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持续推进去产能行动，中国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呈下降趋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2月10日）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CPI同比上涨0.7%，与路透社经济学家调查预期一致，高于10月的0.2%。环比来看，CPI下降0.1%，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此前10月环比上涨0.2%。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解读数据时说，11月CPI同比涨幅扩大主要是食品价格由降转涨拉动，环比下降主要是受服务价格季节性下降影响。
数据还显示，10月PPI同比下降2.2%，已连续第38个月下跌，跌幅高于市场预期的2%。
自冠病疫情结束以来，中国一直面临通缩压力，这主要源于房地产长期低迷和消费者需求疲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供应过剩，企业被迫降价以维持生存。
中国总理李强说，中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据新华社报道，李强星期二（12月9日）在北京分别与赴华出席“1+10”对话会的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会面。
李强在会上说，中国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同更多国家加强产业对接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质增效。
他还说，中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从市场关切出发，更好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用，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继续向世界开放自身超大规模市场，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并通过加强对话沟通妥处经贸摩擦，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强也提到，中国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各国际经济组织工作，愿推动各方一道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11月原油日均进口量达每日1238万桶，创下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12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中国进口原油5089万吨，折合日均1238万桶，较10月增长5.24%。今年前11个月累计进口量达5.2187亿吨，同比增长3.2%。
但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咨询机构Oilchem指出，11月国有炼厂的大气与减压蒸馏装置开工率较10月下滑，导致国内成品油产量环比下降5.72%，至3578万吨。
Vortexa中国区首席分析师Emma Li说：“国内需求出现季节性回落，但伊朗和俄罗斯原油在制裁压力下价格走低，推高了炼油利润，促使更多炼厂在2026年首批进口配额下达前提前申请额度。”
船运分析机构Kpler的数据显示，11月中国海运原油到港量环比增加。其中，沙特原油到港量较10月增加每日34.5万桶，升至每日159万桶的五个月高点，主要因企业接收大量10月装船的货物。
伊朗原油到港量较10月增加每日23.3万桶，11月达到每日135万桶，为8月以来最高水平。Kpler高级分析师徐木玉（Muyu Xu，音译）指出：“这受益于伊朗前几个月出口量较高，同时买家预期11月进口配额将提前下达，因此提前锁定货源。”
相比之下，俄罗斯海运原油到港量环比减少每日15.7万桶，11月降至每日119万桶。徐木玉认为，这可能与国有炼厂减少采购，以及独立炼厂此前配额紧张有关。
中共中央上星期三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呼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上星期三（12月3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高鸿钧先后发言。
报道称，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建设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推进高质量就业等提出意见建议。
习近平说，今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将顺利完成。“过去五年，我们有效应对各种冲击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也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深入学习领会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把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领会准、理解透，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二是积极踊跃为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献计出力。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等深入开展调研，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三是凝心聚力推动经济稳定向好。协助中共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另一方面，中共政治局星期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中共政治局星期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除了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之外，中共政治局也在会议上，审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
会议称，过去五年，“我们有效应对各种冲击挑战，我国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和文化、制度、外交等软实力明显提升，‘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会议也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此外，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会议也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编制好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及专项规划。做好岁末年初重要民生商品保供工作，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兜牢民生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方面，会议强调，制定这一条例，对于进一步提升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也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落到实处，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水平。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意识。
韩国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已有两年多持续降低出口价格，给韩国企业带来了降价压力。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池晩洙星期天（12月7日）发表报告，当中对中国海关总署资料等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自2023年第二季度起至今年9月，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报告称，这是因为中国境内制造业生产过剩加剧，导致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亏本竞争。其中，汽车、电池、光伏、钢铁等主要出口品目价格下滑，尤其是消费产品的出口价格降幅较大。这对韩国出口企业形成了明显的降价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12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5.9%，逆转10月下跌1.1%，高过路透社预估的3.8%增长；进口同比增长1.9%，优于10月的1%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的3%增长。
彭博社报道称，这推动了中国贸易顺差突破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
报道提到，中国贸易顺差达到这一里程碑，正值中美关系近期缓和之际，势必引发贸易伙伴的关注。面对中国大量廉价商品的涌入，这些国家的本土产业正承受压力。这也凸显了北京在推动经济再平衡、降低对外部需求方面面临的困难。中国今年的净出口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透露，未来五年将加大力度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同时签署更多贸易投资协定，扩大经贸合作。
王文涛在新华社星期五（12月5日）刊登的采访中说，中国将在“十五五”时期（2026年至2030年）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他提到，中国也将积极扩大经贸合作，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用好多边平台机制，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同时，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灵活务实商签更多双边、小多边贸易投资协定。
王文涛还说，中国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加大力度扩大进口，打造“出口中国”品牌，既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在对外投资方面，他提到，要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多元平台功能。
在提振消费方面，王文涛说，中国要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支持特色商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推动“人工智能+消费”；创新打造消费场景，支持50个城市开展试点，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
我第一次吃江西菜，大约是在零八年的一个春天，去江西婺源，油菜花没有赶上，倒是被路边的一处麻辣烫所吸引，一位红唇烈焰的小姐姐在摊位上吃得满头大汗，成为本地美味的最佳背书。
我要了中辣，老板娘一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外地人，说微辣就可以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辣的微辣，辣到有点胃疼。而我自认为还是很能吃辣的。这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那句名言，我度过最冷的冬天，就是旧金山的夏天。江西的辣，是那种让四川、湖南的辣，都相形见绌的辣。辣到你很可能不想尝试第二次。
在没有微信、大众点评、抖音的年代，江西的辣还是本地秘密，留有你对旅途一丝偶遇和幻想，而不像现在，所有的本地知识，都已经被千里之外的网红们泄漏得人尽皆知，以至于产生了另外一种刻板印象。
江西菜也是这样。
那趟婺源之行回到北京后的十几年里，我很少吃到江西菜，算起来拢共只有两三次，一次是参加婚礼，另一次是一位江西朋友请客。但最近，我却经常在手机上能刷到什么“挑战江西辣”“当山东人第一次吃到江西菜”这样的探店视频。而在外卖平台点餐时，也越来越多跳出来南昌米粉、瓦罐汤等推荐。
算法总是在寻求新鲜的东西推送给用户，用户的味蕾也在期待不一样的刺激。当粤菜、川菜、鲁菜、湘菜、浙菜、鄂菜渐次流行之后，地方菜在全国的轮动，终于轮到了江西菜。
但饮食文化的流行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钱包的厚度、人的流动方向、以及时代的焦虑感紧密相连。平价咸香油辣江西菜的流行，在传递中国大众口味变化之外，预示着一股社会趋势的暗流涌动。
江西老表不再沉默
今年八月，欧记大排档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开业，由于我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的胡焕庸线（地铁八号线）以西，所以还没有口福亲自尝过。
据媒体报道，欧记大排挡主打江西景德菜，厨房透明，每道菜都当着食客现做现炒（听起来像某贝的话术），延续了在上海、深圳门店的人气，市井烟火范围拉满，目前北京仅此一家，几乎每天都是排队爆满。甚至你在大众点评搜“欧记”两个字时，搜索框就自动蹦出来“欧记大拍档排队”。
和江西的地理位置一样，江西菜被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团团包围，在主流美食话语权和商务宴请的鄙视链里，江西菜是官方榜单的落选者，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换一个维度，按“吃辣能力”来排鄙视链，江西菜就是嗜辣江湖的扫地僧。
这恰恰对应了江西人的群体形象：埋头苦干，疏于营销。随着南昌拌粉、江西小炒的走红，全国开始重新审视江西菜走红的核心竞争力，鲜辣，是含蓄下的刚烈；煨拌，是内敛中的深厚。听起来有点舌尖上的中国那味儿了。但以我接触到的江西朋友而言，确是如此。
一家网红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大众点评上，过去一年，关键词江西菜、赣菜的搜索量、笔记攻略数和用户评论数，在一线城市，尤其上海、北京，均呈现翻倍甚至数倍的增长，已经是一种现象级井喷。
“江西菜到底有多辣”“挑战江西辣度”“南昌拌粉探店”大量美食博主的集中探店和内容产出，为江西菜的破圈提供了巨大的线上声量，种草达成之后，就是静静等待用户的拔草。
疯狂的搜索和营销，带来了同样惊人的销售转化。美团数据显示，2024年地方菜订单量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其中江西菜表现最为突出，同比增长42%，位列全国第一。
在成为网红之前，江西菜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和蓄力。
南昌拌粉是江西菜走向省外的先锋，最早的一批店，通常开在科技园区、高校周边或江西人聚居的社区。它们门面不大，装修朴素，名字直白，比如“老表米粉”、“赣南米粉店”。老板和厨师多是江西人。这两年，不少大厂食堂的档口，都增加了南昌拌粉+瓦罐汤的组合。
在拌粉打开市场后，更注重体验和社交的正餐型江西菜馆开始涌现，大多仍然定位平民家庭消费。二十多年来，赣南人家在北京开始了十几家分店，被称为江西人在北京的食堂，菜品强调江西原产地食材，如兴国米粉鱼、藜蒿炒腊肉等，客单价在一百多元。
江西菜进入上海二十多年后，也被魔都的气息浸染，朝向精致化的方向迭代，于是，野山桐、胡恰、杨有喜等一批江西餐厅，在上海核心商圈崭露头角，餐厅设计偏向山野风，同时突出景德镇陶瓷元素，但这并不构成江西菜的主流。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是高端餐厅在部分借用江西的元素。
在全国视野下，江西菜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饮食风潮，更是江西人群体性格在新时代的一次刷新。它预示着市场和社会开始重新赏识那些不尚虚言、专注内功、品质过硬的价值，也预示大家熟悉的消费降级正在转入下一个阶段。
餐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江西菜崛起于餐饮行业的生死时刻，这并非危言耸听。
从宏观数据看，餐饮行业正在陷入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禁酒令”和“消费降级”的双重影响下，八大菜系中粤菜、鲁菜和淮扬菜（苏菜）餐厅最先遭受重创，它们风味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商务宴请为主要场景。
粤菜主打鲍鱼、海参、燕窝等名贵食材，且对食材新鲜度要求极高，难以像川菜那样实现标准化和连锁化，当公司和个人预算收紧时，粤菜馆往往是第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像广州陶然轩和香港富临皇宫，最近就关闭了一些门店，还有一些高级粤菜餐厅则转向郊区农庄模式，以更低成本提供非预制菜体验。
鲁菜口味咸鲜、重油，大盘硬菜与北方饮酒文化高度绑定，作为北方宴席、特别是公务接待的首选，但政策限制了公款消费和宴请的规格，使得鲁菜失去了最大的客户群体。特别是鲁菜配合山东酒桌文化，硬生生把饭局变成了一场大型社会服从性检测，令更年轻一代闻风丧胆，九转大肠、葱烧海参也不再让人垂涎欲滴。
淮扬菜以其精湛的刀工和复杂的工艺闻名，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计成本的精致”，堪称八大菜系中的内卷之王。可是一旦限制了预算。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淮扬菜慢工出细活的烹饪方式，再也无法适应快速的餐饮节奏，特别是高昂的人工成本，在消费降级的浪潮中难以维持。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倒闭的餐饮公司数量达到近300万家，创下历史新高。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每个月，每十家餐厅中就有一家关门，在有些月份，关闭率甚至超过15%。
和电动汽车、电商、外卖一样，餐厅行业也陷入“自杀式内卷”。
对餐厅来说，不降价是等死，降价是找死。 只有拥有极致供应链优势的巨头，比如萨莉亚、蜜雪冰城、瑞幸、麦当劳能扛住，个体户完全耗不起。
大量失业的白领拿着最后的赔偿金，涌入看起来门槛最低的餐饮业，结果赔得底朝天。我住的附近开了有家福气汉堡的家门店，但几乎没人光顾，开业不到半年就倒闭了。
对成熟品牌来说，降价是唯一的求生之道。商家被迫推出的5元早餐、10元盒饭、9.9元的咖啡， 99元的四人套餐，将餐饮业打压至无法获利。而人均消费超千元的北京宴这样的高餐厅，也推出了三百多元的双人套餐，可见形势之艰难。
2025年的平台补贴大战，让商户“增量不增收”，这不仅打掉了美团、淘宝、京东超过500亿的利润，也导致商户订单量增长但实收金额和总利润下降，而外卖的增长，对利润更高的堂食，产生了可怕的替代效应。
现在看来，外卖补贴大战之后，淘宝赢得了带血的复兴，美团的护城河快打没了，京东只剩下了物流可以一战，一众餐厅商家尸横遍野，平台和商家原本唇亡齿寒。消费者看似唯一的获益者，但考虑在一天三杯奶茶、两顿炸鸡的暴饮暴食之下，血糖和体重的飙涨成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原本也是可以避免的。
寒风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叙事也正在经历大转折，关键词只有两个：祛魅、理性。
美团核心本地商业负责人在今年一次会议上说，2025年的堂食客单价已经非常接近2015年。一夜回到十年前。据红餐大数据，截至2025年8月，全国餐饮大盘人均消费已经降至36.6元，较2024年同期下降7.7%。
相比高端商务餐厅，过去人均 200-400 元的伪精致餐厅受冲击最大。就是那些试图靠信息差、靠装修溢价、靠预制菜糊弄、靠加盟割韭菜、靠故事装神弄鬼、没有核心壁垒的餐厅，正在被消费者抛弃。
消费者不再为单纯的环境和摆盘买单。精致餐饮（Fine Dining）出现了罕见的关店潮，连米其林餐厅都开始卖盒饭求生。
消费者只愿意为两类东西掏钱：能让人大汗淋漓解压的人均不过几十元江西小炒，或者提供社交货币的网红打卡点。
四十年恍然一梦
2023年，中国人的生活秩序回正常的第一年，多家消费领域的投资机构将“重口味、高性价比的地方菜系”列为重点赛道，其中江西菜被频繁提及。
重口往往意味着两个特点：辣、油。
中国饭店协会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地方特色菜系正在成为餐饮创新的新增长点，具有“辣”味记忆点和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类更易出圈。
江西菜完美契合后口罩时期的餐饮口味变化。如果从改开四十多年的历史回看，中国餐饮市场的餐饮变迁史就是一部当代史。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内地看世界的窗口，也是财富和现代化的象征，所以粤菜最先流行。
粤菜昂贵的海鲜和精致的服务，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人展示实力和身份的最佳社交货币。对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甚至成为一股风气刮到山西、内蒙等远离沿海的内地，每一个小城市都会有一家粤菜馆，哪怕吃的是冰柜拿出来的海鲜，也意味着上档次、有排面。
到了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城市化进程加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随着大量川渝等西南地区务工人员和早期白领进入一线城市，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口味，也创造了巨大的廉价餐饮需求。
彼时的中国人刚从单位解体、国企改制的阵痛中苏醒，面对房子要自己买、暖气费要自己交的日子，失去了集体的托底，生活压力剧增。川菜的麻辣和重油，成为打工人低成本的解压阀。同期，东三省人民大批涌入关内，东北菜则以量大实惠，在川菜之外，也成为了工薪阶层的聚餐首选。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地产大爆发，移动互联网兴起，到处充溢着经济上行的乐观。此时，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聚会社交需求旺盛，火锅与湘菜开始了连锁化狂欢，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体验感和服务。湘菜的辣度比川菜更直接，更适合干饭，迎合了年轻人对效率和口味的双重追求。
又过了几年，到了2016年，“消费升级”达到顶峰，中产阶级崛起，健康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厌倦重油重辣，转而追求食材本味。潮汕菜、江浙菜与轻食开始流行，成为重要分水岭，特别是潮汕牛肉火锅，它要求牛肉绝对新鲜，不靠调料掩盖。这代表了中产阶级对生活品质的精细化要求，以及对健康的焦虑。
咸辣流行背后的中产坍塌
2020年，中国人的餐饮消费再一次转向，主要源于三件事：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预制菜泛滥。
人们虽钱包紧了，但嘴变刁了，也不再愿意为虚高的品牌溢价买单，转而寻找质价比好吃的平价菜，于是，江西小炒、贵州酸汤火锅、乐山小吃、以及各种“市井风”大排档，构成当下餐饮的奇观，辣椒炒肉更是成为2025年的年度之菜。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中产阶级和白领群体的消费决策。
江西小炒的人均消费通常在 40到70 元区间，恰好填补了20到30元廉价快餐和人均百元以上的精致正餐之间的空白。消费者不再盲目迷信网红店或剑走偏锋的装修，而是更看重食物本身的分量和口味。江西菜“量大、下饭、管饱”的特点，精准击中了打工人的午餐和晚餐痛点。
对预制菜的反叛，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向江西菜投怀送抱的另一大原因。大家宁愿在苍蝇馆子吃现炒的辣椒炒肉，也不愿在商场里，吃被精致摆盘的佛跳墙，更不想听那些套路雷同的创业故事。
江西小炒的核心卖点是现炒，像欧记大排档甚至把灶台搬到门口。由于江西菜重油、重火候，必须猛火爆炒，难以工业化预制。消费者虽然花的钱少了，但吃到的却是有锅气、食材新鲜度更高的食物。
更为内卷的市场环境，也让人们对沙拉轻食提不起胃口，唯有重口味可以解忧躺平。
辛辣食物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带来愉悦感。江西菜的辣度普遍高于湘菜和川菜，口味咸鲜香辣，是不折不扣的米饭杀手，一顿碳水满满、滋味浓郁的饭菜，往往比精致但寡淡的轻食更能带来饱腹感和心理慰藉，也更能有效缓解高压工作带来的疲惫感。
从这点看，江西菜卡位在重口味解压和现炒高性价比经济需求的交汇点上，这恰恰是中国消费降级进入新阶段的缩影。
哑铃型社会到来，令人不安
我这里说的“降级”不完全是低价，而是理性消费和结构性分化。
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十年的高速进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区间。这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创造速度放缓。在这种慢跑状态下，家庭收入增长预期降低，自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谨慎。
过去二十年，中国家庭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压，财富效应从助推器变成了绊脚石。尤其是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在房贷压力和资产缩水的双重挤压下，消费意愿会长期受到抑制。
随着老年人口增多，必然推高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挤压非刚性消费的空间。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经历过经济下行周期，对品牌溢价不再迷信，更擅长在电商和折扣平台寻找极致性价比。
这意味着，我们朝向纺锤型社会进化再次受挫。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艰难历程，但始终未能完成向橄榄型的跨越，主要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阻碍：高收入差距和中产阶层的脆弱性。
纺锤型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收入差距小、社会平等度高。但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之上。即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财富仍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社会结构更接近一个底部收窄但顶端极度肥厚的宝塔型，而不是理想的纺锤型。
中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财富与房产深度绑定。他们虽然收入较高，但背负高额房贷，可支配现金流不高。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失业、重病或投资失误，这个阶层很容易跌回低收入群体，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于是，世界继续折叠，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全新的哑铃型结构：哑铃顶端是极少数高净值人群对稀缺、定制、顶级奢侈品和高端服务的需求仍然旺盛；哑铃底部就是绝大多数大众消费者，将涌向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和渠道。
走向哑铃型社会预示的不是单一的餐饮潮流转变，而是一系列结构性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哑铃型结构，首先意味着哑铃型收入结构，社会分裂为哑铃型的两拨人，一拨是极小一部分高收入精英，另一拨是大量低薪、可替代性高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岗位。
进入哑铃型社会，经济也告别过去的中端利润模式，迎接超低价和超高端的极端市场。
纺锤型经济的增长引擎是中产阶级对中等价位、中等品质商品和服务的稳定需求，如中档汽车、改善型住房、大众品牌服饰。当这部分群体收入停滞或财富缩水时，原本服务他们的大批中端品牌将面临淘汰潮，它们既缺乏高端品牌的议价能力，又缺乏低端品牌的成本优势，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压。
在哑铃型的底端，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是性价比，市场已经迎来前所未有的内卷式价格战。企业必须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牺牲掉利润空间来争夺存量市场。这加速了产业的洗牌和淘汰，同时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隐性下降。拼多多的崛起正是满足了哑铃型的底端群体的庞大需求。
哑铃型在社会上则突出表现为，阶层焦虑和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可能导致社会流动性停滞，极易引发社会结构从稳定走向失衡，最大的隐忧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整体焦虑。
在纺锤型社会，存在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只要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就能实现代际向上流动。当中产阶层塌陷，年轻人发现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企及父辈的物质生活水平（如一线城市的房产），这种契约就破裂了。这引发了普遍的不公平感和怨气，是社会信任度下降的根源。
面对向上流动通道的阻塞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撤退，即低欲望或躺平。这不再是个人选择，而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缺乏活力、消费意愿进一步萎缩。中产家庭为了避免滑入底端，将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到教育和子女竞争中，导致教育内卷和焦虑空前爆发。
纵然从纺锤型社会坠入哑铃型社会，中国消费者也从来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只是重新分配了预算，就像从追捧网红餐厅到朴实江西家常菜的转变所发射的信号，中国社会的消费逻辑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带有强烈防御性的实用主义，将主导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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