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美联社：美国政府长期默许甚至协助企业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

10月29号，美联社发布了一篇调查新闻。他们发现，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国在国家安全及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报道批评称，这些技术被用于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引发争议。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服务租用高性能AI芯片。但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逾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特朗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英伟达 (Nvidia) 和AMD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以换取15%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锋锁批评称：“美国政府让企业主导议程，忽视它们如何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是战略性的失败。”

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及数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本国企业与中国公安系统牵线搭桥。早在2007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举办题为“如何向中国安全市场销售监控工具”的讲座，并提供“市场渗透策略”。

文章批评称，美国政府对外“公开强硬”，但私下仍与企业合作：“即便在警告国家安全和人权侵害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仍一再允许甚至积极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技术。”

此外，云服务成为新的漏洞。尽管一些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但它们依旧可通过微软 Azure 和亚马逊 AWS 使用高性能计算及视频监控存储服务。例如，国有企业国投智能公司曾寻求访问 AWS 和 Azure 的大数据平台；上海齐治研究院则计划采购价值 28 万美元的 Azure OpenAI 服务。美联社还发现，尽管微软称未与受制裁的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合作，但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仍使用 AWS 向海外提供 “HikCentral” 监控平台。

美联社还引用新疆维吾尔族幸存者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的证词。她曾因中国警方使用基于美国技术的监控系统被标记为“恐怖分子”。她表示，“再教育营”中“连厕所都装有摄像头”。她控诉说：“美国明知后果严重，却仍出售这些技术，令人失望。”

在国会层面，关闭漏洞的努力持续受阻。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我们过于天真甚至共谋……把足以摧毁西方民主的能力卖给一个敌对政权。”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 (Ron Wyden) 则批评称：“这些公司的共同点就是为了钱。”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列为“非凡威胁”，并提出限制面部识别与 AI 设备出口，但相关规则仍因企业反对而被搁置。

最后，美联社指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中的角色远超公众认知，而政府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犹豫，使人权与国家安全问题持续陷入僵局。

二、维吾尔人权专家：欧洲忽视中国跨国镇压风险，制度与应对机制严重滞后

达里娅·因皮翁巴托 (Daria Impiombato) 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工作，并因研究维吾尔人权问题而知名。

近日，她在《外交家》杂志 (The Diplomat) 上刊文，指出西方国家对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问题的关注正在上升，然而欧盟却仍未能建立足够有效的防护机制，来保护居住在欧洲的异议人士、少数族裔与海外华人社区。文章称，中国等威权国家正在通过合法与隐蔽手段在欧洲境内施压异议人士，而“欧洲对此准备不足，执法体系与保护机制存在明显漏洞”。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引述欧洲议会一份研究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履行保护面临危险的人权维护者的义务方面未能尽责。”据悉，G7 国家今年 6 月联合承诺加强合作以反制跨国镇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呼吁各国对应此类行为“零容忍”。

然而，文章指出，北京已形成系统性策略，针对对象包括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港人、记者、学生和流亡政治活动者。不仅通过官方渠道如引渡协定、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施压，还广泛依赖“秘密手段”，例如网络入侵、监控、威胁在华家属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今年披露，在 23 个国家（其中包括 10 余个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跨国镇压”案例，称其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活动”。

例如，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扩大海外执法影响。文章称，北京频繁使用“红色通缉令”请求，使欧洲警方卷入“政治动机驱动的拘捕”。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在 2022 年以“中国政权具有威权性质”为由确立拒绝引渡的先例，但部分国家仍与中国签署或推动新的引渡协议。比如文中提到，“中国近日与匈牙利敲定了新的引渡条约，据报道该条约还允许中国执法人员与匈牙利警察共同巡逻。”

此外，隐性恐吓也在蔓延。文章提到，今年有两名外国代理人因雇人恐吓批评习近平的美国居民而被捕。达里娅指出，此类行为“破坏社区内部信任，助长自我审查，并削弱侨民知识储备”。

报道强调，仅靠惩治间谍或外交层面抗议是不够的。“若仅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间干涉，则可能掩盖更隐蔽的镇压形式。”因此，她建议欧盟必须制定法律定义，建立跨机构监测和数据收集机制，并将处理跨国镇压纳入欧洲刑警组织的权限。

文章还建议欧盟应借鉴加拿大经验。例如，加拿大将跨国镇压视为“加拿大主权和民主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成立“外国干涉监察机构”、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并通过新立法。

最后，达里娅警告称，如果欧盟仍停留在政治表态而非实际行动，“威权国家就将继续在欧洲境内恐吓社区，侵蚀欧洲本土的民主韧性”。因此，欧盟需要采取行动，刻不容缓。

三、维权网：十月中国新增52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十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2 人已刑满释放，并获悉有 2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22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 28 人以及被判刑 24 人，共计 52 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2 人名单：

王巧芳、崔建秀、邓天玉、季玮、李华、
李巧莲、李新、刘红霞、刘敏娜、刘庆余、
刘卫汝、刘珍俐、马海云、潘晶、帅仁兵、
司孝洪、唐雪英、王凤英、王迦勒、徐永清、
杨波、杨树珍、曾琴玲、张娟、周海燕、
陈如勇、李桂林、赵云峰、付雁丽、石锐、
杨桂娟、余钱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2 人名单：

9 年：彭立发
4 年：赵春红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 28 人名单：

李贵文、黄琳婷、胡洋、马树涛、李向阳、

“109 锡安教案”：金明日、王林、刘江、孙聪、高颖佳、尹会彬、刘炳彬、稳成林（原名：林书斌）、孙学、汪中。被羁押的十三位女性信徒包括：王聪、杨丽君、米沙（原名：魏云斐）、明丽（原名：朱明立）、崔晓乐、吴小雨、李盛娟、胡燕子、战歌、图雅、安梅、黄春子、M 姐妹。

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图片来自维权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24 人名单：

8 年：白鸿敏、
7 年：侯秀英、
6 年：李玉芬、
5 年 6 个月：吕先锋、樊云鹏、杜长江、
5 年：李瑞花、
4 年 9 个月：盛桂兰、
4 年 6 个月：杨福军、
4 年：张芝榕、刘金果、
3 年 6 个月：袁轶群、王君平、
3 年 5 个月：左秀云、
3 年 3 个月：王杏妹、
3 年：吴少川、余梅、
2 年 6 个月：郭海成、赵彩霞、
2 年：李庆胜、朱细霞、
1 年 6 个月：李坤芳、王均恒、
1 年：李桂芹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06 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19 人，刑期不明 28 人，羁押未判 259 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0 月 31 日）第121期（共1706人）》。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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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仅仅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丈量文明社会的一道鸿沟，也显得国社“统一台湾红利”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暗淡无光。

10月25日，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在微博炮轰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最没人性”。他当天搭乘回台湾的飞机，不巧停在远机位，机场虽派了升降机协助登机，但最终舱门仍比平台高出25厘米，导致轮椅无法推行。郑智化不满操纵升降机的司机，认为是他不愿抬高升降板，漠视其安全，“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当晚，深圳机场官方解释称，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登机车和飞机舱门保持20厘米高度差，符合安全操作规范，并给出了立即整改措施，包括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而当郑智化上机的监控视频从深圳地方官媒流出后，事态被指“反转”，一波网暴袭来，逼得郑智化不得不为“用词不当”道歉。

10月26日，郑智化登机监控片段被曝光，引发网友批评声浪，认为郑智化的说法言过其实。深圳机场随后回应视频并非官方发布，将核实视频流出情况。（图_网络）

视频显示，在僵持了一分半钟后，舱门内外，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空姐分别扶着郑智化起身，他借助拐杖撑地，两腿再被舱外工作人员先后抬进机舱。网暴者非但没有看出这份狼狈，反而抓住“连滚带爬”的字面意思，指责他“污蔑工作人员”甚至“故意抹黑大陆”。“4个工作人员围着他服务还要怎么样？”大量网民同情的对象立马转向“背锅的牛马”，而非一个愤怒直言的肢残人士。

郑智化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火遍两岸的那首《没出息》（改编自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质询发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用在这个语境里其实格外贴切。或许只有残障人士才最能理解郑智化的本意：丧失个人自主性的不体面和毫无尊严感。正如网友“左耳有一个耳洞”所言：残障人群需要的不是一群人围着转的“特权”，而是独自出行也可以不麻烦他人的“权利”。

残障的“社会模式”强调，障碍不是“个人的悲剧”、亦即身心损害的直接结果，障碍更多是由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的阻碍所造成的，它们排除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令他们被迫成为“依赖者”。公众对残障者的态度，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填平舱门的高度差之外，如何将中国普通公众认知抬高到现代文明的基准线，显得尤为迫切。

打通机场无障碍的

最后一个台阶

什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不妨看看连续七年在全球十大无障碍机场评选中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根据全日航空的官网介绍，日本国内50个机场都配备有帮助乘客登机的坡道装置，可以顺利克服登机平台和飞机舱门的高度差。而2010年启用的羽田国际航站楼，是日本首个在整体规划阶段全面采用无障碍设计的国际航站楼，2014年扩建部分安装了16台无台阶登机桥，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例。

日本国内多数机场配备了无台阶登机桥及登机坡道装置。（图_全日航空官网）

此外，所有礼宾人员均持有由专业协会颁发的 Care-Fitter 认证，可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需求定制化的专业协助服务，包括引导、轮椅服务、登机支持、信息沟通等，确保旅客从地面交通、候机大厅、安检、登机直至机舱或抵达处的“无障碍”体验。

羽田机场号称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打造“无缝衔接的旅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消除所有类型的高低差和地板缝隙，因为这些都会给轮椅旅客造成压力，并阻碍他们获得“无缝的门到门旅行体验”。因此，航站楼设计有中央大厅，方便所有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对接的两条轨交线路也考虑了轮椅使用者，均安装了可移动式踏板，连接车厢和站台。

反观国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这番遭遇可谓普遍。视频博主、无障碍测评师“大程子好妹妹”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搭乘春秋航空，提前预定了用以到达或离开客舱座位的WCHC_（WHEELCHAIR-S FOR CABIN SEAT）_类型轮椅，但到了机舱门口才发现不提供机上轮椅，空少反问她“能走一点”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最后只能靠大程子的随行男友抱她到了座位。而下机时连升降机也没了，还是男友抱她走下一串台阶。大程子忍不住吐槽，“又是传统项目，大力出奇迹。”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分享了国内多家航司的无障碍搭乘体验。（图_视频截图）

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服务流程、人员素养缺一不可，机场地勤和航司人员需要协调配合到位。大程子对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的表现给予好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人员对行动不便乘客的各类需求非常清楚，服务十分熟练，如同“家常便饭”。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推她的轮椅，而是可以让她自己来，自己则走到前面引路。全程“无障碍”体验让大程子感慨，“终于感到自己不那么特殊、不那么麻烦，提出的所有需求ta们都能听懂，也都能得到响应，这就是最好的体验。”

而机场之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出行障碍在国内更是无处不在：没有缓坡的人行道、全是台阶的商场大门、只有扶梯没有直梯的商场、还有各色间隔狭窄“添堵”的路障和石墩……近年随着无障碍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至少6000万轮椅使用者（包括8500万残障者中的肢残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街上见到的却如此之少。

2019年，知名无障碍推行者、公益人文军47岁不幸去世，原因是通行坡道被车辆占用，绕道地下车库时，他掉进入口处一个两米多的深坑，而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2021年，类似的一桩悲剧甚至入选了最高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深圳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因无障碍通行坡道被占用，在绕道地下车库时，意外跌入深坑去世。（图_网络）

根据2023年通过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设无障碍环境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提供便利。这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关键词就是“自主”。

与无障碍法规配套的是一系列标准体系。今年5月，中国民航局刚刚发布了《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系行业内首个全方位指导文件，“确保旅客出行全链条无缝衔接”。其中提出，要实现无障碍设备与服务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消除服务断点。在“无障碍设施设备的规划要点”一节提到，“若不可避免存在高度差，则需要设置斜坡、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辅助通行。例如，飞机舱门与登机桥活动端接驳处要确保轮椅使用者顺畅通行。”

然而，正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广为诟病的，这套“软法”体系充斥着“应当”、“鼓励”而非“必须”条款，缺乏强制约束力，而且以行政处罚为主，不具备“可诉讼性”。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执法检查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执行效力堪忧。

在残障人士眼中，一个小小的坡道装置，用于机上餐车推行时习以为常，用于轮椅使用者通行便利，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原因就在于，前者属于生产运营环节，后者是附加的服务保障，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人工抬扶”始终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机场的整改措施中，对于无法靠接廊桥的航班，将现场保障人员数量从1名增加至2名的做法，甚至优先于研发测试的坡道装置被提出。

《障碍政治》一书的作者、两位亲身参与残障权利运动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奥利佛_（Michael Oliver）和柯林·巴恩斯（Colin Bames）_曾指出，对很多残障者来说，“照顾”这个概念既是恩赐也是压迫，必须反思使障碍者被迫成为“依赖者”的政策，从而构思让身心障碍者走向“自立生活”的政策。他们特别主张残障的“社会模式”，所有的残障友善设计并不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而是保证每个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基本权利。

台湾人何须唱《感恩的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_（CRPD）便深受残障权利运动影响，采用人权模式看待残障，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士在社会各领域平等参与，特别是通过“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与“无障碍（accessibility）_”双轨机制来实现。

202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中国尚未从残疾的医学和福利模式转向人权模式，建议中国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所有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规定起诉和获得补救的途径；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应当被视作一种歧视残疾人的形式。

“合理便利”的意思是，政府、雇主、学校、交通系统、企业等都有责任根据具体需要，在可负担范围内内尽最大努力，调整规则、环境或服务方式，让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参与和使用。而判断“合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和残障者本人充分协商。

针对郑智化的网暴者的态度，其实折射出“助残”意识在中国依旧深入人心。大部分人缺乏残障权利认知：将残障者自动放在需要“被帮助”和“被保护”的位置上，其实是在弱化残障者的主体性，同时固化了双方的不对等。这种潜意识也很容易走调，认为因残障身份获得“特殊照顾”必须心怀感恩，否则就是“得便宜卖乖”，仿佛提供帮助不是一种既定的法律义务，而是额外的道德馈赠。

这样的公众认知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已是第三十五个年头。从2014年起，残障倡导组织“有人公益”每年都会发布倡议书，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国残障人日”，头号理由便是“促进公众逐渐从关注残障人的福利赐予，转向关注残障群体权益的保障，转变态度，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

正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残障人士很少主动开口维权。比如，残障人士牛某某近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工作人员一般会用机场轮椅把他送到飞机上，“都是空少和空姐把我抬上去的”，而有些机场会拒绝让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单独上飞机。深圳市民罗洪坚曾讲到，有次乘坐地铁，因为车厢底板与站台之间的宽缝隙，轮椅翻了。“地铁站是有踏板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出来用，我摔倒不能说和地铁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而郑智化后续揭批南京、上海、甚至“政治敏感”的新疆机场安检，对其金属支架腿和拐杖的“刁难”“举世罕见”，很快被“有心”的爱国网友上升为“别有用心”地攻击政治制度，乃至反问他是不是“台独”。评论员“大V”项立刚从指责残障者“不懂感恩”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人毫无感恩之心”，批评郑智化作为知名统派人士“对大陆就是索取和轻视”，恰恰是“长期以来的惠台（政策）让很多台湾人内心非常扭曲……到了极为极端的程度”，连连感慨“这些年我们吃了大亏，以后还要吃大亏。”

“郑智化不是唱《感恩的心》长大的。”推广残障肯定疗法的心理咨询师余静直白地写道。在这背后，确实体现出社会政治文化的殊异。

有趣的是，就在事件同期，各大官媒纷纷转载《新华社重磅发布：两岸统一后有哪些利好》，以呼应10月24日中国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壮举”。该评论文章写道，“统一后，有强大祖国作后盾，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从后文来看，这里的“尊严”特指“作为大国公民的尊严”，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而只有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

这难免让人想起啼笑皆非的一幕：某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一位乘坐轮椅的随行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四个中方工作人员抬着，一步一步从漫长的台阶缓慢上移。而2019年，当天获颁国家勋章的袁隆平，也是被“三人大轿”抬进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该网友犀利地指出，这条铺着红毯的石阶，即使空间再宽阔、预算再充足，也不会有一寸留给身障者体面行动的无障碍通道，“毕竟这可是通往权力之路。”

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由几名随行人员抬举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准备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图_网络）

事实上，过往报道显示，残障人士进入大会堂有专门的入口和坡道。或许在“上位者”眼中，抬座反而是“无上尊荣”的体现。而官方泄露的郑智化上机监控视频也好，强求“感恩”的网暴言论也好，无非是对“权力的傲慢”又一个最微小的佐证。

眼见郑智化事件舆论风波愈演愈烈，28日央视网评论员文章试图“拨乱反正”，提出“郑智化的身份、言论风格乃至地域背景与无障碍出行这一普遍议题无关”，“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对事不对人’”，“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显然，郑智化遭遇的舆论困境，也并非残障者特有的遭遇。

当我们回顾残障权利运动的目标，我们更能理解“郑智化事件”的意义所在：不只是重新定义障碍，更是要打造一个有潜力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帮助重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论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年龄、性别、种族或性倾向为何。

撰文_陈竹沁

编辑_赵小鲁

平台编辑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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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开封有百姓跟人争夺财产，纠缠不清，于是就给开封府写状纸，要求官府来定夺。

百姓可能在争夺财产的时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绪很激动，写状纸的时候既不讲规矩，也不讲政治，在文字里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纣这样的暴君。开封府接到状纸以后，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纠纷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结果因为状纸上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开封府不敢隐匿，只能上报给宋真宗，请他亲自来定夺。

宋真宗也是当过开封府尹的人，处理这种案子也算是得心应手，拿到之后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宫人把这起案件的核心诉求部分抄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判决，然后将百姓的原始状纸给藏了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宋真宗解释说：“百姓的目的是争财产，并没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舆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写状纸，无非就是一时气愤情绪失控而已。我要是把这个状纸交给相关部门，不但他想要申诉的事情不会得到办理，相关部门反而还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过。”【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

这段话的闪光点在哪里呢？

就是宋真宗作为一个权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层百姓责备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得清什么是诉求，什么是情绪。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选择收起情绪，为百姓解决最直接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但凡遇到有维权的人，不管是郑智化这样的明星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罢，只要他们一维权，就有人在他们的措辞和行为里面挑刺，寻找那种可以“一击制胜”的大漏洞。

你哪个词用得不准确，你哪句话有夸张，统统给你找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问题，直把你说得千疮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最后只能以道歉来认输。

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责。

还有一些深谙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么引火力，人家一个“指斥乘舆”的字都没说过，想方设法也要给人添上一个政治背景，然后硬生生把一个维权的事情搞成一个政治阴谋。

明明是一个改善无障碍通行的契机，硬生生地搞成了一个“不良艺人”批斗大会。

我公众号后台还有人给我分析，说郑智化这人看到了前几天的决议之后，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岁数小，很少听他的歌，你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会是要在这种时候搞事的人吗：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 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 遍地是台商

……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

中国中国一定强

我之所以会想起宋真宗说的这段话，就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要求一个维权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点小问题，都要对维权者发起攻击，质疑他们的行为，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给人贴上一些万劫不复的标签。

维权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绪激动是难免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情绪稳定、处理事务能够百分百标准，口不择言的情况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个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对方网暴的男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面对对方一个接一个陷阱提问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地重复“我听交警的”，被很多人视为最标准的处理方式。

他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赞，还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些刁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进对方的陷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绝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语句里面去挑刺、从而全盘否定对方的维权行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个维权而已。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后是我们去维权的机会大，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维权的机会大。你把维权者的渠道给堵死了，对你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呢？

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自己面对百姓“污蔑”的时候，尚且能够如此淡定地直击问题核心，我们身边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时候他急得火烧火燎的。

火苗子烧得老高，高得都可以点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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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客官，兄弟我的三本书《宋朝阐史官》《南渡之君》《靖康之败》都在下面的俩可爱小链接里，欢迎各位客官精准扶贫。

这是一场从起点就失控的司法进程。

当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自己反被查处，当明知没有管辖权的公检法仍坚持将案件“办到底”，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而是地方司法系统的全面失序。

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双双失守，2000万移民款争议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司法黑洞。

一份因“程序违法”被二审撤销的判决，在发回重审后，竟在管辖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再度陷入迷雾；

一句检察官“无新证则撤诉”的公开承诺，在数月等待后，等来的只有庭前会议上的“零证据”与程序空转。

一边是法治底线被不断洞穿，一边是司法权力在程序之外恣意狂奔。

当正义的守护者沦为秩序的破坏者，当法庭成为非法行为的延续，我们不得不追问：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究竟卡在证据不足的现实里，还是困于地方司法生态某种不愿言说的“潜规则”中？

湘乡，正以其司法沉疴，为我们呈现一个值得全国警醒的样本。

连续72小时不眠、被迫喝马桶水求生——在湘乡警方的刑讯下，张怡被迫签下一份她至今无法释怀的“认罪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本应归属深圳管辖的普通民事纠纷，竟在湘乡公检法的“通力合作”下，被强行扭曲为一起刑事诈骗案。

自从3年前遭遇刑讯逼供后，在北大研究生张怡（化名）的噩梦中，小黑屋的烟雾、淋浴间的冷水和禁闭室的强光，交织成一个无法醒来的混沌空间。

在那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地上爬满蟑螂和蚂蚁，马桶的恶臭充斥空气，房顶高倍探照灯24小时照射着她，室内温度达50多度，口渴了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在这个禁闭室里，她被连续关了16天。

因卷入一起移民诈骗案，张怡于2022年7月28日14时被湖南湘乡民警从安徽合肥家中带走，最终被带至湘乡市公安局龙洞派出所，在“小黑屋”内被关押至30日14时。其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她不断遭受来自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整整72小时没合过眼。

随后，张怡被关押至湘乡市公安局执法大厅。经历连番审讯后，因她不愿认罪认罚，7月31日又被警方带到当地某宾馆内监视居住16天。其后，张怡“终于”被送到了湘潭市看守所，但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长达16天的禁闭。

近日，在湘乡市人民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张怡不得不再次当众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管辖权异议等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庭前会议上，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郑雄煜还当场举报，办案民警廖一鸣违法取走其银行卡内资金120万元。

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此前，湘乡市法院曾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怡有期徒刑11年6个月。8月8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该案因管辖问题迟迟未能开庭。

根据张怡的说法，湘乡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本案并无司法管辖权，因为案发地均不在湘乡。而根据办案民警的透露，该案能立在湘乡完全是本案被害人肖某出钱策划的结果。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欺诈勒索、收受贿赂、违法办案、刑讯逼供、虚设管辖权等问题。”为此，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曾多次在网上实名举报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等人违法办案，致使其女儿蒙冤获刑。

其后，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然而，易伟强仅被免职了事，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3天3夜没合过眼

3份笔录不翼而飞

那段刑讯逼供的经历，对于张怡来说至今历历在目。

2022年7月28日14时，张怡被湘乡警方从合肥家中带走，一路戴着手铐乘坐高铁到达湘乡，被关押至龙洞派出所的“小黑屋”里。办案和看守人员在里面不间断地抽烟，呛得人呼吸困难， 她在木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次日8点左右，警方开始对她进行前后长达15个小时的审讯，并录了3份笔录。

根据张怡的描述：7月30日清早，让已连续两晚没有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无法继续审讯。当时，龙洞派出所原副所长易清彪对她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口供”，然后让人把她带到楼上一间淋浴室冲冷水澡。“该男警官全程都站在在门口，并将淋浴室的门半敞开着，看着我洗。”

冲完冷水澡后，张怡被带到二楼某房间。“办案民警厉汝城拿出有罪供述材料让我背诵，期间因身体发抖、精神涣散，无法完成背诵任务，被其殴打辱骂。”张怡说，在背了数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她被带到湘乡市公安局一楼执法大厅审讯室，录制提前背好的笔录。

张怡说：“审讯前，厉汝城多次威胁我，一会有同步录音录像，必须按照上午背诵的内容回答。审讯开始后，办案民警将提前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其实就是还没开始审讯，笔录都已经写好了。”

其后，张怡又被强制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坐了一晚。至此，她连续3天3夜都没合过眼。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这份“背诵”的笔录，在案卷里为张怡第一份笔录，此前她在龙洞派出所录的3份笔录均不见踪影。案卷显示，张怡于7月30日到案，当天16时收到刑事拘留证。

这意味着，从7月28日14时从家中被带走，至7月30日14时录笔录，张怡“消失”了整整3天。对此，王殿学在本次庭前会议上提出，办案人员此举构成非法拘禁。

7月31日，在把张怡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押送民警接到电话后迅速折返湘乡，并把张怡带到湘乡某宾馆内进行了长达16天的监视居住。后来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午对其变更了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期间，万琪俊联合情妇肖凤英对其威胁，又将张建设“控制”在张怡监视居住旁的宾馆，强迫张怡和张建设退合同款1300余万至万琪俊个人账户，并手写给道歉信及认罪书。

直到8月16日，张怡才被万琪俊和肖凤英二人送往湘潭市看守所，开始了另一场16天的禁闭。

张怡称，当时和她一起被送进看守所的人有好几个，但只有她被无理由关押至禁闭室。其后，经过其不断向驻所检察官举报，于9月1日被调至女监区第11监室。

二审认定程序违法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张怡所涉的移民诈骗案在湘乡市法院公开审理。在此之前，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起移民诈骗案中，郑雄煜和张怡虚构马来西亚“王室成员”虚假身份、可以提供新加坡移民服务等事实，在深圳、杭州、湘乡骗得被害人信任后，与其签订移民服务协议，以收取咨询服务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钱财合计2000万元。

庭审中，检方认为，此案郑雄煜是主犯，张怡是从犯，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张怡辩称，本案并非诈骗，而是合同纠纷，她只是代为收款，并且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已及时处理退款事宜。张怡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此事只是民事合同纠纷，在庭审中对张怡作无罪辩护。

最终，湘乡市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2）湘0381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雄煜犯诈骗罪，获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张怡犯诈骗罪，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怡及其辩护人曾多次就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本案发生地点与湘乡无任何刑事管辖连接点，且“该案属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刑事案件”。

王殿学认为，案涉相关事实（包括汇款行为）均发生在广东深圳，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住在合肥、北京，根据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定，湘乡市法院没有审判管辖权。

对此，湘乡市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驳回，理由是郑雄煜、张怡陪同被害人肖某在湘乡期间仍然实施了诈骗行为，湘乡市属于犯罪地。同时，湘潭中院已出具书面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该案。

一审后，郑雄煜和张怡均提出上诉。2024年8月2日上午，该案在湘潭中院二审开庭。

庭审中，王殿学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就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系列质疑（包括张某的3份笔录缺失、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王殿学说，案卷中关于张怡的不利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意愿作出，系非法证据；张怡从合肥家中被带走以及进入看守所后，遭受了“用家人威胁、被书砸肩膀、推搡辱骂、无理由关禁闭室、喝马桶水”等刑讯逼供。

同时，王殿学还就湘潭中院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此案提出质疑。审判长当庭回复称，“湘潭中院仅对本案的级别管辖给予指定，从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指定”，关于地域管辖异议，庭审后会审查。

二审中，在辩护人提出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笔录缺失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并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后，合议庭在开庭半小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继续开庭后，法院旋即宣布休庭。湘潭中院在庭上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进行核查。

一周之后，湘潭中院于8月8日作出（2022）湘03刑终244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湘乡市法院重新审判。裁定书显示，湘潭中院认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刑讯逼供收受贿赂

办案民警锒铛入狱

“这是一起花钱买通公安而制造出来的冤案，是典型的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向有关部门递交的举报信称：2022年6月，肖某某通过妻子冯某等多人账户，拆分支付所谓的移民合同款，被发现涉嫌洗钱、偷逃税款，肖某某公司在境外多次违法被罚。此外，冯某参与非法代孕组织材料造假等也被举报。

他认为，肖某某公司及家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涉及合同违约责任，合同违约金额高达2000万元，为了不用承担违约责任，肖某某、冯某夫妇伙同唐某某（肖某某表哥）买通湘乡公检法，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起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案件。

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冯某、肖某某、唐某某三人以办案经费为由向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行贿数十万元，唐某某通过当地律师李某疏通关系，向湘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和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等行贿。

“作为代收款方之所以被牵连，是因为冯某、肖某某怕移民事情败露，但为了要回已转出的移民款，于是通过精心设计陷害代收款人。”张建设说。案卷材料显示，2022年7月8日，本案被害人肖某某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但未获立案。

万琪俊被调查前的录音也显示，易伟强指使他违法办案“吃完原告吃被告”“代收款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易伟强安排硬扯也要将代收款人扯进案子里，要搞回（移民合同款）2000万”。

2025年3月27日，张建设第三次公开实名举报易伟强，称其收受肖某某、冯某巨额贿赂，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指挥下属策划管辖、制造冤案。

公开举报视频发出后，当地纪委的回应称：万琪俊等办案人员收受贿赂，是以办案经费名义收受的钱财，但易伟强收受的钱财是万琪俊从唐某某那里收到钱财中转手给他的，目前为止并没有构成犯罪，因为“这些钱财真实来历（他）并不知晓”！

其后，易伟强被免职；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

管辖争议愈演愈烈

重审未出现新证据

2025年10月28日，在湘乡市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中，管辖权争议、刑讯逼供、程序违法等问题再度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

最新消息显示：对于本案管辖权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29日作出（2025）湘刑辖7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审判。

根据这份决定书，湘乡市法院准备重新启动对该案的审理程序。

对此，张怡及其辩护人王殿学均认为，湖南高院适用“管辖不明”的法律规定并不合适，因为案涉的主要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并非管辖不明。

王殿学律师还指出，至今未见到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的法律文书，之前湘乡市侦查机关在没有管辖权基础上取得的证据，均属于非法证据。

对此，庭前会议中湘乡市检察院临时回应：经刚刚核实，湖南省公安厅也作出了指定管辖的决定书。

“即使现在公安厅作出指定管辖，也无法弥补之前没有管辖权取证的非法性。而且，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存在侦查人员受贿、被害人行贿的犯罪行为，侦查人员之一万琪俊目前已被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湘乡也明显不宜管辖，也不应指定湘乡管辖。”王殿学说。

据介绍，湘乡市法院在庭前会议上也证实，二审裁定认定的“程序违法”主要是指管辖权存在问题，即湘乡市法院不具备地域管辖权。

“其实在原一审开庭之前，湘乡市法院也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并于2023年3月16日将案件依法退回检察院，但湘乡市检察院拒不接收。”王殿学认为，湘乡市检察院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今年3月4日，熊楚文曾表示，案件将由公安机关再补充侦查，“看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撤案”。然而，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已经过长达15个月的补充侦查，检方至今依然未能提供新的证据。

庭前会议上，王殿学再次提出因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据介绍，湘乡市纪委在回复实名举报时曾确认：在本案中，易伟强及多名办案民警存在收受钱财的行为，证人唐某某存在参与行贿办案人员的事实。此外，万琪俊的判决书也显示，办案民警廖一鸣、证人唐某某存在与本案有关的违法犯罪内容。

对此，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当天，郑雄煜还现场举报廖一鸣侵吞其银行卡内的巨额资金，申请湘乡市检察院、法院对此进行调查。

郑雄煜反映称，2022年7月被刑事拘留后，他有一张被廖一鸣扣押的银行卡并未出现在扣押清单中。后来在配合湘乡市纪委调查万琪俊时，他发现那张银行卡内的120余万元已被全部取走。

张怡也提出，廖一鸣还曾扣押郑雄煜两名助理的工资卡，并在一周内分25次将卡内的13万元钱取走，其中有3万元转至万琪俊个人银行卡内。万琪俊判决书显示，这13万元均被万琪俊拿走，法院认定为贪污公款。

对此，熊楚文称会后将进行审查并追赃，追回后会赶紧将钱退还给受害者。

后记：

张怡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面映照司法生态的镜子。

从“消失的三日”到“禁闭的十六天”，从冷水澡逼供到背诵认罪剧本，这起案件暴露出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从侦查到管辖的全面程序性失控。当“北大研究生”的身份都无法成为免于刑讯逼供的护身符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普通公民的权利防线又该如何守护？

此案中，程序正义的失守与证据规则的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司法样本。它警示我们，一旦权力的运行脱离法治的轨道，任何身份的公民都可能沦为程序暴力下的受害者。

如今，案件虽已重回法庭，但对非法证据与管辖权的审查，不仅关乎张怡一人的清白，更关乎一地司法公信力的修复，以及公众对法治最基本的期待。

我们记录此案，是希望这样的“遭遇”终成历史的尘埃；我们追问真相，是相信正义的实现，绝不能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近日，刘女士（化姓）向红星新闻反映，在一次前往三亚的出差途中，她被时为某单位宣传处助理员的邵某某强奸。刘女士报案后，警方立案侦查。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城郊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邵某某没有犯罪事实。”刘女士申诉后，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三亚检察院”）复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违背刘女士意志强行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邵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刘女士曾是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宽娱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服务平台，宽娱公司为B站(bilibili.com)的主办单位。2024年6月，宽娱 公司以考勤问题将刘女士辞退。刘女士表示，她已申请了劳动仲裁，目前在调解阶段。

而与邵某某一案，刘女士称将继续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男方饭局后称“酒醉”

对女方做出不雅举动

2023年8月，因合作项目工作对接，刘女士添加了邵某某微信。

2023年11月，刘女士得知双方合作的项目获奖，颁奖典礼将在三亚举办。刘女士询问邵某某是否前去领奖。聊天记录显示，邵某某回答“我们去！”12月1日，邵某某给刘女士发信息：“我们这边vvvip参加”。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领导也对这次活动很重视，让她出差陪同接待。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当时为某单位宣传处三级助理员。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告诉记者，把邵某某送回房间时，她将房门开到了最大。

据《通知书》，进入房间后，邵某某亲吻刘女士的嘴唇，抚摸其隐私部位，欲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刘女士说，当时她大喊“邵老师你醉了”想想你的妻子和孩子”，邵某某的手机一直在响。中途邵某某去关门，刘女士想趁机逃脱未果，直到她喊“我会报警！”邵某某才停下来，说他喝多了，一时冲动，向刘女士道歉。邵某某告诉她，是韦某一直在打电话。刘女士当时认为，韦某可能是意识到不对，想“救”刘女士。

刘女士表示，由于邵某某当时道歉了，考虑到当时没有实质性行为发生，且担心同为女性的韦某也陷入险境，于是她告诉邵某某，只要他不欺负韦某，她会当作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进入女方房间两次发生性关系

男方涉嫌强奸被拘

《通知书》显示，韦某多次给邵某某打电话“闹酒疯”，刘女士和邵某某因此离开房间，邵某某下楼处理韦某的事。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离开邵某某房间后，强撑着走进电梯前往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一出电梯就双腿一软倒坐在电梯门口，又踉跄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想要报警，“但又顾虑对方身份、我的工作以及韦某的安全，犹豫不决。”

刘女士称，由于此前邵某某接触了她的内裤，12月10日凌晨1点40分，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一次性内裤，将原先的内裤保存起来，想留作证据。随后，刘女士穿着自己的睡裤和T恤躺在床上等外卖。据《不起诉决定书》，经鉴定，刘女士的内裤上检测出了邵某某的体液。

过了一会儿，刘女士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韦某，开门却发现是邵某某。邵某某称他是来道歉和解释的，刘女士让邵某某进了门。

三亚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通知书》显示，12月10日凌晨1：56，邵某某来到刘女士房间门口，刘女士让其进入房间。二人闲聊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据刘女士讲述，起初邵某某一直解释、道歉。中途外卖的一次性内裤到了，邵某某拿过刘女士的手机对外卖员说他去拿，随后帮刘女士拿回了外卖。回到刘女士的房间后，刘女士称性侵发生。刘女士说，过程中她挣扎着拽着裤子，指甲撕裂了。对方力气很大，她被吓懵了，哭着请求对方停止。

而据《通知书》，邵某某第一次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后在刘女士房间内留宿。约2小时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第二次性关系，其间邵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事后，刘女士提出邵某某没有戴避孕套，让他去买避孕药。邵某某通过外卖平台买药给刘女士服用后，二人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随后邵某某返回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则表示，邵某某两次侵犯她的时间间隔并没有2个小时之久，邵某某看着她吃了药后便离开了，二人没有一起躺在床上。

检方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存暴力胁迫

证人称认可结论，当事女方称还将维权

刘女士说，吃完药后她昏睡过去。早上七点左右，她被荨麻疹痒醒。刘女士表示，当时她很恐惧，想到邵某某的职位，而她独自出差在外，犹豫该在三亚报案还是返回上海再报案。

刘女士指甲盖撕裂、起荨麻疹，受访者供图

12月10日，刘女士照常出席了活动。

12月11日凌晨，刘女士向警方报案，并于11日下午接受了司法鉴定。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刘女士被强奸一案，经查，警方认为符合立案标准，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落款日期为2023年12月12日。

三亚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显示，2023年12月12日凌晨1点，刘女士前往该院急诊科就诊，主诉被咬伤右乳腺疼痛2天，诊断为“右乳腺人咬伤”，建议“按时间表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因涉强奸罪，于2023年12月12日被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刑事拘留，2023年12月17日被天涯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2月9日被检察院取保候审。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城郊检察院认为，案发当晚邵某某确实与刘女士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但天亮后二人共同出席了活动，期间两人都为上台领奖的对方拍照并发送给对方。

城郊人民检察院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

对此，刘女士哭诉：“活动当日现场有多家媒体，我怕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这个事情闹大了，对我的工作有影响，也让公司牵连其中。我当时强压着不适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敬业的表现。没有想到，被当成自愿的表现，说我没有异常。”她指出，邵某某当时猛拽她的睡裤，裤子上应该有撕扯的痕迹，已将其作为证物提交给警方。

刘女士由于不服检察院的《决定》，向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2025年6月2日，三亚检察院下达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据《通知书》，韦某作证称，她认为刘女士想“拿捏“邵某某。而邵某某提供的手机录像显示，在第二次性行为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异常情况，无法体现出刘女士存在不情愿的状态。

三亚检察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刘女士的陈述及相应视频监控反映，刘女士曾表现过神情压抑的情况，但综合审视全过程，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在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采用了胁迫或暴力手段。就目前证据而言，不能认定邵某某涉嫌强奸罪。

三亚检察院指出，经复查，刘女士提出的“城郊人民检察院程序违法未保障当事人知情权，未保障诉讼代理人阅卷权，未听取被害人意见”属实。对此，三亚检察院将通过反向审视程序，向城郊人民检察院提出整改意见。

刘女士告诉记者，在派出所，警方曾向其出示邵某某拍摄的视频。她看到视频画面漆黑，只有些许声音。她表示，她无法确认这段视频中录到的声音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她，当时她因恐惧、精疲力竭，无法大声呼救。对于韦某的说法，刘女士称“感到震惊”。

10月27日，韦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据其了解，

该案司法机关已经结案，当时的嫌疑人无罪。“我非常认可（公检法的结论），不想评价刘女士其人。”记者欲进一步向其求证更多细节时，韦某挂断电话，不再接听。同日，记者联系邵某某，表明来意后，其称“你找错人了”，随后挂断电话，不再接听。

27日，《不起诉决定书》所载邵某某案发时任职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该单位已没有“教育宣传处”，现在的名称“不方便透露”，记者所述的情况可通过官网所示途径向相关部门举报，具体情况以对外宣传科室口径为准，但无法提供宣传科室联系方式。10月30日，上述单位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有（邵某某）这个人。”但该工作人员称不便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王语琤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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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独立非营利性 501(c)(3) 组织，成立于 2000 年。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劳工观察“一直致力于监督和报告工厂的劳动实践，倡导工人权利，创建社区，建设集体行动能力，并与工人、社区、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分享知识”。

一、星巴克华南门店的“隐形劳动”：学生工、无偿培训与合规风险

今年初，星巴克美国公司曾爆发过一系列的劳资冲突。近日，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也对中国星巴克进行了调查。

他们以卧底调查与问卷方式，对广东及周边地区二十余家星巴克门店进行实地走访，并访谈了 110 名一线员工。中国劳工观察发布了一份报告《星巴克华南门店的劳动与合规风险》。报告结果揭示了星巴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劳动管理现实与其品牌所宣称的“尊重与公平”之间的落差，指出公司在用工结构、工时制度和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系统性风险。

报告封面

报告发现，星巴克门店的运营高度依赖兼职工和学生工，其中周末兼职员工占比高达 60% 至 75%。疫情结束后，公司明显减少了全职员工的招聘，以“支援调配”和弹性排班维持运营效率。这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用工模式，使大量员工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公积金及假期制度之外。

中国劳工观察特别提到，星巴克学生员工群体名义上是“勤工俭学”，往往却承担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工作职责。然而，他们却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约 18 元人民币），也无加班费和年终奖金。部分门店要求学生工签署放弃工伤保险的条款，这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报告指出，这些学生用工安排“处于法律与执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可能构成对“勤工俭学制度”的滥用。

调查还发现，广东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疑似未经政府批准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以季度为周期计算总工时，打破每日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的上限。部分员工称曾被要求签署“同意书”，虽形式上自愿，但员工实则难以拒绝。该机构认为，这种未经明确审批的做法，可能违反《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第 7 条，增加了法律风险。

报告指出，新入职员工需完成约 9 小时的线上必修培训及数周实操培训，但均未获得工资补偿。部分门店甚至将培训视作“入职考验”，培训过程强度高、期限严苛，却被归入“非工作时间”。这违反了星巴克自身《员工管理政策》中关于培训时间属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也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153 条相冲突。

除培训外，受访员工普遍反映无偿加班现象严重，特别是在闭店清洁环节。休息制度亦未落实：虽合同规定“每工作两小时可休息 15 分钟”，但实际执行为“每四小时 10 分钟”，且需主管批准。部分员工表示，“连上厕所都要报备”，店内高压工作文化盛行。

报告还指出，星巴克员工普遍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缺乏独立申诉途径。多数员工不清楚公司内部的正式申诉机制。中国劳工观察认为，这与星巴克在《商业行为准则》中“提供安全、保密且便捷的申诉渠道”的承诺不符。虽然未发现明显的性骚扰或暴力行为，但“主管训斥新人”的现象被认为“偶有发生”，显示权力结构的不对称。

最后，中国劳工观察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包括停止未经批准的综合工时制、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确保加班补偿、支付培训工时、加强安全检查、建立独立申诉机制及鼓励工会参与。他们表示，星巴克若希望在中国维持“社会责任领导者”的形象，必须让“商业行为准则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让员工的现实体验真正与品牌叙事接轨。

二、中俄联手多次试图削减联合国人权机构预算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博弈平台。

通常，媒体和智库等机构往往关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的国际政治博弈。然而，国际人权服务社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 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一个公众很少注意的战场——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报告表示，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联合国行政和预算工作的委员会，原本被视为技术性机构，如今却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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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国家，正在通过制度性手段削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的财政基础，以削弱该机构的作用。

报告表示，在联合国的三大核心支柱——“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中，人权支柱历来最为资金匮乏。该机构研究发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仅获得联合国经常性预算的不到 7%，占联合国总预算（包括预算外捐款）的不到 1%。2024 年和 2025 年上半年，该机构的实际预算被削减了 13% 和 27%，多项调查与培训项目被迫延迟或取消。报告引用联合国人权高专伏尔克·蒂尔克 (Volker Türk) 的话指出：“这些削减直接影响了在实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

国际人权服务社称，第五委员会的预算谈判早已超越技术层面，成为各国推动自身政治议程的渠道。中国、俄罗斯通过影响“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 等关键机构，使其建议对人权经费进行“比例失衡的削减”。在正式谈判中，这些国家常以“寻求效率”或“发展优先”为由阻挠共识，从而削减对国别调查、公民权利和民间社会参与的资金。

与之相对，拉美和部分西方国家则在谈判中积极捍卫人权预算。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在预算程序中成为抵抗少数派”，但其政治与外交资本有限，难以撼动由中俄主导的议程结构。

在报告调查所访的 37 名外交官与联合国官员中，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人权资金问题上最具敌意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扮演了“公开搅局者”的角色。中国更倾向于在“闭门场合”施压，在“上游”技术机构中影响决策，并在第五委员会中阻止任何扭转削减的努力。报告指出，中国常通过“77 国集团和中国”(G77+China) 施加影响，打包以“支持发展”为名推进反人权立场，实质上是试图重塑联合国人权议题的定义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第五委员会内部合作削减针对缅甸、叙利亚等国的人权调查预算，并推动削弱“公民及政治权利”授权。国际人权服务社指出，这种趋势“正将联合国从以普世人权为基础的体系，转向一个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体系”。

此外，报告同样批评美国的政策转向——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预算削减及其后的会费拖延导致联合国 22% 的常规预算出现缺口。美国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削减人权拨款，并取消对人权高专办的数百万美元预算外捐助。这种行为被视为“无差别、无针对性的削减”，进一步动摇了联合国整体财政稳定，也给中俄在预算体系中扩张影响力创造了空间。

因此，国际人权服务社提出了多项呼吁，以支持联合国人权工作，包括：会员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增加人权高专办的预算外捐款并减少指定用途；在第五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中保持一致、原则性的人权立场；以及确保“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倡议”(UN80 Initiative) 不再以削减人权预算为代价推进结构调整。

最后，国际人权服务社大声疾呼，如果各国继续以地缘政治为导向操弄预算，“联合国可能会从一个促进人权的机构，滑向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管理体系”。在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之际，如何在预算表之外守住人权底线，已成为对国际社会政治意志的重大考验。

三、哈德逊研究所呼吁释放宗教领袖金明日

今年 10 月 9 日、10 日，中共当局对中国独立教会锡安教会发动了一场大抓捕，包括牧师金明日在内的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据悉，锡安教会 (Zion Church) 是中国最大的独立教会之一。其成立于 2007 年，最初由约 20 名信徒发展至今已覆盖全国 40 个城市，约有 1 万名信徒。尽管在 2018 年锡安教会被政府正式取缔，但仍以小组形式聚会，并继续通过网络分享讲道。

10 月 24 日，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教会工作人员。牧师金明日的女儿金恩慈 (Grace Jin Drexel) 也参加了这场会议。她表示：“我父亲只是因为信仰被关进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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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人权与宗教自由研究员 Olivia Enos 在开场中也指出：“金牧师与锡安教会成员，只是在行使他们的信仰自由。但在中国，这种自由从未被容忍。”

在金恩慈的叙述里，锡安教会的故事是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命运的缩影。2007 年，它从北京东三环的一间会议室起步，短短数年内发展成拥有 1,500 名固定信徒、线上线下约 10,000 人参与的独立教会。

“父亲总说，信仰不是对抗体制，而是让人自由。”她回忆道。2018 年，锡安教会被北京市宗教局勒令关闭，理由是“非法聚会”。政府切断电力、封锁租约、查封物资，信徒被迫在家庭、小组、线上聚会中维系社区。

即便如此，金明日仍坚持公开布道。他曾在一次讲道中说：“信仰的自由不是恩赐，而是天赋；即使被剥夺，也仍然存在于人的心里。”

此外，金恩慈还透露：“他们不仅关押我父亲，还在海外监视我们。”比如，她的母亲曾接到一个自称“美国政府官员”的电话，后被证实来自厦门公安。电话内容是威胁与“劝说”：“不要发声，不要惹麻烦。”

Olivia Enos 指出，这种“跨国压制”(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已成为中国政府对异议与宗教社群的常规手段。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位牧师的遭遇，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权力意志正越过国界。”

金恩慈的丈夫、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Bill Drexel 则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国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真正原因，不只是宗教，而是“社会力量的自主性”。他指出：“家庭教会代表的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网络，是人们自发的组织形式。而在中共的逻辑里，社会越弱，国家越稳。”

与会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批评中共“持续迫害基督徒，只因为他们敬拜、因为他们祈祷”；而来自民主党的吉姆·麦高文 (Jim McGovern) 则呼吁：“这不仅关乎宗教，更关乎人类尊严。”多位发言人也呼吁，美国政府应将金明日案纳入“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名单，并在与中国的外交谈判中明确要求释放。

最后，哈德逊研究所还计划推动国会今年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国务院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单独列出此案。与会的政府官员也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锡安教会相关人员，并推动中国宗教自由。

一、官方渠道的两次投诉和一篇被消失的文章，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一切始于两声微弱的警报。

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10月15日，ID“23927852”给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留言：“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没给老百姓一个处理方案，他们又在开始生产了 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10月20日下午，一篇名为《四川绵阳：两份投诉浮现一场被忽视的致命污染》的文章出现在互联网上。它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本应激起层层涟漪，却在水面留下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痕迹后，便迅速沉底，消失无踪。文章的生命极其短暂，在仅仅获得了680个阅读量后，页面就变成了一行冰冷的红白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

这680次点击，像是一场幽灵放映。大多数人甚至来不及看清内容，屏幕上的文字就已经化为乌有。没有想到，在这篇短暂的文章里附上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因此拉开一场大戏帷幕……

文章被删除的速度快得惊人。一个阅读量不足一千的帖子，通常不会引起审查系统如此迅速而精准的反应。这种效率暗示着一种高度警觉的监控机制，它并非被动地等待舆情发酵，而是在火星出现的瞬间就已启动。这并非笨拙的官僚主义延迟，而是一种经过演练的、主动的协议，其目标是在问题成为公众话题之前，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就在文章消失前，10个新的用户通过那个群二维码，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个微信群。算上文章作者“坚果兄弟”、他的两位朋友，群成员的总数不多不少，正好是13人。这个数字本身让人想起“最后的晚餐”。新加入的10人中，除了2位撰稿人，有6个来自四川绵阳或绵阳相关。

一夜之间，这个原本为信息交流而设的数字空间，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关注者社群，而变成了一个微缩的、封闭的剧场。舞台已经搭好，灯光聚焦于这13个ID。一场围绕真相、谎言和权力的暗战，即将在这个小小的微信群里上演。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13个人当中，谁是真正的村民，谁是热心的关注者，谁又是带着任务潜入的“有关部门”人员。

核心问题已经浮现：这些神秘的“绵阳来客”究竟是谁？他们为何而来？

二、13人微信群：数字舞台上神秘的演员们

随着13名成员集结完毕，这个微型剧场的帷幕缓缓拉开。对话开始流动，但很快，一些角色的言行就暴露出异样。他们的发言看似随意，却处处透露出精心设计的痕迹，仿佛每句话都经过了排练。一场数字化的侦探游戏就此展开，线索就隐藏在他们的头像、昵称和前后矛盾的言辞之中。

“涛哥”：充满矛盾的本地人

“涛哥”是群里最先活跃起来的角色之一。他最初的形象，是一个关心家乡环境的普通本地人。在被删除的文章下，他曾留下了一条评论，语气客观而关切：“如果真的有危险气体出来确实很危险。最近好像停产了？这几天没看到车辆出入” 。这条留言将他塑造成一个细心观察的在地居民，他的话似乎为事件的严重性提供了旁证，又暗示情况可能已有所好转。

然而，当文章作者主动添加他为好友后，“涛哥”的人设变得可疑起来。在私聊中，他对着作者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明：“这个企业应该不大吧，我在家都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工程（工厂）……我是本地人都没听说过” 。

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一个能注意到工厂门口车辆出入细节的人，怎么会“从未听说过”这个工厂？这种公然的自我否定，是第一个强烈的危险信号。它表明“涛哥”并非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的言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未言明的议程。

他不是在分享信息，而是在塑造信息。

随后，他又在群里声称“我昨天发给老家的帮我问，他们还专门去问了隔壁村，没说生产了”，试图以一种看似中立的方式，为事件画上一个“已经解决”的句号。

“谢军”：潜伏的地方官员

如果说“涛哥”扮演的是温和的引导者，那么“谢军”则是不加掩饰的“维稳”执行者。他的第一次亮相就充满了官方的威慑力。在文章评论区，他措辞严厉地指责作者：“这个企业都停产了，不要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就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发表一些不实言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这番话不像普通网民的质疑，更像是一份官方训诫。

进入微信群后，“谢军”的警告进一步升级。当有人在群里求文章备份时，他立刻发出警告：“这个（文章）转发会不会被公安监控哦？怕是要遭哦@坚果兄弟”（问了下四川的朋友，在四川话里，“怕是要遭哦” 是一句非常有地域特色的俗语。字面意思： 恐怕要出事了 / 可能要倒霉了。可以是提醒（“小心点，要出事哦”），也可以是半开玩笑或带威胁意味的暗示（“你这样做怕是要被抓哦”）），并紧接着补充道：“之前好像有人转发就被行政拘留了” 。这已经不是暗示，企图通过制造恐惧来压制信息的传播。

“谢军”的真实身份，在他一次弄巧成拙的伪装中暴露了。10月21日晚，群主发现，“谢军”的微信名悄悄改成了“谢*”。这种欲盖弥彰的举动，反而激起了更深的怀疑。一个普通百姓为何要如此费力地隐藏自己的名字？

调查的突破口就在这个被隐藏的名字里。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谢军”，一个令人震惊的身份浮出水面。搜索结果显示，谢军，正是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现任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政府官网的公开分工，谢军主席负责的工作中，赫然列着“生态环境保护” 。

真相在此刻揭晓，整个事件的性质也随之颠覆。那个本应代表人民监督和保护当地环境的最高负责人，此刻正潜伏在一个事关公共利益的13人微信群里，扮演着污染企业的辩护者、信息传播的压制者和公民言论的威胁者。这暴露了一个深刻的利益冲突和职责扭曲。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场公共表演中的角色，以下是对群内关键行动者的分析：

群内化名	疑似身份/背景	关键言行	矛盾与分析
涛哥	地方政府关联人员/协同行动者	声称不认识工厂，却又了解其运营状况。分享精心挑选的截图以引导特定叙事。	其前后矛盾的言论暴露了他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角色，任务是引导对话方向，淡化污染问题。
谢军/谢	秀水镇人大主席（分管生态环境保护）	否认污染，指责作者炒作，并暗示转发文章可能被警方拘留。	涉嫌利益冲突。
AZ	地方政府关联人员/协同行动者	通过分享与“天盛麦冬幺哥”的对话截图，极力推动“经济纠纷”的说法。	与“涛哥”协同作战，试图将一场公共健康危机重新定义为一桩私人恩怨。
清风XX	地方政府关联人员/协同行动者	发表“我们小老百姓只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等通用安抚性言论，并用天气预报等无关信息转移话题。	扮演“软性”影响者角色，试图为激烈的讨论降温，使局势正常化。

三、塑造新叙事：从公共污染事件，转为私人经济纠纷

随着各个角色的身份和动机逐渐清晰，一场精心策划的舆情应对在群内全面展开。这套策略并非即兴发挥，而是遵循了一套清晰的剧本，旨在通过重塑叙事来消解污染指控的合法性。

第一招：承认问题，但制造“问题已解决”的假象

10月21日，“涛哥”分享了一组关键截图。这次的截图来自一个名为“朝阳大集体”的微信群，据称是事发地朝阳村的村民群。群里的对话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

“星辰大海”说：“前些天政府滴人还跑屋头来看情况来滴，反正我是说遭得很凶哦”。

“赵”说：“相信政府！等待处理结果！”

“平淡快乐”说：“这次镇上那些还是反应快，这几天把场子都停了”。

“潘老二”说：“最近我专门跑去了，厂确实停了，也没闻到啥味道了”。

这些对话传递了三个核心信息：一、政府已经介入且反应迅速；二、工厂已经停产，污染源已切断；三、村民们信任政府，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关策略，通过制造“群众满意”的假象，来宣告事件已经圆满解决，从而使外界的进一步关注和追问显得多余和不合时宜。

第二招：将公共事件“私人化”

10月22日，微信名为“AZ”的成员在群里投下了另一枚“重磅炸弹”——4张与一位名叫“天盛麦冬幺哥”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位“幺哥”在对话中，将整个污染事件描绘成一场由个人贪欲引发的闹剧。

他的核心论点是：所谓的污染，不过是“距离他们厂另外一个村的老百姓有啥子竹子落叶，然后就说他们厂的烟子熏了，想喊这个厂老板赔钱”，但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问题”，所以老板拒绝赔偿，于是“这个老百姓就在组织找政府”闹事。

这段叙述极为巧妙。它将一个涉及“呼吸困难”和“农作物大面积受损”的公共健康问题，轻描淡写地降格为一场关于“几根竹子”的“经济纠纷”。它通过暗示投诉者有“想喊老板赔钱”的勒索动机，巧妙地将受害者污名化，剥夺了他们投诉的道德正当性。

第三招：为污染源“无害化”

当群主质疑工厂排出的“刺激性味道”时，“AZ”再次抛出与“幺哥”的对话截图。这位“幺哥”给出了一套听起来颇为“专业”的解释。他声称，磷肥厂的味道并非臭味，而是“正规磷肥该有的味道”，甚至说“我们买磷肥如果没有那个酸味，还不敢买”。至于竹子落叶，他也解释为“一处小树林，里面有伴生了几根竹子，唯独竹子掉叶子了，旁边紧挨的其他树子都没问题”，暗示这与工厂无关。

这套说辞的目的是将污染的证据——刺鼻气味和植物死亡——进行“无害化”处理。它试图用一种伪科学的逻辑，将污染现象正常化，甚至将其与“产品质量好”联系起来，从而彻底瓦解投诉的核心依据。

而事实上，这家磷肥厂的产品因质量问题被曝光过。

第四招：团队协作，一唱一和

这场舆论应对并非单打独斗。当“涛哥”分享完“朝阳大集体”的和谐截图后，他总结道：“看来有效果，拭目以待”。而一直潜水的谢军主席，也在此刻恰到好处地附和：“看来听说是真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就对了”。

当“AZ”抛出“经济纠纷”论后，“涛哥”立刻跟进评论：“估计就是一点经济纠纷” 。

就连那位喜欢发天气预报的“清风徐徐”，也在“磷肥酸味替代毒气”“烟囱的烟比早些年小的多了”论出现后，发出一句“哦，这还差不多”，表示认可。

这种高度同步的反应模式，暴露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和协同。他们组成了一个舆情应对小组，有人负责提供“素材”（截图），有人负责解读和引导，有人负责附和与肯定，共同将讨论引向预设的轨道。

这套在13人微信群里上演的舆论操控，或许揭示了一套基层危机管理的标准化剧本。它分为三步：第一，最小化，将严重的公共危害降级为微不足道的私人纠纷；第二，污名化，暗示投诉者具有不良的经济动机；第三，宣告胜利，通过制造或筛选证据，营造出问题已被圆满解决的氛围。这套剧本的核心，不在于解决事实层面的问题，而在于控制叙事层面的权力。

四、官网投诉：刺鼻的空气与枯死的竹叶

在微信群那个由精心编排的对话和截图构成的虚拟世界之外，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这个现实，存在于当地居民的肺里，存在于枯萎的农田里，也存在于那些被迅速删除的求助信息里。

让我们回到事件的原点——那两份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发布的投诉。它们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是被官方叙事极力掩盖的“地表真相”。

10月14日，一位用户向绵阳市委书记留言，言辞恳切而急迫：“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一天后，另一位用户向四川省委书记发出了更详细的求助：“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将这两份原始投诉的语言，与微信群里官方人员的叙事并置，一种巨大的鸿沟显现出来。

• 居民的现实

  “呼吸困难”、“烟雾刺鼻”、“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竹林树木叶子全落”。这些词汇描述的是一种直接的、痛苦的身体感受和经济损失。它们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伤害。

• 疑官方的叙事

  “一点经济纠纷”、“几根竹子”、“正规磷肥该有的酸味”。这些词汇则是抽象的、轻描淡写的，它们将具体的伤害模糊化、琐碎化，甚至正常化。

这种语言上的天壤之别，揭示了有关部门应对策略涉嫌：去公共化。通过将一个影响“一家老小”身体健康的公共安全危机，重新定义为一个关于竹子的财务纠纷，他们成功地将受害者的痛苦从等式中抹去。这使得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其作为一个公关问题来“管理”，而不是一个需要紧急干预的公共卫生事件来“解决”。这种策略的本质，是用政治话术取代人道关怀。

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当地深层环境问题的一个症候。绵阳市近年来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本就面临挑战，曾因环境空气质量反弹而被省级部门约谈。而磷化工产业（即所谓的“三磷”产业）一直是四川省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其生产过程伴随着严重的水、气、渣污染风险。因此，朝阳磷肥厂的污染问题，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而是植根于一个长期存在的高风险产业和区域性环境治理困境之中。微信群里的那套说辞，不仅是在掩盖一个孤立的事件，更是在回避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2018年11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曾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通报，直指绵阳市安州区的磷化工污染问题。通报的核心内容包括：

• 巨大的污染存量：

  截至2014年底，安州区（朝阳磷肥厂所在地）的4家磷化工企业，露天堆存了约260万吨磷石膏。这些磷石膏含有剩余的酸、氟化物、重金属和放射性组分。

• 整改不力：

  地方政府虽制定了消减方案，但“进展缓慢，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截至2018年10月，仍有约210万吨磷石膏堆存，近5年时间仅消减了不到20% 。

• “**三防”措施形同虚设：**

  堆场的防渗、防风、防洪措施长期不到位，渗滤液和冲洗废水未经处理，通过雨水沟直接排放，严重污染水体。

• 严重的水体污染：

  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9月，干河子沿岸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总磷“普遍超标”，同时，氟化物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

五、震耳欲聋的沉默背后，官方渠道的2份投诉也消失了

10月21日下午。在“涛哥”分享了“朝阳大集体”微信群的和谐截图，谢军也附和说“问题得到解决了就对了”之后，群主决定不再进行迂回的试探。他直接在群里引用了谢军的话，然后发出了灵魂一问：

“谢主席你怎么看？”

这是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谢*”的真实身份——秀水镇人大主席。这个称呼将他从一个匿名的、不负责任的网民身份，瞬间拉回到了他作为公职人员的现实角色中。他不再是“谢*”，而是谢主席，是那个法定职责包含“生态环境保护”的谢主席。

震耳欲聋的沉默。

谢军，或者说“谢*”，没有回复。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选择了彻底的沉默。从那一刻起，他在这个13人的群里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就像一个被聚光灯突然照到的影子，瞬间凝固，然后消失在了黑暗中。这种戛然而止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认。它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身份，以及他无法面对公开问责的窘境。

几天后，当作者尝试通过微信群添加谢军为好友时，请求石沉大海，未能通过。他不仅在群聊中消失了，也切断了任何可能通向他的私人联系渠道。他的数字人格，在与真实身份和公共责任发生碰撞的瞬间，便彻底蒸发了。

然而，故事的结局比这更彻底。行动从微信群内部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公共领域。10月23日下午，当人们再次访问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时，那两条引发了这一切的原始投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官方记录被悄然抹去，仿佛那些关于“呼吸困难”和“竹叶落尽”的呼救从未存在过。

这种结局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先删帖再办事”的潜规则。地方部门可能会联系发帖人，以解决问题为交换条件，要求他们主动删除投诉，从而消除负面舆情。有时，甚至可能演变成“只删帖不办事”。无论具体过程如何，结果是明确的：官方的问责渠道被关闭，公民求助的痕迹被清除。

整个事件展示了数字时代问责机制的脆弱性。

六

关于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事件（最终如何处理？），

谢军表示：“等待官宣”。

那到底啥时候能官宣？什么部门宣？

我们搬个小板凳，排排坐等……

以及，在10月24日发稿前刚收到一个信息：

朋友们，欢迎加入新群……

 其他：《“特朗普撞钟”：当孟加拉村民为全球气候危机敲响警钟》

我也是这几个月才知道“农闹”这个词的。

只要你一说提高农民养老金，马上就有人说你是“农闹”，紧跟着“白嫖”、“想领养老金去交社保啊”，“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一类套话。后面这些说辞我都已专门驳斥过，今天就来说说“农闹”这个词。

看到这个词，第一感是有种时光错乱的感觉：这是想贴个标签把人打倒吗？第二感是：这难道不是一个褒义词吗？

举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比如“盲流”，这词和“农闹”特别像，但用今天的观念看，“盲流”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啊。不管是为了逃难，还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人都很值得敬佩。

我爸给我讲过一个村里人的故事，叫彭商成，大鸣大放的时候提意见，秋后算账被每晚批斗，然后他就偷跑掉了，一直跑到了新疆，当了农场工人。晚年回到老家，有个冬天吃补药（猪肉加上一些所谓的补药一起熬），吃太多了死了。听完这个故事，我太喜欢这个人了，结局也好，简直就是喜丧，比他那些被饿死的同辈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所以，如果把不听话，不守规矩，敢于反抗的人称为“农闹”，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

这条视频中的周怀林，按一些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农闹”。看看今天，多少敬仰他，多少人说他不朽。

还有小岗村18农户赌上身家性命搞大包干，这不也是一群不守规矩、胆大妄为的“农闹”干出来的事情吗？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农闹”在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抛开官话套话，很容易发现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再给大家看条视频。

樟木头收容所的短视频网上很多，随便一条就有几千上万的点赞转发。你告诉我：南下打工是政府鼓励的，还是农民自己冒险“盲流”过去的？谁在阻碍社会进步，谁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所以，“农闹”当然是一个褒义词，听到这样的评价应该感到高兴。就好像有人说我是“公知”，我一般会偷笑得合不拢嘴，然后假装谦虚回复“不敢当不敢当”。

所以，那些把“农闹”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人物画像会是什么样的？

首先不要跟他们谈同情心正义感。数以亿计的农村老人每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元养老金，在这个现实面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护，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亟待改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性和常情常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跟他们谈公义，因为这是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我过去写那么多篇，与其说是为了跟他们辩论，不如说是想梳理不公是如何形成的。

然后他们没有现实感，似乎还生活在旧时代（我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段）。“盲流”也好，“黑五类”也罢，这类名词之所以有效，在于背后有暴力机器的支撑。一介平民贴个“农闹”标签就想把人打倒，这是妄想症，得治。当然，我能理解，他们倒是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而是认为自己在抱赵家人的大腿，真是可笑又可叹。要知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还没有完全过去，毕竟今日不同往日了。

而且他们贪婪成性。他们拿着几千上万的退休金，却不愿意把农民的养老金提高到几百一千。有体制内的人会说，希望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即便这会降低自己的退休收入，这是精神明亮人格敞亮的人。更多的人占了便宜会一言不发，这是“聪明人”。而这种到处说“农闹”的，生怕动了他们的蛋糕，生怕以后涨得少了，得何等贪婪才会如此着急？

他们不仅贪婪而且愚蠢恶毒——蠢与坏有时候不那么好分辨。他们除了把“农闹”、“白嫖”、“不交社保”、“多缴多得”挂在嘴边一天到晚叨叨叨，对其他一无所知。你告诉他事实和数据，他就当没看见，他们虽是体制内，但连体制内专家的内容都不看。比如说，我谈普惠养老金是因为看了蔡昉，谈体制内退休金太高是因为看了郑功成，这两位是中国社会保障学界级别最高的专家，他们看吗？他们不看，但他们会给你扣帽子，说你制造矛盾，煽动对立。

他们当然不爱人民，而且他们也不爱国爱党。但凡有一点理性的人，都知道不能竭泽而渔，下手不能太狠，要细水长流。但他们不，他们是国之吸血虫，你跟他说老龄化危机，养老金危机，他根本不管；你让他省着点吸，长治久安地吸，他不愿意。他们这样的人，谈何爱国爱党？当他们以所谓大局观来PUA你的时候，须知他们才是为小家舍大家的典范。

总结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和最丑恶的一群人：一群人勇敢、坚毅、勤奋，乃国之栋梁，另一群人狭隘、冷漠、贪婪，他们像一条只知道不停进食的贪吃蛇。如果任由它们一直吞噬下去，它们会毁了这个世界，我们当然不会把世界拱手让给我们所鄙夷的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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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末，两家独立社群空间成都“叢林Bush Definition”和广州“扔石头ThrowStone”宣布停止活动，主要原因分别是“本地给予独立运作的文化活动可执行空间的缩窄”和“不可抗力”。

叢林BushDefinition无限期停止举办活动

叢林BushDefinition官网介绍：

叢林BUSH DEFINITION是一个创建于2011年4月的非盈利独立文化推广组织，由一群热爱电影、爱艺术的年轻志愿者协同运作。旨在通过展映、演出、沙龙、出版和销售等多种途径，发现、整合和推广有鲜明个性的独立文化。叢林，致力于成为成都最具特色和最有活力的独立文化活动组织者。

图片来自其官网

10月24日，叢林在其官方微信上发布一则公告，宣布无限期停止举办活动。叢林团队表示，所有过往活动与资料将陆续归档至其官方网站：www.bushdefinition.com，以“保存”这十四年的记忆。其公众号也将暂时保留，“不时分享本地影像活动资讯”。

叢林Bush Definition 将从即日起无限期停止举办活动。

自2011年在成都创办以来，叢林Bush Definition 依托海内外独立影像创作内容，在十四年间主办及协同举办了近300场不同规模的电影沙龙、创作分享、电影节展、工作坊等，放映影片超过720部，邀请到100余位创作者及嘉宾与成都观众达成交流。

鉴于本地给予独立运作的文化活动可执行空间的缩窄，以及当下具备独立思考表达、与现实共振的文化艺术作品愈发不可见，我们很难再无畏且有质量地完成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因此，我们认为叢林BushDefinition 已经完成了它这一阶段的的使命。所有过往的活动、文章及图片将陆续汇总至网站 www.bushdefinition.com 作为档案保存。

在找到更好的回归形式之前，我们将保留此公众号账号作为线上平台，不时分享有价值的成都本地影像活动资讯。

感谢给予叢林BushDefinition 帮助、合作、关注的每一个人。

再会！

扔石头空间：一颗石头的告别@2025.10

“扔石头ThrowStone”是广州一个面向职校生的独立社群空间，位于广州白云区多所职业学校附近。该空间由替代性教育实践者子津在2024年7月发起。“扔石头ThrowStone”为职校学生提供自由交流、休息与成长的平台，举办观影会、工作坊、分享会等活动，鼓励职校生参与策划与表达。它旨在发现“不一样的职业教育观察，关心具体的职校生”，创造一个开放、多元、友好的青年社群环境。

图片来Instagram账号“binghuang_yun”

10月底，独立空间“扔石头ThrowStone”宣布空间关停：一颗石头的告别@2025.10

我知道你感到可惜，我也很难过。但，我暂时没有力气为了“不难过”而去做更多了。

这，就是当下我能做的全部。

当然，我设想过许多其它的可能。状态超好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这个空间可以存在十年，存在于此，见证来往的职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从人生的某个阶段到另一阶段。

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0月，扔石头空间存在了一年零四个月。实际上，如果没有朋友们的支持（各种意义上），我们连半年都撑不下来，谢谢你们。

其实最初做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设立的目标是一年——能开一年就不错了。过去的这几年，我和身边的不少朋友一样，渐渐学会不再制定过于长远的计划。对我来说，很多事情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我知道它们会发生。空间关停便是其中一件。

即便如此，我还是许了很多愿望，多得要活到50岁才有可能完成。真是有够夸张。

许愿的方式是写to-do。在空间被租下来的两周前，我开始记录要在这里做的事情。有的实现了，比如乒乓球比赛、打印出喜欢的文章并分享给更多人、共学、二手闲置交换……有的还在等待，比如社区生活手册、夜校、与学生共同翻译……

遗憾的是，有的愿望无法在这里实现了。但我告诉自己，许愿的动作没有被忘记就好。

最近偶尔会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2021年，我前往一家即将关停的工伤机构，参加TA们的告别活动，小小的屋里坐满了人。我从那里带回一个搪瓷杯，上面印有机构的名字。住在上上个出租屋的时候，它被我放在洗手间里，锈迹斑斑。一天，一个在公益行业工作了二十年的朋友来家住，看见那个杯子，她把照片发给了曾在那家已关停的机构工作过的伙伴，说想让TA们知道这神奇的连接。

从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物里，我获得过来自遥远时空的馈赠，像一场接力，上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棒会交给谁，下一个人会在到达某个点后选择休息。

那时，外人如我，看见不同机构关停的消息，除了叹息和祝福，很难给出更多。但祝福依然是重要的，有了这些祝福，我们或许更有勇气重新起航，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前行。

和那些机构类似，空间因为不可抗力而关停。写到这里，我问自己，什么是不可抗力呢？它就像一个筐，有时用于规避，有时用于偷懒。我可以继续开这个空间，和不可抗力对抗，但这意味着我将和真实的恐惧同行、纠缠，和过去一样。

可是我真的好累，好累。弥漫在身体里的情绪不是其它，是深深的疲惫感。像是再一次，洪水来袭，而我要做的，是在被冲垮的原地扶起倒掉的、拼凑摔碎的，重建一些生活。休息的愿望是此刻最强烈的愿望，“放过自己吧”，夜里睡不着时、清晨醒来时，我把它说给自己听。

我也想过更彻底的离开——我总是这样说，但从未真的这样做。我觉得是希望害了我；如果它害了我，它也许应当被叫做侥幸。但认真想了想，还是叫它希望吧。有时候我也希望活得无忧无虑。

我并不是喜欢危险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冒险的人，毕竟连尝试“奇怪食物”对我而言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我常常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最初几乎是在懵懂中被卷入的，出于直觉，或冲动。然后这段生命就在危险中反复，再也无法回到安全的领地。

可是，人要如何对得起自己还能活在安全里？无解的问题。接受它们无法两全会不会反而轻松一点？不能既要又要，经数次验证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课题。

关停空间，是一次暂停。“暂停”是比“放弃”更准确的词，就像在舞动中练习暂停一样，它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这支舞、这份感知。

但“暂停”也不容易，我总做不到在行动中暂停，习惯了马不停蹄地做各种事情，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无法停下，有多少出于动力，有多少出于恐惧？也许这二者本就一直交织着，在我的生命中。

在某些层面上，告别比继续更难。而困难的不仅仅是和这个空间告别，更是和与之缠绕在一起的生活、关系告别。种种交叠，让这一切变得无比艰难。

但我也愿意并下定决心面对与迎接新的，新的，任何。我想知道，剥除一些东西后，我是否能看到不被“做事情”定义的我，我是否能够爱那个停下来的我，我是否能够接受“失去”并拥抱被冲刷的身体，在雨季就只看看雨。

学着将每次行动看作一次试验，试验在这个环境里，还能做点什么。忽然想起一句很喜欢的诗，来自《葛兰西的骨灰》：“但我，怀着一个只能活在历史中的人的自知之心，我能否再以纯净的激情去行动，当得知我们的历史已终结？”

🐶🌧️🍺🚗🌄🍯🍉📝🪜✈️🎋💆⛵️

10月25日-10月27日，下午2点-晚上，扔石头空间开放，作为这一阶段最后的告别。

我们将在现场开设二手市场，把空间里的大件小件低价售出，来过的朋友都知道，东西超多的，欢迎你来看看、购买。这也是一种延续。

朋友格瓦斯激情刻制了狗狗武艺版画，现场有纸可以印，你也可以带上衣服、布料、帆布袋等，把武艺“带回家”。除此之外，我们准备了一周年小册子——让我们一起记住发生过的。

因为精力有限，现场我们不设问答环节（笑），但欢迎关心、留言、拥抱……

欢迎你来，我们的朋友。

❤️

小区里都这么说吗？

以上播客节目由豆包 AI 根据本文内容智能生成

最近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向新能源汽车企业举报“黑公关”线索。

蔚来汽车悬赏征集黑公关和网络水军的线索，核实有效后奖励最高100万元。

极氪汽车更大气一些，悬赏征集黑公关的奖励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我在想，要是我全力发挥调查能力，把这一圈黑公关悬赏挨个拿下，岂不是很快就财务自由了？不知道有没有掌握内幕信息的读者愿意一起发财。

但仔细查了一圈，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这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悬赏征集线索，当然是因为它们持续遭受黑公关攻击，品牌形象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近风口浪尖上的小米汽车通过法务部发表声明，要坚决打击黑公关和网络水军。

还有理想汽车，也说他们是网络黑公关、黑水军的受害者，现已固定相关证据，将采取不限于刑事报案、行政投诉、民事诉讼等手段追究黑公关的法律责任。

就连华为旗下身披民族企业铠甲的鸿蒙智行也深受网络黑公关的造谣、抹黑、诋毁、攻击。

还有我们广州的小鹏汽车，也通过法务部发声明，要坚决打击蓄意造谣抹黑的违法和侵权行为，又一个网络黑公关的受害者。

当然，黑公关的受害者也少不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比亚迪，卖得多，也被黑公关攻击得多。

查着查着，我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我查到的每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都说自己是黑公关的受害者呢？这不科学啊……

黑公关，顾名思义，是以抹黑竞争对手为目标的公关行为，A公司花钱让水军账号发布竞争对手B公司的黑料，从而打击B公司的品牌形象，抢占其市场份额。黑公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是某些新能源车企用钱养出来的。

问题在于，每一家国产新能源车企都在宣称自己是黑公关和网络水军的受害者，而且每一家都能举出针对自家品牌的黑公关真实案例，那么，

哪家车企是黑公关幕后操纵一切的黑手呢？

按照各家新能源车企法务部的说法，自家公司是黑公关的受害者，对黑公关行为深恶痛绝，要坚决抵制，严厉打击。总不能一边大喊抓贼，一边自己做贼吧？

近日，小米汽车的老板雷军同志在2025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发言呼吁：

智能网联汽车不是零和博弈，倡议全行业共同抵制网络水军和黑公关。

这雷军同志造车的能力怎么样我说不好，但发现问题症结的眼光还是很精准的：

零和博弈，所以全行业都在互相倾轧，互相伤害。

治理网络水军必须要全行业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当然是因为黑公关的来源是全行业共同参与、共同承受。

新能源车企，有一个算一个，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谁又比谁更高尚，谁又比谁更下作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哪个汽车博主因为黑公关行为被查、被抓，可是从来没看到通报过背后资助这些黑公关的公司是哪一家。

真黑啊！黑得乌烟瘴气，黑得硝烟四起，黑得草木皆兵，黑得举目皆敌……

这哪是黑公关啊？

这分明是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

只是我忍不住会想：

新能源汽车的世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败坏的呢？我记得，汽车都烧油那会儿可很少听说这些烂事。

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近日引发关注。

据界面新闻，10月15日晚，国家药监局公众号显示，注销费卡华瑞的氯雷他定片等80个药品的注册证书，意味着这些药品后续将停止生产销售等行为。这80个药品中，超过一半是外资公司的产品。

最近几年，很多医院开不到进口药、进口药逐渐退出中国市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数十款进口药再次“跑路”，仍引发公众疑虑——以后还能不能买到进口药了？部分罕见病是不是无药可医了？

前面提到的氯雷他定片，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等症状，每年北方春秋季花粉高发季节，很多人都得靠它来“续命”。费卡华瑞是一家中瑞（瑞典）合资药企，是氯雷他定片的原研公司，后被德国药企巨头拜耳收购，后者目前仍持有氯雷他定片的产品批文。

也就是说，关于氯雷他定片，患者依然可以选择同类进口原研药或国产仿制药。但另一些药品，尤其是针对罕见病特效药的退出，患者别无选择，影响就大了。

黏多糖贮积症IVA型是一种典型的罕见病，症状包括生长迟缓、脖子异常短等。美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百傲万里生产的“唯铭赞”，是全球唯一获批治疗该病的药品，但价格高昂，一支7500元（5mg），一次用药数万元。

“唯铭赞”2019年5月在中国获批上市，随后被列入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2021年，“唯铭赞”曾出现在医保谈判预选名单中，但最终谈判失败。2024年5月，制药企业百傲万里在“唯铭赞”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到期后未再续期，退出中国内地市场。

百傲万里当时在回复媒体时表示，“复杂的市场准入规则使得药物的供应不可持续，特别是在罕见病治疗方面。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没有促使‘唯铭赞’进入医保报销体系，我们决定不再续签该产品的进口药品注册证。”

事实上，尽管大部分退出中国市场的进口药生产商，并未详细说明退出原因，但进口药定价高，若不能进入医保，价格上完全竞争不过国产仿制药，退出就成了很自然的市场行为。

去年12月，在国家医保局展开的第十批药品集中采购中，所有原研药企或放弃竞标或象征性报价，最后无一中标，曾引发舆论关注。在此之前，已不断有进口原研药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据“中国医疗保险”公众号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24年5月，已有161种进口药未在我国再注册。

同样一种药，进口原研药的价格是国产仿制药的近十倍，在“以价换量”逻辑下，国产仿制药凭借价低的优势大量入选集采。据国家医保局数据，前九批药品集采中，国产仿制药中选1583个，进口原研药中选70个，仿制药占比95%以上。

前些年，进口药即便未进入医保，或者落选医保，但还能被一些医院采购，近些年越来越少被开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国家考核指标，几乎所有医院都在努力降低药占比（药费占治疗费的比重）。于是在疗效差不多情况下，减少高价进口药使用成了医院的必然举措。

对跨国药企来说，随着进口药专利悬崖（专利即将到期）的到来，自知无法与国内的众多仿制药企竞争，主动提前退出，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药研发和推广上，也合乎自身商业利益。

不管什么原因，进口药退出，医保省钱了，患者的负担也减轻了。之所以屡屡引发争议，部分是因为国内市场对原研药仍有比较大的需求，虽然很多仿制药并不比进口药差，但每个人的病情、身体状况不同，有的人用仿制药就能治好，有的人可能更适合用进口药，所以希望能够给进口药留出一些空间，让患者自主选择。

尤其对于没有仿制药的“孤儿药”来说，若也退出国内市场，患者只能海外购药，这些药更需要国内医院提供购买渠道。像前面提到的进口药“唯铭赞”，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4个月后，广东妇儿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以“特批”的方式进口该药，让数十名患者重新用上了“唯铭赞”。

从全球范围看，用国产仿制药替代专利到期的进口药，是正常趋势，而且集采省下来的钱，理论上可以给到专利药和创新药，让更多罕见病和肿瘤患者得到救治。

但现阶段患者的不安并非多虑。医院保留部分进口药，既可以让患者多一些选择，也可以促使国内仿制药企业把好质量关。如果仿制药的药效足够好，患者没有理由不选更便宜的药。

近日，泽连斯基三访白宫，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面之前，普京专门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交代了一些事，结果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时，特朗普几乎就是普京的传声筒，甚至爆粗口，逼迫泽连斯基，接受普京的条件。

看了两人会谈的视频，更觉得特朗普和万斯是在戏耍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特地穿了西装出席。并且一直说谢谢，了解他们之前会面的都知道这两个梗，川普团队的人挑泽连斯基的刺，说他没穿西装，没说谢谢。泽连斯基这次穿着西装说着谢谢。

特朗普还对泽连斯基的西装品头论足，目的就是敲打泽连斯基。

之前特朗普还信誓旦旦的说要给乌克兰援助战斧导弹，这个足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武器。结果普京一个电话，战斧导弹也泡汤了。

更让人生气的是，在泽连斯基说了希望得到战斧导弹时，特朗普和万斯他们俩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

两个人就这么很有默契的一笑，说明他们俩在之前就商量好了，战斧是不可能给，只是用来钓鱼，现在泽连斯基咬钩了，他们在开心的溜鱼。

特朗普的草台班子还有更过分的，其战争部长赫格赛斯在与乌克兰会面时，戴了一条俄罗斯国旗的领带，这意味着什么？

是故意侮辱泽连斯基，还是像特朗普表忠心。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懂王爱普京，部长戴俄旗。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国内的抗议声不断。

全美700万人，2700个地方都出现抗议特朗普的游行。大家都喊着：不要国王。

而特朗普显然不在乎，甚至还发一些AI视频回应，他团队做了一些AI视频，正是特朗普带着王冠的视频，用此来嘲讽抗议者。

还有一个视频更辣眼睛，特朗普开着战斗机向抗议者投大便。

今天又看到一则视频，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变成特朗普，从2028到2032一直到22世纪都是特朗普。

看来特朗普真的很崇拜普京，想学普京一直当下去。

但特朗普不能突破宪法的规定，只能当两届，他再怎么祸害这个世界，也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特朗普现在的心态，就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又没有了阻力，那就是玩呗，赚钱呗，炒股炒币，就凭他发个帖子，就能造成巨大波动，他就是内部信息，他的团队提前做多做空，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对于俄乌战争来说，他只想停火，让乌克兰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好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全然不顾这个世界的道义。

过段时间，普京和特朗普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曾经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忘了吗？还想在布达佩斯再搞个新的备忘录吗？

特朗普和普京在亲俄的匈牙利会面，就说明了他在满足并方便普京。不知道普京对他又有什么指示。

所以之前很多人都说过，特朗普就是俄罗斯的间谍，通过这一系列行为来看，真的不像是开玩笑。

所有行动都是唯普京马首是瞻，很多事情也都是在策应普京。对普京表现得很尊重，对泽连斯基表现得很轻蔑。

真的感觉，普京手里捏着特朗普的蛋蛋。

乌克兰在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后，就打断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而俄罗斯还有一条命脉就是手里捏住了很多政客的蛋蛋，不只是特朗普，还有欧洲的一些亲俄的政客，以及其他。

蛋蛋被捏住，就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各种捣乱搞破坏的事层出不穷。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要不乌克兰去轰炸莫斯科档案馆吧，把里面的那些政客的历史包袱炸掉，让普京再也无法拿捏他们。

没有了证据，就不会像条狗一样任人摆布。也算是帮特朗普解开脖子上的枷锁。

不过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有战斧导弹会事半功倍，没有战斧导弹，乌克兰也有自己的火烈鸟导弹，只不过慢一点。

而且还有无人机已经成了战斗的主力。就凭无人机轰炸炼油厂，已经打得俄罗斯开始进口汽油了。

胜利的势头已现，特朗普要帮忙就快点，不帮忙就慢点。

泽连斯基是不会同意割地求和的条件，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希望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乌克兰加油。

我相信乌克兰必胜，步韵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的《闻乌军收乌东乌南》已经写好，就等胜利的那一天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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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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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民主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牛津学者的新研究为时代疑问提供答案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牛津大学教授玛雅·都铎 (Maya Tudor) 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上撰文，用实证数据说话，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一开篇即点出当代焦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侵蚀。”都铎指出，民众不再关注“民主是什么”，而在追问“民主能做什么”。因此，她用大篇幅综述了过去二十年中数百篇同行评审研究，指出结论非常清晰：民主在总体上比威权体制更能带来健康、教育、和平与长期繁荣。

在健康方面，她写道：“民主国家在防止婴儿早亡方面显著优于威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若一个国家从专制转为民主，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平均会少夭折 17 人。虽然古巴等极少数专制国家报告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但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被人为压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 1.3 年的受教育年限”。当一个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后，在接下来的 15 到 20 年内，中学入学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选政治家倾向投资“可见且可量化的政绩”，例如免除学费或扩建小学，这种竞争机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过，她也提醒民主并非无条件良药。在缺乏全民医保或社会凝聚力弱的国家，民主对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拥有强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会，教育支出反而被压低。

此外，玛雅·都铎教授引用多项研究称：“民主更能带来和平。”她指出，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从未宣战”，而且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比吸烟与肺癌的关联还要强五倍”。但她同时提醒，过快引入选举可能引发暴力，特别是在战后或族群分裂的社会中。

在最受关注的经济增长领域，玛雅·都铎教授用数据驳斥了所谓“威权增长神话”。她指出，十五项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项发现“民主显著促进了人均 GDP 增长 10% 至 20%”。另外两项研究也并未否定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民主仅在拥有强大既有制度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论文中最具锋芒也最重要的一节。她写道：“赞颂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时，必须认识到：该国增长的引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为实现‘团结’所付出的代价。推动中国取得无与伦比发展成就的‘团结’，同样直接催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在没有外部战争的情况下，造成了人类有记载史上最惨重的人口损失。”

在她看来，这些“威权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为研究者和公众忽视了“民主国家虽进展缓慢，却更能避免极端崩溃与灾难”。而且，作者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威权主义的经济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非威权主义本身。

作者还特别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展现出典型的“威权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踪、建医院、开发疫苗；但到了 2022 年，“中国仍坚持极端封控，最终导致大规模抗议与推迟放开后的死亡潮”。

她引述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 17 倍”，实际死亡约每十万人 185 人，与台湾、韩国相当，而日本的数字仅为 60。

该教授总结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伤害原则，那么应当押注民主。因为在提供长寿、教育、和平与繁荣的概率上，民主始终是更安全的赌注。”不过，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会：若要赢回民心，不在口号，而在能力。

二、联合国点名批评中国打击联合国人权合作者，跨国镇压升级成新焦点

为了了解各国人权发展，联合国经常会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团体进行合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往往却成了独裁政权恐吓与报复的对象。

近日，在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针对此问题专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披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多个恐吓及报复行为，涉及至少 32 个会员国，并指出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跨境镇压正变得愈发频繁且手段更趋复杂。

报告截图

其中，该报告还特别提及中国，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国安”“反恐”及“境外执法”等名义，对在海外与联合国互动的公民进行打压。

报告提到了维吾尔语言学者及人权活动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 (Abduweli Ayup)，他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与欧洲语言资源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时，遭受来自不明人士的恐吓与干扰。秘书长办公室指出，该事件“与国家层面的监控行为存在关联”，并反映出中国针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现象仍在蔓延。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香港当局的跨国镇压。郭凤仪 (Anna Kwok) 与刘康 (Carmen Lau)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的工作人员，她们因“与联合国持续合作”遭到香港当局通缉。她们的护照被吊销，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联合国认为此举构成对人权机制参与者的报复，意在阻止民间社会继续通过国际渠道发声。

这已非首次有中国以及香港地区人士因与联合国互动而遭追责。报告附件还继续追踪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如李翘楚、许艳、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陈建芳、江天勇等。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被指因与联合国特别机制沟通、提交人权报告或参与相关会议，而遭到拘押、骚扰或行动限制。

在总结部分，秘书长指出，本年度“跨国性报复”出现显著增长趋势，有六个国家被发现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与监控，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强调，有关行为涉及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拒绝入境及威胁家属等手段，目的在于“阻止个人在流亡状态下与联合国继续合作”。

报告指出，这类手段使海外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陷入“无国可依”的境地。打击报复使得这些人权活动者“对与联合国合作的恐惧已成为新的常态”，也对仍在国内的人权倡议者形成寒蝉效应。秘书长警告，报复案例的数量“并不反映问题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于安全考虑被匿名或删除。

最后，联合国呼吁结束报复文化。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都不应进行恐吓与报复，确保人权维护者能“自由且安全地与联合国接触”。他强调：“没有安全的合作环境，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将无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扬扬书评：方方笔下被埋葬的女性与未完成的“妇女解放”

方方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并因武汉封城期间所写的《方方日记》而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而受到关注，分别是《软埋》与《奔跑的火光》。

近日，华人学者程扬扬就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为题材撰写了一篇书评，探讨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叙事中依旧受困。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现实中，“父权制并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反而加深了性别化的压迫。”这篇评论既是对方方文学的细读，也是一份对中国现代史与性别政治的社会诊断。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回顾了方方的作品《软埋》，并引用书中核心隐喻——“被软埋”——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遗忘，更是主动的掩盖。“小说的标题（软埋）本意指的是无棺下葬，但软埋的另一种解释是生者执意掩盖过去，抛弃历史，拒绝记忆。”

作者指出，《软埋》的主人公丁子涛承载着土地改革后的记忆创伤。她的个人史与国家叙事交织，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女性在革命的口号中获得了解放，却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方方通过女性视角重新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被命令诉苦、被动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后依旧没有自由。

与《软埋》的历史性凝视不同，《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另一种囚禁。小说的女主英芝因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纵火反抗，最终被判死刑。“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作者指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悲剧的缩影：当市场化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务与低薪劳动的边缘。

“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程扬扬表示，方方笔下的女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挣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这两个角色……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毁灭中都难辞其咎。”“她们的愤怒、痛苦与沉默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叙事’。”这种复杂性使她们摆脱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还指出，《软埋》因触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记忆而在出版后被下架——这本身正印证了“被软埋”的隐喻继续发生。评论认为，方方的小说并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种“文学见证”(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细腻的叙事捕捉女性在国家机器与家族结构中的微弱抵抗。

最后，作者以当代女性的现实呼应了方方笔下的历史创伤。虽然中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实践仍受限，多数女性仍在婚姻、土地与劳动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视。”她表示：“1949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并未消灭父权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运动往往加剧了性别压迫。”

书评最后以一句温柔却沉重的句子结尾：“如果像她这样的人足够多，也许她的女儿和孙女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赢！

编者按：万润南是中国著名企业家，也是一位民主活动家。 1984年，他在北京创办四通公司。1989年，万润南因支持六四学运，被中国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他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主席，之后定居于法国。

早年，万润南曾以公司名义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捐建一所立交桥并冠名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四通桥拉横幅抗议，公开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独裁统治，并要求民主政治，成为“四通桥事件”。2025年10月13日，万润南因病在巴黎去世，引发网民哀悼。

10月15号，独立媒体西郊密林发布了一篇podcast《桥的那一端：万润南，与我们的时代｜往事要再提08》，以纪念万润南及作出的贡献。

以下是播客podcast内容节选，聆听全部内容请点击此处

历史是诡异的。1980年代末，北京三环路改造平交路口，新建一座立交桥。为了弥补资金缺口，当时海淀区城市规划的负责人找到了海淀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四通公司，希望他们能给些赞助。四通公司承诺了捐助这个项目，并获得了这座桥的冠名权。因此，这座1995年通车的立交桥被命名为了四通桥。而当时四通公司的创始人万润南，此时已经流亡海外5年有余，并当上了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

2022年10月，一个叫彭立发的中年男性，在四通桥上挂起了两条横幅，并使用扩音器播放诉求，同时焚烧轮胎，燃起浓烟，以吸引路人的注意。他在扩音器里所用的口号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要公民。

这些口号被一个月后发生的白纸运动所沿用，成为了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抗议者们的呐喊口号。八九学运也被称为八九六四，而白纸抗议也被称为A4运动。从六四到A4，四通桥这座默默无闻的立交桥，在2022年10月13日这一天，一跃成为历史的重要现场，并且把万润南和彭立发悄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历史更诡异的是，三年后的10月13日，万润南在巴黎的医院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是在13号的下午打电话给万润南的太太李玉夫人的。电话中的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她说万润南走得很安详，没遭什么罪。这是他生前再三叮嘱过的：不要抢救，不要抢救，不要抢救。

所以在家人们在数天前得知已无力回天的时候，完成他的夙愿，无疑是送他离去时最好，也是最尊重的礼物。

李玉老师接通我电话的时候，我原本准备好的几句话，突然说不出来了。我哽咽住了。当我深吸一口气，说完“听说万伯伯走了，你还好吗”之后，我突然哭了出来。万般的情绪瞬时间涌上心头。

我知道万润南死了。那个时不时给我发几句心事的万伯伯死了。那个热情关注巴黎白纸青年们的老万死了。

第一次接触万润南，是在筹备《越洋电话》第一期节目的时候。

当时，VOA 的几个大责编都没有万润南的联系方式，也没和他打过交道。我有些诧异，也有些担心。毕竟，我是一个 nobody，无名小卒，要找一位 somebody，也就是一位在海外华人圈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做深度专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一切都很顺利。

我的朋友给了我万润南的联系方式，我约到了采访。我飞到了巴黎，去了他位于巴黎郊外的住处。采访中，他讲到了他的清华岁月，他的中科院时代，还有他人生最高光的四通公司，以及如何成为所谓的“六四黑手”。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他那时已经76岁了，但思维敏捷，说话连贯，逻辑性极强，表述也异常清晰。这正是我这种做声音节目的人最喜欢采访的那一类人。

我记得我当时坐在他对面，心里想着：我对面坐着的，就是一个中国顶级学霸、最出色头脑老去后的样子。

我还记得他当时在麦克风后面坐了足足三个多小时，一个76岁的人，中途没有休息过一分钟，没上过一次厕所，简直让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告别的时候，他坚持要送我到百米外的公交车站。在等公交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心脏已经动过数次手术，现在只剩下27%的功率。我当时就知道，老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那一天是12月6日。

这一天对我而言，也是颇为诡异的。采访万润南是为了我之后做的《越洋电话》第一季“抗争者”做素材准备，因为“8964”亲历者们的讲述是这一季节目的重头戏。而万润南，这位被党国当时指定的“89学运幕后黑手”，无疑是这一季节目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采访完万润南回到巴黎市区后，我又撞见了在埃菲尔铁塔旁自由广场上的白纸集会活动。我做了现场采访，也给 VOA 发了文字稿件，并且在一年后用了一部分现场采访的声音素材，制作了一期“白纸一周年”的播客。

又一年后，也就是2024年，我的三期关于白纸运动的报道得到了一个报道奖。

在2020年12月6日，这一天，通过万润南万伯伯，我经历了两个历史时空：64 和 A4。在这一天，通过他，这两个历史瞬间被串联在了一起。

2023年4月，我又去了一趟巴黎，对万润南老先生做了补采。2023年6月，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播出了三期关于万润南的叙事类播客节目，标题分别是：《时代乱流中的万润南》（上、下）和一集《万润南的番外篇》。

为了悼念万伯伯，我把这三期节目合在了一起，希望各位“西郊米林”的听众可以通过万润南自己的讲述，去认识这位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今天的主人公是万润南。我在标题里用了“八十年代的马云”来形容他。但说实话，把万润南比作80年代的马云，我觉得是说低了他。

但很显然，当下中国的80后、90后对这个名字很陌生。毕竟，他离开大陆已经30多年了。他的人，他的事，已很少有人提起。

也许你还记得2022年10月发生在北京四通桥的事情。这座桥的名字来源于一家名为“四通”的公司。这家四通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高科技商业神话的第一个缔造者，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万润南。

万润南在八十年代通过四通的创建和发展，充分展现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出众才能。但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代，万润南就在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表现出他过人的天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当年考到清华，依然是那一届里最拔尖的那个。多年后，到了中科院，仍然是第一流的天赋。

撰文丨老凤

这真是个流动性泛滥的时代。

资本在这个世界上流得比水快，信息传播比病毒猛，马太效应更强大了。过去电影里抢个两亿美元就能拍成《十一罗汉》，现在呢？两亿美金连财经头条都挤不进去。美国司法部这次出手，直接把电诈大佬陈志的“数字金库”一锅端。

数额是：150亿美元。

01

150亿美刀是个什么概念？

单看数字早已超出想象。我这么说或许更直观点：150亿美元×7.12元=1068亿元人民币。假设全部是百元大钞，那就是10.68亿张纸币。每张纸币1.15克，总重量约1228吨。按照一辆卡车载重4吨计算，得300多辆卡车才能装完。

300多辆卡车，装的全是陈志的命。

据CNBC 10月15日报道，美国执法部门破获柬埔寨大规模“杀猪盘”网络，扣押幕后主脑持有的127,271枚比特币，总值约150亿美元。这是美国司法部史上最大规模的数字资产查没案。

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起诉书写得很明白：37岁的陈志，涉嫌电信诈骗与洗钱共谋，目前在逃。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40年监禁。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太子集团（Prince Group）被列为跨国犯罪组织，对陈志及百余关联公司、个人实施制裁。

02

那么，陈志又是谁？

一个福建人，早年混过网吧，后来跑去柬埔寨创业，摇身一变成了“太子集团董事长”，号称涉足矿业、地产、金融。还有钱到处买自媒体帮他洗白，“福建人的骄傲”——

可我每次看到这种从底层忽然暴富的“草根大佬”，脑子里总会跳出《西游记》里面的画面：地面上的大妖，哪个没点来头？

图/豆包AI生成

2022年，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和平大厦会见了“太子集团公爵陈志”，那画面看上去体面得很。洪森还说：“我们将携手共建美好未来。”

但你懂的，东南亚那地方，有钱想见谁都行。谁见谁不是问题，问题是谁是真大佛？陈志，不过是个地面上的妖。能攒出127,271个比特币的巨妖，身后必有大佛。

很多人好奇：比特币不是去中心化的吗？不是没人能没收吗？

谁告诉你的？这世界哪有乌托邦。晚明时，崇祯皇帝让官员捐银助国，一个个哭穷。可李闯将军刘宗敏去找他们的时候，没人再装穷。一毛不拔的周国丈一个人就“自愿”捐了四十万两白银。

要么你自己体面，要么别人帮你体面。控制了人，还怕控制不了冷钱包和密钥？

另外一个说法是，陈志还没被抓，美国政府就把币收走了。据说这批BTC早在2024年6、7月间已被转入美方控制的钱包。他的私钥算法存在漏洞，可被暴力破解。美国司法部没说明细节，但显然是技术手段拿下的。

控制不了人，就控制技术；控制不了钱包，就破解算法。

现实世界没有“绝对”这两个字。

03

诈骗这个行业，终究是为他人做嫁衣。美国司法部查封比特币、通缉陈志后，柬埔寨西港的电诈园区开始崩盘。

人潮逃窜，手机销毁。那些平时高喊“我是被逼的”的打工骗子，这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柬埔寨时间10月15日晚上11时，西哈努克省中国城电诈园区多家电诈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大批外籍员工聚集楼下陆续离开，其中包括大量中国籍涉诈人员。

你看下面这个视频里的这些人，像是被逼的吗？

真相是，大多数人不是被逼的，是被利诱的。有钱赚，愿意下场的人多的是。

当然，财富的流转，本身也是一场转移：从贪婪又愚蠢的人手里，流进骗子的钱包；再从骗子的钱包，被美国政府接收。

这么多钱被查抄，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先从贪婪的智商不够的人手里转移到诈骗分子手里，再由美国政府打击犯罪没收诈骗分子的财富。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巨额的财富匹配的是什么？是智力，还是无耻？都不是，正确答案是，暴力。

对小商贩而言，财富靠勤劳；对中产而言，财富靠规则；对巨富而言，财富靠权力，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当财富超过10亿美元时，它和权力就再也切不开了。

一个靠神仙庇护下搞诈骗起家的陈志，只能短暂保管这笔财富，而不可能长期拥有。一来诈骗是犯罪；二来，单纯诈骗犯是保不住富可敌国的财富的。

犯罪不是主因，诈骗犯不拥有国家级武力才是根本。如果你说犯罪，成吉思汗率军屠城劫掠是不是犯罪，可是，有谁能追究他积累的庞大财富呢？没有人。

那么这个世界，在没有出现跟美国司法部背后的武力抗衡的武力前，这种没收的行为就是终结性的，或许能通过受害人上诉来拿回一部分，但绝大多数，只能归美国财政部了。难怪有人称之为“美国版的远洋捕捞”。

当然，被骗的人也无需太过悲伤，相对被美国没收，总比给这群人渣挥霍得好，毕竟当你的钱被电诈骗走的那一刻，就不再属于你的了。

图/网络

这是一种“宁与外寇，不予家贼”的应用。同时，也提醒了其他政府，这也是另类“手慢无”，犯罪分子的钱，你不没收，就有别人去没收。

这正是：

杀猪大佬空欢喜，

虚拟货币也被挤。

费尽心机被反杀，

到头却是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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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在这个公众号上默默地写文章，和姐妹们分享观点，仿佛一切都很平静自然。但其实，女权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怎么会是一帆风顺的呢？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经受各种田力的大规模网暴、谩骂和人身威胁，其内容不堪入目：

以及各种号召对我进行恶意举报：

以及在外部平台众筹要“开盒”我的，说什么要让我“永远说不出话”的。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田力对我的网暴和攻击以及恶意举报都是以万为单位的，为了不污染姐妹们的眼睛，我就不放了。通过这种下作手段，妄图使用恐吓和暴力将女性赶出公共空间，是他们从古至今的惯用手段。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我深知，在当前的环境下，维护一个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重要性，所以我也会努力让我的公众号成为女性的一个堡垒、一面旗帜。很多姐妹会发现在评论区里收到田力的恶评之后再点开评论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田力自己删的，是我会一直盯着评论区对田力进行删评和拉黑。维护我们的空间，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义不容辞。

很多姐妹问，这么多田力对我进行侮辱谩骂和网暴威胁，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如果去报案，可能很多地方压根都不会立案，因为说你这是民事纠纷，要去法院解决，或者说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怎么抓呢？是的，他们会要求你自己搞清楚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再或者，像我一样，立案了，但是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我们看到的网暴被抓的新闻，基本都是由于当事人自己通过缜密调查，掌握了侮辱谩骂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和确凿证据（往往是熟人、同事等），提供给他们，他们才会行动。否则，在茫茫网络中，毫不知晓对方的身份信息，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直接报案将对方绳之以法。

所以，面对网暴，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但实际上这个方式也很少会有人采用，很多律师直言不讳：不建议打这种网暴侵权的官司。

因为算账的话，很明显得不偿失。首先，起诉的流程是非常长的：第一步要起诉平台让平台告知网暴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否则不可能拿一个网名去打官司。而拿到网暴者的身份信息就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名誉权胜诉的过程可能需要大几个月甚至一年多。而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后能够得到什么呢？往往只是一个删帖道歉，和对方支付几百块的诉讼费（有些法院甚至不支持对方支付)。

这期间的律师费，总的算下来要几千，少数甚至会上万，而这都是要我自己出的。

最终结果大概率只能得到一个道歉。

并且，这只是针对一个网暴者的流程，如果有几百几千人网暴你，想要追究的话，就是上述过程乘以几百几千..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财力雄厚、背景强硬的明星或者大企业，在面对网暴时，往往也只是发送律师函警告，或者将对方的贴文投诉至下架，而非选择真的去起诉。因为太不划算了。

可是，如果只看划不划算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当这个女权博主。

如果只看经济账，只算划不划算，只顺应所谓的“大环境”，那么没有任何变革会发生。我希望用短期的、我个人的“不划算”，去推动长期的、女性群体的“划算”。

我的存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辱女是有代价的。

田力网暴和造谣我的相关证据，已经全部取证。

田力说什么开盒说什么人身威胁，只是虚张声势，我说起诉，可是言出必行：

▲被告是b站，我要先拿到田力的身份信息。

田力是吧，你的姥祖宗请你上法庭，已起诉✓

呦，狗腿子？放心，你也被起诉了✓

视频里的码是我打的。挂人网暴？煽动评论区进行攻击？你，我起诉了✓

以及各种号召对我进行恶意举报：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也仅保留一点点图片，因为如果把他们骂我的污言秽语放出来会被认定成是我在“网络辱骂”。。。。。。）

以及在外部平台众筹要“开盒”我的，说什么要让我“永远说不出话”的。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田力对我的网暴和攻击以及恶意举报都是以万为单位的，为了不污染姐妹们的眼睛，我就不放了。通过这种下作手段，妄图使用恐吓和暴力将女性赶出公共空间，是他们从古至今的惯用手段。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我深知，在当前的环境下，维护一个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重要性，所以我也会努力让我的公众号成为女性的一个堡垒、一面旗帜。很多姐妹会发现在评论区里收到田力的恶评之后再点开评论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田力自己删的，是我会一直盯着评论区对田力进行删评和拉黑。维护我们的空间，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义不容辞。

很多姐妹问，这么多田力对我进行侮辱谩骂和网暴威胁，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如果去报案，可能很多地方压根都不会立案，因为说你这是民事纠纷，要去法院解决，或者说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怎么抓呢？是的，他们会要求你自己搞清楚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再或者，像我一样，立案了，但是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我们看到的网暴被抓的新闻，基本都是由于当事人自己通过缜密调查，掌握了侮辱谩骂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和确凿证据（往往是熟人、同事等），提供给他们，他们才会行动。否则，在茫茫网络中，毫不知晓对方的身份信息，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直接报案将对方绳之以法。

所以，面对网暴，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但实际上这个方式也很少会有人采用，很多律师直言不讳：不建议打这种网暴侵权的官司。

因为算账的话，很明显得不偿失。首先，起诉的流程是非常长的：第一步要起诉平台让平台告知网暴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否则不可能拿一个网名去打官司。而拿到网暴者的身份信息就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名誉权胜诉的过程可能需要大几个月甚至一年多。而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后能够得到什么呢？往往只是一个删帖道歉，和对方支付几百块的诉讼费（有些法院甚至不支持对方支付）。

这期间的律师费，总的算下来要几千，少数甚至会上万，而这都是要我自己出的。

最终结果大概率只能得到一个道歉。

并且，这只是针对一个网暴者的流程，如果有几百几千人网暴你，想要追究的话，就是上述过程乘以几百几千……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那些财力雄厚、背景强硬的明星或者大企业，在面对网暴时，往往也只是发送律师函警告，或者将对方的贴文投诉至下架，而非选择真的去起诉。因为太不划算了。

可是，如果只看划不划算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当这个女权博主。

如果只看经济账，只算划不划算，只顺应所谓的“大环境”，那么没有任何变革会发生。我希望用短期的、我个人的“不划算”，去推动长期的、女性群体的“划算”。

我的存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辱女是有代价的。

田力网暴和造谣我的相关证据，已经全部取证。

田力说什么开盒说什么人身威胁，只是虚张声势，我说起诉，可是言出必行：

▲被告是b站，我要先拿到田力的身份信息。

田力是吧，你的姥祖宗请你上法庭，已起诉✓

放心，你也被起诉了✓

视频里的码是我打的。挂人网暴？煽动评论区进行攻击？你，我起诉了✓

直接找到人？bro，你这个“人”才是马上要被我找出来的哦\~已起诉✓

又开始造谣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已起诉✓

以及各种号召对我进行恶意举报：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也仅保留一点点图片，因为如果把他们骂我的污言秽语放出来会被认定成是我在“网络辱骂”。。。。。。）

以及在外部平台众筹要“开盒”我的，说什么要让我“永远说不出话”的。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田力对我的网暴和攻击以及恶意举报都是以万为单位的，为了不污染姐妹们的眼睛，我就不放了。通过这种下作手段，妄图使用恐吓和暴力将女性赶出公共空间，是他们从古至今的惯用手段。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我深知，在当前的环境下，维护一个只属于女性的空间的重要性，所以我也会努力让我的公众号成为女性的一个堡垒、一面旗帜。很多姐妹会发现在评论区里收到田力的恶评之后再点开评论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田力自己删的，是我会一直盯着评论区对田力进行删评和拉黑。维护我们的空间，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义不容辞。

很多姐妹问，这么多田力对我进行侮辱谩骂和网暴威胁，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如果去报案，可能很多地方压根都不会立案，因为说你这是民事纠纷，要去法院解决，或者说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怎么抓呢？是的，他们会要求你自己搞清楚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再或者，像我一样，立案了，但是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我们看到的网暴被抓的新闻，基本都是由于当事人自己通过缜密调查，掌握了侮辱谩骂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和确凿证据（往往是熟人、同事等），提供给他们，他们才会行动。否则，在茫茫网络中，毫不知晓对方的身份信息，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直接报案将对方绳之以法。

所以，面对网暴，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但实际上这个方式也很少会有人采用，很多律师直言不讳：不建议打这种网暴侵权的官司。

因为算账的话，很明显得不偿失。首先，起诉的流程是非常长的：第一步要起诉平台让平台告知网暴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否则不可能拿一个网名去打官司。而拿到网暴者的身份信息就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名誉权胜诉的过程可能需要大几个月甚至一年多。而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后能够得到什么呢？往往只是一个删帖道歉，和对方支付几百块的诉讼费（有些法院甚至不支持对方支付）。

这期间的律师费，总的算下来要几千，少数甚至会上万，而这都是要我自己出的。

最终结果大概率只能得到一个道歉。

并且，这只是针对一个网暴者的流程，如果有几百几千人网暴你，想要追究的话，就是上述过程乘以几百几千……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那些财力雄厚、背景强硬的明星或者大企业，在面对网暴时，往往也只是发送律师函警告，或者将对方的贴文投诉至下架，而非选择真的去起诉。因为太不划算了。

可是，如果只看划不划算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当这个女权博主。

如果只看经济账，只算划不划算，只顺应所谓的“大环境”，那么没有任何变革会发生。我希望用短期的、我个人的“不划算”，去推动长期的、女性群体的“划算”。

我的存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辱女是有代价的。

田力网暴和造谣我的相关证据，已经全部取证。

田力说什么开盒说什么人身威胁，只是虚张声势，我说起诉，可是言出必行：

▲被告是b站，我要先拿到田力的身份信息。

田力是吧，你的姥祖宗请你上法庭，已起诉✓

放心，你也被起诉了✓

视频里的码是我打的。挂人网暴？煽动评论区进行攻击？你，我起诉了✓

直接找到人？bro，你这个“人”才是马上要被我找出来的哦\~已起诉✓

又开始造谣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已起诉✓

话不多说了，都在法院里造谣攻击，已起诉✓

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放出来啦

姐妹们放心，我不接受任何调解，也不会发律师函。因为我的目的就不是任何的经济利益，也不是不痛不痒的警告。我不接受田力们猖狂嚣张最终却没有任何惩罚。

我希望能推动这个进步。

▲全部勾选了不接受调解。

还有的账号已经没了，真是可惜了。

▲该账号频繁对我进行煽动网暴攻击，可惜现在想取证时已经没了。

不过，bro不要以为能就此逃过，我会通过律师途径继续对你进行取证和起诉。

还有的bro可能自以为聪明，觉得不用自己的手机号或者没有实名认证什么的就能免于被披露信息。可惜，这种方式只能对bro有用，在法律面前是没有用的。

还有些bro看到这可能会舒一口气，说诶我逃过一劫了。怎么可能？这只是第一批，少量的，在更多平台上，还有更多的网暴者，接下来我都会一一起诉。

我的宗旨：一个都别想跑。

告诉你们吧，世界是有正道在的。田力不是在网络上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更不是可以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在自己被起诉，被告知自己的全部身份信息已经披露给他曾经网暴过的人的时候，并且还有一定概率被申请拘留的时候，依然能心如止水。如果哪个田力不信，可以尽管来体验一下。

▲在拿到对方的身份信息之后，完全可以向对方当地申请对其进行拘留。这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也有很多网友成功的。

他们以为，靠这些下作手段方式就能够逼走我，逼走公共空间中的女人。可笑，这只能更坚定了女性留在牌桌上的决心。

恫吓吓不退堡垒，中伤也压不弯旗帜。

我不会后退一步。

田力敢如此肆无忌惮，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辱女没有代价，于是欺软怕硬。所以，这条路无论有多么艰难，无论会遇到多少阻力，无论要耗费我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为了维护我们女性的空间，我都不会停下我的脚步，whatever it takes.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前几天，一些关于“彩礼”的所谓社会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很多田力趁机造谣生事、挑动对立：

然而：

但在辟谣后，很多㽖拳博主依然顶风作案，屡教不改：

这种话术很典型，实际上代表了田力的普遍观点：彩礼的受益者是女人，男的结不了婚都是因为女人“拜金”。

其实不止是普通男宝，官方机构也是如此，一条又一条关于彩礼的热搜不断高高挂起，将彩礼视为应立即“移风易俗”的洪水猛兽，仿佛现在男的找不到女人结婚都是因为彩礼太高。

▲重庆2023中考政治，提问十四五岁的孩子们：该不该取消彩礼？

他们的观点固然荒谬可笑，但当前女性对此的回击却往往仅集中在阐述彩礼价格的合理性上，例如女性人数少（因为都被堕掉了）、女性承担了生育风险和家务劳动，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难以得到生活保障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正确的，但这样的回击一方面仍然局限于婚姻制度内部，而未设想反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仅仅讨论彩礼价格的高低，会让我们忽视隐藏在彩礼价格这一表象背后的根本变量——田力所获得的真实利益。因此显得隔靴搔痒。

如果仅仅讨论影响彩礼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默认了“彩礼是受益者是女性”这一错误的前提。实际上，天价彩礼一直存在，但仅仅是在当前才被提出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本文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整治彩礼”与否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价格高低，而是彩礼的实际受益人。在过去彩礼实际使田力受益的时代，全社会都在鼓励“天价彩礼”，并将其视为“时髦”；而当田力无法从彩礼中得到足够便宜时，“天价彩礼”又迅速被社会斥之为“封建糟粕”。

如果仅仅关注彩礼的价格高低，那么既会让我们丧失历史变迁的视角，也将阻止我们认识婚姻制度的本质。通过本文，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①国家不但从属于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利益，还从属于男性的整体利益。②婚姻制度及其各种变式为何总是利男害女，而不取决于女性是否“擦亮眼”。

以下为正文：

每年进入“诺奖时间”，全世界都会屏息以待：今年谁又能登上科学的圣殿？

不过，现实却总是让人百感交集。

就在北京时间10月8日傍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尘埃落定，日本再次收获硕果：大阪大学教授坂口志文摘得生理学或医学奖，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赢得化学奖。

算一算，自21世纪以来，仅仅25年，日本已经诞生了2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其中3位是美籍日本人），算下来“平均每年产生一个”。

在这个狭小的东方岛国，诺奖已经不再是稀罕之物，而是一种稳定的产出，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是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大、资源有限的国家，凭什么能在诺奖舞台上成为大赢家？答案远不是“砸钱”二字那么简单。

日本的诺奖奇迹，背后至少有四个原因。

一、教育：把科研的火种撒进普通人的心里

诺奖不是“大力出奇迹”培养出来的“单个天才”，而是从全民教育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自然之花”。

在日本，基础教育的严谨与普及，为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实早在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就已经确立了“教育立国”的国策。

从小学到高中，日本的基础教育覆盖面广、标准高，几乎没有明显的“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分野。这就让日本孩子能够在一种普遍均衡的教育环境里成长，整个社会都成为人才的沃土。

比如在数学和理科教育方面，日本的教材非常注重逻辑训练，而不仅仅是题海战术。

日本借鉴西方的“质疑权威”模式，学生被鼓励提问，哪怕问题显得稚拙也不会被打压。

日本的课堂并不追求“正确答案”的唯一性，而是重视探索过程本身。许多后来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回忆起学生时代，几乎都提到过类似的课堂体验：他们是被允许“犯错”的，这让他们养成了自由思考的习惯。

与此对应的，是日本极高的读书率。

图书馆遍布社区，平均每个日本人每年阅读十几本书。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接触的不只是课本知识，还有跨学科的兴趣培养。科学其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潜移默化地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第一重原因：日本教育把科研的火种，撒进了普通人的心里。当一个社会拥有足够多“带着好奇心长大的人”，就意味着科学创新不会止步于少数天才，而是变成一种群体性的可能。

二、社会环境：贫富差距小，科研机会人人有

科学突破往往需要“耐心的孤独”。但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科研人员必须为生计奔波，那他们自然很难安心沉浸在长达数十年的实验中。

日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少数几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依然保持极低收入差距的社会之一。这种环境下，科研机会更多地与个人努力挂钩，而不是家庭背景。

这种情况不仅在于科学界。我看到过一个日本足球运动员的采访，他说自己敢于走向足球道路，是因为即便不成功，去做普通的工作生活也会很幸福。

一个日本年轻人如果立志从事科研，他大概率不用担心“读不起博士”。学费和奖学金制度能为他兜底，大学研究室愿意收留，企业研发部门也常常敞开大门。

更关键的是，日本社会对科研人员的尊重，远远超过对明星、对资本大鳄的追捧。科研在日本并不是“清贫的象征”，而是一种体面而受人敬仰的职业。

日本很多诺奖得主，其研究方向看似冷门甚至无人问津，几十年如一日钻研下去，最终却迎来“水到渠成”的发现。

因此，第二重原因在于：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对均衡，科研人员能获得相对公平的机会，不必被过早裹挟进“生存焦虑”的漩涡。

三、文化与态度：谦逊、耐心，科研是“修行”

日本文化里有一个独特的气质：谦逊与耐心。这种气质，同样深深渗透进科研。

在外人眼里，诺奖得主是站在科学巅峰的“巨人”。但在日本，许多获奖者却常常说：“我只是很幸运。”比如南部阳一郎、山中伸弥等科学家，都曾用“偶然”来形容自己的成果。

这不是虚伪，而是日本人真实的文化心态。

这种态度非常有利于科学研究：失败再多次，也不轻易放弃；成果再显赫，也不自我神化。

日本科研人员习惯于长期积累，很少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能在几十年的坚持后，守得云开见月明。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称道：日本社会高度重视团队协作，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也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原因。

日本许多诺奖级的成果，往往出自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正因为没有过强的“个人主义冲突”，科学家们能够在合作中保持耐心，慢慢把成果打磨出来。

这就是第三重原因：日本文化中的谦逊与耐心，让科研成为一种长跑，而非一场短跑冲刺。

四、企业与社会的支持：科研不是象牙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与外界印象不同，日本的诺奖得主，并非都来自顶尖大学或国家科研机构，相当一部分人，最初的研究背景竟然是企业的研发部门。

比如曾获得诺奖的白川英树，他的“导电塑料”研究就是在工厂环境下完成的。

许多企业像东芝、日立、松下，都在上世纪投入巨额资金，设立自己的实验室，不以短期利润为唯一考量，而是愿意培养科学家自由探索。

这在日本社会中并不奇怪。企业与科研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两条线，而是紧密交织的共同体——科研人员可以在大学研究室与企业实验室之间流动，而不必担心“身份不纯正”。

社会对“科学+产业”的认同感极强，这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被应用和转化。

所以，第四重原因在于：科研不是孤立于象牙塔，而是与企业、社会紧密相连，科学家的成果能得到真正的支持与认同。

最后：日本的诺奖，是整个社会结出的“自然之花”

日本的诺奖奇迹，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心态、产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让他们拥有探索的勇气，社会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文化塑造了他们的耐心与谦逊，企业和公众则给予他们支持与尊重。

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否持续产出顶尖科学家的真正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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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的“盲人摸象”

1.起诉书违反法定形式，拒不明列被害人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九条明确规定：“起诉书应当附有被告人、被害人名单，证人、鉴定人名单，涉案财物情况等。”

然而，本案起诉书仅模糊表述“二百余名被害人”，拒绝附上明确的被害人名单。这绝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一旦列明，辩护方即可依法对名单上的“被害人”进行调查核实，其指控的虚假性将无所遁形。

2.用0.28%的样本，推定100%的“被骗”，统计学与法学上的双重荒谬，指控尽然能如此荒谬

恒万公司学员总数：3527人。

在案报案人总数：286人（起诉书称200余人，审计报告称290人，自相矛盾）一个案件报案人人数出现了3个截然不同数字。

公安依法取证的“被害人”：仅对其中10人制作了询问笔录。

推定比例：公诉方试图用这10份笔录，来推定全部3527名学员都是“被骗”的被害人，把“以偏概全”发挥的淋漓尽致！且这10份笔录同样存在模板化的现象，“被害人陈述”完全是朝着办案人员的需要“制造”出来的。

荒谬的比率：这10人仅占学员总数的0.28%!

这意味着，公诉方的整个指控大厦，是建立在0.28%的样本率之上的。这在统计学上是彻底无效的，在法学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即先认定所有学员都是被害人，然后再去找证据，找不到的就用这0.28%来“代表”。

3.辩护权被实质性剥夺：无法取证，何谈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本案中，由于起诉书拒不明列被害人，辩护人根本无法知悉控方指控的“被害人”究竟是谁，导致调查取证权被实质性剥夺。

我们强烈怀疑，在那未被列入名单的3000多名学员中，有大量学员是为了工作需要而正常学习、认可课程价值、并未认为自己被骗的。公诉方刻意回避这部分学员的存在，只选取对其有利的极少部分报案材料，严重违背了检察官客观公正的义务。

结论：

公诉方此举，意在人为制造一个无法被证伪的指控。既然名单都不公布，辩护人自然无法反驳。这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更严重破坏了刑事诉讼的公平基石。我们坚决要求公诉方立即公布全部被害人名单，否则，该项指控因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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