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偶然看到一则新闻：

“湖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罗友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角级别不高，坊间有些兴趣的点，大概是猜想“落马后的监狱长如何在牢底与狱友相见”。

其实，严格来说，罗友田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更没有法院判决，因此，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罪犯，不能说他一定会坐牢。万一“留校查看、以观后效”呢？万一保留退休待遇呢？万一嘛，都说不好。

但，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官职不高的罗友田，对当下中国而言，早就具有了标本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2019年，湖南红网（省级地方党网）曾经发表了一篇报道《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灵魂的救赎者》。

有了这篇报道，罗友田成为国内诸多获“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称号的干部的突出代表。 这篇报道的开头是这样的：

高墙里，罗友田投射着阳光：和风细雨的文化建设，直抵人心的活动关怀，倍感温暖的基础设施……

阳光下，他又亲手将良善的种子种入人心：面对面与人犯交流，拉扯掉队的狱警，为一线的警察鼓劲……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1月16日，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总结他在监狱系统30年工作经验时，淡淡地说。末了，补充了一句：“家庭生活也该如此。”

总之，在报道中，罗友田是太阳，投射着阳光、播种着良善，在家庭里同样熨帖。

所谓伟光正、高大全，不外如是。

在某一范式的宣传语境中，这样的拔高是习惯使然，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毕竟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有很多干警被称为“灵魂救赎者”，最近这些年也不少，这篇报道不过是承袭之作，也不算越轨。

但稍稍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称号的荒谬之处：

罗友田是体制内一名党委书记、监狱长，在他所在的国家和政府，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一，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是不承认有灵魂的。甚至，“灵魂”因其非物质性，与唯物主义天然对立，所以，不仅是不承认，而且是不能承认、无法承认。

因此，一个单位主官、党委书记成为“灵魂救赎者”，可谓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了。尤其近些年来，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更是突飞猛进，飙升到了1400个以上，全国学术机构里，马克思主义相关专职研究者超过10万。万一这十来万专职研究者认真起来……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灵魂救赎者”呢？

这是一个有宗教、文学、哲学色彩的概念。那些创建了宗教思想体系的人，比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穆德等先知，为信徒提供了终极救赎承诺与道路，可以用这个称呼；那些社会改革和民权运动的领袖，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致力于现实社会中将被压迫者从制度性的不公和苦难中拯救出来，也可以用这个称呼；还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墨子，通过他们的思辨，努力将人类从蒙昧、偏见、虚假意识中唤醒，走向理性的自觉，也可以用这个称呼；以及，那些重要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苏轼、李白、杜甫、贝多芬、索尔仁尼琴，因为作品触及人类灵魂深处，为读者提供慰藉、理解和超越痛苦的视角，也可以用这个称呼。

而罗友田，何德何能？我看这篇报道，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监狱管理者的正常工作而已。其中最“感人”的两个细节是：“女子监狱原有的热水系统年久失修，考虑到女犯的特殊情况，第一时间争取资金对热水系统进行重建。”“听说有一名被禁闭的顽危犯李某已绝食数日……他不顾李某身上散发的恶臭，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可能是立场不同吧，我只觉得这些细节很一般。灵魂怎会如此容易救赎？如果这都算灵魂救赎者，那任何一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人，都可以以此自称了。

其他类似的“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报道，也差不多，甚至，大多数还不如罗友田，更加干巴巴，更加没有细节。

监狱是一个特殊区域，在这里工作得力，确实有在精神上帮助犯人的效果。比如，我手边刚好有一本书《监狱里的图书馆》。作者是阿维.施泰因贝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美国波士顿监狱图书管理员。这本书记录得很散碎，作者没有自称“灵魂救赎者”，也没有人以此称呼他，但他在与犯人们互动时的体贴、默契、信任，恰恰是自称为“灵魂救赎者”的人所没有的，以开头前几页段落为例：

有时，我会收到一堆囚犯突如其来的请求，有的合理，有的无理。比如说，有人要我违反规定，给法院、假释委员会、“外面的兄弟”、老妈、孩子他妈、老婆和情人打电话，当然最后都被我一一拒绝了；也有人悄悄地向我打听艾滋病的信息，打听尿中带血是什么病，或者请我帮忙看一封信，这些我倒是答应了，白纸黑字地用小本本记下来。有的囚犯请求用我的电脑“上一会儿网”，我没有同意。有一个犯人指控我是以色列间谍，最后却被我四两拨千斤地转移了话题，变成问我“真的去哈佛念过书吗”，我言之凿凿地说去过；对方又问，如果真是哈佛毕业的，为什么会沦落到来监狱工作，这个问题被我跳过了。还有一个囚犯要我搜索他的饶舌唱片网站，身为监狱自封的“CGO”（首席谷歌搜索官），这个请求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我还担任法律顾问。有人问我蓄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在法律上有何区别，让我给他们找保释条例和刑期指南；甚至还有囚犯向我要绑架儿童、引渡和持手榴弹抢劫等相关的法律条文。监狱里不乏机灵的罪犯，有个耍小聪明的犯人想学马萨诸塞州有关古枪支和古军火的法律条文，希望这些条文不那么严谨，最好漏洞百出。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另一个囚犯正在炫耀他脸上那个用油性笔画的胡子—古代火枪手才会蓄的那种，他还一脸沾沾自喜地用英国人的口音说话。有人可能需要吃药了—像这种琐事我也会细心记下。

一个囚犯感谢我建议他去听“谢伯特”（他想说的其实是舒伯特）的音乐；有囚犯来找我借涅槃乐队 [涅槃乐队：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摇滚乐队。]的书，想从中参悟涅槃的境界；还有不少人来借瑜伽书、“如何做一名好爸爸”的自助书、关于“如何混合化学物”的书以及房地产指导书。想借“如何混合化学物”的那几个，我没有把书给他们，反而建议他们去看零门槛的“傻瓜书”，先入门再说。先前，有些囚犯很敏感，怕我喊他们傻瓜，所以我只好委婉点。有一个社工突然冒出来，想借一本关于老虎的书。她是一个疯婆子，总是捏造自己和欧洲王室约会的谣言，一讲就停不下来。在后面耐心等着的是甜哥，他是一个皮条客传记作家，头顶的毛发稀疏，为人机灵善变，想请我校对他改过的自传。尽管与骗子和流氓的谈话十分有趣，偶尔还能引发精彩的讨论，但我现在的重点是专心做好手头的工作，而不是和他们聊个没完。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年纪大点的皮条客对一个新来的囚犯说：“我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是孵出来的……”我正心痒痒地想听下文，就看到泰挤到队伍前面来，礼貌地要求与我谈谈，并且立刻就谈。

泰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婴儿脸，个子很高，下颚刚毅有力，仿佛一口就能咬开一颗核桃。但他今天像只彷徨的兔子，我刚把门关上—平时我很少关门，但今天却一反常态—他就哭了。他的母亲上个月去世了，葬礼在其他州举办，所以他参加不了。昨天，与他许久未见的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这种状况很少见，虽然我以前也经历过几次，但今天却不知怎么安慰他。

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描写波士顿第一座监狱旁边的野玫瑰：“这让人不禁想象，当囚犯走进监狱的大门或是出来受刑的时候，它会对他们轻轻地吐露出芬芳和娇媚，向他们表示胸襟广阔的大自然，对他们永远保有怜悯，永远保有柔软。”

这些细节，我在所有“灵魂救赎者”宣传中都没有见到过。

把一些常规本职工作拔高、升华，就像是在沙地里建摩天大厦却不打地基，最后总是避免不了塌方的结局。

徒增笑耳。

远不如真实、多角度、不做作的细节来得动人，来得有烟火气、有人味。

客观来说，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老一套的那种“伟光正”“高大全”的宣传，已经渐渐少了。但隐蔽在其后的思维定式却是藕断丝连，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斩不断、理还乱。

上一个类似的人物，大约就是著名的直辖市副市长、“英雄”、“学术大师”王立军了吧。事发之前，他拥有几十所大学的教授称号，其中许多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大学。在他那张著名的名片上，罗列了国际刑侦专家、教授、博导、法学博士4个头衔，以及美国、中国、国际三类9个学术机构的职务。在他的简历上，这位副总警监熟悉和有造诣的领域包括刑侦、心理、法医、法学、颅面鉴定、人力资源、资本运营等，在各个场合，他也表明在哲学、书法、美学、服装设计、建筑学等诸领域有着较高造诣。他的即席讲话稿被整理为重达两公斤的书籍《视界》，书里，他被誉为“警中豪杰，师中楷模”、“他呕心沥血， 念兹在兹，为的就是安天下佑庶民”。一位总队政委的研读感受也写在书里：“似一位哲人对民众、国家、历史的贡献。”

实际上呢？根据后来《南都周刊》等媒体报道，29岁之前，王立军只有初中文化学历。他从部队转业后，当过司机，1984年被招至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4年后，通过了辽宁省中专教育自学考试，成为一名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派出所所长。1992年始，王立军成为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他在某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二年，获得了成人高教大专文凭。他还获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1997-1998年度世界名人称号，该中心各种头衔均在官网上明码标价出售。 2002年，王立军通过美国加州大学远程教育获得MBA文凭，而该所大学经方舟子等人考证是一所靠招收中国官员发财的“克莱登大学”。

一个如此底子的人，为何会拼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横跨多领域的国际天才？我并不知道，如果猜的话，大约是那个年代成长的人难以摆脱“伟光正”“高大全”的心理定式吧。“安天下佑庶民”都出来了，甚至还要抢哲人、师者的帽子。

在重庆时，王立军手下有一个二十多人的文宣团队，称为“蓝精灵”，每日工作之一是用各种ID发帖赞美，然后再打印出来作为网络正面声音上报给他。一位团队成员对媒体记者说：“这三年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给他办一份《顺天时报》 。” 

大约，每个这类人物的心里，都有一个袁世凯吧，复辟后的那一版袁世凯，都需要一份《顺天时报》包装、吹捧、拔高自己，并抚慰自己空虚的内心。即便一个小小的监狱长，也自比太阳，高谈“救赎灵魂”。

这些人啊，真莽，也真是病得不轻。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也希望本文之后，所有体制内的“正能量”们，杜绝“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这类称号。如此，善莫大焉。

20251014呦呦鹿鸣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