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

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

然而，模型触发机制不明、复通程序繁琐，“保护性停机”引发了部分用户不满和投诉。一些用户甚至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试图揭开这套神秘的系统。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珊瑚

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

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

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

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

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移动的客服电话。

●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

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

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

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

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

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

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

他请求移动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

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公开道歉。图源网络。

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

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

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

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

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

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

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四川移动公司的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

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

而且，她觉得四川移动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四川移动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

“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

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

●梁秋毫诉讼案中，四川移动在法庭上提供的停机依据。讲述者供图

去年，梁秋毫与四川移动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

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移动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

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

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些用户被停机后收到的短信。讲述者供图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

在与四川移动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

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

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

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

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

（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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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网络世界里，有人给事实贴“虚假标签”，煽动对立搅浑水；有人把拜金当“流量密码”，扭曲价值观带歪风；有人用低俗充“内容干货”，污染生态辣眼睛；更有劣迹者想“换壳重生”，洗白过往再捞金！这些乱象，一边是谣言惑众、误导判断，一边是侵犯权益、败坏风气，堪称网络空间的“毒蘑菇”。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开通报了户晨风、王子柏、郭美美等所谓“网络名人”因为煽动社会对立、炫富拜金、偷逃税款等行为账号被关闭的情况，他们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长效治理该如何精准发力，让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不反弹？一起来看相关报道和专家的解读。

曾两次入狱仍宣扬炫富 郭美美再被封禁

郭美美，很多年前因为在网上炫富走红，被网友们称为“初代网红”，她曾两次入狱，但出狱后，依然不思悔改，继续走在网络炫富拜金的歧途上，但这一次，她又被中央网信办点名了。

作为网红，郭美美的成名时间可以说很早，2011年6月，她因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受到广泛关注。2015年9月，因犯开设赌场罪，她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是她当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接受采访时讲的一段话。

郭美美在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在网上炫富炒作。2021年10月，她又因为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销售添加违禁成分西布曲明的减肥类食品，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2023年9月，郭美美出狱，但她在网上靠炫富吸粉引流直播带货的思路从未改变。

2025年11月，郭美美微博账号“郭美May努力努力”再度因持续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被关闭。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郭美美这种情况，她的这种社会影响更加恶劣，所以如果能够知道相应的账号就是郭美美重新复出的话，那平台应该采取更严格的处置措施，包括在注册环节就应该更加果断地予以拒绝。如果后续发现她仍然延续此前的这种炫富的、不良的，甚至是违法的这种行为，应该可以采取永久封禁的处置措施。

炫富逃税卖假货 劣迹网红"换马甲"复出

此次被封的账号还有网络主播“王子柏”，他持续在网络上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直播卖假货，甚至偷逃税款，可谓劣迹斑斑，但是近年来，他却三番两次地"换马甲"复出。

被中央网信办公开点名通报的网络炫富博主“柏公子”，又名王子柏，以购买各种奢侈品、豪车和名贵服饰而闻名，他25岁生日时更是高调炫富，称为自己定制了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

他的人设就是富有、奢侈，喜欢乘坐头等舱环游世界，热衷于在各国奢侈品门店购物。

那么，王子柏高调炫富、立人设为了什么呢？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变现。但粉丝在他直播间购买包包后竟发现是假货，随即联合举报，他的账号被平台注销。2020年他更换平台复出后，故技重施，继续靠炫富吸粉近300万。

2024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发现，王子柏申报收入与其直播带货销量严重不匹配，后查实其偷税749万元，最终被追缴税费、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30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炫富拜金、偷逃税款、劣迹斑斑的网红，今年11月，又以“王子柏”的账号名在平台重新注册复出，并直播超19次，随后他被群众再次举报，其账号也再次被关闭。

网红炫富属不良信息 与核心价值观相悖

像郭美美、王子柏这样的劣迹网红，其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还有很多人追问，为何劣迹网红换个网名账号就可以复出直播，故伎重演？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首先他本身炫富的行为就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行为和现象，另一方面也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里面，专门规定了一类叫作不良信息，他这种炫富的行为本身就属于不良信息的一种类型，应该受到平台的管制。

专家认为，对于一些劣迹斑斑的网红，网络平台应该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绝不允许此类违法者轻易复出，让“靠人设圈钱、靠违规获利”的逻辑得逞。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根据相关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和关于网络直播的相关的规定的要求，平台对于直播的这种用户注册的时候，是应当进行实名制这种审核的。在注册的过程中，如果平台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当事人就是有劣迹的记录，或者是说在相关的这种黑名单里面的，就不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注册服务。

网红谢孟伟目无法纪 穿警服直播带货被行拘

在流量与利益的诱惑交织下，部分网红迷失了方向，甚至不惜踩踏法律红线。“网红”谢孟伟曾是童星出道，今年9月，他身着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在直播间卖货，不仅目无法纪，还口出狂言，在网友举报后，被云南警方行政拘留7天。

这个身着制式警服进行直播带货的就是谢孟伟，作为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今年9月，他在云南拍戏期间，竟然身穿警服直播带货。对于这身警服他是这样向粉丝解释的。

在被群众举报后，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谢孟伟在拍摄电影休息期间，身着带有明显警用标志的服装直播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日。

此事发生后，9月谢孟伟的账号被封禁。作为网红，谢孟伟此前还利用自身流量带货卖酒。

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确认，谢孟伟售卖的所谓茅台和五粮液均为贴牌勾兑的假货，在直播间，谢孟伟还卖过15块钱一瓶的XO。

平台不能为了利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专家表示，对于粉丝数量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网络名人，因为影响力巨大，更应该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我，主动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平台，作为流量经济的利益相关方，更不能为了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德良：对于网络内容本身的监管，平台如果懈于监管、疏于监管，那么现在可能承担的责任不够重，这个时候平台会铤而走险。因为有利益关系，你很难发现我一次，你即便发现了处罚我，比如处罚10万，我从这里面获利，一次抽成就可能抽到几千万。

专家提示，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提高了对网络运营者行政处罚的上限，从原来的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第六十九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针对个别网络名人行为失范、炫富拜金，甚至偷逃税款、卖假货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专家建议可以多部门、多平台联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惩处不法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 周辉：提高监管执法的这种协同性和系统性，比如网信部门要和税务部门等加强这种联合执法，针对网络名人存在这种偷税漏税的行为，开展相应的这种专项执法活动。另一方面也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统一的、权威的网络劣迹艺人的，或者是网络劣迹名人的黑名单，黑名单也能让平台及时地获取，在他们注册环节就予以及时地制止。

执笔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已夺走过百条人命，伤者与失踪者更多，画面震撼得让人难以直视。灾后逐步浮现的细节更令人心寒：大厦外墙正在翻新，为求成本最低，外墙竟然疑似铺上易燃物料，竹棚层层包围，加上大量塑料布遮挡，犹如替大厦套上一件巨型助燃外衣；当日起火，浓烟迅速被引导向上，逃生空间被压缩，最终酿成多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火。

政府及外媒很快聚焦于竹棚，甚至有文章直指竹棚为火势失控的关键。政府亦随即提出方向，研究以金属棚取代竹棚。自问对竹棚与金属棚的防火性能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倒是非常清楚：金属棚的成本远高于竹棚，而香港的楼宇维修市场长期充斥围标与合谋，如果竞争环境不改善，任何“提高安全标准”的政策，都只会变成围标集团的新礼物，最终买单的不是承建商，而是每一个住户。

强制验楼制度是主因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实屋宇维修市场已被围标集团渗入很久。几年前我与两位栏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利用当时仍运作的传真社公开的标书资料，分析141个大厦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试图理解围标与价格飙升背后的经济诱因。最核心的发现是，强制验楼制度本身大幅降低了业主对维修工程的“议价能力”，为合谋与围标创造了最肥沃的土壤。

强制验楼原意良好，希望避免楼宇失修、外墙剥落、影响行人安全，但制度细节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一幢大厦被政府“点名”，业主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检查与维修，否则面临罚款甚至刑责；法团、顾问、承建商于是成为整个招标流程的主导者，业主的角色则退缩成只能被动接受。当买家无法拒绝，卖家便能联手抬价；当需求变得无弹性，合谋便变得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极具利润。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印证了这点：被政府点名强制验楼的大厦，其维修标书的中标价平均高出四成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没有收到通知、纯粹自愿维修的大厦，在制度推行后的中标价同样上升四成。换言之，强制验楼并非只影响被通知的一小部分大厦，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结构。

市场变坏的方式也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当时4家最活跃的承建商，在强制验楼推行前后的投标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即使控制了物料价格、人工成本、楼龄、地区等因素，他们的投标价格在制度推行后更为一致，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这很可能是合谋的讯号──在正常竞争中，各公司会基于自身成本独立定价，不应出现如此紧密的同步。制度推行后，标书“一同抬价”的现象突然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合谋风险实际上被制度增强了。

竹棚换金属 抬价恐更猖獗

在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里，任何安全要求的提高，理论上都值得支持；但若制度不先修补漏洞，这些要求往往只会成为抬价的新借口。正如这次金属棚建议，一旦落实，承建商只需对法团说一句“政府要求”或“安全标准提升”便能将成本外加，最终累积成每户数万甚至十数万元的额外负担。在制度没有改善之前，金属棚不会提升安全，只会提升报价。

竹棚是否安全、物料是否易燃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危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业主的决策权被抽空、资讯不透明，而政府的制度设计反而强化了承建商的议价能力。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香港下一场大火，只需要另一个工程、另一个法团、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小决定，便足以重演。

香港值得更安全的楼宇，但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更多罚则、更多要求、更多成本，而是更透明的招标、更有效的监督，以及让市场真正恢复竞争的制度。否则，不论是竹棚、金属棚，还是任何新技术，都只是围标集团的新包装，而不是市民的保障。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12月2日，名为“华夏杯”的书法比赛公布结果，有参赛者发现，同在书法圈子里，为何拿奖的人都不认识？

随后有人发现，成人组特等、一等、二等奖的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学生组中则有不少获奖者名字来源于广州市某中学1994级学生名册。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这串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占道经营行政处罚名单、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体培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以及羽毛球、舞蹈等多项比赛的参赛或获奖名单中。

这些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姓名组合，引发热议。是信息录入模板被直接使用？是填报失误？还是因缺乏核验流程而导致的“形式化名单”？这背后涉及的审核流程、信息发布规范与监管责任，已成为关注点。

受访专家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而这类行为一旦扩散，最直接损害的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网络截图

获奖名单为百度文库“人名大全”

肖毅是一名书法老师，近一年，他陆续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大赛。在书法圈，“以赛代练”并不罕见，许多作者借比赛倒逼自己保持创作。

今年11月初，肖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华夏杯书法比赛”的征稿启事。根据要求，参赛者需提交原创作品，并缴纳报名费。之后，他在线上支付了30元报名费。组委会明确提示，未缴评审费的作品将不参与评奖。随后他按要求将作品寄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益农东街五号“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

12月3日公布获奖名单时，他发现自己“落选”了。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华夏杯获奖名单来自百度文库”的截图，他才意识到，所谓比赛可能是个骗局。

新京报记者在华夏杯获奖名单中看到，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名单，与百度文库中一份发布于2020年9月的“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高度相似，开头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其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

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多个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 图源：网络截图

“这是又骗报名费，又骗作品。”刘相洪是重庆的一位书法爱好者，多次参加书法比赛，他表示“需要避坑的比赛很多，但这么离谱的第一次见”。

他提到，常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人都知道哪些名字是高手，而在这次的“华夏杯书法比赛”中，他只在成人组优秀奖中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参赛规则，等级奖有奖金，而优秀奖只有获奖证书，主办方可以赚报名费，又不用付奖金。

在公众号“书法学习指南”发布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征稿启事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此次大赛的主办单位是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单位为开封八古书画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港区硬笔书法协会。征稿对象为全国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同时设置有奖金：成人组特等奖1000元/人，一等奖500元/人等。评审费提交以微信转账方式为准，收款人为组委会主任袁伟民。

而新京报记者查询企查查发现，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25年7月成立，于10月被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经营异常。

12月4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征稿启事中袁伟民的电话，未有回应。

12月4日下午，肖毅表示，组委会已经陆续为参赛人员退还30元报名费，至于参赛作品还能不能拿回来，他也不知道。

在“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

反复出现的名字

随着对这场书法比赛的关注不断扩大，有网友发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一串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多个领域的名单里。

在一份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中，同样的姓名组合作为评审小组成员被列入中标结果。

中国政府采购网2025年12月3日发布“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3188万元。

新京报记者看到，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与“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五个名字一致。

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中标公告中采购人信息“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中的联系电话，电话均未接通。

12月4日下午，中标公告中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已终止，业务主管部门县发改局成立工作专班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表示，有错误就要认，具体哪里出现问题，后续将会发布情况说明。

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这一串人名则以占道经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

在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中，同样出现“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 图源：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网站

12月4日上午，家住湖北的方灵无意间刷到那条揭露“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疑似照搬“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帖子。她觉得帖子里提及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等名字有些特别，出于好奇，她在浏览器中检索这些名字，发现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

在那份公示中，“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等人因占道经营被罚款50元。通读名单后半部分的“刘千、王万、吕天、方天”，方灵越发觉得这些名字组合过于巧合，“像是编出来的。”

12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对方表示后续了解情况后将与记者进一步沟通。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成立调查组，正在研究后续处理情况，后续会向公众通报。

另外，这串名字还出现在一家名为“体培健康研究院”的广东企业，其官网公示的中老年健康项目研究员名单中。

12月4日，有媒体就“研究员名单是否不实”联系该公司，有工作人员称“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名单真实性，其表示“无法核实”。截至12月4日下午，上述企业官网已将研究员信息隐藏。

而在检索“张吉惟”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的期刊，其编委会名单为“张吉惟、林琴、张玟书、李雅南、江奕云、刘宏、阮建安、林子帆”。

而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第一行中也有人名——“张吉惟、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阮建安、林子帆”等，多个名字相似。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该期刊并未被知网等网络平台收录，只在所属公司的网站上有所展示。新京报记者致电该期刊所属的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该期刊目前只有纸质版出版，并没有被网络数据库收录。

至于编委会名单为何和网络文档中的名单相似，工作人员称，这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就是网站上显示的，至于其名字的真实性，她需要跟主管确认。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该期刊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该期刊不正式，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都这样？”

在一本学术期刊的资料中，新京报记者看到，编委会名单和“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的多位人名极为相似。图源：网络截图

“虚构名单”与形式主义

同一串姓名在书法比赛、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商业机构、学术期刊等多类名单中反复出现，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错误，更折射出深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12月4日晚，据羊城晚报报道，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曾发送《关于“华夏杯”书法比赛相关问题的致歉声明》，其中提到，“书法比赛因合作方突发违约撤离，导致赛事后期组织工作出现严重纰漏，尤其虚构名单问题的出现，严重违背了书法赛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广大参赛选手带来了诸多困扰与损失”。

声明还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核实并承担选手因赛事产生的相关快递费用损失，确保损失全额赔付。

多位受访者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最直接的损害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从招投标流程的角度指出，“一般来说，评审小组成员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所有操作都会留痕。”他表示，“直接从网上复制五个名字，这种做法太低级，足以让人怀疑这个招标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前反“四风”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仍然不足，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反而在某些环节“加重了形式主义”。

“评审小组成员照搬文库名单，这也太荒唐。”他指出，这类行为既是不作为，也是乱作为，背后是一种“把管理当儿戏、把治理当儿戏”的心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直言，这类“虚拟名单”并非孤例，“弄些虚拟项目或名字来发奖、侵占国家资产，并非个案。”

上述专家认为，如果罚款记录是虚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是否罚款了50元，而在于某些部门可能通过虚假记录来“造成绩”。“造了罚款记录，说明工作有成绩。买点成绩、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上面可能还会表扬。”

他强调，这类行为，容易让行政处罚从治理工具异化为绩效手段，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毅、方灵为化名）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境外账户开户的英文是 account opening，其中 opening 一词既指“账户开立”，也暗含“开启海外机遇”的意味。过去几年，随着出境旅游、跨境电商、副业结算、海外理财等需求上升，加上美元等外币存款利率明显高于内地，办境外账户在不少年轻人中一度成了“热门项目”。各家银行的开户预约量持续增加，有的针对性业务成功率甚至被形容为“比抢热门演唱会门票还难”。

2024 年，香港主流银行个人境外账户平均办理时长在一到三周，部分面向中小企业主的商务账户开户成功率只有30%。多数账户仍需要本人亲赴香港，准备并提交大量证明材料。对没有特殊渠道、也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的普通人来说，连续申请两次以上被拒并不罕见。

门槛之下，没有特殊渠道的人开始寻找各种“窄门”：尤其是那些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甚至国外的人，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金去凑够门槛，小心翼翼地规避被系统审核为洗钱风险。好不容易拿到账户，又不得不承受最低结余与管理费的长期压力——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以及困在办理途中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围城。

文｜oscar

编辑｜oi

费劲巴力地开户

颖姐自嘲为普通“单未”上班族（单身未婚上班族）。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近十年的她，月收入在1.3万上下，这在东北已经算不错的水平。但为了多些收入，仍每周加班超过15个小时。她说自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尤其是靠上班赚来的钱，好不容易攒到了39万时，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多了：“就怕贬值”。

小红书博主的宣传吸引了颖姐。她记得那时内地定存才 1.1%，境外银行能到 3.2%，部分中小银行能冲到 4%。“比内地香太多，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呀！”

她连续在小红书刷了快一个月的“境外存款攻略”，被洗脑一般决定要办个境外账户。她已经见过太多同事或同学突然被优化，总担心自己哪天也轮到自己，“越是多攒点钱，心里才越踏实。”

小红书上的利率帖子

颖姐打算以全部积蓄39万，撬动一个“通过储蓄让资产升值”的机会。来自小红书的“显著利率差距”让她盘算，把钱换成美元存到境外账户，就能拿到更可观的利息回报。

严格来说，这种选择并非常规意义上理性的抗贬值方案。根据颖姐自己的介绍，她认为虽在小红书上有博主说国内定期利息1%，境外银行的美元定期可以达到3-4%，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基于当下跨境利差做出的个人判断。颖姐猜测这中间的利息差额是当时美联储政策的缘故。“这还不是说变就变的？”她担心再等半年利率下调，就错过了这个高息机会。与其说她忽略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限制和汇率，不如说她认为存到境外账户等同于存入了美元。这样细分的知识对于普通人来说需要一些精力去消化和理解。而颖姐当时按照美元定存利率计算，“差不多可以赚到一万。”这对普通工薪族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可真动手办，麻烦却跟着来了。内地分行的柜员告诉她，想开通境外账户，得先在这边开个内地账户，得存够50万，至少放满3个月，才能作为“资产证明”。当时颖姐的钱分散在三家银行的定期，有的还没到期，可她怕晚了“高息窗口”就关了。只能请假跑银行，为此还扣了200块全勤奖，心疼得她好几天没舍得拼车，宁可多走20分钟路赶公交。

为了把39万存款都取出来，颖姐前后折腾了约一周的时间。在三个银行里，最高的存单是一笔10万，最少的则是一笔2万。她一边跑网点、一边挨个提前支取，尽量把损失控制在最少的几天利息。等到钱终于“归拢”到一起时，她粗略算了算：提前支取带来的利息损失，再加上几笔跨行转账一共一百多块的手续费，让她“心里直抽抽”。更要命的是，就算这样折腾下来，还是差了 10.2 万。

银行操作页面

考虑到亲友一时凑不齐大额资金，变现其他资产又要承担折价损失，她开始打起了小额贷的主意。当时颖姐所在的单位和中国银行有合作，可以享受3.1%左右利率的的小额消费贷。她算过，小额贷的月息成本远低于境外存款的预期收益，且计划等3个月存款门槛达标、境外账户开户成功后，就用存款收益一次性结清贷款。可这样精打细算得来的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成了新的焦虑来源——“万一失业了，这贷款可怎么还？互联网打工仔真的没安全感啊……”

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她以为接下来就会顺利下来，开户时却又卡了壳。因为没有外贸合同、学费通知书等“硬凭证”，银行开始质疑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得很细。颖姐只能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平时也就炒炒股、买买基金，希望靠定期多赚点利息，“只要不亏，能多点就是好的。”加上这些年基本不会专门跑一趟香港，她更希望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把账户问题一并解决。

又等了四个月，境外账户终于批下来了。颖姐兴冲冲地打开邮件看条款，越看心越沉。她开成了“高端账户”，得保持百万港元等值资产，不然每月要扣380港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338块，一年下来就四千块。她赶紧按2024年12月的汇率换算，50万人民币约合54万港元，距离“高端”门槛还有很长一截；但如果改成普通账户，利率又完全不一样。她忍不住算账：从换汇、跨境转账到各种杂费，每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损失，都会一点点吃掉本就不大的收益。“这不是左右为难吗？”

更让她犯愁的是那笔小额贷，一年后就要到期，当初选的是 “每月还利息、到期还本”，她原本计划用存款收益还本金，可如今一看，要是先把那十多万本金还掉，境外账户里就只剩下最初的 39 万人民币，不论维持哪种账户类型，交管理费几乎是肯定的；若转为普通账户，收益又会明显缩水，“怎么算都不划算。”

夜里躺在床上刷小红书，突然刷到好多“美元存款翻车”的帖子。更让她忐忑的是，她听说个人每年境外资金转回境内只有5万美元额度，万一急用钱转不回来可怎么办？

小红书上可见的“美元存款血亏”等主题的帖子

她抱着手机给闺蜜发消息：“宝，我好像踩坑了。”

发完消息，颖姐望着天花板，心里满是无奈和焦虑。“要不还是逐步转回国内账户吧？可这么折腾得到的海外账户就白费了。不关的话还要交管理费，得不偿失。”颖姐左右为难。最初心心念念的境外账户，在此刻成了鸡肋。

莫名其妙被关户

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是曾经有过境外账户的人。

陈胖胖喜欢编织，2020年困在家中，她试着编织帽饰，做多了就挂到网上买。家人给她出主意，“你做的都是平安扣、中国结，估计老外感兴趣。”于是她抱着搂草打兔子的心态，申请了亚马逊小店。

陈胖胖早期的亚马逊订单页面

起初，网店生意并不火。那些她编织的帽饰偶尔卖出一两件，带来的成就感，比每笔八九美元的收入更重要。下班后，她常戴着耳机，一边刷剧一边织毛线，觉得充实又惬意。

2023年，她刷小红书看到一篇“香港境外账户开户攻略”，博主说亲自赴港开户能直接接收亚马逊回款，零手续费。“往返机票加住宿，算下来也比常年交手续费划算”，业余时间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当即定了香港七日游，特意选了廉价的青旅，，把这次行程当成“顺便把账户办了”的旅行。

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在银行取号时，工作人员说“今天号满了”，只好第二天又来一趟才取到号。填表格时，她对着“联系偏好”选项犹豫了下 ——香港手机号是临时买的，她想着开完户大概率用不上，就选了 “电话优先”，没勾选电邮通知，而填写的Google邮箱她几乎没再使用过。只想着省得麻烦。朋友听说后说她，“这是特种兵式开户啊”。

有了海外账户后，亚马逊小店的生意依旧不温不火。本职工作忙起来，网店渐渐疏于打理，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一笔订单。“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她索性把店铺挂在那儿。

直到九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买家消息：“付款被退回了，怎么回事？” 陈胖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登录网上银行，却发现账户登不进去。她联系银行客服，对方回复：“您的账户已被关停，原因是长期不活跃且无法联系到账户持有人。”

“怎么会联系不上？” 她急了。客服查了记录：“我们多次拨打您预留的香港手机号，均提示为空号，也发了电邮通知。” 陈胖胖这才想起，临时手机号早就停机了，邮箱是和香港手机号绑定的，想登录也登录不进去。她懊悔地拍了下大腿：“当时怎么就没多留个联系方式呢？”她没想到——一个几乎没怎么用过的账户，也会因为“没用”而被关停。

客服还告诉她，账户开通后只有两笔交易，符合“高风险账户特征”，若要解封，需本人赴港网点办理，还得补缴管理费440港币，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块。“来回机票就要两千多，还要请假扣奖金，太不划算”，陈胖胖挂了电话，对着电脑屏幕叹气。老公劝她：“算了，重新找个收款方式，总比白跑一趟强。”

她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很多第三方平台宣传 “0 费率” 虚拟境外账户，介绍说和实体银行账户功能一样，线上就能开通。尽管后来陈胖胖才知道，开户费、管理费、入账费这些的确没有，可是提现转账的费用甚至达到3%。简直比利润都要高！可当时失去了海外账户的陈胖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户，操作起来确实方便，几十块的货款到账也快，她渐渐放下了心：“我本来就是自己手作，时间花的多而已，毛线啥的成本特低，也没觉得利润受影响，还挺高兴，觉得这下总不会出问题了。”

没想到，她设计的一款复古贝雷帽刚好赶上复古风热潮，突然卖爆。一天内出现30多单。短短一个月，虚拟账户里的货款就累积到2000美元左右。这些收入自动转进第三方平台。“终于能赚笔大钱了”，陈胖胖兴奋地计划着用这笔钱报个瑜伽班，再给爸妈换台新冰箱。可当她提交提现申请时，系统页面上却突然弹出提示——“资金冻结”。

当时销售的爆款

她赶紧联系第三方平台客服，对话框里只收到机械式回复：“账户暂时冻结，请耐心等待。”陈胖胖急了，追问冻结原因、何时能解封，客服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连一句具体解释都没有。“这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她短短半个月就瘦了七八斤。

更糟的是，部分买家因为迟迟没收到货，发起退款申请，平台要求她先行垫付。陈胖胖只好咬牙动用了自己的积蓄，原本就不宽裕的工资被掏空。那段时间，她在单位总是魂不守舍，领导找她谈话，她只能强颜欢笑：“以后多注意！”

陈胖胖想过走法律途径，可平台在国外，她觉得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自己一个普通上班族根本耗不起。她到处打听，有人说 “虚拟账户风控严，容易被判定为异常交易”，也有人说 “这种平台就是店大欺客，只能等审查结束”。陈胖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户消息，睡前还要刷新账户页面。

终于，在冻结后的第70天，系统提示 “可以提现”。当钱到账的那一刻，尽管损失了80美元的手提现转账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元。但她已经无暇计较。只是，这笔迟到的钱再也带不来最初的兴奋——她甚至认真想过干脆关掉网店，却又舍不得：“毕竟是自己一点点做起来的，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如今，陈胖胖陷入了两难。不开境外账户，第三方平台说冻结就冻结，维权无门；开了境外账户，又怕因为使用频率低被收管理费、被关停；更让她担心的是，万一欠缴管理费，会不会影响内地征信。

“早知道副业这么难，当初就不该一时兴起”，窗外的阳光正好，可陈胖胖的心里却一片迷茫：这颗境外账户的 “雷”，到底该怎么拆？

取不出来的钱

“再攒100美元就够1000了，到时候一次性转回国内，刚好能下单新设备。” 

这天临睡前，大联像往常一样登录境外账户，指尖划过屏幕时满是期待。可下一秒，屏幕突然弹出一串数字英文组合报错代码——转账、提现均不能操作，只剩余额查询还能使用。账户里静静躺着900美元，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心血。

大联本是一名合同制美术教师。“双减”前，他曾在培训机构做兼职。2022 年，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请他帮忙绘制作业，又辗转介绍给几位在美国、泰国工作的客户。每个月陆续会有两三幅插画订单。因为客户觉得汇入国内银行账户不方便，希望直接用外币支付稿费，大联也就加入了开通境外账户的人群。

大联的插画销售入账

一开始，大联以为是自己操作有问题，便重新登录、反复尝试了两次，结果每一次都弹出同样的错误代码。他模糊记得，这个代码后来还变过几次。出于不安，他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多条帖子都提到类似提示“意味着限制交易，需要到网点解除限制”。可作为境外账户，他不知道该去国内网点，还是必须飞到境外网点才能解决。

大联当时还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反正短期内也不急着把美元提出来。他查到的信息里，还有人表示系统有时会自动解除限制，于是他想着“再等等看”，选择先放一放。

系统报错

隔了一周，依然如此。而且大联当时在国外又多了一笔小额的收入，大概在100美元左右。能看到这笔钱入账，但依旧无法转账和提现。

他只好拨打境外客服电话求助。因为语言不熟练，他一边开着翻译软件，一边向客服描述问题。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告诉他“查询不到相应代码含义”，让他“务必到网点更新资料”。

大联追问更新什么材料？客服过了半天才说需要更新职业证明。大联纳闷，这个境外账户，和他的本职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自己只是业余时间给国外文章配插画赚到的稿费。

挂掉电话后，他开始在网上到处搜寻信息。很快，搜索结果开始高度集中在一个说法上——“银行系统认为该账户触发了监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在讨论里往往直接指向洗钱的可能性。一开始，大联只是觉得委屈：自己不过是在下班后接几单插画活儿，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可继续翻看资料，他看到有人提到“有可能会被警方调查”，心里的不安渐渐盖过了委屈。

又等了二十天，再次登录账户，发现依旧关闭。而又有一笔大约70美元的稿费打入。每当客户问起是否可以继续付款时，他都下意识想说“不如暂时先别打款了”，可转念一想，这样说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对方误以为他有经济问题，只好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拨打国内的服务热线求助，但客服仍然是同一句话：“请您带上身份证和护照，前往营业网点。”至于要补交哪些材料，对方依旧只提到“职业证明”。

那以后，大联变得越来越焦虑，画画的手也慢慢停了下来。每当坐到画板前，他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串看不懂的代码，甚至产生一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的挫败感。可他又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到底在怕什么？

仔细想过几轮，他才勉强理出一点头绪：他真正害怕的，是一旦去了网点，对方工作人员报警，把他当成嫌疑人带走调查。就算最终证明清白，一旦被单位知道自己在悄悄做兼职，可能会招来各种麻烦——被议论，被领导约谈，甚至被指责“上班时间做私活儿”，留下处分记录。

但这些都没发生，四个多月后，大联的境外账户被自动解除了限制，他又可以存取和转账了。他第一时间把里面积攒了快1800美金都转回国内账户。

账户恢复了，可他对这套系统的信任感，却再也回不来了。他考虑过干脆让对方直接把美元或其他外币换成人民币，汇入自己的国内账户。可新的担忧随之而来：这样做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又被系统当成异常交易，带来更大的麻烦？

大联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彻底放弃这份兼职，是最省心的选择。可想到这些画都是自己一点点画出来的机会，他又舍不得真正放手。

自证的成本

在颖姐那里，要自证的是“有足够的钱”——她得先拿出几十万存款、再加一笔小额贷款，供银行判断自己有“支付能力”。

在陈胖胖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骗子”——银行可以因为长期不活跃、联系不上而直接关户，平台也可以以“风控”为由冻结她辛苦赚来的货款。

在大联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洗钱”——一串看不懂的错误代码、一次说不清缘由的风控，就足以让他的兼职收入悬在半空。

对机构而言，这是全球反洗钱和强化金融监管的大趋势，“了解你的客户”和“客户尽职调查”被不断写进监管要求；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开户和用户的门槛都在抬高。所谓“内地见证开户”，往往要提供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资产证明等一整套材料，部分账户还附带最低结余要求、管理费、交易频率要求……每一项看上去都合理，却叠加成一笔不小的隐性成本。

更现实的是，普通人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同银行、不同平台给出的条款高度相似：要么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反复补材料、跑网点、打客服电话；要么接受账户被限制、被关停，甚至把来之不易的合法收入暴露在“不知道何时能取出”的不确定性之下。

监管本身有其必要性，防范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也并非多此一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套日益复杂的合规体系，很少向普通用户解释清楚规则，却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现金流、工作时间和焦虑，去替整个系统兜底。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境外账户寻求利差、汇款和结算便利时，他们以为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世界的“opening”。但在现实里，这扇门后首先迎来的，是一连串必须反复作答的证明题：你是谁？你的钱从哪来、要到哪去？以及——你，到底算不算一个“被允许正常用钱的人”？

这两天，一个有点扎眼也有点愕然的新闻突然铺天盖地：明年起，避孕药品用具要征收增值税。

消息称，自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此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而将在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免征增值税的项目中，则不再设有这一项。

而这会导致的结果也很清楚，避孕套涨价。

很显然，大多数人的解读，不会只是一种商品价格变动，而是背后隐含的催生意图——提高避孕成本，变相地提振生育率。

这个象征意义，在网络上却也遭遇了相当意见反弹。

说白了，与其说这是个经济问题，毋宁说是个态度问题。

01

此前，避孕套之所以免增值税，确实是和计划生育的大背景有关。

有媒体这样总结：

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配合计划生育国策，避孕药品和用具被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核心是通过降低避孕成本助力人口调控。

而今，我国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2024年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鼓励生育成为国家战略重心。

新《增值税法》在删除避孕用品免税条款的同时，新增“婚姻介绍服务”免税政策，一减一增间，清晰传递出从“控人口”到“促生育”的政策导向转变。

不过，“不免税”之后，能增加多少负担，其实也不是那么“可观”。很快有媒体出来安抚，很多市民担心“避孕用品会大幅涨价”，但实际影响可能远低于预期。

具体来看，一款售价15元的避孕套，征税后新增税负约1.15元，即便全额转嫁，涨幅仅7%左右；30元一盒的紧急避孕药，涨价幅度约1.5—3元，行业整体涨幅预计在5%—10%之间。对普通家庭而言，每月相关支出新增仅5—10元，基本不影响日常开支。

很难想象，会有人会因为省这“三瓜两枣”，而选择“要不生个孩子吧”，就连专家都说，更应视为“符号性表达”。

说白了，这就是表明个态度：为了让你们生孩子，连避孕套都管上了。

当然，这个态度会不会被接受，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了。就在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某地居民发文称，一聊天群内要求儿童母亲汇报末次月经时间，一下引爆舆论。

你说这是工作吧，也能理解。但凡事开始瞄向那些敏感地带，人们有点怪怪的感觉，也能理解。

02

其实，加不加税的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不用避孕套了。

据《2024年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统计，国内全渠道销售额从2023年的187.86亿元降至2024年的156亿元，一年内跌幅达17%。

甚至有品牌都开始倒闭了，统计表明，2020年至2024年间，全国有超过7.8万家避孕套相关企业倒闭，平均每年注销1.73万家。

别说生孩子了，现在的人连性生活都提不起兴致了。

此外，各种“关联产业”都在一路暴跌，据新浪财经报道，全国KTV数量从2015年峰值15万家，锐减至2024年上半年不足4万家；夜店客流量普遍下滑70%—80%，酒吧到店人数下降超66%。

但这倒也不代表没有欲望，比如情趣用品开始暴涨，早在5年前，我国情趣用品行业就已实现24%的逆势扩张；到2024年，中国情趣用品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是同期避孕套市场的13倍以上，占全球总量（3661.6亿元）的近六成。

这些似乎都很符合低欲望社会的模型：人口减少、老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至于情趣用品销量暴增，稍微有点安慰，至少人们还没丧失本能。但也说明，相比麻烦地找一个伴侣，“靠自己”更实惠一些。

这些问题也都说明，避孕套其实离生育这个核心议题距离太远，它远不是决定生不生孩子的关键变量。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整体的社会活力、情绪状态都在萎顿，不生孩子，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结果罢了。

这很难勉强，也注定了任何用力过猛的措施，都会遭遇反弹。看一眼社交平台，就都明白了。

03

其实从生育的角度说，补贴多少，恐怕都很难会被认为是“足够”的。

近些年的生育补贴其实已经开始落地，而且速度颇快。比如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是每孩每年3600元，而一些地方还在这个标准上不断加码，比如鄂尔多斯规定，三孩家庭每年市级再补6400元，达到1万元。

有媒体统计，截至2025年6月，全国约有95个地区出台了标准不一的生育补贴政策，形成了一场地方层面的“催生”竞赛。

不过看看评论区也都知道，也有网民不买账。“一个月300，够吗？”类似的声音确实也不少。

平心而论，一年几千元，从根本上改善生育意愿确实不太现实，有孩子的就明白，一个一般档次的课外班，一个月可能就花掉了。

现在的育儿成本之高，确实让很多补贴都有种“杯水车薪”之感。这没什么办法，考虑到人口体量以及财政状况，那种“全面兜底”的高额支持根本不可能。

但是这依然是有意义的。正如上面所说，这同样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依然愿意拿出一笔资金，哪怕数额有限，本身也是一种政策取向的明示——也许不够，但真的尽力了。

这种态度，其实是在结成一种“契约”。政策愿意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家庭也因此获得一种被接住、被支持的预期。它并不要求立刻作出决定，而是希望通过持续释放善意，让人们相信：如果选择生育，这个社会不会让你独自承担全部代价。

这种契约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通过政策信号来传递的。而且这种信号需要反反复复地增强，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让公众真正感受到一种稳定的预期：生育政策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期、耐心、具有连续性的“负责”。

反过来说，像是避孕套涨价、群里问例假，这同样是一种信号传递，同样也在订立“契约”。只不过这样的契约更像是逆向的——如果不顺着期待，那么就要承担更多不便、更多成本、更多被暗中“提醒”的压力。

当然，政策是多元的，方式总归是千差万别。但在眼下，更需要达成一种积极的、有鼓励意义的共识：尽其所能地全方位支持，提振一种“同向而行”的信心——说白了就是传递善意，让人们在自愿且愉悦的情况下，默默关上房门。

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不妨心态也放平和，给足支持、尊重选择，同时也松弛一些，给年轻人一点空间，留待时间给出答案，这种氛围，终归是更适合“生孩子”的。

近日，有网友反映，中国政府采购网12月3日公布的湖北十堰《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中，5位评审小组成员名字与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5个名字完全重合，此事引发网友质疑。

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一栏显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5个名字与顺序均与上述人名大全中的内容完全一致。

对此，1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致电该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听到“竹溪县住建局”几个字后马上打断，并回应称已经知道此事，情况已反映给相关部门领导，正在调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并寻找相关责任人。

随后，该项目采购方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已接到相关人员反映此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据该公告中标（成交）信息，供应商为竹溪创拓劳务有限公司，中标（成交）金额为3188万元。

作者：杨梦洁

编辑：黄昱曦

运营编辑：马晓轶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寻找

热闹的宏福苑不见了。这个曾经居住着4000多居民的社区，如今只剩下七栋被烧得灰黑的高耸楼栋，割断了白色的天际线。燃烧过的竹棚像枯草编成的网，包裹住斑驳的墙。大部分窗户失去了玻璃，留下空洞又细密的缺口。楼宇外围被红色警戒胶带层层围起，与外界拉开了上百米的间隔。偶尔有拖着崭新行李箱或小推车的一家几口经过，步子很缓，很轻。他们是宏福苑幸存下来的人。

宏福苑小区外已拉起警戒线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小雪一家四口暂住在一处叫“大埔酒店”的家庭旅馆，这也是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宏福苑步行只要15分钟。小雪生长在重庆，20多年前嫁给一个香港人，自此以宏福苑为家。刚一见面的时候，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们，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

她反复告诉我们，她想开了，她是很幸运的。

她家在第四栋。“好像听说，第三、五、六栋烧得最厉害，其他的要轻一些。”火灾那天，唯一一个在家的是小雪儿子，他正好游戏打累了，下楼找餐厅填肚子，躲过一劫。

宏福苑小区不同楼栋受损程度不同

26日那天得知失火的消息，小雪赶到家已经是三点多，她看到起火的楼剧烈燃烧，但还没波及到第四栋。警方已经拉起警戒线，她就走到邻近的公屋广福邨下的街心公园，从那里能望到整个宏福苑。到了傍晚，灰黑的浓烟已经遮住了她在顶楼31层的家。“看不清烧到了没有。”她抬头望了很久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在小公园踱步，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离开。

“大埔酒店”老板娘李太是26日下午众多给小雪打来电话的人之一。李太60来岁，梳着发髻，画着讲究的弯眉。她立刻给小雪一家留了一间房，免得一家人四处流离。“先不说钱的事，住着再说。”那天夜里，李太酒店住满了收留的宏福苑住户，地上也坐了人。

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香港居民送来的花铺了满地

从29日开始，宏福苑居民已经开始陆续搬到政府安排的临时住所，有的是酒店，有的是敬老院。但小雪还留在老板娘那里，她的儿子在大埔上小学，临时住所很多都远离大埔，在元朗、青衣，如果住过去，上学路就从几分钟变成了一小时。“我一个人的话无所谓，但是孩子上学没办法住得太远。”

许多人仍在等待新的搜救信息。1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召开记者会宣布，截至30日下午4时，火灾已造成146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100宗失联个案界定为无法追查。

夜里的广福邨平台，火灾后，这里一度成为义工和物资集散地

一直到30日上午，印尼家政工Wiwien还在苦苦寻找失踪朋友的下落。她穿着棕色长裙，围着黑色头巾，头巾的角上用金线绣着故乡城市的名字。Wiwien不会说英语，但在家政公司学过简单的广东话。她告诉我们，她和领事馆联系过了，宏福苑一共15个印尼家政工，其中7人已经遇难。她的一个好友遇难，另外四个还没有音讯，所以她心里很急。这位离世的印尼朋友有个11岁的儿子和老公都在印尼。“领事馆打电话通知她老公的时候，他一下子‘睡’（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她说着说着，话突然塞在喉咙里出不来，抬头看天上，没让眼泪掉下。“好惨，好惨。”

我们跟着Wiwien走到大埔墟公交车站边的水泥空地。像每个星期天那样，那里坐满出来休息的印尼家政工——她们平时住在雇主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星期天是休息日。在拥挤的人海中，Wiwien看到了朋友Tri。Tri正盘腿坐在铺了一块布的水泥地上，身上穿着她逃生时穿着的那一件米色连帽衫，身边放着一个黑白编织袋，里面装着刚刚到救助站取回的一大袋子衣物。这几天夜晚温度会降到15度左右，Tri说大火那天，她冻着站在楼下，望着火舌一点点接近这个她尚不熟悉的“家”。 “好惊啊，真的好惊。”

印尼女佣在宏福苑外哭泣和哀悼。宏福苑居民中有大量老年人，许多外籍佣工也居住在此。

Tri42岁了，来香港工作两年多，半年前来到宏福苑第七座的20楼，照顾两个八旬老人的起居，婆婆腿脚不便要坐轮椅，公公能走但有点聋。26日下午两点多，她接到雇主、老人女儿打来的电话，通知马上撤离。“还好当时没烧过来，电梯还能用，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火灾当天下午，Tri带着两个老人住进临时安置点，一家政府公营的养老院，三个子女也送来了老人的药品，轮流来看望父母。本来Tri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但是担心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在婆婆床边打地铺。印尼家里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很担心她，但她因为签证，还有一年多才能回家探亲。“很挂住（想念）她们。”

救助

从宏福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繁忙的大埔墟站。从28日开始，这里已经成为大埔无数个义工聚集点之一，十来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地铁站边上，接收人们送来的围巾、衣服、做饭用的器具，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再扛进小货车的车厢，或是派发给路过的宏福苑居民。

宏福苑外排队献花献物的队伍

Sophie是在附近做餐饮业的员工，她这几天都是一下班6点就冲向地铁站。“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人组织，就是自愿来帮忙的。”有的只是路过地铁站，放下背包就帮忙一起抬桌椅、扛箱子。市民捐来的物资太多，以至于到第三天Sophie她们不得不立了一个纸牌，“物资已够”，但还是有捐物资的人、想要帮把手的路人不断在这驻足。

为了把人力用在最紧急的地方，有志愿者建了网站，让大家在电子表格上报名时间地点。但Sophie说，这些做法并不能很奏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来不及做到“规规整整”。有女孩停在志愿服务点前，说自己是填过表的，就是这个时间点过来。Sophie很抱歉地告诉她，人已经太多了。

宏福苑外，许多心理志愿者为附近居民提供心理支持

政府、商家和各种民间组织提供的救灾物资和资金分散在大埔的不同学校、社区中心、体育场馆、小区广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辗转不同地方一一登记领取。志愿者Jody很清楚这种情况。她来到离宏福苑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这里有一个“灾民证”登记点。她身上挂着一张写有“社工支援”的纸，手上也拿着一叠纸。Jody说，老人家不擅长用智能手机，网上流转的赈灾资讯可能会漏掉，她便将分散的赈灾信息整理起来，打印出来。她站在中学门口，若任何人有需要，她便为她们解释：领什么、在哪里领、什么时候领。

她还准备了一些“情绪卡”，写了一些温暖鼓励的话分发给居民，“或许他们现在不需要，但等他们回去了，心情起伏时可以看看”。

香港市民自发来到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为遇难者留言吊唁和献花

Jody是大埔人。她的父母在大埔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也出生在大埔。在她印象里，大埔一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市镇，一旦遇到灾难，或邻里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一呼百应”。读中学时，香港遭到台风“山竹”袭击，她记得街坊邻居一起出去铲泥，铲树枝，大家一起出钱出力，用自己的方式支援。Jody说，大埔有很多公共屋邨，也有居屋，她的同学们都在不同屋邨里长大，中学也在屋邨里。她和父母住在私人房屋里，但她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分别”。

宏福苑外的心理咨询站门口

Jody告诉我们，火灾后第二天深夜，她就来过广福邨平台。那时她看到有老人神色凝重地独坐在空地边的长椅上，她就去陪他们聊天。这些老人都是宏福苑居民，住到庇护所后，白天有社工帮助、陪伴，夜里人群散去，新闻里还一直播放各种坏消息，他们难以入眠，就会到街上来坐着，“有些老人家讲着讲着就掉眼泪，他们的邻居朋友有些还受伤在医院”。从谈话中，Jody得知，宏福苑许多老人孩子在国外，他们不愿离开家，便留了下来。居住在宏福苑的他们，平时一起吃饭、聊天，相互探望，“多亏了邻里感情好，火灾发生时警铃没响，一些人是靠邻居敲门，才有机会逃生”。

记忆与情谊

11月29日傍晚6点，天已经全黑了，饭菜的香味飘散在香港大埔区的街道上。宏福苑是附近居民区里最静默的——在密密麻麻、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只有这里漆黑一片。宏福苑的楼，好像只是一块块安静的、巨大的石头。

前来为宏福苑大火遇难者吊唁的香港民众排成长队

在大埔河边的街心公园，悼念的人不断前来。人们在这里站定，双手握住，垂在身前，低下头。微弱地啜泣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离宏福苑不远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被临时用作登记和领取灾民证，拎着行李箱、提着布袋的居民进进出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宏福苑的业主，他们都是1983年就搬进去住的，从壮年一直住到耄耋。

73岁老人鸿叔是1983年第一批住户，曾经是实验室技术工，他身材瘦高，满头白发，但眼睛依然清亮。我们问宏福苑在刚建成时是否是“很好”的住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什么当时？在星期三之前，都很好！”

宏福苑位于大埔墟站不远处

宏福苑拔地而起时，大埔恰逢从旧墟市转变为“新市镇”的伊始。70年代中期，香港开始谋划“新市镇发展计划”，也就是打造几个郊区的卫星城市，以容纳经济腾飞下迅速增长的人口，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80年代落成的宏福苑、广福邨，都是这个计划的产物。宏福苑刚建成时，是大埔墟车站边最显眼的建筑：明亮的淡橙色，高耸的31层，依山傍海。

鸿叔搬进去的时候，曾经认为这辈子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房子已经落定，赚钱够养孩子就好，他没有想过搬家的事，尽管后来他的工作挪到葵涌，上班要花上一个小时通勤，也没有怨言。对于鸿叔这样的工薪阶层，收入足够生活，再花上几百万新房，既会带来负担，也没有必要。42年过去了。大火之前，宏福苑已经褪去当年的光鲜，不再和“新”沾边。但他依然是大埔居民眼中宜居且舍不得搬离的地方。

前来宏福苑悼念的人们

何美莲也是1983年宏福苑建成后就搬进来了，她的子女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说，大埔虽远离香港闹市，但大埔墟街市历史悠久，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交通也方便，和宏福苑同一年建成的东铁线只要23分钟就能将居民带到红磡。居住在宏福苑的很多都是大埔人，彼此都熟悉，“我们这些老人家，一起看着当年没有小孩，到小孩长大、结婚，有时我们会问彼此，‘哎你儿子结婚了吗？你抱孙子了吗？’这样聊天很开心”。

张珉二十多岁，从出生起到今天，他只住过宏福苑这一间房子，没有动过搬走的念头。他的父亲是1983年买的房子，他是一个运输公司的管理者，母亲是家庭主妇。张珉小学、中学都在大埔，他记得小时候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也没为钱担心过。他姐姐已经搬出去租房，但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银行做电脑技术员，上班离家就两站地铁，很方便。张珉说，香港房价今非昔比，50平米，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算得上宽敞，租一间这样的房子，在大埔差不多要一万三千港币。如今新建成的居屋，平均面积只有20平米左右，也要住下一家人。

宏福苑外前来献花悼念的人们

对宏福苑的居民来说，大火烧去的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记忆和情谊。何美莲说，她先生去年去世，她独身住在宏福苑，火灾后她搬去和儿子一起住。有朋友的妻子、孩子都不幸遇难，家里只剩一个人。她不断地感慨，“比起其他人，我已经算很好的”。

谈起那天的火灾，陈太的嘴角垂了下来。这是陈太一家第二次在大火中失去家园。40多年前，陈太和丈夫陈生曾经要住进木质的排屋。木屋刚修好还差十天入住，相邻的屋苑起火，一把烧尽他们的新家。“比起四十多年前，什么也没有，今天得到的支援已经多了很多。当时拿到政府的2万5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女儿三岁，儿子还不到一岁。”这次相邻楼栋起火的时候，陈太刚好走到离自家楼下十几米的地方。“我挣扎，要不要上楼去拿东西。可我想，我一双手，能拿到什么呢？”

“来的事，改变不了。没得改变。物质的东西，已经看淡。好多街坊走了…”陈太说到这里，每个字都被喉咙里涌起的泪意阻断。“最难过是这一个。”

（受访者何美莲、张珉为化名）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11月29日发表谈话表示，面对香港大埔宏福苑突如其来的火灾，从中央到特区、从政府到民间、从香港到内地，众志成城，全力抗灾救灾。但就在这危难时刻，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救援工作，挑动社会分化对立，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恨。他们挟民痛、忤民意，妄图利用灾民的悲痛遂其政治野心，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让香港再现“黑暴”至暗时刻。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为人神所共愤，必受道德严谴和法律严惩。

发言人指出，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强大支援下，香港特区政府以“当家人”、“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和勇毅，带领社会各界发扬狮子山精神，团结一致抗灾救灾、共克时艰。同时，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批驳乱港分子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的邪恶图谋，调查制止别有用心者借灾生事、“以灾乱港”的不轨言行。相信广大市民定会擦亮眼睛、识别祸心，警惕一些人故伎重施，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挑动对抗撕裂社会，不受蛊惑、排除干扰，始终以团结大爱同舟共济，与特区政府一道，齐心协力做好善后工作，帮助受灾市民重回安全稳定的生活轨道。

发言人强调，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自2020年7月成立以来，坚定依法履职，时刻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坚决防范、遏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随着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深入实施，香港已迈入国安法治新阶段。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毫不手软依法打击“以灾乱港”行径，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坚决反制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坚决捍卫香港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大势。我们正告妄图“以灾乱港”的反中乱港分子，无论你们变换什么手法，都一定会受到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追究严惩！

CDT编者按：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于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是香港至少63年来最致命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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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视觉中国 / 图）

陈俊乘坐的巴士被迫改道。原本从大学通往大埔广福村的道路已被封锁，车辆需绕行大埔火车站。“路上已经看到二三十辆救护车从别处调派过来。”他说。

“初步估计是受风力影响，燃烧的杂物及竹棚飘至附近大厦，导致火势蔓延至宏福苑的7座大厦”。香港消防处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回应称，因部分大厦温度过高，暂时无法抵达相关楼层，至于此次火警涉及的具体单位数量，需待火势控制后才能统计核实。

目前物资暂无短缺。但如果后续长期过夜，可能需要提供床铺、被褥等物品。“居民基本上没带行李，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

文｜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王瑭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子健 李澍田 冯筱雅

责任编辑｜姚忆江

这场始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时51分的火警，三个小时后就升级至五级火情——仅次于最高等级“灾难级”。

起火大楼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埔区宏福苑。这座超42年楼龄的公共房屋近年正迎来大修，多栋大楼外面，罩有绿色的防护网和竹制棚架。香港警方表示，下午近3时接到路人报案，指大厦的外墙棚架起火。而火焰像红色的巨龙，从一栋大楼迅速攀向另外一栋，直到整片区域成为一片巨型火柱，不时砰砰炸响。

“看到那楼顶已经形成巨大的火球，窗户不断吐出火舌，整栋楼几乎被火焰吞噬。”目击者陈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香港消防处11月26日晚发布会消息，香港消防处已出动128辆消防车、57 辆救护车，总计767名消防救护人员参与救援。香港警方动用400名警务人员对8座大楼及附近居民进行疏散，并实施外围封锁。

香港警方和消防部门27日凌晨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埔屋邨宏福苑火灾目前已造成44人遇难，45人受伤。警方已拘捕3名涉嫌误杀的男子。香港警方展开调查，发现建筑物外墙有保护网、防水帆布、塑料布，疑未符合防火标准，另有一座未波及的大厦每层电梯大堂窗外都有发泡胶包封，易燃且可能加速火势蔓延，不排除发泡胶是迅速蔓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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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和烟都是往上冲的”隔着停车场望见楼顶蹿升的大火时，与起火楼仅一街之隔的周英，在自家窗口目睹了这场令整片社区陷入不安的大火。

“火和烟都是往上冲的。”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未向自家方向蔓延，但火光冲天、竹棚燃烧的噼啪声很清晰。“我回来的时候确实怕了，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周英的说话声音里仍有余悸。

火灾现场救援紧张。她所居住的楼下，已设临时医疗点。消防车、救护车密集停放，部分居民被疏散至社区中心。

“有一栋靠近宏福苑的楼，现在已经不能上去了，”周英说，火势一度失控，从外部竹棚蔓延至室内，消防员持续喷水控制。但截至周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低层区域仍难以进入。

不少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市民站在距离宏福苑约50米的警戒线外，脸颊都能感受到热浪的灼痛。空气中弥漫着竹材燃烧后的焦煳味，以及塑料熔化后的刺鼻气息，每隔十几秒就会传来“噼啪”的爆裂声。

而外墙棚架的竹条，在高温中崩裂，碎块混着燃烧的绿网从高空坠落，在地面激起细小的火星。

陈俊在乘坐香港K8线巴士途经大埔高速公路时，远远看见临近宏福苑的广福村方向，火光冲天。“楼顶已经形成巨大的火球，窗户不断吐出火舌，整栋楼几乎被火焰吞噬。”他心里一惊。

他乘坐的巴士被迫改道。原本从大学通往大埔广福村的道路已被封锁，车辆需绕行大埔火车站。“路上已经看到二三十辆救护车从别处调派过来。”他说。

由于火场周边半径约一公里范围全面封路，陈俊只能从远处目睹火势。

“巴士是封闭的，感受不到外面的温度，但视觉上非常震撼。”他回忆，几栋被脚手架和竹棚包围的住宅楼，完全被火焰笼罩，浓烟在夜幕中难以看清，但火光映红了夜空。

陈俊时刻关注火灾的发生情况。他通过直播画面看到，约有十几名消防员在建筑低层喷水救援，但高层火势无法有效控制。“缺乏扑救高层大火的先进设备，”他无奈地说，“火势只能等竹棚烧尽才会减弱。”

由于火场完全封锁，陈俊未见到居民逃生场景，也未观察到阳台有人求救。“阳台要么是封闭的，要么已被火焰吞没。”

林丽阳住在宏福苑隔壁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火烧得特别旺时，“心都揪到家里了，怕家里出事”。她当时迫切想立刻回家。“看到都想哭，太可怜、太惨了”。

火势异常猛烈，浓烟冲天。据她观察，风向将浓烟吹往另一方向，她所在的广福村并未受到烟雾的直接影响，在家中也未闻到浓烈烟味。

林丽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场约有三十辆消防车与救护车，核心区域被完全封锁，村民只能在外围远远观望。

“有八栋楼都在装修，那些防护网、竹子之类的特别容易着火，所以火就一栋接一栋地烧，其中五栋烧得最厉害。”林丽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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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房屋里的五级火情根据香港中原（地产）网站，宏福苑位于大埔市中心大埔公路元洲仔3821号，邻近港铁大埔墟站。

香港房屋委员会官网显示，宏福苑属于“居者有其屋”屋苑，是香港公共房屋的一种，开发商为房屋委。宏福苑建于1983年，共1984套，迄今已有42年楼龄。

8栋住宅统一命名宏×阁，依次为“仁、道、新、建、泰、昌、盛、志”，颇有中国传统特色。单位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54平方米，首次推出售价约11.6万-15.91万港元。

根据香港中原网站，由政府统计处提供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宏福苑人口总数为4643人，其中超过三成（36.6%）为65岁以上的老人。

去年至今，超40年楼龄的宏福苑迎来“大修年”。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文件显示，该屋苑于2024年7月动工维修，至今已超过一年。此前，有居民投诉工程施工期间，有工人吸烟的问题。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在发问，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

消防处主任陈庆勇在发布会透露，消防部门大约在26日下午2时51分接到报案，接警后约5分钟即到达现场。抵达现场后，一线消防员发现需要更多的人手支援，于是在下午3时02分将火警升级为三级。

约下午3点34分，因“火势持续蔓延，不断有燃烧的棚架和杂物坠落”，火警再次升为四级。下午6点左右，投诉报案仍在增加，且天色渐暗，火势未得到控制。“之后我们决定调派更多人手赶赴现场，并将火警升为五级。”陈庆勇说。

截至26日傍晚，香港消防处已出动128辆消防车、57辆救护车，总计767名消防救护人员参与救援。

更令人痛心的是，除了大楼居民外，还有消防员也被卷入这场大火。

来自沙田消防局的消防员何伟豪入职9年，37岁。香港消防处处长杨恩健透露，何伟豪在下午3时01分到场，参与地下救援期间失联。之后被寻获时，“面部烧伤”，送院抢救后去世。另外，有一名消防员热衰竭送院。

“初步估计是受风力影响，燃烧的杂物及竹棚飘至附近大厦，导致火势蔓延至宏福苑的7座大厦”。香港消防处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回应，因部分大厦温度过高，暂时无法抵达相关楼层，至于此次火警涉及的具体单位数量，需待火势控制后才能统计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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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香港大埔民政处11月26日晚披露，已开设了多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居民入住。民政处还安排了穿梭巴士接送相关居民，附近的一所中学也被用作临时疏散点。据悉，目前庇护中心的入住人数已超过700人。

宣道会大埔堂庇护中心的赵姓牧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放区域已接待了大约20个居民，为他们提供临时歇脚的地方。大多数是中年人，并无身体大碍，只是暂时无法回到家中。因为庇护中心收到的一些爱心人士捐助食品，目前物资暂无短缺。但如果后续长期过夜，可能需要提供床铺、被褥等物品。“居民基本上没带行李，很多人只带了钱包和手机。”

赛马会大埔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心已接收大约50人，有老人、小孩也有年轻人，中心会通宵开放。如果他们能够回家，就会让他们回去。如果没有地方可以住的话，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中心为避难居民提供水和食物，也有一些好心的义工和附近公司送来了粥和热食。“我们提供毯子和睡袋，确保他们能过夜。另一个社区中心也送来了衣物，可以御寒。现在火势还在继续，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会继续开放庇护中心，可以继续接待有需要的人”。

香港教育局发言人11月26日表示，已“派出教育心理学家及大埔区学校发展组人员”前往提供支援。此外，受火警及道路阻塞交通影响，至少6所学校于11月27日停课。另外，如个别学校因实际情况需要停课，可按机制在征询法团校董会或校董会同意，以及通知教育局大埔区学校发展组后，作停课决定。

因大埔宏福苑的五级火警，多个路段仍需封闭。

据香港运输署消息，公共运输服务方面，途经有关路段的约40条日间和通宵巴士路线受影响，需改道行驶。此外，包括吐露港公路的一段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来回方向）全线在内的多条公路，施行“全线封闭”，提醒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

另据11月26日傍晚发布会披露，香港警方动用400名警务人员对8座大楼及附近居民进行疏散，并实施外围封锁。此外，警方已成立伤者查询小组，如果有市民怀疑亲友在此次火警中失踪或失联，可拨打热线报告。

（受访人陈俊、林丽阳、周英为化名）

中国是世界上超过500米高层建筑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也有更多要求。

近几年，伴随着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高层安全事故，关于高层住宅楼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就此话题，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他看来，国内以香港经验为蓝本的高层住宅建设大潮曾经有利于应对住房刚需。但随着高层住宅技术寿命到期，住宅的维护和拆除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成本高昂。今天，以“高度”代表“先进”的时代已经过去，舒适安全、环境质量应当成为城市建筑更重要的考量。

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魏昭阳

高层住宅：一种时代产物

三联生活周刊：想先在概念上厘清一点，目前国内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对高层建筑的定义？

尹稚：高层建筑的定义其实主要是跟着不同高度的防火规范走。一般意义上，如果用老百姓通俗的理解来讲，6层以下算多层，6\~12层，也就是大约36米以下，称为小高层，12到30层就进入高层了，30层以上基本就突破100米高度了，通常我们在定义上称为超高层。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不同的层级适用的安全规范、防火规范、结构规范是不一样的。比如超过了6层，有些建筑的结构方式就不许再用了，可能会带来抗震方面的不安全。超过了36米，等于是超过我们绝大部分城市火灾的扑救能力，消防云梯够不着了。这时无论从垂直疏散，还是楼内需要配的消防设备来说，又会上一个台阶。然后再往上走，进入到超高层，可能不仅仅有结构安全、防火安全的问题，还有疏散的便利性问题。比如你要配更多的电梯，你的核心筒（一种高层建筑结构，主要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公共卫生间和一些设备间围护构成一个中央的核心筒）会越来越大，配的特殊交通的量也会越来越大，这样设计的楼才能用。超高层的各项要求会提升一大截，电梯费成倍涨，消防设施布点、消防防火分区的要求也会更多，成本会成倍增加，因此，一些高层住宅楼会卡着100米内高度建造。

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过去建造的、配置不达标的办公楼，员工上下班时，上电梯是要排大队的，这就是没有完全按规范来，为了省钱，没配够电梯。

这些关于高层建筑的定义、要求对于也是本适用于高层住宅和非居住类建筑。但住宅楼因为有高密度人群，它的消防规范比一般的非居住类建筑要更严格。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里大家的印象中，住宅主要就是以高层建筑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这种住宅形态的偏好是怎么来的呢？

尹稚：我国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土地有偿使用，住宅有偿出售以后。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是因为我们当年的房地产的预售模式、快销模式、成本核算模式、楼面地价的计算模式基本上是从中国香港借鉴的。当时中国刚打开国门，最早进入大陆投资房地产的都是港资，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应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于是香港模式很容易被全盘接纳进入大陆的市场。

我们还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他们大规模用高层建筑来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我们国家的居住区和居住小区概念也是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这么多高层？**主要是经济原因，我们盖不起。**改革开放前，多层住宅的造价，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地区大约几百块一平米。如果建到高层住宅，使用混凝土梁柱结构、全现浇结构、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造价在当时就突破了每平米1000多块钱，不是所有项目都用得起。后来学习香港的楼盘预售制，说白了是拿未来买房者的钱在盖房子。有钱了，又可以通过建高层降低楼面地价，当然高层住宅就流行开了。

《三十而已》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这种高层住宅楼建设，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峰期？它的流行是有什么力量推动的？

尹稚：高峰期的起点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我们在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当年第一个案例可能是北京的塔院小区，后来有了大规模建设的方庄小区。十几万人的大规模居住区都是用的这种模式——造价低，施工简单，有一定的预制性，现场施工速度快，适合于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化建设。

第二是因为当年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中国现在人均居住面积突破了40平方米，这个指的是套内的住宅居住面积，但80年代，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那时候三代人挤一间卧室的情况相当普遍。

还有一个数据是成套率，也就是住宅是否配备完整的生活设施。当年成套率值非常低，大概就百分之二三十。大量的筒子楼没有独立的卫生间、独立厨房。甚至当年一个城市有几百万家庭是缺房户，几十万家庭是无房户。所谓无房户，倒也不是人家睡马路上，而是用非居住类建筑来临时性居住，后来甚至变成了永久性住宅。比如盖工厂、厂房留下的工棚，那就不拆。把工棚用简单的三合板隔一隔，安置成职工宿舍，等职工娶妻生子，就弄大一点的空间用轻质材料再隔一隔，甚至说拉个布帘就对付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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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年我们急需这种快速建设，用比较少的土地成本，尽可能的多地解决住房问题，这些推动力带来高层住宅的爆发期。不管是集资住宅也好，还是商品房住宅也好，都开始快速大规模建设。这个热潮一直持续到当下，到最后一轮房地产高潮都是这个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只是说建造手段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过去我们用一般的塔吊吊装，可能一层楼要花一、二周，后来很多房地产商可以用造楼机，快到两天建一层。 

“贫民窟”小区不是无稽之谈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多层或小高层住宅楼，大规模建设高层、超高层住宅楼，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尹稚：从开发角度来讲，最大的优势是楼面地价能降下来，房价就能降下来。比如说一亩地征下来后花的钱，盖1万平方米的房子，均摊下来后每平米地价占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楼面地价，你盖得越高，量就越大，楼面地价就能降下来。

房价中跟土地相关的成本占了60%\~70%，土地是稀有资源，一块地竞标的人越多，地价就抬上去了。开发商用很高的价格拿了地，就要多盖房子，才能分摊每平米的楼面地价，把价格控制在合理的市场可接受范围内。所以如果是同样的区位，肯定是密度越低，单房的售价越高，舒适度就越高。而高层住宅实际是牺牲一定的舒适度来换取住宅面积的扩大，住宅套数的增加，同时又保证成本相对而言较低。

但对高层住宅的质疑很早就有，主要是针对安全隐患，就是高层火灾的频发以及高层扑救的不容易。我国消防主要是以消防车辆、云梯为主的扑救方式，支持不了那么高楼宇的火灾扑救。现在我们大部分消防车云梯爬个30米没什么问题，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解放车改装的消防车辆，云梯能上8米就不错了。所以当时有些专家就说高层住宅，包括非住宅高层建筑将来会留下很多的火灾扑救隐患，但是在巨大的地价利益，巨大的解决住房问题的现实压力面前，这些隐患不是决策时优先考虑的东西。占上风的呼声是先把老百姓的住房条件改善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不少声音提到国内的高层住宅楼，可能几十年后会是大麻烦，甚至会沦为贫民窟，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尹稚：不难理解。

第一，这种集中的大规模高层住宅建设，当它的技术寿命到期时，改造难度、改造代价是较大的。大楼结构有老化的一天，楼里边的水暖电，所有的管线设施设备都有老化的时候。相比多层住宅，高层的输配系统复杂得多，比如多层给水用不到高压泵，高层给水都是高压泵、高压管线，或者用高位水箱，成本要高出不少。

即使按照完全达标要求，很多技术寿命也就是50年。我们早期建的那些高层建筑，现在已经到了技术寿命晚期了，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包括电梯的老化，管线老旧，跑冒滴漏等等这些问题，维护费用也很高。

等到维修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东西失去使用价值时，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拆除？拆除高层跟拆一个6层楼可不一样，极度复杂。2008年，我在汶川那些极重灾区，主持抗震救灾规划。拆一个多层危房很简单——用一个重载的吊车把钩机直接吊到屋顶上，一层一层刨就完了。刨的时候做一定范围的防护就能避免砸伤人。高层就不能这么拆了。100米左右往下落一矿泉水都能砸死人，不要说落下板砖。

一般国际上通用高层拆除就是定向爆破。简单说就是在建筑上打无数的眼，埋无数的速燃剂（铝热剂），把房子结构溶解掉，破碎化。整个房子“酥了”后还要控制它的方向保证垂直塌下来。这个代价、成本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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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高层办公楼是否也面临相似的问题？

尹稚：不完全一样。

首先，办公建筑和商业建筑本身的结构强度因荷载的需求是高于居住类的。无论是楼面荷载的定额，还是结构标准，都远高于住宅楼，所以它做内部功能性改造的可能性很大。比如一家商场开不下去了，可以改成办公楼，办公开不下去了，把轻隔断打掉后形成大空间，可以做教育或别的业态。这种功能性改造的可能性很大的建筑，一般不会选择废弃。旧的业态走了，新的业态进来就行了。

另外，公共建筑更容易延长寿命。因为这类建筑商业属性更浓，建筑内租赁者可能是开商店用于经营行为，可能是租个地方办公，他自己出钱持续性更新改造的能力是较强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餐馆10年不装修不改造的。可能两三年，大家新鲜劲儿过去了，客流量下来了，店主就会主动更新改造。办公空间同样如此。使用者自己有较强的维护意愿，只要不做结构性破坏，基本上不用政府操心。到了50年，要做结构核查，核查如果合格，就可以给予安全证书再续20年，如果不合格，也可以用内部结构加固的方式来延长公共建筑使用寿命，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有能力支付加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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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高层住宅贫民窟的现象在国际上出现过吗？

尹稚：这个现象在国际上曾经大规模出现过。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国家曾经把社会底层的人高度聚集安置在超级社区。这些社区都建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其实降低了这类人群在经济链条中的就业可能性。通俗点说，如果住宅是穷人、富人混居模式，哪怕低收入人群从事家政服务小时工，都能挣到钱。而当低收入人群必须坐地铁转公交，长距离跋涉才到有雇佣市场的地方时，他们挣钱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提升了。

第二个是对低技能劳动者而言，过度聚集会带来社会反抗的同质性效应，就是说这样的社区更容易“培养”反社会心态。综合起来，西方当初按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高层住宅区很多都变成了社会最不安定的、犯罪率最高的社区。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国内的高层住宅有出现“贫民窟”化的倾向吗？

尹稚：在国内，不同高校也在类似高层住宅社区做过各种研究，情况也不是很乐观的状态。比如早期建设的保障房、安置房，因为建设投入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多资金拿到更大的土地面积，所以几乎不约而同，全国保障房都选择城市边缘地价便宜的区位，并大多用了高层甚至超高层的建筑方式，希望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安置最多的保障人群，同时降低安置每一户保障人群的投入成本。这也很容易出现上面说的两个问题。

小城市高层住宅楼面临更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把视角放到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很小的县城，最近几十年这些地区有的住宅楼也建得特别高，甚至有的高层住宅空置率特别高，有哪些原因？

尹稚：国内有一些个别县城受地形限制需要盖高层住宅，特别是一些深山峡谷里的县城，地势非常狭窄，就巴掌大一块可建设用地，在人口在增长过程当中，被迫选择高层发展模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三四线城市、县城的高层超高层住宅基本不可能住满，空置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地方并不需要那么多高层建筑。这是荒唐决策的产物，其原因包括市场投资的不理性，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

市场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是没有底的。同样一块地价，拿下来后当然是盖得越高，挣钱就越多，利润就越高，这是市场的推手。但无论如何，市场投资要盖高层住宅楼，必须要经过合规的规划审批，这就是政府的推手。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认为“高层”意味着现代化。中国很多城市的有所谓地标型制高点，曾经有过攀比风潮，要争个全国最高，甚至世界最高。包括美国911事件在内，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超高层在恐怖袭击面前是很脆弱的，但很多人仍然会认为高层就是国家发达的标志。人类并没有从这里吸取太多教训，依然在追逐超高层建设。

高层、超高层建筑这种城市建设范式的源头绕不开建筑师勒·柯布西耶。20世纪初，他提倡用大规模的高层建筑来建设现代城市，把房子尽可能盖得高，高层可以带来所谓的低密度，日照间距大就必然在高层建筑之间留下大量的空地，这些大尺度的空地就可以更方便安排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增加户外绿化的面积等等来改善人与自然的亲和条件，这是当年比较诱人的地方，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面貌和至今几代人的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柯布西耶是法国人，但当年他这些主张在法国并不被看好。他设计的住宅被法国老百姓嘲笑为“居住机器”，说这种建筑非常不人性化。柯布西耶当年提出的高度依赖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城市超级承载力的一套现代主义观点，事后也被学界业界无数次反思，但是在大众中，资本中，一些做面子不做里子的政客中，那些观念仍然有很多的吹捧者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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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最近几年，国内建设超高层的风潮稍微势弱。2022年，国家发改委也明确提出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这是强制性限高令，不允许政府为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盲目追求高层、超高层的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城市处理问题的能力不一样，这些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的大密度高层住宅楼，相比于一线城市，会不会面临的问题更多？

尹稚：肯定会更多。

城市越小，它的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就越弱。比如说供电的故障率，一个大都会城市的电网保障度一定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高层住宅除了个别维修段定点定时关闭，其余时间段不会停电梯。但是国内很多小型城市的电网安全度没那么高，如果再出现点其他的短缺，电梯三天两头停，会给居民造成很多不便。

另外，三四线城市的高层住宅面临更多的偶发性事件和不安全因素。很多中小城市都出过一个问题：住宅楼着火了，内置消防栓供水系统的水压强度却不够。还有一些管线是老化的，加压以后管子就爆了。我见过的最极端的一个案例是：很多年前，一个城市明明没有高层供水能力，却盖了一个高层住宅楼。这楼里7层以上老百姓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在7楼修一个大公共水房，水压不够的时候，用水就跑到7楼公共水房接水，从电梯里拎上去。这些因素都很容易造成五花八门的邻里纠纷。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国内已经建成了大批的高层住宅。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现存的问题？

尹稚：已经建成的高层住宅，公众普遍关注的还是高层住宅的消防问题。

高层消防是由内部的安防系统和外部的救援系统互补完成的。外部救援，指的是扑救能力，通常跟云梯和水柱的喷射高度直接相关。国内最普遍的云梯就是三五十米高。高层如果出现火灾，完全指望外部救援的话，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保证万无一失。就算消防技术比较先进的美国，消防云梯也爬不到超高层那么高。

这时，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安防和自扑救能力。住宅楼内的消防栓有没有水？水压能否持续保持？各种烟感火感探测器的功能怎么样？一旦起火，短时间内能不能快速疏散？严格来说，高层的防火分区划分比较细致，如果疏散通道老老实实按说明手册规范使用，提供给居民的逃生时间是够的，是可以通过带有自封闭防火门的封闭楼梯间向下疏散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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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借鉴国际上高层住宅的消防手段。比如，日本因为人口密度高，可利用国土面积小，高层建筑比较多。日本的集合住宅或高层住宅在每家阳台上增加逃生的速降绳、速降网。这些设施挂在阳台顶板上，危急情况下把它拉下来往腰上一挂，能降到一楼。美国的住宅，除了内部梯之外，外墙上会有折叠型的消防梯，挂钩一打开梯子就落下来了，人们可以沿着没着火一面的户外消防梯逃生。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多地提供应急逃生可能性。

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往后，国内高层、超高层住宅楼建设会越来越少。北京市副中心建设就明文规定，住宅不许超过36米，大规模解决中国住宅有无问题或者讲刚需问题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以居住使用为主的住宅已经临近饱和期，群众需求也不一样了。以前有无成套住房是第一重要的事，现在舒适安全、环境质量慢慢成为更重要的考量。

傍晚，在一个由六名教师组成的同事闲聊群里，有人提到一则传言——浙江台州天台县一所中学有年轻教师卖淫被抓。

几个同事鼓动群里的李淑去打听情况，因为知道她有朋友此前在相关学校任教。

李淑在天台县另一所中学工作。当时，当地教育系统里流传着几件官方没有证实的“丑闻”，这是其中的一件。这则传言，在传入上述六人群之前的当天上午，已有教师在办公室说起。

李淑通过微信找朋友林青青打听，林青青表示几小时前对此也有所耳闻，她告诉李淑一些流传的细节，李淑再搬入六人群里，大家揣测，卖淫的是年轻女教师梁芝。

几天之后，在派出所里，民警告诉李淑：这是一则 “黄谣”，给梁芝造成了极大精神伤害，对方报了警，而民警要追溯这一谣言的源头。李淑回忆，自己当时感到确实做错了，向警方交出了自己的手机。

约一个月后，李淑、林青青等人被当地派出所认为构成诽谤，遭行政拘留。林青青对处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

这则“黄谣”掀起的波澜尚未完全平息，背后值得深思的是，谣言是如何传起的？如何及时阻断谣言传播可能造成的伤害？对于熟人社会里出现的“办公室黄谣”，当事人如何擦除“污点”，有关部门又该如何治理？

传谣 

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林青青先后将“女老师卖淫”的不实信息发在两个微信群中，其间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后该不实信息扩散。

回到谣言散开的那天。去年11月26日下午，林青青打开微信中的“仙女下凡”三人群，听朋友王歌发的语音：“青青，天台中学有个老师卖淫啊。”

过了一会儿，王歌私信林青青说，她出门散步听熟人说起，卖淫的女教师是梁芝。

林青青对澎湃新闻回忆，她一阵恐慌：“天台中学的名声要毁了。”

她这时已从天台中学（简称“天中”）离职，去了另一所学校。但对老单位还是有感情。在她看来，这是一所教师生活很清苦的学校。清晨六点半到校盯早自习，晚间九点半结束晚自习，她过了几年“工作日回家只是睡觉”的生活。老师看着学生，家长也把老师看得很紧。按她理解，“天中”的教师工作够饱和了：“哪有时间搞桃色？”

但那段时间天台当地流言很多。有朋友之前对林青青提起，有些学校在搞“排查”， 没有情况通报，只是请全体教师就特定问题自纠自查。教师们会私底下传究竟发生了什么。

澎湃新闻从相关渠道确认，在“梁芝卖淫”这一谣言出现前后，也有其他流言在天台中学内部流传。

对此，林青青感到愤怒，觉得一些人伤害了全体老师的名誉。

这一日，王歌给林青青传话的同时，这些似真非真的说法也在震撼李淑和她的群友们。他们在另一所学校任教，“隔岸观火”的感觉重一些。

一个不符合日常逻辑的故事出现，听到的人忍不住演绎它，使它合理化，或者拿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对照。

李淑对澎湃新闻解释，她所在的六人同事群平时会敞开分享一些家庭琐事。群里有人发言：“听说天台中学有老师被带走了。”过一会儿，这人补充道，听说是女老师卖淫。有人便猜：也许是因为穷？

县城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年轻的女教师被抓”。 大家推李淑找林青青打听，都知道林青青以前是“天中”的，李淑和她关系好。林青青对李淑说，好像有这回事，女老师年纪很小。李淑把这信息搬入六人群聊。群友开始翻看公开的学校会议报道，研究有哪些刚入职的女教师。有人说，这个梁芝很年轻，是她？

李淑问林青青，真是这人？林青青回复“嗯”。

李淑也感到一阵恐慌。与林青青担忧学校名誉被毁不同，她隐约觉得这不真实，而且危险。面对林青青肯定的回复，李淑继续闲聊：也许是小姑娘谈恋爱分手，男的放谣言毁她。林青青说，不知道。

李淑在六人聊天群里转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似乎是确认了传言的真实性。

之后，林青青听说了更多流传的细节。她表示，自己一直没在“仙女下凡”闺蜜群里多说，而是在与父母拉的三人群里倾吐，含有一些细节，比如梁老师“靠卖淫一个月挣好几万”。

警方后来在答辩状中称，王歌向林青青确认梁芝的身份时，后者获知关于梁芝卖淫的虚假信息。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林青青将该不实信息发至和父母的三人群，并通过微信将该信息传播给李淑。后来，林青青又将该不实信息发在“仙女下凡”三人群。

大约是去年12月初，李淑不记得具体日期，她所在的六人微信群里，所有老师都被找谈话。

去年12月3日深夜，公安民警到林青青的住处找她。“我是被惊醒的，手足无措。”林青青回忆，警方也对她表示，“梁芝卖淫”是谣言，他们正在寻访谣言的源头。

到去年12月24日，李淑、林青青与告诉林青青这一谣言的王歌，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四天、两天、两天的处罚。

“反噬” 

在与记者的简短交流中，被造了“黄谣”的梁芝称自己遭遇的是“平庸的恶”。

想起这次遭遇，她至今感到十分受伤。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具体的人来对待，在别人的嘴里，被轻易地想象成没人格、没下限的形象。传播谣言的人不愿意来找她本人求证，直到这种脏话传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单位那儿，再经由朋友传回她的耳朵里。

梁芝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提起，她家附近的环卫工人不知道她就是梁芝，还想与她说这件事。

一个人的恶名可以被生造出来，梁芝感到：“很魔幻。”

仍然找不到谣言的源头，令她感到非常遗憾。梁芝一度考虑去旁听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庭审，想着也许能获得更多细节，但最终没去。梁芝在案卷里看见过林青青对父母说自己的话，一旦看见就很难忘记。

林青青“在三人微信群聊天因诽谤被行拘”的新闻，一年后在网上发酵。

刚听说这则谣言时，林青青想过：“为什么这女孩要这样？”最近，她也开始被人揣测“传谣”动机——“有些网友不明就里，说我和梁老师有竞争关系。”林青青认为这是一种附会，没有这回事。

李淑的家人翻看了网络自媒体的评论，很不好受。她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时事评论博主的短视频作品，博主介绍了一部分案情之后，指责李淑的朋友林青青 “太不要脸了，在三人闺蜜群里疯狂地传播谣言”“有点儿缺心眼”“竟然状告公安局”。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等通过诸多实验发现，“当谣言传播时，它的趋势是变短、变简洁，越来越易被理解与讲述”。这个过程中，大量有助于了解真相的细节被简化，有助于谣言传播的内容被强化，传播者往往只保留符合自己认知的内容。

林青青觉得，当她被卷入这起“黄谣”案，也遭到有关她的猜测和传言的“反噬”。

林青青称，现在身边的绝大多数同事还不知道自己被行政拘留。她认为，最坏的结果是，一旦被行政拘留的事捅到现单位，她要被停职考察，甚至辞退。她还想过，甚至是现在的领导被约谈。不管前因后果在法律上争议几何、行拘两天有多么轻，领导会被批“识人不清”。

不好说这是多大的一块污渍，不知会蹭到几个人身上去。这份忧虑正在剥夺她的睡眠。

因为怕被反对，林青青没申请往后一年当班主任，虽然，她被更资深的老师指导：一定要当班主任，这是体制内教师的成长路径。

林青青感到，如果自己刚崭露头角就被攻击私德问题，她无法开口向领导和同事剖白自我。因此，她要坚持打行政诉讼官司。

溯源 

林青青也想知道是谁最初捏造了“年轻女教师卖淫”的谣言，用她的话说，“诉求和梁老师是一样的”。按她理解，要是能找着“源头”，那对梁老师造成精神伤害、让天台县教育系统蒙羞的，法律上可能会认定为其他人。

林青青说，她感到委屈，不仅仅是对于因污点遭到职场攻讦的恐惧。警方笔录显示，包括王歌出门散步时遇到的熟人在内，有其他教师承认在校内、校外交头接耳，一对一地传播谣言。那两天，有当地人在一个有几百人的大群里公然议论这件事，发了梁芝的图片，但没人因此被行政拘留。

同样的客观现实，代入梁芝的立场去看：警方从几个教师的手机里找出这些人、这些“闲话”，那么，在找不着的地方还有多少？

她对记者形容，自己面对的是模糊而沉重的压力。

梁芝希望对谣言溯源，希望造谣的人获得教训。但“溯源”很难完成。拿李淑来讲，她向记者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不愿意再“供认”六人群聊里的同事们，想要保护他们。

她给澎湃新闻出示聊天记录，想说明自己在群里只是“八卦”哪个女教师卖淫，没有带有侮辱性的言论，甚至提醒过群友这么“八卦”可能是在造谣——当记者看见她群友的网名时，她非常轻声地提醒道：“不要写他们。”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赵宏对澎湃新闻表示，根据一般经验，一个人在三人群聊里发言时，往往怀有对私密性的期待，也就是私下对话内容不会被转述给其他人。

她认为，严谨地看这种私下讨论，群里的人有一定的提示义务，即提醒他人这一则信息不一定真实，要谨慎传播。但这不是硬性规定。

对于类似案件，赵宏认为，诽谤作为一种治安违法行为由“捏造事实”与“公然散布”两个要件所构成。如果当事人确实有把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消息整理后再发给其他人，其行为属于“捏造事实”；但考虑到微信三人群和私聊的传播范围，相关行为很难说属于“公然散布”。

天台县公安局则在答辩状中论述道，原告林青青曾与第三人梁芝同单位，其“对不实信息内容的‘知情性’更具杀伤力，更容易被其他人听信”。“原告未审视自身，未核实信息真假，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原告这种点对点的散布，基于特定的熟知关系，往往会让信息接受者造成可信度极高的假象。”

警方在答辩状中还称，林青青的行为“大大提高二次传播的风险”，而其闺蜜李淑实施了二次传播行为，“基于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该不实信息被大量传播”。

对此，林青青的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称，对于“大大提高传播风险”的说法，该案并无证据能证明。

目前，林青青起诉天台县公安局的行政诉讼还在审理当中。就治理谣言而言，处罚之外，还可以采取那些措施？

王敏远、王革在论文《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一体化研究》中提出，相关案件可考虑“前置行政程序”：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不良信息、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等方式，迅速修复受损的法益。

王敏远向澎湃新闻记者补充道：如果当事人有所要求，发警情通报也是一种行政程序前置，如果已查实，可发相关信息，如果还在调查中，可发“正在调查”。

梁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提到过，自己曾向当地警方提出，希望发通报还自己清白，但没有获得支持。

代价 

如果这起案件当时真发了警方通报，指涉到自己，林青青推测，自己为了那些打出的字，要付的代价是——在学校里被重点关注，无法当班主任，进而断送各种提拔机会；甚至于老师收到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一旦被教育系统注意到，可能影响整个学校的年度考核，拉低很多同事的收入。

在一些特定范围和语境中，被警方提及身份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存在一些学术争议：有学者认为，警情通报只是对警方行为的公开，是中性的行政程序；也有学者认为通报不仅是陈述事实，还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否定性评价，本身属于一种惩罚。

被造“黄谣”，除了求助公安部门，还有哪些救济渠道？

2022年，一篇题为《小学校园职场欺凌治理研究》的硕士论文，曾记录了一些教师群体内出现的谣言。有教师对论文作者回忆：“平时下班都是男朋友开电单车接我，有几次我爸开车来接我下班，学校里就流传了‘我刚毕业就换男朋友傍老男人大款’的谣言。”

论文作者认为，出现教师被造谣中伤等“职场欺凌”现象的原因，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与当地教育部门的监督、救济职能没有充分体现，遭到欺凌的教师对投诉渠道缺乏信任，以及小学校园职场中的一部分人伦理淡漠等。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在法律中体现用人单位防止包括造谣等职场欺凌现象的义务。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肖永平与博士生彭硕曾撰文建议，在法律中明确，用人单位应该保证员工工作环境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心理上），尽量消灭可能产生职场欺凌的负面因素。

与此同时，对员工可以定期进行职业欺凌的相关教育培训，对遭遇职场欺凌风险较大的员工给予更多关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对职场欺凌的加害人，应该及时给予降职、降薪等企业内部处分作为惩罚；最后，还应该建立合理的员工申诉机制，适时调查并回应受害员工的情况。

据澎湃新闻了解，涉及到及时识别、阻止“黄谣”传播，“性别友好”方面的职场培训在我国尚待普及。曾在互联网企业人力部门参与这项工作的从业人士王笑哲表示，根据行业不同，增进“性别友好”对社会单位有不同的实际益处。而总体缺乏相关意识的职场环境，职工心理安全匮乏，会削弱其对工作的投入，降低其归属感和责任感。

虽然林青青一再表示不想因 “污点”影响现领导、其他提携自己的前辈，但她说，打官司的动机还是说服自己继续执教。

林青青说，自己特别用功的教研活动中，讨论重点之一是“抵抗虚无”，即反对一些年轻人心里那些犬儒的东西，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人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作为教师想抵抗虚无，首先得 “以身作则”，经得起学生审视。

被行政拘留之后，只有几位老师给她发过表示同情的短信，也都没有直接提及那件事，只隐晦表态：“喜欢你的人会永远喜欢你。”

梁芝则仍在重建对周遭环境的信任。她想要得到公开道歉，一直没有等来。

李淑对记者说， “只要是一个女孩，被造谣一定是很难过的，警察也该给她一个说法。”但她不认为自己存在“诽谤”主观恶意：那是一个“社会面”上已有的传闻。她当时发了一张梁芝的图片，没有前后文，想表达的只是：“这个看上去和群聊里的其他图片不像，真是这个人吗？”

她说，她和同事后来另拉了一个群，整个关于谣言的事，再没有人说起过。

应受访者要求，梁芝、林青青、李淑、王歌 为化名

作者｜葛明宁 朱敏骏

实习｜汪子涵 叶沛琪

编辑 彭玮 ｜ 排版 魏蔚

CDT编者按：前《南风窗》主编赵灵敏2025年11月13日发布了一则《外交有度，狠话无用》的视频，结果遭到各种网络围攻，甚至有人扒出她14年前的文章大加批判，该文标题是《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原文发布于201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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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 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 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 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 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 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 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 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 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 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 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 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 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 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 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 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 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 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 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 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 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 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 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 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 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 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 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 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 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 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 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 “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 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 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 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 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 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 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 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 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 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 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 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 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 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 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的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11月17日，赤峰市松山区联合调查组通报，此事系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免费采捡白菜不实信息、部分网民转载传播、当地媒体记者未深入核实予以报道、部分群众受媒体误导采捡白菜、个别自媒体“失真发声”引发，将依法依规对首发视频人员、转发不实信息人员、发布不实消息的种植户、市属官方媒体、参与采捡白菜人员等多方追究责任。

〓 **赤峰通报网友发白菜免费视频为不实信息。图/青岛新闻网**

一个谣言连着另一个谣言，一种失真推动另一种失真，不得不说，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集合的元素实在太过全面：有自媒体以讹传讹，有媒体不实报道，有AI生成画面，有当事人夸大其词……堪称互联网时代流量驱动下的传播走形典型样本。

复盘此事来龙去脉，不难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流量异化”路径。

11月3日，网民黄某某路过那片菜地，见有人采捡便有样学样，顺手拍了视频。如果止于记录，倒也无可厚非，可他为了博取流量，非但在评论区主动标注菜地位置，还配发了“免费采捡”的误导性信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紧接着，几名网友随手转发，让第二张骨牌跟着倒下，使得谣言获得了社交裂变的动能，进入了更大的传播圈层。

更大的失控发生在“媒体跟进”这一环。涉事记者在未到现场核实的情况下，通过官方账号发布题为“继免费捡土豆后又有新惊喜，赤峰一地可免费砍白菜”的视频。将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当作新闻成品发布，无异于用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充当谣言的“信用担保”，直接引爆了线下哄抢。

随之而来的，便是数百人来采捡的“一哄而上，一扫而空”失控场面。

种植户李某某发现后私信媒体方面要求答复，未获回应后发布视频称“两天的时间400亩地一扫而空”“损失达100万元”的做法，又与之因应。身为受害者的他，又在夸大损失中变成了新一轮传播不实消息者，虽然此举可以放大自身诉求的声量，却也放大了事件烈度。

部分自媒体就趁机浑水摸鱼，据此利用AI生成虚假内容、配以无关图片，将“霜降后剩余白菜”演绎成“丰收白菜遭哄抢”的悲情戏码，渲染起了所谓的“农民血泪史”。

就这样，谣言的雪球被越滚越大，失控的链条被越拉越长。

在此过程中，责任失守几乎是全链条式的：从自媒体的虚假故事，到网民的猎奇分享，再到媒体的失职转发、更多人的恶意炒作……信息传递链条上的每个节点，几乎都被“流量至上”的逻辑侵蚀，最终合写出了这场闹剧。

虽说此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大恶，可个中失位、失范、失智的轻佻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社会信任成本增加）之间的对比，对我们不无警示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失守，都可能在层层强化中出现失控的局面。今天是抢白菜，明天没准是抢别的。

在此事中，该汲取教训的不是某一方，每个人都该从多方“吃一堑”中“长一百智”。

对普通网民而言，不让分享的冲动跑在求证的前面该是基本素养。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滑，一条“免费采捡白菜”或“市民疯抢白菜”的短视频便随着几声感慨飞向各个群与朋友圈，却不追问“画面之外是什么？”“前后因果如何？”……这种“先传播后思考”或“只传播不思考”的模式，也是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自媒体来说，不让流量凌驾在以事实为先的原则之上该是应有伦理。通过选择性呈现、情绪化配文、悬念式标题，将一起小事包装成引爆流量的爆款，这类“叙事改造”策略，终究会在法律红线与道德责任面前碰头。

需要反思的还有某些媒体。面对汹涌的流量诱惑，能否坚守住专业防线是对媒体的考验。当第一时间发布的压力碾压了“核实再核实”的准则，当爆款指标侵蚀了“真实客观”的底线，媒体也可能成为谣言的二传手。这点很值得警惕。

闹剧若不能以汲取教训收尾，只会催生闹剧的重演。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带来的最真切教训就是：网络空间不是无主“菜地”，不能任由流量失控的镰刀肆意收割社会信任。无论传播者身份如何，传递信息都必须对事实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绝不容流量冲动轻易碾压事实本位的底线。

2025年10月31日，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资料图）

医院：“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公安：“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患者：“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郑彩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谢瑞瑞

责任编辑｜谭畅

2025年9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英文简称ADHD）的张静准备开具药物“专注达”时，医院提出了一项她难以接受的要求：必须在户口簿上加盖一个写有“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字样的印章。

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该医院，工作人员称这是“上面”的规定，“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规定究竟从何而来？南方周末记者随后致电山西省卫健委与山西省公安厅，接线人员均表示对医院盖章行为并不知情，建议患者自行与医院沟通。

张静的经历迅速引发了山西地区众多ADHD患者的共鸣。多人表示，在山西开具ADHD药物时，他们都曾在医院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在户口簿上被盖上类似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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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麻卡”，先盖章和张静那枚印着“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的印章不同，苏思言的户口页左上角，倒盖着一个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的红色印章，上面写着：“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旁边，用黑色水笔标记着盖章的时间：2025年3月5日。

2020年，苏思言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山大一院”）确诊ADHD。这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往往出现注意力难集中、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冲动行为明显等特征。医学界普遍认为，ADHD是一种由大脑神经递质功能异常引发的慢性疾病。

这种疾病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药物干预与心理行为疗法，其中，含哌甲酯类药物（如专注达、优宁睿）被广泛用于帮助患者调节注意力与冲动控制。对患者而言，确诊并接受规范治疗，意味着症状的有效控制。

在高中时代，苏思言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力与同龄人存在明显差异。同学当堂能轻松背下来的课文，苏思言课后就算花很大力气抄上十几遍、再默写，还是记不住。生活中，苏思言也经常有短暂“断片”的现象，她将所有事记在本子上，怕自己转身就忘。

确诊后不久，苏思言便在山西本地寻求药物帮助。在山西全省，仅有山大一院的两位精神卫生科医生，具备诊断、开具成人ADHD药物的资质，来这里开药是大多数山西患者的首选。

然而，多位受访患者表示，在医院办理“麻卡”或取药时，工作人员并未做出任何形式的告知，就在患者本人户口页上盖章。“麻卡”的正式名称是“麻醉药品专用卡”或“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专用病历”，它是国家为了保障严重慢性疼痛患者的用药需求，同时严格管制特殊药品，防止流入非法渠道而设立的一项制度。

2025年3月5日，苏思言带齐所有医院要求的材料，在门诊办理“麻卡”手续时，工作人员忽然拿出一个印台，打算往她的户口页上摁章。苏思言一脸震惊，询问“能不能不盖这个章”。她回忆，医生当时并未解释这个章的必要性，只回了一句“那你想好了再来办”。

苏思言和父母在诊室门外商量了一会儿。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病情不等人，药不能没有。父母轻声安慰她：先治病要紧。当时苏思言正准备山西省专科升本科招生考试，处在冲刺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药。

苏思言户口簿上盖的章。（受访者供图）

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委托太原当地居民前往该院精神卫生科走访，门诊走廊上挂着一张“麻卡办理流程”，上面列出了多项需要的材料，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诊断建议书、住院病历等，但在整份清单中，并未提及“户口簿需加盖印章”这一项。

与苏思言的遭遇相似，2024年，已确诊ADHD超过十年的柳叶汀‌急需用药，她试图在山西老家开药，医院要求她必须提供太原市迎泽区的居住证明，否则无法在山西省办理“麻卡”。柳叶汀‌的母亲尝试动用自己在医疗系统的关系，希望能简化流程。即使如此，不在户口簿上盖章，她仍拿不到“专注达”。

“医院在开药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你不同意（盖章），可以不开。而我们作为患者，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柳叶汀说。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ADHD患者中，无人能确切说出这项规定始于何时。根据患者们的回忆，这一变化大致出现在2022年前后。

患者白千静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时间锚点。她回忆，2022年以前，她在太原长期就诊并按月领取处方药。尽管当时办理“麻卡”的流程复杂，但从未被要求在户口簿上加盖任何印章。

后来她因升学去了其他城市。到2025年，她再次去山大一院时，被告知要加盖“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章”，否则无法开药。最后，白千静选择忍着，不开药。

山西以外，南方周末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厦门、济南等多地的卫健部门、医院及患者，得到的反馈均为：在当地办理麻卡、取药时，并不需要在户口簿上盖章。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贴的“麻卡办理流程”。（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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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公安：“不让盖是你的权利”医院是否有权在国家颁发的居民户口簿上盖章？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山大一院精神卫生科方便门诊工作人员，面对质疑，对方回复：“山大一院是（全省）标杆，我们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他们（ADHD患者）要取药，都要盖已办精麻药品的戳。”当南方周末记者追问具体是哪项要求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去查”。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及次年施行的《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仅在邮寄麻醉药品时，经营单位须在包裹详情单上加盖“麻醉药品专用章”。而在患者取药、医生处方书写、核对签名及登记等环节，未提及任何盖章程序。

随着2005年8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发布，前述两部法规同时废止。该条例后来经过三次修订，均未出现“在户口页上加盖专用章”的规定。

多位山西ADHD患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他们在取药时被要求在户口簿上盖章，而双相障碍、抑郁症患者则无需如此。山大一院工作人员证实：“如果是双相障碍、抑郁症的病人，带身份证、病历就能开药；但ADHD患者拿药、重新换药，就必须带身份证、户口簿原件盖章。”

根据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需实行发病报告的六种重性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而ADHD在精神障碍分类中，通常属于“童年和少年期的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和情绪障碍”范畴，并未被列入前述六大类需报告的重性精神疾病。

为何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六大类重性精神疾病，却执行了比“重性精神疾病”更严格的管理方式？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山西省公安厅，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不了解该情况，要去户籍地派出所询问”。面对居民是否有权拒绝盖章、不盖章后无法取药怎么办的问题，对方表示，“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山大一院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迎泽派出所户政大厅，工作人员建议和医院商量，“盖章之后还有随时用到户口簿的地方，避免日后有影响”。另一位工作人员提到，自己见过盖章的户口簿，“就是盖到（本人）户口页的空白处，那肯定有人家的规定，章程有协商过的”。

太原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听说过该要求。“说得难听点，就是患有高传染病的人，我们都不会给人家盖章。户口簿那个东西怎么能随便盖章？”其建议南方周末记者再向医院确认，是否理解错医生的意思。

山西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好多（规定落实）都是在医院解决，掌握政策都在医院里头，应该跟医院沟通，去问问具体医生。”

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廉高波表示，根据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户口簿是户口登记的法定载体，其制作、变更、盖章等权限仅属于公安机关 。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政指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授权的情况下，医院不得对户口簿这一国家法定证件作出任何标注或盖章行为。无论是否事先告知患者，医院均无权在户口簿上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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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为了不因拿药而盖章，从2025年开始，白千静都没有再吃药。最初几个月，她还能逼自己维持日常生活，后来，焦虑、失眠、注意力混乱开始反扑。但白千静还是选择停药，“停了也不盖”。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山西ADHD患者中，白千静并不是唯一选择停药的人。有人担心户口簿被人看到，有人害怕影响日后升学或者工作，从而选择放弃治疗。

柳叶汀‌的办法是“往外跑”。2024年，在家乡开不了药后，柳叶汀‌辗转北京、郑州、上海三地开药。她每两周向老师请假一次，因为开一次药而重新走诊断流程需要花费2000元左右，这对还是学生的柳叶汀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苏思言的选择是“补办”户口薄。她从此拥有两本户口薄：一本盖有“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印章，用于开药；另一本保持干净，用于其他所有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在她看来，这是保护自己免受因用药记录带来的歧视偏见的一种手段。

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在张静的社交帖子下，有网友留言劝说：“开完药就去‘补办’一本户口簿，我就是这么做的。”张静本计划在国内备足药物赴英留学，最终，她选择抵达英国后再开药。

“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张静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并非精神病。即便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最怕的是孩子将来入学、就业、相亲时被人看到户口簿上那一页。“谁能解释那是药品管理章？别人只会想，‘孩子有过精神病’。”

薛政表示，从民法上看，医院可能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虽然盖章行为并非直接向社会公众公开患者隐私，但鉴于户口簿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多种使用场景，医院应当预见到，这一标注可能导致患者隐私被间接暴露，从而侵犯其个人隐私权。

以北京、上海为例，ADHD患者只需凭诊断证明、身份证，就可办理“麻卡”取药，信息记录在医院与药监系统内，足以实现追溯。“（山西）这是一种过度谨慎的地方执行逻辑。”一位熟悉药政管理的业内人士分析。

薛政建议，对于医院实施的在户口簿上盖章的行为，患者可以向当地卫健部门反映，要求卫健部门对医院进行调查处理。如对卫健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患者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文中张静、苏思言、柳叶汀、白千静为化名）

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

蔡洋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

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生产队长领着便衣警察找到蔡洋家里，是在2012年10月2日中午11点。他的母亲、57岁的杨水兰从麦地里奔跑回家的时候，蔡洋已经被警方带走。匆忙间，蔡洋只带走了一只红色西凤酒的袋子，里面塞了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内裤。

过去的十多天里，杨水兰已经知道儿子犯事儿了。蔡洋的照片在央视节目里出现，视频上那个身材粗壮，奋力砸车，并跳起来用U形锁砸西安市民李建利的人，正是杨水兰90后的儿子。

在逃回南阳郊区村庄老家的5天里，蔡洋就藏身在那个1987年盖起的平房里最北边的一间小屋。1991年出生后，蔡洋在这间屋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即使是白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下，来人也需要辨认很久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

“这个屋子是相对好的，做过他哥哥的婚房。每次蔡洋回家就住这，他走了以后我再搬过来住。”57岁的杨水兰说。

2004年秋天，在蒲山镇第四中心小学上完五年级后，蔡洋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辍学回家。那以后蔡就开始逐渐远离这间屋子和这个家庭。

他先是跟着大哥蔡德伟在南阳周边地区的建筑队上当小工。2009年，又跟表姑父王超来到西安，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这是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和大城市发生交集。

除了和二姐蔡玉凤不时地通电话和聊QQ，平时他和家人很少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麦种麦收时，他才偶尔回家。2012年9月28日晚上的这一次回家却有点突然。

“我的侧面照片已经被发到网上了。”他告诉杨水兰。

“我害怕。”

杨水兰听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儿子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和人打了一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洋用手机上网看消息，不时喃喃自语——

“我是爱国，抵制日货。”

他不断地跟杨水兰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家看电视时，杨水兰才知道，蔡洋把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人脑袋砸开了，对方伤情严重。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她儿子去投案自首。

杨水兰当时全身瘫软。

这次事情闹大了，“闹到北京去了”。

蔡洋打砸的视频截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QQ空间中，蔡洋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时不时哀叹自己“悲摧的人生”。 （何籽/图）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蔡洋在西安粉刷外墙，吊在建筑物外作业，摔下来过两次。

2009年，辍学五年的18岁乡村少年蔡洋来到西安。

当时在南阳的工地上当泥瓦工一天才120元钱，而同样的工作在西安可以多赚60元。杨水兰于是同意让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到西安打工。

“人傻傻的，脑子缺一根筋的感觉。之前他在南阳的工地上干了两三年，也是啥都学不成。”表姑父王超说。

外墙粉刷并不轻松，通常没有更安全的施工吊篮，他们就用简易的绳子做防护，吊在建筑物外作业。“就像蜘蛛侠一样，很危险。”蔡玉凤说。

即使在室内，这份工作也需要审慎和运气。有一次在QQ上聊天，蔡洋告诉南阳的朋友张迥，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两次，“差点摔出脑震荡”，但是当时张迥不知道蔡洋是不是在开玩笑。

王超也能看出那一段时间蔡洋干得并不开心。他不跟工友交往，也很少说话，只喜欢下班后出门上网。王超训斥他，他一句话都不听。

在网吧里，蔡洋不停地玩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

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没有亲人或者朋友对这时候的蔡洋有更清楚的了解。他离南阳村庄里那个家距离遥远，身边只有闹僵的表姑父一人。他只在QQ空间上零零散散地写下自己的想法。

“……想上学”（原文如此）。有一次他用一个奇怪的格式写道。

将近半年后，他又在QQ空间里开玩笑地提到相近的话题：“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即使在长达三四年的QQ说说和微博记录上，也极少有人回复他的内容。看起来大部分时间他像是在自说自话，他的QQ名字也改成了“自舆自乐”（原字如此），恋爱状态上写着“单身”。

到西安不到一年，蔡洋离开了表姑父，自己找了个建筑队跟着干。

“在我最缺人的时候他去跟别人做了，我说过他，他生气就不跟我联系。”王超说。

即使两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咸阳，只有27公里远，但这对姑父和侄子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才会碰面。

“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

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后，他在QQ空间写道：“感觉很爽”。

但是在2011年之后，蔡洋的打工“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他告诉朋友，等到那一年的8月底，“我就能挣够一万块钱了。”张迥十分羡慕蔡洋有每天200块钱的工钱，这个收入高出老家许多。

蔡洋在QQ上罕见地挂上了一个状态昂扬的签名：“为了今天的二百块继续奋斗！”

蔡洋和做汽车维修的张迥成为朋友，当时蔡洋短暂地回到南阳做粉刷工程，在张迥的印象中，蔡洋在同龄人里极为开朗，两人经常一起吃饭、KTV。“他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西安的朋友许顺国至今难以相信蔡洋后来成了“打砸抢”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蔡洋还是个小孩，“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除了去西安莲湖区潘家村附近的网吧，蔡洋也经常到许顺国家里蹭网。“他爱说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常是别人的出气筒”。

但是只要在家里，蔡洋和父亲蔡作林的争吵就不断爆发。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蔡世刚时常看到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蔡作林至今极为气愤的是，有一次，蔡洋偷偷把家里的电动车卖掉，拿钱自己出去花了。

到了2012年夏天麦收的时候，蔡洋回家和父亲一起帮邻村一家人家盖房子，回西安前，蔡洋又瞒着家里领走了蔡作林两千多元的工钱。

蔡洋外出打工几乎没有向家里寄过钱。蔡家最值钱的家当是几年前买的一台电视，现在也坏了，一家人不得不经常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62岁的蔡作林依然在南阳市区的一家工地上砌砖。

蔡洋一直让杨水兰感到头疼。最让她感到失望的是蔡洋和蔡作林的激烈冲突。蔡洋经常突然对父亲蔡作林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

在村邻眼里，蔡洋也表现出令人疑惑的两面。有时候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客人，“一阵阵的”。

连他最亲密的二姐蔡玉凤也并不清楚他在西安住哪，工友是谁，好朋友是谁，有没有女友。像是在家人的失望中渐渐隐退，他只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痕迹。

爱情似乎是他最大的烦恼，占据了微博和说说上最多的篇幅。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2011年1月他在QQ空间上说。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里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在过半个月我就二十了…唉…明年的我还是和现在这样吗？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不想在放荡下去了！主阿，赐我个老婆吧！阿门…”（原文如此）

但渴望爱情的蔡洋又听张远喆的歌，把一首《我不配做你男朋友》设为QQ空间背景音乐。

有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为了下载一个游戏，他新买的智能手机花完了一百块钱的流量，他为此在空间上大骂。

有一次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他写道“感觉很爽”。

他在个人空间里先后四次留下手机号，让朋友们联系他。这些号码有的已经成空号，有的换了机主。

在被抓捕前，他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9月30日，用新买几个月的智能手机，这可能是他用过的最好手机，安卓系统，触屏的：

“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蔡洋会突然从身后推邻居，“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2004年夏天，张瑞太嫁入蔡家，成为蔡洋的嫂子。那时候她经常看到十几岁的蔡洋和村里几个孩子在玩游戏，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

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他还特别爱看那个‘731部队’，日本人整毒的那个。”杨水兰说。

在村子里，关于蔡家的“秘密”已流传多年。蔡洋的爷爷蔡近德年老后经常头扎红绳，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拾瓶子。蔡洋的大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说话含混不清，整夜整夜在村里唱歌。而大伯的女儿二十多岁开始常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最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吊身亡。

像是一场难逃的命运，等到蔡洋稍稍长大的时候，让杨水兰和村人担心的一些征兆表现了出来。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蔡洋经常跟着来村子里卖肉的肉贩，抓着一块一块的生肉吃。”六十多岁的邻居蔡世刚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种种怪异的行为随着蔡洋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突出。

在蔡洋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收羊的，蔡洋硬缠着收羊的，让其到家将家里的老羊收走，蔡洋口中的老羊却是他的妈妈杨水兰，因为她姓杨。

另一位名叫赵蒲的村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她怀孕期间，蔡洋曾经前后一共三次从背后推她。“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

15日晚上游行完，同样的话他跟许顺国和QQ上的张迥都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提及他的致命反击和那把U形锁。在许顺国的记忆里，蔡洋当天就是在他家上的网。

这一天的游行让他意犹未尽，他兴奋地对QQ那头的张迥说：“明天还有游行！”尽管曾经在村子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但那里只有电视剧和想象的仇恨。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身边驶过的车很多就是日本的。

这一天晚上，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也接到了蔡洋的电话。蔡玉凤对他砸车感到极度气愤：“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

不过这天晚上，蔡玉凤的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李建利的妻子回忆起当天遇到砸车时努力求饶。 （图片来源 凤凰网/图）

涌出的鲜血

蔡洋下班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很快被队伍的热情感染，汇入人潮之中。

蔡洋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四下跃起的攻击对李建利造成了什么伤害。

过了两三天，蔡洋用手机上网时发现自己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他给蔡玉凤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看了打砸照片没？”当时正在车间里上班的蔡玉凤心里咯噔了一下。下班后她上网一看，很多网站上有她弟弟的照片。

蔡洋和张迥最后一次联系是在9月18日的早上8点多。两个人在QQ上进行了几分钟的视频聊天，张迥回忆：当时蔡洋人还在西安的一家网吧。蔡洋给他看了自己头上的伤，但当时视频里黑乎乎的，看得并不清楚。

蔡洋还问起家乡有没有游行，随后就匆匆忙忙下线了。

对于15日那天，蔡洋为什么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杨水兰和蔡玉凤及另一位蔡洋的好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杨水兰讲述的版本里，9月15日上午，蔡洋所在工地上的吊篮坏了，不能工作。蔡洋和工友们在工地上休息时，听到街道上游行的呐喊声，蔡洋加入了人群。

蔡玉凤和蔡洋的好友的说法则是蔡洋在下班途中，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准备下车走路回家，但很快被队伍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汇入了人潮之中。

目前还没有其他工友对两个说法作出证实。

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乡村青年、外来打工人员和蔡洋最终加入了汹涌的队伍。

另一个站在队伍中的青年，曾帮助日系车主调头逃离的韩宠光在西安城墙西门拐角处注意到了蔡洋。在马路栅栏边的一辆车旁，蔡洋大喊，“把车拉出来再翻！”

游行队伍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

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激愤的人群在涌出的鲜血前停滞了一下，随即从李建利身边散去。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口号震天。

（应受访者要求张迥、许顺国为化名）

作者：江雪

被砸后50个月，李建利右边身体仍然不能活动，双腿只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车，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他说。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墙内的中心医院。老旧的住院部楼上，45号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着残疾的半边身子，在楼道里缓慢挪动着脚步。

自从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爱国青年”用摩托车U型锁砸穿了颅骨，今年55岁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

50个月，新的头皮长了上来，弥合了被用钛合金补上的头顶，但看起来还是坑坑洼洼的，稀疏的头发也掩盖不住。严重的后遗症夺走了李建利过去的强壮与灵活。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他的右边身体，至今仍不能活动， 右手指合拢如“鸡爪”状，无法抓握。

每天六点，李建利在附近报时钟楼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醒来。妻子王菊玲照顾他洗漱，吃饭，再去康复室。每天，妻子要帮他做两、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戴特制的手套，但只有偶尔能够成功，大多时候，戴不上手套，他沮丧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楼道里扶着墙移动，周围病人的情况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里难过了很久。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伤的年轻人。李建利和他们聊天，缓解心头的郁闷。大多数时候，他都关紧病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生死无常、病痛呻吟和药水味儿都关在外面。

但每天门都会被推开，护士会送来医药费单据。到11月9日这天，单子上的费用已达80万7168.97元。医院并没有直接催要医药费，据说“政府会管”。但政府代蔡洋赔偿的50万，3个月前才刚刚打到账上，药也从那个时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总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里养了三棵绿植，放阳台上，郁闷时会看一看。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下岗开出租，终于熬出了辆丰田卡罗拉

2012年9月15日，对李建利来说，是一生的“劫数”。在他看来，这一年一直“不太平”。

当年4月，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7月，日本政府称要在年内将钓鱼岛国有化；8月，香港保钓人士在钓鱼岛登岛，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这一切，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激起强烈抗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不断渲染的气氛，使得愈临近日本侵华战争开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气氛愈加紧张。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很爱国”的他，会倒在“爱国青年”反日游行队伍的围攻之中，头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张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币，递给送他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司机拒绝了，吼着：救人要紧！

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墙内一条老巷，巷边都是上了年岁的国槐，平静安详。在李建利的记忆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特殊的时刻，这座城市一直是平静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这一天，内地有50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多地游行演化成骚乱，西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这一年，李建利51岁。之前他是西安市莲湖区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1993年前后，集体企业改制，还不满40岁的他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分忧”，双双下岗。之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 他和妻子开起了租车。他们凑了所有的钱，在1994年买了一辆白色“夏利”。 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爱车，喜欢钻研，曾把一辆出租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自己组装，他此后的命运，也似乎一直和车有关。

开出租车的那几年，为了省钱，夫妻俩不雇司机，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风里来雨里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常常发生。李建利两口子都被劫过。王菊玲到现在还记得，一把冰凉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最终逃过一劫。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日子极为辛苦，但终于攒下了点钱。2000年前后，夫妻俩都不愿意再这么辛苦下去，就卖掉出租车，和4S店合作，帮人办理二手车的中介手续等。李建利对车熟悉，两口子人又勤快，利用过去的人脉，生意不错，一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1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李建利精心挑选了一辆丰田卡罗拉，天津一汽产的，省油，实惠，他们很满意。和当年赚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样，这车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俩商量着该给大儿子筹办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不信你们看标志”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妇帮儿子装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场 。9月15日这天，装修基本完成了，他们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买灯。

一早出门，他们就听说当天有游行，但没太往心里去。李建利想，游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场在城郊，另外，游行半天也就该结束了。买完灯，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吃了午饭，开车回家。到了环城西路，离家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却发现游行还没结束。

他们被包围了。

前面是辆五菱面包车，后面是辆“猎豹”，李建利夫妻俩的丰田卡罗拉在中间，白亮耀眼，三辆车的前后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拎着木棍、砖头等等。

李建利的车陷在人群中无法动弹，路中有隔离栅栏，他没法掉头，只好慌忙下车，给围拢在车旁边的人解释：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妻子也给那些年轻人忙不迭解释着：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哀求没用。有人开始砸车的挡风玻璃了。

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李建利拉住一个壮小伙（事后才知道他叫蔡洋），带他到车后边，专门让他看车的标志，可包围者们压根听不进去。李建利从一个砸车者（事后知道叫寻建奎）手里抢来一块砖，想着自卫。此时，看到蔡洋又要砸车，李建利拿起砖就拍了下去，一瞬间，蔡洋的头流血了，李建利心里立即就怕了，把砖扔到了地上。没想到，此时的蔡洋，抡起手里的U型锁，朝李建利头上砸了下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瘫倒在了车跟前，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从头顶喷了出来。

妻子王菊玲大哭着，尖利地呼叫着，周围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摄像头拍下了这一幕。

有人帮助王菊玲，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拿了一大卷卫生纸，捂住丈夫的头顶，血汩汩地从她手缝中间冒着。车到环城西路北段内的玉祥门，执勤的交警见状，让警车开道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到玉祥门之前，李建利夫妇一直没有见到警察。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爱国”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断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让西安这座古城遭遇了一场以爱国为名的洗劫。当天在西安城区内的多条主干道上，都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在南二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孩子去公园时，被呼喊着反日口号的人们包围。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爱的车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游行者翻过围墙，进入停车场，打砸、掀翻那些日系品牌的车辆。

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钟楼饭店内有两位日本客人受到围攻，武警出动保护日本客人，并和人群发生冲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抢的行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制止。一位目击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陕西省政府外的西华门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伙人砸毁，连门口的矮树都被拔起来扔在地上。另一位目击者播报：一位女士因为车被砸，急晕过去。外面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结果担架被没收，救护人员被打跑。一些人在路边搜寻身着日本品牌服饰和拿着日本品牌相机的人，一名外国游客的“尼康单反相机”被砸。一位大学男生，因为身穿川久保玲的针织衫，被人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内裤……

而在西起玉祥门的莲湖路，一伙人把一家已经关了门的4S店铁门撬开，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离开……

“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下午4点多，李建利被送往医院时，暴力还没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网站“在西安”（网站、微博、微信已在内地被封），于当天接到上千条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当夜11点半，手术结束，李建利还在病房里和死神搏斗。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体无一字报导这场骚乱，但发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坚决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告。警方开始控制事态，在西安城墙的各个城门口，派驻了武警把门 。城区内处于戒严状态。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两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有关“915”当天的公共信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但警方没有否认，在“9.15”当天的西安，面对打砸抢的现场，面对骚乱的人群，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李家4天撤诉，警察驻守病房两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从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915”事发后，舆论汹涌，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并索赔损失。

但仅4天，这场诉讼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忆，“915”之后那段时间，来了很多记者，警方开始应对各路试图进入医院采访的记者。“一直有警察在这里，白天晚上。他们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楼道上，”王菊玲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自称是韩国的。刚说两句话，就被警察请出去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记者，但连门都没有进来。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与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获得了6万多元的补偿——已支付的医疗费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莲湖区法院要回了诉状。对此，李家的解释是，公安局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政府，“我们只好相信政府。”他们也为两个孩子担心，担心“和政府对着干没有好处”。

李家撤诉，警方并未撤离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说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2014年8、9月。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2013年11月，“915”发生一年后，蔡洋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判决认定，由蔡洋赔偿李建利的医疗费等52万余元。但这显然无法实现。 蔡洋家在河南农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极贫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警方承诺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这个赔偿——这也说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诉。但直到2016年8月，这个承诺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莲湖区法院将50万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账上。

王菊玲说，从8月份拿到“补偿”开始，医院里的药也停了。如今，他们想回家，但又不敢轻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终身照顾。她也担心他发生其它的并发症。出了院，将来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愁。但是老在医院里，也不是个滋味。

“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个区级法院，宣判了9起关于“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辆日系车的一名被告人王刚，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别判刑。但大多数参与打砸者，已很难得到追惩。

四年过去了，“915”带给城市和人的伤痛还在继续。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的李建利，之前很少关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后，他开始关注和日本有关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去买日本马桶盖，结果还是中国产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

他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极端得很，也狭隘得很”。“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日本没有一点损失。”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日本了，毕竟，招来这么大的灾难，还是和日本有关。

李建利的弟弟在医院上班，每天来看哥哥。他是个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现在也不会买日货了。”弟弟把电视换成了“康佳”，空调也用“美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前一阵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给他一辆自行车，明明知道质量好，他也没敢要，“怕惹祸”。

52岁的王菊玲，学历是初中肄业。在医院的日子让她郁郁寡欢。这4年里，除了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抱了孙孙，王菊玲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反正我还是恨日本人。他们不抢钓鱼岛，不就没这回事了？”和很多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的信息来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养生的东西。也看看电视，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急迫的交通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当一些并不太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之下被论证通过，修建成功之日，债务黑洞翩然而至。

撰文丨李中恪

11月11日下午，四川省马尔康市国道317线红旗特大桥轰然坠入河中，烟尘冲天的视频，传遍全网。这座今年1月才完成主跨合龙、号称“云中之桥”的关键工程，通车不到十个月就意外垮塌，让人震惊。

我看过几个建筑专家的事故分析，都十分有道理。真实原因是什么，恐怕还需一段时间才有定论。但联想到中国像红旗特大桥这样，建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公路铁路和隧道桥梁并不少，而且很多还地处地震带上或地质条件脆弱的地方，不由得对它们安全性产生一丝丝的担忧。

01

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幅员辽阔的中国，堪称世界上地质条件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东部少数地方，中西部很多地方，说起来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清代以来随着人口爆发式增长，平原地区人满为患后，人们向山地迁徙，高山之巅，峭壁之侧，都能见到农田、村庄或小城镇的影子。能砍伐的森林已经砍伐一空，开垦成耕地；一些水草丰美的草原也被开成耕地，以求更大的产出；条件一般的草原更是过度放牧，导致沙漠化十分严重。

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改革加上技术进步，中国粮食问题在世纪之交得到迅速解决。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适时推出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和天然林保护工程，那些被开垦出来做耕地已经几十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地方，重新变为森林和草原。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城市化进程轰然启动，成千上万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那些列入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和天保工程的地区，甚至一些平原地带，迅速“人去村空”，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些原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成为新的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原来的居民经过一两代人，逐渐搬迁到大中小城市，成为新市民，而农村，只留下一小部分农业工人从事高科技农业。

同样也是这个时候，依靠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长为“基建狂魔”。

每个特大城市都有一望无际的摩天大楼；凡是可以建地铁的城市，都当仁不让建起了地铁，未获批准的城市，仿佛低人一等；很多县城里也不乏大公园，大广场，大湿地；20多个省市已经建成通达每个县的高速公路网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省份，正在努力追赶；10余个省建成通达每个地级市的高铁网络，没有高铁的地级市，仿佛被抛弃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之外一样。

这股基建大潮，当然也迅速覆盖到地质条件恶劣的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

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外观上都美轮美奂，免签之后进入中国旅游的境外博主，每每对中国的基建成就，包括城建、市政和交通设施等等，发出阵阵惊叹，中国人从中获得极大的自豪和满足。

02

但自豪和满足之余，也有那么不易察觉的一丝丝隐忧。

前段时间，我去西部某省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派车送我去机场，去机场的路程有100多公里，基本都是高速公路，但车辆很少。我疑惑地问司机怎么车很少。司机说，原因很简单，过路费太贵，一公里要一块多钱，司机们出不起这个过路费。

我于是联想到从上海开车到石家庄，1000余公里，过路费不过500多一点，一公里不足0.5元，几乎便宜一半，我想其重要原因，是该省基本都在山地造高速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外人看来，真是牛×得不行。但比东部平原地区的造价，恐怕贵了一倍不止，过路费自然要贵一倍以上。

而当地人的收入不仅远不如东部地区，过路费还要贵上一倍以上，他们如何用得起？什么时候用呢？节假日免费的时候，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

除了过境路段，该省的高速公路营收是很差的。疫情前，我们有两家人曾经在该省做过为期9天的自驾游，以前该省以交通不便著称，但如今的便利让人印象深刻。

但那时候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除了少部分过境路段，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甚至一些服务区都关门歇业了。

这样的高速公路，有什么盈利和还贷/还债能力？有朋友在该省遇到过一个外省搞基建的老板，该老板被当地欠了几个亿的工程款，根本还不出，当地政府作为高速公路的最终业主，每年只能付出几百万，利息都不够，该基建老板徒唤奈何，更不敢打官司：关系搞坏了，几百万恐怕都没有了。于是整年整月周旋在那里，看看能不能用当地其他资源把这几个亿置换出来。

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高速公路企业总负债超过5.8万亿元，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超过3200亿元，运营维护总支出就超过了3000亿元。2024年的通行费收入约为6582亿元 ，总体而言是个亏损行业。

鉴于各地经济状况差异较大，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个别路段是个钱袋子，很多路段盈利状况很一般，还有一些的债务窟窿是个无底洞，白送人都无人敢接手。

高铁状况与高速公路类似。最新的数据显示，国铁集团2025年上半年总负债6.19万亿，资产9.76万亿，负债率约63%。与高速公路一样，高铁的盈利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区，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地区。

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本世纪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发现了一条真理性认识：要想富，先修路。只要把路修好，一定财源滚滚。于是通过各种凑资修路的方式都使出来了，既有财政资金，也有地方债券，中央专项资金，还有吸收社会资本的BOT（建设-经营-转让）、肥瘦搭配、BOT+EPC（工程总承包）+股权合作等新模式。资金来源上，既有金融市场融资，也有资源补偿模式。

交通改善也存在类似财富增值的边际效应递减。急迫的交通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当一些并不太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之下被论证通过，修建成功之日，债务黑洞翩然而至。

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作为业主方，当金融机构合规要求甚高，不肯轻易放款之时，业主方面对不知就里，蜂拥而至的EPC方，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要求EPC方垫资修建，或者工程完毕，以种种理由，结不了尾款。

且不说垫资修建，还款遥遥无期，即便是尾款，也是工程利润甚至需要倒贴户头，这样，一大批建筑工程公司一下子被拖入债务危机，如果是国有建筑工程公司，还可以靠政府信用背书，挺过难关，民营建筑公司只好关门歇业。

交通基础设施如此，其他一些盈利性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条商务信息，去帮人看看某个国有的大型写字楼如何招商。抵近一看，环形的底楼大堂大概100多米长，10多米宽，差不多有两三层楼高，光是大堂，就占了总建筑面积的将近20%。来考察的商务团队直摇头，如此阔大的底楼大堂，非但是巨大的浪费，入驻商户也不知道该拿它来干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让它产生经济效益，只好告退。这幢大楼要出租出去，困难重重。

至于大量先进超前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不是只看社会效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测算经济效益，似乎就不得而知了。

03

有时候和朋友谈起这个巨大的反差，问我怎么看，我想了半天，觉得这不是单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想打个比方，可能可以解释问题所在。

我的收入只住得起三室两厅。呆在三室两厅里，我可以正常吃喝拉撒，可以孝敬长辈，养育孩子，可以下馆子，适时外出旅游，等等。也就是说，我在固定资产上的投入，并不影响我的正常开支和消费，投资和消费之比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有人游说我说，住在陆家嘴的大平层更好，说了种种好处，包括房产继续增值可以覆盖新增成本，可以接触到高级人士，机会更多，以及更有面子，等等，还替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房子都准备好了。

我于是就搬进去了。固然一出门就灯红酒绿，路上行人的口中都是“亿”为单位，也十分有面子。

问题在于，房产并没有增值，我的收入付完物业费所剩无几，我只好拼命压缩其他开支，粗茶淡饭，尽量少出门，也不敢轻易置购其他消费品，总之，能省的开支都一律省掉。这就是投资过大，必定压缩消费。房产增值没有了，投资成了无效投资，甚至面临资产贬值，面临过大的维护成本，以及庞大的贷款利息。

投资和消费不匹配，投资压倒消费，这就是我的困境。很难简单说这个好还是不好。说它好，是因为这是全中国最好的资产，说它不好，是因为拥有它，搞得我都快揭不开锅了。

打比方说理，总是漏洞百出，且不去管它，意思到了就行。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某个单位上班，我们的一把手在即将离任前，又上马了一个新的基建项目，即将接任一把手的二把手有些生气地问，你能不能给我留点？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3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那就不是社会而是丛林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8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4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1月10日—17日，这一周。

11月13日，澎湃新闻旗下的“影子调查队”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蒙牛奶粉的调查报道。视频发布后不久，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微信方面对该内容采取了“屏蔽”处理（仅本人可见）。这已经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遇到同类处理。澎湃新闻称，微信并未说明屏蔽原因，此举直接影响报道的公开传播，所谓的“侵犯肖像权”一说也缺乏法律依据，本质上是限制了媒体的报道/监督权利，等于腾讯一方掌握了严重缺乏透明度的“信息删除权”。澎湃新闻还指出：如果投诉就能直接让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

即便当下中国媒体的监督空间已经退无可退，但新京报和澎湃新闻仍分别凭借对油罐车装食用油乱象的报道，以及对进口药消失问题的关注，获得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类报道的一等奖。当然，去年8月澎湃新闻率先在全网公开的“山西倒卖尸体案”更具监督价值，只是该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全网封禁，微博更在短时间内封禁了至少20个相关话题，这一令人细思极恐的恶性事件便再无后续。无论如何，澎湃新闻有关报道的消失折射出当下这个“新闻通报时代”的困局，绝大多数媒体人被要求“等通知”、“看通报”、“学思想”，但仍有一些人心中保留着新闻自由的理想。

恰巧11月8日也是中国第26个记者节，微信作者“纸媒守夜人”分享了自己的观察——目前国内仍坚持做（对公权力）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仅剩36家。而微信作者“十驾”（李微敖）则统计称，过去一个“记者年”（2024年11月8日-2025年11月7日），自己发表了43篇新闻稿，其中有10篇在发表后“不见了”，比去年还增加了2篇。中国数字时代统计发现，过去一个记者年有455篇文章遭被收录到【404文库】栏目，其中既有专业媒体人，也有个人作者，但ta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公共领域不断发声，不甘向权力所带来的沉默屈服。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发布的“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8位，有约120名记者被羁押，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有网友感叹，在新闻自由几乎成空谈的中国，与其祝他们记者节快乐，倒不如祝愿记者们平安。也有网友表示，正因为“新闻已死”，我们才更应该去竭力推动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它整个社会必然会沦为一滩死水，最终会危及到所有人。的确，中国时刻上演的荒诞剧情无一不在诠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它为何应当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与共同信念。例如过去一周：极昼工作室报道基层人员参与江门灭蚊行动却无假期，文章被404；前记者“无忌谈”分享自己被意外列为上访人员后的诸多生活不便，文章被404；微信作者“项栋梁”对“云南赤裸小孩”提出不同于官方的个人解读，文章被404；“坚果兄弟”持续关注绵阳秀水镇的水污染与官员维稳，文章也被404……

今年9月，上海静安区某小学食堂后厨发现包装袋内的冷冻虾仁带有虫体，后经排查发现来自餐饮供应商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随着事件的发酵，人们发现这并不是单一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是暴露了校园餐采购、监管、供应链管理的深层漏洞。媒体/网友深挖发现，这家对上海数百所学校、数万名学生的供餐的绿捷公司不但涉嫌串通投标、非法中标，还存在违规经营、隐瞒事故、管理混乱等问题，并且它的创始人张国华似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在罗永浩大战西贝正热之时，上海家长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等人把此事嫁接到了食品安全议题上，有人高呼“求求让西贝进校园吧！至少没虫子、没头发、没馊味！”让舆论的怒火成功延烧到了绿捷这家公司，可谓“一份虾仁炒蛋引发了覆灭过程”。

14日，上海市“绿捷食安事件”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绿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已被依法逮捕，市属国企“光明食品”已临时接管了484所学校的校园餐供应。乍一看，绿捷的倒下确实算是一次不算太差的舆论追责结果，但这份官方通报依旧同以往的那些特色通报一样，对“政府部门相关责任”语焉不详，背后可能存在的大人物们也就平安落地。而人们更关心的显然是：绿捷为何能在学生餐招投标中一路攻城略地？这显然不是仅凭8名民企相关人员就能办到的。这种止步于“严肃查处”的通报结果现已成为中国诸多大事的基本基调。除了权力的极力遮掩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调查记者的消失。

有网友说，面对这样的通报不由得感叹——一棵树苗，如果树根烂了，砍去旧枝条、再嫁接新的枝条，它还能长好吗？答案不言而喻。也正因为此，言论自由远不止揭露真相、表达自由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对权力的有效制衡。以绿捷事件为例，官方调查和通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暗箱中进行，本就可能被各种“预设”、“定义”、“修改”——从事实到结论都可以被随意塑造。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企业作恶、政府英明”的正能量故事，成为单一权力下的“可控叙事”，但我们都清楚，这绝非全部真相。所以，在缺乏独立声音、外部质疑、多向追问的环境中，任何通报都可能沦为一场大型表演——既无透明度，也无公信力。正因为我们一次次看到了这种注定会重演的悲剧，言论自由才显得格外珍贵：它阻止权力的叙事成为唯一叙事，也让公众至少有机会触及真相。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5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

“长期迫害媒体的惯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该组织表示，他们在2025年再次因对记者与媒体的残酷迫害而“表现突出”。在最新名单中，中国被列为“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因包括大规模拘捕记者、关闭独立媒体、严格新闻审查、强制记者签署保密协议、以及对家属进行报复性操作。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注意，并建议对参与压制记者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 【404经验】希蕾小站｜公众号16万+文章被删除，有些红线不能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我想将这篇文章再助力一次送到20万+，与此同时，有运营号联系我转载。我授权后不久，评论区太过火爆，有些评论我未经筛选就放出了，就在那几个评论放出不到一分钟，突然那篇文章就被删除了。

• 【404文库】金无忌｜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

一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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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驾｜记者的工作，绝不是“等通知”、“看通报”
• 人格志｜世间再无刘道玉，道义难言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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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稿子｜如果你曾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怀念它
• 浣溪沙杜甫｜谁该为200亩白菜负责？官媒转发谣言让菜农血本无归

影子调查队发布的视频曝光：涉事奶粉品牌在宣传中引用的研究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结论失真等问题，而带货主播在直播中宣称产品具有“增高”等并未被证实的功效。报道发布后不久即显示“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等同于被删除。澎湃记者向平台申诉，但得到的回复是“根据相关投诉处理”，未说明具体理由。媒体指出，平台不应成为新闻审核者，更不能以投诉为由干预正常报道。

• 分号十二｜绿捷倒下，我听到的只是三年前的回声
• 旧闻评论｜庆祝绿捷倒掉又该担心什么？｜舆论手札
• 不正确｜绿捷8人被捕：虾仁里的蛆是“境外”的

这两天，上海绿捷的处理通报终于出来了。根据通报绿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被拟吊销，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8名责任人被依法逮捕。除了涉及“虾仁炒蛋”中发现虫体与腥臭问题，通报还披露绿捷存在串通投标行为：通过组织陪标公司进行“围标”，从而非法中标 86 个校园餐服务项目。事发后，从9月起，上海全市484所学校的校园餐已经临时由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接管。

• 独立影像 IFC｜IndieChina 电影节停止公共活动声明

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但是我必须就IndieChina的现状对公众作出说明：我并非处于害怕或者屈服而作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 IndieChina 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作为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的发起人和总监，我宣布取消本届电影节放映活动，仅保留一个只供我私人朋友参与的内部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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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闻观止】四川在线｜某国企员工长期翻墙被捕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讯已成为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普遍方式，但个别网民法律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违法使用“翻墙”软件（俗称VPN或“梯子”）访问境外网站、注册账号以及参与群组聊天。贪图猎奇不仅可能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 大何日拱一卒｜一个意想不到的数据：2024年57.9%医生降薪

昨天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数据，2024年57.9%医生降薪。这个数字出自一份覆盖了近三万名医务人员的调研报告。据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的报告显示，57.9%的医生在2024年经历了降薪。这个比例，比去年的37%又高出了整整20个百分点，说明降薪的潮水不仅在蔓延，而且势头更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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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绒安全通过技术分析，展示了多家软件厂商，通过“捉迷藏”手法进行大规模流量劫持和隐蔽推广的方法。这些企业的行为包括：大规模劫持用户流量、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或插件、篡改电商购买链接植入返利代码、锁定浏览器主页与默认搜索引擎、精准广告投放，并通过云控、代码混淆、环境检测等方式规避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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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东北，理解东北，成为东北，超越东北。东北，提前走完了这条路。他们没有被时代抛弃，他们是时代的领跑者，他们只是提前到达了终点。”人口数据出炉，东北老铁遥遥领先。随着年轻人口大量流失、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东北三省的“超老龄化区”标签几乎无可争议。政府寄望于“振兴”政策，但结构性问题显然更难在几年内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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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倍镜世界｜全民反诈，不是把全民当成诈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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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闹心。不知是怎么了，手机接二连三接到归属地显示为广东的骚扰电话，拉黑都来不及。如今，我几乎每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在广东留下了爱情的结晶？是否曾欠下某位广东朋友的债务？然而思前想后，确实没有。…这不禁让我想起网络上对反诈工作的某种调侃：实名制推行已十年，电信诈骗却不减反增，骚扰电话依旧络绎不绝。

• 人格志｜我回农村老家了，吓得赶紧声明不是“规模性返乡滞乡”

今天，是我返乡到家第一天。跟 《宝水》 里说的一模一样，我只要一睡在乡下家中，失眠症就彻底好啦。 … 本来，这几天，全家都在种小麦。虽然，我屋后的地里，很多麦苗已经长出来了，但，我哥家的还没种完。多年以前，他们流转了千亩田，这时候，还在没日没夜耕种……因为要返乡，对这两天被网友们嘲讽的那个新闻，我想得就多了点。

• 冰川思享号｜本届计算机毕业生，找工作比文科生还难

计算机的就业率，已经开始低于一些经典的、常被群嘲的文科。比如历史学类专业2024届去向落实率为87.2%，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8个百分点；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去向落实率86.9%，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5个百分点。计算机专业不仅就业率降低，收入也在下降。据统计，从2014届开始，计算机专业应届生薪资排名常年居于高薪专业榜单第五位左右；但在2022届，该专业月收入下滑至第八位；而到2023 届，则直接跌出了榜单前十，位于第二十七位。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赤裸小孩”通报的暗示
• 就叫熊太行也行｜如何识破各种通报当中的委婉语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不便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 澎湃新闻评论｜规范“指居”，以制度保障法治
• 中国新闻周刊｜导致多起非正常死亡，“指居”何去何从？
• 【404文库】木蹊说｜当列强对中国的“企业家”进行远洋捕捞

近期，“指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法律界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简称《指居新规》），明确了被“指居”者的权利：患病时得到及时合理治疗；不得使用手铐、脚镣；必须保证每日连续8小时以上休息与必要活动。

• 3号厅检票员工｜热搜没了，但问题来了

“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今年内娱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产生同感：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种“阴谋论社会”。阴谋论不再只是针对大集团、大体制，而是越来越多地对准具体个体。真相被遮蔽、正义成为悬案，这种情绪失控正造成伤害：人们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在宣泄愤怒；不是在揭露权力，而是在针对无辜。大众的怀疑与敌意正在侵蚀信任，也正在反噬社会。

• 就叫熊太行也行｜应该彻底取消小学生站大门制度

这个视频出来，大家纷纷斥责老师没礼貌。原因也很简单：孩子跟你问好呢，你就应该把车停下来，摇下玻璃，笑嘻嘻地说：“同学们好。”人家给你敬礼，你给孩子还礼，这样才叫公平合理。但现实中有困难，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一个有额外风险，又有完美替代方案的事情，还要坚持做，为什么？只能理解为思想落后，或者领导喜欢。过去一直这么干，于是就还这么干，这就是思想落后。

• 蜀都大道｜为什么你听到“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会愤怒？

我知道，城市土地所有权是“不可以讨论”的，它属于“全民”，是“路线问题”；而农村土地，包括农民的屋基地，属于“集体”——最基层的农业生产组织（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生产队，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也是这样。 … 我第 3 次修改以后，昨天晚上贴出来，今天上午十点，就被投诉准了，才一千个点击。

• 【404文库】衣者朝新｜因为说副县级官员被投诉
• 情况有点复杂｜25篇被删的文章
• 蔡雅奇刑法｜本周被河蟹的 4 个视频（文字版）

11月3日，在今日头条发布了题为《县委书记突然被调任副局长前，前任县长已经被抓了》的文章。随后，10月6日21:07接到头条通知，该文被一个叫“XX召”的人投诉，说我“发布不实信息、造成本人名誉人格受损”。结果，该文被删除。11月7日，我将文章发布到了微信公众号上，结果文章也被投诉侵权被删除…连续收到了四次投诉，甚至还有数百字的投诉函，不能不重视啊，很明显，投诉人就是运城市民政局杨小召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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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两声微弱的警报。2025年10月14日与15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先后出现了两条来自四川绵阳的紧急投诉。第一条言辞急迫：“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工厂污染……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第二条更为详尽，直指“朝阳磷肥厂”，描述了持续数月的污染、8月13日农作物大面积受损，以及10月9日清晨“烟雾刺鼻”导致呼吸困难，次日“竹林树木叶子全落”的骇人景象。

一周故事：

• 黑夜问灯｜再祭：天坑——93条人命（组图）

经年打探终获制造“天坑”事件主角黄天辉的儿子黄芪（化名）音讯，于是我几次托人约他一谈，但均未成，幸而结识与他相交30余年的一友人，得窥黄芪对天坑事件态度之一斑。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处遗将其父黄天辉枪决后，黄芪便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经商并再未回乡 … 对黄瓜冲事件，有资料称93人被推入此坑，官方公开为76人，但村民记忆为93人。

• 每日人物｜一个戴义肢的女性，“连滚带爬”的28年

冰冰也是一名残障人士，童年时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义肢行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成为一名中层，她会穿着义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会脱掉义肢去游泳。在过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义肢，努力表现得“像健全人一样”。但目睹郑智化事件后，她被触动，写了一篇长文，回忆自己也会在登机过程中经历种种不便，后来这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 【404文库】极昼工作室｜灭蚊36天，一个基层工作者和她消失的周末

在应对基孔肯雅热疫情上，广东各地采用“1335”防控策略……这需要大量人力。江门某乡镇政府的编外人员张巧巧说，启动Ⅲ级响应后，她所在的乡镇单位将人员分为消杀组、入户组和清理组，除了每天背着喷药器消杀两次…10月25日，持续了36天的灭蚊大战似乎要迎来一个句号，江门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蚊媒密度达标并将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楚红没有感受到休假：“初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 冷杉RECORD｜从家暴到割喉，女护士五年的「漫长死亡」

“这一个月就像地狱一样，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勒脖子了，恶语相向变本加厉，人性的恶与可怕，项链也被扯断……”2024年1月24日，31岁的护士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被家暴的片段，施暴者是相处5年的男友师佳豪。悲剧在5个月后发生——6 月20日晚，师佳豪在董文卉家地下车库等了她8个小时，之后，他载着董文卉驶至西安市灞桥区一处十字路口的角落，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一把40公分长的双刃匕首，刺向后者颈部。

• 我是倪万俐｜计划生育小分队拆我家房子
• 大何日拱一卒｜已发放的二胎补贴也要追回？那之前交的罚款谁能退一下？

1991年的苏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土墙上刷满了标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该流不流，扒屋牵牛……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头已有哥哥姐姐。在村人眼中，一男一女，已经凑成了“好”字，多圆满。可妈妈后来告诉我，姐姐出生几天后，爷爷对着三姨奶奶感叹：“你家好哦，添了个孙子，我家只添了个孙女。”这话，妈妈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

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在中国，我们平均每天花费在互联网的时间接近8小时，每天拿起手机117.9次，浏览近1000条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每个月都被动沉浮于近万条信息的洪流中。根据抽样调查，保守估计，这其中有上百条是虚假信息。以2025年6月为例，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849.6万件。

这些虚假内容如同思想领域的雾霾，看似无害，却在无声无息地污染我们的大脑。它们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可在几分钟内覆盖蒙骗百万受众。

信息污染是怎么充斥互联网的？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散布虚假信息的账号，找到它们背后的公司，从网络来到了线下。在浙江金华、天津、湖南长沙，我们见到了这些账号背后的具体的人。他们有人写剧本，拍摄虚假视频；有人购买大量账号，批量散布虚假信息；有人训练AI制造谣言和擦边视频。他们非常普通，使用的工具也毫无技术含量，却轻松月入7万、甚至90万。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片已经被污染的“信息之海”，我们溯流而上，试图还原这个“污染”的过程，虚假信息如何一条又一条诞生的？谣言和AI如何联手污染信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和魏星——事实核查平台“有据核查”的发起人，聊了聊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不对等的“竞赛”。为什么越辟谣，阴谋论越盛行？如何重建公众对真相的信任？

看似无害的虚假内容

“涛子”是一名“骑手”，他会拍下自己送外卖的日常。视频都是涛子的第一视角，他不露脸，用挂在脖子上的运动摄像机拍摄送单过程。视频节奏很快，这一秒他在骑电动车，下一秒他拎着外卖站在小区楼下等门禁，然后，他站在门外敲门。门开了，顾客接过外卖。画质很低，镜头随着电动车的颠簸和涛子奔跑的步伐摇晃，收音有呼呼的风声和噪音，顾客的脸被打码，视频却因此显得更加真实。

顾客接过外卖后，故事才刚刚开始。开门的通常是女性，因为脸部打码，观众的视线自然地落在女性的身体上，女顾客穿着紧身露腰的T恤和短裙。“我蛋糕怎么这样了，我怎么吃啊！”顾客拿起形状被损坏的蛋糕，向涛子发难。涛子连忙道歉，表示可以赔偿。顾客说：“这样吧，你陪我过生日吧。”

涛子推辞：我还得送单呢，不方便啊。“你给我摔成这样，我不投诉你不错了！”涛子妥协了。画面随着涛子走进顾客的家，干净温馨的独居公寓。涛子坐下，面对着桌子上的蛋糕和女顾客。

“你怎么一个人过生日啊，小姐姐。”

“我刚搬来这里，也没有朋友。”女顾客情绪陡然转变，有点委屈地说。

二人开启了聊天，女顾客强势引导，主动让涛子给她带生日帽、喂蛋糕、一同喝酒。期间，女顾客还叫了一个药物外卖。涛子觉得很不安。上厕所的时候他搜索药物的名字，发现这是某种提高男性性能力的药。再回去后，涛子喝下酒觉得头晕，女顾客扶他上床休息。视频结束。

这则视频点赞超过7万，转发超过3万。评论区里，有的网友将信将疑，有人似乎相信这是真的，“又想骗我送外卖。”“啥好事儿都让你碰上了。”“我什么时候能遇见这样的啊。”

除了外卖员和女顾客的故事，涛子的其他视频内容有相似的套路：外卖员给酒店或者家里送外卖，男顾客接到外卖后发现是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点的，打开外卖发现是壮阳类或妇科药品，而这单外卖本该送去某某酒店。（如果是女顾客收到外卖，同理，单是男朋友下错的。）

用户“英姐（正能量）”发布的则是“外卖员”的悲情故事。她在社交媒体有55万粉丝，她发布的视频，有骑手当街乞讨，称母亲重病急需手术费。还有穿着外卖员服装的年轻男性抱着啼哭的孩子送外卖，请求她：“我孩子饿了，能用开水帮我孩子冲下奶粉吗？”这时，英姐会抱过孩子，让保姆立刻给孩子冲奶粉，并邀请外卖员进入她的别墅客厅休息。在客厅的沙发上，外卖员对英姐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抛弃了他们，他不得已一人抚养孩子。

这条视频点赞两万，评论区是整齐的“大拇指”表情和“好人一生平安”的祝愿。

可惜，这些视频都是假的，这些骑手都是“演员”——英姐既是这些视频的导演，也是演员。“外卖员给女顾客送蛋糕”的视频，涛子的主页有4个，用了4个不同的女演员。涛子自己兼任编剧和导演——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长年活跃着一批“真导演”和“假骑手”，他们大多通过编撰悲惨故事来博取同情心，再利用受众的善良进行金钱变现。

这些视频看起来无害，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即便是假的也无所谓，反正是看个乐子，得到短暂的心理刺激，或者心理慰藉。

除了短视频平台，你可能还在互联网上刷到过许多类似的内容，比如：“54岁河南阿姨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位“阿姨”在帖文中写道，“54岁硕士研究生今天去开学啦。从河南县城考到北京大学圈，我用了30年时间。”网友们获得短暂感动后，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回应，称经该校研究生院核查，已录取的2025级硕士新生中，没有50岁以上的河南籍人员。

今年7月，多家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一则消息：“短剧《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在海外火了，美国观众边骂边付费追剧，该剧在三个月内狂收1.5亿美元，好莱坞演员拍短剧收入暴涨7倍。”新加坡的媒体《联合早报》网站上也发布了《中国霸总短剧风吹到美国》。

事实上，《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短剧并不存在。假消息中流传最广的一段真人画面，出自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于2017年拍摄的片段。截图之外，另外一段疑似特朗普与“保洁”的“亲密照”则为AI生成画面，从手部穿模、眼神失焦等细节处可以看出，这些片段均为AI生成。

网传《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当保洁的我》“剧照”来自美国综艺片段截图

假骑手：剧本、流量和金钱

今年8月，我们以学习和合作为由进入了“英姐”的团队。该团队老板叫“阿森”，共有16人，有至少8个账号。在浙江金华横店秦王宫景区门口的广场上，我们见证了一场由阿森带领的拍摄。

阿森30岁左右，留着寸头，身高170出头，穿一身黑衣服，带着3个小弟。横店景区附近有很多群演，阿森很快招募到他需要的演员。8月6日这天，他招到了一个是白瘦纤细的女孩——她将饰演送外卖的外卖员。在一个租来的黑色奔驰旁，一行人准备拍摄。

首先是讲戏。阿森塞给女孩一沓人民币，告诉她故事的“剧本”：女孩骑着电动车与一辆奔驰车相撞，她鞠躬道歉，掏出身上仅有的300元，请求车主原谅。车主当然不同意，最后阿森饰演的另一位老板“英雄救美”，给了女孩一沓修车的钱，并关怀地问她家里的情况。女孩这时要说，她由父亲养大，从小没有见过母亲，现在父亲病重，她不得已跑外卖挣钱。

“外卖员因送餐着急出车祸被车主辱骂”，“外卖员恳求顾客不给差评”，这类“骑手遭顾客刁难”的虚假故事极易挑起社会对立：富人对穷人的，好人对坏人的，既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愤怒，又能突出账号主体的善良和大爱。

故事的核心是戏剧化的冲突。阿森对饰演车主的小弟喊：“你要吵起来啊！你就是个地痞无赖！”女孩在一旁默念：说到我妈的时候要用伤心的哭腔。她摆出快哭了的表情，夸张地用手臂抱住了头。

涛子的团队在天津。我们以演员的身份联系到了他。被问到是否有剧本时，他回答：“很多本子，得现场讲解。”7月底，在天津市南开区，我们见到了涛子。他与一民宿老板长期合作，把民房或酒店作为拍摄场地，费用200元一天。团队成员都是男性，需要招女演员合作，演员费用每小时150元。

剧本都是涛子写的，他说：“每天都写，想起来就写。”剧本通常有1000字左右，最少有2个人物，“外卖小哥”和女顾客，或者和男顾客。剧本的关键，“要么擦边，要么低俗。”之所以选择这个赛道，涛子说：“外卖员”苦情卖惨的剧本不行，因为“网络不允许，卖惨是被打击得最厉害的”，而且“大家下班了，本来今天过得很苦逼，还来给我卖惨，这样不行的。”

涛子写的剧本

剧情里常有一些擦边画面，比如“外卖员”抱着昏倒的“女顾客”、“外卖员”送外卖到酒店发现一男一女在床上。涛哥要求女演员穿着暴露的衣服和丝袜，在沟通时他直接说明：“会有一点肢体接触，我们剧情都擦边，但是会打码。”当我们表现出犹豫时，他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我给你50块钱，你打车回去吧。

涛子反复强调，他要找“有悟性”的女演员。什么是有悟性的？他也说不清。大体是女演员要有信念感，语言动作都比较自然，既不能有明显的性暗示或者擦边，又不能过于紧绷和放不开，要通过肢体语言和语气向观众传达性暗示。

7月底，在天津市西青区某公寓的一间民宿里，我们观看了“涛子”团队成员“暴躁小邓”的拍摄过程。“暴躁小邓”先给女演员讲戏：外卖小哥给女顾客送的蛋糕形状被压坏了，女顾客说，那这样吧，你陪我吃饭吧，我生日没人陪——这是涛子拍过多次的“骑手送蛋糕”戏。

“暴躁小邓”对女演员总结：“整体剧情就是仙人跳，你骗我进屋吃饭。还给我在酒里下药，之后门关上了。”

“仙人跳？”女演员撇了下嘴，面露难色。

“就是让网友感觉到这是仙人跳，我们不明说，不会违规。”“暴躁小邓”赶紧解释。

在涛子团队发布的视频中，“药物”成为了戏剧的“钩子”，它毫不隐晦地指向“性”，瞬间抓住观众眼球，“为什么点这个药？”、“给谁用的？”这些问题自然在观众脑中形成，“送错地址”的剧情，又满足了观众作为“上帝视角”揭露秘密、参与道德审判的“抓奸”快感。

这些“药物”都是广告。接这些药品的广告，是涛子团队的主要盈利方式。他透露，每个广告大约3000元，一个月他可以接20个左右的广告。今年7月，他靠这些药品广告收入将近7万。

涛子强调，“还不算流量”。流量能带来额外的收益。涛子说，他在全平台收益每个月将近1万。以百家号平台为例，一条内容，每产生一万阅读，创作者能得到20元左右收益，传播10万加的文章、视频会给账号主带来多则2000元，少则100元的收益。在今日头条上，收益根据阅读量和互动情况计算，一条10万阅读量的文章会带来约440元的收入。

除了接广告，平台发的流量收益，流量变现还有更多的方式。有人通过直播带货、收取打赏，将流量转化。“英姐”团队重要收入来源是直播。直播中，假扮成骑手的女主播不断卖惨，声称自己母亲患病，父亲去世，家境困难，并且鼓动观众向其打钱。直播过程中，账号挂了一个名为“请我吃饭”价值399元的链接，鼓动观众去购买，该399元没有任何对等货物。仅当天就售出40多单。

当天，他们还在直播中挂出一个价值4999元的箱子，声称是个盲盒，被人拍下后，显示这是一个“金条”状物体，但主播并未说明该物体价值。随后，他们又挂出5单999元的私人定制礼盒，分别开出制作较为粗糙的“艺术品”。

这些虚假的内容并非无害，也绝不只是“乐子”。假骑手的视频背后，是一条从人设打造、剧本编造、专业拍摄，到最终流量变现的成熟灰色产业链。这些所谓的内容生产者并不在乎互联网上的信息污染，利益驱动下，他们会把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在为虚假内容付费。

不仅如此，虚假内容还在持续污名化骑手的形象，并且刻意制造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矛盾，正长期作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

伤害具体的人

只有愚蠢的人会相信谣言，你也许会这么想。但如果是平台把这些被污染的信息推送到你面前呢？如果散播谣言的包括主流媒体机构呢？

今年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事件进程中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杨某某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学业中断”“杨某某舅舅系武汉大学某中科院院士”“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爷爷去世、外公成植物人”等。这些虚假信息的发布，进一步扰乱了舆论场。

这个事件中，主流机构媒体也不再是公众了解真实信息的途径。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多家主流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

该假消息最初由某自媒体账号发布，发表时间为8月7日下午6点13分，标题为《香港浸会大学撤销杨XX录取资格》。两个多小时后，8点57分，某都市媒体以《杨某媛博士录取资格给撤销》为题进行报道，很快阅读量10万加，吸引了一大批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次日，香港浸会大学回应称：“学校不会公布同学个人隐私，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报道被证明失实后，媒体删除了稿件，但并未进行任何澄清或致歉。

虚假信息不仅虚假，而且有害，它使得真实信息被淹没，损害个人判断，引起舆论割裂。它伤害的是具体的人。

今年2月，艺人大S徐熙媛去世。有网友发布她在日本箱根町立医院就诊经历，患者血氧89，因为订了回程机票不就医等等，这些信息都是谣言——箱根没有“町立医院”。但这份就诊记录上了微博热搜榜。同样在微博热搜榜的还有另一条谣言：“大S去世前还想穿跟汪小菲结婚的白纱”。这条谣言累计在榜时长超过12小时。谣言同时引导了网友对大S家人的网络暴力。

今年9月，演员于朦胧坠楼身故。事后，不少传闻在网上流出，“大佬要潜规则他，狗腿子替大佬组局，他被灌醉后侵害，想不开跳楼”等谣言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多位演员、导演被怀疑牵涉其中。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女演员宋伊人，有用户将她与“于某某酒后意外坠楼身亡”相关联，在网络上散布关于她“杀人犯”“拉人陪酒”“潜逃国外”“拉皮条”等虚假信息，对宋伊人进行攻击、造黄谣，引导针对她的网络暴力。

9月21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于朦胧坠楼身亡事件相关谣言，对造谣者采取强制措施。而将宋伊人与于朦胧强行关联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宋伊人此前曾居住在于朦胧坠亡案发小区。

AI也是污染源

当我们问：是谁编造的虚假信息？一个答案是，或许没有人绞尽脑汁地按照某个套路捏造谣言，抓取关键词并生成虚假信息，这些AI就可以做到。

互联网的“信息之海”，是AI的数据来源。如果这是片被污染的“海洋”呢？研究显示，当训练数据中仅有0.01%的虚假文本时，模型输出的有害内容会增加11.2%；即使是0.001%的虚假文本，其有害输出也会相应上升7.2%。

AI可以生成虚假的文本。今年7月，一则《演员王一博案，判了》的新闻疯传，刷屏互联网。一批机构媒体均发布了报道。报道显示，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因内容审核疏漏，就关联不实信息向演员王一博道歉，还援引了一份刑事判决书。随后，#DeepSeek向王一博道歉#一度冲上热搜。

多家媒体发布文章《演员王一博案，判了》

你或许很难相信，这条AI制造虚假信息的新闻，也是假新闻。这则消息被证实为虚假信息，被经纪公司澄清，法院也判定系谣言。追溯“道歉”新闻源头，或许来自于一则社交媒体中的帖子，该用户让AI生成了一份给王一博的道歉声明书，同时附上了（纯虚构）的法院判决书。这则帖子下方，还有“本回答由AI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的黄色提示词。

AI也可以通过图像和视频造假。通常，这些虚假消息并不像“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一样带着娱乐性。近年来，Deepfake（深度伪造）色情规模不断上升，AI把受害者（通常是名人或者普通女性）的脸“替换”进色情影像或合成裸照并散布，对受害者个人造成严重的名誉损毁和心理创伤。

这些伪造的视频和图像甚至会扰乱民众、军队、甚至国际舆论和外交决策。比如，在俄乌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伪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呼吁乌克兰士兵投降的视频。这段视频被证实为Deepfake伪造视频，泽连斯基本人也在推特上发文辟谣。

虚假信息是AI制造的，而训练这些AI的人很可能是个你想不到的普通人，他们使用AI制造信息，月入90万。

在长沙市岳麓区，我们以应聘者的身份来到了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全员30余人，其中有超过20人是负责AI软件发文的基层员工。在“三匹马”的公司介绍PPT中，着重强调了“AI在三匹马科技业务中的核心价值”。该公司称，他们已经掌握了AI智能创作文字大模型，“可以自动生成新闻报道、科技论文、小说等长篇文本，甚至可以根据特定风格和口吻进行创作。”

PPT上有一行醒目的红字，“目前我已经为您做到：全自动采集、全自动改写、全自动发布！”

公司里电脑数量比员工更多，大部分房间都用来放电脑。公司对外的PPT上还展示了公司的“手机墙”，28部放在架子上的手机，都在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宣传的PPT截图

通过参加该公司的面试，接受作为新员工的试岗调查后，我们发现，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在百家号发文，赚取平台流量激励，他们还研究出了一套用AI抓取、改写和分发文章的流程。

他们使用软件“创作罐头”来抓取网络热点文章。这个软件覆盖今日头条、百度、小红书、抖音等主流平台，整合多个平台的热榜，实时追踪全网爆文及热点内容，并按照话题进行分类。公司建议员工优先选择“国际”，要避开的话题则是“时政社会、健康、汽车”。

公司还自研了一个叫“三匹马”的AI软件，可以实现从洗稿、发布到发布后自动采集账号收益数据的全流程功能。

读取此前抓取的热点内容后，选择改写模型，在软件中灌入AI角色词：

“你是一位多领域、多题材的内容编辑，深谙百家号动态和用户偏好，化身为情感丰富、真实自然的内容创作者。”

同时输入文章要求提示词：

“文章使用简单明了的短句，避免长句子，保持流畅易读。全文保持口语化、非正式的风格。在必要时可加入稍正式的表达以保持平衡。数据和细节描写应适度，避免过多影响文章的流畅性。

必须使用数据、例子（历史、影视、生活中的例子），通过对比、反问、调侃等手法增加文章张力，但确保不涉及敏感话题，保持轻松幽默的基调。

如果文章适合互动，可以在结尾提出开放性问题，或者邀请读者分享他们的想法。如果文章基调较为严肃，可以以总结或呼吁行动的方式结束。”

还要给AI输入文章的语言特点：

“语气非正式，幽默诙谐，允许适度使用方言、谚语、金句和网络流行语。

情感强烈，有带动性，能引发读者共鸣。”

使用该软件，1分钟可以自动洗稿生成10篇初稿；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洗出约上千篇短动态稿件，且每篇都是不同的内容。

在“三匹马”公司账户发布的内容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低质信息。比如：“特朗普政府无奈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确实没招了”“阿富汗请求中国送给他们2只猪。”“被猥亵摸腿的脱口秀女演员复出，平时在台上讲黄段子脸不红心不跳的人，被摸个腿咋就扛不住了？”“一个男人年收入破了500万，基本70%–80%都会有两到三个老婆，且这些老婆之间大多都能和谐相处。”

通过AI发文，“三匹马”利用点击率赚取平台官方的创作者激励、平台广告分成和读者赞赏等收益。依照这个模式，公司5月共盈利90万元。参与该公司月度全员分红大会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分红大会现场，公司给员工每人发放现金400元，管理层800元。

灰产就在你身边

为了深入虚假内容制造链条，今年5月，我以兼职的大学生身份，认识了山东济宁某MCN机构的老板张滕泽。

张滕泽称可以“免费带副业”，“教人傻瓜式搬运视频号，1天30分钟收益1373元，复制、粘贴头条号，10分钟1篇，30天净赚5360。” 

我加入了张滕泽大量雇佣兼职、有偿发文的群组。他和我谈了分成模式：我加入他的MCN机构，成为他众多“子账号”中的一个。我在百家号发布内容，收入来自平台流量激励，账号的收益由他提取，他会转给我账号百分之45的收益。平台打款周期为3个月，他先垫付钱给我日结。

此后，张滕泽发来了20个素材，称“直接发，百分百不会侵权，素材一共就20个，来来回回的发，每天发10条。”他强调：“我提供的素材，都是别人发完，有播放量我整理出来的。”

张滕泽发来的素材，几乎都是虚假信息。大致可以分为4类：

一类关于女明星：包括女明星被潜规则的内幕——“某导演给戚薇500万，让她陪去澳门散心”；另一类聚焦女明星的身材，配图往往是女明星的胸部。

3月底，大S徐熙媛刚刚过世，张滕泽发的素材中也有关于大S的谣言：大S在ICU中抢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她意识到已经模糊，竟然掐着女儿玥玥的手。其时谁都知道，大S在挂念着她的前夫汪小菲，谁能想到，她在生死关头挂念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她挂念着前夫，毕竟两人恩爱了那么多年，大S还曾说过，汪小菲是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素材充满错别字、语句不通、逻辑混乱，也几乎没有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拼凑一段空穴来风的事件，就变成了一段可能被多次传播的谣言。

另一类关于金钱：“哈尔滨一姐姐存了840万，原本想存5年定期，结果银行工作人员出了大岔子，给她办成了71年期的保险。”

另一类谣言是关于女性的“黄谣”，关键词是出轨、性、和女性的身体。做出不忠行为的往往是女性，她可能与男人在酒店出轨，也可能在家被老公捉奸在床。这种素材不需要更多信息，有时只需要一张女性穿着裸露的图片和对此的批判。

再下一步，张滕泽让我把账号的登录方式发送给他，他会进入账号后台，把视频和文字素材保存到草稿箱，我只需直接点击发布——这意味着他完全控制了这个用我身份信息注册的账号。

搬运并发布这些素材的群内成员，每天要发布不少于10条帖子，且帖子“爆了”，才有可能获得每天10元左右的收入。多数人的账号每天收入只有几毛钱。如果你真的认真地在做这项“工作”，那么你账号会成为大量相同的谣言合集，充满厌女的信息和图片、“知音体”的小故事、和各种猎奇的谎言。

这条产业链与我们的距离或许比想象的更近。连续发布了两天张滕泽给的虚假信息后，我放弃了这项“兼职工作”。5个月后，今年10月，国庆假期回到家，我看到姥姥每天晚上7点，准时学习“AI课程”。她拿着小本，记录得很认真。我凑上去看，才发现她上的课程，正是打着跟张滕泽一样的旗号：“免费带副业”，“用AI在头条发文，10分钟1篇，每天净赚50。” 

姥姥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同学们想不想跟老师赚更多的钱？在头条上发文只是能赚小钱，想跟老师赚大钱的扣1。”直播间里“1”开始刷屏。

在“兼职群”里，张滕泽仍然不间断地催促人发帖，他不断辱骂发帖不积极的人：“26号（那天），为什么不发？” “不干的，给我退群”“我不带垃圾”。由于大量发送不实信息，有的人账号被封禁了。对此，张滕泽的回应是：“知道为什么会封号吗？正是因为封号了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如果不封号，你连赚到钱的机会都没有 。”

被摧毁的信任、被立场撕裂的真相

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虚假信息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假新闻，谣言，和更广义的虚假内容。上文中提到的，主流机构媒体报道的《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属于假新闻。谣言是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反映了公众的恐惧和焦虑。今年9月，热贴“福州市和赣州市的中学组织签器官捐赠承诺书”引发广泛关注，后被证实是谣言。数量最大的一类是平台上的虚假内容，比如伪造的信息、有剧本的“假骑手”视频，这些操纵性的内容往往是为了流量和谋利。

与虚假信息对应的是事实核查。由于数量和传播方式的差距，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是信息生态系统中不对等的“竞赛”。

你极有可能刷到谣言，却不太有可能刷到一则辟谣的信息。谣言有传播的“先天优势”，由恐惧、愤怒等情绪驱动，更容易触发大众的转发和评论——高互动内容又会进一步触发平台算法优先推送。如果谣言经其传播节点的加持，某个大V的转发，媒体矩阵的转发，那它更会指数级别的传播。

辟谣则很难出现同等传播力度，辟谣经过调查和核实，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一则辟谣的消息不太可能复制原先的爆款路径，当谣言已经沉淀为“集体记忆”，辟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有据核查”是一家专门核查流传于中文互联网国际资讯的平台。我们访谈了有据核查的发起人魏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根据俄罗斯互联网安全联盟在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互联网及各类媒体上传播的涉俄假消息大约有550万条。与虚假信息爆发式增长对应的是，有据核查有100多位志愿者，一天仅能核查8到9条虚假信息。

2021年7月26日，东京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比赛结束后， 金牌得主挪威选手 Kristian Blummenfelt 和一些其他选手跪地呕吐。中文网络流传说法称：“铁人三项选手集体呕吐，因为赛场水中大肠杆菌严重超标”“铁人三项选手在粪水中游泳”等。

核查这一说法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到底是否符合标准?

首先，团队在谷歌中输入一些基本的关键词，比如Tokyo Triathlon water quality，发现在过去几年里有关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游泳开放水域的水质问题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偏新闻类的报道都没有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团队转换思路。尽量找到比较权威的信息、原始出处。首先要找到的信息是：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标准是什么。在谷歌输入关键词 Triathlon water standard filetype:pdf，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世界铁人三项联盟(World Triathlon)——管理铁人三项运动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官网发布的有关水质问题的技术规定文件，浏览文件，可以得到世界铁人三项联盟对水质的硬性要求。

从这一文件上溯，继续在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的官网上翻查，发现在 Documents-All documents 项目下，有东京奥运组委会在男女铁人三项赛事赛前举行的技术会的完整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在比赛开始前两天上传到该网站公开的。其中，针对引起简体中文网络关注的7月26日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显示：最终水质检测结果为:1 级 – 水质优良(Level 1: Very Good Water Quality)。

这份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是针对网络流传说法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证据，足以证实所谓“东京奥运铁人三项选手喝超标粪水导致呕吐” 的说法不实。

事实核查员也会尽可能联系相关当事人或者相关方，以便获得直接证据或者支持性的证据。

比如2021年9月，中文社交网络流传一篇文章称，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克服自身体制内的“官僚主义”。

核查员将流传的有关微博和微信链接通过李显龙官方 Facebook 账号发送至其办公室查询，李显龙办公室很快回复：“你发送的微博链接是虚假新闻。李总理没有说过该文作者在他的帖文中声称的任何信息。”

“有据核查”核查的多是国际资讯。魏星发现，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度很高。相比于自己身处的城市，蔬菜的物价，身边的小事，我们更关注国际大事。且相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小国”，我们更关注美国和日本。简体中文互联网七八成的虚假信息都和美国有关，其次日本。

虚假国际新闻有一套固定的叙事：“我们很牛”“美国不行了”“外国吓尿了”。这类国际新闻相比于本地的新闻更“安全”，也能带来更多的流量，继而带来收入。

2022 年5月5日傍晚开始，微信群、微博等中文互联网平台疯传拜登儿子在钢铁厂被抓

有据核查诞生于2020年，现在5年过去，魏星的感受是信息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事实核查。面对辟谣或证据时，人们非但不会改变原有观念，反而会更加坚定地相信原来的观点。

胡鑫宇事件是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里程碑事件。少年于2022年10月14日从学校失踪，经过111天的搜寻后，2月2日，江西有关方面公开通报调查情况，“胡鑫宇系自缢死亡。”111天内，谣言大量滋生，“学校二楼出现白布裹尸”、“后山发现带血衣被”、“化粪池发现碎骨”、“被光头老师杀害”、“器官被割”等说法广为流传。即使后期警方发布了非常详尽的通报，但单纯依靠“发布事实”已经无法有效说服公众，人们仍然觉得，有什么真相被隐藏了。

这背后当然存在受众的心理问题。魏星说：不仅仅是中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左派右派、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割裂越来越严重。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受众心理极端化背后，是信源的单一化。“很遗憾的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热点事件后，最终我们等来的只是一个单一口径的信息。”魏星说。从前，除了当地政府的通报和回应，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有时二者是契合的，有时二者是矛盾的，但受众掌握多种信源，可以对这个事件有更多认知。而现在，信息来源渠道过于单一，连媒体也在等通报，反而给了虚假信息生产和滋长的空间。

信任被摧毁了。如何重建信任？重要的是公开透明地披露信息和调查过程。魏星说：“我们可能不能就谣言谈谣言，就辟谣谈辟谣。”

实习生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张苹

编辑——于蒙插画——陈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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