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大寨红色旅游：从毛泽东的乌托邦到习近平的“自力更生”
大寨红色旅游：从毛泽东的乌托邦到习近平的“自力更生”
ANDREW HIGGINS
毛泽东曾以偏远山村大寨为榜样，宣称凭借普通农民的辛勤劳动就能建造出社会主义乌托邦，证明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勤奋工作足以征服最艰苦的地形。
半个多世纪以前，村民们据称用锄头、镐头和双手，在多石的山坡上开辟出梯田，运来泥土，奇迹般地把贫瘠的山坡变成了丰产的玉米地。
响应毛泽东向大寨学习的号召，逾千万中国人曾造访这座位于中国北方山西省的小村庄，学习它艰苦奋斗与反资本主义的热忱精神。其中多数人是在1966-197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到访，当时作为半文盲的大寨党支书陈永贵被推举至北京的中央政治局。
如今，大寨的农民已经基本上消失。许多梯田已经塌陷，机器和企业化农业取代了人力，在仅存的梯田上劳作。
如今村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一件依然没有改变的事：大寨作为朝圣地和一种象征的地位——它象征着共产党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尽管这个愿景本身也在不断变化。
如今的游客多是怀念自己六七十年代青春岁月的老一辈人，但也包括参加党组织的旅行团的年轻人。这里是中国绵延不绝的“红色旅游”路线上的必经之地，这条路线串联起众多党的历史遗迹，既融合了大众旅游的浮华，又承载着热衷党史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精神滋养”。
大寨的“人民公社”曾经是村里唯一的雇主，如今，曾经位于大寨中心的简陋窑洞被改造成一家精品酒店，在一家煤炭公司的投资支持下于去年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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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山曾是那位书记领导民众实现了被吹捧为非凡壮举的重点地带——运来泥土，使得岩石地面适合耕种——如今梯田大多已被废弃，因其面积太小，不够稳定，不能使用重型农业机械。（部分事迹经证实系造假；大部分真正的工作由军队完成的，而不是当地农民，而且借助了机器的力量。）
这座山如今已成为收费景点。山上有座佛教寺庙，但主要吸引游客的却是那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墓地。
最近，某国有能源公司一群年轻的女性党员来大寨参加“研修团”。当被问及这个已经被揭穿的毛泽东时代模范村庄与当今中国有何关联时，她们不安地咯咯笑起来。
一个女人最后用中文回答说：“自力更生”，这是一个毛主义的口号，用红漆涂在村子周围的墙上。
自力更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口号。1945年，毛泽东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此时距离他夺取政权还有四年。他认为，这是“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的无敌武器。
习近平不再谈论反动派，但他把“自力更生”作为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将其革命传统与当前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民族复兴”的追求融合在一起。
这标志着政策重点的急剧转向。自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开启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后，数十年间，自力更生理念虽仍出现在对毛泽东的公式化效忠宣言中，但整体上已被淡化。
这个口号一度“在中国与朝鲜联系在一起，朝鲜是可怕的落后和贫困的代名词”，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有关中国政治体系的著作《党》(The Party)一书的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完全是个负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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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习近平领导下，自力更生的政策与实现高科技独立、安全和进步的愿景紧密相连，构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极乐世界，”马利德说。
这一政策虽然远非毛泽东或朝鲜推动的经济自给自足，但仍然将外部世界视为威胁。只不过现在它的重点是投资，以确保中国永远不会依赖西方，从而避免陷入脆弱境地，特别是在半导体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方面。
自力更生的新含义使大寨重塑自我，从农村反资本主义的灯塔变成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蜂巢。以前的农民如今开着商店，出售毛泽东纪念品、本地的烧酒和歌颂“大寨精神”的搪瓷杯。一些餐馆还向充满怀旧情感的游客提供树皮装点的面条，让人回想起中国的饥荒年代。
在陈永贵掌权期间，现年74岁的贾天连（音）在大寨务农，他说，在陈永贵调往北京并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之后，村民们就很少见到这位村长了。但在他记忆中，陈永贵是个“好人”，在那个动荡时期保护大寨没有遭受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并在1963年灾难性洪水期间令村庄免遭毁灭。
贾天连如今仍然在他家外面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生菜和韭菜，但他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村里集体农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解散后分给他的更大块的土地。他把地卖给了当地一家农业企业，该企业现在控制着村里的大部分土地。
他的两个儿子离开大寨到别处找工作——一个当司机，另一个在煤矿——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再下地干活了”。他和妻子共居的单间屋里挂着毛泽东和习近平的海报，但这两幅画像的尺寸远不及另一幅财神像。
大寨曾经作为反对个体经营和财富差距的象征，如今这个角色已被小心翼翼地从官方的“红色旅游”叙事中抹去。官方这种叙事旨在宣扬一段为追求坚定不移的目标而牺牲的净化版历史，来巩固对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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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未能跟上这套说辞。
在陈永贵的帮助下，曾是农民的李彦良（音）在北京的领导大院谋得一份差事，后来他回到家乡，在大寨开了一家小饭馆。餐厅有一个用窗帘隔开的用餐区，装饰着老照片和宣传海报，其中有毛泽东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江青。
李彦良说他并不是在表示对江青的支持——江青在毛泽东死后被捕，除了被塑造成邪恶的毒妇之外，已经基本上从党史中抹去。他说，他只是想记录下她两次前来大寨并一直支持这个村子的事实。
提起官方历史将她诋毁为凶残的左派狂热分子时，他回答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曾是中共领导人的陈永贵本人也是个狂热分子——他和1977年来访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种族灭绝罪犯波尔布特志同道合——但“红游”游客仍把他奉为对党无限忠诚的楷模。
他老家的门口桌上摆着他的黑白照和毛泽东胸像，前面各有一堆游客敬献的香烟。（陈永贵死于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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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游客对这种狂热没有什么兴趣。51岁的西安商人李闻（音）说他来大寨只是因为家里三位长辈想来，“我对这些东西其实无感。”他还说，“早就没这些事了，但经历过的人怀旧”。
来自山西省会太原的一群党员游客中，黄小明（音）坚持认为不止是怀旧。他把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归功于“自力更生”。
他带着同伴在一处院子里举着一面巨大的党旗合影，墙上红字写着习近平的名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很多老年人担心年轻人已经听不进这句话。65岁的袁国强（音）和老伴一起来参观，嘟囔说：“他们没吃过苦。”
“现在还是需要大寨精神，”他说。
村子中央有一棵曾经叫“苦人树”的垂柳，据说解放前地主会在这里鞭打不听话的长工，有时打得太狠会把人打死。共产党夺权后枪毙地主，这棵树就改名“乐人树”了。
老树快要倒了，现在用一根伪装成树干的水泥柱子撑着。但这个曾提醒人们1949年前后中国人互相施加暴行的当地地标已不再是大寨导游路线上的一个官方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