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粮食购销商人孙先生卖粮后，银行卡全被冻结，生意为此停摆，家人抱头痛哭。在河南广电、央视等众多媒体的报道下，5天后，孙先生一家的银行账号幸运解封。此事让一位知名律师发文感慨：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

一直以来，我方一直在持续关注国内监督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一直在对国内新闻媒体刊发监督报道的情况做持续盯控。

根据我方日常盯控的数据，目前国内仍坚持做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仅剩36家（这里所指的“监督报道”，指对公权力的监督报道）。

根据日常盯控统计，最近12个月，澎湃新闻、红星新闻、津云新闻和大风新闻，刊发篇数最多，平均每月在4篇至9篇。在媒体当中，这个发稿频次已算“高频”。

其余32家媒体，每月刊发监督报道的数量均低于3篇。其中，一些平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刊发一篇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也被计算在内。

在如此有限的篇数之内，这36家媒体仍为中国的法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南方周末等媒体持续追踪报道的指定监视居住问题，媒体前仆后继的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2025年6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指定居所回归居住的专有属性，明确规定办案人员不得进入指定居所内，不得在指定居所内进行讯问，保证了暴钦瑞、邢燕军等人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媒体报道5天后，商人被冻结账户解冻。律师感慨不报道没这结果一文刊发后，不少人在评论区表示“羡慕”。对于公众来说，监督报道已经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

今天是记者节。向这些媒体致敬，愿他们都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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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守夜人｜媒体报道5天后，商人被冻结账户解冻。

河南新乡的粮食购销商人孙先生，卖出100多吨粮食后，自己和家人的银行卡全都被莫名冻结。询问后警方称，对方付给他的货款里有一笔是涉电诈资金。这笔货款，是否应该算善意取得？孙先生一家为此抱头痛哭，却无法解决。

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的《民生大参考》栏目随即发出新闻报道，央视等多家媒体跟进。5天后，商人的银行账号解冻了。

此事让国内知名律师周筱赟发文感慨：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中旬，孙先生在网上与一名粮食收购商人取得联系，向他卖出100多吨小麦。对方打款后，孙先生将部分款项转给了家人，结果两天后，自己和家人的银行卡均被冻结。询问后他才得知，货款里有一笔是涉电诈资金。

10月24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的《民生大参考》栏目记者得知此事后，迅速发出视频报道。视频中，孙先生和母亲抱头痛哭。

报道很快被更多的新闻媒体关注。

10月26日，潇湘晨报发出法治新闻《河南农户100多吨小麦卖28万，收款后资金因涉诈被冻结，辛苦钱能要回吗》。报道中称，如果孙先生及其亲属能证明账户内的资金与案件无关，是合法所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情况后3日以内应通知金融机构立即解除冻结。

10月27日，河南广电的《民生大参考》栏目再次追踪报道此事。视频中，孙先生表示“生意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承受不了，很难很难”，孙先生母亲崩溃倒地，哭喊“真不容易啊”。记者还为孙先生联系了办案的警方。

10月27日，九派新闻跟进，发出报道《28万元小麦成交款涉诈被冻结，农户痛哭》。报道称，孙先生表示“现在钱不能动，相当于小麦被骗走，贷款也还不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10月29日、10月30日，央视“法治在线”针对此事连续发出电视报道。在央视第二篇报道发出的当晚，孙先生一家的银行账户被全部解冻。

从河南广电发出首篇新闻报道，到银行账户解冻，仅仅5天。

针对此事，国内知名律师周筱赟由衷感慨，在自己的自媒体“周筱赟律师”发布了题为《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的文章。

周筱赟在文中表示：现实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所谓接受了涉诈资金的账户，可能解冻吗？”

在公号和微博的评论区，网友热议。

网友“徐强”表示：“没有媒体报道，卖粮大户再怎么号也是白扯”；

网友“春秋鼎盛”表示：“没有舆论监督，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会放慢速度”；

网友“很像马长军”表示：“可见监督是必须的”。

事件回顾：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x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而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政府压制新闻传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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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鼻子

有时候，“真相”好像不是唯一的，是复数。

第一种真相来自感官。2025年10月，四川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村民们，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下了带着刺痛感的文字。他们写道，朝阳磷肥厂“烟雾刺鼻”，“老百姓呼吸困难” 。

第二种真相来自纸张。当地有关部门在7月、8月、9月和10月出具的“行政检查”报告，结论高度一致：“检查中未发现你单位（朝阳磷肥厂）存在违法行为”。   

正如2015年常州“毒地”事件中，一位家长所说的：“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鼻子”。绵阳的村民们也在行使“相信鼻子”的权利。他们相信自己肺部的灼痛感，胜过相信A4纸上“合格”的印章 。   

这种“合法污染”的灰色地带——一个企业完全可以在“达标排放”的同时，对居民造成真实的伤害——恰恰是“舆情大师”们得以生长的沃土。   

然而，在这场由“大师”们精心编排的迷雾中，一个“不打自招”的细节，成为了刺破谎言的第一个铁证。

村民的投诉中，有一个关键日期：“2025年7月13号污染大面积的农作物”。而工厂在向白晓生辩解、试图否认另一项指控时，无意中说道：“我们7月15日就开始停产了，直到9月1日才恢复生产”。

一家自称“30年无污染”（但实际上在2019年这家“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赫然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在长江经济带开展的“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名单中）、每月检查均“未发现违法行为”的企业，为何会在一次严重的污染投诉发生后仅仅两天，突然进入长达一个半月的停产状态？

更具讽刺性的是，在工厂停产期间的8月29日，一份检查报告依然在岗，尽职尽责地得出了“未发现你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的结论。这是一种“表演式合规”——在生产线关闭时进行检测，以确保报告的“干净”。

它证明了那些“干净的纸”，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荒诞剧的一部分。

13人“狼人杀”：谢主席最终退群

在村民们的投诉发出后，第一篇揭露此事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它在仅仅激起680次点击后，页面便化为一行红字：“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传统的舆情应对，到此本应结束。但文章附带的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却继续存在。

一个仅有13人的微信群。   

一场小范围的“现实版狼人杀”拉开序幕。   

群内迅速出现了几位身份可疑的“绵阳来客”。其中，一个名叫“谢军”的人尤为瞩目。他先是在文章评论区以官方口吻训诫作者：“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入群后，他试图在13人的微型空间里制造恐慌：“转发会不会被公安监控哦？” “之前好像有人转发就被行政拘留了”。   

这种弄巧成拙的威慑，反而激起了怀疑。很快，群主坚果兄弟在群里点破其身份，直呼“谢主席”。群友们发现，“谢军”正是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人大主席，其分管职责中赫然包括“生态环境保护” 。   

这位本应保护环境的人民代表，在被发现身份后，选择了“彻底的沉默”，并于次日悄然退群。   

谢主席的登场和退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污染事件更具戏剧性的故事。

他没有平息舆情，他成为了舆情。

200余人数字剧场：从“污染”到“舆情大师”

记录谢主席“首秀”被曝光的文章迅速传播。200余名网友怀着“围观大戏”的心态，涌入了新的群聊。   

有趣的转折发生了。

新群的名字是：“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   

观众的目光，不只关注一个物理问题（污染），还看到了一个媒体问题（舆情）。

在这个200余人的“数字剧场”中，有毒的不再只是村民投诉的磷肥厂废气，还有精心包装的话术。

在“理性”大师“无心惹尘”（要求村民“拿出证据”）和“眼见”大师“雨后彩虹”（到现场“表演式透明”，回避气味和受害村民）的铺垫之后，“舆情大师”白晓生（博士研究生/律师陈永福）登场了 。他不是来“搅浑水”的，他是来“控场”和“清场”的。

他代表了微信群舆情应对的一种全新形态。   

舆情大师的“全套工具箱”

白晓生的服务，是一套“全包”的解决方案。

服务一：虚构“剧本”

白晓生的核心策略是进攻。他不再被动否认污染，而是主动出击，重新定义整起事件。

他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剧本”：这根本不是污染事件，而是一场“敲诈勒索”。   

他在微信群里公开发问：“到底是一起公共污染事件…还是一起人为故意设套…趁机敲诈勒索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他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关键角色，一个名叫“操小平”（或操小萍）的“江湖人士”，并声称此人试图向工厂敲诈 。   

服务二：兜售“服务”

证据来自白晓生与工厂的私聊记录。这些记录显示，“敲诈勒索”的指控并非工厂的原始报案，而是白晓生主动兜售给工厂的一套“法律策略”或“构陷剧本”。   

这场“交易”的过程清晰可见：   

1.主动投靠

（11月2日）：白晓生主动联系工厂：“您好，请问您是绵阳市安州区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的吗？”

2. 植入“剧本”

   在确认身份后，他立刻给出了“专业分析”：“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您公司的投诉污染事件，背后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策划…煽动…趁机实施敲诈勒索。”

3. 工厂“上钩”

   工厂代表立刻表示：“我们也怀疑这个事情”。

4. 锁定“罪犯”

   白晓生随即熟练地列出了他锁定的“犯罪团伙”名单：“群主[#汪仁政]()（坚果兄弟）、[#田曦]()、[#郑宏彬]()、村民曹小平…”

这段对话是整起事件的核心之一。它显示了“舆情大师”的真正价值：他不是在代理一个“敲诈勒索”案，他是在唆使和制造一个“敲诈勒索”案。他将一场村民投诉的污染，在法律和叙事上，扭曲为一场针对环保行动者和受害村民的“刑事指控”。   

服务三：大师的“价格”与“菜单”

这项“服务”收费多少？当群友“丢三落四E”追问他是否与工厂签了委托协议时，他炫耀道：“如果我再告诉你，委托人支付了多少律师费，我怕你这辈子都再也无心搬砖”。   

他的“业务范围”并不仅限于话术。

他还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封群，封号，删帖，公告，发布调查报告，抓人，都是应对舆情的方式。”。   

为了实现终极威慑，他熟练地祭出了两项武器：

1.政治“扣帽”

暗示坚果兄弟“在外网散布以获得相关国际组织机构支持!” ，更在公共群聊中，将此作为正式“证据”抛出“第四组证据：6张外网散布信息网页截图…炒作外网舆论。”。   

2. 人身“威慑”

   他将坚果兄弟过往被拘留的经历，包装成“第三组证据…证明群主…劣迹斑斑啊” 。然后，他对活跃群友“后续吃瓜群众”发出了赤裸的威胁：“我会让你去体验一下群主曾经多次体验过的生活。”。   

服务四：大师的“脏弹”

不只如此，微信群里，他甚至祭出他的“脏弹”——一种具有高度策略性的、系统的性骚扰。   

他的目标是群友“颜颜”，一位ID带有彩虹符号、LGBTQ群体的用户。白晓生立即放弃了对污染问题的讨论，转而对这位群友发起了长达数小时、刷屏式的公开性骚扰。   

他反复追问：“阿彦，你对我有没有感觉？”。   

当群友“海”指责他“小心人家告你性骚扰啊”，他祭出了最无耻的“战术马甲”——声称自己也是群体一员 (“我是LGBTQ里的B”)，以此将骚扰“合法化”。   

这种看似“发疯”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高明的舆论干扰战术。通过强行将一场严肃的公共污染讨论“性化”、“桃色化”，他实现了议程设置，并使严肃的公共讨论变得“恶臭”（群友语），迫使正直的围观者退群，从而实现“清场” 。  

服务五：大师的“炸群”

第二个群，6天7夜之后，白晓生意识到他已经无法通过“话语权”控制这个群聊。他选择了摧毁整个信息场。

10月30日深夜，在被群友持续质疑后，白晓生采取了极端行动。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邀请了66个新账号进入群聊，并多次分享自己的实时位置。   

这种异常行为，精准地触发了微信平台的反营销和反骚扰算法。系统自动判定该群存在异常聚集活动，并将其封禁。   

这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焦土策略”。白晓生事后在第二个群里得意地承认，这是故意的：“我就是试试封不封群” 。   

但舆情大师，各种折腾到现在，还没有搞定舆情………

导演、场主、助手、策展人父亲被骚扰 

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宣布取消

关于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公共活动的声明 

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但是我必须就IndieChina的现状对公众作出说明： 

我并非处于害怕或者屈服而作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 

作为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的发起人和总监，我宣传本届电影节取消。除了其中的电影工作坊作为单独的一个活动，剩余的放映活动不再对外公开；少量没有收到消息而到场的电影工作人员，我们将仅安排内部接待，不再对外。我们已经关闭售票系统，尽快对购票的观众退款。 

如果我不再停止本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愿者，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这种情况，导致我处于艰难的伦理境地。我无论作为组织者还是个人，都无意将任何人士导入某种危险境地，不管这种危险是事实存在的，还是被制造出来作为恐吓的手段的。 

电影节涉及无数的参与人员和观众。这些人的安危是我当下首要考虑的因素。中止电影节的决定是异常痛苦的，也不是所有人所能理解的，但是我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我将开始继续联系参与的电影工作者们，向ta们解释当前的变化，并寻求一个妥善的处理。 

我们本来计划的11月8日下午3点在纽约市布鲁克林100 Sutton空间的开幕仪式也取消。我们仅仅保留一个只供我私人朋友参与的内部酒会。该场地我已经支付租金使用一周，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根据合同，我只能执行这个协议。我将此空间仅仅作为和朋友们作为私人聚会使用，以缓解这个突然撤销带来的冲击。我也希望有关人士能理解这种安排，并不认为这是电影节的延伸。 

再次重申：本届电影节，组织结构简单，没有任何复杂背景。电影节的所有的资金，来自我本人，没有得到任何其它机构的资助；零星的网上捐款，至今一共没有超过1000美元。我个人作为独立电影创作者和策划人，不隶属任何其它机构，也未在中国或者其它地方加入任何组织。电影节因为系列变故，必将给一些参与者甚至观众造成困扰，包括经济损失。我们将在后续中寻找外界帮助以补偿因此而受损害的购票观众。本电影节作为新成立机构，尚未建立任何经济基础，但是无论是作为机构和个人，我郑重承诺严肃对待所有的事项，并尽力予与协助和解决。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的邮箱跟我直接联系：

director\@indiechina.org 

感谢您们的支持，并就因此带来的所有不便致深刻的歉意 

朱日坤 

IndieChina电影节总监 

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 

纽约

公式相声要成真了吗？

Hi，大家好，我是尘了。

相信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连滚带爬”这个网络热词再一次出现了，虽然用在这里有点夸张了，但人家郑智化说的其实是实情。这个可从下面深圳机场的回应里看到。确实升降机离机门地板有25公分的落差，确实升降机师傅没有把升降板提高，当然并非师傅冷眼旁观，也不是师傅不肯为而是不能为。原因机场说了，是怕擦碰损害飞机。

郑智化10月25日下午发了这个微博，深圳机场10月25日晚上就做出了回应，期间也解释了升降机不能提高的原因，也做出了承诺，今后将试用登机连接装置。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可以画句号了。整个事件就是有个乘客吐槽和批评了机场，虽然言辞激烈了一些，但说的基本也是实际情况，机场方也立行立改，整个事件的走向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直到网络上突然流传出来了一段郑智化登机的视频。

视频里看到升降机和飞机机门落差确实很大，虽然有几名工作人员贴心地协助，但郑智化登机过程看上去确实还是非常地艰难。换位思考，人家当时误会升降机师傅故意不肯提高升降机，气头上发几句牢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些人看了视频不肯罢休了，火力全开地对郑智化开始了各种抨击。

然后10月27日郑智化出来道歉了。

事情到此，用一部分人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反转了。

但事件反转了吗？残疾人登机非常艰难是事实吗？升降机和飞机舱门有25公分落差是事实吗？是事实呀。

事件反转了吗？并没有呀！

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警察当着双方的面调取监控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也并没有啊！

那么请问，这个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哪个人手里流出来的？

全民文明，终究离我们还有点远。

前段时间，新一轮国考开启报名时放宽了报考年龄限制，以身作则打破三十五岁魔咒。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

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然而，中公教育的处境却相当尴尬。过去的四年，营收成绩是每况愈下，从2021年的69亿降至2024年的26亿，亏损的泥沼似乎也暂时难以挣脱，在连亏36.8亿后，去年才勉强赚了1.8亿。

中公教育一手开创的“协议班”模式是拖累业绩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考生预付学费，不过包退，后来甚至演化出考生贷款培训，利息中公来还的进阶版本。

一个协议班两次改写中公教育的命运，它曾经承包了公司75%的收入，如今却贡献着82%的诉讼和仲裁案件。

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77亿元，待退费却达到4.82亿。

本该享尽红利的公司实则债台高筑，但压垮这位公考一哥的稻草，远不止协议班那么简单。

从天才发明，到业绩拖油瓶

今年八月，一则维权新闻把中公教育送上热搜，起因是有学员考公惜败，按“不过包退”约定要求退费，却得到分期17年付款的惊人答复。

按照中公教育一年退一千的承诺，这位年轻考生要熬过中年危机的毒打，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镜头下的机构尽显语言艺术，退款速度不详，二手平板抵债，欢迎随时起诉，胜诉以后这套流程从头再来[1]，破罐破摔的程度，足见其窘迫。

退款困难户的声名远扬，以至于“中公退费”都被诈骗分子盯上，假装客服诱导学员通过投资返现来退钱[2]。

但在此以前，协议班也曾造就中公教育的辉煌。

2018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正式升咖为“公考第一股”。次年，中公教育市占率达到第二名的两倍，公司76%收入都由协议班贡献[3]。

当同行还在绞尽脑汁卖课时，中公教育已经靠着“不过包退”的承诺杀穿行业。2021年，公司市值涨到2600亿，度超过新东方和好未来；创始人李永新成了教育领域首富，与其母（公司实控人）带着1420亿身家荣登《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是当时俞敏洪的近五倍[4]。

但也是这一年，天才发明初现端倪。由于三季度巨亏近8亿的业绩大变脸，中公教育连续收到证监会的警示函、深交所的关注函，不得已才揭了老底[5]——赚钱的速度快赶不上退钱的速度了。

2021年第三季度，中公教育只收到了52亿培训费，退费却高达57亿。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此后中公教育要退的钱越来越多。2024年，中公的“待退费负债”是5.8亿，而2025年仅上半年，就已经达到4.8亿。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中公教育先是取消全额退款的课程，然后劝落榜考生转学其他职业考试、把退款兑换成内部消费券，最后视考生的好惹程度，动态调整退款进度。

2022年-2024年，中公教育总共亏了11.27亿。李永新母子虽然还在今年的《新财富杂志500创富榜》榜上，但身家已经干没了上千亿。

吃到回旋镖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今年上半年，粉笔和华图的退款负债分别为1.28亿和3.07亿，重新定义了公考机构的第一大竞争力：退钱爽快。

早在由盈转亏的2021年，中公教育就曾将称业绩波动归因于“考试周期性波动、需求收缩、学员参培意愿减弱等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单位太难进，考生的积极性也被打击了。

然而，中公教育今天的苦日子，真的只是因为公务员不好考了吗？

考公不是卖保险

2022年，《财经》记者曾经做过一个调研，整个行业的协议班笔试通过率只有20%-30%，这一小部分人的面试通过率又只有5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顶多只有1.5个人能上岸[6]。

风浪越大，上岸越难，考生越需要兜底，协议班应运走红，连带着教培公司也活成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赚钱门道说来简单，一是分摊风险，假设100位车主有一人理赔车险，赔付款实际上是另外99位幸运车主众筹的；二是让钱生钱，把预收的保费拿去做投资理财。

中公教育显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公考从报名、考试到录取结果通常历时数月，中公教育手握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反手就拿去做了投资。

2018年-2021年间，中公教育买了大量短期理财产品。光2019年一年，中公教育就靠着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小赚2.6个亿。

但这套模式运转有两个前提条件，即可控的赔付比率，可观的投资收入，而中公教育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步上都出了意外。

首先是赔付比率，即退款率出了问题。

2021年，当中公教育的综合退费率达到68.46%，然而动力不足的白嫖党还能再创新高，“理享学”产品的学员里82.94%都没上岸。

2025年国考报名收官时，李永新出现在直播间点评，预判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从考试范围看，学起来更容易；从报考人数看，考起来更难[7]。

考公市场越火热，中公教育越痛苦。以国考为例，2021年至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翻了近一倍，录取率却从1.6%变成了1.3%，坑位的增速远远落后于萝卜的长势。

录取比例越低，协议班的退费概率越高，中公教育越发显得像个义务支教的慈善家。

2018-2021年间，中公教育大量进行短期借款，三年累计达到116亿元，资金用途之一就是要给考生退费。

中公教育不仅低估了公考的风险系数，还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

2021年，中公教育投资收益7927万，但在近24亿的亏损面前杯水车薪。此后几年理财收益还在光速萎缩，去年中公教育艰难盈利，投资对利润总额的贡献只有两个点。

中公教育似乎还走上了绝大部分散户都会走的弯路：赚点小钱，然后花个大的奖励自己。

退费率一路走高的那几年，中公教育却在大兴土木，它先是在湖南花2亿建区域总部，然后于西安花3.8亿建大楼，同时还在北京的昌平和怀柔分别豪掷30亿和42亿建培训基地，面积堪比46个世界杯足球场。

用短期现金流投资长期不动产，只因基地封闭班能卖出上万的单价，是网课的十倍有余，奈何地产监管和业绩不佳的现实，共同打破了这个转型的美梦[8]。

2022年起，中公教育的资产负债率开始游移在90%左右，击鼓传花的游戏愈发玩不下去。同年11月，中公教育发布了一封保证书，宣布将分10期支付退费，如果做不到，将用石家庄的一处地来抵债。

归根结底，是公考这个“险种”的风险系数太高了。一个人的上岸概率取决于教学水平、个人能力和历史进程，教培机构能够左右的因素实在是太过有限。

上岸难如上青天，老师和学生还是掉进了同一条河里。

换个赛道又如何

去年7月，李永新以中公教育董事长的身份开启直播首秀，在名为“中公严选”的抖音直播间回应了广大粉丝关切：给点时间，一定退钱[9]。

一场直播暴露了中公教育的两个麻烦，眼前的麻烦是昔日明星产品遗留的退费问题，深层的麻烦则是光靠公考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是时候发展一下副业了。

放眼公考培训行业，积极转型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

隔壁的粉笔灵机一动，要做“保健品界的小米”，线下开过烘焙店、新中式茶饮店、针灸推拿馆，线上也推出了一个健康管理APP和一个烘培培训APP[10]；最晚入局的华图动静不大，脑洞不小，试图靠AI降本增效，搞起了“人机协同” 的教学探索。

公考三巨头手拉着手不务正业，都得从那场席卷教培行业的风波说起。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扫射范围之外的中公教育本该是个幸运儿，谁知赶上同行紧急避险，纷纷涌入公考赛道，当年新东方规划的一系列成人教育课程里，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赫然在列[11]。

公考机构的竞争对手一下子从网盘资源变成了跨界同行。

相比于协议班，一些新入局的机构卷出的新玩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全勤打卡全额返现、甚至返两倍钱让学员连吃带拿的噱头不断，同样贡献了不少或拉扯或跑路的名场面。

中公教育的困境，实际上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政次生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议班的退费难题已经让公司的业绩愈发难堪，行业竞争的加剧却又让其无法完全放下“不过包退”的引流神器。

重压之下，中公教育开始了降本增效的行业基操。2020年-2024年之间，员工从4.5万裁到7888，直营分支机构也从1669个缩减至681个。

另一边，中公教育也开始积极转型谋出路，像素级致敬新东方搞直播，但目前40多万粉丝的账号还够不到腰部；最近又要进军硬件市场，卖起AI就业学习机，号称自研大模型，定价4999元，但目前在淘宝旗舰店里还显示着0人付款。

截至2024年，这一系列副业的收入占比不足三个点。

同年，中公教育宣布转型为“就业与再就业服务提供商”，通俗地说就是教人找个班上。李永新言之凿凿，称就业服务是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一个市场[12]。

尽管在去年的财报里，转型大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公教育扭亏为盈主要是三费齐降的功劳。在这个行业的新增岗位数量愈发追不上新增考生数量的节点，也很难说考生和公考机构谁更难上岸。

但至少中公教育没有忘记教培行业的祖训：把一代人的不安，转化成另一代人的收入。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正式上演时，在辩论环节，一名同学许是紧张，忘了顺序，提前站了起来。霎时，我们这些“入了戏”的，都脱口而出：“你错了！你错了！”——错的不是观点，是他打乱了精心编排的秩序。幕落，观摩的领导们却击节赞叹，说这一幕辩论最是真实，有火药味，可见同学们思考之踊跃。

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成功地用一个真实的失误，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虚假的“真实”。这其中的荒诞，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里三十年，不疼，却总也忘不掉。

如今，听闻相声也要这般了。不知道这新规定是真？是假？

台上的一言一行须与备案的台本一字不差。那叫“现挂”的玩意儿——演员与观众电光火石间的机锋，熨帖着当下烟火气的俏皮话——将被视作必须剔除的杂质。

相声本是市井里的活鱼，水的波动、观众的嘘声或喝彩都是它赖以扑腾的氧气。“现挂”就是那鱼跃出水面时，鳞片上闪着的、最不可预知的光。侯宝林大师当年从剧场顶灯飞下只麻雀，即兴编出一串包袱，把一场事故点化为一代佳话。这是智慧，更是与台下众人共呼吸的同在感。如今，要把这活鱼制成标本，钉死在备案号的玻璃框后，美其名曰“规范”。这无异于告诉厨子，往后炒菜，不许再看火候，只准默诵菜谱。

课堂上的“假互动”与相声里的“没现挂”，都源于一种恐惧——对“鲜活”的恐惧，对任何计划外活动的恐惧。于是，最稳妥的法子便是将一切鲜活的存在，无论是思想的碰撞还是艺术的火花，都制成不会呼吸的标本。标本是安全的、永恒的，只是没有了生命。

教室讲台上，在排练思考；相声剧场里，在审核笑声。当一切不可控的“真实”都被消杀，剩下的，便只有那场被我辈曾演绎完美的公开课——一场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盛大的、沉默的演出。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台上的演员因一个绝妙的“现挂”而赢得满堂彩时，台下，我会低声对孙儿说：“瞧，他错了，他错了，就像我当年那个同学一样。”

「国行」eSIM比实体SIM体验差多了。

来源｜雷科技（ID：leitech）

封面来源**｜**企业官方

2025年10月22日，采用全eSIM方案的iPhoneAir国行版本正式发售。与之一同到来的还有国内三大运营商的eSIM服务，在标准发布近9年后，中国用户终于用上了「与时俱进」的eSIM。

但从现状来看，国行iPhoneAir用户的eSIM体验，似乎和大家设想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

尽管取消了卡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营业厅。就现阶段而言，eSIM的开通必须回到号码归属地的线下网点；人证验证、身份核查、配置文件下发，每一步都要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而当eSIM需要换机或者eSIM服务遇到异常时，还得回到营业厅再走一遍流程。要知道现在实体SIM卡都可以上门配送、手机激活了，涉及eSIM的业务反而需要亲自跑一趟营业厅，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eSIM在国内的使用方式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克制」。以国行iPhoneAir为例：更换设备时，国内eSIM用户无法像海外用户那样一键转移，必须再跑一次营业厅；部分小红书用户更是反映自己的eSIM「无缘无故失效」，刚用两天就得回营业厅。

「国行」eSIM体验极差，只怪运营商不用心？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认为国内这烦琐的eSIM开通、转移流程是为了响应「断卡行动」，也就是为了避免不法分子以低廉成本交易SIM卡。但早在iPhoneAir发布之前，国内用户就用上了「国行」eSIM，而那些国行eSIM可没有现在的eSIM这么麻烦。

早在2018年，国内运营商就为AppleWatch蜂窝版等智能手表提供了一号多终端的eSIM服务。尽管一号多终端和iPhoneAir的eSIM模式有所差异，但早在当时，运营商就已经找到了一套基于在线发卡模式的在线人证校验流程，只要在入网设备上完成简单的「摇头晃脑」操作，就可以直接给对应的设备入网。

事实上，国内实体SIM卡的激活方式用的也是同一套方案：实体SIM卡在办理时要留下个人信息，签收后用在线人证验证来确认本人激活。只可惜，这套流程并未用在eSIM上。

相比之下，国行iPhoneAir在海外使用eSIM的流程就简单得多了：打开设置，找到添加eSIM的界面，扫描海外运营商提供的eSIM二维码，卡片就自动下发到手机或平板里，之后只要将蜂窝数据切换到eSIM，下载、激活的流程就完成了。

以小雷年初、年中参与海外报道时的体验为例，从连上机场Wi-Fi到eSIM激活，整个流程不超过3分钟。如果使用的是海外版手机，更是可以在国内出发前就买好当地的eSIM，落地就能用，不再需要开通漫游流量或手忙脚乱地插拔SIM卡。

也正因体验过「正常」的eSIM是怎样的，小雷才会对现在的「国行」eSIM如此不满。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小雷对当前国内eSIM的情况颇有怨言，但小雷对国内eSIM的发展仍有信心。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国行」eSIM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从手机行业的发展来讲，eSIM仍旧是大势所趋。

01

「国行」eSIM卡

未来的体验会好起来吗？

在雷科技看来，国行eSIM之所以让人觉得麻烦，并不是技术本身不成熟，而是它落地的流程仍然沿用了「实体卡时代」的管理方式。

实体SIM卡时代，号码和身份的绑定依靠的是那张薄薄的、可以随时「流通」的SIM卡——它既是通信凭证，也是风控环节的最后一道物理锁。eSIM时代，号码成为数字配置文件，可以被复制、导出、转移，国内运营商需要确保它不会在不受控的情况下流通，于是只能把开通、迁移和恢复都收回到线下。

这也是开通eSIM要回到号码归属地营业厅，换手机不能直接在手机上完成迁移，遇到配置异常同样要再跑一趟的原因——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运营商的体系不敢一下子全部放开。实体SIM卡「流通」还需要一个物理载体，但eSIM只要一张图片就行，「流通风险」极高。

也正因如此，eSIM的开通、转移通过线下方式完成重新确认。

但并不是所有流程都必须如此。雷科技认为，eSIM的开户、激活和转移，其实可以复用实体SIM卡生命周期中已经非常成熟的「线上实名+生物识别」体系。上文提到，运营商已经能做到实体SIM卡上门配送、快递签收后手机端激活，这说明「在线完成身份确认」并不是什么难题，只是还没有被完整移植到eSIM上。随着运营商内部系统的统一，eSIM的开通和转移很有可能转为线上操作。

真正短期内难以摆脱线下的，是涉及号码冻结、补卡、过户和风险排查的环节，这些决定号码归属和责任边界，必须由人工最终确认。但在雷科技看来，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eSIM的使用门槛必然会一步步放松，最终也一定会和海外eSIM服务的便利性看齐。

02

eSIM终将重构

「手机号」的逻辑

退一步讲，虽然目前的eSIM体验仍显笨拙，但国内手机品牌已经展现出对eSIM的兴趣，不少品牌也宣布将在11月推出eSIM手机。可以肯定的是，eSIM将成为未来通信形态中不可逆转的一环，而eSIM技术的流行，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并不具备插卡条件的设备将有机会长期在线，这在混合AI时代尤为重要。

而入网方式的变化，也将从行业的角度重构传统的通信服务。举个例子，当前的通信以「号码」为单位，但仍离不开绑定的SIM卡载体。在eSIM时代，「套餐」可以脱离实体SIM卡的限制，让号码在不同的硬件之间自由「转移」，未来甚至就像「登录账号」一样激活已经内置的eSIM，直接使用自己的套餐。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eSIM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作为「先驱者」，iPhoneAir将eSIM当前遇到的问题，统统暴露在消费者和运营商面前，同时也给运营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等到开通、转移真正在线化的那一天，eSI

言咏/文

10月25日，台湾歌手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深圳宝安机场，作为轮椅旅客的他，在登机时遭遇窘境。他搭乘的航班停在远机位，机场为残障旅客提供的升降车与舱门之间有25厘米的高度差，轮椅推不进去，腿也跨不过去，他“连滚带爬”才登机。 

机场方面当天两次致歉，解释升降车和舱门之间保持高度差是基于安全操作规范。机场将立行立改，试点启用有一定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解决高度差带来的不便。 

事情发展到此，本是一个由个体发声，推动残障人士被看见、推动无障碍公共服务改善的良好契机。但10月27日，郑智化发文道歉，称自己“连滚带爬”用词不当，是他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 

这一看似“反转”背后，是郑智化登机视频的广泛流传。网友说，他并没有连滚带爬啊，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随后，舆论对郑智化的指责铺天盖地：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 

郑智化真的需要道歉吗？他言语间是有情绪，升降机不抬高或许确实是出于操作规范，服务人员也在帮忙，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从个体的角度说，只要郑智化愿意，他当然可以选择为自己激烈的言辞道歉，但不是必须道歉，更不必因舆论批评道歉。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厘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我们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里，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时，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祸有应得。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这种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 

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设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有人抬腿”才能通过。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社交媒体上有一条评论说，其一位朋友在机场遭遇过因升降机坏了不得不被工作人员抬上飞机的经历，这位朋友觉得很难堪，此后尽量避免坐飞机。当我们站在残障人士的视角，就可以理解“有这么多人帮忙，不感谢还吐槽，不识好歹”的想法是多么谬误。协助有需要的人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残障人群更希望的是一个可以支持他们自主出行的环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理念到位了，办法总比问题多。类似机场升降机和舱门高度差这样的场景，一块坡度板就能减少很多窘迫，国外很多机场都是这么操作的。不可否认，机场的安全规范应当遵守，但安全规范不应成为忽视特殊群体需求的理由，机场有责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满足残障旅客的无障碍出行需求。 

郑智化在致歉信的结尾说“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交给社会各方讨论”，若能如此，这将是此次公共事件最大的价值所在。郑智化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8500万残障人士困境的缩影。舆论对郑智化汹涌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我们社会对残障人士观念的误区。在对残障群体的包容和支持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我们不是已经“足够好”，而是“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2019年，致力于截瘫患者回归社会的公益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时因无障碍路口被占，他开着轮椅另寻他路，不幸跌落辞世；2021年，一位昵称为“轮椅小仙女”的脆骨症患者，在深圳因无障碍通道设施破损致轮椅侧翻，摔落身亡。每一起悲剧都是对文明底色的拷问。如果在郑智化风波中任由舆论失焦，既不可能充分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也不能推动他们福祉的进步。

在人民网留言：

关于绵阳秀水镇朝阳磷肥厂污染事件，请有关部门早日官宣处理结果。

事情节点梳理：

1、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2、10月15日，ID“23927852”给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留言：“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没给老百姓一个处理方案，他们又在开始生产了 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3、10月20日下午，一篇名为《四川绵阳：两份投诉浮现一场被忽视的致命污染》的文章出现在互联网上。它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本应激起层层涟漪，却在水面留下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痕迹后，便迅速沉底，消失无踪。

4、10月23日下午，当人们再次访问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时，那两条引发了这一切的原始投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官方记录被悄然抹去，仿佛那些关于“呼吸困难”和“竹叶落尽”的呼救从未存在过。这种结局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先删帖再办事”的潜规则。地方部门可能会联系发帖人，以解决问题为交换条件，要求他们主动删除投诉，从而消除负面舆情。有时，甚至可能演变成“只删帖不办事”。

5、10月25日，《当污染曝光后，有关部门潜入一个13人的微信群来应对舆情》被删。

6、秀水镇分管环境的人大主席谢军在“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的微信群里表示，“等待官宣”。

7、请您督促当地有关部门尽职调查，尽早给出官方处理结果。

下面是朝阳磷肥厂所在村庄的村民反馈

这些对话传递了一些核心信息：

一、政府已经介入且反应迅速；

二、工厂已经停产；

三、政府还未公布处理结果……

  以及两个公众关注群：

张雪峰在经历了短暂的“禁闭”后复播，深得炒作大法的他，引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句话，来“夸赞”文科。以张氏的精明而言，为什么偏偏使用容易引起歧义的八个字，是不是他在表面赞文科时，想的其实是需要被改造的“牛鬼蛇神”？

这就是张雪峰对侥幸过关的回报，对那些放他一马的、具有文科背景的网络管理者的冷嘲热讽。那些有权力的文科生，原本不在他“文科无用论”的指向范围，本可以趁机锤死他，却轻揣张雪峰一脚，允许他继续营业。张氏的嘲笑延伸到这些人。

与张雪峰结下梁子的机构媒体，在报道他“夸赞”文科时，都使用了怀疑的语气，评论会打问号，以示警惕。这是明智的，因为看完张雪峰的复播视频，稍微有点脑子的，都不会将他的话看成是肯定——他的表情、语调、手势等出卖了他的表演。

张雪峰已经被重重标上“文科无用论”的标签，对他这几个月先观察再管理的过程，让他经历了不大不小的惊吓。现在来看，他似乎通过了审查，但是不是就此高枕无忧，只怕也未必。只能说明，他此前用悲情发动的舆论，在过审时能起到一定作用。

张雪峰复播中反向操弄“文科无用论”这一标签，考虑这个人的个性，可以推测他在某种形式的约谈中，该标签可能是重点要谈的问题。以致于，在他被“释放”后，或出于完成“约谈”任务，要“立功表现”，或为了出口恶气，动用了皮里阳秋的修辞。

张雪峰暂时过关，或许与他公司为苏州当地贡献税收有关，可以借用保护民企的那套托词，帮助抵消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权衡要不要封杀张雪峰时，技术性考虑有可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考虑——他被认为无害，只是大嘴巴而已。

在臧否大学专业及就业前景时，张雪峰将文科比作服务业，本质就是“舔”，是近年来最有破坏力的公共言论之一。很多人只是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来看待它，极少有人去思考，这句看似无脑的惊人语，包含浓厚意识形态，是一种挑拨，一种激进。

张雪峰的“文科无用论”，虽然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背景，但并非后者在网红时代的变种或沿袭，不是换了个说法那么简单。因为后者只是优选理工科，而不是鄙夷并鼓吹砸烂文科。张雪峰对文科的恨，近乎阶级仇视。

很多人在为张雪峰开解时，提供的逻辑是他为信息闭塞的底层家庭代言，为苦孩子的生存举旗定向。据此，有进一步的评论认为，只要大学公开透明招生政策，张雪峰就会丧失生存土壤，被自然淘汰。这些都是糊涂的感动，是归因错误的失焦。

张雪峰掀起现象级的咨询热潮，并在潮头赚取数以亿计的头部利益，根本原因不在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不透明，他的生意扎根于家长们不得不忍耐的生存经验。大人们狂热地希望自家孩子可以抽到生签而不是死签，人们以一种可怕的末日恐惧培育了张雪峰。

张雪峰现象的本质，不是大学招生的不透明，不在于专业是文是理，而是接受大学教育那部分国民普遍感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没有被正视，没有明确的帮扶之道，它像汹涌且无声的时代浪潮——因为希望后代免遭同样痛苦，所以寻求张氏扶乩。

某种意义上，张雪峰提供的不是志愿填报清单，而是提供了让人在近乎乱世的生存竞赛中感到心安的信仰产品。因此，张雪峰不只是一名志愿咨询师，领导着一家职业规划公司，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在这个领域深具号召力。

即使像遭受了不明自明的压力，张雪峰仍然在紧急情况解除后，桀骜不驯地戏耍文科生、将那个标签玩弄于唇齿间。可以推断的原因，是张雪峰比粉丝更理解他自己的地位。用文科生加缪的话来说，张雪峰“将得意置于绝望旁，正如将药置于病痛旁边。”

张雪峰卖的“药”被包装成高价咨询项目，他之所以能，是因为卖的是类信仰产品。据说张氏粉丝有6500万之众，可见此种“信仰”的普遍性及渗透之广。张氏不仅引领了一股反文科的风尚，还间接壮大了反智风潮，因为追捧者认为他手里有时代之痛的解药。

理解了这层含义，穿透张雪峰的咨询事业，就能发现其底层逻辑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一种沉溺在失败与悲观心态的社会人逻辑。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为人父母者，带着无边的忧愁下单，给张雪峰充值，被他们当成为某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充值打怪。

那些能决定张雪峰能否继续营业的人，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决定放过他，都在理解张雪峰现象上浅尝辄止，同时也展示出他们对社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发展，缺乏敏感性与理解力。张雪峰的生意火爆，其实象征民间一种意识形态的新类型早已弥漫开来。

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但不至于：将社会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据此将痛苦、幸运、忍耐等人生经验二分法，取代城乡二分法；将阶级固化视作理所当然，否认教育对阶层跃升的决定作用；规训新生代安于阶层命运，否则绝望将被继承，拉长为永恒。

所有这些在“文科无用论”思想中被持续强化的东西，都在塑造人们的认知与处境感受。人们用向张雪峰靠拢的方式来掩盖退无可退的人生经验，这些悲苦矩阵所锻造的意识形态，迥异于旧有的意识形态类型，张雪峰的复出，足以证明它的陌生，以及对它的低估。

自从换了工作后，我的早晨就像一场和时间的拉锯战。

家到公司的直线距离只有11公里，按理说，骑个自行车都能轻松搞定的路程，偏偏开车却得整整一个小时。

一路上几段必堵的路口，每个都像设了关卡一样，想要准点抵达工位，就得提前和无数个“早高峰战士”拼命赛跑。

可即便是我早上七点二十就起床，经过刷牙洗脸、出门开车、被动挤在车流里、在公司停车场打转、买份早餐、排队等电梯、再顺手去个洗手间……这一连串动作下来，等我真正坐在工位上，几乎刚好九点整。

而我的角色属于对接客户，每周五天的时间，四天都需要和客户视频开会。所以每天早上，从睁眼到十点开完客户视频会，我的心跳都像挂在了加速器上，丝毫没有缓冲的时间。

为了解决这趟通勤噩梦，我试过绕道走高速，想象中应该更快，结果下了高速后，还得穿过西安牛马聚集地——软件新城和环普。

那里人山人海，程序员、测试、产品、外包团队……一群又一群打工人被挤在路口，像潮水一样往各自的工位涌去，生怕迟到被扣钱。

这一幕让我想起几年前在上海，挤地铁赶实习面试、秋招面试的日子。那是一段很苦的日子，非常疲惫。

这不仅仅是我的困境。

01

国内打工族的通勤，正在成为现代都市生活里最隐秘、最耗费精力的痛点之一。

无论是地铁的拥挤，还是早高峰的堵车，每个打工人都在一边计算时间，一边被动消耗着自己的耐心和体力。

国内打工族的通勤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

平均值下的隐痛，多数人觉得“通勤还行”，只有少数“极端通勤族”最受伤。

中规院与百度地图联合，选取了45个中国主要城市，研究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三个方面的9项指标，《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发布，单程平均通勤时间约为 36分钟，与前期持平。略高于人类普遍能容忍的30分钟“幸福通勤时间”（即“马尔凯蒂常数”）。

【马尔凯蒂常数：意大利物理学家 Cesare Marchetti 在 1980 年提出。核心思想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和不同国家、不同交通工具条件下，人们每天用于通勤或出行的平均时间保持在大约 1 小时左右。】

超大城市平均约 40分钟，特大城市约 36分钟。北京则更为严重，28% 的上班族单程通勤超过 60分钟，为全国最高。

同年，全国依旧有约 12% 的人单程通勤超过 60分钟，可被称为“极端通勤族”， 换算下来，全国仍有超过1400万人被卡在这“1 小时通勤圈”的极限线上。

可是据我所知，我的某些同事们，每天单程通勤路程甚至远达30公里，比我还要辛苦一些。

02

“职住分离”现象明显的根源在于，房价、城市规划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大量就业人口居住在城市外围的新城或郊区，而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导致长距离通勤流。

单程在45分钟以内，被认为是衡量城市运行效率的一个标志；2022年，45分钟以内通勤者占比约 76%。虽然看似高比例，仍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高强度消耗在路上。

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越长，主观幸福感越低，尤其是单程超过 1小时 的极端情况，对生活满意度明显打折。

甚至，北京通勤研究显示，每增加10分钟通勤时间，抑郁概率就增加 1.1%。这证明通勤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压力源，尤其对蓝领、年龄较大人群影响更明显。

每天早上，我开着车在城市里疾驰，和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打工人，一起被时间和堵车追赶。

11公里，一个小时，这只是中国千万个通勤故事里最普通的一种。

通勤带走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力气，甚至会蚕食掉生活的热情。

也许，有朝一日，当城市学会为人留出更多喘息的空间，我们才能不必把大半的清晨，交给漫长的路途和无尽的疲惫。

通报发出后，有学生家长质疑，“做心脏复苏都好几个，怎么才一个（逝世）？” —— 媒体「水瓶纪元」

肇事车辆车牌号显示为湖北省十堰市本地车；撞车后其左右侧后视镜都未打开，撞车后前方保险杠全部损坏，车头碎裂变形，挡风玻璃有撞击痕迹，上面落着一只白鞋。行车记录仪捕捉到的撞人过程中，刹车尾灯全程未亮，后视镜未打开。不止一位家长称，被车辆撞击的重庆路小学学生，多属于一年级13班，其他班放学时间和事故时间错开。刘静等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发时，一年级10班之后的几个班正在放学。

10月22日17时29分，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重庆路小学附近十字路口发生撞人事件。一辆白色轿车快速驶向等待红绿灯的学生和家长，多人被撞，有人倒地不起。10月25日，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查明陈某（男，48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1人送医救治无效死亡，4人伤情较重（均无生命危险），多人轻微受伤。目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办理工作正抓紧进行。

据同一车道上车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10月22日7时29分22秒，当时交通信号灯是红灯，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从左侧车道冲出，直冲左前方马路边等红绿灯的人群。两秒后，该车撞向在安全岛等红绿灯的孩子和接送者，有人被撞至空中腾起。红绿灯在此时才由红转绿。现场目击者称，车辆撞向安全岛人群后，仍继续前行冲撞至校旁行人路并驶出较远距离。

根据行车记录仪、现场视频、卫星地图和目击者描述绘制的事故演示图。（图_李桂芳/绘）

水瓶纪元注意到，行车记录仪捕捉到的撞人过程中，刹车尾灯全程未亮，右侧后视镜未打开。事发后，一张肇事车辆照片在网上流传，多名目击者证实，其正是网传车辆。照片显示，该车车型为比亚迪秦，车牌号显示为湖北省十堰市本地车；其左右侧后视镜都未打开，撞车后前方保险杠全部损坏，车头碎裂变形，挡风玻璃有撞击痕迹，上面落着一只白鞋。

黄菲的孩子在十堰重庆路小学就读二年级，她告诉水瓶纪元，当时她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事故发生。“他（指肇事车辆）在左车道等红绿灯，前边还有车（一同等待），突然就冲过去了。”黄菲确认这辆车闯了红灯，且在撞人过程中没有减速，甚至有提速的迹象。“（肇事车辆）速度特别快，直直地对着人冲过去的，还提速，没打方向也没按喇叭”，“速度快到都没人反应过来”，“（把人）撞飞了都，严重得很，人又多”。据她目测，现场有几十人被撞，“几个特别严重的都不动了”。

多位学生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故发生时间正值一、二年级学生放学，家长和孩子聚在安全岛上，一同等红绿灯。事故地点紧邻重庆路小学新校区，一、二年级学生出入该校区校门，在老校区的三、四、五、六年级学生走旧门。学生家长刘静告诉水瓶纪元，新校区于今年8月底竣工。

公开信息显示，重庆路小学新校区位于重庆路65号，现有占地面积38665平方米，建筑面积17789平方米，现有班级57个，学生3028人。

因近日总在下雨，刘静常步行接送两个孩子。恰巧22日这天出门较晚，刘静不得已骑电动车去新校区接候在学校保安亭的孩子。事后刘静感到后怕，如果那天走着接孩子，她和孩子大概率会在事发时出现在事发地。刘静回忆，22日傍晚，当她带小儿子走出拥堵异常的新校区校门后，听到了因事故发出的异响。当时她距事故区域约30米。

“突然就好多人赶紧冲过来，速度非常快，‘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这种喊的声音。”刘静回忆，喊话的人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无暇理会刘静的询问，继续边跑边喊，“压死好多人啊！好多好多人啊！”众人跑去寻找校方的保安。一位手持很粗的棍状物，身型魁梧的保安随后带了五六号人赶赴现场。 刘静指出，接孩子的家长很快围了过去，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经过“一片狼藉”“不忍直视”的现场时，刘静说，她自己心生恐惧，不敢细看，只“大致瞄了一眼”。据她回忆，她看到现场有两个六七岁大的女孩躺在地上不动弹，分别穿黄色衣服和紫色衣服，“孩子没有反应了，书也洒了一地，就躺在那儿”；现场有保安给其他孩子做心脏复苏，但孩子看起来状态不佳。去学校另一侧的老校区接到另一个孩子后，刘静再次路过事发地，她留意到，现场前后至少有9辆救护车停在路旁，交警亦有到现场。

事故现场行人路上，疑似肇事车辆留下的轮胎划痕。

刘静注意到，安全岛上没有护栏，行人路上正对着安全岛的四个路障石全被撞倒，行人路更远处的四个路障石中有两个断裂。刘静事后在行人路上看见一道明显的黑色划痕，她认为是肇事车辆撞击受阻后车胎和地面摩擦留下的，有可能是车辆最终停下的位置。一位身高约1.6米的家长迈步丈量，从安全岛上的土堆处步行至该划痕，走了90步。

令刘静感到庆幸的是，三、四、五、六年级学生都在下午5点40分放学，这些高年级的孩子基本没有家长接送，“这避免了更大型的灾难”。

事发现场照片，多名幼童和家长被肇事车辆撞倒。

近两个月来，十堰阴雨连绵。事故当日天空阴暗，最低温度5.6℃，也是当月最低气温，很多行人都戴着帽子。网传视频显示，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家长们茫然地拿起孩子肩上的书包，或安抚受惊的孩子。许多人沉默地坐着或躺着，一位女士上衣里的填充物飘落全身。有人现场进行抢救，亦有倒地者无人顾及。圆柱形路障石翻倒在地，不止一辆电动车被甩在一旁，碎片四散。

据现场视频，有着迷彩制服、穿黑色马甲的辅警扶着躺在绿化带中的孩子拨打电话。一男性正对一儿童进行心脏复苏，孩子脑后鲜血成流；一旁的城管托住其下巴，提醒周围人拨打120。一位母亲双手搭在浑身是泥的孩子身上，神情悲痛。有孩子身体陷在土堆里，有家长试图叫住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视频中有打电话，抢救，喧哗的议论声，孩子的哭喊声，以及躺在地上、鞋子丢失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

事发现场照片，多名幼童和家长被肇事车辆撞倒。

据刘静介绍，一、二年级参加晚托的学生分别于下午5点20分左右和5点30分左右陆续放学，这也恰好贴近事故发生时间。不参加晚托的学生提前一小时放学。因放学太早的话家长可能还未下班，或考虑到避免没人监督孩子做作业，只有极少数学生不参加晚托。

不止一位家长称，被车辆撞击的重庆路小学学生，多属于一年级13班，其他班放学时间和事故时间错开。刘静等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发时，一年级10班之后的几个班正在放学。10月22日当晚，刘静在读一年级的孩子的班主任逐一给家长们打电话，询问孩子是否到家。与此同时，刘静所在的家校联系群被设置为禁言状态。

事发后，被全员禁言的重庆路小学家长群。

刘静表示，事故发生区域是附近住宅区“汉成国宾府”和“冠城·美立方”居民前往重庆路小学的必经之地。刘静住在“冠城·美立方”小区，居民伤亡情况严重，“人尽皆知”。看到朋友的母亲没来跳广场舞，刘静才从朋友口中得知，对方母亲当晚接孩子放学时被撞到牙齿，腿需要做手术，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刘静告诉水瓶纪元，学校附近的交警看到人群议论时会直接驱赶，“如果说（在学校附近）真的要问的话，大家都愿意说，可是就害怕那些便衣。”小区里讨论的人多起来时，大家也会自觉地立刻散开。

事故发生当晚，刘静说，她所在的“整个小区好多人都没睡着”。黄菲也表示：“这两天都睡不好，闭眼都是（现场画面）。官方（当时）没通报，但是看到了都知道有多严重”，“都是当妈的，看了真是心里不得过”。有不少人猜测，官方当时的沉默是怕影响到10月24日当地举办的第八届武当太极拳国际联谊大赛。黄菲感到难过，“消息压得死死的。可是那些家长该咋办。”

从22日傍晚事发到25日官方姗姗来迟的通报的空档里，伤亡人数在官方沉默中衍生出多个版本。十堰市民李丽22日当晚7点在十堰市人民医院带孩子看病，恰巧看到医院大厅和急诊室外有众多交警，区长随后赶来。李丽通过他们的对话得知，多人正被抢救。刘静听周围人称，有19人在太和医院接受救治，附近一家人民医院收治3名轻伤患者。

各平台搜索界面，点击对应联想词条检索，难见事故相关内容。

许多居民因恐惧被“喝茶”、被“上报”，不太情愿谈及此事。水瓶纪元拨打重庆路小学附近公司法人电话，对方以“政府不让讲”为由拒绝置评。尽管社交平台上市民的相关发布和评论转瞬即逝，仍不断有人发布相关内容。通报发布前，人们质问官方为何不公布此事，愤怒谴责肇事者，悼念遇难者，哀叹言论受限。有人在抖音发送相关视频后，被警察致电警告，在QQ空间发布的相关视频亦会被删除。部分现场图片即便经过旋转、涂鸦，仍无法在小红书内发送。多位网友评论称，在微信群内传播相关视频后，群聊随即被解散。

10月23日上午，刘静送孩子上学时，发现现场被打理得极其整洁，“花坛边带有血迹的叶子都清理干净”，她依稀能看出柱子上和地面缝隙内还残留着血迹。线上线下一致的一尘不染令刘静感到不适，“好像（遇难者）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事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她认为不能这样不了了之，“那个人（肇事者）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事件？”她翻看《十堰晚报》，没发现任何她想知道的信息。刘静称，学校部分家长“敢怒不敢言”。“发生这么大的事件都不给个说法”，刘静感到伤心，“ 生命不能随意践踏呀！”

10月24日，附近路段仍像往常一样施工，新的拦路石被安置在人行路上。刘静从家中有人因事故住院的邻居那里得知，每位住院患者由区政府的2名工作人员看守，没收手机。有非本地户籍的病人户籍所在地的官员赶来。10月25日，通报发出后，有学生家长表示质疑，“做心脏复苏都好几个，怎么才一个（逝世）？”

出于对肇事者的愤恨，有人在受访时禁不住飙脏话。不少家长认为肇事者在蓄意报复社会。国内近几年频发恶性随机伤人事件，包括多起车辆驶向人群事故。有受访市民感慨：“现在社会不可预知的事情太多了。”刘静亦表示，“今天可以避免，以后（是否会发生）都未知。”

事故发生后，重庆路小学的学生家长仍在正常接送孩子，一个未被注意到的拦路石躺在花坛中。（图_受访者供图）

（文中黄菲、刘静、李丽均为化名）

iPhone Air宣布后天在中国开卖了（只支持eSIM），这意味着中国手机市场「无卡时代」真的来了。

从iPhone Air宣布只支持eSIM开始，我就一直好奇这款手机在中国怎么卖，运营商是否会开绿色通道大力支持eSIM？

这两天三大运营商宣布全力开放eSIM业务，以支持iPhone Air，整件事让我感觉有些悲哀和讽刺。

国产手机这么多年争先恐后的创新，新技术层出不穷，各种花样目不暇接，造一个只支持eSIM的机型技术上早不是问题（没有实体卡槽还多了空间放其他模块，肯定是利好手机厂商），但中国手机厂商没有一个敢吃eSIM这个螃蟹的。

之前的现状是，eSIM在中国除了Apple Watch蜂窝版有小部分支持，三大运营商都是消极态度（反正市场需求小，我干嘛吃力不讨好去推eSIM）。

结果iPhone Air来了，只能用eSIM，三大运营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了审批，宣布全力支持，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无利不起早？

从手机市场的角度看，整体给我感觉是，国内这些手机厂商也不傻，都在观望苹果怎么撬开中国运营商的eSIM服务，如果没有撬开，就保持原来的动作，正好也少了iPhone Air和他们竞争，如果撬开了，那就立即跟进推出eSIM手机（多家手机厂商已经宣布在测试这种新机型了），坐享其成享受这个福利。

中国手机市场无卡时代开创，竟然还是靠苹果，真的有点讽刺。虽然我是苹果粉，但心里还是希望国产手机能在国内的一些重大标准上作为开创和引领者，但这件事让我感觉中国手机还是在跟随，没有走出自己的路来。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接下来2年内，国内各大手机厂商都会陆续发布没有实体卡的机型了。

内蒙古锡宁浩特市，集中采集男性居民血样，录入DNA数据库。

作者：星辉

9月，一则几乎被忽略的新闻从内蒙古锡林浩特传出——警方自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男性居民血样，录入地方DNA数据库。官方解释称，这是为了“完善公民身份信息”、“防范走失”与“便于证件办理”。然而这份看似温和的公告，却打开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当国家开始系统性地采集男性DNA，我们究竟站在怎样的社会门槛上？

人脸识别、指纹录入之后，DNA信息的收集，是信息化治理的又一次跃进。但它与前者不同——指纹识别的是“我”，DNA识别的却是“我们”，是一整个家族、血统乃至潜在亲缘网络。它不仅是个体识别技术，更是一张铺开的家系地图，是人类身体最深处的社会档案。

一、从“破案利器”到“家系网络”：权力的技术延伸

在刑事侦查领域，Y染色体家系排查技术确实带来了革命性突破。白银案、南医大案等长期悬案的告破，都离不开Y-STR比对。其原理是：男性的Y染色体从父系稳定遗传，因此只需家族中一人入库，便可在家族范围内追溯潜在嫌疑人。公安系统称这种思路为“以Y找群，以常锁人”。

然而，这种“找群”的逻辑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男性个体的DNA信息，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条父系血脉。换句话说，一个人被采样，整个家族都被纳入了隐形的监控半径。技术的精准，并没有消解它的社会风险，反而拓展了国家治理触角的生物学边界。

这正是Y库的本质所在：它并非只是侦查工具，而是一种家族化、血缘化的社会治理手段。它让“嫌疑”的定义在生物层面上被扩张，从具体的个体，延伸到潜在的基因共同体。

二、没有立法的“技术合法性”：当程序失语

更令人警惕的，是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DNA样本的采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与案件直接相关人员。锡林浩特警方却以“完善公民身份信息”为由，对辖区所有男性采血，这显然越过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在法治原则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任何数据收集若未经明确立法授权，就属于越权行为。而此次行动，却以“非强制”、“自愿”之名掩盖了行政压力的实质性存在。在一个小城镇，警察上门、村医随行、村干部动员，所谓“自愿”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空间？

技术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之间的断裂，恰是当代中国信息治理最突出的风险所在。我们太容易接受“技术中立”的神话——只要它有效、便捷、能破案，就被默认为“合理”。但在法律缺席、监督缺位的前提下，技术的中立只是幻觉，它所嵌入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公权在采集，个体在被采集；信息在积累，隐私在消失。

三、“姓氏基因”与“社会谱系”：隐私的再政治化

Y库技术的核心，是对男性家系的追踪。它依赖的基因片段被称作“姓氏基因”，因为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与传统父系社会的“传姓”极为相似。这种巧合极具象征意义：它把中国社会那种深植于血缘与宗族的文化逻辑，数字化、技术化地复活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生物血缘化”的治理模式，恰恰与现代公民身份理念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立在法律关系上，而不是血缘关系上；公民应当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个体，而非某个家系的成员。当国家在生物层面上重新标定公民身份——哪怕只是出于侦查需要——它无形中就把“家族”重新拉回了政治场域。

这种“隐私的再政治化”，远不止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公权力不再仅仅管理公民的行为，而开始管理公民的身体与血统。信息主体的“可识别性”变得无限延展：你的身份不仅由身份证号定义，还由你无法改变的遗传密码定义。

四、侦查效率与公民权利：技术扩张的悖论

支持Y库的人常以“侦查效率”为理由。确实，DNA比对让积案侦破率提高，成本降低。然而，效率并非社会治理的唯一目标。任何治理手段，都应当在效率与权利之间保持平衡。

极端地说，如果效率至上，那么安装家家户户摄像头、强制佩戴定位芯片、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都会让犯罪几乎无所遁形——但那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吗？现代法治的核心，不是最大化控制，而是限制控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破案速度，而在于不因破案而牺牲无辜者的权利。

DNA数据库尤其特殊，因为它几乎无法“退出”。一旦信息入库，就可能永久存在。Y染色体的“家系代表性”使得数据即使当事人去世，也能被无限追踪。这种时间上的“永生”，让数据治理的责任也变得永久——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法律、技术与伦理机制来承担这种永久性。

五、从技术治理到身体政治：未来的隐忧

Y库的出现，是技术治理逻辑的一次极端化表达：治理者掌握的信息越多，社会就越“安全”。然而，安全的另一面是控制。当个体的身体信息被系统化、编码化、数据库化之后，身体就不再是私人的，而成为一种可被调用的资源。

在国际上，DNA数据库的伦理争议早已持续多年。欧洲国家普遍采用“比例原则”，即只有在严重案件、确有必要时方可采集DNA，并设定严格的销毁期限和用途限制。即便如此，仍有大量质疑指向“基因歧视”“数据滥用”“家族关联追踪”等问题。而在中国，尚未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DNA数据库的采集程序、使用范围、监管机制与退出制度。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远远超前于法制保障的阶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生物信息治理的逻辑，一旦确立，将极易扩展。今天是男性Y染色体，明天可能是SNP检测、外貌预测，乃至疾病基因筛查。技术从来不会自我约束，它总是在被发现“有用”之后，迅速滑向“泛用”。

当DNA数据被纳入公民身份系统，不再只是侦查工具，而是社会治理基础设施时，公民的身体将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这种从“社会管理”到“身体管理”的转变，是当代技术政治最深刻的趋势之一。

六、沉默的社会与缺席的立法

更令人忧虑的，是公众的沉默。锡林浩特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响平淡。没有大规模质疑，也没有官方解释的充分回应。相比人脸识别、个人征信等议题，DNA似乎距离普通人太远，技术太复杂，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种“知识盲区”恰恰成为最危险的空间——因为不了解，人们更容易默认“无害”；因为不抵抗，权力就能更顺滑地推进。

然而，隐私的丧失往往不是一次剧烈的剥夺，而是缓慢的滑坡。从指纹到人脸，再到DNA，每一次技术扩张都以“便利”“安全”“防走失”之名出现，每一次公众都在“反正我没做坏事”的心理下逐步退让。最终，我们也许会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却彻底不自由的世界里。

七、立法滞后的代价：当监管永远在“追赶”

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立法。自1990年代DNA数据库兴起以来，中国尚无任何专门法律对其采集、存储、使用进行规范。国家标准《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仅关注技术质量，而非权利保护。结果是，DNA采集在制度层面处于灰色地带：既非明确合法，也非明确违法，只要挂上“破案”“防走失”的标签，便可堂而皇之地执行。

这种“灰色治理”是风险最大的状态。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使用，意味着责任无法追溯，滥用无法惩戒。信息一旦泄露，不仅会揭开家族隐私、非婚生子、领养关系等社会禁忌，还可能在就业、保险等领域引发基因歧视。技术人员、行政部门、第三方承包公司、数据管理者……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源。

当DNA数据库的建设与扩张持续推进，社会必须追问：谁来监管采集行为？谁能访问数据库？信息保存多久？当事人是否有权要求删除？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再先进的技术都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

八、当“血缘”成为治理逻辑

Y库并非单一的技术项目，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权力、隐私与安全关系的真实态度。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侦查工具的进步，更是一种治理思维的转向——从社会控制到身体控制，从行为监督到基因识别。

它让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在追求安全与秩序的名义下，我们愿意把多少身体的、私密的部分交出去？而谁又能保证，这些数据不会被用在另一个“合法”却危险的方向？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比犯罪更难防范的，是技术被权力驯化后的野心。那时，真正被锁定的，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我们每一个被数据库标记的普通人。

2025年的九月，Jane在自己的日历上做了一个统计：这个季度，她准点下班的天数，貌似不足五分之一。

犹记得五年前，她刚加入这家美资消费品公司时，每天下班时间是17:30，准点关电脑，然后和同事去健身房或朋友吃饭，差不多就是每天的固定生活仪式。

那时公司内部还流行一句自嘲 —— "955铁律"：早九点上班，晚五点走人，年假20天，周末双休，没人加班。

时间来到2025年，Jane的生活节奏早已改变：每天工作到20:00已是常态，碰到总部视频会议，晚上十点后必须上线，到了月底数据结算，连续三天凌晨两点才睡也是常事。

以及，被压缩到"错峰使用"的年假，“其实很多时候实质上都用不掉，HR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以前我们说外企是养老院，现在是离养老越来越远，但离4050政策越来越近"Jane诙谐得开着玩笑说。

坦白说，她的感受，不是个例 — 这些年的外企，正沿着一条向下的坡道，急速从955滑向996的深渊。

01

回顾20年前，外企在中国还属于职场顶流，凭借稳定的工作和弹性工作制，一度就是“白领天堂”的金字招牌。

彼时的本土民企尚停留在“责任制+加班文化”的泥潭里，可以说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孰高孰低立眼可判。

但如今，这道界线已开始模糊甚至在消失：

外企的上班时间越来越早，邮件/信息24小时不断，早会晚会夜会开不完、节假日临时加班也是常有，KPI越来越狠，工作节奏越来越紧，组织架构不断重组，管理层调换频繁，基层员工多线并岗…..

“现在的外企，除了社保齐一点，节奏比我上一家国内大厂还卷。”Jane说，“原先强调的“965”（9点-6点5天工作制）早就从入职培训里拿掉了，每天不加班准点回家就算不错了。”

02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BAT、华为等本土大厂进入外企高管行列，他们在带来效率倍增，执行力拉满的管理风格的同时，也带来了高度压缩周期的项目节奏。

原有欧美跨国公司的慢节奏、慢决策、慢反馈体系，被“互联网速度”彻底击碎，“晚上熬一熬，明天出结果。”，一切都以速度为先。

外企的“金饭碗”招牌在市场上已不吃香，原有的超低离职率、高忠诚度已渐渐无法维持，为适应人才挑战，很多外企改变原先强调外企背景为主的招聘风格，开始放宽招聘门槛、民企外企人员兼容并蓄。

于是很多新入职得员工自带996属性，对外企文化直接造成冲击，拖进内卷漩涡的故事常常发生。

还有疫情后，全球办公的真正无界限随之开始：远程开会、线上任务追踪、领导随时“@”你的任务进度，多时区的外部协作，变成了本地团队的日常模式，外企员工也再难享有以往充分的下班空间。

03

时间再拉回2015年，当年外企尚能依靠产品品质、全球协作、流程标准、员工素养等优势，对本土企业形成绝对壁垒，但到了2025年，这些壁垒似乎已被逐一攻破：

技术、资源、渠道，民企都补齐了，成本优势也消失了，标准的流程管理，现在变成保守和缓慢的代名词，而福利、硬件、国际视野等职场环境，国内大厂也陆续在跟上，更别说薪酬激励、晋升通道，已远输本土互联网和大民企了。

“外企的老一套流程思维在中国基本行不通了。”Jane说，“你不往前卷，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

“甚至连我们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自己也不避讳，我们继续讲work-life balance真的现实吗，如果不能高强度执行，我们还能守住中国市场吗？”

但唯一有个问题是：如果外企继续头也不回的卷向996，最大的尴尬是：**你既不高薪，也不再舒适，既无红利，也缺乏成长，还不稳定**。

那么外企与民企/大厂有何本质区别？

外企头也不回滑向996，是短视盲从还是必选之路？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得不说，中国市场的确需要更高的效率和执行力，但外企真正的生存之道，是否该守住长期、可持续、健康的职场生态 — 给人才“有生活、有发展、有归属”的工作空间。

否则，一旦失去955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的投资，外企将也就彻底失去了相较于本土民企和大厂的唯一价值。

未来留给外企的，也许只剩衰退和边缘化。

* 文中内容来自网络报道以及【外企观CHA】读者访谈，均已做匿名处理。

CDT编者按：

项立刚近日发表言论，称「诺贝尔奖帮不了科技发展！」

物理学奖得主皮布尔斯从不受重视的谜题入手。诺奖的秘密似乎不是急着去当最后的收成者，而是拓荒的先锋者。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即使贸易战以“切腊肠”的方式边打边谈，未来中美之间的抗衡主战场也势必是金融和科技。这样的大背景下，在2019年诺贝尔奖得主陆续出炉的这一个多星期，我们除了再度焦虑和揣测中国人何时能够拿到更多的诺贝尔科学奖项之外，不妨多思考诺贝尔奖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诺贝尔奖被认为是世界“知识成就”方面最负盛名的奖项。

众所周知，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遗嘱，将大部分财产用于奖励表彰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等五个领域中“为人类带来最大贡献的人”。另外，瑞典银行于1968年设立了一项纪念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项，这个皇家银行经济科学奖，成了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诺奖得主来华的“淘金潮”可以管窥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狂热，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随着“科技赶超”的声浪而有增无减。但是到了今年宣布的医学奖和物理学奖为止，美国仍然以380人居冠，其次是英国的132人，再次是德国108人，日本以27人排名第八。

从今年国内媒体对诺贝尔医学奖的报道角度来看，“凤凰科技”的标题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肾癌治疗或最先受益”。《第一财经》的标题是：“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概念股开盘走强”。中国新闻网的标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今揭晓：史上留名凭实力 获奖还要些运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标题是“诺贝尔医学奖奖励人类对于氧气反应的新发现”。《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诺贝尔医学奖奖励研究细胞如何处理氧气”。《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两相对比之下，美国媒体平铺直叙，并且在文章中强调得主的研究哲学，而中国媒体的专注点似乎更为“功利”：实际的用途，对于股市（财富）的影响，以及如何得奖。

✦201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物理学奖

今年共享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分别是来自哈佛医学院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威廉•凯林、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彼得•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格雷格•塞门扎。他们在过去20多年间，各自独立地研究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氧气供应。

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命脉，氧气是细胞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氧气过多或过少也会致命。因此三位科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细胞如何调节自身对于氧气多寡的反应？

诺贝尔奖委员会说，2019年获奖者发现了调节因应氧气水平变化的基因活动的分子机制，从而“扩展了我们对生理反应如何使生命成为可能的知识”，并且使我们“弄清这一切如何运作”，呈现了“完整清晰的故事”。

这些发现对治疗供氧不足的各种疾病（包括贫血、心脏病和中风）具有重要意义，也促使血管生成阻滞剂，通过阻断肿瘤细胞触发其获取氧气和营养所需的新血管生长的能力来治疗癌症。诺贝尔学会认为这项研究具有“教科书发现”式的里程碑，未来将是生物学基础教育的学习课程。

但即使有许多应用的场景，根据CNN的报道，得奖人凯林表示：“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故事是试图产生知识，并理解事物如何运作。如果你足够深入，并且对事物的理解足够好，那么偶尔会有转化（实用）的机会出现。”

塞门扎在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时，正在填写一项研究补助的申请书。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科学发现的影响都会在以后显现出来。当我们开始研究工作时，我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个机制的广泛影响。”

在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访谈中，拉特克利夫回想起当他开始研究肾脏和其他器官如何根据氧气的分量而调节红细胞生成素的制造，他的同事认为这个研究无关紧要。但由于他对科学解谜的动力，他始终坚持着。

“但我相信这可以解决，可以由某人来解决。它的影响后来（才）可见……这项研究说明了基础研究的价值……我们开始了旅程之际，并没有清楚地了解这些知识的价值 。”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扬了三位得主各自在天体物理学上的贡献，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科学名誉教授詹姆斯•皮布尔斯（见图），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为“丰富了整个研究领域，并为过去50年中从推测转变到科学的宇宙学奠定了基础。”

皮布尔斯在自己的网页上自述：“我继续从事宇宙物理学方面的工作，偏爱不受重视的问题。尽管从我半个世纪前遇到的小型科学，到当今的大型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受重视的问题并不少见。”

也就是说，这些获诺奖科学家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实际的应用上，而是对于知识本身的好奇。很多时候，越是基础、越是不受重视的问题，反而产生越大的影响力。

✦我们仍然需要无用的知识

这使我想起10月5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书院举行的第27届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年会上，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丁•查尔菲以“我们仍然需要无用的知识”为题做了主旨演讲。查尔菲认为自己得到诺奖的研究成果，归功于多名前辈“意外”的发现。

“无用的知识”的典故来自以将爱因斯坦带到美国而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创始主任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他在经典文章“无用知识的有用性”（1939）中，提出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悖论：仅仅出于好奇心而不关心实际应用，寻求对深层问题的答案，通常不仅会带来最大的科学发现，而且会带来最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当时弗莱克斯纳写道：“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知识生活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无用的活动形式……这些无用的追求，始料未及地引来了未曾预想到的应用。”

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代与实业家乔治•伊斯特曼（柯达胶卷和相机发明者）进行了一次小型辩论，讨论谁对科学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伊斯特曼认为是发明广播并改变世界的古列尔莫•马可尼。

然而弗莱克斯纳认为，因为有詹姆斯•克莱克•麦克斯韦和海因里希•赫兹等前辈科学家的发现，马可尼的发明乃是势不可挡。尽管麦克斯韦和赫兹并没有追求其工作的任何实际应用，但正是无穷的好奇心才使他们提出了引发革命的原则。

✦查尔菲的“无用科学之旅”

查尔菲自己的“无用科学之旅”从高中时期的实验即已开始，而突破点在于1988年参加的一个关于生物发光的研讨会，会上有科学家介绍了水母的发光机制和绿色荧光蛋白（GFP）在其中的作用。

而发现绿色荧光蛋白如何造成水母发光机制的故事，要从日本有机化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下村修开始：他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开展对水母发光机制的研究。由于当时普遍认为生物荧光的物质基础都类似于荧光素，并非蛋白质，所以下村修和他导师开始的研究思路并未集中在蛋白质上。

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下村修决定摆脱荧光素的思维，从蛋白质的角度来重新开展实验路线，这导致他与导师的研究思路产生了严重分歧，然而下村修决定继续坚持他的探索。

有一次，下村修将装有废弃样本的管子扔到了盥洗池，他惊奇地看到倒灌的海水使管子里的样本发出了荧光。这个意外发生的现象使他发现荧光蛋白对于钙离子的敏感反应，在分离并纯化水母发光蛋白之后，下村修发现纯化的水母发光蛋白发出蓝色光，但水母在自然条件下发出的却是绿色荧光。

下村修和同事推测在水母中存在另外一种绿色荧光蛋白，这种绿色荧光蛋白将水母发光蛋白发出的蓝光进行了过滤，从而使水母发出绿色光。下村脩通过接下来的实验分离了后来为生命科学带来革命性突破的绿色荧光蛋白（GFP）。

在当今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中，GFP被广泛使用为示踪物。在下村修的研究基础上，另一名研究者道格拉斯•普瑞泽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克隆了编码水母发光蛋白的基因。但两年后他没有申请到其他研究经费，无法就GFP能否通过基因工程在其他生物细胞内表达开展进一步研究，因而关闭自己的实验室另谋生路，成了一名时薪不到10美元的巴士司机。

幸好普瑞泽和众多科研实验室分享了他克隆出的基因，包括之后同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查尔菲与钱永健（当年下村修也获奖）。普瑞泽的贡献虽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但是在谈到普瑞泽时，查尔菲曾经说：“他们可以忽略掉我，把这个奖颁给普瑞泽。”

当注入细菌之中并用紫外线照射时，GFP可以作为动植物内部的一种手电筒，使人们可以实时观察细胞、生物组织和过程。下村修最初从水母中分离出绿色荧光蛋白后，科学界很少有人相信它可以在其他生物体中表达，但查尔菲证明了GFP可以在两种活生物体中表达，他的论文“绿色荧光蛋白作为基因表达的标志”成为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20篇论文之一。

现在GFP被认为是通用的遗传标记。那么，无心发现的GFP有什么“实际”应用呢？

不同色彩的蛋白质允许对体内生长的癌细胞进行颜色编码，并能够通过单细胞分辨率将宿主与肿瘤区分开。使用荧光蛋白进行的非侵入性成像可以跟踪转移性癌症的动态，并实时跟踪各个动物。表达荧光蛋白的癌细胞的非侵入性成像能够实时确定对实验小鼠施加不同抗肿瘤药和抗肿瘤药的功效。使用荧光蛋白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中差异标记癌细胞，可以观察体内癌细胞的核质动态、有丝分裂、细胞凋亡、细胞周期位置以及细胞核和细胞质的差异行为，例如在癌症发生期间细胞的变形和外渗。

✦给小老鼠按摩

查尔菲因此在2012年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无用科研”金鹅奖。金鹅奖由美国众议员吉姆•库珀与包括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内的一群科学组织在2012年设立，旨在表彰乍看起来似乎很无聊的联邦政府资助研究项目、但后来对社会产生了重要贡献的发现。

2014年的得主是已故的杜克大学神经科学家索尔•尚伯格，他利用幼鼠研究了影响生长激素和鸟氨酸脱羧酶水平（两种生长指标）的因素。尚伯格的发现源自他和团队将幼鼠与母鼠分开的实验。

在团队观察中，尽管吃得饱饱，体温也很健康，但被遗弃的幼鼠的生长指标水平暴跌。后来研究人员注意到：母鼠在生完孩子后会不断舔它们的幼崽，于是研究人员尝试使用小刷子模仿母亲舌头舔幼鼠的动作。尚伯格后来开玩笑说：“我无法让实验室技术人员真正用舌头去舔鼠崽。”。

在重复这样的“按摩”动作后，研究人员观察到，幼鼠体内酶的水平上升了，生长激素也上升了，小动物再度生机勃勃。

研究的结果发现这种模仿的触觉刺激会影响重要的生长激素和酶的水平，这一结果激发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蒂凡尼•马蒂尼•菲尔德研究按摩对早产儿的影响，确定了同样原理对于人类的适用性。这个看似奇怪的发现，使得数百万早产儿得以幸存下来。

在金鹅奖委员会看来，当一位年轻科学家拿一把用来清洁相机镜头的小刷子，轻巧地在一只鼠崽的背部按摩，他不是为了解闷，或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实验结果带来了照顾婴儿方式的重大改变，不但挽救了生命，还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因此真正的创新需要基础性的探索，即使这些探索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切实际。瞄准现在并不能够创造未来，我们必须想象新的可能性。

✦“至用无用”

在旅美科协的年会中，耶鲁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两院院士林海帆教授讲述了干细胞领域的最新发展，我问他，中美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最大不同之处为何？他认为美国和日本目前领先干细胞研究，中国正积极赶上，但由于中国人急切地寻找商业的应用，有时会转移真正可贵的研究目标。

同场年会中，IBM研究中心的认知计算系统研究部门主任熊瑾珺博士试图重写“摩尔定律”。他认为随着半导体技术接近基本极限，摩尔定律已逐渐消失，解决对高容量、低延迟和高能效计算的需求，越来越多寄望于多元系统借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最近的蓬勃发展，这进一步满足了对包括云计算、移动计算和物联网在内的计算系统的需求。

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1965年提出（1975年修正）“摩尔定律”：只要英特尔和同行信守拓展技术的承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针对“摩尔定律”的天花板，熊瑾珺根据自己的推演而提出一个新的定律：“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开发异构计算的生产效率，大约每2-3年应用程序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

在私下交流中，我问熊瑾珺，中国由于数据的优势，是否将在人工智能和他所谓的异构计算中超过美国。熊对我表示，中国未来的科研方向应该是提高研究的效率，而不是大量生产论文。

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查尔菲在旅美协会对中国留学生和科研者的演讲，选择用“至用无用”的主题来带出科学发现的核心？难道是因为聪明的中国人总是急着去当最后的收成者，而不是拓荒的先锋？

从查尔菲以“至用无用”的主题来带出科学发现的核心，到今年物理奖得主皮布尔斯以“不受重视”的科学谜题入手，诺贝尔奖的秘密似乎不在于急着去当最后的收成者，而是拓荒的先锋者。

作者 | 燕梳楼

这些天，小米和雷军都在被流量反噬。

肉眼可见的是，雷军脱粉4万，小米股价跌去13%。

在成都小米爆燃后，我以《这次车祸不能怪小米》为题，从技术角度试图引导公众客观看待电车技术问题。

我的核心观点有三个：第一，车祸主因是酒驾和超速；第二，在遭遇猛烈撞击后车门打不开是共性问题；第三，电池瞬间爆燃才是最大技术障碍。

这篇文章遭到读者猛烈批评，甚至不少读者认为我被小米充值了。我也很愤慨，就差赌咒发誓以证清白了。辨别是否公关稿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评论区是否控评。

如果真被充值了，金主不可能允许大量不利评论出现在留言区。但在小米那篇文章后面，我选择的是自动精选留言，我认为允许开放、充分的公开讨论，比观点本身更重要。

当然我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受此连累，有一些比较冲动的读者愤而取关，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所以我后来就反思，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

好在很快我的反思就有了答案：问题出在我没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看问题。作为一名标榜“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时评作家，不是站在消费者角度，而是去共情资本，被骂充值也是活该。

毕竟人命关天，毕竟生命权应该放在第一位。视频中几位路人手都砸出血来也没能拉开车门，眼睁睁看着年轻生命死去，所以公众下意识地质疑车门为什么打不开，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代入情绪。

我找到了我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雷军并没有。在时隔72小时后，他出现在2025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不仅没有就成都车祸道歉，反而振臂高呼：“共同抵制网络水军黑公关等网络乱象。”

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成都小米车祸遇难司机尸骸未寒，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安抚公众情况，反而把责任暗戳戳推到网络水军和黑公关上，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和过度解读，连我这个无感的人都觉得不合时宜。

我理解国产车竞争激烈，各方车企都有一批IP长期混战。但从我感知来说，小米在这方面并不比同行要差，就连刘强东都甘拜下风。所以雷军在这个敏感时点鸣冤喊屈，多少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让人相当不舒服。

不排除针对小米确实会有一些水军在带节奏，但我认为作为企业要有基于事实的甄别能力。哪些是善意的，哪些是客观的，你不能听不进去任何批评的声音，甚至把所有批评声音都归结为友商忘我之心不死，这样才是危险的征兆。

据说第一财经昨天发表了一篇《小米，别让年轻人的第一台车变成最后一台》的评论，随后删除了标题中的“小米”，并把头图中的小米SU7替换成一张AI图片。第一财经官媒，但官媒也怕法务啊。

我希望雷军和我，都应该经得起批评。当然我不配与雷军相提并论，但在虚心接受批评这件事上，可以是一样的。我有几百万读者，并不代表我所有的观点就绝对正确，就不能接受读者的不同意见甚至批评。

同样，小米这些年的成功与雷军分不开，但并不代表雷军就是神，就绝对权威一直正确。公众要的是一个态度，而不是营销话术。小米即使再遥遥领先，也不至于真到了完美无缺，听不进任何建议了吧。

有网友翻出不少雷军的雷人雷语，比如说“速度不仅仅是一样参数，而是一种信仰”；“我们在产品定义的第一条就是，颜值是王道，车好看是第一位的”。不能不说，小米是懂市场、懂用户的。

但汽车毕竟不是手机，尊重用户偏好是一回事，敬畏安全又是另一回事。安全才是造车的底层逻辑。把小米手机的成功复制到小米汽车上，并保持了此前赖以成功的营销惯性，才是小米病灶。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米和雷军是被自己的流量反噬了。公众并不是反对跨界造车，反对的是过度营销，反对的贾国龙化。从1个月脱粉29万来看，说明米粉们正在祛魅，神话正在被消融。

事实证明，造车真的不是有钱就行，保证安全才是核心。手机出问题最多换一个，但汽车出了问题，那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听说京东也准备造车了，希望能给雷军打个样板。

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党的执政理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我想这也应该是所有企业的根本遵循。

希望雷军能认识到这一点，你企业做的再大，你也是中国企业，是人民企业。

也希望在下一场发布会上，别讲参数了，讲讲怎么在180秒内打开车门。

讲讲如何先把人从火场里救出来，再骂网络水军，好吗？

它（胡）说舆论气氛要放宽容，目力所及是越来越严，捆绑越来越结实。但是，这其中有它的功劳。

一纸薄薄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捧在手里却沉重的让人想哭——

赔偿38万元，这是朱双喜坐了541天冤狱，以及未能在三位至亲至爱离世前见上最后一面的“价格”。

朱双喜，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二十里铺村人，事情的源头，要从他在自己的祖传宅基地上建起的两栋楼房说起。

2000年，他拆掉老宅上的旧房子建成5层洋房，7年后又在洋房东侧建成一栋6层框架结构的标准间楼房，两栋楼房面积共计1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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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城中村拆迁改造启动。按照补偿方案，他1500平方米的房产只能换取200平方米毛坯房和74万元补偿款。朱双喜认为这极不公平，遂不肯签字，成了“钉子户”。

就这样僵持到2017年7月17日，开发商河南圣鸿置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朱家，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见证下，双方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

协议签署一周后，也就是2017年7月24日，圣鸿公司出具了一份措辞明确的“承诺书”，上面盖有公司公章和两名负责人签名。

承诺书声明，与朱双喜签订的三份补充协议“全部属于公司自愿”，今后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纠纷，“全部责任由我和公司承担，均不影响朱双喜在此3个补充协议中应该享有的权利”。

紧接着两天，圣鸿公司履行协议，分两次支付了1300余万元拆迁补偿款。朱双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以为，拆迁一事，到此已完美结束。

始料未及的是，拿到补偿款两年后，2019年8月7日，圣鸿公司突然向警方报案，声称当初与朱双喜签订的协议“不是自愿的”。

同月28日下午，正在旅游的朱双喜被警方带走。第二天，他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同年12月17日，金水区检察院以朱双喜犯敲诈勒索罪起诉至金水区法院。

从拥有合法协议和承诺书的拆迁户，到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朱双喜的命运急转直下，司法历程也是一波三折。

2021年7月30日，金水区法院一审宣判，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朱双喜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涉案赃款1300余万元。

朱双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同年10月29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2年11月25日，金水区法院重审后，仍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朱双喜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涉案赃款84万元被依法追缴。朱双喜再次提起上诉。

2023年8月8日，郑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朱双喜无罪。获知消息后，朱双喜喜极而泣，“我被错误羁押了541天，终于等到了昭雪这天”。

在被错误羁押期间，朱双喜的母亲、岳母和姐姐三位亲人相继去世。身在看守所的朱双喜，未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他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严重影响。他原本是一个省直事业单位的职工，正在申报高级职称，被抓后，前程尽毁。

2025年7月9日，朱双喜向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提起国家赔偿，包括因冤案错过高级职称评审造成的工资待遇损失、精神抚慰金、人身自由赔偿金等，总计约260万元。

2025年10月9日，金水区法院出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朱双喜38万余元。法院同时承诺向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这份38万元的赔偿决定书，或许能为案件画上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句号，但朱双喜失去的541天自由、三位临终未见的老人们、还有他错过的职业发展，都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这份赔偿决定书背后，还有一个更沉重的问题等待回答：谁来为这起冤案承担责任？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不只是朱双喜的个人诉求，更是每一个渴望公平正义的普通人的共同期待。

国家赔偿是对过去的补偿，而责任追究才是对未来的承诺。每一起冤案的纠正都不应止于经济赔偿，更应推动制度的完善，才能让“朱双喜式”的悲剧不再重演。

毕竟， 我们不能总是欢欣鼓舞自欺欺人地说：“正义，虽迟但到。”

而应满怀愧悔实事求是地承认：“正义，虽到却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