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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连接|和算法打交道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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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

“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

“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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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算法是技术人员、专业创作者、研究学者更关心的话题。但张姐从未上过学,是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农村妇女,却流畅地使用着“算法”“推流”“流量”这些词,并掌握一套属于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当时的赖楚谣感到震惊又好奇。

她开始思考:普通人如何理解并应对算法?他们如何与算法“打交道”?那些被称为“直播村”的集中化创作基地,又是怎样运作的?

CDT 档案卡
标题:和算法打交道的女人们
作者:Vera
发表日期:2025.10.30
来源:正面连接
主题归类:算法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赖楚谣跟访了70余位短视频创作者,遍及北京、杭州、义乌、连云港、临沂、定西、舟曲等地;进行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并选取了两个“直播村”典型样本——浙江省义乌市北下朱村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展开实地田野。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正是线上世界以前所未有速度生长的阶段。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73亿,其中20.4%的人第一次触网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

五年后的今天,超级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数以亿计。算法如“数字空气”般无处不在——我们身处其中,并对此习以为常。

这正是赖楚谣的研究重点。如今,赖楚谣已是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的博士研究最终成书《算法生活》。书名直指现实: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算法密不可分。今年8月底,我们在上海聊了聊她的研究和田野过程。

她谈到,每当新技术出现,社会往往陷入“乐观拥抱”与“悲观抵抗”的二元叙事。正如学界以往对算法的讨论,也容易简化为“算法控制-用户抵抗”的框架——这种视角,常常遮蔽了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

她所观察和访谈的这些创作者,大多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角色:渔民、菜贩、无固定职业者、家庭主妇。赖楚谣说,他们的人生,往往难以自主掌控。也正因如此,算法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知识、资源与财富的差距,让他们被看见、被认可。

为了更贴近 “算法生活” 的真实样貌,我们也电话访谈了两位短视频创作者:帮老爸扛起沉香家族生意的长女丹丹,和在贵州榕江村寨卖山货的三妹。

她们的故事折射出算法更温暖的侧面:高效连接信息与人、推动产业从局部走向普遍,也让人与人之间萌发新的连接,善意、互助与支持自然流动。

另一位在甘孜藏区支教超过10年的985硕士衮衮,则从局外人的视角补充了更现实的叙事:算法不仅引来了外部世界对大山的关注,更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关乎社会氛围和文化常识,如细水长流般在大山内外同步发生。

但她的讲述里还包含着自省和警惕:当我们试图理解同类的处境时,应时刻回望,这些关照之中是否带有俯视和自我想象。

流量来去间

每天上午11:30,一辆灰黄色的中巴车会途经贵州省榕江县两汪村的乌计寨。除了村民,班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辣椒、大米、百香果、土蜂蜜、腊肉、猕猴桃、蕨菜和野生粽叶。接下来的4个小时,车子蜿蜒前行,把这些大山深处的物产运至县城车站,再由快递员发往北京、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或香港。

车顶满载的不仅是山货,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远方世界的连接。这份连接的起点,是34岁的三妹和她的短视频账号“贵州苗家姑娘”。若用镜头记录她的一天,你会看到榕江地区一个农村女性在算法时代的真实日常:起床打扫、午后劳作、晚上带小孩洗澡、辅导作业;拍摄短视频、剪辑发布、直播则穿插其间。每日重复。也因此,我们的语音电话只能从晚上九点开始——白天她要么忙到抽不开身,要么在山里干活没信号。

三妹做主播后,全家人的生活也围着短视频和直播转。过去8年,三妹渐渐有了40多万的粉丝。流量带来了关注,也重塑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家六口,以前住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的山上老房里,卖货的包裹要靠人肩扛到路边等车。2021年家里在靠近村道的宅基地盖了新房。一年到头,全家人靠卖山货的收入最高能到七八万,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孩子不必成为留守儿童,老人也得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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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家以前的老房子

结婚前,她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都在浙江永康一家做门的小工厂里上班,在流水线上用钻头打螺丝 —— 在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要想赚钱,只能到大山之外。

打工时,两口子每月每人有1400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结婚后,夫妻俩又外出工作了一两年,直到儿子4岁快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妹和丈夫决定回到贵州老家。

回乡后缺少经济收入,三妹和家人原本打算种水果“黑老虎”,但“黑老虎”的种植周期长达三年,结出果子前,三妹一家赚不到什么钱。2017年,还在读书的弟弟告诉她,那时拍短视频,如果播放量到了1万,平台就给500元奖励。

那时,夫妻俩正处于为钱焦头烂额的阶段,三妹想的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流量能换钱,只要有10000个人看过我的视频,我就有500块钱。那我就要去挣这500块钱,不就拍个视频嘛。”

用流量换钱,是她最初的动机。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流量为何能变现,更未料到它将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期待着播放量高一点,能给家里赚到多一点的钱。

起初,流量并未如预期般到来。三妹坚持拍摄了很久,播放量却始终未能破万。直到一条记录干农活、抓鱼与村庄风光的视频,意外获得了17万播放,并带来了6000多个粉丝。“虽然没拿到钱”,她笑着回忆,但这次突破让她看到了拍视频的机会。

真正的人气来自于一条婆婆制作贵州酸辣鱼的视频。它不仅播放量最高,更将大量观众引至三妹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氛围融洽,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达到两三千人。许多人在聊天中询问:“能不能买酸辣鱼?”然而这道传统美食制作周期漫长,无法立即销售。

转机在秋冬时节悄然出现。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了三妹家里挂着的腊肉,又问能不能买。山里不像城市,家里来客人了可以去下馆子。三妹说,以前家里条件贫困,平时腊肉不太舍得自己吃,那些土猪腊肉原本是留着招待亲戚朋友的。网友对她镜头后面的生活十分好奇——比如那串挂着的腊肉,大家询问热情不减,她不好意思拒绝,七八十斤就这么卖了出去。这让她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家乡的好山货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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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家的菜地

三妹说不清自己的直播间为什么被推荐,平时网友问什么,她就老实答什么,她所展现的苗家生活,在城里少见,成为某种程度上稀缺而本真的内容。

但从2023年开始,她发现自己的流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几年里,她直播间同时在线的人数,也从千余人慢慢到了四五百、一两百,甚至更少。三妹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拍的短视频内容出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赖楚谣在访谈中发现,“买流量” 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过的尝试。流量早已成了网络里的 “通用货币”,被明码标价。账号初期,三妹也试过买 “涨粉流量”,觉得 “只有观众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到我,才会买货”。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是比她大的姐姐,“我又不是美女,没什么男粉,全靠姐姐们支持”,所以买流量时,还特地选了 “女性偏向” 的投放。

三妹一般选择“投涨粉”,她会先买个几十百来块钱,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效果好就继续买,效果不好就不买了,“如果投播放量,我们可能有时候那个播放量很高,但它不一定就能涨很多粉啊,证明这个作品只适合看,但观众并不想关注。”

但她很快发现:“这钱不能烧,也烧不起。” 卖农产品利润本就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有MCN机构扶持,不是带货主播,也不懂如何应对流量的流逝。把直播做好,把产品做好,靠口碑坚持下去——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办法。

如今,各平台的创作者们都意识到流量是何等重要——关乎自己被看到的几率,以及所占据的用户注意力。这与经济收益强关联。站在普通用户的视角,大家的感受则更直接:用户越喜欢看谁,谁就越有流量。

信任、连接与姐妹情谊

在大众视野里,三妹所在的榕江地区爆火的文旅名片是“村超”。乌计寨是离榕江县城最远的村寨之一,过去几年,村庄经历的局部变化并非一蹴而就。

起初,为了拍出质量高流量好的视频,三妹总是拿着手机在寨子里到处转,回复信息也总拿着,手机不离手。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谣言先传开了,有人怀疑她在做传销,甚至让家里的年轻人别跟她接触。2018年,三妹第一次想发动村民们一起种辣椒往外卖,无人响应,大家都觉得不可靠。

转机发生在2019年。一位叔叔跟着三妹试种辣椒,当年增收三千余元。消息传开,如今同村已有15户加入种植。三妹家靠短视频收入在村口建起新房,成为最直观的示范。

她家承包的土地从原来的八担田扩展到三百来担,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春耕时主动来电,询问该种什么、能否销出。从寨子到村里,上百户人家已随她共同耕作。三妹虽从未提过“算法”或“利益分配”,却真切带领乡亲们摸到了这个时代新的生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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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在收谷子

除了赚钱的动力,三妹对短视频和直播还怀有更复杂的情感。最令她振奋的,是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深厚信任。从社交层面看,推荐算法为人与人的连接提供了机会。依据用户行为而进行的推荐算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汇集到一起—— 对三妹来说,这份 “聚集”,成了她情感世界的支撑。

第一次卖腊肉的时候,三妹曾带着怀疑问家人,“是不是真的呢?能卖得掉吗?”家人也同样担心她被骗。但很快,三妹和全国各地的客户互加了联系方式。还没发货,网友们就直接把钱转了过来。三妹当时心里想,好神奇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还能这么信任。

这份信任,慢慢长成了更温暖的连接。三妹的铁粉里,不少女性成了她的 “姐姐”—— 她们不仅买她的山货,给她经济支持,还会在她烦心事时,隔着屏幕陪她聊天、给她打气。三妹性格爽朗,但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跟老公因为太累吵架,想起两人一起过了 17 年的日子,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

一位杭州的姐姐在直播间里看到了,连忙劝她:“三妹别担心,你还年轻,一家人齐心,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泄气。” 比她大6岁的香港姐姐,也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跟老公也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也常吵架,都是累的,别往心里去。

还有一次,下雨了老房子在漏雨,一个姐姐在直播时看到后,给三妹转了1000块钱。三妹退回了这笔钱,她告诉对方,姐姐谢谢你的好意,不要这样子,我们虽然现在条件艰难一点,但是一家人无病无灾,可以靠双手去打拼。你要是喜欢我们的山货,就买一点 。你得了东西,我也卖了货,这样才最好。

懂商业的姐姐也教她生意上的事。以前三妹卖山货,从没算过打包成本:寨子里打包好的山货,一袋三四十斤,早年班车司机收15元一袋运费,后来发得多了,才谈到10元;到了县城拆分快递,3公斤内首重8到10元,超重另算。懂商业的姐姐提醒她:“以后得把打包费算进去,万一卖得多了请人打包,工人的工资也得加进去,不然生意做不长久。”

赖楚谣在研究中,将这种由算法连接、在数字空间里生长的女性情谊,定义为 “数字姐妹情谊”(digital sisterhood)。它不是偶然的闲聊,而是基于算法对 “同类” 的精准匹配,最终形成的稳定女性支持网络。

三妹是嫁到乌计寨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她在村子里也没有太多朋友。每当对未来没信心时,她就想在直播间里跟姐姐们说说。

“真的是她们在给我打气。” 三妹数过,这样的 “姐姐朋友” 有十来个。“遇见她们,我太幸运了。” 在三妹心里,姐姐们的鼓励从不是 “客套话”,也没有功利的 “好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流动。

村镇进化:从局部到普遍

从贵州榕江往东南1000公里,广东茂名的沉香产业里,算法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人与产业的关系。1996年出生的丹丹,是“沉香女儿珍藏阁”的主播,执掌着月销售额千万的家族生意,也是沉香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在她的直播和短视频里,你很少听到急促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她对沉香文化的娓娓道来——如何辨别香气层次,如何读懂木质纹理,一块沉香又经历了多少年岁才凝结成香。她展示家族传承的老工艺,解答新香友的疑问。算法将这些内容精准推送给了那些对沉香感兴趣的人,完成了文化与受众的匹配。

在赖楚谣的研究里,电商领域的推荐算法,本质是 “人与商品的精准连接器”。短视频、直播的形式,比图文更直观 ,能多维度、细颗粒度地展现沉香的纹理、香气(通过镜头下的燃烧状态)与工艺细节,帮消费者打破 “看不见实物” 的顾虑。

从粉丝数看,丹丹的账号粉丝量只有三妹的一半,20万。但沉香客群精准,属于小众产品,但有很好的复购——单场销售额就能破百万。

和三妹一样,丹丹也是2020年踏入直播领域,是国内最早做沉香直播的创作者。最初守在镜头前的,是她50多岁的父亲。父亲卖的多是野生沉香原材料,一小块就能卖到上万元,客群都是懂行的高端玩家,做得也算有声有色。2020年春节,丹丹回娘家过年,抱着 “试试玩” 的心态,在自家餐桌旁架起手机开播,没想到一场就卖了几万块。“当时特别惊喜,没想到真能成!” 这份意外的收获,让她下定决心接过直播的担子。

沉香,本质上是一棵树用岁月写就的日记。据广东省沉香科学研究所介绍,沉香树在受伤后分泌树脂,在微生物、温湿度作用下,经20年至上百年才能凝结成“香结”。丹丹的直播间里,产品从99元的体验装到9900元的收藏级皆有涵盖,但始终只做20个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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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工人在加工产品

丹丹告诉我,沉香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难辨真伪,“花高价买假货”的情况时有出现。市场上诸如“雷击木”等被热炒的概念,更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她以自家在海南和广东的林场为例解释道:“台风能吹倒树,但极难见到雷击木。更何况,树木受伤后结香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怎么可能立刻做成手串?” 在她看来,沉香的未来,在于凝结其中的时间与工艺故事,破除信息不对称,比单纯推销更重要。

茂名电白区本就是 “中国沉香之乡”,有着1500多年的沉香采集、加工历史。当地经商氛围浓,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琢磨谋生。丹丹和弟弟早年间就跟着父亲,背着沉香样品跑遍全国 —— 去上海的珠宝店、北京潘家园的文玩市场,一家家找买主。

在直播兴起前,丹丹这样的商家在源头手上有好料,但找不到买主。是算法打破了这个僵局: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商家能直接触达精准客群,不用再依赖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有了获客渠道,有了卖货的路,生意自然就来了,日子也能过好。”

丹丹的成长轨迹,恰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通过直播间直接连接全国香友。丹丹的粉丝里,有一位累计消费超过20万元的老客户;还有一个爱香如命的客户,是丹丹老爸的铁粉,每年都从天津来广东的家里拜访。

丹丹的家族故事,也是茂名沉香产业的缩影。在丹丹爷爷那一代,老人们都是上山挖野生沉香换钱。到了丹丹爸爸那一辈,发展为种植,研究沉香树的嫁接培育,并在海南和广东拥有了家族的棋楠种植基地。

在丹丹的家乡,整个村庄3000多户都从事沉香相关产业。当地政府修建沉香博物馆、检测基地,成立行业协会,打造 “沉香第一村”“沉香夜市”。全产业链产值已超68.6亿元,带动了15万人就业。丹丹告诉我,现在去到茂名当地,很多台前的沉香老板都是像她这样的90后。

这是AI技术应用在信息分发领域的变革:算法让原本小众的文化找到了知音,让传统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正如研究者赖楚谣所观察到的:自2022年以来,“短视频+直播”的电商产业链催生了直播村、直播镇、直播城的繁荣,在地域上形成集群效应。

浙江义乌市北下朱村,是算法时代的 “直播村模板”:高峰时期每天有超5000名主播开播;99栋楼宇底层的1200间店面几乎全是供应链商铺,上层住宅住满直播从业者。另一个是江苏连云港的海头镇,著名海淡水养殖之乡。以前年轻人大多“子承父业”出海打鱼或是做海鲜零售。而短视频和直播让海头镇的海前村变了样 —— 它成了区域内最大的海鲜集散地,人、货、信息在这里高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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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北下朱村

在上述两个直播村做田野研究时,赖楚谣见证了直播和流量留在人身上的印记:人们对爆款的追逐是近乎狂热的,吃饭喝酒、饮茶、打篮球都在讨论直播技巧、货源信息、算法推荐规则。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上下游之间需要紧密配合——无论做不做直播,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1994年出生的张哥,是赖楚谣在海前村主要的田野对象,高中学历的他,身兼三职:短视频博主、主播、主播团队负责人。他和同行常常每天四五点就到工厂集合,一起看直播、选品,一天讨论几十次创作问题,直到深夜才回家,形成了紧密的 “主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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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楚谣拍摄的主播创作者

在直播村,赖楚谣感受到算法的存在是弥散的、隐形的,它无时不刻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日常和行动之中。在这里,算法是所有人需要去共同面对和适应的对象,大家也有共同的目标——都得在平台中挣到钱。也因此,人和人的关系里,既有竞争,也有集体协作。

这也是最让赖楚谣触动的一点。她的感受是,“创作者们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在TA们身上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了。”

被看见之后

过去几年,由人的走红带动地区爆火的故事并不鲜见,丁真和理塘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

2020年,19岁的丁真被正在采风的摄影师胡波拍下一段视频,发布在“微笑收藏家·波哥”的抖音号上。网友们观看、转发、在评论区热议丁真的帅气与淳朴。两个小时之后,这段短短的7秒视频,播放量飙升到一千万,也在此后,让丁真的人生和家乡理塘都发生了巨变。

丁真从放牛娃变成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学汉语、上综艺、和明星一起参加活动,被官方点赞;理塘也从曾经的贫困县到如今的热门旅游地,从成都到理塘有了专线大巴,高铁也在建设中,5G网络全覆盖,满街都是民宿。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丁真为理塘带来385亿元的收入。算法放大了一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直观地将个体与地域的发展紧密相连。

35岁的衮衮,在理塘隔壁县城下辖的甘孜藏区的村子支教了十几年,是比原来的理塘更贫穷的地方。衮衮原本是大山的局外人,考上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认识了同来支教的如今的伴侣,从最初教授汉语,转向为年轻人提供缝纫、唐卡绘画等职业技能培训。

周末,她家里总是挤满了来玩的学生,一次性给她展示很多有趣的短视频。会玩短视频和直播的年轻人们,成为一个个信息的窗口,在大山之外的人也在TA们的短视频里,看到甘孜藏区的生活一隅。

学生们的账号会关联闺蜜、兄弟、恋人、家人,把短视频玩出了朋友圈的感觉。学生们会发自己画唐卡的视频、自拍的照片;藏区很流行拍慢动作,从一个画面切到另一个画面,大家很爱玩转场定格;唱歌跳舞更是他们擅长的内容创作领域;评论区也总是夸夸氛围,年轻人们毫不吝啬给出自己的夸赞,宝宝好美,兄弟好帅。

随着信息的流动,城市里的新闻、热议话题也流动进了藏区。过去,很多信息都靠衮衮的讲述。她会给女生们讲互联网世界热议的话题。因此,当一位女孩发布穿着较为清凉的视频并声明“这是我的穿衣自由”时,她毫不意外,评论区也多是同学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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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衮(戴蓝色棒球帽)和学生们

学生们也会聊起丁真的走红,开玩笑让衮衮帮忙拍摄,还有人买过丁真同款蓝松石耳钉,坐等成为下一个幸运儿。不过在衮衮看来,他们把拍视频更多视为生活娱乐,而非成名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人类的算法代码最终服务于人与万物的连接——不仅连接人与信息,也把广阔的世界带到求知心灵的面前。这种感受,科普作者@安森垚也有过。

他在贵州宁洱的一个小山村讲课时,遇到了一件让他既惊诧又感动的事。课后,一个当地小女孩主动跑来问他:"非欧几里得几何和正常几何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两条平行线可以交汇?它和黑洞有什么关系?"

这个偏远山村的孩子,展现出了对前沿科学的深刻好奇。安森垚发现,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已经在短视频的牵线下,突破资源的局限,对许多超出日常生活的知识都有了好奇心和兴趣:“越是角落的地方,越可能有对世界感兴趣的小天才。”

回到真实生活,衮衮支教的村子,男性多放牧、挖虫草,女性则很少外出工作,不少女孩初中毕业便早早结婚,难以拥有独立收入。正因如此,衮衮坚持“把女生教得凶一点”——教她们敢于说不。从她们的园地完成职业培训的几十名女生,大多已能依靠工作赚钱。她让女孩们明白:“你才是为家里带来最多收入的人,你做一年,比男人们打小工、挖虫草要赚得多。”

女性获得独立收入究竟意味着什么?赖楚谣在研究中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虽然并不必然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能提升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获得经济上的部分自主权。这既适用于算法世界,也同样适用衮衮所在的甘孜藏区。

在电话里,衮衮向我讲述了藏族女孩四龙巴珍的故事。她的命运原本早被父亲安排好,到寺庙出家,却争取到了学习唐卡的机会。她极具天赋,毕业后留下任教,不满二十岁就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是该地区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女性唐卡画师。后来她拿下甘孜州唐卡大赛第一名,被评为州级传承人,一幅小唐卡吊坠能卖到3000元。父亲不再干涉她的人生。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也请她作画。她靠自己的笔,真正养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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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唐卡的四龙巴珍

在纪录片《再会长江》中,另一个女孩的命运也曾发生相似的改转。日本导演竹内亮特地找寻到当年的藏族女孩茨姆。她没有完全复制长辈女性们的命运,因为十年前意外跟着摄制组去了上海,她见识到了外部世界的样子,十年后真的如愿在家乡开起了民宿。

但她身上仍留下了旧世界的痕迹,经历了传统的包办婚姻。比她小十岁的妹妹命运则不同。家长们对儿女的婚事不再像当年那般强势。她的妈妈说,因为后来会看抖音之类的短视频,放弃了传统观念,不再干涉妹妹的婚姻。

算法带来的改变,从来不是单向的 “外界看藏区”,而是双向的 “彼此看见”。对藏区村民来说,算法让大山的美与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外界的好奇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对藏区里的人来说,短视频与直播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让他们知道外面的多彩世界 —— 这种双向连接,最终落在了 “改变现实”上。

藏区的变化始于交通:2013年衮衮赴支教地,从成都出发需三天,最后几十公里悬崖路得靠车身倾斜通行,耗时4小时;2022年道路修好后,那条路的通行缩短至半小时。衮衮支教的县城不在热门川藏南线,四周环山无草原。她深知藏区日常与城市遥远,却更清醒:外界的关注远不及学生能赚钱、过得好,来得实在长久。

当地各级文旅都在努力“打造下一个理塘”,拍宣传片、推网红局长。可她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被看到,而是在这里生活的学生们能否真的赚到钱、生活得更好。丁真和理塘的走红完全是偶然,衮衮觉得,这难以复制。

正如藏区需打通交通通路才能连接外界,知识传播也需破除地域、资源壁垒,让偏远之处触达有用信息;而衮衮对 “学生实际生活改善” 的重视,恰是普惠的核心 —— 它不追求表面的 “被看见”,而是以切实生活为目标。

她还有一个深刻的提醒:“藏族同胞并不一定需要‘走出大山’。他们有信仰,能歌善舞,虽然条件艰苦,但内心快乐、精神丰盈。我们不应以俯视的眼光看他们,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选择。”

每一次雨后的彩虹、夜晚的银河,仍会让她和当地人一样由衷欣喜。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会对随处可见的美景也习以为常。那种快乐,只与生活本身有关。

比技术讨论更重要的事

进入田野调查的第二个月,赖楚谣就意识到,自己最初的研究设想被打破了。

博士开题时,她计划从情感理论切入,探讨创作者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结、社群互动。但现实给了她不同的答案——每当她试图探讨情感话题,创作者们总会不自觉地把对话拉回“限流、爆款、涨粉”这些更迫切的问题。

“算法”这个词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依然抽象而遥远。这个源自12世纪西班牙的数学概念,在直播间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算法的定义,反而会反问赖楚谣:“我更关心怎么把流量做高?”

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他在对创作者的调研中发现,真正的头部创作者很少纠结算法规则,他们更关注对标账号的动态、什么内容正在走红。他们的核心始终是内容本身。

在赖楚谣的56位核心访谈对象中,成长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各异—— 从高校博士到乡村主妇,从企业职员到自由职业者。每个人对算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33岁的苟先生是高校教师、工学博士。带着技术背景进入短视频领域的他认为,算法通过流量分配这根“无形的线”,深刻影响着创作者的选题、更新频率甚至表达方式。

而在算法设计者眼中,故事是另一个版本。几乎所有技术人员都认为,算法只是人类达成目标的 “工具”。他们能设定算法的核心目标(比如 “匹配用户兴趣”),但具体规则会根据数据实时调整,不存在 “操纵” 的意图。

算法技术管理人员张先生在与赖楚谣的谈话中,12次提及“算法与人的关系”,反复强调:“算法没有偏向,有偏向的是设计它的人”“算法是梯子,没梯子也能爬,有梯子爬得更快。”在他们看来,算法始终是工具,服务于人的目标。

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算法已进化到无需理解内容语义,就能直接预测用户行为。但即便最优秀的工程师,也难以完全解释某条视频为何被推给特定用户。

面对“算法是否在操控我们”的疑问,赖楚谣给出了包容的解答。“对抗思维可以理解。新技术出现时,人们总会本能地感到威胁。”但她更关心的是:当算法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丹丹的回答很直接:“我不知道算法是什么,但我能感知流量。流量好,我就能卖货。”这种朴素的认知,恰恰揭示了算法最真实的价值。

赖楚谣深深理解这种 “务实”。在她的访谈和写作中,她特别强调两点:创作者的“努力”,以及中国人在改善生活上极强的内驱力。参与直播、适应规则、争取流量,在她看来都是“为更好生活奋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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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楚谣

“被看见只是一种可能性,”她说,“但很多人就已经拼命从中蹚出一条路。不需要每个人都成功,哪怕只是一点可能性,就足以给处境相似的人带来希望。”

这份 “希望”,在每个人心里有着不同的模样。丹丹的希望,是在靠近大马路的地方,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香大展厅 —— 展厅外连着林场,每年定一个日子,把全国的香友粉丝都聚过来,煮茶、品香,以香会友。

对三妹和丹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算法的价值远超越商业逻辑的“流量分配”。算法连接了人与信息,也连接了人与人。无论是沉香的香气、山货的滋味,还是三妹的日常、藏区孩子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算法出现之前,它们常常因地理距离、阶层差异、资源壁垒而被隔绝。

但现在,生活似乎真的不一样了。三妹告诉我,为了直播,她在2023年买了一台苹果手机,花了8千块,因为拍视频内存要大。她想要视频做得更好,卖更多的农产品。她还想开一个民宿,有个农家小院,让大家能去她的村里看看。

和三妹聊天时,她大多在讲乡村生活和家人,那是她更熟悉的世界。三妹家四面环山,对面是梯田,门前是一条小溪,家后面是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马路。进入九月,马上要到打谷子的日子了,到时候早上起来一推开门,三妹家就能闻到稻香味。聊得开心时,常常蹦出带着贵州方言的语气词“妈耶!”她也爱笑,说起自己的糗事会笑,谈到变好的生活也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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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居住的村寨景色

前几年,三妹曾被短视频平台邀请来过北京。车子开在北京的街道,三妹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眼前的城市好大、好平、好宽啊,人也很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她说起自己的心愿:想再走出大山一次,去上海,看看只在别人旅游视频里见过的东方明珠。那是算法带她看过的世界。

正面连接|你应该知道的 731 历史真相

CDT 档案卡
标题:你应该知道的 731 历史真相
作者:南香红 张苹
发表日期:2025.10.9
来源:正面连接
主题归类:抗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9月18日,电影《731》上映。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东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这里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并大肆抓捕苏联人、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姜武饰演的小贩和其他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特设监狱”。

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有观众质疑影片中情节与细节背离真实历史,比如囚犯居住的牢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墙面贴有瓷砖、有干净的水和马桶、饮食是鸡蛋和苹果。在叙事上,也有观众认为姜武饰演的小贩带领众人越狱的情节过于“主角光环”,显得失真。

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今年5月,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南香红对细菌战有长达23年的记录,这本书中,她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南香红写道:“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我们访谈了南香红,从电影《731》的争议聊起,核实了电影呈现的一些事实,也从细菌工厂谈到了细菌战。以下内容根据访谈和《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整理而成:

“圆木”们**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编号731属于关东军序列内“防疫给水”的部队编号,但731部队实际上是细菌战研究中心之一。

在731部队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被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被视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耗材,以根计算。

一根“圆木”在731部队制造死亡的工厂流水线上流转,各部按照各自的实验目的进行注射、切割,要被多次使用,做各种各样的活体实验。

“圆木”大多是从哈尔滨弄来的。被关在731细菌工厂的7号、8号楼。这里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容纳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汉族中国人、苏联俘虏、蒙古族人、朝鲜族人、被指控间谍或各种罪状的各民族的欧洲人。他们被“特别移送”到死亡工厂,来到这里的人大致分为几类:犯有间谍嫌疑罪的人、中国游击队员、抗日分子。

电影《731》中,多次出现受害者食用苹果、鸡蛋的画面。这一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有历史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医生们会为“圆木”治疗身上被宪兵拷问时留下的伤疤,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也比日本本土一般家庭好得多,同时还得防止他们因为食物太好造成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

被“精心照料”的背后,是残酷的科学理由——确保“圆木”在接受实验前处于一个标准、健康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取所测试病原体效果的准确数据。

“这些临时客人得到的待遇,正如那些神户牛的饲主,为产出鲜嫩的牛肉以不负神户牛的名声,而对牛毫不吝啬地倾注爱护。一个技术人员回忆,1945年春日本军已节节溃败,一般国民只能吃野菜和糠,而圆木的食谱却是:早晚都是白米饭,只有午饭里混些少量杂大豆……副食也充分保证营养,每天都有猪肉,不时地变换花样。”谢尔顿·H·哈里斯写道。

每个“圆木”都会被编号。号码从101开始到1500号。一旦满1500号后,接下来再从101号开始。实验材料不断补充进来,“圆木”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循环。

由于这种编号制度,调查者很难确定在整个平房作为实验材料被杀害的“圆木”的准确数字。一个权威的估算是至少3000名。

“石井疯子”和他领导的731部队

电影《731》的第一个时间坐标是1945年2月。电影中,731部队的创立者和指挥官石井四郎说:“用科学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吧。所谓的《日内瓦公约》不过是狂热分子的一纸诗文。如今,除了打一场细菌战,帝国恐将毫无希望。就让它们(鼠疫菌跳蚤)从帝国痛失的焦土上启航。”

石井四郎渴望用细菌战拯救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的失败。他提到《日内瓦公约》,是因为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尽管该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它并未禁止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储存。石井四郎利用了法律局限。20世纪初叶,日本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石井四郎,他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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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获少将军衔的石井四郎

电影《731》开头,石井四郎先展示了他的“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当众向滤水器里撒尿,并喝了尿净化出的水。

这一荒诞的情节被日本军人的回忆证实。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中,石井四郎被称为“石井疯子”。据说,天皇曾两次观看石井的示范。石井在一个滤水机中撒尿,然后把过滤后的混合物呈给天皇饮用,天皇拒绝了,但是石井很高兴地把由尿变成的水一饮而尽。

石井研究的滤水器,是一种能为作战部队即时提供过滤净水的装置,以免前线部队受到霍乱、痢疾侵扰。没人会对部队提供可饮用水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防疫给水部”,成了石井理想的保护伞。

石井四郎坚信,细菌战是能为资源匮乏的日本赢得战争胜利的“决胜武器”。他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成立了18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这支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推向战争运用。

最终,石井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通称的731部队。平房离哈尔滨南部不到24公里,是个由至少6个村庄组成的大集聚地。1939年,平房设施完成时,基地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匹敌。

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物,包括研究室、宿舍、解剖房、实验动物小屋、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关押实验用活人的特殊监狱,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甚至还有游泳池等娱乐设施。

为确保绝对保密,平房领空不允许飞过飞机。通过平房的列车规定必须用窗帘将所有乘客的窗户都盖住,并且必须要在平房站的前一站就拉上窗帘。若有乘客出于好奇心,透过窗帘的空隙偷看,立即会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投入监狱。

在731细菌工厂里,石井为日本人居住者盖了一座城中之城,包括22栋最新式的宿舍,有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还配备图书馆和酒吧、游泳池、花园、酒馆、饭店、保存鱼和蔬菜的仓库、运动场等。一所混合学校,为职工和军人的子女提供传统的日本式教育。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

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进入过731细菌工厂的当事人回忆:10月的满洲已经相当寒冷,气温的急剧下降使他冻得发抖。但是在新建的会议室内,暖气适中,脱掉外套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空气中飘着石头和油漆的清香,桌子排成了马蹄形,房间里未加装饰,一只四角形的花台上菊花盛开着。”

在平房所建的150多栋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圆木”的7号楼和8号楼。这个牢房在本就精心防卫的基地中被更严密地看守,中国人不准走近这两座楼房,就算是日本人,没有被派遣到7号楼和8号楼执行任务也不允许进入。为了保证监狱秘密不泄露,石井委任他的哥哥为典狱长。

731部队分为8个部门。4个部门被冠以数字,另外4个则没有被标上数字——这也是石井为向外部隐瞒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策略。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那些被认为对细菌战有用的病原菌。 这些病原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破伤风,他们也研究结核和有关冻伤。同时,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押“圆木”的监狱。

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可能性开发和测试。

第三部被称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正规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

第四部是部队的制造部,主要管理、运用大量生产病原菌的设备进行操作。这个部同时还负责储存和保养731部队随时制造出来的巨量的细菌。

还有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教育培训。部队队员定期从日本本土调防到平房或各研究支队,在这里受训的医学学生大多才十五六岁。

731少年队

与石井四郎一同来到731细菌工厂的,还有一些少年班的少年。他们来自日本国内,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是731部队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少年们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

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是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他是家里的长子,本可以继续做农民在家乡种地。但当时战争气氛浓郁,经济不景气,对日本青年来说,“中国满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去那里是冒险、开拓,有可能失败,但很大概率成功。日本政府的宣传册上,也写着“中国满洲是移民的乐土”。

出发时,筱冢只有15岁。他领到了自己的制服:上等羊毛面料的土黄色西装和同色的领带,长筒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些东西是农家子弟平时见不到的。1939年5月,他抵达哈尔滨。进入这幢被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群时,筱冢良雄全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崭新、漂亮、宽敞······有抽水马桶和中央集中供暖,水龙头能放出热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细菌战也一跃成了日本的国家战争谋略。筱冢良雄正好赶上了日本细菌战突飞猛进的“大开发”时期。

少年队的队员每天早晨6点被起床号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个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出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有痢疾课、伤寒课、霍乱课、毒物课。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而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

下午是实习时间,少年们被分派到研究室,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学习处理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之所以处理活菌,是因为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会下降。而处理活菌则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学员会更加精神集中。

1941年,筱冢接触到731部队的核心部门——细菌培养课。他做得最多的事,是进行鼠疫毒力实验:“用吸管液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

筱冢仍然记得:痢疾菌的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这是极其难把握的工作,一旦过度,就会把细菌吸到嘴里。

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

“自己的少年队队员感染了,也是要进行活体解剖的······”筱冢每每讲到这些,都痛苦得不断摇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说是不能浪费了材料,这和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啊!”

细菌战

731部队实验开发的最重磅的细菌武器,是鼠疫。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人类可以掌控鼠疫,使之成为细菌武器。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共识是,鼠疫菌从空中投下去会死亡,根本达不到传染疾病的目的。

731部队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功做到实战攻击的呢?答案是:感染鼠疫的跳蚤。

南香红在书中写道:让跳蚤感染鼠疫,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鼠疫菌与其他细菌一样,如果只从上空投下细菌,由于空气的压力、气温的变化,细菌很可能死亡,从而失去感染性。石井和他的科学家们转换思路,想到鼠疫跳蚤。

731部队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再散播这些跳蚤,让这些跳蚤叮咬人。跳蚤体型小、重量轻,从空中散播时,空气阻力会大大减缓它们的下落速度,从而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和高温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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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跳蚤是日军选出来的最有效果的细菌武器,观察跳蚤的跳跃能力是其中的一个实验

炭疽菌是另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平房的专家们反复测试了炭疽菌的散播方式。在5、6年的试验过程中,大约有2000枚炸弹被投到安达实验场的活人身上。受实验者被绑在十字形的柱子上,身体的重要部位被防护起来,以防被炸死。然后,装有炭疽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细菌会喷溅到他们身上。

经过2000次以上的活人实验、4000次以上的不同飞行高度飞机投弹或者静止爆炸实验后,证明炸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热量使病原体很难存活。石井发明了外壳是陶瓷的炸弹,陶瓷传热缓慢,细菌不会因为高温而死。

细菌武器研制好后,被投放到战场。《731》电影的切入点是 1945 年,但是细菌战远远不止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目前所知的大规模细菌战攻击从1940年开始。

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对浙江衢州进行攻击。同月,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一克重量的跳蚤放在掌心不过一撮,它们会有多少只?

答案是1700只。每克1700只,10克跳蚤约等于17000只。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被放逐出来,瞬间四散跳开,寻找它们吸血续命的对象,不管是鼠类还是人类。它们身上携带的鼠疫菌,靶向精准地在人间传播、流行。

1942年,美军杜立特空袭队轰炸日本本土后,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省境内的衢州机场等地迫降。日军为防止该机场被再次用于轰炸日本,发动了“浙赣作战”,旨在摧毁沿线铁路、机场等,制造无人区,使中国无法再次修复使用。

正面的浙赣作战枪炮对决,血肉撕杀,日军占领了衢州、丽水、江山等重要战略要地,对机场、铁路等战略物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正面战场外是秘密的细菌战,用空中撒播与地面直接散播相结合,在破坏后撤离时还往水井、河流、池塘中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痢疾菌。他们甚至将细菌注入特制的饼中,放在居民的餐桌上,诱使饥民捡食。这是导致疫情在平民中迅速爆发的关键手段。

一旦一个地区受到污染,鼠疫就会反复流行。浙江衢州从1940年受到鼠疫攻击后,鼠疫年年爆发,一直到1948年才止住。

真相的隐藏与揭露

1945年8月10日,石井四郎接收到来自参谋部长的命令:

“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31部队仓皇撤退。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了其在哈尔滨平房的核心设施,建筑全部由工兵爆破。他还下令处决了剩余的404个“圆木”实验对象。杀害的方式是用送气泵往房间里面输送毒瓦斯,密闭门窗。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大屠杀相比,731部队最后的屠杀更为残酷。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人活了下来,这里则无人生还。

同时,大部分书面档案、实验记录被焚毁。石井四郎下令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不能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知道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禁止成员间相互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井四郎并没有舍得把所有研究成果全部销毁,而是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带回国内,并成为和美国达成交易的重要筹码。

美国的掩盖让细菌战成为秘密。战后,美国在与盟国的共谋同意下,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进行了一场交易:后者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以此换取石井及全体731部队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日本则唯恐使用细菌战这一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施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后,细菌战成为了历史的黑洞。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与细菌战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获得了大量口供,并确认了开展人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的事实,但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加害国日本,一些日本人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开始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南香红梳理了其中非常关键的几个日本人:

森正孝,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教科书对侵华历史,特别是细菌战等内容进行了大量掩盖和粉饰。森正孝觉得自己的历史课没办法讲了,利用假期,他多次自费前往中国,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他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教师应有的职责。”

松井英介,一名医生。他与森正孝一同深入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

森村诚一,日本作家。1981年,森村对日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采访,结合从中国、美国搜集来的731部队相关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写出了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进行的非人道人体实验。该书在日本发行了约300万册,在日本社会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94年,森村诚一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一起组建“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讲述真实历史,在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举行公演,引发社会关注。

与此同时,90年代后,以王选女士为代表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

王选,1952年生人,如今已经73岁了。她生于上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在日本,她获硕士学位,精通日语、英语和中文。王选的家乡,是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曾在1942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1994年,王选回崇山村探亲。家乡的亲人们告诉她: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家乡的亲人请求王选,找到这两个日本人。

1995年8月3日,王选在订阅的一份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两个日本人的报道,他们正是历史教师森正孝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在电话联系时告诉他们:“我自愿加入你们的调查。”

由于王选的加入,中日两国的力量开始拧在一起。细菌战这个历史的黑洞,逐渐被大众所知。

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增至180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公开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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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最右为王选。

国内媒体大多把关注焦点放在王选或中国原告的身上。王选说,细菌战官司能打得起来,其实背后有一大批日本人,没有他们,官司不会一步步推动下去,细菌战事实不会得到确认。

诉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土屋公献。土屋公献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日本海军成员,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战后,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并当选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细菌战诉讼案之初,只有十几位律师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但当土屋公献出任律师团团长后,他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200多名律师,他们尽管政治立场各异,却都为了同一目标而团结一致:免费为180位中国原告提供法律援助。

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调查团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认。面对日本法庭的严谨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事实都不能有任何纰漏,这对整个律师团是巨大的考验。

土屋公献深知这场诉讼的意义。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他承诺:“要用毕生的精力,陪中国人把官司打到底!”

案件进入三审阶段时,土屋公献已身患癌症并接受了手术。为了不“动摇军心”,他要求律师团对中国原告,包括王选保密。诉讼进入二审后的一次开庭,王选发现,法庭上发言的土屋公献扶着桌子的手在颤抖。他用余光注意到王选在看他,手就不抖了,但一会又开始抖。开完庭后连续几个小时的游行、到政府抗议、会见记者,都是土屋公献为首;在中国原告的招待会上,也是他带头唱国际歌。王选后来发现,他的西装都显得空荡荡的。

最终,土屋公献陪同细菌战受害者走完了十年的诉讼之路。三审结束三年后,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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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前排右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土屋公献、椎野秀之、西村正

历时十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的40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最终在2007年5月9日被驳回。作出此判决的理由是: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以此断定在国家法上被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尽管败诉,但日本司法系统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早在2002年的一审判决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认定了细菌战是根据原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事实,承认中方原告所提出的至少在中国8处发生了1万人以上的死亡,同时指出细菌战“受害是极其悲惨和巨大的,原日本军的军国主义行为是非人道的”。这一认定,将侵略真相固化为法律事实。这段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打捞、还原、保存、记录。

连接的方式

思维是神经细胞的连接产生的;

程序是传感器和硬件连接运行的;

人,是在和其他人连接的过程中诞生的。

构成「系统」的不是原子或者物质,而是原子和物质之间的连接方式,是连接的「方式」决定了涌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记忆是连接;

业务是连接;

灵魂,也是连接。

病,就是某些连接断了;死,就是所有连接断了;

生,就是新连接产生了;长,就是不断有新连接在产生。

成住坏空,就是「感知—连接—断连—消失」的过程。

因此,无常才是恒常。

自我,也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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