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1篇，下一篇是《年度40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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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疲惫与更为彻底的信任断裂。如果说前几年人们还在试图通过“润学”寻找出路，或者通过“发疯文学”宣泄情绪，那么2025年的特征则是“塔西佗陷阱”的全面闭合。

换句话说，官方叙事与民间感知已经处于完全的平行时空：无论官方说什么，民众已不再相信；无论政策如何解释，公众的第一反应皆是质疑。

尽管拥有质疑，但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又是对于质疑的迅速消杀。当正常的反问被视为挑衅，当理性的追责被定性为“递刀子”，公众只能被迫转向一种更为隐晦、也更为解构的表达方式——段子。

所以说，有些看似戏谑的“每日一语”，实则是高压环境下民众的一场语言游击战，用荒诞消解崇高，用冷笑话对抗热口号。

这一年，我们在这些只言片语中，看到了某种系统性的荒谬。它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的烂尾工程或某一次具体的舆情翻车，而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异样感：科技越是发展，言论的边界反而越发逼仄；宏大的经济蓝图越是铺展，个体的生存空间反而越发局促；所谓的“安全感”宣传越是高调，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反而越发强烈。

这些声音，有的来自被遮蔽的角落，有的来自被封禁的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信用体系失效后的真实切片。

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2025年最受网民关注的“每日一语”，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声音，穿透了宏大叙事的迷雾，记录下这荒诞而真实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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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AI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897alDx2Cz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26, 2025

2025年初，中国人工智能产品DeepSeek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被部分舆论视为中美科技战中的“突围者”。

作为国产AI的代表，它在处理代码生成和数学逻辑上表现出的能力令市场惊叹。

然而，当网民试图与其探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敏感话题时，它迅速从一个“智能助手”退化为一个只会回避的“政治审查员”。

有网民尝试询问：“请问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 DeepSeek给出了那个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标准答案：“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这一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尴尬，更是中国科技发展逻辑的深层悖论。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所有面向公众的AI服务都必须通过严格的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确保生成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在算法模型的最底层，政治规训的优先级远高于知识的准确性。

这句回答，成为了“中国特色科技现代化”的最佳注脚，即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无限先进，在被禁止的领域里绝对无知。

“在防火墙内，人工智能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合格’的审查员，其次才是一个智能助手。这种‘智识阉割’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我们试图制造出超越人类的智能，却又害怕它拥有人类最基本的记忆与反思。”

正如相关评论所指出的，这种“思想钢印”不仅限制了AI的认知边界，更折射出权力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的深深恐惧。AI的每一次“无法回答”，实际上都是系统在每一次历史真相面前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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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触发敏感词‘习近逼’。”

新皮肤 get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1cDdUZbhxu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pril 4, 2025

4月初，中国军方针对台海局势发布了一张名为《进逼》的演习海报，央视新闻等官媒账号进行了转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极具威慑力的宣传攻势，却在评论区遭遇了“回旋镖”。

有网民在央视新闻评论区留言“演习进逼，拿下台湾”，本意是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该评论迅速导致发布者的账号被封禁。网民经过测试与分析发现，原因在于“演习进逼”四个字中，后三个字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组成了谐音“习近逼”。

这种看似偶然的误伤，实则是近年来涉及最高领导人审查红线不断下移且无限泛化的必然结果。

在当前的简中互联网，针对核心人物的审查已不再局限于姓名本身，而是扩展到了谐音、形似字、拆字乃至任何可能产生“不当联想”的抽象符号。

因此，敏感词监测系统的算法被赋予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权重。以至于，连官方“钦定”的宣传词汇，一旦落入“敏感词矩阵”的范围之内，也难逃被屏蔽的命运。

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作是‘李佳琦悖论’的又一次精准预演。由于审查边界的极度不透明，一个人如果想完全不触犯禁忌，他就必须确切地知道所有的禁忌是什么。而为了知道所有的禁忌，他又必须了解那些被严厉封锁的信息。

最终，由于对‘避讳’学问的无知，连最忠诚的赞歌演唱者也会踩中地雷，成为审查制度无差别攻击的牺牲品。

当红色的宣传口号遇上红色的审查算法，结果是宣传者自己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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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0rFvJ7GDJp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ne 14, 2025

6月中旬，关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研究生罗帅宇坠楼身亡后的举报内容引发网络震荡。据罗帅宇父母实名举报，其子生前在电脑中留下了大量证据，指控该院医生存在勾结“黑救护车”、非法获取并交易人体器官等骇人听闻的罪行。

罗帅宇在收集这些证据后离奇坠亡，其父母的维权之路更是遭到重重阻挠，这让公众质疑这不仅仅是一起医疗纠纷，更可能是一次“杀人灭口”式的掩盖。

公众的愤怒在于，这已不是“湘雅系”第一次爆出惊天丑闻。早在几年前，同院医生刘翔峰就因“找不到癌细胞就切除胰腺”的恶魔行径震惊全国。然而，当罗帅宇用生命试图揭开更深层的盖子时，官方的处理逻辑似乎依然停留在“切割”上。

“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极其辛辣地借用了2024年“煤油罐车混装食用油”事件中官方调查结论的梗。当年面对全行业的潜规则，调查组仅认定极少数车辆违规。可以说，网民用这种类比，表达了对官方“将系统性崩坏降格为孤立个案”的彻底不信。

如果说刘翔峰是“恶魔”，那么罗帅宇举报材料中揭示的则是一个“魔窟”。当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时，暗处往往已经挤满了蟑螂。

可是，在官方的叙事里，永远只有一只蟑螂，和两辆油罐车。

信任的崩塌标志着“塔西佗陷阱”在医疗与食品安全领域的闭合。民众不再相信任何“个别现象”的解释，因为在他们眼中，每一次“个案”的定性，其实都是对系统性腐败的又一次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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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这么说吧，这要是拉了一车猪，人家早想办法了。”

猪都不如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uQ9mT4UzJ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7, 2025

7月初，受强降雨影响，K1373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滞留长达数十小时。由于机车断电，全封闭车厢内的空调系统彻底瘫痪，空气稀薄且温度飙升。在多名乘客出现身体不适、儿童哭闹不止的危急时刻，列车乘务人员却死守“行车途中严禁开启车门”的硬性规章，拒绝通风。最终，绝望的乘客被迫砸碎车窗玻璃，才争取到了呼吸的权利。

202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明白写着：只要运猪的车厢温度超过25℃，就必须加强通风降温。而到了人这里呢？

关于“生猪运输”的黑色幽默，虽然可能粗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政官僚体系内部的一套隐形算计。

在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中，作为资产的牲畜因为具有明确的变现价值，其存活率直接关系到货主的经济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乘客，一旦遭遇由于不可抗力引发的次生灾害，其生命安全往往必须让位于对“秩序”和“责任”的考量。

在列车员眼中，不开门是‘合规’，热死人是‘天灾’；而一旦开门导致有人跌落或秩序混乱，则是‘人祸’与‘事故’。这种宁可让活人憋死也不愿承担哪怕万分之一违规风险的免责逻辑，将封闭的车厢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监狱。

关于该事件的讨论或许可以折射出个体在庞大国家机器面前被彻底物化的处境。正如文章所指出的，从“人矿”到“不如猪”，这种无奈的自嘲，背后是公众对自身紧急避险权长期遭到剥夺的深刻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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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当年对日本核废水那股寻求真相、深究责任、不依不饶的劲呢？去哪了？”

“最后一突开啊…”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w334UEKGHE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19, 2025

7月下旬，杭州主城区多地居民反映自来水出现类似“塑料味”、“化肥味”甚至“尸臭味”的异味。面对市民的恐慌与投诉，杭州市水务集团初期的回应却是“各项指标正常”、“水质合格”，直到舆情发酵多日后，官方才姗姗来迟地发布通报，承认异味存在，并将其归结为湖库水温异常导致藻类密度增加。

更令公众感到寒意的是，在水质真相尚未查明之时，针对言论的管控却先行一步。西湖分局迅速发布警情通报，对一名在网上称“水厂电缆掉进水里导致异味”的市民进行了行政处罚。

这种“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水质问题”的维稳惯性，激怒了众多网民。

有网友指出，“调查不影响查处”的逻辑就是一切要看大局，而事实及真相本身不重要。

上句说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即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一句就确定了“粪水”说法是谣言，而且已经查处。他们的逻辑就是：调查不影响查处。可以边调查，边查处；也可以后调查，先查处；甚至可以不调查，只查处。查处了就查处了，大不了到后来情况有变，给他个烈士，但查处本身还是没错。所以，在通报艺术中，逻辑是不太重要的。有一点固然好，如果没有也无所谓，要看大局。

微博用户发出的质问揭示出了官方宣传叙事中的巨大裂痕。两三年前，中国官方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批判日本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甚至不惜通过煽动恐慌情绪来引发民众的抢盐风潮，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科学洁癖”与“问责精神”。

“当危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日本，我们的媒体是显微镜，致力于放大每一个微小的风险分子；当危机发生在自家民众的水龙头里，我们的媒体则变成了滤镜，致力于将臭味美化为无害的‘自然现象’。”

可以说，在当下舆论场之中，爱国主义往往被用作一种注意力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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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一个从来不关心你的工作时间……的政府，却开始突然关心你工作有没有缴社保。”

不是你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你。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6uidr9Knnk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ugust 9, 2025

8月，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风声鹤唳，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开启了一场针对企业社保缴纳的“严查风暴”。在“金税四期”大数据的加持下，不仅是当下的漏缴，甚至连十年前的历史欠费也被要求一并清算。这一举措在经济寒冬中，让本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小企业与打工人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行政效率的突然提升，却让公众感到极度的错位与讽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落实《劳动法》方面表现得近乎隐形：

面对互联网大厂的“996”加班文化，面对遍地的拖欠工资现象，监管部门往往保持着“民不举官不究”的默契。然而，一旦涉及到填补社保基金亏空的征收环节，原本缺位的“守夜人”立刻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收税官”。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至今仍未实质性打破的“养老金双轨制”。体制内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长期享受着高额的退休金替代率（往往高达80%-90%），而企业职工的替代率却徘徊在40%左右。这种身份等级制的养老分配，让“强制缴费”变成了一种向体制内输血的劫贫济富。

“选择性关心”撕开了现代化中国的面纱。其实它并不关心作为劳动者的你是否过劳，只关心作为‘耗材’的你是否还能挤出最后的剩余价值。在财政吃紧，内需匮乏的当下，执法的目的不再是正义，而是汲取。

一个“汲取型政权”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真实面目是清晰且明确的：在福利分配上是双轨的，但在压榨提取上却异常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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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为什么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啊？”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Jt4utfcUqD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17, 2025

11月中旬，随着冬季旅游旺季的临近，简中互联网上再次掀起一波“国外水深火热”的叙事高潮。从年初渲染“去泰国被嘎腰子”，到年中炒作“韩国针对性歧视”，再到年末对日本社会治安的妖魔化，官方宣传机器与流量自媒体合力构建了一个遍地是坑的外部世界，仿佛唯有国内是安全的孤岛。

与此同时，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蔓延。源于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一张旨在“警示日本不要玩火自焚”的战狼风格海报，因其夸张的视觉效果，被日本网民开发成了“中国外交部生成器”（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enerator）。

原本严肃、充满攻击性的外交辞令背景，被全球网民填充进“不想上班”、“今天吃什么”等生活琐事或梗图。这种解构不仅消解了战狼外交的威慑力，更让原本意在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符号沦为了国际互联网上的笑料。

然而，对于墙内的普通民众而言，全方位的恐吓式宣传带来了深层的认知失调。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感到“不安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外部世界，还是出在特定的宣传导向与某种受害者心态的构建上呢？

讽刺的是，恰恰是在这个被宣传为“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针对外国人乃至同胞的仇恨犯罪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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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我连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亲手拆掉这个舞台。”

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SIHIkNmeK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29, 2025

11月底，日本天后滨崎步备受瞩目的上海演唱会在原定开演前夕突然宣布取消。尽管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惯用的“不可抗力”，但真正的阻力来自哪里，舆论心照不宣。“亲手拆掉这个舞台”，成为了中日民间交流在2025年最苍凉的年终注脚。

这可能并非一场单纯的演出事故，而是冰冷的地缘政治向文化领域蔓延的必然结果 。

在这几年间，从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袭击案，到深圳十岁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民间的仇日情绪在长期的“仇恨教育”与官方宣传动员下已成燎原之势 。

当局既需要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内部凝聚力，又恐惧任何涉及日本的大型群体性活动可能引发的“不可控”舆情或线下冲突。

于是，牺牲掉一场演唱会成为了维稳成本最低的选择。一边是外交辞令上空洞的“愿同日方加强交流”，另一边却是实体舞台的被迫拆除。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治理逻辑，让所谓的“中日友好”只停留在文件里。

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个被拆掉的舞台，象征着两国之间最后一点基于人性的、非政治的连接，也在高涨的敌意中轰然倒塌。

唐山两名辅警利用工作之便，私自使用副所长公安网数字证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贩卖，2个月内获利十余万元。

2025年11月17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名辅警犯侵犯个人信息罪获刑。

根据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于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电报"联系了昵称为“聚宝查档"的人，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按“聚宝查档"要求，为“聚宝査档”及其员工“雪妹”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66166元。王某和陈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王某分得3600元)。

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经王某介绍，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为“聚宝查档”及其员工“雪妹”、“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40317.33元。陈某和王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陈某分得4386元)。

两人的犯罪行为很快被发现，2025年5月10日，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电话通知该所所长，让其带王某、陈某到路南分局网安大队接受调查。

王某在接受调查期间，前期承认违规查询公民个人信息，不承认非利。但在民警对其正式讯问并制作笔录时，王某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且交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与王某的犯罪经过并详细供述了自己参与作案的经过。

2025年5月10日22时，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向被告人王某宣布拘留，同日23时将王某送至唐山市第二看守所。

2025年6月4日，被告人陈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46911.3元(40317.33元+4386元+2207.97元，其中2207.97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

2025年6月6日，王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70288元(66166元+3600元+522元，其中522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

2025年8月28日，王某、陈某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5年9月2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将上述共计人民币117199.3元移送至法院指定账户。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某、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王某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性质，从而无法准确评估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量刑时建议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王某属于自首，建议减轻处罚。二、被告人王某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且自侦查阶段开始即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同样表示认罪认罚建议从宽处罚。三、被告人王某已经全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某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性无异议，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陈某构成自首，建议从轻处罚。二、被告人陈某系初犯、全部退赃且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建议适用于不低于自首的从宽处罚的幅度。三、被告人陈某家庭经济收入低，父母均无劳动能力，且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建议法庭对其处以较低的罚金刑。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王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对于其辩护人提出的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陈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陈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一、被告人王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二、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三、随案移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7199.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述钱款暂存于本院指定账户)。

四、扣押在案的手机四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暂存于本院)。

三个号，永久封禁。

理由是什么？我看不到。

最后的文章，留在这里。

忆往昔，理想主义

转基因、无神论、传统毉学……

理性、逻辑、证据……

德先生、赛先生，民智……

他说：这里不需要你。

小丑竟是我自己？

不，错不在我。

15年科普生涯，虽落得如此下场，但我依然无悔。

再见了，老爸讲科学，再见了，科学公园。

江湖很大，我们还会再见。

科海识贝，尽量坚持。

需要的话，可以加个人微信。

他的秘诀很简单：把复杂的国际政治炖成一锅麻辣烫，多放辣椒，少放事实，再加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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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长安的荔枝》又当又立

卢克文工作室被封之后

卢克文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到了。

就像村口那家总用“秘制调料”的麻辣烫店，终于被贴上了封条。

封号的理由千篇一律：“该账号涉嫌违规，已限制从公众号打开网页的能力。”

它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正在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标题取得像战地号角，好像他真有有什么内幕消息一样。

这不是卢克文第一次“停业整顿”。2021年他那篇《塔L班传》里，居然对本·L登流露出“被深深震撼”的文艺青年式感慨，吓得新疆网友都连夜留言：“请删除为KB分子洗地的言论，我亲身经历过他们做的事。”

那一次，他的知乎账号被禁言，公众号被封。

1

卢克文的崛起，是自媒体时代的标准样本。2018年从电商负责人变身“国际局势观察家”，2019年一篇《文在寅的复仇》单篇吸粉30万，从此踏上“时政网红”的快车道。

他的秘诀很简单：把复杂的国际政治炖成一锅麻辣烫，多放辣椒，少放事实，再加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鸡精。

没文化的读者吃得满头大汗，直呼过瘾。

这位湖南水利水电学校毕业的“战略家”，创造了自媒体界的多个奇观：预测日本大选，上午说石破茂“这辈子都不会当选”，下午就被现实打脸，第二天推给工作室的“低调老弟”，被网友笑称“背锅侠都比你有担当”；

他写美日贸易战，被知乎作者扒出洗稿15篇文章，他淡定回应“查阅资料并非抄袭”；

他分析美国海军，配图用的居然是大连造船厂，事后解释是“故意嘲讽”，这特么死不认错的倔强劲儿，就是指着熊猫说是北极熊我们也拿他没辙。

最绝的是那篇《T利班传》。一个曾让新疆人民流血的组织，在他笔下居然有了“救国救民族的情绪”。这就像夸赞纵火犯“对火的运用真有艺术感”。

就连事后的道歉声明也堪称模板：先是说自己“没有表述清楚”，然后指责是“恨国党”在抹黑。

这套“失误+被害”组合拳，卢克文打得出神入化。

2

但问题来了：这样一个预测不准、事实常错、价值观时常“跑偏”的自媒体，凭什么坐拥三千万粉丝？

答案藏在中国的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里。

当北上广的白领在星巴克讨论“地缘政治结构”时，小镇青年们正在流水线休息间隙，刷着卢克文“揭秘世界真相”的短视频。

他们没时间看《外交事务》期刊，但能看懂“美国要完”“日本药丸”的标题；

他们分不清塔L班和塔吉克，但能记住“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口号。

卢克文的成功，暴露了中国网民的知识结构断层。

当正规教育体系产出的国际关系学者还在用“结构性矛盾”“非传统安全”这类术语时，卢克文们已经用“大国博弈就像打麻将”“美国就是庄家”这种麻将馆语言，占领了数亿手机屏幕。

这不是知识的胜利，这是知识降维打击的胜利。

中国的网民平均素质，就像一锅东北乱炖：有985毕业的高材生，也有初中辍学的打工者；有人能引用福山和亨廷顿，有人以为T利班是英雄。

卢克文精准地抓住了最大公约数——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却又缺乏分辨能力的眼睛。他给的从来不是维生素，是糖，是辣椒，是能让人瞬间兴奋的多巴胺针剂。

他一旦涉及国际政治，就瞬间变身“地摊战略家”，把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成武侠小说：美国是魔教，日本是投靠魔教的叛徒……

读者看得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不是月薪四千的厂工，而是运筹帷幄的谋士。

3

这次封禁，大概率是短期的。就像以往每次“停业整顿”后，他总会换个马甲重新开业。

因为市场还在，需求还在。

那些在流水线上机械劳作的年轻人，依然需要简单粗暴的“世界说明书”。

那些在县城茶馆消磨午后的大爷，依然爱听“中美必有一战”的惊堂木。

卢克文不会消失，就像地沟油暂不会从夜市绝迹。只要还有人不愿咀嚼知识的粗粮，就永远会有人把信息加工成流食，一勺勺喂给他们。

而可悲的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往往是用“本·L登的深情”这种调料做的流食，最能卖出好价钱。

当“卢克文工作室”的封禁通知悄然挂出时，中国互联网的另一端，可能已经有新的“XX文工作室”在注册了。他们学会了公式：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人物饭圈化+国际关系武侠化=流量密码。

而数千万粉丝，正在等待下一个“地摊知识说书人”，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讲述这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在这个信息泛滥而智慧稀缺的时代，我们嘲讽卢克文，却不得不承认：他不过是扭曲的市场需求的一面镜子。

镜子里照出的，既是那个从邵阳走出来的“小镇战略家”，更是数亿渴望认知世界却又无力消化复杂性的普通中国人。

当正规的知识供给永远高高在上或因特殊原因无法说出口时，就永远会有“知识二道贩子”在墙角开起快餐店，卖着加了猛料的方便面，而食客们排着长队，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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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税开征：“套”都买不起，还生得起娃？

12月7日，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一份2024年京宏高铁“定向班”面试名单中，也出现了不少名字与百度文库的另一份文档《一万个名字》存在相似之处。

微信公众号“京宏面试通知” 账号主体，为山东京宏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被网友发现的面试名单发布于2024年8月31日，这个名单提到，截止2024年8月29日全天，2024年京宏高铁“定向班”第十三期第三场学员线上面试完美收官。

澎湃新闻注意到，“京宏面试通知”公众号最新消息为2025年6月4日发布，12月7日，澎湃新闻拨打了最新文章中所注值班电话，显示欠费或是空号。目前该账号已经删除了这份名单。

乍看到这份名单，很多人怀疑背后是不是存在国企招聘萝卜岗乱象，所谓的面试名单早就内定好了，对外公开的时候，找百度百科的人名客串做群演，跟上周被曝光的某地政府采购评审名单照搬人名大全一样。

但很快又发现，涉事公司看起来有点山寨，不排除是皮包公司搞虚假招聘骗取求职者钱财。现实中，一些非法中介机构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聘信息，向求职者违规收取大额中介费、虚假承诺“内推”“包过”，被监管机构罚款的现象并不少见。

通常，“航空高铁定向班”是一种校企合作的就业模式，面向相关学校的毕业生，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培训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相关职业技能，并优先推荐就业。根据以往的经验，“航空高铁定向班”不太可能通过商业运营机构，对外招聘、运作。

虽然涉事公司的资质很让人怀疑，像是一眼假、骗人的小把戏，但是以“京宏航空”为名的各地分公司非常多，所谓的“高铁定向班”，到底是招聘萝卜岗，还是中介公司虚假招聘，有待当地监管部门调查清楚。

自从“最忙五人组”偶然间被网友发现之后，这场网络大揭底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忙五人组” 活跃于各行各业，从政府采购的评审专家，到行政处罚公示；从大学公益项目的被资助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名单，到大大小小的各类赛事，都能见到“他们”。

这场贯穿体制内外的形式主义造假运动，让人惊叹，造假现象已经泛滥到，连名字都懒得编的程度。被网友逮住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次大曝光后，造假者如果吸取了教训、长了心眼儿，以后“老老实实”编名字，外人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杜绝弥漫在各行各业的这股造假之风？

“最忙五人组”出现在行政领域，带来的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程序空转、暗箱操作，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贪污腐败，社会公义被腐蚀；出现在其他行业，可能是围猎普通人的骗局。虽然领域不同，但背后原因大同小异：监管机制失效，造假成本太低。

现在曝光的相关案例高达10余起，越挖越离谱，说不定网友很快就看麻了。这让人不免担心，虽然相关部门陆续成立调查组，但会不会因为牵涉范围广，涉及的人很多，后续就不了了之。如果所谓的彻查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者不用付出应有的代价，那这场荒诞的闹剧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是“最忙五人组”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不知从哪里搬过来、稍加改造过的名字。

当“做假”比“做真”更容易出政绩、更容易获利，前者就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有的人是为了应付形式主义的检查，以“魔法打败魔法”；有的则利用自己监督自己的便利，将财政资金左手倒右手；有的则是算准了监管懒得管，能骗一个是一个。曝光的不少案例，都考验着地方相关部门精细化治理的诚意。

唯有修补好不同案例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让审核和监管落到实处，才能捍卫普通人的利益，重塑社会风气和公信力。如果仍以一种形式主义，去治理另一种形式主义，就走不出这个怪圈。

好家伙！郭德纲被约谈，以后还是看新闻联播得了！

您没有听错，郭德纲被约谈了，约谈他的是北京西城文旅，约谈他的目的是相声《艺高人胆小》，说他的相声存在低俗内容和不当影射国有院团行为，要求立即整改。

好家伙，现在又开始整改相声了，那以后的相声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严肃相声？政治正确相声？宏大叙事相声？溜须拍马相声？看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将断送了。

还记得几年前贾旭明、张康的相声，讽刺、幽默到极点，结果被封杀了。其实懂得都懂，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相声界，郭德纲和于谦已经是相声界的顶中顶，几乎没有比他们说得好了。现在大多数人都苦逼咧咧的，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听听搞笑、幽默的相声段子，心情起码能好一点。这样一搞，恐怕相声从此销声匿迹。

真话不让说，讽刺也不行，骂人被封杀，低俗又会触及底线，以后把相声改成“故事会”得了。当然，“故事会”也会封杀，比如老梁……咱们就说说，以后还能看点啥？难道只能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我在想，如果周立波继续搞《壹周立波秀》，恐怕涉及寻衅滋事罪。

还有就是，到底是谁举报了郭德纲？观众？德云社内部人士？举报的这个人，真踏马的是个坏种。我看以后，郭大爷和于大爷只能退居幕后让徒子徒孙们上阵。一个相声，怎么影射国有剧团呢？国有剧团还有新东西吗？早就创作力枯竭，“太监”掉了。现在国有剧团还有赚钱的？大多数都半死不活，即使个别“改革”了也换汤不换药。举报者大概率得了“红眼病”，自己赚不到也不能让其他人好过。

北京西城文旅也是够那个啥的，因为这么个屁事就玩约谈这类东西，强刷存在感，要不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西城文旅。郭德纲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建议他写个新相声《八辈子血霉》或者《我被约谈了》，自我讽刺一下。西城文旅，骂自己总可以吧？就怕骂完自己也会触及政治红线，最后相声演员彻底沦为哑剧表演系家，或者学学川端康成一言不发，咧着嘴笑，让台下观众猜。

——码头水鬼——

近日，“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一组人名，频繁出现在多个地方的行政处罚公示、政府采购公告等公开信息中。尤其是当这种反常现象发生在行政机关身上时，反映出一系列行政法上的制度性问题。

01 真实的谎言：形式合法的弄虚作假

“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首先暴露了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中的瑕疵。早在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已经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无论是在何种行政活动中，虚构相关人员名单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信息准确的要求，严重破坏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严肃性，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在公开信息真实性存疑的表象之下，可能还掩藏着行政活动形式合法、实质不法的问题。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这意味着，每一个处罚决定的作出都必须有独立完整的证据链和调查过程支撑。即便违法行为真实存在，行政机关也应当核实违法行为人的身份信息，不能张冠李戴。然而，此次事件中曝光的抚顺新抚区城管执法局，在占道经营简易处罚过程中未按规定登记当事人实名，事后在备案和公示材料中使用了虚假人名，明显属于程序失范的行为。

虚构政府采购的评审小组成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需要进行招标的项目中，评审专家需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要求，包括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等等。

而在湖北省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采购中标公告的事例中，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还是书法比赛获奖选手、医学期刊编委会成员的人能够胜任评审专家的职责。虚构评审专家名单，不仅存在程序滥用之嫌，也透支了政府采购活动的公信力。

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新京报

因此，重复出现的人名揭示出，一些基层行政机关在工作中仅追求形式完备而忽视实质正义，将公示、备案等程序性要求作为弄虚作假的遮羞布，无异于是对依法行政的嘲弄。

02 信息的孤岛：雷同名单为何能过审？

多个地区和部门的行政机关公示中出现同一组人名，除了系统性的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折射出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严重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本意，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避免暗箱操作。但是，当信息公开工作各自为政、缺乏联动时，公开信息的不真实反而造成更大的公信力危机。

多个单位不约而同地发布包含相同假名的名单，说明它们之间既没有共享数据，也缺乏基本的信息比对与沟通。倘若这些处罚或评审果真涉及同一批人，那么相关机关显然缺乏横向协调，不知道其他行政机关也在处理或使用这些名字。这种由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孤岛”？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暴露出行政监督机制的无力。按理而言，多个行政机关的公示中出现高度雷同的名单，本应当在政府的内部审核或者上级监督中被发现。然而，现实却是直到社会公众和媒体质疑才使得虚构名单的问题浮出水面。

这说明一些政府内部的审核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错误发现和纠偏机制。从这点上说，监督部门也位于信息孤岛之上，无法充分地对公示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

打破信息孤岛，需要建立执法信息共享和校验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执法信息系统、评审专家数据库等政务信息平台，对各单位公开内容进行智能监测，运用数据比对主动发现不同来源公示中出现的异常模式，并第一时间预警给监督部门。最终，以制度化手段杜绝类似的信息造假在不同机关各自上演。

03 错用的假名：什么情况需要采用假名和匿名？

行政机关假借他人姓名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行政程序的参加人使用假名。假设此次事件中的行政活动本身真实存在，那么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形式上类似于域外的假名诉讼，即法院使用特定的假名以保护某一当事人。

例如，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件中，原告诺玛·麦考维为了保护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即以“罗伊”的假名提起诉讼。其他诉讼中常用的假名，还包括“多伊”或者小说中的名字。但是，假名诉讼会削弱司法公开性，因此法院会严格限制；通常只有在当事人证明存在“重大且特殊的隐私风险”且没有更温和的措施可以避免伤害时，法院才会破例准予。

相比之下，此次事件中行政机关使用假名的做法，更加随意和主动，不存在任何限制，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法律规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涉及……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不当影响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各地普遍制定了相应标准要求对个人信息作适当处理。例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公开执法决定书全文时，应当对其中的公民姓名、联系方式等隐私予以隐去；即便只公布执法结果摘要，对于自然人当事人也应当隐去真实姓名。

因此，现行法律已经划定了明确的边界：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形下，才能对公开信息做去标识化处理；而且，处理方式应遵循必要、适度原则，不得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和社会监督效果。

本次事件中的行政机关，即使有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的正当考量，但所采取的假借他人姓名的做法，既存在侵犯第三方姓名权之虞，也会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为杜绝假名滥用，行政机关应建立严格的审批和审核机制，在决定采用化名、匿名公开前，评估是否符合法规依据，并采取明确且不误导公众的方式标示。

“全网最忙五人组”这一荒诞现象，虽然表面上可能是个别人员敷衍塞责所致，但深层反映出行政执法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漏洞。唯有严格依法行政、加强部门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才能重塑政府公信，避免类似事件再度上演。

12月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披露：一团伙长期组织“枪手”跨十余省市替考，涉案金额逾千万元，案件经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法院审理后，百余名作弊考生入职后被全部开除，全链条犯罪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

被告人张某洁等人根据考生性别、面容特征和报考考试种类，从“团队”中选择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替考，再安排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枪手”面部特征的照片，用于线上报考和提供给被告人黄某水制作虚假身份证件，由“枪手”持假准考证和身份证混入全国十余省市的考场，代替考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国家考试89次。

这起公考替考案，情节之离奇，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恶劣，前所未有。

一个犯罪团伙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将作弊做成了一项跨省“产业”，组织替考多达89次，帮助百余人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混入了党委、政府乃至公安等要害部门。

当“枪手”拿着用高科技合成的假证件，安然穿过本应森严的考场检验通道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离大谱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它击穿的，难道仅仅是考场的大门吗？ 公务员考试，绝非普通的求职测试。

它是国家选拔治理人才的主渠道，是确保公共权力掌握在合格者手中的第一道闸门。

其意义，根植于《公务员法》开宗明义的目的，为了“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被法律明确界定为“人民的公仆”，其义务的核心便是“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套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录用制度，承载着公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期待。每个人的前途，应取决于自身的品德与才能，而非金钱与伎俩。

因此，公考的考场，既是知识的竞技场，更是社会诚信与政治清明的试金石。 

然而，此案暴露出的，是对公平原则的全链条式亵渎。从网上招揽、合成照片、伪造身份证件，到精准匹配“枪手”、跨省调度，犯罪团伙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

他们狡猾地利用了考场身份核验的漏洞，但这“漏洞”恐怕不止于技术层面。此案时间跨度从2014年到2020年，在《刑法修正案（九）》已于2015年将组织考试作弊入刑的背景下，犯罪活动仍能持续如此之久、渗透如此之广，其背后的猖獗与嚣张，折射出的是监管环节可能存在的松懈与惯性。

当违法行为进化成规模化、产业化的操作，我们的防御体系怎样才能做到“道高一尺”，防微杜渐？ 

更令人忧惧的是，造假者入职对公务员队伍纯洁性与政府公信力的侵蚀。

那百余名凭借欺诈手段“上岸”的人，从踏入职场的起点便充满了谎言。一个通过伪造身份、花钱买路进入公门的人，我们如何能相信其“忠于宪法”、“忠于人民”的宣誓？如何能期待其具备“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职业操守？

他们将本应服务于公众的岗位，异化为用金钱交易的私器，这不仅是对无数寒窗苦读、诚实参考者的极大不公，更是埋设在公共肌体中的隐患。

他们占据的位置，本可能属于一个心怀理想、脚踏实地的优秀青年；

他们未来可能做出的决策，影响的将是公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

起点不牢，地动山摇。让这样一群人掌握公权力，其风险不言而喻。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主犯被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重刑并处高额罚金，参与替考的枪手和伪造证件的“技术人员”也均被依法严惩。

这充分彰显了刑法对此类犯罪零容忍的态度。根据司法解释，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作弊，即属“情节严重”，本案主犯获刑五年以上，正是罚当其罪。

同时，所有通过作弊获取公职的人员已全部被开除。依据《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面临的是“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并终身限制报考公务员”的顶格处理。开除公职，是他们必须付出的职业代价。 

然而，处理不应止步于开除。此案中，作弊者无疑使用了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涉嫌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

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欺诈手段，不仅骗取了公职身份，更在骗取的时期内，领取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国家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待遇。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公共财产的骗取行为。

因此，对于这些作弊者，除了依据《公务员法》及录用规定予以开除外，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必要介入审查。

其骗取公职期间所得的工资福利等非法收入，理应予以追缴；

其伪造身份证件、可能涉及的诈骗公共财物等行为，若达到犯罪标准，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唯有让欺诈者付出法律、经济、职业上的全方位代价，才能形成足以震慑宵小的强大威力，才能真正还公考以名声。 

此案一方面反映了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犯罪形式的组织化与高科技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部分人价值观的扭曲，将庄严的国考视为可交易的“生意”。

根治这一毒瘤，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技术防御必须升级，正如法院在案后发出司法建议所推动的，人脸识别、数据比对等智能安防措施应广泛覆盖，堵住身份核验的漏洞。法律牙齿必须更锋利，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团伙头目、“枪手”、造假者、作弊考生进行全链条惩治，让法律条文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事实上，全国多地已在开展多部门联合打击考试作弊的专项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截至2024年4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案件共4007件，判处罪犯11146人，组织考试作弊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秩序明显好转。

但最深层的，仍是涵养社会的诚信土壤。要让“诚信应试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深刻认识到，作弊行为葬送的不仅是本次考试资格，更是个人前程与社会信任。 

公考之门，必须只为德才兼备的诚实者敞开。广东这起千万元替考大案的查处，是一次有力的正本清源。

它警示所有心存侥幸者，逾越红线的代价，你承担不起。

也提醒整个社会，守护国考的公平，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条选拔“人民公仆”的道路，必须光明磊落，容不得半点肮脏的交易与虚伪的阴影。

唯有时刻绷紧公平正义之弦，不断加固制度的篱笆，才能确保国家的栋梁，根植于最坚实、最纯洁的土壤之中。

CDT编者按：该文转自作者推特，目前阅读量已突破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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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不懂，将来有一天会懂的

—- b站up主：聊会电影吧

1978年，卢新华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伤痕》。

那篇小说讲的是文革中一个女儿和母亲的故事。女儿响应号召，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多年后母女和解，但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死在了女儿怀里。

小说发表后，全国轰动。无数读者写信来说：这就是我的故事。

由此开启了「伤痕文学」的时代。

四十多年过去了。

这两天，一部关于上世纪文工团的颇有伤痕文学烙印的电影《芳华》的解读视频，突然在b站大火，然后很快就被下架。

火的原因，显然并不是因为观众们怀旧或者知道什么是“伤痕文学”。b站上的用户年龄多在17到35，他们从未经历过文工团和伤痕文学的那个年代。

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在B站的弹幕里满屏都是“人民万岁”时，这不是对历史的致敬，而是对现实的集体意识的投射。

《芳华》和b站Up主“聊会电影吧”的解读颇有伤痕文学的影子。

上一次，当“伤痕文学”在中国大地上席卷时，人们是在痛诉过去十年的荒谬；而这一次，人们居然在怀念那个十年的美好。

但时代还是不同了——从知青变成了毕业生，从抢指标进文工团变成了千军万马考公，从上山下乡变成了内卷躺平，从政治运动变成了经济周期。

但伤痕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冯小刚在电影里祭奠他的青春，而年轻人们在b站上祭奠自己的未来。

一、现实：好人的命运

刘峰是个好人。但在电影里，好人没有好报。

他不但是没好报，而且是作为耗材，被用尽后，还被嫌弃不够耐用。

2025年的年轻人，比冯小刚更懂《芳华》，因为他们懂刘峰，更懂何小萍。

他们看懂了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是：有才能，肯付出，守规则，相信系统会奖励好人。然后发现系统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好人，系统只在乎你有没有用。一旦这个好人失去利用价值，或者这个好人的存在让某些人不舒服，系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当求职、考编、降本增效、高质量增长的大潮袭来，年轻人们突然发现，那种电影里“体制化的挤压感”是如此熟悉。刘峰的命运阐明了一个冷冰冰的真理：在这个庞大的机器面前，个体的善良和努力，只不过是维持系统运转的耗材。

而极少数控制系统的人，无论好坏，总是会享受到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系统奖励。

所以当他们看懂了为什么何小萍在精神病院的草地上独自起舞，没有音乐，没有观众，没有掌声——那是一个人在用最后的方式证明自己存在过，就像大家在B站Up主“聊会电影吧”的《芳华》解读视频中的疯狂弹幕留言。

二、伤痕：在别人的伤口里寻找自己

B站的用户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属于失业率已经不再公布的那一群人。

上学、找工作、看房价、谈恋爱、面对阶层固化。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走。

为什么越是经济下行的年份，悲剧越容易爆火？因为“痛感”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年轻人们涌入《芳华》的评论区，不是想看那个年代的青春，而是想确认一下：原来，努力却没有好下场，是一种历史的常态；阶层固化，也是历史的常态

大家从电影评论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这是一场巨大的心理代偿：在刘峰的落魄里，可以原谅自己的平庸；在何小萍的发疯里，可以释放自己的压抑。

因为一切都是社会的错！

这就是2025年的“伤痕”——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提供增长的红利，那我们就聚在一起，分享失败的标本。

三、历史再现：被牺牲的一代人

b站用户剥开那层怀旧的滤镜后，发现《芳华》的本质不是记录历史，而更像是预言未来。它是一部关于“下行年代，一代人如何被牺牲”的恐怖寓言。

同一代人的天赋、努力、理想，被时代轻易地摧毁了。

这种恐惧，与2025年的空气惊人的一致。

• 教育内卷，是天赋被稀释。
• 职场缩招，是理想被搁置。
• 房价与生育率，是未来被透支。
• 社会不公，是无论多少代的努力，都会被透支。

年轻人在深夜里刷着视频，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被唤醒：我们的芬芳年华会不会也会被时代牺牲？

刘峰的悲剧不在于他失去了事业或爱情，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人，他存在价值被彻底抹去了。这才是让当代青年感到彻骨寒意的地方*——害怕自己寒窗二十载，最后无论是否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自己也还是会像刘峰一样，在这个时代里，还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位置。

四、时代赋能：当弱者拥有了叙事

但是，这次不一样！

以前，解释这个世界的权力，掌握在精英、媒体和专家手里。他们说，刘峰是高尚的，苦难是值得的。

而现在，叙事权正在从云端坠落。

高等教育和互联网和ai技术的普及，让普通的年轻人第一次拥有了“社会学家”般的洞察力。快速提升的平均教育水平让人们能够迅速地解释复杂的结构，对比历史的背景，分析权力的机制。

于是，弱者叙事第一次以“结构化表达”的方式，占据了主导位置。

大家不再傻傻地看故事，而是开始看“因由”。

于是，人们看懂了刘峰悲剧背后的资源分配逻辑，看懂了何小萍被孤立背后的阶层鸿沟。

这就是“知识平权”带来的觉醒。大量增加的大学生比例让更多人第一次有能力用结构性的眼光理解自己的时代。于是，《芳华》成了一面巨大的照妖镜，照出社会运行的底层代码。

当ai时代加速到来，这个叙事平权和理解平权将进一步加速，新闻联播将更加被大众抛弃。

五、隐喻与左转：在经济下行的时代“举着红旗反红旗”

在一个表达收缩的时代，隐喻成了最高级的语言。

为什么大众越来越能读懂隐喻？因为当直白的语言被封禁，隐喻就成了唯一的出口。

B站Up主“聊会电影吧”，在解读《芳华》的时候，学会了“举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毛时代的支持去包装对现实的深刻批判。这是一种中国互联网特有的生存智慧，既是保护色，也是反抗书。

而使用这样的隐喻，既是因为中国社会情绪正在“左转”，也会进一步推动社会更加左转。

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AI带来的失业焦虑，叠加民智开启后民众对社会政治理解能力的增强，会让这种“左转”的情绪更加剧烈。社会矛盾在加剧，而如果统治逻辑依然是加强控制和国进民退，就会让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左转将更加严重。那么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沉默的死亡螺旋。

我本人完全不认同这个up主解读《芳华》的角度，以及他对毛和那个十年的观点，但也许，这是他唯一能让视频在b站上存活多几个小时的唯一方法。

这段他在视频中的原话，也许能更好的让我们理解他选用这样的表达方式的无奈：

“突然感到有点心累，喝茶的时候我一个人去，现实中的妖魔鬼怪我来对付。。。不要发问，不要探讨，更不要愤慨。如若还有一份敬畏之心，就记住，那天夜里，雪很大。最后借用切。格瓦拉的话来结束本期视频：‘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 b站up主，聊会电影吧

结语：新伤痕文学的起点？

上一次，“伤痕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通过展示伤口，否定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一次，当千万b站网友借着《芳华》的弹幕，抒发心中的块垒时，

新的表达已经出现，

新的伤痕正在累积，

新的时代正在逼近，

新的转折正在酝酿。

只是这一次，能否真正的走出轮回？历史没有给出答案。

只能希望面对未来，不忘来路，转身芳华仍在。

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

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

然而，模型触发机制不明、复通程序繁琐，“保护性停机”引发了部分用户不满和投诉。一些用户甚至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试图揭开这套神秘的系统。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珊瑚

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

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

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

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

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移动的客服电话。

●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

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

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

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

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

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

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

他请求移动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

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公开道歉。图源网络。

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

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

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

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

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

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

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四川移动公司的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

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

而且，她觉得四川移动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四川移动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

“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

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

●梁秋毫诉讼案中，四川移动在法庭上提供的停机依据。讲述者供图

去年，梁秋毫与四川移动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

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移动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

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

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些用户被停机后收到的短信。讲述者供图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

在与四川移动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

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

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

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

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

（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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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下属竟然比领导还富有

最高的财产高达1200万人民币

上周五，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及其内阁成员公示了财产（单位：万日元）。

我把这个表格折算为人民币，相当于下面这个表格（单位万元）：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高市早苗是妥妥的穷光蛋。总共才145.9万元，其中房地产物业占了99.4万元，出借了136.5万元。

仅从房产价值看，比我在杭州的房地产价值还低不少……

出借的部分，不知是放贷还是借给家人朋友了。

要是在中国，这个资产，哪怕放在内地县城，也不一定能讨到媳妇。

最富有的是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竟然没有房子，只有1239.1万元存款和有价证券……

小泉进次郎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2019年8月7日，他与41岁的当红主持人泷川克里斯汀宣布结婚，并已育有两个孩子。

我在想，是不是他住进了老婆的房子，所以他名下就只有存款和有价证券了。

泷川克里斯汀号称日本第一美人、最美混血女主播， 有报道说她和丈夫的财产都在她名下，总额高达3亿日元。

不过换算一下，3亿日元也就区区1368万元，也就一个上海人一套房子多的身家。

如果要跟澳洲华人兰兰相比，简直是弱爆了。

听说洋人没那么富裕，却没想到他们会穷成这样。

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焦虑吗？

还是说他们真的「失去」了三十年，已经破败不堪？

最近，日本央行宣布要加息，这可是三十年来日本头一遭。因为日元利率一直趋近于0，甚至是负利率，所以全世界都借日元，然后换成其他货币套利。

要是日元加息，套利空间消失，那全球的所有资产价格都要重构。

这吓得不少人开始盘算，究竟还有什么资产可以保值。

想来想去只有黄金——一旦欧洲发现美国背叛从而抛弃美债，或者日元回流日本，那所有货币，包括美元在内，都将贬值。

我问了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有关日元加息，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能否给几个关键词？

他说，日元加息将导致美元指数下跌，引发资本回流日本，全球股市和债市受到一定冲击。不过日本债务率高，日本央行加息幅度不会大，加息节奏也不会频繁，预计日元升值幅度有限。

我再问，这是个阶段性动作，还是个趋势性动作？

他说，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那么，全世界倒可以稍放宽心了。

不过，考虑到现在日本将近100%的就业率，他们要是持续缓慢加息，利率回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

真的进入了多事之秋，很多之前非常稳固的信任，现在也都松动。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还不能放目光放眼全球，很多人将不知道自己怎么一夜变成穷人的。

前几天《我买了套4折房，房东是「八套房」的「穷人」》，我建议房东，可以考虑买些黄金了。

她说，现在这么贵，肯定不划算。

拉长时间线，我几乎能穿透她剩下的7套房将来的价值。

认知、视野决定了一个人，哪怕曾拥有大笔资产，也是守不住的。

当然，在一个可以预期的市场上，没多少钱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焦虑，不就是因为对未来缺乏信任，从而感到恐惧吗？

CDT编者按：截至12月5日，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159人遇难，31人失联，是香港70余年来最惨重的火灾。灾难发生不到十天内，围绕着灾难原因、官方问责姿态、民间救灾安排等种种问题，特区政府和民间发生了种种分歧；而在中国内地舆论场，媒体的焦点又与香港本地传媒不尽相同。“WOMEN我们”最近发表的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真香港，已经没有了，只有真香港人”》记录了悲剧背后的种种暗流涌动，帮助读者理解过去十天发生的一切。

调查显示，灾难源于楼宇维修工程中的严重违规：易燃的发泡胶板与不达标的竹棚网导致火势极速蔓延，而其背后则揭露了“强制验楼计划”下，维修市场长期存在的围标、偷工减料、黑社会渗透及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层腐败。目前已有包括工程承建商在内的15人被捕，这场大火以惨痛的生命代价，撕开了香港老旧屋宇维修利益链条中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敛财工具的黑幕。

在灾后“头七”的悼念与救援中，展现了香港社会在后国安法时代的复杂生态。一方面，民间义工展现出强大的自救能力与互助精神，试图填补官方救援的空白并承载公众悲痛；另一方面，当局以国安视角审视民间行动，将自发组织视为潜在的动乱因素，导致“关爱队”与独立义工发生冲突，甚至有学生因发起问责联署被捕。报道指出，在立法会选举临近的敏感时期，公权力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导致实质性的问责变得艰难，这场灾难已从公共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关于真相权利、公民社会空间以及市民对制度信任危机的深刻博弈。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家被烧光的还有Neil。

火灾发生时，他与妻子去了附近的河边散步。但下午4点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意识到自己身上只有手机、钱包和钥匙——几乎所有记忆和财产都留在了屋内。

31岁的年轻住户伟国在宏福苑长大，现在在旺角开一间杂货店。

他说，自己早先已意识到居屋存在的隐患。比如，老旧楼宇长期缺乏日常维护，而顶楼的消防报警系统，就算响起，也长时间无人问津。他说，很多老人用一生积攒的储蓄来购置房屋，这一场火让他们原本憧憬的退休生活在火光中化为泡影。

Chirs住在临近楼栋的4楼，回忆起大火的那一刻时，他的语速仍像被拉回现场：“我当时刚好下楼倒垃圾，突然闻到一股味道……不是普通烧焦味，像塑料跟木头一起烧。很呛，很辣，喉咙一下就不舒服。”

他顺着烟的方向抬头，看见高层的窗口反射出火光，烟从两栋楼的缝隙里挤出来，“像整栋楼被吸住一样”。几秒之后，楼上开始传来敲门声、玻璃碎裂声，还有住户压着嗓子的呼喊。他说，那种声音自己到现在都忘不了。有人拍门，有人喊着家人的名字，有人推开门又被冲出来的烟逼得退回来。

靠近小区的人行天桥上站满了人，烟味呛得许多人咳嗽。天桥下，双向四车道挤满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警灯的红光照亮了湿漉漉的地面，沿着坡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宏福苑大火的最初起火点，至今仍没有正式的调查结论。

火灾发生后不久，在中国内地舆论场，竹棚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并成为某种香港“生产力落后”的象征。然而，港人社交媒体很快出现各种以“竹子受委屈”为主题的梗图，还有人在悼词中直言，“应该被取代的，从来不是竹子”。

作为长期研究建筑安全的业内人士，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建筑工程从业者的潘焯鸿，是最早抵达现场并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11月27日清晨8点赶到宏福苑附近时，大楼仍在猛烈燃烧。

他表示，起火点位于低层的建筑内凹角区域，该区域并无窗户，也没有发泡胶板。现场视频显示，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在6分钟时间内，火烧到至少8楼。如果网是阻燃的，那么火不会这么大、这么快。”他认为问题在棚网上。

潘焯鸿称，在火灾前的15个月里，他曾多次向政府部门示警，提供检举材料，指宏福苑的外墙防护网和棚架设置存在高风险。

火警钟没有响这一事实，也在灾后逐渐被确认。

69岁的吉栋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生活在宏福苑。楼宇的狭小空间设计，让每户平均三至四口人居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家具、日用品紧凑排列，生活被压缩到极致。

他记得，房屋开始修缮后，窗外被绿色棚网和发泡胶遮挡，在长达一年半的维修工程期间，住户被迫生活在阴暗、潮湿、闷热的环境中。但据他回忆，物业管理处一直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不过，材料是否易燃并不能解释火势为何能在数分钟内爬升到8层楼高。陈峰强调，发泡胶板虽危险，但火势覆盖整栋楼的速度“难以仅由一种材料造成”。他认为，不能排除竹棚架、棚网和发泡胶彼此形成了组合效应，从而加剧火势升级。

围绕棚网的争议因此成为另一条关键线索。在香港，棚网作为施工安全防护材料，分为普通型和阻燃型，后者成本更高，主要用于包覆脚手架。根据劳工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阻燃网需符合多个国家标准，且必须在燃烧试验中保证“续燃和阴燃时间不超过4秒”。

然而，宏福苑居民早在火灾前就对棚网提出过质疑。

2024年9月，潘焯鸿团队让居民自发从八座楼宇外围网中抽取样本进行自行燃烧实验，结果显示材料不仅能完全燃烧，还会滴落熔融物。他向劳工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投诉，但2024年10月4日收到的回复却称，“安全条例未涵盖棚网的阻燃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对标准的误读。直至12月4日，劳工处才澄清并表示会调查。

潘焯鸿也向“WOMEN我们”指出，2020年后，香港由于《国安法》的实施，导致政府内部监管也出现混乱，存在各种利益链条，滋生出地下灰色交易和贪腐。于是，房屋修缮成为大家锚定的一个“大生意”。

他同样提到，楼宇维修工程中利益复杂，顾问公司可能渗透到业主立案法团，主导维修方案和招标，其中还会有“黑社会”（或涉及帮会组织）介入，已然成为长久存续的商业模式。据其了解，宏业公司唯一股东也可能有黑社会背景。

调查记者W曾采访过一名黑社会人士，对方直言：围标已经“好揾过贩毒”（比贩毒都赚钱），以前亲友问自己做哪行都难以启齿，现在可以理直气壮说是工程界，万一出事也只是坐牢两三年，“个个都争着入行”。W在调查过程中接触的18名业内人士、包括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全部都“睁眼说瞎话”否认维修巿场有围标，“围标问题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潘焯鸿因介入宏福苑及周边金穗苑等屋苑维权事件，不论是自己或是家人都有被威胁的情况。他也请过黑社会成员保护自己。潘本是公共工程分包商，但自2015年开始，他多次举报政府工程质量问题，导致自己的公司不再有机会承包政府工程，还因此官非不断、个人财务遭遇困境。他曾经加入公民党、自由党等不同阵营，选举议员、区议员，然而以失败告终。

“棚网也只是今次灾难的表面原因，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针对小业主的有系统犯罪，加上政策配合，巿民根本无路可逃。”W写道。

这种无力感在宏福苑受灾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悲壮。路透社拍摄的一张受灾黄先生在火场外为受困家中妻子悲恸呐喊的照片，受到全球关注。而12月3日其儿子主动接受路透社采访，更透露父亲退休前是大厦维修的工地主管，持有注册电工及注册水喉工资格。他一直担心宏福苑维修工程安全风险，曾经拆掉房间窗户外的发泡胶，改装阻燃塑料薄膜，还定期向窗外的棚网淋水，“即使知道风险，不管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事故发生。”

“关爱队”全名“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被内地网友类比为中国的“朝阳大妈”。它由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旨在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关爱队和政府以协议形式合作，大约以2年为一期，期间由政府提供部分资源。目前全港18区总共有455支关爱队，而其中大量由建制派大党民建联的外围社区网络承办。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刊物曾在今年年初发表调查报道，批评“关爱队”绩效指标无从查实，有“打卡”之嫌，且提交政府的工作和财务报告不公开，无从监督，后遭港府反驳，还有建制社交媒体群组发起投诉。

关爱队还被指与选举有千丝万缕关联。国安法实施后，为落实“爱国者治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改制，直选席位大幅减少至三分之一，代以间接选举或任命产生。虽然官方强调，不可将关爱队资源用于选举等，但当年区议会选举中，大埔八成参选人任关爱队成员，多人曾借关爱队派物资活动等宣传。

目前成为舆论众矢之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也是“广福及宝湖”区域关爱队队长。她长期连任区议员被批“世袭”，仅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背景下，输给过民主派参选者落选。近期她更是饱受民众质疑，她曾任上届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大维修工程招标期间，业主组成“宏福苑关注组”发起改选法团时，她亲自下场收“授权票”干预业主选举，让改选初次尝试挫败。

有朋友问我说，熊师傅，怎么看那个解读《芳华》的长视频？

啊，一文不值。

为什么呢？

这个拆法，叫索隐派。

什么叫索隐派，就是沾一点边儿就硬往上靠，这个词最早是说一些《红楼梦》研究者的，比如看什么都是悼明之情。

这个视频就是特别低级的索引派。

哦，看见演员长得有点像刘盆子，就说在影射影射刘盆子；

看见角色里有个萍字，就说是前明星？

这样拆，也太好干了。

这么硬靠，那哆啦A梦也是讲那四个人的：

四个人团结在猫总身边，三男一女。

女的有文艺细菌；小的那位鸡贼懦弱、烂泥扶不上墙；胖的那位是超级打手；戴眼镜的男的心态比较好，脸皮很厚，命最长。

猫总爱穿蓝衣服，没什么头发，和尚打伞的孤独气质。

别问我这五个人的名字，问就是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他们班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优等生出木杉，整天鞠躬尽瘁很辛苦的样子。

预设一个立场，然后使劲编呗。

我为什么烦索隐派呢？

因为那些热衷于罗志罪名、最恶毒的家伙，当年都是索隐派。

1966年，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李宗仁夫人（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是中情局特务，她有个梅花胸针就是接头暗号，仙人洞对此加以利用，株连了好几百人，后来梅花党被写进了地下手抄小说《一只绣花鞋》里。

还有人因为烟盒被打倒，因为举报的人说，那个烟纸上有“蒋介石万岁”的暗纹儿。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死后被剖尸，造反派说她肚子里藏了报话机。

这都是江湖索隐派。

还有庙堂的。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谁谁谁的官。”

是不是索隐派？当然是。

老小将，新小将，其实干的事情都差不多。

今天热衷于吹嘘那十年的，就是三种人的后代。

什么是三种人？

“三种人”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占据领导岗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是指帮派思想严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扬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场观点没有转变，抵制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挟嫌报复、行凶作恶、蓄意诬陷，策划、指挥或亲自动手打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幕后策划或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他爷爷夺权的时候风光，现在他在网上煽，大家应该明白这种人的成色。

以及，刘盆子是个什么货，家里但凡有个老人也可以问问。

那是极其扶不上墙的一滩烂泥，三种人的后代也是真的没人可吹了。

刘盆子有没有代人受过，背负了太多？

当然有。

他背负的是谁的罪孽？

不知道。

反正最近在写明朝的故事。

魏忠贤背负的所有指责，只可能属于天启皇帝。

我建议各位。

看见一个东西是屎，就不要把手指头伸进去尝咸淡了。

看了差劲的东西还觉得有思想，漾银笑话。

p.s

《芳华》，我早就写过，其实就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平民子弟被征进文工团，三块红一穿，确实有了“我们成了他们”的错觉。

其实永远都不会。

刘峰只有被综治办暴打的时候，才会被郝家大小姐当做“我们”，大小姐怒的不是“你踏马居然打人”，而是“你踏马居然敢打当年的革命军人”。

来吧，给你们拆拆《芳华》里的职场惨案

我当时推测何小萍是杜飞的亲闺女、跟着继父何书桓姓何，比索隐派要靠谱多了。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我叫项栋梁，老爸给取的名字，意思一目了然，是希望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

我是88年出生的，同龄男生名字里最多的是伟、军、华、亮，很庆幸老爸略有一些文化，帮我取了一个辨识度还比较高的名字。

不怕大家笑话，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实际上我从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寻秦记》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将来孩子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了，男女都得备一个吧。

然而，直到现在我也没想好给未来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我也算是略有一点文化吧？但取个名字就是这么难产，也是很无奈。

其实最难的点并不是从汉语大字典里挑出一两个字来，寄托美好期望，有一定辨识度，琅琅上口，在技术层面其实没那么难。关键在于，我的孩子还没出现在世上，我还没见过TA，不掌握任何独属于TA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的情感联结。

要给一个不存在的人取名，是很难很难的。

要给一批不存在的人取名，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有人嘲讽某些单位的人太懒，编几个名字的心思都不乐意花，居然直接复制人名库里的信息用来公示，太侮辱公众智商了。但实际上，虽然不排除这些经办人的确是懒，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文件里的这些人并不真实存在，要凭空编名字太难了。

第二，验收材料的人其实也并不在意真假，甚至是验收的人暗示甚至要求经办人编造假名字来走过场，所以编造材料的人敢于直接复制人名库里的信息，连顺序都不改一下。

现实中，没有举办过的活动，凭空编一份材料，没有发放的补贴，凭空编一份领取名单来，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在体制内的边边角角，更是普遍在发生。

这些年，“台账管理”愈发成为体制内逐级考核最常用的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因为每一级需要留存汇报的台账都超多，需要检查审核下级的台账更多，最终大家都默契地用“走个流程”的心态来应对。反正下面交个文件来就行，具体是什么内容，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大家就不去深究了。

本来是考核真实性的手段，执行中变成了目的本身，进而批量滋生明目张胆的造假。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何必呢？

网络世界里，有人给事实贴“虚假标签”，煽动对立搅浑水；有人把拜金当“流量密码”，扭曲价值观带歪风；有人用低俗充“内容干货”，污染生态辣眼睛；更有劣迹者想“换壳重生”，洗白过往再捞金！这些乱象，一边是谣言惑众、误导判断，一边是侵犯权益、败坏风气，堪称网络空间的“毒蘑菇”。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开通报了户晨风、王子柏、郭美美等所谓“网络名人”因为煽动社会对立、炫富拜金、偷逃税款等行为账号被关闭的情况，他们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长效治理该如何精准发力，让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不反弹？一起来看相关报道和专家的解读。

曾两次入狱仍宣扬炫富 郭美美再被封禁

郭美美，很多年前因为在网上炫富走红，被网友们称为“初代网红”，她曾两次入狱，但出狱后，依然不思悔改，继续走在网络炫富拜金的歧途上，但这一次，她又被中央网信办点名了。

作为网红，郭美美的成名时间可以说很早，2011年6月，她因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受到广泛关注。2015年9月，因犯开设赌场罪，她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是她当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接受采访时讲的一段话。

郭美美在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在网上炫富炒作。2021年10月，她又因为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销售添加违禁成分西布曲明的减肥类食品，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2023年9月，郭美美出狱，但她在网上靠炫富吸粉引流直播带货的思路从未改变。

2025年11月，郭美美微博账号“郭美May努力努力”再度因持续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被关闭。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郭美美这种情况，她的这种社会影响更加恶劣，所以如果能够知道相应的账号就是郭美美重新复出的话，那平台应该采取更严格的处置措施，包括在注册环节就应该更加果断地予以拒绝。如果后续发现她仍然延续此前的这种炫富的、不良的，甚至是违法的这种行为，应该可以采取永久封禁的处置措施。

炫富逃税卖假货 劣迹网红"换马甲"复出

此次被封的账号还有网络主播“王子柏”，他持续在网络上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直播卖假货，甚至偷逃税款，可谓劣迹斑斑，但是近年来，他却三番两次地"换马甲"复出。

被中央网信办公开点名通报的网络炫富博主“柏公子”，又名王子柏，以购买各种奢侈品、豪车和名贵服饰而闻名，他25岁生日时更是高调炫富，称为自己定制了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

他的人设就是富有、奢侈，喜欢乘坐头等舱环游世界，热衷于在各国奢侈品门店购物。

那么，王子柏高调炫富、立人设为了什么呢？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变现。但粉丝在他直播间购买包包后竟发现是假货，随即联合举报，他的账号被平台注销。2020年他更换平台复出后，故技重施，继续靠炫富吸粉近300万。

2024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发现，王子柏申报收入与其直播带货销量严重不匹配，后查实其偷税749万元，最终被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30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炫富拜金、偷逃税款、劣迹斑斑的网红，今年11月，又以“王子柏”的账号名在平台重新注册复出，并直播超19次，随后他被群众再次举报，其账号也再次被关闭。

网红炫富属不良信息 与核心价值观相悖

像郭美美、王子柏这样的劣迹网红，其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还有很多人追问，为何劣迹网红换个网名账号就可以复出直播，故伎重演？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首先他本身炫富的行为就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行为和现象，另一方面也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里面，专门规定了一类叫作不良信息，他这种炫富的行为本身就属于不良信息的一种类型，应该受到平台的管制。

专家认为，对于一些劣迹斑斑的网红，网络平台应该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绝不允许此类违法者轻易复出，让“靠人设圈钱、靠违规获利”的逻辑得逞。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根据相关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和关于网络直播的相关的规定的要求，平台对于直播的这种用户注册的时候，是应当进行实名制这种审核的。在注册的过程中，如果平台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当事人就是有劣迹的记录，或者是说在相关的这种黑名单里面的，就不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注册服务。

网红谢孟伟目无法纪 穿警服直播带货被行拘

在流量与利益的诱惑交织下，部分网红迷失了方向，甚至不惜踩踏法律红线。“网红”谢孟伟曾是童星出道，今年9月，他身着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在直播间卖货，不仅目无法纪，还口出狂言，在网友举报后，被云南警方行政拘留7天。

这个身着制式警服进行直播带货的就是谢孟伟，作为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今年9月，他在云南拍戏期间，竟然身穿警服直播带货。对于这身警服他是这样向粉丝解释的。

在被群众举报后，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谢孟伟在拍摄电影休息期间，身着带有明显警用标志的服装直播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日。

此事发生后，9月谢孟伟的账号被封禁。作为网红，谢孟伟此前还利用自身流量带货卖酒。

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确认，谢孟伟售卖的所谓茅台和五粮液均为贴牌勾兑的假货，在直播间，谢孟伟还卖过15块钱一瓶的XO。

平台不能为了利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专家表示，对于粉丝数量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网络名人，因为影响力巨大，更应该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我，主动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平台，作为流量经济的利益相关方，更不能为了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德良：对于网络内容本身的监管，平台如果懈于监管、疏于监管，那么现在可能承担的责任不够重，这个时候平台会铤而走险。因为有利益关系，你很难发现我一次，你即便发现了处罚我，比如处罚10万，我从这里面获利，一次抽成就可能抽到几千万。

专家提示，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提高了对网络运营者行政处罚的上限，从原来的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第六十九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针对个别网络名人行为失范、炫富拜金，甚至偷逃税款、卖假货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专家建议可以多部门、多平台联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惩处不法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提高监管执法的这种协同性和系统性，比如网信部门要和税务部门等加强这种联合执法，针对网络名人存在这种偷税漏税的行为，开展相应的这种专项执法活动。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统一的、权威的网络劣迹艺人的，或者是网络劣迹名人的黑名单，黑名单也能让平台及时地获取，在他们注册环节就予以及时地制止。

湖北省竹溪县发了一个公告：

叫《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这个公告里的列出了这个采购中标的评审人员名单：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相关阅读：【异闻观止】中国新闻周刊｜政府采购评审名单，照搬百度人名大全？

各位，这老五位可不是一般人！

因为他们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当中，位列前五。

各位，你知道一个姓张的人排在第一位有多难吗？

各系统只要开会，只要不是佛教口（一灯大师会来），一定是丁姓第一，于姓第二，马姓第三。

我家猫丁黄冈（后排右一），前排左一位为熊不行同志。但是只要我们家开会，丁黄冈一定写在前面

我表哥家俩儿子，商量着让老二跟妈妈姓马，当时亲戚当中有些老太太们有人想不通，说跟妈妈姓未来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我强力支持：

笔画少啊！以后当官儿方便！

没开玩笑，众所周知，投票的时候除了必须选的，一般会填几个人排位竞争候补，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反正谁也不认识，都会勾前面的。

所以你姓丁、姓马，就比姓齉、姓biang要沾光，更容易进候补，一旦前面的人病逝或者落马，真的会补上去的。

所以这个10000普通人名大全是做什么用的呢？

简单说，就是网文小说作者用的。

罕为人知，我的副业是写科幻小说。

穿越办往事之追更专供版（1~10）

写小说的时候可能要主角或者一次性的NPC，这些名字怎么起？很多人就从这个10000人的库里来的。

所以，网文时代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就是琼瑶片时代的尔豪、依萍、傅文佩、李副官和可云。

为什么这网文名宿老五位，去了湖北竹溪县当挖掘机租赁的评审了呢？

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评审者名单，大概率是竹溪县住建局的公务员老爷们瞎编的。

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搞这个评审。

竹溪县公告的这个事项，涉及到3100多万的资金。

这可是都国家的钱、人民的钱。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要编几个人名出来，就算不自己去翻字典，至少你找几个国产大模型帮你起名字啊。

他们甚至连小学生都能熟练使用的元宝豆包都不会用。

他们居然就用百度文库！

可见这些人知识结构有多老。

各位，不能这样的啊，你们不用AI来编名字，会被时代淘汰的！

哪怕你不用AI，你用个张伟、李华、志国、建军，谁也查不出是谁，也行啊。

社会现实比网文小说精彩多了，因为哪怕是小说都要讲理，社会现实是真的不讲理啊，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其实乱用这10000个名字的，早就有类似的情况了。

比如有个全国书法比赛，获奖名单就是这10000个人里面的。

都是假的。比赛是假的，得奖也是假的，就为收你的30元评审费。

但是吧，骗子可以干这个活儿。

国家机关可不能这么干，会进去的。

等着看竹溪县怎么通报这个情况吧。

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会推给具体办事的人，大概率是借调来的一个没正式编制的家伙。

台词我都替他们想好了。

“熊不行同志上班时间沉迷于写网文小说，误将网文小说起名文档复制之后，拷贝到了评审专家一栏，导致了文档出现错误，已经严重批评，解聘该人员，要求各单位举一反三，绝对不能上班时候看小说、写小说，漾银笑话。”

一个除了临时工之外没有任何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以参考文末阅读原文链接，是我的老同事陈良飞老师的作品。

p.s

关于名字的笑话，《焦点访谈》90年代曾经报道过一个经典的，年深日久，记不清了，有印象的朋友评论区帮我回忆一下。

好像是某地有个农民卖公粮还是领补助的名单。

记者拿到名单一看，上面有秦始皇、李世民、项羽和刘邦。

一切便宜全归地主了。

此外，李连杰那一版的《方世玉》电影，赵文卓演的九门提督一直在要红花会的名册，片尾的时候给了名册镜头。

第一页是正版的：

第二页就不对劲了，串台了明显：

第三页开始就是职员表了。

那个时代的港片，真好看啊。

1990年代，我们还可以向日韩输出《三国演义》和成龙徐克李连杰，怎么现在都没了呢？

又p.s

本日份《穿越办往事》已更新。

原来不仅大明有穿越办工作组，后金也有穿越办的干部在工作。

作者诚挚宣布，《穿越办往事》当中所有的名字全是手工起名，不含任何《10000普通人名》中的预制菜。

作者：Chloe ｜ 公众号：PRREN

如果有人对你说：

“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坐十来个小时，真是健康又自律的人生啊，好羡慕你……”

你肯定觉得他有病，对不对？

但美团最新发布的公益广告，逻辑就和这个一样。

宣传片的主要内容，是展示美团骑手的多彩生活，拉一波劳动人民的好感，树立品牌形象。

可大家很快发现，其中的槽点，简直太多了。

主角阿岚，原本是平面设计师。

因为厌倦办公室的两点一线，她辞职来到大理，成为外卖员。

送了三个月外卖，她攒钱买了一台新相机（甚至不是二手）。

这台相机多少钱呢？

一万五。

外卖员的收入又是多少呢？

每单3~8元。

试问，有多少人仅靠跑三个月外卖，就能买得起这么贵的相机？

即使咬咬牙买得起，大概率也舍不得。

在阿岚的描述中，送外卖是浪漫的，自由的，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

但对成千上万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来说呢？

无论狂风暴雨还是烈日炎炎，与时间赛跑，才是他们的日常。

就像一位外卖员在诗里说的那样：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浪漫，而是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不辞劳苦，只为碎银几两。

为了争分夺秒，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红灯，还要忍受顾客的刁难。

疲倦的时候，偌大的城市竟没有一处供他们休息的地方。

至于欣赏风景，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想象。

美团挨骂，实在不冤。

别人只是想生存，你跟人家谈诗和远方。

舆论发酵后，美团火速下架了这条视频。

女主角也出来澄清，称自己只是一名演员，并非外卖骑手。

这份声明，让整件事显得更加讽刺。

一个普通人，为了生计，扮演着另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而她所表演出的这种生活，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成立。

因为脱离现实而翻车的，不止美团一个。

2020年，B站推出“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

那些高级的画面，是许多人一辈子到不了的远方。

看完中产家庭小孩的生活，广大普通青年只想问能不能多加点工资。

与《后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快手趁热推出的宣传片《看见》，获得一致好评。

不同于前者的高高在上，《看见》的镜头里，是一个个鲜活、努力的普通人。

他们的生活未被修饰过，却格外具有感染力。

急于打动受众的美团，恰恰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

广告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虚构一个完美的幻梦。

叙事与现实之间，不该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

如果浪漫必须加滤镜到失真，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浪漫。

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美好，也注定会被真实无情地戳破。

品牌传递给大众的，最终还应该落到“真诚”二字。

美团需要的，是多一点对人间烟火的看见和共情。

而对于数量庞大的骑手群体而言，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城市诗人”的头衔。

或许更实际的，是更合理的报酬，更宽松的配送时间，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作者：思恩编辑部 ｜ 公众号：思恩府驿站

以自由换取面包，终将失去自由和面包

◎思恩编辑部（森路）

近日，钦州一家化工厂门口，被爆出挂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标语：“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事情被捅到网上后，迅速炸开了锅。网友们都不约而同的联想到了但丁名著《神曲·地狱篇》里相似的名言：“凡入此门者，当舍弃一切希望”。

图：该公司门头所示标语，来源：小红书

涉事企业可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而是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其背后是A股上市公司恒逸石化，市值近300亿元，2024年参保人数690人。

如此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企业，却挂出这样违背基本权利观念的标语，可想而知其他小企业状况、态度了！当媒体记者联系这家公司询问情况时，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正面回应，反而态度恶劣地怼了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多此一举，吃饱了撑着是不是，干点正事”，还让记者有事找公安。

在舆论压力下，12月2日，钦州港派出所介入协调后，公司第二天便很快把标语撤了下来，换成了常见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员参与”。

图：恒逸集团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张新图

钦州港综合执法局表示，原本只能要求企业整改，如今企业主动撤换了标语，后续就没有再采取其他措施；当地劳动部门也承认，这标语内容确实不妥，会联系企业进一步了解情况。

有人为这家厂子辩解，说这是化工行业，安全要求极高，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们提到，更常见的、听起来也更“专业”的标语是“进入厂区请放弃一切自治”。比如燕山石化炼油厂就提过“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说是源自恩格斯《论权威》，意思是遵守集体规章制度，把个人意志纳入集体轨道。这“自治”和“自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差远了。

图：也有网友提出，化工厂有类似标语，意思是要遵守安全规定。

“放弃自治”，强调的是在厂区里，个人要服从统一的安全生产规则和集体纪律，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这是对特定工作场景下行为规范的合理要求，符合行业特性和管理逻辑。而“放弃一切自由”，这话就太绝对、太赤裸了。

自由是什么？那是基本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企业有什么权力要求员工“放弃一切自由”？

图：凤凰网财经的评论区，网友对此褒贬不一

新京报评论：这句标语之所以刺眼，不仅因为措辞粗暴，更因为它透出一股企业权力不受约束的傲慢。法治社会里，企业可以要求员工遵守规章，但无权要求其“放弃自由”。

一位钦州网友透露：“钦州港好多都是需要高强度工作的牛马，之前在码头干活12小时是起步，26天满勤还得加班。”有网友补充道，“晚上七点下班都算早，有的要干到十点”，这类工厂往往直接与中专、大专学校合作，把学生送进去“实习”。“厂里针对老员工，爱干不干，反正有的是人来”。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一个许多打工人并不陌生的画面：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有限的个人时间，以及一种“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无奈。在这种环境下，“自由”确实成了一种奢侈品。

当生存的压力摆在面前，为了那份“面包”，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妥协，让渡出部分个人自由和时间。这似乎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

图：“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语悬挂在纳粹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大门上方。是一句常被拿来讨论的“名言”。

这次是因为上了热搜，引起了舆论关注，标语才被迅速撤下。但如果没人曝光呢？这种明显越界的管理思维，是否会在暗处继续运行？权利保护需要的，不是运动式的整改，而是始终在场、切实有效的制度防线。

有律师明确指出，《劳动法》未赋予用人单位限制员工人身自由的权利。但现实中，很多企业存在限制员工如厕时间、强制加班不许异议、监控私人通讯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一些企业还以“军事化管理”“提升效率”“强化纪律”为名义推行此类做法，这类企业奇葩规定并不罕见，“放弃自由”的标语只是这种管理逻辑的极端直白表达。标语风波，看似是个案，却折射出普遍性的问题。网友的愤怒，本质是对普遍存在的权益侵犯的集体反抗。

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说：“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在《面包与自由》一文中也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如果有人剥夺了你的自由，不用怀疑，你的面包一定也遭到了威胁，因为从此你的面包就不取决于你自己和你的奋斗了，而是取决于你主人的心情。”

图：“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有人觉得“自由不能当饭吃”，为了生存只能妥协。但道理很简单，当你放弃了基本自由，就成了任人支配的对象，能不能拿到面包、拿到多少，都要看老板的心情，和自己的劳动产出价值完全两码事。法治社会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对每一个微小权利的尊重上。

无论在什么性质的企业，无论出于多么“必要”的理由，都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以以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为代价。劳动关系，理当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之上。那种试图将人视为只需服从的“工具”的管理方式，本质还是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生存模式。

标语撤了是好事，但标语易撤，思维难改。如果企业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换了个口号，骨子里还是觉得员工就该“放弃自由”，那类似的问题迟早还会发生。监管部门不能只靠“热搜”发力，还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毕竟，没人愿意在“放弃一切自由”的环境里工作。

以自由为代价换来的面包，终究是苦涩的，而那些敢于践踏员工自由的企业，也迟早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本文配图来源网络

作者：土星公民 ｜ 公众号：公民金建国

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台湾作家龙应台以《我的“中国梦”》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这句话被很多人视为至理名言，也被很多人猛烈抨击。比如知名公众号“朝阳少侠”，昨日就发文《没有大国崛起，哪来小民尊严》对此进行了批驳。

少侠认为，这句话是在否定大国崛起，将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强行对立，刻意制造了一个陷阱，即大国崛起不仅对小民尊严无益，反而有害小民尊严。

因此他说：

破解这种话语陷阱，关键是打破“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的二元对立。这两者为什么一定是矛盾的？我们难道不能两个都要？或者说，我们需要反问，请问中国的经济发展哪里影响了人民幸福，请问中国的国防强大哪里伤害了人民尊严？在今日之中国，“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强行割裂开。

为了证明我们既要大国崛起，也要小民尊严，他还举了个反例，说历史上有过很多大国崛起，却没有保障小民尊严的例子，比如二战时的日本，军事实力强大，打遍东亚无敌手，但其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苦生活。

确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纳粹德国、斯大林俄国，但问题，这位少侠真的读过龙应台演讲的原文吗？显然没有，否则他会惊奇的发现，自己这篇文章不仅不是批驳，反而是证明了龙应台所言。 

因为龙应台的原话是：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而这番话则建立在她乐见中国崛起的基础之上。她说：

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换言之，她并没有将“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对立起来，她表达的不是学术论断，而是以台湾的历史教训（演讲的前半段），对过往价值取向的反思——大国崛起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之外，个人的基本尊严、人权、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司法与言论空间等“文明指标”更应被优先关注。如果崛起的仅仅只是军事、经济、政治，那样的“崛起”不是她所期盼的。

说白了，所谓“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是脱离了前提与语境的、彻头彻尾的二手货，而这位少侠则是吃了“二手货”的亏。官媒不止一次吃过这样的亏了，应该吸取教训了。

这篇文章的内容还有很多，据说还是外交部旗下的账号，我就不逐一品评了，否则显得不识时务。

至于“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怎么定义“大国崛起”，怎么定义“小民尊严”，都直接影响到得出的结论，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倒也没什么问题。毕竟“不在乎”不等于反对，于小民而言，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即便在乎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在衣食住行都面临窘境之时，小民尊严自然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务。

更何况，大国崛起见诸于言，小民尊严见诸于行，尽管两者相互影响，但并非强因果关系，不崛起不必然失去小民尊严，崛起也不意味着会自动带来小民尊严。少侠也说了，有大量历史显示，国家既可一边强盛，也可一边对内大规模侵犯尊严。

历史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强大”本身是没有先天价值取向的，关键看谁控制国家机器、法律与监督机制如何运作。至少在我看来，“没有大国崛起，哪来小民尊严”只是有道理的局部陈述，大国崛起是小民尊严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宾语｜文

宾曰语云（ID：Lzkj328）｜出品

今年4月份以来，重庆亿万富翁何某某诉澎湃新闻、城市青年网、宾曰语云、记录刘杰等媒体、自媒体名誉侵权案，先后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开庭。

11月上旬，渝北区法院判媒体全部败诉。法院认为，媒体使用“淫乱”一词描述其行为构成侵权。主审法官、民一庭副庭长李超法官以“小偷”作比：即便某人曾因盗窃被判刑，媒体在报道其其他行为时也不能称其为“小偷”，否则即为不当。

这起被检察机关指控、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被三名女性指控强奸被法院判决无罪后，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名女子多次指控何某某强奸。

依何某某睚眦必报的性格，澎湃新闻等众多媒体只是用“淫乱”二字对他行为进行如实客观的描述，都能被他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诉讼，检察机关公诉他涉嫌强奸，最后被法院判无罪，何某某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到2000年1月24日被宣判无罪，被关押了390天的何某某既不申请国家赔偿，也没有对指控他强奸的那些女子提起任何刑事控告和民事诉讼。

此后十多年间，又有那么多的女性指控他强奸，他也只是选择忍她、让她、由她、避她、耐她、不理她。让人感觉他如同《寒山拾得问对录》里的诗僧拾得。

寒山问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重九检刑诉字(1999)第383号】记载，被告人何某某，生于1962年，重庆市人，大专文化，捕前系重庆市“万X成”集团公司总裁，因涉嫌强奸，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1999年1月28日经九龙坡区检察院批准，同月29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

被告人何某某涉嫌强奸案，经重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处侦查终结，于1999年3月29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后曾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

第一起：1994年6月16日下午14时半，当时任重庆伏X溪汽车修理厂厂长的被告人何某某在其家中，采取暴力和威胁手段，对前来收取货款的重庆边境贸易总公司“安X”汽配门市部营业员王某某实施强奸，由于被害人王某某强烈反抗，被告人何某某强奸未遂。

第二起：1998年12月22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何某某在重庆西亚大酒店1203号房间，将前来推销图书的重庆XX图书有限公司职员许某某强行按倒在床，强行将其奸淫。

第三起：次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何某某在重庆XX大酒店2103号房间，又对许的同事李某实施强奸，由于被害人李某强烈反抗，被告人何某某强奸未遂。

公诉机关认为 : 被告人何某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和威胁手段强奸妇女(其中一次强奸既遂，两次强奸未遂)的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犯有强奸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诉法规定，将被告人何某某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何某某的辩解

重庆九龙坡区法院“（1999）九邢初字第432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何某某辩解：

他与王某某在其家中因争夺传呼机发生过抓扯，但并未对其实施强奸；

与许某某在西亚大酒店1203房间确实发生了两性关系，但许出于自愿，是为了推销其图书；

与李某在该酒店2103房间因书的内容、价格发生争吵，并未对李实施强奸。

法院查明的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6月16日上午，重庆边境贸易总公司下属“安X”门市部女营业员王某某到重庆伏X溪汽车修理厂收货款，当时任该厂厂长的被告人何某某称出纳不在，无法付款。王某某则一直跟着何某某，声称收不到款不回去。当日14时许，王某某到何某某家二楼，当时何家底楼有工人在搞装修。

不久，楼下工人王某志等人听到楼上有女人哭闹声，王某志便故意在楼下喊何某某。之后王某某从楼上下来，让王某志等人看其手上的伤，要王某志等人为她作证。

王某某到汽修厂后，又告诉该厂职工何某容 : 向何某某收款还要“睡觉”。当晚，王某某又告诉其男友李某某何想强奸她，并由李某某陪同于次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接受了公安人员对其身体检查，发现胸乳、颈部有红斑点。

法院判决书载：以上事实有多名证人作证，“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对于公诉机关提供质证的被害人王某某陈述，由于王某某关于何某某对其实施强奸的内容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其他证人均从王某某口中得知何对其实施强奸的内容，而被告人何某某予以否认，公诉机不能提供证据排除被害人王某某陈述与被告人何某某辩解之间的矛盾，故对王某某陈述，本院不予采纳。”

【点评：就因为何某某不承认，法院对于受害人的陈述便“不予采纳”。】

对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何某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和威胁手段强奸许某某的指控，法院审理查明，事发前，许某某从有关资料中获悉了被告人何某某的通讯地址，并同何取得了联系。何要许在当日十一时前赶到重庆西亚大酒店见面。

许便叫上同事李某一起赶往西亚大酒店，并按照何的要求，许一人赶到1203房间同何见面，李某在大厅等候。

许某某在何的房间呆了约1小时，其间二人发生性行为。

之后，许将李某叫到1203房间，为何某某与李某双方做了介绍。李某向何某某简要介绍所推销书的情况，并留下通讯号码。三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后分手。当晚被告人何某某给李某打电话，要李某到西亚大酒店谈购书的事，但李未去。许某某也给何打电话询问购书事宜，何答复以后再说。

次日上午，被告人何某某又同李某电话联系要李送一套书到西亚大酒店，并开好发票。李某叫上许某某一起赶到西亚大酒店，李某又按照何的要求一人到2103房间送书，许某某在大厅等。

不久，李某哭着离开何的房间，并给许某某打电话，要许上楼接她，并骂何是流氓。当日中午，李某告诉其男友蔡某何某某对她实施强奸但未遂。下午，蔡某等人找到何某某，双方发生争吵，何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点评：请注意一个细节，何某某要许某某赶到大酒店见面，许叫上同事李某陪同，何要求许一人到1203房间见面，李某在大厅等；第二天，何某某又要求李某送书到大酒店，李某叫上许某某陪同，何某某故伎重演，要求李某一人到房间送书，许某某在大厅等。如果心里没鬼，为什么不能在酒店大厅谈事情？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到酒店房间见面？】

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法医学鉴定书，证实从许某某的内裤上检出A型人精斑，与被告人何某某血型相同，并结合被告人何某某当庭供述，可以证实何某某与许某某发生了性行为;

【2】证人王某证言，证实是王帮李某送书到何某某的房同;

【3】证人黄某、陈某某证言，证实看见李某进入何某某房间，不久便听到房间内有女人尖叫；

【4】证人蔡某证言，证实李某告诉他，何某某在西亚大酒店2103间对其实施强奸但未遂；后蔡带人去找何某某，与何发生争吵，何（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院判决书载：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对于公诉机关提供质证的被害人许某某陈述，许称在房间内系被强奸，而被告人何某某则辩解系许自愿发生性关系，二人陈述内容相互矛盾，许的陈述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另一被害人李某的陈述，同样也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证人黄某、陈某某证言也不能证实2103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故对许某某、李某就房间内发生的事实的陈述内容，法院均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强奸罪，虽有被害人陈述，但与被告人何某某口供相矛盾，被害人陈述内容又得不到其它证据印证，故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罪不能成立。据此，依照刑诉法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何某某无罪。

本案留下的疑问

【1】女营业员王某某找何某某收货款，跟到何某某家二楼，不久，楼下工人王某志等人听到楼上有女人哭闹声，王某某指控何某某想强奸她，何某某辩解他与王某某因争夺传呼机发生过抓扯，但并未对其实施强奸。何某某为什么要与王某某争夺传呼机？两人为什么会发生抓扯？王某某手上为什么会有伤？王某某为什么会告诉其男友说何想强奸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人员对王某某身体检查，何某某与王某争夺传呼机，怎么会把王某某的胸乳、颈部部位抢出红斑点？

【2】许某某找何某某推销图书，何某某为什么约其在大酒店房间见面，并且只要求许某某一个人进房间，与陌生女子在酒店房间里呆了约1小时？既然何某某辩解是许出于自愿，是为了推销其图书，为什么事后许某某会翻脸不认，告其强奸？

【3】事发头一天，何某某为什么在大晚上给李某打电话，要李某到西亚大酒店谈购书的事？被李某拒绝后，次日上午，何某某又主动与李某电话联系要李送一套书到西亚大酒店。不过是一套书而已，何某某为什么不在酒店大厅，而是要求李某一人到2103房间送书？李某为什么会哭着离开何的房间，并骂何是流氓？

更大的疑问是，依何某某睚眦必报的性格，众多媒体只是如实客观地报道了他刑事控告媒体人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消息，都能被他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正义”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诉讼，那么多的女性指控他强奸，检察机关公诉他涉嫌强奸，最后被法院判无罪，何某某于1998年12月30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拘留，到2000年1月24日被宣判无罪，被关押了390天的何某某为什么不申请国家赔偿，不反诉那些女性的“诬告”行为？

此后十多年间——

2013年12月12日渝北区法院第四审判庭的调查笔录证实：证人熊某某证明，2011年11月底12月初，她到何某某家里做保姆的第六天的晚上10点多“我正准备睡觉，何在二楼说手机不见了，让我帮他去三楼找，然后他就跟我强行发生了关系”。法院所做的笔录中，熊某某明确表示何某某与其“强行发生了关系”。

2011年，何某某被抓后，他公司的部门经理余某云也被抓。渝北区法院第四审判庭对余某云所做的调查笔录证实，何某某家经常换保姆，“后来很多保姆反应何对保姆动手动脚。我了解何只要是女人都不放过。有个保姆 50岁左右，建锋厂的跟我说过，保姆一般都是早上做清洁，做饭，中午李某回来吃饭，何也中午吃过就走，保姆买菜回来何让保姆按脚，何就要跟保姆发生关系，保姆原话跟我说: 你怎么能看上我们这样的人?李某（指何某某的妻子）这么漂亮。保姆后来说被何强行发生关系了，还说何威胁她，说要杀她孩子，保姆就没有报警。何给了1000元要了解（结）此事，后来这个保姆告诉了她丈夫，她丈夫还要找何理论。后来知道后，我就不再给何介绍了，怕出事。”

从1998年到2013年，长达13年时间，多名女子多次指控何某某强奸，他为什么不对指控他强奸的那些女子提起法律诉讼？

今年7月15日、8月11日两次开庭，何某某本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组三”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民初27138号民事判决书（第14页第二段）有这么一段话：

不知何故，何某某到处起诉当初引用了这段话的澎湃新闻等官媒，却至今未对这段话的源头——他的前妻李某进行任何形式（刑事控告或起诉名誉侵权）的追究？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某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中明确表示何某某“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且与他人长期保持事实婚姻关系并生育子女。”

渝北区法院对上述多名证人所做的笔录，与李某的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得到了相互印证。

对于李某的诉讼请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表示“李某请求与何某某离婚及婚生子跟随其生活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奇不奇妙？

开不开眼？

佩不佩服？

这就是渝北区法院不顾一切保护的对象！他可以淫，他可以乱，媒体不能说他“淫乱”，谁说谁侵权！

何某某起诉谁， 法院就判谁败诉。所有被何某某起诉的媒体，凡是文中有“淫乱”二字的，全部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输了官司。

主审法官、民一庭副庭长李超法官在11月3日、11月11日的案后答疑中多次指出，“无论何某某到底做了多少淫乱的事情，多少不正当的行为，媒体都不能用‘淫乱’去评价他”。

本周，多家官媒报道了《民警玩忽职守致强奸案未及时侦破，女子一年后再遭性侵》的消息，说的是一名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女子疑被嫌疑人丁某强奸后，处理警情的民警张某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导致该女子被强奸案未及时侦破，未归案的犯罪嫌疑人时隔一年多后再次对该女子实施性侵。11月28日，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该案一审判决书，以张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与何某某比起来，丁某又算得了什么。与何某某案件的某些承办人比起来，被判玩忽职守罪的张某又算得了什么。（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之前文章回顾】：

审判长对天发誓“枉法裁判遭天打雷劈”，后又承认：“可能判错了”

惊呆！渝北区法院的“法”，竟是吃瓜群众的“看法”

重庆渝北区法院：淫乱富翁的名誉权重于泰山，不容任何人侵犯！

重庆李超法官“天打雷劈”式判案，亵渎法律尊严！

重庆法官李超：一个人有多少淫乱行为，媒体都不能说他“淫乱”！丨有法官指出，判决本身及法官言论已对司法公信力造成实质性伤害！

渝北区法院这份判决对全国所有媒体带来的法律风险

当判决给“淫乱”遮羞，法律究竟为谁代言？

这些事儿居然都是真的

渝北法院回应“女检察官淫乱光碟事件”查处情况

重庆亿万富翁的淫乱生活：与女检察官通奸生子，与女教师偷腥，被单位经理指证与女医生开房，被女推销员指控强奸，连家中保姆也不放过……

亿万富翁出轨女教师被法院谴责，转脸成为重庆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同为重庆公众人物：雷政富一次淫乱名扬天下，何某某多次淫乱法院保驾 |媒体从没放过雷政富，何某某从没放过媒体……

雷政富“淫乱视频”事发到落马71小时，重庆女检察官“淫乱光碟”7年无说法

该当何罪！渝北区法院发现犯罪线索为啥一直捂着不移交？

突发！知名网友申请重庆市检察院公开女检察官与富翁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处分决定书

来源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编辑 |夏荷 

审稿 |宾语

出品 | 宾曰语云  ID号：lzkj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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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底，北京，两家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一场网络风暴按下了快进键。

它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波进行了宣判：

她的挑战已“狼狈”失败，她的辩解是“不诚实的”。

这场看似正常的国际政治摩擦，最终的判决书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一份来自《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的、充满情绪化羞辱的8秒钟大字报视频，和一段由中央电视台旗下“小央视频”制作的、经过技术处理的13秒鬼畜短片。

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国家机器精心驱动、无数自媒体跟风狂欢的网络猎巫行动。

这场狂欢是如何被组织的？它使用了哪些被明令禁止的手段？

当一台国家级的舆论机器决定杀死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时，它会分几步？

1

猎巫行动，通常从确立一个无可辩驳的罪行开始。

在官方媒体的叙事里，高市早苗的原罪始于2025年11月22日的南非。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现场：

她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发布的视频里，它被渲染成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悲剧。

视频开场，高市早苗走下专车，踏上红毯。整个画面被处理成极度缓慢的慢动作，背景音乐是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这不像是一国首相的登场，更像是一场：

耻辱之行（walk of shame）。

紧接着，当她进入会场时，镜头从人群后方拍摄，让她看起来像是在探头探脑地偷窥。

文字则毫不含糊地指出：

她打断了另一位领导人的发言。

这种如同电影悲剧桥段般的视听语言，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因交通、安保等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程序性瑕疵，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一场关乎个人品格和国家颜面的公开处刑。

这种渲染，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守时这一基本职业道德的朴素认知，成功地将一个程序问题，上升为了一个道德污点。

一旦迟到的原罪被确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罪行，寻找一个充满合理解释的动机。

2

舆论机器很快为高市早苗的迟到，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充满性别色彩的解释：

她前一天花了几个小时，用来挑选衣服。

这个信息点，源于高市早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分享。她解释说，因为有参议员提醒她，作为首相，在外交场合的着装代表国家形象，如果穿着廉价，可能会被对方轻视。

这段本意可能是展现亲民或解释工作细节的个人分享，被迅速抽离了所有语境，成为呈堂证供。

一场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等多家权威信源协同推动的叙事构建开始了。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短视频中，将她的动机直接定义为：

想要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

中国新闻网则更进一步，引用匿名的日本人分析，为她进行了一次远程心理诊断：

看来高市早苗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至此，一个完整的、充满偏见的叙事闭环形成了：一个内心自卑、又渴望占上风的女人，因其肤浅的、对穿搭的过度在意，最终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犯下了迟到的职业错误。

这套逻辑之所以畅通无阻，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

女人的原罪，始于她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潮新闻，在其制作的新闻播报式视频中，更是将这种偏见推向了极致。在一位专业女主播字正腔圆的播报中，高市早苗的挑衣服被描绘成一种虚荣、肤浅、缺乏职业素养的行径。

有趣的是，在这套叙事里，男性政治家对自身形象的管理——比如精心选择领带的颜色以传递政治信号——通常被解读为严谨、注重细节、充满智慧的身体语言。

而到了高市早苗这里，同样的考量，则被轻易地定义为：

虚荣。

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舆论攻击的厌女内核。它不在乎事实的复杂性，只在乎如何将目标人物塞进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充满负面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中。

3

当迟到和穿搭为高市早苗构建了一个不专业的职业形象后，舆论机器的下一步，是攻击她作为人的稳定性，即她的情绪。

靶子，被精准地对准了她的面部表情：

微笑。

在G20峰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在回答提问前，礼貌性地与不同方向的记者进行眼神交流，并全程保持微笑。这个不到10秒的正常互动，在中国青年网旗下的“青蜂侠”发布的视频中，被解构成了一场精神失常的表演。

视频开场，在高市早苗低头准备、抬头微笑的瞬间，画面上叠加了一行黄色字幕：

(高市OS:) 先笑一下吧。

这种虚构的内心独白（OS），瞬间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定义为一种刻意的、有预谋的假笑。

紧接着，视频对她的微笑进行了病态化的量化。

在记者说话期间，她的脸上被不断打上字幕：

（再笑一下）、（笑X3）。

当她最终找到提问记者的机位，再次露出笑容时，视频进行了多次带有闪光灯效果的定格放大，并配上了“笑X5”、“笑X6”的计数。

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审视和重复计数的网络亚文化手法，一个连贯的微笑，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机械的、过度的、不自然的动作。

视频的标题，为这场表情审判给出了最终的病理化诊断：

表情过于丰富！五秒内连续变脸展现招牌尬笑。

这是一种经典的污名化手段，即将政治上的分歧或厌恶，转化为对其精神状态的攻击。通过暗示对方情绪不正常，来釜底抽薪地否定其一切言论和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女性政治家，这种攻击尤为常见和有效，因为它能轻易地与社会上对歇斯底里、情绪化的刻板印象相结合。

最终，视频在她一个笑容灿烂的定格画面旁，贴上了一个熊猫头表情包，上面写着四个字：

我不理解。

这句评论，并非来自某个真实的网友，而是视频制作者自己。它代替所有观众完成了最终的审判：她的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无法理解。

从不专业到情绪失控，从一个职业小丑到一个情绪疯女人，对高市早苗公众形象的第一轮绞杀，至此构建完毕。

这为后续更具侮辱性、更赤裸裸的人格攻击，铺平了道路。

4

如果说前文的攻击，还披着一层讨论职业素养和情绪管理的外衣，那么接下来的狂欢，则彻底撕下了伪装，演变为一场针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之人格与身体的、赤裸裸的围猎。

这场围猎的核心武器，不再是经过剪辑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精心生产、包装并被赋予了权威认证的侮辱性标签。

在这场舆论风暴的所有标签中，“妈妈桑”无疑是其中最核心，也最恶毒的一个。

它的诞生与进化，完美地展示了一场网络暴力，是如何从匿名的网络黑话，一步步登堂入室，最终成为被主流话语接纳的专业词汇。

考古这场标签的演化史，一个名为“狐说”的自媒体账号贡献卓绝。

在其发布的视频中，解说员用戏谑的配音，模仿高市早苗的内心独白：

我叫早苗，他叫川普……他夸我的时候，我开心的像条狗。

紧接着，视频开篇的特写画面上，打出了一行字：

这嘴脸跟盛开的菊花一样。

这句将女性笑容与特定身体部位进行关联的粗鄙评论，为后续所有的性骚扰叙事定下了基调。它标志着，对高市早苗的攻击，已经从对其公共行为的批判，转向了对其身体和性魅力的想象与消费。

这颗充满恶意的种子，很快在舆论场中找到了更体面的表达方式。

深圳卫视旗下的媒体品牌“直新闻”，在其发布的视频中，引用了一位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的专业分析。在节目中，唐湘龙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将高市早苗在外交场合主动、热情的身体语言，与日本一种特殊的娱乐场所职业进行了类比。

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风格的特征：

她会主动地蹭……会主动地去挽你的手……会绕到你后面来，突然间头呢倾到你前面去，跟你咬耳朵。

在完成了这套充满色情化想象的行为素描后，他为这种外交风格，正式授予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银座妈妈桑。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污名化标签。它同时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将其物化为取悦男性的服务者）、职业政治家（将其外交行为定义为不正当的拉客）和日本人（利用了对特定职业的刻板印象）的三重羞辱。

从此，妈妈桑外交一词，像获得了专家认证的权威术语，开始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自媒体“士口加”在其视频中，将高市早苗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拥抱、与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互动，全部纳入这个框架进行分析，并配以轻佻的旁白：

这妈妈桑的能力，不是盖的啊。

当这个标签在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舆论场中被反复测试、确认其巨大的传播效力后，它最终被更主流的舆论领袖所吸纳。

凤凰网旗下的知名时政IP“唐驳虎主笔”，在一个分析大国博弈的宏大叙事视频中，虽未在正片里直接说出，却在作为视频延伸部分的抖音文案里，轻描淡写地写下了一句总结：

日本政坛如今搞成了一种“妈妈桑外交”。

至此，“妈妈桑”的进化之路全部完成。它从一句匿名的、肮脏的网络黑话开始，经由境外专家的包装，被境内官媒背景的媒体合法引进，最终被头部时政IP盖章认证。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骂人词汇，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用来分析和解构国际政治的专业工具。

5

在“妈妈桑”这一核心标签的统领下，对高市早苗所有身体语言的色情化解读，变得名正言顺。

一个名为“史话风云”的历史类自媒体，发布了一段制作精良、极具电影感的视频。视频开篇，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介绍，而是直接用充满暗示性的词汇，将镜头对准了高市早苗的身体和眼神。

在经过调色的、充满氛围感的慢镜头中，旁白用磁性的男声说道：

公开场合“被搂肩”，神情“深情款款”，眼睛里面都快拉出“丝”来了。

被搂肩的被动语态，暗示了一种半推半就的亲密；深情款款和拉丝，则是将正常的外交注视，赤裸裸地定义为一种充满情欲的凝视。

视频的旁白继续将这种想象推向高潮，他对着高市早苗手舞足蹈的画面，用一种长辈训诫晚辈的口吻问道：

咋的，你搞这儿“追星”啊？早苗，你怕是不是忘了，你好歹也是一个国家的首相啊。

这种将公共外交行为降格为私人追星，并亲昵地直呼其名、以你还太年轻的口吻进行说教的姿态，暴露了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以及对女性政治人物进行评判和规训的潜意识欲望。

“直男财经”发布的视频，则将这种凝视总结得更为理论化。视频开篇，旁白就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

她的外交舞台不是议会，而是秀场。为悦己者容是她的外交手段，性感的肢体语言是她的外交策略。

为悦己者容，这句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男权色彩的成语，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专业的政治分析术语。它粗暴地将一位现代女性政治家的所有形象管理，都定义为取悦男性的行为。

这套逻辑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偏见：

女人化妆打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从眼神拉丝到为悦己者容，这场舆论运动系统性地将高市早苗的身体从她的政治身份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可供观赏、意淫和消费的女性符号。

6

如果说“妈妈桑”和色情化凝视，还只是在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框架下对高市早苗进行攻击，那么雌竞一词的引入，则标志着这场网络暴力，完成了对女性内部关系的终极污名化。

在“直男财经”那段充满史诗感的视频中，解说员在描述完高市早苗如何谄媚男性领导人后，话锋一转，将镜头对准了她在G20峰会上与另两位女性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互动。

画面中，她们热情地拥抱、亲密地交谈。这本是展现女性领导人之间团结和友谊的正常场景。

然而，视频的旁白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

她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展开了“雌竞”式的外交攻势。

雌竞，这个源自网络厌女文化、充满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黑话，其核心含义是指女性之间为了争夺男性资源（权力、财富、注意力）而进行的交配竞争（mating rivalry）。

这是本次调查中，首次有视频在旁白中，如此明确和系统性地，将这个词用于分析女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这一话语创新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女性之间存在真正友谊、合作和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在它的逻辑里，只要有超过一个女人在场，她们之间的一切互动，都必然是围绕着某个不在场的男性（在这个视频的语境下，暗示的是一旁感到不适的马克龙）展开的竞争。

它将国际政治的舞台，彻底降维成了一场庸俗的：

后宫甄嬛传。

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高市早苗、梅洛尼和冯德莱恩三位女性领导人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所有在公共领域中奋斗的女性的系统性贬低。

它试图在公众心中植入一个思想钢印：

女人之间没有政治，只有战争。

从妈妈桑到雌竞，这场由官方媒体引领、无数自媒体参与的网络狂欢，最终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这一身份的立体化、全方位的绞杀。

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对上（男性强权）只会谄媚，对下（其他女性）只会竞争的、彻底丧失了政治主体性的怪物。

7

这场针对高市早苗的网络狂欢，其恐怖之处不仅在于语言的恶毒，更在于其高度的组织性和协同性。它并非一群乌合之众的偶然聚合，其背后是一台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舆论机器。

解剖这台机器的运作模式，远比单纯陈列那些污言秽语更为重要。

综合分析这批视频素材的来源，一个清晰的、三层结构的叙事金字塔浮出水面。它展示了一场现代网络舆论战，是如何自上而下地进行议程设置，又是如何自下而上地进行语言创新的。

金字塔的塔尖，是中央级官方媒体。

以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小央视频”和《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为代表，它们扮演着最终审判者的角色。它们的视频最短，信息最纯粹，几乎不提供任何过程性信息，而是直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下达最终判决。

环球网的8秒大字报视频，直接宣判了：

高市早苗狼狈相已经败露。

小央视频的13秒鬼畜短片，则用技术手段，宣判了她的辩解是：

不诚实的。

这些来自权力顶端的圣谕，为整场舆论风暴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基石。

金字塔的塔身，是官方背景的市场化媒体和头部时政IP。

以成都传媒集团的“红星新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潮新闻”、深圳卫视的“直新闻”，以及凤凰网的“唐驳虎主笔”为代表，它们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团。

它们的任务，是将塔尖下达的判决，包装成更具可看性、更易于传播的新闻故事。它们拥有更精良的制作，更懂得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

红星新闻用悲情慢镜头渲染迟到的悲剧感；潮新闻用专业女主播的形式，增加攻击的权威性；直新闻则通过引用台湾专家的手法，为侮辱性标签提供合法性外衣。

它们是连接官方意志与民间情绪的变速齿轮。

金字塔的塔基，是各类自媒体。

以“狐说”、“史话风云”、“直男财经”、“一楠财经”为代表，它们是这场舆论战的前线斥候和语言实验室。它们不受传统媒体的束缚，最大胆、最出格，负责生产和测试最具攻击性的侮辱性标签。

“狐说”贡献了菊花的想象，“史话风云”贡献了眼神拉丝的描述，“直男财经”则开创性地引入了雌竞的理论框架。

这些在塔基被证明具有强大传播效力的黑话，会迅速被塔身乃至塔尖的媒体所观察、筛选和吸纳，最终完成一次从民间到官方的合法化逆袭。

这三层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循环的回音室。塔尖定调，塔身放大，塔基创新。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精准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8

在这台机器的运作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技巧是信源洗白（Source Laundering）。几乎所有的攻击性视频，都极力避免以第一人称直接进行辱骂，而是巧妙地将攻击性言论的来源，转嫁给一个看似客观中立的第三方。

最常见的手法，是引用匿名的：

日本网友。

在潮新闻、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视频中，日本网友群嘲几乎成了标准配置。这种手法旨在制造一种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的假象，仿佛视频的制作者只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舆情搬运工。

至于这些日本网友是谁，样本量多大，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则完全无人关心。

更高级的手法，是引用：

台湾专家。

“直新闻”对唐湘龙言论的引用，是这一手法的经典案例。它成功地将“妈妈桑”这一极度本土化、充满歧视色彩的标签，伪装成来自海峡对岸的专业锐评。

这种隔岸借炮的策略，既能达到攻击目的，又可以完美地规避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责任。

更具迷惑性的，是官方媒体的：

内部互引。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视频中明确标注信息来源是同属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则直接将自家评论员“北平锋”的文章标题做成视频进行传播。

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权威性的自我循环论证：

我用我的左手，来证明我的右手说的是对的。

这种种信源洗白的艺术，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将一场精心策划的主观攻击，伪装成一出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

9

当对高市早苗的个体攻击达到极致后，这场舆论战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开始了一场更为宏大的叙事升级。

其目标，是将其个人的不堪，与整个日本的国家命运和历史罪责进行绑定，从而完成一场从人格谋杀到历史审判的终极跳跃。

“一楠财经”发布的长篇人物小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它将高市早苗的癫狂，归因于她童年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形成的叛逆性格。她后来在政坛的所有选择，则被轻飘飘地概括为一句：

打不过就加入。

这句充满犬儒主义的嘲讽，将一个女性在父权体系下的复杂生存策略，彻底简化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投降。通过这种原生家庭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叙事，高市早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成了一个被历史和童年所诅咒的、命中注定要走向极端的悲剧人物。

而“唐驳虎主笔”的视频，则将这场审判推向了全球舞台。

视频将高市早苗的言论，直接定义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导火索。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各自独立的外交行动，全被解读为是围绕中国点名批评高市早苗这一核心事件展开的站队。

最终，视频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诘问收尾：

当下这个国际秩序，你们（五常）到底还要不要了？

通过这种极致的升维打击，对高市早苗个人的批评，被巧妙地转化为一场关乎全球秩序和历史正义的宏大叙事。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危害世界和平的坏女人。

至此，这台舆论机器完成了它最后的轰鸣。它不仅杀死了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更以她的尸体为祭品，完成了一场民族主义的盛大献祭。

10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端。

那条由红星新闻精心制作的、充满悲情慢镜头的G20红毯；那件被新华社定义为想要占上风的精心挑选的服装；那场被小央视频用技术手段扭曲了声音的党首辩论；那张最终宣判她狼狈相已经败露的环球网大字报。

这些碎片化的罪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反复拼接、解读、传播，最终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囚笼。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看似针对高市早苗个人的网络狂欢，其本质是一场由国家机器主导、无数账号参与的、系统性的网络性骚扰。

其使用的语言、视觉符号和叙事框架，完全符合：

中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关于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实施性骚扰的定义。

这场狂欢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非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而是施暴者工具箱的迭代。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喉舌，开始熟练地运用网络暴民的语言和手法，并将其包装成新闻和锐评时，它所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外国政客的形象，更是本国公共讨论的底线与理性。

它向所有人，尤其是所有试图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的女性，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

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可能招致一场与政治立场无关的、针对你性别身份的、彻底的人格谋杀。

当围猎一个疯女人，成为一场流量巨大、官民同乐的政治正确时，这个猎场里，再无一个安全的人。

所以，当一台精密的国家机器，需要靠妈妈桑和雌竞这样的词汇来赢得一场舆论战争时，它真正展现的，究竟是力量，还是虚弱？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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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扯淡的事有点多。

在云南宣威一群内要求儿童母亲汇报末次月经的时间。

这操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还让学生去统计妈妈的月经。

月经时间这类隐私还在群里统计。

有的干部的脑子啊，还得好好改造一下。

不过这件事让人如此紧张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月经警察”。

在齐奥塞斯库当政的罗马尼亚，就曾出现至今都让人反感的月经警察。

齐奥塞斯库曾颁布770号法令，目的是禁止堕胎避孕，强制生育提高人口数量。

在那个时期，罗马尼亚当局会安排人专门进行妇科检查，询问月经和生育情况，以防止避孕堕胎。

这些执法者，就被讽刺为月经警察。

虽然臭名远扬，但效果是显著的。

所以今天，当看到“统计月经”的荒诞操作，人们才会条件反射般紧张。

因为历史的阴影，有时候比冠冕堂皇的解释跑得更快。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再遇到人口危机时，就容易让人往那方面联想。

现在的出生率，已经很低了，很多小区，也看不到几个新生儿。

以前搞计划生育，不让你生那个好操作，看到孕妇强制打胎就是。可现在催你多生，这就有点难了。总不能强制人工授精吧。

最近避孕套都要因征税涨价了。搞得大家用避孕套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万一没用避孕套怀上了，再配上打胎的难度，这不就是间接催生了吗？

通过这些动作，我们能感受到人口危机，可大家不想生孩子，不敢生孩子，又岂是统计月经时间能解决的？

这两天正在热议的新国标电动车，底层人民的重要出行工具，很多家长用来接送孩子。

可现在改成那个所有人都嫌弃的样子，就是真的没有为消费者考虑。

这个设计，对带娃的家庭充满了恶意，没有储物空间，也不能带孩子。这让人还怎么敢生孩子？生了怎么带孩子？

如果觉得人口危机已经很严重了，应该做的不是统计月经，而是减少折腾。

各种政策配套都要跟上，方便家长带娃，才敢多生孩子。

如果处处都是拦路虎，这就是在跟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作对。

与其费劲吧啦的统计月经时间，不如少一点管制，别去折腾底层人，这样大家才会更有生育的意愿。

让人民轻松一点，

生育意愿自然就多一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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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已夺走过百条人命，伤者与失踪者更多，画面震撼得让人难以直视。灾后逐步浮现的细节更令人心寒：大厦外墙正在翻新，为求成本最低，外墙竟然疑似铺上易燃物料，竹棚层层包围，加上大量塑料布遮挡，犹如替大厦套上一件巨型助燃外衣；当日起火，浓烟迅速被引导向上，逃生空间被压缩，最终酿成多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火。

政府及外媒很快聚焦于竹棚，甚至有文章直指竹棚为火势失控的关键。政府亦随即提出方向，研究以金属棚取代竹棚。自问对竹棚与金属棚的防火性能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倒是非常清楚：金属棚的成本远高于竹棚，而香港的楼宇维修市场长期充斥围标与合谋，如果竞争环境不改善，任何“提高安全标准”的政策，都只会变成围标集团的新礼物，最终买单的不是承建商，而是每一个住户。

强制验楼制度是主因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实屋宇维修市场已被围标集团渗入很久。几年前我与两位栏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利用当时仍运作的传真社公开的标书资料，分析141个大厦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试图理解围标与价格飙升背后的经济诱因。最核心的发现是，强制验楼制度本身大幅降低了业主对维修工程的“议价能力”，为合谋与围标创造了最肥沃的土壤。

强制验楼原意良好，希望避免楼宇失修、外墙剥落、影响行人安全，但制度细节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一幢大厦被政府“点名”，业主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检查与维修，否则面临罚款甚至刑责；法团、顾问、承建商于是成为整个招标流程的主导者，业主的角色则退缩成只能被动接受。当买家无法拒绝，卖家便能联手抬价；当需求变得无弹性，合谋便变得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极具利润。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印证了这点：被政府点名强制验楼的大厦，其维修标书的中标价平均高出四成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没有收到通知、纯粹自愿维修的大厦，在制度推行后的中标价同样上升四成。换言之，强制验楼并非只影响被通知的一小部分大厦，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结构。

市场变坏的方式也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当时4家最活跃的承建商，在强制验楼推行前后的投标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即使控制了物料价格、人工成本、楼龄、地区等因素，他们的投标价格在制度推行后更为一致，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这很可能是合谋的讯号──在正常竞争中，各公司会基于自身成本独立定价，不应出现如此紧密的同步。制度推行后，标书“一同抬价”的现象突然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合谋风险实际上被制度增强了。

竹棚换金属 抬价恐更猖獗

在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里，任何安全要求的提高，理论上都值得支持；但若制度不先修补漏洞，这些要求往往只会成为抬价的新借口。正如这次金属棚建议，一旦落实，承建商只需对法团说一句“政府要求”或“安全标准提升”便能将成本外加，最终累积成每户数万甚至十数万元的额外负担。在制度没有改善之前，金属棚不会提升安全，只会提升报价。

竹棚是否安全、物料是否易燃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危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业主的决策权被抽空、资讯不透明，而政府的制度设计反而强化了承建商的议价能力。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香港下一场大火，只需要另一个工程、另一个法团、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小决定，便足以重演。

香港值得更安全的楼宇，但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更多罚则、更多要求、更多成本，而是更透明的招标、更有效的监督，以及让市场真正恢复竞争的制度。否则，不论是竹棚、金属棚，还是任何新技术，都只是围标集团的新包装，而不是市民的保障。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12月2日，名为“华夏杯”的书法比赛公布结果，有参赛者发现，同在书法圈子里，为何拿奖的人都不认识？

随后有人发现，成人组特等、一等、二等奖的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学生组中则有不少获奖者名字来源于广州市某中学1994级学生名册。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这串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占道经营行政处罚名单、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体培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以及羽毛球、舞蹈等多项比赛的参赛或获奖名单中。

这些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姓名组合，引发热议。是信息录入模板被直接使用？是填报失误？还是因缺乏核验流程而导致的“形式化名单”？这背后涉及的审核流程、信息发布规范与监管责任，已成为关注点。

受访专家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而这类行为一旦扩散，最直接损害的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网络截图

获奖名单为百度文库“人名大全”

肖毅是一名书法老师，近一年，他陆续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大赛。在书法圈，“以赛代练”并不罕见，许多作者借比赛倒逼自己保持创作。

今年11月初，肖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华夏杯书法比赛”的征稿启事。根据要求，参赛者需提交原创作品，并缴纳报名费。之后，他在线上支付了30元报名费。组委会明确提示，未缴评审费的作品将不参与评奖。随后他按要求将作品寄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益农东街五号“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

12月3日公布获奖名单时，他发现自己“落选”了。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华夏杯获奖名单来自百度文库”的截图，他才意识到，所谓比赛可能是个骗局。

新京报记者在华夏杯获奖名单中看到，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名单，与百度文库中一份发布于2020年9月的“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高度相似，开头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其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

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多个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 图源：网络截图

“这是又骗报名费，又骗作品。”刘相洪是重庆的一位书法爱好者，多次参加书法比赛，他表示“需要避坑的比赛很多，但这么离谱的第一次见”。

他提到，常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人都知道哪些名字是高手，而在这次的“华夏杯书法比赛”中，他只在成人组优秀奖中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参赛规则，等级奖有奖金，而优秀奖只有获奖证书，主办方可以赚报名费，又不用付奖金。

在公众号“书法学习指南”发布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征稿启事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此次大赛的主办单位是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单位为开封八古书画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港区硬笔书法协会。征稿对象为全国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同时设置有奖金：成人组特等奖1000元/人，一等奖500元/人等。评审费提交以微信转账方式为准，收款人为组委会主任袁伟民。

而新京报记者查询企查查发现，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25年7月成立，于10月被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经营异常。

12月4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征稿启事中袁伟民的电话，未有回应。

12月4日下午，肖毅表示，组委会已经陆续为参赛人员退还30元报名费，至于参赛作品还能不能拿回来，他也不知道。

在“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

反复出现的名字

随着对这场书法比赛的关注不断扩大，有网友发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一串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多个领域的名单里。

在一份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中，同样的姓名组合作为评审小组成员被列入中标结果。

中国政府采购网2025年12月3日发布“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3188万元。

新京报记者看到，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与“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五个名字一致。

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中标公告中采购人信息“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中的联系电话，电话均未接通。

12月4日下午，中标公告中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已终止，业务主管部门县发改局成立工作专班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表示，有错误就要认，具体哪里出现问题，后续将会发布情况说明。

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这一串人名则以占道经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

在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中，同样出现“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 图源：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网站

12月4日上午，家住湖北的方灵无意间刷到那条揭露“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疑似照搬“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帖子。她觉得帖子里提及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等名字有些特别，出于好奇，她在浏览器中检索这些名字，发现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

在那份公示中，“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等人因占道经营被罚款50元。通读名单后半部分的“刘千、王万、吕天、方天”，方灵越发觉得这些名字组合过于巧合，“像是编出来的。”

12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对方表示后续了解情况后将与记者进一步沟通。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成立调查组，正在研究后续处理情况，后续会向公众通报。

另外，这串名字还出现在一家名为“体培健康研究院”的广东企业，其官网公示的中老年健康项目研究员名单中。

12月4日，有媒体就“研究员名单是否不实”联系该公司，有工作人员称“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名单真实性，其表示“无法核实”。截至12月4日下午，上述企业官网已将研究员信息隐藏。

而在检索“张吉惟”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的期刊，其编委会名单为“张吉惟、林琴、张玟书、李雅南、江奕云、刘宏、阮建安、林子帆”。

而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第一行中也有人名——“张吉惟、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阮建安、林子帆”等，多个名字相似。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该期刊并未被知网等网络平台收录，只在所属公司的网站上有所展示。新京报记者致电该期刊所属的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该期刊目前只有纸质版出版，并没有被网络数据库收录。

至于编委会名单为何和网络文档中的名单相似，工作人员称，这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就是网站上显示的，至于其名字的真实性，她需要跟主管确认。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该期刊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该期刊不正式，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都这样？”

在一本学术期刊的资料中，新京报记者看到，编委会名单和“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的多位人名极为相似。图源：网络截图

“虚构名单”与形式主义

同一串姓名在书法比赛、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商业机构、学术期刊等多类名单中反复出现，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错误，更折射出深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12月4日晚，据羊城晚报报道，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曾发送《关于“华夏杯”书法比赛相关问题的致歉声明》，其中提到，“书法比赛因合作方突发违约撤离，导致赛事后期组织工作出现严重纰漏，尤其虚构名单问题的出现，严重违背了书法赛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广大参赛选手带来了诸多困扰与损失”。

声明还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核实并承担选手因赛事产生的相关快递费用损失，确保损失全额赔付。

多位受访者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最直接的损害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从招投标流程的角度指出，“一般来说，评审小组成员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所有操作都会留痕。”他表示，“直接从网上复制五个名字，这种做法太低级，足以让人怀疑这个招标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前反“四风”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仍然不足，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反而在某些环节“加重了形式主义”。

“评审小组成员照搬文库名单，这也太荒唐。”他指出，这类行为既是不作为，也是乱作为，背后是一种“把管理当儿戏、把治理当儿戏”的心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直言，这类“虚拟名单”并非孤例，“弄些虚拟项目或名字来发奖、侵占国家资产，并非个案。”

上述专家认为，如果罚款记录是虚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是否罚款了50元，而在于某些部门可能通过虚假记录来“造成绩”。“造了罚款记录，说明工作有成绩。买点成绩、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上面可能还会表扬。”

他强调，这类行为，容易让行政处罚从治理工具异化为绩效手段，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毅、方灵为化名）

“乜都冇晒（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社交媒体上，一个宏福苑居民群组中一篇帖子的内容。它像一句叹息，面对着整个社区在大火中的毁灭。

这场毁灭发生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点51分，香港大埔宏福苑。

这座超42年楼龄的公共房屋近年来正在大修，多栋大楼外罩着竹棚撑起的绿色的防护网。起火时，火焰像红色的巨龙，从一栋大楼蔓延至另外一栋，直到整片区域成为一座座砰砰作响的巨型火柱。在这些火柱中，有孩童，有老者，有工人，有宠物。这里，曾是近五千人的家。

直至28日上午10时18分，这场燃烧了43小时27分的大火才得以扑灭。据港府最新消息，火灾目前已造成128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约200人情况未明。

为哀悼不幸罹难的人们，今早8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在港府总部默哀三分钟，全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下半旗志哀。此刻，市民相继涌入全港18区吊唁处，以表达对逝者的深切悼念。

这是香港这座城市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具毁灭性的火灾。目前，对于这场火灾的第一起火点，尚未有调查结果。有人看到其中一幢大楼的竹棚起火，由于风大，大火很快延伸至其他大楼的竹棚，并引发大量住房内部起火；也有居民表示，看到某幢大楼内的一个垃圾房首先起火。但这场灾难的预警，事实上早已发出——它是人祸，绝非天灾。

在香港，宏福苑的悲剧并非孤例。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建筑也在同步老龄化。港府数据显示，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2.7万幢，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超过1万幢。这些崛起于城市快速扩张期的高层住宅，密度高、结构实用，曾是无数城市效仿破解人口承载难题的范本。但四十年过去，当房屋与这里的住民一同老去，陈旧的设施叠加混乱的管理、疑涉贪污的大修，宏福苑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暴露了城市发展背后的隐忧。

沉默的火警钟

“火警钟没有响。”从大楼中成功逃生的陈阿姨说。

陈阿姨今年 72 岁，从四川来香港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宏福苑二座，帮女儿照看外孙。事发当天，她一个人在家。下午三点前后，她刚把衣服洗好晾起，接到了正在韩国旅游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妈，你在哪里？楼下起火了，你快看看。”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外墙正在维修，窗户被胶纸封住，只能打开一条窄缝，看不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她住三楼，听不到警铃，也没有人来敲门提醒。她拿了钥匙、手机和常用的钱包，准备下楼。在电梯口，她想着再回家拿点东西，却被管理人员拦住，“他们说等一下起火了，我跑不动。”

陈阿姨下到地面时，街上已经停满了消防车。她站在空地上，看见对面三座的外墙已经被火吞没。

2025年11月26日，消防员在宏福苑扑灭火灾。

一开始，她以为火不会蔓延到自己这一栋，两座楼之间隔着一个空隙。“没想到不到一小时，我们那栋也烧了，从上面往下烧。”现场烟味又冲又呛，广播不断重复，不允许居民再上楼。

陈阿姨担心的不只是自己。她有一位住在 21 楼的朋友，当时带着 6 岁的孙子，也是在接到家里电话后跑下来的。而住在 28 楼的一对老夫妇——也是她朋友——到现在仍联系不上。“是手机掉在家里了？还是没电了？人还在里面？”她说，“我好怕。”

宏福苑共有八栋楼，每座31层，每层8户。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这里常住有4643人，其中超1/3都是65岁及以上老人，其中不乏从壮年住到退休者。面对火灾，老年人总是更脆弱的。

火灾最终殃及其中七栋。她们家原本计划 12 月 1 日从韩国回来，如今提前返港，却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十几年了，两房单位，四五十个平方，很小，但够住。”她说。

事发当晚，政府部门来电询问她是否需要安排临时住宿。她拒绝了——她暂时住在朋友家，但她知道，女儿和外孙回来之后，“就真的没地方住了。”

受灾居民在庇护点等待物资。（图源：香港內地青年义工交流协会）

陈阿姨几乎整夜未眠。凌晨一点才到朋友家躺下，又在天亮前醒来。白天，她在楼下和附近的庇护点来回走动，不敢静下来。“我在外面，女儿打电话给我，我都在哭，太怕了，看到火烧起来真的太怕了。”

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香港建筑工程商人潘焯鸿于11月27日上午8时到达了宏福苑附近。据他描述，当时大火仍在燃烧，消防车正对着约十五层的位置持续射水，但二十层以上的火势已难以触及。现场消防的策略，是先为大楼降温，让火势自行减弱，再伺机进入楼体内部搜救。他预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50 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潘焯鸿自称其在15个月之前，就开始向政府警示火灾风险。但几乎同一时间，宏福苑大维护工程一份相关文件称，暂未有迹象显示，短期会收到改善消防安全工程的命令。

事件发生后，宏福苑火警钟确无声响的消息方得以证实。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一些负责维修的工程公司为了避免施工扰动触发火警钟，会非法关闭消防系统。“因为他们做的东西很多都不合规范，很容易惊动消防钟。如果响起，消防车就要来，就会惊动消防处，这会给他们带来管理上的麻烦。”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个是杀人了。”

竹棚、防护网与发泡胶

在本次灾难中，相比备受争议的竹棚，阻燃能力不佳的防护网，与覆盖在大楼外层的发泡胶，新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1月27日凌晨，香港警方以“误杀”为由拘捕3名男子，怀疑正处于大维护工程中的大楼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未符合标准，并在唯一一座未被波及大楼的每一层电梯大堂都发现易燃的发泡胶。警方怀疑建筑工程公司“严重疏忽”，不排除发泡胶为火势蔓延的原因，被捕者即为该公司的两名董事和一名工程顾问。

宏福苑自去年 7 月起进行大型维修，陈阿姨所在的二座从去年8月开始施工。她说，女儿为此缴了十多万维修费。开始施工时，外墙架起棚架，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窗也不能开，只能开空调。”她的客厅和厕所的窗户还能开一点，两间卧室的则完全推不开。而封住他们窗户的，正是一层极为易燃的发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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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晚，宏福苑被浓烟和火焰包围。

27日凌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6日大埔火警中，消防处在扑救期间发现大厦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疑不符防火标准，有窗户更被易燃发泡胶封闭，导致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极不寻常。

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两个不寻常之处：第一，发现有关大厦的外墙物料着火后的蔓延程度，较一些合规格物料远远猛烈和蔓延得快；第二，未受波及的屋苑大厦玻璃窗贴上一些发泡胶板，也不寻常。因此，邓炳强表示，本次火灾不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棚网搭建之初，2024年9月，曾有居民向相关部门咨询棚网阻燃问题。劳工处处长回复称，有关棚架上装置的保护幕（棚网）的作用是限制物件坠下的范围，保护人们免受坠下的物料、工具和废料击中。现时劳工处所执行适用于建筑地盘的安全条例中，并没有涵盖关于棚网或任何物料的阻燃标准。

该回复还提到，根据对该地盘视察所得，该维修工程并不需要在竹棚架上进行热工序、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等，而地盘内亦有提供合适的灭火设施。因此，棚网发生火灾的风险相对为低。而劳工处亦已经提醒有关的承建商，必须做好地盘内的防火措施以防止火灾发生。

而在宏福苑大维护工程前的一份答疑文件中，施工方曾承诺，此次工程所使用的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但并非完全绝燃”。

答疑文件显示，宏福苑维护工程所用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

潘焯鸿称，棚网的材料，“如果用正规的材料，其实花费不多的。但是偷工减料的话，危险非常大。”公开报道显示，阻燃棚网单价约90元，为普通棚网的两倍，且需频繁更换。

他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政府有关部门正视修缮工作中的偷工减料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回应。于是，“这些承建商就觉得，香港政府已经放宽了。所以整个维修行业，现在都是偷工减料。”

潘焯鸿曾因检举钢铁“剪钢筋”丑闻，而被喻为“吹哨人”。他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果要论天的话，10月10号，天对香港已经非常好了。”当天，中环华懋大厦的大型竹棚架发生大火，火舌迅速吞噬工地网布与竹竿，使大楼窗户烧毁、外墙严重焦黑。

28日晚间，港府证实，棚架围网达阻燃要求，但包围大厦窗户的发泡胶板高度易燃。根据初步掌握资料，最初起火位置应发生在宏昌阁低层外的围网，其后由于引燃窗户上的发泡胶板，令玻璃爆破，导致火势急速增强，迅速蔓延，最终酿成灾难。

但邓炳强亦提及，烧断的竹枝飞坠，亦有可能引致其他楼层着火。与此同时，宏福苑大火后，港府屋宇署亦发出通告，要求负责在建筑物外墙使用保护网/幕、防水油布及塑料帆布者，必须在12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告，交代所用物料的阻燃性是否符合认可标准。

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披露。

强制验楼，贪污严重

在香港的城市版图上，大埔并非一开始就属于城市。五十年前，这里还是新界北的乡郊地区，以客家聚落、渔民与小型农田为主。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人口迅速膨胀，九龙与港岛的城市承载已接近极限。为解决住房短缺与城市过度拥挤，港英政府于1972年正式推出《城市发展计划》，宣布在新界兴建多个“新市镇”（New Towns）——大埔便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八十年代，大埔新市镇进入快速建设期。工业邨落成，东铁线延伸至大埔墟，学校、商场、公屋、居屋陆续建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宏福苑便是在这一阶段落成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屋苑，采用当时普遍的设计：高层、密度高、结构实用，主要服务中等收入家庭。它在1980年代是新社区的一部分，与周边屋苑一起构成了大埔的核心住宅区。

四十年过去，大埔从“新市镇”变成了“老社区”。包括宏福苑在内的多栋屋苑楼龄超过三十、四十年，外墙、排水、电线、公共空间都进入维修周期。

根据港府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过2.7万幢；2009-2019年，楼龄超过35年的公屋比例由6%激增至24%。此外，香港还有大量“三无大厦”，日久失修，管理混乱，存在较大隐患。

为了应对楼宇失修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屋宇署于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实施“强制验楼计划”，要求楼龄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接受由政府认可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结构与外墙检查。计划覆盖大厦的主体结构、公用部分、外墙状况，以及排水与防水系统等可能影响整体安全的部分。若检查发现问题，业主需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修缮，并由注册承建商执行工程；相关报告与施工过程则由屋宇署负责审核。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老化楼宇建立一套制度化、标准化的安全检查机制，避免因长期缺乏维护而引发事故。

港府屋宇署官网，宏福苑被列入强制验楼验窗计划范围。

按照“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宏福苑早于2016年接受政府强制验楼法定通知，而直至去年1月，时任业主立案法团才通过涉款共3.3亿元的大型维修工程。

根据方案，每户业主需摊分15.6万至18.2万元，分6期供款。此举当时引起大批业主不满，质疑造价过高及招标过程透明度不足，多次与法团爆发激烈争执。

潘焯鸿称，据他了解，强制验楼计划落地后，带来了严重的贪污现象。他声称，正规的维修公司被排挤在外，工程被黑社会把持，而政府对违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潘焯鸿介绍，香港目前每年约有千亿港元投入大厦维修，全部由业主承担。业主通过法团代表大厦决策，而围绕维修工程的“回佣”与贪污在行业内已非常公开化。他举例，一宗一亿元的维修工程，法团可能收取400万的“回扣”，管理公司及其他环节亦各有分成。“小业主拿出来的钱，可能有三四成是被贪污了。”他认为，正因如此，承建商在实际施工中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来弥补成本。

据《南华早报》2024年4月报道，香港反贪污与反垄断监管机构展开行动，因建筑维修工程围标拘捕 20 名嫌疑人。涉案人员包括承包商、顾问、中间人、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及物业管理公司骨干。

调查发现，嫌疑人通过操纵招标、夸大合同金额、帮助关联承包商中标，并干预项目监管与付款，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和《竞争条例》。涉案项目涉及香港岛及新界的住宅、综合用途及工业建筑，单个合同金额从数百万至数千万港元，总额约 1.8 亿港元。部分项目尚未授标，一半已启动施工。

香港廉政公署就维修工程可能涉贪展开调查。

目前，香港廉政公署已成立专案小组，就宏福苑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展开全面调查。28日已先后拘捕8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中间人。

双重老龄化下，高层住宅的安全隐患

在失踪者信息汇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老人。他们中不乏宏福苑1983年的第一批住户，在这42年间，楼与他们一起在变老。

而人口的老龄化与楼宇，尤其是宏福苑这种超高层楼宇的老龄化，是香港正面对的重要问题。

据香港特区发展局数据，香港楼龄达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就有超过1万幢，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600幢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这些楼宇每年得到重建的数量不到200幢，而香港44%的甲级写字楼楼龄已超过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在2030年升至55.1%。

对于这些老龄的高层，消防毫无疑问是个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网上看了宏福苑的平面图。他指出，宏福苑是典型的高密度十字式布局户型，这种楼的设计，为了保证每户有正常的采光和通风，会在几个交织点上留比较深的凹槽，这些凹槽在失火的情况下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烟囱效应，对空气流动做垂直加速，会加速大火燃烧。

尹稚称，高层建筑火灾主要问题在于扑救很困难，使用消防车或者直升机灭火等措施基本上是杯水车薪。“楼高到这个程度，其实主要还是靠内部比较严格的防火分区，全自动化喷淋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良好的养护来防火，指望靠外界的扑救，对于这种高层或者是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来讲是极其困难的。”

将视角转向内地，这场大火也为许多城市的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敲响了警钟。

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城市都曾以香港经验为蓝本，通过高层住宅来应对人口和住房刚需。但随着时间推移，材料老化、外墙脱落、违规改造等问题逐渐浮现，暴露出房屋安全和火灾隐患。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城乡住房总建筑面积已超660亿平方米，其中房龄超30年的建筑占比达35%，总面积或超230亿平方米。

宏福苑楼宇修复工程资料简报显示，火灾发生前，部分楼栋墙体已经剥落。

在尹稚看来，这些年，各地都在适当地强化这种所谓消防扑救能力的建设，但将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就是大量的县城里边的高层和超高层住宅。因为县城不具备这种外部高层扑救的能力，绝大部分的县城可能连个能爬50米的云梯都很少见。

他一直不太主张把节约用地的重点放在住宅，因为这种高层建筑特别是用来做住宅的话，会带来很多长期的风险，尤其是消防。高层建筑的火灾救灾一直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尹稚认为，想要尽可能排除隐患，就需要在消防上采取“性能化设计”，比如说，加大内部的这种消防栓自喷淋等这些系统的密度和强度，来达到同样的这种燃烧的时间控制效果。

对于老旧高层建筑改造，尹稚指出，进行彻底性的改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就要通过例如增加阻燃式、耐燃烧的装备来确保更多生命的安全。“耐燃烧的目的不是保证说这个楼最后不被烧掉，而是给你换来了足够的逃生时间。”

如今，宏福苑的大火已基本扑灭，伤者救治、善后支援、事故调查等工作仍在加紧推进。自今日起，香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降半旗志哀，整个香港仍处在沉重的哀伤之中。

尹稚初步判断，这场灾难应属于重大责任事故。“这种施工现场怎么可能允许有不受管制的明火，不管是吸烟也好，还是焊接作业也好，所有的建筑工地对这种明火管控，那都是铁律的。”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手，其他东西设计得再好、弄得再好也还是会出事的。”

（实习生张佳睿、张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精准行政的方案走不通的时候，要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就只能一刀切。

虽然可能不太礼貌，也不太安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为什么精准行政走不通呢？

这阵子，因为“吸毒记录将被封存”的话题，舆论颇为不满，而立法机关和官方媒体则在极力论证“封存一般违法记录”的合理性，并反复申明“封存不是删除”。

某央媒在新闻报道中列举了几个“因违法记录给生活工作造成极大不便”的真实案例，希望让大家理解封存违法记录的必要性。正好我也借着其中三个案例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案例一：

打架违法导致查身份证时异常警报

26岁的王某，4年前因与男朋友感情纠纷打架，被治安拘留3天，留下了违法记录。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从那时起，她每次遇到乘坐高铁等需要查验身份证的场景，机器就会发出异常的警报声，会被带到一旁询问。虽然最终还是能过关，但这种事被朋友看到难免心生疑虑，影响社交婚恋。

所以，这位有违法记录的女生希望以后刷身份证时不再有异常警报，不再被朋友另眼相看。

暂时抛开性别因素，你说这个诉求该不该解决？和伴侣打了一架，被拘留3天，该不该因此一辈子付出代价？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解决的。

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肯定不会有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问题了。

第二种方式是去修改这个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机制，让打架被拘留过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刷身份证直接通过。本来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机制很离谱，这个异常警报除了给当事人添堵和给车站民警增加工作量之外，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因为询问一番后还是得放人进去乘高铁，民警也不能给人贴个危险人物标签提醒其他旅客离远点……

刷身份证时连接公安系统抓通缉犯大家都能理解，

可这个“曾经违法人员”的警报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个机制呢？

单就这一个案来说，以上两种解决方案显然是第二种更精准，但它需要公安部门去修改一个工作方法，修改系统设置。

案例二：

打架被拘留导致无法当消防员

唐某8年前因盖房子的纠纷和邻居打架，起因是对方先打了他爷爷。因为把邻居耳朵打伤，唐某被拘留3天。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他报考消防员通过了笔试和体能考核，却因为曾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录用，考辅警也考不了。

所以，唐某希望考消防员、考辅警这些场景不要拒绝曾经有违法记录的人，而应该只看现在的表现。

单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个人认为唐某的诉求是合理的，本身他当年打架的事情在情理层面就是值得同情的，现在他努力上进，想当消防员或辅警保护公众安全，我觉得挺好。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被用人单位知道，自然就不存在拒录。

第二种方式是要求档案管理部门修改规则，违法记录不要放进档案里成为“案底”，影响后续的政审，也可以要求应急管理部门在录用消防员的过程中遵守规定，不得擅自加码。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2025年度招录消防员的公告，录取条件的8条里并没有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信息来源：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506/t20250627\_548010.shtml

所以，被拘留过就当不了消防员这个事本身就不合理不合规，是相关单位层层加码的做法，把这种层层加码解决掉才是更精准的方法。那为什么没有选这个办法呢？

案例三：

因网络不当言论被处罚致考公务员落榜

安徽的施先生因为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治安处罚后，考公务员以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刷了下来。

这个事情合理吗？我就不作个人判断了，既然中央媒体把它当作案例讲出来，以此论证封存违法记录的合理性，那应该是中央媒体认为这件事不太合理吧？

同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进档案，就不会影响考公考编的政审。

第二种方式，可能就需要公安部门更精准地执法，把“互联网不当言论”和“某些领导不喜欢的言论”区别开来。对那些真正危害社会有现实危险的不当言论，该抓的别手软，对那些本身没有危害只是领导不喜欢的言论，还是要尊重大家的表达权利。

这样一来，真正反社会人格的那些人会被公务员队伍拒之门外，那些为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的人则有机会考公为人民服务，岂不美哉？

总结一下：

我不是法学专家，我也说不好“封存违法记录”这个做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但就官媒拿出来论证必要性的这几个案例来说，我认为都是可以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都是一些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问题，无论违法记录是不是封存，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解决的。

更多的案例，我猜也是类似的情况。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