求，最后，还对申请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做出了具体要求——至少具有3年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文凭。

相对3000万日元这个一目了然的注册资金成本，雇佣更让小企业主们头疼。

按照目前的盈利状况，王运生承担不起雇佣一名常勤员工的成本。“算下来一年400万日元都打不住，我现在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更别说这几类身份的员工，不是说我想请就请得到的。”

他掰着手指算来算去，感觉接下来，不是自己要不要继续呆在日本的问题，而是“达不到要求，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的问题。

和王运生一样，觉得自己被新政“筛出去”的人不是少数。

看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讨论，8月份，还在京都语言学校就读的艾婉，对着“征求意见稿”一条条分析自己的条件，“3000万日元要弄过来就已经很难了，雇员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撑着的那股气突然就泄了。“干脆放弃吧”，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转啊转，却因为一个甜蜜的意外，无法下定决心：她怀孕了。

她面临要把孩子生在哪里的问题——目前的留学签证可以生孩子，但是不会豁免出勤率，按照日本绝大多数语言学校的最低出勤要求，艾婉一个月最多有1-2天旷课的余地，产检请假依然要计入缺勤课时。

如果选择回国的话，她必须尽快去三甲医院建档备生。

新规一出，她感觉迎来“审判时刻”。

“在低门槛的时候我是可以试一试的，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花了很多成本，大概50万元人民币，但是门槛高了我说服不了自己必须要留下。”

艾婉觉得，如果这一年她在国内，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语言学校也好，日常生活也好，都在耽误我搞钱”。在日本的这一年，她和丈夫的事业仍在继续，在付出更多辛苦的前提下，保持了和国内差不多的收入，代价是毫无余力尝试任何新的事情。奋力游了一年，她觉得自己缺氧了，亟须呼吸。

2025年上半年，有日本媒体实地探访发现，包括大阪市中央区在内的多座建筑内，许多挂着公司标识的办公室在正常上班时间并无人进行办公。这种情况在东京区也被发现——许多公司租赁小间办公室进行登记，但平时并未在此真实办公。

“说白了就是个挂靠地址而已，”尤琪在2023年第一次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时，就已经被某中介推销过这种办公室，“他既做移民中介，也做项目推销，甚至还暗示工签挂靠。一条龙服务什么都有。”据她介绍，对方的办公楼里，有至少1-2层楼被拿来进行二次隔断，分别出租，最小的仅有5平米左右，根本达不到正常办公的水平。

新政的推出，影响的不仅是王运生和艾婉们。移民中介、行政书士、税理士等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们，也在过去的数月内，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行业的洗牌。

乘着中国人借经营管理签证涌入日本的浪潮，华人行政书士王洋的业务，在过去几年里得以迅速发展，从最初的一人事务所，发展到拥有5名员工，总计服务客户约200人。今年年初，他租下第二间办公室，筹备上线电子办公系统，准备进一步扩展业务。

但从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吹风称“将提高注册资本金门槛”起，他的客户人数开始下降。一部分人开始观望，随着门槛的一步步细化和提高，越来越谨慎与踌躇，也有人选择了撤退。8月，王洋开始出现财务赤字，他开始着手辞退部分员工，并考虑退掉新租的办公室，控制成本，“努力过冬”。

也有冒险家逆流而上。宋利軍是大阪行政书士。据他统计，8月份，到事务所咨询经营管理签证的客户较之前几乎翻倍。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下定决心，但“抢在关门之前上车”的市场情绪已经可见一斑。

“对不符合条件的客人，我们会建议对方通过别的签证途径实现赴日目的，”宋利軍认为，新政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筛选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国人。”

“最近几年，用经管签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人数大增，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目前，不少经管签持有者确实是在真实经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拿签证，并没有好好经营公司。”宋利軍团队认为，在经管签新政实施之后，特别是等3年过渡期结束，可能会有大量达不到要求的虚假经营者被清除出局。“这是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日本政府是在筛选持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促使我们行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契机。”

作为“门槛最低”的经营模式，以大阪为代表的日本民宿业近几年内迅猛发展。伴生而来的噪音、垃圾清理、房价上涨等各种现象，开始让日本本地居民，对外来经营者们越发不满。

根据戴家山目测，他认为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实际经营的比例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就算经营，很多也是小公司。像我这样买了很多民宿的都很少。”

周恬在国内时在国企工作，后来辞职到日本读书，考上修士，最后于东京创业做画廊。对于她来说，一切都非常顺利，新政对她个人的冲击很小，但对她母亲的冲击十分明显。

“我妈年纪大了，创业没有说服力，其实不符合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所以先读语言学校，我最初打算后面把画廊的法人转给她，这样就合规了。她学校里也有一些想这样办的同学，老实说，很多都是把这个签证当跳板。”

新政后，周恬直接放弃了为母亲走这条路，“审核会变得很严格，大概率会失败的”。

日本律师森胁章1998年开始，作为外国律师在北京执业，对中日企业双边业务投资往来趋势十分熟悉。在他看来，经营管理签证的政策收紧虽然看起来速度较快，超出日本行政机构一般新规推进速度水平，但究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来日本太多太多”。除了经营管理签证，在别的赴日签证持有者中，中国人的占比也明显越来越高。“各个领域的人才正不断汇聚到日本。”

怎么看出来越来越多？他举了个例子——有3年律师执业经验的中国律师，经日本法务省承认后，可以到日本律师协会注册，之后就能在日本开展日本法之外的法律事务，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后，可以申请日本专为“律师·会计业务”类专业资格人士设立的签证，此外，根据学历、收入等条件，还可以申请“高度人才签证”。后者具有较高的便利性，例如，可获得5年等较长期限的在留资格，并可在较短时间内（3年或1年）申请永住权。作为日本律师联盟外国律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森胁章会过目几乎所有的协会注册申请材料：“现在持有中国律师资格的申请人增加得极快。这两年，在所有法域中，中国资格者的申请是最多的，这也反映出申请高等签证的中国人才类型日趋多样化。”

“我认为，本次新政的根本并非意在限制外国人赴日，而是希望通过制度优化，引导高质量的国际创业资源进入日本市场。”森胁章说，日本政府推动本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门槛，确保制度仅适用于“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外国创业者，防止空壳公司滥用，遏止“移住目的型”申请的泛滥。

对于这一波政策的大转向，也有日本专业人士认为，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相关经济规律。

“在旅游热门地区，总能看到特别多的外国人，日本人会觉得，外国人太多，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小谷先生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并在中国工作多年，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其实混淆了游客和长期定居者，“经营管理签证的持有者，长期活动的地方并不是旅游区，也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规律，但很多人不在乎这些。”

十多年前，小谷先生曾参加过日本众议院选举。现在，他从事中日之间商务咨询方面等业务，100%的客户都是中国企业家。在他看来，日本老龄化问题是客观现实，缺乏劳动人口会是大问题。今年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的各项政策转向，也和今年的首相选举有关。“以前是很欢迎外国人来日本开公司的。”他认为，为了迎合选民心理，拉拢选票，“非常着急地进行了政策转向。”

新规公布以后，达不到标准的申请者不可能再获批，已持签的老板们必须在3年内逐步达到新规要求，否则可能无法续签。

虽然官方说明，在施行日前已提交并尚在审查中的申请，将适用旧标准，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森胁章律师认为，已持签的在留者，未来将面对相当严格的审查：“不少缺乏实体经营证明的案例，已经出现被长期搁置甚至直接拒绝的情况。需要谨慎应对。”

行政书士宋利軍坦言：“这不是提高了门槛，这可以说是，直接关上了这扇门。”

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一个经管签的投票贴，“你打算怎么办？”300多名投票者中，约4成选择回国，剩下的人要么硬扛，要么想办法换工签或者其他路径。

赵岳山依旧坚定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他即将登陆日本。虽然怀揣着和最初几乎完全不一样的商业规划蓝图，但它指向的目标依然明确——一家三口，要在另一片土地上从零开始，重新扎根。王运生也计划咬咬牙冲一冲，为了留下来再拼一把。魏巍决定放弃经营管理签证这条企业家之路，开始寻求打工拿工签的可能性。

戴家山身边已有朋友准备打道回府，那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周恬的母亲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以后申请个五年多次往返签证，用非长期在留的方式来探望女儿。艾婉下定决心回国，她在网络上一样一样出售曾经亲手买回来的各种家具，为这趟日本之行做最后的清理。

戴家山预判接下来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生活的华人必然会出现一股回流潮。“刚来不久的人损失还小点，要是来了好几年的，咬牙熬永驻，日子更不好过。”

文中除宋利軍、森胁章外，均为化名

CDT编者按：10月18日，柴静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题为《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的节目，以美国学者维克特（Roxane Witke）1977年出版的著作《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为切入，结合了中外亲历者回忆及公开档案、媒体报道，重构这段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口述纪录。

1972年，江青与美国学者维特克进行了长达60小时的访谈。在毛泽东健康衰退、林彪事件刚过、权力交接在即的微妙时刻，江青试图效仿斯诺（Edgar Snow）采访毛泽东的先例，主动寻求维特克为自己立传，以期获得国际舆论支持，巩固其政治地位。在访谈中，江青极力塑造自己作为毛泽东“哨兵”和文革关键角色的形象，详述了她如何启发并协助毛泽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同时花费大量篇幅攻击林彪，并夹带私货、贬损毛的前妻贺子珍，试图重塑自己备受争议的上海历史。然而，这次访谈也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对权力的操纵欲以及对党内高层（如周恩来）的轻蔑；她无视规则泄露了包括军事地图在内的敏感信息。

维特克在这场充满压力、被形容为“需要驱魔”的访谈中，既被江青的权力魅力所迷惑，也记录下了她的偏执和脆弱。最终，这次访谈适得其反，其内容（及衍生的《红都女皇》传闻）成为毛泽东与她政治切割的因素之一，并在她倒台后，成为指控她“泄密”和“攻击毛主席”的罪证。《纽约时报》称：“毛泽东妻子因向美国学者泄密而遭到主席严厉批评。” 60小时口述里，江青谈到：她是否介入毛泽东婚姻？政治局是否对她存在“约法三章”？如何与林彪，彭德怀，刘少奇斗争？并说“性在最初让人着迷，但长久有吸引力的是权力。”

一

今天照例来得罪人了。

最近咱们为诺贝尔奖的事吵起来了。有媒体说不稀罕“洋奖”，也有人表示反对。

平心而论，日本人拿得确实有点多，本世纪已经22个了。但咱也不至于吵起来嘛。好比隔壁孩子拿了奖，你家里反倒吵起来了，多不好。

孩子拿不拿奖，未必体现什么；但没拿奖之后是什么反应，特别能看出一个家庭的成色。换句粗俗的说，床上不见人品，没上成床后的反应才见人品。

“呵……tui！丑货！”这就很不好了。

对于这个诺宝儿奖、或者说诺贝儿奖，作为一个读金庸的，我觉得最大关键，就是咱们事先得说好，不要变来变去。

这个奖到底是个好奖，还是个破奖？咱们到底想得，还是不想得？如果咱有人不小心得了，到底算是立功还是犯错误？这几点，媒体老师能不能先定下来，得有个章程嘛。

就像华山论剑，去和不去，原本都无所谓。丐帮去了，少林不去，都行，不丢人。就怕变来变去，还说什么最近秦岭老下雨，谁特么稀罕去华山啊，那就很不江湖。

二

比如在发奖之前，就可以先说好：这破奖咱明确拒绝，谁得谁是王八。

那多好，大家就都认识统一了，一起鄙视就完了呗。

年轻朋友有所不知，很多时候，咱们其实显得很想要这个奖。

多年来一直盛行这样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老舍本来可以得，鲁迅本来可以得，林语堂本来可以得，都是让出去了，或者是机缘不巧、失之交臂。

说得添油加醋、活灵活现。

前几天还有评论，叫《拉斯洛替李白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你的奖不是你的，是你替我们祖宗拿的。

说白了不还是想得嘛。不想得的东西，谁会这样意淫呢？

此外，倘若咱不小心真得了，是立功还是犯错？也得先说好，不要老变。

有人可能不记得了，我却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就在官媒工作。莫言得了，屠呦呦得了，当时都说是好事，一片祝贺，敲锣打鼓，当时的报道我不好去列举了，你们自己搜。吃瓜群雄们也个个与有荣焉，觉得脸上有光。

然而没过几年，群雄又调转头来骂，还要起诉人家得奖的。

要变卦早说啊，人家完全可以不领嘛。领了，你们沾光过了、自豪过了，等于撸完了，贤者时间了，转头又骂老师，这算是个什么嘛。

这玩意儿到底是荣誉，还是圈套？到底是自豪，还是自宫？事先说好成不，或者正义网民们搞一个《诺奖应对指南》，否则自豪起来都心虚。

三

再说说不稀罕“洋奖”这事。

洋奖到底要不要，也应该有个章程，还是那句话，咱能不能先说好。

世界杯、奥运会，都是洋奖，尤其奥运会，是古希腊发源的奖，可说是洋奖的祖宗。

并且我们现在很多人认定，古希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个骗局，那就更不应该稀罕奥运了。一个假的古希腊，你还去传“圣火”，那不是中计了吗？

然而实际情况是，世界杯，咱们不但想踢，还想办；奥运会，次次下血本重氪，前一阵不是还流行去扒为谷爱凌夺牌花了多少多少钱么。

那么洋奖到底是稀罕还是不稀罕，给个准信啊。

看到有人反驳说，那一样么！奥运会是一个个拼出来的，诺奖是小圈子给出来的！意思是前者咱可以氪金，后者咱应该鄙视。

咦奥运会体操跳水、花滑花游、滑雪马术，不都是“小圈子”打分给出来的么。

而且怎么又成“拼出来的”了，不是说资本操控的么，不是说裁判把持的么，不是说吃药么，不是共济会光明会博彩公司插手么，不是说撒旦神秘祭祀仪式么，不是外国政治交易瓜分奖牌么，这会儿咋又成拼出来的了。

事先能否说好，什么时候承认是拼出来的，什么时候不承认是拼出来的，还是要一致啊。

四

盼诺奖，踩诺奖；想诺奖，喷诺奖；yy诺奖，鄙视诺奖；自豪得诺奖，起诉得诺奖……

又想又怕，又当又立，又卑又亢。

这些吃瓜群雄啊，没拿到时，说标准不公平，我们被排斥了；真拿到了，就怀疑中了计，我们被渗透了。

动作之乱、标准之无序，总给人一种马老师踩着滑板打五连鞭然后不小心触电了的既视感。

花钱能砸的，集训能训的，就拼命砸洋奖、冲洋奖；花钱砸不出的，集训训不了的，就说看轻洋奖、蔑视洋奖。

就想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奖拿得那么少，戏却那么多？

给自己加油很好，给自己加戏，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了，这篇文不是我写的，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被他盗号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通过《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持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依法向不动产登记、车辆管理单位申请查询另一方财产状况的，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这一规定显然与去年引发热议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形成鲜明对照，该条例规定的是，“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国家干预家庭关系的矛盾和问题

从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到夫妻可互查配偶财产，广东省的规定似乎是为了避免彼时福建省出台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时所引发的有悖男女平等保护的舆情喧嚣。但是，福建省人大出台上述规定的用意也相当明显：在涉及离婚的家庭纠纷中，往往会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状况不明，而另一方借此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共同财产的情形，由此就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困难和弱势一方的财产损失。而在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中，处于弱势的又常常是女性，所以，“妇女持有效证件可随时查询配偶财产”就成为对女性的特别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允许妻子查询丈夫财产的规定是写在“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中，所以对女性施予特别保护的条文，并不能被理解为仅允许妻子可查询丈夫，却禁止丈夫查询妻子的财产，只是这一条仅为落实“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知情权以及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立法依据也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规定的“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在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

但从上述条文的变化，仍旧可以看到女性权益保护中面临的难题：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强调，“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都与男性平等。但此处的平等，若无国家促进义务的履行，本质仍旧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要使两性平等真正由形式成为实质，就必须借助国家在促进男女平等和消除歧视方面的积极作为。这种积极义务对于男女在规范意义上的平等当然是补充和强化，其对于矫正因为生理差异、社会评价、父权文化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两性实质上的不平等而言，也无疑是重要且必须的。

另一方面，国家一旦积极介入，尤其是通过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来实现性别正义，就一定会遭遇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的诘问。此处的不平等，既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也有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如此，立法者如何化解积极促进两性平等和不得因性别进行区别对待的矛盾，就成为两性平权叙事中的亘古难题。

再将上述问题放回到妻子可查询丈夫的财产规定上，立法者之所以设置这种“特别保护”，无疑就是为了矫正市场/家庭的二分结构下，女性因承担了大量繁杂却无法被市场量化和评价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劳动所导致的，不仅劳动和价值在很多时候都被漠视，一旦涉及离婚诉讼，女性利益还被贬损甚至是牺牲的现实。

所以，放在这个背景下，大致可以理解福建省此前规定的缘由和逻辑。与此前政府多次提出的“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一样，这种举措都是国家在市场和家庭的对立仍旧尖锐、家务劳动的价值未获充分重视的背景下，对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强制干预。这种干预除了确保可能处于弱势的女性在离婚诉讼中获得尽可能平等的财产分配外，同样赋予了女性日常对于配偶财产状况的知情权。

这种查询和知情，甚至反向提醒更多在市场中赚取财物的男性，其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获得是建立在妻子更多家务付出的基础上，其赚取的市场财富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配偶的妻子也可平等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尽管突出了对女性的特别保护，却也容易给人留下仅允许妻子查询丈夫，却不允许丈夫查询妻子的错误印象。故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是直接规定夫妻双方可互查配偶财产，由此也避免了法律只保护女性，却未保护可能同样为家务付出更多，在离婚诉讼中同样会面临被剥削和压制命运的男性。

毕竟，尽管在更大比例上，是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无法被市场估值和量化的家务劳动，也仍旧存在同样为家庭作出更多贡献的男性。由此，从福建省的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到广东省的夫妻双方可互查配偶财产，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并没有法条表述所呈现的那么明显，其本质都是国家对于家庭平等的干预、弱势一方权益的维护乃至对性别正义的矫正。

夫妻双方财产知情权的范围与限制

但有意思的是，《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这条位于该办法的第七章“婚姻家庭权益”，而非第六章“财产权益”。在“财产权益”一章，该办法甚至强调，“任何人不得因女方无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少或者其他理由，限制或者剥夺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对夫妻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以及可以联名登记的动产，女方有权要求在权属证书上记载其姓名”。

既然没有被列入财产权益一章，而是列入婚姻家庭权益，说明本条的主要用意，除为保护女性在婚姻中的财产权益外，还旨在借由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彼此财产状况的知情了解，来确保夫妻双方对于婚姻的忠诚持守义务。

然而，夫妻双方的忠诚义务本就属于杂糅了道德和法律双重色彩的模糊概念，其范围大致可包括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感情和性关系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以及夫妻双方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牺牲和损害配偶的利益等，这种忠诚义务是否要延续至彼此财产状况的完全披露不无疑问。

因为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仅规定，对配偶财产的查询只应用于双方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时。若在整个婚姻存续期间，都可允许夫妻双方随时互查，接受查询的机关也随时有义务为查询者出示查询结果，无疑会导致个人自由和隐私空间在婚姻制度下被无限挤压。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年轻人对婚姻关系的期待和想象，也可能会借法律之名形成对个人自主空间的抑制和束缚。

此外，若婚姻制度要彻底凌驾于个人的自由之上，甚至要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监督的方式，做到夫妻双方之间的时时披露和事事透明，这大概率又会成为年轻人新的“恐婚事由”。

故而，对这条的理解、宣传甚至是适用，还是应尽量限制在夫妻分居、离婚冷静期、离婚诉讼期以及婚姻关系被依法解除后，其目标也不能直接指向借由财产披露来达到婚姻忠诚，而是为避免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一方通过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和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来损害对方的财产利益。

女性参与市场工作背后的家庭维系

要不要允许妻子查询丈夫的财产，甚至要不要允许夫妻之间随时互查，本质上又都关涉因市场/家庭的二分所导致的婚姻关系下的压制和不公。尽管社会观念一再强调“男女在家庭分工上可能各有不同，但贡献却都一样”，但毋庸置疑的是，家庭中市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总会在家庭生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弱势一方也一定会遭遇更多的剥削和困境。

这种困境在面临离婚诉讼时会集中爆发，因为即使法院在进行财产分割时会考虑承担了更多家庭贡献的一方的利益，但这种泛化的“家庭贡献”也无法与明确的市场财富获得同等对待。所以，在离婚诉讼之前就允许夫妻对配偶的财产充分知情了解，可说是事后补救之外的事先预防。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事先知情就可以有效实现婚姻制度之下的性别正义吗？当进入婚姻就会面临有薪工作和照顾家庭的两难取舍，女性还要进入婚姻吗？再延伸下去，在女性已经开始广泛参与市场工作的前提下，又该如何维系家庭？

美国学者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在《妇女一直在工作》一书中揭露了一个事实：女性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工作，只是在较长时间内，这种工作非但未被量化和价值化，甚至都未进入法律所讨论的工作权的范畴，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也总通过拔高和“美化”女性作为家庭道德守护者的方式，将女性牢固地束缚在家庭之内。但坚韧的生命力总会使很多女性逐步扩展工作边界，从作为母亲到作为社会管家，女性开始真正进入作为男性传统堡垒的市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人类社会的工作模式就是按照养家糊口的父亲和全职在家的母亲量身定做，女性却已和男性一样笃信，工作就是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在女性进入市场领域后，家庭又该如何维系？又有谁来承担照顾老人、病人和小孩的责任？渴望工作的女性会因此选择缩小家庭规模，甚至推迟生育，而有财富支持能力的家庭则是将家务和育儿都外包出去，但这不仅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削发生，也会引发生育率的骤减和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逐渐坍塌。

这些事实都说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伴随女性权利的提升和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消弭，反而以更具张力的方式呈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被更多地要求要对原本封闭的家庭关系进行介入和干预。

这种干预，既包含国家和社会对母亲的整体性托举，例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幼儿园、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等，也包括允许女性查询配偶财产此类强硬的举措，而其目标又都是尽可能帮助女性超越家庭/市场、生产性/非生产性的二元框架，以及解决家庭责任和市场劳动的内在矛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上述查询配偶财产的法律规定中，都存在着婚姻中的夫妻忠诚义务是否可延伸至双方都需巨细靡遗地披露各自的财产隐私这一法律问题，但这些规定都表征出，国家在促进两性平等和提升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方面的积极努力。

而其引发的舆论和质疑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性别正义的实现，可能并不能仅依赖于简单的性别扶贫或是禁止区别对待，而是应着眼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改善女性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压迫性和屈从性地位，也改变“男性必须挣钱养家、女性必须照顾家庭”的传统观念。

或许只有在压制性地位被改变以及传统性别分工被颠覆后，外出挣钱和照顾家庭才会是男性和女性双方的自由选择，二者也真正能够在不牺牲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并行不悖。

“三热爱”也要与时俱进一下吗？

随着2025年度诺贝尔奖各奖项全部揭晓，舆论场又泛起阵阵波澜。其中，围绕物理、化学等奖项获奖者国籍而衍生出的国家科技实力对比，讨论尤为热烈。

“为什么中国人又没能获奖？”“日本诺奖得主这么多，中日差距到底在哪？”有些人也由此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不行。

“爱之深责之切”。我们相信，很多网友的忧虑，是出于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关心，希望快些、再快些。但不得不说，若将复杂的、长周期的科学发展问题，简化为一场奖项数量对比，这种“诺奖焦虑”不仅无益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更会在无形中催生妄自菲薄的社会心态。

（一）

诺贝尔奖源自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旨在表彰“为人类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历经百余年发展，诺贝尔奖成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

然而，盛名之下，环绕诺奖的争议也从未停息。即便是其中公认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奖项，也绝非完美的“度量衡”。

其一，评选标准存在争议。比如，194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发给“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但很快这项手术就被发现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治疗手段，被各国弃用；比如，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科学家，也被广泛质疑这与物理学根本毫无关系。

其二，评选结果存在“时差”。有统计指出，诺贝尔获奖人所做出代表性工作与获奖时的平均时间差为16.1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诺贝尔奖衡量的是几十年前的科学成就，并非当下的技术水平。

其三，评选理念存在分歧。由于时代背景局限，诺奖强调个人或小团队的决定性贡献。而今天的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跨学科、跨国界的协同攻关。诺奖“最多三人分享”的规则，已难以全面、公允地反映许多重大成果背后复杂的集体智慧。

（二）

相较于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自然科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争议则更为严重。

多年来，这两个奖项的评选结果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利益高度绑定，热衷于授予那些符合西方霸权主义政治叙事的特定人物。这种操作，使得奖项的普适性与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偏见认证”乃至“政治武器”。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在遭受着越来越大的质疑。

就拿今年来说，诺奖委员会主席哈斯勒宣称获奖者的理论“提醒我们避免陷入停滞”，但该理论既无法解释美国35万亿美元债务背后的增长悖论，也不能回应中国通过非西方模式实现八亿人脱贫的发展奇迹，更没有正视作为当今全球最大创新应用场景的中国的实践成果。这种解释现实能力的丧失，反映了经济学诺奖评选标准与学科使命的背离。 

（三）

发达国家在现代科学领域起步早、投入大，具备先发优势和话语权。但一把尺子难以衡量多维的发展。拿着一把本身难言客观，甚至带有滤镜和私货的尺子，判定日新月异的中国，无异于刻舟求剑。

跳出“唯诺奖论”的焦虑，客观审视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看到：70余年来，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求。从“两弹一星”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杂交水稻到载人航天，我们在一个个关键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建立起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这种以应用为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看起来似乎无缘诺奖，但毫无疑问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长足动力，为中国加码基础研究、攻坚前沿科技、拥抱新一轮产业革命提供了坚实基石。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进入盛果期。近些年，我们开始将基础研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大规模、持续性投入，但果实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孕育。我们不必因为一些领域尚处于“追赶”状态就觉得将永远落后，相反应给予科技创新更多的耐心。

（四）

一些别有用心者之所以热衷于用诺奖数量来“敲打”中国，只是为了通过这种简单对比，论证中国体制“不适合”创新，从而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如果我们也陷入这种“唯诺奖论”的逻辑，恰恰落入了对方设置的话语陷阱。

今天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应用市场，这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从国家到企业，从科研机构到普通民众，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相当浓厚。此时此刻，我们要客观理性“正视差距”，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不被一时的指标或外界的噪音所干扰。

可以说，在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既然找对了方向，最需要的是久久为功的坚持。

（五）

面对诺奖，我们究竟应持何种心态？答案是“平常心”。这种平常心，也是一种成熟自信的大国国民心态。

不唯诺奖，当然也不是说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诺奖的价值。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得这奖那奖。拿没拿诺奖，中国科创都要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比赢得外界点赞和认可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攻坚，解决发展挑战，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吕行菲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少年审判」法官，从业多年来，她接手过与青少年相关的许多案件，见过许多孩子受伤后暗淡的眼神，其中让她最难以忘记的，来自一位13岁的小女孩。

女孩名叫徐晶，初中在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原本性格开朗爱笑，但在2023年4月，同校的男孩刘宇捏造了一则关于她的黄谣，开始散播。徐晶感到羞耻、焦虑，多次自残，甚至尝试了一次自杀。她的母亲是一名环卫工人，离异后原本和女儿过着普通的生活，但谣言摧毁了母女的日常，使她们陷入无助的困境。

即便校方第一时间调查，让刘宇在小范围的班级里向徐晶道歉，但谣言的传播却没有被完全制止。2023年11月，徐晶和母亲最终决定将刘宇及其父母告上法庭，寻求名誉恢复与精神赔偿。

法官吕行菲记得，庭上争辩时，两位母亲给她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一位母亲情感充沛，竭力为女儿争取清白；一位母亲却缺乏同理心，认为女孩应该相信「清者自清」，从始至终都在替儿子掩盖。吕行菲感到，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名誉权纠纷的法律裁决，还折射出了许多难题：校园黄谣、言语欺凌要如何在第一时间被有效制止？要如何充分保护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

事后，吕行菲特地去学校办了一次反言语欺凌，反造谣、传谣的普法，想告诉更多的孩子，「作为一名倾听者，对于恶意中伤他人的坏话，要学会质疑，明辨是非，而不是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就去肆意传播。」

今年夏天，我们和吕行菲在当时案件开庭的少年法庭里见面。她说，涉及校园纠纷的案件，往往呈现出一个特点——拖的时间越久，矛盾就越尖锐和难化解，看似多方都在努力，孩子反而会在纠缠中更加受伤。「我们总感觉晚了一步，就想，如果能往前走一步，提前介入学校单方处理不好的问题，是不是矛盾更容易化解。」她和少年审判团队的同事多次探讨，尝试探索了一些新的制度办法，覆盖到区里的每一所学校，孩子出现任何不良行为，学校都可以提前找法官帮忙，预防可能的违法犯罪。

作为一名女性法官，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吕行菲的观察非常细腻，判决之外，还很在意孩子的心理。这些年，她保留着一个审判习惯，是在判决书后再写一封「判后信」，给到孩子直接的鼓励。她在给徐晶的信中写到，「开朗、乐观，那本就是你最初的模样」，没想到陆续收到女孩的两次回信，字迹从歪斜到工整，情绪从悲观到开朗。因为法律的支持，家校后续的关心和疏导，一个受伤的女孩，终于重新获得了感知快乐的能力。

以下，根据吕行菲的讲述和判决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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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不到快乐」

第一次见到女孩徐晶，是在2023年的冬天。

她是放学后过来的。当时天已经很黑了，法院其他人都下班了，剩下我和书记员在等她和妈妈。在法院门口，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她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黑色羽绒服，跟身型完全不相符。她一直低着头，头帘儿油油的，蒙住了眼睛，不跟任何人眼神交流。我当时就感觉，小姑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已经不在意外形打理这些事儿了。

这起案件里，徐晶是原告，同校的一名男孩刘宇和他的父母是被告。原告提交的诉状里，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但描述的情况很严重：2023年4月，男孩刘宇开始在学校散播徐晶的黄谣，充斥着污言秽语与性暗示内容。谣言逐渐扩散，很多人都知道了，徐晶甚至不敢去学校上学，因为焦虑和恐惧，她多次自残，还实施过一次自杀，被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看完诉状，我很担心徐晶的心理状况，如果和刘宇或者他父母当庭对质，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所以开庭之前，我决定约徐晶和她妈妈单独聊一次。

那天晚上进了法庭之后，徐晶还是低着头，不说话。她妈妈就先讲起来，徐晶和刘宇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同学，原本关系还挺好，升初中也在同一所寄宿学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刘宇突然有一天在宿舍里造女儿的黄谣，里面还住着其他班级的人，所以谣言很快在年级里越传越广。

徐晶妈妈文化程度不高，和丈夫离婚后，靠一份环卫工作维持简单的生活。但谣言把母女的日常完全搅乱了。她妈妈就特别无助，原原本本告诉我这么一段话：

「你瞧现在把我闺女弄成什么样了。我说吃饭？不吃。跟妈一块儿出去溜达？不溜达。我们家亲戚有一个孩子，说跟她玩，也不玩。只要一回家就关上门，抱着个手机在屋里。有时候手机都不看，蒙着被子什么也不干，我就说完了这孩子。」

因为有羞耻感，黄谣自始至终没有从母女口中说出来过，但一谈及，徐晶身体就控制不住发抖，她妈妈就在边上拍拍背安抚她。原本我以为，徐晶一句话都不想说了，但谈话快结束时，她突然非常激动地喊，「他讲那什么的人根本不是我。」我注意到，她手上留有一些刀割伤的疤痕，就感到即便距离造谣过去了7个月，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

徐晶接着告诉我，发现自己被造谣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也很快找到刘宇询问原委，但刚开始他不承认，班主任就找来不同班级的两名男学生，让他们到办公室里背对背坐着，彼此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各自写下来听到了什么。结果他们写的内容完全一致，就是从刘宇那儿听到的黄谣。

后来，刘宇妈妈被通知到学校，和刘宇一起去了班级向徐晶当众道歉。但她根本不接受，因为对方就说了一句「对不起」，态度还特别轻蔑。谣言也没有因道歉而消失，她走在楼道里、厕所里、食堂里，还是感到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为了了解更多的细节，开庭之前，我联系过一次学校。校长是个中年人，他对校园言语欺凌这些事儿有职业敏感性，所以第一时间开始调查，并且把之后发生的每一个环节都写成材料保存了下来。

看完材料会感觉到，刘宇有狡诈的一面，也有幼稚的一面。知道老师找两名学生作证后，他居然想到买通他们，请出去吃冰棍，打游戏，结束之后对他们说，下次要有人再问起，就要说是听错了，不是刘宇造的谣。但其中一个男孩回家后感到非常愧疚，第二天就向老师坦白了。刘宇这才感到瞒不住，在班级里给徐晶道歉。

事发第二天，徐晶割腕自伤。学校感到事态严重，约双方家长到校面谈。在校方的主持下，两方初步达成过一致，由刘宇母亲垫付3000元，先给徐晶看病。但后来，徐晶还是反复自伤，双方对于怎么道歉，怎么赔偿，一直谈不拢。校方协调不下来，建议还是走司法途径。

其实，对于类似的校园谣言事件来说，真正走到法庭的并不多见。初次见面那天晚上，我问徐晶母亲，为什么最后下决心来起诉。她一下子就流眼泪了，说哪怕骂女儿，给她起外号，她可能都不会诉讼，钱也不是最关键的，主要是黄谣不堪入耳，她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到女儿被这样的言语包围，所以必须得帮女儿要个清白，让男孩承担责任。

和母女谈话结束后，我试着开导徐晶，说她才十来岁，未来的生活还长，既然已经回学校上学，可以试着重新感受身边高兴的事儿。但徐晶当时特别低落，回答我说，「我感受不到快乐。」

其实，那女孩长得挺高大的，但说话声音又轻又小，总给我感觉那么虚弱。最后，她搀着她妈妈，低着头走了。

两位母亲

从始至终，我没见过男孩刘宇。他的爸爸妈妈从河北来到北京，做点小本生意，在北京落脚后就把孩子接过来，尽力陪在孩子身边，提供一份教育。

但2023年6月学期结束，刘宇转回了河北老家上学。所以真正开庭时，两个孩子都没有到场，只有两位母亲带着各自的律师，还有学校一位德育老师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

作为法官，我能预见到开庭时，每个人都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说，争辩焦点可能在于赔偿多少金额，以及自杀和造谣事件是否相关。但没想到，刘宇母亲上来就全盘否认了，说她儿子没造谣，是别的同学听错了。但当我问及，为什么会垫付3000元，孩子又为什么请同学去电玩厅、吃冰棍。这时候，刘宇母亲有点心虚了，说话不成逻辑，但还是在替孩子掩盖。

面对否认，徐晶妈妈虽然文化不多，但她感情充沛又表现得很克制，说没关系，她可以再找同学补充取证。庭审结束后，她很快和徐晶分头行动，一个给家长打电话录音取证，一个在学校收集同学的文字证言。我看了之后也很感触，有个孩子这样写：「徐晶原来特别阳光开朗，跟我们相处也很好，但被造谣之后，她变了，经常伤害自己。」

有了补充证据，按理说应该组织第二次开庭，但刘宇母亲放弃了质证权利，理由是「小孩子怎么说的都有」，但她对自己孩子说的话，却坚持认为是证据确凿的、严丝合缝的。

两位母亲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女孩妈妈没办法复述黄谣，一谈起来就很激动，而男孩妈妈不会感到难以启齿，认为就是小孩子家的玩笑话。两个多小时的审判中，刘宇妈妈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理心，不能共情女孩被诋毁的感受，还说徐晶应该相信「清者自清」，不应该自伤，她也得对自伤的行为负责。

考虑到案件双方都有未成年人，司法裁判有价值引领的作用，所以庭审结束后，我把各个角度的思考都写在了判决书里。首先，刘宇的过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13周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是足以分辨好坏的，他故意编排侮辱性强的黄谣，总不是为了赞美徐晶，而是明确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

其次，在寄宿制学校，学生节假日以外都在封闭空间里集体学习和生活，同学关系就是他们现阶段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而黄谣无异于让徐晶遭遇了一次「社会性死亡」，声誉明显受到损毁，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害和精神损害。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争议点，是我在仔细考虑之后没有给予支持的。

徐晶妈妈在庭上临时加了一项诉求，要刘宇手写道歉信公开张贴在校园。但我考虑到，刘宇已经转学，新一批初一的孩子也已经入学，并不知道这些过往。这时候，如果再贴一封道歉信，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猜测和讨论，反而扩大了影响，对其他孩子的正常生活不好，对还在学校读书的徐晶也不好。

我把这些考虑都写进了判决书里，双方家长都表示理解。判决之后，我再次联系了刘宇母亲，建议她带着孩子再一次给徐晶诚恳道歉，也特别嘱咐了她，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我说您也是女人，是妈妈，有没有想过，黄谣对女孩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让刘宇再次诚心道歉，一来能抚平徐晶心灵的伤害，二来也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么做，我觉得对于刘宇和父母来讲都是好事儿，会让孩子认识到，嘴上信口开河给别人造成恶劣影响，是要担法律责任的。也会让父母认识到孩子错了，就承认错误，积极改正，总比以后犯下更大的错误好。我觉得刘宇母亲是有点被说通了的，至少在判决生效当天，她就把赔偿款支付给了徐晶母亲。

动机

回头想，我生命里第一次接触女孩被造黄谣，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名女孩是我的同班同学，因为发育比别的女孩早，谈论的话题也比较早熟，不知道谁就突然冒出来给她造谣，说她在校外有无数个男朋友，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越来越多的人都信了，往她的校服上、自行车座上吐痰。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我不懂应该如何站出来质疑谣言去支持她，成了一名旁观者。多年过去，我跟她没有联系，也不知道这件事对她后续有什么影响，但每每想起总觉得遗憾。

接到徐晶案后，我又想到了这个同学，同时也特别困惑，黄谣为什么总会发生在女孩身上，并且很难自证，只能看着它的影响一点一点扩大？而且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在本该是清朗的校园里也会说出伤害性那么大的黄谣？

我特地问过学校老师刘宇的特质。用他的原话说，「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孩子」，不太受关注，甚至提到他的名字，都不会想到有什么特别印象的事。

我能理解，受到现在网络环境的影响，孩子会有一个很隐秘的世界，去探索奇奇怪怪的知识。而且往往越是不受关注的孩子，在网络里扎得越深，学到的语言、表达出的恶意可能就越惊人。但即便理解到这一层，我还是想不通，刘宇造谣的动机是什么？

我又去看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书籍和论文，突然意识到，有一件小事被我忽略了，是徐晶那天晚上告诉我的：上小学时，刘宇有一次被车撞伤了，徐晶特别热心，发起一大批同学买水果去家里探望，因为这件事，他们此后成了特好的朋友。上初中后，他们分在不同的班级，刘宇课间就老来约徐晶一块儿上操场玩，但学校不允许学生串班，所以徐晶拒绝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刘宇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了不起什么？你牛什么？」

当时，我没太在意这件事，但看过书之后，理解了刘宇的心理：和性格开朗、多才多艺、招人喜欢的徐晶相比，他显得普通，在这段友情中产生了自卑感，而又到了青春期，还交杂着性别意识萌动的复杂情感。屡次三番在徐晶这儿受挫后，他的自尊心更加受伤，所以生出「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而黄谣，是最能诋毁女孩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的性教育还是缺乏，许多女孩成长过程中还会感到发育羞耻、生理期羞耻，而越是羞耻的东西，别人就越是好奇和想要窥探。所以同样是造谣，说考试作弊传播不会那么广，但黄谣的影响会指数级别增长。

刘宇妈妈曾说，「清者自清」，但黄谣根本不会由浊转清，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涉及到性和隐私，内容模糊，女孩根本无法自证。孩子们又长期在校园里过集体生活，当大多数人在共享一个话题时，为了寻找所谓的归属感，他们就会跟风去讨论、去分享，进一步扩大传播，女孩就不断处在被凝视、被质疑、被恶意评价的境地。

所以黄谣真挺摧毁一个人的，有的女孩不敢求助，有的求助时不敢复述黄谣的内容，即使是更勇敢的维权者，也会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遭遇二次或者多次伤害。甚至在造谣者道歉的情况下，有些人还是会把女孩推进「受害者有罪论」，比如刘宇离开学校后，他的一名要好的男同学每次见到徐晶还是会说，「自己干的事儿不承认，把好朋友都害转学了。」

其实这件事中，让我担心的还有这些二次、三次传谣的人。因为不是始作俑者，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犯错，也不会有道德上的愧疚感，但扮演的是「平庸的恶」的角色。还有一些人甚至用辟谣的方式传谣，比如「我听某某人说，谁谁怎么样了，我不相信，是真的吗」，看起来是在寻找真相，但也导致了谣言扩散。涉及到人性幽微的部分，你很难判断他们是无意识地觉得好玩，还是主观上有很大的恶意，法律上也更难对他们追责。

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需要价值观上的引导。徐晶事件发生后，学校召开了拒绝谣言的班会，我们也特地去办了一次反言语欺凌，反造谣、传谣的普法，主要是告诉孩子们，作为一个倾听者，对于恶意中伤他人的坏话，要学会质疑，明辨是非，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不是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就去肆意传播。

谈到这里，想起来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我家闺女今年10岁，经常让我给她说案子，交流多了，没想到孩子变得特别有正义感。有一次，她班里有个女同学哭了，另一位女孩隔得比较远，就让坐中间的男孩帮忙递纸巾。男孩说，又不是我惹哭的，凭什么给她递，她这么爱哭，那咱以后都别跟她玩了。这时候，我闺女就站出来说，「你已经涉及言语欺凌了，联合别人孤立她，凭什么不跟她玩，我就跟她玩。」我说闺女，虽然咱不应该随便使用欺凌这个词，给人家男孩上纲上线，但你帮助同学，比妈上学的时候勇敢。

往前走一步

现在我手里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除了抚养费、抚养关系变更这类的，剩下大部分都是涉校园纠纷，往往呈现出一个特点——拖的时间越久，矛盾就越尖锐和难化解，导致家校共建很难实现。

大部分涉校案件都是如此，比如遇到孩子之间打架了，或者发生了严重的身体、言语伤害，学校第一时间该怎么安抚孩子、调查原委、固定证据、协商处理，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机制。甚至个别学校完全不处理，等到家长打官司了，或者在网络上求助了，才被动处理。

我遇到过一起案件，两个小学生坐同桌，一个孩子被另一个推了一把，摔了腿，学校不知道该怎么做，就让家长打官司，家长急了，觉得这点事儿还要走到法院。打完官司之后，家长一直打12345投诉，说学校和老师不尽责。看到家长这么干，学校又反告家长诽谤，到现在还较着劲儿。整个事情占用了很多资源，持续了很长时间，矛盾却越积越多。

徐晶案件里，学校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矛盾还是走到司法这一步才化解，而且，一个孩子陷入心理危机，另一个孩子转学，效果并不是最好。我们总感觉晚了一步，就想，如果能往前走一步，提前介入学校处理不好的问题，是不是矛盾更容易解决，孩子也能免受更多的伤害？

其实在很多校园纠纷里，我们发现卡点都在于赔偿谈不拢，比如有孩子受伤，护理费、营养费一天应该按照什么标准给，就卡在这儿了。曾经有一个案例是孩子崴了腿，做手术，家长开口就要10万元，学校就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谈。如果这时候我们能介入，告诉双方法院判决的标准，帮助他们建立共识，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教育部也想过办法，2022年5月，《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自荐或者委派人选，到中小学兼任副校长，一方面可以普法宣教，另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帮助解决纠纷，促进家校以及孩子之间的和解。

制度实施当年，我们法院选出了一支30多人的队伍，分到延庆区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里，到现在3年多了，发现很多学校被投诉、起诉吓怕了，教育就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最典型的就是消失的课间10分钟，为了避免孩子出现安全问题，学校就减少孩子外出活动频率。为了激发教育活力，我们审判机关应该用学校「尽责不担责」的裁判规则，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

但法院的「法治副校长」没有覆盖到辖区每一所学校。我们院今年又做了一个新尝试——联合区教委，成立「平安校园先议办公室」，运行模式很简单，就是区里任何学校遇到处理不了的纠纷，或者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又不知道该怎么教育，都可以填表提请办公室，后续就会有法官、助理或人民调解员来帮忙出主意。

印象深的有一个案例，一所学校意外发现有个孩子躲在厕所里偷拍他人，学校要求他删除照片，依据校纪校规也处理了，但总觉得不够，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求助到先议办公室这边。

后来，我去跟孩子见了一面，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形象柔柔弱弱的，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严肃告知他，从法律界定上，偷拍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甚至涉及刑事犯罪，他就总是回答，「知道了」、「记住了」。

当时孩子父母也在场，因为是老来得子，他们跟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平时就是管好吃穿，接送上下学，几乎没有其他沟通。孩子出事后，他们也是一味指责，从始至终没问过偷拍的原因。现场我就问了孩子，他犹豫许久后，说是有一次被别人偷拍了，不敢告诉父母，所以就去拍其他人报复。孩子思维模式挺奇怪的，但本质上没有多坏，认识到错误之后，他非常后悔，后续我和学校一直观察到现在，情况都挺好的。

就发现「先议办公室」是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陷入更深的错误。但目前，我们也遇到了难点，在于那些发现不良行为或者干预之后还是没有转变的孩子。

比如，我们审理案子时，发现一些少年「飞车党」，没有摩托车驾照，违规购买或者租赁、借用摩托车，在道路上飙车炫技，发生交通事故，伤残的概率特别高。再一查，很多孩子都是逃课或者辍学，结识了社会闲散人员，被介绍到同一家机车俱乐部租车，我们和学校沟通，看能不能做点什么，预防将来可能的事故和犯罪。

但学校也很困扰，这些孩子的家庭关系都不好，跟爸爸妈妈有矛盾，导致他们通过刺激的方式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学校跟家长沟通，家长回复就是「管不了」。我们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遇到过有些家长不配合，觉得孩子没到犯罪那一步，法院管得太多了。

按照法律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学生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经过「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还有家长同意，是可以送去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的。但目前，委员会的工作机制还不完善，部分家长也不愿意将孩子送去这类学校，所以面对这一部分孩子，要怎么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司法帮助，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两封信

未成年人工作确实要考虑很多，如果孩子真到了走进法院那一步，我们也想表达，法律对待他们是「温柔」的。

2022年初，我们法院开始少年审判改革，重新装修了少年法庭，布置和普通法庭完全不一样，撤走了审判台，换成了一张浅黄色的圆桌，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都围着这张圆桌坐，刷的墙面、灯的布置也是浅黄色的，就是想让法庭更温馨，孩子也会感到法官和他们靠得更近，可以尽快放松下来。

现在，少年法庭一共12个人，包括前端立案速裁、中端审判、后端执行的法官和助理，基本每天都在群里共享信息和线索，打破信息差之后，案件办起来更加顺畅，也能发现很多隐藏的问题。

比如几个办案团队遇到过好几个案子，地点都在台球厅。我们就发现，不像网吧、 KTV被定义为娱乐场所，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台球厅被划为体育场所，大部分24小时营业，成了不少未成年人新的聚集地，发生了一些犯罪行为。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们就汇总案件信息，写了一个报告呈递给区政府，区里非常重视，我们也给全区的台球厅从业者办了讲座，希望能够进一步净化台球厅的环境。

可能我们少年审判团里大多是女性法官，观察比较细腻，再加上我又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办案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是我家孩子，她会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或者帮助，所以在法条之外，我更能够看到孩子本身，也能够理解孩子和家长不同的处境。

比如在徐晶案件中，其实她妈妈处理得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带孩子维权、看精神科医生，但接触下来，我感觉她也陷在维权里，不知道怎么抚平孩子内心的伤。我就嘱咐她，平时在家里，特别是当着孩子的面，别老说黄谣、维权这些事儿，对孩子的心理恢复不一定有利。不如跟孩子聊点别的，孩子也更容易走进新的生活。

这些年，我还有一个审判习惯，就是在判决书后面再写一封「判后信」。因为一些当庭说的话孩子可能过后就忘了，但是文字是可以永久留下来的。当时我就给徐晶写，「你曾低着头告诉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快乐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会重获感知快乐的能力，成为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努力学习、健康快乐的好孩子，而那本就是你原来的模样。」

徐晶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能感觉到，孩子心里还是没过去那道坎儿，信里写了好多错别字，字迹也歪七扭八的，并再一次提到让刘宇公开张贴道歉信。那以后，我一直关心着她的状态，学校后续也做得很周全，心理老师持续疏导，班主任多次家访，落下的课程都补上了，复学后也让旁边的好朋友多陪她。后面一段时间，家长和老师都说她在慢慢恢复，我也不好一直打扰，就没有持续联系了。

但没想到，到了2024年9月，新学期开学的时节，书记员拿回来一封EMS邮件，打开一看，是徐晶给我寄来了第二封信。

真的特别意外，她的字迹完全变了，工工整整的，也没有错别字。从内容里看，我发现她有感知幸福的力量了，听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美。最欣慰的是，她还能把自己的事说出来，去开导周围的人，就感到她是真的在变好。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我还想提示更多的孩子，如果自身合法权益遭受到损害，不要悲观消极，甚至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而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很难，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实行了立案登记制，立案的时候只需要在诉状上写清楚，别人对你造成了什么伤害，你要求对方承担什么责任，剩下的，相信法院和法官就可以了。

最后，我想把徐晶的信贴出来，是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哪天遭遇类似的事时，打开手机一看，曾经有些人，或者是现在有些人，正在遇见被造谣、被言语欺凌或者身体欺凌，不要害怕，也不要内耗，我们可以依靠法律站出来，最终也能从风暴中走出来，回归到新的生活里头去。

她的信是这么写的：

「今天下午，我在学校打饭时，我们校长和我说，我现在恢复得很好，之前的案子办得巨成功！听完后我真巨开心，因为真的有人在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像您之前给我写信说的一样，开朗、乐观，那本是我最初的模样，我做到了，我真巨感激您。

我现在也在激励更多像我一样遭遇的人，我每次都会和他们说，『开朗、乐观，那本就是你最初的模样。』这句话是您激励我的，我同样相信这句话还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走出自己的遭遇。

是您给了我勇气，让我面对各种事情会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做傻事了，我也渐渐地从那段经历走了出来，谢谢您当时的开导，愿我们未来会一直向阳光走去。」

（文中徐晶、刘宇为化名。）

那天晚上，我刷到一段直播。

一个年轻人面对镜头，语气笃定：“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穷、愤怒、没见识。你看，苹果人从来不这么讲话。”

他叫户晨风。那场直播之前，他已经凭着一系列“社会观察”视频红遍全网：

他去菜市场和老人算账，去县城记录真实的一面，也曾拍下“世界各地的一天工资购买力”之类的视频。

他懂得镜头语言，也懂得情绪节奏。可那晚，他的语气变了。

他开始用手机品牌、超市会员、城市配置来定义人。

“苹果人”，代表秩序、效率、上升、体面；

“安卓人”，则是混乱、穷酸、内耗、焦虑。

这不是调侃，而是一种社会标签的建立。

几天后，他被封禁。

原因不明。外界说是“制造对立”，也有人说他“踩了线”。

但我注意到，在无数评论里，人们并不讨论法律边界，而在问另一个问题：

——“他到底说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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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

因为户晨风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试图用消费符号解释社会的人。

从他的话语逻辑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典型的时代现象：

当社会流动性下降、焦虑感上升，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区分方式”。

那条“苹果 / 安卓”线，看起来像是玩笑，其实是一种新式的阶级隐喻。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阶层”这个词总是让人不自在。

但“标签”却更容易被接受。

你可以不承认自己是穷人，但你可能会承认自己是“安卓人”。

你不愿说别人高高在上，却能心平气和地说：“苹果人嘛，生活方式不一样。”

这就是语言的魔术。

它让不平等变得柔软，也让差距变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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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回想，户晨风真正触怒的，不是“言论边界”，而是他让太多人看到了某种不体面的真实。

在他的视频里，苹果不再是手机，而是一种社会通行证。

山姆超市、星巴克、特斯拉、城市地铁线路、居住区密度——

他把这些生活符号串成了一条隐形的阶级地图。

听上去夸张，可你若细看，现实中确实有迹可循：

地铁上，苹果手机集中在头班车；外卖群里，安卓头像总是多。

你可以说这是统计学巧合，也可以承认——那条“看不见的分层”，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

只是，当一个主播把它赤裸裸说出来，还带着一点轻蔑，一切就变得不能容忍。

社会可以容忍不平等，但不喜欢被人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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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批评户晨风的傲慢，说他“把消费当优越”。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他的傲慢，而是我们为什么会为这种傲慢感到熟悉。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默认这样的秩序：

苹果代表成功，安卓意味着还在努力。

就像穿衬衫的人比穿T恤的更“专业”；开油车的不如开电车的“环保”；

连用什么外卖平台，都成了社会标签。

消费已经取代了出身，成为新的阶级密码。

它不靠户籍、学历、血统，而靠你手里握的那一串品牌。

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买什么、买多久、买得有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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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户晨风是在“制造仇恨”。

我倒觉得，他更像是照出了社会的一面镜子。

问题不是他造的，而是我们早已生活其中，只是没人敢明说。

他用“苹果 / 安卓”这组对立，把人群心理剥开：

一边是“我凭什么不如别人”；

另一边是“你凭什么配不上”。

流量的秘密就在这里——情绪永远比事实更有传播力。

当这种语言开始流行，每个人都被迫选边：

你是苹果阵营，还是安卓阵营？

你讲理性，还是讲自尊？

你愿意被归类，还是宁可沉默？

户晨风的封禁，并没有让话题消失。

相反，“苹果人”“安卓人”已经成了年轻人社交语境的一部分。

它像一面镜子，也像一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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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一些公司里的年轻人，他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出奇地一致：

“其实他说得也没错，只是太直接。”

他们不认同他的态度，却默认了那套等级观念。

一个用“安卓”的女生告诉我：“我不觉得低人一等，但我确实会在客户面前藏起手机。”

另一个“苹果”用户则说：“我不是虚荣，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点。”

他们都在用消费的方式争取尊严——这没错，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当尊严与消费绑定，阶级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成了心理结构。

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是被选择。

算法推给你哪种内容、哪种生活方式，你就开始模仿哪种语气、哪种审美。

久而久之，你的身份不再靠你定义，而由你能负担的品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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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说：“户晨风不过是把我们心里的鄙视链变成了语言。”

这话刺耳，却也准确。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社会的中产想象逐渐失效。

房价锁死上升通道，教育挤压焦虑蔓延。

于是，消费成为唯一能立刻“证明我不一样”的方式。

苹果、山姆、特斯拉、露营、City Walk——

这些不是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求生宣言。

户晨风踩中的是这个时代的自卑：

我们口头上拒绝标签，心里却渴望被区别。

我们批评他制造分裂，其实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划线。

在朋友圈、在社交平台、在谈话细节里，我们都在小心经营“我属于哪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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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怎么看他的封禁。

我没有答案。

在一个讲究“正能量”的舆论环境中，任何带有分裂气息的表达都可能触线。

但更深层的尴尬是：我们在一边封禁标签化语言，一边又在用更隐蔽的标签生活。

从算法推荐到商品营销，从社区管理到教育资源——

标签机制从未停止。

户晨风不过是第一次，把那套隐形的机制翻到台面上讲。

而当他那样讲的时候，整个系统都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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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句话：“社会的底色从来不是黑白，而是灰。”

户晨风的故事，不过是那片灰色中的一次闪光——刺眼、短暂，却让人看清结构的轮廓。

或许他真的傲慢，或许他只是无知，也或许他只是一个被流量吞噬的普通人。

但无论如何，他所说的“苹果人 / 安卓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的选择，而是身份的写照。

你用什么手机、住在哪个区、去哪个商场、在朋友圈发什么，都成了社会阶层的可视化接口。

我们在标签里生活，在算法里争夺存在感，也在沉默里被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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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替谁辩护。

也不打算做结论。

因为问题早已不在户晨风身上，而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用“苹果人”的优越掩饰焦虑，

用“安卓人的清醒”对抗无力，

然后一起假装，这个世界还在公平地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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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看到那段直播的剪辑，被几次下架又重新上传。评论区的人说，“这不是政治，这只是生活。”

但我知道，我们谈论的从来都不只是手机。

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北京举行。

76岁的律师徐维华参加过30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实际上，在40多年前——那个“家暴”仍被视为“家务事”，更遑论女性主义与个体觉醒的年代，徐维华就已经扎进了中国女性权益最胶着也最复杂的现场。

媒体称她为“为杀夫女性辩护的人”。她代理的案件，构成了这30年间，女性在家庭暴力和土地权益中所遭遇困境的最真实切片。她曾经提到，“去村里维权的时候，有人说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们能掀起什么样的巨浪。”如今她告诉我们，自己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新一代的女孩们总能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我们记录下她的故事。毕竟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只发生在会场上和宣言里，更发生在那些“于心不忍”的时刻，和一次次“掀起巨浪”的庭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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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被告席上的李彦举起那只缺了一节中指的左手。

“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辩护律师徐维华沉稳而坚定。法庭上原本的喧嚣随即陷入沉默。

这根手指，是被她的丈夫用菜刀砍下的。在经历了漫长的持续家暴后，她杀了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那截悬在空中的断指，成了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11月，成为徐维华三四十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刻度——从近乎无力，到终于能为一个陷入绝境的生命撬开一丝生存缝隙。

李彦被改判死缓，不久后，《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时间倒回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给徐维华带来了冲击。彼时，她在全国妇联工作多年，参与起草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家暴”这个词，连同它揭示的被“家务事”外衣掩盖的性别暴力本质，成了她职业生涯的分野。

但现实总是无力。徐维华至今记得1998年代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河北女孩，在多次被丈夫当作赌资供人强奸后，拿起剪刀反抗，误杀了丈夫，被判死刑。徐维华为她奔走，电话打到了最高法，但最终也没能保住女孩的性命。

“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若干年后再提到这个案子，她的声音不自觉地抬高。这是她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也促使她提前退休离开体制，投入反家暴的民间战场。之后，我们看到了李彦案的转机，徐维华那句“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不仅是律师的法庭策略，更是她凝聚了悲愤和经验的奋力一击。

如今76岁的徐维华仍固定每周去律所值班，接听求助者来电。她也会奔波在一线，为被剥夺土地的出嫁女、被提前退休的女性管理者和遭受职场性骚扰或精神控制的女性发声。

在家休息或出门遛弯时，她会听穿越、修仙、玄幻小说，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徐维华的这个习惯已经保留了十来年。耳机里是个快意恩仇的世界。听到公平正义被伸张，她觉得“很解气，特别爽”，似乎足以消解一部分现实中的无力。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小说里那样，穿越回去完成理想，但至少可以躬身入局，日拱一卒。

以下是徐维华的讲述——

一次观念的冲击

我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这个说法，是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全国妇联工作。当时最关注的是妇女拐卖问题，我们还参与调研、起草和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律在1991年出台，为中国争取承办世妇会打出了非常有利的一张牌。

徐维华在1995年世妇会上。

世妇会之前，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去基层调研，也去高校、司法局、妇联收集意见。在论坛上，大家分享了中国当时在打击妇女儿童拐卖、遏制卖淫嫖娼、争取女性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益等各方面的成果和问题的讨论。

可是“家庭暴力”这个词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妇女在家庭中受到的虐待、残害甚至性侵，往往被“家庭”这种形式掩盖，被当作家务事。这是认知视角的缺失。家暴其实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应该从家庭范畴拎出来，也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当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并没有对家暴的定义，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救助措施。在我们做权益工作的人眼里，妇女受到的伤害，不论是轻伤还是重度的残害，甚至被杀害，都属于人身权益范畴。当时大会上，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做了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这个话在我们国家可能比较敏感，但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妇女儿童权利的保障，是一个国家对人身权益保障的尺度，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检验。对不对？

徐维华在世妇会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的说法。

受这场演讲的感召，我的校友郭建梅在世妇会后辞去了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在民间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我当时觉得她离开体制内太可惜了。

我们俩是一起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战友”，当时组织给了我们很大权限去做调查研究，让放手去干。这部法律从没有到出台，花了五六年时间，立法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立法过程中，我和郭建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立下了共同的目标：保护妇女权益。虽然路径不同——她离开了单位，去民间帮助具体的个案；我在体制内，通过推动职能部门站在妇女立场保障她们的权益，但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

“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观念的冲击。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由于论坛的讨论时间有限，我们便主动去联系在反家暴领域经验更为丰富的专家，比如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同仁。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反对家庭暴力的支持项目。

当然要救她

在这之后，妇联接手了很多家暴案例，反家暴也逐渐成了我工作的重心所在。这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将施暴的丈夫反杀。

1998年，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河北的一个案子，丈夫让人强暴妻子，后者杀夫。

男人是个富二代，很有钱，但是个赌徒。他赌博输了钱，就将妻子做了赌资，让赢钱的人去家里强奸自己的妻子。

当时他们新婚不久。第一次，女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没开灯，就发生了关系。她隐约觉得那人和丈夫不太一样，但也就睡了。第二次，也是黑着灯睡了。

等到第三次，女孩突然开了灯，一个陌生男人吓得翻到床下。他解释说，是经过她丈夫同意的。女孩觉得非常屈辱，为了自我保护，她买了一把剪刀塞到枕头下。结果第四次爬上床的是她的丈夫，当他在黑暗中试图与她发生关系时，女孩从枕下摸出剪刀捅了过去。

男人被割破动脉，死了。

这个案子一审判了故意杀人，死刑。女孩的家属向省高院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当然要救她。她的丈夫实际上主使了对她的轮奸，这构成了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他不该死吗？女孩是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卫，有什么不对？

接到女孩亲属寄给妇联的求助材料后，我们转给了河北省高院刑庭和最高法刑庭。我还打电话给最高法院刑庭，说明案子的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一定会慎重。但我去香港开会回来再去联系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女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事情我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法官手里握着的是人民赋予他的一把利剑，这把剑应该指向罪犯还是受害人？他们不懂吗？

这是我工作中一个非常失败的个例，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坎儿，始终过不去。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现在，我认为给她免罪处理都有可能。

2003年，我54岁那年选择了提前退休，与这件事也有一定关系。之后，我去了反家暴网络，这是一个试图从主流公检法机构、学术界以及社会宣传等多方面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关注和行动的项目。

一年半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代理反家暴案件。2012年，我正式加入了千千律师事务所，跟建梅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始终是我们职业最初的发心，我打内心里觉得，这也是我对自己职业的使命和责任。

举起那根断指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一些“以暴制暴”反杀丈夫的个案。其中，李彦案是最让我感受到法治和时代进步的一起典型案例。

这个案子中，李彦和丈夫谭某都是再婚——李彦之前结过一次婚，谭某已经是第四次婚姻。据我们了解，他之前每次离婚都是因为家暴老婆。这次婚后没多久，谭某就开始打李彦，扇耳光，用烟头烫她，按住她的头往墙上撞，在她做完刮宫手术当晚还要强行发生关系。

李彦尝试过自救。她和家人一起，找派出所、社区和当地妇联求助，但事情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没人帮她。她也提出过离婚，俩人拟了离婚协议，但因为谭某的车是李彦花钱买的，他没钱偿还，协议也就一直没签。

2010年的一个凌晨，谭某喝醉后，拿起气枪要打李彦。争执过程中，李彦拿起火药枪管砸向丈夫的后脑勺，后者被砸晕。李彦担心谭某醒来后对自己施暴，干脆将他砸死，之后分了尸，将尸块分装在塑料袋，沿隐蔽路段进行抛撒。

2011年，当地中级法院判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二审也维持了原判。李彦的弟弟找到千千所求助，我和建梅决定一起为李彦辩护。

当时案子正处于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也正好是《反家庭暴力法》酝酿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包括媒体都在为李彦发声。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复核没有通过，被发回二审法院重审。

徐维华在工作中。

2014年11月，二审重新开庭。在举证质证环节，我请求给李彦出示被家暴的受害部位证据的机会，审判长同意了。

我跟李彦说，请举起你的左手，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

李彦左手中指缺了一个指节。她举着这只有断指的手，在法庭上陈述说，自己当时从朋友处得知谭某在外面与小三相会，就去了现场抓人。回家后，谭某问她，刚刚是用哪只手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谭某继续追问，是哪根手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谭某拿起菜刀砍了下去，“啪”地砍掉了一个指节。

在此之前，因为要面子，李彦对外都说是自己切肉时不小心砍断的。但这次面对的是生死问题，她陈述了事实。我记得我当时在庭上说，请大家以生活经验来判断，我们都做饭，切再大的骨头，都不会切到中指吧？谭某在婚姻中做了不忠的事情后，还对妻子进行暴力伤害，这多么残忍。李彦已经在努力自救了，但凡过得下去，她都不会做出杀人的事。可惜命运没有给她机会，但我们不能不救她。

当时庭上有很多男方的亲友，一直在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们。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法庭的情况在这之后得到了扭转，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李彦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首先跪向公婆，承认犯了罪，为自己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表达了忏悔；之后她面向法官，陈述自己因为家暴求助和投诉了好多次，也提出过离婚，但都没有机会保护自己，以至于酿成悲剧。她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者。

我最后说，很遗憾以李彦的手杀了死者，但他（谭某）本人在整件事情中，也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女性要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能有什么办法？

2015年2月，李彦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之后，李彦还通过律师以自己的案件为例，向人大提出了修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建议。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了，201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李彦，和她的家人也渐渐断了联系。2020年左右，她弟弟突然来电，告诉我李彦减刑了。只要她继续努力，多争取几次减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重获自由。

这样的结果，在30年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争取不来的。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

我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社会提倡的风气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从我出生、成长，到改革开放以前，“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接受度是很高的。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公安机关。过了半年的实习期后，大家不论男女，工资都一样，我拿36块，他们也是36块。在各方面的培训、提拔上，也都以个人表现作为依据。之后我去高校、妇联，乃至基层工作，单位领导给与了肯定，认为工作任务完成得比较有成效，也因此获得组织上的肯定。

在我所在环境中，或者说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觉得男女有多大区别。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女性跟男性享有同等权利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在杭州大学任教期间，会作为法律顾问参与办理一些刑事案件。我参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为一位女性被告人所做的辩护。她因为长期被人污蔑、侮辱、贬损，在忍无可忍、应激反应抑制不了的情况下，杀死了对方。

当时我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觉得这个女性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我作为她的辩护人，必须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证据为基础之上而提出的辩护。该案件最终没有轻判，但为作为被告人的妇女争得了生的希望。

徐维华在加拿大交流反家暴合作项目。

后来到了全国妇联，我一直秉持着这个朴素的观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是我的工作。

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去基层调研，才发现在“男女平等”口号之下，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事实，比如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在当时很猖狂，比如很多人有钱之后开始搞婚外情、婚内虐待、打骂老婆。由于那个年代倡导的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有的人为达到离婚再娶再生男孩的目的等种种情况，出现了不少换老婆的现象。社会治安方面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等事件。

我认为当时出现的那些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提高女性参政的比例。这是为了提升女性的权利意识，旨在推动全社会对女性相关事务的重视关注，也促进女性的参与程度。

我们的理想当然是不断提高女性参政议政的比例，但这个比例现实中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和我们期盼的还有差距。

从体制内出来后，我对女性权益问题有了更具体的感受。2010年前后，千千所接到了大量有关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的案件，同样处于管理岗位或者专业技术岗，依照法律规定，具有副处以上、副研究员以上职级、职称的人，可以享受60周岁退休的待遇。

但现实中女性被以各种理由在55岁退休的情况时有发生。毫无疑问，这就是男女不平等现象的突出表现。

这类案件我们当时接触了很多，但维权的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她们去提起行政诉讼，大部分屡诉屡败。我们还代理过一批浙江省退休女性的诉讼案件，最后也败诉了。

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以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的名义，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寄了材料，得到了他的重视。浙江省迅速专门派了人来北大汇报，给出了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解决女性退休问题做得很好的特例，其他地方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也很难解决。

近些年，我们接到不少有关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的案子，这是农村已婚女性或者离婚女性面临的困境——村集体分给每户成员的宅基地，通常会分给家里的每个孩子，但村规民约认为，嫁出去的女性就是本村的外人，默认她们没有土地。而当出嫁女离婚、丧偶后，这个困境更加突出，她们早已失去了老家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以村民自治为名，不受制约地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也是国内目前基层治理中一种难以对抗的现象。现在想起来湖北一个村子的案例，我都觉得荒唐。

那个村里，很多出嫁女的土地被剥夺。她们层层往上反映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们帮她们立了案，同时也找不少基层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着这件事能在行政范围内解决是我们的愿望。我记得光是村委会主任，我们就找了好几趟。

那个村主任原本是个杀猪专业户，后来成为村委会主任。他在与我们的对话过程中说，他去找了省里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请教他们，都认为不能给出嫁女分配土地补偿费、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宅基地申请更得不到批准。我们与他反复说理、沟通。对方甚至说，你们向上反映、去投诉，我们可以组织村民公投，反正村里的男性成员跟出嫁女比起来，还是多数，（给她们征地补偿款、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是通不过的。

最终我们协商、协调未成。这类案子诉讼也大多都败诉，真的很荒唐。我始终觉得，虽然失去土地补偿款的出嫁女在农村属于少数，但她们的权益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她们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

徐维华仍然奔波于一线。

距离1995年世妇会过去30年了，国内妇女权益问题发展其实有不少进步的地方。比如大家不再担心“家丑不可外扬”，越来越多人清晰认识到家丑并不是你的原罪，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正因如此，我们接触到的以暴制暴的杀夫案也确实变少了。

随着法制教育的普及，大家都在学着对这种行为说“不”，这是女性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性别问题也在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近几年在舆论场比较突出的职场、高校性骚扰/性侵、看不见的精神暴力、精神控制等问题，我们也接到了许多求助。这些基于权力关系的侵害和暴力更隐形，更不易察觉，而且一旦造成伤害，很难取证。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推动，我们的政府部门、妇联和教育机构也应该更好地教会女性如何保护自己。

我倒是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人认知觉悟越来越高，社会上发生的有关家庭暴力、虐待弱者的事件，新一代的女孩们总会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努力施以援手。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这些年轻人。

我现在76岁了，只要我的思维能力还能适应，只要不被人反感，只要她们还需要，我就还会继续做。毕竟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这个话题前几年就想写来着，只是那时候过了35岁，本身不具备报考资格，写出来难免要被人嘲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好在我还没过38岁，现在又有报考资格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写一写我坚决不考公务员的理由。

第一，我这人对“铁饭碗”过敏

上大学期间，我曾认真考虑过要不要考公务员的问题，为了实际了解公务员的工作状态，我还在上海市某处室实习过一个学期，之后就明确了将来不考公务员的观念。

大多数人提到公务员铁饭碗的时候，都以为这铁饭碗是端在手上的，这没错，但并不完整。

公务员的确有端在手上的铁饭碗，只要不违法犯罪，不犯重大错误，这铁饭碗可以稳稳当当地端到咽气入土之后。是的，不仅能管退休，死后还能领取丧葬费和相当于40个月基本养老金的一次性抚恤金。

但作为代价，这个“铁饭碗”也是扣在公务员身上，隔绝其个性化发展的无边铁幕。要保住这个铁饭碗，就必须和数百万端同款铁饭碗的人在个性层面保持大体一致，要收敛起来，不能一枝独秀，也不能旁逸斜出。

不只是公务员，其他带有铁饭碗属性的事业单位、央国企、教师编等体制内岗位，都会有类似的代价。

当然，有人不觉得这是代价，反而甘之如饴，也有人明知有这个代价，但愿意以此交换一个稳定的预期，这都无可厚非，也无所谓高低。

只是我个人对铁饭碗过敏，那也是没有办法。

第二，公务员的收入和发展都是有上限的

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较来说，公务员岗位，哪怕是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收入那都是相当不错的，要是再加上退休待遇与身后待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了。

但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个评估，每个人对人生财富创造量的期望也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凭自己的能力这辈子总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就很满足了，那做公务员的确是个稳妥且优质的选择。

只是刚好我的期望不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应该还是可以比社会平均水平或中位数水平稍微多赚一些的，相应的，我也期望自己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要稍微多一些。

我知道有人会说灰色收入的问题，只是我这人既没有心思也没有胆量去做那些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事情，那考公后的合法收入也就完全可以估算出来一个有限数值。

再说发展，我家几代人都没有一个公务员，没有谁能在体制内给我一些指点或者提携，我估计就算是能考进去，发展空间也会相当有限。

相比一个收入和发展明确可预期但上限也很明显的职业方向，我还是更愿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预期不明朗，但还是有机会合法地挣到更多钱。

所以从理性层面考虑，做公务员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个划算的职业选项。

第三，我不喜欢职级分明被动听令的氛围

我这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想法主见还挺多……

很自然地，我从小就没那么“听话”。倒也不是说非要闯祸捣蛋，我从小学到大学应该都算是“好学生”来着，只是更多时候喜欢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来达成好的结果，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新鲜的方式来达成固定的目标：

我承诺把这事做好，我也有把握做好，但你别规定我用什么方法和路径来做。

后来毕业了做记者，报社里的氛围也一直都比较宽松自由，不管是选题方向还是出差安排，都可以和部门领导、报社领导商量，甚至理论，报社也鼓励记者有自己的风格。

职业生涯前几年做记者，我极少有被强制命令的时候，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自己安排，发挥自身创造性，可能也是因此被“惯坏了，养刁了”。

如果进入公务员序列，就我这“不爱听命令”的坏习惯只怕真的活不过两集……

所以总的来说，我决定不考公务员完全是基于对自身客观条件与主观理念的了解，认为这个职业方向不适合我。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公务员，而且很想要那样的生活状态，我也会衷心祝福你得偿所愿。

并且作为纳税人努力监督你。

理论水平可提名诺贝尔五毛奖

刚刚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北川进，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铭——“无用之用”。

按照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得了诺贝尔奖，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单位”也跟着面上有光。拉横幅、发喜报、搞各种研讨会，都是标配动作。不过北川进所在的京都大学，这个近年来日本的“诺奖摇篮”，表现相当淡定，官网仅仅发布了北川进获奖简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至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坂口志文，虽然当年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但也是京都大学的正牌校友，可京都大学并未有任何提及，更不会满校园挂“本校校友获诺贝尔奖”的大红横幅，绝无“硬蹭”之举。

中国人推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反差感，将“天下知”视为回报，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欢京都大学这种获奖后的淡定与获奖前的寂寞所呈现的一致感。

中国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苦难哲学，很多时候哪怕稍微想往正常人那里靠一靠，都立马会有老人站出来说你瞎讲究，然后来一句“一看就是没吃过苦”。他们会为所有野蛮、鸡贼、计较、贪婪和走火入魔式节俭套上一层神圣外衣，那就是“我吃过苦所以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人只会在苦难中沉沦，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实现逆袭，但这并不妨碍苦难哲学对“苦难成就了我”的夸大。这种愚蠢思维其实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化叙事里，“有用”才是关键，他们粉饰苦难，是为了给苦难找到“用途”。虽然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用，反而伤害人的心智，造成各种不可逆的伤害，但少数成功者的“逆袭”仍然会被包装，就像传统故事里的穷书生中状元又抱得美人归那样。

不仅仅是苦难，生活中的一切东西与际遇，都会以“有用”和“无用”来划分。中国孩子从小就处于“远离无用”的状态：画画有什么用？你以后又不当画家；看小说有什么用？都是胡编乱造会让你学坏；打篮球有什么用？有那时间你怎么不去做题；音乐有什么用，难道以后街头卖唱吗？至于玩积木玩沙子看卡通片，那更是纯属浪费时间。

这种功利心态不仅仅体现于学生时代，更贯穿了许多人的人生。若是一件事与升官发财、考大学考公务员找好工作无关，就会被划入“无用”之列。

结果许多人就陷入无趣的悲催人生。甭管开心还是不开心，想找个乐器释放下情绪，结果发现自己啥也不会，出门见到风景也没法提笔来个素描，读书读了十几年，课外书没读过几本。由此衍生的审美缺失，更是让许多人连装修个房子、出门搭配个衣服都难看得要命。

很多人总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用功利心态去面对孩子眼前的教育，过分强调“有用”，你的孩子就已经失去了未来。

北川进研究了数十年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曾因“无明确用途”而遭冷遇，但正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和京都大学的包容，让他坚持到了今天。京都大学以“自由学风”为校训，强调学习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没有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之类的硬性指标考核，不刻意强调应用转化等短期成果，而是坚持长效考评，鼓励研究者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周期探索基础课题。

而在东京大学，据说研究人员可以十年不发表论文，但必须定期提交“失败报告”。资料显示，价格极其昂贵的超导磁体等设备，在东京大学可24小时预约，论文署名强制分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包容机制下，梶田隆章用十几年时间验证中微子振荡理论，大隅良典专注酵母细胞自噬现象二十年。真正的原始创新，无法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模式生产，它需要的是“耐心资本”。

更可贵的是，不少日本媒体还泼起冷水，批评现行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认为诺奖获得者多半成长于当年经济高速发展期，而科研经费的缩减、基础教育的薄弱，会导致日本科研后继无人。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多年来也一直尖锐批评东亚教育体系，称之为“浪费时间”，认为年轻人被束缚于过分功利的应试体系中，严重破坏心智，也会带来黯淡未来。相比之下，中国年轻学者普遍面临的是“35岁焦虑”，还有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的漠视。

还有不少人会自以为理性客观，来个“凡事都要两面看”，认同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认为普通人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普通人不搞科学不搞艺术不搞文学，就应该一心想着赚钱或者往上爬。毕竟，那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赚快钱”，这些都是许多人的生存准则，也是评价标准。如果你二十来岁、工作几年，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研究摄影或是咖啡，或者在排话剧，对方跟你客套的同时，心里就会把你归于“不务正业”的行列，如果你说自己已经提拔了副科正科，对方立刻肃然起敬，说你前途大大的好，是个做正经事的人。前几年有个拿山东开涮的段子（其实不仅仅山东，全国各地都一样），说老人家对“有出息”的定义，就是在体制内“正经单位”里上班，开个帕萨特，车尾箱有鲁花牌花生油，必须得是单位发的，早早成家立业，妻子是中小学教师，生了儿子，儿子还能通过单位指标入读重点小学或初中。

其实，无论是伯克利这种诺奖层出不穷的研究型大学，还是近年来成为诺奖摇篮的京都大学，都并非只有学者才有“慢”的资格，普通学生也一样，这就是他们身处的教育氛围。京都大学在东亚文化仍有强大根基的日本算是个例外，但伯克利在欧美世界却属于常态。也不仅仅是大学如此，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读过大学的普通人，也可以毫无功利心地慢下来，潜心于一件事。比如沉迷于木工，不为赚钱，只为给自己的家添置一件亲手做的家具，或是坚持摄影，不为商业用途，只为给自己留下永恒记忆……

中国社会的功利思维有深刻的社会基因，社会评价体系极度单一化，“成功”被狭隘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多元价值失去生存空间。

家庭早已成为社会功利思维的第一道传送带。常挂在中国家长嘴边的“这个没用”，意味着对“有用”的狭隘定义。在大多数家长眼中，“有用”等同于“对升学有用”、“对找工作有用”、“对赚钱有用”。绘画、音乐、哲学思考，除非能转化为证书、加分或直接的经济回报，否则便是“无用之事”。也因为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阶级坠落风险，容错空间极小，规避风险成为许多人奉行的第一原则，所以考公考编这种“主流”选择才会被认为靠谱成熟的路子，即使是做基础科研，也会被视为不稳定。

其实，所谓有用无用，本质是长期与短期之别。人们太执着于“立竿见影”，却很少想过漫长人生里到底需要些什么。有些“有用”的知识，仅仅有用于一时，而人文与艺术，却是当你需要时已无法弥补的东西。也正因此，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最后以我一条朋友圈作结——

无论伯克利还是京都大学，其实都是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路子，不是为了诺奖，也不只是研究者，即使是普通学生，也在这个氛围里成长，潜心静气，尊重知识，不急功近利。中国人鼓励的是“争”，是立竿见影，一样东西不能马上赚钱，不能帮助升学，不能帮助考公考编，不能满足高楼大厦的“气派”，立马就被归为“无用”。所以课外书没有用，哲学没有用（凡事有好有不好的极端伪辩证法是唯一例外），艺术没有用，文化没有用，历史建筑没有用，城市记忆没有用……他们活得就像猪圈里的猪，只知道猪食有用，其他不能填饱肚子的都没有用。如果指出他们的短视和愚昧，他们就会说“猪圈里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跟大家一样，怎么在猪圈里继续生活呢？”他们不知道，猪圈正是少数人所制造，希望的就是猪只知道填饱肚子，没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审美没有对文明的尊重，养肥了就拎两头出来杀了吃。

“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后台资料马上就破万了，热度有一点超乎想像。我们才意识到，它在女性群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议题。”2024年12月9日，《水瓶纪元》在微信公众号刊出的报导〈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关注及报导“海棠事件”的中文媒体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是提供各类文学创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间情谊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国安徽省绩溪县逮捕人不在其管辖区的网络作者，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水瓶纪元》编辑弹弹认为，这是首次发生大规模“远洋捕捞”海棠作者情况，整体氛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所以报导的媒体不多。另一家有报导此事的媒体是搜狐新闻的极昼工作室。“远洋捕捞”在网络用语的意思，是指一地的执法机关到不属其执法辖区的地方抓人，此举的正当性备受质疑和批评。

《水瓶纪元》报导上线后，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删文，这期间已有许多人转发，甚至帮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转发者告诉弹弹，那则贴文的浏览量破了百万。

撰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传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时，就关注此案，但迟迟没敢跟经常合作的单位报题，“我主要跟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合作，但感觉她们不会通过这个选题，所以一开始先关注著，没有报题。”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纪元》在找记者合作海棠报导，她主动联系她们，才著手报导。

作者拒绝采访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联系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复，转而尝试联系海棠读者。受访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读者身份接受采访，有所信任后，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访，也帮忙询问其他受访者、提供相关资料。报导揭露判决书上的证人，与中国安徽省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这一线索就是来自小竹。“我不确定是她本人查出来，还是圈子里有人查出来，在要发稿的那一周，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们对记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开始没有给我（判决书），或者说她们有想公开的时机。”

紫雨林在报导中揭露海棠涉事作者的判决书。（翻摄自《水瓶纪元》）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访者，一开始是犹豫受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记者来联系，却没有下文。她们以共享文件方式进行笔访，紫雨林表示：“我把问题都列进去，但等了一周，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以为她要放我鸽子。”结果是晨晨每一题都思考许久，回答详细，甚至从上千张照片里，挑选相关材料，提供给紫雨林。

“为什么能说服到她们两位受访，跟她们对于媒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她们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纪录。”紫雨林说。

小竹协助联系的作者拒绝采访的理由，除了因为这些作者年纪都很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倾向保守以对，也因面对高额罚金的经济压力，有些人期待会给予受访费用，紫雨林表示：“一开始我有点生气，我冒风险做报导，为什么还要倒贴钱呢？”

“但平静下来后，我感觉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看这件事，记者是用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说：“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报导，尽可能整合资讯、披露资讯，然后引起舆论的关注。”

报导刊出后，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访时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资讯，她事前并没有告知她们，“她怕说了，那些作者不会让她说。她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公开。”幸好，相关作者读到报导后，没有不悦或不安，反倒肯定报导撰写的立场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为我这篇报导相对中立，或者说那些作者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也看到报导出来，她们没有受到危险，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会给打赏之类的，有改变她们的处境。可能也让她们对媒体的认知有改变吧，觉得是可以帮到她们。”

紫雨林为《水瓶纪元》写的报导发挥了作用，后续也有越来越多作者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她一再强调，能促成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结，包括被删文的时间差和多人转发，“如果报导一出来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再说话了。它没这么快被打掉，还有很多大V转发。”

公开发声才能保护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临第二次抓捕情况，这次是甘肃省兰州市警方进行远洋捕捞，到了6月，此话题已在微博热议，多位律师在社群平台公开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独立媒体《WOMEN我们》随即也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并在文中补充强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惧怕发声，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正常的事，因为公众对发生了什么有知情权。不要惧怕发声，媒体的关注会引发大众关注受害者的境遇，减少污名化的伤害，大概率可以让公权力更谨慎的对待案件。当然，在接受采访时也要保护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护隐私信息等。你可以选择专业的媒体接受采访，通过搜索记者和媒体的过往报导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承认信息权是我们平台的基本价值观。”《WOMEN我们》编辑于长夜向《田间》说明决定发布手册的主要原因。他说，在2015年之前，接受采访仍是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公开”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如今许多人不这么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吓，那并不是民众或媒体的问题，但“不说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WOMEN我们》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翻摄自《WOMEN我们》）

国中（初中）时期就接触耽美文化，这次为《水瓶纪元》报导第二波抓捕的记者甄无羽解释，随著案件开始进入庭审，作者们意识警方审讯所承诺的“不会有事”出现变化，处境越来越不乐观，于是纷纷“发帖”自述处境，希望社会舆论能影响大众正确看待事件，包括律师、学者、读者和一般大众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针对其中的法律、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知识科普和讨论。许多律师也纷纷行动，援助作者，这正是此次报导的转机所在。

台湾成不能报导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发生时，甄无羽便在微博私讯作者，想报导她们的处境，“但当时我还在机构（媒体）内，尺度不太允许，我报（题）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无羽当时的主编对于耽美作者案件并不陌生，但她立刻识别到这题的敏感点在于，海棠文学城的伺服器设在“台湾”。

另一位参与报导的记者岛眉淡也曾向任职媒体的主管报题，“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么。”由于伺服器在台湾，主管直接误解那是一个有关政治的网站，“当时我跟他解释，里头是女读者看的小黄文，他说‘肯定不是’。”主管认为过于敏感拒绝岛眉淡的报题。

“兰州这次，《财新》和《南方都市报》也都有发，但报导角度把它当成个案去报导，尽可能规避一些东西。比方说，海棠是台湾网站这点，只当作背景资料补充，不与案件连结一起。”甄无羽认为，目前的海棠报导，不管出自于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探讨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有关海棠的伺服器架设在台湾的说法，这点难以查证，但《田间》试著确认该网站与台湾龙马文化公司的关系，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运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网站历史，发现该网站于2014年8月成立时，名称为“龙马文化线上文学城”，联络电话与龙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纪录显示，该网站已改名为“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连网络书店名称也是从原本的龙马文化改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网站上公布的会员规章及隐私权规范中，最后一条明文：“因约定条款所发生之诉讼，以台湾云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龙马文化公司登记的地址同样在云林。

“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母公司为设址在台湾云林的龙马文化公司。（简恒宇摄）

《田间》曾致电龙马文化公司，当时无人接听。9月21日，《田间》团队前去云林，不只找到该公司门牌，再次拨打电话时，意外地有人接听。对方表示是龙马文化公司，并称已没再出版书籍，现在小说内容只能线上付费看；当被问到要在哪个平台看时，对方沉默数秒，没有明确回答；追问是否可在海棠看时，对方给予肯定答复，也确定该公司还在运作，随即结束通话。

不过《田间》当时仅确认了海棠为龙马文化公司营运，没有机会进一步询问海棠抓捕事件的相关问题。另外，龙马文化公司曾于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绝对侵占》。天一是中国耽美小说作家，当时因印制作品贩售，被安徽芜湖县警方依“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后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坐牢十年

对当事人影响是首要考量

甄无羽强调，难以通过报题，除了因为涉及“台湾”，也与海棠文学城涉及性别议题有关，她直言，2020年以前，报导耽美事件是可以见光的，“天一案当时有一批市场化媒体报导，整个社会是可以讨论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虽然没天一案广泛，但判决资料是公开的，家人愿意公开（采访）的意愿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国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经营罪”被捕，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国多个大学LGBTQ+社团的社群帐号遭到删文、停用，甄无羽直言：“我认为这件事是分水岭，不只是耽美，LGBTQ+议题都被禁止了，完全变成敏感词。”

据传也有其他同业想报导海棠，但所待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报导和刊出。不过，第二波抓捕，确实有更多家中国媒体报导，包括已被删文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及《财新》、《南方周末》等等。只是在报导角度上都必须取舍，著重讨论其中的司法问题、量刑计算方式，避免碰触警方执法缺失，“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不按照那个角度，可能稿子都发不出来。”

相较之下，具有独立性的《水瓶纪元》，一直企图扩大这些较为敏感议题的报导空间。“我们的定位是尽可能弥补，在审查制度之下深度报导的空缺。”弹弹说，编辑室内部没有任何（自我）审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来”，但因应大环境的审查压力，会调整发稿策略。

2025年6月底《水瓶纪元》刊出第二篇海棠报导。（翻摄自《水瓶纪元》）

像是《水瓶纪元》的第二篇海棠报导，选择不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国媒体都已发稿一段时间，可以明显感觉来自官方监控的压力逐渐升高。岛眉淡说，她可以理解《水瓶纪元》的做法，“毕竟公众号是非常宝贵的平台，现在炸一个少一个。”

就算没有自我审查，在中国做这类报导，记者身心仍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甄无羽说：“我们不能像外媒那样，得到什么资讯，都可以全部写进去，我们也很想从专业主义去做（新闻），质疑政府、质疑公权力，但在中国就是不行。这样牺牲的会是采访对象，甚至我们自己。”

在采访撰稿过程中，甄无羽与岛眉淡会随时沟通确认，曝光内容可能对判决结果，以及涉事作者、读者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任何资讯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影响到具体的人，这是最为首先考量的。”甄无羽强调。

“最难处理的是审讯过程。”甄无羽直言，写这篇稿是很折磨、纠结的过程，采访到多位涉事作者、读者在被审讯时，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细节，但若详细写出，可能波及到采访对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顶著来自警方警告的压力，仍坚持受访。

“在日常新闻报导中，媒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采访对象的个人利益经常有冲突，但在做敏感议题报导时很特殊，它有点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战斗，一起想怎么保护好自己。”

记者两难：想声援却有风险

不管是紫雨林还是甄无羽，在报导刊出后，都曾痛苦过一段时间，夹杂失落、恐惧和自我怀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写下约访不到受访者的挫折，认为作者们可以更积极为自己辩护，贴文却遭到网友批评不理解海棠作者的处境，说她是一位不专业的记者。与网友来来回回地争辩，让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时间刻意不去触碰相关消息。

而看著受访者们还有同业所遭遇的压力，甄无羽说自己总会有股愧疚感，“自己报导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除了公共价值，能给具体的人又带来什么？”但另一头，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抓被审问的对象。

“你没办法去判断声援当事人，要声援到什么程度。你不发声，可能没有好结果，发声规模太大，让事件升级，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局面。”“它若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公共讨论，作为记者会感到失落，但又也有点庆幸，这样能安全。”这类矛盾无解的思绪，把记者拉进抑郁无力的深渊。甄无羽叹：“每做完这种题目，会有耗光力气的感觉。”

岛眉淡早些跳脱了这种消极抑郁的创伤黑洞。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发生造成38人死亡的冲撞事件，岛眉淡听同事转述，有200多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到达现场，“当时现场有非常多媒体，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没见到。”直到隔天，《水瓶纪元》终于发出了报导⸺中国新闻环境的高度紧缩，对照新闻媒体追求报导真实的奋不顾身⸺在那一刻岛眉淡心中也有所体悟：“我不能够再陷入无力之中，做点什么，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后，她开始与《水瓶纪元》的合作。

《水瓶纪元》合作作者全是身处中国的撰稿者，他们在一再被噤声的环境里头，努力寻找管道，持续纪录和报导，“偶尔会感慨这种个体的坚持，很难形成特别强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岛眉淡说。

甄无羽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惧无力，得出一种经验，她说，隐隐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信念。“我始终觉得我在做专业的事情，做记者该做的事情，写出事实。如果要为事实承担代价，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担，但在做报导的当下，我就是要把稿子发出去，不想这以外的事情。”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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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可以得诺贝尔审查奖

9月18日，电影《731》上映。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东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这里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并大肆抓捕苏联人、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姜武饰演的小贩和其他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特设监狱”。

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有观众质疑影片中情节与细节背离真实历史，比如囚犯居住的牢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墙面贴有瓷砖、有干净的水和马桶、饮食是鸡蛋和苹果。在叙事上，也有观众认为姜武饰演的小贩带领众人越狱的情节过于“主角光环”，显得失真。

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今年5月，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南香红对细菌战有长达23年的记录，这本书中，她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南香红写道：“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我们访谈了南香红，从电影《731》的争议聊起，核实了电影呈现的一些事实，也从细菌工厂谈到了细菌战。以下内容根据访谈和《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整理而成：

“圆木”们**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编号731属于关东军序列内“防疫给水”的部队编号，但731部队实际上是细菌战研究中心之一。

在731部队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被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被视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耗材，以根计算。

一根“圆木”在731部队制造死亡的工厂流水线上流转，各部按照各自的实验目的进行注射、切割，要被多次使用，做各种各样的活体实验。

“圆木”大多是从哈尔滨弄来的。被关在731细菌工厂的7号、8号楼。这里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容纳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汉族中国人、苏联俘虏、蒙古族人、朝鲜族人、被指控间谍或各种罪状的各民族的欧洲人。他们被“特别移送”到死亡工厂，来到这里的人大致分为几类：犯有间谍嫌疑罪的人、中国游击队员、抗日分子。

电影《731》中，多次出现受害者食用苹果、鸡蛋的画面。这一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有历史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医生们会为“圆木”治疗身上被宪兵拷问时留下的伤疤，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也比日本本土一般家庭好得多，同时还得防止他们因为食物太好造成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

被“精心照料”的背后，是残酷的科学理由——确保“圆木”在接受实验前处于一个标准、健康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取所测试病原体效果的准确数据。

“这些临时客人得到的待遇，正如那些神户牛的饲主，为产出鲜嫩的牛肉以不负神户牛的名声，而对牛毫不吝啬地倾注爱护。一个技术人员回忆，1945年春日本军已节节溃败，一般国民只能吃野菜和糠，而圆木的食谱却是：早晚都是白米饭，只有午饭里混些少量杂大豆……副食也充分保证营养，每天都有猪肉，不时地变换花样。”谢尔顿·H·哈里斯写道。

每个“圆木”都会被编号。号码从101开始到1500号。一旦满1500号后，接下来再从101号开始。实验材料不断补充进来，“圆木”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循环。

由于这种编号制度，调查者很难确定在整个平房作为实验材料被杀害的“圆木”的准确数字。一个权威的估算是至少3000名。

“石井疯子”和他领导的731部队

电影《731》的第一个时间坐标是1945年2月。电影中，731部队的创立者和指挥官石井四郎说：“用科学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吧。所谓的《日内瓦公约》不过是狂热分子的一纸诗文。如今，除了打一场细菌战，帝国恐将毫无希望。就让它们（鼠疫菌跳蚤）从帝国痛失的焦土上启航。”

石井四郎渴望用细菌战拯救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的失败。他提到《日内瓦公约》，是因为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尽管该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它并未禁止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储存。石井四郎利用了法律局限。20世纪初叶，日本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石井四郎，他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

1941年获少将军衔的石井四郎

电影《731》开头，石井四郎先展示了他的“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当众向滤水器里撒尿，并喝了尿净化出的水。

这一荒诞的情节被日本军人的回忆证实。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中，石井四郎被称为“石井疯子”。据说，天皇曾两次观看石井的示范。石井在一个滤水机中撒尿，然后把过滤后的混合物呈给天皇饮用，天皇拒绝了，但是石井很高兴地把由尿变成的水一饮而尽。

石井研究的滤水器，是一种能为作战部队即时提供过滤净水的装置，以免前线部队受到霍乱、痢疾侵扰。没人会对部队提供可饮用水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防疫给水部”，成了石井理想的保护伞。

石井四郎坚信，细菌战是能为资源匮乏的日本赢得战争胜利的“决胜武器”。他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成立了18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这支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推向战争运用。

最终，石井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通称的731部队。平房离哈尔滨南部不到24公里，是个由至少6个村庄组成的大集聚地。1939年，平房设施完成时，基地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匹敌。

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物，包括研究室、宿舍、解剖房、实验动物小屋、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关押实验用活人的特殊监狱，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甚至还有游泳池等娱乐设施。

为确保绝对保密，平房领空不允许飞过飞机。通过平房的列车规定必须用窗帘将所有乘客的窗户都盖住，并且必须要在平房站的前一站就拉上窗帘。若有乘客出于好奇心，透过窗帘的空隙偷看，立即会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投入监狱。

在731细菌工厂里，石井为日本人居住者盖了一座城中之城，包括22栋最新式的宿舍，有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还配备图书馆和酒吧、游泳池、花园、酒馆、饭店、保存鱼和蔬菜的仓库、运动场等。一所混合学校，为职工和军人的子女提供传统的日本式教育。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

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进入过731细菌工厂的当事人回忆：10月的满洲已经相当寒冷，气温的急剧下降使他冻得发抖。但是在新建的会议室内，暖气适中，脱掉外套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空气中飘着石头和油漆的清香，桌子排成了马蹄形，房间里未加装饰，一只四角形的花台上菊花盛开着。”

在平房所建的150多栋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圆木”的7号楼和8号楼。这个牢房在本就精心防卫的基地中被更严密地看守，中国人不准走近这两座楼房，就算是日本人，没有被派遣到7号楼和8号楼执行任务也不允许进入。为了保证监狱秘密不泄露，石井委任他的哥哥为典狱长。

731部队分为8个部门。4个部门被冠以数字，另外4个则没有被标上数字——这也是石井为向外部隐瞒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策略。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那些被认为对细菌战有用的病原菌。 这些病原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破伤风，他们也研究结核和有关冻伤。同时，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押“圆木”的监狱。

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可能性开发和测试。

第三部被称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正规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

第四部是部队的制造部，主要管理、运用大量生产病原菌的设备进行操作。这个部同时还负责储存和保养731部队随时制造出来的巨量的细菌。

还有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教育培训。部队队员定期从日本本土调防到平房或各研究支队，在这里受训的医学学生大多才十五六岁。

731少年队

与石井四郎一同来到731细菌工厂的，还有一些少年班的少年。他们来自日本国内，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是731部队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少年们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

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是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他是家里的长子，本可以继续做农民在家乡种地。但当时战争气氛浓郁，经济不景气，对日本青年来说，“中国满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去那里是冒险、开拓，有可能失败，但很大概率成功。日本政府的宣传册上，也写着“中国满洲是移民的乐土”。

出发时，筱冢只有15岁。他领到了自己的制服：上等羊毛面料的土黄色西装和同色的领带，长筒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些东西是农家子弟平时见不到的。1939年5月，他抵达哈尔滨。进入这幢被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群时，筱冢良雄全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崭新、漂亮、宽敞······有抽水马桶和中央集中供暖，水龙头能放出热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细菌战也一跃成了日本的国家战争谋略。筱冢良雄正好赶上了日本细菌战突飞猛进的“大开发”时期。

少年队的队员每天早晨6点被起床号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个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出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有痢疾课、伤寒课、霍乱课、毒物课。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而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

下午是实习时间，少年们被分派到研究室，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学习处理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之所以处理活菌，是因为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会下降。而处理活菌则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学员会更加精神集中。

1941年，筱冢接触到731部队的核心部门——细菌培养课。他做得最多的事，是进行鼠疫毒力实验：“用吸管液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

筱冢仍然记得：痢疾菌的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这是极其难把握的工作，一旦过度，就会把细菌吸到嘴里。

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

“自己的少年队队员感染了，也是要进行活体解剖的······”筱冢每每讲到这些，都痛苦得不断摇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说是不能浪费了材料，这和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啊！”

细菌战

731部队实验开发的最重磅的细菌武器，是鼠疫。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人类可以掌控鼠疫，使之成为细菌武器。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共识是，鼠疫菌从空中投下去会死亡，根本达不到传染疾病的目的。

731部队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功做到实战攻击的呢？答案是：感染鼠疫的跳蚤。

南香红在书中写道：让跳蚤感染鼠疫，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鼠疫菌与其他细菌一样，如果只从上空投下细菌，由于空气的压力、气温的变化，细菌很可能死亡，从而失去感染性。石井和他的科学家们转换思路，想到鼠疫跳蚤。

731部队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再散播这些跳蚤，让这些跳蚤叮咬人。跳蚤体型小、重量轻，从空中散播时，空气阻力会大大减缓它们的下落速度，从而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和高温的伤害。

鼠疫跳蚤是日军选出来的最有效果的细菌武器，观察跳蚤的跳跃能力是其中的一个实验

炭疽菌是另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平房的专家们反复测试了炭疽菌的散播方式。在5、6年的试验过程中，大约有2000枚炸弹被投到安达实验场的活人身上。受实验者被绑在十字形的柱子上，身体的重要部位被防护起来，以防被炸死。然后，装有炭疽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细菌会喷溅到他们身上。

经过2000次以上的活人实验、4000次以上的不同飞行高度飞机投弹或者静止爆炸实验后，证明炸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热量使病原体很难存活。石井发明了外壳是陶瓷的炸弹，陶瓷传热缓慢，细菌不会因为高温而死。

细菌武器研制好后，被投放到战场。《731》电影的切入点是 1945 年，但是细菌战远远不止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目前所知的大规模细菌战攻击从1940年开始。

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对浙江衢州进行攻击。同月，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一克重量的跳蚤放在掌心不过一撮，它们会有多少只？

答案是1700只。每克1700只，10克跳蚤约等于17000只。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被放逐出来，瞬间四散跳开，寻找它们吸血续命的对象，不管是鼠类还是人类。它们身上携带的鼠疫菌，靶向精准地在人间传播、流行。

1942年，美军杜立特空袭队轰炸日本本土后，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省境内的衢州机场等地迫降。日军为防止该机场被再次用于轰炸日本，发动了“浙赣作战”，旨在摧毁沿线铁路、机场等，制造无人区，使中国无法再次修复使用。

正面的浙赣作战枪炮对决，血肉撕杀，日军占领了衢州、丽水、江山等重要战略要地，对机场、铁路等战略物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正面战场外是秘密的细菌战，用空中撒播与地面直接散播相结合，在破坏后撤离时还往水井、河流、池塘中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痢疾菌。他们甚至将细菌注入特制的饼中，放在居民的餐桌上，诱使饥民捡食。这是导致疫情在平民中迅速爆发的关键手段。

一旦一个地区受到污染，鼠疫就会反复流行。浙江衢州从1940年受到鼠疫攻击后，鼠疫年年爆发，一直到1948年才止住。

真相的隐藏与揭露

1945年8月10日，石井四郎接收到来自参谋部长的命令：

“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31部队仓皇撤退。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了其在哈尔滨平房的核心设施，建筑全部由工兵爆破。他还下令处决了剩余的404个“圆木”实验对象。杀害的方式是用送气泵往房间里面输送毒瓦斯，密闭门窗。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大屠杀相比，731部队最后的屠杀更为残酷。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人活了下来，这里则无人生还。

同时，大部分书面档案、实验记录被焚毁。石井四郎下令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不能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知道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禁止成员间相互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井四郎并没有舍得把所有研究成果全部销毁，而是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带回国内，并成为和美国达成交易的重要筹码。

美国的掩盖让细菌战成为秘密。战后，美国在与盟国的共谋同意下，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进行了一场交易：后者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以此换取石井及全体731部队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日本则唯恐使用细菌战这一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施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后，细菌战成为了历史的黑洞。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与细菌战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获得了大量口供，并确认了开展人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的事实，但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加害国日本，一些日本人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开始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南香红梳理了其中非常关键的几个日本人：

森正孝，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教科书对侵华历史，特别是细菌战等内容进行了大量掩盖和粉饰。森正孝觉得自己的历史课没办法讲了，利用假期，他多次自费前往中国，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他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教师应有的职责。”

松井英介，一名医生。他与森正孝一同深入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

森村诚一，日本作家。1981年，森村对日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采访，结合从中国、美国搜集来的731部队相关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写出了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进行的非人道人体实验。该书在日本发行了约300万册，在日本社会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94年，森村诚一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一起组建“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讲述真实历史，在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举行公演，引发社会关注。

与此同时，90年代后，以王选女士为代表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

王选，1952年生人，如今已经73岁了。她生于上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在日本，她获硕士学位，精通日语、英语和中文。王选的家乡，是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曾在1942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1994年，王选回崇山村探亲。家乡的亲人们告诉她：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家乡的亲人请求王选，找到这两个日本人。

1995年8月3日，王选在订阅的一份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两个日本人的报道，他们正是历史教师森正孝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在电话联系时告诉他们：“我自愿加入你们的调查。”

由于王选的加入，中日两国的力量开始拧在一起。细菌战这个历史的黑洞，逐渐被大众所知。

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增至180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公开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最右为王选。

国内媒体大多把关注焦点放在王选或中国原告的身上。王选说，细菌战官司能打得起来，其实背后有一大批日本人，没有他们，官司不会一步步推动下去，细菌战事实不会得到确认。

诉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土屋公献。土屋公献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日本海军成员，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战后，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并当选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细菌战诉讼案之初，只有十几位律师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但当土屋公献出任律师团团长后，他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200多名律师，他们尽管政治立场各异，却都为了同一目标而团结一致：免费为180位中国原告提供法律援助。

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调查团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认。面对日本法庭的严谨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事实都不能有任何纰漏，这对整个律师团是巨大的考验。

土屋公献深知这场诉讼的意义。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他承诺：“要用毕生的精力，陪中国人把官司打到底！”

案件进入三审阶段时，土屋公献已身患癌症并接受了手术。为了不“动摇军心”，他要求律师团对中国原告，包括王选保密。诉讼进入二审后的一次开庭，王选发现，法庭上发言的土屋公献扶着桌子的手在颤抖。他用余光注意到王选在看他，手就不抖了，但一会又开始抖。开完庭后连续几个小时的游行、到政府抗议、会见记者，都是土屋公献为首；在中国原告的招待会上，也是他带头唱国际歌。王选后来发现，他的西装都显得空荡荡的。

最终，土屋公献陪同细菌战受害者走完了十年的诉讼之路。三审结束三年后，他离开了人世。

1997年，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前排右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土屋公献、椎野秀之、西村正

历时十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的40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最终在2007年5月9日被驳回。作出此判决的理由是：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以此断定在国家法上被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尽管败诉，但日本司法系统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早在2002年的一审判决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认定了细菌战是根据原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事实，承认中方原告所提出的至少在中国8处发生了1万人以上的死亡，同时指出细菌战“受害是极其悲惨和巨大的，原日本军的军国主义行为是非人道的”。这一认定，将侵略真相固化为法律事实。这段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打捞、还原、保存、记录。

结束午高峰外卖配送，骑手张天力把电动车停在一片被蓝色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外。

这里曾经是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进村时，张天力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

“拆迁”是城市化叙事里最诱人的章节，“拆二代”的标签和“煤老板”一样，成为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但在房价下行、监管滞后的现实中，这些看似被机遇选中的“幸运儿”，又迅速被时代抛下。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

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用8年等一个房子

“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力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从早上七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

包子铺前，老板把两笼肉包和一盒鸡蛋汤塞进塑料袋递给他。后者接过外卖，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将电动车开得飞快。

“不好意思，汤洒了点。” 敲开客户的门，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门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接过外卖，关上门。张天力赶紧钻进电梯，冲出单元门，跨上电动车，朝着下一个地址驶去。

“你见过哪个拆迁户像我这样？”张天力有些愤懑。这的确是他未曾想见的人生。

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的城中村，有着近千户人家、千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

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

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方米”。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也更加严重：一二线城市及其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

房价高涨时，很多人幻想着靠拆迁一夜暴富。

张天力因此坚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拆迁后的第一年，村民们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力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力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一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了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力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

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

在另一个城郊，赵戈的等待也看不到尽头。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都是100平米平价房。”赵戈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

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四个地块，目前只建成两个，另外两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戈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

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一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七八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卖四五千。有户人家卖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两年前，这两套能卖上百万。”

赵戈把我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

“听说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见到赵戈，都用这句话打着招呼，像是约好了似的。

赵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烫手的房本

从这个角度看，刘森是幸运的——至少他已经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

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张岚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拆二代”这个词，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是属于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

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便再无动静。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搬离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和张岚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们慌乱地将家当搬上电三轮、面包车和货拉拉时，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方米能换两套大户型，或是三套普通户型。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

北方某城中村。

“以后我们就是有钱人了。”张岚拍拍刘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一套是一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最终他们选择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那天晚上，刘森睡不着，和张岚趴在床上算账，“自己住一套，卖一套能得130多万，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够生活费了。”他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

所有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盖了两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器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会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楼建起来，从地基到封顶，每一层都像在搭他们的未来。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让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这是大产权，能自由买卖。”他把证书锁进抽屉，觉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还没暖热，就凉透了。

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儿挂了一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1.3万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万，现在1.3万都不好卖。”

刘森算了笔账：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两年少了50多万。他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

他想等，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万，三套房总价值只剩300万出头，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

越来越多的”拆二代“，成为“负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岚偶尔会抱怨，“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时会漏雨，父亲就用塑料布把屋顶盖起来。那时候日子苦，可踏实，知道只要好好种地、好好打工，就有饭吃。现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没了底气：不知道明天房价会不会再跌，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能卖出去、租出去。

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之前大家见面聊的都是怎么装修怎么理财，现在再碰面，只会唏嘘着，“早知道不盼着拆迁了”。

“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负二代’。”刘森自嘲。

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元，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方米，问他考不考虑。张岚也劝，“卖了吧，至少能拿回点儿钱。”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得越狠。

在卖与不卖两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

“蒸发”

对周磊来说，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

他曾是这群人里，最接近“拆二代”神话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之前的家位于城市北部，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的确切边界——它被写字楼和商品房紧紧裹住了。当年，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中村落脚，刚毕业的学生们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里，最多的时候，村里住着10万租客。

房子供不应求。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原有两三层房子的基础上，把违建加盖成十几层。

周磊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三层，悄悄加盖到十五层，每层120平米。没有电梯，租客们就踩着楼梯上上下下，脚步声从早到晚不停歇。

“那时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怀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迁公告贴满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补偿规则写得明白：3层以下拆1平米补1平米，3层以上拆6平米补1平米。周磊的父亲一算，15层的房子里，3层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层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补240平米，加起来总共600平米。

这意味着，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亲说。可周磊算了笔账，比起以前每年大几十万的房租，这点补偿相当于被人切了一大块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周磊或许真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几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个晚上，一场麻将局让一切都变了。

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买完饮料，蹲在超市门口看手机。那段时间，他终日无所事事，几乎每天蹲在路边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邻村的阿强。他跟周磊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这片拆迁村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牌解闷儿。

牌局设在一间出租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周磊原本没打算玩儿。可阿强凑过来说，都是自己人，输赢不大。又说其他人也都是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大家认识一下，以后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么变现。

那天晚上，周磊手气特别好，散局时，他赢了两万三千块现金。输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输了钱也不着急，笑嘻嘻地说“下次赢回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他开始盼着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来一个月，他像着了魔。每天准时跟着阿强去那间出租屋，窗帘依旧拉得严实，筹码越堆越高，从一开始的一把五百，变成一把五千，再到后来一把一万。他赢过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万现金，走在路上脚步都发飘。路过4S店时，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宝马车，心里盘算着，“再赢几次就买一辆”。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消失了。

麻将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么杠上开花被别人截和，要么听牌后摸来的全是没用的字牌。他先是输了五万，不服气，从家里取了十万接着押；又输了，再取二十万。反反复复，两周时间，他输了两百多万。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妈要钱，可还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议，“你不是等着分安置房吗？那七八套房，还怕填不上这两百多万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没等他犹豫，一个瘦高个牌友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是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瘦高个用手指着协议上一行字念道，“自愿将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等房子下来过户，欠款两清。”

“我欠了200多万，这一套够吗？”周磊问。瘦高个说，“给你打折，够了。”

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专门给拆迁户设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毕竟分的房子多，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邻居，对方说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这样的局骗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梦想。

安置房下来后，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给了设局的人，爸妈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万块收入。

“虽说比以前差远了，但至少稳定。”周磊想着。

然而稳定也并没持续多久。2023年，周磊觉得“来钱慢”，以每平米1.2万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加盟了连锁餐饮店。他租了门面，雇了三个员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采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可生意始终不好，员工工资、房租、食材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又卖了一套房想撑下去，每平米1万元，但还是没用。2024年下半年，只得把店关了。彼时房价还在跌，他舍不得再卖了，觉得租房或许更稳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了四套：他和爸妈各住一套，另外两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块房租。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节过后，他跑起了网约车。

周磊偶尔会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视频：有人开着跑车，有人去国外旅游。这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秒，然后继续开车。

白条

有人为实体房卖不出价也租不出价发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张白条。

比如王强。

房子拆迁前，王强根本不知道“房票”为何物。事实上，这一名称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计划时期的“房票”是物质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额凭证，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他现在面对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购房安置凭证。这一政策经历了几轮起伏：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浪潮下，房票被作为去库存的补充工具；随着2018年棚改退潮，该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郑州系统性地重启房票政策，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拆迁户购房安置。此后，政策推广至全国多个城市，尤其2024年以后，一线城市普遍将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使其成为消化存量房产、优化财政支出的关键举措。

王强第一次与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当时他所在的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盖到一半，开发商资金链突然断裂，工程停摆。有关部门找到村民协商，说是先给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现房，剩下的补偿面积，换成房票。

村民们没多想，在他们看来，“房票”就是能换房子的“支票”。

至于具体怎么用，王强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村在三环内，总共分了300平米补偿，县里先给100平米现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万房票。拿着这房票去指定小区买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选中的房子单价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没有用，等安置房盖好，还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废。”

这个听起来合理的规则，操作起来却变了味儿。

对于房子，人们逐渐回归了理性。

王强的一个朋友，手握100万房票到一个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区看房。那个小区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卖不动，一纳入房票指定范围，单价立马涨到8000元。

“开发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着房票只能在这儿买，不涨价等什么？”朋友给王强算过笔账，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万，房票只能抵50万，自己还得贴30万。最后，这位朋友没买房，直接把房票锁进了柜子。

王强观察到，愿意接纳房票的小区大多有个共性：位置偏僻、销路惨淡。那些地段好、不愁卖的热门小区，根本不愿加入房票名单。“人家的房子抢着要，为啥要接你这‘白条’？只有那些偏远的、卖不动的楼盘，才愿意凑这个热闹。”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几乎全集中在远郊地段。

开发商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王强认识一位做房产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项目被纳入了房票范围。“他跟我说，这项目本来卖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后直接涨到9000元。就算购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开发商）也不亏。”

更关键的是，开发商可以拿着房票找政府抵账，“比如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张房票递过去，就能抵销欠款。”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游戏”：政府欠拆迁户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迁户买指定房源欠开发商的钱，用房票抵；开发商欠政府的款项，最后还是用房票抵。“最后谁亏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强欲言又止。

房票并非完全没有用于交易。王强见过一户人家，孩子急着做手术要钱，把100万的房票以30万的价格卖了。买家是专收房票的“黄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评估价低40%。“那家人也是没办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现钱，总比拿着一张废纸强。”

还有荒唐的：有拆迁户赌钱输了，人家找上门说，“你这房票值50万，抵给我，账就清了”，结果房票没拿到手，先成别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当地拆迁户更认的“主流选择”，但因为房子没下来，大家只能先拿房票。王强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迁时，按“三层以下1∶1，三层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总共赔了580平米。

“理论上能分五套房。现在我们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余面积都换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盘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个月租金加起来快一万了。

王强也听说过有关“拆二代”暴富的传闻。

“早几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迁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价涨得快，卖一套就能赚几百万。现在不行了，房价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卖。”如今他身边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过日子，“安稳。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总算比炒股、赌博靠谱。”

但显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还没能让他过上这种安稳日子。

“咱们的房票还能用吗？”王强在电话里追问村支书。

后者打了个哈欠，语气含糊，“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面通知吧。”

“拆二代”只是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机还在继续。

张天力送外卖之余路过那片尚未建成的楼盘时，总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看看；赵戈在蓝色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父母，告诉他们工地还在施工，别担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周磊的网约车在晚高峰继续穿梭。傍晚六点半，三环路堵作一团。导航里机械的女声念着“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算了下，今天已经跑了128公里，收入刚过三百块。十年前，这样的数字只是家里一天房租的零头。

睡不着的刘森，在17楼听见远处传来产业园施工的轰鸣声。他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只知道那三套房子还在那里——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已将姓名等个人信息作了相关处理）

在北京开了将近16年的库布里克书店，选择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与读者们告别。此后，书店将由新的资方接手，装修后于11月重新开张，转型为一家文化艺术空间。

10月5日是书店宣布对外营业的最后一天，店里聚集了不少前来告别的人群。他们当中有闻讯第一次来的读者，有曾听过讲座的知识分子，有住在附近、常来店内买书喝咖啡的社区居民。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告别者纷纷涌入一家即将关闭的书店，默默选书，再拎着成捆、成袋的书离开，拍照、写文字在社交媒体缅怀——这似乎已成为当代的某种文化现象。

这家得名于美国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书店而言，它像一位你有腔调的老朋友，人们发着牢骚，也恋恋不舍，预感到它终将离开，而自己也未必会停留在原地。或许，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库布里克书店牵动着的，是人们内心对于抓住某种永恒事物的渴望。

Kubrick店内书架上藏着一首小诗（图源：张帆）

“最美书店”过得不太好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位于东城区当代MOMA小区内，在官宣了闭店的消息后，这里的顾客陡然多了起来。

10月5日上午10时过后，光顾者们陆续走入店内，默默无言地浏览着书架上正打五折出售的库存。有人挑书极为细致，在同一片书区逗留将近半小时。有人买完拎着一两大纸袋新书，来到隔壁的咖啡区小坐。店外对面约百米处，是百老汇电影中心，两家彼此关系紧密，但这天的主角是书店，人们纷纷端起手机或相机与它作别。

根据《北京日报》2023年6月的报道，在当时举办的首届北京“最美书店”评选活动中，库布里克书店曾因定位清晰、专业化和特色化特征明显，获评主题特色类“最美书店”。然而两年后，库布里克书店打出“简体中文图书全场5折”的折扣力度，引发不少读者猜测，这是否是其闭店的前兆。

2025年9月30日，库布里克书店通过官微“北京Kubrick”发布《告别》一文，证实了关店的传闻。文中表示，书店闭店之后，原址将进行装修改造，“预计于11月初以‘和美生活美学空间’的身份重新启程。”

对于这里会有怎样的变化，另一篇官方发布的文章《来自和美的信》写道：未来它将由“和美书店、山赴藏毯中心、M+ Cafe 、和美生活空间”等部分组成，此外，“库布里克的书籍还在，还会有更多好书。”

“这边是投资人变掉了，是和美集团在接手这个事情，”书店的临时负责人李源（化名）告诉界面文化，新的团队计划将这里转型为一个更多元的文化艺术空间，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家“卖好书”的“最美书店”挣扎求生。

“我们目前还有2万本的库存，这2万本你觉得能卖掉多少？1%都不到。这些书一直在这里，你说它不好吗？不是的，但是怎么能让它触达你的读者？”坐在咖啡区吧台边的座位上，李源解释着书店的困境，以及对未来新空间的构想。

李源说，此前库布里克并非没有尝试破局，例如推出新的文创，但大体都围绕产品本身。“当下社会，任何产品都可以在网上买到。那什么在网上买不到呢？其实是空间，空间的感受、气味、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买不到。这也是和美想做的创新。如果还固守原来的商业模式，等着人来买书，问题是无解的。有太多的书店都摔倒在了这个地方。”

社区里的老朋友

10月5日下午4时，天色阴沉，在库布里克书店咖啡消费区域，一名身着休闲装的女士抱着白色的宠物犬，和她的两名同伴走入店内，随后在吧台点餐落座。书店隔壁一楼的店铺经营美容美甲等服务，二楼挂着培训“硬笔书法 国画”的招牌，转角则是一家售卖水果、零食等的杂货店。对于当代MOMA社区及附近的居民来说，曾作为配套设施的库布里克书店，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日常。

论及这家书店，不得不提其发源地中国香港地区。位于香港油麻地的库布里克书店于2001年成立，同样被居民区环抱。书店初始的定位很明晰，便是和百老汇电影中⼼联动，读者同时也是观影者。库布里克也不仅是一家（以电影书为主打特⾊的）书店，⽽是综合了诸多功能，包括售卖咖啡、办展览、座谈、分享会、工作坊等等。

2009年后，艺术气质浓厚的库布里克书店进驻内地，北京店是首家，同样和影院紧密联动。根据网易娱乐2009年12月28日的报道，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于当天正式开幕，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现身开幕式，谈及艺术影院能否赚钱，他说：“与赚钱相比，培养观众对艺术片的观影习惯更加重要。”总经理姜伟也表示，这家影院是唯一一家没有经过核算盈利的影院，“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坚持，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谈及紧邻影院的库布里克书店，姜伟介绍，这里的咖啡比星巴克还要好喝，如果办一张影院的会员卡，就可以借阅电影书籍。

2012年，Kubrick内的电影海报（图源：郭阳）

香港地区首店在社区自然生长的模式，也在北京店得以体现。根据香港《号外》杂志2014年的文章，香港店长Amanda曾说，油麻地的书店自开业以来，见证了不少来客的成长，“有时候街坊会带同 bb 来，转眼间他们就已经五、六岁了，⽽原来五、六岁的也变了⼗多岁，就好像见证⾃⼰的⼦女长⼤般……我⼀直都很努⼒让 Kubrick 和香港这个城市建立关系，这关系不是塑造、堆砌出来的，⽽是从本地的⼈事长出来的。”

位于香港油麻地的Kubrick书店（图源：张帆）

2025年10月5日这天，一位住在附近的高校老师来到北京库布里克书内，淘走了一些戏剧、舞蹈、视觉艺术的书籍，“这本书的译者我认识，那本书的译者也是很靠谱的。”她一边和界面文化说着当天的收获，也一边回忆起与库布里克的初遇，那大概是2016年，除了购书，她也会来这里听讲座。“知道有这家书店和旁边的影院时，我很惊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区应该有的样子，它真的一下子就变得与众不同了。小区里其他的商铺都不稀罕，但库布里克像是一盏明灯，建构了某种生活的可能性。”

同样感到难过、不舍的还有80后、当代MOMA社区的住户郭阳（化名）。他接连来了好几天库布里克书店，坐在熟悉的木质桌椅边，翻看十多年前拍摄的照片，里面出现了库布里克标志性的绿色书架。2009年12月28日是库布里克开业的日子，郭阳是最早光顾的那批客人，他在这里买过一些小众的历史书，例如《刽子手世家》。独自待着的时光之外，他也会和朋友约好在咖啡区小聚。书店周围的店铺换了几茬，但库布里克一直在。“我是个恋旧的人，看不得书架被拆除的场景。”郭阳说道。

2012年，Kubrick内的木质桌椅（图源：郭阳）

书店真是天堂吗？

对于社区外的顾客来说，他们可能怀抱着另一种情感而来。陈爽（化名）是一名90后天津女孩，目前处于待业状态，她不仅是一名书店爱好者，也曾梦想过在书店工作。

“其实我挺好奇，他们（库布里克）具体是怎么运作、选品和做活动策划的。我也会想知道，为什么书店不自己做一个播客呢？”陈爽说，这天是她第一次光顾库布里克。

现实的另一面，是书店的工作往往与“闲适”二字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可以用“苦力”来形容。

位于清北周边的豆瓣书店今年9月宣布进入闭店倒计时。在一条2019年书店店员招聘帖上，老板曾列出了琐碎的工作内容——“搬书、整理书架、上书、打包、收银……”，也列出了“劝退”提示——“工资低，工作量大，上班时没空看书”。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对于店员的要求，则可用“严苛”来形容。李辉曾在2011年进入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工作，随后先后任职于单向街空间、码字人书店、刺鱼书店等。在2024年的一期播客节目中，李辉曾谈及这段往事：“库布里克书店有一套很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包括负责人自己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们（对员工的考核）是很严格的，我当时入职之后有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需要记住所有书的分类，也要记住每一个文创的价格，不能在读者问询的时候，再临时去系统查。”

在社交网络上，有读者曾抱怨书店不让拍照的规定，也有人提及店员严守规定的态度。库布里克自有它的坚持。在开业15周年的时候，“北京Kubrick”曾贴出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你最痛恨自己的哪些特质？”这一问题下面，它这样回答道：“我知道自己对读者的要求有点高，我希望他们不要边吃东西边看书，希望他们没买走之前可以轻一点翻看，希望他们不要总是在拍照片……”

10月5日晚上7时，夜幕落下，天上下起了小雨。库布里克书店内暖黄色的灯光盈盈的亮起。书架边流连的人群已散去，咖啡区也仅剩下两名顾客，其中一人是郭阳，如果可以，他希望待到关门装修前的最后时刻。今年7月底，郭阳得知三里屯Pageone书店闭店的消息，几乎前后脚地，他意识到，不得不也与库布里克这位老朋友说再见了。

最后一夜的Kubrick（图源：张帆）

这一刻最终还是来了。他又在店里消费了一笔，是本繁体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镜中奇缘》，小票上还印着熟悉的那句话：“Thank you for visiting Kubrick”。

参考资料：

薛定谔没有猫. 北京刺鱼李辉-我做书店碰到很多机缘巧合的事情. 书店盒子, 2024.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6df3309ee04007d885bf854

路艳霞. 20家书店入选“最美书店”. 北京日报, 2023.

https://news.bjd.com.cn/2023/06/19/10468571.shtml

张暄 . 内地首家艺术影院开业 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揭幕. 网易娱乐, 2009.

https://www.163.com/ent/article/5RLDDTBR000300B1.html

射⼿座的書店——Kubrick的故事. 号外杂志, 2014.

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14/08/05/a-story-of-a-sagittarius-bookstore-kubrick/

项栋梁在书店的活动被取消出乎我的预料。

我感到万分抱歉。昨天下午他还是去了书店，有读者遇到他，问这被取消的活动，到底是讲啥的，他大概说了这些内容（感谢这位读者的转述）：

1，预制菜的安全系数和营养成分不是问题；

2，大棚种植的瓜果蔬菜，快速出栏的禽畜养殖，从营养的角度讲，影响不大，差别是风味口感；

3，农药残留对食物来说不是主要问题，影响的层面主要是土地，而且现在农药都是低毒为主，所谓的有机食品，也是针对土地概念，简言之，对食品而言，有不有机差别主要是价格；

4，影响水果安全的主要是保鲜剂，随着推行冷链运输之后，保鲜剂的应用会减少；

5，清洗蔬菜水果的最佳方式是流水，而不是浸泡，清洗应该是在蔬菜整理（摘菜，初处理）之前；

6，科技在食品领域的应用是食品卫生与安全的最大保障，这一点在预制菜、中央厨房的应用上也是如此。

大家看了是不是会少一点焦虑？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传播的常识，即使活动取消了，也值得分享给大家。

*

取消的原因是活动“没有报备”。所以接下来书店是“认真整改”，10月份的活动都取消了。

这样书店10月就不会有什么收入了，不过好处是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等下个月……谁知道呢。

*

本来还计划的活动如下：

一场关于临终关怀的讲座，嘉宾是两位医护人员；

《我是职校生》分享会，探讨中国的职业教育以及职校生的出路问题；

何大草老师《盲春秋》分享会；

《三江源·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图鉴（兽类卷）》分享会。

这些是下周天府书展的周边活动，我在这里打一个广告，请大家关注这些书和作者的动态。

*

因为这段时间在国外旅行，有6小时时差，操心这些活动非常不容易。

我早早起来，把参加线上活动的朋友拉入微信群。突然得到消息，说这个活动忘了报备了，要取消。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准备报备材料，一个完全正面的科普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呀……但其时，几个部门的联合执法人员已经在书店了。

这让我明白，现场和现实感是多么重要。

*

今天又有几位读者没有及时看到活动取消的通知，白跑一趟。他们到书店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

他们感受到黑暗和沮丧，对这个社会又多一分失望。

真是万分抱歉。下次书店活动临时取消的时候，我会一直开着灯等在那里。

进击的审查

CDT 编者按：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

小区的物业不好，应该是换物业而不是搬家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讲述了中国家庭教会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如何通过“信仰抗命”的传统坚持其独立性。

文章回顾了家庭教会维权行动的演变。从21世纪初以蔡卓华案为代表、维权律师积极介入、争取公共空间和法律权利的“公民社会活跃期”，到如今的“严冬”时期，教会的抗争策略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以王怡、范亚峰等为代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律师，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推动宗教自由，并使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然而，随着政府推出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和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打压全面升级，标志性事件包括浙江强拆十字架和成都“12·9秋雨教案”。面对系统性压制，教会的重心从追求世俗权利转向为信仰本身作见证，将“为信仰坐监”视为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即使被迫转入地下和原子化，也坚持信仰的纯洁性与独立性。

以下为本文内容节选：

三十年前，一首由赞美诗唱作人小敏谱写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成为中国宗教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复兴的写照。它在家庭教会内口口相传、甚至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如今，李英强视“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为家庭教会“后三十年”的开始——2018年，随着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冲突将再次来临。在李英强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本质是驯服，这与同化乃至消灭教会无异。他希望借祷告会凝聚和激励更多家庭教会和传道人，在这个时代站出来。

“中国公民社会今天几乎寸草不生。教会作为其中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继续活跃、保持生命力、在艰难中成长，为主坐牢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不义面前，社会转型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英强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维权运动所关心的权力（power）或权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为信仰坐监的基督徒群体是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现象，不止震动监狱，也要震动整个社会的良心。”

蔡卓华案被称作“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宪政学者范亚峰发起组织了八人维权律师辩护团，除他外还有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滕彪、许志永、陈永苗、王怡，其中后三位因手续问题被拒绝出庭辩护。借助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舆论声浪，长期处于地下的家庭教会由此迈入公共空间，信仰自由问题成为当时轰轰烈烈的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滕彪当年写下的庭审实录，法庭辩论中，首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张星水律师，直指世俗法律不应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然而，有关信仰自由的论述，被法官游涛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十余次，一位陪审员甚至当庭称“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对此，高智晟律师严肃抗议，提醒法官和陪审员承担法律义务，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发言。

当事人蔡卓华也在答辩中推翻侦查阶段口供，直言被诱导和威胁作供，“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

2005年，《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赞赏他们“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善用互联网力量，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代理蔡卓华案的律师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后决定皈依基督教。而当时，已有评论指出，不应忽略维权运动中的基督徒维权人士或律师，或是维权运动发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在中国，“家庭教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后，政府强调“宗教必须与帝国主义决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为主的基督教领袖推动下，《三自宣言》发表，标志“三自爱国运动”启动，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接受政府领导。1958年，在政府推动的“联合崇拜”下，许多教堂关闭，不同宗派的教会被强制合并。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领袖，坚决认为“三自”属于“不信派”而拒绝加入，后被指控为“反革命”入狱。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转入地下聚会的“家庭教会”逐渐萌芽，尤其当“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三自”教会也被迫解散时，家庭教会成为保留信仰的火种弥散开来。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张坦曾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道，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河南农村传教人分享称，他们当初聚会只能深更半夜进村，“不但躲避人还要躲避狗”，因为一旦狗叫，就会引来民兵围剿，传教人抱着圣经赤脚拼命奔跑，逃出围困时才发现脚上已经血肉模糊。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基督教家庭教会率先在农村复兴，尤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及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村最为蓬勃。这批民间自发兴起的教会，重视祈祷医病、赶鬼、异梦等经验性的“神迹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会领袖为中心的家长制“人治”模式。它们强调“他世”而不关心现世，避免涉入社会公共事务。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报告认为，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该机构综合分析了多家中国境内学术团体的调查及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自认基督徒的成年人从2010年的2320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万人，参与 “有组织的宗教” 活动的比例也从40%降至35%。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杨凤岗曾公开质疑调查结论，认为它离真实情况有距离，但报告仍有让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据杨凤岗观察，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

“12·9秋雨教案”后，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秋雨教会被迫放弃过去20年在“教义、教制、教职、教产”等方面的建造和积累，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地下化的状态。在公安部门威胁下，教会坚持不改名，也不与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松懈、退缩，以至于到后来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溃败崩溃。”李英强在一封牧函中这样解释“坚守阵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合理合法’，而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许多部分……”

自驾西部，路上总能看到一些很大的字，满坑满谷，蔚为大观，比山坡羊更能让人起怀古之思。

于是精神开始出轨，想起《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一段对话。

商鞅在秦变法成功，当了十几年的大良造（约等于相国），自以为把秦国治理的繁荣富强，成就感爆棚。殊不知，因为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秦国公室、贵族对他怨望颇深。

这时候，一个叫赵良的人来见他。

赵良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见商鞅，史料欠奉，有人说他是一位隐世的贤者，有人说他是秦国贵族，这些都不重要。《商君列传》中，商鞅一见赵良，第一句话就是：“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我能认识您，是通过孟兰皋的介绍，咱加个微信交个朋友，行吗？

姿态不可谓不低。没想到，赵良拒了：“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我听说，非其位而居之，是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是贪名。我要是跟您这位大良造做了朋友，那就有贪位、贪名之嫌，请恕我未能从命。

这话说的，看似谦卑，实则绵里藏针。很多时候，所谓我高攀不上，其实就是“我不想跟你为伍”的委婉说法。而“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这两句，足以让每个听得懂的贪位贪名者坐立不安。

商鞅就是听得懂的人，虽碰了个软钉子，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立即反问：“子不说（悦）吾治秦与？”你对我把秦国治理成这个样子很不高兴吗？

这是一个坑。因为商鞅变法，是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才能无障碍进行，变法取得的成就，秦孝公也很满意。你赵良如果对我的变法成果不满意，就是对国君不满意。

赵良也不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

能听进得别人意见，叫聪；能自我反省，叫明；能战胜自我，叫强。舜说过，人若自谦，就会得到他人尊重。您要是能行虞舜之道，就不用问我了。

又是一种敲打。赵良听得出，商鞅对自己治秦的政绩颇为自得，恨不得也在秦国山河刻上他的丰功伟绩。所以他提醒商鞅，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自省、自谦，能做到这一点，就毋须在意别人的看法。

可惜，商鞅不知道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继续吹嘘他为秦国作出的贡献：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现在我给秦国带来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又大搞基建，把秦国建设成像鲁国、卫国一样的文明国家。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羖[gǔ]大夫比，谁更伟大？

五羖大夫，就是三百多年前辅助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名臣百里奚，据说原来是一个陪嫁奴隶，秦穆公知道他的贤名，用五张黑公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来（羖即黑公羊，五羖大夫之名就是这么来的），并任命他为秦相。百里奚协助秦穆公内修国政、外图霸业，提倡教化、发展生产，秦国国力大增，击败晋国、称霸西戎。

既然商鞅拿自己跟“五羖大夫”比，赵良便也用羊皮来比喻，说出一个金句来：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掖，即狐狸腋下的毛皮，是狐皮中最轻薄柔软、保暖性最强的部分，一张狐皮仅有少量的“掖”，其珍贵可想而知。诺诺，诺即答应，二字连用，指连声答应、顺从附和的样子，甚至带有盲从的意味，常用来形容马屁精；谔谔，指直言争辩、敢于说出不同意见，常用来形容有风骨、有担当的谏臣或贤士；墨墨，则是昏暗或沉默不语之意。

赵良的意思，一千领羊皮，比不上一狐之掖；一千个随声附和的人，也比不上一个正义直言的人。商纣王不允许大臣提意见，商朝灭亡了；周武王允许大臣们有话就说，于是他夺得了天下。您如果觉得武王是对的，那么，我整天向你提意见，你受得了吗？能不杀我吗？

话说到这份上，商鞅也被架上去了，便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您如果真的愿意整天说正直的话，那就是治我的良药，我将会侍奉您，您又何必推辞呢。

赵良便毫不客气地说，百里奚对秦国的贡献，远在你之上，他虽出身鄙陋，但当秦相之后，劳累时不坐马车，酷暑也不需有人撑伞，在都城内出行，一人一车，不带随从也不带兵器。他的功名都记在充盈的府库中，德行流芳千古。所以，他死后秦人都悲痛不已。而你呢？你能见我国君，是太监介绍的，首先走的就不是正道；你担任秦相后，不关心百姓疾苦，却大搞基建，这不但不是你的功劳，还是你的罪过；你教化百姓，靠的是强权推行，而不是道德为先；你贪恋权势，以封君自居，动辄对公室成员绳之以法，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光了；你出行戒备森严，随从的车便有几十辆，武装护卫前呼后拥，非常夸张。在我看来，你非常危险，秦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的下场就会很惨，勿谓言之不预也。

志得意满之时，听到这样的话，商鞅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但他已说过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话，也不好发作，只是完全不把赵良的话当回事，继续我行我素。而他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被赵良说中了，在秦孝公死后，被秦惠文王五马分尸。

赵良此人，可能历史上并不存在，只是司马迁虚拟出来的嘴替。不过，商鞅变法之是是非非，不在本文射程之内，重点想讲的，是赵良那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这话并不是赵良最早说的，《史记》中，另一个也叫“鞅”的人说的更早。

赵鞅，也就是赵简子，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三家分晋赵国的奠基人。据《赵世家》载，赵鞅有一家臣叫周舍，“好直谏”。周舍死了，赵鞅每次上朝都郁郁寡欢。大夫们向他请罪，他说：“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是以忧也。”

你们也没什么罪，只是，我听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各位大夫上朝，我只听到一片唯唯诺诺，却听不到像周舍那样的忠言直谏，所以才忧心忡忡。

司马迁之后，西汉刘向那本主打给治国作参考的《说苑·正谏》载，孔子也说过这么一段话：

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

此话在《孔子家语·六本》中作：“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唯唯，跟上面的墨墨、嘿嘿[mò mò]，意思大同小异，都是无条件顺从，或沉默不发声之意。

孔子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周武王身边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家得以昌盛；商纣王身边的人都不敢发声，国家最终灭亡。推而论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友朋……都一样，主事者身边没有敢谏的人，于国于家，败亡都是指日可待。

直白如同鸡汤，不用初中文化都能听懂。故此，“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应该是先秦之时早就有的古话，是远古治国经验谈，放之古今四海而皆准。

可惜，正确归正确，两千多年王朝兴替，基本都逃不了“以谔谔之士始，以诺诺之士终”的怪圈。推翻旧王朝时，上下一心，谔谔者得重用；新王朝建立之后，权威开始不能冒犯，渐渐的，诺诺者如鱼得水，谔谔者如履薄冰。套用那句著名的诗来说，便是：“诺诺是诺诺者的通行证，谔谔是谔谔者的墓志铭”。

于是，诺士淘汰谔士，诺诺者越来越多，纵有想挽狂澜之既倒的谔谔之士，如范增，如伍员，如清末力谏“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以及“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而被砍头的袁昶、许景澄，以生命献祭，也无力回天，只能看着他朝着作死的路狂奔，最终把一个国家也带入深渊。

历史，便一次又一次的由愕愕而昌走向诺诺而亡，不可逆转，无间循环。

短短几天之间，一个叫作“K签”的生僻词语火遍大江南北。

所谓“K签”，是中国在今年8月7日才新增的普通签证类别，专门面向“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将于明天（10月1日）正式施行。

这样一个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实际关系，更谈不上利益攸关的签证政策，却在国内舆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事实上，在这个政策公布后的一个多月间，舆情几乎是古井无波，也就是在这几天，突然“爆了”。

就像胡锡进同志说的那样：“K签证还没开始落地执行，很多人的反对声就起来了。”

“K签”真的如社交媒体渲染的那样，会严重影响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大举抢夺国内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吗？

这可能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01

到目前为止，关于“K签”并没有出台细则，只有有关部门在8月中旬发布的一个框架式的“五问五答”。

“五问五答”说得比较空，大概也只有这一句有信息量：

K字签证签发给从境内外知名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领域专业毕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学士学位及以上），或者在上述机构从事相关专业教育、科研工作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不就是国内几乎每个中小学生父母都知道的那个鸡娃名词嘛：STEM。

我反复看了“五问五答”几遍，试图从中读出什么“微言大义”，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社交媒体上，很多高人就解读出了很多盛世危言，比如有人声称“K字签证是可能对国内人才市场、社会结构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移民政策调整”。

按照这些人的解读，中国此次是大幅放低了外国人入华工作的门槛，往小里说，会严重冲击业已卷至天际的就业市场；往大里说，会涌入大量国外低端人口，给国内社会治安和移民管理造成巨大压力。

一个信息量寥寥的K签“五问五答”，竟被社交媒体渲染出了“五胡乱华”的调调，直让人喟叹今夕何夕。

02

K签之所以迅速出圈，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勾连上了国人某种难以言传的民族情绪：印度人来了。

按照网络的传言，据说这几天的印度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的K签证，印度一些大学生都在跃跃欲试。胡锡进也大声疾呼：

拜托中国驻印度使领馆把K签证的印章看紧了，原则上轻易不能给他们的毕业生发K签证。

一时间，很多群众都被印度人大举入华抢工作的前景惊呆了，恐慌情绪与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使得前一段火爆影院的“731部队”也过气了。

网民的“恐印症”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毕竟，就在这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都接连爆出了收紧移民的相关新闻，印度人由于移民体量巨大，也的确成为了主角之一。比如，美国最近收紧的H-1B签证，去年印度人拿到了71%。

但细想一下，这套印度人大举入华的“大棋论”有一个致命bug：印度人为什么要来中国？

印度人现在蜂拥而至的国家，要么是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多，比如美国，高科技行业动辄几十万美元的收入；要么是福利好，比如加拿大、新西兰，印度人跑过去生一堆孩子，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生孩子还有牛奶金一类的育儿补贴。

这些，正在兴头上的网友们扪心自问一下：咱们有吗？

说到就业机会，如今连中国大学生找工作都不容易，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印度人凭什么能够找到工作。

中国的一线城市或许工作机会多点。但很多外地大学生在北上广深时，纷纷吐槽当地的高房租高生活费，生活只会更不方便的印度人拿什么去付中国一线城市的房租？

再说福利。这两年很多国家对印度人的经典吐槽就是“到处占便宜”，有些印度人甚至将申请难民作为一条拿身份的捷径。

如果印度大学生真的像中国网友“期待”的那样蜂拥来到中国，他们又有什么福利可以“占”？他们难道可以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生一堆娃，然后靠福利养活自己？

中国的职场卷，教育更卷，在其他国家“占便宜”占得风生水起的印度人又何苦将自己陷入“hard 模式”。

说白了，印度人称霸欧美的优势“英文好、理工科好、能生娃、能吃苦”，在中国一个都不通：英文在中国没用，中国理工科毕业生的数量冠绝全球，中国的生育环境极其一般，中国人也能吃苦。

有人说了，印度媒体最近的确在热炒K签，这难道不能说明他们想来中国吗？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印度媒体的“炒作”。最近欧美都在收紧移民限制，印度媒体渲染“K签”，无非是做戏给欧美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印度媒体和中国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没有提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就算放松了一些工作或入境规定，各种门槛仍然高于那些正在收紧的国家。

就说一点，美国和加拿大的工签不仅附带各种福利，还可以导向拿身份，中国可以吗？

国内网友们，就别跟着印度媒体一起闹了，人家是装糊涂，我们是真糊涂。

03

我们自己的国情和职场是啥样，网友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国内网友们喜欢吐槽996，印度虽然比中国穷，但劳动法只会比我们更严，一言不合就闹罢工，你觉得他们的技术人才可以忍受996吗？

再说网友最恐惧的“国外低端劳动力入华”，这就更不靠谱了。欧美的蓝领收入不错，有些开卡车一类的蓝领工作收入完爆普通白领，中国网友眼中的“低端印度劳动力”到了欧美可是如鱼得水。

中国某些白领工作收入的确不错，但蓝领拿多少钱加多少班，这个真的对“国外低端劳动力”有吸引力吗？

有些网友啊，明明自己的工作干得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平日里各种吐槽，但一说到“K签”，似乎自己的这份工作又成了全球群众羡慕的香馍馍，这算是精神分裂吗？

趁早别跟着那些社交媒体“大V”闹腾了，你们的恐惧就是他们的流量。

俗话说得好：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格。

比如韩国的国格很不一样。

最近韩国爆发多次反华游行，一些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仇视中国，排斥中国游客，他们特意选在中国国庆假期，到首尔中国游客集中出现的区域游行，不仅给中国游客添堵，更是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

你猜这些极右翼反华势力打的是什么口号？那当然是爱国主义，是誓死维护大韩民国利益，是警惕境外反韩势力入侵。他们认为韩国正在被中国“吃掉”，再不反对，国将不国。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显然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在他们自己以及一部分韩国民众看来，他们是韩国真正的爱国者。

那，刚刚批准了中国团队游客免签入境的韩国政府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群打着爱韩国主义旗号，实际上却在破坏韩国经济发展的行为呢？

韩国总统和韩国政府的反应特别耐人寻味。

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日在会议上表态：

1.对这类缺乏文化素养，低劣且损害国格的行为不能放任。

2.必须彻底清除这种对国家利益与形象百害而无一利的自残行为。

3.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消费购物，欢迎还来不及，不应该辱骂、闹事。

很欣慰，虽然韩国不出所料还是那个民粹指数堪称亚洲第一梯队的国家，但韩国总统李在明还是智商在线明事理的。

局势愈演愈烈之际，李在明没有迎合民粹去支持这些反华势力，也没有明哲保身假装看不见，而是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径。

当然，这些参与反华游行的韩国人肯定是不服气的：

我们爱韩国，有罪吗？

这种以爱国为名行破坏之实的事情，在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都屡见不鲜。

当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时候，一国政府是应该引导鼓励加油拱火，欣慰于民心可用，还是应该明确反对及时制止，忧虑于反噬自身？

或许这就是一个还能抢救的国家与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的区别。

比如印度政府，遇到这类仇外事件时，一贯是视而不见默许存在或者积极引导煽风点火的。莫迪就不可能出面明确批评一群打着印度爱国主义旗号的混蛋。

两个国家同样面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啊。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极端民族主义这种野火你不赶紧扑灭，到时烧到哪里只怕是你也控制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