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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的第39天，30岁的杜北在斑马线侧滑、摔倒，左手大拇指发生粉碎性骨折。事发第二天，他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工伤维权，却经历多方“踢皮球”和疑似诈骗。
事故发生661天后，唐山市路南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裁定了118221元的工伤赔偿——尽管企业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将案件继续拖入法庭。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杜北告诉水瓶纪元。
“腾飞的共享经济”在制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将越来越多人甩出劳动保障体系。外卖骑手成为熔炉里的耗材，等待用完即弃的命运。
“灼烧的疼痛感”
2023年10月7日，下午1点50分，刚过外卖午高峰，杜北送完唐山站西广场外卖订单后，准备返回片区。电动车压过喷了水的斑马线，意外发生侧滑，人和车齐齐摔倒在地。“左手大拇指有灼烧的疼痛感，膝盖也是。”这是他开始送外卖的第39天。
2023年10月7日，杜北送外卖时电动车压过喷水的斑马线发生侧滑，导致左手大拇指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杜北上一份工作是挖掘机驾驶员。2022年，他拿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开始接些绿化、修路、挖房屋基础坑的工作。唯独拆迁的工作，他不敢接。“太危险了，哪一个着力点找不好，塌了的话，车毁人亡。”
按照杜北的说法，如果驾龄长、业务熟练，一个月工资能达到一万多，这远高于他所居住的河北省唐山市的居民人均月收入3539元。但挖掘机的工作很不稳定，只能跟承包工程的老板联系，等他们派活，项目结款也时常拖延。于是他萌生了做美团骑手的想法。
2023年8月30号，杜北循着58同城上的招聘信息，来到唐山市鹭港驿站。外卖骑手不用面试，只需要下载美团APP，找到骑手招聘板块，填写意向工作地点、工作类型和手机号等信息就可以。当天下午，站长就让杜北去跑单了。
跑单前，还需要租电动车。杜北在距离站点约3公里的指定租车行，租到了一辆改装过的电动车，一个月租金大约550元。目前，新国标电动车的限速是25km/h，远远满足不了外卖配送需求，而改装后的电动车最快能开到75km/h。对于改装，站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班后，杜北每天都要参与早会、点名。“早上他点名，一边拿手机拍你，你就喊到！”上午十点上线，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不能拒绝系统派单。杜北每天大约配送二三十单，距离在3.5公里以内的订单，要在半小时内完成配送。
如果同时接了多个订单，配送时间重叠，就很容易超时。“比如说是四点，你接的这一单，从四点到四点半，必须要送达。四点十分接的下一单，就是四点十分开始计时到四点四十，就是重叠往后边计算。”杜北解释道。这意味着，前一单配送过程中接新单，单子的配送时间并不会因此延长，接单数量越多，均摊到每个订单的时间就越短。
送单期间，骑手还要完成随机出现的“微笑行动”。这是一项刷脸检测，骑手需要把自己的脸移动到指定的人像框内，对着摄像头眨眼、左右转头。这主要是为了抽查骑手有没有穿戴头盔和工作服，以及是不是本人送单。“微笑行动”会不定时出现，可能在送餐过程、坐电梯期间或者其它任意时刻。骑手在收到提醒后，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检测。如果检测未通过，账号会被暂停接单，或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你可以跟微笑行动开玩笑，但它不会跟你开玩笑”，这是流传在外卖骑手间的一句话。一个山东的外卖骑手在抖音吐苦水，“送了一个月，‘微笑行动’没通过被罚了一千，我暑假旅游计划都泡汤了，我要崩溃了，难受！”
从八月末开始送外卖起，直到九月，杜北跑了大约705单。加上新人奖，平均一单能拿七块钱。外卖平台为了激励骑手加入，常常会给予补贴和奖励，比如晚班补贴、车辆补贴等，甚至可以预支工资，具体情况视平台、地区而异。
薪资可观、就业门槛低，使得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300万人。由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显示，95.56%的骑手为男性，平均年龄33岁，近八成骑手集中分布在21岁\~40岁年龄段。
外卖行业给底层劳动者提供了生存的机会。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 2013-2019年期间，累计有43.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美团实现就业增收，而外卖骑手的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70%。
看起来行业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知的危险随时在路上。
摔伤是家常便饭。在送外卖过程中，杜北曾因躲避逆行的电动车、闯红灯的老人，紧急制动，摔伤了膝盖、胳膊和手掌，当场破皮、淤青。一怒之下，杜北辱骂了老人，老人作势要打他，两人差点当街打起来，所幸路人上前劝架，拦住了他们。
摔伤后，杜北请了两天假回家休息，给伤口涂了止疼药和消炎药。虽然受伤不算严重，但他也因此损失了两天工资。骑手没有基本工资，没有送单就没有收入，即便站点对专送骑手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规定。
杜北没太把小伤放在心上，直到10月7日那天，电动车侧滑，他因此摔伤、大拇指骨折。“平时就是摔一跤、擦破皮，或者把车撞坏，修一修就没事了。这是我第一次摔这么严重。”
2023年10月7日，杜北拍下自己摔伤的现场照片，一辆电动车横卧在自行车道上。（图_受访者提供）
骑手，消失在路上
其实刚送外卖不久，杜北就听说有骑手在事故中丧生了。同事告诉他，早高峰的时候，那个骑手要送一个煎饼，快要超时了。站点打电话来催促，说“顾客要去上班了，他的餐为什么还没到？他要投诉了。快点！”骑手接完电话后，一着急，抢黄灯，就跟出租车撞上了。
听说这件事后，杜北坦言，他感觉死亡离自己非常近，或许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你要想多了，就会影响（自己）每天的工作；你要不想吧，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骑手交通事故频发并非个例。2020年，上海公安局查处快递外卖骑手交通违法4.3万起。另据《新华网》报道，2023年全国发生外卖骑手交通事故1.2万宗。
早会时，站长也会反复提醒他们不要闯红灯或逆行，但杜北认为这跟配送时间本质上是矛盾的。“人家说的是安全第一，但是你不想被罚钱的话，就只有在能保命的情况下，尽快完成配送。”
杜北的准时率大约是97.3%，但平台的要求是100%。三百单之内，算新手保护期，超时不到7分钟，不会罚款。三百单以后，超时会扣站长5块钱，扣骑手15块钱。
商家出餐慢、等红绿灯、交通高峰、小区门禁、爬楼梯、恶劣天气……都可能成为超时的原因。“单量太多的话，第一单出现问题，后面全部会超时。”最多的时候，杜北手里有八单需要配送。
与此同时，外卖平台打出“配餐就是快”的口号，不断压缩配送时间。2020年，人物杂志发布《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接受采访的多位美团、饿了么骑手都感受到了时间的消失。3公里的订单，最长配送时间从1小时缩减到30分钟。
除了交通事故外，疲劳驾驶也往往给骑手带来人身风险。据杜北讲述，骑手就算一天在线12个小时，扣除保险、租车等费用后，往往也跑不出两百块钱配送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骑手只能不断延长上线时间。他所在的站点，有个“单王”从早高峰开始送到晚上12点，每天除了睡觉，就是送单，一个月才能挣到一万多块钱。“这种人猝死的多，疲劳驾驶被撞死的也多，公司也不给申报‘工亡’。太多驿站都发生过这种事，负责人压着不说，最后骑手家属去驿站里闹。”
据《红星新闻》报道，2020年12月，饿了么众包骑手韩某伟在送餐过程猝死。家属希望获得工伤赔偿，但饿了么称，韩某伟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只能给2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补偿。后在舆论压力下，饿了么发表声明致歉，并承诺将在一周内向家属交付60万元抚恤金。
但骑手群体并没有自此得到更多保障。据《封面新闻》报道，今年5月，半个月内，同样供职于饿了么长安路店的两个骑手袁文和梁军先后猝死。家属在采访中透露，事发后一周，站点都没有出面解决善后事宜，也拒绝提供劳动合同或保险单。
2023年10月7日下午摔倒后，杜北打电话告诉站长，站长到了事发地后，问“你怎么骑这么快啊！”
杜北感到被指责，怼回去：“你也甭说我骑太快，你骑电动车，你也没少摔！”有时站点忙不过来，或者订单有超时风险时，站长需要救单，也曾摔骨折过。
拍好受伤照片，上传到平台后，他们一起去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站长没有载着杜北，而是让他用单手开电动车跟在后面。杜北坦言，“非常吃力，双脚站地的时候，膝盖也很疼”。
X光片显示，杜北的左手大拇指发生了粉碎性骨折，有明显移位，双膝大面积软组织挫伤。医生建议做手术住院治疗，用钢钉把大拇指穿起来、固定住。
杜光左手X光片，显示其左手大拇指存在粉碎性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住院前，需要先交五千块钱押金，再加上治疗费用，至少需要一万块钱，杜北负担不起。他坦言，当时刚交完房租、物业费，没有钱。“要有钱的话，我就不去送外卖了……”受伤发生在10月初，他当时连九月份的工资也还没拿到，甚至急诊挂号、拍X光片的300多块钱都是站长垫付的，“站长说之后在我的工资里扣”。
站长打电话请示美团城市经理，得到的答复是，让杜北借钱先去做手术，之后找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销。如果杜北借不到钱做手术，他们也没办法。杜北放弃住院手术后，就回家睡觉去了，“手上伤口太疼，就连走路都觉得吃力了”。后来，因为拖延治疗，杜北的大拇指骨头移位，指甲也掉了，不过他却庆幸伤的是左手大拇指，“要是把腿摔骨折的话，我会饿死在家里！”
杜北尝试过“轻松筹”，跟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后，他在小程序写下事件经过，上传病历和诊断证明。他把链接转发到朋友圈，但之后的十多天里，只筹到一块钱。
刚摔倒的时候，站长告诉杜北，这是他自己摔倒的，不用报警。杜北后来才发现，站长的建议也是“套路”。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多数地区要求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或最迟24小时内报警备案。逾期未报，若引发纠纷，警方可能不予受理，影响后续赔偿。因为当时没有报案，杜北未能调取到事发时的道路监控。
作为骑手，杜北仿佛成了随意被丢弃的耗材。他告诉水瓶纪元，受伤第二天，他拖着亟需手术的手到处借钱时，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接单记录、保险记录随之消失。劳动合同更是从来没签订过。
劳动律师郝正新从2018年开始关注外卖骑手，曾参与撰写《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2019年度调研报告》，她告诉水瓶纪元，“能否认定劳动关系”一直是外卖行业最关键的话题。根据现有法律，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直接决定着外卖骑手的劳动权利，而外卖企业在有意制造认定困难，将骑手的劳动关系转包给多个人力资源公司，推卸自己的雇主责任。
“算是外卖平台和人力资源公司之间的合谋吧”，郝正新举例，“比如a公司是直接用工的，但是它委托人力资源公司b发工资，b下面又有一个企业族群，包括b1、b2和b3。可能前三个月是b1发工资，后三个月是b2发，到第三个季度又变成b3。通过这种方式，突破了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中“用人单位稳定给劳动者发工资”的标准，让劳动关系变得混乱。有些企业还会跟灵活用工平台合作，把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签订合作协议。这样一来，双方不再是雇佣关系，企业也就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
“外卖套路太多了”
虽然骑手账号被删除，但杜北曾预想自己有天可能会发生意外，提前截图了上下班打卡记录。再加上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银行卡的工资流水、事发后跟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协商录音、工作服、健康证等，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仲裁委认定杜北和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速达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天眼查显示，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业务范围广泛，为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聘外卖员。截至2025年9月，有495个司法案件记录，其中约68.89%的案件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多为被告。
交通事故如此频发，而一旦认定工伤，即便是最低的伤残等级，如杜北的十级伤残，也要赔偿十一万多元。比如据《工人日报》报道，2023年10月，沈阳骑手刘洋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鉴定伤残等级为九级，经工会调解后，外包公司赔付了41万元。巨大的经济支出，使得外包公司有足够的动力，去想方设法逃脱监管。
2022年8月，新速达公司还遭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_（下称“人社局”）_行政处罚1.2万元，事由是在《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送达后，逾期拒不改正。而一个月前，公司才入围“天津市2022年雏鹰企业”。2025年以来，公司曾经三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低至1345元，高达206463元。
事发后，杜北在人社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奔走，经过502天，他被认定为遭遇工伤、十级伤残，停工留薪期4个月。紧接着杜北申请了劳动仲裁，2025年6月26日，案件正式开庭。8月15日，杜北终于收到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书》，裁决企业支付他工伤待遇118221.21元，其中包含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扣除被申请人已支付32637元，还需支付85584.21元。
2025年6月26日，杜北的劳动仲裁案开庭。（图_受访者提供）
然而劳动仲裁胜诉后，杜北迟迟没有收到赔偿金。于是8月21日，他前往执行立案庭，打算申请强制执行。这才得知，一周前，新速达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目前仍在进展中。
维权初期，杜北曾走过一段弯路。当时骑手账号被删除，站长不作为，理赔陷入僵局，一家名叫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找上杜北，声称可以帮他代理保险理赔。2024年1月16日，杜北和这家公司签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为理赔款的25%。在这家法律公司的协调下，2024年3月8日，杜北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
赔偿协议上面写道：“乙方收到款项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今后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甲方及相关方主张任何权利。”但杜北认为这是霸王条款，除了保险理赔，他还应该获得工伤赔偿，这让他决心走司法途径，工伤维权。
2024年3月8日，杜北曾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协议还注明杜北此后不得向新速达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图_受访者提供）
不论意外险，还是雇主责任险，本质上都是商业保险。而工伤保险，是政府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保障水平都优于前者。除了医疗费和伤残赔偿金外，工伤待遇还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企查查显示，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万元，成立于2024年1月22日。也就是说，跟杜北在1月16日签约前，这家公司甚至还不存在。杜北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此前他已经通过微信转账8125元代理费。
“基本都是骗子！” 郝正新提醒，有些类似的法律公司还会提出可以帮忙垫付医疗费。甚至代理费要收取理赔款的40%-50%，而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费不能超过胜诉金额的18%。
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1907份有效法律判决进行分析后，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同样发现，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至15%以内。与此同时，大量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堪忧。
维权的决心
早早辍学、父母离异，杜北在十几岁就进入社会，作为底层劳动者，他只能拿起唯一的武器——法律，来保护自己。
这不是杜北第一次为工伤维权，但还是忍不住感叹“外卖套路太多了”。上次工伤维权是五年前，杜北在动物园当饲养员。一次他帮忙关配电室电闸时，从椅子上摔下来，左手受伤。这之后，杜北独自去唐山市第二医院检查，发现是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整个治疗下来，一共花了一万八千多元。此前公司给他缴纳了意外险，所以医疗费由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这之后，公司和他签了一份保密协议，支付给他两万元赔偿。因为赔偿金额远低于工伤待遇，杜北起诉了公司。最终法院判决，刨去已经支付的两万元，公司还需赔付余下的九万多元。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回顾两次维权经历，杜北说道。
郝正新也提到，工伤认定的难度很大，当事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证据，诉讼流程也过于漫长。“没个三两年很难结束。除非受了特别严重的伤害，而且自己还有决心去走这个程序，不然一般大家都不去维这个工伤的权。”
在跟外卖骑手接触过程中，郝正新听到最多的想法是，“我也痛恨这些，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人很难跟这些（平台）对抗啊”。
2023年10月，发生事故后，杜北曾经想向河北的新闻栏目组爆料，但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对方一听是外卖工伤，就把电话挂掉。杜北提醒水瓶纪元，“你这样做的话，美团这么大的企业会恨上你的，他们背后的法务团队是非常厉害的。”
2025年3月，京东曾宣布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但骑手们的反应并不如预期热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还交啥未来的社保？”郝正新说出了骑手的心声。
在杜北的工作经验里，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往往是常态。他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坦言“去哪里都行”。至于为什么留在河北？ “这里有我的房子呀，（我）申请的公租房。”公租房一般开放给没有父母或孩子，也没有房子的贫困户申请。杜北申请到一个单间，谈及房子的布局，他形容“像医院的病房一样，一开门就看到阳台了”。每个月房租加上物业费只要四百多元，比自己出去租房便宜了一百元。
杜北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三千块钱工资都够我生活，只要这个工作循环起来，不发生什么意外。但如果受伤了，工作也耽误了，手里还没有存款，就待在家里受罪吧。”
即便在生活中屡屡受挫，但杜北说，他还是相信社会上的光明比黑暗多一些。或者说，他必须要去相信些什么，才能面对生活。
杜北又回去开挖掘机了。那同样是一份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工资三千块，只要不发生意外，刚刚够他生存下来。当被问到左手大拇指留下的永久创伤是否会影响工作时，杜北说，“好在开挖掘机不需要用到大拇指，用手掌心就可以”。
深夜，杜北结束了一天的挖掘机工作。（图_受访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提及人物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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