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底，北京，两家中国最顶级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几乎在同一时间，为一场网络风暴按下了快进键。

它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风波进行了宣判：

她的挑战已“狼狈”失败，她的辩解是“不诚实的”。

这场看似正常的国际政治摩擦，最终的判决书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一份来自《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的、充满情绪化羞辱的8秒钟大字报视频，和一段由中央电视台旗下“小央视频”制作的、经过技术处理的13秒鬼畜短片。

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国家机器精心驱动、无数自媒体跟风狂欢的网络猎巫行动。

这场狂欢是如何被组织的？它使用了哪些被明令禁止的手段？

当一台国家级的舆论机器决定杀死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时，它会分几步？

1

猎巫行动，通常从确立一个无可辩驳的罪行开始。

在官方媒体的叙事里，高市早苗的原罪始于2025年11月22日的南非。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现场：

她迟到了约一个小时。

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平淡无奇，但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发布的视频里，它被渲染成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悲剧。

视频开场，高市早苗走下专车，踏上红毯。整个画面被处理成极度缓慢的慢动作，背景音乐是一段悲伤的小提琴独奏。

这不像是一国首相的登场，更像是一场：

耻辱之行（walk of shame）。

紧接着，当她进入会场时，镜头从人群后方拍摄，让她看起来像是在探头探脑地偷窥。

文字则毫不含糊地指出：

她打断了另一位领导人的发言。

这种如同电影悲剧桥段般的视听语言，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因交通、安保等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程序性瑕疵，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一场关乎个人品格和国家颜面的公开处刑。

这种渲染，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守时这一基本职业道德的朴素认知，成功地将一个程序问题，上升为了一个道德污点。

一旦迟到的原罪被确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罪行，寻找一个充满合理解释的动机。

2

舆论机器很快为高市早苗的迟到，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充满性别色彩的解释：

她前一天花了几个小时，用来挑选衣服。

这个信息点，源于高市早苗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分享。她解释说，因为有参议员提醒她，作为首相，在外交场合的着装代表国家形象，如果穿着廉价，可能会被对方轻视。

这段本意可能是展现亲民或解释工作细节的个人分享，被迅速抽离了所有语境，成为呈堂证供。

一场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红星新闻等多家权威信源协同推动的叙事构建开始了。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短视频中，将她的动机直接定义为：

想要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

中国新闻网则更进一步，引用匿名的日本人分析，为她进行了一次远程心理诊断：

看来高市早苗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至此，一个完整的、充满偏见的叙事闭环形成了：一个内心自卑、又渴望占上风的女人，因其肤浅的、对穿搭的过度在意，最终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犯下了迟到的职业错误。

这套逻辑之所以畅通无阻，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

女人的原罪，始于她对自身形象的过度关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潮新闻，在其制作的新闻播报式视频中，更是将这种偏见推向了极致。在一位专业女主播字正腔圆的播报中，高市早苗的挑衣服被描绘成一种虚荣、肤浅、缺乏职业素养的行径。

有趣的是，在这套叙事里，男性政治家对自身形象的管理——比如精心选择领带的颜色以传递政治信号——通常被解读为严谨、注重细节、充满智慧的身体语言。

而到了高市早苗这里，同样的考量，则被轻易地定义为：

虚荣。

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舆论攻击的厌女内核。它不在乎事实的复杂性，只在乎如何将目标人物塞进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充满负面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中。

3

当迟到和穿搭为高市早苗构建了一个不专业的职业形象后，舆论机器的下一步，是攻击她作为人的稳定性，即她的情绪。

靶子，被精准地对准了她的面部表情：

微笑。

在G20峰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在回答提问前，礼貌性地与不同方向的记者进行眼神交流，并全程保持微笑。这个不到10秒的正常互动，在中国青年网旗下的“青蜂侠”发布的视频中，被解构成了一场精神失常的表演。

视频开场，在高市早苗低头准备、抬头微笑的瞬间，画面上叠加了一行黄色字幕：

(高市OS:) 先笑一下吧。

这种虚构的内心独白（OS），瞬间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定义为一种刻意的、有预谋的假笑。

紧接着，视频对她的微笑进行了病态化的量化。

在记者说话期间，她的脸上被不断打上字幕：

（再笑一下）、（笑X3）。

当她最终找到提问记者的机位，再次露出笑容时，视频进行了多次带有闪光灯效果的定格放大，并配上了“笑X5”、“笑X6”的计数。

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审视和重复计数的网络亚文化手法，一个连贯的微笑，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机械的、过度的、不自然的动作。

视频的标题，为这场表情审判给出了最终的病理化诊断：

表情过于丰富！五秒内连续变脸展现招牌尬笑。

这是一种经典的污名化手段，即将政治上的分歧或厌恶，转化为对其精神状态的攻击。通过暗示对方情绪不正常，来釜底抽薪地否定其一切言论和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女性政治家，这种攻击尤为常见和有效，因为它能轻易地与社会上对歇斯底里、情绪化的刻板印象相结合。

最终，视频在她一个笑容灿烂的定格画面旁，贴上了一个熊猫头表情包，上面写着四个字：

我不理解。

这句评论，并非来自某个真实的网友，而是视频制作者自己。它代替所有观众完成了最终的审判：她的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无法理解。

从不专业到情绪失控，从一个职业小丑到一个情绪疯女人，对高市早苗公众形象的第一轮绞杀，至此构建完毕。

这为后续更具侮辱性、更赤裸裸的人格攻击，铺平了道路。

4

如果说前文的攻击，还披着一层讨论职业素养和情绪管理的外衣，那么接下来的狂欢，则彻底撕下了伪装，演变为一场针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之人格与身体的、赤裸裸的围猎。

这场围猎的核心武器，不再是经过剪辑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精心生产、包装并被赋予了权威认证的侮辱性标签。

在这场舆论风暴的所有标签中，“妈妈桑”无疑是其中最核心，也最恶毒的一个。

它的诞生与进化，完美地展示了一场网络暴力，是如何从匿名的网络黑话，一步步登堂入室，最终成为被主流话语接纳的专业词汇。

考古这场标签的演化史，一个名为“狐说”的自媒体账号贡献卓绝。

在其发布的视频中，解说员用戏谑的配音，模仿高市早苗的内心独白：

我叫早苗，他叫川普……他夸我的时候，我开心的像条狗。

紧接着，视频开篇的特写画面上，打出了一行字：

这嘴脸跟盛开的菊花一样。

这句将女性笑容与特定身体部位进行关联的粗鄙评论，为后续所有的性骚扰叙事定下了基调。它标志着，对高市早苗的攻击，已经从对其公共行为的批判，转向了对其身体和性魅力的想象与消费。

这颗充满恶意的种子，很快在舆论场中找到了更体面的表达方式。

深圳卫视旗下的媒体品牌“直新闻”，在其发布的视频中，引用了一位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的专业分析。在节目中，唐湘龙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将高市早苗在外交场合主动、热情的身体语言，与日本一种特殊的娱乐场所职业进行了类比。

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风格的特征：

她会主动地蹭……会主动地去挽你的手……会绕到你后面来，突然间头呢倾到你前面去，跟你咬耳朵。

在完成了这套充满色情化想象的行为素描后，他为这种外交风格，正式授予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银座妈妈桑。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污名化标签。它同时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将其物化为取悦男性的服务者）、职业政治家（将其外交行为定义为不正当的拉客）和日本人（利用了对特定职业的刻板印象）的三重羞辱。

从此，妈妈桑外交一词，像获得了专家认证的权威术语，开始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自媒体“士口加”在其视频中，将高市早苗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拥抱、与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互动，全部纳入这个框架进行分析，并配以轻佻的旁白：

这妈妈桑的能力，不是盖的啊。

当这个标签在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舆论场中被反复测试、确认其巨大的传播效力后，它最终被更主流的舆论领袖所吸纳。

凤凰网旗下的知名时政IP“唐驳虎主笔”，在一个分析大国博弈的宏大叙事视频中，虽未在正片里直接说出，却在作为视频延伸部分的抖音文案里，轻描淡写地写下了一句总结：

日本政坛如今搞成了一种“妈妈桑外交”。

至此，“妈妈桑”的进化之路全部完成。它从一句匿名的、肮脏的网络黑话开始，经由境外专家的包装，被境内官媒背景的媒体合法引进，最终被头部时政IP盖章认证。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骂人词汇，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用来分析和解构国际政治的专业工具。

5

在“妈妈桑”这一核心标签的统领下，对高市早苗所有身体语言的色情化解读，变得名正言顺。

一个名为“史话风云”的历史类自媒体，发布了一段制作精良、极具电影感的视频。视频开篇，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介绍，而是直接用充满暗示性的词汇，将镜头对准了高市早苗的身体和眼神。

在经过调色的、充满氛围感的慢镜头中，旁白用磁性的男声说道：

公开场合“被搂肩”，神情“深情款款”，眼睛里面都快拉出“丝”来了。

被搂肩的被动语态，暗示了一种半推半就的亲密；深情款款和拉丝，则是将正常的外交注视，赤裸裸地定义为一种充满情欲的凝视。

视频的旁白继续将这种想象推向高潮，他对着高市早苗手舞足蹈的画面，用一种长辈训诫晚辈的口吻问道：

咋的，你搞这儿“追星”啊？早苗，你怕是不是忘了，你好歹也是一个国家的首相啊。

这种将公共外交行为降格为私人追星，并亲昵地直呼其名、以你还太年轻的口吻进行说教的姿态，暴露了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以及对女性政治人物进行评判和规训的潜意识欲望。

“直男财经”发布的视频，则将这种凝视总结得更为理论化。视频开篇，旁白就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

她的外交舞台不是议会，而是秀场。为悦己者容是她的外交手段，性感的肢体语言是她的外交策略。

为悦己者容，这句源自中国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男权色彩的成语，在这里被当作一个专业的政治分析术语。它粗暴地将一位现代女性政治家的所有形象管理，都定义为取悦男性的行为。

这套逻辑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偏见：

女人化妆打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人。

从眼神拉丝到为悦己者容，这场舆论运动系统性地将高市早苗的身体从她的政治身份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可供观赏、意淫和消费的女性符号。

6

如果说“妈妈桑”和色情化凝视，还只是在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框架下对高市早苗进行攻击，那么雌竞一词的引入，则标志着这场网络暴力，完成了对女性内部关系的终极污名化。

在“直男财经”那段充满史诗感的视频中，解说员在描述完高市早苗如何谄媚男性领导人后，话锋一转，将镜头对准了她在G20峰会上与另两位女性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互动。

画面中，她们热情地拥抱、亲密地交谈。这本是展现女性领导人之间团结和友谊的正常场景。

然而，视频的旁白却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

她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展开了“雌竞”式的外交攻势。

雌竞，这个源自网络厌女文化、充满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黑话，其核心含义是指女性之间为了争夺男性资源（权力、财富、注意力）而进行的交配竞争（mating rivalry）。

这是本次调查中，首次有视频在旁白中，如此明确和系统性地，将这个词用于分析女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这一话语创新的恶毒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女性之间存在真正友谊、合作和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在它的逻辑里，只要有超过一个女人在场，她们之间的一切互动，都必然是围绕着某个不在场的男性（在这个视频的语境下，暗示的是一旁感到不适的马克龙）展开的竞争。

它将国际政治的舞台，彻底降维成了一场庸俗的：

后宫甄嬛传。

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高市早苗、梅洛尼和冯德莱恩三位女性领导人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所有在公共领域中奋斗的女性的系统性贬低。

它试图在公众心中植入一个思想钢印：

女人之间没有政治，只有战争。

从妈妈桑到雌竞，这场由官方媒体引领、无数自媒体参与的网络狂欢，最终完成了对高市早苗作为女性这一身份的立体化、全方位的绞杀。

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对上（男性强权）只会谄媚，对下（其他女性）只会竞争的、彻底丧失了政治主体性的怪物。

7

这场针对高市早苗的网络狂欢，其恐怖之处不仅在于语言的恶毒，更在于其高度的组织性和协同性。它并非一群乌合之众的偶然聚合，其背后是一台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舆论机器。

解剖这台机器的运作模式，远比单纯陈列那些污言秽语更为重要。

综合分析这批视频素材的来源，一个清晰的、三层结构的叙事金字塔浮出水面。它展示了一场现代网络舆论战，是如何自上而下地进行议程设置，又是如何自下而上地进行语言创新的。

金字塔的塔尖，是中央级官方媒体。

以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小央视频”和《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为代表，它们扮演着最终审判者的角色。它们的视频最短，信息最纯粹，几乎不提供任何过程性信息，而是直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下达最终判决。

环球网的8秒大字报视频，直接宣判了：

高市早苗狼狈相已经败露。

小央视频的13秒鬼畜短片，则用技术手段，宣判了她的辩解是：

不诚实的。

这些来自权力顶端的圣谕，为整场舆论风暴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基石。

金字塔的塔身，是官方背景的市场化媒体和头部时政IP。

以成都传媒集团的“红星新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潮新闻”、深圳卫视的“直新闻”，以及凤凰网的“唐驳虎主笔”为代表，它们是这场战役的主力军团。

它们的任务，是将塔尖下达的判决，包装成更具可看性、更易于传播的新闻故事。它们拥有更精良的制作，更懂得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

红星新闻用悲情慢镜头渲染迟到的悲剧感；潮新闻用专业女主播的形式，增加攻击的权威性；直新闻则通过引用台湾专家的手法，为侮辱性标签提供合法性外衣。

它们是连接官方意志与民间情绪的变速齿轮。

金字塔的塔基，是各类自媒体。

以“狐说”、“史话风云”、“直男财经”、“一楠财经”为代表，它们是这场舆论战的前线斥候和语言实验室。它们不受传统媒体的束缚，最大胆、最出格，负责生产和测试最具攻击性的侮辱性标签。

“狐说”贡献了菊花的想象，“史话风云”贡献了眼神拉丝的描述，“直男财经”则开创性地引入了雌竞的理论框架。

这些在塔基被证明具有强大传播效力的黑话，会迅速被塔身乃至塔尖的媒体所观察、筛选和吸纳，最终完成一次从民间到官方的合法化逆袭。

这三层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循环的回音室。塔尖定调，塔身放大，塔基创新。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精准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8

在这台机器的运作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技巧是信源洗白（Source Laundering）。几乎所有的攻击性视频，都极力避免以第一人称直接进行辱骂，而是巧妙地将攻击性言论的来源，转嫁给一个看似客观中立的第三方。

最常见的手法，是引用匿名的：

日本网友。

在潮新闻、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视频中，日本网友群嘲几乎成了标准配置。这种手法旨在制造一种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的假象，仿佛视频的制作者只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舆情搬运工。

至于这些日本网友是谁，样本量多大，观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则完全无人关心。

更高级的手法，是引用：

台湾专家。

“直新闻”对唐湘龙言论的引用，是这一手法的经典案例。它成功地将“妈妈桑”这一极度本土化、充满歧视色彩的标签，伪装成来自海峡对岸的专业锐评。

这种隔岸借炮的策略，既能达到攻击目的，又可以完美地规避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责任。

更具迷惑性的，是官方媒体的：

内部互引。

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其视频中明确标注信息来源是同属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则直接将自家评论员“北平锋”的文章标题做成视频进行传播。

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权威性的自我循环论证：

我用我的左手，来证明我的右手说的是对的。

这种种信源洗白的艺术，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将一场精心策划的主观攻击，伪装成一出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

9

当对高市早苗的个体攻击达到极致后，这场舆论战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开始了一场更为宏大的叙事升级。

其目标，是将其个人的不堪，与整个日本的国家命运和历史罪责进行绑定，从而完成一场从人格谋杀到历史审判的终极跳跃。

“一楠财经”发布的长篇人物小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它将高市早苗的癫狂，归因于她童年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形成的叛逆性格。她后来在政坛的所有选择，则被轻飘飘地概括为一句：

打不过就加入。

这句充满犬儒主义的嘲讽，将一个女性在父权体系下的复杂生存策略，彻底简化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投降。通过这种原生家庭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叙事，高市早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成了一个被历史和童年所诅咒的、命中注定要走向极端的悲剧人物。

而“唐驳虎主笔”的视频，则将这场审判推向了全球舞台。

视频将高市早苗的言论，直接定义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导火索。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各自独立的外交行动，全被解读为是围绕中国点名批评高市早苗这一核心事件展开的站队。

最终，视频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诘问收尾：

当下这个国际秩序，你们（五常）到底还要不要了？

通过这种极致的升维打击，对高市早苗个人的批评，被巧妙地转化为一场关乎全球秩序和历史正义的宏大叙事。她被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危害世界和平的坏女人。

至此，这台舆论机器完成了它最后的轰鸣。它不仅杀死了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更以她的尸体为祭品，完成了一场民族主义的盛大献祭。

10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端。

那条由红星新闻精心制作的、充满悲情慢镜头的G20红毯；那件被新华社定义为想要占上风的精心挑选的服装；那场被小央视频用技术手段扭曲了声音的党首辩论；那张最终宣判她狼狈相已经败露的环球网大字报。

这些碎片化的罪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反复拼接、解读、传播，最终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囚笼。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看似针对高市早苗个人的网络狂欢，其本质是一场由国家机器主导、无数账号参与的、系统性的网络性骚扰。

其使用的语言、视觉符号和叙事框架，完全符合：

中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关于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实施性骚扰的定义。

这场狂欢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非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而是施暴者工具箱的迭代。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喉舌，开始熟练地运用网络暴民的语言和手法，并将其包装成新闻和锐评时，它所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外国政客的形象，更是本国公共讨论的底线与理性。

它向所有人，尤其是所有试图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的女性，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

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可能招致一场与政治立场无关的、针对你性别身份的、彻底的人格谋杀。

当围猎一个疯女人，成为一场流量巨大、官民同乐的政治正确时，这个猎场里，再无一个安全的人。

所以，当一台精密的国家机器，需要靠妈妈桑和雌竞这样的词汇来赢得一场舆论战争时，它真正展现的，究竟是力量，还是虚弱？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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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25日，成都市成华区。来自山东青岛的于凯律师与同行律师杨晖，抵达了挂着“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成都市德康医院”多块牌匾的大门前。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探视已被强制收治在此长达八年的徐欣蕊。

但最终，他们无功而返。

一份由律师现场整理的谈话笔录，为这场跨越八年的治疗给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真相：在这套严丝合缝的闭环逻辑里，把徐欣蕊送进精神病高墙的人，拥有决定她是否痊愈的：

唯一解释权。

1

成都市德康医院的门口挂着很多块牌子。除了医院的招牌，还有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八人民医院联盟医院等头衔。这些金光闪闪的铜牌在成都阴沉的天空下暗示着一个事实：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场所，更是基层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神经末梢。

律师于凯和杨晖是带着法律条文来的。根据《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必须极其审慎，且患者有权要求出院或由监护人接回。但当他们真正坐在院长唐某的对面时，才发现法律在这里遭遇了物理学的困境：

阻力太大。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女性院长。唐院长看起来比徐欣蕊更像一个受害者。面对关于收治合法性的质疑，她承认手续上确实存在：

历史遗留问题。

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她强调医院也是没办法。在她的叙述中，徐欣蕊目前生活在三科病房，没有绝食，甚至没有受到虐待，一切都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

但当律师追问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她现在是否已经康复、是否可以出院？”时，唐院长展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反复强调一个逻辑：

谁送来的，谁接走。

这是一个经典的死循环：徐欣蕊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的监护权被移交给了送她就医的社区街道办；如果要出院，需要监护人签字；但监护人认为她有病，拒绝签字。

约瑟夫·海勒在半个世纪前的《第22条军规》就预言过这类困境：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出院，但如果你申请出院，就证明你没疯，所以你必须留下。在德康医院的三科病房里，徐欣蕊面对的是一种更朴素的真理：

疯癫不是一种病理状态，而是一种行政状态。

根据律师的一级录音证据显示，唐院长对外界的关注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她认为医院在：

替政府分忧，却莫名其妙背上了非法拘禁的黑锅。

在谈话的最后，这位院长甚至抛出了一个在当今互联网上万能的防御性词汇，她怀疑这件事背后有人在操弄：

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在背后指使？

一个成都本地的孤儿，在只有几百本藏书的社区图书馆工作，因为举报领导打麻将而被关了八年。如果这都能扯上境外势力，那这个势力的手伸得未免也太长了点，甚至伸进了：

麻将桌的抽屉里。

2

时间倒回八年前。

2017年的徐欣蕊，拥有一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履历：大学本科毕业，年轻，在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的图书馆工作。那是一个安静的、充满书香的闲职。按照一般的人生剧本，她会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一生。

但她犯了两个错。

第一个错是她太较真。彼时的社区书记似乎对麻将的热爱超过了对图书的管理。在图书馆这个本该静穆的空间里，麻将声此起彼伏。这或许是四川的一种松弛感，但在刚毕业的徐欣蕊眼里，这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更是违纪。

于是，她做了一个年轻人的选择：

实名向四川省纪委举报社区书记带头赌博及其他问题。

她按下了举报键，以为会等来正义的裁决，没想到等来的是：

一群将她强行带离的人。

她想解决问题，但对于某些基层管理者来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显然更符合：

成本效益。

第二个错，也是最致命的错，是她的身世。

根据公众号“有戏Hopeful”披露的信息，徐欣蕊父母双亡，是家中的独生女。在基层治理的逻辑学里，这都不算一个软肋，而是一个完美的：

软柿子。

没有父母，意味着没有直系亲属会为了她去上F、去闹事、去拼命。没有兄弟姐妹，意味着她在社会网络中是一个孤岛。只要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她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于是，甚至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司法程序，仅仅由派出所和社区出面，她就被定义为了精神病患者，并被送往了成都德康医院。

在那之后，她的人生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图书馆的麻将声或许停了，或许没停，但徐欣蕊再也没能回到那张办公桌前。她从一个有血有肉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只有编号的：

收治对象。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冷峻地指出，社会通过将不正常的人隔离，来定义所谓的正常。在石油社区的某些领导眼中，一个不懂人情世故、敢于举报领导的下属，显然是最大的不正常：

为了证明领导是对的，必须证明徐欣蕊疯了。

3

回到2025年的德康医院。

于凯律师向唐院长提出了查看病历的要求。唐院长拒绝了。理由依然是那句万能的：

保护患者隐私。

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荒诞：

把一个大活人关起来，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让她接受长达八年的强制服药和可能的电击治疗，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但当律师想要查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时，隐私权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据一位接近德康医院内部的人士透露，实际上医院内部对于徐欣蕊的情况心知肚明。甚至：

德康精神病院五科谢主任承认“徐欣蕊病情稳定，早可出院”。

但在“谁送来谁接走”的铁律面前，医学诊断书不过是一张：

废纸。

只要石油社区不来接人，徐欣蕊哪怕在病房里考过了注册会计师，她也是一个需要被治疗的精神病人。

这不仅仅是医院的悲哀，更是医学的耻辱。当白大褂成为了权力的拘束衣，希波克拉底誓言就变成了一句笑话。

于凯和杨晖律师走出了德康医院的大门。身后的那几块铜牌依然闪闪发光。他们知道，真正锁住徐欣蕊的，不是医院的铁门，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

要想解开这个结，他们必须去寻找那个系的结的人：

石油社区。

而在那里，一个更荒诞的真相正在等着他们。那将是整个基层治理图景中，最令人细思极恐的一块拼图。

4

如果不把她送进去，她可能会自残，甚至危害社会安全。

在石油社区的会议室里，面对律师的质问，社区负责人给出了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理由。

但当律师们将目光投向墙上的公示栏时，一个惊悚的细节让所有温情的面纱瞬间破碎：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

内循环。

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一个典型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

2025年11月25日下午，于凯和杨晖律师走进了社区办公楼的六层。会议室里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坐在对面的是社区周副书记（男）和一名主任（女），旁边还有一位专门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

双方都没有寒暄，非常有默契地掏出了手机，互相对着拍摄。镜头对准镜头，像是一场无声的枪战。在这个充满不信任的空间里，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

呈堂证供。

律师们的诉求很简单：徐欣蕊有表姐，不属于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监护人的三无人员。社区作为居委会，强行代理监护权并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长达八年，涉嫌滥用职权。

周副书记的回答滴水不漏。他咬死徐欣蕊就是三无人员，社区的代管是迫不得已，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如果不送医，她在外面出了事谁负责？她当时的状态很危险，可能会自残，甚至伤害他人。

这套说辞听起来无懈可击，充满了家长式的关怀。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徐欣蕊所谓的危险状态，恰恰发生在她实名举报社区书记之后。

在这里，安全被重新定义了。把你关起来，你就不会自残，更不会去举报，对你安全，对社区更安全。这是一种双赢，除了失去自由的那个：

代价之外。

面对律师关于举报信的追问，社区干部们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反复强调程序的合规性——是派出所和上级部门共同决定的，社区只是执行者。

这种平庸之恶的踢皮球战术，让整个对话陷入了胶着。直到律师走出会议室，在这栋办公楼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名字。

5

我在非虚构写作中常常发现，有时候我写下的现实比小说更像小说。

于凯律师在走访调查中，先是去了辖区的猛追湾派出所，希望能以非法拘禁报案。但在派出所的警务公示栏上，他们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照片上的男人身穿警服，目光如炬，警号010520，岗位是：社区警务队。他的名字叫：

刘健。

这本身没什么奇怪的。但在随后到达的石油社区党组织成员公示栏里，律师们再次看到了这张脸。

照片一模一样，名字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里的头衔变成了：

石油社区党委副书记。

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这是一个核弹级的实锤。它解释了这八年来所有的死结：

为什么徐欣蕊报警没有用？为什么律师打110举报非法拘禁，接警的派出所却说无权处置？为什么社区能如此顺滑地调动警力将人送进医院？

因为刘健就是那个连接点。他既是身穿警服的执法者，又是社区里的：

党务干部。

当徐欣蕊因为举报社区问题而成为麻烦时：

作为社区副书记的刘健需要解决麻烦。

而当需要动用强制力将人送走时：

作为警察的刘健拥有合法的暴力工具。

最后，当徐欣蕊试图报警求助时：

接警的依然是刘健的同事，甚至是刘健本人。

这是一场完美的魔术。左手是执法的威严，右手是基层的自治。当这两只手长在同一个人的肩膀上时，徐欣蕊就注定走不出那个圆圈。

这个被称为警民融合或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的制度创新，在很多宣传稿中被称为：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但在徐欣蕊的案例中，这最后一公里成了：

她通往精神病院的单行道。

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内循环。

在刘健的照片旁边，是石油社区党委书记罗晓娟的照片。在这个严密的组织架构图中，每一个格子里的人都各司其职，维持着社区的稳定与和谐。而在格子之外，那个叫徐欣蕊的名字，已经被：

彻底抹去。

6

发现了双面人的秘密后，于凯律师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违法行为，而是一个已经运转了八年的精密系统。

这个系统由四个齿轮咬合而成，每一个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免责而转动：

齿轮一：医院。

德康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更是一个拥有长期稳定客源的生意。

徐欣蕊作为三无人员由政府供养，这意味着她的治疗费用是由：

民政局或医保基金全额买单的。

对于医院来说，只要人不出去，这就是一张长期的饭票。所以唐院长必须坚持“谁送来谁接走。”

齿轮二：社区。

石油社区通过送走徐欣蕊，消灭了一个不稳定的举报源。只要拥有监护权，他们就能永远让徐欣蕊闭嘴。所以周副书记必须坚持她是“三无人员。”

齿轮三：派出所。

以刘健为代表的警力，为这个流程提供了强制力的背书。他们将行政拘留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医疗收治，从而规避了法律审判的繁琐程序。所以警方必须坚持这是“医疗纠纷。”

齿轮四：民政局。

作为出资方，民政局本该审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但在稳定的大局下，花钱买平安成了默认的规则。

这四个齿轮互相咬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徐欣蕊就在这个黑洞的中心，被一点点吞噬。

律师们试图用法律的扳手卡住其中一个齿轮，比如去民政局查询账目，或者去市公安局提级报案。

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们将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踢皮球艺术。那是一种将责任像滚烫的煤球一样在各个部门间传递，却始终不落地的：

绝技。

7

你们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

这是律师于凯在成都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从派出所到民政局，再到市公安局，每一扇门都对他打开了一条缝，然后又迅速：

关上。

2025年11月27日，当于凯拿着登机牌站在成都天府机场的安检口时，他知道，这场关于寻找的旅程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飞机即将起飞，而徐欣蕊依然在那座以德康为名的医院里，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

签字。

前一天，在发现了双面人刘健的秘密后，于凯律师决定不再在这个完美的基层闭环里打转，他们选择了提级报案——直接找上级部门。

这一天的行程，堪称一场教科书级别的：

踢皮球观摩课。

第一站是成都市民政局。既然派出所说是政府救助，社区说是代管，那这八年的医药费总得有人出

如果是财政拨款，就涉及公款使用；如果是骗取医保，就涉及诈骗。

但民政局的大门比医院还要难进。门卫森严，律师只能在门口通过内部电话与社会救助处沟通。

电话那头的公务员语气礼貌而疏离。面对是否骗取国家资金的质问，对方记录了问题，然后给出了那个熟悉的回答：“涉及个人隐私，不予公开。”

把一个大活人关了八年不叫侵犯隐私，查一下这八年花了纳税人多少钱反倒成了侵犯隐私。

在这个逻辑里，隐私权就像一块橡皮泥，需要遮羞的时候它就变大，需要稳定的时候它就消失。

如果不给看账本，那就报警。于凯拨打了110。

他在电话里明确举报：

猛追湾派出所和石油社区涉嫌非法拘禁。

按照常识，举报派出所应当由上级机关或者异地公安处理。

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于凯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单位让他感到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谬：

猛追湾派出所。

那个被他举报的单位，打电话来处理他的举报。电话里的警察语气强硬，对于110把警情分流给他们感到不满，并直接定性：

这不归他们管。

于凯在电话里愤怒地质问：

你们是被举报人，依据法律应当回避，怎么能由你们来处理对自己的举报？

沟通再次陷入了无效的死胡同。

在去市局之前，于凯律师还曾亲自前往猛追湾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曾的副所长。

面对面的交锋比电话里更加直接。曾副所长试图用一个程序问题来堵住律师的嘴：

你不是家属，也不是当事人，你凭什么来问这个事？

这是一个在基层执法中常见的“身份门槛”。如果你不是利害关系人，你就没有资格发问。在这个逻辑里，法律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一个资格问题。

但于凯的反击精准而有力，他没有纠结于“亲属”的身份，而是直接搬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

我是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线索，都有权利和义务向国家机关举报。

这句回答让谈话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它绕开了所有关于“家属”、“委托”的程序壁垒，直接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一个公民在举报一起可能持续了八年的非法拘禁罪时，需要什么资格？

但沉默之后，派出所给出的最终答复依然是：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既然电话、当面报案行不通，那就只能向上一级继续报案。律师们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在市局大门口，律师足足等了：

一个半小时。

最终，刑警支队四大队的杜大队长不得不出来接待。但他显然没打算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在手里。

他拒绝制作正式的询问笔录，更拒绝出具《受案回执》。

于凯搬出了公安部的硬性规定：

公安机关接受报案，必须当场进行，当场制作笔录，当场出具回执。

这是著名的“三个当场”。

但在杜大队长那里，这三个当场变成了：

三个不管。

“我不给你回执。”

杜大队长说得理直气壮。

在那一刻，于凯感到了生理上的极限。长期的奔波、激烈的争论以及面对高墙时的无力感，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不久，因心脏剧烈不适，于凯吞下了一片：

硝酸甘油。

药片在舌下融化，苦涩的味道蔓延开来。这或许是整场行动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法律的救济像这颗药片一样，虽然被吞下去了，但只能缓解症状，治不好这个系统性的顽疾。

8

在现实世界碰壁的同时，虚拟世界的战斗也遭遇了降维打击。

律师和志愿者们试图将调查的情况发布在网络上。一篇题为《徐欣蕊被强制收治八年：法律何在，公义何在？》的文章刚刚发出不到两小时，就变成了那个熟悉的红色感叹号：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删帖的速度快到让人惊叹。这说明：

虽然有关部门在解决问题上效率不高，但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方面，效率却高得惊人。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医院内部情况的碎片信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据微博账号保护医保披露，精神病院内存在对不听话患者的电击、捆绑等强制措施。

虽然这些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一一核实，但它们像是一阵阵阴冷的背景音，侧面烘托出墙内那个世界的恐惧。

公众号“有戏Hopeful”在文章中写道：

“治疗她的不是药，是恐惧；控制她的不是医生，是沉默。”

徐欣蕊，就是那个被静音了八年的姑娘。而现在，所有试图为她发声的人，也正在被一个个静音。

2025年11月27日，一张山东航空的登机牌显示，律师于凯即将乘坐SC4860航班离开成都。在那个名为“徐欣蕊事件研究”的微信群即将被解散的时刻，律师于凯在群里发出了一张照片，并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

返青岛。成都，再见。

这不是一次凯旋，更像是一次无奈的撤退。

飞机轰鸣着滑向跑道，巨大的推背感将人死死按在座椅上。随着高度的攀升，成都这座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一张平面的地图。

在那个庞大的城市肌理中，德康医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而在那个点里，某个病房的一张铁床上，徐欣蕊依然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在想那张八年前的麻将桌，也许她在想那一封没有回音的举报信，也许她已经什么都不想了，只是在药物的作用下，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我们寻找徐欣蕊，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

这不仅仅是徐欣蕊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独生子女，如果你也没有权势背景，如果你也碰巧看到了那一桌不该看的麻将，如果你也像她一样相信规则并按下了举报键，你会是下一个徐欣蕊吗？

在飞机穿过云层的那一刻，阳光刺眼而冷酷。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并没有人在寻找徐欣蕊，因为那个被关在笼子里、被定义为疯子的徐欣蕊，才是这个系统最需要的徐欣蕊。只要她还在那里，某些人的安全感就在那里。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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