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近日去世，终年103岁，他称自己的一生是“沐光而行，如斯如愿”。杨振宁在往事回忆里，提到对他影响最深的教授之一王竹溪，王竹溪在西南联大指导他开展硕士论文研究，对他的一生有过决定性的影响。
1956年，王竹溪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时，指导过另外两位本科生：顾雁和刘治平。仅过了一年，两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在反右后双双折翼。一位在1960年被捕，判刑十七年，另一位在1958年被送劳教农场，再也没能重回科学殿堂。
在这篇长文中，艾晓明从得知刘治平的名字开始，爬梳史料，重读文献，联系1957年中科院反右的历史脉络，描述出一批坠落者的命运踪迹，由此揭示出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诡异图景，中科院当年以保护一批资深科学家为名，将另一批青年学者推上反右祭坛。
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对自然科学家的所谓特殊保护政策，只是权宜考虑，长期来看是无效的。而当这个科学共同体分崩离析时，所有科学家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为享有沐光而行的未来，需要记住这些暗夜亡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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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艾晓明 | 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作者：艾晓明发表日期：202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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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版权说明。
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
——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艾晓明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1
刘治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顾雁先生那里。顾雁，北京大学物理系五二级，刘治平是他的同班同学，曾和他一起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来源：《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顾雁和刘治平同在1956年毕业，刘治平留在北京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顾雁去了兰州大学。同年9月，顾雁报考了该所李荫远指导的研究生，专业是固体理论问题，次年被录取。
顾雁同时也报考了兰州大学物理系，并被录取。思考利弊后，他决定留在兰大，跟随物理学家徐躬耦教授做研究。就在这年，1957年鸣放之后，顾雁成为全校研究生三右派之一。1958年，他被发配至天水接受“劳动考察”的处罚。1960年10月，顾雁因参与创办“星火”被捕，获刑十七年。
十九年以后，1979年2月17日，兰州大学在关于顾雁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中明确写道：“经复查认为，顾雁同志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
而顾雁自己明白，他被划右派不是因为言论，而是受到他的同学刘治平牵连：“我去兰大后，我们之间经常通信。1957年鸣放一开始，他就来函说，要为我在肃反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讨说法。我去函劝他不要去鸣放，他不听我劝。反右开始后，他来函向我诉苦，并首次提到了他父亲被镇压之事。我回函劝他要冷静，并说运动来了毕竟也要过去的。估计我给他的这些信，最终到了反右斗争委员会手中。”
这使我想到第一个问题：刘治平是谁？他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牵连到远在兰大的同窗？
第二个问题是：刘治平还活着吗？如果他不在了，他是怎么死的？
第三个问题，或者不算问题，是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吗？
最后一个问题的缘起是这样，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看到，2013年11月1日，凤凰网刊出凤凰卫视10月30日《腾飞中国》的节目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所幸的是从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学院的“外行”是张劲夫。据老人叙述，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11年里，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组织科学家发挥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里，张劲夫还勇于保护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他向毛泽东建言科学家是国宝，要求特殊政策，这种逆流进言的勇气连毛泽东都颇为吃惊。反右中，中科院因此只有几个人做检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2
此文没有按照一般采访的惯例，说明“老人”是某一位实名者；而在口语中，“老人”也泛指某单位的资深员工。但不管是有某匿名老人发声，还是以集体名词的“老人”代言，这段话的结语是不同寻常的，仿佛历史的涡流到了这里突然消散。而当它以如下标题转发时，更显得不同凡响：《真事： 反右运动中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3
反右已经过去了六十八年，很快就要到七十年，绝大多数右派幸存者都离开人世了。即使如此，因为刘治平是在中科院所属单位，他被划右派案，就不会无迹可寻。
我想追踪刘治平的这段经历，也是想厘清这个事实：中科院真的没划右派吗？显然不是。对此，不仅可以通过刘治平本人的遭遇来证明，而且，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来呈现中科院反右的图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中科院对科学家的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但在保护一部分资深/有成就/海外归国科学家的同时，将一大批年轻学者绑缚到了右派的耻辱柱上，他们成为反右的祭品。其中，尤其是如刘治平、徐刍等人的命运，为这场劫难留下了血染的册页。
一 反右时期的中国科学院
查看中科院网站上有关《中国科学院发展历程》可见，“中国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各直属机构组成，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中科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月成立，在对原来的两大国立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二十个研究所进行调整改组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科院的基本框架。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下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是中科院的主体。
1957年，中科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即凤凰专题节目中所述张劲夫。在目前中科院网页的编年史上，1957年5月的鸣放动员和6月开始的反右大批判已经淡化，只有两个小节概括地述及两大事件：
其一，“错误批判五教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
其二，张劲夫请求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4
先说其一，五教授意见，指的是《人民日报》6·8社论第二天发生的事，“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被认定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受到批判。
在中科院的网页上，对上述五教授中的前后两位特别加了一个定语：“此后，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
将这两位教授归之于“在教育系统”，是否意味着曾昭抡和钱伟长不属于中科院，而中科院没有打右派呢？依然不是。
钱伟长可以算是在教育系统，他在反右之前的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反右之后，虽然被划为极右，但保留了教授职称，没有离开清华大学。
曾昭抡在1957年12月因右派而被撤职（撤去的职务包括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其处理意见为：“可在大学内任化学教授。降职、降级、降薪（教授二级）”。他在中科院受到惩处后，才到教育系统任职，1958年4月，曾昭抡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离开北京到武大化学系任教。
有关中国科学院反右，官网有关张劲夫的这一节里，概述了张劲夫冒险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得到首肯的情形。在当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5（以下简称“9·8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老科学家”，省略了青年科学家或一般科学研究人员的类别。
查阅这一指示，一共五条，就基本原则来讲，没有给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斗争中的豁免权；其中首先强调的是：“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这是基本原则，但又提出了几条区分，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情况不尽相同，对自然科学家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具体做法有如下五点：
第一，对极右分子，要把他们搞臭，完全孤立起来。
第二，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有较高科学成就者：“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必须采取‘斗而不狠’的办法。”能不戴帽子也可不戴，必要时可戴帽子，但不登报。
第三，对有突出成就者，“谈而不斗”，即由负责人约谈，不到群众中去斗。其中有极右分子，为了照顾将来的使用，在批判和报道方面采取适当的控制和变通的办法。
第四，对历史上有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老右派”，鸣放期间言论不够划右派者，不划右派。
第五，对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
以上第一点与反右的大方向一致，后面四点，可以归纳为“斗而不狠”“谈而不斗”、既往不咎和“不排不斗”。此外，9·8指示中还提出，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是将政治斗争与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前对后者不要去搞学术批判。第二是要将学术交往关系与政治关系区别开来，一般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去追国外关系。
做出如上政策策略的调整，出发点是在于：“我们今后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的功利性考量。它主要的适用范围是“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文件精神“只在内部掌握，不向外公开传达”。从后面这个不公开的做法来看，一方面，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不暴露科学院的特殊政策，可以避免引起社会争议；另一方面，对科学界广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起到挡箭牌的作用。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哪些人算是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反右之前的1956年，是共和国将知识分子重要性提到议事日程的年度。为此，中央政府在1955年已布置了对全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调研。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其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6就职称级别而言，包括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1956年，在中共中央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报告文件里，这个称呼指的是科学家、教授、医师、艺术家、工程师这类人群。
我们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所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来看，其中，在“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下提到的人群有：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7
而具有高校毕业学历的技术员、讲师、助教等，“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
这个讲话里也指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
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在发言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他沿用了以上约十万高知、三百八十四万知识分子的统计数字，具体指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类别数字：
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31，000多，主治医师以上的卫生人员包含着中西医在内约有25000多，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约有3，000多，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31，000多，高级的文化艺术人员6,000多，其他专家们约有5,000。其中解放以后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8
根据这里的分类，那么，在北京可以被划入“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有多少呢？
1957年6月28日，在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以便在知识分子中加强党的领导，“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9通知要求半月内上报具体计划。在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关于1957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有一个统计：现在全市共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1490人，占全市6829名高级知识分子的21．8％。10
也就是说，北京全市的高知人数当时不过6829名，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是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厂矿企业工程师、医疗卫生单位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著名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9·8指示”，可以得出结论，能够在自然科学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网开一面的待遇，人数就更少，非常不容易。北京高知总数为6829名，去掉其他各行各业，中科院里的被保护者是属于高知中的高知：第一，他们不仅要科研成就突出，而且还要“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第二，要符合国家需要，“来解决某些科学技术问题和培养新生力量”。第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回来的欧美留学人员。
第三条涉及的事实是这样，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因朝鲜战争爆发，不允许理、工科和医科中国留学生归国。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始谈判，从当年10月至1957年1月，大约有150～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新中国的召唤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留学人员归国，这些人员的就业多数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以物理学家为例，谢家麟，1955年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应崇福，1955年底回国，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进行超声研究工作。林同骥，1955年秋回国，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1
这样一些知名科学家确实受益于“9·8指示”，樊洪业在《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评价说：“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12
但必须记住，“9·8指示”是一个保证反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灵活性的策略，专为争取自然科学家中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决没有改变在科学界进行反右的必要性，更没有规定说科学院就不必划右派了。它恰恰还包括了对他们中间右派分子的处理，“斗而不狠”就是针对“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谈而不斗”，也包括“鸣放期间成了政治上的极右分子”的人。
还有，“9·8指示”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自然科学界要进行反右，这一点是所谓全国一盘棋，并没有疑问。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专门撰写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7.9通知”），其中对自然科学家中的反右有明确的部署。文中通知了两件事，第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13因此，报上点名批判的骨干分子要从现有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十。第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
这个通知吹响了斗争号角，此后两个月里，中科院针对自然科学家的反右，不仅被动员起来，而且取得了标志性的战果。
二 中科院反右北京区告捷
中科院反右与北京的其他重点高校一样，留下了文献记录。第一个记录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由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1957年12月印出。
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58年6月和10月编印了《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编》（一），（二）两册，其中史料相当丰富。
以上三本言论集，当时是内部发行，现从网上的电子书库里，可以获得第一本。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第4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辑录有来自两本书中的史料，我写这部分内容时也做了检索和查询。
195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集中了近四千人，举行了连续四天的“辩论”大会（以下简称“四千人大会”），会上推出了五位青年右派作为批判的标靶。《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书中收文四十三篇，附录有五位青年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根据附录里的介绍，这五位青年分别是：
1 何荦：29岁，浙江诸暨人，1949年11月入团，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项志遴：26岁，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学生。1950年在清华大学入团。1956年曾去苏联短期学习，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3 徐刍：27岁，家庭出身高级职员，1952年毕业，留清华任助教，1956年底调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团员，在清华担任过团支委。
4夏永年：22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化工冶金所研究实习员，团员。
5 徐志国：21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科学院办公厅专家工作处俄文翻译，团员。
五位青年中年龄最大者何荦，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是翻译徐志国，才21岁；其中四人是共青团员。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与科学院定下了保护资深科学家的策略，这就是内部掌握的“9.8指示”；而另一方面，“7.9通知”要求，对右派的反攻要扩大。中科院的四千人大会，呈现这个反攻的声势。从书中记录可见，在青年科学研究者群体中抓右派，这是中科院反右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9月21日，中科院的三位领导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和副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做了总结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五位青年右派，平均年龄才25岁，最小的在1949年才13岁，“有八年时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培养的”，那怎么解释他们成了右派呢？
郭沫若总结的一个原因是，旧的社会风俗习惯未完全改变，再加上年轻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这显然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照此推理，老一辈的人岂不是背的旧包袱更重，坏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郭沫若的确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解释为啥不抓老科学家右派要抓年轻人。接着他把祸水归之于“章罗联盟”的重视，并举了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例子来证明。
张劲夫认为，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成了右派，不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而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他这样强调反右斗争的性质：“右派分子是‘非我族类’”，是敌人，对敌人不能用教育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斗争。概括来说，他认为这些青年右派对党有阶级仇恨，有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有的人在肃反中被审查，因而心怀不满。他还将右派分子的思想特点做了如此概括，说他们离不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忘记了劳动人民。针对“独立思考”“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的概念，他强调，一切都要以阶级立场、马列真理为前提。最后讲到政治方向，既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张劲夫的讲话内容看上去有四个部分，其主题和观点相当分散，而且涉及范围太广，很难把握要领。仅以第二部分为例，在“我们应如何从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标题下，所讲内容被整理者列出了22个小标题，以便突出重点。下面他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我用星号标记出来，以便了解他的报告脉络：
第一，从阶级斗争来研究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活资料分配问题来研究
马克思论公平的分配
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法权”对分配还起着作用
第三，从思想方面来研究
思想落后于实际
右派分子是政治问题，但也有思想根源
个人主义问题
“给”与“取”的关系
剥削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有的人做工作要记账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问题
有利于自己的比法
要过批评关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架子问题
修正主义问题
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
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
在上述每一个小标题下面，长则三五段话，短则一段话。估计整理者也担心读者不知所云，特别用了小标题来分节。若说张劲夫的观点不集中，他的每一节都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立场，论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若说他有要点，内容又那么广泛，其二十二个标题的论点可说是八方出击，内容之间缺乏联系。他的报告既没有涉及任何科学问题，也没有联系五位青年右派具体的思想观点。
杜润生讲话的标题是《清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以这一点为靶子，认为五青年的思想基础即三条，一是剥削阶级出身，一是修正主义，还有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叫嚷让共产党退出科学界，再一个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今天一般读者来看这些文章，很难进入他们的语境。大多数人不会再有兴趣来读，或者读也读不进去了。“文革”后的右派改正已经证明，这场反右根本是一场大悲剧。回顾当年，所有这些反右发言，呈现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话语方式，它的特点是将一切归之于阶级斗争，任何批评都属于反D，言者注定有主观恶意。如果不如此反攻，党和G家就要陷入极度的危险。在有罪推定的话语方式下，只要将一个人的言论剥离出具体语境，再提高到“阶级斗争”原则上来分析，即所谓“上纲上线”；这个人注定难逃被治罪的厄运。
值得注意的还有，延续四天的四千人大会，虽然在“前言”中被称为“辩论大会”，整本书里完全没有一篇被批判一方的发言，实际上它就是斗争大会。附录里虽有五青年的“右派言论”，那都是事先收集整理出来，交给各位发言者去准备批判用的。
我本不打算过多地引用这些“右派言论”，以此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出这本书一读。按照现代人Q的观念，人人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Z由，这些Z由不应该受到干涉。同样，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接受监督，批评和监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这些在今天都是常识，而不应该遗忘的是，在中科院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那时就有这些常识。而反右恰恰是针对这样的民主常识而施行的政治实践，它要确立的是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重读这本书中按阶级斗争的是非观整理出来的“右派”言论，尽管那些观点已经被掐头去尾，并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荦的批评转引了最高领袖的话，他说，“秦秘书长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就剩下吃饭生孩子’。这还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们有一套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党内外有墙，没有充分机会，没有充分可能让知识分子去关心国家的事情。”15
何荦、项志遴等都对反胡风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坦然承认，对胡风的许多话有共鸣。他们为胡风抗辩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集团的材料有80%是错的”。何荦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在科学院搞得太过火，老是搞运动，不作业务。关于肃反，何荦在小组会上说：“肃反运动中说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结果一无所获。”16
项志遴的言论里也包括“攻击肃反运动”，他的批评更尖锐。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肃反扩大化：“肃反运动违反了法律，对人权有了侵犯，随意斗争，关闭，随意责骂。”17
当鸣放风向遽然转为反右，项志遴和所内另一青年张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发出异声。他们认为，所内的做法是“围剿”，“人身攻击”。项志遴并给兄长胡绳写信，“骂‘党中央糊涂，这样下去将有很多人不敢讲话，还能敞开言路吗？’”18
通过这些“右派言论”，我们也看到，在这所国家级的科学殿堂里，反右采取的手段与基层反右如出一辙，科学界本应具有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见，我将这些手段大体列举如下：
一 日记治罪
五青年中，徐志国最为年轻。“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收集得来的。被引用的内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迟自当年8月14日的日记。在会上发言的吴明瑜还提到：“从他五年来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感的强烈已达到何种程度”。19由此可见，组织上掌握的远不只是徐志国鸣放前后的日记，而是他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全部日记。附录中没有说明这些日记是怎么得来的，但在反右期间，通过日记检举右派言论并非罕见。以徐志国的情况来看，日记是在反右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曝光的。再看于家珊（科学院专家工作处）的发言，她说徐志国在反右批到他头上时，“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记，用毛笔把最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字眼涂了去，并把日记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为什么又全部被追回？只有一个解释，要么是徐志国迫于压力交出，要么是他的举动被跟踪，日记被截获。无论如何，他写在日记里的心情独白和记事，这时都成为致命的罪证。
徐志国右派言行的第一条是“利用整风，向党进攻”，可是，如今我们来看被列举出的日记内容，那只不过是期待鸣放又有所犹豫的心情。他的鸣放意见，也仅仅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他顾虑着，周围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鸣放后可能会遭到报复。所有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励的记录，都被放大、歪曲为“向党进攻”。徐志国热爱文学，曾先后给文学所办公室领导写过五封信，希望调入。这本是与鸣放无关的个人事务，但都同样被记录为反D言论，连他的谦逊求教，也被抹黑为“笑里藏刀”。
二 祸从口出
这些言论是怎样整理出来的呢？按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贯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检举。从孙亲仁的批判发言可见，五青年中，项志遴并没有贴出过一张大字报：“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上加了一张豆腐干一样大的小条子，他发的言论都是化整为零东一句、西一句”，但群众发动起来后，“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21
附录材料里的言行，不区分鸣放前后，也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论，哪怕是早在1954年说的话，这时都被追查出来。言论场合包括而不限于：1. 公开发言、大小字报、意见反驳、给报社的投稿、给领导的汇报等。2 私下议论，包括前述日记，同事间的聊天，在家听“美国之音”及其转述，给友人的信，亲兄弟间的书信和交谈。3 反右开始后的检查、自辩、文字和情绪反应。4 来自外单位的揭发或外调材料 （如徐刍在之前任教的清华大学所写大字报、他对自杀学生家长的走访）等。
将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和言论来治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亲人也受到压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刍的右派言行》里，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讲的话。还说他“潜入图书馆厕所”写匿名的煽动性的反动标语，谁能做这种厕所书写的见证人呢？实在匪夷所思。
三 强迫认罪
与基层反右中发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学院反右虽未见出现肢体暴力，但强迫认罪带来的精神折磨也从这个材料汇编中折射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在公私场合的言论一一被揭发出来，歪曲为政治诽谤，他还怎么可能泰然自处？附录中可见，到8月15日，何荦已经做过三次检讨，依然被认为是不老实。批判会不仅要他自己认罪，还要他交代所谓小集团和反党阴谋。材料中描述他“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今天看来，就是针对这种强迫认罪的痛苦爆发。他说：
我觉得没有办法，检查没办法，不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来反动集团和阴谋来！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谈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22
从数学所潘一民的发言中可见徐刍的遭遇：
我们一共对徐刍的问题开过六次大会，另外还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小会和多次的个别谈话，同他展开说理斗争。
他对组织也使用了各种无耻的手法，有时是怒气冲冲，装疯装死，有时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饶。23
反右两周后，徐志国如此写道：“现实，就像是一条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结：“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话，那么我的躯体留着也是没用的。”“我不想对任何人诉说我心中的苦烦，甚至不愿意让它流露出来。”这明明是吐露内心的痛苦，却同样被歪曲为“向党进攻”。24
对被批判者的污名化延伸到各个方面，从政治态度到业余爱好。项志遴曾经申请入党，这被斥之为“企图钻进党内来瓦解党”。批判夏永年的发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学阶段，说他对“玩弄女性、出入舞场、赌博等这些下流勾当感兴趣”；欣赏爵士音乐、美国电影，这些都被归咎为“留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25
在巨大压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了。在四千人大会批判之前，徐志国已经在科学院的院内大会上做了两次检查，他在日记里写到被迫服从：“我现在是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去找寻、拼凑，甚至创造些事实，显然，这些事实愈是耸人听闻，愈反动，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彻底、愈忠诚，我现在不是根据事实来给自己戴帽子了……”。26
结果，这段话依然被作为罪证，列于材料中这样的标题下：“支持右派言论，反对反击右派”。
三 不存在的科学共同体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有关科学共同体及其社会责任的讨论。科学共同体，包括科学家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负有社会责任。
回顾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会发言，我不禁要问，这个科学共同体在哪里？
五位青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录材料中连带被点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后来被彻底逐出科学界；而批判他们的又是些什么人？不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资深科学家参与其中，后者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还有一些人在“文革”后的科学复兴中成为院士、“两弹一星”的重要功臣，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项。
这些在反右后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他们的专业成就已载入史册。但这一时期他们对五位青年的讨伐，也留下了读来令人心情沉重的记录。
会上发言者，有八人一组、五人一组的集体代表，也有不同专业和类别的个人。以个人名义发言者有陆祖荫、陆学善、彭桓武、郑国章、林兰英、钱皋韵等三十七人。
陆祖荫是核物理学家，时年31岁；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项志遴，说他与张家琨结成“项张联盟”，“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阴险。”27
1980年代北京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成员孙亲仁，这时在物理所工作，他继续揭露项志遴，说他面貌伪善，行动隐蔽。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苏共二十次党代会的影响，接着波匈事件发生，他就彻底右转，“放出一支支毒箭，从细小的具体问题到根本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诬蔑。”28孙亲仁揭发了项志遴的许多言行，如他在苏联留学时对斯大林肃反恶果感到震撼，回国后关心抚慰肃反中被斗的人；又说他在所里几次发言与其他右派分子结盟，这个“项张联盟”形式上破产而余脉未断。
磁学家陆学善，时年52岁；1955年被选聘为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他批驳何荦所谓“不要党领导科学的问题”，说何荦的说法跟章伯钧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实质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忆苦思甜，说解放后八年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时年42岁，英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参与创办了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他的发言不知是自己亲笔写的还是别人代笔，总之，引用了刘少奇的报告、于光远的文章、周恩来的报告来说明党的领导是科学发展的幸运，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些内容多是重复，也很空洞，但提到所里的项志遴，他的轻蔑和反感就很明显，意见也具体了。他揭发说，项志遴的哥哥（胡绳）姐姐“离他十万八千里，对他思想没什么影响，”30他认为项志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这个舅父是没落的反动汉奸。
像陆学善、彭桓武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有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归国人员代表，他们不是受到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吗？不是应该有独立思考吗？他们怎么会加入到这场“猎巫”运动中来，怎至于用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对待年轻学者，敌视自己的同事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场批判的伤害性吗？
我对自然科学家群体缺乏研究，仅据熊卫民等人对科学家的系列访谈录来考察，我看到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一些高级科学家对党的绝对信任和追随，使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
再则，从对政治运动的切身感受来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断，不过，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风集团等，整体来说，对自然科学家的冲击比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冲击相对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后回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对这些运动的伤害性缺乏体验，也不存怀疑。
有关冲击相对小，这里有一个例证，巴延年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曾经谈到。巴延年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属于管理层政治干部。他说，在反胡风之后开展“肃反”，分院有人自杀了，上海市委叫停了运动，“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31上海分院其实在内部还是搞了调查，但科学家们自己并不知道。最后由高教部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召集⾼级科研⼈员开会，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也不学习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谈到反右之前的政治运动时说，毛泽东发起的那些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反对胡适唯心论等，既是学术批判运动，又是政治斗争；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论领域争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争夺的对象，共产党当时并不太想控制自然科学。李四光副院⻓曾对毛主席说，请共产党派⼈来领导科学院。据说那时另⼀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我们不懂，还是你们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时，高级知识分子确实体会到了在新中国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很多人感恩党和政府。“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指示里，该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改革工资的决定。改革后，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工资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而1955年仅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月工资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学部委员，每人还有100元津贴。相比之下，一位一级研究员兼学部委员者的工资等于十五位普通职工的工资。
再说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很多人在战乱年代离开中国，他们认为那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对回国后的事业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后，受到新中国政府的召唤，也因为爱国思乡之情，渴望归国参加建设。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1951年底开始禁止理、工和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留在美国的科技人才在就业和升职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当他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回到祖国，又进入到科学院的专业机构，内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为特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宽容度。前面已经说过，1954年以后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这个区别对待，便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1957年，固体力学家黄茂光41岁；他1956年1月底回国，4月进了力学所。和其他三十个归国人员一样，职称为副研究员。他在接受王德禄访谈时说到反右时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这种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说，反右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的头一个运动，他们当时“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呢？“给别人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反右中他们都没有遇到麻烦，但他同时也知道，力学所内定的右派是谁：
一个是塑性力学组的樊蔚勋。樊蔚勋是钱伟长的副博士研究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下放到东北，1979年才给他平反，把他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蔚勋现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林鸿荪和郑哲敏也是内定的“右派”。林鸿荪原来在北大教课，后来去了力学所，负责日常事务，“文革”期间自杀了。郑哲敏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因为这两个人都去过钱伟长家里，中央知道以后，认为这件事要划清界限。钱伟长是民盟的骨干，谁与他有联系，那就犯了大错。当时有一个干部叫朱兆祥，是搞力学的，也去过钱伟长家里，这就出了大问题，他被错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平反以后，朱兆祥担任宁波大学的校长，1989年调回北京，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员。34
从这段回忆里还可以看到，区别对待对这些归国科学家的诱惑和影响。他们由此而明白，第一，科学家只能和党结为共同体。第二，如果离开了党，不仅没有归宿，连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都没有。第三，绝不能靠近右派分子，无论是学术联系还是生活接触都不可以。这里，最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和接受党对科学界的领导，接受的意义就是绝对服从。
结果就是四千人大会上那种敌对情景，连续四天集中火力批判五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大科学家批判小研究实习员，不论学科、不论专业团队，人人都拿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将这些青年的政治见解、生活态度、家庭出身、青少年时代兴趣爱好一一归罪，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这是科学思维惨遭羞辱的大会，是制造分裂和敌意的大会，也是科学家的身份斯文扫地的大会。
在反右期间，迫于政治压力，必须表态揭发别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中科院没有任何例外。我读到熊卫民对范岱年的采访，他的经历可说明这种情形。范岱年和浙大地下党一批人员随竺可桢调入中科院，他在科学院《科学通报》任编辑，1956年任宣传局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反右时任办公厅资料室副主任，还是办公厅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右时，范岱年没有积极揭发许良英，结果自己被定成右派。
他说他当时的态度是：“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而他最好的朋友管绍淳先被定为右派，批判管绍淳时要求管绍淳做自我揭发。管绍淳便来问范岱年“我写什么呢？”范岱年答说：“你什么都可以写。”35于是，管绍淳就把他们在宿舍里聊天的内容也揭发出来。范岱年受到五类处分（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管绍淳的处分略轻一点，为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
根据范岱年的回忆，科学院最后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具体是两百多少，我未见到统计数字。根据《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的一篇报道，题为《严格按政策清理冤错假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社会科学院为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和干部恢复名誉》，“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得到改正的有徐懋庸、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孙毓棠、许良英、李德齐、赵中立、吴其玉、顾准、荒芜、章有义等四十四位同志。”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包括所有已故右派和调出本单位的右派。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5月才建立，其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如果从两百个右派里减去这里得到改正的社会科学部四十四位右派分子，那么属于自然科学机构的右派还要占到四分之三。来自张藜文章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是：
到1958年2月止，在科学院所属京区55个单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67人中，有研究员8名、副研究员3名；而11位“右派”学部委员，在科学院工作的仅有2位。36
按科学院北京区四千多人计算，1957～1958年里划了两百右派，这个比例即使未达到也接近了百分之五。所以，所谓中科院没有打一个右派，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
四 物理所反右：刘治平与《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
上文陈述了中共中央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处理的“9·8指示”和批判青年五右派的四千人大会，这一节将聚焦于物理所反右和刘治平被划右派的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收有《刘治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全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相当详细地辑录了鸣放和反右时期刘治平的言论。
简介里如此说明：刘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年龄23岁，担任过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材料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右派言论。第二部分是刘治平发言记录、诗作、大字报原文等。
在第一部分里，刘治平被认为是物理所的“第一个点火人”。如果去掉材料中评价性的措辞如“疯狂”“进攻”“诬蔑”“辱骂”“丑化”“歪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涉及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鸣放期间，刘治平受到北大“五一九运动”的激励，尤其是林希翎演讲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他直接写信给林希翎说：“当北大我们的母校已经高举起‘五四’的旗帜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志在声援北大，成为将“五一九运动”的火炬传到物理所的第一人。刘治平盛赞北大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说这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动人”，他写道：“北大高举起了五四的旗帜”“我举起双手高呼好”。37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举，刘治平与同所的青年学者鲍诚光联合签署发布了文章《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该文被认为是“刘治平、鲍诚光的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企图在科学院内煽动起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第三，反右很快开始，风向骤转后，刘治平进行了抗拒和抵制。他并声明说：“如果有人把他（鲍诚光）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将全力甚至于生命维护他。”
而项志遴受到批判也与刘治平密切相关，在科学院四千人批判青年五右派大会上，对项志遴的一个指控就是“支持右派分子刘治平”。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条目下，项志遴的“罪行”包括：“拥护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38“诬蔑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令人生畏的逻辑’，赞扬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让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39
核物理学家陆祖荫在会上批判刘治平说：项志遴的民主言论是在刘治平鸣放了之后说出来的。项志遴在物理所大鸣大放期间，和另一右派分子张家琨结成联盟，“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经有一整个团支部公开叛变，投降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以项志遴为首的几个右派分子策动的结果。”40
与刘治平右派案相联系的另一位学者是欧阳绛，他出生于1925年，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入党，1957年时的党龄已有七年，是力学所研究实习员，也是党支部里的知识分子委员。谈庆明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说到欧阳绛和力学所反右期间的情形：“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他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意思是你还真相信？ 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41
在“支持右派分子积极为之辩护”这个条目下，欧阳绛的“错误”表现如下：
物理所公布了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反动纲领“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准备进行讨论批判后，欧对刘的论点“大部同意”，十分感“兴趣”，积极鼓动群众一起参加辩论会，在会议进行中并想用自己的发言“扭转气氛”，在会上发表的言论很多方面都是和刘治平的发言相呼应的。42
那么，刘治平和鲍诚光是搞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性文件”呢？
鲍诚光和刘治平在北大物理系是同年级同学（1952级入学，同年级同学中包括与林昭同案的顾雁和梁炎武），1956年毕业后，两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刘治平来自福建，鲍诚光来自广东，此时职称同为研究实习员，这个职称相当于大学助教，也可以再报考研究生。但是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辑录中看，他的报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鸣放期间，鲍诚光不在北京，而在家乡养病。他给所里的赵保恒（也是北大物理系52级同学）和刘治平等写了下面这封信：
保恒、治平等朋友们：
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科学院的整风运动。
但我建议你们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我相信热爱真理的人是愿意并敢于支持它的，我将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当然我并不希望它是孤独的发表，如果他们同意可以签上名，不同意就把“们”划去，希望你们另外发表你们的。
鲍诚光写的这一篇稿件，就是刘治平署名后与鲍诚光联名发表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文收入了《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43
今天来读这篇文章，读者无法理解怎么可以把这样的表白看作反党。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现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感谢共产党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切齿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以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作者要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以官僚制度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有限制一党专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参与。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满足人民知情权。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这种政治诉求的必要性，作者写道：
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Z政的，正是这种缺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以便使党的政策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党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先与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数人同意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是正确可行的，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党还要经常接受人民的意见及时修改。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注二），报纸(起码一部分）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我们希望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必须对敌人保密之外），经常告诉人民使它接受舆论的影响。
本着政治Z由和公民参与的权利，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种生活物质资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问：这种缺乏和农民合作化有无关系，假如有关，党准备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怀疑苏联对中国是“援助”还是“贸易”，要求党把中苏之间输出的各种主要物质的总额告诉人民。（刘治平在这一条后面署名加注：“这点我不赞成”。）
最后是认为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不能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以及其品质恶劣，而应该从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来考虑，鲍诚光写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注四注五)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愤怒，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把斯大林在军事、外交、农业等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个人崇拜”与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恶劣是不对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客观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主观的思想意识——个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个人不良的品质发展成为敢于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鲍诚光能够写得如此尖锐，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了解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更激进的观点。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论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发表专栏文章《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铁托在演说中提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1957年鸣放期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讨论。受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鲍诚光在给刘治平、赵保恒等朋友们的信中建议：在科学院开辟“民Z墙”并征集对这篇文章的签名，而刘治平的签名和将之公开，实现了这份文本的鸣放效应。
《鲍诚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中，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为自己申辩的信件和发言记录；后一部分内容的时间跨度从反右开始后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鲍诚光多次在所内的辩论会上回应质疑，重申文章观点，解释为什么应该从制度缺陷上找问题，何谓自由民主不够广泛。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错误的一个思想来源，他在所内的辩论会上为自己的文章辩护说：
我说斯大林血腥统治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立亚蒂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镇压”，“在道义上应受遣责”，“专横”，“残酷”，“官僚主义制度”，“迫害犹太人”等字句，并且苏联也认为陶立亚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言论，同样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说他反苏，而说我反苏？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见，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的四千人大会已经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个多月，刘治平、鲍诚光的名字已经作为右派典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也是发行全国的第一大报，被《人民日报》点名，其影响之广大、后果之严重，不亚于被押上了国家级的舆论审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登出专栏文章：《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文章开头说：“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四千多干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他们极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科学刊物编辑人员。”
在这篇文章中被点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燫，说他还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个名字是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九三学社社员黄宗甄。第三个名字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聂光坻，接下来就是物理所的刘治平和鲍诚光。文章还特别公开了刘治平父亲镇反中被处决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带有阶级报复的性质：
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右派分子刘治平因为他的反革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直对共产党抱仇视态度，说今天的社会“黑暗”。整风一开始，他贴出了第一张反动大字报，此后他又诬蔑肃反运动，打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三害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必须连同政治制度一起消灭”。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物理研究所另一个右派分子、研究实习员鲍诚光同刘治平沆瀣一气，在整风一开始就发起所谓“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墙”，他在那里大放厥词。他猖狂地要求党把实权交出来。现在，所内群众正在痛斥他的谬论。
反右开始仅两个月零六天，右派分子已成为人民公敌。而这时，刘治平从北大毕业不过一年，他在导师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本科论文《用统计力学方法讨论平衡稳定条件》，今天仍可以查到。
论文发表在1956年1月5日的《物理学报》第12卷第1期上，这一期首先刊登的是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排在后面的才是物理研究专业文章。第一篇为核物理学家卢鹤绂的研究论文，刘治平的论文居于第二。一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论文排名如此靠前，证明了他的优秀。
五 反右祭坛上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时间再倒推一个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科学院右派点名批判的文章一个月前，1957年7月初，也就是反右开始的一个月后，刘治平等科学院右派的统计名单已经上报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
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7年第271期上，有文章说明，中央国家机关在当年7月初进行了机关排队摸底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61个单位中，截至7月12日，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为145,428名，其中的右派分子为2,379名。
中科院在8月份和9月份，通过《人民日报》的公开批判和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这两波斗争高潮，右派名单早已确定下来。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一册里有25人的言论材料，第二册里有18人的言论材料，共计43人，根据其中人物简历，我按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如下表，目的是考察其中青年右派所占百分比：
（以上表格，如排版不易，可考虑用下图09 中科院右派名录列表）
以上名单仅仅是中科院将其右派言论整理成篇汇集入册者，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科院划右派者的部分人员名单。从书中收集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科学院在鸣放期间，有那么多人表达了清醒冷静的思考。他们质疑肃反，为胡风辩护，要求吸取苏联教训，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从政治民主到党的领导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科学院鸣放与基层鸣放不同的特点。因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只是先写在这里，作为研究线索。
上述名单尽管不全，依然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样本，从中除去哲学社会科学部系所人员，再除去不属于任何学部的情报所编辑、办公厅翻译、出版社编辑等（表上我用底纹区别出来），仅看纯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名单，计有20人。在这20人中，除去年龄超过30岁的5人，其余15人全部在22～30岁以内：
1 鲍诚光 22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2 毕文达 26 地球物理所见习员
3 蔡亲颜 25 物理所实习员
4 陈迺用 30 真菌研究所研究生
5 高葆元 27 化学所实习员
6 何 犖 29应用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7 华士龙 18 物理研究所见习员
8 华成吉 23自动化研究所实习员
9 黄季芳36 遗传室助理研究员
10 刘治平 23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11 罗开富44 地理所研究员
12 欧阳绛31力学所实习研究员
13 瞿 章 24 地球物理所天气组实习员
14 任宏硕 23数学研究所研究生
15 邬鸿勋 25地球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16 夏永年 22化工冶金所实习员
17 项志遴 26 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8 谢 鸿 26 计算技术所实习研究员
19 徐 刍 27 数学所助理研究员
20 宣受之36电子学研究所实习员
21 袁翰青53 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22 袁志辉 25力学所研究实习员
23 张有天 24水工研究室研究生
以上23人中，超过30岁的只有5人，其余18人，平均年龄24.7，不满25岁。以青年人作为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这再一次表明，科学院在保护老科学家、留学归国者和国家急需人才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下，推出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科研人员，他们成了反右祭坛上的牺牲和保护政策的代价。
六 他们去了哪里？
这么多毕业于北大、清华等院校的高才生，被划成右派之后，去了哪里呢？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据方励之回忆，学校成立之初，教师大都来自中科院；一类是老教授前来兼职，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后者大部分是受到过批判者：
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党委书记，郁文，曾“不无得意” 地说，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笔“洋财”，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笔“洋财”。44
被科技大收留的，相比离开研究单位流放至兴凯湖者，应属幸运，但毕竟是有限的少数人。我在杨崇道的编著《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里，找到了一批被送去北大荒的中科院右派的名字。
杨崇道是军委总军械部挨整的军官之一，1958年3月在军队被“突击”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销一切职务，遣送北大荒监督劳动。他通过多年的档案查找、资料收集、难友寻访，得以整理出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在该书的说明中，他写道：
1958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各部单位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计1417人。其中850农场925人（775名国家机关右派是3～6类处理，150名军右是二类），853农场489人（全是右派二类处理）。另外，852 农场1人（艾青），汤原农场2人（丁玲、陈明）。45
在杨崇道整理的名单中可见，来自中科院的右派（二类处理：监督劳动）被集中送往了853农场，这是中科院反右中消失了的历史记录：
*以下第一个数字为853农场右派花名册中的编号：
17 华成吉 女 25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28 袁志辉 男 26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51 郑显荣 男 33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会计 行政20级
89 钟天越 男 34岁 广西人 原科学院实习研究员 高教12级
102 杨子彬 男 27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2级
103 樊蔚勋 男 29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1级
105孙必有 男 28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07胡康祥 男 24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技术员 高教12级
119李树藻 男 43岁 山东人 原科学院图书员 高教12级
123 杜文亮 男 30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26 陈育彦 男 25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见习员 高教13级
127 彭应斌 男 25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31 李荒芜 男 43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员 行政12级
138 徐志国 男 23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翻译 翻译14级
139 黄仁飞 男 32岁 福建人 原科学院研究生 高教11级
147 赵中立 男 39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秘书 行政14级
另外在北大荒的850农场名录中还有一个名字：
873 许宝初 男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上述名单中，共有十七位来自中科院的右派。其中有我前面提到过的名字：在北京四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志国（编号13号），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的华成吉（编号017）和袁志辉（编号028，在言论集目录页为“袁光辉”）。
我最初在网上下载这两个农场的名单时，没有找到刘治平的名字，感谢武宜三先生惠赠杨崇道著作电子版，才看到作者的说明。原来，上述名字，全部属于二类至六类的处理。所谓二类，即监督劳动，即使如杨崇道那样在北大荒流放了二十二年的人，包括这期间被饿死、被折磨死的右派分子（光杨崇道亲手写的死亡报告就有三十三份），他们所受处理，名义上只是监督劳动和在此类别以下的处分，而不属于一类处理——劳动教养。
刘治平去了哪里呢？刘治平得到的处分更严重，他的名字出现在1958年2月9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中。丁东在《有关顾准、戴煌、 许良英、牟宜之命运的一份史料》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一文本。46这份文件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以下简称《处理规定》），此文件上说明了：此件发到县一级，不登报，不广播，但可以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宣布。
文件首先确定了右派的性质，“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在处理待遇方面，国家薪给人员和高校学生略有不同。对于前一类人，根据情节严重与否和态度恶劣与否，《处理规定》提出了六类惩处办法：
一、劳动教养，态度特别恶劣的，还应开除公职。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劳动教养，则自谋生活，由家庭和所属居委会负责政治监督。
二、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生活上酌情补助。
三、同上述一、二类情况，但确有专长以及工作上有需要者，或体弱者，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不接受者，自谋生活同一类办法。
四、愿意悔改并有影响者或需要加以照顾者，撤销原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五、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
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予处分。
在这个《处理规定》下发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对10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完成。正如丁东所说，《意见》就是这个规定的具体实施样本，具有典型案例的作用，各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在这份《处理意见》中，属于第一类，作为劳动教养处理者，共有18人；其中，11人属于“态度特别恶劣”，劳教同时被开除公职；7人属于“态度恶劣”，不开除公职。
在每个人的名字之下，分别列有三项：一、主要反动言行；二、斗争中的态度；三、处理意见。
对刘治平的处理属于第一类中的第二种：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为方便分析比较，我再将这里七个人的情况一并辑录如下：
1 王金湘，男，27岁，山东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冶金工业部有色研究所10级技术员。
2 张澄清，男，34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九三社员，现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生药室技师（卫生技术11级）。
3 刘治平，男，21岁，福建人，家庭出身反动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2级实习员。
4 孔嘉，男，33岁，江苏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建筑部“建筑”编辑部助理编辑（20级）。
5 张永昌，男，42岁，浙江人，家庭出身旧官僚，本人成分职员，大学毕业，无党派，现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图书管理员（16级）。
6 郑白涛，男，31岁，广东人，泰国归侨（1950年回国），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初中程度，无党派，现任侨委中国新闻社编辑（20级）。
7 张宗禄，男，30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10级技术员。
以上这七人，我找到了张澄清和刘治平的结局，他们都死在劳教场所。其他人则未见有文章提及，而七个人中就有两个劳教死难者，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骇人。
六 关于刘治平之死及其他悲剧
我曾问顾雁老师，刘治平后来怎样了？顾雁在平反后与北大校友聚会，他听老同学们说的是：刘治平因吃毒蘑菇而死。
当年曾经教过1952级物理系学生的虞福春教授回忆说：
我在北大教过很多学生，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这批学生有些人的成就比我高很多。1956年那个班学生都非常优秀，当时我是班主任。他们都还年轻，讲话讲过了头，有几个被错划成了“右派”,有的甚至被送到监狱，在监狱里蹲了20多年。方励之就是那个班的，我教了他三年多。47
鲍诚光、刘治平、顾雁、梁炎武，都在1952年入读物理系，与方励之同年级。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虞福春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他说到的这些蹲监狱的同学，应该也包括了活着回来的顾雁和梁炎武。而物理系1952级的刘治平、1954级的刘奇弟，则永远不可能返校了。
我在拍摄《夹边沟祭事》纪录片时以及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劳教者死于饥饿的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我还是想知道刘治平的具体情况，他去了哪个农场？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在网上搜索“刘治平”的名字，并细读了姚小平找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文章。48
2002年3月9日，北京学者姚小平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了一份重要史料：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据当年由中国剧协送劳教者杜高认定，此物应该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在这份调查表上，有94名右派劳教罹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死者所在墓地分布在三个地方：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河北清河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
来源：姚小平《发现》
在这份死亡名单上，我没有找到刘治平，却找到了与刘治平同属一类处理的七人中另一位劳教者张澄清的名字：
63 姓名：张澄清
职业：卫生部药检所
教养场所：兴凯湖农场
死亡年龄：38
死亡时间：1959.2.10
在张澄清坟旁边，埋着编号为64的莫桂新，歌唱家张权的丈夫。
张澄清的死亡时间，距对106名右派分子做出处理意见的文件时间刚满一年，他死在第366天。《处理意见》对于他，如同死刑判决。调查表上注明他的死亡年龄是38岁，而在《处理意见》中，他的年龄是34岁。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处理意见》比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的记录更准确的话，张澄清应该是终年35岁。
那刘治平是在这三个农场的其中之一吗？以上死亡调查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啊。我继续查找，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这是俞梅荪在2010年5月所写的一篇报道：《如山凝重如海呼——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在该报道的下篇，有多位反右蒙难者留言。其中，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留言道：
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所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49
李淑娴回应的那段有关刘治平的描述，来自文中的“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离休）”，在《幸存者痛陈四位右派之死》的标题下，俞梅荪如此转述了他的发言：
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如下：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数年前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似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在多年劳教中表现好，被解除劳教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50
H先生这里讲到的其中两名死者，一位是本文所追寻的刘治平，另一位是科学院四千人大会上被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刍。我请教俞梅荪先生这位H先生实名，他再三回忆，终于确定了，H先生是韩大钧。
我再去几部有关清河农场劳教的回忆录中查找，在从维熙的回忆录《走向混沌》中看到了韩大钧的故事。韩大钧，在中科院电子研究所被打成右派。从以上他的几段话里可见，他先是在兴凯湖的七分场，与莫桂新同队；遇到刘治平时，是在河北茶淀农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河农场，韩大钧在茶淀三分场与刘治平同队。
他谈到刘治平父亲的情况，提示我回头再去重读那份对106人的《处理意见》。的确，那份文件上在刘治平的简介下还有一条：“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每个人的简介中都有这部分）：
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镇反时被判处死刑。刑前曾嘱刘要“见风转舵，为父报仇”。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1955年北大肃反时曾因反动小集团问题受过审查。
事实上，将刘治平父亲的经历作为刘治平的“历史问题”，这已经是明显的株连；至于刘治平的父亲是否属于错杀，目前无法核实，但说他临刑前还能和儿子见上一面，还能在枪口下嘱咐其“为父报仇”；而且，他说这话时，还能被旁人得知，我则很难相信。尽管如此，这段简介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刘治平1952年考入北大时尚不足18岁，少年时代的他，已经接连遭遇政治风暴；先是失去父亲，这还没有改变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努力；但高中时却被追究出身，开除团籍。大学三年级时，又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毕业后，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了《人民日报》上的右派典型。半年后，他的名字，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劳动教养，不开除公职。
韩大钧的回忆证实了一点：刘治平再也没能回到中科院物理所的职位上，他的生命终结于清河农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倒不是在大饥荒时期，因吃了毒蘑菇而丧生；却是在大饥荒之后一次普通的劳动中遭遇伤害，终告不治。
那么，刘治平是和韩大钧一样先去了兴凯湖，还是韩大钧到了茶淀之后遇到了先前在这里劳教的刘治平呢？从韩大钧的简短回忆里我不能完全确定。而俞梅荪认为，2010年82岁的韩大钧，到2024年已有96了，因多年未再联系，新冠大疫后韩先生是否健在，他无法确定了。
我曾以为刘治平没有去兴凯湖，因为北京市劳教右派，确有直接送清河农场的。据报道，清河农场在1957年之后分5批接收了共3000余名“右派”。51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王书瑶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就直接被送到清河劳教，1962年解除劳教后仍留在清河就业，直到1966年被遣送新疆。
例如一机部所划右派冯志轩，他就和王书瑶一样，没有去外地，直接被送到清河农场。他在回忆中写道，被劳教者先关押在北京城西南角自新路半步桥监狱——这里成了劳教人员的临时收容所。
为什么先到了半步桥监狱呢？清河农场另一位劳教幸存者赵文韬这样写道：
因为对右派实行大逮捕，一时间，北京可以拘押人的地方都被右派分子撑得爆满，没有适当的场所收容，临时借了这所监狱几幢楼，专门收容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52
在半步桥，劳教右派们再被分组，有的人被送往黑龙江的兴凯湖（如巫宁坤）等；还有如王书瑶、冯志轩等人，则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茶淀的清河农场（茶淀各农场的总称）。
在清河农场，王书瑶和冯志轩先被安排在于家岭分场（与刑事犯一起）。
1958年4月1日，这些右派分子全部被押入清河劳改农场五八四分场（犯人们称其为“西荒地”）。五八四，即1958年“大跃进”新建的第四个劳改分场，后来还有五八五分场；而在农场饿死、病累而死的乱坟岗子，被囚徒们称之为“五八六”。
北京劳教、劳改幸存者冯志轩（1932-2023），艾晓明摄于2023年5月28日，8月1日冯先生病故。
冯志轩记得，在1958年8～9月间，秋收时节，因大批人员患病、两人死亡，除个别几个人仍留“西荒地”以外，全部思想犯迁到清河农场第三分场，组成“思想犯专业场”。这里有四个中队，无其他犯罪者。53
大概是在1960年10月之前，三分场的人突然接到命令，除少数人留下外，大多数人迁回于家岭分场。后来得知，这批人离开是为了腾地方，原来发配到东北兴凯湖的右派将要迁回。巫宁坤写到，从兴凯湖幸存下来的三四百人，迁到了茶淀三分场。54
韩大钧也就是此时从兴凯湖回来，迁到了三分场，他同刘治平在一个队。我这篇文章去年写完，今年在修改时，我才从原物理所另一位知情人那里听说，刘治平也是随兴凯湖劳教幸存者一起迁回茶淀三分场的，因此我在改稿时补充在这里。
本来，看到韩大钧所说刘治平因工伤不治，我的寻找就可以结束了。但继续核查比照事实，发生了一个小问题。
七 徐刍之死与刘治平最后的劫难
徐刍（1930-1968）
来源：徐祖哲《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
我看到韩大钧说到的徐刍之死，感觉那个爬过铁丝网与儿子相会的画面，戏剧感太强了。我在想，也许那并不是他最后的死因。于是我继续查找有关徐刍之死的线索，结果在王友琴主办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读到徐祖哲的文章：《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其中所述徐刍之死比韩大钧所述更可信。55
在文章中，徐祖哲详细讲述了徐刍的故事。原来，徐刍是广东人，他的妹妹与我们中大袁伟时教授的夫人还是密友。徐祖哲联系到了徐刍的妹妹、亲友和学生，从而完整呈现了徐刍的人生轨迹。限于篇幅，我只讲和韩大钧的描述相关联的部分。
徐刍和刘治平一样，被送劳动教养。1958年2月27日（阴历初十），徐刍先被关押在半步桥监狱，不久被押去兴凯湖。他的母亲曾跋涉千里去农场探视，他的妻子由于是党员，她所工作的单位轻工部造纸研究所要求她与右派丈夫离婚。
徐刍从大饥荒中幸存下来，他和数百右派一同转回到茶淀农场。劳教期满后，他并不能回到中科院原单位，而是先后在劳改管理局科仪厂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
据郭慕岳回忆，新都暖气机械厂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下属的一个劳改工厂，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此处街道因“新都”而取名为新风街。这个厂子当时规模不小，有近4000人，劳动教养人员最多，其次是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此外还有公安干警100人，外雇人员30人。该厂的产品以暖气片为主，同时生产电瓶车和电机。后因收容大批劳教人员，其中有各个专业的高级专家，还有热核专家，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个厂拥有了雄厚的技术力量。该厂在1960年代后又生产太托拉大卡车，原来只有北厂，因扩大再生产又扩建了南厂。56
徐刍在劳教农场、工厂辗转，先后近十年。“文革”期间，徐刍因抄写黑板报时写错毛主席语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1968年1月11日，轮到批斗徐刍，种种惨烈场面历历在目，他感到灾祸临头，在暗夜中从北厂遁入南厂，天寒地冻方寸已乱，跳入六车间1米深的淬火水池，被搜出来遭暴力拷打，伤重昏迷。母亲闻讯赶来看望，时值全国串联，运输秩序大乱，几次换乘爬窗上车，17日才到北京。见儿子躺在仓库已无知觉，妈妈大喊，你们救救他！救救他！下午他就去世了，厂方认定为“自杀”。57
徐刍的死亡十分悲惨，而被毒打致死却给改为“自杀”，更是可恶至极。由于这里的描述与韩大钧有所不同，我想到韩大钧可能是据不确切的传闻转述，而非亲历。那么，他说到的刘治平之死，有没有因耳闻而不够准确的成分呢？
这样，我就开始在清河农场劳教幸存者的回忆中寻找，我读了从维熙、杜高、冯志轩、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他们的文章，看有谁能更具体地谈到刘治平这个人。
清河农场原址一角，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有关劳教者的死亡，清河农场和全国一样，在大饥荒那几年间中死人最多。据冯志轩的回忆，于家岭分场原来有六百来人，五个中队，此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了。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他估计病死、饿死的不会少于三百人：
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58
在赵文韬的回忆录《伤害》中，他判断，近1000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幸亏农场开始从附近县里调来一些当年收获的白薯，死亡人数才开始减少。同时他也写到，右派中间不许串组，不可能有精确的死亡统计。
2014年9月，为了解夹边沟之外其他劳教农场在大饥荒年代的情况，我请王书瑶先生带我重返清河农场；当时还有兰州的五七难友张遂卿、北京的马文都两位师友同行。我们驱车抵达农场原址时，眼前是一大片平平展展的高粱地。田块都一个模样，时隔五十多年，已经无法辨认以前分场的旧址或找到“五八六”的痕迹。田间地头，王先生指给我看那些灰灰菜，这是当年劳教者们找来充饥的东西。天色向晚，高粱穗子上的夕阳余晖逐渐暗下去。王先生站在那里，从饥饿说到逝者：“因为死亡，一种阴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人死了，也没有任何告别，给他整理整理行李，送到场部去就完了，这人就算消失了。”
据王书瑶了解，清河农场登记的死者是714个，“死的人，没有说法，什么说法也没有。连北京大学记录在案的右派档案都不公布。只有五处管这个事情，它不公布，谁能知道？姚小平在潘家园获得的只是部分名单。”
王书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右派，被开除团籍、学籍，1958年送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直至1966年被遣送新疆），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十年前，我读过王书瑶的回忆录《燕园风雨铸人生》，他在书中写到的人物，由于我那时对反右的历史缺乏了解，很多内容被我“视而不见”了。那时我没有想到，王书瑶正是刘治平之死的一个见证人，他所了解的比韩大钧更详细。
我通过“刘治平”这个关键词在网上查找，之所以没有马上查到王书瑶的回忆，是因为王书瑶在书里写的名字是“刘智平”，但看其内容，我确信，他说的正是刘治平。
原来，刘治平不是饿死，却因为与王书瑶多少有点联系的一个荒谬的原因而受伤，伤口感染后病情恶化。我将王书瑶的这段回忆收录在下面，供读者了解，也愿有更多的知情人来补足刘治平生平的空白：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19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分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分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垃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59
王书瑶的描述中，有关刘治平是“研究生”，这点不准确。但他说到“天津的垃圾”，确切地回答了水田里怎么会有玻璃碴的问题。王书瑶讲到：清河农场盐碱极重，有专家建议用城市垃圾来改造农田的土壤成分。当时王书瑶和校友张景中（数学家，“文革”后成为院士）一起去唐山、天津装运垃圾，用60吨的车皮将成山的垃圾运到茶淀，再装车卸到农场地里。城市垃圾中什么都有，包括玻璃碴。
刘治平之死，起因就是倒入农田里的玻璃碴。但他后来的伤情发展，其确诊的病因和致死过程，还需找证人继续核实。如果真是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由于这是一种肠道病毒，它与外伤并没有直接关系。会不会是由于接触到肥田垃圾里的有毒物质，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因此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渐冻症），而这种症状被说成了“小儿麻痹”？还有，若他是在春季插秧时（北方插秧一般在5月）受伤，至次年春节（1967年2月9日为丁未年正月初一）去世，这之间有将近九个月时间，如果当时插晚稻秧，住院也会有半年时间。在他临终前的这几个月里，总还应该有人见到过他。我希望有心的读者接力，寻找到进一步的证据。
无论如何，刘治平在劳动教养将近十年后，仍未能回到科学院物理所，终致于死在清河农场，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据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从北大荒调回清河农场后，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观念较淡，物理所的人事处有把他调回原单位的意向。国内最有名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主任，当人事处去问这位主任的意见时，该主任说他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会再收留他。刘治平调回的事就此作罢，真可惜他没有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不然他不至于英年早逝。
我还想提到的是，在刘治平的“右派言论”中，编辑者收入过他这样一首诗，写于1957年6月11日，即反右的风向标“6·8社论”发出的三天以后，这是一首向党表达忠诚的诗：
献给您——党，
我给您的不是一面锦旗，
也不是一首赞美的诗篇，
而是一团火热的心，
为了我们年青的社会主义，
为了我们祖国可爱的人民，
我，割下我赤热的心。
献给您——党，
也许这里面有片面、有粗暴，
但是由于我这颗心，
青年而又狂热，这是由于我对您的爱，
激烈而又深刻。
献给您——党，
你会理解青年儿子的心，
我相信您会原谅我的片面与粗暴，
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
还有赤红的鲜血。60
写诗时的刘治平才二十出头，凭他一再蒙冤受挫的生活经验，他肯定在“6·8社论”中看到了不祥之兆。仿佛一个即将落水的人，他在努力挣扎，恨不能剖出一颗心来，让党看看他的赤诚。他在诗中自称为党的“青年儿子”，这是一个丧父之子所能表达的情感极致了。但和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一样， 这情感被彻底辜负。将这些右派送去劳动教养，逐出北京……在当时的领导者眼中，只是将北京市打造成水晶城市的清除垃圾行动。刘治平最后被一块真正的玻璃垃圾刺中而丧生，为这场清污运动的代价做出了血的注释。
八 必要的结论和补充
这篇长文，写得不像论文也不像纪实；它从与一个人命运相关的另一个名字开始，力图描绘出中科院反右运动的一片风景，最后才落笔到一位失踪右派的终局。仿佛本来有一条简单的直路，我却绕了一个大圈子。这种写法对于希望直奔观点的读者是不讨喜的，但我自己觉得，我的陈述，哪怕不够通透和连贯，哪怕还有更多的细节有待核对，对于以后的研究者，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在本文开始时引用了前南斯拉夫、现在的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那段话，他说：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遗忘看上去是一种常态，个人和社会，都会有种种理由，将那些痛苦的感受排除。这样做，在“文革”后的流行说法即“向前看”，为某种更重要的进程让路。库斯图里卡要说的正是，这种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时过境迁，人们就记不得了；而是因为，它被人为地抹杀，被其他精心编造的叙事所替代；正如所谓中科院没有打过一个右派的说法一样。
对我来说，寻找刘治平的结局，也并非要证明他不是死于误食毒蘑菇（假如真是食物中毒，在那个时代，也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让我欲罢不能的是，这样鲜明的事实和惨痛的死，怎么会被抹杀，以至于演变出了中科院没划过右派的结论。库斯图里卡在这里问的两个问题，正是我期待找到解答的。此文初步的梳理，离真正去揭示“历史动乱的动机”和后果，还差得很远。
我可以大致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自然科学不可能脱离政治。
在出生于1950年代的我这一代人，一句流行的名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家王小波在杂文中也曾写过：我们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王小波的父亲是哲学教授，曾经历挫折，被开除党籍，教导孩子不学文科，规避祸端，这不奇怪。然而从本文中人物的命运却可以看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科学家也并不能偏安一隅，除非是在从事核武器制造那种高度机密的科研单位，除非是国家要将其作为“重器”使用，否则很难自保。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自然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保有理性和良知，又怎能接受违背事实、摈弃良知的阶级斗争？即使暂时地服从乌托邦的政治需要，以保全自己的科研机会，这种妥协终归还是会被证明是无效的。钱三强等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就是明证。
第二，反右中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最终并不能保护到科学家群体。言论Z由和M主，这些基本权利不能赐予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或者照顾自然科学，放弃社会科学。同样，不能因为人们的知识能力、出国经历或国家是否对其有迫切需要来决定取舍。说到底，这些权利本属天赋人Q，不存在谁来“授予”。而从眼前需要来启用一部分人、偏废另一部分人的政策，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样是破坏性的。
第三，需要有对历史真实的不懈追求，并且维护对历史的记忆。有关“科学院没有划一个右派”的结论，换个角度考虑，正是在警示我们，记忆在被涂抹，改写；在这个过程中，真相也就被磨灭和消失了。
我想要再补充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结论。
一个是物理学家孟宪振的经历，在那本四千人大会的材料选编里，其他人的发言都只出现了一次，而他既是集体发言中的一员，也以个人名义做了发言。这是不是因为他是大右派孟昭英之子，所以特别要求他要多做政治表态呢？
图片来自网络
反右以后的1959年至1963年，孟宪振到苏联留学并获得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美国的博士）。1965年，他成为物理研究所的党委成员。孟宪振应该算是“又红又专”的标杆性人物了，而且，他的研究才能和成就有目共睹。在他身上，正是体现了对国家有需要的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大跃进”以后的年代，他承担了多项国防军工任务，而此时他的父亲因为被划极右，连参观军事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的人格侮辱。这说明了什么？两代物理学家，父亲因言获罪，儿子可以重用。同样论及出身，有的人要为父亲背黑锅，也有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然而，到了“文革”，当所有人都要服从政治需要时，原来发生在右派这里的强迫认罪就更大规模地重演了。1968年春，孟宪振不堪迫害，自杀身亡；他的弟弟为哥哥说话被妻子揭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囚禁五年，精神上深受刺激。61
王礼立，当年力学所的一位年轻人；在四千人大会中声讨右派的发言人之一。他先去了中科大，对于他如何离开中科大的，有关报道语焉不详：“由于政治运动，他被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力学所和心爱的冲击动力学研究领域。”62“文革”中他惨遭毒打，“打我的木板子都打断了。”63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64
这样的悲剧让我想起海明威的那句话：丧钟为谁而鸣？科学家是一个整体，刘治平们曾经遭遇的不幸，如果不去理解它，不去抵制它，注定将成为所有科学家都将遭遇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
行文至此，必然还要涉及一点；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批判文字，在后人看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批判者的道德污点。如果要说，在权力意志的强迫下，科学家群体只有分裂，但这里真的无须反思良知的缺席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两面，一面是强权，它是制度性地施行着，目的是通过对人群的规训而使之无条件服从。如果说，人们的道德感可以抗拒制度之恶，那仿佛人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过度强调了道德的能力？毕竟，在拿枪的恶面前，普通人能够做的抵抗是有限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道德良知的必要；我们怎么看待如徐璋本那样的抉择，怎样看待如张春元、顾雁、向承鉴等《星火》青年反抗者的义举，怎样看待林昭等一批孤勇者？假如没有人坚守道德，那制度之恶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抵抗了。
这种道德良知的代价毕竟是巨大的，也不是可以要求所有人的。但是，是否能要求知识分子，是否可以要求科学家？
本文对于1957年反右中科学家的分裂和集体效忠——许良英晚年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说自己被打成右派还在继续批判右派，这种现象，他称之为“愚忠”——写到了若干可能的原因；但我同时也明白，那么多人去落井下石，很难说成是被动之恶。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和理由，但是对于井下的人，每一块石头都可能致命。如果我们去包容那种集体的屈从，说这是多么不容易，有多少迫不得已的理由，对长眠于兴凯湖、清河等九泉之下的亡灵，是不是另一种不公正？
还有，不能不承认，即使是压力下的胁从，作为成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主动性还是存在的。只有一个区别，即权力意志下作恶动机的强弱以及对于受害者的后果之轻重。回顾历史，在所谓政治运动的法宝“群众运动”中，从众的心理对人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它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参与作恶无须承担个人责任，法不责众嘛。可是，在中科院，那么多人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他们在美国可以写信给总统陈情，伸张个人意志；这怎么解释他们在听到“右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却表现得如此义愤填膺？
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探讨，下面继续补充几个不能抹去的记录：
郝柏林院士生前写过纪念孟宪振的文章，65他的悲痛和义愤在物理学界传递了一种情感记忆。但无论是老一辈物理学家还是今天研究科技史的学者，可能还不曾留意到包括刘治平在内的这些更早消失的年轻人。1957年在中科院原子能核物理所，还有一位优秀的清华毕业生，年仅25岁，也是一位研究实习员，名字叫葛运凌。当年在批判项志遴的四千人大会上，葛运凌由于认同项志遴的看法，认为反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他连带被声讨。在项志遴的右派言行里，也出现了葛运凌的名字。反右过后，葛运凌被开除团籍、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大约在1961年，他在工作中因仓库少了一个他登记过的电子管，被定罪为盗窃公物，判处五年徒刑。1966年刑满释放后留厂就业，1969年因林彪发布战备令，他被疏散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结果，离厂前单位承诺的工资很快停发，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葛运凌最后落到个既无户口回城又无正式工作的处境。
1977年，葛运凌在他的申诉信中写道，他掌握日、俄、英三种科技外语，参加过研制核物理电子仪器、试制舰艇用国产150交流电动直流发电机等工作……在劳改工厂就业后又在实验室从事仿制TATRA10吨越野载重汽车的多种有关电动、油压和汽动总成机、泵的试验工作……他说他才44岁，期待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出一把力。66
发布这封信的作者史义军写道，葛运凌通过自己的妹妹找到他的朋友，请其多方申诉，只求有个单位吃饭而已。这封信最后转给了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就在科学院决定落实政策前，葛运凌因癌症死于医院，死时还欠2000元住院费；而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因不堪批斗屈辱，已经双双自杀。
张家琨，另一位清华毕业生，在物理所批判项志遴时，他被归之为“项张反D联盟”的人。张家琨划成右派后，被逐出中科院物理所，最后遣返老家劳动改造。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放过牛、讨过饭，受尽百般折磨”。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命运才开始改变。他先被调入镇里中学教书，后来调到绍兴文理学院，担任过物理系主任。67
1956年考入中科院水工研究室就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张有天，被划右派后，取消研究生资格，下放到东北勘测设计院。他长期在水库工地，被监督劳动。1978年，张有天回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迟至1983年，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68
人们常常颂扬一些劫后余生者，为他们此后的成就而感动，然而，他们曾经的屈辱和苦难为什么要一笔略过呢？而且，很多被划为右派的青年科技人员没有机会重返科学殿堂，在“无右派言论”或“历尽坎坷”几个字后面，是多少年华的荒废和才智的毁灭！相比少数荣获桂冠的院士巨星，那些消逝的生命甚至没有得到过追悼。不写他们的陨落，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既不完整，也不真实。
再回头来说刘治平之死，相比之下，徐刍之死的能见度要比他高得多：“1979年3月，中科院数学所改正对其错划右派问题。”同年8月，徐刍追悼会隆重举行，数学所以单位的名义发布悼词，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围绕徐刍的死因，争取公正的行动继续下去：“1980年7月10日，数学所负责平反的干部郭女士和劳教部门争论了3个月，徐刍死亡原因终变更为‘他杀’。”69
刘治平和他的父亲，家破人亡，父子两代都被“革命”葬送。按他在1958年被送劳教时的年龄记录23岁计，去世时最多32岁，实际年龄可能还更小（据前文李淑娴所述70）。想当年他只身一人，在医院数月，伤病交加，半身瘫痪，日常生活多么困难；在那样无望和孤独的处境中，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内心何其煎熬！不知他在福建的老家是否还有母亲或弟妹，亲人是否得到过他的死亡通知书。他曾经供职的中科院物理所，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并开追悼会，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记录。
在中科院和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愿这些空白的册页得到填补。借用库斯图里卡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识别那些抹去真实而“精心编造的解释”。让这些受难者消失在灾难的深处，还是将他们一一寻找回来，恰能说明如今我们“身在历史何处”。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注释：
①（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绝不向遗忘屈服》，见《我身在历史何处》，苑桂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60432330813ab6d08g0147d4kecc32f3013eccbc87e4b62e
②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中科院学部形同虚设》，https://phtv.ifeng.com/program/tfzg/detail\_2013\_11/01/30883250\_0.shtml
③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3988/201311/4263.html
④https://www.cas.cn/zj/ys1/bn/200909/t20090928_2529128.shtml
⑤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0/7/000232.htm
⑥罗平汉：《1956：知识分子的早春》，https://news.sohu.com/20110621/n311052400.shtml
⑦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http://www.hongqipress.com/bookabstract/redclassic/201610/t20161019\_2008317\_3.shtml
⑧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2 版http://www.cppcc.gov.cn/2011/10/09/ARTI1318130440612682.shtml
⑨《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1957年6月28日，http://www.71.cn/2011/0930/632425.shtml
⑩北京市档案馆汇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年，第516页。
⑪参见焦凡：《美华史记｜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http://ahistoricalrecord.com/manuscript/the～turning～point
⑫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85页。
⑬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 月版，第 537 页。
⑭同上，第538页。
⑮《何荦的右派言论》，见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1957年12月，第271页。
⑯章琮、孟宪振、许振嘉、庄蔚华、徐秀英：《何荦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同上书，第71页。
⑰《项志遴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78页。
⑱同上书，第283页。
⑲吴明瑜：《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彻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同上书，第115页。
⑳于家珊：《揭穿徐志国的两面派》，同上书，第122页。
21孙亲仁：《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项志遴》，同上书，第84页。
22 同15第277页。
23 潘一民：《驳斥右派分子徐刍对形势的“估计”及对反右派斗争的诬蔑》，同上书，第97页。
24《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98页。
25 张鸿芝：《揭发和批驳右派分子夏永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同上书，第109页。
26 同24，第304页。
27 陆祖荫：《撕开项志遴的“理论家”外衣看看他卖的是什么货色》，同上书，第76页。
28 同21。
29 陆学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第137页。
30 彭桓武：《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同上书，第144页。
31 巴延年、桂世茂口述，熊卫民访问整理：《政治⻛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第88页。
32 熊卫民访问整理：《在科学和宣传之间——何祚庥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6卷，第1期，2015年，第92页。
33 张藜：《“钱三强们”的待遇：1949～1966科学家收入与声望的过山车》，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2589.html
34 黄茂光口述：《惋叹逝去的时光》，见王德禄、杜开昔访问《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35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第100页。
36 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以中国科学院为例》，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66
张藜文章里提到的11位学部委员，名单可见王扬宗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历史：历史：曾昭抡等九名学部委员职务和名誉的恢复》，其中提到：“中科院于1955年6月和1957年5月两次聘任的254位学部委员，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向达和沈志远等11人被打成右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葛庭燧、汤佩松、伍献文、斯行健、冯景兰等学部委员也一度进入右派名单，但在最后定案时被否定了。他们几位大都得益于这个保护政策，有的人甚至是张劲夫亲自出面干预才没有被划为右派。中科院京区只有科学情报所负责人袁翰青和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两位学部委员被划为了右派。https://wap.sciencenet.cn/mobile.php?type=detail&cat=news&id=334292&mobile=1
37《刘治平的反D反社会主义言行》，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0230.htm
38 同17，第280页。
39 同18，第283页。
40 同27，第76页。
41 熊卫民、王丽娜、李欣欣访问整理：《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4卷，第1期，2013年，第81～82页。
42【欧阳绛，男，1925年12月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现任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常务编委，山西省思维科学学会理事长】
43《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鲍诚光言论引文均来自这篇。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1108.htm
44 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http://fang-lizhi.hxwk.org/2008/01/08/%E5%90%83%E5%88%BA%E7%8C%AC%E7%9A%84%E5%B9%B4%E4%BB%A3%E2%80%94%E2%80%94%E7%A7%91%E5%A4%A7%E7%9A%84%E7%AC%AC%E4%B8%80%E5%88%9B%E4%B8%96%E7%BA%AA/
45 杨崇道编：《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4年。对这个名单，杨崇道有六点说明，其材料来源，包括三个部分：1.健在的北大荒“右”友提供了个人情况、照片等材料。2.云山农场党委档案室供给了当年有关“右派”的一些资料。3.他本人1959年摘帽后被留用，在“右派”队当文书时存有记事本和部分“红头”文件。
4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2965.html
47 同34，第124页。
48 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均见 http://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2523
49 俞梅荪：《如山凝重如海呼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下篇）https://blog.creaders.net/u/1113/201007/64887.html
50 同39。
51 王开：《“飞地”清河——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3期。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9
52 赵文韬：《伤害》，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58页。
53 2023年5月28日，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重病中的冯志轩先生，老人家坚持着打足精神，对我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54 同52，第99页。赵文韬所述与《巫宁坤》在《一滴泪》中说的一样。
55 这是徐祖哲在“博客中国”所写的《计算机六十年》系列文章中的一篇。https://ccrhm.org/%E5%BE%90%E5%88%8D%E6%95%B0%E5%AD%97%E7%A9%BA%E9%97%B4%E5%9D%A0%E8%90%BD%E7%9A%84%E6%B5%81%E6%98%9F
56 郭慕岳：《“杜高档案”和我经历的往事》，https://www.danran1967.com/?p=21551
57 此处作者写的时间是1968年1月中旬，这时大串联应该不是主要原因。红卫兵的大串联是从1966年8月中下旬开始的，到1967年春，那种以学生为主的大串联已经逐步消歇。至1968年初，全国铁路系统不同派别组织实现大联合，交通局势趋于和缓。但是列车迟发、晚点甚至中断的情况依然还有，主要是不同派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未完全停止。
58 冯志轩：《北京市劳教右派亲历记》。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10/%E5%8C%97%E4%BA%AC%E5%B8%82%E5%8A%B3%E6%95%99%E5%8F%B3%E6%B4%BE%E4%BA%B2%E5%8E%86%E8%AE%B0.html
59 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劳改基金会，2007年，第362～263页。王书瑶说刘智平因插秧被玻璃碴扎破脚感染，这和韩大钧所说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刘治平。但他说刘治平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一点不确切。刘治平在鸣放时说过：“我对院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宗派主义。有关我考研究生的问题。是由于我的成分，我不是党团员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回音。有必要向院干部培养局提出。”这说明刘治平报考研究生时遇到了阻力，这段话出处见37。王书瑶说刘治平死于1967年的春节，但王书瑶于1966年被遣散到新疆了，可见他这是听说，还不是亲历。刘治平伤势和病情恶化的过程与他死亡的时间，依然需要核实。
60 同37。
61 参见《【访谈整理】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孟昭英》，https://www.gei.com.cn/cczl2023/8826.jhtml
62 沈丽萍：《破解爆炸与冲击的密码王礼立教授的“给力”人生》https://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04/01/019250821.shtml
63 宁波大学清华校友会：《做顶天立地的学问做顶天立地的人——记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宁波大学创校副校长王礼立》。https://www.tsinghua.org.cn/upload/file/1552881581685.pdf
64 科技日报：《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2008年3月17日。https://www.most.gov.cn/ztzl/kxdct30/kxdct30ztxw/200803/t20080317\_59810.html
65 刘寄星在《我所知道的郝柏林》一文中写道：“在与另两位同事合写的‘怀念优秀青年物理学家孟宪振’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含冤去世亡友遭受迫害的义愤的沉痛悼念，令人心碎。”http://www.cas.ac.cn/zt/rwzt/2019qmj/hbl/jnwz/201904/t20190404\_4687934.shtml 他所说的这篇文章见《物理通报》1987年第4期，《物理杂志》也有转载，见：https://wuli.iphy.ac.cn/en/article/pdf/preview/30024.pdf郝柏林1959年留苏回国，进入中科院物理所。他可能不认识我在下文所写到的葛运凌。
66 史义军：《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悲惨命运》，原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s://chenboda.pixnet.net/blog/post/257024000
67杨尧兴：《忆张家琨老师二三事》，https://www.sohu.com/a/255990049\_100007166
68《深切缅怀张有天同志》，http://www.iwhr.com/zgskyww/ztbd/cbw/xgcl/webinfo/2006/12/1279703257158980.htm
69 同55。
70 同49，李淑娴留言：刘治平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如果按1952年入校时15岁计，1967年春节时，也就30岁而已，按虚岁多计一岁，年仅31岁。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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