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前军长徐勤先受审录像流传到互联网，并在部分平台遭到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随后，徐勤先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徐勤先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本文字稿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以及AI大模型共同整理。我们已经进行校对调整。但是，由于音频质量的原因，部分内容仍然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欢迎读者及时向我们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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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案庭审实录（五）

审判长：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或辩护。

徐勤先： 这是公诉的，公诉人。我自己本来不想参加这个辩论，因为自己本来就有错误，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提起公诉，法庭审理，有事实，有法律，定什么问题，怎么样处理，都是合理的。但是法庭辩论是一个程序，所以这样的话自己就讲点意见。因为自己是出了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讲，不一定恰当，供法庭考虑。

徐勤先： 第一个问题，要讲一讲关于比照类推的问题。刚才公诉人已经讲到这个问题，在这个之前也跟我讲过依据什么，怎么样类推，经过哪一级批准。那么自然有比照和类推的道理。要讲一讲我自己的意见，我就认为这个比照、这个类推有一些勉强，因为戒严任务有它的特殊性，它和作战任务不一样，作战任务目标、阵线是十分清楚的，而这个戒严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而且在一个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当中，又有相当多数群众参加，好人坏人混合在一起，军队和老百姓混在一起，阵线不清楚。那么这样讲，这个性质差别又是很大的。有些问题发生在戒严当中，如果发生在作战当中，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作为执行戒严任务的一种特殊情况。

在接受啊，这个任务实施以前和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一样。因为比照啊，这个《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17条，那讲的是作战中。那作战中啊，那就说你有一些事情啊，就不便于采取措施。而这次呢，这个我的问题啊，发生在接受任务这个阶段。那就是说5月18日啊，下午这一段时间里头。

再一个呢，目的啊，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作战过程当中如果发生这类问题，那么说或者是贪生怕死，或者是为了保存实力。而这个戒严任务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后果。它所可能引起的这个问题啊，也比较多。

所以这样啊，这个比照类推，这个是否完全恰当。因为既然比照类推，自然有比照类推的道理，是不是完全恰当，这个请予以考虑。就是说上述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

徐勤先：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在法庭调查当中啊，5月18日我发生问题的时候讲过的一些话，说过的一些事，和这个证人证言呢，这个不完全一样。这里边呢，我想请这个法庭啊，当然也请这个公诉人呢，考虑。因为事情啊，发生在5月18日，而我这问题呢又比较特殊。在这个之前呢，这个那么说证明我问题这个的人，大多数都是军区的领导。那么说军区领导在这个之前，就是说7月份，7月中旬以前啊，有的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那么说这里边已经开过多少次会议了。有些情况就交流过多少次了。是不是就是还原来当时5月18日发生那个情况，当时那个情节，当时讲的那些话。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有口难辩。参加会议的那就是我自己，38集团军。而证明我在会议上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多半都是军区的领导，二级部长。这里边啊，当然不存在什么其他问题，主要是因为时间长了，中间开过一些会，或者是研究我的问题怎么样的处理，就有些情况都交流过了。就是说还是不是原来5月18日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是吧，没有说过的话，没有想过的话，是吧，现在都出来了。所以我实在是理解不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徐勤先： 第三个问题呢，刚才这个检察长啊，支持公诉啊，讲到了这个一些这个后果的问题。我感觉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吧，还是由我引起的。对于这个社会后果造成的不好的影响，我自然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这个后果啊，我也请法庭啊考虑一下。因为有些后果呢，是因为我有了问题，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反措施。反措施。就是说这个后果啊，这个引起不能够完全归到我自己头上来。因为在当时那样一种复杂的这个社会条件下，那就是说你没有缝隙啊，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啊，还要找一个缝隙。那么说你有点缝隙啊，他更加这个兴风作浪。

所以把这个后果这个问题啊，这个多半啊，归到我的身上，我感觉不公平。因为当时这个谣言很多，谣言很多。在事后啊，关于平息这个事件这个报告当中啊，这个有大量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报告里边呢，都提到了这个事情。的确是因为有我的问题。但是现在不能够因为啊，就是说是动乱分子也好，暴乱分子也好，国内外的电讯也好，是吧，讲了一些什么话，那么现在统统都归到我的头上。那么说敌人是不是还造什么别的谣了，那么说是不是也有这个事实。

另外就是我这些事究竟是不是完全是那么回事。今天上午啊，这个法庭上都宣读了一些材料了，我也翻了一下子，没有仔细的看。就是说有些事啊，它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这是当时那种这个环境和背景条件下所产生的。这是第三点。

徐勤先： 第四点意见呢，刚才这个公诉人呢，这个分析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讲到一些地方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有这个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说严家其的书，严家其的书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我就根本没有看。或者翻了几页，而是把我隔离起来了以后，把我这个看管起来了以后，因为呢，说没有书看，完了以后再顺便翻了翻。所以把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看这书归到这个发生这个原因上，这有点不符合事实。因为这几年要看书，主要的还是马列的书，各种军政规律刊物，其他乱七八糟的实际上我现在没时间看。就没时间看。就是这次把我看管起来了以后呢，再有时间呢，就翻一翻。当然翻一翻，因为当时严家其是什么人还不知道，这是一直到6月，这个陈希同做报告才知道他这个什么人，原来这个之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根本不知道这是。书也不是我买的，都是公家买的。所以这个呢就比较勉强一些，也可能是误会。因为在这个期间，这个没有书看了，顺便拿了本书看一看。第四点。

徐勤先： 第五点，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很多错误的一些意见，这个发生了这个严重的问题。这个请法庭啊，这个予以考虑。当时这个军区首长把命令传达完了以后，我询问了一些不清楚的问题。首先呢，我是作为啊，这个意见和建议提出的好多问题。当然问题发生以后啊，这个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基本上还是对的。这个是我说当时的想法。因为说我说我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的这个高级干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那么说这个提点意见都不行。所以自己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当然这个今天看起来，这个自己这个大前提还是错了的，大前提还是出了问题的。

我觉得把这个意见建议部分和这个其他的错误部分和以及这个指控我这个其他这个问题，这个犯罪，这个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意见和其他的问题啊，还是应当加以这个区别。如果说我这个会议上我不该提，或者是场合不对，或者是意见本身不对，这个呢，批评，这个纠正，我觉得都是对头的。但是完全当成问题，完全当成罪来对待，我觉得是不是也不一定完全恰当。

因为我们这个党章准则，是吧，固然这次疑似这个布置这个戒严任务的这么一次会议，但是这个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许多问题得按照这个党的原则来办事。而我们这个党章，这个生活准则都规定，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做口头或书面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同时要求党员对党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对党的决议政策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同时还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要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党章这个准则，这个基本上是两个精神。一个是就是说在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应当向上级党的组织不隐瞒观点提出，或者声明保留。第二点强调就是必须在坚决执行前提下。第三点也说到了以后呢，在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如果要执行会引起严重这个后果，除外。

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党章准则这些条文的理解上是不完全的。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来提出各种这个意见和建议，这个是不够的。但是当时也想到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么一做，这不马上就严重的社会后果就出来了吗？所以自己这个思想顾虑比较多。所以考虑啊，这个引起啊，这个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冲突，或者是流血事件。而这种结果从我主观上来讲，是不愿意看到的。当听到中央首长讲说这个没有流血，没有这个发生冲突，一块石头落了地，下一步怎么怎么解决，自己讲的感到这个很好。当然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思想没有跟上来，那还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自己有错误这是肯定的，该不该提，提的场合对不对，以及意见本身对不对。但是今天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我们法庭也好，公诉人也好，还是应当全面地看一个人。就是说一个人对党是不是忠诚，要看他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也要看有不同意见能不能够如实地向党组织反映。这个毛主席邓主席过去都讲过，为了这个疏通党内这个渠道，鼓励这个发表这个意见，用五不怕的精神来提倡，讲出这个不同的意见。

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我理解不对，这个可以。但是自己也确实想到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失误，这个我是刚才同意这个公诉人对我这个事情的这个分析和指控。就是说过去有过失误，那么说原因之一呢，就是有好多意见呢，得不到反应，就是其中之一吧。原因之一就是好多意见得不到反应。也想到你说这个又关系到党和国家这么样一件大事，是吧，建国40年来碰到这么一件大事。所以从心里面来讲确实希望好，我觉得这一点呢，全党的同志恐怕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当然某些侧重点呢，可能不完全一样，都希望处理好。把这样一种愿望完全的当成问题来指摘，这个是不是完全妥当，这个请予以考虑。

或者说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从个人利己主义出发，我觉得这个似乎也有点过分。当然邓主席确实这个讲过，就是说不要怕这个什么社会反应，不要怕舆论不好，不要怕名誉不好，就是意思出了流血事件以后你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这个在自己思想上这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更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党，还是我们这个军队啊，是吧，党和军队。当时是考虑的侧重点。

审判长： 被告，你坐下。被告，徐勤先。

审判长： 你对于起诉书指控你违抗戒严命令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

徐勤先： 说吧。就对起诉书里边的？

审判长： 对指控你的违抗戒严命令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现在还是法庭调查阶段。

徐勤先： 这个起诉书里边指控我的这些事实，有这么几点，感觉还有些问题吧，或者不大完全相符，或者有些出入。

一个是，起诉书上一开始，辽宁省沈阳市人小商贩出身。这个稍微不太符合事实，因为城市没有正式划定过成分。准确点说，我是城市贫民，因为原来做过店员，做过很小的生意。到解放前，是全家都以卖青菜为生，所以各种登记上不一样。综合这几种各种职业，应该是孟德斯鸠（待考）说的那个，基本上属于城市贫民这个阶层。

有关一些具体的事实，说是刘政委传达完了以后，就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这个不完全太相符。首长们讲完了以后，我是请示完了一些不明确的一些事项，提出了一些建议等等以后，才说到了我请军区最好是直接传达，或者是表示我不愿意参加。并不是首长一讲完了以后，我就马上就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行执行任务。

在调查阶段这也说到了，这里面多次或者是提到了以后，以党的名义发布，这个不合适。这个就是不大符合事实了。这我根本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说。在同一次会议上，首长们讲到说你不通过你军长传达不好吧。我还讲到了，我说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听党的话。所以这里面就出来一个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又国家发布，这个话我怎么样也想不起来。头脑里头从来没有，也没有这样说。

第四个问题关于讲到什么历史检验，或者这一个事情一时看不清，还有什么立功或者罪人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里面整个用一段话连在一起，反正这些话前前后后都有，因为中间首长们有些插话，这个不是好像连在一起说的。有时候首长说到哪块，完了以后我又说了几句话。这样好像整个的这么一段话吧。而且说这个的时候，不是那么很连贯，因为中间首长有话。首长的话主要是刘政委和李副司令讲的，在他们两位讲完了以后，有时候我又再说两句，我说完了以后首长们再说，是这样一个过程。

第五点就讲到什么无法执行，什么军委任命我撤我，这个也有点不大能太准确。而且讲到执行的问题，主要是讲到的一个和作战和抢险救灾做了比较。作战任务阵线分明，敌我清楚，目标明确，抢险救灾也是一样。这些任务，你现在的武器装备，好人坏人都混在一起分不清，幕后策划者在哪块你看不清，又带着武器装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执行。不是突然冒出来，这样的命令就没办法执行。这样这么一说，好像一听到这样任务就没办法执行，没有前提条件，中间还有很多前提条件。撤我，任命我，撤我，这我如果讲了以后就上级，上级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

其他地方还有说到什么请另找别人吧，什么不能指挥了。在我的观念里头，因为这一个班子是个集体，这一个班子的集体，因为某种情况出了一个人，这一个人生病或者有其他情况，他不妨碍这个班子的指挥。当然有影响，上午出示这些证件，宣读这些材料，这有些影响，但是它不会妨碍班子的指挥。所以这些情况我记不得当时说过的。

还有对王福义同志说那段话，也不完全是那样讲的，讲到了以后，你们执行吧。我有些想法跟军区已经说过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讲了。你们研究贯彻执行。没有说什么很多很多的，意思是肯定是有了。

还有在这个起诉书里面讲，就是以后没有再向军区表示过要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在18号晚上，要不以后我也没再讲，就说直接向军区报告。因为那天晚上，虽然比较勉强，但是王福义同志讲，他要跟军区报告。而且我问了，我说首长是不是能理解，你现在再去，你首长能不能信任你，都讲到没问题。所以这个以后我就没有再讲。这里面如果说我没有直接地向军区首长表示过参加，这个是事实，但是间接这个表示，这个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起诉书里面指控的一些事实，有这么几点我感觉还是有些问题。当然上午在调查过程当中，这个有的已经讲到了。完了。

审判长： 公诉人对被告人徐勤先，还有什么需要讯问或者提请本庭审问的问题？

公诉人： 勤先，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4月下旬，就是89年的4月下旬，邓主席有一个讲话和人民日报4.26社论，你看过没有？

徐勤先： 看过。

公诉人： 邓主席的讲话和4.26社论，对于发生在北京的动乱的性质是怎么讲的？

徐勤先： 动乱极少数人，极少数人，有预谋的。

公诉人： 动乱的性质是什么？两个否定。哪两个否定？

徐勤先： 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公诉人： 这个当时你清楚不清楚？

徐勤先： 清楚。

公诉人： 第二个问题，你是个老军人，老党员，我党我军的组织原则是什么？

徐勤先：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公诉人： 这个明确不明确？

徐勤先： 这个明确。

公诉人： 当时明确不明确？

徐勤先： 当时也是明确的。

公诉人： 那么作为集团军的军长，对待上级，特别是军委的命令，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徐勤先： 作为一项命令来讲，应该是坚决执行。

公诉人： 应该坚决执行，你执行了没有？

徐勤先： 执行过程当中有问题吧，对我个人来讲表示了不愿意参加。

公诉人： 什么时间表示的不愿意参加？

徐勤先： 会议上和完了以后给刘政委打电话。

公诉人： 你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是不是？

徐勤先： 给刘政委讲的是不愿意参加。

公诉人：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在会上和向刘政委打电话表示那个态度，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徐勤先： 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的意思。

公诉人： 是意思是行为？

徐勤先： 这个情况下当时还讲的是意思。

公诉人： 你执行了没有？执行了没有？所以我个人就是那么个态度了，这个都已经都调查过了。个人不执行是吧？是个人不执行吧？

徐勤先： 个人就是不愿意参加。不参加。

公诉人： 不愿意参加是个什么意思？是给你传达的命令。你这个不愿意参加是个什么意思？能说得清楚吗？

公诉人： 我的发问完了。

审判长： 辩护人。

辩护人： 我有个问题问一下。

审判长： 继续问。

辩护人： 勤先，你说5月18号以后，虽然没有直接向军区领导表示愿意执行命令，但是间接地讲了，你怎么个间接讲法？你委托38军的领导向军区领导报告你要去参加执行任务了吗？

徐勤先： 当时王福义同志他讲他跟军区报告。所以以后我就没有再问他是报告了没有。

辩护人： 你委托王福义给你向领导报告了吗？

徐勤先： 当时是那么说的，18号晚上就那么说的。

辩护人： 谁说的？

徐勤先： 王福义同志讲的。

辩护人： 你说的是吗？你委托王福义讲的吗？

徐勤先： 因为王福义同志他已经要讲，我就没有再委托他，就说得很肯定。

辩护人： 你有没有委托王福义向领导讲过？是这个问题吗？是。没了。

审判长： 辩护人对被告人徐勤先，还有什么需要发问的，或者提请本庭审问的问题？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辩论发言按照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的顺序进行，并且可以互相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一案提起公诉，并出席今天的法庭支持公诉。经过法庭调查，进一步证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有违抗戒严命令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定性也是准确的，对此不再赘述。下面我们就被告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后果、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以及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教训，发表三点意见。

一、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必须依法惩处。去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勾结起来，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煽起学潮，挑起事端，在北京掀起了一场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政治动乱，进而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妄图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成立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煽动学生罢课游行，乃至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利用大小字报制造散布谣言，疯狂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恶毒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冲击党和国家的要害部位，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四处串联，妄图制造全国性的政治动乱，使首都北京陷于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发生了混乱，人们的工作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面对日趋恶化的混乱局面，党和政府曾在不同层次通过各种渠道采取说服、规劝等疏导办法，均未能奏效。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视党和政府的忍耐克制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不断扩大事态。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而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然而，被告人徐勤先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公然反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拒不执行军委下达的戒严命令，其行为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直接干扰了军委首长的工作和北京军区执行戒严任务的部署。徐勤先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问题发生后，军委首长极为重视，及时做了明确的指示，为了消除影响，尽力避免或者减少由徐勤先违抗命令的行为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各级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政杨白冰主任亲自到38集团军前指看望部队，做稳定部队的工作。北京军区的领导多次指示，要求38集团军党委和领导一定要做好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坚决完成军委赋予的戒严任务。为了加强对38集团军的领导，军区党委立即派陈培民副政委、邹玉琪参谋长到该军帮助指导工作。38集团军的领导得知徐勤先违抗命令的消息后，极为震惊和愤慨，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和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军委的命令，批判了徐勤先的错误，研究部署了任务，制定了应急措施。当部队向北京城区开进时，一些人利用徐勤先的问题进行反动宣传，并打伤了一些干部战士，部队严重受阻，一时难以到位。干部战士心急如焚，为了表达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他们自觉地面向天安门方向宣誓：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誓死保卫首都北京。正是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果断措施，措施果断，广大指战员、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度政治觉悟，才避免了徐勤先的犯罪行为给部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后果。

二是徐勤先的犯罪行为在客观上助长了动乱和暴乱分子的反动气焰，给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增加了困难。作为一个集团军的军长，在关键时刻应该到位而不到位，这在客观上就把自己抗命的行为暴露给了社会。动乱和暴乱的组织者利用徐勤先违抗命令这件事，大肆渲染，蛊惑人心，并以此策反部队，企图扰乱军心，瓦解部队。5月20日后，北京军区有四个集团军收到了所谓38军拒绝镇压铲除官倒腐败的请愿运动的反动电报。当戒严部队向城区开进时，一些人拦截军车，大肆叫喊什么向38军军长学习，不要进城镇压学生等反动口号。在天安门广场上，动乱分子还把徐勤先称为民主英雄，把其作为一面旗帜大造反革命舆论，从而助长了动乱和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给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增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三是徐勤先违抗命令的行为为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口实。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美国、法国、南朝鲜、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广播报纸都借此大做文章，恶毒攻击我们党和政府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正确决策，为动乱和暴乱推波助澜，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以上事实说明，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迎合了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后果是严重的，是军纪国法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徐勤先的行为属于职务犯罪，尽管他本人主观上并不一定追求这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也并非有意与敌对势力里应外合，但他应该预见到，在那样一个非常情况下，自己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然而，他却有意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按法律规定，须对这种危害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公诉人： 二、认定被告人徐勤先的行为构成违抗戒严命令罪的法律依据。

首先，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第10条明确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者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国这一法定的犯罪概念清楚地告诉我们，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既包括对社会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因此，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们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界限。众所周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是任何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我军是在党、军队领导下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和抗拒，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然而，在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勤先公然违抗军委的命令，拒不执行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这种临阵抗命的行为直接干扰了领导机关对执行戒严任务的部署，在客观上助长了动乱和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党和政府的口实，增大了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困难。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达到了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程度。因此，认定被告人行为已构成犯罪，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被告人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

其次，徐勤先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类推定罪的原则。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求一部刑法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犯罪都毫无遗漏地明文规定出来，是难以办到的。为了切实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时打击那些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刑法第79条明确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由于类推毕竟是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因此在具体运用上必须严格遵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上面已经说过，徐勤先违抗军委戒严命令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直接规定的犯罪。所谓刑法分则没有直接规定的行为，从形式上看，它触犯刑事法律不是表现在刑法分则的直接规定上，而是表现在最相类似的规定上。正因为这种行为具有危害社会，并应当受到刑法惩罚的特征，因此才依据类推原则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在刑法分则和作为刑法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都没有明文的规定，但它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的违抗作战命令罪构成的主要要件最相类似。因此，对徐勤先定罪可行，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类推制度的法律规定。

第三，根据徐勤先犯罪行为的特征准确认定罪名，而法律规定类推的罪名一定要符合犯罪行为的特征。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徐勤先的问题是发生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过程中，他的主观上有违抗戒严命令的故意，在客观上有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这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规定的在战时违抗作战命令罪是有区别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北京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是一次十分艰巨复杂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戒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本身就是一次特殊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勤先违抗军委戒严命令的性质和后果比违抗某一个具体战斗命令而造成战斗失利更为严重。中央军委895号文件明确指出，对违抗命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一般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惩处。根据徐勤先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依据刑法类推的原则，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对徐勤先以违抗戒严命令定罪既坚持了罪刑一致的原则，又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公诉人： 三、被告人徐勤先走上犯罪道路的教训。

徐勤先家庭出身贫寒，他15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和军队培养起来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曾被选送到我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进行深造。短短几年，他由一个团职干部晋升为集团军军长。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党信任和器重的干部，为什么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拒不执行军委的戒严命令，犯了如此严重的罪行呢？他的教训在此深刻地告诉我们：

一、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采取各种手段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争夺社会主义占领的阵地。在这种大气候下，近些年在我们国内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被告人徐勤先在关键时刻政治立场发生严重动摇，与党离心离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必然结果。近几年，徐勤先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刊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制造动乱的头面人物严家其写的《首脑论》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爱不释手、圈圈点点，从中接受了不少的自由化观点。他错误地接受历史教训，先是从思想感情上同自由化产生共鸣，继而导致政治立场发生严重动摇，对动乱采取同情的态度，特别是当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人民日报4.26社论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反动实质之后，他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直到军区领导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和军委的命令时，明确告诉他，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的，这个命令是经邓主席批准、杨副主席亲自交代的。他仍顽固地坚持认为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什么群众运动，不能动用武力，并把动乱的升级归责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到火候。最后发展到公开违抗命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实质上是站到了与党不一致的右倾立场上，离开了对这个事件深刻的背景分析、阶级分析、性质分析，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认识。徐勤先的教训告诉我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凭经验、常识、感情等等干革命是很难不犯错误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将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部队中来，不仅对战士和基层干部有影响，对一些中高级干部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始终一贯地、长期不懈地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坚持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尤其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掌握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政治素质和在复杂的环境里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习理论要同自己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用正确的理论去纠正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觉，绝不要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反动观点，鼓吹党军分家。在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中，他们以此为理论依据，反对军队执行戒严任务，妄图阻止我军履行捍卫国家政权的职能。徐勤先不仅接受了这种自由化的观点，而且还把它作为拒绝执行军委的戒严命令的理由。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这样的命令应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怀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关键时刻不能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徐勤先走向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明确，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掌握军队。没有军队，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胜利了要巩固，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最根本的表现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经党中央和军委的授权，任何人不得插手军队，更不允许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刻认识、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

三、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非常强调军队的纪律，强调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这是军队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的。诸如军令如山倒，长官的命令是部属的法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等军语，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对违抗军令者，军事首长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现在有的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这就是不守纪律。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徐勤先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当军区领导向他传达军委的命令时，他先是思想不通，继而发展到公开抗拒，并狂妄地提出这样的大事应该慎重决策，并以撤职、军法从事来要挟领导。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吸取徐勤先这一教训，加强组织纪律观念，要认识到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民主、高度自觉基础上的纪律，同时它又是严格的铁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同正常的民主生活是不矛盾的。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有参与重大决策、发表自己主张、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对上级，特别是党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坚决执行，而绝不允许按个人的意愿自由言论、自由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

四、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制乱平暴的斗争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一次最实际的考验。邓小平同志指出，经过这次考验，证明我们的军队是合格的。中央一声令下，担负戒严任务的部队雷厉风行，立即出动。许多干部、战士在国事家事面前，毅然做出以国事为重的抉择。他们有的推迟婚期，有的放弃休假，有的中断新婚蜜月，有的身患疾病再三请缨，有的怀揣亲人的病故病危电报踏上征程。他们忍辱负重，不急不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实际行动求得群众的理解。有的无私无畏，慷慨赴死，表现了对党、对共和国忠贞不二、矢志不移。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先士卒、顶住压力，靠前指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特殊的战斗任务，为人民立了新功。但是作为集团军长的徐勤先，在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个人的得失。在受领任务时，他就害怕承担责任，说什么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在检讨书中说，在这一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是自己把自己从历史的列车上甩了下来。邓主席明确指出，尽量避免流血，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国际上的反应，不要怕名声不好，但自己的思想还是比较害怕，怕造成流血事件，特别是大的流血事件。一旦这样，感到党和军队的威信要受影响，作为执行单位和执行人的名声也会受影响，易于道破天机（结合语境可能是‘遗臭万年’或类似词）。徐勤先当时之所以拒不执行军委的命令，就是害怕自己的名声受影响，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安危，从而暴露了他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徐勤先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使自己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战胜资本主义，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所施展的各种伎俩，就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清除思想上的灰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站稳立场，经风雨而不折，出污泥而不染，这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

审判长： 审判员，徐勤先公然违抗军委戒严命令的行为，性质之严重、政治影响之恶劣，在我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为严肃国法军纪，教育本人和部队必须依法惩处。同时考虑到这是一起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犯罪案件，徐勤先在违抗军委戒严命令之后，经集团军领导做工作，尽管他思想不通，但也曾向军个别领导表示过要到部队去。徐勤先参加革命近40年，曾为部队建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些情况虽然不影响对被告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待续）

CDT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前军长徐勤先受审录像流传到互联网，并在部分平台遭到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随后，徐勤先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徐勤先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本文字稿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以及AI大模型共同整理。我们已经进行校对调整。但是，由于音频质量的原因，部分内容仍然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欢迎读者及时向我们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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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案庭审实录（四）

审判长： 下面，下面宣读北京军区作战部马景然处长证言。

马景然： 5月18日下午晚饭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主楼四楼电梯口碰见了邹玉琪参谋长。他让我将徐勤先和38军袁军长送到85号楼，早点走休息。根据参谋长指示，将徐85楼西二层南侧一个房间，继续放好当时没注意。而后我就让徐的司机帮我送回办公室楼，以后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马景然，1990年1月9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马景然处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马景然处长证明，1989年5月18日晚饭前，他把你从军区机关主楼送到军区85楼招待所休息。你对马景然处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38集团军司令部管理处汽车排排长、专业军士、徐勤先的汽车司机平发奎证言记录。

平发奎： 5月18日上午，我开车将军长家属接到总院，上午11时送军长家属回家。范所长搭车到丰台车站，中午我在军长家吃了饭。大约下午3点我开车返回总院，正赶上军长找车要去军区开会。我和军长约下午4时赶到军区主楼，军长上楼开会，我在车上等。约6时许，看到军长和军区机关的一位同志一起出来，陪我们到军区85楼招待所吃晚饭，并给军长安排在213房间。饭后我开车将军区机关的同志送回主楼。军长说我们看完新闻就走，7时40分我和军长开车经长安街回总院。1989年6月2日。

审判长： 刚才宣读的汽车司机平发奎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汽车司机平发奎证明，1989年5月18日下午，他开车送你到军区开会，晚6点许将你送到85号楼招待所213房间，晚7点40分又把你送回军区总医院。你对汽车司机平发奎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公诉人： 公诉人对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事实，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直接询问被告人，或者提请本庭审问的？有。徐勤先，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5月18号，你向军区领导表示不参加执行戒严任务，是不是事实？

徐勤先： 是。

公诉人： 第二，在传达命令时，你不想执行这个任务讲那些话，和军区当时参加传达任务的领导批评的那些话，你有记录没有？

徐勤先： 没有。

公诉人： 那么现在你一再讲几个证人的证言与你当时讲的不一致，有什么根据啊？你当时没有记录啊，现在你讲的几个证人的证言跟你当时讲的不一致，有什么根据啊？

徐勤先： 是，这有些事情，这个时间长了记不清，但是呢，有些事情里面你想了或者你没说，有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想，他就不可能说出来。所以现在这个证言里头呢，就出现了好多这个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证言里面有。这个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有些话确实没有那么说，没有那样讲。

公诉人： 是你自己现在认为的是不是？

徐勤先： 是。

公诉人： 完了。

审判长： 辩护人对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的事实，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被告人直接发问或者提请本庭审问的？

辩护人： 好，我讲一个问题。徐勤先，这个1989年5月18日之前，你是否带领部队进京执行过任务？

徐勤先： 18日以前的？对。

辩护人： 18日执行过，从4月份就开始了，4月22、4月27、5月4号，三次。执行的情况如何？

徐勤先： 执行情况那都没什么问题，没，那完成了任务，和群众围拦军车都没发生太大的问题。

辩护人： 好，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军区向你下达了军委的命令后，你作为38集团军军长，你为什么不执行？

徐勤先： 因为5月18号这次执行任务，这已经实际上任务算是第四次，下达呢是第三次，第一次呢是4月22，第二次呢是4月27，4月27以后呢没有回去，大概中间呢5月4号还有一次。那么这次呢下达呢这是第三次下达，要论执行任务的次数呢，这应该说是第四次。在这个之前呢，调来执行任务，第一次问题不大，因为是胡耀邦逝世，追悼大会以后送灵，中间呢这个维护管理群众啊比较多，保证啊灵（车）和这个通过，不受阻，和公安呢武警啊，加上群众啊共同维持秩序。第二次是4月27，突然的下午迅速调部队进京执行任务，维持秩序，保卫，协助公安武警保卫重要目标。这次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呢，这个出现了呢这个群众啊，这个围拦啊，这个军车啊这样一些状况，说对军队这个行动啊不理解，不支持，当晚没有返回，说要住下来，住到北京啊，一直到把五一五四过完。这部队来的时候呢是也没有带食品，因为原来就是以为当日完成任务，当日返回。在购买食品当中啊，这个商店呢群众啊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一个是不卖给，一个是呢要高价。总而言之所遇到的情况呢，就是群众对这个军队啊这个情况啊不大那么太支持，不大太理解。有情绪吧，有的还向这个军队吐苦水，说你们不到前线去作战，上这干什么来。这个发生这么一些事情了。另外在这个期间呢，这个中央领导同志，当然包括舆论，舆论自不在说，我说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都做过关于解决这个事件的一些重要的指示。总的意思呢，这个事情5月4号以后呢，这个事情没有完，但是呢这个以后呢就是要争取呢纳入民主法治轨道来解决。对于部队前几次执行任务啊，这个没有动刀，没有动枪，没有流血，没有冲突，这个首长们都比较满意。所以当时存在的这个期望呢，就是还是希望这个中央啊能够下一番功夫，多做一点工作。而且从4月底啊，这个做工作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有明显的这个效果，就是4月27号这个游行以后啊，这28、29啊，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做了一次对话，这个整个社会影响吧，还是很大的。5月4号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啊，这个游行队伍啊并不是那么很大的，就是响应的人呢和参加的人呢都不是那么很多的。因为这个我从西山往那去的时候，经过街上也看了看，说在这个形势下感觉做的工作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从5月4号以后啊，这个一直到这个5月18号这个期间呢，好像这个工作这个停顿。当然现在咱们知道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了啊，其中包括赵紫阳啊，支持动乱，是吧，分裂党。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工作该做的工作没有做，或者做的不够，是吧，既然还没有使完，这完了以后呢，这个现在这个事情闹得这么严重，马上就要采取这个用这个武力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搞不好就造成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所以对这件事情呢自己是有意见的，有看法的，所以对这种看法觉得还是想向上边提出来，这个想使这个事件吧，我们建国以来出现这么个事件，能够尽量的处理的好一些，别造成啊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遗留个什么问题吧。我基本想法这样的，就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妥善的得到解决，不至于发生冲突，不至于造成流血事件。因为原来这个中央领导同志啊也讲了，要做这方面这个准备，但是要争取啊，要尽量避免这个不冲突，不流血。但是后边采取这个行动呢，这个根据自己看到的情况，特别4月下旬接触这些情况，说那你也带着武器来了，是吧，带着坦克装甲车，是吧，轻重机枪，这个当这个工作当前做到这样一种程度，群众情绪很大，这个群众这非冲突不可，这一冲突以后你又带着枪带着武器非流血不可。而且5月4号以前呢，因为部队徒手啊，它不会造成大的流血事件，就是冲突，是吧，做做工作也不会造成大的流血事件。就感觉这一次呢，你带着武器装备来了，这个流血冲突啊，这个好像是不可避免，思想顾虑比较多，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自己思想上不通，自己表示不愿意参加，根源基本上都在这块，至于其他的我以后再说，看还需要我回答什么问题。

审判长： 军区首长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你作为集团军的军长究竟为什么不执行？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考虑以外，还有什么原因？或者是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徐勤先： 我审判长说的这个意思我还没有听太明白，请您再讲一遍。

审判长： 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首长向你下达了军委的命令以后，你作为集团军的军长为什么不执行？

徐勤先： 这个事情因为自己思想啊，这个……

审判长： 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徐勤先： 因为思想上不通，所以我就觉得作为部队，作为单位来讲，就执行，作为个人来讲，我感觉这个问题这个顾虑比较多，所以就表示不愿意参加。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啊，当时主要就这么个想法，就是感觉这怎么办，是吧，意见，是吧，作为提议这个意见，我有意见，我有不同意见，我把这意见说了，说了也没有采纳这些意见的，没采纳意见这个结果可能还是这么个结果，我也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吧，所以作为个人来讲思想不通，作为关键上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单位，作为我们这个党领导这支军队应该是坚决执行任务，作为个人来讲呢，所以我就不想参加了。思想上有些有情绪，就感觉这么处理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合适。而且在这个之前都做过很多表示，很多领导同志都做过表示，准备纳入民主法治轨道解决，有的要什么通过监察部门，有的通过什么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哎，有时候也没有讲到啊，或者是讲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因为自己在部队工作或者生病自己不了解，反正自己没有看到，或者看到的不足，这工作停顿下来了，结果现在呢鼓出这么一个大包来，哎呀，一下子完了以后用这个办法解决，又没有做工作的时间，这不是要冲突吗，要出大事情吗，这就基于有这么样一种严重的思想顾虑。

审判长： 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服从命令是天职，作为军人职责来讲，下级应该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作为集团军的军长，你对命令有意见，你提出来，那么在执行上应该怎么办，你懂吗？应该怎么办？上级并没采纳你的意见，你作为军长应该怎么办？

徐勤先： 这个问题，这个从党章从准则，从我们军队这个纪律，都应当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服从和执行上级命令。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头啊，这个得到这么多情况，做出一种思想反应，当然有些想法在这个之前呢就有，比方说这个问题希望怎么样的解决，因为这个事件没有完嘛，从4月中旬一直到5月中旬，将近一个月这个事件没有完，有些想法，有些想法呢，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呢，当时这个从思想来讲呢不那么太冷静，考虑的着眼点呢主要从这个党内啊，这个生活准则，这个党章啊，从这个角度啊考虑多一些。而我们现在呢这是双重的，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干部既要这个遵守党章，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又要服从军纪，是吧，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是当时呢自己想的那个侧面多一点，那个侧面多一点呢，这个作为党章作为生活党的生活准则，也都是强调在服从的前提下可以提出意见，可以保留，直到中央，也有呢地方呢提到了，就是说执行会产生严重后果，这种情况要除外。所以当时自己考虑啊，这样一执行这非出现严重后果不可，所以这种思想啊在自己头脑里头啊也有反应，这就是自己啊产生了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讲了一些错误的话，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

审判长： 给你下达命令以后你讲了不少的话，你当时的主导的思想是个什么思想？

徐勤先： 主导思想啊，我当时希望主要用政治办法来解决，政治办法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中间这个证言里都没有。实际上我提到了呢，把这个部队也调到北京近郊保持威慑，那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嘛，我要不好办我作为把部队调到近郊，嘛，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嘛，再来试图用政治办法解决，再解决不了的话完了以后再下一步。但这个话现在只有我说了，证人证言里头都没有这个。

审判长：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当时这个决策是不正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徐勤先： 对这个事情啊，凡是有怀疑，嗯，对这个事情啊有怀疑，就是有怀疑，有怀疑，就说这样做究竟对不对，是吧，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所以要不然的话我就说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好好讨论一下子究竟怎么办合适怎么来的，那就显然对这个事有想法嘛，是吧，这样决策就是合适不合适。所以提出了科学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不是不讲科学民主决策吗？所以有建议呢，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当然这个建议多余了。

审判长： 谢谢。当你到军区去受领任务的时候，刘振华政委一定把当前的形势给你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呢，你自己想的这些问题呢，领导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是中央军委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了这样的隐秘的决策，中央军委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作为你当时任38集团军军长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你也怎么看？还是个人去提意见的时候呢，还就是些执行不执行的问题上。如果说当时的形势没有跟你交底，你怎么想都可以，因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把形势说得很清楚了，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呢，这个决策也下了，命令也下了。作为你38军军长来讲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是提意见的时候呢，还就是执行的问题呢，还就是怀疑的问题呢，还究竟是否定的问题呢，这个你自己要把这个问题在法庭上给我们说清楚。

徐勤先： 这个刘政委在那个说情况传达上级会议情况的时候啊，已经说了一些情况，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情况呢，这个不是完全就是上级没有交底，就是上级已经啊，这个说明了这个一些情况，但是自己头脑里头呢，他有一些惯性的东西，这惯性的东西呢，就是从军区读书班是5月11号结束的，是吧，5月11号以前，是就好像这个事啊，基本上就完了，再做做工作就快结束了。结果中间在部队工作几天，结果这么鼓捣鼓捣的，这就起来了，当然起来的背景就不知道了，是吧，可是起来了以后呢，观察观察形势又没有什么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做工作，嘛，出来发表讲话，或者再进一步的发表什么东西啊，当然现在知道了，因为中央内部有情况，不可能有人出来再讲话了。但是根据当时情况来看，没有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再进一步做工作，是吧，你到这个5月24月底，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来做了一次工作算结束了，这感觉有问题。所以对这个上级传达的这些东西呢，自己呢，这个既相信，但是又看到这工作还不够，这工作不够，现在这个好人坏人现在还没有分开，这个群众情绪还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采取这个办法，就感觉要弄好就出乱子。

审判长： 可以要紧注意，不要再讲过程了，都不要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对党中央这个决策，对军委的命令，当时是什么个态度？你刚才讲是怀疑态度，其实怀疑态度，除了此怀疑态度以外你还有什么态度？一个是你想的，一个是你行为上来表示这个问题。

徐勤先： 主要是怀疑态度，这怀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

审判长： 怀疑了以后你又不执行这个命令说什么？

徐勤先： 关于我提出一些意见了，一些建议了，意见建议没有被采纳，传达了，传达以后自己表示不愿意参加，以后经过军里面领导同志给我做工作劝说，思想有所变化，但是已经晚了。

审判长： 你对军委的命令，你刚才说了是怀疑，是怀疑军委命令的什么？怀疑什么？好，你刚才讲你对军委的命令是怀疑，你怀疑什么？

徐勤先： 主要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事件，当时是不是合适？

审判长： 怀疑这个采取这种办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可以说你是怀疑这个决策是不是正确？

徐勤先： 对于这个果断措施吧，就一个怎么认识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就要确定这么一个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对这个有想法，那当然那就是对这个果断措施有怀疑。

审判长： 是不是怀疑他的正确性？

徐勤先： 那当然是怀疑他正确，怀疑那不是怀疑他的正确，你怀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当然是要对他的正确性有想法了。

审判长： 除了怀疑以外还有什么意思？

徐勤先： 其他没别的意思。

审判长： 你怀疑可以是在执行上，在行动上可以表现为不坚决，但是呢，你的行为最后是完全拒绝了对军委命令的执行，这仅仅是个怀疑吗？

徐勤先： 当时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在当时的想法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完全拒绝，因为整个一支部队，所以我想作为部队来讲，执行坚决执行，但是自己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讲，不愿意参加了。

审判长： 刚才已经提出来了，你是怀疑还是反对的问题？

徐勤先： 反正主要是怀疑。

审判长： 有反对的问题吗？

徐勤先： 没有，主要是怀疑，主要怀疑。

审判长： 你怀疑思想是怀疑，你行为上怎么呢，表示什么个意思？

徐勤先： 行为上表示的就是我不愿意参加。

审判长： 不愿意参加，不愿意参加。你可以任命一个当军长，一个撤我这个军长，这什么意思？

徐勤先： 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和首长们在这个插话过程当中讲，比如说对方出来一句话了，这就怎么说啊，这个是，是这么样说出来的，不是像有些证言里面讲的，就是说完了以后统统的是我说，那个与当时的情况不相符，就是我说一句话，首长说一句话，首长有时候提出这么个问题来说，说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回答？有的时候我们不吭气了，有的时候我说出一句话来，说这个话都是从这种情况下出来的。

审判长： 这个话是不是表示你仅仅不执行命令这个表示呢？

徐勤先： 这个当时不是从那个角度提出来的。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你对中央军委的命令究竟是怀疑还是反对，这个问题主要的看你的行为。被告人徐勤先，你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有什么危害后果？这个你知道吗？

徐勤先： 19号，18号晚上，19号，王福义和吴运中同志给我讲，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给我考虑，我说执行这么大的任务，比如说从对全局有利，因为作为部队来讲执行参加，作为军长来讲不参加这事影响不好，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正好我就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参加。再一个呢，这个当时这个事情传到外界，这个当时恐怕也有影响，另外当时都在执行戒严任务，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本来是应该都集中精力，这个搞好戒严任务，结果还得处理我这个问题，也给上级也增加了很多麻烦，至少是在这几个方面。

审判长： 还有吗？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要说的？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查获的部分外电外报的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的题目。

宣读内容：

第一部分 外电报道题目和摘要：
一，1989年5月18日2时30，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驻守在北京以南的38军的将军拒绝调兵入京的命令。
二，1989年5月19日，美国有限广播公司消息，38军不愿采取行动。
三，1989年5月19日2时54分，美国合众国际社消息，38军的高级将领在同中央领导讨价还价。
四，1989年5月19日2时3时55分，美国全国有限广播公司消息，38军一位将军说，如果派他的部队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他将执行命令，但让他去镇压学生，他却不愿意。
五，1989年5月19日21时南朝鲜汉城广播电台消息，保卫北京的陆军第38军向当局通报，没有镇压民主示威的意图。
六，1989年5月20日15时50分，台湾自由中国之声报道，第38军从军长到士兵都拒绝进城，他们是好样的。

第二部分 部分外报报道题目：
一，香港明报1989年5月22日第一版，十万大军围城情况，称38军拒绝再度入城的命令，军长已被革职而另换新人。
二，香港明报1989年5月21日第11版，拒绝派兵镇压学生，中共以军头被撤职。
三，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21日第二版，38军军长辞职，军人表示绝不开枪。
四，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20日第三版，共军逐渐接受民主思潮。
五，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19日第一版，学生与李鹏谈判破裂，中共调军队赴北平，辽宁两将领辞职拒受命令，称38军拒绝开进北平后，中共正在调遣更多的外围军队前往北平。
六，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6月1日第四版，中共夺权斗争各怀鬼胎，共军内讧爆发抗命事件，称38军军长因不服从命令而遭撤职。

第三部分 动乱分子的部分传单：
一，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油印传单，一个动人的故事，记38军军长被解职的经过。
二，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油印传单，歌颂伟大的民主英雄，记38军军长。
三，1989年5月21日下午，从北京发往陆军第21军、第19军、第47军军部的同一内容的电报传单，称38军连以上军官一致拒绝镇压和平的人民民主运动，煽动部队不执行命令。
四，1989年5月20日晚，从北京发往24军、27军、28军、65军军首长、军政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同一内容的电报传单，称38军拒绝镇压反官倒腐败的请愿运动，煽动部队不执行命令。

审判长： 下面法庭出示外电外报一些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这个翻一翻就行了，让他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看一眼题目。从那往后看，那都是。你翻一翻题目，你可以看一看。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一些外电外报的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题目，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外电外报及动乱分子的传单，说你和38集团军抗命拒绝进城，说你是伟大的民主英雄，从而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政治影响，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

徐勤先： 对于自己的问题吧，这个……对这个动乱分子啊，暴乱分子啊，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更多的造谣污蔑这个机会。本来这场这个动乱一直到暴乱，是靠谣言在这支撑着，所以说没有缝，这还要钉，中间加上自己这些错误，就更加是别有用心的人吧，来攻击来造谣，造成了一些机会。

审判长： 还有吗？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要说的？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参谋长邹玉琪，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彭翠峰证言节录。

邹玉琪： 询问证人记录：1989年10月6日下午，地点85号楼，高干所204房间，询问人石继祖。被询问人邹玉琪，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问：今天主要找参谋长谈谈，徐违抗命令后，对38集团军进行执行戒严任务造成了什么影响？主要是些组织领导方面的影响。答：好。我与徐军长中有关事实没有个证明，徐讲的话意思很明显的违抗命令。我带他到第二作战值班室打电话，是因为时间很急，让他赶紧传达命令。徐打完电话，我又让作战部彭部长给38集团军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看是否徐将军区命令原原本本的传达完了。完了以后，我又建议刘政委也给38军打个电话，看他们是否已明确的任务没有。刘政委也打了电话，这是5月18号的情况。5月19号晚上，听说部队在开进构城中受阻，我请示与军区领导讲明情况，我带几个同志到现场看看。正好这会儿杨主任，保卫干事小胡，首长也准备到部队看看，做做指示。晚上12点多钟，杨主任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38军是个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徐勤先的问题很严重。杨主任讲，参谋长和张主任要都过问一下38军的情况，38军要都向参谋长主任汇报。20号的上午，周司令员有正式宣布，刘政委在场，在作战值班室讲的，周司令员由参谋长为周参谋长，带领机关的一些同志到38军去，协调组织指挥。问：你们到38军以后，你看到军的其他领导知道不知道徐违抗命令的事？答：知道。我找过王福义政委，问过徐前几次来进行执行任务情况，且介绍的人员。王政委与一些老同志介绍过，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反常情况，但有些情绪波动。问：如果没有徐勤先的问题，军区会派你和政治部张主任去38军吗？答：不会的。问：为什么别的军都没有派人去？答：38军当时是个预备队，更不会派人去。10月6日。

彭翠峰： 调查笔录：1990年1月5日，被调查人彭翠峰。问：彭部长，据你所知，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对领导的工作有什么干扰？答：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上级对38军比较关注，对人民的思想有影响。我们这里有一份材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5月20号19时，周司令员向军委汇报情况时，此中讲述，杨副主席有两点不满意，一是对38军军长不满意，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按过去的说法，应该严厉制裁，关键的是个不行。周司令员汇报时还讲，北京军区部队第一批计划4万人，其中38军15,000人被堵，没到位。113师被堵在长辛店，从保定出发，就有1,500多名学生，躺在地上，没有，几个没有到位。问：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38军的部署有什么变化？答：徐勤先拒绝执行这些命令后，军区准备让黄云桥副参谋长去38军指导工作，后又由让张副政委和邹参谋长去的。问：如果徐勤先不出问题，会不会让张副政委和邹参谋长去38军？答：首长也可能去部队检查指导工作，但与在这一种背景下去，其任务和目的是有所不同的。1月11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邹玉琪参谋长、彭翠峰部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邹玉琪参谋长、彭翠峰部长证明，你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严重的干扰了戒严任务的部署。你对邹玉琪参谋长、彭翠峰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现在休庭，下午继续开庭。把被告人带下去。

（休庭间隙对话）

徐勤先： 水先不热点，让他们热一下吧。

工作人员： 好。快，凉了就让他们热一点。好。放着别动了吧。啊？别搁这。放着别动了吧。行，慢点啊，慢点，注意点。

审判长： 现在继续开庭，传被告人徐勤先到庭。

（待续）

CDT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前军长徐勤先受审录像流传到互联网，并在部分平台遭到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随后，徐勤先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徐勤先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本文字稿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以及AI大模型共同整理。我们已经进行校对调整。但是，由于音频质量的原因，部分内容仍然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欢迎读者及时向我们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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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案庭审实录（三）

徐勤先： 不那么太一致。有些事儿有重大问题。

审判长： 我就看看，我念的这几点你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不一致。不一致。

审判长： 哪儿不一致？

徐勤先： 和我当时说的、记得的一致。

审判长： 第一，我念的第一段话，“强调指出实行戒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的，军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是邓小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的。”这话你听明白了吧？

徐勤先： 明白了。你前面讲过说不知道是哪儿，当时好像不清楚，传达当时是清楚的。

审判长： 第二点，就是“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因为可以换人，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就是你对执行军委这个命令，你的态度是什么呢？“我无法执行，因为换人。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我这个职。”就是你对当时执行军委命令的态度是这个态度。你前面讲话的意思。

徐勤先： 好像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很清楚的，这不是个意思，证明是这个意思。

审判长： 第三点，就是“你回到85楼招待所以后，又给刘政委打电话，就是说命令我已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也就是说你再一次拒绝执行命令。第三点，你听清楚了吧？

徐勤先： 听清楚了。

审判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对刘政委的证言。

徐勤先： 不一致。因为首长反正讲的重要的意思，当时我能够记的就都记了。首长补充的这些意思，这个以后又说一说证言上这些意思，当时不记得那么讲的。我也讲了一下这样一些重要的话，我就都记上了。当时没有讲。但是这个任务是上级的，是军委的，我的头脑里头这个是清楚的。但是有些话当时怎么说的，能记的哪怕记两个字吧，一般的也都记了。没有记的，当时恐怕没有完全说。另外就是说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不是那么讲的，这有出入，差别比较大。

审判长： 还有什么？

徐勤先： 没了，反正这段有点不太那么一致。

审判长： 辩护人对刘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公诉人有什么要说的？

公诉人： 没有。

公诉人： 请你讲。

徐勤先： 到。

公诉人： 刘振华政委证明，向你出台军委命令以后，你不想执行这项命令，这个态度，也就是你本人态度，说明你本人态度，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意见吗？

徐勤先： 当时态度是这样子的。

公诉人： 是这样的态度？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态度是这样的？

徐勤先： 就是我个人不参加。这个就是“执行不执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在整个的会议上和会议以后，中间出现过的词就是“执行”，就是“参加不参加”这个问题。

公诉人： 刘政委的证明，证明你当时对中央军委命令的这些态度，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说哪一句话，就总的来讲是证明你这个态度，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这个态度，你什么意见没有？

徐勤先： 应该是我个人那个态度。对我个人那个态度，我不愿意参加。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的证言。注意听，你注意听。

（宣读李来柱证言）

“5月18日，军区向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传达戒严任务时的情况。1989年5月18日15时55分，在军区办公楼主楼三层会议室，由刘振华政委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部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我和邹玉琪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徐孝武部长、作战部彭翠峰部长、戴敬生副部长、徐河南处长在场。

当刘振华政委传达完中央军委命令，我对部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并强调指出戒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部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是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后，徐勤先提出：‘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并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应当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少数人决定不对，不符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强行令子维持秩序，不带武器还可以，现在带枪，开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我认为应当正式向上反映。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以立功，弄不好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中央军委可以叫我当军长，也可以撤我的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

在徐勤先说这些话的过程中，军区领导对其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教育，责令其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执行命令。1989年7月15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李来柱副司令员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李来柱副司令员证明，1989年5月18日15时55分，刘政委和他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部署要求后，你表示这样的命令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中央军委可以叫我当军长，也可以撤我的职。军区领导对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责令你无条件执行命令。你对李来柱副司令员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这个原来刘政委的证言有些相同的地方，反正相同的一些地方，不那么完全一致的地方也有。这里面这个证言里头讲到“少数人决策”，这个话我没讲到少数人决策。我就是建议，我说这个事怎么怎么决策，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不重复了。

审判长： 没有这么讲。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参谋长邹玉琪的证言。

（宣读邹玉琪证言）

“1989年5月18日下午4时左右，在军区办公主楼三层常委会议室，军区向38集团军徐勤先军长布置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参加的人员有军区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黄云桥副参谋长、后勤徐孝武部长、作战部彭翠峰部长、戴敬生副部长和我。

由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情况紧急，所以军区确定将在总医院住院的徐军长请到军区当面交代任务。由刘振华政委传达军委杨副主席关于首都实行戒严的指示，并明确了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维护首都秩序的任务。徐勤先边听边记录。

传达完了以后，徐勤先把他的记录重复了一遍，其他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接着，徐勤先讲：‘我有不同意见，这样大的事情，动用这么多军队，全副武装到北京来，需要有正式命令。军队纳入了国家体制，应该由人大召开会议作出决定，由国家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

这时刘政委说：‘我和周司令员亲自去接受的任务，应该完全相信。’徐接着讲：‘这我相信，但是以党的名义下命令是不合适的，应该正式向上反映。我无法执行这个任务，可以由军区直接向军里下达。’

‘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北京市有一千多万人，有那么多群众、学生和国家机关人员都卷了进去。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开着装甲车来解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从军队的根本职能来讲，也是不能这样干的。这不是对付侵略，如果是执行作战任务，那不成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军委可以任命我这个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执行这个任务可能成为功臣，也可能成为罪人。对这些问题，现在可能还看不大清楚，但历史会做结论。’

徐勤先讲完后，刘政委严肃批评了他的态度，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要求他把军委和军区的命令迅速下达到部队。随后，由我带他到四楼第二作战值班室，由作战部李明堂参谋要通了38集团军王福义政委的保密电话。徐勤先向王政委传达了军区的命令后，我记送他到电梯门口，他就到85楼招待所去了。以上是根据我的回忆整理的，当时我未做记录，但这与徐勤先当时讲话的基本意思不会有出入。1989年7月12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邹玉琪参谋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邹玉琪参谋长证明，刘政委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后，你说以党的名义下命令是不合适的，并表示这个命令你无法执行。当即受到刘政委严肃批评，并责令你把军委命令迅速传达到部队。随后，他带你到军区作战部第二值班室，去向38集团军王福义政委打电话。打完电话后，你就到85楼招待所去了。你对邹玉琪参谋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有的地方是事实，有的地方就是不一致。有好多话，我根本就没有，那时候哪有时间说那么多的话。什么“以党名义发布不合适”，这些话没有说过。这个究竟怎么回事，说不清楚。

审判长： 还有什么？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宣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徐孝武的证言节录。

（宣读徐孝武证言）

“询问证人笔录，时间1989年9月18日下午，地点北京军区85号楼招待所，询问人吴学博、蒋继光、记录人于信华，证人徐孝武，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

问：请你谈谈5月18日上下午军区常委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进行执行戒严任务的情况。

答：5月18日下午军区常委开会，是从3点开始，开头由周衣冰司令员传达了军委的命令，完了以后周司令去三座门开会去了，即向常委向各大单位传达军委的命令，先是向北京卫戍区传达布置，即向38军军长徐勤先传达，时间是4点左右。参加的有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邹玉琪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彭翠峰、戴敬生、徐河南，还有我。

一开始，刘政委先将军委关于调部队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即向李副司令布置了38军的任务，邹参谋长也插了些话。完了，刘政委问他：‘都听清了吗？’徐勤先情绪激动地说：‘我有意见，政委。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地决定了，少数人就决定了。说这么大的事，应当由人大国务院讨论决定。面临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个任务不能执行。你们另找别人吧。军委有权任命我当军长，也有权撤我的军长。’讲到这里，刘政委批评他：‘说你怎么能这样？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头脑要冷静，不要犯了错误。’我因为急于回后勤布置戒严中的有关后勤事情，跟李副司令说了一声，回后勤部了，后面的情况不清楚了。我当时的印象是，徐勤先违抗命令，一接受面对这么多的人，情况那么复杂，我不能执行这个任务，领导另找别人吧。

问：‘徐勤先说这些话是一口气说的，还是零星插话说的？’

答：‘基本上是徐勤先一口气讲的，别人没有插他的话。徐勤先当场拒绝执行上级命令是确实无疑的。’

1989年9月18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徐孝武部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徐孝武部长证明，1989年5月18日下午，军区常委开会，由周衣冰司令员传达了军委命令。之后，周司令员去三座门开会，下午4时军区向你下达了军委命令，你当场拒绝执行。你对徐孝武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和前面的几位首长差不多，有的地方不一致。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黄云桥的证言。

（宣读黄云桥证言）

“1989年5月18日下午3时55分，军区首长在主三楼会议室，向38集团军徐勤先军长下达戒严任务。在场的有刘振华政委、李来柱副司令员、邹玉琪参谋长、后勤徐孝武部长、作战部彭翠峰部长、戴敬生副部长和我。

当刘振华政委传达了军委杨副主席的指示，并下达了38集团军担负戒严、维护首都秩序的任务之后，徐勤先讲：‘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北京市人口上千万，现在已卷入这么多人，这么多学生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携带武器，开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应当正式向上级反映。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是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可以立功，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我可以辞职。’

刘政委当即严肃批评了徐勤先的错误言论，指示他先把任务受领下来，传达布置下去，并明确指出这个任务是杨副主席交代的，是经过邓主席批准的。以后因有事我出去了一下，后面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这是我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整理的，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不会有大的出入。1989年7月17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黄云桥副参谋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黄云桥副参谋长证明，刘政委向你下达命令时，他在场。你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你表示无法执行。刘政委对你不执行命令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情况他当时做了记录。你对黄云桥副参谋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不完全一致。有的意思对，有的意思不对。

审判长： 哪些地方不一致？

徐勤先： 什么“以国家的名义发布啊，这个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啊”，这话都不是这么说的。

审判长： 还有什么？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彭翠峰两次的证言节录。

（宣读彭翠峰证言）

“调查笔录，1990年1月5日，地点作战部会议室，调查人姜基初、蒋继光，被调查人彭翠峰。

问：‘彭部长，请你谈一谈军区周司令员刘政委传达军委调我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的情况。’

答：‘89年5月18日上午，周司令员和刘政委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当时只有二位首长去了，没有带其他工作人员。’

问：‘周司令员和刘政委开会回来后是怎么传达军委命令的？’

答：‘司令员和政委回来后，当天下午2点07分，在主楼三层首长会议室，召集在家的首长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李来柱副司令员、邹玉琪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后勤部徐孝武部长等，我也参加了。’

问：‘请你把两位首长传达军委命令的具体内容讲一讲。’

答：‘我有个记录，我有个记录，刘政委先传达了军委紧急会议精神。他说：高自联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合理的、爱国的、自发的，他们有些口号我们接了过来，还不行，逼我们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承认高自联和工人自治联合会是合法的。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华，来访华时就准备清场，他们就绝食，和他们谈了若干次，没有效果。前天晚上红十字会出面，按国际惯例，绝食四天以上就可以接到医院去治疗，当时他们签了字，但红十字会去接人时又找不到人了。他们不是要民主，是要打倒共产党。首先是对准小平、李鹏同志，他们提出70岁以上的都下台，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阻碍很大。有人问戈有什么想法，戈说：哪个国家都有，莫斯科将来也可能有，现在社会秩序是乱的，我们怕死人。多次和他们对话、商谈，但他们都不接受。昨天有上百万人游行，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一是适应学生要求，退让，退让他们还要闹，而且提出4.26社论是谁叫写的，要追查出主意写社论的人，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如果退，我们就更被动，这样下去，实际上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现在谁说话都不算，不听，这个方案不行。

二是要采取强制手段，公开表态4.26社论是正确的，高自联活动肯定有人指挥，广场上经常有外国人出现，还是精神污染、自由化那一套东西。党内有的干部对胡耀邦的变动思想不通，这段时间4.26社论没坚持下来，现在看来只有戒严，邓主席一批准调动部队，部队来了之后再宣布戒严。部队主要是首要点，电台、电视台、大会堂，执行戒严令，部队来要带武器，调5万人，新兵不来，不适合来的人可以不来，我们要力求不开枪、不死人，要准备时间长一点，最少三五个月。有人反抗不要紧，因为他们不是外国的，是要夺权的，军队要有威慑的作用，搞个部署计划，装甲输送车、坦克也可以开进来，要安排好驻地、后勤、政治工作等各项保障。’

刘政委讲完后，周司令员接着说：‘刘政委讲得很详细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退，我们已经退到最后了，他们现在不是一般的讨价还价，因此我们要硬，中央决定首都北京实行戒严，如不这样就危及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要戒严，力求早点公布，武警、公安、解放军共同承担。根据邓小平主席的决定，军委从北京军区调5万人，38军15000人，65军1万人，63军1万人，27军1万人，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5000人，警卫一师准备1000人机动，24军和军区直属队先做准备，暂不动，具体任务等李鹏、乔石确定进的时间和顺序，要求快一点。21日凌晨前全部进入完毕，这样戒严令21日早晨就可以公布，无论如何要搞好保密，部队带轻武器、手枪、冲锋枪、少数轻机枪、子弹、冲锋枪50发，轻机枪一个基数，以连为单位，装箱携带，到时再分发，装甲车准备2至300辆，主要放在郊区，视情况执行任务，着装要带钢盔、穿皮鞋，着夏装，带背包、洗漱用品，炊事车全部带上，部队全部用汽车输送，部队先住一些房子，以后再搭帐篷，指挥问题基础在西山，根据需要在城里开设指挥组，要赶快给各单位传达部署任务。’

两位首长传达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些。

问：‘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军委定的还是军区定的？’

答：‘是军委定的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周刘首长当面接受的任务，没有文字命令。’

这是一次。

（宣读彭翠峰第二次证言）

1989年9月1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吴学波、蒋继光，被询问人彭翠峰。

问：‘请你谈谈今年5月18日下午，军区首长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军执行任务的情况，按法律规定你要如实作证，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答：‘军委在下命令后，军区常委在5月18日下午传达给各个集团军，我们原先不知道徐住院，通知了38军受领任务，38军唐副参谋长说徐在北京住院，王政委来行不行，我请示李副司令，李副司令说最好徐军长来，这样我就打电话给军区总院派车给徐来军区受领任务。来时是15点50分左右，在场的有刘振华、李来柱、邹玉琪、黄云桥、我、戴敬生、后勤部徐部长以及我部的徐河南处长。一开始由刘政委传达军委命令，这时我出来过一次，不久又回来，进进出出好几次。

刘政委说：上午军委开了会，传达邓主席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调5个集团军很快到北京来实施戒严，38军出动15000人。

刘政委还没有谈完，徐勤先插话说：政委，我有意见，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由军委决定，应当通过人大或国务院全体讨论。

刘政委说：老徐，这是邓主席决定，杨副主席亲自传达的，你还不相信吗？

这时刘政委的态度很严肃，刘说了这么几句，徐不吭气了。刘政委又继续传达军委命令，有很大的一段时间是讲形式，徐勤先又插话说：如像前两次不带枪还可以，如果部队全副武装还带装甲车，我理解不了。

刘政委说：老徐，你不要这样，请你听我说完。

刘政委又讲了38军的任务、住房区域等具体事项。讲到这里我又出去去接卫戍区何尚昆副司令，这一段时间主要由李副司令向徐勤先做具体部署。

回来时，邹参谋长正在讲执行任务的具体要求，说：老徐，军委的命令你必须得执行，还有什么不清的没有？

徐说：都清楚了。

这时我向首长报告卫戍区何副司令来了，邹参谋长说：这样吧，卫戍区何副司令来了，我带你去给38军打电话传达任务。

打电话时我没有在场，是邹参谋长跟着他去的。打完电话后，徐勤先就坐车到85楼去了。’”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彭翠峰部长的两次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彭翠峰部长证明，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党中央决定的，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向你下达军委命令后，你拒绝执行。你对彭翠峰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情节上还是有些问题，中间首长们讲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插话，一直都讲完了，我请示完了问题，最后才讲了意见。在这个讲意见过程当中，就互相之间就有些对话了，我讲一讲，首长讲一讲，那样的。在这个首长刘政委讲的时候，李副司令讲的时候，邹参谋长讲的时候，那个统统都没有，所以那些情节上还都有些问题。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宣读北京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戴敬生证言记录。

（宣读戴敬生证言）

“询问证人笔录，时间1989年9月21日下午，地点北京军区机关主楼，351房间，询问人吴学波，记录人蒋继光，被询问人戴敬生，军区作战部副部长。

问：‘请你找你谈一谈徐勤先的有关情况。’

答：‘已好长时间了，有些情况已印象不深了，徐当时正在总院住院，我打电话告诉徐让他下午3点10左右赶军区来，徐说没有车，我又让他找找医院给派个车，我也给展景树打了电话，让给徐派个车，后来徐还是坐自己的车来了。

徐来以后，刘政委李副司令传达了命令，徐开始没说话，听了命令后情绪比较沉重，说：我有意见。

接着他说：这么大的事应该由国务院全国人大颁布，现在又带武器又开着装甲车，北京这么多人涌了进去，究竟对不对，要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现在我们还一丝说不太清楚，我不能够执行这个任务。

他还说：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我可以辞职。

徐讲了这些话以后，刘政委及在场的领导当时都愣了几十秒钟，没说话，没想到徐会说这些话。刘政委讲到：这是军委的命令，杨副主席传达，邓主席批的。经过首长们做工作，记得徐后来说，我可以传达，但我不参加执行了，我还要住院。

这时邹参谋长说：老戴，你领徐军长去打电话吧。我且作战部第二值班室要通了38军的电话，让徐进到屋里头给38军打的电话，我就出来了，当时邹参谋长跟我一起过去的。’

问：‘徐勤先有记录吗？’

答：‘徐有记录。’

问：‘是写笔记本上记的，还是写纸上记的？’

答：‘我印象中是两张纸，我记得徐主要说了这么几句，而且是翻来覆去的说，从样子看他情绪低落，想不通。’

问：‘打完电话他到哪里去了？’

答：‘我记得是两个参谋推他去的85楼，是谁已记不清了。’

问：‘还有什么吗？’

答：‘他给军委王政委电话中怎么说的我没听到，对徐的话我们都感到很突然，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徐讲了一番话以后，场上静了好长时间，两位首长也都愣了，停了一会儿刘政委就说话了。’

1989年9月20号。”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戴敬生副部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戴敬生副部长证明，1989年5月18日，他打电话通知你到军区受领任务，军区首长下达军委命令后，你当场拒绝执行。后来他又带你去军区作战部第二值班室去给38集团军打电话传达军委命令，你对戴敬生副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有些细节记不太清，我没有记得他带我去，当然也可能，他也可能他带我去打电话了。另外，在总院，在总院不是他打电话给我的，我是接唐明洪的电话，但是中间我给军区作战部打过电话，请他找车，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找他车那一次，这倒无关紧要，不是他通知我到那开会，是军里面通知我到那开会。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宣读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证言。

（宣读王福义证言）

“5月18日下午5点多，在我接到军区作战部彭部长传达的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后，徐勤先从军区给我打来电话，传达了杨副主席的指示和军区的命令，传达完之后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指挥了，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

我当即通知召开军常委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军委军区的指示和命令，并讲了徐勤先对执行这个任务的态度，大家对徐的问题做了讨论，确定要对他做工作，必须让他执行命令，参加这项重大的军事行动。会后我给徐打了电话，转达了军常委的态度，明确地对他说：‘你个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但必须执行命令，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会影响38军这个集体，你确实有病，难以参加所有的活动，但大的活动应参加，具体工作我们做。’

他说：‘我感谢军常委，但我不同意这个办法，不能执行这个任务。’经我一再要求他参加，他的调子态度有所和缓。

19日凌晨1时半多，军常委全会、军党委全会结束后，我与吴副政委、张副军长研究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这样大的行动，军长不参加影响太大，必须继续做工作，促使他参加活动。当时确定由吴副政委去北京军区总医院找他谈话。

19日下午2点左右，吴副政委回来和我说，我与他谈话时，他开始态度不好，经深谈后表示同意军常委的意见，但他说：‘我已向军区首长说了那么一些话，军区不同意我去怎么办？’

吴说：‘如军区不同意就算了，如同意就在部队到京后，直接到军指挥所。’

他还说了三点意见，一是要搞好动员，和大家说明进京是为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不是镇压学生；二是保管好武器弹药，防止丢失和被盗和被抢；三是防止发生车辆事故，一旦压死人，他们会说是有意压人。

由于19日上午，军区刘政委已给我打电话，指示我们与徐勤先割断联系，不要去看他，也不要他到部队来，我就让吴副政委给徐打电话，用个人的名义把刘政委指示的意思告诉他，以阻止其来部队。

1989年7月13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王福义政委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王福义政委证明，1989年5月18日下午5点钟左右，你给他打电话，传达了军委调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并在电话中表示你不执行这个命令，你说：“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能指挥了，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当晚他给你打电话，代表军党委常委做工作，你仍表示不执行命令，次日军里又派吴运中副政委到北京继续做你的工作。你对王福义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这个大部分意思对，有些话不是那么说的。

审判长： 哪些话？

徐勤先： “那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指挥了，你们另找人吧。”这些话当时好像没有这样说。再一个中间吴运中同志去以后，我也讲了这个意思，我说：“这主要是我说首长能理解吗？这已经说那么一番话了，你再参加。”意思上有出入。

审判长： 什么？这个意思上有出入。那么你对王福义政委是怎么说的？是怎么说的？你既然说王福义政委这个证言，就是打完电话以后，说这个你说你说的这个，我不同意这个办法，不能执行这个任务，不能指挥了，谁指挥你们定吧。你说这个话说的不对，你当时怎么说的？

徐勤先： 我当时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这样话好像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讲完了以后呢，我说你们研究执行吧。我说对这个事情我说我有点意见，我说我的意见已经跟军区都已经讲过了，我说我不大同意这个办法。我说你们啊，这个主要请他们研究执行，至于说完了以后呢，什么你们再另找人吧，你这个事另找谁呀，这个班子都在，是吧？这个，所以这些话你就没有说。主要是因为常委都在，我说常委好好研究执行吧。行了，没问题了。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好，我没意见。

审判长： 徐勤先，刚才这个宣读的王政委的证言，其中提到了这个吴副政委到总医院看你的情况。当时吴副政委给你做工作的时候，你做过什么表示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

徐勤先： 他当时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是接着昨天我头一天晚上的事情，因为头一天晚上王福义同志跟我讲那番话，一开始我就说说这不能出尔反尔，都已经讲过了再变。这以后有点勉强吧，但是勉强这口也没有扎死。这第二天吴运中去了，去了以后呢，是说还是从你还是参加，说军里面的意见你参加，参加对大局有利，对全局有利，对完成任务有利。我说这个事我说你看已经跟军区那么多首长都已经说了，再来回折腾来折腾去，我说军区首长能理解吗？最后他又反复给我说一遍，还是参加有利，这样的话我就最后我说那就这样子，参加。完了以后约定一下子，第二天就是凌晨吧，我直接到军指挥所去。中间和王、吴大概基本就这么个过程。

审判长： 就是说呢，到最后你已经……辩护人请注意，你对王福义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好，我问完了。

审判长： 下面出示王福义政委记徐勤先电话时的记录稿复印件。辩护人请。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出示的记录稿复印件后面有一行用墨涂抹的痕迹，你看清楚了没有？

徐勤先： 看清了。

审判长： 下面宣读王福义政委关于电话记录稿涂抹痕迹的说明。

（宣读王福义说明）

“这是今年5月18日，军区作战部彭部长徐勤先给我打来电话的记录，最后记的几个字是徐勤先说的，意思是我不同意这个办法，我不能执行这个任务，不能指挥，至于谁指挥你们定吧。我交给秘书整理存档时，当时怕泄露出去被社会上坏人利用，也担心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就用墨笔涂掉了。89年7月28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王福义政委的说明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王福义政委证明，这个电话记录稿抹掉的最后一行，就是你给他打电话时表示不执行命令的话，你对王福义政委这个说明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有点出入。我说的没有，不像他讲的这样，但是我不参加这个意思跟他说了，我有不同意见我也讲了。

审判长： 他涂抹的部分就是说是你表示不执行命令的话。

徐勤先： 这个中间呢，这个一个是“执行”、“指挥”，这些词啊，这很少出现，我一般的都讲的是当时我的思想就是不参加，所以多半用的都是“不参加”、“不想参加”。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宣读38集团军副政治委员吴运中的证言记录。

（宣读吴运中证言）

“询问证人笔录，时间1989年9月15日上午，地点北京市白石桥44号38集团军指挥所。询问人吴学博，被询问人38集团军副政治委员吴运中。

问：请你谈一谈徐勤先5月19日的情况。

答：5月18日晚，王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了军委的命令，并说徐勤先对这个任务不理解，不能带领部队执行任务，谁来指挥请军里定。王政委传达完以后，常委们很气愤，骂徐，说徐必须服从38军，要政委立即给徐打电话，让他参加。常委会还没有完，王政委去打电话，没找到，会议又继续进行，讨论了具体的部署，即向王政委又打电话，我们在会议室等着。王政委打完电话后，徐还没有转过来，但表示可以考虑考虑。大家都说不行，他必须参加。这时刘振华政委打电话，询问徐勤先从那儿如何了没有，他表示了态度没有，即向王政委又给徐打了一次电话，这是第三次电话。王打完电话后告诉我们说，徐表示可以考虑考虑过后参加，即向王福义政委找我，说对徐勤先怎么处理。我说叫上张副军长，我们三人简单的研究了一下，一定由我代表军常委到北京去做徐的工作，无论如何得让他参加，拉也得把他拉出来。

第二天19日，我来到了北京，经随行的途中到了总医院，我先问了问他的病情，即向做了个整体，讲了常委的决定。我说常委对你的态度很气愤，这是十分错误的，他说不执行命令是错误的，我明白。吃了午饭以后，我又说我来的任务就是转达军常委的决定，你必须参加这次行动。他表示：‘那好吧，我可以参加，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军区还信任我吗？’我说军区没说不让你参加。他说：‘那好吧’，我提出让他出院跟我走，他说不回去了，在北京等。我又提出到光明旅社（注：音译，可能为38军驻京办事处或招待所）去等部队，他说没有必要。我又提出让他到总参通信兵部军的住址去，他说：‘你放心，我参加，我知道通信兵部的电话，我自己找。’

即向他对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讲了三条，一条告诉党员党与思想，讲明任务，第二条武器子弹不发给个人，第三条组织好部队开进，保障安全。这样我于10点20分左右回到了保定，向王政委做了汇报。王政委说完了，军区一通知不让他参加，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他参加是对部队的干扰。然后王政委又让我打电话通知徐勤先，我就给徐打电话，但被学生堵住了，一直没有打成。

20日上午，我一边开会，一边往北京打电话，上午10点钟左右要通了，转达了军区不让其参加的通知，且军区总医院治病，不要去部队了。徐勤先说：‘我明白了。’

89年9月15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吴运中副政委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吴运中副政委证明，1989年5月19日，由于你拒绝执行军委命令，他受军党委指派到北京跟你做工作。你对吴运中副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大体上这个符合，就是去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反正是午早饭后。再一个就是让我到部队去一下，这个事情我记得好像没说，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我的身体也确实不好，再一个我身边一个人没有，就让我去我也不能去，所以我也没记得他说过这个事。反正到军指挥所这是肯定的，我说我想哪儿找我知道，我到军委指挥所明天早晨去。

审判长： 完了。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宣读38集团军副军长刘丕训的证言记录。

（宣读刘丕训证言）

“5月18日下午，王政委让我们到办公室开会，下午4点多，徐给王政委打电话，时间交叉，最后王政委在电话上说：‘老徐，你要慎重啊，认真考虑。’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王政委随后在会上说，徐勤先对执行任务有看法，不想参加。后来王政委和张副军长、吴副政委商量，让吴去给徐做工作。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准备车辆、武器、弹药，部队开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军前指提前三个小时到达北京。我们到了第二天，总政杨主任去了，说徐不执行任务是犯法行为，讲得很严肃。1989年8月31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刘丕训副军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刘丕训副军长证明，1989年5月18日下午，王福义政委在军党委常委会上说你不执行命令，并决定吴运中副政委到北京去做你的工作。你对刘丕训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待续）

CDT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前军长徐勤先受审录像流传到互联网，并在部分平台遭到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将该录像完整版（时长6小时3分44秒）予以收藏，并整理成文字稿全文发布。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他拒绝执行调兵令。随后，徐勤先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徐勤先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在石家庄辞世，享年86岁。本文字稿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以及AI大模型共同整理。我们已经进行校对调整。但是，由于音频质量的原因，部分内容仍然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欢迎读者及时向我们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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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案庭审实录（二）

徐勤先： 这个是当时说的呀，还是以后说的呀，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这个思想，这个事儿思想我思想上有。在哪个场合或者在什么时候说的，这个倒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思想有。这个思想有。

审判长： “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这个话你当时讲了吗？

徐勤先： 这个当时讲。

审判长： 这个话你讲了。“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个话你当时讲了吗？

徐勤先： 当时说到了这个意思，但这个话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审判长： 那怎么说的？

徐勤先： 这个首长说到了。因为我说到了，我说这个命令最好由军区直接向军里面传达。说到最后他说不通过你军长或者不好吧，我说上级可以任我当军长，也可以免我当军长。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

审判长： 没有好像提到就是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或者中央军委可以撤销我，当时没有这样说？

徐勤先： 可以任你，也可以撤你。也可以免我。也可以免你。哪里可以任你，哪里可以免你呢？这个当时没有说。

审判长： 没说？

徐勤先： 没说。

审判长： 军委没说吗？

徐勤先： 嗯。当然是有任免权的，但是没有说。

审判长： “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人吧。”这话你当时讲了吗？

徐勤先： 这个话是接着这个，就是说这个任务，好人坏人分不清，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怎么执行，是这样说的。

审判长： 怎么说的？

徐勤先： 就是讲到，我说这个任务和作战、和抢险救灾不一样，因为那个任务明确，阵线分明，这个目标也清楚。我说这个任务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怎么执行？

审判长： 这个没法执行。好像没有说这个没法执行。那好人混在一起怎么着？你把后面讲清楚一点。我说怎么执行？

徐勤先： 怎么执行？怎么执行？

审判长： 当时讲“怎么执行”还是“无法执行”？

徐勤先： 我记得好像说的是怎么执行。

审判长： “请领导另找人吧。”这话你讲过吗？

徐勤先： 这个话记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在我的印象里头，这个指挥班子这是一个，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班子。当时好像没有说到这个事儿。

审判长： 记不清了还是说没这么说？

徐勤先： 记不太清楚。因为这个好像另找人吧，你这不需要另找，是吧？军长不在还有副军长，是吧？还有军政领导，有政治委员，有参谋长。所以当时好像就没有说到这个事。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你对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军区首长，你下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后，你对执行这个命令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徐勤先：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想不太通。

审判长： 理由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问你对执行军委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是仅仅思想不通的问题，还是拒不执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徐勤先： 当时整个时间比较短，就这么二三十分钟的过程。这个来不及做深入的细致的思考。但是当时一边说着这些话，或者一边听着首长传达这些指示，当时我有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思想不大能通，所以当时我个人的想法呢，这个作为38集团军，作为整个部队应该执行。这个从我从总院这个病未痊愈去接受任务，和在这个接受任务过程当中我询问那些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是我个人呢，这个思想上有严重的不通。

审判长： 你的思想严重不通，对执行的命令严重不通。你思想不通，严重不通，那么对这个命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徐勤先： 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

审判长： 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作为你呢？

徐勤先： 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大想参加。我个人呢就是不想参加。

审判长： 不想参加。你仅仅是个不想参加的问题吗？

徐勤先： 是。

审判长： 你是38集团军的军长，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你指挥了千军万马，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参加又不参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吗？

徐勤先： 当时做我个人想的就是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

审判长： 你是个高级指挥员啊，你是个集团军的军长啊，我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这个不是个参加不参加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啊。军区首长给你下了一个命令，军委的命令，这是你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是要请你直接回答。

徐勤先： 当时想是这样想的，就是作为部队来讲要坚决地执行，作为个人来讲就不想参加。当然分析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吧，作为指挥员你不参加，这意味着什么？

审判长： 这是有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徐勤先： 意味着就是我个人不执行命令的问题。

审判长： 不执行命令的问题。

徐勤先： 意味着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审判长： 意识到……下命令，当时军区首长给下的军委的命令，命令38集团军进行执行任务。这还有意识到意识不到的问题吗？就是这么回事情啊。当时你怎么做的？

徐勤先： 当时想法是……

审判长： 怎么做的？你如实地向本庭陈述。

徐勤先： 思想严重不通，不执行。

审判长：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徐勤先： 是。

审判长： 军区首长对你下达了军委的命令以后，你对军委的命令表示不执行。对你这种态度，当时军区首长是否对你进行了批评？

徐勤先： 是怎么批评的？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原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一开始我不愿意传达，你不传达不好吧？或者不传达这个命令不经过你军长不好吧？或者这，你这样做不对吧？首长是有批评这个意思，这个原话都记不太清楚了。

审判长： 说到这儿批评你了。批评以后呢，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徐勤先： 以后我就去传达命令了。

审判长： 那么你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方法，给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传达的军委命令？

徐勤先： 这个时间反正整个的受领任务和中间我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这个首长们批评的一些话，以后说你传达吧，我就传达了。传达以后就不知道谁把我领到会议室斜对过吧，有一个小屋，有个电话，要通电话，给王福义政委传达的。

审判长： 谁跟你一起去的？

徐勤先： 记不太清楚了。

审判长： 有人跟你去了吗？

徐勤先： 好像有人把我领过去的吧。

审判长： 这是什么地方吗？

徐勤先： 好像是作战室的一个什么屋。

审判长： 作战室一个屋。但不是作战室。

徐勤先： 不是作战室，是作战室配套的一个小屋。

审判长： 你给王福义政委是不是把军区给你下达的命令全部传达了？

徐勤先： 凡是记得的都传达了。

审判长： 你传达的时候，也就打电话的时候，在场还有别人吗？

徐勤先： 好像没有别人，有人就是进进出出的，那阵好像挺忙碌。

审判长： 不记得有谁在场？

徐勤先： 具体的记不清楚什么人。就进进出出反正有人。

审判长： 你给王福义政委传达完命令以后，你还向他讲过什么？

徐勤先： 传达完了以后，大概意思我讲的，我说命令就这么多内容了。这样我说你们研究执行吧。我说我有些不同的看法都跟军区首长都讲了。我说这件事情我说我也不想参加了。

审判长： 还讲什么了？

徐勤先： 大概意思就这么多。

审判长： 是这么讲的吗？

徐勤先： 是的。

审判长： 就讲了你有想法，不想参加了，还讲过别的话没有？

徐勤先： 别的不记得了，还没有讲。

审判长： 对于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表示？

徐勤先： 我就想……

审判长： 向王福义还有什么表示？

徐勤先： 我就我不想参加了。

审判长： 你向王福义政委打完电话，传达完命令以后，你到哪里去了？

徐勤先： 到85楼，吃晚饭。到军区85楼。

审判长： 对。是谁跟你一起去的？

徐勤先： 好像是一位处长吧，可能是姓马大概是。

审判长： 有一个姓马的处长，军区机关的吗？

徐勤先： 机关的，作战部的吧。

审判长： 作战部的马处长。跟你一起过去的。你过去以后，那天你住在85楼，到那说什么地方？

徐勤先： 记不清楚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吧。

审判长： 二楼一个房间，哪一头？东边西边？

徐勤先： 西边。

审判长： 你到招待所以后，你就到军区85楼招待所以后，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给军区刘振华政委打电话的？

徐勤先： 大概就是19点左右吧。19点左右，吃完饭了我在上面待一会儿，想一想这个事怎么办。我搁总院来的。因为这个任务反正也都传达完了，事情也都清楚了。我个人思想上来讲也是不大想参加。完了以后军区让我在85楼，这个意思呢，当时我理解就是说你就不要回去了，因为那个部队很快就来了嘛。但这时候我思想上还有些扣子都没有解开呢。想一想我就给刘政委打个电话，我说政委我是命令都传达完了。我说我是从总院来的，我说我还回总院住院去。我以后这个事就不要再找我了。当时刘政委说的，一个是原来可能不知道我原来住院，也批评了我几句。原话都记不太清楚了，我说首长的意思我都理解，但是我现在思想上想不通。这样我就回总院了。

审判长： “命令我已经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这话你给刘政委讲了吗？

徐勤先： 讲了，反正这个话是不是这么太准呢，记不太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审判长： 刘政委批评你了吗？

徐勤先： 批评了。

审判长： 批评了？

徐勤先： 嗯。

审判长： 你给刘政委打完电话以后，到哪里去了？

徐勤先： 回总院了。

审判长： 几点钟离开军区85楼招待所的？

徐勤先： 大概也就是7点钟左右吧。

审判长： 7点钟左右。

徐勤先： 肯定7点以后了恐怕是。

审判长： 离开招待所以后到哪去了？

徐勤先： 回总院了。

审判长： 关于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你后来还向军区首长有过什么表示没有？

徐勤先： 跟军区首长以后我就没有再直接的接触过。

审判长： 没有再接触过？

徐勤先： 没有再接触过。也就是说没有其他表示了，再没有什么表示了。直接的没有。要有的话，有就是这个王福义，这个跟军区首长报告。

审判长： 我就问你，直接向军区首长关于执行军委命令问题还有什么表示？

徐勤先： 我直接的没有。

审判长： 直接的没有？

徐勤先： 直接的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38集团军警调连班长、徐勤先的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对徐勤先公文包内文件清理登记第一页。

（宣读贾玉聪证言）

“5月24日那天，有几个人进入徐军长病房说：‘徐军长出院了，你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我就收拾东西，在拿公文包时，我想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知干什么的。其他东西可以给，公文包是徐军长随身带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一定很重要，不能给他们。于是我就谎称这包是我的，我自己带回去。他们也就没说什么，给我留了下来。我把包带回去之后，因为当时乱哄哄的，又不知把包交给谁最合适，就把包锁在一个大木箱里，决定哪天徐军长本人跟我要时再拿出来。在5月24日至10月10日之间，没有任何人见过此包，也没有看过里边的东西。最近保卫处朱干事，政治部李主任先后找我谈起包的事，我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就没有交出来。因为我是徐军长的警卫员，要对他本人负责，只能把包交给他本人是最合适的。今天专案组的同志找我，说徐军长要公文包，我不放心。后来经过仔细考虑，还是把公文包交给他们了。因为他们是徐军长专案组的，又是上级组织派下来的，我应该相信他们。以上是我对公文包的做法。”

审判长： 1989年10月10日，徐勤先公文包内文件清理登记第一项，“以89年5月18日下午在军区接受命令记录共四页”。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文件清理第一页，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警卫员贾玉聪证明，你的公文包是5月24日你离开军区总医院时，他从你的房间拿走的，后来一直由他保管，10月10日由他交给了专案组。经清理你的公文包内的文件，内有你1989年5月18日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记录四页。你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还很多，这第一项，是你的记录。被告人徐勤先，你对警卫员贾玉聪的证言和文件清理登记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当时为什么把我公文包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我就说我少了公文包。当时军区去的那几个工作人员，有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说我还有一个包没拿走。他说那包是公务员的，我说不是他的，是我的。当时我也闹不清楚军区机关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提到这个事。以后这个包就始终没在我手。我走的时候也要这个包了，所以具体情况怎么拿还留下来的我就不清楚了。

审判长： 你对贾玉聪的证言有什么意见吗？

徐勤先： 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不了解。

审判长： 对这个清理登记有什么意见吗？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被告人徐勤先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亲笔记录复印件。

（徐勤先手写会议记录内容）

“89年5月18日16时，由政委、李副司令员、周司令员、徐部长、彭部长召集会议。三座门参加会议，杨副主席、副秘书长刘凯等同志。

杨主要说：学生静坐绝食六天，我做了忍让，我进他退。《4.26社论》，27日游行口号改了，我表示与党一致，提出26日社论正确。取消社论，承认民主运动，预谋的动乱，他不接受。26日社论不能动摇。戈尔巴乔夫来许多事不能按计划执行，红地毯没铺，很仓促，领导人走水泥地是第一次。戈15来，14日绝食，统战部与两头协商让出地方，但以后又找不到了。按红十字会章程，绝食四天以上要治疗，但以后又找不到头了。

但22日追悼会后，目的是打倒党和政府，改组政府、人大常委会和军委，干扰了会谈，看节目。苏客人理解，有记者问天安门学生的看法，戈认为哪国都有，红场现在没有，以后可能有。

昨天广场长安街上百万，想办法平息，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再退，答复学生的要求，先要追查26日社论，要追谁写的，承认自治组织。做工作的同志很被动，现向北京以外扩散，太原闹，西安有，各地也来支援，一直闹下去，像文革，那时毛、周说话也听，现在谁也不听。

第二方案，把守第二阵地，发现社论，26日声明是正确的，执行26日社论精神，坏人在指挥，美国议员，现场有外国人，内部原因我们工作的问题，没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彻底，现在出了不少要帮的小册子，以此打中央。26日社论没跟上，以后又僵化了，你进他退，收拾局面，实行戒严。总理有权戒严，包括首都总理有权否，法学家正在论证。根据国务院令，调一批部队保卫主要目标，首脑机关，不是单纯维持秩序。三至五个师，要调五万人，38军一点五万，65军一万，63军一万，27军一万，卫戍区六千。要带武器，干部带手枪，部队带冲锋枪弹。要搞点训练，力求不开枪不死人，背后是谁不清楚，首都安全要靠北京军区了。

李：一、装甲车300台，不少于200台。子弹：步、冲、手50，其余一个基数，以连为单位携带。新兵不参加，疑出问题的不参加，组织好留守。二、组织好开进与集结。五棵松以东，军博，通，炮，装，警卫师，长辛店，24团，分二批。第一批20日，明晚0点00进入，三角。通信部驻军部。三、着装，带钢盔，新式服，背包，皮鞋，炊事车。四、组织好生活，但不能提前耗房子，房子住不上，住帐篷，找后勤解决。五、组织好管理，不违背政策，无事故。七、保密，不该给战士讲的不要讲，时间多长不要讲，院内指挥。

徐：派出小组。

周：一、轻武器执行的每人一支。二、帐篷报数字。三、通信搞通。

徐：熟食二餐，第一熟食二餐。二、炊事车。三、蔬菜前送。四、自身的卫生保障。”

记录念完了。

审判长： 下面法庭出示记录稿，让被告人徐勤先辨认。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记录。

徐勤先： 是。

审判长： 辩护人，看一下。

辩护人： 家里的后面。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和出示的记录稿，是你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记录吗？

徐勤先： 是。

审判长： 这个记录稿的前部分，就是“杨主要说学生静坐绝食六天”，这前一部分，这谁讲的？

徐勤先： 刘政委讲的。刘振华政委讲的。

审判长： 第二部分，“李”，这是指谁？

徐勤先： 李副司令。

审判长： 是李来柱副司令吗？

徐勤先： 对。

审判长： 第三部分，“周”。

徐勤先： 邹玉琪参谋长。

审判长： 是邹玉琪参谋长。第四部分，“徐”，指谁？

徐勤先： 徐孝武部长。

审判长： 徐孝武部长，对吗？

徐勤先： 对。

审判长： 前面问过你，刘政委讲没讲调哪些部队进行执行任务的问题？你说不记得了是吧？这上面记录你看了吗？

徐勤先： 这刘政委讲了，要调五万人，38军一万五，65军多少，63军多少，卫戍区多少，这刘政委讲的，记录上。

审判长： 刘政委讲的吗？这不是刚才给你宣读了吗？

徐勤先： 宣读，没细看。这刘政委讲的。

审判长： “装甲车300台，不少于200台，子弹步、冲、手50”，这是李副司令讲的。你记录啊，你的记录是这样。李副司令讲的第二个问题里头，就组织好开进与集结，这里面“第一批20明晚0点00进入三角，通信部驻军部”，这句话这是个什么意思？

徐勤先： 20，20号可能是。20是20号。

审判长： 明晚，明晚呢？

徐勤先： 明晚……18号传达的命令。19号晚上吧。

审判长： 0点00呢？

徐勤先： 0点吧。

审判长： 这是20号0点呢？

徐勤先： 20号0点。

审判长： “进入三角”，什么意思？

徐勤先： 军队指挥所。进入指挥所。通信部驻军部。

审判长：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命令38集团军，于20日0点进入指挥所？

徐勤先： 这个记不太清楚。

审判长： 这个记不太清楚呢，就是20号0点。你别记不清楚，就是你这个记录的意思吧？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啊？你按这个记录来说吧。

徐勤先： 记录现在可以有两个意思，现在就得凭当时的记忆了。一个是0点钟，就是20号，部队开始走，开始动。一个是呢，就是0点钟进入，那就是19号动。0点进入吧。

审判长： 这是0点，20日0点进入不是？你就不能说20号才走啊。你后面还记得一个进入啊，0点进入指挥所嘛，对吧？

徐勤先： 还有什么说的这个？这个记不太准确。反正这两个意思都可能有。这就看看当时是具体怎么说的。因为当时这个意思是肯定都非常清楚。

审判长： 好吧。下面宣读，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贞字第01号鉴定结论”。

（宣读笔迹鉴定）

“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蒋继光同志于1990年1月4日送来一份1989年5月18日16时的会议记录4页，以及徐勤先亲笔书写的交代材料13页，要求鉴定该会议记录是否为徐勤先书写。检验会议记录笔记，书写速度较快，流利自然，无伪装，水平较高，字迹特征稳定，与徐勤先的字迹比对，二者在书写水平、字的写法、运笔、搭配比例等方面反应一致。结论：1989年5月18日16时会议记录是徐勤先亲笔书写。鉴定人李宪进，复核人钟树栋，1990年1月5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刚才宣读的鉴定结论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刚才宣读的记录稿，经被告人徐勤先辨认和技术鉴定，系被告人徐勤先亲笔书写。这个记录稿记载了被告人徐勤先在军区接受命令时的接受命令的时间、参加人员、下达命令的情况和命令的基本内容。军委指示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带装甲车和各种武器弹药，于20日0时进入北京五棵松以东指定地域。被告人徐勤先，你对刚才宣读的你在军区接受命令的记录和宣读的军区保卫部的鉴定结论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没有。

审判长： 辩护人有什么意见？

辩护人： 没有。

审判长： 下面宣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的证言。

（宣读刘振华证言）

“徐勤先拒绝执行中央军委戒严任务的情况。1989年5月18日下午15时50分左右，军区召集在军区总医院住院的徐勤先同志，到军区办公楼三层会议室，传达军委关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当时在场的有我和李来柱副司令员、邹玉琪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徐孝武部长等人。

首先，我传达了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关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指示，强调指出，执行戒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的，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邓小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的。还讲了执行戒严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后，李来柱副司令员对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提出了具体的部署和要求。我们谈完之后，徐勤先同志说：‘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动用军队这么大的事，应由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下书面命令？部队带武器，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情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个任务可以立功，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你们可以换人。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

对于徐勤先同志的严重错误态度，我和李副司令员及在场的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他立即把命令向军里传达。最后，由邹玉琪参谋长带领军作战部向军里传达了命令。他回到招待所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命令我已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找我了。’电话里我又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诉他今后你也不要管部队的事了，好好去养病去吧。1989年7月15日。”

审判长： 被告人徐勤先。注意听了。刚才宣读的刘振华政委的证言你听清了吗？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刘振华政委证明，1989年5月18日15时50分左右，在军区机关主楼三层会议室，向你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调38集团军进行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你当时表示不执行，并说这样的命令应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你们可以换人。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刘政委当即对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当晚你在85号楼招待所，又给刘政委打电话，说：“命令我已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再次拒绝执行命令。你对刘振华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刚才这个证言读得比较快，当时听清楚，但是有的还记不太住。

审判长： 你听清楚了没有啊？没听清楚可以再给你读一遍。

徐勤先： 请再读一遍吧。

审判长： 你注意听。拒绝执行中央军委戒严任务的情况。

1989年5月18日下午15时50分左右，军区召集在军区总医院住院的徐勤先同志，到军区办公楼三层会议室，传达军委关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当时在场的有我和李来柱副司令员、邹玉琪参谋长、黄云桥副参谋长、徐孝武部长等人。

首先，我传达了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关于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指示，强调指出，执行戒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的，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是邓小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的。还讲了执行戒严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后，李来柱副司令员对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提出了具体部署和要求。

我们谈完之后，徐勤先同志说：“我有意见，请向上反映。动用军队这么大的事，应当由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下书面命令？部队带武器，开装甲车进城对不对？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个任务可以立功，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你们可以换人。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

对于徐勤先同志的严重错误态度，我和李副司令员及在场的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他立即把命令向军里传达。

最后，由邹玉琪参谋长带领军作战部向军里传达了命令。他回到招待所以后，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命令我已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找我了。”电话里我又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诉他今后你也不要管部队的事了，好好去养病吧。1989年7月15日。别着急听见。

审判长： 你听清了没有？

徐勤先： 听清了。

审判长： 你对刘振华政委的证言有什么意见？

徐勤先： 这件事情，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是我记错了，没说清楚，还是首长没有记清楚。这个……和这个事后不久，刘政委这个证言是什么时候写的？

审判长： 7月15日。

徐勤先： 和事后我回忆的这个不一致。

审判长： 不一致的地方很多了，是吧？

徐勤先： 因为比较重要的不一致的地方呢，一是讲到就是关于“动用军队这件大事，这个人大和国务院讨论”的问题。这个事情呢，我头脑里头没有这样的概念，当时也确实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当时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命令是国务院发布不发布的问题。

因为说我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前面我已经讲到的，我说这么大一个群众性的政治事件呢，主要应该用这个政治办法来解决。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建议，这个刘政委说得对，建议。但是建议呢，是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一下子究竟怎么办合适。

还有呢，我说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人大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不是讲科学民主决策吗？就是使这个决策别发生失误，主要从这个角度讲到了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还有就是说了这么一番话。

所以这个意思呢，和这个刘政委讲的这个记忆的吧，回忆的吧，这个不那么太一致。这究竟是当时我说的，这个首长没有听清楚，还是首长这个记忆上，这个我的领会是对我的意思的判断上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不清楚了。

另外这命令发布问题，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个“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这个话也根本还没有讲。

还有那个文字命令的问题啊，我只是到了后期了，我说了这个事我说比较大，我说就凭现在我这个记忆，这个记这么点，文字上记这么点，我说将来一旦出现差错，我说这个不好查。我说最好军区发个文字命令，并没有提出质问或者为什么不发文字命令这么大的事，没有提这个。当时我记得首长还讲了说这个咱们过去作战也可以先下口头命令嘛，文字命令好多是后发，我说那也对，以后发我这也可以。

这个什么执行不执行的问题，你们给我换人吧，另找人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话，当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当时我是不愿意传达，首长说你还传达，你不传达不好。

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插口吧，我讲的这个和首长说的这个一致。有的地方现在是究竟谁记错了，不准，现在不好说。反正有好多事我是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

审判长： 还有好几处，现在刘政委在证明中讲……还证明你说“执行这个任务可以立功，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你们可以换人，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这个军长”。还证明回到招待所以后，你回到招待所以后打电话说“命令我已传达下去了，今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找我了”。这几点你有什么意见？

（待续）

身为球迷，随着球队的胜负而喜怒哀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胜利固然让人喜悦，而面对失败，我已然能迅速开解自己摆脱负面情绪。

原因有三。一是看比赛不如以前投入，关注的少了，共情程度便也降低。二是正视现实，比赛输了就是实力不足，没有常胜之师，风水轮流转。三是球队的胜负与自己的切身生活并无关联，工作已让人疲惫，何必再自取烦恼。

太久不看棒球了，进入十月份，想起来是季后赛的季节，便多了一点关注。世界大赛的双方是道奇和蓝鸟，在无主队时，我总是站在弱势或小球队一方，所以自然希望蓝鸟夺冠。

今年蓝鸟是美联第一，让我吃了一惊，在印象里他们一直是垫底球队。进一次世界大赛不易，这或许是蓝鸟几十年内仅有的夺冠机会，但在抢七大战中沦为了背景板。冠军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趁着周末与朋友一起看的三场比赛，蓝鸟都输掉了。抢七大战中，双方真的势均力敌，机会都很多，但道奇的球员把握住了，看似没有希望的第九棒创造奇迹，九局上半敲出追平比分的本垒打，而蓝鸟的上垒虽多，却始终无法将队友送回本垒。

道奇球员的表现，让我不禁感叹球队的底蕴。在绝对实力面前，底蕴和运气毫无用处，但势均力敌之时，底蕴却能创造奇迹。

蓝鸟的折戟，让我难受了十分钟，让我为即将买的帽子上没有世界大赛冠军的标志而略感遗憾。但关掉直播以后，一切与我无关，狂欢看不见，哭泣也听不见。这场比赛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与朋友愉快地消磨了周末的时间。

最近挺好的，但一直觉得心慌慌，因为有一些事情没写进博客里记录下来。这也回答了一些朋友的疑问：「你是怎么坚持写那么多年的？」

我不写会难受。

其一：恢复训练

经过一个月的恢复，手上的伤口都好得七七八八了。虽然中指肌肉间还能摸到贯穿伤的结缔组织，但是不影响发力。指甲上的破口，随着生长慢慢从里面露了出来，能看到两大块脱离的甲面。

坏消息是，一个月没训练，力量掉了一些。

好消息是，我这一个月来都在走公园，心肺保持得还行。

经过这半个月的恢复训练，力量又慢慢涨回来，最近两次的力量上限都突破了休息前的训练量。即便是体能训练，也感觉比从前轻松了一些，但大熊跟我说其实训练的强度和回合数是比以前增强了的。

这是这几个月来，健身给我带来的正面转变。从对身体的掌控开始，渐渐找到一点确定性，抓住一些「具体」，少一些「抽象」，更聚焦在行动上。当然，我不能不承认药物对我的帮助，自从医生把药量加倍之后，我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起伏缓和了非常多，从过山车般的两极化，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平稳的水平，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在变化，能够及时作出反应和控制。这头猛兽现在平静些了。

我那天环臂鞠躬，跟筱烨半开玩笑地说：「谢老婆再造之恩！」

但我心里，确实是感激她的。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她觉察出我的问题，推动我去接触健身和音乐，迈出步子确实很难，但它们确实在治愈我。

其二：生日会音乐夜

本来筱烨是很不愿意过生日的，但因为儿子强烈盼望，加上阿吉那天问她能不能让我过去陪陪他，于是这事儿就演变成了一个私人音乐夜。我们仨加阿吉加秋秋和小楠，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在音乐教室里玩「你比划我来猜」，从猜词玩到猜歌、唱歌，一直玩到十点十一点，以至于我们直接给俩小孩请了第二天的假，好好玩到深夜。

那天的蛋糕、鲜花、歌声、灯光都好像梦一般，回来的路上筱烨突然很感动，说已经十几年没有和朋友一起过过生日了…… 她的心里涌上一种想法，很幼稚也很热血，就像歌词里唱的：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能不能不要切歌，一直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这种幼稚中二的念头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了…… 她说，今年许多愿望中，其中有一个是希望这里永远在，就像我们的乌托邦，一方天地，一方庇护所。

我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开心」了，音乐确实是良药，起码是我的良药。

其三：塞尔达和宝可梦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玩过游戏：每天 2～3 小时，持续两个多月。

这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在海拉鲁大地上好奇地探索，从初始台地一点点顺着老国王的指示摸到了卡卡利科村，然后沿着「错误」的方向在卓拉领地外围转了一圈后才摸到领地内，经过各种不走寻常路的摸索，逐渐开完了所有塔，揭开了所有地图，解放了四头神兽和十七段记忆，拔出了一百年前被塞尔达放在森林里的驱魔之剑，一切都好像真实发生过似的。当我站在破损的城堡里，看到塞尔达的研究笔记时，不禁想要放慢一些前进的脚步：灾厄盖侬就在前面，但我还想在海拉鲁大地上留恋一阵子，让我在这片土地上再多奔跑一会儿，再骑骑马、看看日落日出、看看流星。

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

听说打完了盖侬会时光逆转，我可以一直留在那一刻之前，但对我来说，那一刻就是那一刻，越过去了就是越过去了，那之前和那之后就是不一样的。尽管结束之后，还可以在王国之泪里继续冒险，但我就是想要再享受一会儿，这种时光。

塞尔达是我第一次接触，但宝可梦就是熟悉的老朋友。

我的印象里，它还叫「宠物小精灵」，是香港电视台播放的动画，也是中学时期在电脑上用 GBA 模拟器玩的游戏。如果不是腾讯搞活动，白送四款游戏，我估计也不会主动想起找来玩。它仿佛属于很久远的回忆。确实，无论是画风还是机制，都和记忆里不同，但熟悉的小精灵们，还是很容易唤起那份心安的感受。

我在渐渐找到一种，不是由恐惧驱动，而是由热爱和好奇驱动的状态。不，我不是在说游戏的事情，只是这种转变还没有转变成事情上的转变，只是一种感受，所以我只能暂时用游戏的感受来类比。即刻上的朋友发来了一个提问：「你 2025 年的愿望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写下：

病好；脱离旧系统，建立新系统。

有一个模型，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成形，还需要一点时间。

其四：早睡早起、心率过缓、冬日皮痒

最近的两次练胸日，练完回来我就睏，晚上七八点躺下就呼呼睡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练肩背或臀腿都没有这样，哪怕是体能训练日也不至于。但睡醒来，没有疲惫难受的感觉，只是觉得「恢复了」，可以继续下一轮训练。睡得不算舒爽，有梦，有心惊，但醒来并不难受。从夜型到晨型，也没有那么难受。

我需要的不是深夜的时间，而是摆放自己的空间。

我注意到心率的变化：九月十月那会，体能训练的心率最高能去到 180～186 之间，尤其是砸球、开合跳这类动作，停下来会晕的；十一月一直歇着，但一直在走公园，最近半个月的体能干下来，无论是什么项目，心率最高也只维持在 168～172 之间。前几天去医院复诊，做了肝肾、心脏和血的检查，结果是：

肾很好，血没问题，肝的转氨酶略略偏高，心率过慢。

医生问，你是在健身么？那效果挺好。

嗯，而且由于去年的手术，这一年来我都非常注意喝水的事。

那挺好，健身也好，喝水也好，晒太阳也好，继续保持。

今年还有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以往每年秋冬，我身上都会干痒，无论抹什么都没用，止半个小时，还是浑身难受。或许是健身让皮肤的循环状况得到了改善，或许是大量喝水对保持水份的帮助，总之就是，今年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往年那种浑身干痒的情况出现了。难免有些开心！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为爱好花钱是难免的事。一种情况是刚入坑时头脑发热冲动消费，最容易花冤枉钱。另一种情况是入坑日久真心热爱有需求，消费时能理性、节制且有的放矢。还有一种心理是虚荣、跟风和攀比。最后有一类人叫装备党，他们舍得花钱，对装备的关注超过了运动本身。

我在骑车上花了一些钱，买了不少东西，但肯定不是装备党，有些是冤枉钱，有些是受虚荣心的驱使，而有些的确是有用的好物。

骑车几年后，突然在某一刻顿悟了，不再刻意追求外在的形式但也不将就，更多是单纯享受骑车的乐趣，生出一种宠辱不惊的豁然。

车

工作后从淘宝花两三百元买了一辆山地车，简直就是工业垃圾，维修费都快超过原价了，最后当废铁卖了五块钱。

又从闲鱼买了一辆二手的美利达山地车，去过滁州，去过扬州，渐渐觉得不够快也不够帅，想买公路车。

去车店看车，计划买辆便宜的，试过TCR后咬牙买了，第一次感受到自行车是这样轻便。

入公路车后，渐渐知道了很多品牌，总觉得骑捷安特过于普通，想等有钱了买辆大街上少见的名牌。然而钱没等来，这种想法却从脑中远去了。骑得久了，不再觉得TCR掉价，也不羡慕他人的豪车。等TCR退役，再次买车也不想超过它的价格。

还买过小径车、林道车，美利达转手了，林道车也卖掉了，却剩小径车烂在手里，实在没有市场需求。

车衣

听说骑车硌屁股，有了美利达便买了一条品质还可以的骑行裤。后来陆续买了三套半骑行服，都是便宜的那种，百元以内可买一身。

自己骑车没有比较，团骑觉得别人的车衣品质好样式好，也买了两套。与便宜货相比更修身，穿着体验没有很大提升，可能排汗更好一点。不过以后再买车衣的话，还是会买贵一点的。

眼镜

我是近视，不方便戴风镜，但有防风沙的需要，还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权衡之后选择的方案是戴隐形再戴风镜。

一开始买的国产品牌，价格也有六百多，后来有人说这眼镜不行，又买了一副Oakley，其实就贵了几百块，纯粹虚荣心作祟。如果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换作现在的自己肯定不会买了。骑车的频次变少，都懒得戴风镜了。

头盔

刚开始花二百多买的头盔，慢慢就嫌弃了，主因是丑，可能安全系数也不高。之后买了MET的头盔，用到现在。买林道车后还想配山地盔，头太大没有合适的尺码未买成。

轮组

有人说我的车轮不行，是成车的铝合金轮，遂换成碳纤维板轮，但也是价格便宜的国产。其实是看了Youtuber的推荐才决定买，没想到设计有瑕疵，后轮的花鼓经常有挤压声，不想再花钱只有忍。换成碳轮应该是让车子轻了一点，但对于巡航和爬坡的助力却没有任何感知。

锁踏锁鞋

上锁让骑车更有安全感，虽然也曾零速摔过。锁踏锁鞋都是从车店买的，自然有些溢价，除了锁片的损耗，锁踏锁鞋还是比较耐久的。用了几年，等到锁片磨得扣不住才更换，也不是节省，而是没这个意识。因为是在路上发生的，只好顺路去车店换锁片，其实自己换就可以了。

码表

一开始用的是买车送的磁铁感应码表，没有GPS，记录行程得用手表或手机。后来买了价格适中的Bryton码表，感觉蛮好用的。有一个码表放在车上很有安全感，提醒自己速度不要太快。

配件

自行车的一些配件都是消耗品，时间久了需要更换，比如来令片和把带都换过，车胎爆了自然也得换。链条倒一直没换过，或许哪天就自己断了。还主动升级过碟片，没感觉出差别。

手套

我觉得手套能用就行，主要是防汗，同时也可以保护手。买过最贵的一副是EVA和捷安特的联名款，一是因为EVA，二是在车店玩的久了师傅经常免费帮忙调车，消费一下礼尚往来。

水壶

水壶和水壶架也没必要花太多钱，对我来说能用就行，如果只是为了减重或空力买碳纤维之类的水壶架，难免有点装备党，当然有钱人随意。

• 车
• 车衣
• 眼镜
• 头盔
• 轮组
• 锁踏锁鞋
• 码表
• 配件
• 手套
• 水壶

在上一个减肥周期，养成了不吃晚饭的习惯，但进入冬天后放纵自己吃夜宵，过完年也没有节制，五月份一称体重，峰值已经来到78公斤，肚子似乎也有继续变大的迹象。

必须要减肥了，我再次下定决心，誓要把肚子恢复到二十岁时的水平。在我的观念里，肚子上的赘肉是衰老和纵欲的象征。我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年龄阶段，不想再加速衰老的进程，若要让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对抗，唯有摒弃口腹之欲和持续运动。

不吃晚饭对我来说已没有任何不适，吃夜宵也并非是因为肚子饿，而只是馋。减肥的第一步，便是晚上不再吃零食或夜宵，在这个减肥周期中，虽然不是完全恪守，但也基本做到了，这应该是减重成功的最大因素吧。

如果想吃零食，尽量会在下午吃，晚上实在忍不住的话也会少吃一点，罪恶感涌来时就去运动消耗掉。周末会适当放纵一下，偶尔和朋友到外面吃，自己做饭则简单很多，自从买了刨丝器，喜欢做咸鸭蛋、土豆丝、胡萝卜丝、洋葱和青椒混炒，既当菜也当饭。

在节食的同时，也坚持运动。一开始是跳绳，从无绳到有绳，每天跳三千个或半小时，坚持了一个多月，因为天气太热中断了。周末或有时间的晚上选择骑车和跑步。刚恢复跑步的时候，膝盖还会疼，随着体重的下降和步频的稳定，跑步的不适也几乎没有了。天气太热，骑车的时间不足，每次只骑三十公里左右，倒不如跑步十公里消耗更大也更省时一点。

不知不觉减肥已经三个月，体重下降很明显，肚子当然也变小了，从穿车衣时的身型便能看出，相比以前少了很多褶皱。但下腹上的肉却依然坚挺，给我一种岿然不动的感觉，实在不知如何才能将它们减掉。

我所能做的，也唯有继续坚持了。积脂容易减脂难，当初纵欲所欠下的债，只能用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偿还了。

今晚洗完头后，慢悠悠地吹了可能有十来二十分钟才把头发吹干。我几乎已经习惯了，把洗头吹头的这四十分钟当作一段冥想的时间。虽然不是真的冥想，但这一段必须专心致志的时间，是挺难得的完全沉浸在一件单独的事情中的时间，说是冥想也勉强说得过去。

忽然想来，我似乎没有在博客记录过我蓄发的事情。本来打算等到捐发完成之后再完整写一写的，但既然今天想起来，就先简单记录一下吧。

这事最开始，其实是由于疫情封控，那段时间很多理发店都关门了，或者当我有空想去剪发时，他们正好被关门。于是，时间一久，头发就长了。

如果要算明确的起点，那就是 2020 年 10 月头。

那会儿我爸刚查出来肝癌，我就索性剃了个圆寸，方便过去医院照顾他。主要是圆寸洗头方便，擦一下就完事。谁知道后来理个头发那么难呢。

这样算下来，从圆寸开始就没有再剪过头发了，还有两个月就满四年。

后来眼看着头发越来越长，开始借筱烨的发箍来打理，慢慢就发现了，我这一头硬头发，反而是长了比短了更好打理。早上出门不用梳头，不用发油发蜡，出差也不用发愁，这简直就是太适合我了。于是，就索性留起来了。

再后来，实在是长了，但又总拿不定主意做成什么样的造型，就顺势蓄着了。因此也学会了使用发簪，这是我从未想过要掌握的技术。

偶然间，筱烨了解到一些公益机构收头发给白血病儿童做假发，我们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了。我也开始时不时关注机构的信息，看看什么时候开始收。这一等又是一年多过去了，今年的活动也还没开始。

前段时间还有位记者找我采访过捐发这事，也不知道他后来写出来了没。

上周开始，尝试用运动健身的方式来对抗抑郁。让教练作为外部因素，来打破原本的圈圈，确实是个挺不错的开始。肌肉练得如何还不能说，但运动过后的一段时间里，人确实是正常了一点。

好多待办的事情，我得一件一件来。

最近，深圳的天上常常堆满了这些大白棉花。阳光用干脆利落的刻刀，在石膏上快速切出了空气的体积。每每抬头看见这一幕，总觉得有天使在关照。

今晚，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健身房。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博客，坦言我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个周末回来，筱烨就找我聊了这件事。她和我分享她产后抑郁的那段时间，还有这两年抑郁的状况。那些年，我形容她像一颗躲在角落的蘑菇，浑身散发着阴郁的气息，令人难以靠近。

现在，我是这颗蘑菇。

她不断和我分享，她从重新开始跳舞，到重新练习瑜伽，再到几个月前开始决定要撸铁健身，我眼看着她越来越好。我最近甚至有一种念头，觉得她正在越来越舒展，而我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不自觉地就会认为自己越来越配不上她，自己和她越来越远。

一般来说，故事里的男性角色会在事业上高歌猛进，留下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最后两人渐行渐远。这么俗套的故事，只有最没天赋还没有生活经验的编剧能写出来。现在留在原地转圈的是我，那个故事套路中在事业里前进的人。

事实上，我也不觉得我的事业在前进。

尽管行业内外的上下游都在和我们说，你们已经垄断了市场，但我很清楚，我们正在垄断的是一个正在快速收缩的市场。那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哪怕一些合作方并没有意识到或指出这件事，但我意识到，这艘船正在沉没瓦解。

突然，一名枪手击中了特朗普的右耳。

今天早上看见这个新闻时，我甚至觉得是一个什么恶作剧。直到所有人都在发那张几乎预订了今年普利策奖的照片，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疯狂已经丝毫不在乎剧透不剧透了。连一直受限于法规的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领域，最近也因为百度的破萝卜被大众广泛关注。楚门的世界里里外外，似乎都在想快进到剧终。

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进，像海浪。

熟悉的朋友问我，你有在私下做设计的单子吗？不熟悉的新朋友问，你有空或者有兴趣考虑新的项目吗？曾经的客户问，这里有一个当下正火的东西，你要不要一起干？筱烨看着星盘说，你即将经历一场大的变化。

这些年一直和车厂打交道，大大小小的车企案子都是我经手，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组织、制度，是多么脆弱。我不是要说「草台班子理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同样草台的概念，它简化了太多东西。我是要说，「他们」太水了，以至于当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是「它们」。人类就是一群依靠虚构的概念捏合起来的想象共同体，第一个拿起圆桌上餐巾的人，就能制定规则。

似乎所有所谓正派和反派的角色，都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共鸣。

一即是全，全就是一。izumi sense 对爱德华说的这句话，我记了好多年，在这一刻，它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十八九岁的我不理解，但现在，我越来越有感受了。同样有感受的是她对爱德的训练方式：

欲强健精神，先强壮肉体。

我十八九时是确实不理解炼金术士为什么要练肌肉的，直到技能点全部都点在智力和魔法上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魔法，全是肉搏。

「江滨柳，你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

我骑着电动车赶回家的路上，皮肤能感受到阳光的压力，一切声响都在减消，老导演的话在耳畔如雷鸣贯耳。这一枪不是开始，但车轮已经在加速转动了。许多东西都将会一起消解，但，我得抓住一些绝不会失败的投资：

身体

在抑郁发展成生理性的情况之前，在痛苦酝酿的恶吞噬我之前，在剪不断的焦虑和困顿完全困住我之前，我得先救自己，通过肌肉的反馈，让逆位的宝剑十那些扎在我背上的利刃垂落。

我就是需要那么多「理由」来推动。

但是，它们也都如剧本般来的恰到好处。

回来的路上感觉还好，觉得坚持下来形成习惯应该不难。直到回家换衣服，手举不过头顶、脱不动T恤，挽发髻费劲，才感受到肌肉力竭后的过瘾。

我会把你捞起来的。

有一种不争，是已经登峰造极后俯瞰常人的淡然；有一种不争，是无法实现目标而甘于平凡的释然。虽想拥有前者的境界，然力有不逮，若能达到后者的状态也应该满足了。

因为种种原因，骑车的频次相较之前少了很多，虽然没有对骑行失去兴趣，执念却渐渐消失了。特别是带着女友一起骑车后，需要顾及她的速度，体会到了慢速的惬意，陷入舒适区不想再出来了。

觉得状态好就骑快一点，累了就慢一点，不必去追赶别人，也不在乎被别人甩开，以自己的节奏骑，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安全和舒适第一。其实和以前相比，骑车的节奏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少了一个“变强变快”的目标。失去了这个无用之目标的重负，骑车反而只剩下纯粹的快乐。

跑步也是一样，不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是量力而行。差点觉得膝盖不能再跑步了，随着体重减轻和日常锻炼，身体又逐渐适应，现在绕湖跑一圈已无大碍。初时为了保护膝盖特意放慢速度，其实效果不大，更应该保持步频，以自己习惯的速度跑。5分配速差不多是我的分水岭，更快一点会有点累，再慢一点作为疲累时的休憩。

不论是骑车还是跑步，都有很多我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的人，也有无论如何也追不上我的人。收起自己的好胜心，不再单方面与路人较劲，慢下来与自己的身体和解，这就是我最新的运动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