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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战士(1)——克劳德·卡洪、苏珊娜·马尔赫贝和杰奎琳·兰巴·布列东,泽西岛,1938 – 1945年

翻译自《不再做缪斯:爱、战争与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者》第四章


1939年4月25日,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带着三岁的奥布(Aube)抵达泽西岛,与艺术家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1 克劳德和苏珊娜将杰奎琳迎进他们称之为“无名农场”的家中,看到这位自1932年初次见面以来就充满活力的朋友如今萎靡不振,两人都感到十分惊讶。杰奎琳因患支气管炎而身体虚弱,又因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而心情低落,还在为婚姻的未来而苦恼,她只想睡觉,还有和奥布一起在海里洗澡,以及在海滩上捡石头和海玻璃碎片。克劳德和苏珊娜担心杰奎琳,并且从她的消瘦和苍白中看到了自己对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巴黎的难民危机,这是未曾表达的,预示着另一场战争阴云的忧虑。

两年前,露西·施沃布(又名克劳德·卡洪)和苏珊娜·马尔贝(又名马塞尔·摩尔)在诺曼底海岸外风景如画的偏远海峡群岛上买下了一座大农舍,两人经常在那里度假。这两位女性——继姐妹、恋人、艺术合作者和生活伴侣——在南特上学时相识。1894年10月25日,露西·勒内·玛蒂尔德·施沃布就出生在南特一个杰出的犹太文学世家。她的祖父莱昂·卡洪既是一位历史小说作家,也是巴黎一家著名图书馆的馆长。她的父亲莫里斯·施沃布一直经营着从父亲处继承并拥有的地方日报《卢瓦尔灯塔报》,直至去世。她备受尊敬的叔叔马塞尔则是一系列象征主义小说的作者。

南特:Nantes,法国第六大城市

莱昂·卡洪:1841-1900,法国旅行家、 东方学家和作家。代表作《La Bannière bleue》

马塞尔:1867-1905,Marcel Schwob,法国象征主义作家,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代表作《Annabella et Giovanni》

如果说这份文学遗产塑造了小露西早期的智识生活,那么她父亲的犹太背景和母亲的精神疾病,则在这个易受影响的孩子身上留下了各自不可磨灭的印记;没多久,她就遭到了因为德雷福斯事件狂热影响的同学们的嘲讽和攻击。露西早年大部分时间都和祖母玛蒂尔德·卡洪一起度过,后来她随祖母姓,还取了中性的名字“克劳德”。她在英国接受了一年教育,1909年回到南特上学,并爱上了苏珊娜·马尔贝。2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犹太商人家庭,1894年9月,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加以逮捕。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为其昭雪。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被晋升为少校。

苏珊娜出生于1892年,是南特医学院组织病理学教授的女儿,而这位教授是施沃布家族的朋友。她与克劳德的结合快而直接,用克劳德的话说,充满了“嫉妒且排他的激情……很快,除了与苏珊娜的激情,对我来说一切都不复存在”。3

露西的母亲去世后,莫里斯·施沃布与苏珊娜的母亲结婚,这两位年轻女性成了继姐妹。除了这段复杂的家族史,她们还都对文学、戏剧和艺术充满热情。1913年7月起苏珊娜就以马塞尔·穆尔Marcel Moore为笔名在家族报纸上陆续发表配有插图的文章,其中许多是关于时尚的。一年后,露西开始在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课程。她最初以笔名克劳德·库尔利斯Claude Courlis写作,并且与苏珊娜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面具的文章,这一主题对克劳德塑造多面且模糊的身份一直至关重要。

到1916年,在经历了厌食症的折磨和自杀未遂后,克劳德逐渐塑造出了一种自恋且有才气的人格。她越来越拒绝固定的身份和性别角色,这将催生她后来具备且持续一生的表演性人格、不固定身份和非传统的性取向,而且其中许多都在镜头前或镜头后展现。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文学和摄影是她挑战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主要工具。

到了1917年——即莫里斯·施沃布与苏珊娜的寡母结婚的那一年——克劳德和苏珊娜在家族报社办公室楼上的一套公寓里开始了同居。五年后,他们从外省城市南特搬到了巴黎的蒙帕纳斯区。在那里,他们置身于一个由彻底现代且具有社会开拓精神的侨居女性组成的文化圈子边缘,其中一些人在致力于激进性政治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政治,她们和包括西尔维亚·比奇Sylvia Beach和比阿特丽斯·旺格Beatrice Wanger在内的几个人后来成了朋友。4

Sylvia Beach:1887-1962,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创办人,曾以书店名义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因美国加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她因为是美国人而被逮捕,投送进集中营。

Beatrice Wanger:艺术家和舞蹈教练。

1919年出版的诗集《风景与幻景》(Vues et Visions)由克劳德创作,插图则由苏珊娜绘制。同时,她还在1930年出版的她俩作为伴侣的首部合作作品《未实现的自白》(Aveux non Avenus,即《否认:或取消的自白》)中的照片拼贴画上署名。这本书收录了克劳德的格言、插曲和回忆,由诗歌和散文片段组成,并配有摄影拼贴画。文字与视觉元素共同强化了艺术家对意识、性和身份的不断拓展的认知,她们认为这些是相互关联又支离破碎同时也非常易变的。1923年,克劳德从文学领域拓展到戏剧、摄影和写作领域,与美国侨民、异国情调的舞者比阿特丽斯·万格一起成为了神秘艺术之友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比阿特丽斯·万格是诗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的朋友。5

可能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也可能是因为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日益浓厚的兴趣,克劳德本人于1932年结识了布勒东。6无论会面的场合如何,如果这次会面呼应了超现实主义者对“偶然相遇”的信念,那么它也证实了克劳德战后在给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封信中所宣称的:“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一直就是这样(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本质上是超现实主义者”。7同年,克劳德和苏珊娜与杰奎琳和安德烈一道,致力于对艺术和政治的革命观点,并成为革命艺术家和作家协会(AEAR)的活跃成员,这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联的文学组织,尽管对他们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兼容性不无疑虑,它还是接纳了超现实主义者。

该组织致力于将具有革命政治理念的艺术家和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致力于保护他们独立性的共产主义联盟,这吸引了包括布勒东和卡洪在内的许多左派人士。他俩都致力于支持言论自由和人权,认为这是真正而持久的革命的基本要素。然而,不到一年,包括路易斯·阿拉贡和乔治·萨杜尔在内的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就离开了该组织,因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与超现实主义独立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深,AEAR与法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许多法国共产党成员觉得超现实主义者更关心文学精英主义而非无产阶级斗争。尽管克劳德一直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诗歌部门,但布勒东本人还是很快就面临被驱逐的指控,罪名是他持有反革命态度。

早在她们遇见安德烈·布勒东之前,克劳德和苏珊娜就坚持行动主义和抵抗运动,无论是政治、性还是社会层面,又或者是坚定捍卫人类自由,还有相信艺术对革命文化的价值,使得她们与超现实主义产生了共鸣。克劳德的文学遗产、对隐喻和断裂手法的激进运用,以及她那些有力且令人不安的意象都巩固了这种关系。她的签名出现在该团体的包括《抗议》Protest(1933年3月)在内的所有重要宣言上。该宣言谴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呼吁“所有工人组成统一战线,援助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法国帝国主义》(1933年5月)。

法国共产党察觉到威胁后,通过成立自己的组织做出回应。这两个团体继续发生冲突,原因在于共产党不信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超现实主义者拒绝将革命视为狭隘的阶级斗争,也拒绝在唯物主义的革命观中定位梦境和无意识的作用。1934年,克劳德发表了她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论文《巴黎赌局已开》(Bets are on)。她引用《马尔多罗之歌》The Song of Maldoror的作者洛特雷阿蒙伯爵Comte de Lautréamont和兰波Rimbaud的诗歌,热情地捍卫了诗歌在面对“意识形态一致性(即对诗歌本身的否定)”时对自主性的需求。8

《巴黎赌局已开》的第一部分是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在这部分中,克劳德批判了特定形式的诗歌,以及它们声称能激发读者采取革命行动(即作为宣传手段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她的“后记”中,她将诗歌与科学和哲学相提并论,视其为“变革的推动者”。她认为,诗歌无法发挥宣传的作用——二者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共产主义宣传应该交给那些有自觉政治意识的作家,也就是记者……而诗人则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情感。他们的攻击更为巧妙,但他们最间接的打击有时却是致命的。”9

克劳德将她的文章献给了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38年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布勒东的合作,表达了他们共同倡导的艺术应摆脱狭隘宗派主义和/或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合著的宣言《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For an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将诗歌(艺术)与“自由表达”联系起来,并印证了克劳德自己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历程。10他们还将这一历程与某种情境联系起来,该情境体现了这位年轻女性将自己视为逃亡者的自我认知,这让人想起19世纪法国文学和绘画中常见的流浪犹太人形象。“真正的诗歌,那种保守秘密的诗歌,”她后来写道,“就像铺路石……革命者可以用它,而警察却不能。”11

列昂·托洛茨基:1879-1940,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主要作品有《被背叛了的革命》、《俄国革命史》等。

在1935年8月超现实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最终决裂后,克劳德和马塞尔加入了“反攻击”(Contre-Attaque)组织,该组织由持不同意见的超现实主义者——包括布勒东在内——及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还有其他人共同组建。创始人试图在当下找到可以在左翼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另一些超现实主义者转向了右翼,还有一些人则与超现实主义团体分道扬镳。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平衡之举,因为他们看到“反攻击”组织的成员一方面支持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摩洛哥战争的共产主义立场,但另一方面又批评法国共产党。12

克劳德始终坚信,真正的诗歌就像被投掷的铺路石一,具有颠覆性。在1936年致“反攻击”组织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她谴责爱国主义,理由是它不可避免地会使追随者沦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在她看来,法国共产党选择支持法苏条约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同年,克劳德和苏珊娜制作了一组名为《玩偶》Poupée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玩偶是一个小人体模型,其“皮肤”由类似拼贴画的报纸剪报层层叠叠制成。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的名称出现在它的胸口。玩偶的帽子宣扬军国主义;出现在其手臂上的新闻标题指的是法西斯发动叛乱反对共和政府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

《玩偶》的视觉政治既与1936年欧洲面临的动荡世界产生共鸣,也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将人体模型(包括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玩偶)作为身体替代品和卑贱形象的做法相呼应,它们体现了生与死、人与怪物、理性与非理性的模糊界限。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所作辛辣讽刺的、具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演的有力先驱戏剧作品《乌布王》(Ubu roi)也源自其创作者在早期木偶戏中对小人体模型的运用,这并非偶然。该剧的黑色幽默也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演中产生了共鸣,这些表演通过替身(人体模型、玩偶、现成物品等)探索了离奇的领域,同时也在克劳德和苏珊娜新兴的抵抗语言中产生了共鸣。

1935年“反攻击”组织解散后,克劳德选择既不加入人民阵线,也不与共产党人结盟。“我一生中有33年都在盲目而热烈地渴望事情能与现状不同,”她后来写道。13她在巴黎最后一次已知的政治活动是加入由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创立的反法西斯组织FIARI,1938年布列东回国后接管了该组织的欧洲分部。克劳德对独立艺术的政治力量的信念从未动摇,她继续重申布列东和托洛茨基对一种不能被收编的激进政治艺术的信仰。她在自己的宣言《巴黎开放》中呼应了他们的宣言《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性——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彻底解放!14

安德烈·布勒东一般不太愿意赞美女性特质——美貌和灵感天赋除外——但他还是称赞了卡洪小册子的“非凡”。 他敦促她继续发声。在1938年9月21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看来你天赋异禀,你必须写作并发表。你很清楚,我认为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探索精神的人之一(四五个之一)。”15

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克劳德和苏珊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超现实主义、政治激进主义与她们共同的艺术实践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与该运动中大多数女性追随者所走的道路不同的是,真正引领她们走向超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时她们曾经接受过的古典教育。她们的美学实践有着多重根源,那些根源远早于她们具体参与该运动的时间。克劳德的文学传承和资历,以及她对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浓厚兴趣——这两者都是布勒东本人超现实主义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为她的加入铺平了道路。然而与此同时,克劳德和苏珊娜的存在对超现实主义的霸权以及(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对异性激情的投入构成了挑战。

她们并不是作为男性超现实主义者的朋友和/或恋人出现,也没有接受安德烈·布勒东将异性恋(“疯狂之爱”)奉为替代男性同性恋的崇高愿景,更没有将其视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另类和对立挑战。16相反,克劳德的影像和表演始终在动摇性别的二元划分。而且,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布勒东的恐同情绪对女性的影响程度与对男性的一样强烈,但克劳德对奥斯卡·王尔德和其他男同性恋者的公开支持又与布勒东经常提及的性偏见相悖。

早在1925年,在一本名为《友谊》《L’Amitié》的小型同性恋杂志的第一期中克劳德就提出同性恋“应被视为与异性恋平等,而非低人一等”。17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布列东的恐同情绪也延伸到了女同性恋群体,但就克劳德和苏珊娜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包括那个经常被提到的“克劳德一到会议现场,布列东就会离开咖啡馆”的说法。事实上,布列东经常在某个时刻对某些超现实主义者感到厌烦,以至于他要么不理会他们,要么离开会议。而且,与他对许多女性的态度不同,他似乎认可了克劳德的强大智慧。

从政治层面来看,克洛德与超现实主义结盟所体现出的是她自幼便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且在加入超现实主义者行列后,她还将这些信念与自己的艺术目标融为一体。早在1918年,她就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关于伦敦有争议审判的一篇报道。此前,一名恐同政客在《治安维持者》The Vigilante上发表文章,暗示德国军队掌握了47000名英国同性恋者的名单并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法庭判决出版商败诉,卡洪的文章以“战时爱国主义”的名义抨击了公共道德方面的清教徒式立法。这种在年轻时就以爱国主义名义反对将同性恋定罪的立场塑造了她后来的激进主义。18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克劳德、苏珊娜与布勒东夫妇的友谊日益深厚,克劳德为这对夫妇拍摄了几张标志性照片。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照片显示出了他们出众仪表——安德烈狮子般的仪态和杰奎琳“惊世骇俗”的美貌——同时也显示了彼时已隐隐存在的解体威胁。在1935年的一张照片里,这对夫妇站在正在打雷的长窗帘前摆姿势。强光闪耀下的头部及阴影占据了画面中心,身体似乎已经虚化。这对夫妇对称的姿势、间距较大的眼睛、轮廓分明的下巴和五官,产生了多重的双重形象,他们的身体与模糊的影子似乎围绕着一个看似固定但无形的中心旋转,让人不安地感到融合与分裂、实体与消散。

在另一个版本中,他们呈现全身形象,镜头角度却突出了杰奎琳的身孕。当观众的目光停留在隆起的腹部时,卡洪的视角暗示了对布列东将连体身体视为崇拜的“他者”融入的标志这一赞美之词的重新诠释。对克劳德来说,杰奎琳和安德烈的结合体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完美平衡,这是她多年来既追求又否定的一种状态。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弗朗索瓦·勒佩利耶所暗示的,她是否以一种明显不可能的爱“爱上了安德烈·布列东”——还是她的激情指向这对情侣的形象?这一形象是由安德烈在他的诗《向日葵之夜》中对杰奎琳的热烈宣称所塑造的,将她视为他们相遇时他贫困生活的另一面和必要的映照?19 还是说,在安德烈和杰奎琳身上,克劳德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智慧光芒、创造性想象力和政治成熟度的化身,以及对她所追寻的现世二元论的印证?我们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克劳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无论是对超现实主义和/或政治行动,还是对她对布列东智慧典范的信仰。

她们逐渐意识到西欧蔓延的反犹主义加上克劳德的羸弱身体促使她们从巴黎撤往泽西岛。该岛是位于诺曼底海岸附近的两个英国王室属地之一,也是之后很快就会成为被德国人占领的唯一一块英国领土。在那里,她们买下了一座用厚实的泽西花岗岩建造的大房子,其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4世纪(克劳德写道“后来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房子面朝大海,各个房间彼此相通,还能看到广阔的海域和天际线。房子一侧俯瞰大海,另一侧则对着贯穿圣布雷拉德镇St Brelade的道路。同样用花岗岩铺就的车道通向房子后面的一排小棚屋和一个谷仓。一扇巨大的法式中门、镶有菱形小玻璃的窗户和一座种满珍稀奇异植物的围墙花园进一步营造出类似于修道院般的隐居氛围,而花园墙外不远处的小教区教堂和墓地更是强化了这种氛围。克劳德说,这座房子虽然“并不宏伟”,但不管可以直接面向海湾还是可以通过一条狭窄小径到达长新月形海滩的开阔视野都营造出了相似的整体效果

不同的女儿们——美国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民权和政治权利组织

原书名:Different Daughters: A History of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and the Rise of the Lesbian Rights Movement

作者:Marcia M. Gallo

“我们当时在与教会、沙发和法庭作斗争。”

这些是活动家德尔·马丁(Del Martin)和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描述50年一小群女同性恋者挑战美国宗教领袖、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律师和立法者对女性同性之爱的普遍妖魔化时的话。这两位女性始终坚称她们无意发动一场革命。1955年9月,马丁和莱昂接受邀请与另外三对女同性恋伴侣在旧金山会面谈话,主要议题是为“女同性恋女孩”成立一个社交俱乐部。从她们的讨论中诞生了比利蒂斯女儿会(Daughters of Bilitis1 ;简称DOB),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女同性恋权利组织。

在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为沉寂的社会政治时代,女儿会的女性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女儿会用来鼓励、动员女同性恋者的独特组织方式——历史学家马克·斯坦(Marc Stein)称之为“激进的体面”组织方式——在压制性政治环境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范例。

要全面理解女儿会,就必须将其置于冷战背景之下。正如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所写,“五十年代是一个认知失调的时代:数百万人信奉那些与自身经历并不相符的理想。这十年间,异议被隔离,顺从之风盛行”(1)。尽管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战后对人类的研究表明,“正常”的美国男女中普遍存在同性恋倾向,但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是会因为仅仅喜欢“错误”的性别,而遭到被联邦政府解雇,被私营企业开除,并且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他们在同性恋友好酒吧和餐馆里经常受到当地扫黄组的骚扰,还常常被捕,随后当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被刊登在家乡报纸的头版时,又会遭受羞辱。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等同于“变态”以及“颠覆分子”。

最初,“女儿们”在公开与保密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她们最早开展的项目之一就是在客厅里就女同性恋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一系列讨论。她们把这些以咖啡为媒介的非正式聚会称为“闲聊咖啡会”。参加者不必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 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向所有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同性恋“问题”的女性开放。甚至该组织所选择的名称也为其提供了避免意外曝光的掩护。通过采用一首晦涩的19世纪情诗(《比莉蒂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的标题,据说这首诗是由传说中希腊教师兼诗人萨福的一位虚构女情人所作,她们可以向那些“知情”的女性表明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团体,同时又能避免引起整个社会不必要的关注。

她们还迅速将自己确立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制定了章程、信笺抬头和会员卡。这些体现组织公信力的外在标志,不仅让她们自己,也让他人将她们视为一个合法团体。1957年1月,她们在旧金山使命街693号开设了第一个办公室,与男同性恋组织马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2共用办公空间。少数决心寻找某种社群的女性在湾区找到了女儿会组织,或在百老汇下段找到了纽约办公室。凯·托宾(Kay Lahusen)3回忆道:“我当时紧张极了!” “我是说,当时我要去参加这个女同性恋团体的活动——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办公室。我非常胆怯……直到我到了那里”(2)。她看到的是一个杂乱、逼仄的空间,有半打左右的女性聚在那里,不过这场景已经足以说服她加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个小小的“女儿会”就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女性俱乐部,有时又感觉像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从1958年到1970年,它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有地方分会,平均两年组织一次会议,会员平均每年有200名女性。除了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波士顿也有活跃的“女儿会”团体。美国的其他城市——如达拉斯、底特律和新奥尔良——以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也存在了几年分会。

“女儿会”成员有哪些女同性恋者呢?尽管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是白人,但不是全部。在最初的组织者中有两名有色人种女性——一名菲律宾裔和一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还有有几位非裔美国女性在该组织的全国和分会层面担任领导职务,比如旧金山的克莱奥·格伦(邦纳)Cleo Glenn (Bonner)和帕特·沃克Pat Walker,以及纽约的欧内斯廷·埃克斯坦Ernestine Eckstein。邦纳成为该组织的全国领袖,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领导该组织三年,她是首位领导全国性同性恋权利组织的有色人种女性。古巴裔的阿达·贝洛Ada Bello在20世纪60年代末是女儿会费城分会的领导人,而有爱尔兰和墨西哥血统的珍妮·科尔多瓦Jeanne Córdova在20世纪70年代初帮助振兴了洛杉矶分会。像南希·吉Nancie Gee和爱丽丝·小林Alice Kobayashi这样的艺术家为女儿会的杂志《阶梯》做出了贡献。“与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其他团体不同,”早期成员比利·塔尔马奇回忆道,“女儿会没有肤色限制。”她接着指出,“成员中不仅有非裔美国人,还有亚裔、拉丁裔……推动力量在于我们都是同性恋女性”(3)。

根据早期由女同性恋活动家自己而非专业研究人员开展的女儿会组织成员调查,该组织中的大多数女性是教师。她们中有些人在企业担任专业职位或从事文职工作,另一些人在工厂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20世纪50年代末加入女儿会组织的大多数女性都上过大学;只有少数人曾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服过兵役。大多数人至少与异性有过一些性或情感方面的纠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地域流动,女儿会成员常常为了工作或新的恋爱对象而搬到国内其他地方。有时,这种结果对“女儿们”个人和政治上都有好处——1957年,“桑迪”(海伦·桑多兹)Helen Sandoz遇到并爱上了“斯特恩式轻机关枪”(斯特拉·拉什)Stella Rush4,她搬到洛杉矶以便两人能在一起。次年,她们创立了洛杉矶分会。

塑造女同性恋身份与可见性

《阶梯》杂志The Ladder可能是“女儿会”最广为人知的事物之一。这本25至60页的黑白杂志与许多学术或文学期刊尺寸相同,是美国第一本由女同性恋者为女同性恋者创办的持续发行的月刊。从1956年到1972年,它在工作场所、家庭和酒吧的同事之间传阅;不幸的是,对于该组织微薄的资金库来说,大多数读者都是“借阅”而非购买杂志。如今已年近六旬、七旬的女同性恋者们反复描述着,当她们在朋友家或全国各地售卖该杂志的十几个报摊和“另类”书店中发现一本时,那种惊讶的反应。“有一天,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和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八街我们最喜欢的报摊前停下,看到了这本小杂志。是给女同性恋者的!” 里面有一篇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5写的文章。我们兴奋极了,”布兰奇·维森·库克回忆道(4)。对于历史学家库克(埃莉诺·罗斯福开创性传记的作者)和作家洛德(1991年被任命为纽约桂冠诗人的首位黑人女同性恋者)来说,《阶梯》杂志因收录了备受赞誉的英国小说家的文章而更具吸引力。艾里斯·默多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其对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的严谨、富有启发性的写作而闻名。

《阶梯》杂志封面和内容的变化,体现了女同性恋运动的演变。该杂志最初以女性的钢笔画为特色,但在1964年,在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担任编辑期间,《阶梯》开始展示凯·拉胡森拍摄的女同性恋照片。吉廷斯还在杂志封面用粗体字添加了“女同性恋评论”字样。其内容始终以女同性恋为中心,但又不拘一格。除了提供不断发展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信息外,《阶梯》还向欣赏的读者群体推介女诗人和作家,从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Marion Zimmer Bradley)和珍妮特·霍华德·福斯特(Jeanette Howard Foster)再到瓦莱丽·泰勒(Valerie Taylor)和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1957年,《阶梯》推出的创新之一是由长期撰稿人兼最后一任编辑吉恩·达蒙(Gene Damon6,即芭芭拉·格里尔撰写的每月对所有女同性恋主题出版物的评论“女同性恋文献”(“Lesbiana”)。另一个创新是读者来信专栏,在接下来的14年里,该专栏刊登来自全球各地的信件。在该杂志早期的内容中,有两篇篇幅较长、富有思想性的文章,署名“L. H. N.,纽约,纽约”,在杂志创刊几个月内就寄给了编辑。这两封信对新团体的事业表示祝贺,并全文刊登; 几年之内,其作者、剧作家洛林·汉斯贝里(她在签名中加上了夫姓内米罗夫)凭借她那部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犀利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9 年)引起了轰动。

女儿会的领导人还利用其出版物招募研究参与者。女儿会的长期研究主任弗洛伦斯·康拉德(贾菲)Florence Conrad (Jaffy)坚信,改变公众对女同性恋者看法的最佳方式是改变既定医学和科学文献中对她们的描述。贾菲认为,女儿会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健康、有正常功能、未被收容的女同性恋研究对象。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儿会的一些领导人,如吉廷斯,拒绝了该组织在界定男女同性恋者心理健康问题上依赖其成员以外任何人的建议。“对研究的强调已经过时了,”她在《阶梯》杂志的头条文章中写道,“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5)。”

在十年时间里,战略分歧以及地域差异影响了“女儿会”(Daughters)的组织决策。1965年,在东海岸,吉廷斯、拉胡森和埃克斯坦是少数参与早期同性恋公开抗议活动的女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们在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的联邦大楼前进行抗议,挑战政府政策以及媒体所热衷的对同性恋者的模糊刻板印象。在旧金山,马丁(Martin)和莱昂(Lyon),以及塔尔马奇(Talmadge)、邦纳和沃克认识到消除同性恋“罪恶”观念的重要性,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宗教领袖身上。1965年,他们与泰德·麦尔文纳(Ted McIlvenna)合作,麦尔文纳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牧师,他在该市贫困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帮助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他们共同创立了宗教与同性恋委员会(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他们在主流教会中结交的盟友为推动同性恋权利立法提供了支持。在芝加哥,像芭芭拉·麦克莱恩(Barbara McLain)这样的“女儿会”领导人与马特辛社的活动家合作,呼吁人们关注困扰他们社区的骚扰和暴力问题。这一步骤促成了美国最早的警察暴力监督网络之一的成立,该网络至今仍在运作。

女权主义与阶梯的崩塌

从该组织创立之初,“个人”与“政治”在女儿会的项目和目标中的相互作用就显而易见。那些主要为结识新女友而来参加聚会的女性,往往收获超出预期。例如,“Gab ‘n’ Java”聚会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女性可以谈论她们以前从未敢公开表达的问题。随着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故事在小团体的安全氛围中被分享和认可,女儿会成员意识到,不仅她们自己的自尊感需要改变,社会的态度和政策也需要改变。她们的杂志也帮助女儿会成员明确了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之间性别差异的认识,并强调她们与异性恋女性在争取性别平等方面的团结。《阶梯》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出版物之一,在其中可以找到批判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第二性地位的文章,并且它定期刊登带有明显女权主义倾向的诗歌、短篇小说以及对小说和非小说作品的评论。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对女儿会中某些杰出活动家的吸引力,以及她们希望利用《阶梯》等受尊重的资源来推动女权主义的愿望,导致女儿会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到1970年时,这种分裂已无法挽回。那年夏天,在女儿会两年一度的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全国主席丽塔·拉波尔特(Rita Laporte)将该杂志的邮寄名单和制作材料从旧金山带到她在内华达州的新家,以便她和编辑芭芭拉·格里尔能够私下出版《阶梯》。

女儿会的长期领导人们如莱昂、马丁、吉廷斯和拉胡森,对这一行动感到愤怒。《阶梯》的流失引发了一场信仰和友谊的危机,至今仍未解决。格里尔如今将此描述为从一个软弱无力的组织的垂死挣扎中拯救一份珍贵出版物的努力,但其他前女儿会成员坚称这无异于盗窃。他们断言,格里尔和拉波尔特通过“窃取”女儿会最珍贵的出版物——该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导致了女儿会的覆灭。格里尔则认为,到1970年,《阶梯》越来越像一个独立的实体。作为编辑,她希望有自由去拓展其女权主义导向,并在其作为美国唯一有重要发行网络和出版历史的同性恋杂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不幸的是,如果没有赋予《阶梯》生命的组织,它就无法存续。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格里招募了崭露头角以及知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并将该杂志的发行量扩大到近4000份。然而,读者数量的增加却引发了财务问题。“简单来说,我们无法在不接受读者不想要的广告的情况下,继续印刷和邮寄高质量的杂志,”她在2003年解释自己为何在1972年停办《阶梯》时说道(6)。随后,格里与她的伴侣唐娜·麦克布赖德以及另外两名女性共同创立了奈亚德出版社(Naiad Press),这是一家成功的女性出版公司。她利用《阶梯》的邮寄名单来宣布新企业的成立。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比利蒂斯女儿会至少在地方层面上继续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一个归宿。1970年,各分会获得了自主权和以“比利蒂斯女儿会”名义继续开展组织活动的权利,许多分会在整个70年代都继续开展工作。波士顿分会一直活跃到1995年。就像1955年一样,比利蒂斯女儿会对许多女性来说意义非凡。这里是女同性恋者可以结识新女友、开始治愈破碎的心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认可的地方。它是一个分享欢乐与悲伤的朋友圈,是一个提供支持和指导的同伴咨询网络,是一个解答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资源中心。它也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舞台。比利蒂斯女儿会将个人支持与政治辩论相结合,吸引了那些从未将自己定义为变革推动者的女性投身于行动主义。

尽管冷战时期盛行着以循规蹈矩为特征的主流文化,但“女儿会”对女同性恋者进行教育和组织,倡导将她们纳入美国社会。她们借鉴战后关于融合和平等的言论,不仅挑战社会的恐同现象,也挑战其性别歧视。

译注:

1.Bilitis:希腊语 :Βιλιτις,法国人Pierre Louÿs伪造的萨福同时代古希腊妇女,并以这个名字伪造《The Songs of Bilitis》且称之为Bilitis作品。

2. Mattachine Society:成立于 1950 年,是美国早期的全国性同性恋权利组织,之前有几个秘密和公开的组织,例如芝加哥的人权协会。共产党人和劳工活动家哈里·海伊 (Harry Hay) 与洛杉矶的一群男性朋友组成了该组织,以保护和改善男同性恋者的权利。在其他城市成立了分会,到 1961 年,该协会已分裂成区域团体。

3. Katherine Lahusen:也被称为Kay Tobin,美国摄影师、作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她是第一位公开的美国女同性恋摄影记者。在拉胡森的艺术指导下, 女同性恋照片首次出现在 《天梯》 的封面上。这是她与伴侣Barbara Gittings合作的众多项目之一。

4. Stella Rush:笔名Sten Russell,美国记者和 LGBT 权利活动家。她是同性恋权利杂志 ONE(1954-1961 年)和女同性恋权利杂志 The Ladder(1957-1968 年)的定期记者。

5. Iris Murdoch:爱尔兰和英国的小说家和哲学家,她 1978 年的小说《 海,海》 获得了布克奖 。1987 年,她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女爵士 。2008 年,《泰晤士报》 将默多克列为“1945 年以来最伟大的英国 50 位作家”名单第十二位。

6. Gene Damon:美国作家和出版商。在编辑了女同性恋民权组织 Daughters of Bilitis 出版的 《The Ladder》杂志后,她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女同性恋图书出版公司 Naiad Press,该公司经过宣传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女同性恋书籍出版商。她建立了重要的女同性恋文学集,并编目并附有主题的详细索引。

“We were fi ghting the church, the couch, and the courts.”

These are the words of activists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They are describing a time, fifty years ago, when a handful of lesbians challenged the widespread demonization of female same sex love by American religious leaders, psychiatrists, psychologists, lawyers, and lawmakers. The two women still insist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o start a revolution. In September 1955, when Martin and Lyon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meet with three other lesbian couples in San Francisco, the main topic of conversation was forming a social club for “gay girls.” Out of their discussions grew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DOB), the first national lesbi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ory of DOB provides a unique example of women’s activism during a time in contemporary U.S. history often portrayed by historians as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quiescent. DOB’s particular style of mobilizing lesbians—what historian Marc Stein has termed “militantly respectable” organizing— provides examples of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effective in repressive political climates.

To fully understand DOB, we must place it in its cold war context. As historian Ruth Rosen has written, “the fifties were an age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millions of people believed in ideals that poorly described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 decade quarantined dissent and oozed conformity” (1). Although Alfred Kinsey’s postwar studies of human sexuality showed the prevalence of homosexual attraction for “normal” American women and men, gay men and lesbians were dismissed from federal employment, fi red from private industry, and deprived of custody of their children, just because they desired the “wrong” sex. They were regularly harassed, and often arrested, by local vice squads at gay-friendly bars and restaurants, then humiliated when their names and addresses were print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hometown newspapers. “Homosexual” was synonymous with “pervert” and “subversive.”

Initially, the Daughters performed a careful balancing act between visibility and secrecy. One of their first programs was a series of living- room discussions on issues of interest to lesbians. They called the informal coffee- fueled gatherings “Gab ‘n’ Javas.” A woman did not have to identify herself as gay to attend; membership was open to all female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problems” of homosexuality. Even the name the Daughters chose for the group provided shelter from unwitting exposure. By using the title of an obscure nineteenth century erotic poem (Songs of Bilitis), supposedly written by a mythical female lover of the legendary Greek teacher and poet Sappho, they could signal that they were a gay group to those women who were “in the know” yet shield themselves from unwante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at large.

They also quick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by-laws, letterhead, and membership cards. The external symbols of corporate credibility helped them see themselves, as well as be seen by others, as a legitimate group. They opened their first office at 693 Mission Street in San Francisco in January 1957, sharing space with the Mattachine Society, an organization of gay men. The few women who were determined to find some sort of community sought out DOB in the Bay area, or found the New York office on lower Broadway. Kay Tobin (Lahusen) remembers, “I was so nervous! I mean, here I was, going to this lesbian group—and they had an office. I was so intimidated . . . until I got there” (2). What she found was a cluttered, claustrophobic space in which half a dozen women had gathered, but it was enough to convince her to join.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tiny group of Daughters functioned like a highly structured women’s club and sometimes felt like a dysfunctional family. From 1958 to 1970, it was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local chapters, biennial conferences, and a membership averaging 200 women annually. In addition to San Francisco, there were active DOB groups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and Boston. Other U.S. cities—such as Dallas, Detroit, and New Orleans—as well as Melbourne, Australia, also had chapters for a few years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Which lesbians were Daughters? While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was overwhelmingly white, it was not exclusively so. There were two women of color—a Filipina and a Chicana— among the initial organizers. A few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ssumed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t both national and chapter levels, such as Cleo Glenn (Bonner) and Pat Walker in San Francisco, and Ernestine Eckstein in New York. Bonner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led it for three years in the mid-1960s, the first woman of color to head a national gay rights group. Cuban-born Ada Bello was a leader in DOB’s Philadelphia Chapter in the late 1960s and Jeanne Córdova, of Irish and Mexican descent, helped revitalize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in the early 1970s. Artists like Nancie Gee and Alice Kobayashi contributed to DOB’s magazine, The Ladder. “Unlike many other groups in the 1950s,” remembers early member Billye Talmadge, “there were no color bars in DOB.” She goes on to note that “there were not just African-Americans, but Asians, Latinas . . . the driving force was that we were gay women” (3).

According to an early DOB membership survey, the first administered by lesbian activist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a majority of the women 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teachers. Some of them hel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in business or were employed as clerical workers, others had factory jobs or were unemployed. Most of the women who joined DOB in the late 1950s had gone to college; only a handful had served in the military in World War II or afterward. Most had at least some sexual or emotional involvement with the opposite sex. There was a fair amount of geographic mobility as well, and DOB members often moved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for work or a new love interest. Sometimes the result would be good for the Daughters personally and politically—when “Sandy” (Helen Sandoz)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Sten” (Stella Rush) in 1957, she moved to Los Angeles so they could be together. The next year, they founded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Creating Lesbian Identity and Visibility

The Ladder may b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Daughters is best known for. The same compact size as many academic or literary journals, the 25- to 60-page black-and-white magazine was the first ongoing monthly publ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by lesbians for lesbians. From 1956 to 1972, it was handed around among colleagues at work, at home, and at the bars; unfortunately for the organization’s meager treasury, most readers “borrowed” rather than paid for their copies. Repeatedly, lesbians who are now in their late 50s, 60s, and 70s describe their amazed reaction to finding a copy at a friend’s home or at one of the dozen newsstands and “alternative” bookstore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 sold it. “One day Audre (Lorde) and I stopped at our favorite newsstand on 8th Street in the Village and saw this little magazine. For lesbians! And there was an article in it by Iris Murdoch. We were thrilled,” remembers Blanche Wiesen Cook (4). For historian Cook, the groundbreaking biographer of Eleanor Roosevelt, and writer Lorde, the first black lesbian to be named New York’s Poet Laureate (1991), the discovery of The Ladder was further enhanced by its inclusion of the acclaimed British novelist. Iris Murdoch was renowned for her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provocative writings on mor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hanging cover and content of The Ladder illustrate the lesbian movement’s evolution. The magazine initially featured pen-and-ink drawings of women but in 1964,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Barbara Gittings, The Ladder began showcasing photos of lesbians taken by Kay Lahusen. Gittings also added the words “A Lesbian Review” in boldface type to the front of the magazine. The content was always lesbian-centered yet eclectic.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he growing homophile movement, The Ladder promoted female poets and writers—from Marion Zimmer Bradley and Jeanette Howard Foster to Valerie Taylor and Rita Mae Brown—to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A monthly review of any and all lesbian-themed publications, “Lesbiana,” written by longtime Ladder contributor and final editor Gene Damon (Barbara Grier) was one of the innovations The Ladder introduced in 1957. Another was the letters to the editor column, which featured correspondence from around the globe for the next fourteen years. Among the early riches to be found in its pages are two long, thoughtful pieces, signed “L. H. N., New York, New York,” which were sent to the editor within a few months of the magazine’s debut. Offering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new group’s undertakings, the letters were printed in their entirety; within a few years, their author, playwright Lorraine Hansberry (who added her married name, Nemiroff, to her signature), would cause a sensation with her searing drama on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A Raisin in the Sun (1959).

DOB leaders also used their publication to recruit research participants. Florence Conrad (Jaffy), DOB’s longtime Research Director, believed passionately that the best way to change public perceptions of lesbians was by changing what was written about them in the established medical and scientifi c literature. DOB, Jaffy argued, could help researchers find healthy, functioning, noninstitutionalized lesbian subjects for study. By the mid-1960s, however, some DOB leaders such as Gittings rejected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rely on anyone but its members in defin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gay women and men. “Emphasis on research has had its day,” she headlined in The Ladder. It was time to take action (5).

Within ten years’ time, strategic disagreements as well as geographic differences influenced the Daughters’ organizing decisions. In 1965, on the East Coast, Gittings, Lahusen, and Eckstein were three of a handful of lesbians who joined early gay public protests. They picketed federal buildings in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 challeng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shadowy stereotypes of gay people so popular with the media. In San Francisco, Martin and Lyon, along with Talmadge, Bonner, and Walker,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exorcizing the “sin” of homosexuality and focused on religious leaders. Working with Ted McIlvenna, a sympathetic minister who aided runaway youth in the city’s poor Tenderloin district, they helped create 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 in 1965. The allies they made within mainstream churches helped develop support for gay rights legislation. In Chicago, DOB leaders like Barbara McLain worked with Mattachine activists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that plagued their communities. This step led to the founding of one of the first police brutality monitoring networks in the country, which continues to operate today.

Feminism and the Fall of The Ladd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in DOB’s programs and goals is evident from the organization’s beginnings. Women who came to the get-togethers mainly to meet a new girlfriend often got more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For example, the “Gab ‘n’ Java” gatherings provided sites where women could talk about issues they had never before dared to express openly. As one woman’s story after another was shared and validated within the safety of the small group, DOB members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just their own sense of self-esteem but society’s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hat needed to change. Their magazine also helped DOB members defi ne their awareness of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lesbians and gay men, and stress their solidarity with heterosexual women on the need for gender equality. The Ladder was one of the few national publications where essays critiquing women’s second-class status in society could be found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and it regularly printed poetry, short stories, and reviews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ith a decidedly feminist slant.

However, the appeal of women’s liberation to some of DOB’s most prominent activists in the late 1960s, and their desire to utilize respected resources like The Ladder to promote feminism, caused a split within DOB’s leadership that by 1970 was irreparable. That summer, one month before DOB’s biennial convention, national president Rita Laporte took the magazine’s mailing list and production materials from San Francisco to her new home in Nevada so that she and editor Barbara Grier could publish The Ladder privately.

DOB’s longtime leaders, including Lyon, Martin, Gittings, and Lahusen, were infuriated by this action. The loss of The Ladder caused a crisis of faith and friendship that has yet to be resolved. What Grier describes today as an effort to save a valuable publication from the death throes of a weak and ineffectual organization, other former Daughters insist was nothing less than theft. They assert that Grier and Laporte caused DOB’s demise by “stealing” their prized publication, which was the organization’s most valuable asset. Grier argues that The Ladder by 1970 was increasingly functioning as its own entity. As editor, she wanted the freedom to expand its feminist orientation and build on its legacy as the only established American lesbian magazine with a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publishing history.

Unfortunately, The Ladder c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the organization that had given it life.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Grier recruited up-and-coming as well as well-known feminist writers and expanded the magazine’s circulation to nearly 4,000. The increase in readership, however, caused financial problems.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we couldn’t afford to keep printing and mailing a high-quality magazine without accepting ads our readers wouldn’t want,” she said in 2003 to explain why she stopped publishing The Ladder in 1972 (6). With her partner Donna McBride and two other women, Grier then founded Naiad Press, a successful women’s publishing company. She used The Ladder’s mailing list to announce the new enterprise.

Through the 1970s DOB continued to provide a home for lesbians, at least on the local level. Chapters were granted autonomy and the right to continue organizing under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name in 1970 and many continued their work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 The Boston Chapter was active until 1995. Then, as in 1955, DOB was many things to many women. It was where a lesbian could go to meet a new girlfriend, begin to heal a broken heart, or find validation for her life. It was a circle of friends to share good times and bad, a network of peer counselors who offered support and guidance, a resource center for questions about homosexuality. It was an arena for social action. The Daughters’ mix of personal support and political debate brought women to activism who never would have defined themselves as agents for change.

Despite the dominant culture of conformity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d war years, the Daughters educated and organized lesbians, advocating for their inclusion in U.S. society. They adapted the postwar rhetoric of integration and equality to challenge their society not only on its homophobia but on its sexism.

Endnotes

1.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00), 8.

2. Kay Lahusen,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23, 2002.

3. Billye Talmadg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30, 2002.

4. Blanche Wiesen Cook, discuss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5, 2004.

5. The Ladder 10 (October 1965): 10.

6. Barbara Gri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29, 2003.

Resources

Primary Sources

Bullough, Vern L., ed. Before Stonewall: Activists for Gay and Lesbian Rights in Historical Context.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2002.

Córdova, Jeanne. Kicking the Habit: A Lesbian Nun Story;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Hollywood, CA: Multiple Dimensions, 1990.

Marcus, Eric. Making Gay History: The Half-Century Fight for Lesbian and Gay Equal Rights. New York: Perennial, 2002.

Martin, Del and Phyllis Lyon. Lesbian/Woman. 20th anniversary ed. Volcano, CA: Volcano Press, 1991, 1972.

Tobin, Kay and Randy Wicker. The Gay Crusaders. New York: Paperback Library, 1972.

Secondary Sources

Boyd, Nan Alamilla. Wide Open Town: A History of Queer San Francisco to 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Capsuto, Steven. Alternate Channels: The Uncensored Story of Gay and Lesbian Images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1930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0.

Cook, Blanche Wiesen. “Female Support Network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Lillian Wald, Crystal Eastman, Emma Goldman.” Chrysalis 3 (Autumn 1977): 43-61.

D’Emilio, John.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Duberman, Martin. Stonewall. New York: Dutton, 1993.

Faderman, Lilli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edman, Estelle B. “Boston Marriage, Free Love, and Fictive K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instream Marriage.” OAH Newsletter 32 (August 2004): 1.———. 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2.

Katz, Jonathan Ned. Gay American History: Lesbians & Gay Men in the U.S.A.: A Documentary History. Rev. ed. New York: Meridian, 1992, 1976.

Kennedy, Elizabeth Lapovsky and Madeline D. Davis.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Reprin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1993.

May, Elaine Tyler.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Meeker, Martin. “Behind the Mask of Respectability: Reconsidering the Mattachine Society and Male Homophile Practice, 1950s and 196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0 (January 2001): 78-116.

Rosen, Ruth.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00.

Rupp, Leila J. A Desired Past: A Short History of Same-Sex Love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Soares, Manuela, “The Purloined Ladder: Its Place in Lesbian Histor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4 (Winter 1998): 27-49.

Stein, Marc. City of Sisterly and Brotherly Loves: Lesbian and Gay Philadelphia, 1945-197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Videos

Before Stonewall: The Making of a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VHS. Directed by Greta Schiller and produced by Robert Rosenberg and John Scagliotti. New York: Cinema Guild, 1985.

Forbidden Love: The Unashamed Stories of Lesbian Lives. VHS. Directed by Aerlyn Weissman and Lynne Fernie. Montréal: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1992.

Last Call at Maud’s. VHS. Directed by Paris Poirier and produced by The Maud’s Project. New York: Water Bearer Films, 1993.

No Secret Anymore: The Times of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DVD.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Joan E. Biren (JEB) and produced by Dee Mosbacher. San Francisco: Frameline, 2003.

Word Is Out. VHS. Directed by Andrew Brown and produced by Peter Adair and Nancy Adair. New York: New Yorker Video, 1991, 1978.

IFC: 工业基础类族定义的一些介绍

我将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IFC) 翻译为工业基础类族。IFC 是一套通用的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定义标准。本文对 IFC 提供一些基本的介绍,包括其数据模型的基本结构以及建筑元素的语言描述和几何表达。

本文参考了:https://publications.cms.bgu.tum.de/books/bim_2018/06_IFC_07.pdf

1 背景

构建建筑信息模型(BIM)的思想来源于我们试图将所有的建筑模型数据的数据交互操作中使用一致的建筑模型。这样可以避免手动添加模型中的已有数据(例如交圈的时候),并降低操作过程中的误差。除了方便模型构建过程中的数据交互,统一的 BIM 模型使得建筑模型交付过程变得简单而可靠。

目前市面上已经存在了很多不同的建筑设计软件,这些软件有的着眼于建筑物的几何设计,有的着眼于建筑分析和模拟,有的着眼于建筑操作维护,等等。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软件之间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因此设计师在使用不同的软件时,需要讲相同的数据信息重复地手动输入到这些软件,这增加了工作量,并且提高了出错的概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设计出满足这种需要的统一数据格式。此数据格式需要提供统一的、准确的几何描述;提供完备的建筑语义表达(包括建筑元素的分类树系统,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设计这样的数据格式存在诸多挑战,而且,在建筑领域,相比于其他工业领域,还存在下面这些挑战:

  • 一个建筑的设计和施工通常由不同公司负责;
  • 建筑设计通常由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团队完成;
  • 整个建筑项目的生命周期设计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而这些专家可能分属不同的公司;
  • 不同公司之间的协作通常是 ad-hoc 方式(与之对应的是中央协调方式),且这种合作通常局限于项目周期内,而非双方具有长期的稳定合作关系;

简而言之,建筑行业的特征是由众多独立参与者共同参与的高度碎片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中会涉及多种不同的软件工具,同时也意味着统一标准较难施行。同时,权力机关在指定标准时也比较难以某个特定的软件作为统一标准,即若要推行统一标准,此标准应该是 Vendor-free 的。

为了达成此目标,国籍组织 buildingSMART 投入了数十年的时间来开发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IFC)。IFC 是一个复杂的数据交互格式,其可以以面向对象的方式描述一个建筑物的几何属性和语义信息。IFC 将建筑物拆解为构件元素和空间,把那个描述他们之间的复杂关联关系。此数据结构可以贯穿建筑设计的整个生命周期。需要注意的是 IFC 是一个类型设计标准,而非一个具体的软件,因此 IFC 的落地施行还需奥各个软件厂商进行针对性的实现。然而,完整的 IFC 标准实现旷日费时,因此 buildingSMART 提出了 Model View Definitions (MVD) 的概念。MVD 定义了在特定任务场景下,哪些 IFC 数据模型应该被实现(而非整个 IFC 模型)。

2 IFC 的历史

略。

3 EXPRESS - IFC 标注的数据模型语言

IFC 的研发采用了和 ISO 标准体系的相同技术手抖,即 EXPRESS 建模语言。EXPRESS 是一种声明式语言,可用于定义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结构。

EXPRESS 使用了 Entity(实体) 类型来对应面向对象理论中的类的概念。对于每个实体类型我们可以定义其具备的属性以及同其他实体的关系。EXPRESS 同样采用了面向对象的设计中的继承概念,这使得属性与关系可以应用到实体类型的子类型中。

两个类型 TypeA 和 TypeB 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义方式是赋予 TypeA 中定义类型为 TypeB 的属性。我们也可以以类似方式定义与之相对的反关系;

聚合数据类型 -- list, array, set 以及 bag 都是 EXPRESS 模型语言的一部分,这样方便我们定义一对多和多对多关系。EXPRESS 支持以 WHERE 关键字来定义保持数据一致性的算法条件。在 WHERE 语句块中包含了一个返回值为 Bool 类型的表达式,当此值为 True 时,其对应实例才会是有效的。

使用 EXPRESS 语言定你要数据模型的一个例子。

EXPRESS 中的 select 类型在继承树之外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方法来讲多个实体类型赋予到一个高阶构型上。

取值范围局限于有限几个选择时,我们使用枚举类型来表示。例如 IfcBooleanOperator 可以取值为 UNION, INTERSECTION 或者 DIFFERENCE

除了文本表示以外,EXPRESS 定义了一种图示方法来表示数据模型。这种图示方法被称为 EXPRESS-G。

EXPRESS-G 的例子。

4 分层组织

为了改进了 IFC 模型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该模型被构建成多个层。其基本思想是位于上层的元素可以索引其下方的元素,但是反之不可。这使得核心元素保持独立性。

4.1 Core layer

核心层包含了数据模型的大多数基础类型。他们可以被上层的所有元素索引。这些类定义了基础的结构,管架拿到关系以及可以被复用的通用概念。Kernal schema 中定义了 IFC 模型的核心概念,其包括一些非常基本的类:IfcRoot, IfcObject, IfcActor, IfcProcess, IfcProduct, IfcProject, IfcRelationship。在这些基础类型至善是是三个扩展包:Product Extension, Process ExtensionControl Extension,这些也是核心层的一部分。

Product Extension 中包含了一个建筑物中实体性的和空间对象的定义及其关系。这些子类包括: IfcBuildng, IfcBuildingStorey, IfcSpace, IfcElement, IfcBuildingElement, IfcOpenningElement(都是 IfcProduct 的子类),以及 IfcRelAssociatesMaterial, IfcRelFillsElement and IfcRelVoidsElements(都是 IfcRelationship 的子类)。

Process Extension 主要描述过程和操作,这个扩展包同时也提供了定义流程元素的依赖关系的手段。

Control Extension 定义了控制对象的基本类,如 IfcControlIfcPerformanceHistory,并可以将这些对象分配给物理和空间对象。

4.2 Introperability Layer

从共享层位位于核心层上方,起到核心层和应用领域之间的互操作(Interoperability)层的作用。这一层的类包括 IfcWall, IfcColumn, IfcBeam, IfcPlate, IfcWindow

4.3 Domain Layer

Domain Layer 中的类是高度特异化的类,往往只用于特定的领域。他们构成了继承树的叶子节点。这一层的类不能被其他层引用,在同一层的不同领域之间也不能互相引用。

4.4 Resource Layer

资源层是位于最底部的一层,可以在整个 IFC 模型中被使用。这一层中的类并非由 IfcRoot 导出,因此并不具备特定的 id 标识。不同于其他层的对象,这些类型并不能以独立的对象存在,而必须被其他 IfcRoot 的子类型对象引用。在这一层的对象中,最重要的资源类包括

  • Geometry Resource: 基础几何元素,包括点、向量、参数化曲线以及扫过的面(swept surfaces);
  • Topology Resource:包含了地表一个实心体的拓扑结构;
  • Geometry Model Resouce: 描述几何模型的类,如 IfcCsgSolid, IfcFacetBrep, IftSweptAreaSolid
  • Material Resource: 描述材料
  • Utility Resources: 用于描述 IFC 对象的从属关系和版本历史;

除了这些之外,资源层还具有一系列的 scheme 定义,例如 Cost, Measure, Datatime, Representation 等。

5 继承树

IFC 模型定义局部

如同任何其他面向对象设计的数据模型一样,继承树在 IFC 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上图展示了 IFC 模型继承树的部分结构。在本章节我们关注其中的若干重要类。

5.1 IfcRoot 及其直接子类

继承树的起点是 IfcRoot 类。除了资源层的类以外,其他所有层的对象都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继承自 IfcRoot。这个类提供了基础的对象身份功能(GUID),该身份标识可以唯一地确定一个对象,并检索其在变更历史上的位置。除此之外,每个对象可以具备一个名称和一段描述。

直接从 IfcRoot 派生出来的类是 IfcObjectDefinition, IfcPropertyDefinition 以及 IfcRelationship

IfcObjectDefinition 是所有代表物理对象、空间对象以及概念对象(conceptual elements)的类的祖先;这个类的是哪个子类是 IfcObject, IfcTypeObjectIfcContext (代表一般的项目信息)。

IfcRelationship 的子类代表了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个设计将关系本身的语义信息和对象自身的属性解耦开来。

IfcPropertyDefinition 定义了一个对象具有的,尚未定义在 IFC 数据模型中的属性。

5.2 IfcObject 及其直接子类

如前所述,IfcObject 代表了一个建筑项目中的各种具有实际物理含义的对象。它是 IFC 模型中六个重要类的父类:

  • IfcProduct: 代表一个物理对象或者空间类型;IfcProduct 对象可以被赋予一个几何形状表达,并被放置到项目坐标系中;
  • IfcProcess: 代表了在一个建筑项目中的一个处置流程(规划、建设、操作等)。这些流程具有时间维度;
  • IfcControl: 控制或者限制另一个对象的对象。这种控制形式可以是法律,指导、规范、边界条件或者其他限制条件;
  • IfcResource: 描述了作为一个流程的一部分的对象;
  • IfcActor: 描述建筑项目中人的参与;
  • IfcGroup: 对象的任意组合;

5.3 IfcProduct 及其直接子类

IfcProduct 能够表示所有和几何、空间上下文相关的对象。这类对象具有几何形态属性和空间位置属性。

IfcElemenetIfcProduct 一个子类,它是一系列描述物理对象的重要类型的父类,如 IfcBuildingElement(这个类是 IfcWall, IfcColumn, IfcWindow 等类的父类);

IfcSpatialElement 类,用来描述非物理形态的空间概念对象。其子类包括 IfcSite, IfcBuilding, IfcBuildingStorey, IfcSpace

IfcProxy 这个子类被用作占位符,用于表示不具备语义类型的对象。这些对象有时候也可以具有几何形态和位置信息。其子类包括 IfcAnnotation, IfcGrid, IfcPort

6 对象关系

6.1 一般概念

对象关系是 IFC 数据模型的重要方面。典型的关系类型可以是整体/部分关系,链接关系或者定义关系。IFC 将关系描述本身对象化,即在业务含义上具备一定关联关系的对象直接并不直接持有指向对方的引用,而是通过一个媒介对象来建立间接的链接,此媒介对象代表了关系本身。关系对象本身描述了方向的指向,在命名规范上,分别用 related...Elementrelating..Element 来代表关系的客体和主体。同时,为了检索反向关系,在主体和客体对象中会建立对应的关系属性。正向和反向关系相关属性指向的是同一个关系对象。

主体、客体与关系描述对象的关系示意图

关系对象都是 IfcRelationship 的子类的实例。相关类型的继承树系统见下方的示意图。IFC 中定义了下面六种基本关系:

  • IfcRelAssociation: 用于将一个外源信息(例如 classification, libraries or documents)关联到一个对象。
  • IfcRelDecompose: 用于表示对象的组分拆分的概念。这个关系描述了整体/部分的关系。其子类包括 IfcRelNests(被嵌套的对象内有顺序), IfcRelAggregate(聚合对象之间没有顺序), 以及 IfcVoidElement (对应开口 openning 关系)。
  • IfcRelDefines: 将一个对象关联到一个属性集定义(Property Set Definition)或者一个类型定义(Type Definition)。
  • IfcRelConnects: 描述两个对象之间的连接关系;
  • IfcRelDeclares: 代表了一个对象,其定义属性与相应上下文的关系、
  • IfcRelAssigns: 代表两个对象之间的一般意义上的链接关系。
IFC 数据模型中关系类型的继承树系统

6.2 空间聚合结构

IFC 模型对建筑的描述的一个重要底层概念是空间在不同层级上的聚合体系。所有具有空间语义含义的概念都派生自 IfcSpatialStructureElementIfcSite 用来表示建筑场地,IfcBuilding 用来表示建筑物,IfcBuildingStorey 表示特定的楼层,而 IfcSpace 用来表示独立的空间与走廊。IfcSpatialZone 表示一般意义上并不满足默认的建筑结构特征的空间区域,这些空间通过 IfcRelAggregates 关系组织起来。

空间结构体系的一个示例。

上图展示了空间结构体系的一个示例。上图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聚合(related)的 IfcSpatialStructureElement 的属性 CompositionType 被用来进一步描述聚合关系所。PARTIAL 表示整体、部分的关系,而 ELEMENT 则代表了简单的嵌入元素。

注意数据模型本身并明确定义每种类型应该出现在聚合体系中的什么位置,其数据规则应该有程序的开发者来定义和保证。这些规则可能包括不同类型的上下层限制与嵌套关系不能构成环路等。

为了描述建筑元素在空间聚合体系中的层级,我们使用了 IfcRelContainedInSpatialStructure 这个关系类型(如下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筑元素都会链接到层上但是注意,任何一个建筑元素只能建立一个 IfcRelContainedInSpatialStructure 关系。如果一个元素纵跨多个楼测过,则需要使用 IfcReferencedInSpatialStructure 关系来关联到其他楼层。

IfcRelContainedInSpatialStructure 和 IfcReferencedInSpatialStructure 关系示例。

6.3 空间与边界元素的关系

BIM 场景中大量应用都需要获取空间元素与包围空间元素的边界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边界元素可以是墙体,层以及天花板。为了建模这种关系,IFC 数据模型引入了 IfcRelSpaceBoundary 关系。其属性 RelatingSpace 指向目标空间,而 RelatedBuildingElement 则指向其边界元素。同时,我们可以使用 IfcConnectionGeometery 对象来表述空间和边界元素接触的表面形态。

空间边界总是从空间对象的视角进行阐述,根据次视角可以将空间边界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层级。

  • Level 1 空间边界:不考虑边界元素对侧的变化情况。
  • Level 2 空间边界:考虑边界元素对侧的情况,再次划分成两个类型:
    • Level 2 Type-A: 在此边界对侧是一个空间;
    • Level 2 Type-B: 在此边界对侧是(另)一个建筑元素;
不同层级的边界定义。

对于空间边界更精细的定义方式需要根据应用场景来进行进一步设计;

6.4 指定材质

暂时我不关心这个问题,略过

7 几何表示

7.1 语义描述与几何表示的划分

IFC 模型严格区分了语义描述及其几何表示。语言描述表明了对象的语义身份,并且可以与一个或者多个几何表示相关联。因此对象身份将只与一个语义对象有关,而独立于其几何表示。

语义描述与几何表示的划分。

允许为同一个对象关联不同的几何表示,解决了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的不同需求。例如在一个纯显示程序中,立体对象只需要使用三角面表示即可完成渲染,但是在编辑场景中就需要使用高质量的 Brep 或者 CSG 表示。也可以为对象关联二维几何表达,使得 IFC 模型中可以保留二位图纸信息。

维护不同的几何表示之间的一致性是开发者的任务,IFC 标准并不解决这个问题。

7.2 几何描述形式

所有设计几何建模的类型都可以被划分到三个类别,分别是 Geometric Model Resource, Geometry Resource,或者 Topology Resource。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结构的定义都符合 STEP 标准或者 X3D 标准。

所有的几何类都集成自抽象基类 IfcGemetricRepresentationItem。其子类可以分类成曲线表达 (IfcCurve 及其子类),曲面表达 (IfcSurface 及其子类),以及实体表达 (IfcSolidModel 及其紫烈)。几何表达的维度用 IfcGemetricRepresentationItemDim 属性表示。

7.2.1 点、向量与方向

  • IfcCartesianPoint
  • IfcCartesianPointList
  • IfcVector
  • IfcDirection

7.2.2 二维和三维曲线

一共有三个IfcCurve的子类可以用来描述线条,分别是 IfcBoundedCurve, IfcConic, IfcLine。自由曲线可以使用 IfcBSplineCurve 表示。IfcCompositeCurve 可以用来表示由多段曲线构成的复合曲线。

上述类型可以用于三维和二位的曲线表示,但是需要将表示维度的属性设置正确。

7.2.3 Bounding Box

Bounding Box 是高度简化的三维物体表达,通常被用来作为一个 Placeholder,或者连同一个更精细的几何表示一起使用。IfcBoundingBox 使用一个角点加上三个棱线长度来表示这个立方体。

7.2.4 面模型

面模型提供了描述有多个子面(sub-surfaces) 组成的复合曲面。疼吗通常被用来描述空间尺度交大的面(如地形)或者非常平整的面。三维实心体也可以使用他们的曲面表面来描述。

IFC 数据模型支持两种不同的表面模型变种(见下图)。IfcFaceBasedSurfaceModel 可以通过若干 IfcShell 对象来描述不含孔的实心体。这些壳对象可以开的 (IfcOpenShell),也可以是闭的 (IfcClosedShell)。

描述面模型的类

7.2.5 三角化曲面描述

通过三角面来描述立体对象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形式,这种数据格式几乎可以被所有的可视化软件解读。其缺陷在于立体对象的描述精度收到三角形数量的限制,其数据量较大,且很多软件提供的对这种数据结构的编辑功能比较有限。

IFC 数据模型提供了 IfcTriagnulatedFaceSet 类来描述三角面形式的曲面描述。其基类是 IfcTessellatedFaceSet

IFC 实现了 Indexed Face Set。类 IfcTriangulatedFaceSet 的属性 Coordinates 是一个 IfcCartesianPointList3D 类型的对象,记录了所有三角形面片的坐标。同时每个面片还有一个法向量属性(Normal)。同时也可以链接颜色和纹理属性。

7.2.6 实心体模型

IFC 支持杜仲不同表示三维实体的方法,他们具有统一的基类 IfcSolidModel。这些类包括 IfcCsgSolid, IfcmanifoldSolidBRep, IfcSweptAreaSolid 以及 IfcSwiptDiskSolid

manifold: a collection of points forming a certain kind of set, such as those of a topologically closed surface or an analog of this in three or more dimensions.

7.2.7 边界表示

表示几何实体最有效、最灵活的方式是边界表示 (Boundary Representation, BRep)。IfcManifoldSolidBrep 的两个的子类 IfcFacetedBrepIfcAdvancedBrep 实现了两种典型的 BRep 数据结构。其中,前者只能描述平直的面(指每个子面都是平的),但是后者可以描述存在弯曲的情况。

但是这两个结构都只能描述实心体的外壳,因此无法描述包含孔洞的情况。为了兼容这种情况,IFC 引入了 IfcFacetedBrepWithVoidsIfcAdvancedBrepWithVoids 类。

如下图所示,IfcFacetedBrep 被用来表示具有平整表面的实心体。IfcFacetBrep 对象表示了整体,其 Outer 属性是一个类型为 IfcClosedShell 的对象,而这个对象由进一步引用了一系列的 IfcFace 对象。每个 IfcFace 对象可有任意多个IfcFaceBound 对象描述的封闭曲面。每个 IfcFaceBound 对象指向一个 IfcLoop 类型的对象,这个对象描述了一个点组成的列表。注意在曲面描述中,相邻曲面共享的顶点和边这些对象只会存在一份,此份数据可以被多次引用。

下图展示了使用 IfcAdvancedFace 表示复杂曲面的数据结构的例子。注意在这个例子中,IfcClosedShell 引用的是 IfcAdvancedFace 类型的曲面表示对象。不同于 IfcFace,这个类的对象本身具有几何描述属性,此属性为使用 NURBS 几何描述模型的 IfcBSplineSurface 类。在下方的各个层级的对象中,其几何描述都指向此描述模型中几何对象。

7.2.8 构造性实心几何表达 (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

GSG 模型通过简单实心体元素的布尔操作来定义复杂实心体,这些操作包括并 (Union)、交 (Intersection)、差 (Difference)等操作。IFC 数据模型提供了 IfcCsgPrimitve3D 及其子类 IfcBlock, IfcRectangularPyramid, IfcRightCircularCone, IfcRightCircularCylinderIfcSphere 等类型类表示基础实心体元素。

IfcBooleanResult 被用来描述几何操作,其 Operator 属性可以在三个可选项中取值 -- UNION, INTERSECTIONDIFFERENCEFirstOperandSecondOperand 好随性则指向参与操作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是 IfcSolidModel, IfcHalfSpaceSolid, IfcCsgPrimitive3D 或者 IfcBooleanResult。我们可以看出 IfcBooleanResult 可以递归式地使用,从而具备强大的表示能力。

7.2.9 裁切 (Clip)

裁切可以用来表示实心体被一个平面切开的过程。这个过程使用一个特殊的 CSG 操作来实现。第一个操作对象是待裁切元素(IfcSolidModel),第二个操作对象是一个特殊的半空间对象 IfcHalfSpaceSolid,操作符总是 DIFFERENCE

7.2.10 旋转、挤出和扫掠实体

IFC 中我们可以通过 IfcSweptAreaSolid 及其子类 IfcExtrudeAreaSolid, IfcRevolveAreaSolid, IfxFixedReferenceSweptAreaSoid 以及 IfcSurfaceCurveSweptAreaSolid。除了这一支类族以外,还有直接继承自 IfcSweptDiskSolidIfcSweptDiskSolid

每个操作的从基础元素形态以 IfcProfileDef 类型的对象给出(这是操作类的 SweptArea 属性)。IfcProfileDef 最常见子类是 IfcArbitraryClosedProfileDef,这个类通过引用一个 IfcCruve 对象来指定一个基础的闭合图形。

通过使用 IfcExtrudedAreaSolid,基础图形元素可以型一个指定的方向(ExtrudedDirection 属性)挤出指定的距离(Depth 属性)。如果是使用 IfcResolvedAreaSolid,则基础图形会被绕着指定的轴(Axis 属性) 旋转指定的角度 (Angle 属性)。

使用 IfcFixedReferenceSweptAreaSolid 类,我们可以表示一个基础图形沿着空间中的指定曲线 (Directrix 属性) 运动扫略过的实心体。其特征是在扫略过程中,基础图形的不会发生形变,其朝向和一个固定的引用向量 (FixedReference 属性)保持一致。

使用 IfcSectionedSpine 可以表示一组连续的的基础图形之间的差值(上图左侧)。其类型为 IfcCompositeCurve 的属性对象描述了合成曲线的轨迹。CorssSections 属性记录了参与差值的各个基础图形,每个图形的位置由 CrossSectonPosition 给出

IfcSweptDiskSolid 直接继承自 `IfcSolidModel。其使用的扫掠基础图形总是圆形,且在扫略过程中基础图形的朝向会随着轨迹的变化而改变。

7.3 相对定位

IFC 模型中的几何定位强烈地依赖于局部坐标系统。不同的坐标系统之间需要建立映射关系。例如墙体的定位坐标是相对于本层的坐标系统,而层的坐标系统可以映射到整个建筑物的坐标系。这个多层级的坐标系体系可以赋予模型更大的灵活性。IFC 中,我们将上述思想命名为 Local Placement。IFC 中定义了一系列派生自 IfcObjectPlacement 的类,如下图所示。

IfcLocalPlacemente 类继承自 IfcObjectPlacement,此类提供了两个属性:一个可选属性 PlacementRelTo 属性指向提供父级坐标系的对象(这个对象也是 IfcObjectPlacement 类型的,若为空,则对象的定位是相对于全局坐标系的),和 RelateivePlacement 的属性(定义了从父级坐标系到局部坐标系的变换)。这里的变换可以是二维 (IfcAxis2Placement3D) 的或者三维的 (IfcAxis2Placement3D)。下图展示了 IfcAxis2Placement3D 工作的原理。

相对定位体系的图示。

IfcLocalPlacement 构成递归体系和建筑空间对象之间的体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一般实践中,只有 IfcSite 对象才会在全局坐标系中完成定位,而次级对象都以局部相对定位的方式来完成坐标描述。

除了定位系统以外,IFC 中还提供了对齐功能。IfcGrid 类提供了一种非常灵活的网格定义能力。此处所称的网格可以正方形的,辐条型的或者三角形的,如下图所示。非规则性的网格系统也能够被定义出来。基于网格的定位类 IfcGridPlacement 及其属性 PlacementLocation 可以描述在网格系统中的定位。

8 扩展功能:属性集及代理

对于建筑对象的基础关键属性,如门、墙的属性,我们可以提前在 IFC 规范中通过成员属性的方式给出定义。不过针对不同业场景,这些基础建筑元素还可能衍生出大量不同的属性,这些属性如果直接以属性形式定义在其类定义中,无疑会使得整个模型变得臃肿,同时,这些扩展属性类型我们也无法提前全部定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IFC 将属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定义在 IFC 模型中的静态属性,另一类是可以动态创建的属性。动态属性可以通过 IfcProperty 的子类来完成定义(通常是 IfcPropertySingleValue,这些属性可以根据需要而自由地谈加到实例中。动态属性的数量本身没有限制。新的对象属性的定义方式一简单的键值对形式进行。属性对象可以被 IfcPropertySet 组织起来并成组地被赋予给对象(通过 IfcRelDefinesByProperties 关系)。

属性集使用的例子

IfcProxy 系统是对动态属性集机制的一个补充。代理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在程序运行的动态环境下的赋予一个类以语义含义。

9 建筑元素的类型化(Typification)

为了更加高效地描述在模型中频繁出现的对象,IFC 支持可复用对象(reusable types)。一个元素可以作为模板对象而被再次初始化,此时部分数据可以在新对象中被复用,而只有不同的部分需要被设置。IFC 支持在两种情况下的类型化。

9.1 语义对象化(Semantic typification)

若一个 IfcTypeObject 通过 IfRelDefinesByType 关系关联到一个对象,在对象被真正初始化之前,属性集对象会先被初始化并关联 IfcTypeObject 上,而具体的建筑元素对象通过建立和此对象的关系来索引扩展属性定义。

9.2 几何对象化(Geometric typification)

几何表示的复用可以通过 IfcMappedItems 来实现。同大多数 CAD 中引入的「块」概念类似,几何表示对象 IfcShapeReprestation 首先被常见出来,并存储在由一个局部坐标系定义的 IfcRepresentationMap 对象中。这个对象类似于 IfcPropertySet,可以被分配给一个 IfcTypedObject。以一个门的对象定义为例,当一个门被创建时,此对象会建立起对 IfcReprensentationMap 的引用,然后门对象会使用一个本地变换操作 IfcCartesianTransformationOperator 来得到自身的几何表示。

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杠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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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Examples of barbell strategies

源二:Barbell Investment Strategy

配图:SUiTHiNK by Midjourney

翻译:ChatGPT 3.5

润色:SUi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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